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和家人_第二篇陳垣先生與學術_曾慶瑛

一、自學成才的大史學家

陳垣先生是我國老一輩的史學大師，在國內外史學界享有盛名。他在歷史學的許多領域都作出了獨創性的工作。他是宗教史的權威之一，對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在我國流傳的歷史都有深刻的研究，還有許多關於道教史、猶太教史、火祆教史、摩尼教史的著作。他對歷史學的一些輔助學科，如年代學、校勘學、避諱學等，作了總結性的工作。在斷代史方面，他對五代、宋、元、明、清史，特別是元史，有深入的研究。他一生為我們留下了科學態度異常嚴謹的三百餘萬字的史學著作（包括尚未發表的一百餘萬字）。但是，陳垣先生卻是一位沒有家學、沒有師承、自學成才、土生土長的大史學家。

1.不喜八股的前清廩生

陳垣先生五歲時跟隨父親從新會到廣州讀私塾，開始讀四書五經，一直到十四歲，接受的是傳統儒家的啟蒙教育。跟別人不同的是，他十二歲時偶爾發現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就漸漸按著《書目答問》所開的書目，找自己喜歡的書去買來看。他父親對他讀書非常支持，後來花了一百多兩銀子給他買了一套“二十四史”，只要他願意讀書，都毫不吝嗇。陳垣先生十三歲時開始閱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後來又讀了兩三遍。對於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而言，這樣關注這本書是不平常的，他看了以後眼界大開，知道除了私塾裡面學的儒家經典以外，還有這麼多書，特別是史學方面的書，所以他開始不滿足於私塾教育了，讀自己喜歡的書。他後來回憶，他的長輩有的人覺得他怎麼不好好讀儒家經典，而去讀其他一些書，但他的父親是一直支持他的。

1897年，陳垣先生十七歲。這一年他去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考舉人。因為當時順天鄉試錄取的名額比較高，援庵先生的父親花錢給他買了一個監生的資格，所以他就跳過了童試階段，直接到北京考試。大家都認為他讀書多，考取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陳垣先生不受八股文格式的約束，考官認為他的試卷不合程式，結果是名落孫山了。回廣東後，他發奮學習八股文。他買到前十科鄉試、會試中榜者的試卷，認真研究，從中挑選出他認為寫得不錯的考卷，作為練習樣板，經常練習寫作八股文。同時，他在一個私塾裡當老師，經濟上獨立，不讓家裡再貼補了。就這樣過了三年，他通過童試考取了秀才，得了一個廩生的資格。後來陳垣先生填寫學歷的時候，他都寫的是前清廩生。同年，陳垣先生到開封參加“光緒帝三旬萬壽恩科”。這次考試，他仍未能考中，但有一件事使他徹底失去了對科舉的興趣。原來，此次考試前曾有一位廣東同鄉請他代考，他想自己寫作快，就答應了。考試時，他就寫了兩篇文章，給了同鄉一篇。可是到了發榜的時候，同鄉因他作的文章而中了舉人，陳垣先生自己卻又一次考場落敗了。他後來回憶說：給別人寫的那篇文章，根本沒下工夫，非常普通；而自己的文章卻是動了腦筋，下了工夫的。看來自己與那個世道不合啊！從此，陳垣先生放棄參加科舉求取功名的仕進之路。

1948年11月填寄中央研究院略歷底稿，學歷一欄填“前清廩生”。

1906年的一期《時事畫報》。陳垣先生當時負責報中文字部分。

2.由醫入史

在放棄了科舉仕進的道路後，陳垣先生曾經進入醫學校學習西醫，這段經歷對日後他從事史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出身於中藥材商人的陳垣先生為什麼會去學西醫呢？1906年，他的父親患膀胱結石症，發作時非常痛苦。中醫多方醫治無效，於是入住廣州博濟醫院施行手術，終於治癒，取出一塊如雞蛋大的結石。這件事促使他學習西醫，於次年進入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堂。自此陳垣先生再不求中醫治療，直至晚年在家人的勸說下，才勉強服一些中藥。

（1）自己發給自己的畢業文憑

一些受過陳垣多年教育、和他接觸較多的學生，都見過陳垣的一張畢業文憑，簽發者中赫然也有他的名字。這張自己發給自己的畢業文憑，蘊涵著他一生的一段重要經歷。

這張文憑一尺有餘，四周畫有龍旗，顯然是清代的物件。原來這是清宣統二年（1910年）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畢業文憑。

1907年，陳垣先生在廣州振德中學任教，不久以後，他進博濟醫學堂學習。他“當時認為要使中國擺脫落後的狀態，一定要使科學發達起來”，他選擇了醫學作為自己救國救民的職業。但後來又因不滿校方對中國員生的歧視而憤然退學，於1909年與友人創辦光華醫社、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和光華醫院。取名“光華”，寓意“光我華夏”。創辦醫院和醫校，是為了與列強爭醫權、爭醫學教育權。1909年3月，光華醫學專門學校正式開學，這是中國第一所民辦的西醫高等學校。陳垣作為該校的創辦人之一，從博濟醫學堂退學，進入光華醫校三年級作插班生，因此也是該校第一屆畢業生。1910年，陳垣先生以優異成績在光華醫校畢業。畢業時，他已被推舉為學校的董事之一，所以在畢業文憑中，他以董事陳援庵的名字，和其他董事一起，簽發了給陳垣的畢業文憑。這在中國教育史上也是一段軼聞。

（2）瓷製的骷髏模型

如果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你走進陳垣的客廳，你會在書架上發現一具晶瑩剔透的瓷製骷髏模型。如果你進而把這具模型當做話題，主人會告訴你，骷髏兩邊那雙蝴蝶骨是最美麗的圖案，頭骨上由線條與缺陷造成的曲線，是造物主最大的創作。他還會得意的告訴你，學生物解剖時，需要精密謹嚴的科學方法。

這位史學大師對生物學表現出如此的興趣，是同他曾經學醫、教醫有關的。

1910年他從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留校任教，教授解剖學、細菌學等課程。

他講課注意直觀教學，在教解剖學時，為了使學生易於理解，在當時市面上還沒有教學掛圖的情況下，他就自己動手畫掛圖，他還經常帶學生到廣州郊區的亂墳中去撿拾散落的骨骼，回來洗淨拼合，作為教具。學生經過這樣的教學和實踐，得到紮實的知識。

1908年和1910年，他先後發表了《王勳臣像題詞》和《中國解剖學史料》兩篇關於中國解剖學史的奠基性文章。他在1908年《醫學衛生報》第二期發表的《王勳臣像題詞》，一開頭就指出：“吾國解剖學最古”，在《靈樞》的《經水》篇中已有解剖的記載；但後來由於“以戮屍為虐政”，“醫術昔又儕於賤技”，解剖學衰落了。直到清代的王清任（勳臣）才發覺古醫籍的錯誤，指出：業醫診病，當先明臟腑。嘗閱古人臟腑論及所繪之圖，處處矛盾。“乃發憤著書，求叢塚露髒之小兒，觀菜市刑剮之逆犯，為《醫林改錯》二卷”。陳垣先生熱烈讚揚王清任“局處於數千年學說之下，而能為是反古之言，譬之於儒，則黃梨洲之儔也……使吾國醫林盡效先生乎，則吾國醫學何至不競如是！”在這篇文章中，陳垣先生既講了歷史，又聯繫到現實；從醫學談起，最終引導人們要打破對數千年學說之迷信。《中國解剖學史料》則系統地敘述了中國解剖學的歷史，一方面宣揚了先人的優良傳統，同時警醒今人，不能躺在前人的功勞簿上。在文章結尾大聲疾呼：“吾今記述其祖若宗開國之雄烈，黃帝子孫，有能來言恢復乎，吾將執大刀劈斧從其後！”

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同學錄。為1910年第一屆畢業生六人之一。

1912年在廣州出版的《中國同盟會雜誌》，上載陳援庵為廣東支部評議員。

1913年他到北京定居以後，沒有再從事醫學，但青年時期這一段學醫、教醫、從醫的經歷，對他一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他在一封家書中說道：“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一方面是知道怎樣保持健康，“身體少病”；另一方面則是從醫學中得到許多從事史學研究的借鑒。他說：“近20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這裡雖然有自謙的意思，但醫學確實給了他一把分析歷史的解剖刀。

3.失望政治，進軍學術

1904年，陳垣先生與友人潘達微、高劍父等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並負責報中文字，積極參加了1905年因美國政府頒布《華工禁例》、繼續執行迫害華工政策而激起的反美愛國運動，同時撰文宣傳反對清朝政府。民國成立後，他以革命報人身份當選眾議員，於1913年從廣州到北京定居，此後除了偶爾回廣東，基本上就在北京活動，他一生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北京度過的。

