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我遭受了重大的挫折，當時我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重新振作起來。”談到1923年11月8日至9日政變的失敗時，希特勒言簡意賅地表示。毫不奇怪，繼維也納藝術院校拒絕了他之後，這是希特勒的人生中第二件令他極度失望的事。作為一個民粹主義政治家，他經歷過４年看似勢不可當的崛起，現在卻將跌回到無足輕重的地位。他的命運以及他從事的運動似乎都已無可挽回。“慕尼黑政變標誌著希特勒和他的國家社會主義信徒們確定無疑地完蛋了。”《紐約時報》評論說。
按照巴伐利亞的法律，叛亂者們本應在監獄裡待很多年，出獄後也不可能再有政治上的東山再起。可是由於巴伐利亞司法部門的寬縱，國社黨黨魁只被處以最輕的刑罰。他還得以把法庭當作表演的舞台，把一次外行的叛亂行動詮釋成充滿英雄氣概的失敗。於是這次失敗的政變儼然成為國社黨政黨神話的中心基點。在統帥堂前殞命的政變參與者被視為“運動烈士”。希特勒特意將《我的奮鬥》第一卷獻給他們。自1933年之後， 每年11月8日和9日是納粹黨節慶活動的高潮期。每次希特勒在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對“老戰友們”發表講話時，他必然提到1923年秋天的事件，每年慶祝活動結束時他們都會儀式性地重演當年進軍統帥堂的遊行。
1923年的開端伴隨著爆炸性的事件。1月11日法國軍隊和比利時軍隊進駐了魯爾區，以此作為德國拖延支付戰爭賠款的懲罰。隨後憤怒的浪潮席捲全國，高漲的民族主義令某些觀察家回想起了1914年8月初的民族情緒。無黨派的國家總理威廉·庫諾（Wilhelm Cuno）——他在1922年11月成為資產階級少數派政府的首腦——宣佈進行“消極抵抗”。萊茵和魯爾地區的經濟生活進一步陷入停滯。佔領國以制裁作為回應，逮捕罷工者，沒收鐵路和礦山，而這些舉措又再次激起德國人的憤怒。“1923年將成為決定德國命運的一年，它關係到生死存亡。”巴伐利亞民間武裝的創立者福斯特拉德·格奧爾格·埃捨裡希（Forstrat Georg Escherich）預言。
出乎支持者們的意料，希特勒並沒有參加民族“統一戰線”。他認為抗議浪潮應該轉而針對所謂內部的敵人。1月11日晚上，也就是魯爾區被佔領的當天，希特勒在王冠馬戲場再次用最嚴厲的措辭不遺餘力地攻擊“11月罪人”。“他們向舊帝國軍隊背後插刀”，從而剝奪了德國的自衛能力，並且使它 “徹底地被奴役”。“只有當這些罪人們被追究罪責並接受應有的命運時”，“德國對外的新生”才有可能實現。“關於統一戰線的廢話”只會讓民眾忘記這個任務。順理成章的，希特勒拒絕參加祖國聯合會1月14日在慕尼黑召開的反對“死敵”法國的群眾大會。這位國社黨主席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他早就明白怎麼做一個有獨立性的政治人物。
“消極抵抗”造成了災難性的經濟後果。國家只有靠毫無節制地印刷鈔票才能滿足停工企業繼續支付工資所帶來的巨額開支。戰後已開始的貨幣貶值正在飛快地加速。中產階級和工人發現自己的儲蓄一夜之間被掠奪，而冒險家和投機商卻趁機斂取了大量的財富。伴隨著貨幣貶值的是社會道德準則的大滑坡：玩世不恭主義獲得了勝利。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德意志歷史》中描述了那一代人戲劇性的經歷：“我們經歷過戰爭遊戲，感受過戰爭結局的震撼，在革命中上了一堂幻滅的政治課，現在我們面前又在每天上演著人生規則全部崩潰、年齡與經驗統統變得一文不值的活劇。”
貨幣貶值引發並加劇了世界末日的情緒，所謂“通貨膨脹聖人”——向主吁求的巡迴布道者們——紛紛登場，例如被稱為“圖林根的彌撒亞”的弗雷德裡希·穆克·拉姆貝蒂（Friedrich Muck-Lamberty），他和他的舞蹈表演團把老百姓迷得暈頭轉向；還有前香檳酒商人路德維希·克裡斯蒂安·霍伊瑟爾（Ludwig Christian Häusser），他在演講時運用了現代廣告技術的宣傳手段，一時間吸引了大量的觀眾。
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亞地區，地位下滑的社會階層、面臨下滑威脅的社會階層把他們的救贖渴望和復興幻想主要寄托在了希特勒身上。國社黨是此間災難性的社會局勢的主要受益者。“由於入場券和啤酒價格不菲，很少再有人參加政治大會，而國社黨的集會場所裡卻始終擠滿了人。”慕尼黑警察當局的報告中寫道。人們成群結隊地湧向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會場，他們被希特勒反對猶太資本主義的“投機商”和“高利貸者”的長篇大論——由於廣大民眾突如其來地失去了財產，這些話聽上去很有道理——吸引住了。在慕尼黑，國社黨“比其他右翼黨派更強大”，在其他許多城市裡“運動也在發展壯大”，魯道夫·赫斯在1923年初寫道。從1923年2月到11月，國社黨新增添了35000名新黨員，這樣一來政變時期的國社黨黨員總數激增到55000名。據科尼利厄斯街辦事處的女工作人員瑪利亞·恩德斯（Maria Enders）回憶說，短時間內入黨的人如此之多，她幾乎來不及填寫登記卡了。
從1922年秋季開始流傳著國家社會主義者即將搞政變的傳聞。11月初哈利·凱斯勒伯爵從剛由慕尼黑返回的外交官、作家維克托·瑙曼（Victor Naumann）口中聽到，希特勒和埃塞爾已經把“大街小巷完全掌握在手中”，每天都可能對“猶太人和柏林”發難。他們擁有“一大批組織有序並配備武器的追隨者”，國防軍“無法抵禦”。1922年11月，萊辛菲爾德·剋夫勒的繼任者、新的巴伐利亞總理歐根·馮·克尼林（Eugen von Knilling，BVP黨）向美國駐慕尼黑的領事羅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保證，希特勒缺乏“讓他從演說家朝前更進一步”的名望，他“絲毫沒有墨索里尼的素質”，他也“不可能像庫爾特·艾斯納那樣取得成功”，“他沒有相應的頭腦，此外與1918年的情況不同，政府目前也已經做了防範”。此處再一次顯示出人們對希特勒的低估以及由此帶來的危險。但是並非所有巴伐利亞政府的官員都同意邦總理的觀點。巴伐利亞內政部的官員約瑟夫·策特爾邁爾（Josef Zetlmeier）在1922年12月中旬的一份文件備忘錄中認為納粹運動是“國家的危害”。因為只要他們把其“黑暗思想”中所包含的“反對猶太人、反對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反對銀行資本的內容在行動中部分地貫徹實施”，就會出現“大規模的流血和混亂”。迄今為止，所有針對希特勒的提醒告誡都沒有取得什麼成效。這不足為奇，原因在於“一場導向獨裁的運動所具有的能量”。策特爾邁爾敦促政府放棄迄今為止對國社黨採取的容忍態度。
由於不斷傳來政變謠言，巴伐利亞政府也確實提高了警惕，它對國社黨計劃1923年1月底在慕尼黑召開的全國黨代會採取了某些限制措施。因此國社黨原定在國王廣場舉行的中心集會被禁止了，政府根本不允許他們舉行任何露天的大會和遊行。1月25日在與珀爾納的繼任者警察局局長愛德華·諾爾茨（Eduard Nortz）激烈的討價還價過程中，希特勒威脅要通過武力踐行上街的權利。“政府可以開槍射擊，他將站在隊伍的最前列，他們可以開槍打死他。”第一顆子彈將會引發“紅色的浪潮”，兩個小時之後“政府就將完蛋了”。“我們走著瞧吧！”說完這句話後國社黨主席衝出了房間。巴伐利亞政府認真對待希特勒的威脅，它宣佈全巴伐利亞在1月26日進入緊急狀態，假如不是一位有影響力的資助者幫忙的話，也許希特勒又要遭受一次重大挫折。通過羅姆和裡特爾·馮·埃普的斡旋，巴伐利亞國防軍司令奧托·馮·洛索夫（Otto von Lossow）少將接見了希特勒，希特勒向他做出了決不進行政變的承諾。他對當時的上巴伐利亞政府總統古斯塔夫·裡特爾·馮·卡爾也同樣做出了莊嚴的保證。之後洛索夫和卡爾在克尼林總理那裡進行了干預。1月26日晚，他和警察局局長諾爾茨再次進行了會談，希特勒的態度忽然軟下來，他“以他的人格與名譽擔保，黨代會的過程將會完全無可指摘”，隨後黨代會被批准在有某些限制的條件下舉行。
