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我記憶中最美好的時光。”即使早就當上了帝國總理，希特勒還是不斷追憶國社黨在慕尼黑初創的時期。對於他來說那是國社黨歷史中的英雄時代，一個“鬥爭的年代”，那時他和戰友們結成了秘密的社團，不懼怕任何艱難險阻。“我們的老國社黨員們是好樣的，那時一個黨員可能失去一切，卻得不到任何利益。”國社黨在短短4年內就從一個小黨派發展成慕尼黑政界舉足輕重的力量——首先應該歸功於希特勒本人。他走上政壇時是個“想征服整個民族”的“十足的無名之輩”，15年之後他達到了目的。這個獨裁者沒有忘記，慕尼黑這座大都市是他成就大業的跳板。為了表示謝意，1935年8月他授予慕尼黑“運動之都”的稱號。
當然，沒有希特勒的因素，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不可能崛起。如果沒有希特勒，它只能是德國政壇上眾多的民族主義右翼小黨派之一。但是同樣的，如果沒有戰後的特殊條件，無論在巴伐利亞還是全德國，如果沒有德國戰敗後的經濟困境、社會的不安定和集體性創傷，這個民粹主義的煽動者不可能從一個籍籍無名之輩搖身變為政界要人。時勢對希特勒有利，同時希特勒也比他的所有民族主義右翼政黨的競爭者們更巧妙和更無所顧忌地利用了時勢。
1920年3月，在東普魯士的農業長官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和駐柏林的國防軍第一集團軍司令瓦爾特·馮·呂特維茲男爵（Walther Freiherr von Lüttwitz）領導下，右翼的魏瑪共和國反對者們進行了第一次企圖推翻他們憎惡的魏瑪共和國的嘗試。雖然政變幾日後旋即宣告失敗，因為工人階級通過大規模的罷工讓公共生活陷於癱瘓，但是巴伐利亞的反革命力量看到迫使社會民主黨人約翰納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辭職的時機到來了。3月16日，邦議會選舉現任上巴伐利亞政府總統古斯塔夫·裡特爾·馮·卡爾（Gustav Ritter von Kahr）為巴伐利亞總理。
在卡爾的領導下，巴伐利亞走上嚴重右傾的政治路線。這位公開的君主制度擁護者立志將巴伐利亞變成德意志帝國的一個“正常細胞”。他首先採取的措施包括頒布新的“外國人條例”，主要目的是阻止“東部猶太人”繼續移居和定居巴伐利亞。新政府通過這個舉措迎合了右翼黨派的願望，並且使民間的反猶氣氛繼續升溫。接下去慕尼黑成為全德國反魏瑪共和國分子的樂園。於是被通緝的海軍中尉赫爾曼·埃爾哈特（Hermann Ehrhardt）在這裡找到了避難所，他的海軍旅是卡普—呂特維茲叛亂中的軍隊中堅力量。在弗蘭茨—約瑟夫大街的新司令部裡，他和志同道合者組成了一個以刺殺共和國領導人為目標的秘密組織 “政務官團”。1921年6月9日，巴伐利亞邦議會的獨立社會民主黨主席卡爾·加賴斯（Karl Gareis）成為第一個犧牲品。1921年8月26日暗殺中央黨政治家和財政部部長馬蒂亞斯·艾茨貝格爾的事件使得一系列暗殺行動達到了可怕的高潮，1922年6月24日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也被暗殺。前面提到過的博吉斯拉夫·馮·澤爾肖（Bogislaw von Selchow）寫道，他認為“拉特瑙難辭其咎”，因為德國的民族運動是最基本的也是新生的力量，“我們不能在一個群情激奮的時期讓一個異族人作為德意志民族的外交代表，從而進一步挑起人民業已燃燒的怒火。”這不是極端的個別人的意見，而是德國民族主義者圈子裡的普遍想法。
1920年夏季，曾經暗中操縱三月政變的埃裡希·魯登道夫上將也來到了慕尼黑。他在慕尼黑南部的新住所諾貝爾別墅成為巴伐利亞所有反革命行動的集結點。由於得到官方的縱容，眾多准軍事組織在巴伐利亞自由邦從事各種違法行動，其中主要是蘇維埃政權失敗之後建立起來的民間武裝，其總人數迅速達到三十萬。私人武裝的存在對20年代初期慕尼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們是巴伐利亞人對《凡爾賽和約》的抵抗和對魏瑪共和國的仇恨在社會機構中的體現。作為德國左派政治、巴比倫式的民族融合以及先鋒派文化的中心，柏林尤其遭到鄙視。”
這些顛覆者得到了慕尼黑警察局局長恩斯特·珀爾納（Ernst Pöhner）和他的第六政治部負責人威廉·弗裡克（Wilhelm Frick）的慷慨支持。他們對“政務官團”的秘密活動視而不見。希特勒和國社黨也從一開始就受到兩位高官的庇護。人們對“國家社會主義黨和希特勒先生伸出支持的手，因為人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德國復興的萌芽”，弗裡克在1923年對叛亂者的庭審中說。希特勒知道他應該感激巴伐利亞國家機器中的支持者。他在《我的奮鬥》中讚美珀爾納和弗裡克，他們不懼怕“先當一個德國人，然後再當一個官員”。1942年3月底他稱讚弗裡克，因為他“完美的應對”，以及“他所做的暗示，國社黨才有可能開展那種規模的政黨工作”。
國社黨的活動在第一年裡已經超出了慕尼黑其他民族主義黨派。它沒有一個星期不召開大會或者群眾集會。自從1920年2月24日進入公眾視線之後，它主要在大啤酒館進行宣傳活動——在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金德爾凱勒啤酒館或者哈克爾布勞凱勒啤酒館。聽眾人數在800到2500人之間搖擺不定，1920年下半年有時達到3000人的峰值。1920年12月巴伐利亞國防軍第七軍區司令部滿意地確認，“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頻繁的聚會活動……在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1921年2月3日，國社黨在當時最大的室內聚會場所——馬爾斯大街的王冠馬戲場第一次舉辦群眾集會。超過6000人來聽希特勒的演講。“我面前的大廳看上去像個巨蚌……”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一個小時之後我的演說被越來越發自內心的掌聲打斷，兩個小時之後會場漸漸沉寂下去，陷入到後來我在這個大廳裡一再經歷的神聖的靜穆中……就這樣，我們走出了往常的黨內會議的模式。”
一周又一周，希特勒確實吸引住了聽眾。光是1920年他就以主演講者的身份二十一次登台演講，此外還在其他活動中充當辯論參與者。隨著國社黨的壯大，他的影響輻射到慕尼黑以外的整個巴伐利亞地區，1920年初秋他還在奧地利競選中做了四次演說——加起來工作量很大。希特勒在這個階段的主要目標是擴大當時仍算是小黨派的國社黨的知名度，並且在公眾的視線中贏得牢固的一席之位。“隨便他們嘲笑還是咒罵我們，不管他們把我們看成傻瓜還是暴徒。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提到我們，他們不斷地談論我們。”他在《我的奮鬥》中描寫他的意圖。隨著知名度的增加，黨員人數也在不斷增加——從1920年1月份的190人到5月份的675人，再到1921年1月份的2500人和8月份的3300人。這位慕尼黑宣傳家不斷傳播著樂觀主義思想：“雖然現在運動的規模還小，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它以後的崛起。”1921年10月他這樣鼓勵漢諾威地區領導人古斯塔夫·賽弗特（Gustav Seifert）。
與廣為流傳的說法相反，希特勒並不是一個即席發表演講的人。他在登台演講之前經過認真的準備。他的演講一般有兩三個小時長，在作為演講主線的關鍵詞和口號上，他畫了不下於十二條橫線（伯哈特·耶克爾和阿克塞爾·庫恩在他們編輯的《希特勒檔案大全》中披露）。當大會即將開始之前，他在屋裡走來走去，將演講稿的核心內容再複述一遍，其間一再被手下向他隨時匯報會場中觀眾情緒的電話打斷。一般來說，希特勒會故意遲到半個小時，以增加觀眾的期待度。他把備忘錄放在右邊口袋裡，時而瞥上一眼，以便讓自己心裡有底。
整個演講的過程嚴格地按照怎麼產生最佳效果的模式來設計。開頭希特勒總是說得很平靜，幾乎是猶疑的口氣。開頭10分鐘他“以演員的靈敏性試圖感受群眾的情緒”。一旦他感覺到觀眾的贊同之後，他的態度就放鬆了。他在演講時伴隨著富有表現力的手勢，頭部朝後微仰著，右臂朝前伸出，用食指強調特殊的字句，或者右手握拳砸向桌子。同時他的語氣和選用的詞句越來越咄咄逼人。觀眾的掌聲和歡呼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他們心中的烈焰已經騰起，希特勒的嗓門也越來越高，說話的速度也逐漸越來越快。他的激動情緒逐漸感染到觀眾，到最後他發出了狂熱的最強音，整個會場沉迷在極度興奮的狀態中，演講者本人也渾身大汗地走下台，接受同事們的祝賀。
希特勒的演講魅力取決於一系列因素，首先是洪亮的抑揚頓挫的聲音——他的“秘密武器”，他懂得像演奏樂器一樣使用它。他原本用顫抖的聲音訴說著飽受折磨和背叛的民族不應有的命運，下一刻卻宣告清洗的暴風雨來臨，他用火山爆發般激情的語言讓聽眾無可抗拒地陷入群體性的癡迷狀態。直到1928年希特勒演講時還不用麥克風和擴音器，因此早期他的男中音嗓子還沒有因為技術手段而失真。
