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八談《風聲》

2008年4月13日

談酷刑,也談人生

有報道說,我看完電影《風聲》後哭了,哈,搞得我跟娘們似的。哭是有聲的,有動作的,雙手捂臉,捶胸跺腳,啼啼嘀嘀,帶著激烈或隱秘的訴求。哭是宣洩,是痛在心間,愛在人間。一個真正失去愛的人是不會哭的,一個真正擁有了大愛的人也是不會哭的。

我已經多年沒有哭過了,因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謹誠企盼「無疆(空洞無物)大愛」的途中,丟失了諸多「可以觸摸的小愛」。我不得不承認,在關於「愛」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異己者、叛徒、犧牲品;我像個小丑,雙腳離地,卻並沒有隨風而去,飛翔起來。於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當我有哭的訴求時,我不知訴求的對象在哪裡。於是乎,有淚頂多也是悄悄地流,對著黑暗,對著天空,對著遠方,對著無言的稿紙……說我因為看電影《風聲》,哭了,那真是對我莫大的抬舉和諷刺。

不過,電影中有一場戲確實是讓我流淚了。這場戲是用特殊的銀針扎張涵予的痛穴,試圖擊垮他的意志,我在審片時看,這場戲長達三分鐘,行刑者手上的銀針換了又換,扎針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變,針都變得更長、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當青筋暴凸的張涵予在咬斷牙關的沉默中,終於忍不住大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時,我確實流淚了。因為我突然聯想到:人生在世,何嘗不就是這樣一個受刑、挨罰的過程?生活中雖然沒有老虎凳,沒有試痛針,但由於我們內心孤獨、脆弱、敏感,一句辱罵,一次失戀,一次離別,一次散財……都可能變成恐怖的老虎凳、試痛針,叫我們無盡地承受。

我寫《風聲》小說,從故事層面上說設計的就是一個驚險的逃逸魔術,但從意義上說,我想通過「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個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個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種驚心動魄的心智較量中,為人性那無法度量的邊界下一個「我」的註腳。電影巧妙地改編了我故事的殼,但忠誠地包留了裡面的核,羅列了種種刑具,展現了種種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複雜,人世之恐懼。

人生多險,生命多難,我們要讓自己變得強大、堅韌、有力,坦然、平安、寧靜地度過一生,也許惟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一個「信仰」——它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人或組織,也可能是一個虛無的人或組織,讓這個你終身信仰的「人或組織」陪伴你,與你同呼吸,心連心,讓你變得堅強,變得寬廣,敢於去承擔,去挑戰,去贏得。如果你幸運,這個人就在你身邊,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愛人」。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幸運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給身邊的一個人。

談小說,也談影視

如果小說能賣出影視改編權對作家來說是件幸運的事,那麼我無疑是個幸運者,這些年我的小說幾乎都成了影視公司的搶手貨,連個蘿蔔也被當人參買走了。《風聲》小說出版後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視公司來問津影視改編權,僅僅電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國內比較大的幾家都來談過。我個人一直推崇姜文把電影當藝術來探索的才華和勁頭,他的助手小尹從美國打來電話,要我等他們回國再說。我等了他們半個多月,足見我的真心。其實,雙方都是真心的,但緣分還沒有到,最後沒有合作成。華誼幾乎是最後冒出來的,那時小說出版已經一個多月,當初那個大家爭搶的勢頭已經過去,我似乎面臨著因為挑花了眼而淪為「剩女」的難堪。然後一天晚上王中軍突然給我來電話,直截了當說要買,具體由中磊跟我來談。我跟中磊在崑崙飯店談的,就談價。中磊報了個價,影視套買,外加遊戲,報價很高,比我期待的還要高,就這麼定了,很簡單。

現在電影公映了,電視劇的劇本據說也完稿了,可望年內開機。從我瞭解的情況看,觀眾對電影的評價褒貶不一。我是「它」的親戚,理當說它的好話,所以我的好話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話不說也罷。但是有一點我們無需諱言,中國的電影也好,小說也罷,凡是主題昂揚一點的,或者國家主義敘事的東西,往往是市場的毒藥(《建國大業》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無法複製),一方面是主管部門好評如潮,獎盃一個不少,另一方面是市場靜悄悄,雁過不留聲。從《風聲》的票房看,它無疑是破掉了這個咒語,就是:它主題絕對是昂揚的,但同時絕對是一部商業大片。

