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水出走長蛇，懷抱江村在野牙。一葉蘭舟龍洞府，數間茅屋野人家。冬來純綠松杉樹，春到間紅桃李花。山下青蓮遺故址，時時常有白雲遮。
世傳《西瀼溪》詩為杜甫之作，其詞雕琢鄙陋，實為魏牟記事之詠。按該詩小序所云：「長史毛公感青蓮意，入西瀼溪山，拂雲而去，一洗塵垢。」千載以下，聚訟紛紜，主要的原因在於不明白「青蓮」二字的意旨。
綿州有青蓮鄉，李白幼年寄籍之地。然而綿州長史毛韜早年因贓構陷僚屬而遭無名女子蹤跡逐迫之事，似乎隱然其間。關鍵在於青蓮（清廉之性）常為白雲所遮，於是，「拂雲而去，一洗塵垢才是解意之樞紐。
此事，與開元中葉經由妓家旗亭等地詩歌傳播而愈發流行、鞏固的幾個古老故事有關。李白在這一陣潮流中至少寫作了兩首詩一首是《東海有勇婦》，一首是《秦女休行》。兩詩題下各有一行看似無關緊要的自注，卻是指點後人如何看待李白重視此二詩的管鑰。
《東海有勇婦》題下有一句話：「代《關中有貞女》。」這「關中有貞女」五字還曾經被疑為筆誤錯寫，《李太白全集》的編者王琦便以為：「《關中有貞女》當是《關東有賢女》之訛。」此訛實非訛，而另有密意寓焉，容後再議。至於《秦女休行》題下小注則是這麼寫的：「古詞，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說明此作也同《東海有勇婦》一樣，是有所本於古。背後，必有相近似於古之今事可詠。
考之於《宋書·音樂志》所載，漢代、魏代各有相傳習的《鼙舞歌》五篇：屬於漢代者包括《關東有賢女》、《章和二年中》、《樂久長》、《四方皇》、《殿前生桂樹》。到了魏代陳思王曹植的手下，也有摹擬漢之《鼙舞歌》者—曹植題名《精微篇》的歌行，就是漢之《關東有賢女》。換言之，曹植以《精微篇》為名，以《關東有賢女》為音樂或主旨的格式，內容說的是關東地方一個為父報仇的勇烈女子蘇來卿的故事，篇中還羅列了歷史知名的救父之女，如緹縈、趙女娟等；此外，一開篇將哭夫破城的杞梁之妻也借來比附、品題，看似對性格剛烈、意志堅決的女子有一份強大的同情。文末，則對於赦免之皇恩浩蕩作了一番題外的頌揚。
《精微篇》留下了兩處令後人疑惑的記載。原詩第九、十兩句本謂：「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可是在十三、十四句上又如此寫：「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休字或可作「不」解、或可作助詞看，也許都不算誤解；但是也令人懷疑，這女子是否名字又作「休」？或者，索性以「蘇來卿」為一人，「女休」為另一人；蘇來卿因報仇而「身沒」—極可能是由於服辜而遭刑戮—女休卻得到了「赦書」，可是如此一來，就不能解釋其下「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究竟何所指了。
惟同樣處身於魏代，任職協律都衛的左延年在他所作的歌行中便完全不提「蘇來卿」這個名字，直寫「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左延年將報仇女的行徑刻畫入微，也不似曹植之盡用五言而間雜著使用三言、四言、六言、七言乃至於十一言之句，看起來參差錯落，應該是為了更活潑地和歌入樂而作了極大的調整。不過大體說來，比對《精微篇》和左延年的《秦女休行》可以看出：從《關東有賢女》衍伸而來的女報父仇故事，有一個清晰的脈絡：一個執刀據矛的女子，親手殺了仇家之後，自投官府認罪，幾乎論罪問斬卻由於孝心感動當道，而在臨刑前獲得了赦免。
同一個題材到了西晉傅玄手中，又轉生出新的枝節。報仇女既不是「蘇來卿」，也不是「秦女休」，而成了東漢末年以忠烈見聞於當世的龐淯之母。復按於《後漢書·列女傳》，龐淯之母姓趙名娥趙娥的父親為仇家所殺，而她的三個兄弟都染病而死，仇家自喜無所懼，卻不料趙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仇家十餘年不能得」。兩造最後還是在都亭不期而遇，趙娥終究報了大仇。
傅玄較曹植、左延年添加的內容還包括了官吏受感動的歎息「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這應該還是從《後漢書·列女傳》本文之中踵事增華而來—趙娥投案、「請就刑戮」之後，地方官（官名『祿福長』尹嘉一時衝動，居然「解印綬，欲與俱亡」。倒是趙娥深明大義不肯逃刑，還對那想要徇私縱放她的祿福長說：「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事後，趙娥畢竟在同情宗親報仇的民意擁戴之下，得到了當局的赦免。於是法理之外尚有更高貴的人情，則成為傅玄之作的主題。
具名的詩歌分別出自曹植、左延年、傅玄之手，而實踐宗親報仇的女子卻也有蘇來卿、秦女休、趙娥等三個名字；即使秦女休之名為左延年根據曹植的「女休」而杜撰，似乎也可以看出：女子遂行宗親報仇是有一個難能可貴而備受揄揚的傳統。曹植以諸女自況，借此宗親報仇所展現的精誠，正是向兄長魏文帝求援，以逃脫身受監國者之危疑讒害。
到了李白手上，竟出之以兩首擬古樂府，殆知李白對於烈婦報仇之事，應獨有所鍾。明胡震亨《李詩通》於《東海有勇婦》第五句「勇婦」之下注云：「勇婦者，似即白同時人。」已看出了端倪—這兩首詩並不是一般的摹擬練習之作，而必有隱括時事、兼以深懷感觸的內情。
前揭《李太白全集》編者王琦曾經指出：李白在詩題下自注的《關中有貞女》是一個錯訛。王琦按諸《宋書·音樂志》之著錄，以為這個注寫錯了，李白所擬的古歌行，應該就是《關東有賢女》。但是，若就李白及身所聞的烈婦報仇之事而言，把「關東」寫成「關中」，「賢女」寫成「貞女」，當屬故意。因為不如此，就不能托以影射：李白之不同於先前曹植、左延年、傅玄等人之處，恰在於令他心懸念系者，不只是一樁為宗親報仇的故事，而是另有切身可感的一個人。此女出身關中—秦女休的「秦」亦指關中。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女子？報了什麼樣的仇？李白在兩首詩中欲隱欲揚、忽揚忽隱，甚至利用前人之作來穿插藏閃，使得有些動人的敘述被放大了，像是《東海有勇婦》裡的：「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躩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臟行。」《秦女休行》裡的：「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仇家。羅袖灑赤血，英聲凌紫霞。」就是刻意突出的表象與動作細節。
