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很清楚我們所有政策的最終目標”，1937年4月29日，希特勒在奧登斯堡—福格爾桑對在座的國社黨現領導人闡釋他的反猶計劃，“我的準則是，我決不會採取將來也許會讓我反悔的步驟，也不會採取損害我們自己的步驟。你們知道，我敢於冒最大的風險，但決不越界。一個人應該有能嗅出‘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鼻子，與對手戰鬥時也同樣如此。”記錄此次秘密講話的錄音表明此處有大聲的歡笑和熱烈的掌聲。希特勒繼續說：“我不會以武力向對方挑戰，我不會因為我想戰鬥而對敵人說：‘來戰鬥吧！’而是對他說：‘來受死吧！我已經巧施妙計將你逼到死角，你已經無力進攻，你將被我一擊斃命。’就是這樣！”希特勒盡量提高了嗓音，“猶如達到性高潮般”爆發地喊出最後一句重點強調的話“就是這樣！”，現場觀眾瘋狂地表示贊同。
雖然這一刻希特勒貌似在掏心窩子地說話，其實他依舊拿捏著發言的分寸。可以說，他確切地描述了自己當上國家總理以來的做事方法。就像他在外交領域敢冒最大的風險卻從不越界一樣，他在對待猶太人的政策問題上也步步為營地逐步走向極端的解決方案。有時候，比如1935年春季，他暗示加緊對猶太人的迫害；有時候，比如召開奧運會的1936年，他下令暫時放寬政策。他的手下們為了邀寵也想出各種新舉措，在“猶太問題”上競相“為元首效勞”，說到底希特勒在這方面也具有掌控全局的決定性權威。他始終操縱著一切並定下行動的準則。雖然戰術靈活多變，但是他從未放棄“消滅”猶太人的“最終目標”。但此時“消滅”還並不是指大屠殺，而是指驅逐。1937年11月底，戈培爾與希特勒圍繞著“猶太問題”進行了一番長談，過後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猶太人必須被驅逐出德國乃至整個歐洲。也許這需要一段時間，但是它終將實現而且必須實現。元首已經下定了決心。”
1937年上半年，政府與教會的爭端成為國內政治的主題，1937年9月13日，希特勒在紐倫堡黨代會閉幕上的講話則開啟了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激進階段。就像去年一樣，他在閉幕詞中大談“猶太布爾什維克”“對世界的威脅”，這次他的攻擊中還夾雜著對被他“徹底打上劣等標籤的猶太民族”的粗野謾罵。因為猶太人沒有任何文化創造的能力，為了建立覆蓋全球的統治，他們想盡早地“剷除其他民族的上流知識階層”。因此“在目前無產階級的蘇俄，猶太人佔據了百分之八十的領導崗位”。斯大林在1936年至1937年的公審中也剪除了卡爾·拉德克（Karl Radek）等猶太戰友的事實——戈培爾曾經在日記中驚訝地對此發表過評論——似乎對希特勒沒有什麼長久的影響。他用幾乎一成不變的語言重複著他在1920年8月的主題演講《我們為什麼是反猶主義者？》的內容——這是他一貫偏執地仇恨猶太人的有力證據。所以他也毫不出人意料地援引了所謂猶太人試圖在1918年至1919年德國革命中奪權的事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是誰？誰是斯巴達克團的頭目？德國共產黨的金主和領導人究竟是誰？……都是猶太人！”
希特勒的誹謗言論產生了效果。在自由城市但澤，當地的國社黨人在黨區主席阿爾伯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的領導下已經完成了政治上的一體化，1937年10月底，當地發生了嚴重的反猶騷亂。同時在德國境內其他很多地方出現了新一輪的抵制猶太商店的行動，其目的在於強迫店主放棄產業，迫使他們流亡海外。“對德國猶太人的經濟殲滅戰已經以最嚴酷的方式展開了，”10月26日佈雷斯勞中學教師威利·科恩評論，“強迫猶太人出售商店的壓力與日俱增。”1937年11月底，經濟部長亞爾馬·沙赫特被解職，阻擋對猶太人進行經濟掠奪的最後一個障礙也被清除了。1938年1月底，《新蘇黎世報》記者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一段時間以來，從各個經濟領域清除猶太因素的行動愈演愈烈”，“雅利安化”的政策剝奪了猶太人的“生存基礎”。國社黨“攫取德國政權”之前，全德國共有50 000家猶太商店，1938年冬季只有9000家了，其中3600多家在柏林。
放棄產業的猶太人一般只能得到實際價值的一部分，如果猶太人決定流亡國外，他們還必須繳納特別稅，此外還要交“逃離帝國稅”，因此最終他們的財產所剩無幾了，這加劇了他們在異國他鄉重新白手起家的難度。1938年4月，一個自稱是國社黨員和希特勒崇拜者的慕尼黑商人在致地方工商總會的信中表達了他對“殘酷的行動和此類對猶太人的訛詐的反感”，他拒絕再繼續充當“雅利安化”行動的顧問。“作為一個誠實正直的老商人”，他不能眼睜睜看著“許多‘雅利安’商人和公司以極其無恥的手段盡可能地壓低收購價劫奪猶太人的商店和工廠。”“在我的眼中，這些人就像禿鷲，睜大饞涎欲滴的眼睛，伸出舌頭，撲向猶太人的腐屍。”但這類聲音只是極少數。事實上，為了通過掠奪猶太人的家產發財，很多德國人肆無忌憚地利用被放逐和迫害的少數族裔的窘境。
伴隨著劫掠行為而來的是變本加厲的反猶煽動宣傳。1937年11月8日，尤里烏斯·施特賴歇爾和約瑟夫·戈培爾在慕尼黑德國博物館主持“永遠的猶太人”展覽會的開幕式，如展覽會主題所示，它的目的是讓觀眾們親眼看到“猶太人在全世界的危害作用”。“巨大的黃色海報醒目地出現在大街小巷，到處可以看見永遠的猶太人的面孔”，社會民主黨海外流亡組織在慕尼黑的線人報道。展覽會對無知的觀眾起到了宣傳的作用，由於真實與謊言“如此巧妙地相互結合”，“以至於謊言聽上去像真話一樣”。
1937年秋季以來“猶太政策”的強硬化與下一章將要介紹的納粹政權外交政策的轉向有著直接的聯繫。前幾年由於顧及到國外的反應，希特勒和他的追隨者們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但現在顧慮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此前猶太人在德國的經濟地位也已經下降了，不用再擔心徹底把猶太人趕出經濟領域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相反，對猶太資產徹底的“雅利安化”有助於緩解德國嚴峻的財政預算狀況，非法掠奪的錢還能用於擴充軍備和備戰。
