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突然襲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黨代會上發表紀念「納粹奪權」四週年講話時宣稱，「作為一個擁有平等國際地位的國家，德國意識到了它在歐洲的使命，從現在開始它將忠誠地協同各國解決困擾我們和其他歐洲民族的問題。」這個獨裁者有充分的理由在外交領域暫時偃旗息鼓。因為前幾年他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功已經足夠引人注目了。他讓德國逐步地擺脫了凡爾賽體系的束縛，讓德國恢復了外交上的行動自由。他一方面把自己裝扮成和平政治家，一方面又不斷製造既成事實，以這種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愚弄西方列強，搞得他們措手不及。利用對德國極其有利的國際形勢，他大力擴充軍備，卻沒有招致德國所擔心的《凡爾賽和約》簽約國的干涉。於是德國安然度過了有風險的階段；它又重新擁有了歐洲大陸上裝備最先進、戰鬥力最強的軍隊。「現在我們又一次成為世界強國」，1937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宮廷啤酒屋舉行的建黨傳統紀念活動中宣佈。
但這位獨裁者並不滿足於現有的成績。雖然與前兩年不同，他在1937年春季放棄了出其不意的週末外交行動——「從4月到現在希特勒不再搞突然襲擊了」，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有些詫異地評論。但是在所謂克制的煙幕彈後面他正在為根本性的轉變做鋪墊：從修正政策到擴張政策。從一開始希特勒就對圈內人明確地表示，廢除《凡爾賽和約》對於他來說只是階段性的目標。他所有計劃的終極目標依舊堅定不移的是「佔據東方的生存空間」。1936年6月初，經過與希特勒的一番長談之後，戈培爾在日記中描述未來的德國外交政策：「元首預見到遠東即將發生衝突，日本將要痛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將會搖搖欲墜。然後屬於我們的偉大時刻到來了。為了百年大計，我們必須佔領新的土地，希望我們能夠完成偉業，希望到那時元首還健在。」
當然他的這些想法不宜外洩。此時希特勒還處於韜光養晦階段，暗中窺伺著實現他的長遠目標的機會，在德國公眾和世界人民面前，他還戴著和平政治家的假面具。1936年7月11日，德國和奧地利簽訂的協定具有代表性。在協議的公開部分，德國政府表示承認奧地利聯邦共和國的完整主權，並且遵守不干涉奧地利內政的原則。作為回報，奧地利承諾將依照「奧地利是一個德意志國家」的事實制定國策。而在協議的秘密部分，這個阿爾卑斯共和國必須答應慷慨大度地特赦被捕的奧地利國家社會主義者，並允許「所謂『奧地利全國反對黨』的代表人物參與政治事務」。奧地利總理庫爾特·馮·舒士尼格以為通過讓步能夠獲得國家獨立的保障，希特勒卻只是把協議看作推動奧地利納粹分子在國內奪權的工具。目前他不能讓自己的外交行動受到「奧地利問題的拖累」，他對奧地利的黨徒們做出指示，「我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制定政策。在此期間奧地利的國社黨員必須規規矩矩。」
德奧協定簽訂兩個星期之後，希特勒做出了一個公然違背他平時的和平言論的決定。1936年2月，人民陣線（Frente Popular）在西班牙大選中以微弱優勢獲勝。7月17日，駐紮在西屬摩洛哥的軍官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將軍的率領下發動反對民主政府的叛亂。但是叛亂者缺少將軍隊運送到歐洲大陸的交通工具。在這種情況下佛朗哥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助。國社黨海外組織的兩個成員阿道夫·朗根海姆（Adolf Langenheim）和約翰內斯·伯恩哈特（Johannes Bernhardt）充當了他們的信使。7月24日晚上，他倆在一名西班牙軍官的陪同下來到柏林。外交部冷淡地拒絕了信使的要求，元首副手魯道夫·赫斯卻把消息通報給了正像往常一樣參加拜羅伊特音樂節的希特勒。
西班牙軍事政變的消息7月19日已經傳到了拜羅伊特。「希望他們能狠狠地和赤色分子幹一場」，是戈培爾聽到消息後的第一個反應。接下來的日子，他們試圖得到有關戰爭全局的訊息。希特勒請求16歲的沃爾夫岡·瓦格納（Wolfgang Wagner）把他在學校裡用的地圖拿來，這樣他可以瞭解西屬摩洛哥的首都德土安（Tetuan）究竟在哪裡。不斷傳來的消息表明，叛軍的處境不太妙，共和政府控制著全國的大部分地區。因此德國駐馬德里的大使於7月25日發出警告，西班牙即將爆發內戰，共和軍將會獲得內戰的勝利：它將「保證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國內長期的統治地位，並有誕生西班牙蘇維埃政權的危險」；在外交方面，西班牙將在「意識形態和經濟方面與法蘭西-俄羅斯陣營建立牢固的關係」。7月 25日晚上，看完瓦格納的歌劇《齊格弗裡德》的演出之後，希特勒接見了佛朗哥的特使，經過幾個小時的會談，他同意向他們提供幫助。作為第一項措施，他派出20架Ju 52型運輸機，同時派出6架殲擊機護航並提供高射炮保護。通過德土安-塞維利亞的空中通道，佛朗哥將其麾下的西班牙駐非洲軍團約13 500名士兵運送到了安達盧西亞地區。
希特勒做出決定之前沒有和外交部通氣，他也無視戈林和裡賓特洛甫最初對引起國際糾紛的擔憂。關於他的動機有諸多猜測，看起來戰略因素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兼而有之。1936年6月，社會黨人萊昂·布魯姆（Leon Blum）領導下的法國人民陣線上台，希特勒認為他對「布爾什維克的世界威脅」不斷發出的警告得到了證實。「假如真的出現了西班牙共產主義政權，在法國目前的局勢下，法國將在短時間內布爾什維克化，然後德國將被『包圍』。」他向裡賓特洛甫解釋他做出決定的原因。「德國被夾在東方強大的蘇維埃陣營和西方強有力的法蘭西-西班牙共產主義陣營之間，一旦莫斯科對德國有所圖謀，我們只能束手待斃。」反過來，如果他們幫助佛朗哥取得勝利，西班牙很有可能變成「第三帝國」的盟友，從而對法國形成兩面包抄的合圍之勢。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過共同干涉西班牙內戰拉近與法西斯意大利的關係。此外戈林還有兩個想法：一是西班牙可以成為檢驗他建立的年輕德國空軍的理想試驗場；二是作為四年計劃專員，他想從西班牙獲得鐵礦石和黃鐵礦等重要的戰略物資。
為了將外交上的麻煩降到最低限度，希特勒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一直裝出事不關己的假象。起初德方似乎想讓干涉行動局限在一定時間和物資幫助的範圍內。至少戈培爾在希特勒做出決定後的第二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有限地參與了西班牙內戰。（為佛朗哥）提供了飛機等等。不會引人注目。誰知道究竟為了什麼呢。」但是在接下去的幾個星期，軍事行動逐漸升級。德國人不僅提供了武器、彈藥和其他戰略物資，1936年10月底，在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少將的率領下，後來被稱為禿鷹軍團（Legion Condor）的空軍特遣隊共6500人被派遣到西班牙。1937年4月26日，他們對巴斯克城市格爾尼卡（Guernica）發動空襲，造成1600名平民死亡，900人受傷。德國政府立即否認參與了空襲，但是鐵證如山不容抵賴。格爾尼卡成為現代空襲戰的恐怖象徵，1937年，首次在巴黎世博會西班牙館中展出的巴勃羅·畢加索（Pablo Picasso）的名畫讓世人永遠地記住了它。
幾個星期之後，又發生了一起更加嚴重的事件。5月29日，西班牙共和國軍的飛機轟炸了停泊在伊維薩島錨地的「德國號」裝甲戰艦。23名水手死亡，70人受傷。次日晚上，希特勒把布倫堡、諾伊拉特、雷德爾、戈林和戈培爾召集到總理府。「在元首那裡待到半夜3點」，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錄，「他在房間裡大踏步地來回踱步，氣得咬牙切齒」。最初希特勒在盛怒之下想轟炸瓦倫西亞港作為報復，後來他改了主意，讓同樣被派遣到地中海執行任務的「捨爾上將號」炮轟阿爾梅利亞海港。此次襲擊造成21人死亡、多人受傷，許多房屋被摧毀。「元首對結果非常滿意」，戈培爾6月1日記錄，兩天之後他再次強調，「元首依舊滿腦子裝著阿爾梅利亞港……新帝國第一次展示力量。它對帝國所有的敵人發出了警告。」德國政府以「德國號」遭到襲擊為借口，退出了在倫敦成立的不干涉委員會，反正它已經沒法再拿參加委員會當作騙人的幌子了。6月17日，陣亡的德國號水手在威廉港隆重落葬，希特勒參加了葬禮。
西班牙內戰拖延的時間比納粹領導人預想的時間更長。雖然到1936年底西班牙國民軍幾乎佔領了一半國土，但是在歐洲各國志願者組成的國際縱隊的支援下，共和國軍進行著激烈的抵抗，一再擊退敵軍的進攻。「西班牙戰事沒有取得進展。元首已經不再相信法西斯西班牙了。因為佛朗哥只是一個將軍，他沒有支持他的運動撐腰。他頂多做一個澤克特（譯者註：漢斯·馮·澤克特，德國軍事家，納粹國防軍奠基人）。」戈培爾在1937年7月寫道。也許希特勒對佛朗哥的軍事才能感到失望，但西班牙曠日持久的內戰也正中他的下懷，正是因為它吸引了列強的注意力，德國才在中歐有了更大的政治活動空間。
德國對西班牙的干涉行動拉近了它與意大利的關係，希特勒曾經支持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用兵，從那時起兩國已經開始接近了。「德國與意大利的關係繼續升溫；我有了不祥的預感。」1936年7月底，德國駐羅馬大使烏爾裡希·馮·哈塞爾注意到。兩個大國在秘密會議中商定對佛朗哥提供軍事幫助。意大利多派了80 000人的軍隊，干涉力度遠遠超過德國。哈塞爾還斷言：「兩個隱秘盟國之間的合作是非常緊密的，雖然正是由於其隱秘性而並不簡單。」雙方也加強了外交接觸。墨索里尼對德奧協議表示非常滿意，9月份，帝國部長漢斯·弗蘭克向意大利「領袖」和他的女婿——新任外交部長齊亞諾伯爵（Graf Ciano）傳達了希特勒邀請他們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的誠意。
1936年10月21日，齊亞諾率領一支龐大的代表團來到柏林。訪問的第二天，他在外交人員事先議定的協議上簽了字，按照協議雙方有如下義務：在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進行合作，盡快承認佛朗哥政府，協調兩國在多瑙河流域的利益。10月24日，希特勒在貝格霍夫接見了意大利外交部長。「領袖一直對希特勒懷著由衷的好感」，齊亞諾告訴希特勒，希特勒顯然受寵若驚，他回答說，墨索里尼乃是「世界政治家之翹楚，其他人遠遠比不上他」。他們在貝格霍夫一樓辦公室裡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會談，希特勒積極推動德意聯盟，目的是逼迫英國做出妥協或者共同壓制它。在三四年內，最遲在五年之內，德國將做好戰爭的準備。德意兩國之間沒有任何利益衝突：意大利的未來在地中海地區，而德國將放手向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拓展。會談結束之後，希特勒把他的意大利客人領到大客廳的大窗戶前，從那裡望出去能看到奧地利山區的壯觀景色。他解釋說：「我從這裡能通過望遠鏡看到我的德意志祖國的一部分領土，薩爾茨貝格！」
希特勒向意大利人婉轉地暗示，他決不會放棄對自己的「故鄉」奧地利的野心。但墨索里尼依舊對此次訪問非常滿意，自從陶爾斐斯被害以來這是意大利對德國的首次國事訪問。1936年11月1日，他在米蘭大教堂廣場發表講話，盛讚德國和意大利取得的諒解。他宣佈，「柏林羅馬的垂直線不是壁壘，而是軸心，所有有著合作與和平意願的歐洲國家都能以其為軸心進行活動。」從此，「軸心」一詞進入政治詞彙表。但和平意願是這對新的合作夥伴最不關心的事，它們倒是想聯合起來徹底改變歐洲的現狀。當然，隨著陣營的固化——這邊是西方民主國家，那邊是獨裁的軸心國——墨索里尼越來越依賴於經濟和軍事比本國更強大的德國。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和1928年撰寫的第二本書中已經把與意大利結盟看作外交上的目標。他心目中另外一個理想的合作夥伴是英國。但自從1935年6月簽訂海軍協議以來，德國和英國的關係卻沒有什麼進展，雖然希特勒對冷漠的大不列顛頻送秋波。例如1936年2月初，希特勒在總理府中接見了英國前航空大臣倫敦德裡勳爵（Lord Londonderry），他在兩個小時的談話中坦率地告訴勳爵，他「想和英國建立親密的友好關係」。「在世界大戰中，當我作為普通士兵與英軍作戰時，我時常想到，這實在太瘋狂了，我們居然拿起武器與本來是我們的民族同胞的人打仗。」這樣的事情絕對不應該再次重演，不管兩國有什麼分歧，諸如歸還德國的殖民地等問題。陪同丈夫訪問德國的倫敦德裡夫人後來在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中對希特勒的熱情款待表達感謝：「印象深刻一詞無法形容我的感覺，我是感到驚訝。您和德國讓我聯想到《聖經》中的創世紀歷史。」
但是英國貴族圈裡某些人對希特勒的崇拜之情與英國的官方政策不能混為一談，英國政府始終堅持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原則，並不願意按照德國的願望簽訂雙邊協議，它感興趣的是把「第三帝國」納入集體協議的體系。1936年5月，德國駐倫敦大使館的新聞專員弗裡茨·黑塞（Fritz Hesse）報告說，「歐洲大陸的人認為英國會放棄集體安全和國聯」的想法是錯誤的。但希特勒依舊死抱著他既定的理想外交格局不放。1936年8月，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接替去世的利奧波德·馮·赫施（Leopold von Hoesch）成為新任德國駐倫敦大使，希特勒在送他啟程的路上說：「裡賓特洛甫，給我帶來和英國的同盟！」當然，沒有人比這個虛榮的業餘外交家更不適合完成「元首」的重托了，裡賓特洛甫到任後不久，英國人就送了他一個「惹禍精」的綽號。1936年10月底，他初來乍到後發表了一通演說，毫無外交策略地亮出底牌：「讓德國在東歐放手大幹怎麼樣？反正布爾什維克是必須剷除的世界瘟疫，德國的目標是蘇聯。為了保證在東歐的行動自由，希特勒願意和英國締結任何形式的盟約。」讓希特勒在東歐為所欲為，意味著德意志帝國必將建立起無可爭議的霸權，這是英國政府絕對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早在1936年11月，希特勒已經對英國的態度感到失望了。「元首對英國有諸多抱怨。它執意拒絕我們。英國領導人缺乏直覺。」戈培爾在日記中評論。在這一點上希特勒受到了裡賓特洛甫報告的影響，裡賓特洛甫毫不掩飾他對英國人日益增長的厭惡感。英國的王位風波更強化了他們對英國的惡感，愛德華八世因想娶離婚兩次的美國女人華里絲·辛普森（Wallis Simpson）而招致反對，最後風波以1936年12月愛德華八世退位告終。正如希特勒一再強調的，這位親德君主的退位對他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損失」，「我可以肯定，德國通過他能與英國建立持久的友好關係。有他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對御用建築師阿爾伯特·施佩爾說過。1937年10月，他在上薩爾茨貝格對溫莎公爵和夫人的盛情款待是他看重對方的自然流露。但這個獨裁者還是犯了一個錯誤，他對國王在英國政治體制中的地位缺乏正確的認識，他錯認為愛德華八世真的能改變英國的外交路線。
雖然希特勒還沒有徹底放棄與英國結盟的想法，但是他現在開始尋找替代者了。此時遠東強國日本進入了德國政界的視野。1936年11月25日，德國和日本在柏林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在協議的公開部分，雙方承諾「交換有關共產國際活動的情報，就必要的防禦措施進行磋商並通過緊密的合作貫徹實施」。可以共同邀請第三國「本著此協議的精神采取防禦措施或者參加本協議」。在「秘密的補充協議部分」，德國和日本保證「在任何一方受到蘇聯無端攻擊或者無端的武力威脅的情況下」，另一方採取善意的中立立場。此外「未經雙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可與莫斯科單獨締結「與本協議精神不符」的政治條約。裡賓特洛甫極力慫恿希特勒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並且有意越過了傳統上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德國外交部。1936年10月底，他在上薩爾茨貝格獲得了希特勒的批准。當時恰好在上薩爾茨貝格做客的戈培爾寫道：「他剛與日本簽署了一個條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盟約。它將在三個星期之後發表，到時候整個局勢將會徹底改變。我們的麥子開始成熟了。」但實際上它並沒有產生宣傳部部長所預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柏林和東京並沒有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新的聯合只是一次「猶疑的結盟——兩個迥然不同的兄弟之間的外交吻頰禮，讓他們覺得有在小範圍團結合作的必要」。
1937年，中歐籠罩在虛假的平靜中。希特勒利用這個機會思考下一步的外交行動。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的記錄揭示了——在國內推行「猶太政策」的同時——他怎樣逐漸走向激進的對外政策。1937年1月底，他在總理府的午餐桌邊縱論天下大勢，他說他希望「到發動決戰還能有6年的時間」。然後他立刻又補充說，「如果天賜良機，他也不願意白白錯過」。一個月之後他再次強調，他期待著「5～6年之後爆發大規模的世界衝突」，這句話意指徹底改變歐洲政治格局的遠景，就如同目前的歐洲格局誕生於1648年德國三十年戰爭一樣。「他將在十五年之內取締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開闢宏偉的前景。在未來的鬥爭中，德國或者將取得勝利，或者將不復存在。」勝利或者滅亡——威廉帝國精英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座右銘，其荒謬的行為邏輯也深刻地影響到了這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前二等兵和目前歐洲最有權勢的男人。他的盲目崇拜者戈培爾又一次感到歡欣鼓舞：「他的前景規劃一如既往的偉大而富有獨創性。他以先知的洞察力看待歷史。」
