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維也納度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日子，同時維也納也是全方位的人生課堂，來到這座城市時我還是一個半大少年，離開它時已成為沉靜嚴肅的成人。」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這樣總結他的維也納歲月。確實，從1908年到1913年，在奧匈帝國首都的5年經歷對希特勒日後的人生道路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某種程度說，在新環境中受到的影響和積累的經驗塑造了他的性格和政治觀念。無怪乎他在元首總部發表獨白時還不斷提到這段日子。
世紀之交的維也納是一個歐洲的大都會，人口約有兩百萬，是排在倫敦、巴黎、柏林之後的第四大城市。哈布斯堡的古老皇城不僅保持著過去的榮光，還是一個朝氣蓬勃的經濟中心，擁有工業企業、商行、銀行和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同時它還是一個擁有劇院、音樂廳、畫室、出版社和報紙的生氣勃勃的文化中心。「沒有哪座歐洲城市的文化追求像維也納一樣熱烈。」維也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追憶「一戰」之前的日子時說。現代派藝術的代表人物，譬如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埃貢·利奧·席勒（Egon Schiele）、奧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建築家奧托·瓦格納（Otto Wagner）和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作家阿圖爾·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和雨果·馮·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hal），作曲家阿諾德·捨恩貝格（Arnold Schonberg），以他們的藝術創新引起了轟動。那時統治帝國的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一世（Kaiser Franz Josef I）被視為帝國長治久安的保證和象徵。1908年，當希特勒移居到維也納時，年邁的君王用盛宴和華麗的遊行慶祝了他的執政60週年紀念。
但是在光鮮的外表後面也存在著深刻的社會裂痕。滿足貴族和富裕市民需要的環城大道的豪華建築、寬廣的林蔭大道，與外部城區工人家庭擁擠的陋居形成鮮明對照。「世紀之交的維也納就屬於社會狀況欠佳的城市。」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評論，「奢華和窘困交錯出現、對比強烈。」維也納不僅有尖銳的社會矛盾，還像放大鏡一樣將奧匈帝國的多民族矛盾捆紮在一起聚焦放大。除了柏林之外，其他任何一座歐洲大城市都沒有如此多的外來移民。從1880年到1910年，城市人口翻了一倍，其中捷克人最多。1910年維也納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捷克裔。維也納猶太人的比例也比其他歐洲大城市高。1910年在維也納生活著約175300個猶太人，占總人口的8.7%。主要來自匈牙利、加裡西亞、布科維納等帝國東部地區的窮人住在俗稱「馬佐島」的利奧波德城區。
無法控制的移民潮不僅在維也納的德裔居民中，同時也在哈布斯堡帝國的其他說德語的省份激起了對「外來人口過多」的恐懼，他們害怕失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和政治優勢。作為一種應對反應，19世紀末出現了以極端民族主義為號召的社團、黨派和民眾運動，它們又激起其他民族的反彈。「帝國議院」——奧匈帝國西部省份組成的議會——成為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的競技場，自從1907年實行普選（所有24歲以上男性都有選舉權）之後德裔選民不再是最強大的族群。不同族群的代言人在各種公眾場合進行激烈的交鋒，令不少觀察者覺察到哈布斯堡帝國正在陷入危機，多民族國家正無可挽回地走向分裂。世紀末的情調和大廈將傾的危機感——沒有一個地方比世紀之交的維也納體現得更加明顯。「大家都在靜候，從服務員、馬車伕到政府；一切等待著終結，等待美麗的世界末日。尊貴的女士們先生們！」維也納的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在1899年創刊的《火炬》雜誌裡這樣詮釋末日情緒。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告訴讀者，來到維也納不久，他陷入到「苦難和貧困的世界」中。這又是一種有意識的誤導。因為倚靠母親留下的遺產、孤兒津貼和「漢妮姨媽」的資助，他初到維也納時還能維持著往常的浪蕩公子生活。1908年2月底，庫比澤克也搬來維也納之後，他們搬進了施通佩爾巷29號，在察克瑞斯女士那裡合租了一間租金20克朗的寬敞房間。庫比澤克一開始就通過了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開始了正規的學習，他的朋友則一直漫無目的毫無計劃地度日。他每天通常很晚起床，成為黨的領導人和帝國總理之後他還保持著晚起的習慣。庫比澤克回家時總是發現他在埋頭繪畫或者閱讀。