1938年3月的奧地利“合併”明顯推動了迫害猶太人的極端化進程。1933年，約有515 000名猶太人生活在德國，到1937年底，其中152 000人已經移民國外，363 000人還堅持留在德國。現在一下子增加了190 000名猶太人，德國當局推動猶太少數民族移民國外的努力一時之間似乎又倒退了。但事實上奧地利的併入為“去猶太化”的進程增添了新的活力，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暴亂達到了暫時性的高潮。德國軍隊開進維也納的街道，沒過幾個小時，城裡已經出現了針對猶太居民的過激行為，嚴重程度超過了1933年以來在“老帝國”（譯者註：指納粹德國）發生的所有騷亂。“這天晚上地獄暴動了！”戲劇家卡爾·楚格邁爾（Carl Zuckmayer）回憶，“地府敞開了大門，釋放出最低賤、可怕、不潔的魑魅魍魎。城市變成了希羅尼穆斯·博斯噩夢般的畫作，鬼魂和半獸人從骯髒的蛋中爬出來、從泥濘的地穴裡升上來。空氣中持續不斷地充滿著淒厲、瘋狂、歇斯底里的尖叫。”
連續幾日，奧地利的國社黨員以及國社黨的追隨者們在維也納猶太人身上發洩著他們積蓄已久的仇恨。當著目瞪口呆、幸災樂禍的群眾的面，他們用所有可以想像到的方式羞辱和凌虐猶太人。“大學教授被迫徒手清理街道，虔誠的白鬍子猶太人被拖進神廟，年輕人狂呼亂喊著強迫他們屈膝下跪呼喊‘希特勒萬歲’。”維也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如此描述公開凌辱的場面。“他們在大街上像獵兔子一樣追捕無辜的人，將他們拖去打掃衝鋒隊軍營的茅房；無數個夜晚恣意編織出的病態骯髒的仇恨幻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宣洩出來。”不受控制的恐怖程度之高甚至讓海德裡希在3月17日對被任命為德奧統一帝國專員的黨區主席約瑟夫·布呂克爾（Josef Bürckel）提出警告，他將要逮捕所有繼續參與“無法無天的襲擊活動”的納粹黨人。在那之後暴力浪潮才慢慢平息下去。“在衝鋒隊員的嚎叫聲中，大街上一群群猶太人被迫用手和膝蓋支撐著趴在地上清理人行道上的支持許士尼格的口號，群眾面帶譏笑地圍觀著。”3月22日威廉·夏伊勒親眼看到。意大利駐維也納大使烏巴爾多·羅齊拉（Ubaldo Rochira）在4月底還報告說暴力事件再一次增加。在第二區的一條街道上，“上百個猶太人被迫在地上爬行或者匍匐而行”。大使表示，維也納上至知識分子下至普通工人的各階層老百姓對猶太人的刻毒仇視令他感到吃驚。
許多猶太人驚慌地逃離了這個國家，自殺人數陡然增加。在很短的時間內，“帝國東部地區”（譯者註：指被吞併後的奧地利）也實行了反猶特別法。1938年5月之後，由維也納“財產辦公室”負責的“雅利安化”也在幾個月之內實施了。為了加快驅逐奧地利猶太人的進程，8月份在從前的羅特希爾德宮成立了“猶太人海外移民中心”，黨衛隊二級突擊中隊長兼帝國保安部總部猶太事務部門（Ⅱ112部門）的成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命擔任該機構的領導人。這個堅定的反猶分子和勤勉的官僚設計出一套高效的強迫猶太人移民國外的工作方法，它能夠保證申請人在同一幢大樓裡按照流水線原理迅速地辦完所有的手續。它還規定沒收猶太社區中富有成員的資產，充作支援貧困猶太人移民國外的資金。到1939年5月共有100 000名猶太人，約占奧地利猶太人的50%，離開了這個國家。“維也納模式”被證明是成功的，它被視為“老帝國”的榜樣。
“自奧地利合併以來猶太人的命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38年7月社會民主黨流亡黨委的報道總結。“國社黨從奧地利的經驗中得出結論，加快對猶太人的迫害不會對社會體系造成損害，放縱納粹支持者的反猶本能、對公開的暴行熟視無睹，既不會帶來經濟上的困難，也不會在國際上明顯地喪失聲譽。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政府毫無顧忌地在老帝國推行維也納工作方式。”1938年春季以來，歧視性法律一個接一個出台，目的都是為了破壞猶太人在“大德意志帝國”的經濟基礎，盡可能地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因此猶太家庭失去了所得稅子女優惠待遇，經營工商業的猶太人無法得到政府採購項目，猶太社團失去了公法中的法人地位。4月26日頒布的法令影響尤為深刻，它規定所有猶太人必須在6月30日前申報5000元以上的資產。“填表的目的何在？”6月29日維克多·克倫佩雷爾填寫表格時心中自問，“我們已經習慣了在這種被剝奪了權利、麻木地等待著進一步的無恥行徑的處境中生活，幾乎再沒有什麼事能讓我們激動起來。”
7月6日頒布的《工商業管理條例修正案》禁止猶太人從事如地產代理、婚姻介紹或小商販等各種職業。7月底猶太醫生被剝奪了行醫資格，9月份猶太律師失去了律師從業許可。8月17日的法令規定，今後猶太男人和女人只能從法令附表列出的名單中選取名字，或者在他們的名字中加上“以色列”或者“薩拉”。“假設名單是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制訂的，它們可以被看作如實暴露愚蠢官僚心態的證據。”索爾·弗裡德蘭德（Saul Friedländer）對這一新的刁難發表評論。內政部官員、《紐倫堡種族法》的註釋者漢斯·格洛普克（Hans Globke）是這份名單的制訂者，1945年之後他像很多同事一樣繼續自己的仕途，1949年10月他升為部裡的處長，後來又在康拉德·阿登納的總理府裡當上了國務秘書。
