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中國」與紅腰帶

作者:接著談你回國,還是接著談柳青?

陳沖:回國沒什麼好談的,都讓人傳濫了。

作者:聽聽你的版本。

陳沖:讓我想想……上飛機之前,柳青問我什麼時候回來,我答不上來。好像一去不復返的勁頭。所以我才說:「咱倆私奔吧!」仗著要走,說話可以放肆,不負責任——就是我當時的心理。人一般都有這心理,對吧?惹事就惹事,反正我走嘍!

作者:(笑)沒想到回國又惹了事。

陳沖:(晃腦袋)那是真沒想到。

陳沖決定回國去。那是一九八五年春節前,是她離開中國四年的第一次還鄉。

從來沒有離開家、離開外婆這麼久過。四年的留學生活,她倒是幾次與母親聚散。一次她們母女竟在德國慕尼黑團圓,倆人恰都有出訪事務,並恰恰在同一個時間。修了一陣德語的陳沖成了母親的隨身翻譯。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架將西越太平洋的美國聯航的機艙裡坐著陳沖。她倚窗往陸地看去,洛杉磯的花園、小房變得密匝匝的,被縱橫的公路割成網絡。飛機在上升、上升,這塊新大陸朦朧起來。她想她在這塊陸地上開創了什麼收穫了什麼,帶走什麼又撇下什麼。在漸漸遠去的那塊陸地上,有她四年多的心血和淚水,有她成摞成摞讀完的課本和寫完的作業,有她剛剛上坡的事業,有那輛老馬般的忠實、老馬般識途的汽車——在通向好萊塢的路上,它曾載著她的希望去,載著她的失望歸。還有那位剛剛認識的、誠篤熱情的柳青。

柳青說他將會看她「起飛」。他有言下之意的。

柳青大約不知她真正的心思。當她對他說:「我要回國了,我們私奔吧!」她心裡被一個不很明顯的念頭鼓舞著:這回回去,也許不再回來了。這個念頭並不被她的理性認同,但它存在著,並顯示著奇妙的主宰力。

似乎在決定回國的一刻,她心裡有種墜入溫床般的舒適。陳沖喜歡一切舊東西,她覺得舊的東西上留有人跡,留著人情味。一些她用舊的東西,她總是隨身帶著,有時拿出來,對它們發愣或傻笑一會兒。因此她也無可救藥地留戀自己的舊生活。外婆臥室裡的舊書味,媽媽衣櫥裡的樟腦味。還有,那不用睜眼就能抵達的舊朋友家。那朋友家弄堂口有個街道工廠,再就是一部傳呼電話,她仰頸子朝樓上喊:「閔安琪!……」

這些個「舊」幾乎使此刻機窗畔的陳沖戰慄。

在決定回國的一刻,她感到自己對這份不息的奮鬥夠了。實在是疲憊:哪天早晨想再伸伸四肢躺一小會兒,總被一陣類似犯罪的感覺驚起——還有書沒讀,還有功課未完成,考試在一分一秒緊逼過來。她在學校的功課百分之九十是優等分數,她的英文寫作被教授評價為:「高於一般美國學生」。那又怎麼樣?她在好萊塢不再是那個「不知哪來的,不知是誰」的ChenChong;她的事業眼看在振翅。那又如何?……這四年多,天曉得,她對得住自己的時間太少了。她對自己太狠了。「舒服」在陳沖的字典中漸成了貶意:你舒服,就證明你沒再學進任何新東西。她捺著自己的脖子去學習、去工作,去一字一句地學說英語。終於講一口美國人標準、漂亮、見學問的英語了,用她那為漢語的咬文嚼字而發展成型的口腔與聲帶肌肉。她的人為己達到了自然,要在好萊塢正式、隆重地登場,她一切都齊備了——

那又怎樣呢?

她終於踏上了歸途。

陳沖沒想到回歸後發生的這一切。首先是在香港海關。她所持的中國身份和護照竟招致一大堆麻煩。沒完投了地回答,直到深夜。她煩躁起來,開始與這個海關官員爭吵。

「喂,你以為我會賴在香港?!」

「你沒有過境簽證,就不能在香港停留……」官員一再重複這句話,像一部壞了的錄音機。

陳沖冷笑:「為什麼他們(她指其他旅客)不用簽證?」

官員:「因為他們持美國護照。」

陳沖:「美國護照進入中國的香港不必簽證?」

官員:「對。」

陳沖:「你們只是拒絕中國護照?」

官員更正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陳沖狠狠看著這個黃皮膚黑頭髮的龍的傳人,這張犬類的鐵面無私的臉。

