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歲時，「格萊尼」將我和我的兩個兄弟叫到她在巴黎的會客廳。作為一個偉大的小提琴手，她在婚後無法充分發揮才能，因為喬公爵對於「噪音」沒多少興趣。她有一把小巧的小提琴，還有一架施坦威鋼琴放在舞廳顯眼的位置。她把我們三人叫到一起，雷尼埃、阿蘭，還有我。巨大的黑色鋼琴吸引了我，我說我想要這架琴。迷你的小提琴和它複雜的結構則令阿蘭艷羨。至於雷尼埃，因為他看不到別的樂器了，所以他就對音樂不感興趣；於是，當阿蘭和我試著進行二重奏的時候，便給了他好多機會來叫喊著嘲笑我們。我能回想得出這些演奏難聽到什麼程度。我和阿蘭曾經在他的寄宿學校裡舉行過一場合奏，受到的尖刻嘲弄還保留在我的記憶裡。我為他伴奏一首貝多芬的奏鳴曲。阿蘭在講台的這一邊開始了樂曲的演奏，而結束時是隨著一片噓聲從另一邊下來。從此，我再不曾在公眾場合演奏過。今天，我也就完全不玩琴了。
「格萊尼」在舞廳裡組織指揮了多場音樂會；在這些高水準的音樂時光裡，我總是坐在前排傾聽。後來，她在我們那俯瞰阿雅克肖的拉彭塔城堡裡，舉辦了一場音樂節。貝阿特莉絲負責廣告宣傳，我則把整個科西嘉都貼上了海報。
這座城堡被用做博物館，回溯卡爾-安德雷阿·波佐·迪·博爾戈的生平。我想起了博物館的門衛，他向參觀者展示著客廳、書房和臥房的奢華。在書房裡，兩幅巨大的畫作迎面對掛著——一幅是卡爾-安德雷阿·波佐·迪·博爾戈正面端坐的肖像，帶著凱旋的神態，由傑拉爾繪製；另一幅是拿破侖就要被流放到厄爾巴島時的肖像，臉上印刻著失望和尖酸，由大衛繪製。在參觀結束時，導遊總是一成不變地用他那帶著科西嘉口音的刀割般的嗓音說道：「廁所還是那個年代的。請不要忘了導遊啊！」
沒有任何一位波佐家族的人住在這座城堡裡。它由家族的一位祖輩建成，為了吸引他的妻子來島上住。他還買下了瑪麗·德·美第奇宮裡的珍寶，在一八七一年被巴黎公社燒燬前，瑪麗·德·美第奇宮是杜伊勒裡城堡的外圍建築。
結果，在阿雅克肖短暫停留並在城堡裡住了一晚後，妻子斬釘截鐵地拒絕重回此島。
祖父喬則選擇修復一座古老的熱那亞塔樓，它在城堡上方約兩百米的高處，位於以前的波佐·迪·博爾戈村莊的中心。他開心地在「格萊尼」的陪伴下走進這個塔樓。他在這裡能重溫過往的歲月，把握眼下正在流逝的時間。從這個塔樓裡，看得到山坡上的一座小教堂。家族裡的所有成員都安葬在這裡，將來，波佐·迪·博爾戈公爵夫人，喬忠實的伴侶「格萊尼」，就將在此安息。而我未來也會和貝阿特莉絲一起在這裡入土。
在很早的時候，我父親便對他的每個孩子都有了個明確的主意。儘管帶著深深的善意，但他將這說出來的時候卻顯得比較粗暴。他的評價只有幾個詞：「雷尼埃學習上沒天分。」他將到雷羅什學校做寄宿生。在法國，這是以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管理的唯一寄宿學校——高年級學生教低年級同學自己動手管理自己；體育和其他非智力的活動佔據著統治的地位。雷尼埃在這裡的學習很一般，從不曾對體育運動產生興趣，卻發展出一種來自我們母親對繪畫的熱情。阿蘭跟著雷尼埃來到雷羅什學校，「去做他能做的事」。對我這個總是近似沉默的孿生兄弟的智能，我們的父親猶疑了很久。至於我，他派我繼承曾經是他本人也是他父親的那套教育，因為我是「三個裡面最不蠢的那個」。他把我帶到巴黎的時候我八歲——我通過了蒙田中學的入學考試。成績開榜的那一天，我父親拉著我的手，在名單上找我的名字。我得到的是個「優」——我被錄取了。於是我離開了家。我只能在學校放假的時候才能和家人重聚。
我父親的妹妹埃裡亞娜·德·貢皮埃尼，她的丈夫菲利普，還有他們的三個孩子住在家族在巴黎的寓所裡。我的姑姑在週末和星期四的下午接待我。每到這些時候，我都去盧森堡公園乘公車。我總是站在車廂後面的平台上。這是最美好的休息時光——伴隨著排氣消聲器散發的熱度和氣味，一條條大街從眼前掠過；檢票員意興闌珊地靠在欄杆上，他的鴨舌帽翻起，手放在梨形的停車搖鈴上。貢皮埃尼家成為我的第二個家。他們將我安頓在頂層的洗衣間裡。我睡在一張要從壁櫥裡拉出來的床上。我發現了另一個法國。
菲利普·德·貢皮埃尼應該和杜·蓋克蘭〔6〕有點淵源；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這個時期。他是個戰士，也是個偉大的狩獵者。在他結婚後，他的生活一半在巴黎，在這裡他開一家小廠，生產高檔的紙板包裝；另一半在拉雪茲城他可憐的莊園裡，一個小村落的殘垣連著一座廢棄的城堡。他成功地在那裡佈置了幾間小屋，都很簡陋。這座城堡位於一個兩千公頃面積的森林中心，他在這裡獨自狩獵，度過了他生命裡的大部分時光。
