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德國人一樣，我一生中最難忘最偉大的時期從此開始了。與大規模角逐中的事件相比，過往種種皆顯得微不足道。”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用這段激情洋溢的話語開始了關於“一戰”的章節。確實，“一戰”的經歷對於他有著至關重要的教育意義，意味著過往生活的休止。鳶飛沖天的藝術家之夢慘遭挫敗，在度過了物質貧乏、充滿失望和否定的7年之後，25歲的孤僻青年面前只有一條能讓他擺脫目前漫無目標無所事事的生存狀態的出路。假如沒有在“一戰”及其帶來的後果中積累的經驗，希特勒不可能成為後來的希特勒，他在政治上根本不可能獲得成功。
當奧匈帝國皇儲弗蘭茨·費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和妻子1914年6月28日在薩拉熱窩被殺的消息傳來時，希特勒正坐在施萊斯海姆爾街的住所裡，埋首於書本。他一直很清楚歐洲的緊張局勢，尤其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事情一旦起了頭就難以終止”。希特勒和很多同時代的人——上到威廉帝國的政界和軍隊高層——都有歐洲危機難以避免的共識。但是，假如柏林的領導層沒有在軍界的推動下把薩拉熱窩刺殺事件當作和法英俄組成的協約國決一雌雄的借口，1914年7月的戰爭還是可以被阻止的。他們想借此突破“包圍圈”，把歐洲局勢扭轉得對德國有利。7月5日和6日，他們不僅向盟友奧匈帝國做出了全力支持其對塞爾維亞軍事行動的承諾，還敦促它動作更快更有力一些。帝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深知，德國領導人開給盟友的“空頭支票”將會帶來巨大的風險。“對塞爾維亞的行動將導致戰爭”。7月6日晚上，他在好友、外交使節庫爾特·裡茨勒（Kurt Riezler）面前承認。
幾個星期以來柏林和維也納內閣導演著一場惡化的危機，而普通民眾還被蒙在鼓裡。希特勒也和大家抱著一樣的想法：推動戰爭的是維也納政府，德國政治家只是出於“尼伯龍根式的忠誠”而被迫站到盟友一邊。和其他人一樣，他也沒有看透貝特曼·霍爾維格在危機末期採取的狡猾策略：讓沙皇俄國扮演侵略者的角色並承擔挑起戰爭的責任。“俄國悍然行不義之舉”。帝國總理在7月26日給德皇威廉二世的電報中宣稱。效果產生了：德國國內輿論壓倒性地認為，德意志帝國必須抵抗敵人的入侵，國難當前，一切內部爭議和階級裂痕都應該暫時擱置。
1914年7月底，慕尼黑像其他德國大城市一樣出現了愛國群眾的集會，有時集會以過火的行動而告終。例如當卡爾門附近的法裡希咖啡館樂隊隊長拒絕演奏《保衛萊茵》時，群眾搗毀了咖啡館。8月初，戰爭爆發已成定局，國內的熱情又達到新一輪的高潮。8月2日在統帥堂前的奧德翁廣場舉行了四千人的群眾集會。“樂聲、軍歌和激動的話語響徹雲霄，如同德國力量和自信匯成的一曲高歌。”現場目擊者稱。畫家阿道夫·希特勒也在歡呼的人群中。他後來的御用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拍攝的一張照片顯示，希特勒忘情地沉醉在現場的熱烈氣氛中。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用他慣有的狂熱語調描寫他當時的感受：“我至今還能毫不羞怯地說，我完全被暴風雨般的激情征服，雙膝跪地，全身心地感激上蒼讓我有幸出生於這個時代。”
在戰爭開始的最初日子裡，很多人的感覺和希特勒差不多。所有逼仄和疏離忽然消失了，代之以美妙的集體生活，“說實話我必須承認，在民眾最初的覺醒中有一種偉大的、充滿魅力的、甚至富有誘惑力的東西，讓人難以割捨。”斯蒂芬·茨威格30年後還如此追憶。連埃裡希·米薩姆，施瓦賓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反戰者，也覺得“陷入極度狂喜中，心中燃燒著憤怒的激情。”“德國人的自信和虔誠以及強烈的參與感令人震撼，同時也是偉大的。這是我在偉大的文化事務中渴望看到的靈魂一致性。”
但並非所有人都加入了大合唱。在鄉村地區很少能體會到戰爭的狂熱。“很多農民家庭籠罩在愁雲慘霧中，因為多子女家庭裡的父親必須去打仗，軍事部門徵調男子們、馬匹和車輛，而收穫季節又近在眼前。”《慕尼黑最新消息報》1914年8月4日報道。大城市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愛國熱情實際也十分有限。在工人中間，尤其在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組織起來的工人中間，瀰漫著嚴肅而沮喪的情緒。“奧地利皇儲被謀殺與我們有什麼相干？我們要為此付出生命？為什麼會這樣？”“我很高興不用去打仗，我可不願意為了別人被子彈打死。”1914年7月底漢堡的工人如此表示，慕尼黑工人區的觀點也差不多。
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們是一群最為“8月事件”神魂顛倒的人。他們有著形形色色的想法：對僵化的威廉帝國社會關係的不滿；對市民富裕生活和長期和平的厭倦；對冒險、信賴和集體關係的渴望。“藝術家、藝術家中的士兵怎能不因他所厭倦的、非常非常厭倦的和平世界的突然崩潰而讚美上帝呢？”在慕尼黑生活的作家托馬斯·曼說，“戰爭！它對我們意味著清洗和解放，一個巨大的希望。”
“藝術家”阿道夫·希特勒也有同樣的感受。戰爭對於他來說意味著“從青年的憤怒情緒中解脫出來”，是對他一事無成的孤僻生活的解放。即將屬於一個集體並且為了民族的正義事業而獻身，這個前景在他身上產生了莫大的影響。8月3日他直接上書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三世，請求忽視他的奧地利國籍，讓他能為巴伐利亞政府效力，翌日政府以內閣令方式批准了他的請求。