如上文提到的，希特勒長遠的外交計劃與他宏偉的柏林建築規劃密不可分，1937年春季，阿爾伯特·施佩爾被任命為帝國首都建築總監之後，柏林建築計劃已經開始啟動。3月中旬，希特勒和戈培爾做中宵長談，他陶醉地談起自己對未來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的種種構想，同時他提到德國想侵略的頭兩個目標：「他談到了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我們應該把這兩個國家整合為自己的國土，而且我們也能得到它們。」希特勒沒有透露合併這兩個國家的具體時間，但是他明確地表示，鑒於目前已經達到的軍備水平，那一天已經為時不遠了。「元首再次創造了擴充軍備的奇跡」，4月10日戈培爾評論，「現在我們在西線也基本安全了……他通過絕妙的冒險行動創造了奇跡。那時軍方根本就無法理解他，因此這一奇跡越發顯得偉大！」1937年8月初，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希特勒明確地支持《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合作夥伴：「中國軍事力量相當薄弱，日本將壓著中國打。這樣也好，日本對付莫斯科時就沒有後顧之憂了。」獨裁者立刻又把話題轉到他自己的侵略目標，「元首將要清算奧地利問題，然後幹到底。這個國家本不是一個國家。它的人民屬於我們，它也將回到我們中間……捷克也不是一個國家，它終有一天將會被佔領。」
在1937年這一年裡，希特勒愈來愈清晰地看到了納粹德國首要的侵略目標，與此同時他逐漸放棄了與英國在國際事務中合作的理想模式。1937年5月初，勞合·喬治的前私人秘書和後來的英國駐美國大使菲利普·洛錫安勳爵（Philipp Lothian）訪問柏林，他明顯感覺到了氣氛的改變。他匯報說，希特勒和戈林抱怨「最終是英國妨礙了德國獲得在世界上應有的正當地位」。德國領導人捫心自問，為何英國不推行英國政策，反而實行反德國的政策？按照希特勒一廂情願的看法，所謂推行英國政策顯然意味著英國贊同德國劃分全球勢力範圍的主張。1937年5月底，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接替同樣是保守黨政治家的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柏林政府對張伯倫的新政府也沒有寄予多少希望。雖然與前任埃裡克·菲普斯（Eric Phipps）相比，新任英國駐德大使內維爾·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更願意傾聽德國人的意見，但是英國的基本對德政策保持不變。張伯倫採取綏靖政策是為了拖延時間，以便於彌補英國和「第三帝國」在軍備方面的差距。他希望盡可能地維持歐洲和平，通過讓步安撫德國的獨裁者，同時遏制其咄咄逼人的擴張野心。張伯倫也不願意讓納粹德國在東歐肆意妄為，但是他對希特勒的決心估計不足，希特勒根本不想要合理的利益均衡，也不想遵守任何協議。
雖然希特勒在1937年7月初表示「在倫敦一切都還塵埃未定」，但實際上他此時已經放棄了他最心儀的英德結盟的想法。他在總理府的午餐桌邊極其輕蔑地談起「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它的地位已經被削弱了。大英帝國即使不算走下坡路，也已是停滯不前。」戈培爾總結希特勒的發言。從1937年夏季開始，希特勒更加重視柏林-羅馬軸心。「現在他完全寄希望於意大利。也許有點過分了。不要忘記英國。」宣傳部部長提醒說，他感覺路線改變得太突兀了。墨索里尼熱情回應德國人的進一步示好。1937年6月初，在維爾納·馮·布倫堡訪問意大利期間，意大利「領袖」表示他想在秋季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9月4日，外交部新聞處公佈了消息。「墨索里尼即將訪問德國的消息在全球引起了極大的關注。當然了！它是極為重要的事件。」宣傳部部長評論，在接下去的兩周裡他忙著安排這次國事訪問的接待工作。
9月25日，約10點左右，墨索里尼的專列抵達慕尼黑總火車站。希特勒和一大群穿著軍裝的隨從人員已經在此迎候了，只有戈培爾「光禿禿」地站在人群裡。德國總理用雙手緊握客人的手表示歡迎，隨後陪同他來到下榻的卡爾親王宮。過了一會兒，他在附近的私人宅邸接待了墨索里尼，兩人談了約一個小時。翻譯人員保羅·施密特根本無須翻譯，因為墨索里尼又像上次在威尼斯一樣用德語和希特勒交談，因此他有時間觀察兩位獨裁者並把他們進行了一番比較：「希特勒有些萎靡不振地坐在桌邊。當他說話說到激動時，那縷漫畫家們酷愛的發綹從高度適中的額頭垂落下來，突然間給人某種不修邊幅的波西米亞人的感覺……坐在他對面的墨索里尼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類型。他端正地坐著，身板挺直，說話時臀部扭來扭去。他愷撒式的頭顱彷彿是古羅馬人的翻版：寬廣的額頭，寬闊的嘴巴，堅實有力、有稜有角、向前突出的方下巴，彷彿是原汁原味的古羅馬人……在慕尼黑，墨索里尼簡潔清晰的思想表述方式再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從不說一個字的廢話，他的發言可以當場打印下來。有意思的是，兩個人的笑也完全不同。希特勒的笑裡始終含著嘲諷和挖苦的味道，從中透露出早年的失望和壓抑的野心。而墨索里尼則是無憂無慮地放聲大笑，那是一種縱情的笑，顯示出他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
墨索里尼封希特勒為「法西斯民兵組織的名譽下士」，作為回報，下午希特勒回訪時授予墨索里尼飾有國家鷹徽的大鐵十字勳章和納粹金質黨徽。他還親自陪同墨索里尼參觀德國藝術之家的藝術展。德國獨裁者最急於向意大利來訪者展示的是德國現已達到的軍備水平。晚上他們登上專列，去觀看在梅克倫堡舉行的軍事演習。次日他們去參觀克虜伯工廠。「穿越埃森地區的無與倫比的凱旋之旅」，戈培爾寫道，「數十萬人前來歡迎，墨索里尼深受感動。空前熱烈的鼓掌和歡呼。」
9月27日下午，柏林歡迎國賓的盛大儀式令上述的一切黯然失色。進入帝國首都的場面被設計得獨具匠心：當墨索里尼專列快行駛到施潘道地區時，希特勒的專列忽然出現它的旁邊，兩列火車齊頭並進了幾公里，即將開進黑爾街火車站時，希特勒的專列突然加速，於是德國獨裁者第一個進入火車站，站在站台上向他的同事大力揮手致意。「就像童話裡兔子和刺蝟賽跑一樣」。市中心——勃蘭登堡門、巴黎廣場和威廉大街被佈景師巴諾·馮·阿倫特（Benno von Arent）變成了巨大的舞台，「有塔門、有象徵羅馬權威的束棒、有巨大的雄鷹形象、有卍字標誌，還有打成皺褶、團成球和打成藝術結的意大利和德國國旗顏色的彩旗」 。
當晚希特勒在總理府舉辦盛大國宴款待墨索里尼。他在祝酒詞中稱讚「領袖」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天才締造者和新帝國的創建者」。而墨索里尼則稱希特勒為「讓德意志民族重新意識到自身偉大的鬥士」。9月28日，墨索里尼訪問柏林軍械庫，拜謁了腓特烈大帝的墓地，還參觀了波茨坦的駐軍教堂。然後他去參加戈林在紹爾夫海德宮舉辦的宴會。訪問活動的高潮是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和附近五月集會場舉辦的晚間集會，數十萬柏林市民參加了集會。戈培爾致歡迎詞之後，希特勒上台發言，他讚美了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之間牢不可破的友誼。墨索里尼用德語致答詞，因為他的口音太重，觀眾們很難聽懂。還沒等他把話說完，暴風雨已至，傾盆大雨落在奧地利匹克體育館場地上，對於弗蘭索瓦·龐塞特來說，它「預示著即將淹沒歐洲的血雨」。當然這位法國大使時隔多年後才能有此體悟。柏林人的玩笑話少了幾分戲劇性：「既然大家不斷喊著『潑水，潑水』，老天爺無可奈何，只好潑水啦！（譯者註：德語中Deustsche「德國人」類似於Dusche 「淋浴、潑水」的發音）。
圖64：墨索里尼對柏林進行國事訪問，1937年9月27日
9月29日上午，墨索里尼訪問德國的最後一天，希特勒再次和他一起檢閱了國防軍各軍種方隊。墨索里尼非常欣賞走正步，他回國之後在意大利軍隊中推廣了正步，並取名羅馬步（passo romano）。下午，希特勒在萊特車站送別意大利客人。「大家都很嚴肅和傷感」，戈培爾描述戲劇性的一幕，「兩個男子漢走到了一起。火車駛離了車站大廳，墨索里尼還在頻頻揮手致意。」當晚希特勒告訴他的女友維妮弗蕾德·瓦格納，「國事訪問的整個過程讓他非常高興」。深夜，送墨索里尼回國的漢斯·弗蘭克在電話裡告訴希特勒，「領袖」的專列已經在基弗斯費爾登穿越國境線，希特勒鬆了一口氣，他一反常態地宣佈要喝一杯香檳酒，「萬事大吉，一切順利」。墨索里尼也對此次出訪的結果十分滿意，他興奮地對妻子說：「那是個了不起的組織。德意志民族是個非同凡響的民族。以此為後盾，希特勒敢於做任何事情。」
但這次訪問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的成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五天內幾乎沒有討論嚴肅的話題。談到奧地利問題時，意大利人有意避而不答。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只是做出了將來要緊密合作的承諾。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幾個星期之後，它宣佈退出國聯。更重要的是，不同於1934年在威尼斯的會晤，這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私人關係變得親密了 。「謝天謝地，他們這一回也建立起了私交」，戈培爾評論，雖然在後來的歲月裡，希特勒對「領袖」有些失望，但是他始終對墨索里尼懷著異乎尋常的好感。他在元首總部發表獨白時還稱其為「一個偉大的人，一個歷史性的人物」，他在「意大利有何事做不成」！這個很少表露感情的人有一次承認：「他是個強有力的人物，我很喜歡他本人！」
早在政治上崛起的階段，希特勒就一直表現出對自己十有八九將會早逝的擔憂。這也是他急不可待想實現目標的原因。1937年秋季，在修訂政策轉變為擴張政策的階段，時不我待的感覺已經發展成了強迫症。因此10月底他在一次秘密講話中對黨內的宣傳幹部們宣佈：「從個人角度說，我已經時日無多了。」因為「他的家族普遍短命」。在他的有生之年，有必要盡快解決必須解決的問題（生存空間）。希特勒的話暗指受命於天的領袖人物具有獨一無二性：只有他能解決生存空間問題，「以後的世世代代再也沒有那個能力了」。
在時間緊迫感的驅策之下，他向軍隊高層和政府要人宣佈了他前幾個月裡擬訂的外交計劃，在思考的過程中他和戈培爾曾經不斷地交流意見。1937年11月5日下午16:15，希特勒在總理府召開會議，與會者除了國防部部長布倫堡、陸海空三軍司令弗裡奇、雷德爾和戈林之外，外交部長諾伊拉特和國防軍元首副官霍斯巴赫也參加了會議。後者留下了唯一一份關於這次絕密會議的記錄，在紐倫堡審判中它成為證明主要戰犯「陰謀反對和平」的關鍵罪證。這次會議的直接誘因是陸軍、海軍和空軍有關稀缺原料分配額的爭議。尤其海軍上將雷德爾指責戈林無恥地利用四年計劃專員的身份，以犧牲海軍為代價推動空軍的建設。布倫堡與海軍總司令商議後決定，讓希特勒對他們由來已久的爭執做出裁決。
但是希特勒避免——如他通常對待各部門的競爭和親信的職權之爭時一樣——做出決定。他反而借此機會發表了兩個多小時的講話，「向在座的先生們透露了有關德國外交形勢發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的基本思路」。他特別指出，一旦他離世後，他的講話「可以被看作政治遺囑」。希特勒回顧了他在1933年2月3日對軍方的講話中談到的「未來中心任務」：「有著緊密團結的民族核心」的8500萬德國人有權利「擁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因此解決「生存空間危機」成為德國政治家的中心任務。在他否定了作為對外擴張的生存空間政策的幾種替代性方案之後，希特勒總結說：為了保證德國人能養活自己，「必須在歐洲尋找必要的空間，而非按照自由資本主義的觀念去剝削殖民地……原料產地也必須更加便利地緊挨著歐洲的帝國，而非到海外去尋找」。獨裁者明確地告訴其聽眾，「只有突破阻力和敢冒風險才有可能拓展生存空間」。
對於軍方高層領導人來說，關於「佔領更大的生存空間」之必要性的一席講話在實質上沒有什麼新鮮內容，雖然他們可能始終對實施的力度估計不足，可是，希特勒在講話的第二部分談到了他眼中1937年秋季的歐洲政局，這下子大家要注意側耳傾聽了。希特勒頭一次指出，德國「把法國和英國看作可恨的敵人」，「對於這兩個國家來說，盤踞在歐洲的強大德國猶如眼中的芒刺」。希特勒是從他與英國和談努力的失敗中得出的結論。就像之前他對戈培爾表露過的，他對潛在的敵人表示不屑：大英帝國內部已經腐朽，「無法再長久維持強權政治」。法國由於「國內的問題」也被削弱了。但是他明確表示，他現在選擇的「暴力路線」絕非是「沒有風險」的。因此他援引腓特烈大帝的征戰和俾斯麥的「統一戰爭」為先例，他們曾經同樣冒著巨大的風險。
依照先賢事跡的昭示，希特勒也準備冒險一搏。在他提出關鍵性的問題「什麼時候動手？」和「具體怎麼做？」之後，他過渡到了講話的最後一段。獨裁者描繪了三種情況：他把1943—1945年定為動手的最後期限（「第一種情況」），因為「過後局勢會變得對我們不利」，其他強國將會趕上德國在軍備方面的領先地位。此外希特勒還認為「運動及其領導人將變得衰老」，這裡他再次暗示自己有可能早逝。所以「他下定了決心，在他的有生之年，最遲在1943年至1945年解決德國的生存空間問題」。如果法國的社會矛盾發展成「國內的危機」（「第二種情況」），或者法國捲入與他國的戰爭。因而「法國不敢對德國採取『敵對行動』」（「第三種情況」），德國有必要提前動手。在以上三種情況下，戰爭的首要目標都是「打敗奧地利和捷克，剪除未來西進行動中的側翼威脅」。獨裁者亮出了所有的底牌，指出了德國擴張戰爭的頭兩個目標，自從1937年春季以來他的心思一直圍著它們打轉。為了避免軍方要員提出異議，他還指出，英國乃至法國「很有可能已經不聲不響地放棄了捷克，並且能夠容忍……德國有朝一日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英國不參加對德的戰爭，法國也不敢對德宣戰。
除了戰略上的考慮之外，希特勒還從軍事方面進行了闡述：一旦爆發戰爭，捷克和奧地利的合併能讓德國軍隊騰出手「做別的事情」，此外還能再建立12個師。談到德國對西班牙內戰的干涉，希特勒宣稱，他根本不希望佛朗哥迅速獲勝，西班牙內戰曠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並加劇地中海地區的緊張局勢更符合德國的利益，它還可能造成以意大利為一方與以英國、法國為另一方的衝突。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第三種情況）——希特勒稱有可能發生在1938年——德國必須下決心趁機「解決捷克和奧地利問題」。獨裁者準備像以往的週末行動那樣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對捷克的襲擊必須「如閃電一樣迅速」地完成。
接下去是兩個小時的討論，霍斯巴赫只作了非常粗略的記錄，將軍們紛紛提出質疑。雖然他們原則上並不反對兼併奧地利和吞併捷克。即使不認同希特勒基於種族主義思想的「生存空間」理念，但作為深受威廉帝國傳統的強權思維熏陶的人，他們也把德國稱霸中歐看作值得追求的目標。讓他們不安的是，希特勒的急躁冒進可能在歐洲引起新的爭端，進而不可避免地升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弗裡奇和布倫堡一致認為，「不可把英國和法國看作我們的敵人」。弗裡奇斷言，即使法國與意大利發生衝突，它依舊有能力在德國的西線糾集重兵。布倫堡不僅指出，德國的「西部防線」未經充分的擴建，還強調指出「捷克防禦工事的牢固」，它將會給德國的進攻帶來「極大的」麻煩。最後外交部長諾伊拉特還提出異議，意大利—英國—法國的爭端並不像元首認為的那樣將在不久的將來爆發。
霍斯巴赫的記錄沒有提到希特勒對異議的反駁。他只是再次重申，「他堅信英國不會干涉，因此法國也不敢採取戰爭行動」。軍方高層人士的批評意見主要針對這一樂觀的預測。布倫堡雖然疑慮重重，但並沒有直接反對希特勒的想法。他在12月初公佈的《1937年6月24日國防軍統一備戰令》的「增補部分」採納了希特勒一個月之前表達的主要思想，文中說：「當德國在各領域做好戰爭準備之後，進攻捷克斯洛伐克並解決生存空間問題的軍事條件即告成熟，德國有能力在其他國家發動進攻時取得戰爭的勝利。」布倫堡顯然錯認為兼併捷克即意味著解決了德國的生存空間問題，對於希特勒來說，它只是在東歐發動生存空間戰爭的前奏。
雖然布倫堡順從了，但是希特勒依舊能感覺到部分國防軍領導人對他的冒險計劃持保留意見。聽到希特勒的發言之後，受到驚嚇的馮·弗裡奇立即宣佈他將取消嚮往已久的埃及之行，希特勒曾經以「近期不會爆發衝突」為由勸說他去埃及玩幾個星期。雖然我們不能說總理和陸軍統帥在11月25日「終於產生了不可修復的裂痕」，但是雙方的關係明顯冷淡下來。諾伊拉特的態度也讓希特勒感到失望，他提醒諾伊拉特，1936年3月進軍萊茵非軍事區時，外交官們也曾普遍表示擔憂。後來諾伊拉特在紐倫堡法庭上說，1938年1月中旬他曾經警告過希特勒，「他的政策將導致世界大戰」。「他的諸多計劃可以通過和平的途徑實現——也許時間漫長一些」。但獨裁者只是答道，「他沒有時間了」。無論如何——希特勒已經預料到，他認為可以倚重的軍方重要人物和外交部不會毫無保留地支持他。在希特勒看來，繼經濟部長沙赫特被撤職之後，除了裁撤剩餘的保守派盟友之外，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選擇呢？利用一個偶然事件，他對國防軍和外交部上層進行了大改組。
事情是由一樁結婚醜聞引起的。1937年9月，國防部部長馮·布倫堡在柏林動物園散步時結識了瑪格麗特·格魯（Margarethe Gruhn）。年過花甲、已經做了8年鰥夫的陸軍元帥愛上了這個比自己小35歲的女人。但是她出身平凡，想要和她結婚，布倫堡首先要獲得希特勒的許可。1937年12月22日，布倫堡去慕尼黑參加魯登道夫的葬禮，在葬禮的空隙時間他向國防軍最高統帥提出了請求。他稱他的未婚妻是一個女速記員，「平民出身的女孩子」。希特勒和戈林都表示願意做證婚人。他們還向他保證說，國社黨正好提倡消除階級歧視、打破社會偏見。1938年1月12日，兩人舉行了公證婚禮，只有極少數親近的人參加了婚禮。除了希特勒和戈林之外，還有布倫堡前妻留下的五個孩子和新娘的母親。陸海空三軍的總司令弗裡奇、雷德爾等人都沒有被邀請。婚禮過後，新婚夫妻立刻出門度蜜月。報紙上只刊登了短短一行啟示：「國防部部長馮·布倫堡於1月12日星期三與格魯小姐舉行了婚禮。元首和戈林上將是證婚人。」
婚禮過後不久，社會上出現了有關布倫堡新婚妻子以往歷史的流言蜚語。風月場裡的妓女們都在議論：「真是不賴，希望將來我們也能如此走運！」實際上，前幾年瑪格麗特·格魯已經成為柏林風化警察關注的對象。1931年聖誕節她拍攝了一組色情照片，翌年成為官方登記的妓女。1934年12月，一名嫖客控告她偷了他的金錶。柏林警察局局長赫爾道夫自然瞭解她極其不光彩的歷史。1月21日，他向國防部國防軍局局長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將軍遞交了可作為罪證的個人登記卡和警方檔案中的瑪格麗特·格魯照片。因為凱特爾根本不認識布倫堡的新婚妻子，所以他讓赫爾道夫去找戈林，作為證婚人戈林無疑能認出她。「這是一個災難」，據說希特勒手下的第一干將曾經驚呼。