但是希特勒並沒有遵守他的承諾。1月27日晚上國社黨舉辦了十二場大會，而不是得到批准的六場大會。“像救世主般得到眾人歡呼的”希特勒在每個會場上都發了言，他沒有放過對克尼林政府冷嘲熱諷的機會。“是啊，總理先生，您從哪裡知道，我們國社黨員想要進行政變了？哦，對了（譏諷地），送奶女工說了！電車售票員也說起過，一個女接線員聽到了電話裡的一段對話。還有（得意揚揚地）《慕尼黑郵報》上寫了！”國社黨根本無須進行政變，因為它不是“一個垂死的政黨”，而是“一個力量和人數在日益增長的年輕的運動”。它可以靜待那一天的到來。到那時不用再政變了，“一陣風”就能把政府吹跑。
在3天的黨代會期間，慕尼黑進一步落入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手中。大街小巷到處可見列隊行進的衝鋒隊。他們對國家禁令的公然蔑視讓邦總理顏面大失。符騰堡的公使卡爾·莫澤·馮·費爾澤克（Carl Moser von Filseck）匯報說，人們普遍認為，“政府徹底出了醜”，他們的威嚴“遭到了可悲的打擊”。但是國家權力在巴伐利亞的代理人還是繼續姑息遷就，他們並沒有從這次事件中吸取教訓：對希特勒和他的運動採取綏靖策略是徒勞的。他們擔心，一旦立場堅定地反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可能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在保守民族主義的圈子裡，國社黨被視為與社會主義左翼政黨進行鬥爭時可以利用的盟友。連巴伐利亞國防軍高層也從“他們的宣傳能喚起工人階級的民族意識”中看出“希特勒運動的健康核心”。後來洛索夫將軍在希特勒庭審時說：“我們不想暴力鎮壓希特勒運動，而是使之具有可行性並促成其實現。”
除此之外，國防軍的領導層還將這些軍事團體看作發生衝突時可以倚重的秘密後備軍。1923年2月初，在恩斯特·羅姆的推動下成立了“愛國戰鬥同盟的工作聯合體”，其核心除了衝鋒隊之外還有“高地聯盟”和“德國戰旗”組織，其軍事領導人是民間武裝組織的前參謀長赫爾曼·克裡貝爾（Hermann Kriebel），國防軍承擔軍事培訓的任務。加入工作聯合體之後，衝鋒隊的性質改變了——他們從黨軍變成了軍事組織。新指揮官赫爾曼·戈林按照軍隊的模式重新整合了它：百人團變成衝鋒連，後來又改編成衝鋒營和衝鋒團。希特勒在1923年4月中旬起草的備忘錄中開誠佈公地表明了工作聯合體自身的任務：“（1）奪取政治權力；（2） 無情地清除國內的敵人；（3）通過培訓對全民族進行精神意志教育，為了有朝一日民族能重獲自由，那一天將終結11月叛亂的時代、為我們的子孫留下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與巴伐利亞官方不同，這些戰鬥組織顯示出在法外行事的決心。4月15日他們在慕尼黑以北的弗呂特馬寧格爾荒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集訓，在返回的途中闖入了邦議會的禁區。國社黨主席挑釁式地在攝政王街普魯士公使宅邸前組織遊行。“希特勒一定是個自大狂。”巴伐利亞外交部新聞處的領導人對這次警察無法制止的行動發表評論時說。
與此同時，年輕的衝鋒隊員在慕尼黑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他們強迫布裡納爾街的一個書商把他們看不順眼的書從櫥窗裡取下來。後來書店老闆寫信給希特勒，憤怒地指責“這些小混蛋的專制”。在希特勒的一次集會之後，一個婦女由於聽演講時做筆記而被會場糾察侮辱性地搜身。她的女伴，一個執業女醫師憤怒地表示：“我們遭遇到赤裸裸的恐怖活動，比艾斯納時代更糟糕。”走在路上的猶太人被當街毆打、遭到暴力襲擊；猶太店主被當眾非難，因為據稱他們“不知羞恥地煽動別人反對希特勒的事業”。
4月底希特勒決心再和巴伐利亞政府較量一下。他覺得5月1日是個合適的日子，不僅因為它的象徵意義——在左派眼裡這一天是工人運動的傳統鬥爭日，而在右派眼裡它是1919年從蘇維埃共和國手中“解放”巴伐利亞的日子。當政府表態不會禁止社會民主黨（SPD）和工會在特雷西婭草坪的節日慶祝後，希特勒敦促“工作聯合體”的領導人“阻止赤色分子的遊行”，而且“動用武力主動干預”。5月1日早晨，約2000名攜帶著卡賓槍和機關鎗——他們無視洛索夫的明確禁令從國防軍軍火庫裡弄到的武器——的武裝人員集結在慕尼黑北部的歐伯維森菲爾德地區。可是，當他們還在進行軍事操練時——在場的希特勒頭戴鋼盔，胸前別著一等鐵十字勳章——巴伐利亞精銳警察部隊已經包圍了歐伯維森菲爾德，同時國防軍也在軍營中待命。這一回巴伐利亞和國防軍領導人顯然想接受挑戰，向希特勒指出他的權力界限所在。“主要由於治安警察部隊毫不猶疑的堅決態度，在歐伯維森菲爾德集結的那些人的行動企圖才沒有得逞。”慕尼黑警方在總結報告中說。
中午國防軍司令出現了，要求他們交出偷竊的武器。克裡貝爾和其他幾個頭腦發熱者想拒絕這個要求，但是希特勒擔心會引起與國防軍以及警方的武力衝突，他知道那將導致他所有的政治抱負付諸東流。於是這些武裝分子交出了武器，離開了場地。此前在特雷西婭舉行的5月群眾大會這時已經結束了，沒有受到任何干擾。慕尼黑人鬆了口氣，他們擔心的衝突沒有發生。
對於希特勒來說，這個無聲無息的結局是他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他在元首總部獨白時還提到“人生中最丟臉的事”。雖然他給失望的衝鋒隊員們打氣——“我們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可他無法掩飾5月1日的慘敗讓他顏面大失的事實。“希特勒沒有明確的目標，他被他身後渴求拯救‘行動’的人們推動著。”福斯特拉德·埃捨裡希寫道，2月份他第一次遇到國社黨主席，對此人印象不佳，認為他是個“只會喊口號的小煽動家”。現在很明顯他在指責希特勒沒有堅決地制止隊伍中的“亡命之徒”。有些觀察者認為，希特勒的影響力已經在下跌，美國領事墨菲向華盛頓匯報，國家社會主義者“在走下坡路”。可這只是一個錯覺。希特勒運動只是因為5月1日的失敗而暫時性地有所收斂。
根據內政部的提議，巴伐利亞檢察院針對希特勒“糾結武裝團伙”一事展開了刑偵調查，這位國社黨領導人自然很不舒服，該罪名可能導致他坐幾個月的班房。希特勒威脅說，他將在庭審時披露衝鋒隊、武裝團體和國防軍合作的內幕，1922年8月上任的巴伐利亞司法部部長弗蘭茨·居特納（Franz Gürtner）下令，為了國家利益，檢察院應該把案件庭審時間推遲到一個“風平浪靜的時期”，調查就此擱淺。它再一次證明，政府當局的姑息態度非常不利於抑制住希特勒想要行動的慾望。
經歷了過去幾個月的諸多大事之後，希特勒覺得自己需要休養，於是有一段時間他退出了公眾事務。他去了貝希特斯加登山區隱居，他的朋友迪特裡希·艾卡特為了逃避追捕已經在當地住了很久。希特勒用“狼”的化名住進了“莫裡茨客棧”，這是他喜歡的比希納夫婦開的一家客棧。那一次，就像他後來承認的，“當地風景讓他著了迷”，“上薩爾茨貝格在我的眼裡變得極其美好”。大家費了很大的勁兒才說服他參加祖國聯合會6月10日在慕尼黑舉行的紀念裡歐·施拉格特爾（Leo Schlageter）的活動（施拉格特爾在被佔的魯爾區進行了多次爆炸襲擊，5月26日被法國人判處死刑，按照軍事管製法被槍決）。在發表演說之後希特勒立刻返回了度假的桃花源。7月底魯道夫·赫斯去看望他，發現他的狀態很好：“希特勒正舒適地在山間休養。乍一看到他穿著露膝的皮褲和襯衫的樣子，讓我有點不習慣。他的氣色也比以前好多了。”
約阿希姆·費斯特認為，希特勒在上薩爾茨貝格中又恢復了“睡懶覺和百無聊賴的故態”。可是赫斯的話證明完全不是這樣的：“他的生活很辛勞，每天的事情從早晨排到晚上——一個會談接著一個會談，中間幾乎沒有吃飯的時間。”希特勒剛得到一輛梅塞德斯奔馳車，他可以開著車舒服地從一個開會地點趕到另一個開會地點。
1923年夏季後日益惡化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也讓這位黨主席無法再置身事外了。通貨膨脹逼近了頂點。“8月份一美元能兌換一百萬馬克，”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回憶說，“我們看到這個數字時呼吸有些停頓，似乎它宣告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紀錄。14天之後我們忍不住想大笑了，因為它似乎獲得了衝破百萬界限的新能量，美元升值的速度快了十倍，開始以億和十億為單位向上升。到了9月份，百萬已經沒有實際價值了，貨幣單位變成了十億。10月底是萬億。”
