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樂略》有三十六雜曲之目，較為知名的，包括了：蔡氏五弄、幽蘭、白雪、清調、胡笳、廣陵散、楚妃歎、風入松、烏夜啼、石上流泉、陽春弄等。這些名目，或表初造的來歷，或注樂器的名稱，或借由某種事物的形象來隱喻此曲情境之所近。
《風入松》並無本事，算是一種練習指法的曲子，故以為曲有名而必欲歸之於古代的名家，就有人說這是晉代嵇康所作，然而這也只是附會而已。
到了宋人作詞，屬雙調，七十四字，有平仄兩格。平韻格增減字有七十二字、七十三字、七十六字等好幾種體例。發展到南宋以後，又以晏幾道、吳文英之作為正體，仄韻格便不流行了。不過，這還都是唐代以後景況—聲詞之事，已為文章所奪，琴曲本務，自為樂師所專；寫作者也就逐漸脫離了音樂。
在盛唐濬和尚而言，文字只是曲式的附庸，充其量就是曲譜的提示，即使有以古曲譜配詞的嘗試，也僅僅是呼應原曲所展現的種種技法或情感而已。
《風入松》這樣的練習曲是把撫琴的兩手喻為二物，其一為風，其一為松。風與松原本都是無聲之物，一旦風入松間，松帶風行，便形成了交響。針針葉葉，密密疏疏，瞬逾千萬的變化，其聲正如莊子所形容的「大木百圍之竅穴」，激昂的，像是海濤澎湃，尖銳的，像是箭簇呼嘯。仔細追摹，彷彿聽見人斥罵歡笑，或是喟歎呼吸，也可以聽出嗷嗷嘶喊，也可以聽出喁喁呢喃。
這數之不能盡、計之不能全的聲音，究竟是來自於風，來自於松，還是時而由風主之，時而由松主之，是因為松阻風而成，還是因為風破松而成，幾乎是不能分辨的。撫琴者十指連心，情動入微，儘管聲譜俱在，抑揚緩急皆不得不隨之；可是就在撫琴的當下，每一剎那的思慮、感觸也有纖細的牽連，彈奏得越熟練，這牽連也就越清晰。
偏偏峨眉山清涼寺，便有林相邃密、氣韻深沉的十萬好松，來迎送這一闋琴曲。
當那濬和尚迫不及待地將《風入松》撫過一遍之後，又撫了一遍，拆開道海的書信讀畢，才抬起頭，看了李白、慈元和務本一眼，道：「來洗缽？」
「諾。」
「奴子與僧作何安頓？」
「僧來禮佛，奴為琴介。」
「汝來何事？」
「欲識清涼。」李白這麼說，純是應付，而濬和尚似乎並不以為忤，頷首一笑，復問：
「道海謂汝從趙東巖而學，所學何事？」
「農醫自理，亦讀史作詩。」
濬和尚又突如其來地問了一句：「作詩喜用何字？」
李白毫不遲疑地笑道：「吟時不能自禁者，常是一『弄』字。」
「『弄』字也是琴曲。」濬和尚道，「語云：『弦不調、弄不明』，又云：『改韻易調，奇弄乃發』，皆指此—汝亦撫琴否？」
「否。」
「作詩常詠何物？」
李白仍舊不假思索地答了：「月。」
「何以是月？」
「我從天上來。」
李白如此作答，神情如常，並無輕薄之態，濬和尚似乎也不以為這答覆有何異樣，只點點頭。再問道：「作詩慣用何語？」
「某前讀《漢書》至《賈誼傳》有云：『婦姑不相說（悅），則反唇而相稽。』不免失笑。」李白彷彿早就知道他不免有此一問，而應聲答了，且答時一點都不像是在說笑，「某一念而來，似有一意要說，卻必有一意對反而生；不免由信入疑，欲解而惑，也因此疑、此惑而別出意思—看來也是一腔婦姑不相悅，反唇相稽罷了。」
「如此大辛苦。貧道不能詩，然領悟佛說時，亦常如此。」濬和尚說著，又搖了搖頭，道：「道海同汝言《風入松》許事也無？」
李白道：「說濬和尚撫此曲時『風自風、松自松』。」
「渠不曉事。」濬和尚看似也不作惱，面無表情地道，「汝自山巔樹下聽去，便知婦姑究竟相悅、相稽與否。」