1月24日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住了三天之後返回柏林，戈林在總理府的門廳裡截住了他。兩人立即匆匆趕往希特勒的私人住所，戈林把「格魯的全部檔案」和色情照片交給希特勒過目。希特勒顯然被震驚了，不光因為那些下流照片打擊到了他道學家的一面，還因為他當即意識到，醜聞的揭露將對他的個人聲譽造成嚴重的打擊。他畢竟是婚禮的證婚人，他擔心自己將成為國內外的嘲弄對象，這種擔心並非毫無道理。整整兩天時間，獨裁者閉門不出，所有的談話都在他的私宅裡進行，而且不像通常那樣在餐桌邊。「這些舉動讓總理府的氣氛顯得陰森森的」，副官比洛回憶說，「由於誰都不瞭解實情，所有人都感到壓抑、擔憂和害怕。」
那些天接觸過希特勒的隨從人員一致認為，這次他沒有在演戲，他確實從內心深處被震撼了。除了擔心個人名譽受損之外，他還感覺到——正如他對維德曼承認的——錯信了他曾經非常敬重的國防部部長。「他在屋子裡踱來踱去，一個崩潰的人，雙手背在身後，不停地搖著頭喃喃自語：『如果一個德國陸軍元帥娶一個婊子，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不可能發生！』」1月25日中午，戈培爾來到總理府，他徒勞地試圖讓希特勒高興起來：「緊張的氣氛，因布倫堡而產生的難堪局面，目前還未得到解決。元首非常嚴肅，幾乎稱得上哀傷了。」上午希特勒和霍斯巴赫私下裡談了這件事：布倫堡讓他陷入「最大的窘境」，他在妻子的歷史問題上欺騙了他。他感到非常痛心，「不得不失去一位忠誠的同事」——布倫堡「無法再繼續擔任」國防部部長了。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戈林拿著「格魯的檔案」來國防部找布倫堡，他想勸說布倫堡宣佈他的婚姻無效。有人提出建議，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避免公開的醜聞。但是出乎戈林和希特勒的意料，國防部部長不肯聽從，他對凱特爾解釋說，他對妻子的愛超越一切。戈林已經告訴他，不管他是否與妻子離婚，他都必須辭去原職，這樣一來他更容易做出決定。1月27日上午，希特勒最後一次接見已經換上便服的陸軍元帥。為了讓布倫堡的離職盡量不引人注目，次日他和他的妻子必須離開柏林，以後長時間地住在國外。獨裁者專門撥給他50 000馬克的外匯。
事情至此還沒有了結，因為它無意當中又引起了第二個更嚴重的事件，後來被作為「弗裡奇危機」載入了史冊。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49歲生日的晚上，他在與副官恩格爾的談話中以令人吃驚的坦率披露了1月和2月事件的背景，獨裁者保證說：「如果不是國防部部長對他玩了花招，弗裡奇的事情絕對不會被翻出來。」因為他「對將軍們的信任因布倫堡之事受到了沉重的挫傷」。這番話顯然是符合事實的，它反駁了長期以來研究者們廣泛流傳的錯誤觀點〔經過卡爾-海因茨·揚森（Karl-Heinz Jansen）和弗裡茨·托比亞斯（Fritz Tobias）的深入研究才得以糾正〕：陸軍總司令維爾納·馮·弗裡奇男爵上將是一起蓄謀已久的陰謀的犧牲品。希特勒沒有料到布倫堡會和一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女子結婚，他也不會有意識地立即剷除1937年11月5日對他提出異議的人。但他利用自己一貫的狡猾抓住了機會，從始料未及的局面中獲取利益。正如弗蘭索瓦·龐塞特所言，布倫堡-弗裡奇雙重事件為「那些想研究歷史上不可預料因素之重要性的人」提供了豐富的佐料。
1月24日晚上，由於戈林帶來的有關布倫堡妻子的消息，希特勒還陷於極度沮喪的情緒中，當他思考著該採取什麼對策時，他回想起1936年夏天發生的一件事。那時希姆萊交給他一份警方的案卷，弗裡奇被懷疑在1933年底有同性戀行為，還被一個叫奧托·施密特（Otto Schmidt）的男妓勒索。希特勒惱火地拒絕對此事進行調查，還下令毀掉卷宗。但是現在，當布倫堡的所作所為打擊了他的信任感之後，他開始懷疑那件事也並非空穴來風。無論如何，在他可能任命陸軍最高將領為布倫堡的繼任之前，他必須有十足的把握。於是他下令讓蓋世太保重新建立調查卷宗。事實證明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因為海德裡希並沒有遵照希特勒的指令，他把一部分卷宗收藏在保險箱裡。1月24日至25日的夜裡，弗裡奇的警方檔案已經擺在了希特勒的辦公桌上。
1月25日上午，當希特勒向他的國防軍副官霍斯巴赫透露布倫堡事件時，他也透露了對弗裡奇的指控並要求對方嚴格保密：「（弗裡奇）上將也必須離職，他受到同性戀的指控。我（指希特勒）手裡掌握了案卷，而且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霍斯巴赫被嚇壞了。他只能認為，希特勒想找個借口擺脫讓他覺得不快的陸軍司令。由於堅信弗裡奇的無辜，霍斯巴赫請求親自去問他本人，但是希特勒堅決反對。副官沒有遵照命令，1月25日深夜，他驅車前往本德勒大街弗裡奇的公務宅邸，把希特勒的指控告訴了他本人。「彌天大謊！」弗裡奇喊道。第二天上午，霍斯巴赫把自己違規報信的事情告訴了希特勒。獨裁者似乎「非常平靜地」聽取了他的匯報，在霍斯巴赫看來，當他描述了上將昨晚的反應之後，希特勒似乎還鬆了口氣：「那麼這件事就妥了，弗裡奇可以成為部長。」
希特勒又一次證明了他的表演天分。事實上副官的抗命讓他感到惱怒，他費了很大力氣才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獨裁者根本沒有鬆一口氣的感覺，相反，1月26日，總理府籠罩在可怕的氣氛裡。「羅姆事件以來最嚴重的政府危機」，戈培爾評論，「我心煩意亂，希特勒看上去像一具屍體。我非常同情他。布倫堡的行為讓我無法理解……現在又是弗裡奇違反刑法第175條，他信誓旦旦地保證說，那些不是真的。可是誰又能相信呢？」
不管霍斯巴赫還是弗裡奇都認為，整件事是針對國防軍上層的險惡陰謀。他們懷疑，所謂的原告證人是否真的存在，因此他們要求當面對質。希特勒稍加猶豫之後同意了。晚上弗裡奇來到總理府——為了避人耳目，他穿上了便服——霍斯巴赫迎接並告訴他，原告證人已經到了。此前一天，四個蓋世太保官員驅車前往埃姆斯蘭的博格摩爾刑事犯營，將被關押在那裡的勒索犯奧托·施密特解往柏林。「我一定要親眼看看這頭豬！」弗裡奇說著衝進了一樓的圖書館，希特勒將在那裡主持對話，戈林也在場。
獨裁者開門見山地說，他希望聽到真相。如果弗裡奇真的有同性戀關係，那麼他必須和布倫堡一樣長期外出旅行；否則就沒事了。弗裡奇再次聲稱他是被冤枉的，但是接著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自從弗裡奇從霍斯巴赫那裡聽到對他的指控之後，他一直在思索，到底為何他授人以柄。他回想起，1933年至1934年在執行冬季援助計劃時，他曾經為一個失業的希特勒青年團員提供無償的午飯，那人定期來他的家裡吃飯。在希特勒面前，弗裡奇有些瑣碎地回顧了這段單純的關係，反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懷疑。現在上將可以查閱有關他的警方檔案了，正當他在看檔案時，奧托·施密特被帶進來了。這個敲詐犯喊著：「啊，沒錯是他！」 他聲稱認出了弗裡奇。弗裡奇再三保證從沒見過這個人，還向希特勒發了誓。但現在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情發生了：德國元首寧願相信一個小刑事犯的證詞，也不願意相信德國最高軍事長官的保證！弗裡奇被勒令第二天接受蓋世太保的審訊。「這一處置」令弗裡奇「怒氣衝天」，他離開總理府，1月26日晚上向希特勒遞交了一份正式的病假單：「在我受損的名譽得到恢復之前，我決不會執行任何公務。」
1月27日上午，審訊在蓋世太保總部進行，弗裡奇再次與奧托·施密特當面對質。敲詐犯在嚴厲的盤問之下依然堅持自己的指控，而上將激烈地予以否認。最終雙方各執一詞。「天知道到底誰對誰錯！」戈培爾評論，「但總之這個局面太不像話了。以後還要繼續調查。無論如何弗裡奇必須走人。」宣傳部部長注意到，希特勒「變得沉悶陰鬱」，他取消了1月30日例行的國會講話和預定的內閣會議。1月28日，他粗暴地解除了霍斯巴赫的職務。希特勒不能原諒他違抗自己的命令。
由於蓋世太保也沒有弄清事實真相，希特勒授命司法部部長做一個「弗裡奇事件」的司法鑒定。「見鬼的情況」，戈培爾評價，因為無論專家們持什麼意見——「事情已經不可挽回了」。1月底，法律鑒定書完成了，它是由居特納的個人助理、高級公務員漢斯·馮·多南伊（Hans von Dohnanyi）撰寫的。這份鑒定書對弗裡奇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其結論是「無法有力地反駁對他的指控」。希特勒青年團團員本身無足輕重的故事成為「證明罪行的關鍵」。「孰是孰非的評判」必須被當作「司法裁決的案件」，至少居特納安排了一場正規的軍事法庭審判。希特勒最終對上將的罪行深信不疑：「違法刑法第175條的同性戀者（譯者註：當時德國刑法第175條針對同性戀者）弗裡奇被揭穿了真面目」，他在1月31日宣佈。「雖然事情過去3年了，但是元首堅信它是真的。弗裡奇撒謊了，可是人們通常都會那麼做。一切都無可挽回了。」2月3日，弗裡奇被勒令立即提交辭呈。經歷過前些日子希特勒對他做過的種種事情，陸軍最高統帥很樂於從命：「我無法再與此人共事。」
但是誰能成為布倫堡和弗裡奇的繼任者？第一人選是貪得無厭的戈林，他已經包攬了不少官銜和職務，現在他的手又伸向國防部。可是希特勒斷然拒絕了，「他對空軍一竅不通……」，他曾經對維德曼表示，「我在這方面懂得都比他多！」在1月27日上午布倫堡的告別覲見中，當他被問及誰能頂替他時，布倫堡立即建議希特勒本人領導國防軍。當天中午戈林也向希特勒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比陸軍元帥更進了一步，他提議取消國防部，除了空軍部之外再成立陸軍部和海軍部。「這是最合理的解決方案」，希特勒立即採納了建議，1月27日，他和凱特爾將軍初步討論了國防軍未來的組織結構。
正如戈培爾所言，布倫堡—弗裡奇事件涉及的最敏感的問題是：「怎麼向人民交代？」雖然社會上有一些傳聞，但是消息還沒有洩露出去，連一貫耳聰目明的外國記者也對醜聞一無所知。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希特勒完全不像以往雷厲風行、善作抉擇的「元首」。「根據我的所見所聞來看」，尼古拉斯·馮·比洛回憶說，「我認為希特勒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他顯得猶豫不決，他逐一聽取參謀們的意見，與他們反覆商討。」——這再次清楚地表明，將軍們的倒台並不是蓄謀已久的結果。戈培爾逐漸對希特勒的猶豫不決感到不耐煩了：「可是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總要做點什麼。元首想在本周解決整個事件。也到了該收場的時候了，我們每個人都被折磨得疲憊不堪。」
1月31日，經過長時間的思考之後，希特勒做出了決定：布倫堡和弗裡奇的離職將同時帶來國防軍和外交部上層的大換血，由此可以打消人們對真正起因的諸多猜測。「為了掩蓋整件事情，必須要有一次人事大洗牌。」戈培爾和希特勒在總理府辦公室裡討論了兩個小時，過後他評論說。對於獨裁者來說，這個解決方案有兩大好處：一方面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重新安排軍隊和外交部的職位；另一方面他可以在公眾面前為兩位軍隊高官的離職給出一個貌似合理的解釋。「我希望，人事大改組的真正原因能夠秘而不宣」，宣傳部部長評論。當必須做決定的壓力消失之後，出乎戈培爾的意料，希特勒在午餐桌邊「像換了一個人」：「他盡情說笑，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但希特勒還需要一些時間思考怎麼重新做出人事安排，與參謀們討論具體細節。2月4日晚上，聽眾們被要求守在收音機邊，因為收音機裡將要播出重要新聞。午夜前的一個小時，電台宣讀了德國政府宣佈將要進行人事改組的長篇公告。大多數德國人從次日的報紙上才第一次得到消息，部分報紙發行了特刊，主要的宣傳口徑是：「所有權力高度集中於元首之手。」
如前文所述，希特勒親掌國防軍的最高指揮權。國防部被解散，凱特爾將軍領導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取代了國防部，擁有部長頭銜的凱特爾將軍直接聽命於希特勒。炮兵部隊的瓦爾特·馮·布勞希奇（Walter von Brauchitsch）將軍成為弗裡奇的繼任者，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野心受挫的戈林不得不滿足於陸軍元帥的頭銜。此外以年老者為主的十二名將軍退役，大批指揮官得到提升。在外交部，諾伊拉特不得不把外交部長的職位交給駐倫敦的大使裡賓特洛甫，戈培爾稱裡賓特洛甫為「飯桶」，「據說他當著元首的面也公開地直言不諱地這麼說過」 ，但希特勒不顧戈培爾的反對提拔了他。作為對諾伊拉特的安慰，他得到了「秘密內閣會議」議長的頭銜，它是一個新成立的希特勒顧問委員會，但是從來沒有召開過會議。一些重要的大使職位換了人，哈塞爾（羅馬）、德克森（東京）和巴本（維也納）等人被撤了職。幾個星期之後，自1937年4月起擔任政治部門領導人的恩斯特·馮·魏茨澤克成為新任外交部國務秘書，取代了馮·諾伊拉特的女婿漢斯·格奧爾格·馮·馬肯森（Hans Georg von Mackensen），而後者去羅馬當大使了。瓦爾特·芬克被正式任命為經濟部長，取代1937年11月離職的亞爾馬·沙赫特。
納粹領導人的障眼法起了作用。「國外的報紙做出各種各樣的猜測，他們大多在黑暗中胡亂摸索。但願一直如此。至少這一招奏效了。」戈培爾評論。2月5日早晨，希特勒召集將軍們開會，他向他們解釋了採取措施的原因。他簡要敘述了兩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其間他詳細描述了警方的文件，並宣讀了災難性的司法部鑒定書。聽了他披露的事情，將軍們猶如「挨了當頭一棒」，無人對最高統帥的話提出異議。當晚8點，帝國內閣召開會議——這是最後一次內閣會議了。希特勒說了一個小時的話，按照戈培爾的說法「有時他還帶著哭腔」。我們難以揣測，到底這次他是真的情緒激動，還是如以往常見的那樣在演戲。他詳細地羅列並表彰了布倫堡和弗裡奇在國防軍建設事業中建立的功勳，諾伊拉特甚至覺得「極盡表揚和溢美之詞」，他請求部長們對幕後的醜聞保持沉默：「謝天謝地，人民對此還一無所知，以後也不會相信它。因此請大家務必三緘其口。所有人都必須堅持政府公報的論調，不要讓醜聞傳揚出去。」當天晚上希特勒離開了柏林，經歷了過去兩周的情緒起伏之後，他去上薩爾茨堡休養身體了。
如同三年半之前的「羅姆叛亂」一樣，希特勒不僅成功地一舉擺脫了危局，還鞏固了自己的勢力，這次甚至兵不血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人把2月4日稱為「不流血的6月30日」，並非沒有道理。希特勒曾經聯合國防軍馴服心懷不滿的黨衛軍衝鋒隊，這次他則以直接掌握軍隊最高指揮權的方式征服了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領導人威廉·凱特爾盲目地服從希特勒。而任命裡賓特洛甫為外交部長之舉又讓一個可靠的黨徒佔據了外交部最重要的職位。由此在人事政策的層面上，為外交政策轉向富有侵略性的路線鋪平了道路。
1938年3月10日，在赫爾曼·戈林的主持下，帝國軍事法庭對弗裡奇案件進行了審理。3月18日，案件以宣佈被告完全無罪告終。他和一個叫弗裡奇的退役騎兵上尉被人搞混了，後者也立即承認，他曾經被原告證人勒索過。在戈林的嚴厲盤問下，施密特最終坦白：「是的，我撒謊了！」希特勒沒有立即做出反應。直到3月30日，他才讓人給弗裡奇帶去了親筆信。「我懷著一顆感恩的心」，他裝模作樣地說，似乎已經認可了判決，「加諸於您身上的指控有多麼可怕，我內心因此而產生的痛苦就有多麼深重」。當弗裡奇要求恢復名譽時，希特勒卻沉默了。直到三個月之後，在施特拉爾松附近的巴特舉行的將軍會議上，他才首次承認自己行為失當，但是鑒於最近蘇台德局勢趨於緊張，他拒絕為上將公開平反昭雪。作為某種程度的補償，弗裡奇被任命為他曾經指揮過的炮兵團的團長。1939年9月22日，弗裡奇在華沙城下的波蘭戰役中戰死。布倫堡沒有再回到軍隊。「二戰」期間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巴德維塞，戰後被美軍逮捕，他與他的前戰友們被彼此隔絕地分開關押， 1946年3月，布倫堡死於紐倫堡監獄。
早在希特勒忙於解決布倫堡—弗裡奇危機的階段，他已經把視線投向了下一步的外交行動。「元首想轉移人們對國防軍的注意力，他想讓歐洲疲於應付……」 凱特爾親密的同事阿爾弗雷德·約德爾（Alfred Jodl）於1月31日說。「舒士尼格提不起勇氣，他只會發抖。」1936年7月的德奧協議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讓這個阿爾卑斯共和國與「第三帝國」建立起緊密的聯繫。奧地利總理舒士尼格一再拖延讓「國社黨反對派」成員擔任政府職務的承諾，因而為奧地利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製造了把柄，他們越來越不耐煩地要求分享權力並推動奧地利和德國的合併。赫爾曼·戈林是幕後有力的推手，希特勒的四年計劃專員主要垂涎於奧地利豐富的鐵礦。他謀劃著，吞併這個鄰國可以緩解帝國緊張的原材料和外匯狀況，並為德國在東南歐的擴張搭建橋樑。
1937年1月戈林訪問羅馬時，他在和墨索里尼的會談中提到了德奧合併的問題，如大使哈塞爾所言，墨索里尼表現得「極其冷淡」。4月份，他再次進行了試探，這一次他直截了當地說：「德奧將要合併而且必須合併。這一結果是不可阻擋的。」根據譯員施密特的記錄，「領袖」聞聽此言「一個勁兒地搖頭」。顯然意大利政界還沒做好把奧地利全盤交託給德國的思想準備。如我們所見，在1937年9月底的國事訪問中，墨索里尼始終避而不談這一點。雖然希特勒明確要求他的手下，必須謹慎得體地對待這位國賓，但是戈林還是利用9月28日墨索里尼造訪紹爾夫海德宮的機會，將他引到一幅把奧地利劃入了德國版圖的歐洲地圖前。墨索里尼沒有做出任何反應，戈林錯誤地把它當作了默許。當奧地利外交國務秘書圭多·施密特 （Guido Schmidt）11月來訪時，戈林在卡琳宮向他展示了同樣的一幅地圖。至少到了此時，維也納方面對德國政界的意圖沒有任何懷疑了。對於舒士尼格和他的政府來說，當務之急是通過巧妙的迴避贏得時間。
從希特勒與戈林的談話中可以得知， 自1937年春季起，他已經下決心盡快抓住機會解決「奧地利問題」。從1937年6月開始，總參謀部已經著手進行對奧軍事干涉行動（代號「奧托行動」）的準備工作。11月19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的未來繼任者、掌璽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造訪貝格霍夫，希特勒向他宣佈，「無論如何，奧地利和德國必須建立起更加緊密的關係」。哈利法克斯回答說，英國政府願意就一切有爭議的問題展開討論，但是前提是，不能使用武力。德國的獨裁者明顯被英國人不肯讓他在歐洲大陸自由行事的固執態度惹惱了，「眼前暴躁憤怒的希特勒與兩年前坐在西蒙和艾登面前的從容冷靜、堪稱政治家典範的帝國總理是多麼不同啊。」譯員保羅·施密特注意到，「一個立場中立的觀察者能從他自吹自擂的說話方式得出勢易時移的結論。1937年的希特勒不再像1935年的希特勒一樣謹慎地朝前摸索，他顯然對對手的實力和弱點瞭然於心。」次日希特勒在慕尼黑說，哈利法克斯是「一坨大冰塊」，他「像皮革一樣堅韌」。會談持續了四個小時，可是沒有取得任何成果。但至少希特勒感覺到，倫敦方面不會阻止奧地利問題的和平解決。