到北京以後，一方面，他充分利用北京藏書豐富這個有利條件，讀了許多在廣州讀不到的書。他在一張紙條上曾這樣寫道：“在粵遍找十年無有者，《上諭八旗》及《旗務議覆》，均入京後才得之。”特別是1915年從承德移儲京師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他下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這對他日後的史學研究工作，很有幫助。

另一方面，他結識了交通系的梁士詒，參與了當時的政治活動。從1914年以後，他先後在梁士詒主持的全國稅務處、內國公債局、毛革改良會等機構任職。1921年12月，梁士詒任國務總理，陳垣先生擔任過半年左右的教育次長，代理過部務（部長黃炎培不到職），當時魯迅也在教育部任僉事，兩人還有一段同事之誼。

陳垣先生原以為，推翻清朝統治以後，國家會逐漸富強起來。但是，辛亥革命以後的現實，特別是他擔任政治職務的經歷，逐步打破了他的幻想。“眼見國事日非，軍閥混戰連年，自己思想沒有出路，感到生於亂世，無所適從，只覺得參加這樣的政治是污濁的事情，於是就想專心致力於教學與著述。”

1912年5月廣東醫學共進會同仁與孫中山先生合影。三排左起第一人為陳垣。

1912年10月參選眾議員時攝於廣州。

1913年3月當選為眾議員後攝於北京。

1916年8月國會恢復後留影。

1920年4月梁士詒題詞。

現在還保存的一張梁士詒的題詞，是陳垣先生當年極力想擺脫政治，潛心著述的見證。1919年，他寫了《浙西李之藻傳》，校閱了《辯學遺牘》和《大西利先生行跡》，並將三篇匯刻出版。梁士詒在合刊本上題道：“去夏游靜宜園，曾以所購《元也裡可溫考》贈援庵。昨遊園，復得此書。援庵撰述甚伙，人將愛之，詒將哀之，因襲近人詩贈之曰：銷磨一代英雄盡，故紙堆中問死生。是耶？非耶？民九，四月二十七日士詒記。”顯然，梁士詒對他從事學術是很不贊成的，認為這是在故紙堆中銷磨銳氣。但他終於還是脫離了梁士詒，脫離了當時的政界，獻身於祖國的史學。他自己後來也曾在家信中回憶說：“照相寄汝，此余與三水（指梁士詒，梁為廣東三水人）一段因緣。三水不喜人讀書，所以不能久處。然在今日思之，當時若隨三水不去，亦不過如劉鐵城等，多找幾個錢而已，孰與今日所就之多也！為之一歎。”

1917年發表的《元也裡可溫考》，是陳垣先生第一部正式的史學著作，發表後立即引起中日學術界的重視。20年代以後，陳垣先生逐步轉入學術界和文化教育界。1922年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京師圖書館館長。1925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26年起任輔仁大學校長。1931年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名譽教授。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直至逝世。

二、陳垣先生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是一位世界級學者。早在20世紀20年代，他就與王國維先生齊名，被中外學術界公認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領袖人物之一。他是宗教史、元史、歷史文獻學等領域的奠基人或集大成者。此節，我將以時間為線索勾勒陳垣先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

1.成就大師的二十年創作

從1917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二十年間，可以說是陳垣先生史學研究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1）宗教史

1917年，陳垣先生發表了《元也裡可溫考》，這是他一生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誌著他的史學生涯的正式開始。這雖然是他的第一篇史學論文，但一發表就引起了中日史學界的重視，從此以後，他的史學著作像打開了閘門的滔滔江水，源源不斷。

他的第一篇論文所以選擇《元也裡可溫考》這個題目，有相當大的偶然性，他寫成這篇論文所花費的時間也不長。但是，這篇論文能夠取得成功，絕不是偶然的，是他多年辛勤積累的結果。

1917年春天，陳垣先生準備寫一部中國基督教史，到處收集明末中國基督教書籍。他後來看到英華的《言善錄》，知道作者藏有這類書籍，因此前去借閱。英華，字斂之，號萬松野人，是一位愛國的天主教人士，當時正在香山靜宜園主持輔仁社。陳垣先生去訪問英華的時候，英華不但“傾筐倒篋”，將自己所藏的全部基督教書籍供他閱讀，而且把輔仁社正在討論的問題提出來同他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元也裡可溫考”。陳垣先生對這個問題特別感興趣，“叩其端緒，偶有所觸，歸而發篋陳書，鉤稽旬日，得左證若干條，益以輔仁社諸子所得，比事屬詞，都為一卷，以報先生。”就是說，僅僅用了十天左右的時間，就寫成第一稿，並在五月份付印出版。到八月份，由於“續獲資料幾及倍，其中復有有力之證據數條”，於是作重大補充修改後再版印行，並在《東方雜誌》上發表。

這篇文章為什麼引起人們的重視並給陳垣先生帶來學術上的聲譽呢？因為它是一篇從現代意義來說真正的科學論文，而在1917年的中國史學界，這樣的論文猶如鳳毛麟角。它的出現，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元史》中，多次出現“也裡可溫”這個名詞。它究竟是什麼意思，五六百年來無人知曉，也無人去探究。直到清朝光緒年間，劉文淇才指出也裡可溫就是基督教；光緒年間，洪鈞根據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才證明蒙古人所以稱基督教為也裡可溫是倣傚阿拉伯人。但他們都語焉不詳。陳垣先生在《元也裡可溫考》一文中，搜集了有關這個問題的豐富的漢文史料，對它作了一個全面的考察和描述，沉埋了六七百年的元代基督教的情況，方才大白於世。這篇文章的發表，也為史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即宗教史的研究。我國宗教信仰有長久的歷史，有關宗教的古籍也不少，但把宗教作為歷史研究的課題和對象，應該說是到這時才正式開始的。這篇文章在材料的運用上也有它的特點。他使用了許多過去很少為人重視的史料，例如被主持編修《四庫全書》的紀昀譏為“兼雜方言俗語，體例瞀亂”的《元典章》，像《至順鎮江志》這樣的地方志，以及被顧炎武稱為“文極鄙俚”、“可發一笑”的元代白話聖旨碑，等等。

《元也裡可溫考》發表以後，陳垣先生逐步轉入學術界和文化教育界。

陳垣先生研究宗教史，一開始就有一個大的設想，即同時研究各種宗教，而不把自己的對象局限在一種宗教上。在《元也裡可溫考》之後，他在1918年發表《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考察了北魏時佛教流傳的情況；1919年寫成《開封一賜樂業教考》，這是關於中國猶太教的專著；1922年的《火祆教入中國考》，1923年的《摩尼教入中國考》，是關於兩種古代宗教的系統論述；1924年編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卷，收集了自漢至明有關道教碑文一千三百餘種，是一部系統的道教史資料集；1927年的《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是他多年研究伊斯蘭教史的一個簡短的總結。這樣多頭並進，費力較大，也不容易很快出成果，但由於他掌握了各種宗教的情況，就可以互相比較，有些材料也可以互相溝通，這樣，他對每一種個別宗教的研究就能比較深入。例如，關於摩尼教，王國維以及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都有過論述，但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比不上陳垣先生的《摩尼教入中國考》。

1917年8月在北京香山靜宜園韻琴軒前攝影。（下圖）中坐者為陳垣，右為英華（斂之）及夫人。（左上圖為照片局部）

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裡可溫考》封面。有作者1934年至1964年題記。

1918年重陽節攝於山西雲岡，回京後寫成《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火祆入中國考》稿封面，有作者題記。

《摩尼教入中國考》稿封面，有作者題記。

陳垣先生研究宗教史，是把宗教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社會現象，著重研究它的流傳以及與政治、文化、經濟的關係，而不研究它的教義。他雖然一度信仰過基督教，但在研究中絕不厚此薄彼。他當時還沒有接觸馬列主義，還不可能對宗教的本質有正確的認識，而是認為“在人類煩惱的時候，失意的時候，信仰宗教可以得到安慰。因此對任何宗教都有好感”；但是，作為一個嚴肅的史學家，他總是力求使他的敘述符合歷史事實，材料搜羅齊全，所以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很有學術價值的宗教史著作。