這段描述相當值得懷疑。在初次戰爭動員時期的混亂情況下，很多戰爭狂熱者湧向了徵兵站，幾乎沒人還會想到檢查希特勒的國籍，否則他根本無法在巴伐利亞軍隊服役。希特勒8月5日報名當志願兵，第一次被打發走了，後來獲准在1914年8月16日在巴伐利亞步兵第二團第六新兵站參軍。預備營駐紮在被臨時改造成營房的伊麗莎白學校。希特勒穿上了野戰軍戰士的軍裝，配備了相應的武器裝備，接著開始接受基本軍事訓練。9月1日他被分配到新組建的第十六後備步兵團。這個團以第一任團長尤里烏斯·李斯特（Julius List）命名，是一支成分複雜的軍隊：除了年紀輕輕的志願兵之外，還有所謂“替補預備役”的年紀大一些的士兵；除了慕尼黑的學生和藝術家之外，主要由農民、農業工人、小商人、手工業者、工人和自由職業者組成，各個階層和年齡段的人都有。
圖6：1914年8月2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奧德翁廣場的愛國群眾集會上（攝影者：海因裡希·霍夫曼）
1914年10月10日，李斯特團從慕尼黑開拔，前往奧格斯堡附近的萊希費爾德兵營進行格鬥訓練。“在萊希費爾德最初的5天是我一生中最艱苦的日子”，希特勒在寫給他的房東安娜·波普的信中說，“每天要長途行軍，大量的訓練，晚上夜行軍的路程最多可達42公里，緊接著進行大量的軍事演習。”如果我們能採信他本人的話，希特勒在這幾個星期裡最大的憂慮是：等他到了前線，戰爭已經分出了勝負。“想到這個經常讓我坐立不安。”可這種憂慮全然沒有道理。雖然德國軍隊最初在比利時和法國迅速地推進，可1914年9月初馬恩河敗退之後，採用強有力的鉗形攻勢包圍和消滅法國軍隊的最初計劃失敗了。用冷靜的眼光看，此時他們已經輸了戰爭。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普魯士的常勝將軍毛奇的侄子——精神崩潰了，由埃裡希·馮·法爾肯海恩（Erich von Falkenhayn）接替職務。軍事失敗的整體程度在德國公眾面前被隱瞞了，其後果是，廣大民眾，尤其急於上前線打仗的志願兵們還沉浸在不切實際的幻想中。
10月21日凌晨，李斯特團分成三批開赴西線戰場。“我高興極了。”希特勒滿懷憧憬地寫道。在途經的第一站烏爾姆，他給房東約瑟夫·波普寄了一張明信片，“從前往安特衛普的旅途中發來的問候。”10月22日早晨，火車抵達萊茵河。直到1944年3月希特勒還能回憶起那一刻：“1914年我隨軍隊開拔到西線時，我第一次看到萊茵河。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望見這條命運之河時我心中湧起的感情。”經過科隆和亞琛之後，他們穿越比利時的國土，在這裡希特勒已經能看到戰爭的痕跡。他寫道，列日市火車站遭到嚴重炮擊，魯汶市“變成了瓦礫場”。兩個月之前，8月25日到8月28日，德國軍隊在此地犯下了最糟糕的戰爭罪行，他們屠殺了248個平民，有計劃地破壞了老城區，還焚燒了著名的大學圖書館。
10月23日晚上，部隊抵達了法國城市裡爾。弗蘭德斯戰場的槍炮聲已清晰可聞。毛奇的繼任者法爾肯海恩起初堅持司令部的進攻策略，他希望通過增強德軍進攻的右翼還能包圍住法軍和英軍。於是就有了著名的“向著大海的賽跑”的一系列的戰役，重點逐漸向海峽沿岸轉移。德國進攻部隊遭到嚴重損失，以大無畏的精神冒著槍林彈雨衝鋒的年輕志願兵們同樣損失慘重。在伊普爾戰役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李斯特團所屬的慕尼黑第六預備役部隊也加入進來。10月27日，在3天的戰爭間隙之後，前線接到了行軍的命令。10月29日凌晨，在進攻弗蘭德斯的村莊赫魯菲爾特的戰鬥中，在通往巴塞拉埃爾的公路附近的小樹林裡，希特勒經受了一場“火的洗禮”。他在寄給慕尼黑法院陪審員恩斯特·黑普（Ernst Hepp）——黑普曾經買過他兩幅水彩畫，有時邀請他來家中吃飯——的信中詳細描寫了這段對他有深刻影響的經歷。
士兵希特勒在1915年2月5日——也就是事情過去3個月後——寫的這封信是一份不可思議的書面材料。因為它顯示出希特勒不僅具備敏銳的觀察能力，還有將經歷訴諸於文字的出色功力（如果忽略他在正字法和標點符號方面的明顯缺陷）。“早晨6點，我們和其他連隊在客棧前會合。早晨7點‘舞蹈’開場了。我們分批穿過前方右側的樹林，井然有序地到達高處的林間空地。在我們面前排著四門隱蔽好的大炮，我們就藏在炮身後面的大地穴中，等待著…… 最後響起一聲‘衝啊！’我們蜂擁而出，衝過田野……到了一個小農莊。榴霰彈在我們的左右爆炸，英國人的子彈吟嘯著穿梭而過，可我們全然不顧了。我們在這裡待了10分鐘，然後又聽到前進的口令……我們中的第一批人倒下了。英國人的機關鎗對準了我們，我們撲倒在地，沿著溝渠緩慢地匍匐前進，時不時停頓下來，不斷有人被擊中而無法再繼續前行，我們只能把他抬出溝渠。”
已有大量傷亡的進攻者在樹林中尋找可隱蔽的地方。“子彈從我們頭上嗖嗖呼嘯著掠過。落在樹林邊緣的炮彈發出爆炸的轟鳴，激起石頭、泥沙的雲霧，最重的大樹被連根拔起，周圍的一切都籠罩在可惡的、難聞的黃綠色霧霾中。我們不能一直躲在這裡，如果要死的話，也是死在外面比較好。”士兵們衝過草地和蘿蔔地，衝到了英軍最前沿的戰壕，他們跳下了戰壕。“在我身邊站著符騰堡州的人，我的腳下躺著死去和受傷的英國人……現在我明白自己為何拖著軟弱的身子跳起來。”此刻已經變成了男人之間毫不留情的搏鬥。“不肯投降的人都會被幹掉。我們就這樣一個戰壕一個戰壕清掃過去，最後來到了一條大街上……左邊的幾個農莊已經被佔領，我們遭到了猛烈的炮火攻擊。一個又一個戰友倒下了……我們發起了四次衝鋒，但被一一擊退了，我們這一隊人除了我只剩下另外一個人，最後，那個人也倒下了。一顆子彈擦著我的軍服袖子飛過，而我卻奇跡般地毫髮無傷…… 我們戰鬥了3天，直到第3天英國人被打垮。”直到11月1日晚上李斯特團才從戰場上撤出，返回維爾維克的休息營地。損失是慘重的。“在4天之內，我們的團從3500人減員到600人。整個團只剩下3名軍官。”犧牲者中包括團長李斯特。