1938年初，奧地利國內的局勢變得緊張起來。在搜查奧地利國社黨人的住宅時，奧地利當局發現了一份聲稱要在來年春天用暴力手段解決德奧合併問題的計劃書。該計劃提出，通過挑釁和破壞活動將矛盾激化到沸點，為國防軍的干涉製造借口。2月6日，兩天前被解除了駐維也納大使職務的弗蘭茨·馮·巴本來貝格霍夫最後一次覲見希特勒。他發現希特勒「顯得心不在焉，甚至疲憊不堪」。當巴本告訴他，奧地利總理舒士尼格表達了想和「元首」面談的願望，希特勒的表情才變得生動起來。他當即意識到此中的機會。他請求巴本臨時再擔負起駐維也納大使的職責，替他確定與舒士尼格會晤的具體日期：「我很高興在此地見到他，與他坦率地討論所有的問題。」
會晤的日期定在了2月12日。希特勒從一開始就無心於什麼坦率的討論，他只想進行一場陰險的敲詐勒索。為了產生震懾的效果，他特意把三名高級將領召到貝格霍夫，除了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總長凱特爾之外，瓦爾特·馮·賴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和禿鷹軍團的第一任指揮官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也來了。2月12日上午，巴本在德奧邊界的薩爾茨貝格迎接只有國務秘書圭多·施密特和一名副官陪同的舒士尼格，他陪舒士尼格前往阿爾卑斯山裡的希特勒別墅。獨裁者站在樓梯口「非常有禮貌地」迎接客人，隨即把他引入一樓的書房，兩人私下裡密談。房門關上之後，希特勒立即發起了屢試不爽的咄咄逼人的語言攻勢，將對方逼入死角。奧地利總理在1946年出版的回憶錄《紅白紅安魂曲》中重述了主人憤怒的獨白，其間他本人只能偶爾插幾句嘴。
舒士尼格保證，他的政府「認真」看待1936年7月簽訂的協議，願意「消除現存的困難和誤解」，但希特勒嗤之以鼻。他拋出了一連串的指責：奧地利沒有執行「德意志的政策」，它的整部歷史就是「不間斷的對民族的背叛」，「但是這個歷史性的謬誤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事實上它早就該結束了。我告訴您，舒士尼格先生：我已經下定決心結束這一切」。希特勒提到了「天意」冥冥中賦予他的「歷史使命」，他對此「堅定不移」。「我早就明白自身的使命；我已經走過了一個德國人必須走的最艱難的路程，我已經完成了一個德國人注定要完成的最偉大的事業。」獨裁者公然以軍事干預相威脅：「您不會以為您能抵禦住我的進攻吧？哪怕頂住半個小時？天知道——也許我一夜之間就能像春季的風暴一樣席捲維也納！然後您會嘗到厲害！」希特勒認為，他和意大利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意見分歧」，而英國和法國絕對不會為了奧地利「動一根手指頭」。兩個小時的首次會談以希特勒發出的最後通牒告終：「或者我們討論出一個解決方案，或者讓事態繼續發展…… 我今天下午還有時間。我說什麼，您最好不折不扣地照做。我不是嚇唬您。」
在貝格霍夫餐廳的午餐桌邊，希特勒搖身一變成了一位慇勤的主人。他告訴坐在對面的舒士尼格，他喜歡汽車，還談到了他的建築計劃。他不僅下令在漢堡建造「世界第一橋樑」，還要造「巨大的新摩天辦公樓」：「當美國人踏上德國的土地，他們將會看到，德國的建築比美利堅合眾國更大更好。」14點，希特勒回房休息；而客人們被要求耐心等待下面的會談——希特勒待客時愛用的一招，用疲勞戰術拖垮談判對手。過了幾個小時之後，新任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在巴本的陪同下出現，他展示了一份兩頁紙的打字機打出來的草案，上面列出德方提出的要求：希特勒黨徒們能在奧地利自由行事；任命國社黨人阿圖爾·賽斯-英誇特（Arthur Seys-Inquart）為內政部長；大赦所有被囚禁的國社黨員並且取消對他們的懲處；最後，在外交、經濟和軍事政策等方面與德意志帝國緊密配合。舒士尼格和施密特都被嚇到了，因為與巴本的承諾相反，現在他們的國家主權受到了威脅。最令他們無法接受的一條是：任命賽斯-英誇特為內政部長並讓他藉機掌握警方的大權。
在和希特勒的第二次談判中，舒士尼格強調，根據奧地利憲法，只有總統才有任命部長和頒布特赦令的權力，因此他無法給出最終的承諾。聞聽此言，希特勒猛然打開房門，大聲地對外喊道：「凱特爾將軍！……請他馬上過來！」當舒士尼格立在外面等候時，凱特爾走過來問，「元首」有什麼吩咐。「沒事」，希特勒微笑著說，「我只想讓您站在我身邊。」希特勒玩弄這套卑鄙把戲是為了向舒士尼格證明，對奧地利的武力威脅並非說說而已，他是當真的。他的做法達到了目的。當巴本對草案做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改動之後，舒士尼格在這份協議上簽了字，並且保證在三日之內落實。然後他婉拒了希特勒請他留下吃晚飯的邀請。在回薩爾茨貝格的路上，巴本打破了壓抑的沉默：「瞧，元首就是這樣；現在您自己也體會到了——不過下一次您來的時候，您會覺得和他說話容易多了。元首擁有非常迷人的風度呢。」吃晚飯時，希特勒把他怎麼弄得奧地利總理「無計可施」的事兒當作趣聞說給客人們聽。2月15日，當舒士尼格在規定的期限內滿足了德國的要求並改組了政府之後，他又向戈培爾複述了三天前在貝格霍夫發生的事情，「他對舒士尼格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用大炮相威脅。巴黎和倫敦不會幫他。舒士尼格嚇軟了。一個小政客，三分之一的布呂寧。」
舒士尼格心裡存著希望，至少還能維持剩餘的國家獨立。而對於希特勒來說，《貝希特斯加登條約》的簽訂意味著合併政策最後階段的來臨。2月16日，新上任的奧地利內政部長賽斯-英誇特被召到柏林，接受 「元首」的命令。「現在到了孤注一擲的時刻」，戈培爾寫道，「萬事皆備」。2月20日，希特勒在克羅爾歌劇院諸位國會議員面前發表了他本應在1月30日發表的講話，奧地利電台也首次做了轉播，希特勒將對奧地利問題說些什麼？聽眾們尤其對此感到好奇。希特勒又一次使用了威脅利誘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他控訴所謂超過1000萬的德國人在奧地利和捷克受壓迫的命運：「由於同情祖國或者由於他們與本民族血脈相連、休戚與共、觀念相近，同胞們不斷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一個有民族意識的強國無法長期坐視這一切」。另一方面，他對舒士尼格在共同解決奧地利問題的過程中體現出的「通情達理」和「熱心腸」表示感謝。2月12日，殘酷的勒索行徑被說成是1936年7月協議的自然發展和「對歐洲和平的貢獻」，大概收音機邊只有極少數聽眾意識到了「元首」對公眾的無恥欺騙。
2月26日，希特勒在奧地利的國社黨代表面前說出了他的本意。《貝希特斯加登條約》「涉及的內容廣泛，只要徹底貫徹執行，奧地利問題就能得到自然而然的解決」，「只要有可能，目前他想盡量避免武力解決的方案，因為我們所面臨的外交風險正在逐年減少，而我們的軍事實力逐年增加。」也就是說，獨裁者並不想立即合併奧地利。但是事實的進展比預想中的更快。3月9日，舒士尼格在因斯布魯克宣佈，四天之後他準備舉行一場全民公決，其口號是「為了自由的、德意志的、獨立的、社會的、基督教的和統一的奧地利！」他走出這令人驚訝的一步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與希特勒對抗， 早在2月12日，此人就宣稱大多數奧地利人將在全民公決中明確支持他。但是奧地利總理犯了一個大錯，他臨時匆忙宣佈公投的日期，很容易招致人們對暗箱操作的猜疑。舒士尼格宣佈，只有24歲以上的選民才能參加公投，這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滿，因為國社黨在年輕人中的支持率最高，而那正是舒士尼格不想看到的，他下決心提前加以阻止。「全民公投的炸彈注定要在他本人手中爆炸」，齊亞諾伯爵評價。
維也納傳來的消息讓柏林方面傻眼了。希特勒最初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他讓手下的奧地利專員威廉·開普勒飛往維也納，打聽更詳細的消息。3月9日晚上，正在和德國的報社主編們座談的戈培爾被希特勒召進了總理府，戈林已經先到了，前幾個月他一直扮演著積極推動德奧合併的角色。「舒士尼格在玩弄卑鄙愚蠢的把戲，他想愚弄我們」，宣傳部部長得到了消息。希特勒和他的兩位幕僚還不清楚該怎麼辦。他們討論了兩個辦法：號召奧地利的國社黨員拒絕參加公投，讓全民公投淪為一場滑稽戲；或者，提出富有宣傳效果的口號，宣稱舒士尼格破壞了《貝希特斯加登條約》，以此為借口對奧地利用兵。3月9日到10日的夜裡，他們已經傾向於軍事干涉的方案。戈培爾記錄了做出決策的戲劇性過程：「（我）和元首單獨談到凌晨5點。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了，我們只需做出最後的決定。意大利和英國不會干涉的。也許法國會有動作，但也許不會。現在的風險不像佔領萊茵區那樣大。我們制訂了詳細的計劃。一旦採取行動，它將是迅速而果決的。元首充滿幹勁，鬥志激昂。」
1936年4月，哈利·凱斯勒伯爵在萊茵區被佔領之後曾經分析過，希特勒的成功秘訣在於「憑借直覺快如閃電地掌握情況，並且令人措手不及地當即做出決定」。奧地利合併也遵循了同樣的模式。經過最初的猶豫之後，希特勒意識到舒士尼格又一次為他提供了絕妙的機會，他決不能輕易放過。3月10日，他發佈了開始「奧托行動」的命令：在「其他手段無法達到目的」的情況下，「讓武裝部隊進駐維也納」。在行動過程中要注意，「採取受群眾歡迎的和平進軍方式，不要使用暴力」。當天上午，戈培爾發現希特勒在俯身查看地圖：「他在苦思冥想……3月乃多事之秋，但對於元首來說依舊是幸運的一個月。」午夜時分，宣傳部部長再次被召入總理府，「事情已經決定了：星期六（3月12日）進軍。很快就能直抵維也納……元首將親臨奧地利，戈林和我坐鎮柏林。八天之內，奧地利將屬於我們。」
3月11日早晨，帝國總理府熙來攘往熱鬧非常，「第三帝國」政界和軍界要人以及他們的隨從陸續前來。早晨8點，比平時早得多，希特勒已經和戈培爾坐在一起討論工作，他們共同擬定了將在奧地利散發的傳單，「絕妙的富有煽動性的語言，但是很有意思。」然後獨裁者努力為即將開始的行動提供外交上的保證。他任命意大利國王的女婿菲利普·馮·黑森（Philipp von Hessen）為特使，請他給羅馬的墨索里尼帶去私人書信，信中將「對奧地利的干涉」說成是「國家的自衛行動」，「當閣下看到意大利人民危在旦夕時，您也會認為別無選擇」。裡賓特洛甫的同事萊茵哈特·施皮欽受命飛往倫敦，他將從正在倫敦的德國外交部長口中打聽英國政府可能採取的態度。大約10點鐘，德國發出了對奧地利的第一份哀的美敦書，它提出了推遲全民公決、舒士尼格辭職和任命賽斯-英誇特為他的繼任者等要求，給出的時間期限為到當天17點。下午14:45左右，舒士尼格雖然表示同意推遲全民公決，但是拒絕了讓他本人辭職的要求。
在關鍵的時刻，戈林採取了主動。直到在紐倫堡法庭上他還不無道理地吹噓，他比「元首起的作用更大」，「他甚至無視元首心中的疑慮，推動了事情的發展」。他不斷地和賽斯-英誇特、奧地利專員開普勒和駐維也納大使館代表等人通電話，向他們發佈命令。「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通電話時周圍總有眾多的聽眾。」事後副官比洛還驚訝地說。下午15:45賽斯-英誇特匯報，舒士尼格去見奧地利總統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他將向總統遞交辭呈。隨後德國對奧地利發出了第二份哀的美敦書：至19:30之前必須成立以賽斯-英誇特為首的新內閣，但是米克拉斯拒絕任命賽斯-英誇特，即使駐維也納的德國大使館武官穆夫中將秉承戈林的旨意向他轉達了信息：如果米克拉斯拒不讓步，業已駐紮在德奧邊境的德國軍隊將長驅直入進軍奧地利，他依舊表示拒絕。
晚上20點左右，舒士尼格再次通過電台向奧地利人民發佈了消息，他解釋了自己辭職的原因：他向武力屈服了；當德國國防軍進軍奧地利時，奧地利軍隊將奉命不作任何抵抗。過了一會兒，賽斯-英誇特坐到麥克風前，他宣佈他還將繼續擔任負責治安的內政部長。雖然奧地利的納粹分子已經做好了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的準備，但是當晚20:45希特勒還是下令讓國防軍次日進軍奧地利。片刻之後，戈林通過電話向開普勒口授了賽斯-英誇特將要發給柏林的電報內容：它包括「臨時奧地利政府」向德國政府提出的在「重建奧地利和平和秩序」方面予以協助並「盡快」派遣軍隊的請求。因為賽斯-英誇特還在抗辯，開普勒親自把偽造的求助信發了出去。「這樣我們就有了合法的證明。」戈培爾評論。深夜，菲利普·馮·黑森親王從羅馬發來令人安心的好消息，墨索里尼「非常友好地接受了整件事」。「那麼請您告訴墨索里尼，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恩德……銘記在心，永不遺忘，無論如何都不會忘記。」顯然鬆了口氣的德國元首回答說。密使施皮欽從倫敦帶來了裡賓特洛甫方面的消息，它也清楚地表明，英國人將採取容忍的態度。午夜時分，米克拉斯放棄了抵抗，任命賽斯-英誇特為奧地利總理，其實這已經無關大局了。
3月12日早晨5:30，德國軍隊開進了奧地利。德軍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相反——士兵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中午12點，戈培爾在電台裡宣讀了「元首」的公告，公告稱：貝希特斯加登條約遭到破壞是此次武力干涉行動的原因。「受到在維也納新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政府的召喚」，國防軍「將成為讓奧地利人民在最短的時間內有機會舉行真正的全民公投並自行決定其未來及命運的保障者」。早晨希特勒飛往慕尼黑，奔馳車隊已經等候在歐伯維森菲爾德機場。16點左右，車隊經過德奧邊境的布勞瑙——希特勒的出生地。到林茨120公里的路程他們花了將近4個小時，因為車隊只能在熱情歡迎的人群中艱難地開闢道路。希特勒到達林茨時，天已經黑了。有少數人懷著五味雜陳的心情注視著希特勒的到來，其中包括66歲的醫生愛德華·布洛赫。「我以前經常為他看病的體質虛弱的男孩，現在站在車子裡，我已經有30年沒見過他了……」流亡美國之後，1941年布洛赫醫生在紐約接受採訪時說，「他微笑著，揮著手，向擠在街道上向他行抬手禮的群眾們致意，然後，有那麼一瞬間，他抬頭朝上看，看我家的窗戶。我懷疑他是否看見了我，但是顯然他思忖了一會兒。那個高尚的猶太人就住在這裡，那個曾經診斷出他的母親患有致命癌症的醫生……只是轉瞬之間的事情。」
希特勒在市政廳的陽台上發表了簡短的演說，其間不斷被暴風雨般的掌聲打斷，他提到「把他從這座小城引向帝國元首寶座的天意」，上天賦予的使命就是讓他現在「把珍貴的故鄉交還給德意志帝國」。當晚，他與隨從們下榻於多瑙河畔的魏因青格賓館。群眾們站在賓館窗前，直到深夜還不肯離去，希特勒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出來和大家見面，最後還是警衛人員敦促眾人散去。起初希特勒並不想立即完成德奧的合併，但是受到沿途所見的影響，他於3月12日夜裡做出決定，「不能半途而廢」，而要一鼓作氣做到底。國務秘書施圖卡爾特被召到了林茨，制定相關的法律規定。當法學家們忙著起草文件時，希特勒去了累翁丁，在父母的墓碑前敬獻了鮮花。晚上他在《奧地利和德國重新統一法》上簽了字，這部法律的第一條直截了當地宣佈：「奧地利是德意志帝國的國家」，第二條宣佈將於4月10日舉行「自由的、無記名投票的、20歲以上男女公民均可參與的全民公決」。
3月14日上午，希特勒啟程前往維也納——二十五年前，他作為一個籍籍無名的、對自身和個人前程感到茫然的「畫家」離開了這座城市。現在這座城市以盛大的歡迎儀式迎接他。中午，當他從申布倫進入奧地利的首都時，所有教堂的鍾都鳴響了。據希特勒的副官說，住在維也納期間他始終「容光煥發」，人們可以想像，希特勒是何等的志得意滿。他下榻於環路邊的帝國酒店，林茨城的瘋狂場面又在維也納重演了。次日上午，數十萬群眾在霍夫堡宮前面的英雄廣場舉行了「慶祝解放群眾大會」。希特勒在霍夫堡宮的陽台上發表了他所謂的「生平最偉大的凱旋演說」：「作為德意志民族的元首和總理，我謹向歷史宣告我的故鄉從此併入了德意志帝國。」在歡慶統一的全城狂歡中，針對維也納猶太市民的排猶暴力活動也在四處蔓延，可是卻被大背景吞沒了。這是德奧合併的陰暗面，它已經為未來的一切籠上了陰影。
下午，希特勒站在「英雄廣場」的烈士紀念碑前檢閱了軍隊，在此之前，他先去了維也納中央墓地，替於1931年9月自殺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掃墓。據尼古拉斯·馮·比洛說，希特勒獨自一人前往墓地，在格莉的墓碑前佇立了很久。閱兵式結束之後，希特勒在帝國酒店接見維也納紅衣大主教特奧多爾·因尼策爾（Theodor Innitzer）。獨裁者對紅衣主教深鞠一躬——有意做出來的姿態，絲毫不能說明他的真實心態——紅衣主教向希特勒行了抬手禮，並且向他保證奧地利的天主教會將大力協助「元首」的德意志建設事業。大約17日左右，希特勒飛回慕尼黑，次日，當他返回柏林時，迎接他的同樣是盛大的歡迎儀式，正如向來不吝溢美之詞的宣傳部部長所言：「場面空前壯觀」。「夾道歡迎的人群多得望不到頭……歡呼聲幾乎震碎了耳膜，那聲音連續幾個小時縈繞在人們的耳邊。這是一座歌唱和歡呼的城市！」
由於新近取得的外交勝利，希特勒的個人威望達到了頂點。社會各個階層都對他十分崇拜。尤其在瓦格納的家中，全家人掀起了希特勒崇拜的狂潮。「元首的業績是獨一無二、無與倫比的，我們多麼幸運，與他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維妮弗蕾德·瓦格納的女助理莉澤洛特·施密特歡欣鼓舞地寫道。他不僅「是一位政治家……還是上天意志的執行者，一位最終讓所有人折服的天才」。3月14日，已被任命為外交部國務秘書的恩斯特·馮·魏茨澤克與裡賓特洛甫一起去了維也納，對於他來說，這一天是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日子」。他尤其欽佩希特勒「迅速把握機會的能力」。始終與納粹政權保持距離的德國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格爾哈德·裡特爾也有同樣的感受，「我無比崇拜幕後策劃這一切的行動者的才華。老實說，這是我生平頭一次無比地崇拜一個人！」他在1938年4月寫給家兄的信中說。
圖65：希特勒從維也納霍夫堡宮的陽台上向聚集在英雄廣場上的群眾發表演說，1938年3月15日
對於漢堡的女教師路易斯·佐爾米茨來說，德奧統一意味著她的一個「德意志舊夢」的實現，「它是由一個無所畏懼、不願妥協、不畏任何艱難險阻的男人完成的」，她在日記中寫道，雖然由於她與一個猶太人結了婚，成了政府眼中的褻瀆民族者。「當人們因被視為罪人和不體面的人而被民族共同體排斥時，他們應該自我反思。」作為猶太人平日裡備受歧視的佈雷斯勞中學教師威利·科恩也同樣的心情矛盾， 「人們無法對這個重大的事件無動於衷」，3月13日他寫道，次日他又再次強調：「我必須表示欽佩，完成這一切需要何等的毅力！也許現在我們猶太人不應該分享德意志民族崛起的驕傲，可我確實感同身受。」而與他同病相憐的德累斯頓的維克多·克倫佩雷爾卻屬於少數沒有感受到統一狂喜的人：「奧地利合併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德國在內政外交方面實力猛增，英法無助地戰慄著，如此等等。我們不會看到第三帝國的末日。」3月份在美國做巡迴演講的托馬斯·曼也無法做到對民族的盛事無動於衷：「那個怪物今天在維也納發表演說，他巧言令色地試圖安撫大眾。」但是這位作家誤判了西方列強的反應：「至少歐洲不像表面上那樣令人失望的麻木不仁。這個令人作嘔的惡作劇引起的後果難以預測，聲勢浩大的行動必將帶來深刻的教訓。」但事實上英法政府只是做了口頭上的抗議。