貨幣無止境的貶值加劇了廣大民眾的困窘和絕望。8月底，一份來自施瓦本的報道描寫了當地民眾“極度鬱悶”的情緒：“很多家庭面臨著失業和飢餓，沒人知道怎麼避免危險。”上巴伐利亞政府的總統在10月份報告說，現在的社會情緒與1918年11月很相似：“不少人認為，即使現在砸碎一切也沒關係了。”
抗議、罷工和糧食暴亂的浪潮震動了全國。8月份庫諾重新執政。德國人民黨（DVP）主席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成為新的國家總理，他原本是個熱烈的吞併主義者，在“一戰”中是魯登道夫的擁躉，後來轉變為清醒的共和政體擁護者。他建立了一個大聯盟的內閣，除了DVP之外，還包括德意志民主黨（DDP）、中央黨（Zentrum）和社會民主黨（SPD）。新政府面臨著結束惡性通貨膨脹的艱巨任務。因為沒有貨幣的穩定就無法實現經濟的復甦。而貨幣的穩定又要以結束造成財政破產的魯爾地區的鬥爭為前提。1923年9月26日，國家總統和中央政府宣佈終止“消極抵抗”。右翼政黨立即掀起了瘋狂的運動，反對在他們眼裡的施特雷澤曼和大聯盟政府的投降主義政策。
在反對“赤色柏林”的仇恨情緒一向比其他地區更加明顯的巴伐利亞邦出現了抵抗活動。1923年9月1日和2日祖國聯合會參加了紐倫堡的“德國日”。“街頭變成了黑白紅和白藍旗幟的海洋”，紐倫堡—菲爾特警察局報告說，“群眾蜂擁而來，馬路上、人行道上和窗戶後到處是人，山呼海嘯的‘萬歲’呼聲將貴賓們和他們的專列包圍了。這是成千上萬失去信心的、恐懼的、被踐踏的、絕望的人在看到將他們從奴役和痛苦中解救出來的一束希望之光時發出的歡樂呼聲。許多男人和女人站在那裡，因為情緒過於激動而哭泣著。”
希特勒和魯登道夫在紐倫堡成為並肩戰鬥的盟友。1921年魯道夫·赫斯把國社黨主席引見給魯登道夫。他很高興能認識那位 “一度頂禮膜拜”的戰爭英雄，1924年2月希特勒在人民法庭受審時說。魯登道夫則在口供中說，自從第一次見面之後他“看著希特勒成長”，他意識到，“這個人能夠理解民眾，具有能救民於水火的高尚道德情操。”“我和希特勒先生就這麼結識了”。這位戰爭英雄對希特勒來說特別有價值。一旦和魯登道夫結盟，他可以在實施顛覆計劃時寄希望於國防軍的支持。正如他在5月1日學到的教訓，沒有武力的支持，行動從一開始就會失敗。
紐倫堡活動的另外一個重要結果是成立了“愛國戰鬥同盟”，武裝團體的活動核心——衝鋒隊、高地聯盟和國家戰旗隊合在了一起，克裡貝爾依舊充當軍事指揮官；埃爾溫·馮·朔伊布納·裡希特（Erwin Scheubner-Richter）是總務主任。9月25日希特勒擔任“戰鬥聯盟”的政治指導員。其“活動綱領”毫無疑義地揭示出了他們的計劃：他們的目標是“打垮馬克思主義”，而戰鬥聯盟只有“在巴伐利亞掌握國家權力”之後才能實現這個目標。也就是說：“民族革命不應早於在巴伐利亞奪取政權的時間，掌握國家政權是民族革命的前提條件。”
由於他不斷做出“民族革命”即將到來的承諾，右翼陣營也產生了立刻推翻政府的希望。於是又出現新一輪的政變傳聞，加劇了狂熱的激動情緒。希特勒和他的運動面臨日益增長的行動壓力。很快那一天會來到，他無法“再挽留住”手下人，慕尼黑衝鋒團的領導人威廉·布呂克納（Wilhelm Brückner）警告說：“如果現在再不行動，這些人就會作鳥獸散。”
9月和10月間，來自全國各地的郵件山一般堆積在國社黨的辦事處。人們在信中越來越急迫地敦促希特勒採取行動。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寄托在這個“巴伐利亞的救星身上”，這個“將用鐵掃帚清掃奧吉亞斯牛圈”的人。通過“真正有力的行動”——如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能為德國做出“莫大的貢獻”。人們日日期待“衝鋒的信號”，他們祈禱“上帝引導我們的希特勒先生取得徹底的勝利”——這是大部分信中的論調。一個住在上流街區博根豪森的慕尼黑女子，兩年以來一場不落地聽了希特勒在王冠馬戲場的演講，為了得到一個好位置而長時間排隊等候，目的是“聽清他說的每個詞、他的每種音色，在最近的距離向可敬的元首呼喊萬歲。”她在11月初寫給希特勒的信中說，“為了終將來到的解放日，現在萬能的主將讓您的手臂像您的言辭一樣有力。”他們強烈表達出的對元首的虔誠信仰也讓國社黨領導層更加確信，他們不能再拖延著不把計劃付諸行動了。
希特勒在王冠馬戲場做的富有鼓動性的演說也讓人們的期待進一步增溫。一種“偉大的感覺”佔據了德意志民族的心靈，“不能再這樣下去了”，9月5日他宣佈，現在只有“兩種可能性”：要麼從柏林進軍，以慕尼黑為終點；要麼從慕尼黑進軍，以柏林為終點。9月中旬，赫斯親眼看到，在霍夫的德國日活動中，希特勒像未來救世主一樣受到民眾歡迎：“轉瞬之間六個大廳擠得水洩不通，外面還站著徒勞地等待入場的觀眾……在大廳裡，他忽然似乎又被某種無法描述的東西附體了——我完全聽入迷了，不由得牙關緊咬……在大廳裡有很多優秀的頭腦和富有批判精神的頭腦——但最終所有人都激動得忘乎所以。”
“什麼時候動手？”這個問題讓人情緒激動。希特勒本人對動手的時間也拿不準。赫斯覺得他“有意定在”9月中旬；希特勒感覺到了“他的責任……關於動手的時間，關於他做出的引爆火藥桶的決定。”按照國社黨主席的計劃，9月27日，僅慕尼黑一地就將舉行十四場群眾集會——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決定即將出台的序幕。
圖13：國社黨在王冠馬戲場召開的群眾大會，希特勒是大會上的演講者，1923年慕尼黑——希特勒政變之前（攝影者：海因裡希·霍夫曼）
但是後來發生了希特勒意料之外的事情：9月26日克尼林內閣實行緊急狀態，任命古斯塔夫·裡特爾·馮·卡爾為掌握準獨裁實權的“國家最高專員”。這一步棋既是針對剛剛宣佈結束“消極抵抗”的柏林政府，也是針對希特勒運動，其日益明顯的準備搞政變的姿態已經無法再瞞過巴伐利亞政府的耳目了。卡爾的第一個舉措是禁止國社黨原定於9月27日召開的十四場群眾大會。希特勒立即發出“最強烈的抗議”，可是卻沒有達到“取消禁令”的目的。接下去國家最高專員和國社黨主席的關係緊張起來。希特勒顯然想和卡爾公開劃清界限：他只是個“平庸的官僚，缺乏政治本能和堅定的意志”，因此他也不是能“領導一場決戰的合適人選”。希特勒想要表達的意思很明確：只有他本人才是“偉大的德國自由運動之先驅”。
於是，整個10月份，慕尼黑籠罩著緊張的高壓氣氛。兩個主要當事人，一邊是卡爾，另一邊是希特勒，像兩隻狐疑的公貓一樣轉著圈互相對峙著。富有誘惑力的爭取和赤裸裸的威脅輪番上陣。在政治手段和心計迭出的混亂棋局中，連局內人都很難把握方向。此外巴伐利亞和中央政府之間嚴重的矛盾讓局勢變得更加複雜。
9月26日，作為對巴伐利亞任命卡爾的回應，國家總統艾伯特也宣佈實行緊急狀態，同時賦予國防部部長奧托·蓋斯勒（Otto Geßler）行使行政權的權力。次日他禁止出版《民族觀察家報》，因為這份報紙刊登了誹謗國家總理施特雷澤曼和陸軍領導人漢斯·馮·塞克特（Hans Seeckt）的文章。馮·洛索夫將軍不顧卡爾的反對拒絕執行禁令。於是艾伯特撤銷了馮·洛索夫將軍的職位。這時卡爾幫了忙，讓他繼續擔任巴伐利亞國防軍的總司令。柏林和慕尼黑之間的關係宣告破裂。巴伐利亞實際上由“三巨頭”統領著——國家最高專員馮·卡爾、洛索夫將軍和巴伐利亞邦警察總監斯·裡特爾·馮·塞瑟爾（Hans Ritter von Seißer）。
巴伐利亞與中央政府的矛盾暫時掩蓋了三巨頭與以希特勒為中心的激進力量以及戰鬥聯盟之間的衝突。但拉鋸戰仍然在幕後繼續進行著。大家在目標上是一致的：消滅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和建立“民族主義的獨裁製度”。但是在通過什麼途徑實現目標、誰來領導、什麼時候動手合適等問題上存在著深刻的意見分歧。按照卡爾、洛索夫和塞瑟爾的想法，“民族主義的革命”必須從柏林開始。他們知道，帝國首都正在醞釀建立“政府管理班子”的計劃，新的“政府管理班子”將在施特雷澤曼政府按預期垮台之後執掌政權，它的成員將包括馮·塞克特將軍、施廷內斯康采恩的前總經理弗雷德裡希·米諾克斯（Friedrich Minoux）以及德國駐華盛頓的大使奧托·維德費爾德（Otto Wiedfeldt）。三巨頭決定參與他們的計劃。因此，在他們看來很有必要首先在巴伐利亞集中民族主義的力量建設一個強大的巴伐利亞邦，正如卡爾在希特勒庭審時的供詞，“讓它不要妨礙 ‘政府管理班子’的計劃，同時給予他們支持。”換句話說，卡爾和他的親信們希望不要自己採取行動，而是交給北德的國防軍以及與他們有關的方面處理。希特勒和他的戰鬥聯盟應該服從巴伐利亞“集中所有愛國力量建立穩定嚴厲的國家權威”的目標。卡爾在10月1日的新聞發佈會記錄中解釋說，他們的合作是受歡迎的，但是他們應該顧全“大局”，“自行其是令人無法容忍”。