毫無疑問，直面戰爭中血淋淋的現實是希特勒創傷性的經歷。戰鬥的場景不可磨滅地烙在他的記憶裡，當他在蘭茨貝格監獄寫《我的奮鬥》時，往事還歷歷在目。1924年6月底他把剛寫好的段落讀給獄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ß）聽。赫斯在寫給後來的妻子的信中寫道：“元首越讀越慢、越讀越結巴……停頓的時間越來越長，後來突然間垂下了那張紙，用手撐住頭——抽泣起來。”
李斯特團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價，但是除了奪得陣地之外沒有任何意義。當試圖在西線取得決戰勝利的第二輪攻擊失敗之後，1914年11月初，前線陷入陣地戰的僵持狀態。從比利時海岸的紐波特到瑞士邊境線，筋疲力盡的軍隊在800公里長的戰線上挖起了戰壕。“縱橫交錯的掩體、有槍眼的戰壕、交通壕、鐵絲網、陷阱、觸發地雷，陣地幾乎是固若金湯。”希特勒在1915年1月的一封信中如此描寫挖得很深的戰壕。他自己無須再待在前沿陣地了，11月3日他被升為二等兵，幾天後被調到團部當傳令兵。他是幾名傳令兵之一，直到戰爭結束。傳令兵的任務是：當通往各營部和連隊的電話線在戰鬥中被炸斷時，將團部指揮官的命令送到前線——這是非常危險的任務。希特勒在1914年12月初寫道，自從他當了傳令兵之後，“每天都經歷生死考驗，每天都在目睹死亡”。
1914年11月中旬，團部新指揮官菲利普·恩格爾哈特中校（Philipp Engelhardt）曾經建議授予希特勒二等鐵十字勳章。但不久一枚炮彈擊中了恩格爾哈特和幾個連長討論授勳事宜的帳篷，指揮官受了重傷，團部的幾個人死了。而希特勒剛離開帳篷5分鐘——在他以後的生活中經常有諸如此類的“幸事”發生。12月2日，他從團副官格奧爾格·艾歇爾斯德費爾（Georg Eichelsdörfer）手中拿到了二等鐵十字勳章。“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他在寫給慕尼黑房東的信中驕傲地說，但是接下去他寫道，“我的戰友們也有資格獲得它，他們差不多都死了。”他請求約瑟夫·波普把登載授勳消息的報紙收藏起來。“如果上帝讓我繼續活下去，以後我想留作紀念。”
1914年11月底，團部設在了完全被摧毀的小城麥西尼斯，它離前線不遠，總是籠罩在猛烈的炮火中。“兩個月以來，日復一日，大地在炮彈的呼嘯和轟鳴聲以及榴霰彈的爆炸聲中震顫。”希特勒在1915年1月底敘述道，“地獄音樂會從早晨9點開始，中午1點暫停，然後下午3點到5點達到了高潮，下午5點鐘結束。半夜裡，大炮經常雷鳴般地在整個陣地中轟響起來，聲勢駭人。起初它在遠處，後來越來越近，慢慢看見了炮火，半個小時之後一切又復歸於平靜，只有許多照明彈還亮著，我們在西面很遠的地方看見大探照燈的燈光，船上的重型大炮不斷發出轟隆聲。但我們死活沒法離開這裡了。”
希特勒在寄往慕尼黑的信中抱怨，“曠日持久的戰爭磨得他遲鈍了”，首先他缺乏“有規律的睡眠”，現在他變得非常“神經質”，持久的炮火隨著時間能讓“最堅強的神經崩潰”。1914年的平安夜在弗蘭德斯戰場上卻發生了一件聞所未聞的事情：所有的槍炮都沉寂下來。起初是零散的、後來越來越多的德軍和英軍士兵跳出戰壕，他們在散兵線之間的無人區碰頭，互相贈送禮物，並且達成了次日停火的協議。看上去像奇跡，可它卻真的發生了：數日前還在生死搏殺的男人們，此刻卻站在了一起，大笑著，聊天、吸煙、舉杯祝福。“我們就像孩子一樣快樂。”一位薩克森州的軍官在日記中寫道。
第十六後備步兵團也參與了雙方的友好交往。“它讓人感動：原本滿懷憤怒互相仇視的敵對者坐在聖誕樹下唱著聖誕歌曲。”團裡的一名戰士在1914年12月28日寄給雙親的家信中寫道，“這個時刻我永生難忘。”希特勒本人沒有透露過他對“前線的聖誕奇跡”的看法。但是團部另外一個通信兵後來說，希特勒對此非常不以為然：“在戰爭期間這種事情不值一談。”
希特勒在“二戰”期間的獨白中一再回顧“一戰”時的經驗。1941年7月，即德國對蘇聯發動殲滅戰後的幾個星期，他說如果他年輕20歲或者25歲，他“將站到前方去。我天生是個熱血的戰士。”他果真如此嗎？他是否是個英勇的前線戰士，“與數百萬德國人共患難”，“一連幾個星期蹲在炮彈坑裡，始終被死亡的恐懼折磨著。”就像1933年9月他在慕尼黑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大會上宣稱的？早在20年代就有人懷疑這種說法，到了30年代懷疑有增無減。1932年春，兩個李斯特團的退伍老兵先後在社會民主黨派的報紙《不倫瑞克人民之友報》《一周回聲》和《漢堡回聲週末版》上發表文章，在文中他們指責希特勒根本沒有在前線作戰，而是在危險區外的團部裡度過了整個戰爭時期。團部通信兵的生活條件確實比戰壕中的士兵略好一些，他們可以有乾燥的住處和更好的伙食。最重要的是，他們不必冒著機關鎗和狙擊手的子彈。這幾乎是“全體戰壕士兵的共識，團部裡的人已經算是‘後方的豬玀’。”1932年3月團裡的一位戰友在寫給希特勒的信中說：“千真萬確，在團部就是比在連隊裡舒服。”可這並不意味著，通信兵的工作沒有風險。落到戰地後方的重炮炮彈嚴重威脅著他們的生命。