小說和影視其實是冤家。從小說到影視,必然對原著有冒犯和傷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編,也保證不了完全忠實。小說和影視天生不是一個道上的,無法「同呼吸」,「心連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為兄弟,像一個模子壓出來的,那麼這兩個作品當中肯定有一個是失敗的:要麼是小說,要麼是影視。甚至可以這麼說,越優秀的小說要改編為優秀的影視要接受更多的傷害。因為道理很簡單,在小說中出彩的東西,比如文學的語言、繁複的意境,影視往往是表達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體到《風聲》來說,這種「刀傷」更是在劫難逃。因為《風聲》是一個謎語故事,如果電影不能對小說的關鍵情節、最後的謎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編,等於是讓觀眾看一場預先知道結局的球賽,這在商業上是大忌。《風聲》電影改編了我小說的一些關鍵情節和結局,它拿我的兒子(小說)又生了個兒子,父子倆似曾相識,不似之處又昭然若揭。這就是改編,繼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應該說,不管電影拍得如何成功,都無法完全表達我小說有的意蘊和駁雜的東西。我認為把一部長篇小說改編為電影,就好像把一片滾滾麥浪做成一盒餅乾,餅乾雖然好吃,但怎麼可能有滾滾麥浪的風景和大地的姿態?小說分「東風」、「西風」、「靜風」三部分,分別是共產黨、國民黨和「作者」對歷史上同一個故事的三種不同的述說,互相呼應又矛盾,統一又對立。這種多角度的敘述,甚至是矛盾的敘述,恰恰是抵達一事一物真實的途徑。歷史比未來還充滿變數和懸念,然而我們長期在一種主義敘事下生活,已經習慣了以一個聲音、一個視角看問題,看過去。這是我們的「密室」,我們需要打破它。當你打破了它,回頭去看就會發現,歷史就像「風聲——遠處傳來的消息」一樣,虛實不定,真假難辨。這是小說的最膚淺主題,但兩個小時的電影怎麼高攀得上呢?更何況其他。

談編劇,也談導演

這裡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風聲》電影的編劇,編劇是陳國富先生,我是《風聲》小說的作者。現在有些誤傳,把原著和編劇混為一談,我想這個錯誤可能是電影海報上讓原著和編劇一起「隱身」導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陳國富的立場上,都覺得這個錯誤不應該再擴大,所以專此申明。

作為原作者,大家很關心我對電影的評價,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身份來評價它。我的評價也因立場的不同而大相逕庭,如果把它放在國產電影的範圍內,我想這無疑是一部可稱可道的、具有一定標誌性意味的好電影。華誼這些年來一直在嘗試開拓新的電影類型,《風聲》作為第一部國產商業諜戰大片,不論是投資、演員陣容、主創搭配、制景、製作、宣傳等,都是可圈可點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類型的片子比較,它還是有距離的,尤其是在劇情設計上,由於過多考慮到商業因素而忽視了這類劇片某些必須遵循的「紀律」。

《風聲》是個「密室」故事,這種故事有個潛規則,就是不能讓人物隨便離場,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讓人物提前離場,或者臨時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難度。難度是建立在「紀律」之上的,現在電影的紀律比較松。比如,五個人中誰才是共產黨是個大懸念,但電影在中途一下死了兩個,剩下的三個人,兩個是共產黨,另外一個(李寧玉)也是共產黨的女朋友,這種劇情安排過於戲劇化,缺乏真實性。再比如,最後張涵予在醫院通過唱戲把情報傳遞出去,這個細節無疑是個敗筆。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調是固定的,要讓它成為某份內容固定的電報,這種暗合的可能性極小。當然理論上也可以通過改變唱腔來暗合電報,那麼就要求聽者是個音樂家,你每一個變調她都能準確辨別,而這種可能性又是極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個護士——如果可以這樣臨時加人,觀眾會在N個地方想出N個方案來消解你的故事。還有,摩爾斯電碼應該是一種很專業的技術,小說中只有李寧玉一個是專家,電影中張涵予、周迅、李寧玉,包括最後出場的小護士都成了行家,這種情節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牽強了。我看了劇本後,曾向陳國富表達了我的專業知識和質疑,但並沒有受到重視。