（2）元史

元朝的歷史雖然不到百年，但在元朝的統治下建立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封建大帝國。當時，不但東西方的交流非常頻繁，而且國內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影響也超過了以往許多朝代。這對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也許是在寫作《元也裡可溫考》時受到啟發，陳垣先生在1924年又寫成《元西域人華化考》，這部近十萬字的專著在國內外都得到很高的評價。日本研究東西方關係史的著名學者桑原騭藏發表專文加以評價，盛讚陳垣先生“為現在中國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觀其目錄，則可知著者之論文，對於西域人華化之問題，為如何徹底的研究考覈矣。觀其緒論，先限定西域之範圍，以解釋華化之意義，於此可證明著者之研究為科學的也，此為從來中國學者所不經見。又如以介紹元以前西域人華化之事實為研究之前提，更可見著者研究之方法周到也。其本論博引旁搜元人之文集隨筆等一切資料，徵引考覈，其所揭之各題目，殆無遺憾”。去年，智超以多年收集到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不同時期稿本和版本為基礎，編著並出版了《〈元西域人華化考〉創作歷程——用稿本說話》一書，書中客觀揭示了陳垣先生如何對這部作品精雕細琢，反覆修訂的事實，同時更反映出在如此長的時間內該書都受到學界重視，說明它的學術價值之大。

1931年，陳垣先生又完成《沈刻元典章校補》。《元典章》是研究元代政教風俗語言文字必不可少之書，但因為它“兼雜方言俗語”，《四庫全書》竟不予收入。清末沈家本才把它雕版印行，但錯誤極多。早在光緒末年，年輕的陳垣先生在廣州巴陵方氏（功惠）處讀到《元典章》的舊抄本，就為它的高度史料價值所吸引。二十多年中，他搜集了幾種《元典章》的刻本和抄本。1925年，清室善後委員會在齋宮發現了一部元朝刻本的《元典章》，這是到目前為止發現的最早的刻本。當時雖然準備把它影印，但議論了很久，總是沒有實行。於是他從1930年5月開始，同幾個學生在壽安宮用這部元刻本的《元典章》對校沈家本刻本。這是一件很枯燥的工作，但陳垣先生樂此不疲，天天如此，從不間斷，整整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把它校完。然後又用其他幾種版本互校，總共校出沈刻本《元典章》的各種錯誤一萬二千多條，成《沈刻元典章校補》十卷。有了這部《校補》，研究者等於有了一部比元刻本更好的《元典章》，因為元刻本也有錯誤。而陳垣先生通過這次校補工作，搜集到了極其豐富的有關校勘學的例證。

兩年之後，他又寫成《元秘史譯音用字考》。這部著作份量不大，但作者下的工夫很深。多年來，他搜集了《元秘史》（正確的譯名應是《蒙古秘史》）的各種版本，考察了它的源流，斷定了它由蒙語譯為漢語的年代，並對它的譯音用字作了細緻的分析，找出了它的規律。他搜集和編製了數十萬字的資料，最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壓縮為一萬多字的著作。我國研究中外關係史的專家馮承鈞非常佩服他的“用力之勤”及“別人所無的細密方法”。

（3）重視歷史文獻學的各個分支

考據學盛於清代乾嘉時期，它的特點是運用校勘學、年代學、避諱學、金石學等知識，考查古籍中記載的人物、事件、年代、地點以及文獻本身是否準確、真實。陳垣先生非常欽佩乾嘉學派所作出的學術貢獻，同時他也特別重視考據學知識在史學研究中的作用。考據學所關心的問題都是歷史研究的組成部分，是史學研究向前推進的基礎。陳垣先生在史學研究中堅持運用考據學方法，尤其在校勘學、歷史年代學和避諱學方面，取得了矚目的成就。

校勘學

校勘學是歷史學的一門輔助學科。陳垣先生曾說過：“校勘為讀史先務，日讀誤書而不知，未為善學也。”因此，他在各大學曾開設校勘學的課程。他利用校勘沈刻本《元典章》所發現的一萬餘條錯誤，從中選出有代表性的一千餘條，加以分析歸納，總結出四十二種誤例，也就是刊刻、傳抄書籍中造成錯誤的四十二種原因。其中有的是“古籍竄亂通弊”，即共同性、普遍性的原因，例如因字形近似而誤，把“老成”誤成“考成”，“止是”誤為“正是”等；有的是“一代語言特例”，即與書籍的時代及具體內容有關的特殊性原因，沈刻《元典章》中就有許多因刊刻者不懂元代的簡筆字、用語、制度等等而發生的錯誤，如元代“他每”、“人每”的“每”字與現代的“們”字同，而沈刻《元典章》常將“每”改為“每每”。陳垣先生又根據自己和前人從事校勘的豐富經驗，總結出著名的“校法四例”，即四種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這樣，他就把過去校勘的零散經驗提高到規律性的高度，使校勘學真正成為一門學問。

幾十年來，陳垣先生運用他總結的校勘學的規律，校出了史籍的不少佚文或錯誤。例如，廿四史《魏書》的《樂志》，自北宋末靖康年間就缺了一頁，一直到清代的盧文弨才據《通典》補了幾十字。陳垣先生根據《冊府元龜》將全頁補足，史學界傳為美談。這就是他所說的他校法。

他還有一個校輯《舊五代史》的龐大計劃。原來，《舊五代史》早已散失，現在通行的《舊五代史》是清朝主要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不是全本，而且經過清人的改竄。現在《永樂大典》也大部分散失了。陳垣先生計劃用《冊府元龜》重校《舊五代史》，並已經做了許多工作，其中的一部分成果，就是1937年完成的《舊五代史輯本發覆》。

歷史年代學

還在寫作《元也裡可溫考》的時候，陳垣先生曾參考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書中有許多地方記事用西曆或回歷的年月。陳垣先生作研究務必尋根究底，絕不滿足於僅僅知道一個大概。他要確切知道這些西曆或回歷的月日相當於中歷的何年何月何日，以便加以比較。在當時，不但找不到一本方便的工具書，就是每次要計算也無所依據。不僅如此，中歷與西曆雖然月日有差異，但大致的年份還相當。而回歷是純陰曆，每年只有三百五十四天或三百五十五天，隔三十多年就同中歷或西曆相差一年。過去的記載都沒有注意這個問題，造成回教史研究中的許多謬誤。於是，陳垣先生下決心編一部中西回史日曆。第一步，1922年春天，他請一位研究曆法的人編製了一部《回歷歲首表》，就是用表列出回歷每年的一月一日相當於中歷及西曆的何年何月何日。然後，他自己分別編了《中歷歲首表》和《西曆歲首表》。有了這三種歷的歲首表，要找中西回三種曆法的相互關係，不會發生一年以上的大偏差了。但是，中歷同純陽曆的西曆和純陰曆的回歷不一樣，它實際是陰陽合歷。因此逢閏年要置閏月，而閏月的位置是不固定的；每月是月大還是月小也不固定。所以，有了三歷的歲首表，還是不能求出歲首以外的月日。於是陳垣先生又作了第二步的工作，即將兩千年來中歷的朔（即每月的初一日）閏（即每個閏月的具體位置，如閏二月閏三月等）考定，以此為根據，編成《二十史朔閏表》。這樣，中歷每月的初一相當於西曆或回歷的何年何月何日也可以按表查出了。陳垣先生還不以此為滿足，又根據西曆四年一閏的特點，設計了一種表格，將考定的中歷的朔閏及回歷的月首按表填入，編成《中西回史日曆》二十卷。至此，無論中西回歷中的任何一天，都可按表查出相應的其他兩歷的年月日。他編纂《二十史朔閏表》及《中西回史日曆》，前後經歷了四年。為了設計出方便適用的表格，他曾經廢寢忘食，以致得了胃病，長期不能飯食。編歷過程要作許多煩瑣、機械的工作，有些人是不願為或不屑為的，但他立定目標，堅持不懈，終於把它完成。這兩部著作的完成，為歷史年代學開闢了一條新路，給中外學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避諱學

《二十史朔閏表》校本封面。

《中西回史日曆》扉頁。

避諱是我國古時特有的現象。辛亥革命以前，凡文字上都不得觸犯當代帝王或所尊者的名字，必須用其他方法來迴避。古人敘述歷史或抄刻古書的時候，為了避諱，甚至把歷史上的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等都改掉。例如司馬遷著《史記》，碰到“恆山”這個地名的時候，因為漢武帝的祖父文帝名恆，就把恆山改稱常山。不懂避諱，讀古書往往會發生許多疑難和混亂。但反過來，由於各個時代避諱的字不同，可以把諱字作為時代的標誌。掌握了避諱的規律，就可以利用它來“解釋古文書之疑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陳垣先生根據他多年讀書的經驗及搜集的歷代避諱資料，總結了避諱的規律，在1928年錢大昕誕生二百週年時，寫成《史諱舉例》一書，“意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