希特勒習慣讀書到深夜。「書，永遠是書！我無法想像他身邊沒有書。」他的朋友回憶說，「書本是他的世界。」他最鍾愛日耳曼神話和英雄傳說，其次是藝術和建築史，他對當代文學也有涉獵，比如易卜生的戲劇和弗蘭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的劇作《青春覺醒》。他只記住了對他來說最重要和有用的東西，迅速忘記其他的。在《我的奮鬥》中他引用了《正確閱讀的藝術》的一大段話，從青少年時期起他就在身體力行著這段格言：「區分有價值的和無價值的，將前者永遠記在腦子裡，盡可能忽視後者，至少不要把它像無用的重負一樣拖曳著前行。」
只要有機會，兩個朋友總是一起去皇家歌劇院看歌劇。希特勒在1942年還熱情讚美道：「戰爭前的歌劇相當美妙！它們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他們經常為了得到一張渴求的歌劇的底樓站票而長時間排隊。在林茨時他們已經沉迷於瓦格納的歌劇，「面對藝術大師展現的無與倫比的神話世界，希特勒渾然忘卻了世間萬物。」當古斯塔夫·馬勒因為反猶主義者的攻擊而身心俱疲地交出指揮棒時，兩個年輕的瓦格納崇拜者在論戰中義無反顧地站到支持他們欣賞的猶太指揮家和作曲家的陣營。
但是希特勒對維也納的現代派藝術毫無興趣。他無法理解維也納分離派畫家古斯塔夫·克裡姆特的作品。希特勒更欣賞傳統風格的藝術：阿諾德·伯克林（Arnold Bocklin）的後期浪漫主義畫作，漢斯·馬卡特（Hans Makart）的新巴洛克歷史畫作，尤其慕尼黑畫家愛德華·馮·格呂茨納（Eduard von Grutzner）的田園風俗畫。「年輕時我在維也納一家工藝美術品商店的櫥窗裡看到格呂茨納的作品……我怎麼也欣賞不夠。」希特勒終其一生都認為「抽像畫是扭曲的塗鴉」。他同樣不理解阿道夫·路斯倡導的實用風格的新派建築，他傾慕的建築師是卡爾·弗裡德裡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和高特弗裡德·森佩爾（Gottfried Semper）。他可以連續幾個小時站立在環城大道的宏偉建築前，「然後他不僅忘記了時間，還忘記了周圍的一切……在家時他給我看他畫的建築平面圖和縱剖面圖，並試圖完善有趣的細節…… 對於他來說，環城大道是活生生的建築樣品展覽，他可以把書本上的建築知識與現實對照並發表個人看法。」
過了不久，庫比澤克發現他的朋友變得和林茨時代不一樣了。希特勒顯得心態不平衡，他會因為一點小事而暴跳如雷，憤怒地咒罵對他不公的世界；接著又陷入沮喪中，拚命責罵自己。勤奮上進的階段和渾渾噩噩的階段交替出現。有一天他提出寫歌劇《鐵匠威蘭德》，這讓庫比澤克大為驚訝，希特勒在林茨只上了3個月（1906年10月初到1907年1月底）的鋼琴課，缺少基本的作曲知識，音樂專業的學生庫比澤克不情願地幫助他進行這個冒險的嘗試，心裡完全沒有底。希特勒沉醉在創作的狂熱中，通宵工作很多天之後，他最終放棄了計劃。他又迷上了別的計劃：只要他腦子裡有了什麼想法，就會滿懷激情地投入到創作中去，接著突然失去了對它的興趣，轉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
托馬斯·曼在1939年發表的文章《希特勒兄弟》中指出青年希特勒的白日夢狀態是一種「藝術家特性的體現」：「它以某種令人羞愧的方式包含了以下一切：早期的『艱難』、懶惰和可悲的不確定性，無處安身感，也就是說不知自己想要什麼，在社會上和內心裡像個十足的波西米亞人一樣慵懶度日，對理智和光榮的日常事務採取一種高傲的、自我感覺良好的拒絕態度——究竟原因何在呢？原因在於他們有種模糊的預感，他們生來該做某種尚不確定的事業，可一旦把它說出口會惹得人們哄堂大笑。」
兩個朋友在施通佩爾巷的合租生活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一方面，希特勒覺得庫比澤克的鋼琴練習影響到了他的自修，另一方面，希特勒心裡很不舒服，他的室友每天早晨昂首闊步去音樂學院上課，接連取得學業上的成功，而他這個自命為藝術家的人卻被藝術學院拒之門外，他還一直向別人隱瞞著這個消息呢。一天晚上，當他們又一次吵架時，19歲的希特勒爆發了：「他們拒絕了我，我被扔出來、被拒之門外……」隨之伴隨著一連串的憤怒咒罵。「這個藝術學院！」他喊道，「老朽僵化的公務員，沒有品位的官僚，愚蠢的官場爬蟲，整個藝術學院都應該炸掉！」希特勒臉色慘白，沒有血色的嘴唇緊緊抿著，眼中燃燒著怒火。他的眼神很可怕，那雙冒火的眼睛流露出內心最深刻的恨意。這是內心封閉的希特勒僅有的幾次向別人敞開心扉，讓人瞭解他的內心世界。在他佔主導的談話中，他一直在朋友面前表現得驕傲自大，把對未來的強烈不安藏在心裡。