“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和“自下而上”的暴力行動再次互相配合，加快了極端化的進程。維也納暴亂之後，1938年春季，在“老帝國”的許多地方發生了排猶騷亂。像在1935年一樣，戈培爾在柏林又發起了攻勢。4月底，他和柏林警察局局長沃爾夫-海因裡希·格拉夫·馮·赫爾道夫討論怎麼繼續加緊對猶太人的迫害：“猶太人的酒館餐廳將被清理掉。猶太人只能分配到一個游泳館、幾家電影院和餐廳。禁止他們進入其他地方。柏林將不再是猶太人的天堂。所有的猶太商店必須有特殊標識。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必須採取激進行動。”希特勒表示同意，但是他提出等1938年5月初他出訪意大利之後再具體實施。根據赫爾道夫的命令，5月17日柏林警察廳擬定了《帝國首都公共生活各個領域猶太人待遇備忘錄》，它規定了一系列歧視性的措施：從猶太人必須佩戴特殊的標誌、取消猶太兒童的義務教育到設立猶太人的專用車廂。
雖然帝國保安部猶太事務部門表示出憂慮：“柏林猶太人問題的處理與整個帝國脫節是不妥當的。”但是戈培爾堅持己見：帝國首都必須先行一步。5月24日，他又一次和赫爾道夫談到“柏林猶太人問題”：“我們要把猶太人從經濟領域和文化生活中或者說從整個公共生活中驅逐出去。不管在哪裡，我們需要有一個開端。”5天之後，他又一次得到了希特勒的首肯，5月30日，他對警察局局長下令，“柏林反猶計劃正式開始”。5月31日，柏林警察對選帝侯大街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捕，逮捕了300個猶太人，大部分第二天被釋放了。戈培爾大為生氣，“我前所未有地大喊大叫”——6月10日，他在柏林警官面前發表講話，試圖為他的激進路線做宣傳：“我真正在做宣傳鼓動。我們無需多愁善感。我們的口號不是法律，而是刁難。猶太人必須離開柏林。警方應該協助我。”
6月11日之後，柏林各區都傳來了發生排猶行動的消息。“從星期六傍晚開始，人們可以看到一群群便裝打扮的人，多半兩三人一組，在猶太人商店的櫥窗上用紅筆寫上巨大的單詞‘猶太人’，塗畫大衛王之星和猶太人諷刺畫。”美國駐柏林大使雨果·R.威爾遜（Hugh R. Wilson）報道。畫畫的人身後跟著一大群看熱鬧的人，顯然他們很樂於看到發生的事情。這個行動是為了嘗試“有組織地標識出猶太商店”，在徹底性方面超過了1933年初以來所有的排猶事件。6月20日和21日的騷亂達到了運動的頂峰。幾個星期之後移民美國的女記者貝拉·弗洛姆驚恐地在日記中寫道：“整條選帝侯大街滿是塗鴉和海報。衝鋒隊在猶太小商舖集中的區域（亞歷山大廣場後面）更是大肆破壞。到處可以看到噁心血腥的描繪猶太人被斬首、被吊死、被斷肢的圖畫和令人作嘔的題詞。櫥窗被砸碎了，從寒酸小店裡搶劫來的‘戰利品’散落在人行道上和排水溝裡。”帝國保安部的報告簡潔地寫道：“經柏林地方警察局的許可，（我們）實施了行動。”但柏林警方不光是無所作為，在所謂針對“反社會者”的大規模行動中，1938年6月中旬，他們逮捕了1500名猶太人，其中大多數被送到了魏瑪附近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戈培爾表示滿意：“現在赫爾道夫在猶太人問題上採取激進行動了。黨協助了他。逮捕了很多人……警方理解了我的命令。我們要把柏林變成沒有猶太人的城市。從現在起我寸步不讓。”
圖62：“6月行動”，柏林猶太人商店被塗抹的櫥窗，1938年6月
但是，6月22日希特勒從上薩爾茨貝格發出了立即停止行動的命令，當天晚上在奧林匹克體育館的冬至慶祝活動中再次發表激烈的反猶演說的戈培爾也不得不屈服。希特勒下命令的理由顯而易見：柏林的反猶行動引來了國外報紙的惡評，在國際形勢因納粹政府挑起“蘇台德危機”而日趨緊張的當口，出於戰術方面的考慮，這個獨裁者想暫時抑制“猶太政策”中的激進行為。但他的目的仍然不變，希特勒和他的宣傳部部長在1938年7月24日拜羅伊特音樂節上再次達成了共識：“重要的是將猶太人趕出去，十年內我們必須把他們清除出德國。但暫時我們還要把富人們當作籌碼保留著。”
7月底，柏林警察局局長向所有的警察分局發出《猶太人和猶太事務管理方針》，該文件反映出他從6月行動中得出的結論。它的目的是“迫使猶太人移民國外，而非沒有成功希望的隨意騷擾”。所有的警官都必須致力於“最大限度地清除柏林的猶太人，尤其猶太無產階級”。內容全面的列表總共列出76條，詳細說明了如何在現有的歧視性法規的範圍內騷擾被排斥的少數族裔的日常生活。“赫爾道夫向我遞交了列舉對柏林猶太人採取的措施的文件。它確實是嚴格而全面的。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猶太人趕出柏林。”戈培爾表揚了警察局局長的工作。
然而強行驅逐的政策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因為納粹政權不惜一切代價剝奪猶太人謀生的經濟基礎，同時這也限制了猶太人移民海外的機會。“當猶太人迅速淪為很快將要依賴社會慈善事業生存的無產者群體時，從經濟角度說，他們移民海外的難度增加了。”1938年8月，阿根廷駐柏林的愛德華多·拉博格勒（Eduardo Labougle）匯報。帝國保安部也意識到了這個困境：1938年4月和5月的報告說，不容忽視，“移民海外的機會與強迫移民壓力的增長呈反比減少”。隨著猶太人在經濟領域受到的排斥日漸增長，猶太社團和慈善機構的收入也在減少，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幫助貧窮猶太人移民海外的經濟資助者。
除此之外，西方國家接收猶太人的意願並沒有隨著德國迫害猶太人力度的增加而變強。1938年7月，在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倡議下，在法國療養勝地埃維昂召開了一次會議，與會的32個國家沒有一個願意明顯增加猶太移民的限額。於是他們為國社黨提供了宣傳的口實。“沒人要他們”，《人民觀察家報》嘲弄地寫道。在1938年紐倫堡黨代會閉幕式上，希特勒嘲諷了西方民主的表裡不一，一方面他們譴責“第三帝國清除猶太分子的無比殘酷”，另一方面卻害怕承擔接收大量猶太移民所帶來的麻煩：“沒有實質幫助，只是奢談道德！”