陳國富是電影《風聲》的元帥人物,既是編劇,又是導演之一(另一位導演為高群書)。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實,很職業,但局限的才情難以支撐他橫空出世。作為編劇,他講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為導演,他與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認為他在電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監製,我假想過,如果《風聲》這部電影讓馮小剛和陳國富的位置調個頭,馮來當編劇兼導演,陳來做監製,它也許會成為一部經典之作留存下來,現在不過爾爾,一部成功的商業片而已。

當然,這個時代要求「商業第一」。

所以,雖然我對劇情設計上有些疑惑和遺憾,但我接受,因為「商業」已經把中國電影折騰得精疲力竭,能夠在這方面取勝也是了不起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不論是創作主體還是受眾,我們對這類作品的認同感、欣賞力、創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們寫意的東西比較多,像這種講究故事邏輯關係、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較少,創作和欣賞水平都在成長中,你不能指望誰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電影的高度來要求。我覺得,華誼這些年不斷地推出新的商業電影類型,今天通過《風聲》又推出了一個新的商業電影類型,這對中國電影走向市場,包括以後走向世界,是很有意義的。

談信念,也談責任

記得2003年,我把小說《暗算》投給上海一家雜誌社和瀋陽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說《解密》命運更慘,退稿的電話和通知加起來有兩位數。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異,主要是我把寫作對像放在一群無名英雄身上,編輯們認為這與大眾流行的閱讀趣味背道而馳。

轉眼間,時代好像變了風向。最近幾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紅,《亮劍》、《暗算》、《潛伏》、《士兵突擊》、《我的兄弟叫順溜》,等等,一大批主題昂揚、塑造英雄的戰爭劇、諜戰劇引發了一次次收視狂潮。《風聲》電影作為第一部國產諜戰商業大片,一個國慶檔期,狂攬一點五個億的票房,足以說明受到了觀眾的追捧。《建國大業》更是神奇,像台印鈔機。而在出版市場上,風景同樣「這邊獨好」,都梁的《亮劍》我想應該早過了百萬冊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萬之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想,可能跟我們最近幾十年來文藝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創作有關。都知道,三十年前,我們的文藝創作始終都在搞假大空的東西,什麼都是國家意志,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後,改革開放給了我們一定反思和自由創作的空間,讀者和作者有權力反感宏大敘事,反抗英雄敘事。於是,寫作進入了個性化敘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責任。如果說三十年前的創作是一個極端,那麼現在其實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了,就是作家過分地竊竊私語,過分地癡情於生活的陰暗面,不要責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創作就是為了表達慾望,為了張揚個性,為了「否定」……人們一味地書寫庸俗人生,競相列舉人生的種種黑暗、絕望、醜陋、醜惡、齷齪、陰暗。很長一段時期,你頌揚英雄,歌頌美德,成了無知和愚昧的把柄。這種一邊倒的創作之風,伴隨而起的是一種精神的徹底潰敗,信念的完全缺失,創作被日益簡化為慾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之戀,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樑,我們再也無力肯定一種健全、有信念、充滿力量的人生了。

其實,在這個一切價值都被顛倒、踐踏的時代,展示慾望細節、書寫身體經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創作勇氣的象徵了。我承認,生活確實有醜陋、黑暗、無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驅散黑暗,最簡單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樣,有時我們塑造一個英雄,展示一種莊嚴、莊重的理想人生,也許可以溫暖一個讀者的心,給他們一點正面的人生啟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軟、溫暖、有力的東西的,人們欣賞文藝作品就是為了尋找精神伴侶,當我們的創作一味沉迷於身體和慾望的敘事中,讀者難道不會厭倦嗎?我不知道什麼樣的理想和信念是對的,但我相信人必須要有理想和信念。當下,人們對物質和慾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為我們精神層面出了問題,我們忘記了人除了身體和慾望外,還有一個心靈。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筆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裡的主人公容金珍是個患有幽閉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個瞎子,黃依依是個不諳人情世故的人,《風聲》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們不甘示弱,並通過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譜寫了一曲曲強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為他們心裡有理想,有個精神層面的目標。與其說他們是「英雄」,倒不如說是有「心靈」的人,心靈被一味放大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人生交給自己認定的理想和信念,為此堅忍不拔,寧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個人所能達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們也許正是因於缺少了這種精神:為一個內心深處的追求,敢於承擔,樂於付出,勇於堅守,這種人格,這種情懷,所以格外迷愛這種主題性的作品。也可以說,時代在呼喚英雄,呼喚崇高,呼喚莊重的人文精神。