希特勒在詞語的選擇方面也懂得迎合聽眾。他掌握“戰後的小人物語言”，他在演講時有時爆幾句丘八的粗口，有時又點綴些冷嘲熱諷。他敏捷而俏皮地應對激烈的質問者，使得觀眾多半站在他的立場哄堂大笑。希特勒用他的演講觸及到了時代的神經。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將觀眾的所想所感表達出來，他利用他們的恐懼、偏見和牴觸情緒，同時也利用他們的希望和渴求。早期慕尼黑時代的戰友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稱他是“在群眾靈魂的鍵盤上演奏的大師”，“這個人似乎擁有一種神秘的天賦——遠遠超出他富有感染力的口才，他將時代對於領導人格的諾斯底主義（譯者註：又稱靈智神秘主義）式的渴望和自身的布道需求結合起來並且融為一體，使得每個人可以想到的希望和預期似乎都能得以實現。”
他不僅通過說話的內容，也通過說話的方式產生影響。那個瞭解觀眾困苦和希望的人通過一個籍籍無名的“一戰”老兵之口在說話。他的身邊環繞著真誠和真實的氣息：“首先是指——人們感覺到——說話的人認為自己說的是真的，他並沒有想說服聽眾相信他自己都不太信的東西……”1920年1月，19歲的漢斯·弗蘭克第一次聽希特勒演講時注意到，“他說的內容都發自於靈魂，他告訴我們的內容都發自於靈魂。”康拉德·海登已經發現，“人和語言的統一”是希特勒作為宣傳者的成功秘訣。當演講達到高潮時，“他被他自己誘騙了”，他和他說的話完全合二為一，“即使是謊言也能通過誠實的流體傳導給觀眾”。
早期演講時希特勒就喜歡拿宗教的形象和主題作比喻。有時他抄襲聖經到了自比耶穌的程度：“我們雖然渺小，但是在加利利也曾經出現過一個人，他的思想征服了全世界。”許多因為戰爭和戰後的歲月而失去安全感的人們將他們對政治救世主的渴求和希望寄托在以傳教的熱情宣傳民族主義福音書的希特勒身上。商人庫爾特·呂德克（Kurt Lüdecke）有一段時間和這位宣傳家走得很近，在他眼裡希特勒是“第二個路德”。“我的經歷只能和宗教上的皈依相提並論”。許多參加過希特勒集會的人都有過類似的覺悟經歷，包括那些原先與國社黨保持著距離的人，無意之間他們成為被感動的群體中的一員。
希特勒登台演說的吸引力還包括日臻完美的導演技巧。他把“馬戲團、大劇院的喧鬧元素和教堂做禮拜的儀式感結合在一起”。升旗和進行曲能夠調動觀眾的情緒。觀眾等待即將到來的主講人的時間越長，他們的心情就越激動。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描述過啤酒館鬥士的入場：“忽然之間，在後面的大門入口處，騷動，口令聲。台上說話的人停住了話頭。所有人都跳起身高呼‘萬歲’，在呼喊的人群中間和呼啦啦招展的旗幟中間，被等待的人出現了，身後跟著隨從們，他右手僵直地向前平舉著，快步走向高台。”沒有被狂熱氣氛感染到的人則會覺得這類集會很有娛樂性，“有樂子”，他們灌下的大量啤酒也有助於他們產生這種想法。
希特勒對政治象徵符號也具有特別敏銳的眼光。1921年之後，卍字旗成為國社黨的正式標誌。它將黑白紅的帝國旗幟顏色與卍字相結合，長久以來在民族主義者的圈子裡已經將卍字作為政治標誌使用了，例如在卡普—呂特維茲叛亂中，埃爾哈特海軍旅的成員就在鋼盔上佩戴卍字符號。後來小四方旗成為衝鋒隊（SA）的標誌，1926年之後呼喊“萬歲”的口號成為希特勒運動中必須的儀式。國社黨人毫無顧忌地複製左派政黨的宣傳手段。他們在鮮紅色的紙張上印刷大會通知，從卡車上向群眾散發傳單。他們的目標是把工人階級從左派政黨手裡爭取過來，但是最初來參加希特勒大會的聽眾主要是嚇壞了的小市民、無家可歸的老兵和失去社會地位的大學生。
希特勒在演講的內容上也迎合小市民的、民族保守主義的、反猶種族主義的口味。因此他演說的主題非常有限。一開始他先回顧“戰前美好的繁榮的德國”，這裡存在著“秩序、清潔和精確”，官員們廉潔奉公地履行公務。他又將目光轉向“1914年偉大的英雄時代”，德意志民族以少見的萬眾一心被迫投入到被協約國強加的戰爭中。在理想化的背景襯托下，他用更加黑暗的色彩描繪當今的現實。到處他只看到衰落和崩潰的跡象。“為什麼我們站在俾斯麥以天才方式統一起來的德意志帝國的廢墟上？”1921年1月他在紀念德意志帝國建國50週年的演講中提問。答案立刻出來了：由於導致德意志帝國被毀滅和奴役的1918年到1919年的革命。他認為責任在於猶太人和左派政黨——他為他們量身定做了“革命罪人”的頭銜，1922年1月後又稱他們“11月罪人”。由於他們的顛覆活動，軍隊失去了本應得到的勝利，德意志無助地落入敵人手中。“被猶太人賄賂的‘猶太社會民主黨’從背後對‘疲憊不堪的’軍隊捅刀子”，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一家報紙這樣總結希特勒1920年4月在霍夫布勞恩豪斯啤酒館大會上的發言。“捅刀論”是第三任最高統帥部的指揮官興登堡和魯登道夫1919年11月在國會調查委員會面前頗有戲劇效果的登場後出現的論調，從此成為民族主義右派在宣傳時反覆重彈的老調。
反對《凡爾賽和約》在希特勒的宣傳運動中佔據重要地位，他在此利用了大眾對“可恥和羞辱的和平”的憤怒。他告知聽眾們，條約裡的條款是 “無法履行”的，因為它將把德國掠奪到赤貧的程度，並且使德國永遠受到奴役。德意志民族被強加了一個“在六千年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條約”。與《凡爾賽和約》相比，德意志帝國1918年3月與蘇俄簽署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簡直是“小孩子的遊戲”。這是厚顏無恥的顛倒事實，因為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的“強迫和平”相比，《凡爾賽和約》還算得上溫和了。
希特勒在進行極端的反對《凡爾賽和約》的宣傳時，不忘攻擊他仇視的魏瑪共和國及其領導人。他將新的民主制度咒罵為“破布共和國”“柏林的猶太政府”和“投機商共和國”。在他的眼睛裡，所有民主政治家都是無能的、腐敗的。他對共和國總統弗雷德裡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照樣不敬。他將德國比喻成“舊床墊”，以暗諷艾伯特以前從事過的皮革匠職業：“破爛老舊，滿是破洞和殘缺，彈簧暴露在外面，繩子斷開，又短又小，亟須修理，我們尤其注意到這張床墊上有虱子，弗雷德裡希·艾伯特先生，虱子之多世上少有。”希特勒還能不受懲罰地詆毀財政部部長艾茨貝格爾是“新德意志的國家罪人”，1922年春季他的仇恨主要對準了外交部長拉特瑙，他在德國民族主義者針對“履行政治家”的誹謗活動中指責拉特瑙，由於他對協約國勝利者的讓步而“背叛和出賣了整個德意志民族”。希特勒的宣傳對刺殺兩位著名政治家起了推波助瀾的壞作用。
希特勒把魏瑪共和國民主選舉出來的代表視作“為國際股份資本和借貸資本服務” 的人，他們試圖扼住德國的頸項，吸搾出德國的血。因此一個曾經經濟昌盛的國家淪落為“國際資本及其幫兇的殖民地”，“無望地處於被奴役的境地”。
圖8：國社黨的傳單，上面印有1922年1月11日希特勒在王冠馬戲場召開群眾大會的通知
這個煽動家沒有忘記接受和加強聽眾們的恐懼和牴觸心理，同時通過國社黨的25點黨綱，他為他們許諾了一個看似充滿希望的未來。“我們的黨綱是最高形式的批評。他們的短處，我們的意願。”1920年8月他記下演講的關鍵詞。在早期的演說中，希特勒已經宣佈要取消《凡爾賽和約》：“我們一旦掌握權力，立刻把它撕成碎片。”他也毫不隱瞞，為了“復甦經濟必須粉碎金錢利息奴役制度”。他認為“民族獲得新生”的目標是：對外建立一個“大德意志國家”，對內建立一個消除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隔閡的“民族共同體”——“我們必須成為一個誠實的勞動者組成的民族，而一切的前提條件是，我們不再講究階級之分，不再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分，而是成為一個兄弟般團結的民族，我們準備為民族做出犧牲。在民族問題上，不再有階級的自大和一部分人的傲慢。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必須明白，他們屬於一個共同體，只有團結一致才能重建我們的民族”。這個演說者再次強調，這是“通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道路，而非猶太領導者所提倡的階級鬥爭形式的社會主義”。
希特勒明白無疑地表示他要推翻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他在1920年4月喊出：“損害我們民族的結黨營私。”在此他也利用了反對民主制度和反對議會制度的廣泛民意。他不厭其煩地宣傳“對議會的一幫人，對整個制度展開堅決的鬥爭”。它應該被一個“有力量和權威的”“無情地動用一切力量清掃豬圈”的政府取而代之。希特勒說出了很多德國人的心聲：盼望一個天才的獨裁者，一個“代表日耳曼精神的鐵腕人物”。他在1921年5月解釋說：“只有用鐵掃帚清掃猶太式的腐敗、民主的偽善和社會主義的欺騙的豬圈，德國才有可能生存下去。這把鐵掃帚注定要在巴伐利亞捆紮製作。”
希特勒絲毫不隱瞞他對1918年到1919年革命的看法。“如果我們要求建立一個德意志的民族法庭，1918 年和1919年的所有人都應該站在法庭前承擔罪責。”1922年9月的演講記錄中他第一次要求“清算11月罪人”，下面標注聽眾的反應：“長達幾分鐘的雷鳴般的掌聲。”
閱讀過希特勒在1920年到1922年的演講記錄的人會感到驚奇，他像轉經筒一樣翻來覆去重複同樣的內容，卻能吸引大量的人數不斷增長的聽眾。但是在千篇一律的控訴、復仇的宣言和對未來的許諾中隱藏著他另外一個成功的秘訣。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奮鬥》有關宣傳工作的章節中提出：“大眾的接受能力十分有限，他們的理解力不強，忘性卻很大。從上述事實出發，一個有效的演說只能著重強調幾點，用口號的形式不斷重複它們，讓每個人都能通過一個單詞聯想到內容。”這種演講方式也不是什麼原創性的，它其實可以追溯到法國人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在戰前出版的書《大眾的心理》（1919年出版了第三版）。在那本書裡大眾也被描述成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形容的樣子：愚蠢、自私、女性化、反覆無常、無法接受批評、受制於無法自控的衝動情緒。1919年慕尼黑神經病學專家J.R.羅斯巴赫（J. R. Rossbach）出版了《大眾靈魂》一書，書中多處援引法國人的原著，希特勒可能通過閱讀羅斯巴赫的書接受了勒龐的論點。