之後是扣留、審核,翻來覆去,鬧到半夜十二點,她才被允許去旅館休息。她本來只想經由香港轉火車去廣州,一番周折,使旅途陡然添出煩惱和疲乏。到了廣州她便病倒了。

在廣州有預先安排的機場記者採訪和座談會。兩天下來,陳沖的咽炎惡化,幾乎到了欲呼無聲的地步。而與此同時,中央電視台聽說陳沖的歸返,馬上安排她在春節晚會上與全國觀眾見面。陳沖欣然接受了邀請——四年多了,她怎麼也該向曾經的觀眾打個照面,拜個年。

陳沖的病在忙碌中加劇,卻又被興奮給忽略。到了上海,終於從醫生那兒來了「禁聲」的命令。她不可能從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話、一肚子故事要講。再說,到了與全國觀眾面對面的除夕晚會上,她總不能啞著拜年。

這個疼痛的喉嚨說出的幾句話卻給她帶來那麼多的不愉快。

大年三十,家家戶戶已聞知赴美的陳衝回來了,將與大家見面。於是電視機在年夜飯席間或席後打開了。

陳衝出現在銀屏上,微笑著說:「我在美國留學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屬牛的,所以就繫了一根紅腰帶。現在中國有句時髦的話,叫恭喜發財……」

注意:這裡說到「現在中國」。還有一條「紅腰帶」。本來陳沖生性隨和,最怕隆重儀式,最怕自己弄出個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這更精彩的話要講,但她知道大年夜誰也不想聽「報告」。人們渴望人之常情,渴望親近家常。陳沖是在這種感悟下觸發了以上的幾句話。

不久出現於報端的批評使陳沖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長,五百字左右,口氣卻是不饒人的。

文章說:

在今年中央電視台的除夕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陳沖和大家見面。我們都寄予了熱望。要看一看在美國留學的陳沖有什麼進步,將為我們表演些什麼。結果陳沖和大家見面了,並講了話。

她講的原話大致是:「我旅居美國四年,本來不打算回來,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屬牛的,我算了個卦,我有兩個禮拜的假,應該可以回來看一看;我又繫了一條紅腰帶,現在中國有句時髦的話,叫恭喜發財……」聽後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開迷信味兒不談,陳衝去美國四年,竟叫我們是「中國」,她自己又算什麼呢?陳沖很年輕,這樣講話,使老年人聽了很難過。我認為這不能責怪陳沖,中央電視台為什麼要安排這種講話呢?而且她的即席講話也與整個晚會氣氛有關。

除夕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觀眾不是平日一般觀眾,還有平常沒有工夫欣賞節目的人。有各行各業,有各種民族,有海外僑胞,甚至還有外國人。這次晚會不是給觀眾「團結、奮進、歡快」的感覺,而是令觀眾感到庸俗無聊。陳沖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嚴,說出那種話來,也就不奇怪了。

陳沖的幾句家常話,怎麼就使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難過」呢?似乎還有愛不愛國的涉嫌。看到這篇文章後,陳沖仔細回想自己在講話時的情緒:她的確激動,並由激動帶來少許的語無倫次。但她哪句話講得如此不得當、如此欠正確,引出人如此之嚴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沒有任何出格。「現在中國」與「紅腰帶」沒有任何傷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當下的同胞生活中顯得入流些,湊趣些。人們的個人生活剛剛與政治生活有所脫離,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視自己本性中的慾望,諸如「發財」了。不是好事嗎?為什麼陳沖非得例外,非得氣宇軒昂地去唱「我愛你中國」的高調呢?

剛一不唱高調,就有人以高調來訓斥你了。

陳沖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為她是陳沖,只因為她曾被人擁戴喜愛,只因為她曾經的天真無瑕、未諳世故給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為她不顧自己的美好印象斷然出了國,只因為她在美國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對她幾句最普通不過的拜年辭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饒嗎?

她一腔回鄉的感情似乎受了傷。的確受了傷。她這樣輕易地就得罪了觀眾,(儘管不是多數)以後怎麼去與他們相處,談你在自己祖國發展事業呢?她幾乎對自己失去了自信:幾年的留洋生活改變了我?把我變成了一個不是中國人也不是美國人的怪物嗎?我真的不倫不類到連幾句家常話也說不好了嗎?……

同時,陳沖也意識到,四年多的時間使許多東西改變了,包括觀眾對她的要求和她對觀眾的要求。因此就有這個非溝通的交流,它必然導致誤解。

家裡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們看到陳沖剛回國時的興致、情緒的熱烈。她那麼歡天喜地地擁抱這個、擁抱那個;她和舊日上影廠培訓班的夥伴們抱作一團,若可能,她似乎會擁抱整個家、故鄉和故園。她沒有吃上大年夜飯,獨自顛沛北上,去為那個除夕晚會忙碌;她當夜趕回上海咽喉已膿腫得嗓音全無。怎麼會想到,高高興興的幾句話,招來這麼劈頭蓋臉一通譴責。尤其文章中這幾句話:「竟叫我們是『中國』,她自己又算什麼呢?……」這句話莫名其妙的義憤之詞,使陳沖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陳沖本人對此事的反應更激烈,更覺得一腔冤枉。「什麼意思?是隱射陳沖對中國不敬?對祖國不愛嗎?又來這一套——扣大帽子!」她憤憤地說。

