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李白》出版以來有三大討論焦點：經濟學考據，虛構與史實的比例，以及李白較人性化的情感問題。本節先處理李白能夠完成學習與出遊的關鍵條件，再分析作者何以用大量篇幅考證李白的出身與唐代政治與經濟背景的關係，而相對地壓抑小說的故事性。
《鳳凰台》寫李白初見孟浩然，互相驚為天人，對彼此仍一介白身有說不出的驚詫與遺憾。被問及「汝何不逕取彼一進士耶？」李白深知不能直言：「某，賤商之子，不合應舉。」不得已取另一答案以應對之。關於李白的出身，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與王瑤《李白》均認為他是富商之子，另林庚《詩人李白》更進一步在「混游漁商，隱不絕俗」中凸出李白的「布衣感」。然而關於李白父親李客的資料相當有限，大多來自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的一段：「自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大唐李白》以李客的背景與出身大造文章，一方面為李白鋪墊出最困擾的「布衣出仕」難題，另一方面卻從最為壓抑故事戲劇性的大唐政經制度入手，論證「賤商之子」與李白進入士人階層一體兩面的辯證關係，訂定了《大唐李白》「去故事」的書寫策略。
《大唐李白》卷一《少年游》以相當平淡的綿州刺史李顒賦新詩開始，此一好官在立春前夕自製新詩：「終始連綿盡一朝，櫻垂雨墜頌觴椒。郊迎新歲春來急，老對初芽意未凋。筆墨催人消節氣，心情問世作塵囂。猶能幾度添佳詠，看洗寒冰入大潮。」李顒在一番聲律與典故的講究之後，呼同參軍、僕從及來客等驅車出遊戴天山「賞禽」與「會神仙」，所會者即李白的師父趙蕤。綿州刺史李顒為虛構人物，所寫詩歌亦為張大春所撰，惟所敷陳者，即《新唐書·李白傳》中記述李白「州舉有道，不應」一語。李顒的設置既指出「詩」為大唐士官階層之生活語言，講究聲律用典，為文官必備之才能；其二是由李顒出訪會神仙之說點出大唐文官的出處，在世襲與科舉以外往往由求訪隱逸之士而來。而李白的學習年代，跟從趙蕤所學之事，即此二端：詩文仿作之鍛煉與正反隱顯之道。
趙蕤確有其人，見《唐詩紀事》引《彰明遺事》：「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征君蕤。蕤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余。」另《新唐書·藝文志》謂蕤：「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有《長短要術》十卷。」結合《唐詩紀事》引《彰明逸事》：「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又《一統志》：「大匡山，在成都府彰明縣北三十里……唐杜甫寄李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亦名戴天山。」加上李白詩《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大唐李白》即把戴天山道士解讀為趙蕤，並落實李白師從趙蕤讀書、養奇禽、學辯縱橫之經歷。值得留意的不僅是小說對李白的第一位師父及其教養內容的關注，更重要的是此一教養機遇，正正是由胡商李客帶來。
小說虛構李客因求醫而結識趙蕤，後來以一疊名貴的「逐春紙」求趙蕤接受其時正在大明寺寄住的兒子李白為弟子，為的只是避免「橫死於市」的下場，同時亦愛惜其好作詩文的天分。趙蕤起初拒絕，及後李白偕友人吳指南親自往訪戴天山，引出一段關於李白之學習目的與志向的論辯：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來求神仙指點。」
「出欲何往？」趙蕤一面問著，一面覷了眼旁邊的吳指南，發覺他也狀似茫然，並不懂得李白話裡的意思。
「學一藝、成一業、取一官——」李白笑了，「謀一國，乃至平一天下，皆佳！」
……
這時，他見少年李白得意，忽然起了玩心，操弄起對方的語句：
「若是學了一藝，而不能成就一業，抑或成就一業，卻不能掠取一官，抑或掠取一官，但不足以謀事一國，而謀事一國卻攪擾得天下大亂，可乎？」
吳指南又灌了幾口酒，每飲一口，都小心翼翼地吐去酒渣，他看來比李白還年輕些，卻能從容地對付這種新醅的濁酒，可見已經是個相當熟練的飲者了。李白到這一刻才索過壺來，徐徐而飲，並不在意浮沫，片時便將余酒飲盡。他抬起袍袖擦了擦嘴角的酒痕，忽然答道：「亦佳！」