2008年4月13日

談酷刑,也談人生

有報道說,我看完電影《風聲》後哭了,哈,搞得我跟娘們似的。哭是有聲的,有動作的,雙手捂臉,捶胸跺腳,啼啼嘀嘀,帶著激烈或隱秘的訴求。哭是宣洩,是痛在心間,愛在人間。一個真正失去愛的人是不會哭的,一個真正擁有了大愛的人也是不會哭的。

我已經多年沒有哭過了,因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謹誠企盼「無疆(空洞無物)大愛」的途中,丟失了諸多「可以觸摸的小愛」。我不得不承認,在關於「愛」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異己者、叛徒、犧牲品;我像個小丑,雙腳離地,卻並沒有隨風而去,飛翔起來。於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當我有哭的訴求時,我不知訴求的對象在哪裡。於是乎,有淚頂多也是悄悄地流,對著黑暗,對著天空,對著遠方,對著無言的稿紙……說我因為看電影《風聲》,哭了,那真是對我莫大的抬舉和諷刺。

不過,電影中有一場戲確實是讓我流淚了。這場戲是用特殊的銀針扎張涵予的痛穴,試圖擊垮他的意志,我在審片時看,這場戲長達三分鐘,行刑者手上的銀針換了又換,扎針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變,針都變得更長、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當青筋暴凸的張涵予在咬斷牙關的沉默中,終於忍不住大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時,我確實流淚了。因為我突然聯想到:人生在世,何嘗不就是這樣一個受刑、挨罰的過程?生活中雖然沒有老虎凳,沒有試痛針,但由於我們內心孤獨、脆弱、敏感,一句辱罵,一次失戀,一次離別,一次散財……都可能變成恐怖的老虎凳、試痛針,叫我們無盡地承受。

我寫《風聲》小說,從故事層面上說設計的就是一個驚險的逃逸魔術,但從意義上說,我想通過「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個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個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種驚心動魄的心智較量中,為人性那無法度量的邊界下一個「我」的註腳。電影巧妙地改編了我故事的殼,但忠誠地包留了裡面的核,羅列了種種刑具,展現了種種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複雜,人世之恐懼。

人生多險,生命多難,我們要讓自己變得強大、堅韌、有力,坦然、平安、寧靜地度過一生,也許惟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一個「信仰」——它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人或組織,也可能是一個虛無的人或組織,讓這個你終身信仰的「人或組織」陪伴你,與你同呼吸,心連心,讓你變得堅強,變得寬廣,敢於去承擔,去挑戰,去贏得。如果你幸運,這個人就在你身邊,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愛人」。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幸運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給身邊的一個人。

談小說,也談影視

如果小說能賣出影視改編權對作家來說是件幸運的事,那麼我無疑是個幸運者,這些年我的小說幾乎都成了影視公司的搶手貨,連個蘿蔔也被當人參買走了。《風聲》小說出版後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視公司來問津影視改編權,僅僅電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國內比較大的幾家都來談過。我個人一直推崇姜文把電影當藝術來探索的才華和勁頭,他的助手小尹從美國打來電話,要我等他們回國再說。我等了他們半個多月,足見我的真心。其實,雙方都是真心的,但緣分還沒有到,最後沒有合作成。華誼幾乎是最後冒出來的,那時小說出版已經一個多月,當初那個大家爭搶的勢頭已經過去,我似乎面臨著因為挑花了眼而淪為「剩女」的難堪。然後一天晚上王中軍突然給我來電話,直截了當說要買,具體由中磊跟我來談。我跟中磊在崑崙飯店談的,就談價。中磊報了個價,影視套買,外加遊戲,報價很高,比我期待的還要高,就這麼定了,很簡單。

現在電影公映了,電視劇的劇本據說也完稿了,可望年內開機。從我瞭解的情況看,觀眾對電影的評價褒貶不一。我是「它」的親戚,理當說它的好話,所以我的好話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話不說也罷。但是有一點我們無需諱言,中國的電影也好,小說也罷,凡是主題昂揚一點的,或者國家主義敘事的東西,往往是市場的毒藥(《建國大業》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無法複製),一方面是主管部門好評如潮,獎盃一個不少,另一方面是市場靜悄悄,雁過不留聲。從《風聲》的票房看,它無疑是破掉了這個咒語,就是:它主題絕對是昂揚的,但同時絕對是一部商業大片。