他在他的那些動物當中死去；他頑固地拒絕保養自己的身體。
他教我射擊，使我產生了一個人在樹叢中長時間守備的興趣。也是他教會我用假的蟲餌釣魚，這是另一種孤僻的運動，完全是靠視覺上的敏銳和姿勢上的講究。菲利普姑父話不多。甚至他會在表達看法之前先表現拳法。在諾曼底，一個獵場的看護人就為自己的胡言亂語付出了代價，他被一記上鉤拳擊倒在地。姑父認為這個老實人缺少對他岳母公爵夫人的尊敬。而一個上層人士如果在他面前有狂妄之舉的話，同樣也會為自己的性格交學費。姑父那種貴族式的粗暴使他受不了與他身份相同的人幹出的蠢行。
除了打獵之外，他只與十幾個老友來往，始終都是那一幫人。他們至少一周在波佐的寓所裡聚一次，一起「打紙牌」。他們的關係是一種最完美的兄弟情誼。要是他們當中某個人有了婚外情，其他人都會體恤地以最敏感的方式使一切得以順利進行。狂熱的金羅美牌局從下午五點鐘左右開始。在一張狹窄的長桌兩邊，各有五六個牌手的兩隊人會一直打到深夜。晚上八點鐘，牌局暫停。晚餐的中心是埃裡亞娜姑姑，她可以講一些葷段子，卻彷彿自己並不理解其中的含義。只有在這個家庭，和這幫人在一起時，我才能笑得這麼厲害！接下去的幾年，在這些不間斷的節日裡，我獲得了巨大的歡樂。埃裡亞娜姑姑很快教會我打金羅美，把我帶上了牌桌。我成了個很好的牌搭子。我保持著這種對遊戲的樂趣。在貢皮埃尼家裡，我發現了生活的美妙之處，它是由無憂無慮的性情、牢固的友情和精神上的格調所組成。既粗獷又敏感的一種氛圍。
他們家的長子弗朗索瓦比我小兩歲，是我少年時期的玩伴。他像所有貢皮埃尼家的人那樣，體格大、有蠻勁，他還表現出一種我從未見過的笨拙。到今天為止，他全身大概縫過一百針！我還記得我們一起在當古的樹林裡騎自行車的過程。我在山路裡開道，衝下樹叢中的陡坡，好幾次將摔得皮開肉綻的弗朗索瓦從地上扶起來！成人後，他還是這樣一個天生一副脆弱莽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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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偏離了正軌。我學會了孤獨。後來，我又力求找到孤獨。我想始終更快、更遠、更高地前行。我感覺自己彷彿是不死的神人！甚至在萊薩爾克滑雪場遭遇的雪崩都沒有給我留下任何教訓；路有好多個出口，我卻木然地又動身向前。然而，我一腳踏空了。那個使我重回地上凡人的時刻，我在記憶裡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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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十二歲的時候，菲利普姑父送給他一輛雪鐵龍 2CV的郵車，橙黃的顏色，這是在公共財產拍賣時購得的。在幾年的時間裡，這輛挺不錯的老車是我們遊玩時的伴侶。從我十四歲起，我就開始在森林泥濘的彎道裡做大角度的飄移。後來，我又發現了這輛車的一些照片——只見當年我們一副青蔥模樣，意氣風發，擺著姿勢，手叉在口袋裡，嘴上叼著煙，站在我們的「戰車」旁邊。世界屬於我們。我們是寵兒。
從我的臥室裡，可以俯看到為我叔父切科照看孩子的年輕女管家的房間，切科是我父親的弟弟，他的妻子塔尼亞在銀幕上的藝名叫奧迪爾·維索斯。在三年裡，對我來說，這個女管家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通過浴室不透明的玻璃窗，我揣摩著她的體型。夜裡剩餘的時間，她就在我的夢中陪伴我。一個晚上，我慾火中燒，踮著腳尖從將我們分開的兩層樓梯上走下來。我來到走廊的盡頭，進入了她的房間。她正準備上床睡覺。她在睡衣裡的身體被我一覽無餘。我很尷尬，不知所措。我很窘迫地對她說：「我頭疼。」她給了我一片阿斯匹林。我夾著小尾巴又爬上我的那層樓。
在每週的非休息日裡，我在布蘇埃學校裡生活，這是由一些穿著一身黑衣的修道士管理的寄宿學校。我們早上做彌撒，吃飯在食堂裡，晚上有老師監督自修。我們在蒙田中學上課，後來是路易大帝中學。我偶爾會在彌撒時做輔祭工作，但沒什麼熱情。一天早上，我和幾個同學將尚未經過領聖體儀式的聖餐餅全部偷光。坐到長凳上時，我們已將餅一掃而光。等到做主禮司鐸的老神父準備開始聖體聖事時，我們大獲成功——代價是集體留校！