不過這種豁達的心態在《鳳凰台》裡即產生變化。孟浩然問李白：「汝於天下，有一諾否？」李白卻不再有此「皆佳」、「亦佳」之說，只能以《莊子·人間世》「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應對，但其實那是他「自己都不能相信的話」。此亦巴赫金所謂「成長小說」人物隨時間環境之變化之特徵。但在《少年游》中，李白已明確表示對商人之子身份的感慨，他與趙蕤曾有此頗令人動容的一段對話：
趙蕤一凜，他凝視著眼前這少年，炯炯眸子，猶如餓虎。在言詞上，他感覺受了頂撞，但是那一雙眸子所透露的，並無敵抗之意，只有天真。他微一動心，問道：「汝父曾告某：汝有兄弟在外？」
「兄在江州，弟在三峽，已經三數年了。」
「爾兄爾弟俱得在外自立，汝卻說什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李白聽此一問，神情略微有些黯然，瞬了瞬在巨石上眼茫神迷、既困且惑，不住打著盹的吳指南，道：「他們耐得住計三較五，稱兩論斤，某卻不成。」
對答中的背景一來自李白《萬憤詞》「兄九江兮弟三峽」，並同樣如郭沫若的考證引申李白弟兄在長江上游和中游從事物資流動的生計，從而引出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之熱中心情。不過小說的敘述並沒有由此轉入抒情，卻直接從抽離的角度評述大唐一代的政治環境：
近世以來，無論士大夫之家、耕稼之家、匠師之家，甚至商賈之家，如有子弟想要承繼先業的，父兄之輩，多催使及早自立。與前代相較，甚至與宋、齊或齊、梁之間比起來，這種風氣就顯得慌張而促迫得多。
天下家戶浮多，丁壯繁盛，許多年紀不過十三四歲的後生已經離鄉背井，行江走湖。即以士人而言，自從中宗以降，朝廷用政，鼓勵干謁，竟還有黃口小兒，童音嚶鳴，便至公廨見大人，議政事，獻辭賦；深恐一旦落後於人，便要淪落得一生蹭蹬不遇了。
這種插入史實或評論以壓抑故事敘事的手法，在《大唐李白》中比比皆是，但對照細析，即發現此抒情、敘事、紀實與評論交錯的手法，即為成長小說最核心內容之兩端：個人實踐與時代社會衝擊下的周旋過程。其中在《少年游》中考證最為嚴密詳盡的，即為李白的盤纏問題。
如前所述，李白為殷商之子的出身已多所認證，由此亦引出對「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經濟來源的各種研究，當中包括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謂「散金三十餘萬」的貨值對換或具體的營商行業之考據。惟《大唐李白》起碼有兩項關於大唐經濟史的猜測，卻純為小說家之發明：一是李客之財政來源與寺廟及田地制度的關係，即《少年游》中提到大明寺和尚慈元以佈施所得放債而成「無盡財」，李客為其打理；二是以借據作盤川的實際猜測，亦即小說中所言李白帶著父親寄存在大明寺的「無盡財」借券，把本應轉交兄弟的錢財散盡天下。此一創造性的考證已由作者於不少訪談中闡述引申，其巧思及迂迴亦延續了自《城邦暴力團》以來一貫技巧上的肯定。當中歷史細節與可能性可繼續供史家考核，而在肯定小說的文史考證功夫與虛實互滲的書寫策略之餘，仍可指出若從成長小說角度考慮，《大唐李白》中大量文史考證細節的珍貴處，實不在作者個人才具之展示，或模糊正史野史真假的實驗，而是非得靠這看來確鑿無誤的條件，才能顯出李客對李白最弔詭的影響：賤商之子既是「我獨不得出」的最大宿命障礙，也是李白師從趙蕤，體會「終南捷徑」、「是曰非曰」之理，以至日後「遍干諸侯」的資本。正如《少年游》卷末所言，盧煥見李白心儀魏晉貴盛之人如謝玄暉，即毫不客氣地借醉問道：「若在彼時，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詩否？」李白也只能如此反省：
李白一驚。盧煥的醉言醉語彷彿揭開了他從來不忍探看的一個角落——原來是這「一介白身」四字；縱令如何致力於文章書史，滿心想要追隨那些聖賢、英雄、高士、才人；他猶原一介白身耳。說什麼太白金星下凡，只消不在貴盛之家，偏能空懷鉛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實什麼都不能做。
這正是李白的生成中最不堪聞問的一個問題，在講求門第的魏晉他根本無法寫詩，然則他的天才不是客觀而必然的。「大唐」與「李白」之間的張力，隨著李白的生成與成長小說跨越兩個世界的結構，以及考證陳述之去故事敘述，於此正式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