小說和影視其實是冤家。從小說到影視,必然對原著有冒犯和傷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編,也保證不了完全忠實。小說和影視天生不是一個道上的,無法「同呼吸」,「心連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為兄弟,像一個模子壓出來的,那麼這兩個作品當中肯定有一個是失敗的:要麼是小說,要麼是影視。甚至可以這麼說,越優秀的小說要改編為優秀的影視要接受更多的傷害。因為道理很簡單,在小說中出彩的東西,比如文學的語言、繁複的意境,影視往往是表達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體到《風聲》來說,這種「刀傷」更是在劫難逃。因為《風聲》是一個謎語故事,如果電影不能對小說的關鍵情節、最後的謎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編,等於是讓觀眾看一場預先知道結局的球賽,這在商業上是大忌。《風聲》電影改編了我小說的一些關鍵情節和結局,它拿我的兒子(小說)又生了個兒子,父子倆似曾相識,不似之處又昭然若揭。這就是改編,繼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應該說,不管電影拍得如何成功,都無法完全表達我小說有的意蘊和駁雜的東西。我認為把一部長篇小說改編為電影,就好像把一片滾滾麥浪做成一盒餅乾,餅乾雖然好吃,但怎麼可能有滾滾麥浪的風景和大地的姿態?小說分「東風」、「西風」、「靜風」三部分,分別是共產黨、國民黨和「作者」對歷史上同一個故事的三種不同的述說,互相呼應又矛盾,統一又對立。這種多角度的敘述,甚至是矛盾的敘述,恰恰是抵達一事一物真實的途徑。歷史比未來還充滿變數和懸念,然而我們長期在一種主義敘事下生活,已經習慣了以一個聲音、一個視角看問題,看過去。這是我們的「密室」,我們需要打破它。當你打破了它,回頭去看就會發現,歷史就像「風聲——遠處傳來的消息」一樣,虛實不定,真假難辨。這是小說的最膚淺主題,但兩個小時的電影怎麼高攀得上呢?更何況其他。

談編劇,也談導演

這裡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風聲》電影的編劇,編劇是陳國富先生,我是《風聲》小說的作者。現在有些誤傳,把原著和編劇混為一談,我想這個錯誤可能是電影海報上讓原著和編劇一起「隱身」導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陳國富的立場上,都覺得這個錯誤不應該再擴大,所以專此申明。

作為原作者,大家很關心我對電影的評價,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身份來評價它。我的評價也因立場的不同而大相逕庭,如果把它放在國產電影的範圍內,我想這無疑是一部可稱可道的、具有一定標誌性意味的好電影。華誼這些年來一直在嘗試開拓新的電影類型,《風聲》作為第一部國產商業諜戰大片,不論是投資、演員陣容、主創搭配、制景、製作、宣傳等,都是可圈可點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類型的片子比較,它還是有距離的,尤其是在劇情設計上,由於過多考慮到商業因素而忽視了這類劇片某些必須遵循的「紀律」。

《風聲》是個「密室」故事,這種故事有個潛規則,就是不能讓人物隨便離場,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讓人物提前離場,或者臨時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難度。難度是建立在「紀律」之上的,現在電影的紀律比較松。比如,五個人中誰才是共產黨是個大懸念,但電影在中途一下死了兩個,剩下的三個人,兩個是共產黨,另外一個(李寧玉)也是共產黨的女朋友,這種劇情安排過於戲劇化,缺乏真實性。再比如,最後張涵予在醫院通過唱戲把情報傳遞出去,這個細節無疑是個敗筆。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調是固定的,要讓它成為某份內容固定的電報,這種暗合的可能性極小。當然理論上也可以通過改變唱腔來暗合電報,那麼就要求聽者是個音樂家,你每一個變調她都能準確辨別,而這種可能性又是極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個護士——如果可以這樣臨時加人,觀眾會在N個地方想出N個方案來消解你的故事。還有,摩爾斯電碼應該是一種很專業的技術,小說中只有李寧玉一個是專家,電影中張涵予、周迅、李寧玉,包括最後出場的小護士都成了行家,這種情節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牽強了。我看了劇本後,曾向陳國富表達了我的專業知識和質疑,但並沒有受到重視。