啤酒館宣傳家樂於讓自己具有大眾化的外表，可是在骨子裡他輕視大眾，他只是把大眾當成實現政治抱負的可操縱的工具。他也並非一個特殊現象，而是廣泛的文化悲觀主義思潮的傳聲筒，其代表主要是魏瑪共和國“保守革命”的作者們（譯者註：保守革命指稱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出現的意識形態潮流，總體說有強烈的反自由、反民主與反平等的意識形態特徵）。但是和他們不同，希特勒懂得怎麼吸引群眾，這使得民族保守主義的資產階級對他發生了興趣。像許多慕尼黑大學教授一樣，醫生和種族衛生學家馬克斯·馮·格魯伯爾（Max von Gruber）從早期就對國家社會主義抱著同情的態度，他在回首往事時說：“資產階級圈子裡的人只是饒有興趣地看著，我們失敗的事情，希特勒卻做成功了，他獲得了小人物的贊同，挖了社會民主黨的牆角，可是我們忽略了他成功的煽動帶來的危險。真是趕走了小鬼，又招來了惡魔。”
貫穿了幾乎全部演講的中心主題是宣告和猶太人做鬥爭。希特勒從一開始就使用了最極端的調門。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20年8月20日他在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兩千名觀眾面前做的主題演講：“我們為什麼是反猶主義者？”——這是希特勒早年的演講中唯一一次聲嘶力竭的演講。他的演講內容囊括了他在自學中看到的五花八門的反猶思想——從理查德·瓦格納的《音樂中的猶太民族》（1850年），阿瑟·德·戈平瑙伯爵（Graf Arthur de Gobineaus）的著作，休斯敦·斯圖爾特·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十九世紀的基礎》（1899年），西奧多·弗裡奇（Theodor Fritsch）的《猶太問題手冊》（1907年），阿道夫·瓦爾蒙特（Adolf Warmund）的《遊牧民族的法律》（1887年）以及其他的一些書。整體來說是一個偽科學的、粗俗的反猶主義陳詞濫調的大雜燴。
演講開頭時希特勒表示，猶太人與北方的雅利安民族不同，他們沒有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能力，也就沒有進行創造性文化活動的能力。他們從來沒有顯示出“建立國家”的本領，只能“像遊牧民族一樣”“寄生於其他民族身上”。他們最突出的種族特性是“拜金主義和物質主義”，由於這種特性的驅使，他們無須“像其他人一樣辛苦勞作”就斂取了大量的財富。於是希特勒說到了他最喜歡的話題：“今天實際統治全世界” 的國際“借貸和股份資本”，“在數額上無限地……秘密地增長——最糟糕的是——它腐蝕了所有誠實的勞動”。國家社會主義者與這股摧毀性的力量進行鬥爭，目的是“喚醒、刺激和煽動我們民族中反對猶太人的本能意識”。正如他在1919年9月寫給阿道夫·格姆裡希的信中說的，希特勒將“把猶太人從我們的民族中清除出去”看成最後的“不可動搖的目標”。
記錄中在此處寫著：“雷鳴般的經久不息的歡呼和掌聲。”在兩個小時的演講過程中，希特勒的話五十六次被聽眾贊同的反應打斷，顯然他觸及到了蘇維埃共和國被推翻之後像流行性熱病一樣在自由邦的首府蔓延的反猶情緒。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慕尼黑郵報》的觀察員評論他的演說：“我們必須承認，希特勒至少有一點長處：目前在慕尼黑幹壞事的煽動者裡，他是最詭計多端的一個。”
在全球具有影響力的國際“股份和信貸資本”造成的威脅牢牢扼住了德國的命脈，而它只是猶太人策劃的“世界陰謀”的一小步。自從《錫安長老會紀要》德文版1919年出版之後，陰謀論就在民族主義和右翼保守主義的媒體中盛行起來。這本迅速賣到100 000冊的小冊子是有關1897年在巴塞爾召開的猶太復國主義大會秘密會議的一份偽造文件，其中討論了所謂猶太人奪取世界統治權的戰略。在1921年8月12日大會的發言綱要中，希特勒首次提到了《錫安長老會紀要》。1921年8月21日，希特勒在羅森海姆——國社黨在慕尼黑之外建立的第一個分部——發表的演講的記錄報告中寫道：“希特勒用《錫安長老會紀要》舉證說明，奪取世界的統治權——不管通過什麼方式，一向是猶太人努力的目標，這一點永遠不會改變。”
從1920年之後，所謂猶太人企圖奪取世界統治權成為反猶狂熱分子的老生常談。“猶太人唯一的目標是——世界的統治權”，他在1920年1月初寫道，1921年9月他又說：“首要問題，猶太人奪取世界統治權——是新的犯罪。”希特勒從這種妄想中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他始終明白無誤地告訴觀眾的結論：“只有當德意志民族從猶太匪幫手裡獲得解放的時候，她才會得到自由和健康。”對於國家社會主義者來說，“解決猶太人問題”是核心問題。早在20年代初期，沒有一個參加過希特勒大會或者在報紙上讀過相關報道的慕尼黑人不清楚希特勒對猶太人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沒有人覺得困擾，相反，如雷的掌聲證明，這一點還有助於提高演說者的吸引力。要求將猶太人從德國清除出去——不管採取什麼手段，是希特勒和他的聽眾們的共識。建立同一種族的“民族共同體”的幻想已經初步得到實現。
希特勒仇恨猶太人的長篇獨白不僅具有宣傳的功效，同時它也源自於希特勒政治信仰最核心的部分，這方面還有尚不為人瞭解的一個證據：1920年8月，慕尼黑的法律專業學生海因裡希·海姆（Heinrich Heim）拜訪了這位宣傳家——在“二戰”中海因裡希·海姆是馬丁·鮑曼的秘書助理和副官，曾經記錄下希特勒在元首總部的獨白。他“非常喜歡希特勒”，他在寫給柏林的弗裡茨·特呂施納男爵（Baron Fritz von Trützschner）的信中說，他是一個“友好和嚴肅的人，思想深刻，品格高貴，有最堅強的意志力”。談到“猶太問題”時，他的觀點是：“我們必須滅絕病菌，因為我們的肌體失去了抵抗力；只要猶太人還在活動，我們就無法讓群眾變成清醒的個體……猶太人的有害影響不應該持續下去。他完全不想考慮把猶太人德國化。如果有害的猶太人繼續存在，德國無法恢復健康。這關係到民族的生死存亡。縱然以被蒙蔽的德意志同胞的生命為代價我們也不能手軟，更不用說敵對的危險的外族人了。”
直到1945年4月底在總理府自殺前，希特勒始終堅信與猶太人的鬥爭牽涉“生死存亡”的問題。他在維也納時期已經接觸到仇恨猶太人的陳腐觀點和偏見，雖然那時他還沒有接受。民族主義者們試圖把猶太人當作德意志帝國戰敗的“替罪羊”，這個“一戰”二等兵因此也加深了對猶太人的仇恨心理。然而主要由於1918年至1919年間的慕尼黑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影響，慕尼黑這座大都市出現了極端的強烈的排猶情緒，並且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希特勒也就此變成了他後來的樣子，一個將驅逐“危險的異族”視作他最重要的政治使命的狂熱的反猶分子，至死不變。
即使希特勒1920年3月從軍隊退伍之後，邁耶上尉依然在關心支持他的門徒。1920年9月他在寫給逃亡瑞典的叛亂領袖卡普的信中說，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應該成為“培養我們需要的強有力的突擊隊的基地”，國社黨的黨章“也許還有不足之處，令人不甚滿意”，但是我們可以補充完善它。他“召集了一批能幹的年輕人”，其中希特勒先生特別具有鼓動才能，是個“一流的演說家”。“在慕尼黑分部我們已經有了2000個成員，而在1919年夏天還不足100人。”
1920年3月，邁耶讓希特勒和民族主義政治評論家迪特裡希·艾卡特（Dietrich Eckart）同機飛往柏林，目的是支持叛亂政府。但是他們去得太晚了，政變旋即被粉碎了。“您的外表和談吐讓人覺得好笑。”1919年1月殺害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的主要幕後策劃者和1920年政變的組織者之一瓦爾德瑪·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上尉曾經斥責這位慕尼黑的宣傳家。帕布斯特不是唯一錯看希特勒的人，保守精英階層對希特勒的影響力和行動力的嚴重低估是他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
迪特裡希·艾卡特絕不僅僅是希特勒的追隨者，在其進入政壇的最初兩年間，他是希特勒最重要的老師。他比希特勒年長20歲，在漢夫施丹格爾的回憶中他是“老派巴伐利亞人的典範，模樣看上去像頭老海象”，1914年之前他是個不太成功的劇作家，僅僅因為翻譯了易卜生的《比爾金特》而為廣大觀眾所知。1919年他移居慕尼黑，進入到此地的泛日耳曼民族主義圈子裡。1918年12月他出版了支持圖勒會的週刊《開誠佈公》，為反猶作者們提供了平台。1919年8月他為德國工人黨的黨員們做了第一個演講，後來他又加入了這個黨以及其後的國社黨。他在1919年至1920年冬季認識了希特勒，他很明顯喜歡希特勒。但是所謂他在兩人初次見面時說過——“他是德國的未來之星，全世界都將談論他”——也只是一個流傳已久的神話而已。但他肯定以敏銳的感覺發現了希特勒不凡的口才和他對群眾的巨大吸引力。1923年11月15日，他在慕尼黑警察局受審時的口供中說，他早就看出了“希特勒是整個運動的正確人選”。