1933年之後，國家社會主義黨的檔案中收集了前戰友證明希特勒“由於一貫主動的工作態度而受到嘉獎”和“無畏任何險途”的資料。有時人們感到驚奇，他總能完成通信任務後“毫髮無傷”地回來。如果用質疑的眼光看，以上說法顯然是為了突出希特勒戰時的經歷。希特勒前上級的證詞顯得更為可信。弗雷德裡希·佩茨中校（Friedrich Petz）是恩格爾哈特繼任，他擔任團指揮官直到1916年3月，1922年2月他說過：“希特勒是一個極其勇敢、服從和認真負責的士兵，對上級忠誠，值得無條件地信任……尤其突出的是他在危險環境中和面對戰爭中各種危險時的個人魄力和無畏的勇氣。他從未失去過鐵一般的泰然冷靜。他在最危險的情況下請命去前線送信，並且出色地完成任務。”也許這些正面的評價與野心勃勃的慕尼黑右翼大人物對希特勒的好感有關。可是1916年1月到1917年4月在李斯特團擔任副官的弗裡茨·維德曼（Fritz Wiedemann）在1945年後也說過類似的話——即使語氣不那麼熱情洋溢：希特勒是“不相識的士兵們心中的楷模”，“他總是冷靜而從容不迫地完成任務”。維德曼完全有理由說這個前二等兵的壞話，因此他的評價顯得更具價值。因為希特勒在1933年成為帝國總理之後雖然讓維德曼擔任貼身副官，可是又在1939年1月初解除了他的職務，把他打發到舊金山和天津當總領事。維德曼與希特勒的關係疏遠了，戰後他成為同盟國審理納粹戰犯時的證人。
綜合考慮所有的資料，我們可以確認，希特勒既沒有因為特別的英勇而受到嘉獎，也沒有想在戰爭中苟全性命而謀求過“文職”。托馬斯·韋伯想把希特勒鑒定為逃避危險任務的“懦夫”，這是一種誤導。作家亞歷山大·莫裡茨·弗萊（Alexander Moritz Frey）在李斯特團當過衛生兵，後來公然反對希特勒並在1933年後流亡國外，即使他也在1946年的一份記錄中說過：“說他是個懦夫是不符合實際的。可他也並不勇敢，他缺少冷靜的態度。”
人們自然會不斷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二等兵希特勒果真是如此忠於職守的士兵，為何他始終沒有得到提拔？ 1948年紐倫堡韋爾海姆街審判時，弗裡茨·維德曼為了調節現場的氣氛而對記錄員說，他從未在希特勒身上發現“領導者應有的素質”。他在1964年的回憶錄中強調，希特勒“沒有成為上級領導的才能”。他的態度“漫不經心”，“對別人提問的回答沒有軍隊中應有的簡潔”，“腦袋總是歪向左肩”。馬克斯·阿曼（Max Amann）和維德曼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也在第十六後備步兵團，他當時是中士，後來成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總務主任和埃爾出版社的經理，他在1945年後說過，希特勒本人根本不希望得到提升。當阿曼有一天告訴希特勒提升他做下士的想法時，希特勒“非常吃驚”地回答：“我請求不要這樣做。我沒有軍銜比有軍銜時更有權威。”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還是希特勒不想因為晉陞而被調到別的團裡擔任更危險的職務？還有待於人們進一步搞清楚。
1918年之後希特勒直言不諱地承認，面對戰爭中經歷的可怕現實、面對戰場上大規模的機械化的死亡，他和許多志願兵一樣，很快失去了1914年8月的理想主義。“恐懼代替了戰鬥的浪漫，激情逐漸冷卻，熱情的歡呼在死亡的恐懼中窒息。”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他也沒有隱瞞，他不斷感受到死亡的恐懼，“自保的本能”反抗著責任感。“他毫不羞愧地坦承，他的神經比其他人更敏感。”1924年6月魯道夫·赫斯複述希特勒的觀點時說，“此外，其他人也大多如此，只是程度的不同。如果誰否認這一點，他要麼沒經歷過戰火，要麼是個撒謊者。”最終——如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保證的——“長時間的內心鬥爭之後”，責任感終於取得了勝利，“意志最後徹底成為主宰”。
自我磨礪和對他人痛苦的漠然是“一戰”留在希特勒個性上的印記。1941年10月在前線的元首總部的晚間茶會上，他曾經告訴大家：“我們經常受到感覺神經的折磨，而領導者卻沒有真正瞭解它的影響。”“但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要堅強！……只有用死亡才能戰勝死亡。”他在1942年2月更加簡潔地總結了他的經驗：“戰前的戰火要麼將一個人摧垮，他向懦弱屈服；要麼——他克服內心的懦弱，變得堅強。”在戰爭的影響下，希特勒顯然真正相信了維也納時期他在泛日耳曼黨的宣傳冊和報紙上讀到的理論：人類社會就像自然界一樣，強者為王，弱者只能被淘汰。他一生堅持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源自於“一戰”的經歷。他在元首總部不止一次提到：“我作為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走上戰場，在目睹了成千上萬的人受傷和死去之後，我意識到了，生命就是一場無休止的殘酷鬥爭，最終它演變成一種平衡形式：當另一些人活下來時，有些人就要死去。”
希特勒很受團部戰友們的敬重，但也僅此而已——就像在維也納的單身漢之家時一樣——他和別人之間有不可逾越的距離。他們感覺到希特勒和他們不一樣，“有一點特別”，就像馬克斯·阿曼回顧往事時說的。他不抽煙不喝酒，從1915年春季開始他從來沒收到慕尼黑熟人寄來的郵包，他避免與法國女人有什麼糾葛，也從不和其他士兵一起逛妓院。希特勒的團部戰友通信兵巴爾塔扎·布蘭德邁耶（Balthasar Brandmayer）曾經描述過，有一天發了軍餉之後，有人建議希特勒找個法國妞玩玩，而希特勒對此做出的反應——“與法國女人發生肉體關係，我會羞愧得要死。”希特勒激動地打斷他的話，眾人哄堂大笑，“瞧瞧這位修道士！”另一個人喊道。希特勒的面容變得嚴肅了，“你們沒有德國人的尊嚴嗎？”希特勒又說道。按照維爾納·馬澤爾（Werner Maser）的說法：1916年到1917年希特勒與一個法國女人夏洛特·羅布卓（Charlotte Lobjoie）發生了戀愛關係，1918年3月她生下了一個私生子，可是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它。還有一個猜測，它頻頻出現，後來又被洛塔爾·馬赫坦當作事實，可它同樣是沒有根據的：希特勒和團部另外一名通信兵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保持著同性戀的關係。當然了，通信兵們在執行充滿危險性的任務時彼此信賴，他們瞭解彼此的長處和弱點，建立起一種生存同盟的關係。據我們所知，希特勒對施密特的感情也沒有超出朋友的範疇。希特勒在擔任帝國總理之後還和這位戰友保持著聯繫，1940年戰勝法國之後希特勒和他以及馬克斯·阿曼同去“一戰”戰場懷舊，這也是反駁同性戀關係的一個證明。