根據社會民主黨海外流亡組織線人的報告，起初老百姓普遍擔心將會再次爆發戰爭。因此3月12日上午在慕尼黑出現了恐慌的搶購風潮。「商店前面排起了長龍，麵包店因為被搶購一空而被迫提前打烊。」事實證明西歐強國不準備進行干涉，電台裡播出了希特勒在林茨和維也納受到熱烈歡迎的特別報道，群眾的情緒徹底轉變了。「現在到處可以看到這次成功帶來的巨大熱情與歡樂，歡呼聲幾乎沒有停歇過。」一份來自薩克森的報道稱。「連以往對希特勒持冷淡和否定態度的人現在也著迷地承認，希特勒是個偉大而聰明的政治家，在他的領導之下，德國走出了1918年的失敗境地，重新成為有尊嚴的強國。」一向不接受納粹宣傳的信仰堅定的老社會民主黨員則陷入了灰心喪氣的失敗情緒，「希特勒徹底成功了，他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了，因為大家都支持他。國內政治中的欺詐在外交上同樣行之有效，在這個領域希特勒也找到了他的胡根堡。」一位觀察家如是描述當時普法爾茨的社會民主黨黨內的情緒。
完成了這次生平最成功的政變之後，連續好幾天，希特勒心情愉悅。3月18日晚上，他在克羅爾歌劇院做了一個回顧導致德奧合併的相關事件的報告。在報告結尾處，他宣佈將解散國會，同時宣佈將在4月10日舉行公民投票，選舉「德意志帝國的新代表」。幾天之後，他來到拜羅伊特做私人拜訪。「從2點到6點，我和他在愜意的氣氛中單獨相處——太美好了，因為在我面前他可以敞開心扉，談及他在布勞瑙和林茨的切身體會。」維妮弗蕾德·瓦格納在給女友的信中陶醉地寫道。瓦格納家中的常客詳詳細細地描述了所有細節，「一切發生得快如閃電」，連他本人都感到「非常驚訝」。希特勒看上去氣色很好、容光煥發，維妮弗蕾德對此感到很高興：「成功的喜悅令他身心舒暢。」
3月25日，希特勒在哥尼斯堡開始了競選宣傳活動。他大約不會預感到，這是他生平最後一次競選。他再次安排了辛苦的競選活動日程表。哥尼斯堡之後，他去了萊比錫、柏林、漢堡、科隆、法蘭克福、斯圖加特和慕尼黑。4月3日到9日，他在奧地利的城市繼續他的宣傳之旅，從格拉茨、克拉根福、因斯布魯克、薩爾茨貝格、林茨到最後一站維也納。最後他精疲力竭，由於過度使用聲帶而變得聲音沙啞，他的私人醫生莫雷爾不得不為他進行緊急治療。希特勒估計會有80%的奧地利人投贊成票，因此4月10日投票結果出來之後，他本人也倍感驚訝：99.75%的人讚成德奧合併——支持率甚至高於「老帝國」（德國為99.08%）。「全民族的盛大節日。德國用選票征服了一個國家。」戈培爾評論。當然並非所有投贊成票的人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許多人僅僅出於樂觀主義或者由於害怕而勾選了政府想要的選擇項——「沒有人相信投票真的能保密，大家都嚇得瑟瑟發抖。」維克多·克倫佩雷爾評論。但是不可否認，希特勒的個人威望再次大大提高了。希特勒政權的民意支持率也許在1938年春季達到了最高點。
德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也進一步增強。現在奧地利的鐵礦可以盡情地為德國的軍工業所用。在林茨附近建立了一系列大型的煉鋼廠——赫爾曼·戈林國家工廠。德國的黃金和外匯儲備高達14億馬克，奧地利的失業大軍——其中包括許多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顯著緩解了德國勞動力緊缺的困境。奧地利軍隊加入之後，國防軍一下子增添了1600名軍官和60 000名士兵。同時德國的戰略形勢也得到了改善，如今德奧對捷克形成了合圍之勢。
僅僅兩個月之前，希特勒還在絞盡腦汁想著怎麼不失體面地擺脫布倫堡—弗裡奇醜聞，現在他卻沉浸於民眾的歌功頌德中。他再次成功地利用外交行動緩解了國內的危局，他本人貌似從不出錯的直覺再次向他指明了採取行動的適當時機。進軍奧地利之後，整整四個星期，希特勒所到之處，群眾像歡迎神一樣歡呼著迎接他，那些場面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怪乎向來自視甚高的他從此飄飄然了。他在演講中越來越頻繁地提到選擇他作為工具的「天意」，佔領萊茵區的冒險行動成功之後，他的天命意識已有了顯著增強，現在更增添了狂妄的色彩。尼古拉斯·馮·比洛在回憶錄中承認，他在1938年春季也是「感到無比興奮的人」之一，但是希特勒不斷在小圈子裡大談特談自己將要完成的歷史使命，這也令他心裡有了想法。「不管是現在還是不久的將來」，「除了他之外，沒有人能完成德意志民族既定的目標」。希特勒明確地指出了，下一個目標是哪個國家。
「人們普遍認為，現在輪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的情報員向駐布拉格的流亡黨委報告。確實，兼併奧地利後不久，希特勒已經鎖定了對外擴張的下一個目標。「首先輪到捷克……要當機立斷地盡快抓住機會。」3月19日晚上他告訴戈培爾。3月28日，他在柏林接見了蘇台德德意志黨領導人康拉德·亨萊因（Konrad Henlein），並且把自己「不久後將解決捷克問題」的決定告訴了他。他還制訂了實現目標的戰術路線：蘇台德德意志黨人必須「不斷提出不會得到滿足的要求」。
蘇台德地區共有350萬德意志族人，除斯洛文尼亞人、匈牙利人和波蘭人之外，他們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境內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建立的國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等少數幾個國家能在經歷過艱難的戰後時期和世界經濟危機後依舊保持著民主體制。雖然蘇台德德意志人享有充分的公民權，但他們依然感到在許多方面受到了歧視。大蕭條造成的失業潮對他們影響最大。抗議者聚集在康拉德·亨萊因於1933年建立的蘇台德家鄉陣線（1935年更名為蘇台德德意志黨）的旗下，提出了改善經濟條件和地區自治的要求。在1935年5月的大選中，該黨成為全國的最大黨派。希望蘇台德地區盡快與德國合併的政治勢力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亨萊因在1937年11月19日寫給希特勒的信中說：「德意志人與捷克人之間無法取得諒解，蘇台德德意志人問題的解決只能寄希望於德國。」德奧合併之後，蘇台德德意志人中間興起了「回歸帝國」的口號，希特勒把它當作摧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引爆器。此時，他在維也納時期業已形成的對捷克人的舊恨又湧上心頭，他在和戈培爾談話時把他們形容成「性情粗魯、愛撒謊、阿諛諂媚的人」。
4月21日，希特勒和凱特爾將軍討論了進軍捷克行動（代號為「綠色方案」）的前期軍事準備工作，他說不想「沒有任何理由地貿然發動襲擊」。軍事行動之前應該「有一段時間的外交糾紛」，「矛盾愈演愈烈，終於發展到戰爭」。至少在「發動閃電戰之前，必須有作為導火索的某個事件」。怎麼策劃這個事件，4月24日，蘇台德德意志黨在卡爾斯巴德通過的計劃書裡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計劃書還提出承認蘇台德德意志民族的「法人資格」和「徹底的自治權」的要求，要求賠償1918年之後他們蒙受的經濟損失，要求享有「認同德意志民族和皈依德意志民族信仰即國家社會主義的完全自由」。秉承希特勒的旨意，亨萊因獅子大開口地提出了捷克政府無法答應的種種要求。這一舉措讓局勢驟然緊張起來，圍繞著捷克命運的攻心戰拉開了序幕。
在危機升級之前，希特勒先按照約定對意大利做了回訪，會見了墨索里尼。5月2日下午，三列特別列車在柏林安哈爾特火車站準備出發，車上載著代表團全體成員——約有500人，其中包括半個政府的官員，納粹黨的高級幹部，外交官和記者們。隨從人員中還有納粹高官的夫人們。愛娃·布勞恩在慕尼黑悄然地登上專列，在途中她始終與貝格霍夫社交圈裡的熟人們如勃蘭特夫婦、莫雷爾夫婦以及戈德斯貝格酒店店主德雷森的夫人等待在一起，而與官方代表團保持著距離。她在七天的國事訪問中有沒有和希特勒說過話都是個問題。5月3日晚上，代表團的專列到達羅馬。意大利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Viktor Emanuel III）、墨索里尼和外交部長齊亞諾前來迎接。意大利人竭力想超越去年秋季墨索里尼訪德時德國人擺出的排場。四匹大馬車等候在火車站外，在數千名羅馬市民的歡呼聲中，它們載著客人穿過裝飾得流光溢彩、燈火輝煌的都市，駛向客人們下榻的地方。
希特勒沒有在墨索里尼的陪伴下進入永恆之城，他不得不登上國王的馬車。因為作為意大利國家元首的維克托·伊曼紐爾國王才是官方名義上的東道主。也正因為如此，德國獨裁者和他貼身隨從們住進了意大利國王居住的奎裡納爾宮，而代表團大部分人只能住進當地排名第一的大酒店。愛娃·布勞恩與其他人分開，單獨住進了埃克塞斯爾酒店。按照外交禮儀，身材矮小的意大利國王而非墨索里尼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對此不太滿意。僵化的宮廷禮儀也從第一天開始就讓他難以忍受。他明顯感覺到，宮廷貴族們只是把他看作一個暴發戶，他們對待他的態度裡流露出傲慢驕矜，刺傷了他最敏感的一面——內心的自卑感。「這幫宮廷佞臣們！該槍斃了他們！他們讓人噁心。瞧，他們把我們當成暴發戶一樣看待！豈有此理，令人生氣。」氣惱的戈培爾替他的主子發出了聲音。
當希特勒發現，自己手下的人遭到傲慢的對待，墨索里尼受到有失身份的冷落，他的火氣越來越大。5月4日晚上，維克托·伊曼紐爾在奎裡納爾宮舉辦國宴，希特勒在宴會上勉強忍耐才沒有當場發作。他被安排坐在王后的左邊，副官維德曼注意到：「兩個人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但是晚宴之後希特勒還是發火了：「太可怕了，王室居然如此對待領袖那樣的偉人。你們看到嗎？他坐在王室餐桌的下首，比最年輕的公主的位次還低。」意大利人自然也想向德國客人們展示他們在軍備上的進步。5月5日，希特勒、墨索里尼、意大利國王和王儲在那不勒斯登上了「加富爾號」戰艦，觀看海軍的軍事演習。100艘潛艇的軍事演習尤其引人注目，它們同時潛下海底，過了一會兒，又像接到了秘密的指令一樣同時浮出海面。
希特勒依舊憋著一肚子火，當晚終於對著裡賓特洛甫和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維柯·馮·比洛-施萬特 （Vicco von Bulow-Schwante）發洩出來，起因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歌劇《阿依達》演出之後，希特勒應該和國王一起去檢閱軍隊，看歌劇時希特勒穿著他不喜歡的燕尾服，閱兵式之前他當然要換上制服了。按照精細的日程表，換衣服的時間有20分鐘。但是國王的副官突然出現了，他宣佈時間緊迫，他們必須馬上出發。於是希特勒被迫拖著飄飄擺擺的燕尾服下擺與制服筆挺、趾高氣揚的意大利國王並肩而行，從閱兵隊列前走過。「無比滑稽的場面」，弗裡茨·維德曼形容，「德國元首兼帝國總理看上去像個瘋狂的侍應生，當人們看出來他自己也感覺到場面的滑稽可笑時，喜劇效果就更強了。」希特勒心裡氣得要命，回羅馬的途中他把裡賓特洛甫狠狠地臭罵了一頓，後者除了把禮賓司司長立即撤職之外也別無他法。
5月6日上午，在羅馬舉行的閱兵式上，意大利軍隊演示了模仿德軍正步的羅馬步（passo romano）。希特勒在閱兵式上再次看到了讓他生氣的事情：只有意大利王室成員和德國國賓在主席台上有座位，墨索里尼必須站著。「我氣到差點當眾鬧出外交醜聞的程度」，後來希特勒對他的秘書克裡斯塔·施羅德說。下午羅馬總督科隆納親王在卡皮托舉辦招待會，來了幾百名客人，王室成員悉數到場。希特勒必須承擔一項令他不快的義務：他必須挽著王后的手臂，從一排排客人面前走過，跳開場的波洛涅茲舞曲。一些人跪下了，還有一些人拉起王后的裙邊親吻。「當希特勒看到這些」，鮑爾注意到，「他的臉脹成了紫紅色。他拽著王后往前走，以最快的速度走過長長的隊列。看他的樣子，我們覺得他受到了打擊。」當晚，獨裁者抱怨說人們就像「觀賞珍稀動物一樣」看他。他無法適應「宮廷禮儀」。
希特勒的激烈反應讓人聯想起20年代早期他在慕尼黑沙龍裡的表現，慕尼黑的上流社會同樣把這個野心勃勃的啤酒館宣傳家當作奇異的生物來看待，希特勒借怪異的舉止掩飾自己在陌生環境中的不安全感。成為總理之後，他在社交方面有了長進，接待客人和與職業外交家交談時最初的侷促不安逐漸消失了，隨著不斷取得成功，他的自信心也在逐漸增長。希特勒在羅馬的宮廷環境中感到不適，不僅因為他覺察到別人暗中對他抱著反感，也由於他不知道怎麼在上流社會裡應付自如，他缺少能讓其以莊重優美的風度應付陌生環境的行為指南。他的聲望在本國如日中天，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受到空前絕後的神化，可是他在意大利的表現證明他還生活在怕出醜的恐懼中。狂妄自大的外在形象只是內心深藏的自卑感刻意外化出的表象。
只有當身邊沒有國王和王室人員的干擾，墨索里尼能夠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時，希特勒的惱怒情緒才會消失。他們一起去看羅馬的大型奧古斯都展覽，5月7日晚上，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宮舉辦晚宴款待客人。席間他們重申了兩個民族之間惺惺相惜的感情和堅定不移的友誼。希特勒聲明，他把「兩國之間的阿爾卑斯自然屏障視為不可侵犯的」，也就是說，他決不會對南蒂羅爾有任何非分之想。5月9日，意大利之行即將結束的時候，兩位獨裁者前往佛羅倫薩，他們下榻於皮蒂宮，還參觀了烏菲齊美術館。在元首總部發表獨白時希特勒還陶醉地提起羅馬和佛羅倫薩的「魅力」以及托斯卡納和翁布裡亞的美景：「我只希望能以一個無名畫家的身份在意大利漫遊！」午夜時分，墨索里尼將希特勒送到火車站，他在分手時說：「現在再沒有力量能將我們分開。」
裡賓特洛甫在發往德國駐外大使館的通告中聲稱，希特勒對意大利的訪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柏林-羅馬軸心被證明是「我國未來政策堅實可靠的支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間的友誼「進一步加深了」。雖然由於活動日程表排得太滿，雙方沒有時間討論嚴肅的政治話題，但是德國方面從意大利盟友的話中聽出，意大利無意阻攔德國對捷克採取的行動。「墨索里尼不關心我們對捷克的圖謀。他會做好充分的軍事準備，旁觀我們在那裡的行動。」國務秘書馮·魏茨澤克篤定地說。
希特勒心中留下了對羅馬社交界和意大利貴族的深深鄙視：「他從未看到那麼多不男不女的人、鸚鵡學舌者和古怪的老女人聚在一起……」他在總理府的小圈子裡曾經說過，「他走過了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路，也就是說」，他和「蠢得要死」的王后，「那個來自黑山的女盜羊賊」（譯者註：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的妻子海倫娜是黑山公主），「一起跳著波洛涅茲舞穿過卡皮托的房間」。「女人們對他衝過來，差點用眼鏡戳瞎了他的眼睛。他必須全力支持墨索里尼與腐敗的上流社會做鬥爭。」希特勒一再表示，幸好他沒聽別人「勸說他在德國復辟帝制」的話，他還特別表揚了「正直的老社會民主黨人」，因為他們在1918年清理了那幫「帝國權貴」；他還建議提高他們的退休金。
從意大利回來之後，希特勒只在柏林待了一天。5月11日他飛往慕尼黑，接下去的兩個星期他在上薩爾茨貝格休養。在此期間，外界的宣傳助長了反捷克的情緒。蘇台德德意志人居住區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了。德國在邊境上集結軍隊的傳聞讓捷克政府感到不安，5月20日，捷克政府下令局部調動軍隊。隨後法國政府重申自己的承諾，一旦德國入侵捷克，法國將支持捷克，英國政府也對德國發出嚴重警告，英國在此情況下不會袖手旁觀。德國方面不得不做出安撫性的保證，他們絕沒有入侵鄰國的意圖。
但5月20日至21日的「週末危機」無法真正地緩解矛盾。當倫敦和巴黎方面確認，德國並沒有侵略的意圖，捷克政府沒有必要擴大事態，他們轉而將矛頭對準了布拉格。外國報紙渲染的所謂德國退縮了、德國在外交上失敗了的論調也令希特勒十分氣惱。5月危機不但沒有促使他走謹慎的路線，反而堅定了他侵略的野心。5月26日，希特勒回到了柏林。5月28日上午戈培爾拜訪了他，後來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在醞釀著新的決策。有時這需要很長的時間。但一旦等他做出決定，他就會貫徹執行。」下午之前，獨裁者做出了決定。他在總理府的冬園對被召集在一起的軍方高級將領和外交部領導人說：「將捷克從地圖上抹去是我不可動搖的意志。」雖然西歐列強做出了種種威脅的姿態，但他估計它們不會干涉。英國需要擴充軍備的時間，沒有英國人的參與，法國人不會單獨行動，意大利不關心此事。他們有將衝突控制在局部的大好機會。
在5月30日做出的「綠色方案」新指示中，希特勒直接發號施令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通過軍事行動徹底摧毀捷克，這是我不可改變的決定。等待並抓住政治和軍事上的適當時機是政治家的任務。」國防軍得到「立即」開始備戰的命令；到10月1日戰前準備工作必須完成。正如6月18日一個補充性指令所言，從這一刻起，希特勒「等著抓住實現目標的良機」。
將軍們在5月28日的會議上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連在座的陸軍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也保持沉默。副官馮·比洛證實，貝克「在會議上一直板著臉」。但是5月和6月間，貝克在呈交陸軍統帥布勞希奇將軍的一系列備忘錄中表達了自己的疑慮。雖然像大多數軍隊將領一樣，他贊成對外擴張的大國政策。他支持德奧合併，從原則上說他也不反對滅亡捷克。讓他憂慮的是，希特勒的做法可能招致西方列強的干預。他認為，德國還沒有做好打一場由此引起的不可避免的長期戰爭的充分準備。
希特勒通過布勞希奇瞭解了貝克的疑慮，他對這位參謀長表達出十足的鄙視：他是一個「堅信國防軍應該保持在10萬人的軍官，在他的眼裡掛車轉盤比戰壕還重要」。他一點都不討厭貝克本人，但是「當前他不能任用一個沒有信念的人，因此貝克在台上的日子屈指可數了」。貝克在軍隊高層和同事中也沒有獲得多少支持。6月下半月德軍參謀部搞的模擬戰爭顯示，德軍只需數日即能佔領捷克，把軍隊調往西線的速度比貝克預想的快得多。陸軍參謀長逐漸變成了「無人肯聽其警告的卡桑德拉」。
貝克在7月15日至16日的另外一份大備忘錄中做著最後的絕望的努力，試圖讓布勞希奇支持自己。他言之鑿鑿地斷言：「在可預見的將來，滅亡捷克的軍事行動不可能不引起英法的介入。」這一衝突將「自然而然地演變成一場歐洲大戰乃至世界大戰」，「我們有理由相信，它不僅將給德國帶來軍事上的災難，還將導致全面的災難」。貝克請布勞希奇說服希特勒，「在軍事上徹底做好準備之前，先擱置以武力解決捷克問題的方案」。7月16日向布勞希奇匯報工作時，貝克更進了一步：他鼓動將軍們集體辭職，強迫希特勒放棄冒險的戰爭政策。「當你們的智慧、良知和責任感阻止你們執行命令時，所謂軍人的服從應該是有限度的……非常時期須行非常之舉。」但是這個對於普魯士軍官來說事實上非同尋常的做法既沒有得到布勞希奇的認可，也沒有得到絕大多數將軍們的支持。8月4日召開的高級軍事會議反映出了這一點，雖然大多數與會者對希特勒的戰爭計劃持批評意見，但是他們並沒有說要共同反對它。