在兩個人之間發展出一種緊密的、幾乎具有象徵意義的關係。正如約阿希姆·費斯特準確的評價，“艾卡特是第一個希特勒能夠忍受的與之相處不會產生內心糾結的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他幫助這個好學且具有可塑性的30歲的男人撰寫了最早的幾篇文章——“我那時在文體風格方面還是個什麼都不懂的稚子”。這位後來的獨裁者承認——加強了他的反猶思想，並且為他打開了通嚮慕尼黑上流社會的大門。他還給予希特勒和國社黨經濟上的資助。1920年12月，他用房子和地產作抵押，得到國防軍基金調撥的60000馬克，從而收購了《民族觀察家報》，為希特勒提供了有決定意義的幫助。希特勒熱情洋溢地對他表示感謝：“沒有您的鼎力幫助也許事情就不會發生，我以為，我們幾個月以來擁有自己的報社的美好前景要破滅了。我全身心地投身於運動中，您可以想像，我實現了如此嚮往的目標之後有多麼高興。”艾卡特將《民族觀察家報》的主編權交給了希特勒。1921年10月，他把自己翻譯的一本《比爾金特》送給了希特勒，書中的題詞寫道：“給親愛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最真摯的祝福——迪特裡希·艾卡特。”
可是1922年他們的關係冷淡了下來。隨著希特勒變得越來越自信，作為政治養父的艾卡特對他來說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1923年3月他把主編的位子交給了作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但是希特勒在心裡始終對這位1923年12月底死於心力衰竭的朋友抱有感激之情。《我的奮鬥》續篇的末尾有他對艾卡特的讚美：“他是將生命奉獻給民族覺醒的人中的佼佼者，起初通過寫作和思想，最後通過行動。”多年之後希特勒對秘書克裡斯塔·施羅德（Christa Schroeder）坦承，他在“後來的日子裡再也沒找到在思想和感覺上如此契合的朋友了”。他們之間的友誼是“他在20年代的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在元首總部的獨白中，他還稱艾卡特是“不朽的”，他是“早期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北極星”。
希特勒通過艾卡特認識了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是1893年出生於瑞威爾（譯者註：現愛沙尼亞共和國首都塔林）的商人之子，“一戰”時他在莫斯科學習建築專業並且獲得了學位。1918年11月他來到慕尼黑，他和來自裡加（譯者註：現拉脫維亞首都）的同鄉馬克斯·埃爾溫·馮·朔伊布納·裡希特（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以及民族主義宣傳冊的插圖畫家奧托·馮·庫爾澤（Otto von Kursell）都被稱為 “波羅的海黑手黨”。羅森堡本人在莫斯科經歷過俄國革命的開始階段，他認為革命主要歸咎於猶太人。他為《開誠佈公》週刊撰寫的第一篇文章的標題是《俄國的猶太革命》。他在1921年11月撰寫的早期文章之一《俄國的掘墓人》是以小標題“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段落開頭的，他以此點出了敵人的名字。羅森堡沉迷於刻畫猶太敵人的形象，他在其他很多刊物中也對此再三加以描述，在1922年5月出版的書《俄國的瘟疫》中，他向同時代的人介紹了“猶太布爾什維克實驗”的殘酷性。
羅森堡描述的恐怖畫面強烈地影響到希特勒。這位宣傳家的演講表明，從1920年夏天開始，他總是通過羅森堡的眼睛看待發生革命的俄國的狀況，並且把它和猶太人的“世界陰謀”的固定觀念聯繫起來。俄國“完全落入到饑饉和貧困中”，他在1920年6月說，“猶太人應當對此負責。”7月底他說，“布爾什維克主義完全走到了自己承諾的反面”：“在俄國掌握權力的並非工人，而是猶太人。”因此希特勒提出吸搾人民的“猶太人專政”和“莫斯科的猶太政府”的說法，他認為要警惕“猶太布爾什維克”的污垢洪流，而國社黨應該在反對它的戰鬥中擔當“德意志民族的攻城槌”。希特勒起初把反猶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聯繫起來，現在又擴展到了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位民眾領袖的“世界觀”在基本要素方面已經完整了。
與艾卡特和羅森堡一樣，大學生魯道夫·赫斯也屬於最早的黨員。但是他不像上述兩位那樣是出謀劃策者或者意識形態的教導者，而是代表當時尚屬少數的年輕信眾。1894年他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大港一個富有的德國商人家庭，1914年赫斯也像希特勒一樣自願報名參軍。戰爭末期他是西部戰線飛行大隊的飛行員。像他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戰後他必須艱難地重新適應平民的生活。他參加了圖勒會，在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他是民間武裝組織的成員。他通過艾卡特認識了希特勒。1920年7月初他參加了國社黨。除了在慕尼黑大學跟隨豪斯霍夫教授學習地緣政治之外，他很快成為希特勒最親密的追隨者之一。“我幾乎每天都和希特勒在一起。”1920年9月他告訴父母。1921年4月他在寫給一位表姐的信中說：“他成為我的一個好朋友。一個了不起的人！他出身於平凡的家庭。但是他具有淵博的知識，總是讓我驚歎。”他是這麼描寫希特勒的計劃中吸引他的部分的：“他的主要思想是在民族內的各階層之間建立橋樑，建立一個以民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當然還包括反對猶太人在內。”
1921年5月，赫斯陪同希特勒以國社黨代表團的身份參加了由馮·卡爾總理發起的意見交流會——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巴伐利亞政府也把國家社會主義者看作一個值得重視的政治因素了。希特勒解釋說，他唯一的願望是“將極端的工人階級轉變為具有民族思想的人”，他請求“不要干擾他的工作”。他“既溫暖又真誠的發言”讓人對他產生“極好的印象”，卡爾在他沒有發表的回憶錄中寫道。這次會見之後，赫斯在希特勒不知情的情況下給卡爾寫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對國社黨的宣傳負責人極盡讚美之詞：他將“少見的對民眾的理解、政治的直覺和強大的意志力”集於一身。這就是為什麼“他很快在政治鬥爭中成為讓某些人害怕又讓另一些人尊敬的人物，他的能力遠遠超過人們在公眾場合感受到的”。赫斯在信的結尾寫道：“他是個少見的正直而純粹的人，心中充滿仁慈，虔誠地信仰宗教，是個好的天主教徒。他只有一個目的，祖國的繁榮昌盛。”
並非所有國社黨的黨員都如此看待希特勒。不少人把宣傳委員的繁忙工作視為眼中刺。嫉妒他的演講明星地位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另一方面，有人擔心希特勒的積極活動和莽撞的演講方式會把本黨帶入政治死胡同。1921年春季，黨內領導層的矛盾加劇。當時的背景是國社黨想和其他民族主義黨派和團體合併起來。他們最早考慮的合併對象是德意志社會主義黨（DSP），該黨於1919年5月由機械工程師阿爾弗雷德·布魯納爾（Alfred Brunner）建立，同樣得到了圖勒會的贊助支持。他們的黨綱與國社黨幾乎沒有區別。他們同樣代表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以此作為反對被指責為“猶太人的”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但是他們在宣傳反猶方面不像他的兄弟政黨那樣咄咄逼人。不同於國社黨，一開始他們沒有把活動範圍局限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亞，而是擴展到了德國北部。1920年，他們在全國各地的黨支部總人數加起來僅有2000人。而與國社黨相似的是，他們也算是德意志民族主義圈子裡的小派別。兩個弱小政黨的聯手看起來似乎很有必要。
1920年8月初，在薩爾茨貝格舉行的德國、奧地利和捷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碰頭會上，他們開始了彼此的溝通。在此之前，堅持自我獨立性的國社黨拒絕了所有要求接觸的嘗試。一個負責兩黨合併工作的協調委員會成立了。希特勒曾經在薩爾茨貝格登台演講，他明顯也受到了合併亢奮的感染。至少在他寄給黨主席德萊克斯勒的明信片中他表達了對“德語地區所有國家社會主義黨派大聯合”的驕傲之情，下面還有他的簽名。但是很快這位國社黨的宣傳委員對薩爾茨貝格協議採取了疏離的態度。1921年他總結了他對和德意志社會主義黨合併一事最根本的擔憂：一方面他批評了德意志社會主義黨建立了太多的黨支部導致“力量分散”，“到處存在，又到處不存在”；另一方面他批評“他們頑固堅持所謂民主原則”，也就是說德意志社會主義黨也準備參加議會的競選。希特勒認為這與極端的反議會群眾宣傳路線背道而馳。