這一時期，陳垣先生創作的激情，來自他要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決心，這體現了一位有良知的史學家的愛國心。陳垣先生曾對胡適先生說：“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是在巴黎？”兩人“相對歎氣，盼望十年之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據鄭天挺先生回憶，1923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在龍樹寺抱冰堂舉行懇談會，陳垣先生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1928年翁獨健先生在燕京大學一年級的課堂上聽到陳垣先生感慨地說：“今天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搶到東京，我們要把它奪回到北京。”1929年陳述先生在北師大聽陳垣先生的課時，曾聽到他講道：“近世國外研究漢學主要指中國歷史的中心在巴黎、在東京。我們要從法國、日本奪回來。中國史研究，我們不能落後於國外。”此外，1929年5月，陳垣在燕京大學現代文化班演講《中國史料亟待整理》，認為“我們若是自己不來整理，恐怕不久以後，燒又燒不成，而外人卻越俎代庖來替我們整理了，那才是我們的大恥辱呢！”

陳垣先生在多個場合的講話，中心都是一個，就是要重新振作中國學術，使全世界都承認漢學的中心應該在中國，在北京。他是如此說，更是如此努力實踐的。

1929年秋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傅斯年、陳寅恪、顧頡剛等攝於北京北海靜心齋。第三排左第一人為陳垣。

2.飽含民族氣節的愛國著作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陳垣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學術研究都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20世紀20年代他脫離當時的政治界，以為從此可以不問政治，專心學術。但嚴酷的政治現實，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使他再也不能在政治上保持沉默。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對他是一次很大的震動。在這以前，他對乾嘉學派，特別是錢大昕，十分佩服，多年來向學生講授錢氏之學。這以後，他轉而推崇明末清初講究經世致用的顧炎武，以他的《日知錄》作為教材來啟發學生。

1935年年底，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把魔爪伸向華北，在課堂上從來不談政治的陳垣先生也破例了。當時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這樣描述他的變化。這個學生說，過去陳垣先生“每當講到史書中‘再受禪依樣畫葫蘆’之類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地說：‘所以政治沒有意思啊！今天是這樣說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樣說法！’不過這並不是他不注意國家興廢。當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氣惡劣得很，‘華北國’在醞釀之中，大家都鬱悶而不安，朝陽門外日本兵打靶的槍聲‘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紅樓課室中來，我們要求他對時局作一個指示，他沉沉地說道：‘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的。北平市商會主席到日本去觀光，人家特別派了幾位商業上的領袖人物來招待，傾談之下，我們的商人什麼都不明白。連談話的資格都不夠，像這樣憑什麼去和人競爭？憑什麼能使人重視？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就著各人所幹的，努力和人家比，我們的軍人要比人家的軍人好，我們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們的學生要比人家的學生好。我們是干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很顯然，這時他在考慮的，是如何利用他的史學教學與研究，為挽救遭受亡國威脅的祖國做出自己的一點貢獻。

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平就淪陷了。他沒有來得及離開，從此，在淪陷區的北平整整生活了八年。

在這八年中，他堅決不和敵人合作，堅決不任偽職。由於他在學術上有很高地位，敵偽千方百計想拉攏他，拉攏不成就威脅他。他們曾經要他擔任所謂“東亞文化協會”的會長，這個“協會”是當時敵偽的最高文化團體。陳垣先生就是堅決拒絕，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了民族氣節。

不僅如此，他還積極地利用他所從事的歷史學，宣傳民族氣節，發揚愛國思想。他非常熟悉和理解祖國數千年光輝燦爛的歷史，深信部分國土的淪亡只是暫時的現象，中國是絕不會亡國的。他用他的口和筆，把這部英雄的歷史，把他從這部歷史中得出的堅強信念傳給學生，傳給淪陷區的人民。

陳垣先生在這一時期的研究工作，也達到一個新的高潮。越是環境險惡，他越是勤奮寫作。八年中，他寫成的專著就有《釋氏疑年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通鑒胡注表微》六種，佔他的全部專著的一半。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著作最豐盛的時期。其中《明季滇黔佛教考》及《通鑒胡注表微》，最能代表他這一時期的風格。

1941年5月在輔仁大學校長辦公室。

1942年4月在輔仁大學返校節運動會上講話，怒斥漢奸。

《明季滇黔佛教考》在材料運用上有很大特色。一方面，是在許多常見的書中，發掘出許多未為人注意的佛教史料，例如《徐霞客遊記》。另一方面，是利用了許多從未被人利用過的材料。1939年初，他在故宮內發現了一部從未被利用過的《嘉興藏》，大喜過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一座“三百年沉霾之寶窟”。儘管藏書地點陰暗潮濕，蚊子很多，為了打開這座史料的寶窟，他還是不避艱難，帶領助手，每次事先服用奎寧丸，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將全藏閱讀一遍，搜集了許多清初僧人的語錄，並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充分加以運用。他說：“以語錄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嘗試，為前此所未有。”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為本書寫的序言也說：“寅恪頗喜讀內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書徵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若是。”

此書的更大價值在於它的思想內容。陳垣先生這時候為什麼對明末雲南、貴州的佛教情況發生興趣，以至把它作為研究、論述的內容呢？原來，他在閱讀這一大批清初僧人語錄的時候，發現他們許多原來是明末的遺民，是知識分子。明亡以後，他們不願為清朝做官，於是隱居做和尚。他從這些紛雜零散的材料中，鉤稽出明末清初滇黔知識分子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加以表彰；另一方面，則痛斥那些屈膝投降的民族敗類。書中還講了一個名見月體的和尚，雲南人，明末主持南京附近的寶華山寺。清初尤侗著《見月傳》，提到有人告發寶華山寺“通賊”，清兵把他和寺中眾僧抓去，他大義凜然，從容應付，卒能保存。陳垣先生議論說：“通賊一節，順治三年事。……清人所謂賊，即明人所謂義，師雖明之遺民，而寶華斯時，已陷於敵，師處其間，卒能鎮靜從容，使華山不至於封閉，非具至誠無畏之精神，曷克臻此！”這既是對見月體的讚揚，也是身處敵後、為維持輔仁大學而努力的陳垣先生的自勉之辭。書中另一處說：“明季遺民多逃禪，示不仕決心也。……范蔚宗（曄）謂：‘漢世百餘年間，亂而不亡，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然則明之亡而終不亡，豈非諸君子心力之為乎！”他堅信只要民心不死，民族意識，愛國精神得以發揚，中國總是不會亡的。

在敵偽統治下的北平，陳垣先生寫出這樣的史學著作，對廣大有愛國心、不甘心為亡國奴的知識分子，是很大的鼓舞。沈兼士讀後贈詩：“傲骨撐天地，奇文泣鬼神。”給以很高的評價。由於這本書根據的是大量確鑿的材料，講的是真實的歷史，敵偽雖然明知他是借古喻今，也無可奈何。同樣的理由，在今天看來，這部著作雖然“因限於當時思想認識，過於重視知識分子，看不見人民大眾，致立論時有偏頗”，但仍有它的生命力。

抗日戰爭的最後兩年，陳垣先生用他的全部精力寫成《通鑒胡注表微》。所謂“胡注表微”，就是把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時的微言大義加以闡發。胡三省在宋亡以後，把全部精神寄托在他未完成的《通鑒》注上，不斷補充修改，直至於死。但是，過去的人讀《通鑒》胡注，只是把它當做一個地理學家，或考據學家，而從未注意胡三省注《通鑒》時的心情、思想。作者從少年時代開始讀胡注《通鑒》，先後讀了七八遍，也沒有注意到胡三省的思想。這時候，生活在敵人統治下的淪陷區，重讀《通鑒》胡注，才對胡三省的心情有所體會。有一天，他讀《通鑒》至後晉開運三年，記契丹軍隊攻入後晉都城汴京，後晉出帝石重貴向契丹上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太后上表亦稱“新婦李氏妾”。胡三省在此處注曰：“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又曰：“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這裡所說的“晉宋為然”，是指南宋亡國情況與後晉同樣悲慘屈辱。元軍攻到南宋都城臨安時，宋帝降表亦稱臣，太皇太后謝氏亦奉表。汪元量《醉酒》詩“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即指此事。胡三省親歷宋亡之禍，所以借注《通鑒》記後晉滅亡事，抒發自己對故國的感情。陳垣先生身處敵後，讀到這裡，“不禁淒然者久之”，因此發憤著《通鑒胡注表微》二十篇，闡發胡三省用什麼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意志，同時，也是通過為胡注作表微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意志。