希特勒得到了軍官們開會的風聲，他下令讓布勞希奇即刻到貝格霍夫來。他早就認定，軍隊高層裡有太多心存疑慮的軍官——「我們在柏林的將軍們肯定又嚇得尿褲子了。」7月底他在拜羅伊特咒罵道。他狠狠地訓了陸軍總司令一頓，聲音如此之響，讓聚集在希特勒辦公室樓下的台階上的人識趣地退回了室內。尼古拉斯·馮·比洛回憶說：在為希特勒服務期間，他只看到這一次「希特勒扯著如此大的嗓門和一位將軍說話。」
8月10日，希特勒把此次軍事調動所涉及的參謀部和軍團領導人召集到貝格霍夫，他們主要是一些年輕的將軍，很多人還是頭一次親眼看到最高統帥。在他們面前，希特勒的表現與面對布勞希奇時截然不同，他在吃飯之前不拘禮儀地和他們說話，「表達了溫和而理智的看法，聲音平靜，聽得進反對意見——一言以蔽之，他不像一個粗野的獨裁者，而是一個人們可以與之交流的人。」下午，希特勒講了幾個小時的話，他試圖說服軍官們支持他的進攻計劃，但是在接下去的討論中，除了贊成的聲音之外，他也聽到了表示疑慮的聲音。在那之後的一段日子裡，希特勒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地抱怨「軍隊將領們的冷漠和軟弱」，用以發洩心中的失望。
希特勒懷疑，反對意見的暗中支持者主要是陸軍參謀長，當布勞希奇提請他注意貝克7月15日至16日提交的備忘錄時，他認為自己的猜測得到了證實。陸軍副官恩格爾在日記中記錄了希特勒的反應：「有人阻撓他的政策；參謀長非但不樂意運用其極其獨特的軍事思想，反而從根本上反對任何一場戰爭。現在到了陸軍參謀長下台的時候了。他坐在毛奇的位置上是一大恥辱。當年俾斯麥必須約束毛奇，現在卻反過來了。」8月15日，希特勒在於特博格對掌握實權的將領們發表了長篇大論的講話，他嚴厲地批評了貝克的主張，過後，不等布勞希奇下決心保他，貝克於8月18日提交了辭呈。三天後，希特勒批准了辭呈，但是鑒於緊張的國際形勢，他要求先暫時不要公佈貝克辭職的消息。9月1日，參謀總部軍需官兼炮兵部隊的將軍弗蘭茨·哈德爾（Franz Halder）成為貝克的繼任者。
1938年8月初，英國政府派遣瓦爾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勳爵前往布拉格，執行在捷克政府和蘇台德德意志黨之間斡旋的任務。「這個任務整個兒臭不可聞」，威廉·夏伊勒評論。因為亨萊因不可能自作主張，他「完全是受到希特勒的指使」。雖然布拉格方面在英國的壓力之下做出了一個又一個妥協，最後甚至準備接受卡爾斯巴德計劃的全部條款，但是蘇台德德意志黨總是能找到加碼的借口。希特勒並不想達成和平協議。早在6月初他已經要求戈培爾加大反捷克宣傳的力度：「我們要不斷地煽動再煽動，不給對方喘息的機會。」整個夏季，德國報紙連篇累牘地報道所謂捷克人對蘇台德德意志人的「暴行」，借此激化矛盾。
圖66：在佈雷斯勞德國體操和運動節上被群眾用歡呼聲包圍的希特勒，1938年7月31日
7月中旬，副官弗裡茨·維德曼前往倫敦執行非官方性質的使命。此前希特勒告訴他，他應該向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轉達以下的內容：英國對德國的利益缺乏理解；最終它必須認清德國人的生存之需。作為德國元首，他對英國政府在「週末危機」中的所作所為感到惱火，倫敦報紙對他個人的批評報道令他感到「憤怒」。希特勒傳遞的核心信息毫無疑義是「蘇台德問題必須得到解決，無論以哪種方式。如果捷克人不想做出讓步，那麼有朝一日人們必然用武力方式解決它。」7月18日，哈利法克斯在私人宅邸接待了維德曼。當哈利法克斯問「德國是否有可能做出不會對捷克動武的聲明」時，維德曼按照希特勒的指令回答說：「您不會得到這樣的聲明。」因此，維德曼的倫敦之行根本無助於緩和矛盾，雖然英國外交大臣最後表示，未來他願意和英國國王一起在白金漢宮歡迎元首。
7月底，希特勒像往年一樣參加拜羅伊特音樂節。但是，這一次他腦子裡還牽掛著即將到來的軍事衝突。因此，他讓人展示了西線的掩體模型，並且親自描繪出他所期望的工事結構草圖。他在齊格弗裡德之家的午餐桌上宣佈：「我希望能安心地睡覺，因此我下令建造防禦工事，現在它終於能讓敵人無法從西線進攻了。德國人民也能好好地睡覺了。」 國家宗教事務部長漢斯·克爾恬不知恥地答道：「我的元首，只要您活著，德國人民就能放心地睡覺。」7月31日這一天，希特勒暫時離開了拜羅伊特，前往佈雷斯勞參加德國體操和運動節。蘇台德德意志人呼喊著「回歸帝國！」的口號走過主席台。戈培爾評論：「人們呼喊著、歡呼著、哭泣著。元首深受感動。一旦時機成熟了，狂飆就將來臨。」
希特勒還沒有確定進攻的日期。「元首一直在思考布拉格問題，他在腦子裡已經解決了它，並告知了新的黨區」，宣傳部長8月10日寫道。顯然此時希特勒還認為需等待更長的時間，因為8天後戈培爾總結希特勒有關「西線防禦工事」的想法時說：「它必須在霜降之前完成。然後我們的西線就固若金湯了，法國將無計可施。接著解決中歐問題的時機成熟了。至少我們沒有後顧之憂了。」8月27日到29日，希特勒在凱特爾和約德爾的陪同下視察了西線。當特別專列停靠在亞琛時，他在豪華車廂裡接見了第二集團軍司令官威廉·亞當（Wilhelm Adam）上將，希特勒說，如有必要，必須在10月底之前完成三分之一的掩體工事。亞當也沒有隱瞞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西歐強國不會坐視德國進攻捷克，希特勒發火了：「我們沒有時間再聽這些廢話了。你不懂！英國陸軍沒有後備兵員，法國面臨著最嚴重的國內危機。他們會竭力避免與我們發生衝突。」然後希特勒不再浪費口舌，他下令讓列車開往目的地，一路上對亞當態度冷淡。像通常那樣，當有人毫無懼色地頂撞了他，希特勒當即就能控制住自己，視察繼續按計劃進行。
在身邊最親近的人面前，獨裁者同樣表現出樂觀的精神。「他不相信倫敦會介入，他已經鐵了心要採取行動。他知道自己需要什麼，逕直走向自己的目標……」8月底，在上薩爾茨貝格住了幾天的戈培爾寫道。「只要有小小的誘因，他就將著手解決捷克問題……這件事必須盡快開始。如果一個人想獲得巨大的利益，他必須冒巨大的風險。」但希特勒在蘇台德危機中並不像戈培爾為了日後出版而在日記中著力表現的那樣堅定不移，毋寧說，他始終在冷酷的決心和猶豫拖延之間搖擺不定。因此當德國駐倫敦大使赫伯特·馮·德克森（Herbert von Dirksen）8月底想要來貝格霍夫轉達張伯倫的口信時，希特勒拒絕接見他。9月2日，康拉德·亨萊因前來拜訪，希特勒沒有明說自己在思考武力解決的方案，反而說他還沒有確定動手的日期。大家一致同意用「細火慢燉」的方法對付捷克人，指望他們能「逐漸被燉軟了」。但5月底希特勒做出的「在可預見的未來」擊潰捷克的決策讓他本人處於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境地。亨萊因來訪後的次日，希特勒讓布勞希奇和凱特爾來貝格霍夫匯報工作，進攻捷克的時間被定在了10月1日。
德國民眾又開始擔心再次爆發戰爭，擔憂的程度更甚於上次奧地利合併之前。因為與春季時不同，那時緊張的氣氛沒過幾天就變成了熱烈的狂歡，而現在蘇台德危機卻拖延了幾個月。越來越刺耳的反捷克煽動產生了令政府始料不及的效果：它並沒有喚起人們對所謂受壓迫的蘇台德德意志人的同情，反而讓他們日漸擔心這一次將會不可避免地爆發流血衝突。納粹當局的報告提到了名副其實的「戰爭神經症」，社會民主黨線人的報道也有類似的論調：「人們擔心將會爆發戰爭，德國將會滅亡。沒有一個地方能感受到戰爭的狂熱…… 工人階級中無人（其他社會階層中也只有少數人）認為蘇台德地區重要到德國必須得到它的程度。如果真的爆發戰爭，那麼這場戰爭在德國完全不得民心。」
9月5日到12日召開的「大德國」黨代會也完全以蘇台德危機為主題。9月9日深夜，政治領導人點名之後，在希特勒下榻的德國皇宮賓館舉行了有關「綠色方案」行動計劃的會議，布勞希奇和哈德爾被召到紐倫堡開會。此前獨裁者曾經建議，讓強大的裝甲部隊長驅直入地深入捷克的腹地，速戰速決，可出乎他的意料，現在他不快地得知參謀部不同意他的意見。希特勒嚴厲地批評這是「無謂的耗費精力」，最後他要求「明明白白地按照他的意思修改部署計劃」。布勞希奇和哈德爾讓步了，他們試圖用效忠的承諾安撫被激怒的最高統帥。但過後希特勒還是抱怨「軍人們的恐懼和膽怯」，他寧願讓黨區主席們掌管軍隊，「他們有信仰，而軍隊的將軍們缺乏信仰」。
人們懷著特殊的緊張心情等待著希特勒9月12日在閉幕式上的講話。像以往那樣，他首先回顧了「戰鬥年代」，最後轉到了他的主題：所謂捷克蘇台德德裔少數民族「無法忍受」的命運。他宣佈，德意志帝國「無法繼續容忍對350萬德意志人的壓迫和迫害」，接著他對西方民主國家提出警告：如果他們不讓蘇台德德意志人擁有民族自決的權利，那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希特勒還對捷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Edouard Benesch）發出了威脅：「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既不是手無寸鐵的，也不是被遺棄的。」戈培爾認為，他的大師達到了「以口才服人的巔峰」，威廉·夏伊勒卻評論說，他從未聽過「希特勒如此滿含恨意的發言，從未見過像這樣幾近瘋人院的群眾場面」。反響立竿見影地來了。蘇台德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區出現了又一波抗議和衝突的浪潮，捷克政府頒布了緊急狀態法。「事情朝我們預期的方向發展。」宣傳部部長表示滿意。
但是9月14日發生了納粹領導人預想不到的事情：英國首相張伯倫請求與希特勒進行會談。他想和希特勒一起努力，共同尋找和平解決危機的出路。德國獨裁者難以拒絕張伯倫的請求，否則他在德國和全世界公眾面前將會變成戰爭販子的形象，雖然事實上他確實是個戰爭販子。於是他邀請張伯倫次日來貝格霍夫。9月15日早晨，將近70歲的張伯倫生平第一次登上了飛機。隨行人員中有他的貼身顧問賀拉斯·威爾遜（Horace Wilson）爵士和外交部中歐司司長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裡賓特洛甫在慕尼黑-歐伯維森菲爾德機場迎接英國代表團，一行人乘坐專列繼續前往貝希特斯加登。也許不是巧合，路上他們看到運載士兵的火車在旁邊的鐵軌上駛過。這一幕構成了凸顯當前英國政府和平努力的窮兵黷武的背景。
17點過後，張伯倫抵達了貝格霍夫，希特勒站在台階上歡迎他。寒暄之後，他們在大客廳裡用茶，為了緩解緊張的氣氛，張伯倫把話題引到了藝術愛好者希特勒引以為傲的繪畫藏品上。應張伯倫的請求，接下來兩個人在希特勒的辦公室裡單獨會談；如同2月份希特勒與舒士尼格舉行會談時一樣，這一次裡賓特洛甫也只能待在前廳，因此，譯員施密特是這次極具戲劇性的三小時會談的唯一見證人。開始時希特勒語調平和，後來他對捷克政府發出越來越激烈的指控。張伯倫解釋說，他們可以就德國人不滿的方方面面展開討論，但是德方不能使用武力，希特勒勃然大怒：「武力？誰在談武力？貝奈斯先生在對我的蘇台德民族同胞使用武力……我不能再繼續容忍了……我將在最短的時間內——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主動地解決這個問題。」 張伯倫表面上依舊八風不動，他用尖銳的語氣回答說：如果希特勒下定決心非要對捷克採取行動，他此前沒有必要讓自己來貝希特斯加登。「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是立即離開的好，看來一切都沒有意義了。」
譯員施密特感覺到，此言一出，談判到了關鍵時刻，「戰爭還是和平」的問題擺上了明面。但令他驚訝的是，希特勒忽然轉換了角色：他瞬間從暴躁的難以捉摸的當權者變成了一個理性審慎的談判對手：「如果您在解決蘇台德問題上能承認民族自決的原則」，他似乎準備做出讓步了，「那麼我們可以接著討論怎麼把原則付諸實踐。」張伯倫回答說，他必須首先和內閣進行磋商，他建議，將來雙方再舉行一次會談。分手時他得到希特勒的保證：在下一次談判之前他不會對捷克採取軍事行動。
張伯倫剛離開，希特勒立刻把談判的結果告知了裡賓特洛甫和魏茨澤克。「他鼓著掌，好像剛看了一場極為成功的演出」，外交部國務秘書回憶說。「他覺得，他已經巧妙地把這個乾巴巴的文官逼入了死角。」承認民族自決權暗示著張伯倫支持把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如果捷克表示拒絕，希特勒認為，這將為德國的入侵敞開通道。如果捷克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條件，那麼他們就暫時滿足於現有的成功，等到以後——比如說明年春天——再考慮徹底擊潰捷克。
在此期間，蘇台德地區的局勢繼續升溫。張伯倫出訪的當日，亨萊因發出了號召，鑒於捷克政府「無情的想趕盡殺絕的意願」，他宣佈蘇台德德意志人「絕不可能」繼續留在捷克人的國家裡：「我們想要回歸帝國！」兩天之後，依照柏林方面的指令，蘇台德德意志自由軍團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務是挑起新的動盪和進行挑釁。同時戈培爾加緊了有關所謂「捷克恐怖」的新聞宣傳：「必須達到群情鼎沸的程度。」進攻捷克的軍事準備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希特勒在上薩爾茨貝格告誡戈培爾，現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已經贏了一半。」
希特勒的外表壓根沒給張伯倫留下什麼印象。他看上去「平淡無奇」，他回國後在給姐姐的信中寫道，「在人群中你沒法認出他來」。另一方面他感覺到，希特勒算得上一個「說話算數的人」——錯誤的看法，很快他將會認識到這一點。得到了內閣支持之後，他和法國政府一致同意對捷克政府採取共同的方針。9月19日，英國大使和法國大使給捷克總統貝奈斯發了內容相同的照會，照會中提出讓捷克將德裔人口占50%以上的地區割讓給德國，並且為新的國界線提供擔保。最初布拉格政府表示拒絕，但是9月21日他們向壓力屈服了。
希特勒和張伯倫的第二次會面在巴德戈德斯貝格舉行，希特勒事先確定了盡可能索取好處的談判立場：「希特勒將向張伯倫提出非常明確的要求：分界線應該由我們來劃，盡量劃進更多的地方。捷克人必須從這個地區撤出。德國軍隊將要進駐。所有的事情在8天之內完成。此前我們無法完成軍隊的部署。如果對方否定我方路線的合理性，那麼就在整個地區舉行全民公決。必須在聖誕節之前搞定……如果張伯倫要求確定下一次談判的時間，元首將會表示他認為沒有必要繼續談判了，這樣他就有了行動的自由空間。」
9月22日中午，英國首相乘飛機抵達波恩，他和他的代表團被安排住在柯尼希斯溫特以北的彼得堡賓館。下午，希特勒在萊茵河對岸的德雷森賓館接見了張伯倫，雙方開始第一次會談。為了不對會談的內容產生任何誤解，英國人這次帶來了自己的翻譯，伊馮·柯克帕特裡克（Ivone Kirkpatrick）。張伯倫滿懷信心地投入談判。他已經讓法國和捷克政府同意了割讓蘇台德德意志人居住地區，以此滿足了希特勒的核心要求。他有理由期望雙方在此基礎上迅速達成一致，因此，當希特勒明白地告訴他，鑒於「近來形勢的發展」，他不準備再採納這個方案，張伯倫愈發難掩心中的失望。「張伯倫猛然從椅子裡跳了起來」，譯員施密特描述他的反應，「由於遭到了回絕，也因為自身的努力未獲尊重，他憤怒得漲紅了臉。」希特勒把一幅已經畫好了分界線的地圖擺在張伯倫的面前，他要求「立即佔領」被割讓的地區。張伯倫指責說，這是一個「全新的要求」，它遠遠逾越了在貝希特斯加登已達成的協議，希特勒若無其事地答道，他無法容忍捷克人繼續壓迫蘇台德德意志人。他還拒絕了對方提出的建議：做出讓捷克保持獨立的外交承諾，他解釋說，波蘭和匈牙利對捷克的領土要求必須首先得到滿足。首輪談判就此結束，英國人心情惡劣。
次日，張伯倫沒有依照約定繼續參加談判。他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拒絕了希特勒提出的新要求，並稱它與業已達成的原則相違背。如果德國軍隊立即開進蘇台德地區，捷克政府只能下令讓本國軍隊進行抵抗。這封信像「炸彈一樣」在德雷森賓館炸開了。德國代表團的成員越來越感到不安。有機會在賓館的花園裡近距離觀察希特勒的威廉·夏伊勒注意到，希特勒眼睛的周圍有「濃重的黑眼圈」，他的右肩「神經質地抽搐著」。他看到這個男人已經「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但是在9月23日下午由他的譯員轉交給張伯倫的覆信中，獨裁者依舊堅持自己的要求。於是談判似乎陷入了僵局。「整個形勢再次緊張到了即將崩斷的程度」，戈培爾寫道。但張伯倫又一次表示願意通融。他自告奮勇地擔當起柏林和布拉格之間的「調停人」角色，但是他建議德方先用備忘錄的形式歸納新提出的要求，為了瞭解希特勒的反應並聽取他的解釋，張伯倫又一次來到萊茵河的對岸。
晚上23點，談判繼續進行，參與者範圍擴大了。德國方面裡賓特洛甫、魏茨澤克、外交部法律司司長弗雷德裡希·高斯（Friedrich Gaus），英國方面威爾遜和駐德大使亨德森也加入進來。此前譯員施密特逐字逐句地翻譯了已經完成的備忘錄，備忘錄表明希特勒在主要問題上不準備做出讓步。他要求，從9月26日早晨開始，到9月28日為止，捷克人必須從地圖上劃出的蘇台德德意志地區撤離。捷克政府只有四天的期限。「這是哀的美敦書……」張伯倫喊道，「我極其失望並且深表遺憾地確認，總理先生，您根本不想支持我在維護和平方面做出的努力。」談判的破裂似乎又近在眼前。
這時希特勒的副官帶來了一個消息：捷克總統貝奈斯在國內下達了軍隊總動員令。「屋子裡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靜得能聽見針落地的聲音。」德方譯員回憶說。似乎這記重擊讓希特勒清醒了，他忽然變得好說話了。他用低沉的聲音重申了自己的承諾，在談判期間他決不會對捷克採取軍事行動，他表示願意把預定的撤離日期往後推遲兩天，推遲到10月1日。他親自將新的日期寫入了文件，並且做了幾處緩和激烈語氣的改動。張伯倫遵守自己的承諾，他將把德方備忘錄轉交給捷克政府。9月24日凌晨，雙方在不失友好的氣氛中分手了。希特勒再次展現了自身富有魅力的一面，他貌似真誠地感謝張伯倫為和平做出的努力，並且保證「蘇台德問題是他想解決的最後一個大問題」。
希特勒怎麼看待這些承諾？9月25日下午，他和戈培爾在總理府的花園里長時間地散步時，這個獨裁者說得明明白白，「他不相信貝奈斯會屈服」，宣傳部部長總結說，「但是那傢伙將受到可怕的懲罰。9月27日至28日我們就能完成部署……然後調動軍隊。整個進程將快如閃電，全世界將見證一個奇跡。」希特勒並沒有放棄原本想通過快速進攻打垮捷克的想法。「激進的解決方案是最佳方案，不然我們永遠沒法從這件事裡脫身。」
果然，9月26日下午，張伯倫通過賀拉斯·威爾遜轉交了一封私信，他在信中告訴希特勒，捷克政府認為德國的備忘錄是「完全無法接受的」並加以拒絕。雖然這個消息並不讓希特勒感到意外，根據他前一天私下裡說的話，它也並非是不受歡迎的消息，但他仍然表現得非常激動。他跳起來喊道：「現在沒有必要再繼續談判了。」他衝向房門，似乎想立刻離去，人們費了很大勁才說服他從頭到尾聽完了消息。然後，根據譯員施密特的說法：「他咆哮起來，聲音如此之響，我在之前和之後的外交會晤中從未聽到過。」賀拉斯·威爾遜一再勸說他冷靜下來，反而一次又一次激起了他新的怒火。