並非所有國社黨黨員都贊成希特勒的立場。多數人認為還存在著與德意志社會主義黨合併的可能性。他們和德意志社會主義黨人一樣，也對“狂熱擴充黨的規模”抱有不滿，這是黨派合併道路上的阻礙。在1921年3月底德意志社會主義黨在蔡茨的黨代會上，德萊克斯勒出人意料地以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正式代表人的身份出現了，他還同意了兩黨合併的協議——雖然還有保留條件。合併後的政黨的領導組織將搬到柏林去。明顯希特勒事先沒有被徵求意見，他感到非常憤怒。他第一次以退黨做威脅，假如蔡茨合併協議生效的話，他就退出國社黨。雖然他讓合併的時間推後了，但是合併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1921年春天，希特勒既沒有能力又不願意完全按照他的設想解決這個問題。他在這幾周的行為舉止暴露了內心所有的不安和優柔寡斷。由於在黨內領導層中，甚至在德萊克斯勒身上遇到了少見的阻力，他覺得個人被攻擊了，他完全被激怒了。“一個懷疑自己和自身可能性的人，在面對已經有所成就或者即將超過他的人時，心中會充滿自卑情結。當他有受限感時，會表現出阿諛奉承和不自信，態度經常是粗魯的。”曾經的自由軍團領導人格爾哈德·羅斯巴赫（Gerhard Rossbach）這樣形容他。
在希特勒堅決反對所有合併的拒絕態度後面還有一個隱憂：在合併後的民族主義政黨中，他可能失去在國社黨中憑借演講口才獲得的明星地位。危險還來自另外一個方面，具有博士頭銜的奧格斯堡高級文理中學教師奧托·迪科爾（Otto Dickel）和他在1921年3月建立的“德意志工廠聯合會”。迪科爾寫的書《歐洲的復活》——對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廣為流傳的著作《歐洲的沒落》的回應——在民族主義者的圈子裡引起轟動。1921年6月，希特勒和迪特裡希·艾卡特再次前往柏林，為明顯囊中羞澀的黨募集資金，這期間國社黨的領導人邀請迪科爾做了一場演講，地點正好在希特勒曾經大獲成功的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迪科爾也懂得怎麼調動觀眾的情緒，後來黨內的通告對他表示特別的歡迎，宣稱又找到了一個“符合大眾口味的具有吸引力的演說家”。
他們約定7月10日在奧格斯堡舉行有關國社黨和德意志社會主義紐倫堡黨部以及迪科爾的“工廠聯盟”合併事宜的初步會談。還留在柏林的希特勒聽到了風聲，他趕在國社黨代表團到來之前出現在奧格斯堡，並且用“最嚴厲的形式”進行威脅，他“將制止任何合併”。在3個小時的談判中，他不斷爆發出於事無補的暴怒，最後他再也受不了了，憤然退場，將尷尬的黨內同志留在了會場上。次日他提出退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要求。
如果我們考慮到，希特勒認為他的整個政治生涯面臨挑戰，他的激烈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一個高級文理中學教師，還有博士的頭銜，將要在他最擅長的領域奪去他的風頭，這激起了自林茨和維也納時期的失敗以來他對教師的仇恨心理。後來在他於1922年1月5日寫給國社黨紐倫堡支部的信中說：他們對迪科爾和他的“工廠聯盟”的企圖持明確的拒絕態度，對此他感到“非常滿意”，“你們對總想讓傻瓜上當的所謂知識分子和學者的令人悲傷的看法不幸是非常正確的。……那個迪科爾博士，也許是個想把工廠捆紮在一起的人，也許是個歐洲人，我們都無所謂。但是，如果那個迪科爾博士堅持做一個國社黨員，不管停留在思想上還是真這麼想，他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與他進行戰鬥。”
除此之外，希特勒的反應對人們研究他後來在危機中的應對態度也很有啟發性。他用退黨聲明做了第一次孤注一擲的賭博。幾個月遲遲無法得到裁決之後，希特勒本著“孤注一擲”的信條決心在逆境中繼續鬥爭，他暗中希望黨的領導人向他的勒索手段低頭。假如迪特裡希·艾卡特未曾介入調解的話，希特勒的政治生命也許在1921年7月就會戛然而止。德萊克斯勒左右為難，一方面厭惡希特勒愛慕虛榮的做派，另一方面又擔心這位宣傳委員的脫黨將使黨失去一員幹將，於是他詢問希特勒，在什麼條件下他才願意回來。
現在希特勒得到了一個能夠一舉將局面扭轉得對自己有利的機會，他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7月14日他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向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委員會提出六點條件，並且說明只有在“嚴格履行”所有條件的前提下他才會重新入黨。第一點，他要求在一個星期內召開臨時黨員大會，大會將選舉他為“有獨裁權力的第一黨主席”，通過新組建的“行動委員會”對“黨內的入侵分子展開毫不留情的清洗行動”。此外他還要求把慕尼黑“永遠不可動搖”地確定為 “運動的中心”，在6年之內禁止修改黨的名字和黨章，明確反對與任何黨派合併。誰想和國社黨合作的話，他就必須加入國社黨。談判必須先經過“他本人的首肯”，談判人選必須由他本人來確定。希特勒不想再遭遇這種境況：他在主要問題上被黨內多數人反對並且孤立。與此相關，第六點也是最後一點，確定國社黨將不參加 8月份在林茨舉行的去年薩爾茨貝格大會的後續會談。希特勒聲明說，他這麼做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嗜好權力”，而是因為國社黨必須有“一個鐵腕的領導人”，否則它就無法再保持它應有的樣子：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戰鬥黨派。此處確實更加清楚地揭示出了他的一個性格特點，1920年1月希特勒投身政治之初就暴露出來的特點：他追求不可分割的權力，在這裡意味著不受限制的黨內領導地位。
大多數黨委成員向希特勒的要求屈服了，因為他們認為不能失去希特勒。他們承認他有“淵博的知識”，“為了壯大運動做出的難得犧牲和無償的工作”，以及他“少有的口才”，因此他們立刻通知他，委員會準備“賦予他獨裁的權力”。大家“非常愉快地表示歡迎希特勒接受第一黨主席的職務，以前德萊克斯勒曾經一再建議他擔此重任”。7月26日，希特勒以第3680名黨員的身份重新加入國社黨。
但希特勒的政敵並不就此認輸。7月29日早晨，也就是臨時代表大會召開的當天，他們散發傳單“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權力狂和個人野心”，傳單中說希特勒有意讓國社黨陷入“分歧和分裂”，“為了幫助猶太人及其幫兇的事業”。他的目的是把該黨“作為實現骯髒目的的跳板，徹底奪取黨內的領導權，在適當的時刻把它引入另外一個軌道”。希特勒是個“煽動者”，只靠 “他的三寸不爛之舌”。他領導運動的方式——歪曲所有的事實——“完全是猶太式的”。人們必須起來反對這個“徹頭徹尾的自大狂和搖唇鼓舌之輩”。在慕尼黑警察局禁止發佈的政府反對派的海報上，結尾部分寫著：“暴君必須被推翻！我們將不懈地鬥爭，直至當前的‘慕尼黑之王’‘阿道夫一世陛下’退出政治舞台！”
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慕尼黑郵報》幸災樂禍地寫道，反對派用宣傳小冊子把希特勒玩於股掌之間。7月29日晚上，希特勒在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登場時，迎接他的是“經久不息的掌聲”，他就這樣把匿名的傳單作者們打發了。聽眾顯示出反對他們的跡象。同時他也違背事實地自我標榜說他從未謀求過黨主席之位，但如今他不能再無視德萊克斯勒的請求了。在場的554名黨員一致同意將黨主席之職轉交給希特勒的提案。德萊克斯勒成為名譽主席。按照希特勒一手修改的黨章規定，國社黨的新主席具有“實際負責的領導權”，目的就是為了徹底保障他的領導權。
這是“元首—政黨”的誕生時刻，從此後這個煽動者逐漸以“運動領袖”自居。“沒有人比他對待事業更加無私、富於犧牲精神、全心全意和誠實可靠”，迪特裡希·艾卡特在8月4日的《民族觀察家報》上撰文為希特勒辯護。他以“鐵腕”介入並且平息了爭端，“難道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證據證明，誰才值得我們信任，值得我們在多大程度上信任？”魯道夫·赫斯也告誡批評者：“難道你們果真盲目到看不出他是個領袖人才、只有他能領導鬥爭嗎？沒有他的話，王冠馬戲場還會擠滿那麼多觀眾嗎？”
黨內奪權後不久，希特勒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裝隊伍——衝鋒隊（SA）。國家社會主義衝鋒隊的歷史最早要追溯到1920年，當時德國工人黨（DAP）和國社黨（NSDAP）為了對付“馬克思主義的肇事者”開始組建維持大會秩序的糾察隊。1920年底它演變成國社黨的“體操運動隊”。這支隊伍的發展得益於巴伐利亞民間武裝的解散，1921年6月卡爾總理迫於協約國和柏林中央政府的壓力同意解散當地民間武裝隊伍。大多數武裝隊伍的成員加入了 “愛國”團體，比如“巴伐利亞和德國聯盟”，它們類似於某種保家衛國的組織，也有不少人投奔了國社黨的糾察隊。1921年8月初希特勒將仍被稱為“體操運動隊”的組織改編成了一支富有戰鬥力的黨軍。正如成立聲明中所說的，“它是整個運動中的攻城槌”，“自由人民的軍事思想的捍衛者”。