1943年在興化寺街5號宅內。

陳垣先生作《通鑒胡注表微》雖然是有所為而發，但與他以往的著作一樣，態度異常嚴謹認真。他認為要真正瞭解胡三省的思想，就必須熟悉他的生平、處境以及當時的形勢。他在1945年1月31日的家書中談到寫作《表微》的情況，是一段很寶貴的記載。他說：“《胡注表微》，至今始寫定《本朝》及《出處》二篇。成書殊不易，材料雖已找出一千一百餘條，未必條條皆有按語。如果按語太少，又等於編輯史料而已，不能動眾；如果每篇皆有十餘廿條按語，則甚不易。說空話無意思，如果找事實，則必須與身之（按：胡三省字）相近時事實，即宋末及元初事實，是為上等；南宋事實次之；北宋事實又次之；非宋時事實，則無意味矣！因‘表微’雲者，即身之有感於當時事實，援古證今也。故非熟於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為何也。”為了準確地表達胡三省當時的思想，他徵引了將近二百五十種書籍。所以，儘管他寫《表微》也是為了借胡注來援古證今，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但他所闡發的胡三省的思想，都是有根有據，令人信服，而不是隨意發揮。

《胡注表微》二十篇中有一篇名《臣節篇》。作者在序錄中先說：“臣節者人臣事君之大節。”既然如此，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宣揚臣節，宣揚忠君呢？他接著說：“《公羊》莊四年傳曰：‘國、君一體也。’故其時忠於君即忠於國。”封建君主時代，忠君即忠國。《表微》是要借胡三省論臣節來宣揚忠於祖國的思想。他分析了胡注中論臣節所舉的四種情況。第一種：“能致其身”，即為國捐軀。這是第一種。第二種：“抗節不仕”，不為新朝做官，這是第二種。以上兩種人都是愛國者。第三種是“保祿位而背宗國者”。《表微》舉了唐德宗的太子少師喬琳為例。朱泚叛亂，德宗出奔，喬琳投奔朱泚為吏部尚書。《表微》說：“喬琳等以為乘輿不能復還，唐將止於此矣，中國無望矣，因而從賊，所謂投機也。豈意唐竟未亡，從賊者所以徘徊而狼狽也。”這是對漢奸的警告和斥責。第四種是“助敵國以噬宗國者”。書中對石敬瑭、趙德鈞這些引狼入室、勾結外敵的無恥之徒，使用了“人之恨之，不比人類”，“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等深惡痛絕的話，表現了作者的義憤。

《通鑒胡注表微》寫成以後不久，抗日戰爭就結束了，它的刊行是在勝利以後。這時，以接收大員身份回到北平的國民黨官員的所作所為，使他大失所望。他在《表微》中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例如：《民心篇》中說：“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惡為依歸，夷夏之防，有時並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外敵猶有民族意識為之防，內戰則純視民心之向背。”《貨利篇》說：“人之於貨利猶水火，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人非水火不生活，水火而過剩，亦足為災也。今天下攘攘者，果為生活而已乎！抑尚有無厭之求乎？”這些話表明，他對國民黨已經有了新的認識。

《表微》還有書法、校勘、解釋、避諱、考證、辨誤等篇，實際上是作者自己在這些方面的經驗總結。

《通鑒胡注表微》是陳垣先生最後一部專著，在思想上、學術上都有豐富的內容，凝聚了作者的心血。他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後寫的重印後記中，稱它為自己“學識的記裡碑”。《通鑒胡注表微》確是他著作中很值得重視的一部。

3.新中國成立後的學術研究

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公函，確認當選為第一屆院士。

《舊五代史輯本引書卷數多誤例》1963年重訂第七稿（定稿）。

作者最後一篇論文《兩封無名字無年月的信》第六稿。定稿為第八稿。

新中國成立後，陳垣先生已步入晚年，還擔任了繁重的行政職務，但他仍然沒有放下自己心愛的學術研究。

他用了很大精力重新整理他的舊著，黨和國家也為這些著作的出版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直到1965年，國家出版社共出版了他的專著十種。與此同時，他還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可惜沒有來得及完成。

新中國成立以來，他還寫作了二十多篇學術論文。一直到1965年，這時他已經是八十六歲高齡，還寫成了《兩封無名字無年月的信》，這是他的最後一篇學術論文。

三、陳垣先生與明清檔案

陳垣先生重視圖書、檔案、資料工作。1921年曾任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前身）館長，1926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28年任北平圖書館委員。他曾參加或主持清內閣大庫檔案、敦煌資料以及《宋會要輯稿》的保管和整理工作。尤其是他不顧個人安危，保護清宮明清檔案的義舉，值得歷史銘記。

1.陳垣先生與明清檔案的保存

明清檔案大部分存於清宮，即現在的故宮，所以，要談保存明清檔案，首先要談如何保護故宮。

1911年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對清室的“優待條件”裡，給末代皇帝溥儀的小朝廷以“暫居宮禁”的規定。除了三大殿劃歸民國政府外，其餘地方全屬“宮禁”範圍。末代皇帝宣統（溥儀）在這裡一直居住到1924年11月5日，才被馮玉祥軍隊驅逐出宮。同月，由當時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組成了一個清室善後委員會，處理清室善後事務，陳垣是委員之一。委員長是李煜瀛（石曾），他經常離開北京，由陳垣先生主持會務。

1925年10月，又由清室善後委員會籌備成立了故宮博物院，井設立文獻部，開始集中宮內各處檔案，這時陳垣是故宮博物院的理事，負責文獻部。1926年8月，北洋軍閥政府在一批清室遺老的支持下，揚言要以武力接收博物院；並借口沒有營房，要讓軍隊在故宮住上一段時間；又說，宮中一些物品是清皇室私產，要歸還溥儀等等。後來張作霖命杜錫珪內閣組織了一個所謂故宮“保管委員會”，以著名遺老趙爾巽任委員長，企圖接收故宮博物院。這時，陳垣先生與馬衡等挺身而出，由陳垣召集博物院全體工作人員開會，要抵制北洋軍閥上述陰謀，陳垣被推為代表，與北洋政府進行交涉。提出：如要接收，需先立移交手續，將院中各物逐件清點，造冊公佈。並不給溥儀，不能變賣，不得有損毀等等，使得杜錫珪也認為提得合情合理，無法拒絕，可趙爾巽卻大為惱怒，以辭職不幹相威脅，接收成了僵局。於是發生了張宗昌命令憲兵司令王琦逮捕陳垣的事件。但是，由於各方面人士的營救和鬥爭，趙爾巽受到了輿論的譴責，只好把陳垣先生放了，挫敗了北洋軍閥接收故宮博物院的陰謀，陳垣先生為保護故宮博物院，保護檔案，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明清檔案中清軍機處檔案，辛亥革命後全部被北洋政府國務院接收，移出故宮，存放在中南海的集靈囿樓上（此樓已拆毀），鼠嚙蟲蛀達十餘年，遭受了不少損失。為了挽救這批檔案，1926年1月，陳垣先生出面，幾經周折，才使這批重要檔案又回到故宮，構成今天明清檔案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是許世英，陳垣先生與許商量，要求把軍機處檔案和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一併移交故宮博物院，以利保管和利用。許世英表示同意，但要故宮給國務院一封正式公函。這封由陳垣先生起草的公函，援古證今，合情合理，送去後，移交工作很快完成。可以說，這批檔案能夠完整地保存下來，陳垣先生是有重要貢獻的。

此外，在1925年11月，陳垣先生還為博物院購買了端方的檔案六百餘冊。端方是清末湖廣總督，這批檔案多關係清末軍國大政，其中還有蘇報案的檔案。這批檔案原是北京大學教員倫明在琉璃廠購買，陳垣得知後，以九百銀元的價格為博物院買來。

2.陳垣先生與明清檔案的整理

保存檔案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對這批汗牛充棟的檔案進行整理，如果整理不好，就無法查閱。當時有的工作人員第一次走進庫房，看見那堆積如山，塵封土漬、凌亂不堪的檔案時，真有望洋興歎，無從下手之感。陳垣先生負責故宮文獻部，又是故宮圖書館館長，他擬出《整理檔案八法》交給工作人員。這八種方法是：（1）分類：即按照檔案的種類分，這是最初步的工序。或按形式分，如紙樣格式，長短大小，頗色紅白，成本的，散頁的，把他們彙集起來；或按文字分，如漢文、滿文、蒙古文，各分在一起。（2）分年：即以年做單位，把同一年的同類文件集中在一起。同年的再按月日先後集中。（3）分部：即把檔案歸入各部署，如兵部的歸兵部，禮部的歸禮部。（4）分省：即各省來的歸各省。（5）分人：即把各省總督、巡撫所來文件按人分在一起。（6）分事：凡同一事的，均按年月日集中，如纂修四庫全書的文件等。（7）摘由：在完成上述分析工作後、把每一文件的事由摘出來，使研究人員一看便知其大概。（8）編目：是最後一道工作，即把整理成功的檔案編成幾個總目，使用時只要查總目，便能依類尋出。陳垣並經常告誡工作人員，要做到“秤不離砣”，就是說，這些檔案還沒有整理，不能把寫著年月日的包紙離開原件，防止離開後找不到頭緒。這些對整理檔案的基本要求，多年後故宮的一些老同志還記憶猶新，也經常用“秤不離砣”來要求新來的工作人員。