而在希特勒和戰鬥聯盟看來，應該首先在巴伐利亞宣佈建立“民族主義的獨裁政權”，從這裡向“柏林進軍”。“在最後的時刻以巴伐利亞為起點著手解決德國的問題：在慕尼黑招募德國政府管轄下的德國自由軍。”希特勒在10月23日對衝鋒隊領導人描述奪權計劃時說。在10月23日王冠馬戲場的演說中，他表達得更加明確：“巴伐利亞現在有了一個偉大的使命……我們必須突破限制，和柏林的一幫馬克思主義分子做鬥爭……我們必須進行鬥爭宣傳，激盪民心。”這個演講者確鑿無疑地表明，政治顛覆將在誰的領導下完成：“對於我來說，只有當黑白紅的卍字旗飄揚在柏林宮上空時，德國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希特勒想把政變的軍事領導權交給魯登道夫。他認為，魯登道夫“一戰”將軍的光環可以保證把國防軍拉過來。但是政治領導權歸他自己——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他已經不再把自己僅僅看作一個“鼓手”，而是看作未來的“元首”了。“一個感到自己負有領導國家使命的人有權利說：當人民期待我或者召請我時，我應該去做事。他有義務這麼做。”他在法庭上說出了當時的想法。
三巨頭在拖延時間，希特勒則急於行動。不僅由於他在全國的追隨者和慕尼黑戰鬥聯盟的戰友們的期待，也由於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他不得不這樣做。1923年10月底至11月初，國防軍出面干涉，反對SPD和KPD組成的薩克森邦和圖靈根邦統“一戰”線政府，巴伐利亞的陰謀家們覺得有了向德國中部用兵的理由。除此之外，10月中旬“養老保險銀行”成立，清楚地表明施特雷澤曼政府也正在採取果斷措施進行“貨幣改革”。希特勒和戰鬥聯盟的領導都感覺到了時間的緊迫。在11月1日與塞瑟爾的會談中，國社黨主席向他保證：“我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反對國防軍和巴伐利亞警方，你們不要把我想得這麼愚蠢，我不會搞叛亂，我向你們保證。”但是同時他敦促三巨頭行動：“現在已經是時候了。經濟困境逼迫我們的人民，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了，不然我們的一個個政治圈子就會轉變成共產主義者。”
11月初塞瑟爾作為三巨頭的代表前往柏林試探此地的局勢。他在和國防軍領導人會談時說，卡爾面臨著“巴伐利亞所有祖國聯合會施加的強大壓力”，要求他“干涉柏林事務”， 目的是“建立一個民族主義的獨裁政權”。塞瑟爾解釋說，這也是他的目的，同時他明白無誤地表明，他們必須“走合法的道路”，他絕不同意希特勒和戰鬥聯盟籌劃的“進軍柏林”。11月6日，卡爾召集戰鬥聯盟克裡貝爾統轄的各大祖國聯合會領導人開會，強烈警告他們不要進行任何未經授權的活動：“什麼時候進軍，只有我能發出信號，其他任何人都不行。”洛索夫表示贊同，並且提起1920年的卡普-呂特維茲政變：“我準備支持右翼獨裁政府，只要他們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如果政變在五六天就可悲地完結的話，我絕不會參與的。”
11月6日談話清楚地表明，三巨頭不準備採取行動，他們想靜觀柏林和北德的事態發展，如有可能的話，在事變結束後參與新組建的“管理班子”。可是希特勒在前幾個星期已許下誇口的宣言，他不能再拖延著不行動了，“我們不能總讓大家準備戰鬥然後又把他們召喚回來。我們不能總是不斷地煽動他們的情緒。現在必須做出一個明確的決斷了。”他在後來的庭審中承認。因此他在11月6日晚上做出動手的決定。翌日在和戰鬥聯盟的會談中他的決定被批准了。預定的日期是11月11日，1918年的停戰日。克裡布爾建議說，戰鬥聯盟各支隊11月10日晚在弗呂特馬寧格爾荒野進行夜間軍事訓練，以便於次日進軍慕尼黑。但這個計劃流產了，因為他們得知，卡爾將在11月8日晚召集慕尼黑名流在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開會。
希特勒從“開會時間在倉促之間決定”這一點推斷，卡爾想搶在他前面動手，他懷疑這位國家最高專員想宣佈復辟維特爾斯巴赫王朝。1923年11月初慕尼黑已經流傳著有關復辟的謠言了。希特勒強烈反對君主復辟。9月份他對秘書弗裡茨·勞伯克（Fritz Lauböck）口授打字內容時說過，沒有人願意看到，“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想讓徹底墮落的霍亨索倫和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及其令人噁心的朝臣們重新接管我們德意志民族的政府”。
因此國社黨主席決定把政變的時間提前到11月8日晚上。只要採取突襲的方式佔領比格爾布勞豪斯啤酒館，他們就有機會把巴伐利亞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一網打盡，同時點燃政變的第一把火。三巨頭在既成的事實之前只能被迫合作。“我們要讓他們被迫妥協，然後他們就沒有回頭路了。”希特勒把他的意圖告訴了漢夫施丹格爾。我們要對這三個魔術師輕輕推上一把，他在庭審時解釋說，“最後他們只能跳進他們嫌冷的水裡”。
11月8日命令下達到戰鬥聯盟的領導層，部分命令是通過騎自行車送信的方式傳遞出去的。為了不影響行動給人造成的震撼力，知情者的人數被有意識地控制在一定的範圍裡。清晨希特勒得到了從前在警察局中為他撐腰的恩斯特·珀爾納的支持，他向珀爾納許以政變後的巴伐利亞總理之職。這個建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是珀爾納“心中頗為滿意”，“終於有人具備了行動的力量”，“因此當希特勒詢問我的意見時，我毫不遲疑地回答，是的，我願意一起幹。”9點時希特勒打電話把赫斯叫過來，把逮捕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在場的所有巴伐利亞政府成員的任務交給他，“我和他握手並保證將絕對保密，後來我們到傍晚才分開。”
中午時希特勒——“手裡拿著狗鞭……一副下定決心的陰沉模樣”——出現在《人民觀察家報》的編輯部，他告訴驚愕的主編羅森堡和當時碰巧在場的漢夫斯丹格爾：“行動的時間來到了……但是不要向任何人吐露一個字。”他倆晚上也應該去比格爾布勞豪斯啤酒館門外，不要忘記帶手槍。就這樣叛亂者的內核圈子逐漸接到了指令，由於時間提前了，整個行動顯得有些倉促，都是臨時安排的。沒有周密準備的時間，這也是政變失敗的一個根本因素。
比格爾布勞霍夫啤酒館從8點鐘會議開始時就擠滿了人，大門外還擠著幾百個沒法入場的人。卡爾開始演講不久，門外希特勒就乘坐著他的奔馳車趕到了，陪同他的人有阿爾弗雷德·羅森堡、他的保鏢烏爾裡希·格拉夫、安東·德萊克斯勒——這會兒希特勒才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他，“我祝你好運！”據說這位名譽主席乾巴巴地說。由於比格爾布勞霍夫啤酒館門外出乎意料地擠了很多人，希特勒感到擔心，隨後趕來的衝鋒隊是否能穿過擁擠的人群而不造成恐慌，如果不能就會影響政變的突襲行動。希特勒急中生智，求助於執勤的警官，要求他們清場，把街上的人趕走。於是就發生了讓康拉德·海登日後用調侃的筆調描寫的事情：“警察們聽從希特勒的命令，為希特勒的叛亂掃清了道路。”