根據庫比澤克的回憶，那時希特勒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上述事件也許是原因之一。他們曾經多次去帝國議院，在聽眾席上旁聽用十種語言進行的辯論。日後希特勒惱怒地描述呈現在他面前的「一個可悲的場面」:「一幫人打著手勢用各種語氣胡亂叫嚷、動作粗野，一位好心的老大叔端坐上方，滿頭大汗地使勁搖著鈴，時而好言相勸，時而嚴肅警告，努力維持著議會的體面。」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試圖讓人相信，他的心中由此種下了對議會制度和民主多數決定原則的憎惡感。可實際上議會辯論的激烈程度對他是一種吸引力。有一天庫比澤克陪他去議院，全場的混亂無序讓庫比澤克感到厭惡，因此他沒坐多久就決定離去，可他的朋友做出的反應完全不同:「他跳起身來，緊握拳頭，臉因激動而憋得通紅。我只好繼續不聲不響地坐著，即便對爭辯的主題茫然無知。」
維也納熾熱的政治氣氛無疑在這個容易接受極端思想的外省青年身上產生過影響。在林茨實科中學讀書時，他已積極參與「德意志學校聯合會」的活動，該組織致力於在語言混雜的地區建立德語公立學校和德語幼兒園。希特勒懷著堅信德意志文化優越性的信念來到多瑙河畔的大都會。「來到維也納之後，我的同情心全部給了泛日耳曼黨。」他在《我的奮鬥》中保證，這段話是完全可信的。剛到維也納時，奧地利泛日耳曼運動的奠基人格奧爾格·裡特爾·馮·捨納勒爾（Georg Ritter von Schonerer）是他崇拜的少數政治家之一。他的合併「日耳曼奧地利」和德意志帝國的政治綱領是以哈布斯堡多民族國家的解體為前提條件的，對青年希特勒的政治構想有著不小的吸引力。「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準確和清楚地看到了奧地利國家的必然結局。」後來他如此稱讚這位熱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和俾斯麥的崇拜者。19歲的希特勒是否從奧地利的泛日耳曼主義者膜拜偶像的禮儀中學到很多東西？這一點尚待研究。至少可以肯定，他把「萬歲」（Heil）的口號和「元首」的頭銜這兩個元素吸收到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中，原本它們是追隨者們向捨納勒爾致敬時使用的。
在世紀之交，捨納勒爾的公眾影響力在下降（他於1907年到任「帝國議院」的議席）。由於在鬥爭中使用「脫離羅馬」的反天主教口號，他得罪了奧地利境內許多信奉天主教的德裔居民中的同情者。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認為「脫離羅馬」運動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批評捨納勒爾對廣大民眾的心靈缺乏瞭解。希特勒在捨納勒爾身上失去的，卻在別的政治家身上找到了：卡爾·呂格納爾（Karl Lueger），維也納市長和基督教社會黨的創建人，在20世紀初達到了個人聲望的巔峰。呂格納爾將政治事業的重心放在贏得「面臨滅頂之災的中產階級」上，由此獲得一批堅定不移的支持者，他們既有犧牲的決心，又有堅韌的鬥爭能力。
希特勒在元首總部的自述中承認，作為捨納勒爾的支持者，起初他反對基督教社會黨。但是他很快對呂格納爾本人產生了高度的敬意。「在議院的人民大廳裡，我第一次聽到他的演講；我在內心中做著自我鬥爭，我應該憎恨他，可我卻不得不敬佩他，他擁有極高的演講才能。」他欽佩這位民眾領袖，不僅因為他富有感染力的口才，也因為他在「維也納是日耳曼的，並且永遠是德意志的」口號下推行的強硬的德意志化政策。除此之外，在從1897年開始的任期裡，他為維也納市政建設的現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也給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煤氣廠、發電廠和交通企業劃歸市政管理，關心醫療和社會福利，開闢公園和綠化帶。「呂格納爾是市政管理的偉大人物，我們見過的最有才華的市長。」希特勒成為帝國總理後讚美他。1910年3月，當呂格納爾的靈柩被人數眾多的送葬隊伍護送到墓地時，作為一個年輕的崇拜者，希特勒也像站在道路兩側的幾十萬群眾一樣，目睹了送葬的儀式。
除了基督教社會黨之外，社會民主黨是戰前維也納最強大的黨派。青年希特勒對社會民主黨抱著一種奇特的矛盾看法。一方面來到維也納之後他接觸到比比皆是的社會貧困（為此他還曾經花了幾個星期設計一種社會福利住宅，讓勞動人民也能住進價格低廉又合乎人道的住房）；另一方面他又擔心自己有朝一日也會跌落到無產者階層。「也許」，他的朋友猜測，「在前所未有的孜孜不倦的自學後面，隱藏著一種近乎直覺的意圖：通過掌握淵博的知識以避免自己淪落到赤貧大眾中。」希特勒在維也納見過幾次工人遊行。根據他自己說，他們非但對他沒有吸引力，反而造成一種威脅感。「我差不多站了兩個小時，屏住呼吸，觀察著從我面前經過的人流滾滾的長龍。最終我懷著恐懼，垂頭喪氣地離開了廣場，慢慢朝家走去。」