陳國富是電影《風聲》的元帥人物,既是編劇,又是導演之一(另一位導演為高群書)。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實,很職業,但局限的才情難以支撐他橫空出世。作為編劇,他講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為導演,他與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認為他在電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監製,我假想過,如果《風聲》這部電影讓馮小剛和陳國富的位置調個頭,馮來當編劇兼導演,陳來做監製,它也許會成為一部經典之作留存下來,現在不過爾爾,一部成功的商業片而已。

當然,這個時代要求「商業第一」。

所以,雖然我對劇情設計上有些疑惑和遺憾,但我接受,因為「商業」已經把中國電影折騰得精疲力竭,能夠在這方面取勝也是了不起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不論是創作主體還是受眾,我們對這類作品的認同感、欣賞力、創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們寫意的東西比較多,像這種講究故事邏輯關係、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較少,創作和欣賞水平都在成長中,你不能指望誰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電影的高度來要求。我覺得,華誼這些年不斷地推出新的商業電影類型,今天通過《風聲》又推出了一個新的商業電影類型,這對中國電影走向市場,包括以後走向世界,是很有意義的。

談信念,也談責任

記得2003年,我把小說《暗算》投給上海一家雜誌社和瀋陽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說《解密》命運更慘,退稿的電話和通知加起來有兩位數。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異,主要是我把寫作對像放在一群無名英雄身上,編輯們認為這與大眾流行的閱讀趣味背道而馳。

轉眼間,時代好像變了風向。最近幾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紅,《亮劍》、《暗算》、《潛伏》、《士兵突擊》、《我的兄弟叫順溜》,等等,一大批主題昂揚、塑造英雄的戰爭劇、諜戰劇引發了一次次收視狂潮。《風聲》電影作為第一部國產諜戰商業大片,一個國慶檔期,狂攬一點五個億的票房,足以說明受到了觀眾的追捧。《建國大業》更是神奇,像台印鈔機。而在出版市場上,風景同樣「這邊獨好」,都梁的《亮劍》我想應該早過了百萬冊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萬之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想,可能跟我們最近幾十年來文藝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創作有關。都知道,三十年前,我們的文藝創作始終都在搞假大空的東西,什麼都是國家意志,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後,改革開放給了我們一定反思和自由創作的空間,讀者和作者有權力反感宏大敘事,反抗英雄敘事。於是,寫作進入了個性化敘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責任。如果說三十年前的創作是一個極端,那麼現在其實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了,就是作家過分地竊竊私語,過分地癡情於生活的陰暗面,不要責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創作就是為了表達慾望,為了張揚個性,為了「否定」……人們一味地書寫庸俗人生,競相列舉人生的種種黑暗、絕望、醜陋、醜惡、齷齪、陰暗。很長一段時期,你頌揚英雄,歌頌美德,成了無知和愚昧的把柄。這種一邊倒的創作之風,伴隨而起的是一種精神的徹底潰敗,信念的完全缺失,創作被日益簡化為慾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之戀,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樑,我們再也無力肯定一種健全、有信念、充滿力量的人生了。

其實,在這個一切價值都被顛倒、踐踏的時代,展示慾望細節、書寫身體經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創作勇氣的象徵了。我承認,生活確實有醜陋、黑暗、無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驅散黑暗,最簡單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樣,有時我們塑造一個英雄,展示一種莊嚴、莊重的理想人生,也許可以溫暖一個讀者的心,給他們一點正面的人生啟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軟、溫暖、有力的東西的,人們欣賞文藝作品就是為了尋找精神伴侶,當我們的創作一味沉迷於身體和慾望的敘事中,讀者難道不會厭倦嗎?我不知道什麼樣的理想和信念是對的,但我相信人必須要有理想和信念。當下,人們對物質和慾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為我們精神層面出了問題,我們忘記了人除了身體和慾望外,還有一個心靈。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筆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裡的主人公容金珍是個患有幽閉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個瞎子,黃依依是個不諳人情世故的人,《風聲》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們不甘示弱,並通過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譜寫了一曲曲強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為他們心裡有理想,有個精神層面的目標。與其說他們是「英雄」,倒不如說是有「心靈」的人,心靈被一味放大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人生交給自己認定的理想和信念,為此堅忍不拔,寧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個人所能達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們也許正是因於缺少了這種精神:為一個內心深處的追求,敢於承擔,樂於付出,勇於堅守,這種人格,這種情懷,所以格外迷愛這種主題性的作品。也可以說,時代在呼喚英雄,呼喚崇高,呼喚莊重的人文精神。

《非虛構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