很快載著全副武裝的衝鋒隊員的卡車到了。 “希特勒特攻隊”——大約有一百人的特別分隊（日後黨衛軍的前身）封鎖住大門，包圍了整幢建築。希特勒這天晚上穿著深色的西裝，走進大廳的接待室，在那裡神經質地踱來踱去。最後，大約在20:45，他把漢夫施丹格爾遞給他的啤酒杯往地上一摔，掏出手槍，衝進了大廳，與此同時衝鋒隊在戈林的指揮下在大門口架起了機關鎗。“自然了，他們不會端著棕櫚葉走進去。”國社黨主席在庭審時為武力登場辯護。希特勒費了一番勁兒 ——“面色蒼白，黑色的發綹垂在額前，左右各有一名衝鋒隊員護持，他們高舉的手上也拿著手槍”——才擠出一條通往主席台的路。他站在一把椅子上，離卡爾大約有十步遠，因為大廳裡還人聲鼎沸，他朝天開了一槍。然後他從椅子上跳下來，站到主席台上，用極度激動的聲音喊道：“民族革命爆發了。這個大廳已經被600名全副武裝的人佔領了。任何人不許離開大廳。如果你們不立即安靜下來的話，我將讓他們在過道上架上機關鎗。巴伐利亞政府被廢黜了。中央政府被廢黜了。臨時政府建立了。”
隨後希特勒要求卡爾、洛索夫和塞瑟爾跟隨他去隔壁房間，他保證他們的安全。“他深感憤怒和厭惡”，卡爾在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回憶錄中寫道。同時他暗自指望著警察能在短時間內了結這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現在最要緊的是要拖時間。走出去時洛索夫向他的兩個同伴低語“假裝合作”，三個人通過眼神的交流意會了將要採取的對策。三巨頭在那個時刻是否真的取得了一致意見，先假意配合希特勒的遊戲以便於蒙騙他？似乎有疑問。因為在隔壁房間裡儘管希特勒拿出全套說服人的本事，卻還是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拒絕。希特勒滿頭大汗，口冒白沫，一直激動地揮舞著手中的手槍，他喊道：“沒有我的允許，任何人無法活著離開這個房間。”然後，他冷靜下來，為他做的事情表示道歉，他說他別無選擇：“木已成舟。沒有回頭路了。”他三言兩語說明了他對未來巴伐利亞政府和國家政府領導班子的設想：“珀爾納將成為有獨裁權力的巴伐利亞總理。而您”——他轉向卡爾——“將成為邦代理執政官。帝國政府，希特勒。帝國軍隊，魯登道夫。塞瑟爾，警察總監。”他明白讓這些先生點頭有多難，他想讓氣氛輕鬆一下，“找個下賊船的機會吧”，利誘過後他又加以威脅，“我的手槍裡有四顆子彈，三顆留給我的同事們，假如他們拋棄我，最後一顆留給我自己”，說著他做了一個拿槍對準頭的動作。對談判感到“極端憤怒”的卡爾只是冷冷地回答：“您可以逮捕我，可以槍斃我，槍決可以由您本人來執行。死或不死無關緊要。”就這樣拖延了10分鐘，希特勒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眼下在大廳裡掀起了憤怒的浪潮。許多在場的慕尼黑富裕市民對剛才目睹的事情深感震驚，紛紛發出“鬧劇！”“像在南美！”“像在墨西哥！”的喊聲表達他們的不滿。為了安撫眾人的情緒，戈林登上主席台，他用命令式的洪亮聲音說本次行動並非針對卡爾，他們更希望卡爾能合作。戈林還對在場人士反唇相譏，說他們手中還有啤酒，應該感到滿足了。他的出言不遜讓眾人更加惱怒。
後來希特勒返回大廳，接下去發生的事情，讓一位目擊者——歷史學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多年之後撰寫回憶錄時還覺得無語。希特勒——此前某些在場的人還覺得他是個瘋子——竟在轉瞬之間完全掌控了局面。通過簡短的演說——“演講中的傑作，足以讓任何一個演員載譽而歸”，他一舉扭轉了大廳裡的輿論——“就像別人翻轉手套一樣”。“他幾乎有魔術師變戲法的本事。”當這個煽動者確信他已經贏得人心之後，他提出一個暗示性的問題：“現在卡爾、洛索夫、塞瑟爾三位先生站在外面，他們進退兩難，難以做出決定。我是否可以告訴他們，你們所有人都將支持他們？”“對！”“是！”四面八方傳來疾風暴雨的喊聲。希特勒宣佈戲劇性的結局，聲音中滿含勝利的喜悅：“明天，要不將出現一個德國民族政府，要不我們將面對死亡！”
這時魯登道夫在“萬歲”的歡呼聲中走進大廳。朔伊布納-裡希特受命開車去接他。要說這位將軍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似乎不太可能。因為大約就在幾個小時之前，下午4點，他意想不到地出現在卡爾家裡，當時洛索夫和塞瑟爾也在場，魯登道夫說，目前“所有種種迫使我們作出決斷”。卡爾指出他們已經知道新領導班子即將成立的計劃，同時再次拒絕“建立一個來自巴伐利亞的右翼獨裁政權的想法”，臨走時魯登道夫毫不掩飾地威脅道：“最終人們會動手的。”但是當晚他表現得像被希特勒自作主張的行動搞得措手不及的樣子：“我的先生們，我像你們一樣驚訝。但是這一步已經跨出去了，它關係到祖國和偉大的民族事業，我只能建議你們和我們一起幹，你們也做出同樣選擇吧！”魯登道夫的出現立刻扭轉了隔壁房間的氣氛。手槍消失了，現在大家都在“好言好語地規勸”。唯魯登道夫馬首是瞻的洛索夫首先屈服了，然後是塞瑟爾，只有卡爾還在猶豫。但是最後他還是屈服於對方聯合施加的壓力之下：“我準備，以王室代理人的身份，接受巴伐利亞的領導權。”希特勒絲毫沒想過復辟帝制，但是他需要卡爾的贊同，於是他回答說，“這完全不礙事”，他將告知王儲魯普雷希特（Kronprinz Rupprecht），此次行動並非針對維特爾斯巴赫王室，恰恰相反，他想為王室在1918年11月遭遇的不公進行補償。他用做作的謙卑態度說：“閣下，我向你們保證，從現在起我將像一條狗一樣忠誠地跟在你們的身後。”
希特勒要求諸位先生和他一起進入會場，當眾宣佈他們取得了一致意見。卡爾再次抗拒了，他不能再走進“剛才他被丟臉地押出去”的大廳了，但希特勒沒有接受：“人們將用最響亮的歡呼聲迎接你們，在你們面前跪下。”於是在觀眾們熱情的歡呼聲中，他們一行人登上了主席台。卡爾漠無表情，臉上彷彿戴了一層面具，他首先發言，申明“他以‘王室代理人’的身份，為了巴伐利亞和德國的利益，懷著沉重的心情決定支持本次行動。”然後希特勒和他長時間握手，“臉上露出容光煥發的……幾乎是孩子氣的、毫不掩飾的愉快表情”，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根據自己的觀察描述道。這個場景讓他聯想到了“魯特利山谷牧場的民眾宣誓場面”（譯者註：Rütlischwur，傳說1307年11月8日瑞士最初3 個區的聯盟者在魯特利山谷牧場宣誓反抗奧地利）。確實，最初的緊張消失之後，叛亂者們目前處於亢奮的狀態。希特勒懷著宗教般的熱忱轉向會場的觀眾說：“在即將到來的日子裡，我將會實現5年前的今天——當我還是一個躺在軍醫院的瞎子時——許下的諾言：我將堅持不懈地鬥爭，直至 1918年11月罪人被打倒在地！直至今日德國悲慘的廢墟之上重新佇立起一個強盛、偉大、自由和榮耀的德國！阿門！”接下去魯登道夫發言，“由於克制著內心的激動而臉色蒼白”，表示“他願意利用其在德國政府的已有權力為他們效勞”，洛索夫和塞瑟爾也在希特勒的示意下走到演講台前宣佈了自己的支持態度。希特勒也容光煥發地和他們握了手。他——而非魯登道夫——是今晚的明星。“鼓手”扔掉了面具，斷然申明他將成為“民族革命”的領袖。
在場沒有幾個人想到，親密結盟的場面只是有算計的一場戲。“我們都前所未有地深受感動”，希特勒描述那一刻的氣氛。大多數與會者都感覺到，他們參與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隨後當大家唱德國國歌時，有人因為過於感動而無法跟唱。還沒等大會散場，按照原定計劃，衝鋒隊特攻隊在魯道夫·赫斯指揮下逮捕了會場中克尼林內閣的成員。他們被帶到泛日耳曼聯盟的出版人尤里烏斯·F.雷曼的別墅。
突襲行動似乎已經取得成功，這時希特勒犯了一個致命性的錯誤：希特勒聽到接收工兵營時遇到麻煩，於是他決定和弗雷德裡希·韋伯（Friedrich Weber）一起驅車親臨現場，而把卡爾、洛索夫和塞瑟爾交給魯登道夫看管。當他返回時，他大吃一驚地發現這位將軍已經讓三巨頭離開了，事先只是讓他們簡單地立了一個願意繼續信守承諾的誓言。面對希特勒的詰責，這位將軍不耐煩地表示：他不允許別人對一個德國軍官的誓言有任何懷疑！
沒過多久，事實證明了這個懷疑多麼有道理。因為卡爾、洛索夫和塞瑟爾一離開啤酒館，立刻利用新到手的行動自由甩開了希特勒和魯登道夫，開始採取對付他們的措施。至此政變的失敗已成定局。因為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出其不意地爭取到了三巨頭的基礎上。而後續的計劃——比如說佔領國防軍軍營和警察局、交通中心和通訊中心以及新聞機構等重要部門——叛亂者們根本沒考慮到。現在業餘級別的籌備工作和整個事件即興發揮的性質結出了惡果，怪只能怪希特勒本人，因為他把行動時間提前了。唯一比較大的勝利是在恩斯特·羅姆指揮下佔領了國防軍軍區司令部——塞瑟爾的駐地。一個戴金絲邊眼鏡的年輕人走在羅姆的隊伍裡——23歲的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當年他還是個失業的農學碩士生，後來這個叛亂者以此為起點開始了他的政治仕途，直至成為希特勒之下的“第三帝國”第二號人物。