作為泛日耳曼黨的同情者，希特勒憎惡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試圖與斯拉夫民族取得諒解的行為，這個年輕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討厭他們的國際主義精神。他懷疑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想利用工人階級的悲慘處境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誰在領導窮人？」根據庫比澤克的回憶，有一次他在看完遊行後問道，「不是那些與小人物共同經歷貧困的人，而是野心勃勃、充滿權力慾、有時甚至背離民族的人，他們利用民眾的貧困為自己謀利。我的朋友激烈地控訴著，最後爆發出對投機政客的憤怒。」反對「非德意志的」和被詈罵為腐敗者的社會民主黨人是希特勒政治觀點的基本組成部分，它是維也納歲月留下的有毒遺產。
1908年7月初，學期結束之後，庫比澤克回林茨父母家中過暑假。希特勒送他到西火車站。庫比澤克沒有意識到，他在整整30年後，也就是德國「合併」奧地利之後，才再次見到他的朋友。起初留在維也納的朋友給他寄了幾張明信片，甚至還寫了兩封長信，他在信和明信片中強打精神地描述了「新移民的生活」，還特別提到了幾樁新鮮事：他拍死了房間裡的「一大堆臭蟲」；他得了嚴重的急性支氣管炎，剛剛痊癒。他還特別強調，即使朋友不在，他也沒讓自己偷懶。「我寫了很多東西，寫作時間通常在下午和晚上。」8月的下半月，他最後一次從瓦爾德費爾特爾寄出一張明信片，當時他住在親戚家裡。然後聯繫就中斷了。1908年11月，當庫比澤克按約定歸來時，給他開門的人是察克瑞斯女士，希特勒搬走了，沒有留下新的地址。
1908年9月，希特勒第二次申請藝術學院的入學資格，這次他甚至沒被允許參試。也許這就是他沒有一句解釋突然離開朋友的原因。希特勒的自信心受到嚴重打擊；成為大藝術家的美夢化為泡影。日後的帝國總理一再爆發出對「以才華不足為理由，將他拒之門外」的藝術學院院長的仇恨，我們從中可以發現他當初受創之深。年輕的希特勒感到，他的藝術追求完全沒被世人理解，因此他退縮回自我的世界中。1908年秋季，他不僅斷絕了和庫比澤克的聯繫，也斷絕了和其他親戚的聯繫。11月18日，他在西火車站附近的費爾德街22號新租了一間房間，離施通佩爾巷不遠，他在這裡一直住到1909年8月20日。
關於費爾德街的生活階段缺乏可靠的信息。大概有9個月左右，希特勒完全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但我們可以猜想到，一個月又一個月，他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母親的遺產基本用完，僅靠孤兒津貼無法維持生活。從此希特勒開始了困窘的生活，後來他把整個維也納階段都說成那種狀態。「我接連幾個月吃不到熱的食物，只能靠牛奶和乾麵包餬口。」
也許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他在《我的奮鬥》中以大量篇幅描寫過的一段插曲。「為了免於餓死」，他在建築工地當非熟練工。當他在工地與被工會組織起來的工友們交談時，他受到了極大的刺激：民族、祖國、法律的權威、宗教、道德，全部被掃入垃圾堆。如果他敢於反駁，別人就威脅要把他從腳手架上推下去。為了豐富工作經驗，後來他離開了工地。希特勒講述的事情很有可能不是真的。也許他虛構出這個故事，目的是表現出他在二十多歲時已經與馬克思主義「歪理邪說」進行過英勇鬥爭。
1909年8月22日，希特勒搬到了澤克斯豪澤爾街58號更便宜的一處住房。從前他在住房登記表上填過不真實的「藝術家」或者「學生」的職業身份，這次他又填上「作家」，雖然他沒有發表過一行字。9月16日他必須騰出房間，可能因為他再也付不起房租了。登記表上「搬到哪裡」一欄中只寫著「不清楚」。下一個月他看來已經居無定所，1909年秋季對他來說是「無比苦澀的時光」，他在1914年1月回憶時寫道，5年之後他的手指腳趾上還有那時留下的凍瘡。
也許這又是希特勒一貫的誇張，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淪落到「很低的」社會階層。根據庫比澤克的回憶，他一直很注意穿著，著裝風格嚴飭而整潔，現在他卻加入到落魄的流浪漢大軍中，晚上在公園長凳上過夜，天氣寒冷時在維也納熱食供應棚或者施粥點的外面排隊，等著吃一口熱飯。
每天晚上，邁德林流浪漢收容所能為一千個人提供免費的住所和包括湯和麵包的食物，1909年深秋，希特勒在那裡結識了鄰床夥伴——有過犯罪前科的城市流浪漢賴因霍爾德·哈尼施（Reinhold Hanisch）。「木板床的左側是一個消瘦的年輕人，雙腳因走路過多而疼痛不已。我手裡還有農民給我的麵包，我分了一些給他。我說話時帶著很重的柏林口音，而他對德國著迷。我曾經遊歷過他的故鄉萊茵河畔的布勞瑙，因此很容易理解他說的事情。」1933年5月，哈尼施這樣描述兩個男人友誼的開端。住在收容所裡的人一清早必須離開，到晚上才能回來。白天哈尼施和希特勒靠打零工掙點錢。但希特勒沒法長時間干鏟雪的活兒，「他沒有過冬穿的大衣，人凍得發紫，看上去很可憐。」