對於帝國保安部的專家們來說，向巴勒斯坦移民是猶太人海外移民問題的關鍵所在。但納粹領導人在這一點上也處於進退兩難的窘境，促進猶太復國主義活動將會製造一個新的“世界猶太人的中心”，而他們正想打破所謂猶太人的權利。1937年6月，外交部長諾伊拉特對駐倫敦大使下達指示：“建立一個猶太國或者英國人統治下的以猶太人為主導的國家不符合德國的利益。”一年之後，當國際會議在埃維昂召開時，納粹首席思想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在《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了題為《猶太人往何處去？》的社論，他在文中總結了目前討論的結果。首先，巴勒斯坦不能作為大規模移民的中心。其次，看來世界各國無法接收歐洲的猶太人。再次，“必須尋找一個封閉的、歐洲人尚未定居的地區”。在這種情況下，1938年春季，希特勒的腦子裡頭第一次出現了非洲東海岸一個法屬島嶼的名字：馬達加斯加。4月11日戈培爾記錄：“在早餐桌邊談了很久，討論猶太人問題。元首想把猶太人全部趕出德國。趕到馬達加斯加或者類似的地方。這是對的！他認為，他們本身來自於從前的罪犯流放地。很有可能。一個被上帝擊垮的民族。”
這個想法本身並不新鮮。早在19世紀80年代，反猶種族主義的鼻祖東方學家保羅·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就曾經建議過，將猶太人移民馬達加斯加的計劃作為德國征服東歐政策的一部分，20世紀20年代以來，各個國家的反猶主義者一直在宣傳這個“解決猶太問題的方法”。1926年6月在《民族觀察家報》的頭版上刊登了亨利·漢密爾頓·比米什（Henry Hamilton Beamish）的文章，它直截了當地呼籲：“哪裡是猶太人能和平幸福生活的恩賜之地？在哪裡他們能保持種族的純粹並堅持自己的理想？馬達加斯加。”但這個呼籲幾乎等同於挖苦，因為比米什和其他馬達加斯加方案的贊同者都深知，島上的生活條件非常惡劣，大部分被驅逐到那裡的猶太人都會死去。施特賴歇爾的煽動性報刊《先鋒報》在30年代已經公開地以此類種族滅絕的方案為題。1938年報紙的新年版刊登出大字標題“馬達加斯加”並配上了漫畫，一個滿臉驚恐的猶太人被仰面壓倒在地球儀上，圖畫的註解是“他看到了末日”。
希特勒還沒有打定主意——戈培爾所記敘的“趕到馬達加斯加或者類似的地方”的言論證明了他還保留其他選擇——但是他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將猶太人全部趕出德國的計劃。1938年8月中旬，他在小圈子裡透露，《紐倫堡法案》“其實過於寬仁了”。“現在他考慮通過補充性法規進一步限制猶太人在德國的生活，使得整個猶太群體無法再在德國生存下去。這是擺脫他們的最佳途徑。”1938年9月底，簽訂了《慕尼黑協定》之後，歐洲圍繞“蘇台德問題”爆發重大衝突的危險似乎暫時消失了，反猶騷亂再度爆發。初秋時大部分德國人心中對於戰爭的恐懼現在化作對猶太人變本加厲的討伐。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德國南部和中部，出現了對猶太教堂和猶太產業的襲擊。騷亂“具有了局部性的大屠殺性質”，1938年10月帝國保安部的報告稱。許多國社黨積極分子認為，“現在到了最後解決猶太問題的時刻”。11月4日，威利·科恩有預感地在日記中寫道：“我認為，留在德國的猶太人將進入非常艱難的時期。”幾天之後，全國範圍的暴亂猝不及防地到來，反猶暴力行動達到了高潮，在1938年變得越來越極端。又是希特勒給出了決定性的信號，任憑仇恨和破壞恣意橫行。
1938年11月7日，一個在德國長大的17歲波蘭籍猶太人赫捨·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開槍刺殺了德國駐巴黎大使館秘書恩斯特·馮·拉特（Ernst vom Rath），拉特身負重傷。這次刺殺是一次報復行動：10月底，德國警察和衝鋒隊將17 000名生活在“第三帝國”的波蘭猶太人集中起來，驅趕到波蘭邊境。格林斯潘的雙親和兄弟姐妹也屬於被驅逐的猶太人，多日來他們在波蘭和德國之間無人區的惡劣條件下生活。“當我想到我們的悲劇……我的心在滴血”，刺殺者在給他住在巴黎的叔叔發去的消息中坦承，“我必須用某種方式來抗議，讓全世界聽到我的抗議”。
格林斯潘的絕望之舉給了納粹領導人期待已久的協同打擊猶太人並剝奪其財產的借口。尤其戈培爾立即看到了此事提供的機會，讓他能通過賣力的工作挽回希特勒對他的好感，由於前幾個月他和捷克女演員麗達·巴洛娃（Lida Baarova）鬧緋聞，他和希特勒的私人關係受到了嚴重的影響。11月7日晚上，宣傳部部長就下令讓新聞界“大張旗鼓”地報道此事，並且在評論中指出它將“在德國猶太人身上導致最嚴重的後果”。11月8日，《人民觀察家報》刊登了社論《暴徒們》，公然挑動大屠殺：“很明顯，德國人民能從這一新的事實中得出結論。幾十萬猶太人在國境之內還佔據著整條商業街、充斥著娛樂場所、作為‘外國房東’賺取德國房客的錢，而他們的同胞卻在國外呼籲對德國作戰並槍擊德國官員，這是不可容忍的。”11月9日上午，新聞社報道拉特只能再活幾個小時了。年輕的女記者露特·安德烈亞斯·弗裡德裡希（Ruth Andreas-Friedrich）記錄，柏林處於“暴風雨來臨之前壓抑的焦慮不安”之中。
11月7日至9日的兩個晚上，作為刺殺事件的回應，在卡塞爾以及庫爾黑森地區的許多地方發生了第一輪的反猶騷亂。騷亂是由國社黨地方幹部策劃的，採取行動時他們完全以政府領導人的身份自居。猶太教堂是主要的攻擊目標。“黑森州爆發了大規模的反猶集會”，戈培爾寫道，“猶太教堂被燒燬。如果現在我們能讓群眾釋放憤怒情緒該有多好！”但這樣做需要有希特勒明確的表態，而宣傳部部長還沒有徵得他的同意。11月8日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比格爾布勞啤酒館發表紀念失敗的1923年啤酒館政變的傳統演講，他壓根沒有提到巴黎的刺殺事件。不同尋常的沉默並不代表他想息事寧人；相反，這是表明他想搞陰謀的一個明白無誤的跡象。與1936年2月初威廉·古斯特洛夫遇刺事件不同，那次他顧及冬奧會而禁止了反猶太人的過激行動，而這次他決意對猶太人動手了。但他還需繼續等待，等他聽到拉特的死訊。11月7日至8日的晚上，他派私人醫生卡爾·勃蘭特和慕尼黑外科醫院主治醫生格奧爾格·馬格努斯（Georg Magnus）一起前往巴黎。兩位醫生替身負重傷的使館秘書檢查了身體，並在多份病情報告書指出他的傷勢嚴重。