在團部的男人世界裡，希特勒生活得比作為一個平民更加得心應手。在這裡他無須再賺取每天的生活費，紀律和秩序統治這裡的一切。顯然他覺得融入命令和服從的體系並不難。“一戰”經歷在他的思想中打下了軍事化的價值等級制的烙印，並且對日後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組織體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上級面前，希特勒表現得樂於從命，簡直算得上卑躬屈膝了。他從不參與粗俗的玩笑和猥褻的談話。在周圍的圈子裡表現得像個局外人。在這個時期保存下來的照片中，他總是坐在或者站在最旁邊的位置，看上去很瘦，臉上的表情僵硬而執拗。當他把手臂搭在戰友肩膀上時顯得有些刻意——讓看照片的人感覺到一種明顯的生疏感。
照片上有一隻白色的獵狐狗，1915年1月它從英軍陣地向希特勒跑來。希特勒離不開這隻狗，他教會了它玩各種把戲。1942年1月，當東線形勢戲劇性地突然惡化時，他還花了半個夜晚的時間大談他的福克瑟爾（Foxl）：“我是如此地喜愛它……我與它分享一切，晚上它睡在我的身邊……不管出多高的價錢，我都捨不得把它送人。”1917年9月，李斯特團駐紮在阿爾薩斯地區時，福克瑟爾突然失蹤了——這對於希特勒是個重大的損失。“把它偷走的豬玀根本不知道，他對我做的事情有多麼惡劣。”希特勒對狗的喜愛，與他在以後的生活中對待哪怕身邊親近的人的感情冷漠形成了鮮明對照。
不同於在維也納的單身漢之家，在前線希特勒發表政治觀點時比較謹慎。“我是個士兵，不想摻和政治。”他在《我的奮鬥》中強調。馬克斯·阿曼1947年在紐倫堡對“希特勒在‘一戰’時有沒有發表過演說”的提問也只是簡潔地回答“沒有”。只有當士兵圈子裡有人懷疑“中歐列強”是否能取得勝利時，希特勒才會暴跳如雷地說：“對於我們來說，這場世界大戰絕對不可以輸掉！”1915年2月初，他在給陪審推事赫普的信中以少見的坦率談到了他當時的政治信仰。他談到他有信心，當一些士兵有幸能重返家鄉時，他們將發現“家鄉更加純潔，外國的東西被清洗掉了”。希特勒接下去的一句話讓我們理解了上面這句話的含義，他表達了一種希望：“犧牲和痛苦日復一日將成千上萬人從我們身邊奪走……不僅德國的敵人將被粉碎，我們心中的國際主義也將被打碎。這比開疆擴土更有價值。”
圖7：希特勒和巴伐利亞後備第十六步兵團的戰友們以及一隻獵狐狗福克瑟爾的合影，1915年
換句話說：希特勒眼中的戰爭目標與重工業資本家、保守黨和民族宣傳協會中的吞併主義者們想的不同，那些人著眼於佔領疆土，而希特勒認為，戰爭的目標是對外抵禦“敵對的國際社會”和在內部建立起民族共同體，並且粉碎被他懷疑成“國際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工人運動的力量。雖然社會民主黨在1914年8月支持了帝國政府的戰爭政策，支持發行戰爭公債，可明顯沒有改變希特勒對他們的負面看法。希特勒依然抱著維也納時期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恐懼心理。
1915年3月和1916年9月，第十六後備步兵團在弗羅梅勒打陣地戰，負責守衛2.3公里長的戰線。在戰鬥的間隙時間，希特勒又有時間畫畫和讀書了。“整個戰爭期間”，後來他吹噓說，“我背著裝有五冊叔本華著作的背包來來去去。我從他那裡學了很多東西。”我們不清楚，這位二等兵對叔本華的鑽研有多深。但他肯定很熟悉《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熟悉其中“所有的天才——尤其藝術領域的天才都會被誤解”的思想。“人們不僅可以通過禁慾，也可以通過克服對於死亡的恐懼鍛煉個人意志。”在這方面他可能也在叔本華的書本裡加深了感受。
1916年9月底，李斯特團被派駐到更南面的地區，正好加入到7月1日索姆河畔的激烈戰鬥中，索姆河戰役是“一戰”中最血腥的戰役之一，第一天就有約6萬名英軍士兵犧牲，戰役結束時共有419 000名英國士兵和204 000名法國士兵陣亡或者受傷。德軍死傷士兵約有465 000人。“它不再是一場戰爭，而是用技術手段面對面的屠戮……我們感受到的無比可怖的緊張和死亡，非文字所能描述。”1916年秋季一個中士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
希特勒又一次如有神祐。10月5日，一枚炸彈落在團部通信兵們藏身的掩體入口處。彈片打中了希特勒的左肩膀，副官維德曼複述了當他彎腰查看希特勒傷勢時受傷者對他說的話：“我不要緊的，中尉先生，我能行，讓我和你們待在一起，待在團部。”“很奇怪”，希特勒1942年1月回憶說，“那一刻我感覺不到傷口疼；當我們被擊中時，我們還認為什麼事都沒發生。在路上傷口才開始疼起來。”希特勒的傷勢沒有原先擔心的那麼嚴重。他先在埃爾米的戰地醫院得到治療，後來又被送到普魯士貝利茨的紅十字協會野戰醫院，從1916年10月9日到12月1日在那裡得到健康護理。“多大的變化，”他描述自己不習慣的新環境，“從夏季戰場的泥濘到美妙建築中的雪白床鋪。起初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躺才合適，後來才慢慢適應新的環境。”