與此同時，三巨頭也有所行動。由於自己的工作部門被衝鋒隊佔領了，塞瑟爾把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變成了城市總指揮部。在場的將軍們迎候他時立刻問道：“閣下，剛才的事都是在演戲吧？”也許這位巴伐利亞國防軍司令此前幾個小時還曾經動搖過，但是此刻他向眾人保證，他在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做出的聲明是“在暴力威逼下做出的，只是在做樣子而已”。11點多一點，軍官們一齊來到第十九步兵團，在這裡商討對策。大約在8日到9日的半夜1點，卡爾和塞瑟爾也到了。三巨頭經過商討後擬出一份電文，大約早晨2:50向所有無線電台發送消息：“國家特別專員馮·卡爾、洛索夫將軍和塞瑟爾上校反對希特勒的政變。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在武力逼迫下做出的聲明是無效的。注意防止有人濫用上述的名字。”他們給所有的縣政府和警方關卡發出了命令，一旦發現叛亂頭目外逃立即逮捕。
很長一段時間叛亂者們對事情的反轉還茫然無知。午夜過後他們還忙著把《告德國人民書》貼在街道的廣告柱上和房屋的外牆上，公告中宣佈，“11月罪人的政府”已經被廢黜，“臨時德意志民族政府已經成立”。但事實上主動權早就轉到了三巨頭的手裡，他們連夜“馬不停蹄地發佈命令”，嚮慕尼黑增派軍隊，準備鎮壓叛亂。清晨時分，為了想確認洛索夫的立場，希特勒和克裡貝爾派出一個特使來到步兵團營地，特使當即被逮捕了。將軍用一句話打發了他：“和叛亂者沒什麼可談判的。”卡爾在一旁幫腔：“用手槍勒索到的保證一文不值。”
雖然叛亂的手法相當業餘，雖然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上演的一齣戲頗為滑稽，可是11月9日當晚在慕尼黑髮生的事情卻不可等閒視之。從某種角度說，它是10年之後，當希特勒被任命為帝國總理之後，將要發生的事情的預演。因為在這幾個小時裡衝鋒隊自以為有了警察的特權，他們立刻展開了對政敵和慕尼黑猶太市民的恐怖行動。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大會剛一結束，“希特勒特攻隊”的成員就衝到了社會民主黨（SPD）辦的報紙《慕尼黑郵報》的報社大樓，在這裡大肆搞破壞。午夜剛過，他們衝進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和報社主編埃爾哈德·奧爾（Erhard Auer）家中逮捕他。家裡只有奧爾的妻子和女婿，這些人沒抓到奧爾，就把他倆帶走了，關在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的一個房間裡。慕尼黑德國猶太公民協會的主席已經坐在那裡了，路德維希·瓦塞爾曼博士（Dr. Ludwig Wassermann）離開大廳時被認了出來，當即被逮捕。整個夜裡，衝鋒隊的小分隊四處隨意抓捕猶太人，把他們當成人質拘捕起來。一些著名的猶太家庭已匆忙地逃離慕尼黑或者躲藏起來。11月9日上午，“高地聯盟”的成員來到被看作有錢的“東部猶太人”的聚集區伯根豪森城區，按照地址簿和門牌無選擇地逮捕猶太人。他們也把被逮捕的人送到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關起來，那裡還關著“希特勒特攻隊”早晨在議會逮捕的八個左翼市議員。
英國駐慕尼黑總領事羅伯特·克裡夫（Robert Clive）在11月11日報告說：“鑒於發生了此類事情，我們不得不預計，一旦希特勒掌握權力，我認為他會立刻下達當晚圍捕猶太人的命令。”確實，政變的迅速失敗才防止了更糟糕的事情發生。因為當國家社會主義者、巴伐利亞最高法院推事特奧多爾·馮·德·普福德騰男爵（Theodor Freiherr von der Pfordten）11月9日在統帥堂前被槍殺之後，人們在他的口袋中發現了一份將在政變成功後實施的憲法草案。它特別規定，把“所有危害安全的人和無用的飯桶”“在有必要的情況下關到集合營裡”。如果有人為了不被“帶走”而“試圖逃跑”，可以就地槍決，那些“發戰爭財的和想讓財產不被沒收的猶太人”也一樣論處。根據漢夫施丹格爾的回憶，希特勒本人在1923年初夏“非常欽佩”和“陶醉”地把羅馬的獨裁官蘇拉和他的“流放名單、沒收和處決視為戰後德國必不可少的清洗布爾什維克膿瘡時的榜樣”，後來他在受審時也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的意圖：這次政變“將是德國有史以來、自新布蘭登堡國家建立以來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大變革”。
清晨時叛亂者們最終明白，他們無法再指望三巨頭了。每個新的消息都清楚地表明，國防軍和邦警察都在鎮壓叛亂。經歷了昨晚的亢奮之後，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裡的人逐漸清醒過來。希特勒的情緒在希望與絕望之間搖擺。一方面，他昨夜還委派高特弗裡德·費德爾頒布沒收銀行的法令，另一方面，他似乎又顯出聽天由命的樣子。“此事若成，萬事大吉；此事不成，我們全體上吊。”他們討論了幾個小時接下去應該怎麼辦。最後克裡貝爾建議他們向國社黨的重鎮羅森海姆有秩序地撤退，可是魯登道夫表示反對，“這場民族運動不能最終落到與街頭垃圾為伍”。相反的，他提議去市中心進行示威遊行。現在希特勒看上去已經黔驢技窮了，將軍說話更有份量，他用一個命令結束了所有的爭議：“我們進軍！”他們只能懷著模糊的希望，希望通過遊行贏得老百姓的支持，沒準還能扭轉局勢。
中午時遊行隊伍排列好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希特勒、魯登道夫、朔伊布納·裡希特、“高地聯盟”的韋伯、希特勒的護衛格拉夫和戈林，後面跟著2000名戰鬥聯盟成員，還有前自由軍團的領導人格爾哈德·羅斯巴赫率領的倒戈投向叛亂者的步兵學校士官生們。在路德維希大橋前，他們被警方的警戒線攔住去路，但他們順利地跨越了警戒線。接下去經過伊薩門和塔爾來到馬麗恩廣場，幾千名愛看熱鬧的人已經聚集在此地，他們向示威者歡呼著。“熱情之高聞所未聞”，後來希特勒說，“在遊行過程中我告訴自己，人民支持我們。”可另一方面遊行者們也不可能看不見，許多新政府的宣傳公告被撕掉了或者被卡爾的反宣傳公告覆蓋了。遊行隊伍在《噢，崇高榮耀的德意志》的歌聲中行進在雷希丹茨大街。快要抵達統帥堂邊的奧德翁廣場時，他們遇到了邦警察設立的第二道警戒線。在這裡雙方發生了肢體衝突，然後開了第一槍——人們始終沒弄清它是從哪個方向發出來的——接下去是30秒的激烈交火。最後十四個叛亂者和四個警察倒在地上死去。
朔伊布納·裡希特是第一批死者之一，他倒下時把和他挽著手臂的希特勒拽倒在地，造成後者手臂脫臼。戈林被一顆子彈打中了臀部，受了重傷。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人本能地臥倒在地，然後瘋狂地向後四散逃跑，魯登道夫卻身板筆直地穿過警戒線，在奧德翁廣場毫無抵抗地被逮捕。
在一片混亂之中，希特勒吃力地站起來，拖著腳步轉進旁邊的小巷子裡，衝鋒隊的醫療組組長瓦爾特·舒爾茨（Walter Schultze）醫生發現了他，把他拖進早就停候在那裡的轎車裡。轎車嚮慕尼黑南部飛馳。快到斯塔夫湖畔的烏芬時，車子拋了錨。希特勒和醫生以及陪同的衛生員步行走到了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的度假別墅。“7點剛過”，海倫娜·漢夫施丹格爾回憶說，“女僕走上來說外面有人輕輕敲門。我走到樓下，大吃一驚地聽到我絕不會聽錯的希特勒的虛弱聲音。我立刻開了門，他站在那裡，臉色慘白，頭上沒戴帽子，臉和衣服都弄髒了，他的左臂以一個奇怪的角度垂在肩膀下。兩個男人，一個年輕的醫生和一個衛生員，正攙扶著他。”