恩斯特·馮·拉特死於11月9日下午16:30。副官尼古拉斯·馮·比洛證實，希特勒在攝政王街的家中通過電話得知了他的死訊。晚上18點之後，他前往慕尼黑老市政廳，和“老戰友們”共聚，參加在老市政廳宴會大廳中舉辦的每年一度的紀念活動，因此這個獨裁者有足夠的時間思考下一步行動。11月9日，在此地發生的事情是由希特勒和戈培爾共同精心策劃的具有戲劇性欺騙效果的行動。晚上9點左右，當大家還在用餐時，希特勒接到了報告使館秘書死訊的電報。他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表演天賦，他裝出吃驚的樣子，在眾目睽睽之下面露震驚之色，與鄰座的戈培爾激動地說著話。雖然談話內容在戈培爾日記中只有寥寥幾行記載，但是人們可以從中看出，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獨裁者對計劃中的反猶暴亂開了綠燈：“他決定讓抗議繼續進行；撤回警察。應該讓猶太人感受民眾的憤怒。這是正確的。我立刻對警方和黨幹部下了命令。”
和戈培爾說完話之後，希特勒立刻離開了會場，沒有再發表其他言論，他回到攝政王街的家中。顯然他避免與接下去發生的事情發生直接的聯繫。戈培爾代替他發了言。雖然他的講話沒有留下原文，但是從幾個月之後國社黨最高法院呈交的調查報告中能看出他想達到的效果：該報告稱，“黨的全體領導人領會了”宣傳部部長的命令，“國社黨對外沒有以示威遊行發起人的面目出現，但實際上它是策劃者和實施者”。戈培爾本人這樣描述聽眾對他的講話的反應：“雷鳴般的掌聲。大家都立刻衝向電話機。人民開始行動了。”他確定了有欺騙性的官方口徑：暴亂必須顯得像是“民眾憤怒”的自然爆發，而真正的主謀，尤其希特勒和戈培爾，必須隱藏在暗處。秉承這一精神，在慕尼黑開會的黨區主席和衝鋒隊分隊長分頭對下屬下達命令。命令一直順利地向下傳達到區領導人和地方小組組長。
在比格爾布勞啤酒館參加政變週年紀念活動的“老戰士”中也包括作為嘉賓出席的阿道夫·希特勒突擊隊的39名成員，1924年，國社黨被查禁，突擊隊被當作傳統聯誼會保留下來。聽完戈培爾的煽動言論之後，他們橫衝直撞地行走在慕尼黑的街道上，一路上破壞了許多商店，並縱火燒燬了赫爾佐格-魯道夫大街上的雅各布猶太教堂（赫爾佐格-魯道夫大街上的猶太大教堂已經於1938年6月被拆除）。戈培爾和慕尼黑-上巴伐利亞黨區主席阿道夫·瓦格納一起來到普蘭納大街的黨部所在地，他親眼看到了破壞的現場。“與此同時突擊隊幹成了一樁大事，而且他們是獨立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尤里烏斯·紹布也是作案者之一。“紹布奮力出擊”，戈培爾評論，“他過去的突擊隊之魂又復活了”。
在午夜時分主持傳統的黨衛隊新兵宣誓儀式之前，希特勒已經和希姆萊商量妥了，黨衛隊將不會參與暴亂。萊因哈特·海因裡希給柏林的蓋世太保頭子海因裡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打了電話，隨後米勒於23:55發電報通知蓋世太保各指揮部，“在最短的時間內對全國各地的猶太人採取行動，尤其將目標對準猶太教堂”。行動絕對不可“受到任何干擾”，禁止“趁火打劫和其他特殊的騷擾行為”。除此之外蓋世太保還準備在全國範圍內逮捕20 000到30 000名猶太人。根據戈培爾的日記記錄，是希特勒本人提出了這個要求。在半夜1:20發出的特急電報中，海因裡希更加詳細地闡釋了米勒的命令：“不可採取可能危及德國人生命和財產的行動”，“只可搗毀而不許洗劫”猶太人的店舖和私人住宅。猶太教堂和社區辦事處的文件檔案必須被全部沒收，並把它們上交帝國保安部辦公室。警察和帝國保安部還接到命令，“在各城區盡可能多逮捕一些猶太人——尤其富裕的猶太人，人數視現有監獄能容納多少而定”，“執行逮捕之後，為了盡快安置這些猶太人，請立即與轄區的集中營取得聯繫”。
圖63：圍觀著火的埃森老猶太教堂的路人，1938年11月9日
此時在全國廣大地區已經開始了暴亂。各地的衝鋒隊隊員和國社黨積極分子向離他們最近的猶太教堂進軍，他們大多穿著便裝，手中提著汽油桶，他們搗毀物品，縱火焚燒教堂。地方警察根據上面的命令束手旁觀，而消防隊只有在火勢蔓延到附近房屋時才會來救火。與此同時，其他隊伍襲擊猶太人的店舖，他們砸碎櫥窗，將貨物扔到大街上，第二天早上人行道上鋪滿了碎玻璃——因此流傳開了柏林人口中的淡化事件嚴重性質的名詞“帝國水晶之夜”。還有一些人衝進猶太人的私宅，搗毀傢俱，對房主人施虐。中世紀以來德國從未爆發過如此大規模的肆無忌憚的反猶暴行。
11月10日上午，戈培爾和希特勒商議下一步的計劃：“繼續打擊還是暫時停止？現在這是一個問題。”他們達成了一致意見，暫時中止行動。“如果我們繼續下去，就有出現暴民的危險”，戈培爾總結他們思考的結論。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戈培爾起草了一份呼籲書，它“嚴厲地敦促民眾立即停止任何一種形式的針對猶太人的示威活動和報復行為”，“針對猶太人在巴黎刺殺德國官員的事件，我們將通過立法和頒布法令的途徑對猶太人做出最終的答覆。”中午在“巴伐利亞小酒店”，戈培爾的文章獲得了希特勒的首肯。下午呼籲書在電台播出，第二天上午刊登在各大報紙的頭版上。同時宣傳部部長下令新聞界盡可能低調地報道這次反猶暴亂，不要公佈破壞的整體嚴重程度。“在報紙頭版上不要出現任何相關的標題，暫時也不要發表任何照片”。11月10日晚上，希特勒在國王廣場的新“元首行館”對新聞界代表發表了演講，他隻字未提昨夜的事件。雖然他參加了11月17日在杜塞爾多夫舉行的拉特葬禮，但是與兩年半之前參加古斯特洛夫葬禮時不同，這次他沒有發表講話。他想借此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他與暴亂毫無牽連。
帝國保安部總部猶太部門1938年11月7日的報告稱，共有36個猶太人被殺害；後來官方又把數據糾正為91個。如果算上當晚自殺的人數、在集中營被囚禁期間死亡的人數和因其引起的後果而死亡的人數，則實際的死亡人數遠遠高於這個數字。1000多個猶太教堂和祈禱室被焚燒，7000~ 7500家猶太商店被搗毀或者劫掠。騷亂造成的財產損失高達五千萬馬克。