這時一個關鍵人物——國防軍上尉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出現了。羅姆出生於1887年，父親是巴伐利亞王國的鐵路官員。羅姆是整整一代前線軍官的典型代表，1918年退伍後他們難以適應平民生活。在“一戰”中這個無畏的莽夫三度負傷，半個鼻子被榴彈片切去，臉頰上有一道子彈擦傷留下的傷疤。戰敗和革命造成的震撼讓他投身於反革命武裝。羅姆是埃普自由軍團的積極分子，在推翻蘇維埃政權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1919年底他已經加入德國工人黨，黨員號碼是623。很快他和希特勒有了更密切的聯繫，他是能用“你”稱呼未來元首的少數老黨員之一。
羅姆取代邁耶上尉充當了最重要的軍隊聯絡人。作為埃普旅的參謀（自由軍團根據他在國防軍的軍銜任命），他為民間武裝弄到了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在民間武裝被解散之後，他又避開協約國的耳目將這些軍備運走保存了下來。通過這種方式他擁有了一座秘密的武器軍械庫，在需要的情況下可以武裝一支現成的准軍事組織。羅姆大力協助衝鋒隊（SA）——1921年9月改名後的稱呼——變成准軍事組織。“你們也應該像突擊隊一樣接受軍事培訓”，10月初希特勒對衝鋒隊員們說。“為了和最大的敵人猶太人鬥爭，我們不僅要在語言上強大，也要在實際行動中變得強大。”1921年秋季開始，衝鋒隊逐漸改變了做法，他們不僅保衛國社黨的會場，還去對手的會場上搗亂，當街毆打猶太人。希特勒在元首總部的獨白中還為衝鋒隊的暴行辯解過，“那時在街上”搞政治，他尋找“穿無領襯衫的人”，他們有殘忍的天性，時刻準備著“自我表現”或者戰鬥。
衝鋒隊通過一系列的挑釁行為到處散播恐怖氣氛。1921年9月中旬，他們砸毀了巴伐利亞聯邦在呂文布勞凱勒啤酒館的會場，巴伐利亞聯盟的主席工程師奧托·巴勒施泰德（Otto Ballerstedt）被他們用拳頭毆打，最後被他們從主席台的台階上推了下去，頭部流血，受了重傷。這次暴力事件引起了法律後果。1922年希特勒以破壞地方安定的罪名被判處3個月的監禁，實際上他只在斯塔德爾海姆監獄被關了一個月——從1922年6月24日到7月27日。“至少他被關在單人牢房裡”，魯道夫·赫斯說，“他能夠自己工作、吃飯，每週有兩次會客時間……可以看報紙。一個人安靜待著對神經和情緒有好處。”
由於失去巴伐利亞議會以及他自己的政黨BVP的支持，1921年9月，卡爾總理不得不辭職。和他一起下台的還有警察局局長珀爾納，希特勒最重要的支持者。在卡爾的繼任者胡戈·馮·萊辛菲爾德·剋夫勒（Hugo Graf von Lerchenfeld-Köfering）伯爵主政時，柏林和慕尼黑的關係有所緩和。同時慕尼黑警察當局也開始留意國社黨和衝鋒隊的活動。10月底希特勒被傳訊並且受到警告，假如他不對手下人進行約束，他將被驅逐出巴伐利亞。國社黨主席“保證將立即制止所有破壞社會治安的不法行為”。但實際他根本沒做到。11月4日在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發生了大規模鬥毆，衝鋒隊凶狠地毆打在場的抗議者——主要是左派的工人，並把他們趕出了會場。“重溫戰爭中的場景讓他的心歡呼起來”，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用這句話結束了他的敘述。國家社會主義的宣傳將“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鬥毆”吹捧成衝鋒隊的“戰鬥洗禮”。他們的暴力傾向讓國社黨得到了好處。政治對手們被嚇壞了；慕尼黑的街道成為衝鋒隊打手的地盤。他們的口號是：“我們在打架中壯大。”
當國家總統弗雷德裡希·艾伯特在1922年6月12日和13日對巴伐利亞首府進行正式訪問時，他也意識到國家社會主義者佔據了公共場所。他剛抵達火車站就被人辱罵和吐口水。英國總領事館向倫敦報告說，艾伯特的“經歷很不愉快”，“所到之處遭到噓聲一片”。此地“沒有舉行對總統表達敬意的警衛部隊閱兵和升旗儀式”。
1922年6月24日哈特瑙被刺殺之後，柏林與慕尼黑之間的關係再度惡化。慕尼黑政府取消了艾伯特一天前在國會頒布的《共和國保護法》，另外頒布了一個取代它的自己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條款是：巴伐利亞的刑事犯無須解往萊比錫國家法院新成立的共和國國家法庭受審。巴伐利亞的祖國聯合會也覺得受夠了對柏林政府的卑躬屈膝。8月16日他們在慕尼黑國王廣場舉行了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國社黨也排列成整齊方陣參加了集會，衝鋒隊在方陣的最前列。希特勒作為第二個演講者登場，他大罵“將柏林的路線強加給巴伐利亞的企圖”，要求有一個“反對國際盤剝和高利貸的特別法”。大規模示威的過程表明：啤酒館宣傳家和他的運動已經成為右翼政治陣營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1922年10月14日和15日，當愛國聯合會在上弗蘭肯的科堡舉行“德國日”時，這一點體現得更加明顯。希特勒也接到了邀請，他立即帶領800名衝鋒隊員乘坐專列抵達。當地名流提出請求：不要集結成隊伍在進行曲伴奏下進入城市，以免造成與左派的衝突。希特勒拒絕了。於是出現了難以避免的場面：衝鋒隊的暴力登場激起了激烈的街頭鬥毆，衝鋒隊的表現證明了他們無愧於野蠻的打手隊伍的稱號。最後，如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得意揚揚宣稱的：“在街頭再也看不見紅色了。”科堡因此成為國社黨的重鎮。後來的帝國總理為參與鬥毆的人專門設立了紀念章。
宣傳上的巨大成功讓國社黨井噴式地發展壯大起來。在慕尼黑之外的多個城市建立了黨的支部。1922年10月，尤里烏斯·施特賴歇爾（Julius Streicher），一個像希特勒一樣的狂熱反猶分子，將他領導的 “德意志工廠聯合會”紐倫堡組織合併到了國社黨。因此又爆發了DSP黨員反對與希特勒黨合併的矛盾，希特勒的路線佔了上風。1922年底，國社黨已經擁有20000名黨員，它的活動範圍也超出了巴伐利亞。逐漸變得繁雜的政黨工作的千頭萬緒在科尼利厄斯街的新辦公地點——1921年11月初取代了設在施泰內克布勞啤酒館裡的小辦事處——匯攏起來。
黨員的主體來自於中產階級的下層。最大的群體是手工業者（20%），其次是商人（13.6%），職員（11.1%）和農民（10.4%）。再其後是非技術工人（9.5%）和技術工人（8.5%）。早期的國社黨本質上也是一種中產階級的產物，在慕尼黑，黨員中大學畢業生、大學生和藝術家占突出的比例。可是在國社黨宣傳中重點爭取的工人階級中，蠱惑人心的口號取得的成果相對較少。1920年7月，希特勒在寫給國防軍將軍康斯坦丁·希爾（Konstantin Hierl）的信中承認“有困難”：“工人中有一部分幾十年以來早就屬於某些組織，很難再讓他們轉而歸附我們。”國社黨的目標“不再是階級政黨”，而應該轉變為“民族政黨”。國社黨在1922年離這個目標還很遠，雖然魯道夫·赫斯描述希特勒在王冠馬戲場召集的群眾集會時試圖給人相反的印象：“工人坐在工廠主旁邊，法官坐在車伕身邊。除了這裡，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這樣的場面。” 他們對“反對國家社會主義”這一點無計可施，因為它是在“工人階級中自發產生的”。
最遲從1922年開始，希特勒成為了慕尼黑一個引人注意的公眾人物。原本黨內反對派諷刺他的綽號“慕尼黑之王”如今卻逐漸變成了現實。但他的私人生活仍然躲藏在好奇的目光看不到的地方。從1920年5月開始，他住在慕尼黑住房委員會分配給他的蒂爾施街41號裡的一間屋子裡。在女房東瑪利亞·賴歇特（Maria reichert）的眼中，他是一位理想的房客：準時交房租和電話費，很少有來訪的女客，平時不引人注目。這個憔悴的年輕人對外表也不甚在意：他總是穿著一身破舊的藍外衣，戴著灰色的舊氈帽，唯一顯眼的飾品是一直不離身的鑲有銀把手和套環的河馬皮鞭子。
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Ernst Hanfstaengl）是能拜訪希特勒陋室的少數客人之一。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出生於1887年，他是慕尼黑出版商世家的後裔，曾經留學哈佛大學，同時經管父親的藝術出版社在紐約的分部。1921年夏季，他偕妻子海倫娜——德裔美國商人的女兒——回到了慕尼黑。1922年11月他在金德凱勒酒館聆聽和目睹了希特勒的演講，他被“演講者不尋常的人格”迷住了。他決定和希特勒深交，這位富裕市民之子很快成為這位宣傳家的追隨者。
漢夫施丹格爾在回憶錄中描寫了希特勒簡樸的小屋給他留下的印象：“房間……整潔舒適，但是比較狹窄，傢俱也不多。地板上鋪著便宜的磨損了的地氈，還有幾塊破舊的小地毯。在床的對面，靠牆立著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還有一個做工粗糙的書櫥，裡面藏著希特勒珍愛的書籍。”其中包括赫爾曼·施特格曼（Hermann Stegeman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魯登道夫的《政治與戰爭》、海因裡希·特萊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十九世紀德國史》、克勞塞維茲（Clausewitz）的《戰爭論》、弗蘭茨·庫格勒（Franz Kugler）撰寫的腓特烈大帝的歷史、休斯敦·斯圖爾特·張伯倫的《瓦格納傳記》、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的《美好的故事和傳說集》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戰爭回憶錄，除此之外還有整整一排的通俗小說，偵探小說以及——藏在其後一點的，至少根據漢夫施丹格爾的觀察是——猶太作家愛德華·福克斯（Eduard Fuchs）的《插圖風俗史》和《情色藝術史》。