李白在清涼寺鎮日無事，就是讀書，看松、賞月、聽濬和尚彈琴。他並沒有料到：如此弄玩，一盤桓竟然待了一年多。慈元是在佛誕大典之後不久便回大明寺去的，行前濬和尚囑咐了他四個字：「勿近水火。」倒是道海發遣的大通寺淨奴務本卻留了下來—「維那吩咐：琴去、奴去；琴回，奴回。」務本說，「琴在，奴在。」
初來聽風入松，一片混沌，只道它如潮似浪，滾滾滔滔。聽時也不甚凝神，總想著心事。心事也總是忽然而來—對於拂衣出門、千里行遊之後的李白而言，最奇妙的體會莫過於此。
由於天地萬物皆好似全新打造，迎目而來，掠耳而去，無論是山川人物，草木鳥獸，都帶著無比新鮮和突兀的興味。這興味，尤其是在他獨處的時刻特別激昂，猶似隨時都有驚奇，來自天地，也來自心頭。不多時日，他就發現，如果濬和尚再問起：「作詩喜用何字？」他的答覆就不一樣了，他會說：「吟時不能自禁者，常是一『忽』字。」
忽然間，他也開始墮入充滿了聞見細節的回憶。
與前一年寄身戴天山的那一段時間是多麼的不同？在子雲宅，他幾乎沒有想起過昌明，沒有想起過父母兄弟，甚至忘了他還有一個名叫月圓的妹妹，也很少憶及曾經朝夕相與的吳指南。
而在清涼寺，一個全然陌生之地，李白卻一點一滴地想念起前此的一切。他想著和他一同在昌明市上仗劍奔逐、持酒嬉鬧的結客少年，他們應須過著和從前一樣的日子；他想著父親策馬驅車的背影，走在阡陌如織的無盡原野之上，之後不知經歷了多少晨昏寒暑，這條黑影復策馬驅車，從阡陌如織的無盡原野回來；他還難得地會想起母親—那個膚色白皙、高鼻深目、安靜到堪說是啞了的女人；不過，就在想起母親之時，李白似也失去了語言。
他也想著趙蕤。
或許是由於松木氣息之故，記憶中最鮮明而揮之不去的，是趙蕤從岷山之西、黑白河口掘回來夔牛角、犀牛角和一束四五尺長的象牙那一次，他驅李白挑了水，將七尊銅鼎注滿、烹沸。
趙蕤則親手一一調理柴薪，一律給換上發火較輕的松炭，還為各鼎添注了五顏六色的粉塵。有些一撮、半撮即止，有些則傾囊而下，瞬間讓沸湯滾成稠漿。李白仍舊不敢追問這些物事的來歷與用處，倒是趙蕤忽然探指到鼎下撥了撥藍焰苗中的炭枝，問道：「盡目所及，可有何物不見？」
李白環視了一圈，遠近高低，仔細打量，翠嶺佳晴，並無異樣，遂答道：「無不見。」話才脫口，他從趙蕤的肩頭往後仰看，猛可發現了門楣處一空，忍不住「噫！」了聲，雙眉乍皺，再覷了覷鼎下篝木，歎道：「『子雲宅』付之一炬了？」
趙蕤提手指著另一鼎下，笑笑：「『相如台』亦然！」
就為了一副不知究竟煉成何物的丹麼？李白啼笑不得，即此一刻，他突然間覺得趙蕤的清靜高遠竟然極不真實。他閉上雙眼，勉力追憶著原先那兩塊匾額上暗淡而蒼勁的墨跡，然而一旦刻意揣摹，卻覺得所欲追攀之相，益發昏暗模稜，隨時渺然。
「可惜了。」李白道，「神仙說過：此乃東晉王大令遺墨。」
趙蕤卻驀地笑了：「非也。」
李白一懍，又不禁歎了聲：「神仙好頑笑。」
「不是頑笑。」趙蕤矍然一瞪雙眼，「原本就是假的。」
清涼山與戴天山相去五百里，如此迢遞，音容笑貌卻無比清晰。在這一片喬松環繞之下，李白猜想趙蕤打從一開始告訴他那兩方題額出自王子敬之手的時候，就已經盤算周全：將會有那麼一天、將會有那麼一刻，忽然、忽然、忽然—趁李白猝不及防之際，他便要在烈焰之中讓李白為之驚異、為之惋歎甚至為之憐惜而哀傷，爾後再轉覺先前所見之膚淺、之愚昧、之虛妄無明。
在時而溫柔、時而狂暴的松聲之中，李白最常想起的是月娘。