在那個可怕的夜晚，全德國的猶太人經受的屈辱和折磨更甚於財產的損失。就像維也納的猶太人在1938年3月和4月間“施虐欲的大爆發”中經歷過的，他們被迫跪在猶太教堂前唱宗教歌曲，被迫跳舞和下跪，被迫親吻土地，被衝鋒隊員毆打和踐踏。在很多地方，被捕的猶太人在送往集中營之前於光天化日之下被驅趕著遊街，一路上伴隨著當地辦事人員、衝鋒隊和黨衛隊警衛以及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的詛咒和辱罵。通常情況下總有一大幫群眾圍觀著這些侮辱人格的場面。“人們肩並肩站著，看著我們從他們的面前走過”，一個哈瑙的猶太商店店主回憶說，“幾乎沒有人說話，少數人在笑，很多人臉上流露出同情和憤慨。”
共有30 000名猶太人被逮捕並被送往達豪、布痕瓦爾德和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在那裡他們受到黨衛隊看守殘酷的虐待。押解到集中營之後，他們被人拳打腳踢，被驅趕著在營地裡奔跑，直到筋疲力盡，他們被迫連續幾個小時在11月的嚴寒中站立集合，一動都不能動。“一連串無休止的身心痛苦”，一個不幸的人描述布痕瓦爾德的情形，“頭幾天最糟糕。他們不讓我們喝水。水本身就稀缺，他們根本不給我們水。嘴巴干到了極點，喉嚨像火燒，舌頭名副其實地貼著上顎。第三天分發麵包，但我根本吞嚥不下去，嘴裡分泌不出唾液。夜晚是恐怖的。有人歇斯底里大發作。一個人叫喊著別人要殺死他，另一個人似乎在布道，還有的人在胡扯著什麼電波。其間夾雜著尖叫、哭泣、祈禱、詛咒、咳嗽，到處是灰塵、污垢、惡臭，人們猶如身處地獄之中。”大部分被捕的人幾個星期之後被釋放了，但前提條件是，他們將力爭盡快離開德國。此外他們必須做出保證，不向任何人透露集中營裡的經歷。儘管如此，一部分消息還是洩露出去了。“從布痕瓦爾德流傳出來的令人驚恐的暗示和零碎的敘述——保密的義務以及下一次人們不會再從那裡生還，每天都有10～20個人死去——令人毛骨悚然。”1938年12月初，維克多·克倫佩雷爾在日記中寫道。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事件令留在德國的猶太人感到震驚。“在此之前當代的種種痛苦、困窘、屈辱和可怕的事情都無法與這個夜晚的一切相提並論”，奧本海默銀行前職員胡戈·摩西斯（Hugo Moses）後來回憶說。反猶暴亂讓猶太人猛然意識到，他們已處於徹底的無權和無助的狀態。他們可能被毆打、掠奪和屠殺，而警察不會干涉，兇手不用擔心遭到懲罰。德國已經脫離了文明民族之列，他們業已跨越了界限。“一旦我們活著離開這個國家，決不會再回來。”恐怖事件發生一個星期之後，柏林女醫生赫塔·納托爾夫（Hertha Nathorff）在日記中寫道。
雖然國社黨的報紙不遺餘力地宣傳，破壞活動是民眾自發的宣洩憤怒的形式，但每個人心裡都清楚，這是混淆視聽。鑒於“行動是由上而下發動的事實”，媒體不斷重複的宣傳“令人好笑”，1938年11月底，比勒費爾德蓋世太保指揮部指出。帝國保安部總部猶太事務部門在11月的報告中也得出結論：“行動的執行者主要是政治領導人、衝鋒隊和黨衛隊的成員，在個別情況下也有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外國觀察家把青年們的參與視為最糟糕的預兆。人們從中可以覺察到“德國青年一代的道德淪喪”，“在黨的命令下，他們能參與一切攻擊和暴力行為”，波蘭駐萊比錫總領事評論說。在某些地區，普通市民也參加了衝鋒隊的隊伍，他們為肇事者加油鼓勁，自己也動手幫忙。但總體而言帝國保安部的觀察是正確的：“只有極少數平民參與了行動。”
但是德國人民對十一月暴亂持什麼態度？支持率有多高？反對率又有多高？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因為當時不存在能公開表達意見和情緒的自由媒體。“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弄清楚，什麼人讚成，什麼人反對？”第二天，面對那群沉默地凝望著柏林法薩嫩街尚在冒煙的猶太教堂廢墟的路人，露特·安德烈亞斯·弗裡德裡希在心中問自己。11月14日，阿根廷駐柏林大使報道了民眾的態度：“我們無法探究他們對事件的內心感受，因為眾所周知，當局不容許和不容忍人們對國社黨員及其幫手們幹的事情提出任何批評意見。”對於老百姓來說，公開表示反感是有風險的，因為在堅定的政府擁護者中間有著足夠多的願意為蓋世太保效勞的告密者。11月12日，駐因斯布魯克的意大利總領事報告說，民眾對帝國水晶之夜發生的事感到“極其憤怒”，“但是他們只能小心翼翼地表達個人意見，因為據說已經有三個雅利安人因為公開表達不滿被送進了達豪集中營。”
根據從德國各地傳來的消息，社會民主黨流亡黨委的報告確認，大部分德國民眾強烈譴責這次騷亂活動。但是我們可以反駁說，社會民主黨線人的消息主要來自於他們以前熟悉的社會環境，因此不能代表整個德國社會。但外國觀察家如美國駐斯圖加特總領事塞繆爾·W.霍納克（Samuel W. Honacker）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約占80%的多數民眾不贊成此類暴力行徑，只有20%的人表示滿意。連州議會、市長和蓋世太保各指揮部的報道也提到，“民眾在很大程度上不理解”9日至10日的“行動”，“總體而言對社會情緒造成不良的影響”。連黨員們也表示反對，但是“他們表達批評意見時非常小心，因為怕被戴上同情猶太人的帽子”。
不管怎麼說，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確定，德國民眾大體上不贊成反猶暴亂。但是反對意見一般不是以同情猶太人的形式體現出來，而是表現為批評“破壞有形資產”。“在路的一邊堆積著牙膏管和鐵罐子，在另一邊是被搗毀的房屋和窗玻璃。”杜伊斯堡的一位國社黨員曾經抱怨說。值得注意的是，始作俑者希特勒又一次被摘出去了。反映立場和態度的形形色色的報告中都有諸如此類的話：“這不是元首願意看到的。”獨裁者把自己偽裝成中立的遠離日常事務的政治家並放權給下屬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們依舊對元首懷著近乎童真的信仰，堅信他與暴亂無涉，但是可以聽到對黨的其他領導人尤其是戈培爾、希姆萊、戈林和馮·席拉赫的批評。”11月26日，英國代理總領事從慕尼黑髮來報告。