外婆是全家讀陳衝來信最仔細的人。不僅讀,並且總是咂摸外孫女每封信的情緒。陳沖極少在信中談不愉快不順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離十地從信的字面語言聽出字面下的真實心境。她的不順利、她的艱苦,她的不屈不撓的上進心,她一如既往的好勝,外婆全都明白。外婆還把陳沖的一封封來信結集起來,不時拿出來重讀。「……總是在圖書館待到很晚,不知為什麼不想回去。因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沒有一個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總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讀到諸如此類的段落,外婆總要放下信箋,神傷許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孫女:一旦在國外遇到好事或壞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國家。「中國就不會有這種事!」她會說。「中國要有這東西該多好!中國人要都能吃上這個……」她也會說。她甚至把自己的國家,自己同胞對自己的信賴和寵愛當成她感情的積蓄:沒有親情的冷土上,她靠這些積蓄來補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對於好萊塢的一次次出擊,她是在一種有恃無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國家做我的大後方,我進可攻退可守。在美國的四年多,每當她受挫,她會想到那些曾給她寫信談心的觀眾們。然而她這幾句拜年辭,無非存一點俏皮企圖,卻招至這麼一場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門,找到了《民主與法制》雜誌社的門上。老人希望雜誌能刊載她的一篇文章。她不僅是為陳沖辯護,也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憂慮。作為一個中國普通公民,而不是一個有名的青年明星陳沖的長輩,老人希望能從自己的立場上講幾句話。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題為「陳沖的講話」。文章認為輿論對於陳沖這樣一個二十四歲的女留學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幾句話,體現了一個女孩子的純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卻不公正地橫加指責……」老人還寫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還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報紙上寫了一篇雜文說:『大概這位電影明星已經忘記她是炎黃子孫了。……就在當時,腦子裡立刻顯現出另外一個名字……一個網球明星……但願這位電影明星不會變成這位網球明星!』當我看到這裡的時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對於這種拿一個人的幾句話,指鹿為馬、上線上綱的做法,我是打心底裡反感的。……我們都是普通的人。……對一個人不能這樣,一個人有缺點、錯誤,盡可以批評,但涉及到愛國不愛國的大問題,不能不慎重。」

從不同立場觀點出發,以「陳沖的講話」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兩篇。在那篇批評文章出現之後,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為陳沖一辯」的文章——「陳沖有什麼缺點錯誤,同樣可以批評。文章特別點了陳沖的名,好像陳沖寥寥數語的即席講話,是這台糟糕的晚會代表作。但是,文章對於陳沖的批評,難以令人信服。,陳沖即興感言,談牛年、算卦,紅腰帶云云,無非也是想活躍一下聯歡晚會的氣氛,增添一點風趣幽默。有什麼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於她的難脫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實『迷信味兒』是談不上的,正像我們平時在生活中漫不經心地脫口而說『感謝上帝』、『菩薩保佑』一樣,並不使人感到這是在宣傳『迷信』。而在這篇文章的作者看來,『迷信味兒』還是輕的,可以『撇開』不談;更不能原諒的是竟叫我們是『中國』,她自己又算什麼呢?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國』、『現在中國』,那又叫什麼呢?難不成開口非得『我們中國』、『我的祖國』才配做炎黃子孫?就是該文作者批評陳沖的這篇文章裡,就有「『除夕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不是有一句話也『竟叫我們中國』嗎?如果按文章的邏輯,他『自己又算什麼』呢?」

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風,強悍的邏輯感與那篇「發難」文章形成對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駁姿態。這使陳沖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撫。

然而,社會上的輿論仍很盲目。民間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門的消息和評論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評陳沖的文章當然是爆了大冷門。說法很快便傳得沸沸揚揚:「陳衝闖禍了!」「陳沖在春節晚會上放了厥詞!」「陳沖在除夕對全國觀眾說:你們中國人……」

對於有些走樣到完全離譜的議論,誰也無力糾正。陳沖既無力,也無心。比起歸國時嘻天哈地的她,陳沖似乎曉得了一點「世態受涼」。

她感到自己離開美國時「回國去發展」的想法未免心血來潮,未免一廂情願,未免情緒化,孩子氣。她明白自己對祖國、故土的感情,這就夠了,不必解釋。喋喋不休地解釋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個人問心無愧,就把誤會交給時間吧。」她這樣寫道。

她決定啟程,回到她洛杉磯暫時停泊和好萊塢外圍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飛去的飛機中,陳沖對自己說:沒退路了,向前走吧。

作者發現,陳沖在談到這段「回國事件」時的態度是無所謂的。像講她孩童時期一件事,當時認為了不得,天塌了;長大後,「那也算個事?」她竭力淡化當時她的情感反應,嘻哈著說:「就覺得沒人疼沒人愛了,走人吧!好像整個感覺挺悲壯!」

作者卻認為這事不那麼簡單。它是使陳沖成為「爭議人物」的一個重要起端。因此作者決定繼續「挖掘」她。

作者:從來沒經歷報上點名批評的事?