那是他剛到清涼寺落下腳來的一天傍晚，山行或出外踏青之人都已經迎面取道而回，他卻偏向山深林密之處走去。這任意而行，也還是追摹趙蕤的行徑，就連隨身所攜之物亦然。
李白身上那布囊就是趙蕤之物，裡頭總裝著少許的餱糧，和一壺酒。這一行，囊中放的是陳醍醐相贈的酒，酒盛在一隻雙身龍耳白釉瓶中，一步一琳琅，有如敲奏著李白輕快愉悅的心情。他和路上每一個錯身而過、並不相識的人打招呼，看些女郎羅扇掩面行來，粉蝶逐香而聚，也毫不矜持地上前稱道：「此香恰是天香，無怪乎天使齊聚拜舞。」還有那些紮裹著行裝、風塵跋涉的路客，李白也坦易上前，相與攀談，好奇地探詢道途見聞—哪怕是幾句時節天氣，說起今歲榆樹晚發，花葉同放；或是楊花暴盛，鋪山如雪，明明只是尋常景致，也充滿了興味。
直到往來行人皆不見，暮色乍地昏暝下來，鳥棲蟲眠，月上星出，天地間只有去零零低隴高丘的腳步和晃蕩蕩前伏後仰的酒漿聲。也竟是一瞬之間，酒香四溢，李白回手觸著那柔軟的布囊，原來是酒水從白釉瓶中滲出了些許，把那囊也濡濕了。他捧起囊，聞了聞，酒香之中竟然還混糅著片刻前曾經嗅及的那種「天香」，女人香。
在這一晚的月光撫照之下，他不得不想到了月娘。
自當夜而後，此念不時油然而生。每在他打開籠仗，取出布囊的時候，總不能免。
這是太陌生的一種想念，他從未經歷過—每當念來，總是初見月娘那一刻，從門開處綻現的笑容，忽而迫近眼前，胸臆間則一陣掏掘，繼之以一陣壅塞；一陣灼疼，繼之以一陣酸楚；空處滿、滿處空，像是春日裡眼見它新漲的江水入溪、溪水入塘，而晴波歷歷，微漪湯湯—似無可喜可愕之事，亦無可驚可哀之狀。但是再一轉念，月娘又出現在田畦之間，出現在織機之前，出現在戴天山上每一處曾經留下影跡的地方。初看當時，只道遙不可及，亦未暇細想；回思良久，則揮之不去，更傾倒難忘。
有時月娘的容顏也會湮遠而蒙昧，越要以心象刻畫，卻越轉迷茫。有時，她的樣貌會與他人兼容融，以至於彼此不可復辨；偶或是露寒驛上露齒而笑的胡姬，偶或是青山道旁散發著天香的姑娘—偶爾也有些時候，是他忘懷已久的母親和妹妹。
這一夜，他作了兩首詩。第一首用唐人時調，相當謹慎地持守著黏對的規範，這是此夕尚未沾酒之時，即景而吟成的，題目就叫《春感》：
茫茫南與北，春色忽空懷。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塵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釵。卻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
第二首《箜篌謠·寄月》，則是在松林間滿飲一瓶之後所作：
登臨似還鄉，欲親不能語。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作輕舞。冰壺傾兩處，濯魄看相同。此身寧可易，猶如風入松。兩者俱寂寞，聲聞安所從？往來幽咽生，愴惻任西東。穿林一呼嘯，直上清涼峰。托之寄嘈切，路遠信無蹤。達者坐忘久，月移花已空。
這一首《春感》，日後由王琦收錄在《李太白全集》之中，內容稍有更動。王琦並在詩後引宋人楊天惠所著《彰明逸事》（按：彰明即昌明）解其本事如此：
（李白）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征君蕤。蕤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余，去，游成都，賦此詩。益州刺史蘇頲見而異之。