布蘇埃學校的修道院長加朗司鐸已經八十多歲。他是我祖父的老師，在我父親讀書時就已經是校長了。
我爬到八樓的一個窗戶旁，帶上一隻裝了水的玻璃瓶，在同學們的慫恿下，我瞄準了我們的修道院長。他正穿過操場。可能他剛剛在思考生命中的不確定性。嗚……啪！經過一道完美的弧線，炮彈爆炸了，教士袍上濺滿了水。謀殺成功！
聽說了這樣的「偉績」後，我父親對開除我不表示反對。他本已決定將我從布蘇埃學校轉出——他已經瞭解到，我將大部分時間都虛度在一家咖啡館裡，在這裡，人們叫我「彈子機之王」。
我被送到雷羅什學校，又和我的兄弟們在一起了。我是在高中二年級期末的時候來的。我很快發展出一種與這所學校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強烈對立的政治意識。昂貴的學費導致招生僅限於經濟上有實力的精英家庭，而二戰後經濟增長的這些年使新的就學群體產生，他們非常有錢，但文化基礎常常很薄弱。我想起一些由司機開車接送的腐化的少年。他們當中有一個甚至是開著輛老式勞斯萊斯加入這巨大的汽車隊伍的，他還帶著個總站在一側車門踏板上穿著制服的家僕。我為他也為我自己感到羞恥。在此之前，我還未有過階級觀的意識。我在這所學校裡離群索居，很少去看我的兄弟們，每天在鋼琴上花好幾個小時，在我專用的帶隔板的小自習桌上一根根地抽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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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因為大量的社會不公現象令我難於承受，我做著超出常人理解的工作，只求那些我負責的人至少可以贏得他們的獨立。
當我們被要求對幾百個人進行裁員時，我可能會拿起武器。義憤填膺的感覺令我渾身顫抖，在那些冷酷的經濟法則的包圍下，我可能會把武器調轉指向自己，以便他們無法將我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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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和阿爾都塞。在我的房間裡，我一邊聽著梅湘〔7〕的鋼琴曲《注視聖嬰基督的二十個眼神》，一邊學習這些「紅色」作家的作品。這首音樂使我能從周圍的腐化中脫離出來。我的反抗是如此激烈，以至於我拒絕參加團體聚會。在考試後頒發獎項時，我被「缺席」授獎。這可是這所學校歷史上的頭一回！
在事故發生後，記憶中回想起一件當時並沒有怎麼震動我的事——數學老師摩爾塔先生在一次汽車事故中身亡。有消息傳了開來，說他撞到一輛牽引車下之後，身體變長了二十厘米。今天，這個記憶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因為看著我筆直平躺的身體末端，每個人都覺得我的身高變長了。
在這個沒有時代氣息的學校裡，一九六八年的五月與我不期而遇。我決定逃離，逃到巴黎去。我聽憑自己被一種全民的激情所帶動，從奧德翁〔8〕到邦德翁〔9〕，這種激情席捲了整個巴黎。我相信，這些瘋狂的日子將會引導出一種更偉大的公正，從此以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以禮和敬為準繩。
我於是過了幾天完全漂蕩的生活，全民的興奮和子彈的氣味令我陶醉，我並沒有想好什麼主張，只盼著一種浪漫的兄弟情誼盡快來到人間。我到路易大帝中學的老同學那裡過夜。我們討論著我們的社會規劃，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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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接受妥協，這是現代社會裡可憐的「白癡」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