這個不適合干重體力活的身體虛弱的年輕人有一次向同伴吹噓，他上過藝術學院，哈尼施有了一個主意：也許他倆可以靠希特勒的藝術才能賺錢。他建議希特勒畫明信片，然後他去飯店兜售，賺到的錢兩個人分。在夥伴的催促下，希特勒又從約翰娜姨媽那裡借了50克朗，用來買繪畫工具。他們的生意比預想的還好：1910年2月9日，他們已經能搬出收容所，住進了邁耶德曼街27號的單身漢之家。希特勒在這個地方度過了後來的3年。
位於維也納郊區布裡特瑙工人區的單身漢之家擁有在當時十分先進的設施。它能為500個人提供住處，與收容所相比住房寬敞了許多。晚上他們無須睡在集體宿舍，每人有一間單獨的小臥室，有床、桌子和衣櫥，特別具有吸引力的是裝了電燈。此外還有幾間公共休息室，有一個很大的閱覽室和圖書館，每天提供當日的報紙，還有一間被稱為寫字間的小房間。希特勒每天坐在這裡描圖繪畫。起初他臨摹流行的風景畫片，比如卡爾教堂、聖斯蒂芬大教堂和市政廳等等，哈尼施把它們賣給旅遊者和畫框商。晚上8點希特勒回到臥室，繼續自修好幾個小時。「我為了餬口而畫畫，為了樂趣而自學……我相信，周圍人都把我看成了一個怪人。」
在魚龍混雜的單身漢之家——其中包括單身工人、小職員和失敗的大學生，這個想成為藝術家的21歲年輕人算是一個異例。他避免一切社交活動，不抽煙不喝酒，迴避關於女人的話題。邁耶德曼街的單身漢之家像其他所有單身漢之家一樣，嚴禁女人來訪。可希特勒也從來沒想過結識女性。他與庫比澤克住在一起時已經有過足夠多的機會。據庫比澤克回憶，當他們去歌劇院時，女士們好奇的目光經常落在希特勒的身上。他詫異地想，希特勒身上的吸引力到底在哪裡？「在那雙異常明亮的眼睛裡？」還是「因為那張禁慾主義的臉上少見的嚴厲表情？或者只是因為他表現出明顯的無所謂態度對於異性具有某種刺激作用，讓她們想去測試一下男性的抵禦能力？」
不管怎麼樣，在戰前充滿濃郁情色氣氛的維也納，阿圖爾·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戲劇《輪舞》和古斯塔夫·克林姆的大膽畫作都是以醜聞為主題，希特勒卻過著修道士般的禁慾生活。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對男性有好感。因為希特勒在單身漢之家不缺少與男性交往的機會，可他從未表現出同性戀傾向。
希特勒從未想過像市民家庭的許多同齡人一樣從妓女身上得到性愛。根據庫比澤克的說法，一方面是擔心染上當時流行的梅毒，另一方面可能有捨納勒爾的泛日耳曼黨的榜樣作用。泛日耳曼黨建議年輕男人在25歲之前靜心節欲地生活：「對於年輕人來說，沒有什麼比貞操更有好處了。不僅每條肌肉繃緊了，眼睛明亮了，而且思維敏捷了，記憶力強了，想像力活躍了，意志力迅速而堅定，從力量的感受中我們像透過彩色稜鏡看整個世界。」如果真像一些人說的，希特勒堅守了貞操的信條，那麼他24歲離開維也納之前還沒和女人睡過覺。
我們只能對這種貌似性晚熟的情況做一些猜測。也許它說明青年希特勒已經有了對肢體接觸的恐懼，也說明他對女性的理想化看法，就像他遠遠暗戀林茨姑娘斯蒂芬妮時採取的態度。也許這與他神經質的過敏性格有關——庫比澤克在維也納期間就領教過了。世紀之交許多男男女女患上神經過敏的病症，醫學家稱之為現代疾病「神經衰弱」，它與性慾受排斥關係不大，主要原因是隨著現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進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急劇加快的生活節奏。
在兩個生意夥伴哈尼施和希特勒之間爆發了爭吵。為了維持兩個人的生活，希特勒每天必須畫一幅畫，但有時他寧願看報或者參加閱覽室裡的政治討論。「為了他的藝術工作，他必須保持一種適宜的情緒。」他告訴催著他幹活的夥伴。讓哈尼施惱火的還有一件事，希特勒與單身漢之家另外一個房客的關係越來越親密：約瑟夫·諾曼（Josef Neumann），31歲，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銅器清潔工，平時干各種小買賣。諾曼現在也在為希特勒賣畫，成為哈尼施的直接競爭者。1910年6月，希特勒和諾曼一起從單身漢之家消失，5天後才再次出現。他們可能想在外面找一個做生意的地方，可是計劃很快遭到挫敗。7月諾曼離開維也納，希特勒只能繼續與哈尼施合作。
幾個星期後，兩人的合作關係中斷。希特勒指責哈尼施在兩幅畫的酬金上撒謊了。後來一個從單身漢之家出去的熟人在警察局檢舉了哈尼施。1910年8月5日希特勒被叫到布裡特瑙警察局問話，他的供詞記錄一直保存了下來：「哈尼施兩個星期沒回單身漢之家了，他還侵吞了我的兩幅畫，一幅是價值50克朗的《議會》，另一幅是價值9克朗的水彩畫。」哈尼施被拘留了7天，除了上述罪名之外，還因為他從7月中旬起使用假名在另外一個單身漢之家登記。從此希特勒自己賣畫。他與經營畫框和藝術品商店的兩個猶太店主有了生意上的來往，一個名叫雅各布·阿爾滕貝格（Jakob Altenberg），另一個叫薩穆埃爾·莫根施泰因（Samuel Morgenstern）。兩人都付給了希特勒一個好價錢，這樣一來他能完全自食其力了。