楊天惠的記載對於這詩所涉情境十分簡略，尤其是明明提及了李白干謁蘇頲時曾經奉呈此詩以表才具，卻沒有提到《春感》內容的改變。
稍加比對可知，原來此詩的第二句—也就是點出《春感》二字、使情景交織的「春色忽空懷」—竟然改成了「道直事難諧」，這一句改得匆促，也改得生硬，與前後文圓鑿方枘，不能相容，既不自然、又不切題。李白這樣改作，只有一個目的，要讓一這純粹寫景的詩作，看來還有些許比興寄托的深意。
寫詩不能愜意，而情意又不能傾吐，甚至不敢積蓄。李白日復一日在寺隨齋，竟然停下了原要壯游蜀中崇山大川的腳步。日常素蔬無味，而不覺其淡寡。讀書，則肆意默識文句而不求會心。看松、賞月，誰知松月何在；聽琴，更只覺高山流水，吹萬各異，豈能復計它什麼宮商角羽？直到有一天過午，他從宿醉中醒來，發覺身旁一紙，寫著這麼幾行字：
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
他手持此紙，從和衣而臥的榻上翻身而起，一步一步向室外走去，一步一步回溯著前一夜的記憶。他知道，最後終將回到昨夜醉酲的起點：月娘。
就在這一刻，李白所寓身的小小客寮忽然微微震動起來，有如天地廣宇之外，另有巨力，正輕輕搖撼著這寺廟，以及寺廟所在的山巒。李白頓了頓才想起：是寺中那一口三丈高的大鐘正在「霜鳴」。
據寺僧言：彼鍾自古已有，斜倚於一山石前，傾啟之處，略可容人俯身而入。置身其間，如在寒冰之室，渾身沁涼透骨。相傳鍾內原有一錘，不知何朝何代，為人所盜去，發盡烈火鎔之，欲以鑄錢。可是，盜者遍伐山南山北上千年的古生楠木為柴，鐘錘仍自鐘錘，偏不肯鎔。一怒之下，盜者將那鐘錘扔到溪水之中。不料手起錘落，一聲巨響，硬生生將山石切斷；鐘錘滾過之處，削壁如鏡，寖成瀑布。剩下的這口空鐘，未經多少歲月，便教荒草蠻煙、土石朽木給覆蓋成一大塚。直到南朝一僧避難經過，時在春末夏初，《佛子十方行記》上說：
值此丘，聞異響，僧遂告人曰：《山海經》謂『豐山有九鍾焉，是知霜鳴』，其此之謂耶？
可是《山海經》上所形容的九鍾都會自鳴，是由於秋天霜降，鍾體忽然受寒，應該是在大面的鍾身上結成霜冰，累積擠壓，所造成的震動。此際既非其時，復不見鐘，如何附會呢？然而彼僧堅信：聲從大塚之中傳來，非發工掘看一個明白不可。一發之下，果然見這啞鐘，眾人皆嘖嘖稱奇，僧以為此間宜有寺廟香火，以應佛心，這鍾、這鳴，都是佛意顯像。乃有遠近善男信女傾囊捐輸，逐捨逐院，一一建成。更由於鍾體龐大，人力很難移動，便置之原處不移，然而故事是以春夏而得霜鳴，的確有一種清涼之意，遂以此二字名寺。
這啞鐘，也絕不辜負信受恩施之理，每年於春夏之交、秋冬之會，似有信誓之期可以恆守，屆時總是震震而動，動時非但鍾身甕甕作響，隨著清涼寺址跡逐漸增擴，到了大唐立國以後，方圓數里之內，縱使只是林木草石，也會跟著微動，如顫如震，如泣如鼾，在這大約歷經一刻左右的過程之中，萬物輕微地蕩之、撼之，像是要將天地間一切其他可聞之聲，並收於鍾內，隨即漸歇漸杳，一切歸於平靜—當這「霜鳴」接近尾聲的時候，如臨清夜，霄壤無聲，別是一番幻異的境界。
由於情境特出，旁處無有，清涼寺每逢這兩日，一如新正期間，都會舉行「普茶」，以饗隨喜父老。為了慰勞常住僧眾以及諸方檀越，住持和尚會出面設席，在寺中平曠蔭涼之處，設施茶點，招呼飲食。也可以說將就著這麼一陣短暫的「霜鳴」震動，以及片刻間的寂靜，舉行一場別開生面的寺景遊觀。