然而，也有些身份關係卻刻意模糊了。前人諸作中的蘇來卿秦女休和趙娥都是為父報仇，但是李白卻在《東海有勇婦》裡這樣寫：「捐軀報夫仇，萬死不顧生。」在《秦女休行》則是：「婿為燕國王，身被詔獄加。」彷彿是為丈夫報仇。這個轉折是李白的操縱變亂之法，兩首詩都還保留了曹植詩中反覆運用的典故。
《精微篇》寫緹縈故事如此：「太倉令有罪，遠征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與俱。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淚何漣如。乞得並姊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事千古傳揚，毋須贅述。
此外，曹植還大段敘述了趙女娟故事：「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擁櫂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備禮饗神祇，為君求福先。不勝釂祀誠至令犯罰艱。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愆。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
這一則具載於《列女傳·辯通傳》的故事發生於春秋時代的趙國。趙簡子欲南渡伐楚，與管理渡口的河津吏約定過河時間，可是屆時河津吏卻喝醉了，不能護送過河。趙簡子怒欲殺之，河津吏的女兒「娟」則為父親辯解，說河津吏之所以大醉，乃是在向九江、三淮水神供祭祈禱時喝了巫祝杯中的殘酒所致，酒以成禮不得不然。如果一定要殺之謝罪，趙女娟請求以身代父而受刑。趙簡子道：「非汝之罪也！」趙女娟的辯辭是：「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這一段辯議打動了趙簡子，終於赦免了河津吏。事後，復因趙女娟在渡河途中數度與趙簡子不卑不亢的對話，深得賞識，趙簡子伐楚歸國之後，「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
李白在他的擬作《東海有勇婦》中寫下「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的句子之際，應該沒有忘記他的老師也姓趙，而趙蕤之所以能夠娶回月娘，正是當年在環天觀聽她以通明達辯之才，對眾論旨，演故講經，舌燦蓮花，大勝鄰寺高僧之故。其間固不免有巧合，然而李白埋藏的用意也至此而稍稍暴露：那為宗親報仇的勇烈婦人，正是月娘。
這裡面隱藏了她守候十八年的一個秘密；也因為這個秘密，李白故意在《東海有勇婦》裡把「蘇來卿」錯寫成「蘇子卿」。
蘇子卿，蘇武，西漢武帝天漢元年奉使匈奴被囚，於昭帝始元六年才獲釋回到長安，其間羈留異鄉一十九載。若以月娘的父親被冤而死，直到她押逼毛韜棄官出走的時日計，也恰恰是十九年。所以「何慚蘇子卿」並非「蘇來卿」的錯寫，以一「子」字易一「來」字，根本是影射那隱忍十九年歲月的冤痛。
其下「捐軀報夫仇」就更見刻意—若是蘇來卿，早在曹植詩中已然說得很清楚：她是「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而月娘明明也是為父報仇，李白卻必須為之隱諱，既寫「何慚蘇子卿」，又作「捐軀報夫仇」，甚至在《秦女休行》裡還寫成了「婿為燕國王」，看來都是故作雲嶺煙嶂之語。由此反而可知：在現實中，為父親報仇的月娘，並沒有獲得像秦女休或者龐娥那樣的寬貸，甚至還可能像蘇來卿，遭到官府的追捕。這也是李白借由詩歌試圖打動或伸張的一點：他多麼想要看到有一位擁有無上權柄的赦免者出現。
李白《東海有勇婦》是這麼寫的：
梁山感杞妻，慟哭為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東海有勇婦，何慚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騰若流星。捐軀報夫仇，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躩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臟行。豁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淳於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立事獨揚名。
其《秦女休行》則是這麼寫的：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輕晝殺仇家。羅袖灑赤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婿為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臥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慚聶政姐，萬古共驚嗟。
二詩所詠是同一回事，然除了揮刃、報仇、遇赦大體相彷彿兩作一鋪張、一駿快，格調絕不相似。比較言之，《秦女休行》更著意於報仇事件的刻畫；而《東海有勇婦》則是將報仇女子放在史傳故事之烈婦、孝女和刺客三種角色之間交織對比。在這錯綜複雜的影射之中，原先在傅玄詩裡那「解印綬，欲與俱亡」的福祿長尹嘉竟然神奇巧合地印證了現實—不遠千里跋涉，追隨在月娘身後的，可不就是悔罪棄官、但求贖死的綿州長史毛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