好幾個小時沒合過眼的逃亡者驚魂未定。他痛悼著魯登道夫的死和撲在長官的身上保護他而死的烏爾裡希·格拉夫——實際上其中一位根本沒受傷，另一位也只是受了重傷。脫臼的手臂讓希特勒感到劇痛，第二天醫生才成功把它復位。由於手臂吊著繃帶，希特勒沒法再穿外衣，海倫娜·漢夫施丹格爾給了他一件丈夫的藍色睡衣。“病人微微一笑說，他覺得自己像個古羅馬統治者。”
11月11日下午，希特勒變得越來越不安了。他派衛生員去慕尼黑的貝希施坦恩夫婦家，向他們借一輛車，準備逃亡到奧利地邊境。但是車子沒有出現，希特勒知道，他的藏身之處可能沒法再保密了。5點鐘後電話鈴響了，住在附近的漢夫施丹格爾的母親急匆匆地報告說，警察正在搜查她的家。“現在一切都完了！”海倫娜·漢夫施丹格爾回憶，希特勒喊著，快速地去摸他放在櫃子上的手槍。她當機立斷地奪下手槍，把它塞到一個麵粉罐裡。“然後我取出紙和筆，我請他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給最親密的同事們留下一些指令——每人一張紙就夠了。”希特勒很順從地口授了命令。
不久之後車子開到了。警察包圍了房子。警督魯道夫·貝勒維勒（Rudolf Belleville）是魯道夫·赫斯的熟人，做了自我介紹之後，他很客氣地要求搜查屋子，“希特勒站在房間裡，穿著白睡衣，胳膊上吊著繃帶……”警察局的報告中說。“希特勒心不在焉地瞪視著他，當貝勒維勒警督宣佈是來逮捕他時，希特勒伸出雙手，說自己聽憑處置。”當天這位國社黨主席被押送到萊希河畔的蘭茨貝格要塞監獄。他住進了7號牢房，而房間原來的房客——刺殺艾斯納的阿爾科伯爵，不得不為新來的名人騰房間。
身負重傷的戈林在一家慕尼黑的私人診所接受治療，後來在試圖越境逃往奧地利時，先是被逮捕，後來因為加爾米施看守的疏忽他趁機又逃出來，逃到了因斯布魯克。跟隨其後逃往奧地利的還有一連串的叛亂者，比如赫爾曼·埃塞爾和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魯道夫·赫斯起先躲在父輩的一位朋友卡爾·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家裡，後來也逃往奧地利，住在一位親戚家裡。1924年5月希特勒被判刑後他向巴伐利亞官方投案自首。高特弗裡德·費德爾也同樣毫髮無傷，1923年11月底到1924年1月初他住在捷克的朋友家裡。和叛亂分子合謀的珀爾納和弗裡克在11月8日到9日的夜間被警方逮捕。軍區司令部投降之後，羅姆在11月9日下午被拘押。魯登道夫主動自首，在他用名譽做出保證之後又被釋放。
政變剛被鎮壓，慕尼黑立即民聲鼎沸。尤其所謂“上流社會”的人對國防軍和警察抱著敵視的態度。“當我們沿著瑪克西米利安大街列隊前進時，”邦警察局的一位警監報告說，“人們唾罵我們‘呸！猶太人的保護人！祖國的叛徒！……嗜血的畜生……希特勒萬歲……打倒卡爾’等等。當我們走過奧德翁廣場時，行人們高聲怒吼，吹著口哨，狂呼亂叫，揮舞著拳頭威脅我們。”隨後幾天在慕尼黑和其他巴伐利亞的城市也不斷出現反對卡爾、洛索夫和塞瑟爾“叛國集團”的群眾集會。“很明顯群眾的感情都在希特勒一邊。”英國總領事向倫敦匯報。尤其是學生們，他們對希特勒及其同謀者們抱有廣泛的同情。11月12日，在慕尼黑大學舉辦的大會上，演講者的話一再被學生們“希特勒萬歲！打倒卡爾！”的呼喊聲打斷。散會前，當校長要求學生們唱國歌時，學生們唱起了埃爾哈特旅戰歌《鋼盔上的卍字》。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和費迪南·佐伯布魯赫（Ferdinand Sauerbruch）醫生在社團中極盡所能——如他書中寫的——“讓學生們恢復理智”。逐漸的，人們的情緒平穩下來。全國的總體發展態勢也起了作用。“地租馬克”的發行遏制住了惡性通貨膨脹，這對經濟復甦是個必要的條件。魏瑪共和國保住了民主。現在國家進入了穩定的階段，戰後的混亂時期結束了。
在蘭茨貝格監獄的最初幾天，希特勒情緒低落，一度又萌生了自殺的念頭。他開始絕食，有意結束自己的生命。於是他被送進了監獄醫院。“他坐在那裡，一副可憐相，面容憔悴，鬍子刮得亂七八糟，無精打采地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疲倦地微笑著，無動於衷地聽著我簡單的話。”監獄看守弗蘭茨·赫姆裡希（Franz Hemmrich）回憶說。希特勒對監獄心理醫師阿洛伊斯·馬裡亞·奧特（Alois Maria Ott）坦承：“我受夠了，我完了。如果手頭有一把槍，我會開槍的。”看來奧特成功地讓囚徒的情緒平靜下來，在他和希特勒的律師勞倫茨·羅德爾（Lorenz Roder）的共同勸說下，希特勒停止了絕食。探監的人對希特勒的狀態感到震驚：他看上去蒼白而憔悴，就像赫斯在他藏身的地方聽到的傳言，“精神狀態極端低落”。但是逐漸地，他恢復了過來。當他的同父異母姐姐安格拉·勞巴爾在11月中旬來探視他時，和他說了半個小時的話，她發現“他又恢復到良好的心理和精神狀態”，“身體非常之好”，她向哥哥阿洛伊斯報告。“他的手臂還有些麻煩”，但已經在好轉了。那些日子裡他得到了十分感人的忠誠。
瓦格納夫婦屬於依然堅定地相信希特勒的人。出於偶然，11月9日他們也正好在慕尼黑，參加當晚齊格弗裡德的交響詩《幸福》的首演。政變失敗之後，演出被取消了，瓦格納夫婦憤怒地返回了拜羅伊特。“這種可恥的背叛絕不應該發生！像希特勒和魯登道夫這樣純潔的人沒法應付他們的卑鄙！……現在猶太人和教士們輕鬆了！”齊格弗裡德怒氣沖沖地說。他的妻子試圖為失望的拜羅伊特當地的希特勒信徒們打氣：“請你們相信我，無論如何阿道夫·希特勒依舊是未來的救世主，他將把寶劍從德意志的橡樹裡抽出來。”1923年12月初，維妮弗蕾德寫信給“尊敬的、親愛的希特勒先生”，還把齊格弗裡德的《馬利恩堡的鐵匠》的歌劇腳本也隨信附上。“也許這本小冊子能助你挨過漫長的時光”。後來她和齊格弗裡德住進“我們共同的朋友”貝希施坦因家中。“您知道，您在精神上與我們同在！”12月6日她寫信告訴女友，她給她崇拜的蘭茨貝格監獄的那個男人“寄了一個裝著毛毯、外衣、食物和書籍的特大包裹”；聖誕節之前，她在拜羅伊特設立了一個正兒八經的“發往蘭茨貝格的愛心包裹”收集站。齊格弗裡德對妻子的積極活動感到高興：“我的妻子像母獅子一樣為希特勒而戰！了不起！”
1923年12月13日，第二檢察官漢斯·埃哈德（Hans Ehard，1945年後兩度成為巴伐利亞總理）來到蘭茨貝格提審希特勒。但是希特勒起初堅決不肯說任何供詞：“我不是罪犯”“不要像對待罪犯一樣詢問我”。埃哈德指出，這樣一來將會無謂地延長他的審前羈押時間，希特勒解釋說：對他來說，這關係到在歷史面前為他的所作所為和歷史使命做出辯護……他否認法庭有審判他的任何權力。他在法庭上才會打出自己的王牌。然後大家將會看到，“某些先生”是否有勇氣“舉手作偽證”——這是一個明顯針對卡爾、洛索夫和塞瑟爾的威脅。
埃哈德拿倔強的囚徒沒辦法，於是他把記錄員打發出去，和希特勒做了一次長達5個小時的類似非官方性質的談話。開始他的談話對像還抱著不信任的態度，後來他逐漸軟化了，變得活躍起來，對檢察官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通話。他的話很明白地揭示出他將在法庭上採取的辯護策略：他否認叛國罪的指控，因為國家合法政權在巴伐利亞的代表不僅“參與”了行動，還和他“花了幾個月時間共同策劃了”在霍夫布勞凱勒啤酒館做出的一切決議，“他們是暗地裡的參與者，只是後來改變了主意”。
庭審應該在哪裡進行？雖然希特勒從根本上反對1922年頒布的《共和國保護法》，可是這一回他希望能在萊比錫國家法庭開庭，因為他覺得，比起巴伐利亞的司法機關，這裡的法官不會太袒護三巨頭。“在萊比錫那幾位先生也許能作為證人走進法庭，可是他們肯定將作為囚徒離開法庭。”他在談話時對埃哈德說。“在慕尼黑當然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因為它不被允許發生。”確實，巴伐利亞的當權者們對街談巷議的卡爾和洛索夫——他們在1924年2月開庭之前已經離職——捲入叛亂的程度有多深沒有興趣。所以人們決定把庭審放在慕尼黑第一人民法院，開庭地點則選擇在布魯騰伯格大街3號前軍校的大樓裡。1924年2月26日，在德國和世界媒體的極大關注下，在這個地方進行了對希特勒、魯登道夫和其他八名同案被告羅姆、珀納爾、弗裡克、克裡貝爾、韋伯、衝鋒隊領導人威廉·布呂克納、羅伯特·瓦格納（Robert Wagner）、海因茨·佩爾內特（Heinz Pernet）的庭審。這幢建築物周邊很大的範圍被鐵絲網和崗哨隔離起來。人們進入大樓時需要經過幾道檢查口，法庭的旁聽席座無虛席。
