在這裡，李白刻意出入於律與不律之間，也就是將盧煥極為重視的詩文規矩玩弄於指掌之間。這要從聲調和對偶兩方面看—這兩方面，也都與盧煥所說的「本朝文章，至高宗皇帝時為之一變」有關。
從聲調言之。在錦城，李白、盧煥初見之前整整二百三十年，南齊永明七年底，舉朝善聲沙門造「經唄新聲」，對於同時代沈約撰寫《四聲譜》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儘管沈約很得意地宣稱自己發明了詩的憲章：「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沈約明瞭：詩文修辭必須有種種抑揚變化，但是這一套「獨得胸衿」的「入神之作」，只能運用現成的、陳舊的名詞引發聯想，做成譬喻—如：「玄黃律呂」、「宮羽相變」等等；這也就是以扭曲、擴充「玄黃」、「宮羽」之類的字眼，轉遞出平仄四聲參差高下的意思，可是表述起來，卻更為玄遠，不容易理解。
由於沈約沒有更精確而令天下人醒目會心的語詞，以為解釋，此後一二百年間，只能聽任詩人瑰詞自鑄，摸索喉舌。其間一旦有大家名流之奇思妙句廣為傳誦，那作品的聲調便備受重視，引為模板，也因此而逐漸形成了較能依托，也較為穩定的格式。之後，唐代科考以詩賦為根本，更將沈約那「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簡（簡，即五言一句）之內，音韻盡殊」、「十字之文，輕重殊異」的講究，開立為聲調的律法。
先是，六朝之時，七言別是一種體裁，尚未普遍被視為歌詩。當時所謂的詩，專指五言。五言一句，兩句一段；十字之文，顛倒相配；這是句型的構造。在詩句裡，每個字聲調佈置的關鍵，就在於將聽來「飛浮」以及聽來「沉切」的字隔別而用，以見變化。另一方面，也由於常語慣例多用兩字為一詞，所以聲調浮沉，也以兩字為一節，並且以每節的第二字為準據。
由於佛經轉讀定音，四聲考審殆無疑義，便將發音明顯比較飛浮」的平聲字歸為一類；復將發音明顯比較「沉切」的上去入聲字歸為另一類，於是才有了「平」、「仄」的名目。由此而依據前有浮聲，後須切響」的要求，在詩中，一節讀來是「平平」的語詞之下，接著的就該是「仄仄」；再往下的單字便又是「平」了。相對而言：一節讀來是「仄仄」的語詞之下，接以「平平」；再往下的單字便又是「仄」了。
此外，基於古來用韻的習慣，韻字以平聲居多，所以唐人科考也以押平聲韻為主流、為大宗。於是五言詩和漸漸也越來越多人試作的七言詩，都有了固定聲調的依歸—不但每句之中「浮切相參」，前句後句之間，更有了「黏」和「對」的講究—也就是把一句「前有浮聲，後須切響」的變化，擴充到通篇四句、八句、十句甚至長達數十百句的篇幅。
以後世用語解看：這種「合式」的詩篇，仍舊依循兩句一段，每段一韻，通篇不換韻部的法式。不用韻的前一句謂之「出句」，用韻的第二句謂之「落句」。落句的第二字，要與本段出句的第二字平仄相反，這叫「對」；落句的第二字，還要與下一段出句的第二字平仄相同，這叫「黏」。第二字如此，則五言詩的第四字也如此，七言詩的第四、第六字亦復如此。
到了盧煥所聲稱的「至高宗皇帝時為之一變」時，知名的詩人盧照鄰、王勃、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儘管生死窮達、先後有別，大約都在那一個時代寫出了大部分吻合聲調法度的當代之詩，人稱「近體」。
除了聲調之對，還有字義之對，一般咸稱「對偶」。盧煥開口閉口所推崇的「上官相公」，大約就是最早將各種對偶方式臚列立論的詩家。或謂上官儀著有《筆花九梁》，其中就有詩之「八對」。九梁，指朝冠橫脊，其梁數多少，可見官品之高下。《筆花九梁》原書早佚，後世莫睹，唯殘存八對之說，大約如此：
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
這是進一步將聲調裡的「對」延伸到字義之中，讓詩文意象經由看似重複而實際對反、側異、互為張弛的衝撞之感，形成協調、勻稱有如建築一般工穩的結構。早在上官儀之前千年，古人修辭即有此，只是不成文法而已。《易經》有「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之語，《書經》有「滿招損，謙受益」之語，甚至《老子》有「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之語，都可以說是自然天成的對偶，不必待唐人始稱發明。