從各種跡象上來看，希特勒的激動並非純然做戲。像在1923年11月8月到9日慕尼黑叛亂和1934年6月30日血洗衝鋒隊之前的日子裡那樣，當蘇台德危機不可避免地要求他做出決斷時，他讓自己進入了特殊的心理狀態。在這種精神狀態下，9月26日晚上，他在柏林體育館發表了演講，到了最後「他又吼又叫、聲嘶力竭」，以前從來沒有過。在演講的開始部分，希特勒簡要回顧了他在歐洲推行「實用的和平政策」的所謂種種努力。他提到了德波互不侵犯條約、英德之間的海軍協議、放棄阿爾薩斯-洛林、和意大利締結友誼、奧地利的和平併入。「現在我們面臨著必須解決也必將得到解決的最後一個問題！這是我對歐洲提出的最後一個領土要求，但它也是我決不放棄的——若天從人願——我必將實現的要求。」獨裁者粗野地咒罵，他指責貝奈斯發動對德裔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戰」，最後希特勒宣佈，「現在到了對其直來直去說話的時候了」。通過9月23日的備忘錄，他向貝奈斯提供了一個機會：「現在選擇權掌握在他的手中！戰爭還是和平！或者他接受提議並將自由還給德意志人，或者我們自己去爭取自由！……我們已經下定了決心！現在貝奈斯先生可以自行選擇！」
威廉·夏伊勒正好坐在希特勒頭頂上方的樓座，他注意到：「在演講的過程中希特勒的肩膀始終在上下抽搐，同時左腿膝蓋以下的小腿不住地前後顫抖。」在美國記者的眼裡，這個獨裁者第一次「徹底失去了自控」。當戈培爾宣誓效忠「元首」並宣佈「1918年11月」絕對不會重演後，希特勒站起身，「眼睛裡燃燒著狂熱的火焰，他把右手攥成拳頭狠狠擂在桌子上。他用強大的肺活量所能允許的聲音高喊道：『是！』然後精疲力竭地跌坐在椅子上。」
9月27日上午，希特勒依舊處於狂喜和歇斯底里交替的亢奮狀態。中午，賀拉斯·威爾遜帶來了張伯倫的第二封信，在信中英國擔保捷克將會履行撤離蘇台德地區的義務，相應的，德國應該放棄使用武力。希特勒對這個提議完全不感興趣，他明確地堅持捷克政府必須在9月28日14點之前接受備忘錄，否則德國軍隊將於10月1日開進蘇台德地區。他多次發著捲舌音的「R」強調，他將「擊垮捷克人」。威爾遜用堅定的語氣回答，他奉命轉達首相的另一個消息：「如果法國為了履行合約裡的義務而主動與德國為敵，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認為它有義務支持法國。」希特勒似乎對消息的內涵無動於衷，他狂怒地回答說：「如果法國和英國想開戰，那麼就請便吧。我完全無所謂。我已經對一切不測事件做好了準備。」談話就此結束。午後，威爾遜乘飛機返回倫敦。
其實，張伯倫的警告對希特勒而言完全不像他自詡的那樣「無所謂」。在巴德戈德斯貝格會晤之前，他認為英國人只是在「虛言恫嚇」。而現在毫無疑問，德國進攻捷克對於英國和法國來說意味著開啟戰端。面對這個後果，希特勒對自己的決定沒有把握了，雖然他在下屬面前依然掩飾著情緒。9月27日中午，他和戈培爾談話時扮演著一個神經堅強的、以夢遊者的自信履行著歷史使命的政治家形象，他的表演如此具有說服力，以至於讓他的崇拜者再次佩服得五體投地，或者說他在日記中裝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樣子：「他的手從未顫抖過。我們中間的天才……我們必須懷著虔誠的信仰為他效勞。」
9月27日傍晚，在柏林市中心發生的一件事也對希特勒造成了影響。一個摩托化步兵師沿著威廉大街朝捷克邊境的方向行進，顯然它展示了德軍做的戰鬥準備。但是行人們的表現與昨夜柏林體育館受到煽動的觀眾們大相逕庭，為了避免看到眼前的場景，他們紛紛加快腳步奔向地鐵站，留在威廉廣場的幾百號人則完全陷入沉默。希特勒在帝國總理府的陽台上出現了一會兒，但是沒有人發出歡呼，於是他很快又退了回去。毫無疑問——大多數德國人沒有戰爭的熱情，民眾中第一次出現了對希特勒治國才能的廣泛懷疑，很多報道提到了「元首」與民眾之間的信任危機。宣傳部部長也不可能視而不見。幾天之後他承認，摩托化師經過鬧市區也有好處，「它幫助我們摸清了民意，老百姓是反對戰爭的」。
到了晚上，希特勒明顯清醒了。現在他似乎再次想到了外交解決的方案，他能借此毫無風險地吞併蘇台德地區，而他原先想擊潰捷克的目標可以推遲到不久的將來。他以和解的口氣給張伯倫寫了一封信。信中最後說，他請首相斟酌決定是否願意繼續自己的努力，「在最後的關頭讓捷克政府恢復理智」。當然，張伯倫是否願意繼續充當調停人還是個未知數。如果出現無法再恢復談判的情況，希特勒也不排除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午夜時他對魏茨澤克表示，「現在他將要滅亡捷克」。「只有出現奇跡才能維持和平了」，魏茨澤克在一封信中透露。
9月28日是「最關鍵的日子」，當天上午歐洲各國首都籠罩在近乎無法忍耐的緊張氣氛中。離希特勒確定的最後期限只差幾個小時了，似乎導向戰爭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清晨時分總理府已經熱鬧起來——就像3月11日奧地利合併之前，到處可以看到部長、將軍和國社黨的高級幹部以及他們各自的參謀人員，他們或坐或站。「處於極端興奮和緊張狀態」的希特勒時而走向這群人，時而走向那群人，向他們發表演講。「那天上午他做了好多場小型的體育館演講」，譯員施密特回憶說。
11點過後，希特勒接見了法國大使，他是德國總理欣賞並且願意聽取其觀點的少數外國外交官之一。弗蘭索瓦·龐塞特急迫地警告希特勒，不要抱著能把德國與捷克的衝突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的幻想：「如果您進攻這個國家，您將讓歐洲陷入戰火……既然不通過戰爭就能實現最根本的要求，為什麼您一定要冒險呢？」在場的翻譯認為，從希特勒的反應能夠看出「天平怎樣逐漸向有利於和平的方向下沉」。與發表演講時不同，希特勒不再咆哮了，他耐心地聽取了弗蘭索瓦·龐塞特的意見。
墨索里尼的介入起到了扭轉局面的決定性作用。11:40左右，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氣喘吁吁地出現在帝國總理府，他宣稱帶來了「領袖」的緊急消息。正在和弗蘭索瓦·龐塞特談話的希特勒被叫了出來。阿托利科透露，英國政府通過駐羅馬的大使請求意大利政府進行調解，墨索里尼同意了，他請求德國政府推遲24個小時再調動軍隊。思考片刻之後，希特勒表示他願意接受「領袖」的建議。恰好在德國的最後通牒到期前的兩個小時，直接的戰爭威脅暫時消失了。中午12:15，當英國大使亨德森走進總理府時，他感覺到了氣氛的變化。他轉達了張伯倫對希特勒昨晚來信的答覆，首相在信中表示，他願意和法國、意大利的政府首腦一起來德國，在四國會議上共同商討和平解決的方案。墨索里尼通過阿托利科之口表示同意，隨後希特勒也答應了。慕尼黑會議定於次日舉行，當天下午，會議的請柬全部發了出去。
9月28日晚上，希特勒乘坐專列抵達巴伐利亞首府。9月29日上午，他離開慕尼黑前往庫夫施泰因，他在那裡登上了墨索里尼的專列，以便於與盟友一起討論雙方共同的談判策略。與此同時，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和英國首相乘飛機抵達歐伯維森菲爾德機場，去賓館的途中他們受到慕尼黑市民的熱烈歡迎。午後，四國會議在國王廣場的「元首行館」舉行。除了四國首腦之外，裡賓特洛甫、齊亞諾、賀拉斯·威爾遜和法國外交部國務秘書阿列克西·萊熱（Alexis Leger）也參加了會議；後來戈林、魏茨澤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大使、專業的法學家、副官和女秘書們也加入進來。希特勒表現得禮貌而友好；不過人們能感覺到他內心的不安。他的臉色驚人的蒼白，動作慌張。由於他不懂任何一門外語，在會議間隙他幾乎不離墨索里尼的左右——墨索里尼能用德語和他說話，真的，看上去他簡直緊盯著這位瀟灑自如的意大利人不放：「領袖笑，他也笑；領袖皺眉，他也皺眉——他的現場模仿秀令我難以忘懷。」弗蘭索瓦·龐塞特描述那罕見的場景。
四國政府首腦逐個陳述了自己的觀點。所有人——包括希特勒在內——都強調了和平解決的意願。「會場充滿和睦融洽的良好氣氛，只有希特勒對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憤怒抨擊與達拉第激情澎湃的反駁有幾次破壞了氣氛」。最後墨索里尼提交了一份書面的調解建議書，當然不是他本人完成的，而是前一天戈林、諾伊拉特和魏茨澤克共同的工作成果，他們繞過了好戰的裡賓特洛甫，直接把文件交給了意大利大使，意大利大使又立即把文件發往羅馬。這份綜合了德國備忘錄中的要求和英法政府的最新建議的草案成為《慕尼黑協定》的基礎，9月30日凌晨，四國政府首腦在文件上簽了字。按照協定的規定，德國從10月1日起開始佔領蘇台德德意志地區，分階段進行的佔領任務於10月10日之前完成。由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捷克代表組成的國際委員會將在有爭議的地區組織全民公投，並在此後確定捷克的最終國界線。經過協商後他們同意大赦蘇台德德意志政治犯。在附加聲明中，英國和法國做出承諾，一旦波蘭和匈牙利少數民族的問題得到解決之後，它們將保證捷克剩餘國土的安全，德國和意大利也將加入承諾。當晚，張伯倫和達拉第把會議的結果通知了不被允許參加談判的兩位捷克代表。按照威廉·夏伊勒的說法，達拉第看上去像個「徹底被擊敗的崩潰的人」。為了維持和平並贏得喘息的機會，在英國人的敦促下，法國政府放棄了與捷克簽訂的盟約中的義務。柏林政府的成員則興高采烈。「基本上我們得到了一切按照小計劃我們想得到的東西。眼下，迫於目前的形勢，大計劃還無法成為現實。」戈培爾評價德國政府這場「最嚴重的戰爭危機」的結局。「我們所有人走過了懸在令人目眩的深淵上方的細鋼絲。現在我們又踩在了堅實的大地上。這種感覺太美妙了。」
可希特勒並沒有如此歡欣的感覺。9月30日上午，他「臉色蒼白、情緒低落」地在私人宅邸接待了張伯倫。當首相愉快地談起，慕尼黑協定將為英德關係開啟新的前景，他的談話對像只是心不在焉地坐著，一反常態的沉默寡言。最後張伯倫從口袋裡掏出一份他自己起草的宣言，它談到了兩國人民「永遠不想再彼此開戰」和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一切爭端的願望。希特勒二話不說在宣言上簽了名。他「不想拒絕」張伯倫，次日他向戈培爾透露，但是「老實說他不相信對方的誠意」。實際上是他本人做夢都不想放棄他的戰爭計劃。他感到沮喪的真正原因正在於此，他沒法實施擊潰捷克的「偉大方案」。雖然張伯倫離去之後，他對軍事副官們表示，他「暫時絕對不會採取在政治上有危險的步驟」。首先他們必須「先消化已經贏得的東西」。但是他的視線已經越過捷克瞄準了下一個侵略目標，他隨後發表的評論已經說明了一切：「在適當的時候，他將削弱波蘭並伺機進攻它，那時他將運用現已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這個背景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希特勒逐漸認定慕尼黑協定是擾亂了自己計劃的一大挫折。
當希特勒得知，乘坐敞篷車的張伯倫沿途受到了慕尼黑民眾的熱烈歡迎，他的情緒更是沒法好起來。因為老百姓對外國領導人的自發的熱情中「蘊含著批評」希特勒的弦外之音，是希特勒把世界引到了重大戰爭的邊緣。社會上洋溢著避免了一場戰爭之後的輕鬆感。只有最虔誠的希特勒信徒，如瓦格納全家，才會把這一事實歸功於「元首」的天才。「就像是一個奇跡」，維妮弗蕾德·瓦格納評論說，「狼把和平送給了我們，而不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社會民主黨線人在報告中的論調則完全不同。雖然喜悅的情緒也佔據主流，事情有了一個好的結果；但是也摻雜著警告的聲音，這不是「持久的和平」，只是一次「停火」而已，「它也許能持續幾個月，也許能維持一兩年。」「雖然希特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即使在擁護現政權的瘋狂黨徒中，狂熱的情緒也比不上合併奧地利那次。」從薩爾普法爾茨發出的報告稱。
慕尼黑會議前後民眾明顯表現出的和平渴望令希特勒感到失望。「我還沒法帶領這樣一個民族去發動戰爭。」據說他曾經發脾氣說。1938年11月10日，希特勒在新聞界選出的代表面前發表秘密講話，他得出了以下結論：他長年的和平言論導致老百姓產生了錯誤的理念，政府無論如何都想維護和平。因此「現在有必要扭轉德國民眾的心理，慢慢讓他們明白，有一些東西，當人們無法用和平手段實現時，必須用武力手段去實現。」
對於希特勒的反對者來說，慕尼黑協定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曾經寄希望於西方強國最終能奮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政策，現在他們失望了。社會民主黨的通訊員認為，《慕尼黑協定》「讓希特勒的反對者們從靈魂最深處感到震撼，它動搖了他們相信公理最終必勝和在世界上重建忠誠與信仰的信念」。不光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抵抗組織這麼想，那些迫於戰爭的威脅聚在一起搞謀反活動的民族主義保守派成員也同樣如此。當然，迄今為止，文獻中所稱的「九月陰謀」依舊面目不清。我們瞭解的大部分內容來自於骨幹人員戰後的自述，因此，我們在使用資料時必須十分當心。顯然它只是一個有不同利益、持不同信仰的人員和組織構成的鬆散網絡。其中包括高級軍官和政府高官，如陸軍參謀長弗蘭茨·哈德爾和外交部國務秘書恩斯特·馮·魏茨澤克，他們的目的不是推翻希特勒，而是阻止歐洲大戰，他們堅信這只會給德國帶來災難。而以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軍事諜報部門的中校漢斯·奧斯特（Hans Oster）和內政部公務員漢斯·吉澤菲烏斯（Hans Gisevius ）為主的一夥人則想利用蘇台德危機促成政權的更迭。政變計劃到底進行到什麼程度，果真發動政變，它到底有沒有一星半點成功的可能，這一切只能留待猜測了。9月28日中午，當希特勒接受了墨索里尼的調解建議之後，他們的企圖失去了立足的基礎。
希特勒對核心圈子裡的人說得很清楚，對於他來說，蘇台德地區的移交只是權宜之計。10月2日晚上，慕尼黑協議簽訂之後僅僅三天，他和戈培爾討論了當前的局勢：「他消滅捷克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3日到4日和6日到7日，希特勒先後兩次前往蘇台德地區。他考察了此前毫無抵抗地落入國防軍之手的捷克防禦工事。10月9日，他在薩爾布呂肯發表了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再次對英國發出了咄咄逼人的聲音。雖然他承認張伯倫有進行溝通的真誠願望，但是他補充說，如果像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這樣明目張膽地「想立即挑起新的世界大戰」的政治家上了台，情勢將會急轉直下。英國人應該徹底擯棄「凡爾賽時代的態度」。「我們無法再忍受管頭管腳的家長製作風！」這段話不但表明《慕尼黑協定》讓希特勒如鯁在喉，同時他還旁敲側擊地批評了目前德國人的和平傾向：「我們當中也有懦夫」，他們無法理解做出艱難決定的必要性。獨裁者這裡主要指的是他的副官弗裡茨·維德曼。10月下旬他告訴戈培爾，他必須讓維德曼走，因為「他在危機中沒有經受住考驗，沒有保持鎮靜」。在危急關頭他不能用這樣的人。如上文提到的，1939年1月維德曼被打發到舊金山做總領事。在同一時期也被希特勒解職的亞爾馬·沙赫特從阿斯科納給被貶謫者送來安慰：他感覺到，「有一段時間從外部觀望那些事情是一樁大好事。由於『運動』的活力，看起來事態的發展越來越快。請您說話時務必要謹慎。這裡的人密切關注著每一句話。」
10月14日，出版家胡戈·布魯克曼慶祝了自己的75歲生日。希特勒親自為早年的贊助者獻上了一大束鮮花，他還花了一個半小時追憶過去。「他富有『人情味』又和藹可親」，後來布魯克曼夫婦告訴前駐羅馬大使烏爾裡希·馮·哈塞爾，「但是他說的一切清楚地表明，他只是沒有抵禦住列強的干涉，他寧可發動戰爭。他尤其對英國表現得怒氣沖沖——因此才有了在薩爾布呂肯發表的難以理喻的粗魯發言」。慕尼黑會議之後的幾周內，他越來越頻繁地說出諸如此類的話，這表明，獨裁者在情緒上已經為下一步的外交冒險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前帝國經濟部長庫爾特·施密特也確信，希特勒只會允許「短暫的和平」，「他必然又把目光瞄準了下一步棋」。永不停止——這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和自認受命於天的元首踐行的準則，奪取權力和擴張權力的過程由此被賦予了勢不可當的動力。希特勒在1938年取得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之後，他從未考慮過留出較長時間的和平期，甚至滿足於現已獲得的東西，就像俾斯麥在1871年之後執行「饜足政策」那樣。為了抵消民間的不滿情緒，為了防止個人聲譽的下滑，他需要不斷取得勝利。為此他準備冒越來越大的風險。由於擔心自己的壽命不長，他的擴張行動更增添了急迫的焦躁感。因此，他既是推動者，也是被推動者。10月21日，國防軍得到了「解決捷克剩餘部分」的新命令。「必須靜悄悄地完成進攻前的準備工作」，「讓捷克人根本無法組織起防禦」。其目標是「迅速佔領這個國家」並「封鎖斯洛伐克」。
1938年11月和12月，外交事務暫時退居二線。因為在這兩個月裡納粹高層主要忙於處理11月8日至9日全國範圍的反猶騷亂及其引起的後果。11月底，柏林和巴黎簽訂了一項協議，這個消息引起了一些關注。法國外交部長喬治斯·博內（Georges Bonnet ）是協議的倡議者，慕尼黑會議之後他一直考慮著怎樣與越來越富有威脅性的鄰國達成和解。12月6日，裡賓特洛甫和博內在巴黎簽訂了《德法宣言》，雙方承諾將「維護和平與睦鄰友好的關係」，並承認現在的德法國界線為最終國界線。在文本的約束力方面，它並不比9月30日的德英宣言更有價值。
1939年2月初，希特勒在國會發表了紀念「奪權」6週年的講話，之後他再次來到上薩爾茨貝格，正如他自己宣稱的，為了思考下一步的外交行動。「也許又輪到了捷克，因為上次這個問題只解決了一半。」戈培爾推測。2月10日，獨裁者回到柏林，在克羅爾歌劇院對陸軍指揮官們發表了講話。這次秘而不宣的講話是一份值得注意的文件，因為希特勒以少見的坦率透露了未來的計劃。首先他直率地批評， 「國防軍的人」對他在蘇台德危機中的冒險遊戲「即使不說是心存疑慮，至少也在心裡持觀望態度」。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對軍官們透露「讓他採取行動的內在動機」，1933年之後所有的外交行動並非來自心血來潮的靈感，自始至終它們是按照預定計劃來的。他明確地表示，1938年的勝利並不是他努力的終點，而是「預先規劃好的漫長征程中的一步，現在我向你們簡要描述一下其必然性」。
現在，希特勒對廣大軍官披露了他於1933年2月3日和1937年11月5日對軍隊高級將領闡述過的核心內容：作為「全歐洲、事實上是全世界最強大的民族」，8500萬德國人屬於一個「高度文明的種族」，它理應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並以此為基礎「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我已經下定決心解決德國人的問題，也就是說，解決德國人的生存空間問題」，他毫不含糊地宣佈，「你們應當意識到，在我的有生之年……這個思想主宰了我的一切。」即使「最壞的情況也不會讓他退縮」。他希望「指揮官們」懷著「虔誠的信仰」支持他。「下一場鬥爭將是純粹的世界觀之戰，換句話說，它是有意識的民族戰爭和種族戰爭」，希特勒讓他的聽眾們從思想上做好準備，但他並沒有說蘇聯是主要的侵略目標。顯然人們對講話有不同的反應：「一部分人感到興奮，另一部分人非常懷疑」，副官恩格爾這樣描述他的感受。