2月22日，希特勒被轉移到法庭大樓內的監獄，看起來他對庭審的結果信心滿滿。“他們能把我怎麼樣？我只需再多透露一些事情，尤其針對洛索夫，然後一樁醜聞就產生了。” 在開庭之前他對漢夫施丹格爾說，漢夫施丹格爾在自己的逮捕令取消之後立即趕回慕尼黑。2月26日，快到9點時，被告和他的辯護人走進了大廳——穿著樸素的藍色西裝的魯登道夫走在最前面，後面是珀納爾，再後面是穿著灰色大衣佩戴一級鐵十字勳章的希特勒。“他看上去氣色很好，”一位新聞記者評論說，“監禁並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跡。”其他被告徑直走到被告席上，希特勒卻站立了一分鐘，仔細地觀察聚集在大廳裡的人。
圖14：宣佈判決結果之後，希特勒案件庭審被告們的集體照
從左到右：海因茨·佩爾內特、弗雷德裡希·韋伯、威廉·弗裡克、赫爾曼·克裡貝爾、埃裡希·魯登道夫、阿道夫·希特勒、威廉·布呂克納、恩斯特·羅姆、羅伯特·瓦格納，1924年4月1日（攝影者：海因裡希·霍夫曼）
起訴書稱希特勒是“整個行動的靈魂”，從庭審第一天起他就讓人們無可懷疑地看到，誰才是審理過程中的主角。在4個小時的辯護髮言中，他承擔了所有責任：“歸根結底只有我本人想做這件事，其他先生只是最後配合了我的行動。”但同時他駁回了控訴他的主要罪名，因為“反對1918年的叛國者不存在叛國罪”。除此之外，假如他真的犯了叛國罪的話，他感到很驚奇：“那些和我們做了同樣的事情並且和我們一起密謀策劃的先生們”沒有同樣坐在被告席上。這句話是針對卡爾、洛索夫和賽瑟爾的，在案件的非公開審理階段希特勒揚言要揭露他們在政變中扮演的角色。
法庭的庭長是格奧爾格·奈德哈德（Georg Neidhardt），早在審理阿爾科伯爵案件時，當他說出刺殺艾斯納的兇手懷著“對祖國和人民最熾烈的愛”的時候，已經顯示出他是個什麼人了。他在開庭之前的一次談話中對卡爾抱怨：“……當今德國唯一偉大的人是魯登道夫，現在我卻要親手審判他。”因此他在審理過程中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他在同情誰。他任憑希特勒把法庭變成宣傳煽動的舞台。只是偶爾的，當叛亂者過於放肆地攻擊共和國政府的代理人或者像在黨員大會上一樣扯著嗓子喊時，他才溫和地稍加責備，要求叛亂者控制自己的情緒。奈德哈德甚至允許叛亂者詳細盤問證人，尤其是三巨頭的人。被告和原告的角色顛倒了過來，叛亂者得以施展全部的口才，淋漓盡致地揭發他所痛恨的11月9日的叛徒們。
只有洛索夫給了他狠狠的回擊。他揭露希特勒的無私態度是一種蠱惑人心的伎倆。這位國家社會主義的領導人以“德國的墨索里尼”自居，他的追隨者們已經把他吹捧為“德國的救世主”。他——洛索夫——從來沒有贊同過希特勒和魯登道夫的“國家獨裁”。“我不是無業的游擊戰士，那種認為自己必須靠政變才能獲得榮譽和尊嚴的人。”他的話擊中要害。希特勒粗野地咒罵洛索夫以示報復，雖然奈德哈德指責他“用詞不當”，但是沒有任何效果。隨後將軍提出離開法庭，就此一去不復返。
一位嚴厲的觀察者——記者漢斯·馮·許爾澤（Hans von Hülsen），把軍校裡的“怪相叢生的審判”比喻成“毫無體面的鬧劇”。“眼前上演的一幕幕情景，在我看來像慕尼黑的政治狂歡節。”希特勒自始至終表現得像個庭審的高手。他的最後陳述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篇有謀劃的演講藝術的傑作，他預言那一刻的到來：“今天佩戴卍字符……在街上遊行的人將和11月8日反對他們的人聯合起來。”他轉身面對法官們宣佈：“並非你們做出最後的判決，而是末日法庭的女神做出判決，她就是從我們的墳塋中站起的‘歷史’……你們可以上千次說出‘有罪’，但是那位永恆法庭的永恆女神將會微笑著把檢察官的提議書撕成碎片、微笑著把判決書撕成碎片，因為她將宣佈我們無罪。”當主審官問羅姆上尉還有什麼補充的話時，他回答說：“在我的朋友和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做完陳述之後，我放棄再說任何話的權利。”其他被告也表示同樣意見。
4月1日早晨宣佈了判決結果。湧入法庭旁聽的人格外多。許多人手中拿著獻給被告的花束。庭審進行至此，毫不奇怪，當天穿大將軍服胸佩勳章出場的魯登道夫被宣佈無罪。將軍卻出乎法庭的意料，拒絕接受判決並且認為“這是一個與他的軍服和勳章不相配的恥辱”。庭審記錄註明：“暴風雨般的萬歲呼聲”。希特勒、韋伯、克裡貝爾、珀納爾因“叛國罪”被判處最低刑罰5年監禁，但是6個月後可以假釋。同時法庭宣佈不會按照《共和國保護法》有關條例將希特勒——鑒於他“如此具有德國人的思想和情感”——驅逐回奧地利，旁聽者報之以熱烈的叫好聲。布呂克納、羅姆、佩爾內特、瓦格納和弗裡克被判處1年監禁，緩刑3個月執行。在可恥的輕判結果宣佈之後，新聞媒體的代表們衝向電話機，為了發出這則轟動的消息。《慕尼黑最新消息報》報道：“12:45剛過，魯登道夫在暴風雨般的萬歲呼聲中乘坐汽車離去。希特勒、克裡貝爾和其他被審判的人出現在法院大樓的窗口，同樣受到暴風雨般的歡呼聲和萬歲呼聲的歡迎。”
“慕尼黑人在背地裡偷笑審判的結果，它被看作精彩的愚人節玩笑。”倫敦《泰晤士報》評論。但是支持魏瑪民主的人卻對判決持尖銳的批判態度。“在慕尼黑進行了一場對共和國的司法謀殺。”左翼自由派報紙《世界舞台》寫道。確實，法庭認定被告“在行動時純粹受到愛國主義精神和高尚無私的願望的支配”，這差不多是道德上的無罪判決了。他們根本沒有提到有四個警察死於政變，沒有提到衝鋒隊當晚在慕尼黑實施的恐怖行動，也沒有提到在門外政變者的屍體上發現的憲法草案，它已經預先設想了1933年之後國家社會主義的集中營制度。這個判決已和司法審判沒多大關係——它是司法審判的諷刺畫，由此開啟了國家社會主義式的量刑宣判的先河。1933年9月，希特勒把歪曲律法的奈德哈德提拔為慕尼黑高等地方法院的院長，以表示對他的謝意。
政變以及隨後的審判讓希特勒的名聲越過了巴伐利亞的邊界。媒體連續幾個月報道這個能把政變的慘敗轉變成宣傳上的勝利的男人。大多數人認為，他可能將在蘭茨貝格監獄坐短時間的牢。對於希特勒來說， 5年學徒期結束了，他曾是運動中的“鼓手”，最後卻準備成為未來“民族革命”的“領袖”。他從11月8日至 9日的失敗行動中得出最重要的教訓是：如果他想獲得權力，必須走另外一條道路——不是政變，而是與國防軍聯合起來做貌似合法的事。他在1942年2月說過，他在蘭茨貝格監獄裡確認了一點：使用武力行不通！共和國已經穩固了，它手中有槍！
在1923年11月的危急關頭，後來能從希特勒身上觀察到的某些性格特徵和行為模式表現得更加清楚。如在發動政變時表現出的在亢奮、麻木和沮喪之間的極端搖擺。希特勒多次宣稱，如果這次行動不成功，他就自殺，潛在的自殺意圖伴隨了他的整個政治生涯。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1940年流亡英國期間出版的《德國：傑基爾醫生和海德博士》一書中頗有道理地稱他為“出類拔萃的潛在自殺者”。
這個政治賭徒的行動格言一貫是“孤注一擲”。也許他有意無意間把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當作了自己的榜樣，弗蘭茨·庫格在1840年出版的通俗傳記《腓特烈大帝的歷史》中講述了此人的生平事跡。腓特烈大帝在反對西裡西亞的政變中同樣採取了孤注一擲的策略，在1756年至1763年的7年戰爭中他一再顯示出自殺式的冒險精神。希特勒在11月8日過於匆忙的行動中也同樣孤注一擲，對三巨頭卡爾、洛索夫、塞瑟爾使出突襲和勒索的手段。他一旦下決心做出決定性打擊之後，再也聽不進別人的反對意見。“希特勒先生不能容忍異議。他就是天命所歸者，別人都應該聽他的話。”洛索夫描述這個深信自己肩負歷史使命的人對所有批評意見的免疫力。
但是他的追隨者們顯然也沒有試圖去阻止他。雖然他們後來才捲入政變計劃，但是都毫不遲疑地聽從了他的號召，這再一次證明了，他在黨內已經具有無可置疑的領袖權威。政變的失敗也沒有帶來任何改變。相反，他進一步確立了自己的威望，他不僅能說，在關鍵時刻也能行動——而且準備承擔巨大的個人風險。他直至成為帝國總理仍沒有褪去這層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