漢夫施丹格爾不僅在歷史方面，也在藝術和音樂方面和希特勒有著共同的愛好。他本人鋼琴彈得很好，很快漢夫施丹格爾就知道了怎麼讓這個經常感到緊張和不快的瓦格納愛好者高興起來。當他在女房東客廳中的鋼琴上彈奏出《紐倫堡的名歌手》序曲的頭幾個音樂節拍時，希特勒立刻像變了一個人，“下一刻他站起身來，在房間裡來回走動，像樂隊指揮一樣揮動著手臂，用出奇尖銳的、可同時又恰到好處的顫音唱和著每個音符。他對序曲完全瞭如指掌，而且他具備傾聽音樂精神的出色能力，我們的二重奏逐漸也給我帶來了樂趣。”
希特勒靠什麼謀生？1921年7月匿名的傳單作者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歷史學家們至今還在研究它。因為希特勒在崛起時期的經濟狀況不透明。1921年1月他在法庭上說過，“他沒有通過國社黨的活動得到一分錢報酬”。但是在黨外的組織，比如“保護和防禦聯盟”支付給他錢，他“必須接受，否則就無法生活”。希特勒是否只靠這些收入就能過日子，還是一個疑問。有證據說，民族主義右翼圈子裡的同情者給了他金錢上的資助。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喜歡他的年長女性在關心他的物質生活。其中包括赫爾米內·霍夫曼（Hermine Hoffmann），一位已故校長的未亡人，在慕尼黑郊外索恩地區的家中像母親般地款待希特勒。“現在她打定主意了，”例如1923年2月她在給“尊敬的親愛的朋友”的信中寫道，她想星期天請他過來吃中午飯，“敬請光臨”。希特勒也沒放棄在索恩過夜。“近來發生了如此多的大事，當您在此地與我共度安靜的休憩時光，心裡一定懷有對我們美好而神聖的事業的負疚感。”
希特勒也很樂於接受行政專員特奧多爾·勞伯克（Theodor Lauböck）的妻子朵拉·勞伯克（Dora Lauböck）的款待，特奧多爾·勞伯克在羅森海姆建立了國社黨的第一個支部。當希特勒在旅途中時，他經常給這對夫妻寄明信片問候。1922年特奧多爾·勞伯克被安排在慕尼黑東火車站工作，他們的來往更加密切了。1922年希特勒在勞伯克家中過聖誕節。他們的兒子弗裡茨1923年當過希特勒的私人秘書。
圖9：帝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在從前的女贊助人赫爾米內·霍夫曼位於慕尼黑-索恩的宅邸中為她慶祝80大壽，1937年7月11日
希特勒沒有太多的個人需求，但是黨的金庫總是處於短缺狀態，因為黨費和大會的收入無法維持黨的運行成本，此外《民族觀察家報》還需要大量的補貼。於是希特勒到處尋找實力雄厚的資助者。奧格斯堡的工廠主弗雷德裡希·格蘭德爾博士（Dr. Gottfried Grandel）也是早期的資助者之一，他之前已經資助過《開誠佈公》雜誌。還有在柏林西門子工廠工作的埃米爾·甘瑟爾博士（Dr. Emil Gansser），他是迪特裡希·艾卡特的朋友。在甘瑟爾1922年3月寫給西門子社會政治部的部門經理卡爾·布爾赫納博士（Dr. Karl Burhenne）的信中說，他已經觀察“希特勒的運動”兩年之久了，他堅信“這個在民間成長的十分健康的事業產生的宏大而隱秘的推動力將在較短的時間裡給德國社會帶來可想而知的良好影響”。在甘瑟爾的促成下，1922年5月29日希特勒在柏林的“1919民族俱樂部”做了一次演講，該俱樂部的成員有軍官、官員和企業家。看來這位慕尼黑的煽動家懂得怎麼巧妙地投觀眾所好，他的演說獲得了熱烈的掌聲。後來柏林工業家的捐款源源不斷而來，其中包括恩斯特·博爾西希（Ernst von Borsig）和咖啡工廠主理查德·弗朗克（Richard Franck）。通過甘瑟爾和1922年曾在蘇黎世高等綜合技術院校學習過幾個月的魯道夫·赫斯的牽線搭橋，希特勒與瑞士親德的圈子建立了聯繫，以便發掘新的資金來源。1923年8月底，他和甘瑟爾一起拜訪了烏爾裡希·維勒（Ulrich Wille）將軍在蘇黎世別墅的家。維勒家中的一個家庭成員在日記中寫道：“希特勒非常和藹可親。他在說話時，整個人都在顫抖。他的言談非常出色。”
當希特勒不在黨的會議上發言或者不外出籌集資金時，他仍然延續著戰前沒有規律的生活習慣和工作方式。“我們從來不清楚，他到底在哪裡。”漢夫施丹格爾評論說。“他骨子裡是個波西米亞人，從來沒有固定的根。”高特弗裡德·費德爾在他寫給黨主席的信中說自己“對我們的工作——國家社會主義的自由事業——產生了深切的憂慮，在我們大家毫無妒意地承認您是熱情的運動領袖之後。”希特勒很難被找到，他只用少量時間參加黨內工作；看起來他更喜歡“在藝術家的圈子裡或者有美女的環境中放鬆自己”。希特勒的不準時是盡人皆知的，他對合理科學地安排工作時間缺乏概念也同樣盡人皆知。他最喜歡在慕尼黑的咖啡館或者酒館度過閒暇時間，在諾邁耶咖啡館——糧食市場的一家啤酒館，在宮廷花園的黑克咖啡館，或者在奧斯特利亞——巴伐利亞——捨林大街的一家藝術家酒館。他經常坐在這裡喝咖啡吃蛋糕，身邊有幾個最親密的隨從。他的“甜食嗜好”表現在他總也吃不夠摜奶油蛋糕上。
圍在他身邊的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其中有流氓氣十足的傢伙，比如克裡斯蒂安·韋伯（Christian Weber），從前是個販馬的商人，他也像希特勒一樣喜歡拿著馬鞭子到處晃悠；烏爾裡希·格拉夫（Ulrich Graf），是希特勒的保鏢；埃米爾·莫裡斯（Emil Maurice），也是一個令人生畏的打手，希特勒讓他做了自己的司機。有這三個人在身邊，這個國家社會主義的領導人可以“像個地下小君王一樣以不加掩飾的傲慢態度”行動了。希特勒從前的上級軍士長馬克斯·阿曼也是他們一夥的，希特勒成為黨主席之後，1921年7月阿曼被任命為黨的總務主任，後來又成為黨的埃爾出版社的領導人；此外還有年輕的記者赫爾曼·埃塞爾（Hermann Esser），他在邁耶上尉手下當過新聞官，被視為國社黨內排在希特勒之後最好的演說家；約翰·克林茨施（Johann Klintzsch）少尉，曾經是埃爾哈特海軍旅的成員，1921年8月他被委派建立衝鋒隊。在這群冒險家中間也有一些更有知識分子氣質的資產階級人物，比如迪特裡希·艾卡特，希特勒最虔誠的崇拜者魯道夫·赫斯，“黨內哲學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和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暱稱普茨）。毫無疑問，在他們中間——“波西米亞世界和僱傭兵風格的奇怪結合體”——希特勒覺得很放鬆，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獨白，他的隨從們都在洗耳恭聽。
赫爾曼·戈林將希特勒的隨從者們輕蔑地稱為“只有小地方狹隘見識的保齡球愛好者俱樂部”。可是這並沒有阻礙他加入這個圈子。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出生於1893年，父親是威廉帝國的殖民地高官，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著名的殲擊機飛行員。他是著名的裡希特霍芬聯隊的最後一位指揮官，1918年6月被授予最高獎章“功績勳章”。1918年之後他在瑞典和丹麥從事過不同的工作。1922年2月初他和瑞典女子福克女男爵卡琳·馮·康措（Carin von Kantzow）結婚，之後他和妻子移居慕尼黑。1922年10月或者11月他在一次群眾大會上遇到希特勒，不久後參加了國社黨。1923年3月，希特勒任命他為衝鋒隊總指揮。“一個著名的戰鬥機飛行員，一個功績勳章的獲得者！了不起的宣傳！此外他自己有錢，我不必為他花一分錢！這一點非常重要。”當國社黨主席獲得戈林時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不光戈林和漢夫施丹格爾能為國社黨的鄉土氣外表增添一絲見多識廣的魅力。借助於有影響力的資助者，希特勒很早就進入了上流社會的社交圈。早在1921年6月，迪特裡希·艾卡特就將他引入了富裕的柏林鋼琴商的夫人海倫娜·貝希施坦因（Helene Bechstein）的沙龍。這位高雅的女主人對比她小13歲的有抱負的政治家抱有一種母親式的好感，她願意在社交上盡一切力量幫助他。她將他打扮得煥然一新，教會他各種社交禮儀，並且不斷給予他物質上的支持。希特勒是貝希施坦因夫婦在柏林“四季”賓館舉辦的宴會上受歡迎的客人。
希特勒還經常受邀去漢夫施丹格爾位於施瓦賓附近甘茨街的家中做客。他在這裡再次遇到了歷史學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他向我們貢獻了一篇關於希特勒出場的有啟發意義的描述：“透過開著的門，我看到他在狹窄的走廊上向女主人近乎卑躬屈膝、禮貌地問好，他放下馬鞭，脫下氈帽和風衣，最後解開連著手槍的皮帶，把它們掛在衣服鉤上。那樣子看上去滑稽可笑，讓人聯想到卡爾·麥。……走進來的人不再是我在1919年遇到的那個穿著不合體的西裝、神情倔強而尷尬的培訓學員了。他的目光中有了在公眾場合獲得成功後的自信。但他身上仍然有揮之不去的某種奇怪的笨拙感，我有種不太舒服的感覺：他似乎意識到了他的笨拙，而且不喜歡被別人發現。”這種不自信暴露出這個暴發戶怕自己不被如今他得以進入的資產階級社交圈完全接納的惶恐。
圖10：在海因裡希·霍夫曼家中的合影，1929年11月