在貝利茨野戰醫院希特勒遇到很多已對戰爭徹底厭倦並且訴於言表的傷兵。他在《我的奮鬥》中還憤怒地寫到那些“可悲的傢伙”，誇誇其談，“賣弄他們可憐的口舌將高尚士兵的信念”貶得滑稽可笑，尤其有個士兵的事情激怒了他，那個士兵公開承認，他不惜自殘以逃避打仗。看來一如既往地堅信戰爭意義的希特勒只能把這種逃兵行為視作軍隊道德墮落的可疑徵兆。他自己是否對戰爭的勝利有過懷疑，我們無法得知，因為我們沒有戰爭後半期的第一手資料，沒有前線來信，也沒有其他任何表明觀點的證據。
1916年11月4日，康復期的希特勒得到去柏林的許可令。希特勒生平第一次來到帝國首都——17年之後他作為帝國總理進駐的首都，他在這裡的所見所聞無法提高他的情緒。“舉目可見令人難以忍受的貧困。百萬人的大城市陷於飢餓之中。老百姓非常不滿。”事實上在1915年與1916年之交柏林與其他大城市的食品供應情況就急劇地惡化了。食品商店每天排起長龍。不管颳風下雨婦女兒童都在耐心等待著，為了買到一磅黃油、幾個雞蛋或者一塊肉。對於無法忍受的現狀的不滿爆發出來，時間越長不滿越多，表現為因飢餓引起的騷亂和自發的罷工——抗議行動有了日益明顯的社會批判色彩，目標指向了社會統治秩序、特權者和富人。1916年4月一位柏林的警官說：“社會情緒非常低迷。每個人都盼著戰爭結束……人們對政府的舉措不滿，尤其打擊漲價和高利貸的行動不力。士兵滿懷怨恨走上戰場。到處都在傳說：這場戰爭不是為了祖國打的，而是為了資本主義。”
1914年8月的戰爭狂熱已經煙消雲散，大城市居民充滿了厭戰和渴望和平的情緒。1916年12月2日，當希特勒離開野戰醫院前往慕尼黑第十六後備步兵團替補營報到時，他也看到了同樣的情況。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城市幾乎認不出來了，“怒氣、厭煩、咒罵，應有盡有。”一方面，不滿情緒指向巴伐利亞軍方和老百姓都討厭的普魯士人。一個警察記錄了1917年8月巴伐利亞士兵們在火車上說的話：士兵們首先希望戰爭盡快結束。他們還提到，德國也對戰爭的拖延負有一定責任……只要巴伐利亞和普魯士待在一起就可能有戰爭，因為大嘴巴普魯士人喜歡摻和每場戰爭。
另一方面，社會矛盾越尖銳，不滿情緒中就含有越來越多的對猶太人的怨恨成分。猶太人不僅被罵成不知廉恥地發國難財的人，還說他們想盡辦法逃避兵役。1915年底，普魯士國防部收到潮水般湧來的所謂對猶太人逃避兵役的指控。由泛日耳曼同盟操控的運動宣稱，信仰猶太教的人利用大筆的金錢和社會關係獲得戰爭中待在辦公室和後方指揮部的舒服位置。實業家和政論家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914年8月擔任普魯士戰備原料部部長，由於面對眾多敵意而在1915年3月辭職，1916年8月他描寫自己對日益高漲的反猶浪潮的印象：“越多的猶太人在前線犧牲，敵對者們就越鍥而不捨地試圖證明所有猶太人都坐在後方搞戰爭高利貸。於是仇恨又翻了兩三倍。”
拉特瑙的擔憂極有道理。僅幾個星期之後，1916年10月11日，普魯士國防部部長阿道夫·維爾德·馮·霍恩博恩（Adolf Wild von Hohenborn）下令對全國猶太人的服兵役情況進行調查。這次所謂的“猶太人口調查”是一樁惡行，因為這項政策是根據對猶太人毫無理由的懷疑而制定的——就在許多德裔猶太人為德國獻出生命之後的時刻。“在長達兩年全心全意為我們的家鄉獻身之後，我就像挨了一記狠狠的耳光。”聽到人口調查的消息，巴伐利亞野外炮兵團的上尉和炮手格奧爾格·邁耶（Georg Meyer）寫道。
很難設想，在維也納時期已經接受反猶的陳詞濫調的希特勒在排猶煽動日益極端化的戰爭後半期能夠完全不受影響。如果我們相信他本人的說法，他正是在1916年12月的慕尼黑替補營地開始意識到所謂的猶太人“逃避兵役”現象：“整個營地都被猶太人佔據了。每個文書都是猶太人，每個猶太人都是文書。”還有猶太人在戰爭經濟中的影響，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再次重複了典型的反猶陳詞濫調“發戰爭財的人”：“猶太民族在此處確實變得‘不可缺少’。蜘蛛把血從民族的血管裡吸出來。”
這個二等兵在1916年與1917年之際是否真的這麼想的？我們缺乏可靠的證明材料。如果他真的從“家鄉前線”的經歷中開始接受到處蔓延的反猶思想，那麼他在前線戰友面前隱藏得很好，他從未透露過反猶的想法。團部副官維德曼在20年代慕尼黑再次遇到希特勒時，後者已經是著名的反猶政治家，這讓維德曼大吃一驚。他從未找到希特勒“瘋狂仇恨猶太人”的原因。希特勒與第十六後備步兵團官兵的交往沒有一點促使他反猶的理由。
引人注意的是，希特勒在慕尼黑逗留期間沒有讓前房東波普夫婦和其他戰前熟人來看望他。看來對和平日子的任何回憶都讓他感到不適。他在軍營中無聊度日，思念著前方。“我躺在醫科大夫的診所裡。我要盡快回前線報到！”1916年12月9日他告訴團部自行車信使卡爾·蘭茨哈默爾（Karl Lanzhammer）。兩天之後他寫信給通信員小隊的戰友巴爾特哈扎爾·布蘭德邁耶：“現在我腫著腮幫子坐在屋子裡，經常思念你們……幾天前有去團裡的交通車輛，可惜我沒有同去。”團部已經成了希特勒“第二個家”。在給維德曼的信中，他說他已經恢復戰鬥能力了，迫切希望回到老團部和老戰友們在一起。副官批准了他的請求。1917年3月5日希特勒重返戰場。
團部駐紮在拉巴塞附近的新營地。1917年4月底，李斯特團在團長安東·馮·圖博伊夫（Anton von Tubeuf）的率領下進駐法國北部阿拉斯地區；1917年7月中旬又回到他初次參戰的弗蘭德斯地區，投入到伊普爾附近的第三次戰役中。7月31日，英軍在大規模進攻中第一次使用了新式武器“坦克”。這是我們的“不幸”，希特勒在1941年8月認為，“那時的領導人還沒有及時認識到技術武器的重要性”。“如果1918年夏季有400輛坦克，我們就能贏得戰爭。”確實德國軍方領導人下決心研製德國坦克的時間太晚了，雙方差距已無法彌補。但是它並沒有決定戰爭勝負的影響力。