陳沖:那時候沒有。現在什麼都聽得進。怕人罵就不要干拋頭露面這一行。那時我從來沒聽過公眾的反面意見,一直聽好話。四年後回國,剛一露頭就挨了這一下子,當然吃不消。有點……給打蒙了。雖然不幾天我外婆收到一瓶酒,是謝晉送來的,表示對外婆也對我的慰問,也是給我們全家壓壓驚的意思。上影廠過去的一些同學朋友也都來我家,為我說些出氣的話,我還是覺得挺喪氣的。好像被人抓破了臉,跟一些觀眾大傷了和氣。覺得自己出國幾年,連中國的客套話、吉利話都講不來了,還能在中國社會生存嗎?我在美國也常常接受採訪,有的話也說得不妥,說重了,像我評論過美國人對歷史的態度太輕率,但沒人揪住我不放啊……

作者:(插話)在做你的書面研究時,讀了你所有的答記者問,你在談到中國的國情時,基本是護短態度……

陳沖:(大聲打斷)很多美國人對中國不瞭解,太缺乏瞭解,或者是一種卡通式的圖解。在他們想像中,中國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個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實中國不是那個情況。假如他們不懂得中國的三千年歷史和幾代人的理想教育,他們不可能有一個瞭解中國的基點。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瘋了!」一句話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誰要用揭短的態度來談中國,那就沒任何可談。

作者:咱們再回到那個風波上去吧?

陳沖:(笑)別叫它風波好不好?

作者:歷史地看問題嘛。當時它不是有一定的輿論性嗎?我當時在北京,也聽說了。然後就找來那篇批評文章看……

(電話鈴聲,陳沖抱歉一聲,到隔壁去接電話。作者便順著她未及說出的話思索下去。時隔七年,這篇批評文章給人的感覺是神經質、自卑。一些中國人長期養成了一種自卑的民族心理,而表現出來又是自大。於是神經敏感到了病態的地步。某人的某句話出來,比如「現在中國」這句話,馬上就讓他犯神經質;馬上他就聽出一個尊卑的地位來了。你出國四年,「洋」了四年,他本來就留心你是否拿出一副「洋」的、「尊」的態度;你一個「現在中國」,好了,正刺在他那根神經上。因為他下意識裡把「洋」擺在優越的地位上。你不可以說「現在中國」,但他自己說無妨。因為他把你劃分到「優越」一檔,你一說「現在中國」便是尊者對卑者的指手畫腳。他就要拿出民族主義、愛國精神來壓你的「優越」和「尊」。實際上洋=優越=尊是他心裡得出的等同式,你根本渾然;你脫口而出「現在中國」,他便惱了:「她自己又算什麼呢?」數這句話最為好笑。因為這句話讓人聽出那一腔悲憤,而悲憤又毫無來由。

「她自己又算什麼?」言下之意:你以為你就算個洋人了嗎?洋人可以叫「現在中國」,或者「你們中國」,因為是洋人嘛,也就容他指手畫腳,也就咬咬牙,忍了,氣全發在你身上。你也敢說「現在中國」?你也敢有這個局外人姿態?「竟叫我們是中國,」——這裡的「中國」似乎是很不好聽的一個詞,被你陳沖硬叫到了他頭上。緊接著便催出「她自己又算什麼?」的悲憤。悲憤至此,便有了這般以牙還牙的邏輯:「罵我××,她自己呢?!」

這時陳沖結束電話,回到客廳。)

作者:就是說,挺掃興?

陳沖:什麼掃興?

作者:第一次回國。

陳沖:(半玩笑)到現在還有餘悸:我回上海總是悄悄的,很少接受採訪,生怕又講錯話。有次上海的東方電視台提出要給我做個專題採訪,我一直沒有答應。他們好幾次跟我談判,最後說定不直播,我才答應。幹嗎呀,講幾句話讓人當靶子?我已經很不習慣在幾句話在爭來辯去了。所以回國我從來不聲張、不露面、不講話。——唉,咱們談柳青吧?

作者:能了能錄音?

陳沖:隨你。不過我沒有腹稿,會講得無頭無緒或者千頭萬緒。

作者:開始吧?

《本色陳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