只是，上官儀—還有比他略微年輕的元兢、崔融以至於較李白年歲更晚的詩僧皎然—都曾經再三翻注推論，試欲總括對偶之說。其中，應屬日僧遍照金剛在《文鏡秘府論》中所揭櫫的二十九種對最為詳瞻。
不過，對偶之論越經發揚，就越顯現了詩人對於格律的掌握，不只是遵從而已，還有抗拒。也就是說，在講究聲字對仗的實踐上，立論者日益發現：在某些已知的對仗規矩之外，還有別種看似不能對偶的語句，也刻意囊括之。高宗總章年間曾經在太常寺擔任過協律郎的元兢，即是其一。
元兢，字思敬，鮮卑族拓跋氏之後，曾經以任官職司所見，撰有一本後來也亡佚了的《詩髓腦》，論及六種對，其中的「聲對」，所舉的例子是：「彤騶初驚路，白簡未含霜。」「路」和「霜」本來不能作對，可是「路」的同聲字有「露」，便因之而對上了。再如「側對」：「側對者，若馮翊、龍首，此為馮字半邊有馬，與龍為對；翊字半邊有羽，與首為對，此為側對。」也就是一字之中，只要能在出落句相應的字位找到意旨相近的偏旁或字根，也算是「合式」的對仗。
元思敬之後，還有崔融。進一步發展出「雙聲側對」，舉例有：花明金谷數，葉映（映）首山薇」，「金谷」和「首山」雖然字面上完全不對，但是「金」與「谷」、「首」與「山」分別同紐雙聲，也就「合式」了。同理，也就冒出了連詞性都不拘的「疊韻側對」：「自得優遊趣，寧知聖政隆」，「優遊」兩字疊韻，「聖政」兩字亦疊韻，也視同有出落句「有對」。
其後再到了皎然筆下，「蕭蕭馬鳴」可以對「悠悠旌旆」，「出入三代」竟可以對「五百餘載」；「亭皋木葉下」可以對「隴首秋雲飛」，而「日月光太清」竟可以對「列宿耀紫薇」。更極端的例子則在《文鏡秘府論》，遍照金剛舉了一首前代詩人、也是四聲詩說的創立者—沈約—的作品《別范安成詩》：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共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舉此例詩之餘，遍照金剛還說：「此總不對之詩，如此作者，最為佳妙。夫屬對法，非真風花竹木，用事而已。」
此事誠然兜了一個大圈子。倘若連「總不對」都算得上是一種對偶，則盧煥之流所斤斤自守的典範、規矩，也就是「本朝文章，至高宗皇帝時為之一變」所標榜的格律美學，便不只是一逕步入嚴密的藩籬，同時也一逕以無限之風情意味，開往寬泛的道路了。
對於李白即席之詠，盧煥是訝異的。尤其是第二聯「金窗夾繡戶，珠箔懸銀鉤」一經吟出，不覺為之長吁擊節；因為李白的用語，恰恰使用了南朝宮體之開創人物—梁簡文帝—極其慣用的手法和語彙。這個作法，是有意透露：借由想像中的隋代藩王宮室之建築細節，推拓於整個南朝詩歌所鎔鑄的閎麗格局。
梁簡文帝蕭綱，字世纘，是梁武帝蕭衍的第三個兒子，也是昭明太子蕭統的弟弟。昭明太子早卒，蕭綱立為皇太子，爾後嗣位。據傳：蕭綱七歲那年就有「詩癖」，也就在這一年，受封為雲麾將軍，領石頭（即金陵）、戍軍事。而儲君所謂「開王府，選幕僚」之事，究其實，也就是在一群「文學侍從之臣」的包圍之下，完成其童年以迄於少年的詩文教養。
這一群文人，前有徐擒、張率，繼有庾肩吾、王規，益之以劉孝儀、劉孝威，多至數十百人。顯然是由於皇家貴冑的環境之故，於雕聲琢律的創作之餘，這一批君臣還相當嚴正地提出了他們對寫作的主張，以為：「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東宮養德十八年，並沒有能夠成全蕭綱一世的帝業，他不幸遭逢侯景之亂，僅年餘，先為俘虜，後為傀儡，終成冤魂。從尺幅廣大的歷史角度看去，他和他的文學集團所倡導的「宮體」，便被歸諸於浮詞艷句、緣情綺靡，正是儒家所鄙斥的「鄭衛之聲，亡國之音」。
然而，也就是在這一個時期，皇室所提攜的文學侍從集團，使傳統的詩賦創作有了非「王化聖教」的目的，也不再顧及「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高論。那些個在君臣之間的往來遊戲，出之以應制、聯吟、共賦、唱酬，赫然顯現了一種博弈的、娛樂的趣味。也基於遊戲的逞才、炫學、競捷、爭勝等等形式，對於聲律的講究、典事的鑽研，不但遠非前代可以追攀，諸作者也因此而無甚著意於更廣泛的題材、更直質的表現。