1911年4月底，希特勒的姨媽約翰娜去世。這時家裡人得知，姨媽多次給過阿道夫大筆的資助。安格拉·勞巴爾從1910年開始守寡，僅靠菲薄的官員退休金養活她的三個孩子和希特勒的妹妹保拉，她以此為理由，要求得到從前由兩兄妹平分的全部孤兒津貼。受林茨區法院的委託，1911年維也納利奧波德城的區法院傳喚了希特勒，希特勒解釋說：「他已經能自食其力，願意把全部孤兒津貼留給妹妹。」除了這份記錄之外，沒有其他關於希特勒1911年到1912年在單身漢之家時期的資料。直到1913年他才再次出現，出現在一位新來的房客卡爾·霍尼施（Karl Honisch）的證詞中，他在邁耶德曼街單身漢之家住了幾個月，1939年他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主檔案室撰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
時間似乎以奇特的方式靜止了。希特勒依舊坐在寫字間窗台旁的書桌邊，「他從早晨到傍晚勤奮地工作，身上穿著破舊的深色西裝，身材消瘦，臉頰凹陷，一綹黑髮垂在額前。」沒人和希特勒搶這張桌子。他已經成為單身漢之家的標誌性人物，周圍的人既尊重他，又因為他的繪畫才能而對他有少許欽佩。「我們很驕傲，在我們中間出了一個藝術家。」霍尼施明顯想按照官方的意思盡量說希特勒的好話。他把希特勒形容成「一個友善可愛的人」，他「同情每個夥伴的遭遇」，但注意「避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因此大家「無法與他建立親密的關係」。
根據霍尼施的說法，希特勒只有在很少的情境中才走出自我封閉，主要在大家討論政治的時候，由於他的見解，他被一個小圈子裡的同伴看作「聰明人」，當他被邀請發言時，「他經常跳起來，將手中的畫筆朝桌上一扔，激情洋溢地發表他的看法，任何強硬措辭都嚇不倒他，他的眼睛閃著光，頭髮不時落到額前，需要他大力甩頭將發綹甩回去。」在出人意料的情緒爆發之後，希特勒突然停住了話頭，「做個無奈的手勢」，坐回到畫案邊，「似乎他想說，他後悔浪費唇舌，反正你們也聽不懂。」據霍尼施的觀察，兩個主題最能激怒希特勒，反對「赤色」和反對「耶穌會」，他們分別指社會民主黨和天主教徒。他倒沒流露出反猶的想法，因此出現一個問題，那時希特勒對猶太人抱著什麼態度？
希特勒來維也納時肯定不是反猶主義者。林茨城的猶太醫生布洛赫博士在這一點上的證詞比庫比澤克更可靠，後者1945年後總想在林茨時代的希特勒身上發現反猶思想。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奮鬥》中說，他來到維也納之後才開始敵視猶太人。「在這個時期我的內心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一個軟弱的世界公民變成一個狂熱的反猶主義者。」多數傳記都採納了這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也許更貼近事實：希特勒的反猶情結源自於藝術家身份不被承認的一種替代性需要。「無目標的分散的仇恨終於在猶太人身上找到了發洩對象。」約阿希姆·費斯特註解說。布麗吉特·哈曼通過研究證明希特勒的描述不過又是眾多不實傳說版本之一，這個20年代早期的宣傳家試圖暗示他的世界觀是直線發展的。在維也納時期他並沒有皈依反猶主義，至少沒有人們一向認為的那樣明顯。
但有一點可以確認：即便希特勒當時確實不反猶，他在維也納也必然會接觸到反猶勢力。因為世紀之交的維也納是反猶主義者的演練場。由於猶太人——尤其東部猶太人的大量湧入，維也納人產生了被「猶太化」的恐慌。注重教育和積極上進的猶太移民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了當地居民的羨慕和嫉妒。很多維也納政治家利用民眾的反猶情緒進行政治表演。希特勒崇拜的泛日耳曼黨領導人格奧爾格·馮·捨納勒爾將他為「德意志民族特性」所做的鬥爭與當時在奧地利尚不為人熟悉的反猶種族主義聯繫起來。希特勒第二號敬重的政治人物市長卡爾·呂格納爾也毫無顧忌地提出口號「大維也納不能變成大耶路撒冷」，他通過攻擊所謂「猶太報刊」把自己塑造成反猶主義者的形象。如果希特勒完全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那才是一樁怪事。世紀之交的維也納是傳播種族主義思想的天然溫床。泛日耳曼黨的報紙和宣傳冊子討論並且接受了圭多·馮·李斯特（Guido von List）將人類劃分為雅利安的「主人種族」和非雅利安的「畜群種族」的可疑學說和他的學生約瑟夫·阿道夫（約格）·蘭茨·馮·利本費爾〔Joseph Adolf (Jorg) Lanz von Liebenfel〕的種族培育幻想。蘭茨在1906年出版了系列叢書《奧斯塔》，這是「關於『主人種族』特性及男性權利之研究與培養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雜誌」。有證據表明希特勒不僅讀過《泛日耳曼報》——報社離他在斯圖佩爾街的第一處寓所不遠，可能還讀過《奧斯塔》小冊子。即使蘭茨後來被看作「給希特勒啟發」的人，也不能說明他的學說對青年希特勒有多少實質性的影響。希特勒在自學時接觸到在民眾中廣泛傳播的反對猶太人的陳詞濫調和種種偏見，無疑是維也納時代種下的毒果，但並不意味著他當時就認同這些看法了。