當李白趔趔趄趄，一路沿著昨夜行跡逆數而去的時候，霜鳴剛剛開始發動，這一刻，正逢清涼寺的維那僧上殿招呼「悅眾師」們檢點几榻茶果、香花燈炭，一聲喊：「外寮諸師、十方檀越，俟霜鳴寂靜，請至禪堂吃普茶。」
此時，李白在客寮東側一株老松之下的讀書檯，遠遠望見清涼寺南園綠蘿崖邊的濬和尚，正盤膝而坐—濬和尚並沒有隨著眾僧往禪堂去，他就像是一尊亙古以來便安置在巨鐘之下的石雕一般，撫著那張綠綺琴。原本李白還能從初發的南風之中依稀聽見琴曲，他不能自已地在琴音之中喊了聲：「濬和尚！」然而可怪的是：這一句話才喊完，底下的一句以及隨風相迎而來的琴曲，忽然都瘖啞了—就在這晴空朗日之下，萬籟倏忽而俱寂。
消失的那一句話，正是李白肺腑間梗塞的呼求：「某不平靜。」
因為他想起那張紙上的字句是怎麼來的：「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昨夜他又喝了酒，酒後攀上寺塔乘涼，當時簷前之月正滿，似在咫尺近前，他伸手去捉，月白居然在握，一握而碎。碎了的月，卻又脫手飛出，稍向西移，而遠去了幾寸。他再伸手一攫，掬之入掌，從而復碎。三捉、四捉，竟然只差分寸，一條身軀便要跌下塔去。
他來到濬和尚面前，徐徐展開紙，夜間的酒勁尚未全退，偶一失穩，紙張竟隨風勢飄出，轉瞬之間，一路遠揚，翕然有聲；濬和尚指尖的琴聲也在這時恢復了—依然是那首《風入松》，末句右手半輪，名中二指次第彈出，左手蕩吟，遂成飄曳之態，風息松止。
「汝不平靜。」濬和尚說。
「和尚聽見我說了？」李白回眸望一眼那鐘，又望望方才置身所在的讀書檯。
「也未。」濬和尚說。
「和尚怎知？」
「一心不靜，萬物皆知，豈賴言語？」
「心不靜當如何？」
「更不說。」
「不說，心即靜耶？」
這是一個相當清楚的疑難：李白所求，並非如何一遂所願，而是如何能讓這一不能遂願之心平靜下來。倘若「一心不靜，萬物皆知」，則縱使不「賴言語」，豈不一樣會擾動世界麼？濬和尚的答覆，似乎給了李白更加深重的一擊：平靜不能自求而得。
濬和尚道：「風過松知。」
李白聞言端的是一愣，脫口而出：「我便不回戴天山了。」
「『回』字無稽，汝去處本不是來處。」
日後多年，在一個看似尋常無事的秋天，李白不意間得知濬和尚圓寂，他在那一日傍晚醉伏入夢，得見此僧攜琴出蜀，曲終人去而一寤，李白才寫下了這樣的一首《聽蜀僧濬彈琴》：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余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其中頸聯的「客心洗流水，余響入霜鍾」固非實景，而是寓情於物的一段感悟。這一聯，分明就是濬和尚對李白的啟迪：作為一個在塵世間有如過客般的人物，一身如寄，一心亦如寄，這樣一顆不能長留久佇之心，復加之以流水般歲月的滌洗和消磨，更不至於沾惹於情，或者是黏著以情。一個不能承情之人，還能夠對天地、對萬物、對眾生說些什麼呢？這樣一個人所想要說的話，大概也都該像是琴曲的泛音余響而已，何不就鎖入了霜鳴之鐘，再也毋須發出聲動，再也毋須令人知曉。
客心無住，故余響不發，去去不必回顧。這竟是李白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