他們甚至有意忽略那些不能以「翫吟弄詠」來處理的沉重情感—比方說，他們幾乎不碰觸人生或家國巨大而共有的喪亂。他們為詩歌開啟了通往冶遊園林的門徑，也讓詩歌關閉了通往烽煙市井的城關。
從梁簡文帝最負盛名的一首詩《詠內人晝眠》，可見其概：
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帳，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鬢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恆相伴，莫誤是倡家。
若是讓李白這個時代任何一位甄別士子的考官來判評此作，他應該會指出，這首詩的第三與第四聯「失黏」。也就是說：「眠鬢」之「鬢」，是去聲，屬「仄」，在一個原本應該是平聲的字位卻出現了仄聲字，也就不能與下一聯出句的「簟文」之「文」（平聲）相同而相承。然而，這說明了在梁簡文帝時代，聲調的「黏對」只是「講究」而尚未及於「法度」。或者也只能說：早於李白整整兩百年的梁簡文帝所樹立的規模矩范，恰為後來那些法度的模糊張本。
至於盧煥所歎，則另有原委。
那是他從李白的句子裡翫味出梁簡文帝用字鑄句的意趣。如《詠內人晝眠》中的「攀鉤」即是，他如：《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中的句子「衫輕見跳脫，珠概雜青蠶」、《孌童》中的句子「羽帳晨香滿，珠簾夕漏賒」、《和徐錄事見內人作臥具》中的句子「熨斗金塗色，簪管白牙纏」亦可見；更不消說那一首《東飛伯勞歌》「網戶珠綴曲瓊鉤，芳茵翠被香氣流」—李白的這一聯，分明是將楊秀的散花樓當成蕭綱的顯陽殿來寫了。
可是一旦登臨，細節盡去，視野朗然遼闊起來。也由於這恢弘的眼界，聲律亦隨之遽變，下一聯非但不作對偶，也出之以與先前極不同趣的古調：「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這已經是魏、晉風度了。再下一聯益發傳神。於字義方面，李白的確用了相當工穩的對偶，把樓觀之境帶向更為寬廣的江河天地：「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而在聲調上，卻盡其揮灑，全不顧「雙」字應仄而為平的「不合時調」。末聯「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語句倏而歸於平淡，卻毫不費力地將登樓換喻為升仙，這更非尋常依景造意的俗手所能辦。
盧煥此時收斂起先前的一臉倨傲，欠了欠身，道：「李郎之才，出入今古，敏捷奇奧，老夫堪說：受教了。不過—」
李白等他說下去，盧煥支吾了半天，仍舊遲遲不言。只是舉杯邀酒，開啟了李白此行前所未曾經歷的飲啖。他們吃得很慢，話題果真從散花樓而顯陽殿，由宮廷舊事而坊巷新聞。乃至於歷數數千里外，南朝金粉敷陳之下的諸般種種風物塵跡。
陳過等人不嫻書史，除了提到前朝、當代之間米谷糴糶之價，如數家珍，頗見精神；要不就是說起了天下各州溪泉河川之水，有何特異之時，頗能應對，之外唯唯而已。
但是，李白有興味的卻直是天下谷水風味，那是來自一個又一個他向未涉足、也無從揣想的地方。原本，他只能從古籍故紙之中識其文、辨其名，對於哪怕只是飲食中至為平常的二物，也無從踏實地分別、感受。其情果如《中庸》所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實則李白也很難逆料：酒坊主人陳過在未來兩日的短暫交談之中，為他所啟迪的知見，卻牽連廣遠，使他真正明白了谷水和酒、明白了醞釀、明白了磨礪與割捨，也將於回味中明白了人之有情與無情。
倒是在散席之際，盧煥還是忍不住，將先前嚥回肚子裡的幾句牢騷藉著酒氣噴出了口：「今日幸會李郎，然老夫語有未盡，請恕直白。」
「敬領盧少府教誨。」
盧煥自斟自飲了一杯，慢條斯理地問道：「既然飽讀前代之文，李郎可有抗手傾心、誦之不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