首先希特勒還惦記著他在1938年秋季沒到手的東西。為了準備吞併「捷克剩餘部分」，他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方法：一方面他借種種理由拖延在《慕尼黑協定》中做出的保障捷克主權的承諾；另一方面他鼓勵斯洛伐克人的分裂企圖，推動這個業已殘破的國家內部崩潰的進程。布拉格和普雷斯堡關於斯洛伐克自治的談判失敗之後，新任捷克總統埃米爾·哈查（Emil Hacha）廢黜了在親德的約瑟夫·季索（Jozef Tiso）神父領導下的斯洛伐克政府，並派遣軍隊進駐斯洛伐克。「這是一塊跳板」，戈培爾興高采烈地說，「現在我們能徹底解決在10月份只解決了一半的問題了。」3月10日中午，希特勒把戈培爾、裡賓特洛甫和凱特爾召集到總理府。「決定：3月15日進軍，徹底擊垮捷克這個拼湊起來的國家……元首高興地歡呼。這局棋我們贏定了。」3月12日，國防軍接到了進軍令。「民間風平浪靜。沒人知道或者感覺到任何異樣。」宣傳部部長評論。
3月13日下午，季索應德國政府之邀來到柏林。希特勒告訴他即將佔領捷克國土的消息，並要求他立即宣佈斯洛伐克獨立。不然的話，他威脅說，他將棄斯洛伐克於不顧，也就是說，聽任部署在斯洛伐克邊境上的匈牙利軍隊長驅直入。3月14日，普雷斯堡議會宣佈斯洛伐克獨立。當天中午，希特勒剛和戈培爾討論了有關「帝國保護國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的章程之後，傳來了捷克總統尋求與德國總理會晤的消息。希特勒同意了，但是他告訴國防軍，在任何情況下預定的進攻日期不會改變。晚上，哈查在捷克外交部長弗朗吉席克·契瓦爾科夫斯基（Frantisek Chvalkovsky）的陪同下抵達了安哈爾特火車站。列隊迎接他的儀仗隊只是騙人的門面，因為希特勒根本不打算進行嚴肅的談判。他想要徹底的投降，這次他又使用了曾在舒士尼格身上用過的磨蹭戰術。他讓客人在阿德龍大酒店空等了幾個小時，而他本人卻優哉樂哉地在總理府看電影。
午夜過後，哈查和契瓦爾科夫斯基穿過新總理府長得令人生畏的走廊和大廳，被領進希特勒的大辦公室，在幾盞落地燈的映照下，室內光線昏暗。為了加大對捷克人的壓力，獨裁者擺開了引人注目的陣勢，身邊圍著一大圈人——除了戈林之外，還有凱特爾、裡賓特洛甫和國務秘書魏茨澤克和邁斯納，首席新聞官迪特裡希，譯員施密特和記錄員黑維爾。然後，現代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充斥著威脅和勒索的政治流氓戲開場了。哈查希望，至少能保住剩餘一小部分捷克的獨立，但希特勒從一開始就無情地明確表示，這方面沒有談判的餘地。他又滔滔不絕地列舉所謂捷克的種種過失，他認為，新政府裡依舊存在「貝奈斯的幽靈」，最終他宣佈了自己的意圖，捷克斯洛伐克的剩餘領土將成為德國的被保護國。國防軍將在6點進駐，如果現在哈查能給捷克國防部部長打一個電話，對他下達不要抵抗德軍的命令，他還能為他的民族提供「最後的優質服務」。「哈查和契瓦爾科夫斯基像石化了一樣坐在椅子上」，譯員施密特回憶說。當人們忙著撥打通往布拉格的電話時，戈林威脅道，如果不答應德國的要求，他將轟炸那座城市。顯然對於捷克總統來說，這太過分了。他昏了過去；希特勒的貼身醫生被叫來給半昏迷的總統打了一針。
圖67：捷克總統埃米爾·哈查（左起第二個）靠近希特勒坐在新總理府的辦公室裡，1939年3月15日（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
哈查甦醒過來，他和外交部長走到另外一間房間裡打電話，按照德方的要求對布拉格方面下達了命令。夜裡4點鐘左右，兩個人在希特勒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上簽了字，通過它，捷克總統「將捷克人民和國家滿懷信任地交託到元首的手中」：「元首接受了這份聲明並表達了他的決心，他將把捷克民族置於德意志帝國的保護之下，並且保證與其民族性相符的民族生活的自主發展。」德國對待捷克代表團的方式公然踐踏了所有外交慣例和人道主義準則，但在座的德國人沒有一個對此提出哪怕是微弱的異議，國務秘書魏茨澤克也沒有。不但如此，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回憶錄中他還有臉指責哈查的簽字幫助「希特勒獲得了進軍布拉格的貌似合法的由頭」。這位高級外交官像他的「元首」一樣對捷克人懷著種族偏見，「他們從來不討人喜歡，在帝國境外像皮衣裡的虱子，在帝國境內像皮膚上的疥瘡。」在那次重要的、元首用盡了各種手段的夜間談判後的第二天他曾這樣說過，後來他又把肆無忌憚的勒索行徑說得輕描淡寫。
獨裁者本人顯得「非常高興」， 自鳴得意於「古往今來最偉大的天才政治手法」。「現在孩子們，給我的這兒和這兒」——指著自己的臉頰——「來一個吻！」他對女秘書克裡斯塔·施羅德和格爾達·達朗諾夫斯基說。她倆整夜守在希特勒辦公室旁邊的小房間裡待命。「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將作為最偉大的德國人被載入史冊。」清晨，德國軍隊跨過了捷克邊界；9點左右，先頭部隊已經抵達了布拉格。這次迎接他們的不是歡呼聲，而是沉默和壓抑的憤怒。中午，希特勒登上了開往波西米亞—雷帕的專列。從那裡到布拉格的剩餘路程，他換上了自己的三軸奔馳豪華轎車。由於下著大雪，晚上希特勒才到達捷克總統府所在地哈拉卡尼城堡（Hradschin），當地人幾乎沒有察覺到。由於事先沒有做任何接待的準備工作，副官們被派出去，從布拉格的德國之家弄來了一些火腿、白香腸和皮爾森啤酒。
當天夜裡，在內政部長弗裡克和國務秘書施圖卡爾特的協助下，希特勒口授了關於建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的公告。捷克人被允許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前外交部長馮·諾伊拉特被希特勒任命為第一任「保護長官」，作為舊保守派精英的一員，馮·諾伊拉特被認為是相對溫和的人，因此適合裝點捷克人臣服於德國的外來統治的門面。同時應季索的請求，斯洛伐克被置於「大德意志帝國」的保護之下；德國國防軍開進普雷斯堡。3月16日下午，希特勒離開了布拉格，途經布爾諾、維也納和林茨，於3月19日返回柏林。戈培爾再次成功地動員了幾千個人，他們站在從格立策火車站到威廉大街的道路兩邊向「元首」歡呼。「我們度過了驚心動魄的一周，我們經歷的種種也許帶來了最驚人的成果。」魯道夫·布特曼寫道。由於希特勒「偉大的治國才能」，「國家的實力再次獲得強勁的增長」，「卻依舊沒有流一滴血」。「他是幸運的，永遠幸運！」一個熟人在大街上對他喊道。
但是像這樣絕對信賴元首的發言並不符合主流民意，因為吞併捷克剩餘領土的做法沒有獲得多少支持。許多人還記得9月26日希特勒在體育館演講時發出的誓言，蘇台德問題解決之後，他的「最後一個領土要求」將得到滿足，現在他們捫心自問：「這是否有必要？」社會民主黨（SPD）海外流亡黨委在倉促之間把黨總部從布拉格轉移到巴黎，根據國內線人的匯報，SPD海外流亡黨委認為，「老百姓對德國在重大的軍事衝突中取得的最新『勝利』普遍感到憂慮，他們擔心，再度失敗的命運離他們又近了一步。」
對於希特勒的戰爭計劃而言，擊潰所謂「捷克的剩餘部分」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德意志帝國不僅獲得了大型的軍工廠，如皮爾森和布拉格的斯科達兵工廠和布爾諾的武器製造工廠，還得到了足以武裝20個師的武器裝備。除了工業資源之外，德國的軍事工業也能利用銅、鎳、鉛、鋁、鋅和錫等國內所需的原料。對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地區進行經濟滲透的大門現在完全敞開了，從未來繼續「在東方佔領生存空間」的角度考慮，德國的軍事戰略形勢也同樣得到了改善。
3月15日晚上，獨裁者堅信：「14天內沒人會再議論這件事。」但這一次他完全錯了。希特勒把手伸到布拉格的事實讓倫敦方面如夢初醒。英國政府意識到，德國元首愚弄了他們，他給出的承諾分文不值。人們曾經認為，可以通過簽訂條約束縛希特勒，可以用遷就的方式約束他的野心，綏靖政策即是建立在這個理念的基礎上，而現在它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駐德大使亨德森被無限期地召回國內，3月17日，張伯倫在伯明翰發表演講，他宣佈英國政府徹底轉變對德國的立場：他譴責希特勒嚴重侵犯了他本人之前一直援引的民族自決的基本原則，最後他用了一個詰問句，是否希特勒真的想走上「通過武力稱霸世界」的路？
納粹領導人沒有把來自倫敦的、後來法國政府也加入的反對聲音當回事。「那只是事後發出的歇斯底里的吵鬧，絲毫引不起我們的興趣。」戈培爾諷刺說。希特勒認為，利用目前的局勢，他可以立即實施下一步計劃。3月20日，裡賓特洛甫對留在柏林的立陶宛外長約瑟夫·烏比斯（Joseph Urbsys）發出了最後通牒，他要求對方立即歸還1919年劃歸法國政府管轄並於1923年被立陶宛吞併的默麥爾地區。3月22日立陶宛內閣表示同意，當天下午希特勒在斯維內明德（Swinemunde）登上了「德國號」裝甲戰艦。午夜，裡賓特洛甫宣佈《默麥爾地區與德國重新統一協議》的簽字儀式已經完成。3月23日上午，希特勒在裝甲戰艦上頒布了相關的法律。「啊，林格！」他對自己的侍從說，「您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現在我們捎帶著就解決了這些小事。」14點，希特勒上岸進入默麥爾港口，他在市中心劇院的陽台上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說，他歡迎「老民族同胞們」成為「我們大德意志帝國最年輕的公民」。當晚他離開了默麥爾，3月24日中午回到了柏林。
默麥爾地區的併入是希特勒以不流血的方式得到的最後一個外交成果。21日到22日的夜間，當他在總理府等候立陶宛政府做出決定時，他和戈培爾又做了一次有關「未來外交政策」的長談：「為了重新獲得信任，現在他想暫時休戰了。」如果獨裁者真的表達了這個意思，那說明他沉醉在雙重的自我欺騙中。因為，一方面正如我們看到的，不管由於現存社會制度本身固有的壓力，還是基於個人的原因，他都沒有真正想過休戰。3月24日晚上，戈培爾發現他已經在考慮「解決但澤問題」：「他想對波蘭施加一些壓力，希望它能做出反應。」他肆無忌憚的侵略野心對準的下一個目標是哪個國家，至此已很明確了。另一方面，如果希特勒認為他還能重新獲得西方國家的信任，那他就在自欺欺人了，因為撕毀《慕尼黑協定》已經讓他賭光了本錢。每個人都看到，他已經撕下了熱愛和平的修訂派政治家的假面具，其政權的暴力本質已經暴露無遺了，從根本上說這個政權的目的就是無限的擴張。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3月18日的內閣會議上宣佈，「真正的問題」是「德國想奪取世界霸權的企圖。對其進行抵抗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3月31日，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發出了保證波蘭國家獨立的宣言。於是形勢已經明朗化了，幾個月之後它將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如果說希特勒在1938年11月反猶騷亂中已經破壞了所有的文明準則，那麼現在他對布拉格的侵犯又跨越了外交上的紅線。烏爾裡希·馮·哈塞爾相當準確地意識到，這是「公然的狂妄自大、逾越了所有界限和禮儀的第一例」。現在再沒有回頭路了。3月15日，獨裁者臆想著他前無古人的事業達到了輝煌的頂峰，但實際上他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他業已踏上了毀滅之路。「從這一天起」，弗蘭索瓦·龐塞特尖銳地指出：「他的命運已經注定了。」
* * *
當然，人們需要有雙慧眼，才能透過希特勒現已取得的成功，看到未來災難的萌芽。1939年4月20日，當獨裁者慶祝他的50大壽時，復仇女神的陰影似乎還遠在天邊。戈培爾再次使出渾身解數將元首崇拜推向巔峰。「大德意志帝國締造者的50華誕。連續兩天報紙發行了豪華版和特別版，對他的神化不斷推陳出新。」維克多·克倫佩雷爾評論。宣傳部部長從1938年夏季就開始了籌備工作，但是12月初希特勒隨意地表示，他不想要「特別的慶祝」，「那麼，就叫停吧！」戈培爾接受了元首的指示。但似乎他並沒有把這話當真，因為在他的指導下，從1939年1月起開始制訂慶祝計劃，最終希特勒批准了該計劃，它在繁文縟節和鋪陳排場方面超越了元首以往的生日慶祝活動。希特勒生日之前的幾天，戈培爾還寫道：「與元首生日有關的大量工作。這一次將要大操大辦。」
報界得到了詳細的指令，應該怎樣頌揚這位頂尖人物。編輯們被警告「既不要描寫他的童年和家庭，也不要描寫他的私人生活方式」，因為「圍繞著這三個話題過去流傳著難以置信的大量不實之詞」。相反，「可以很詳細地描述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轉變和政治道路等等」。各大報紙應該推出「內容特別詳盡而又賞心悅目的特別版」。內政部長弗裡克乾脆宣佈1939年4月20日為「國定假日」，以此凸顯它的特別意義，希特勒的50歲生日成為一年之中節日慶祝的高潮。這樣一來，全國各地的許多人都能參與慶祝活動。
18:30，戈培爾的演講宣告生日慶祝活動正式開始，所有廣播電台都轉播了他的演講。他用一貫的諂媚奉承的措辭讚美希特勒是「歷史性的偉人」，德國人民 「心甘情願地順從地效忠於」他所有的行動。「就像施了魔法一樣」，「他從根本上解決了人們幾乎認定無法解決的中歐問題」。擅長冷嘲熱諷的宣傳部部長把希特勒對捷克使用暴力手段獲得的局面稱為「務實的和平」。19點，聚集在新總理府馬賽克大廳裡的國社黨（NSDAP）領導人——約1600人——一齊向壽星祝壽。魯道夫·赫斯重複了無條件效忠的誓言，「即使在全世界的煽動者走向極端」的情況下，他還向希特勒——這位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獻上了腓特烈大帝本人的50封親筆信。它只是擺放在總理府的長桌上的眾多禮物中的一件——就在1878年柏林議會在俾斯麥主持下開會的那間大廳裡。禮品中有很多俗氣的玩意兒，但也有一些珍品，尤其是希特勒推崇的畫家弗蘭茲·馮·德弗雷格爾（Franz von Defregger）和卡爾·特奧多爾·馮·皮洛蒂（Carl Theodor von Piloty）的畫作。帝國經濟部長兼帝國銀行行長瓦爾特·芬克在送禮中獨佔鰲頭，他把提香（Tizian）的名作《鏡前的維納斯》獻給了這位藝術愛好者。
前一天晚上的主要看點是東西軸線——新交通幹線的第一大部分——的竣工典禮，它是在首都重建的過程中建成的。希特勒和他的建築師施佩爾乘坐一輛敞篷車駛過7公里長的幹道。宣傳部部長呼籲柏林市民在路邊夾道歡迎，約有幾十萬人響應了號召。「空前響亮的歡呼聲。街道沉浸在童話般的燦爛燈光中。前所未有的氣氛。元首喜形於色。」宣傳部部長為自己的編排感到得意。22點過後，當國防軍表演了「軍樂隊分列式」之後，「老衛隊」的火炬遊行隊伍走過了威廉大街，每個黨區各自選派了50名代表，他們共同組成了這個隊伍。元首站在總理府的陽台上向他的褐衣縱隊致意。
午夜，希特勒接受了身邊隨從人員的生日祝賀和禮物。他尤其喜歡施佩爾在巴黎廣場前的大廳裡建造起來的4米高的大凱旋門模型。「他久久地、明顯飽含感情地注視著在模型上呈現出來的年輕時代的夢想」，他的建築師回憶說，「他面帶陶醉，無言地向我伸出手，然後心情愉悅地對祝賀生日的來賓們讚美著這個建築，讚美它在未來帝國歷史中的重要意義。」當天夜裡，他強迫症似的數次回來看這個模型，他完全沉迷在未來「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的幻影中。
第二天慶祝活動繼續進行，黨衛隊護旗隊的遊行樂隊在總理府的花園裡演奏了小夜曲。外交使團團長——教廷大使切薩雷·奧爾塞尼戈（Cesare Orsenigo）主教——引領了新一輪正式祝壽的風潮。緊隨其後的是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長官諾伊拉特，他身後還拖著捷克總統哈查，然後是斯洛伐克總理季索，還有德國中央政府的官員們和國防軍的高級軍官。考慮到獨裁者即將實施的計劃，他接見但澤黨區主席阿爾伯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的舉動具有不可低估的象徵意義，後者把自由城市但澤的名譽市民證書交到希特勒手中，以此作為該城市民「與德意志民族血脈相連的證明」。
中午11點，國防軍大閱兵在東西主幹道上正式開始。閱兵式持續了四個多小時，它展示了帝國現已達到的軍事實力。所有的國防軍編隊都參加了閱兵；在閱兵式上展示了最先進的武器，尤其是坦克和重型火炮。人們在科技大學的門前建造了一座看台，希特勒站在看台上搭起的華蓋之下——他的寶座和元首旗幟都在那裡——檢閱遊行隊伍。「我始終感到驚奇，他的精力從何處來。」女秘書克裡斯塔·施羅德在給女友的信中寫道，「因為站立四個小時並且不斷向人揮手致意是讓人累得要命的活兒。我們旁觀者都已經疲憊不堪了。」
圖68：赫爾曼·戈林代表在場的全體領導人向帝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祝賀50歲的生日，1939年4月20日
按照希特勒的授意，裡賓特洛甫邀請了150位重要的外國客人，目的是讓他們見識一下德國的軍事實力。英國和法國大使不在主席台上，《慕尼黑協定》破裂之後他們已經被召回國（美國從1938年11月反猶騷亂之後就不再派遣大使）。閱兵式結束後，希特勒在新總理府召開茶會款待外國客人，帝國部長們、國社黨全國領導人和國防軍將軍們也在受邀之列。
4月16日到23日期間，UFA出品的新聞短片全部圍繞著希特勒的50歲壽誕。十二位攝影師共拍攝了10 000米的膠卷，在新聞短片中被剪輯成546米。被解說員稱為「第三帝國最盛大的閱兵式」的國防軍大閱兵佔據了主要的畫面，無疑這是為了對民眾進行備戰的心理建設，希特勒在1938年11月10日的秘密講話中提出了這方面的要求。因此，現在他不光扮演著一貫正確的政治家的角色，還以統帥的尚武英姿出現，在驚愕的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其戰爭機器令人生畏的戰鬥力。
圖69：為慶祝希特勒的50歲生日，在柏林新東西軸線上舉行的閱兵式，1939年4月20日
戈培爾對兩天的慶祝活動非常滿意：「元首受到民眾的頌揚，從沒有哪個凡人如此受歡迎。」但是SPD流亡黨組織的線人卻得出了更加細緻入微的結論：當人們看到奢華靡費的生日慶典時，他們很容易認為，希特勒的聲望仍在上升。「但是真正瞭解人民的人會發現，即使不說是全部，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假象。」甚至當讀者們閱讀那些被政府操縱的報紙時，他們也不可避免地覺察到，「希特勒在外交上的星光已經黯淡了」，「整個體系正在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勝算」。「在耀眼的旌旗和節慶的喧囂之上」，社會民主黨的通訊員總結說，「沉甸甸地壓著戰爭的恐懼。」但他們又補充說，這並不意味著，「元首信仰在德國已經失去了市場」，相反，它「依舊廣泛地存在於社會各階層」。希特勒採取了種種冒險行動卻依舊能保持和平——他的聲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這個光環。1939年9月初，希特勒發動了戰爭，經歷了最初「閃電戰的勝利」之後，從1941至1942年冬季開始，戰爭明顯地發展成一場軍事災難，元首神話將開始傾塌，起初速度緩慢，後來傾塌的速度越來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