1924年4月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煜瀛（石曾）請陳垣代行會長職務的信函。

1925年4月在故宮發現《四庫全書薈要》後攝影紀念。

3.陳垣先生與明清檔案的公佈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檔案經過整理後，陳垣先生極力主張要公佈檔案，以便使所有的研究人員能夠看到檔案、利用檔案；而不是讓檔案束之高閣，成為少數人的私產。他更反對壟斷檔案，為少數人服務，或是獨自使用，成為學霸。

為了便於研究者利用這些檔案，在公佈這些檔案時，由編者加按語，介紹該檔案的情況、背景、內容。據單士元先生回憶，許多按語都經過陳垣先生的認真修改，有些按語還是他親自執筆寫的。

例如《文獻叢編》第二輯公佈的《王鴻緒密繕小折》的按語，就是經過他仔細修改的。按語首先介紹這批檔案儲藏情況，說：“王鴻緒密繕小折三十封，康熙密諭三封，共儲一小匣。匣有七小屜，每屜標明自某年月日起至某年月日止共若幹件字樣，計由康熙四十四年二月至六十年五月。惟折內多不書年月，容易錯置，現儲之屜是否無誤，不可知也。此匣舊藏故宮懋勤殿。原折尺寸極小，長約二寸，寬約一寸”，然後介紹檔案的內容及背景，說：“每一折輒奏事二三項，皆奉密諭回奏。中有康熙四十四年二月諭云：‘京中有可聞之事，卿密書奏折與請安封內奏聞，不可令人知道。倘漏，甚有關係，小心，小心。’蓋是時當康熙南巡，故雲京中也。”進而介紹這種“密折”的制度說：“折外有用紙加封者，封面皆書‘南書房謹封’字樣而不露姓名，康熙閱後發下時仍舊加封，如張霖案折末云：‘此後臣所陳密折，伏乞皇上仍於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洩漏。’”最後介紹了王鴻緒的簡歷。又如《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的按語，則是陳垣先生親自執筆的。

4.陳垣先生與明清檔案的鑒定

明清檔案儲藏年久，又數經周折，“秤已離砣”的情況還是經常發生。對於零散的檔案，如何確定其性質、類別？對於有月日無年、甚至年月日俱無的檔案，如何確定其時間？這些問題如不解決，檔案的價值就會大為降低，甚至不能利用，或者會導致錯誤的結論。

陳垣先生運用他淵博的歷史知識、細密的方法，對一些重要的零散檔案作出了科學的鑒定，挽救了一批檔案。在這方面也為後人樹立了榜樣。

例如，《東華錄》載乾隆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四的一道上諭（時雍正已死，乾隆已即位，但尚未改元）提到雍正有銷毀《北遊集》的“嚴旨”。這個“嚴旨”關係到順治皇帝的重要史實，但《聖訓》及《東華錄》都沒有記載。1925年在故宮懋勤殿硃改諭旨中發現了四通無年月的諭旨，陳垣立即認定其中一通即為此旨，並考訂其時間為雍正十一年，1930年將此諭在《文獻叢編》上發表。

又如前面提到的《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共十四件，原存故宮懋勤殿，先後發現於1925年、1928年、1930年，皆經康熙親筆修改，是關於康熙與羅馬教廷關係的極珍貴、極重要的材料。十四件中，標明年月者只有四件，其餘十件，有的只有月日而無年，有的連月日也沒有。這些檔案的年、月、日沒有判斷清楚，勢必影響它的作用。1930年故宮博物院將這批檔案排印，登載在《文獻叢編》第六輯上，當時參加整理的人，由於水平所限，將先後次序弄顛倒了。1932年故宮將這批檔案影印出版，陳垣先生專門寫了篇《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敘錄》，將這批檔案的年代一一考訂清楚，使得研究者能正確地使用這批檔案，也就使這些檔案在歷史研究中發揮了作用。

5.陳垣先生與明清檔案的利用

保存檔案、整理檔案、公佈檔案、鑒定檔案，目的都是為了正確、充分地利用檔案。陳垣在史學研究中對明清檔案的利用，對後人有許多啟發。

陳垣先生利用檔案，大致可分以下三種情況：

（1）用檔案鉤稽歷史

當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部在樂壽堂陳列了兩份反映中西兩方禁教與傳教的檔案，陳垣先生為之寫跋，名曰《跋教王禁約及康熙諭西洋人》，描述了中西思想矛盾鬥爭的一段重要史實。天主教傳入中國後，發展了中國教徒，但這些中國教徒既信奉天主教，又保留了祭祖先、尊孔的舊傳統。西洋教士對這個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一派以龍華民為代表，認為既然信奉天主教，就不能再祭祖尊孔；而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一派則認為，要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信奉天主教，也可以保持原先習慣。兩方把情況反映到教皇后，羅馬教皇支持龍華民一派，立了七條禁約，並兩次派使節來華申明禁約。然而康熙對教皇此舉極為不滿，以不准傳教為抵制，並召集了在京的西洋人，指示他們應對羅馬教皇使節的方法。這件事在中國文獻中記載得很少，陳垣先生就利用這兩份檔案為我們鉤稽了這一段重要的歷史事實和線索。

（2）用檔案補充文獻之不足，糾正文獻之錯誤

陳垣先生的《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關於蘇努諸子的敘述，就是這方面的範例。蘇努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四世孫，與雍正是兄弟輩，蘇努和他的八個兒子都是天主教徒，由於蘇努父子後來獲罪被削籍，故在《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中無傳。蘇努父子事跡在教會史中倒有記載，可是西方人不瞭解中國各種制度，很多記載與史實不符合。陳垣根據檔案，補充了教會史之不足，糾正其錯誤，如１關於蘇努的封爵：樊國梁譯《燕京開教略》卷中謂蘇努為親王，蘇努之子為世子；陳垣根據懋勤殿雍正未刊朱批諭旨，證明康熙末年蘇努猶為貝子，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崩，蘇努始封為貝勒。２關於蘇努父子獲罪的真正原因：教會史認為是因為蘇努父子信仰天主教、庇護天主教；又說是因為有人誣告蘇努參與謀廢雍正皇帝的陰謀。陳垣根據大量檔案及其他文獻資料，證明蘇努獲罪的唯一原因是幫助康熙第八子允祀謀繼立，而此事發生在雍正為帝之前。蘇努之子勒什亨、馬爾陳等，更是在獲罪發遣之後才信奉天主教的。

（3）以檔案與文獻互相印證、互相糾正

檔案雖為原始材料，但仍帶有鮮明的階級性。現存明清檔案絕大部分為統治階級的記錄，充滿了地主階級的偏見，還有許多為皇帝掩飾的地方，所以對檔案亦須採取分析的態度，不能迷信。

陳垣先生在《湯若望與木陳忞》這篇著名論文中，就根據傳教士湯若望的回憶錄、僧人木陳忞的《北遊集》以及其他材料，駁正了雍正諭旨中為順治隱諱的許多事實。

6.明清檔案中的陳垣先生

陳垣先生研究明清檔案，可是他當日並沒有發現自己的名字和事跡也留在了清代檔案中。陳垣先生青年時生活在清代末年，當時他曾投身報業，又曾學習醫學，從事醫學研究。他的這些經歷，已經被人在近年來的清代檔案中發掘出來。在清宣統三年（1911）正月《署兩廣總督張鳴岐為順德縣設立〈震旦日報〉請立案事致民政部咨文》這樣記載：“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據《震旦日報》發行人康仲犖稟稱，民等現聯同志，集合股本，開設新報，名曰《震旦日報》，以誘導輿論、扶植人權、獎進民德、提倡實業為宗旨，一切言論采錄，謹遵報律。經眾股東集議，公推康仲犖為發行人，陳援庵為編輯人，梁慎余為印刷人。”而附件《震旦日報》館呈報表中更明確記載到：“陳援庵，三十歲，廣州府新會縣人，廩生，醫學畢業生，原居晏公街信義，現住本報。”宣統二年冬，東北地區爆發鼠疫，清末檔案中有關於這次鼠疫爆發及防治的記錄。宣統三年春，在奉天（今瀋陽）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對此次鼠疫的防治工作進行總結，這是在我國召開的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陳垣先生在會議結束不久就寫了《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和《東三省防疫方略》兩書，可以與檔案互相補充印證。