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視，他住在單身漢之家時與猶太同伴交往沒有任何問題。他與約瑟夫·諾曼的關係近似於友誼。「諾曼是個善良的人，希特勒很喜歡他，尊敬他。」賴因霍爾德·哈尼施說。哈尼施還證實，經常給希特勒小筆資助的鎖匠幫工西蒙·羅賓遜（Simon Robinson），支持他賣明信片的代理人齊格弗裡德·盧夫納（Siegfried Loffner），都是希特勒在單身漢之家的熟人。像前面提到的，希特勒把明信片首先賣給猶太商人，也與他那時已經厭惡猶太人的說法不符。哈尼施回憶往事時的保證，「那個時期他並不恨猶太人，後來才轉變了」，是完全可信的。一個來自布隆的沒有透露姓名的人1912年春在單身漢之家住過，他說：「希特勒和猶太人相處得很融洽，他還說過，猶太民族是個聰明的民族，他們比德意志民族團結。」
根據哈尼施提供的信息，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看法相當矛盾。一方面他稱讚猶太人是個文明的民族，他們放棄多神教而信仰上帝；他讚美猶太人在維也納建立福利機構的善舉，作為一文不名的人他也曾經從中受益；面對反猶主義者駭人聽聞的「猶太人為了祭祀而殺人」的指責，希特勒也曾堅決地回護猶太人；同時他也維護猶太人——如詩人海因裡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的藝術成就。另一方面，當他被問及：為什麼猶太人在其他民族中始終是異類時，他回答說，也許因為他們是個獨特的種族。他還無意中說過，猶太人有股特殊的味道。總而言之：希特勒也和周圍的德意志同胞一樣對猶太人有一些陳腐的偏見和看法，但離成為他日後政治活動的基本點的對猶太人的偏執仇恨還差得很遠，也談不到完整的世界觀和堅定的反猶立場。希特勒的第一位傳記作者康拉德·海登在總結維也納歲月時說：「希特勒『完成』了。」但事實上希特勒還遠遠沒有「完成」。他還要繼續積累深刻的經驗，最後才演變成一個鐵桿反猶主義者，在 1919年的慕尼黑酒館作為一個政治煽動家粉墨登場。
在維也納的最後幾個星期，希特勒經常光顧一家咖啡館，他在那裡也沒有發表過出格的政治言論。咖啡館老闆娘瑪利亞·沃爾羅布（Maria Wohlrab）形容他是個嚴肅內向的年輕人，讀過很多書，很少說話。有時他身邊有一個女伴，最後一天希勒特在場時她說過：「多爾費爾（Dolferl）要去德國。」至於老闆娘時隔30年後是否真的還清楚地記得她那位安靜的顧客，倒是頗有些值得懷疑。不過希特勒早就在單身漢之家提起過，他想去德國遊歷。尤其巴伐利亞的首府慕尼黑對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感覺他在那裡將比在維也納更能施展藝術才華，收藏著名畫作的美術館令他著迷。他先要等待1913年4月20日24歲生日的到來，那之後他就可以支配父親的遺產了。1903年的652克朗到那時已經增加到819克朗98赫勒，算得上一大筆錢了，到5月16日林茨區法院才會把錢交給他。
接下來希特勒忙著搬家。他換上新衣服，5月24日辦理離開維也納的登記。5月25日他已經坐在開往慕尼黑的火車上。同行的還有20歲的藥店學徒魯道夫·霍伊斯勒（Rudolf Hausler），他在1913年2月搬進單身漢之家，後來和希特勒成為朋友。兩個人之所以關係親密，原因在於霍伊斯勒的出身經歷在某種程度上與希特勒很相似。他們都出身於維也納體面的市民家庭，由於青春叛逆而離開學校，又被嚴厲的父親趕出家門。年長4歲的希特勒將他置於羽下，帶領他進入瓦格納的歌劇世界，又說服他一起去慕尼黑。和以前庫比澤克的情況一樣，他也獲得了霍伊斯勒母親的首肯，當兒子搬入單身漢之家後她還一直關心著他。
來到慕尼黑後，他們在施萊斯海姆爾街34號裁縫約瑟夫·波普（Joseph Popp）家3樓合租了一間小房子，房子位於施瓦本的遠郊。在1913年5月29日的登記問卷上，希特勒填寫的職業是畫家，在「可能住多長時間」一欄中寫著兩年，這位來客大概想在慕尼黑首府長期安頓下來。
回首1914年「一戰」之前最後的時光，希特勒熱情洋溢地表示，慕尼黑的諸多東西對青年人敏感的感官充滿吸引力。這座號稱「伊撒爾河畔的雅典」的城市在世紀之交時已成為藝術大都會，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畫家、雕塑家和作家。就像在維也納時一樣，希特勒對先鋒派藝術——諸如以康定斯基、蒙特和馬爾克為首的「藍騎士」藝術流派——不感興趣，他更欣賞古代繪畫陳列館裡老藝術家們的作品，以及現代繪畫陳列館裡的路德維希一世的個人收藏和阿道夫·弗雷德裡希·馮·沙克斯伯爵（Adolf Friedrich Graf von Schacks）的藝術收藏，其中以希特勒鍾愛的畫家勃克林、安瑟爾姆·費爾巴哈（Anselm Feuerbach）、卡爾·施皮茨韋格（Carl Spitzweg）以及晚期浪漫主義畫家莫裡茨·馮·施溫德（Moritz von Schwind）為代表。宏偉的建築和壯觀的道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讚美維特爾斯巴赫王宮的魅力是「粗獷的力量和纖巧的藝術情調的奇妙結合」。