站立者從左到右：魯道夫·赫斯、馬丁·姆奇曼（薩克森黨區主席）、海因裡希·希姆萊
坐著的人從左到右：約瑟夫·戈培爾夫婦、女秘書、阿道夫·希特勒、海倫娜·貝希施坦因、埃德溫·貝希施坦因、漢斯·捨曼（上弗蘭肯黨區主席）、普費弗·馮·所羅門
希特勒通過漢夫施丹格爾認識了愛爾莎·布魯克曼——出版商胡戈·布魯克曼的妻子，布魯克曼的出版社還出版過休斯敦·斯圖爾特·張伯倫的著作。她的沙龍在1914年之前是知名藝術家和學者探討文化學術問題的場所，1918年之後逐漸成為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的作家和政治家聚會的地方。愛爾莎·布魯克曼1921年2月在王冠馬戲場第一次聽到希特勒的演講，後來她承認，她被他的聲音“喚醒”了。當希特勒在蘭茨貝格監獄時，他們才有了較深入的交往，1924年12月希特勒第一次踏進布魯克曼在卡洛琳廣場5號豪宅的沙龍。1941年9月，胡戈·布魯克曼去世之後，希特勒稱讚了他對“年輕的國社黨做出的貢獻”。在他的家裡，希特勒結識了“慕尼黑民族主義勢力的所有重要人物”。
圖11：出版商胡戈·布魯克曼和他的妻子愛爾莎，婚前稱坎塔庫澤努公主，拍攝時間約為1940年
社會精英階層之所以對希特勒如此感興趣，主要原因倒並非他激進的反猶立場——正是憑借這一點他能讓啤酒館聽眾們定期陷入心醉神迷的狀態，而是因為他古怪的外表和怪異的行為。“在他身上籠罩著魔術師的氣息、馬戲團的味道和悲劇式的怨憤感，‘著名怪物’的銳利光芒。”人們非得親眼見到他，整個慕尼黑都在談論他，即使對他的政治極端主義抱有反感的人也認為他是一個有意思的研究對象，他的在場能夠起到娛樂的作用。因此他被從一個沙龍介紹到另外一個沙龍，人們懷著一種混合了愜意的戰慄和含蓄的興致勃勃的心情上下打量他。
1923年秋季，希特勒通過貝希施坦因得以認識拜羅伊特的瓦格納一家。理查德·瓦格納之子齊格弗裡德的妻子、26歲的維妮弗蕾德·瓦格納寫道，當他10月1日第一次踏進瓦弗裡德別墅時，“滿含敬畏”“非常激動”地看著“所有與理查德·瓦格納有關的東西——樓下擺著瓦格納書桌和三角大鋼琴的起居室、圖畫、圖書館等等”。希特勒談起了他的林茨歲月，談起那時瓦格納的歌劇對他的巨大影響。當他離去時，不僅維妮弗蕾德，連齊格弗裡德·瓦格納（Siegfried Wagner）也對他產生了好感。“感謝上帝，德意志還有男子漢！”“大師的兒子”讚美他。“希特勒是一個出色的人，一個真正的德意志民族魂。”1923年9月28日，希特勒在拜羅伊特做了第一次正式演講，接著拜訪了垂垂老矣的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他在10月7日的信中熱情地讚美希特勒是“將靈魂從睡眠和怠惰中喚醒的人”。希特勒根本不是他形容過的狂熱分子：“狂熱分子大腦發熱，而他溫暖人心，狂熱分子想說服別人，而他想讓人信服，僅僅是信服而已——他做到了。”他的拜訪者又給他帶來了希望：“德國在最危急的時刻還能得到希特勒，證明了它的活力。”
最初幾年，在希特勒從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成為政界名人的崛起過程中，他像海綿一樣吸收著民族主義——反猶主義思想的廣泛內容，並且拿來為己所用，如今他同樣學著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活動，變換著不同的角色。他在演說時的腔調“並不一定適合每個人的口味，”魯道夫·赫斯評價說，“但是他可以換種方式說話。”憑藉著演戲才能——他在演說之外的第二張王牌，他能迎合不同的觀眾，選擇不同的行為和說話方式。漢夫施丹格爾早就注意到他有驚人的體察他人心理的能力，依靠這個本事，希特勒能夠模仿出一個人的聲音和獨特的性格。他的戲劇模仿才能是“高超的，具備登台表演的水準”。於是他可以在必要時利用自己的模仿能力，讓自己看上去符合別人的期待。“他變成了政治舞台上一個靈活的演員，善於算計，有許多張面孔。”偽裝的藝術加上狡詐成為希特勒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突出特點。
即使在巴伐利亞以外的地方也成為名人之後，希特勒也沒拍過單人的照片。“有4年之久他成功做到了不讓公眾看到他的一張照片。”1942年4月這個獨裁者在“狼穴元首總部”吃午飯時說。希特勒拒絕拍照的姿態明顯是演戲的一部分。這樣一來公眾對他的興趣越來越大。“希特勒長成什麼樣？”1923年5月畫家托馬斯·特奧多爾·海涅（Thomas Theodor Heine）在《癡兒西木》雜誌提出這個問題，以便確定他是否應該放棄十二幅漫畫中的最後一幅，“這些問題沒法得到答案。希特勒並非個人，而是一種現象。”希特勒的照相恐懼症給他帶來一次不甚愉快的遭遇。1923年4月他和漢夫施丹格爾一起去了柏林，在瀚藍斯湖邊的娛樂場所魯娜公園，他被攝影記者格奧爾格·帕爾（Georg Pahl）認出來並且拍了照。希特勒立刻撲向那個人，用手杖擊打照相機。經過長時間的交涉之後，帕爾表示願意取出膠卷。根據《共和國保護法》，那時國社黨在普魯士是非法組織，作為被公開通緝的黨主席，他的行程必須保密，希特勒的激烈反應也可能與此有關。
這名記者在1923年9月初的“德國日”上還是成功拍到了希特勒的快照，後來希特勒就放棄了不肯拍照的捉迷藏遊戲，讓海因裡希·霍夫曼專門為他拍攝肖像照。1923年9月16日的《柏林畫報》上登出了第一張希特勒的肖像照，還有一段附註：“阿道夫·希特勒，巴伐利亞國家社會主義者的領袖，他一直拒絕拍照片，現在他卻違背了自己的原則。”
海因裡希·霍夫曼很快成為希特勒“私人攝影師”。1909年，24歲的海因裡希·霍夫曼在捨林大街開了一家照相館，憑著照相服務的周到和人像攝影的技術，他在藝術家圈子裡也創出了名聲。1918年至1919年，他成為用照片記錄革命的最重要的一位攝影師，但是他對革命的目的並不抱同情態度。蘇維埃政權被推翻之後，他支持反革命的宣傳，並加入了民間武裝組織，1920年4月加入了國社黨。已經無法確認，他到底什麼時候認識希特勒的。反正從第一次為希特勒拍肖像照之後，他就一直跟隨希特勒了，他不僅是希特勒的攝影師，也是一個風趣的談話對象，他像漢夫施丹格爾一樣善於活躍氣氛。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通過政變奪取了政權。如果他們能維持統治的話，它將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不僅將給意大利，也將給全歐洲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1922年10月29日哈利·凱斯勒伯爵以敏銳的政治眼光評論貝尼托·墨索里尼的“羅馬進軍”。法西斯分子“奪取政權”給國家社會主義者帶來強烈的鼓舞。“墨索里尼告訴我們，當少數人心中有神聖的民族意志時，他們能夠創造出什麼成就。”希特勒在1922年11月國社黨的晚間會議中說，“他要求按照法西斯的模式在德國建立民族主義政府。”在意大利事件的影響下，追隨希特勒的一幫人也效仿意大利領袖的榜樣開始宣傳“元首”的形象。赫爾曼·埃塞爾開風氣之先，11月初他在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喊出：“德國的墨索里尼是阿道夫·希特勒！”
國社黨早年間還沒有元首崇拜。“元首”這個稱呼第一次出現於1921年12月的《民族觀察家報》，但那次只是一個例外。在大會海報和報紙廣告上黨主席多半被稱為“阿道夫·希特勒先生”或者“希特勒同志”。自從墨索里尼的“羅馬進軍”之後情況改變了。希特勒被塑造成魅力超凡的“元首”和民族未來的救星。1922年秋季，慕尼黑大學舉辦題為《誰將領導德國再度崛起？》的有獎徵文，魯道夫·赫斯以一篇熱情讚美未來的政界救世主的文章得到一等獎：“對國家生活和歷史的方方面面有著深刻的瞭解，並且能從中得出經驗教訓，他相信自己從事的事業的純潔性和最終的勝利，無法戰勝的意志力讓他的演講引人入勝、讓民眾為之歡呼……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那個獨裁官的形象：頭腦敏銳、清晰而真誠，充滿激情同時又有克制力，冷靜果敢，做決定時有的放矢，執行決定時雷厲風行，對自己和他人鐵面無私、剛硬無情，但是對他的民族又充滿溫柔的愛，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外柔內剛，具備最終戰勝自我的能力。但我們還不知道，‘那個人’何時出手拯救蒼生。但是幾百萬民眾感受到了，他已經來臨了。”1923年2月赫斯在寫給歷史學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魯道夫·赫斯曾經在慕尼黑聽過馮·米勒的講座——的信中說，他在描述這個人時只想到了希特勒。他在信中附了一份手稿，並且加上補充說明：“在隨信附上的論文中，有些地方表達的是泛泛而論的理想，但在很多方面是我認識希特勒兩年半以來時常朝夕相處得到的印象。”
艾卡特和羅森堡也像赫斯一樣不知疲倦地將流行的救世主期待落實在希特勒身上，他們讚美他是能把德國從屈辱中解救出來並且帶領它重新崛起的強人。1923年4月20日希特勒34歲生日時，元首崇拜達到了第一輪高潮。《民族觀察家報》當天登出通欄標題“德國的元首”，下面用醒目的大字排印出艾卡特的一首詩，最後幾句詩是：“打開心扉！誰要看就看吧！那裡有力量，讓黑夜逃遁的力量！”在同一期報紙上，羅森堡讚美了希特勒“日益變得成熟、強大，愈加有魅力”的影響力。絕望的人群在尋找著德意志的領袖，他們“愈來愈多將期待的目光投嚮慕尼黑的那個人”。它表明了“領導者和追隨者之間的神秘互動……今天已經成為德意志自由運動的一大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