雖然有時鄰居或者熟人會向受害者表達關心並向他們提供幫助，但這只是極少數的情況。通常來說，人們只有在私下裡才會表達對受害者的同情和對肇事者的憤怒。11月24日，弗賴堡的歷史學家格爾哈德·裡特爾（Gerhard Ritter）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他在近幾個星期經歷的事情是“多年來最可恥最可怕的”。但這位民族主義保守派歷史學家依舊寄希望於“主使者內心的悔過和反思”。“他依舊無法從猶太人遭受卑鄙的迫害給他造成的震撼中恢復過來”，希特勒當權後不久辭去駐羅馬大使職務的烏爾裡希·馮·哈塞爾在11月25日寫道。毫無疑問，“這是一次官方組織的行動，同一個晚上在德國各地同時爆發的反猶風潮——真正的恥辱！”像裡特爾和哈塞爾一樣，很多德國人也感覺到，在一個“文化民族”中出現11月9日至10日的野蠻行徑是一大恥辱。瑞士駐科隆的領事報道，反猶暴亂發生後的幾天，很多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和他談起過“您怎麼看待這些可怕的行為？”接著每個人都補充說：“身為德國人，我們應該感到羞恥！”
這些負面反應並不會讓納粹領導層感到不安，因為人們都只是在私下裡說說。任何一個地方都聽不到響亮的公開的抗議，連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教會也沒有出聲。如此看來希特勒和他的親信可以把水晶之夜看作徹頭徹尾的勝利。他們對猶太少數民族採取了規模空前的暴力行動，卻沒有遇到來自任何一個方面的阻力。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多數德國人已經接受了猶太人不屬於“民族共同體”的理論，雖然他們對粗暴迫害猶太人的方式心存疑慮。“現在國社黨人知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付猶太人，沒有人會加以阻止。”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準確地斷言。
下一步如何解決“猶太人問題”，11月10日中午，希特勒和戈培爾在“巴伐利亞小酒店”談話時已經指明了方向。“他的觀點非常激進、富有攻擊性……”後來戈培爾評論。“元首想對猶太人採取非常激烈的措施。猶太人必須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店舖，他們得不到保險賠償。元首計劃逐步地沒收猶太人的店舖，給店主開一些我們可以隨時宣佈無效的票據。”11月11日，希特勒在電話裡對四年計劃負責人戈林下命令，讓他召開一個“集中討論關鍵性步驟”的會議。
次日11:00 - 14:30，會議在航空部舉行。上百名高級官員、部長和國務秘書參加了會議，其中包括內政部長弗裡克、他的國務秘書威廉·施圖卡爾特、內政部“種族事務部門主任”伯恩哈德·呂澤納（Bernhard Lösener）、外交部政治部門主任恩斯特·韋爾曼（Ernst Woermann）和“猶太事務部門主任”埃米爾·舒姆伯格（Emil Schumburg）、財政部部長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司法部部長居特納、經濟部長芬克和作為他下屬的經濟組織和猶太事務部門領導人魯道夫·施米爾（Rudolf Schmeer）、帝國保安部和警察的代表萊因哈特·海德裡希、庫爾特·達呂格和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經濟、勞動和財政部部長漢斯·菲施伯克（Hans Fischböck）和帝國專員約瑟夫·布呂克爾也從“帝國東部地區”飛抵會場。
本次會議的綜合報告幾乎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鑒於會議上作出的決定所造成的殘酷無情的後果，也由於與會者肆無忌憚、罔顧道德的發言，它是一份令人震驚的文件。“我寧願看到你們誅戮200個猶太人，也不願意看到你們摧毀那麼多的財富。”聽完特邀參加會議的保險業代表愛德華·希爾加德（Eduard Hilgard）詳細羅列騷亂造成的財產損失後，戈林揚言。當柏林警察局局長匯報了7月份制定的措施列表之後，戈林建議繼續採取一系列刁難猶太人的措施，“迫使他們徹底退出”所謂“猶太人以挑釁面目出現的各種公眾場合”。禁止他們參加所有的文化活動；他們只能乘坐特殊的火車車廂；不允許猶太人進入德國的浴室和其他休閒場所，不允許他們進入“德國的森林”，“如今猶太人成群結隊地在格呂內瓦爾（譯者註：柏林的城市森林區）遊逛”，宣傳部部長說，隨即戈林提出一條建議，給猶太人劃出一個特定的“林區”，他的總林務官弗裡德裡希·阿爾佩斯（Friedrich Alpers）“將會負責把各種與猶太人有相貌共同點的動物——例如駝鹿也有一個彎曲的鼻子——趕到那個林區，讓它們在那裡繁衍生息”。海因裡希還提出建議，讓猶太人在留居德國期間佩帶“某種特殊的標誌”——這條建議直到1941年9月猶太人被迫佩帶“黃色大衛之星”之後才正式實行。而戈林則主張，為了讓猶太人與社會徹底隔絕，應該建立俗稱Ghetto的猶太聚居區，海因裡希表示反對，他認為Ghetto 是“罪犯永恆的避難所”，“警方難以監控”。到會議結束時，保守派部長和政府部門官員們既沒有表示不贊成，也沒有任何試圖緩和局面的想法，戈林做總結發言：“工作留待以後完成。那幫猶太豬玀不會在短時間內搞第二次謀殺。此外我必須再次聲明：我不想看到德國有任何猶太人。”