陳垣先生雖然在20世紀30年代就離開故宮，但直到晚年，他仍對明清檔案非常關心。1965年10月，他八十六歲高齡完成的最後一篇學術論文《兩封無名字無年月的信》，最後一句話是：“凡做檔案工作者，不宜將檔案輕易分散及移動，所謂秤不離砣也。”今天，重溫這位史學大師的遺言，將更激勵我們把檔案工作做得更好。

四、陳垣先生與學人交往

陳垣先生在家書中曾經寫道：“無友不可以成學。”又說：“文成必須有不客氣之諍友指摘之”，“直諒多聞之友不易得，當以誠意求之”。許多著名學者都是他的諍友。

1.陳寅恪

史學界有“南北二陳”的美稱。南陳指陳寅恪，北陳指陳垣。二陳並稱既體現了兩位大師在史學領域的成就，又體現了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兩人年齡相差十歲，相識於20世紀20年代，介紹人是吳宓。1926年7月13日《吳宓日記》記載了二陳初次見面的情況，吳宓於當晚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介紹陳寅恪先生與陳垣先生見面。“宓獨坐。待至六時許，陳垣來。七時，陳寅恪來。宓請二君用西餐，為使寅恪得與陳垣談其所學，且入清宮參觀也。晚十時半始散。”此次見面，奠定了二陳日後多年的友誼。之後，陳寅恪曾薦舉陳垣出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陳垣先生婉言謝絕。兩人互相都頗為欣賞。陳寅恪先生為陳垣先生的《敦煌劫餘錄》、《元西域人華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等著作作序，對其學術成就及治學方法給予極高評價；而援庵先生要求他的學生們一定要精讀寅恪先生的著作。

在整理陳垣先生遺墨的過程中，我們驚喜地發現了一件陳垣先生與寅恪先生筆談的遺墨。陳垣先生或寅恪先生單獨的遺墨，現在還可以見到，而二陳並書，則以此紙為僅見，實在是史學界的一件珍貴文物。

現將筆談內容按照先後次序釋錄於下：

垣：不忽木，《元史》通作木，康裡人，峱峱之父。不忽木，《元典章》忽（“忽”似為“木”之筆誤）作術。究竟是“木”還是“術”？

寅：待查。但恐是術字。因蒙文ju字常有。而木字多是bu字，金女真滿洲文即布字，如伊裡布，塔齊布之類。

垣：此字若術，則與特勒、特勤之誤相等，因各書皆作不忽木也。術誤木甚易，木誤術甚少。

寅：因此疑原是術。但須再查一查。

垣：元刻書如《太平樂府》等皆作木，若假定為術，應更有強有力之證據。

寅：故須再考是否有同一原文而譯音不同者。此可於索引中求之。此種兩譯名字見於《唐書》而須改正者，如《唐書》龜茲王之名，新、舊唐書皆不同。蘇代（“代”為“伐”之筆誤）勃駃、勃駚，其實作“駛”。因近日發見此王之文告。puspa，花之意，即玄奘《西域記》之金花。故新舊唐皆誤。

垣：《元典章》錯誤凡一萬二千餘條。

寅：多！如此之多？

垣：擬為《校補釋例》二卷。

寅：發凡起例，乃是著作，不僅校勘而已。

垣：擬即以此題為蔡先生祝賀論文，如何？

寅：甚妙。又桑原論叢乞借一觀。

此次筆談在何時？據陳垣先生在《沈刻元典章校補》緣起中自述，自1930年5月19日始，至8月5日止，他與門人那志廉等以故宮所藏元刻《元典章》校沈家本所刻《元典章》，繼而又以諸本互校，“如是整理，又數越月，凡得訛誤、衍脫、顛倒諸處一萬二千餘條”。至次年2月，完成《沈刻元典章校補》十卷。7月，又完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最初發表於1932年1月出版的《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中。筆談時間，在用諸本校完沈刻《元典章》之後，而在《校補釋例》完成之前。故可知在1930年年底至1931年7月之間。

陳垣先生在校沈刻《元典章》時，發現在《元史》等書多次出現的不忽木其人，在《元典章》中獨作不忽術。他是一位校勘大師，不是簡單地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決定誰是誰非。又因在古文獻出現的刊刻錯誤中，筆畫少者誤為筆畫多者少，而筆畫多者誤為筆畫少者多，頗疑是術誤為木。他又是一位十分嚴謹的學者，在沒有充足的證據之前，絕不輕易下結論。因此，他想到向通曉中西、古今多種文字的寅恪先生請教，從語言學方面尋找證據。

兩人相處一室，何以要用筆談？從內容可知，它牽涉到許多專門名詞，除口談之外，還需要借助筆談。因此給我們留下了這一份珍貴的文獻。

寅恪先生不愧為語言大師。他也懷疑是術而非木，因為蒙古文多用ju結尾，而用bu結尾的多是女真、滿洲文。他還提出了如有同名異譯的情況，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他所舉的唐代龜茲王名，《舊唐書》作“蘇伐勃駚”，《新唐書》作“蘇伐勃駃”。據庫車附近出土的古龜茲語木簡，知為梵文Suvarna（金）puspa（花）的音譯，即金花王，亦即《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條所載：“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故知應為“蘇伐勃駛”，新、舊唐書均誤。

當陳垣先生告知擬作《元典章校補釋例》時，寅恪先生立即敏銳地覺察到，此書“發凡起例，乃是著作，不僅校勘而已”。這本書確是校勘學的總結性著作，後來改名《校勘學釋例》。當時寅恪先生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組組長，蔡元培先生為研究院院長，所以陳垣先生告知寅恪先生，擬將此書作為紀念論文。

寅恪先生所借的“桑原論叢”，指日本著名史學家桑原騭藏的論文集。桑原與陳垣有文字之交。由此也可見寅恪先生對日本史學研究成果的重視。

此外，在邊上還有陳垣先生筆跡“與也裡迷兒同”六字。似指，如果確是“不忽術”誤作“不忽木”，與“也黑迭兒”之作“也裡迷兒”同。

總之，這近三百字的筆談遺墨，反映了兩位大師的嚴謹治學，博學多識，以及他們之間的深厚友誼。

除了這份筆談稿之外，現在保存著兩位大師的十九封往來書信。其中十八封是陳寅恪致陳垣的，另一封是陳垣致陳寅恪函的影印件。這十九封中的十八封，寫於1929—1937年，當時兩人同在北平，一住西郊清華大學，一住城內，故時有書信。最後一封為陳寅恪1940年自昆明所寄。

這些書信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四類：

（一）推薦人才。陳寅恪曾向陳垣推薦湯滌（定之）為輔仁大學藝術系教師，孫道昇為輔仁附中國文課教員。這些推薦信不是一般的客套，例如陳寅恪在推薦吳其昌的信上說：

吳君其昌，清華研究院高才生，畢業後任南開大學教員，近為美國斯丹福大學經濟學會搜集中國經濟史材料。吳君高才博學，寅恪最所欽佩，而近狀甚窘，欲教課以滋補救。師範大學史學系、輔仁大學國文系史學系如有機緣，尚求代為留意，吳君學問必能勝任教職。如其不能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專此奉陳，並希轉半農先生為荷。

陳垣先生對岑仲勉的推薦也很有意思。當時岑在廣州聖心中學任教，在校刊《聖心季刊》上發表文章，寄給從未會面的陳垣十部。陳垣當即分給陳寅恪、傅斯年等。陳寅恪在第二天即回信陳垣：

岑君文讀訖極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

傅斯年也在隨後的回信中指出：“岑君僻處海南而如此好學精進，先生何不招其來北平耶？”以此為契機，岑後來進入史語所。

（二）介紹學人。陳寅恪先生曾有函介紹鋼和泰（Baron Stael Von Holstein）與陳垣先生見面。還有一封信則是告知伯希和在法國的地址，1933年春伯希和來北平，二陳與伯氏曾合影。

（三）推薦書籍，借書贈書。這一類內容在函件中不少。1933年3月1日信中提到：前借之《元書》久未奉還，甚歉，一二日內當即遣人送上也。同年10月15日信中則涉及贈書事：