希特勒明顯被施瓦賓區（譯者註：施瓦賓區，位於慕尼黑北部的城區，當時是藝術家聚集的地方）由嚴肅的藝術家和特立獨行的社會改良家組成的五色斑斕的波西米亞生活圈子迷住了，就像埃裡希·米薩姆（Erich Muhsam）在回憶錄中描述的：這裡有「畫家、雕塑家、詩人、模特兒、無所事事的人、哲學家、宗教創始人、顛覆者、革新者、性學家、心理分析師、音樂家、建築家、手工藝者、離家出走的富家女、永遠的大學生、勤奮的人和懶惰的人、樂世者和厭世者、滿頭狂野卷髮的人和梳著雅致髮型的人」。在怪人薈萃之地，這個封閉孤僻的年輕人不再顯得特異了，他可以毫無顧忌地唾棄上班族生活而去追求自己的白日夢。像斯蒂芬妮咖啡館（俗稱「自大狂咖啡館」）的某些常客一樣，希特勒覺得他應該干高貴的職業，卻不清楚具體該幹什麼、怎樣實現目標。
後來在元首總部的一次自述中，希特勒提到他「繼續自學」的決心：「我和好友一起去了慕尼黑，我打算繼續自修3年，到28歲時去海爾曼和利特曼建築設計公司工作。我告訴自己，人們將會在第一輪競爭中看到我的才華。」但實際上他在慕尼黑也沒有為成為建築設計師做過什麼實質性的努力，比如參加相關培訓，他還是延續過去的生活方式。每兩三天畫出一幅畫，像在維也納時一樣，他主要臨摹繪有慕尼黑著名建築的明信片，比如宮廷啤酒屋、統帥堂、聖母教堂、老王宮、聖特埃蒂娜教堂等等，然後去商店和啤酒屋推銷自己的作品。
根據慕尼黑醫生漢斯·席爾姆爾博士（Dr. Hans Schirmer）的回憶，某個晚上，「在宮廷啤酒屋，一個外表謙遜、衣衫襤褸的年輕人」走到他的桌前，想賣給他一幅油畫。因為席爾姆爾身邊的錢不夠，他約希特勒第二天來家裡拿錢。此外他還預定了兩幅畫，希特勒很快送來了。「我看出來，他必須努力幹活來賺取急需的生活費。」 按照這種模式，希特勒找到了一些固定的主顧，以此維持還說得過去的生活。
希特勒自給自足的波西米亞生活突然被打斷了：1914年1月18日，慕尼黑刑事科的一位警官出現在施萊斯海姆爾街34號，帶來一封林茨市政府的信件，信中要求他在兩天之後參加兵役體檢。希特勒出生於1889年，按照規定他應該於1909年深秋去兵役登記處報到，1910年春季參加體檢。但是他在當年和後來兩年沒去履行入伍服役的義務。也許逃避兵役也是他前往慕尼黑的原因之一。他的家鄉林茨地區的兵役表格上註明：「無理由的缺席，因為無法查到居住地。」1913年8月，林茨警方開始著手調查逃避兵役者的現居住地，5個月之後，1914年1月中旬，他們終於發現了他。1月19日，希特勒被帶到奧匈帝國駐慕尼黑的總領事館。他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因為不服兵役者將被判處4個星期到1年的徒刑，同時罰款2000克朗。
希特勒肯定嚇得魂不附體，因為他在1月21日立即寫了一封長達三頁半、對他來說長得少有的辯解信，他早年所寫的篇幅很長的這件手跡一直保存至今。希特勒承認，1909年秋季他沒去林茨報到，因為他認為1910年2月他將在維也納補辦手續，但以後他就再沒接到有關方面的通知。他把責任推到徵兵局的官僚主義作風，而他本人從未想到逃避兵役。同時他詳盡地、在細節上明顯誇張地描述維也納的悲慘生活，試圖博得林茨市政府機構的好感：「儘管在巨大的苦難中，儘管生活在曖昧的環境中，但我始終保持著正派的名聲，遵紀守法、良心清白，包括在過去我根本沒意識到的未服兵役一事上也同樣如此——這件事是我唯一感到內心有愧的事情。少許罰款應該就能抵償我犯下的錯誤，我也心甘情願地領受處罰。」希特勒請求不要在林茨，而在比較近的薩爾茨貝格參加體檢。奧匈帝國駐慕尼黑的總領事館認為這一請求「值得考慮」，在1月23日把申請書轉交給林茨市政府。希特勒確實達到了目的：1914年2月5日，他在薩爾茨貝格參加兵役體檢。體檢結果是「兵役和輔助役均不宜，身體太弱，沒有使用武器的能力」。所以他安然無恙地回到慕尼黑。
霍伊斯勒趁希特勒離開的時候搬出了合租的屋子。大概他再也受不了喜歡訓誡人和讀書到深夜的室友了。現在希特勒要付全部的房租，明顯有些吃力。他還是經常出入施瓦賓區的咖啡館，但沒有和什麼人深入交往。他也避免和民間的民族主義團體接觸，比如泛日耳曼黨的慕尼黑地方團體，它在威廉二世統治下的德意志帝國算一個大的黨派，出版商尤里烏斯·F.雷曼（Julius F. Lehmann）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房東安娜·波普太太（Anna Popp）將希特勒形容成一個像隱士般深居簡出的年輕人，總是以「他要工作」為理由推掉她請他共進晚餐的邀請。
不願和人接觸可能是內心缺乏安全感的表現。來到慕尼黑一年之後，希特勒不得不承認，他並沒有取得什麼進步，作為「職業畫家」生存艱難，未來渺茫。1914年8月初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意想不到地將他從前景黯淡的生活狀態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