作為會議的一個直接結果，猶太人當天就必須為巴黎刺殺事件支付總金額高達10億馬克的“贖罪金”。此外從1939年1月1日開始，禁止猶太人開商店和手工業作坊，同時命令他們自行承擔店舖和私人住宅在暴亂中的所有損失，保險索賠金被國家沒收。“無論如何，現在完成了徹底的大清理……”戈培爾高興地說，“激進的觀點取得了勝利。”按照帝國財政部1938年11月21日頒布的實施條例，所有猶太人到1939年8月為止，必須分四期獻出他們在春季登記的財產的20%。根據帝國經濟部12月3日的另外一個條例，現存的猶太商店必須通過信貸手段強行“雅利安化”，並且通過強制保管的方式沒收猶太人的證券、珠寶和藝術品。這樣就能保證納粹近乎無孔不入地侵吞猶太人的資產。僅僅“贖罪金”一項就使德國政府的收入一舉增加了6%，明顯緩解了由於大力擴充軍備造成的岌岌可危的財政狀況。12月6日，戈林在黨區主席、州長和國家督察員們面前強調，“雅利安化的所有收益都必須而且只能歸帝國財政部部長，而不屬於國內的任何其他人”，唯其如此，“方能保證元首的軍備計劃順利進行”。
此後一系列歧視性的法律和法令接踵而來。11月15日，帝國教育部下令，所有仍在德國中小學讀書的猶太學生必須立即離開學校，因為“卑鄙的巴黎刺殺案發生之後”，德國學生“無法再容忍和猶太人坐在一個教室裡”。按照11月28日內政部的法規，總統有權讓猶太人居住在封閉的城區，限制其出入公共場所的自由——這是向建立猶太聚居區發展的第一個步驟。12月3日，黨衛隊帝國領袖兼警察首腦海因裡希·希姆萊下令吊銷猶太人的駕駛執照，五天之後，猶太科學家被禁止進入大學圖書館。兩項禁令給德累斯頓的羅馬語族語言學家維克多·克倫佩雷爾造成了“沉重的打擊”。直到那之前，他和他的夫人還能開著車子在德累斯頓附近做短途旅行——“還有少許的自由和生活”——他被大學解除教職之後，還能繼續為了研究工作使用學校的圖書館，現在他被剝奪了資格。
“就這樣一條法令接著一條法令。我們決不放鬆，直到他們離開德國。”戈培爾申明，他和希特勒在這一點上意見完全一致。12月20日，帝國勞工局頒布法令，促使“失業的、有勞動能力的猶太人”參加強制勞動。1939年2月23日，帝國交通部長下令禁止猶太人使用餐車和臥鋪車廂，4月30日宣佈盡可能地限制猶太人的租戶權益保障。
早在1938年11月12日的會議上，海德裡希就已經提出建議，在強行驅逐猶太人的過程中效仿維也納模式，維也納方面在短時間內成功地“驅逐”了50 000名猶太人。戈林表示同意，1939年1月24日，他在柏林建立了“猶太人海外移民中心”，讓海德裡希擔任領導人，後者由此成為“第三帝國”“猶太政策”的關鍵人物。該機構一方面強迫猶太人移民，另一方面又用各種官僚主義的手續和種種刁難給他們增添麻煩，“不僅要繳納重稅，讓我們實際上變得一文不名”，1939年4月，移民國外的一位哈瑙猶太店主回憶說，“還有無休止的奔波和勞累，只為了獲得必要的證明材料。護照辦理處、警察局、海關緝私部門、外匯局、市財政局、移民咨詢中心、戶口登記處，每一處都必須拜訪。即使辦理最簡單的證件，起碼也要往返三次以上。”雖然障礙重重，但是從1938年11月10日到1939年9月初戰爭爆發，依舊有115 000名猶太人成功地移民國外；自從國家社會主義者攫取權力之後，共有400 000猶太人離開了“老帝國”。
而留在德國的猶太人被徹底邊緣化和貧困化了。“猶太人已經沒有生活可言。只有一群被嚇壞了的、被迫害的人，他們不能做禮拜，不能進入飯館酒店、不能出入公共場合、不能進醫院、不能去娛樂場所，他們所有的財富被掠奪和摧毀了”，柏林戲劇顧問弗裡茨·戈德堡（Fritz Goldberg）寫道，他在1939年夏季幸運地在最後關頭趕上了最後一波移民潮。留在德國的“崩潰的剩餘的猶太人”將要面臨什麼事情，納粹領導人在1938年末至1939年年初已經給出了不祥的暗示。1938年11月12日，戈林在一次會議上宣佈，“在可預見的未來任何時刻”，一旦德國捲入“外交衝突”，他們就要“和猶太人算總賬”。11月24日，希特勒在貝格霍夫接見了南非國防和經濟部長奧斯瓦爾德·皮洛（Oswald Pirow），他在會談中表示，“在不久的將來解決猶太人問題”是他“不可動搖的意志”。它“不僅是德國的問題，也是歐洲的問題”。他用混合著挖苦和威脅的語氣補充道：“皮洛先生，一旦我撤銷對猶太人的保護，您認為德國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整個世界都想不到。”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紀念納粹奪權勝利六週年講話，電台進行了轉播，希特勒在講話中首次公開表示“驅逐猶太人”的決心。“不解決猶太人問題，歐洲永無寧日。”世界上有足夠多的“可移民的地區”，獨裁者解釋說，在此他暗示的是“馬達加斯加方案”。人們必須“徹底擺脫這樣的想法”：上帝安排猶太民族按照一定的比例作為食利者生活在其他民族的肌體上、依靠其他民族的勞動生存。以上這些話還是希特勒1938年一再重複的老調子，但下面的段落明顯有了新意：他在一生中經常“扮演著預言家的角色”，人們因此而“常常笑話”他。現在他要“再次做出預言”：“如果歐洲內部和歐洲以外的猶太國際金融寡頭再次把各民族推入世界大戰，其後果不會是布爾什維克在全球的勝利以及猶太人的勝利，而是猶太民族在歐洲的滅亡。”
這次講話可以被看作一個證據，希特勒此時已經想到了日後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但最初希特勒主要想用威脅來施加壓力：一方面促使德國猶太人移民國外，另一方面讓西方國家放鬆嚴格的移民政策。本著這一精神，1938年11月15日，外交部國務秘書恩斯特·馮·魏茨澤克向瑞士駐巴黎大使宣佈，“留在德國的猶太人無論如何要被驅逐，因為他們無法留在德國”，“如果像目前這樣，沒有國家願意接收他們，他們遲早面臨滅頂之災”。
但希特勒發出的滅絕威脅不僅有戰術的意圖，更是著眼於未來的遠景構想。1938年至1939年冬季，人們已經可以預見到，納粹政府富有侵略性的擴張政策遲早將導致歐洲的軍事衝突。如果衝突像1914—1918年一樣升級為世界大戰並導致美國參戰的話，他們將把罪責推卸到“猶太國際金融寡頭”身上。在這個前提下，希特勒邪惡的報復威脅包含著一個真正的核心：只要在希姆萊手下魔爪所及之處，歐洲的猶太人將遭遇最可怕的命運——被屠殺。在1939年1月30日的聲明中，獨裁者已經從思想上試探著接近極端的解決方案，1941年至1942年間，當種族屠殺全面展開之際，希特勒再次提及當年的預言，當然這絕非巧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