1917年8月，損失慘重的李斯特團從弗蘭德斯戰役中撤出，被派去駐守較為安靜的阿爾薩斯前線。9月17日希特勒獲得三等軍功十字勳章。9月底他第一次得到18天的休假。在柏林他住在戰友理查德·阿倫德（Richard Arendt）位於普倫次勞貝格區的父母家中。不同於1916年11月的短暫停留，這次他盡情享受了包括各種文化娛樂在內的大都市生活。“這座城市非常偉大。”他在10月6日給恩斯特·施密特的信中寫道，“一座真正世界大都會。現在的交通系統也很了不起，我整天乘車到處跑。我終於有機會更好地欣賞博物館了。總之一句話:我沒有缺憾了。”僅給上級馬克斯·阿曼中士他就寄了三張明信片，在其中一張明信片上他遺憾地寫道，可惜在柏林的日子過得太快了。10月17日，他又回到團裡，李斯特團在此期間又投入到戰鬥中。
第二次在柏林停留時，希特勒住在工人、手工業者和小職員聚集的普倫次勞貝格區，他不可能不注意到此間爆炸性的社會局勢。1917年4月柏林軍火工人爆發了第一次大罷工。俄國二月革命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引起了明顯的反響。“只要我們也像俄國一樣幹，情況馬上會變得不同。”警察局的密探聽到兩個工人家庭的婦女站在食品店前議論著，這種看法符合普遍的社會情緒。成立於1917年4月以區別於老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進行了反戰示威集會。雖然軍方機構和民政管理機構對反戰者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可是無法再維持社會安定。“人民對戰爭的好結局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他們只想不惜一切代價結束戰爭。”柏林警察局在1917年7月中旬報告說。1917年12月對於“與新當權的布爾什維克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進行的特別和平談判可能因德方的強硬立場而失敗”的不無道理的擔憂又成了新添加的可燃材料。
1918年1月底，人民的不滿以大規模罷工的形式爆發出來：在柏林、漢堡、慕尼黑、紐倫堡和其他許多城市，工人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盡快結束民族間的屠殺。“我難以向你言表，當我看見工人和婦女組成的遊行隊伍如此安靜而堅定地走過大街時，我的腦海中迴旋著歡呼聲。”一位漢堡的辦公室職員在寫給前線的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從被截獲的戰地郵件來看，前線戰士對於罷工運動有著不同的反應，有人毫不掩飾地贊成，也有士兵表示不解和反對。他們的表達方式包括：“我的戰友們都為罷工感到高興。”和憤怒的提問：“這些發瘋的人認為能通過罷工提早結束戰爭嗎？”二等兵希特勒顯然屬於後一類人。在《我的奮鬥》中他把大規模罷工稱作“整場戰爭中最大的騙局”，它唯一的作用是增強了敵方民眾的勝利信念。希特勒將責任歸咎於多數派社會民主黨（MSPD）的領導人，雖然他們並沒有像USPD一樣組織罷工，在柏林和其他地區加入到罷工領導層也是為了盡早結束罷工。“現在，當罷工開始後”，柏林警察局局長海因裡希·馮·奧朋（Heinrich von Oppen）在1918年1月29日評論說，“社會民主黨右翼為了不被排擠到幕後，只好也加入到運動中，雖然心不甘情不願。”
在與俄國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合約而不得不休戰之後，1918年3月，德國最高軍事指揮部發動了最後一輪攻勢，試圖通過西線的猛烈進攻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最初取得的勝利足以支撐最大膽的希望。3月21日，北至康布萊，南至聖昆廷，在漫長的戰線上，德國軍隊向前推進了60公里，可幾天後進攻陷入停頓。接下去在1918年4月、5月和6月發動的進攻同樣沒有進展。5月底德國先頭部隊到達馬恩河，距離巴黎只有幾天的行軍路程。可是，西線軍隊的戰略位置由於新近取得的戰果反而惡化了，因為拉長的戰線激起了對方的反擊。毫無疑問，最高軍事指揮部將進攻的弧線拉得太大，使得德軍的進攻力量消耗殆盡。7月18日，法軍發動反攻，把德國戰線撕開一個大口子。此後協約國掌握了主動權，並且由於美軍的新近加入而軍力不斷增強。
李斯特團參加了所有的進攻戰——索姆河戰役、恩河戰役和馬恩河戰役。它又一次損失慘重，僅在4月的戰鬥中就有一半士兵陣亡或受傷。希特勒依然沒有受傷。1918年8月4日，當部隊從馬恩河防禦戰中撤出、退到卡多的休息戰地時，希特勒獲得一等鐵十字勳章——對於一個二等兵來說這可是難得的殊榮。是否如人們所猜測的，建議頒給希特勒軍功章的人是維德曼的繼任者團部副官胡戈·古特曼（Hugo Gutmann），還沒有得到確認。假如真的如此，希特勒對他也沒有絲毫感恩之情，相反1941年1月他輕蔑地談起這位久經考驗的軍官：“我們團裡有個猶太人古特曼，一個大懦夫，他獲得了一等鐵十字勳章，真是一種侮辱和羞恥。”
希特勒獲得一等鐵十字勳章之後，1918年8月8日，英軍坦克撕破了亞眠地區的德國陣線。德軍“黑色的一天”意味著戰爭的最後轉折。疲憊和厭戰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出現，前線關於違反軍紀和拒不執行命令的報告越來越多，國內衛戍部隊也醞釀著同樣的情況，越來越多的士兵試圖從去前線的路上逃走。“在信中已經找不到對祖國的熱愛……”戰地郵件檢查部門1918年9月初說，個人對戰爭的興趣已基本喪失殆盡，他們堅持著一個立場，“反正我盡可能不上前線。”還要再過4個星期，自1916年開始指揮軍隊的以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裡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為首的最高統帥部才決定簽署停戰協議。1918年9月29日，兩位統帥在比利時斯帕的總指揮部在一群德意志帝國的高級官員面前宣佈德國打輸了這場戰爭，現在謀求停火。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德國需要建立一個在馬克斯·馮·巴登親王（Max von Baden）領導下的以議會為基礎的政府，國會中最強大的黨派社會民主黨多數派也要參加政府的組建。
當決定性的轉折發生的前夕，希特勒不在前線。8月21日他去紐倫堡參加電話員培訓，接著9月10日到27日他第二次在柏林休假。關於這段時期——除了1941年10月他在元首總部提過之外——沒有一點資料。明顯他大部分時間在博物館裡欣賞藝術展覽。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革命危機逼近的跡象，是否有意識地排斥它——我們不得而知。返回前線之後他的團回到1914年秋季駐紮過的科米訥地區。現在他們不再發起進攻，而是防禦英國人最猛烈的攻擊。1918年10月13日到14日的夜間，希特勒和幾個戰友成為毒氣戰的犧牲品，具體地說是一種叫Lost的戰爭武器，也被稱為“黃十字”毒氣，或者因為其特殊的氣味被稱為芥子毒氣。“快天亮的時候，我感覺到疼痛一陣比一陣厲害，7點時我磕磕絆絆搖搖晃晃地回到團部，雙眼劇痛，完成了戰爭中最後一個通信任務。”希特勒描述那個時刻，“幾個小時以後我的眼睛像變成了灼熱的煤炭，周圍一團漆黑。”他就近被送到奧德納爾德的巴伐利亞野戰醫院進行急救，後來又被送到斯德丁附近的帕瑟瓦爾克預備役醫院。他在10月21日到達，然後他在此地得知德國1918年十一月革命開始了。
希特勒的失明到底有多嚴重，他在帕瑟瓦爾克怎麼被治療的，這些問題到現在還有爭議。醫院的資料已經被毀了。大致可以確認，由於受到毒氣侵害他患了嚴重的結膜炎和眼瞼炎症，暫時無法視物。他自己在1918年11月的一封信中說，帕瑟瓦爾克醫院使他的失明“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減輕了，眼睛又慢慢恢復了光明。”有一種反覆被提起的說法：實際上希特勒因芥子毒氣引起的傷勢並不嚴重，他的失明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神經質的反應，這種說法相對來說沒有多少說服力。最離譜的是新近出現的一個觀點，參加治療的一位醫生，精神病科醫生埃德蒙德·福斯特爾（Edmund Forster）雖然通過催眠術治好了希特勒的“神經質失明症”，卻忘記把他從迷幻狀態喚醒，由此希特勒一直“停留在催眠狀態了”。這樣看來，這位有傳教意識和天命信仰的獨裁者其實是一場有始無終的催眠術的受害者啊！
我們可以確定，1918年11月初的軍事崩潰和革命顛覆的消息讓希特勒深深地震撼了。當兵之後希特勒對他所屬的團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突然之間與他生命融為一體的一切消失了。像其他許多直到最後還對戰局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的人們一樣，希特勒開始尋找“替罪羊”。到什麼地方去找呢？最容易找的當然是泛日耳曼聯盟和右翼團體的戰時宣傳了。1918年秋季，面對德國的敗局他們又加強了宣傳。除了“猶太人逃避兵役”和“發戰爭財”之外又加上了同樣惡毒的“插刀論”——他們指責說，德國軍隊被社會民主黨和猶太人的顛覆活動削弱了力量，因而被奪走了勝利果實。實際上是將帝國推向毀滅的軍方人士及其支持者們想推卸責任，並把罪責轉嫁到別人身上。於是泛日耳曼聯盟第二主席康斯坦丁·弗萊赫爾·馮·格布扎特爾（Konstantin Freiherr von Gebsattel）1918年10月底發出號召：“吹響反對猶太教和猶太人的號角，以此作為一切不公的避雷針。”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將他對戰敗和革命的震驚描寫成政治思想轉變的關鍵。他寫道，1918年11月初帕瑟瓦爾克就出現了號召革命的水兵。不久之後，這件“令人憤慨的事情”變成他生命中“最恐怖的現實”。11月10日，醫院裡的教士告訴這位病人，霍亨索倫王室被推翻，共和國宣佈成立。當這位老先生說到，戰爭已經失敗，德國必須聽憑“勝利者的恩典”時，希特勒再也無法忍受了：“我的眼前又變黑了，我摸索著、踉踉蹌蹌走回臥室，倒在床上，把火辣辣疼痛的頭埋在床單和枕頭下……過往一切皆變作徒勞——為何墳墓吞噬了成千上萬為祖國走上戰場卻一去不復返的將士們？這一切的發生，只因為一幫可鄙的罪人將魔爪伸向祖國……那些夜晚，我心中對罪魁禍首的仇恨在不斷增長。”希特勒用被反覆引用的一句話結束了這一段話：“我決心，成為一個政治家。”
他肯定不是突然之間做出了決定。大約在1919年，希特勒心中放棄成為畫家和建築家、轉而投身政治的想法逐漸成熟了。恩斯特·多伊爾萊恩（Ernst Deuerlein）的判斷很有道理：“不是希特勒走向政治——而是政治走向希特勒。”而在思想發展方面，帕瑟瓦爾克階段正好處於第一個關鍵階段（也就是戰爭經歷）和第二個關鍵階段（即慕尼黑的革命和反革命鬥爭）的連接點。兩個階段都指向“對十一月罪人的仇恨”：對左派的恐懼和對猶太人的仇恨。此後新的經歷又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影響，最終發展出希特勒“世界觀”的核心——反對“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