昨又蒙賜木刻本《史諱舉例》及轉贈索引二種，感荷感荷。歸檢《水經注引得》，尚有第一冊在尊處未攜回，乞便中交下以成完書為感。

（四）切磋學術，質疑問難。如寅恪有兩封不明年份的信是請查資料的。一封用“涵芬樓箋”，署四月五日：

頃欲乞靈於公所編《全唐文》、《全唐詩》等索引。謹將人名列後，蘄轉托記室諸君代為一檢，不勝感激之至。

大中時代：王端章、陳元弘、左承珍。

另一封署八月八日：

頃欲檢“布拉特阿哈”（元世祖時派赴波斯者）事跡，非乞靈於尊編之《七家元史類目》不可，求便中示復，不勝感激之至。

陳垣先生一貫重視工具書的利用。在過去工具書甚少的情況下，他從事每一問題研究之前，往往親自動手編製有關索引，認為這是“利人利己的工作”。寅恪先生請他查閱各種自編工具書，說明對陳垣先生的瞭解與熟悉。

抗戰爆發，寅恪先生南下，陳垣先生留在北平。寅恪先生為陳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所作序言深情地敘述當時的情況：

憶丁丑（1937年）之秋，寅恪別先生於燕京，及抵長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馳蒼梧瘴海，轉徙於滇池洱海之區，亦將三歲矣。此三歲中，天下之變無窮。先生講學著書於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

人隔萬里，地處兩方，考慮到敵後的環境，寅恪先生此信寫得很含蓄，但寥寥數語，已深寓老友之情。

而目前所見到的陳垣先生致寅恪先生的信只有一封，其內容與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有關。但可以肯定，陳垣先生致寅恪先生的書信，絕不止這一封。而陳垣先生在家書中更是多次提到寅恪先生。如1940年1月的家書中說：“胡（適），陳（寅恪）、倫（明）諸先生均離平，吾文遂無可請教之人矣。非無人也，無不客氣之人也。”

陳寅恪與陳垣同為史學大師，他們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這固然與天賦及努力分不開，但從他們的交往與友誼可以看到，充分認識到彼此的長處與短處，不是文人相輕，而是取長補短，互相切磋，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也是兩位大師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遺產。

2.胡適

陳垣先生與胡適先生大約相識於20世紀20年代初，介紹人是他們共同的朋友沈兼士。1922年陳垣先生擔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胡適之於1917年自美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1922年3月，北大《國學季刊》編輯部成立，胡適為編輯部主任。4月，被舉為北大教務長。沈兼士既是《國學季刊》編輯委員，又是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1922年2月19日，胡適之在平民中學演說，並且在此前為該校校歌作詞。這所專收貧苦學生的中學創辦人和校長就是陳垣先生。所以二人最晚在此時已相識了。

1923年1月，《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正式出版，胡適之在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發刊宣言》，提出“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同一號上發表了陳垣先生的《火祆教入中國考》，第二號發表了他的《摩尼教入中國考》，第三號又發表了他校錄的《摩尼教殘經》，第四號更是發表了陳垣先生前半生最得意之作《元西域人華化考》的上半部。陳垣先生的這幾種論著，可以說是胡適之《發刊宣言》最有力的體現，從此也建立他們的長期友誼。

陳垣先生在編纂《中西回史日曆》和《二十史朔閏表》時遇到的問題，曾請教胡適。胡適先生在查閱了《大英百科全書》以後，以長函做了回答。這兩部書作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叢書，先後於1925年、1926年出版。胡適先生在《現代評論》四卷九一至九二期上發表了《介紹幾部新出版的史學書》的文章，文中首先就介紹了《二十史朔閏表》。他說：“此書實在是一部最簡便的中史二千年的日曆。我們應該感謝陳先生這一番苦功夫，……給世界治史學的人作一種極有用的工具。”

1930年11月28日，胡適先生攜家眷從上海北上北平，在後門內米糧庫四號租定新居。次年一月，應新任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之聘，出任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而陳垣先生也於這一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名譽教授，並於1932年8月21日自豐盛胡同十八號搬至米糧庫一號。從此直到盧溝橋事變爆發，兩人做了近五年的鄰居，兩人交往、論學的記錄明顯增多。1933年4月1日至10日的十天中，兩人圍繞《四十二章經》的問題，往來書信竟達八通之多。經過反覆辯難，兩人在一些問題上達成共識，未能一致的地方，也因經過辯論而使各自的觀點更為嚴密。這是學術界的一段佳話。

1932年年底，法國學者伯希和再次來華，2月12日陳垣先生以“譚家菜”宴請伯希和，並致函邀胡適之作陪：

豐盛胡同譚宅之菜，在廣東人間頗負盛名，久欲約先生一試。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陳寅恪及柯鳳蓀、楊雪橋諸先生，務請蒞臨一敘為幸。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陳垣先生當天自米糧庫一號搬到南官坊口二十號。8日，胡適之南下參加廬山談話會，後又回到美國。二人天各一方。但二人的聯繫並未中斷。1938年3月8日陳垣先生在淪陷區的北平托人帶信給胡適之。而且陳垣先生給當時在香港的兒子樂素的家書中，也多次提到胡適之，充滿懷念之情。如1939年1月14日函：“前者成文必先就正於倫、胡、陳諸公，今諸公散處四方，無由請教，至為遺憾。”

身在美國的胡適之也沒有忘記在淪陷區的老友。1943年7、8月，他在《讀陳垣史諱舉例論漢諱諸條》的後記中寫道：

援庵先生舊居米糧庫一號，我舊居米糧庫四號。我們作了多年的鄰居，享受了多年的論文切磋之益。他的《元典章校補》我曾替他寫兩萬字長序。現在我們相隔幾萬里，不知何時才得重有聚首論文之樂。所以我很誠懇的把這兩篇避諱的文字奉獻給我的老朋友、老鄰居、陳援庵先生！

1946年3月29日，陳垣先生在家書中說：“余自《胡注表微》完後，尚未有第二題目，要稍為休息。聞胡先生今日到平，晤後當有所觸發也。”胡適之當天確實自滬飛平，並且在九月就任北大校長。

1948年12月13日夜，胡適之關於《水經注》問題給陳垣的回信是他離開北平之前發出的最後一封論學信。《水經注》研究是胡適之晚年學術活動的重點，從現存的書、文可以看到，他的老友陳垣曾給他提供過資料，與他進行過討論。兩天後他就乘南京政府派來的專機飛南京，不久便到美國了。

1949年4月29日，陳垣寫成致胡適的公開信，5月1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兩岸隔絕，但陳垣先生與胡適先生還是密切關注著對方的情況。1959年5月13日，台灣有人想翻印《道藏》，胡適不贊成翻印全藏，並說：“陳垣著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這本書是值得印的。這本書裡說那時的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的源流很詳細，他收到很多碑版的資料，文章也很清楚。”這本書“可以叫人知道道教是有民族思想的”。“金元時代的士大夫看得起道教，因與外族奮鬥時道教有用處。在陳垣這部書裡都有書目，才是值得一看的。”1961年1月16日，胡適先生談起校勘學的方法，說：“陳援庵遇到重要的校勘，是倒過頭來校勘的，使他失去了文詞的意義，硬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校對。”在北京這邊，陳垣先生得知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有紀念胡適生日及傅斯年逝世的論文集後，於1960年4月20日致信在澳門的友人汪宗衍：“關於胡、傅論文集，甚欲一見，郵局能寄，則請寄下為幸。”5月份他收到了這兩部論文集。1964年8月，陳垣又通過汪宗衍得到一部紀念胡適之的論文集。

抗日戰爭時期，胡適之、陳援庵兩位老友天各一方，盼望能“重有聚首論文之樂”，抗戰勝利，這個願望實現了。第二次分手，陳垣先生希望“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可惜沒有來得及實現。

3.伯希和

伯希和是一名集多種矛盾於一身的學者。一方面，他是20世紀上半葉最傑出的西方漢學家之一，對東方歷史、語言、文字都有深入的研究，成就斐然。另一方面，伯希和給廣大中國人民留下的印象卻是，1906年至1908年曾從我國新疆、甘肅地區盜取大量珍貴文物，尤其是將敦煌藏經洞中的珍貴文獻大量掠奪回歐洲。但是他又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取消了對日本的訪問計劃，以表達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不滿。由於他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曾經多次來華，與中國學術界眾多學者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提供過許多有價值的資料。

學術無國界，學者有祖國。陳垣先生在與伯希和交往中，在牽涉到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堅持民族大義。同時又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學術交流。

兩人的交往，應當源自陳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的發表。此前，沙畹（伯希和的老師）、伯希和對此問題也做過研究。伯希和看到陳垣先生的論文，即致函陳垣，查詢有關宋元間摩尼教流入福建的情況，尤其關注福州烏石山有關二宗三際經的兩塊宋碑。陳垣先生接信後，即派人前去查訪，但並無結果。從那以後，兩人的書信往來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現在保留下來的1927年陳垣先生致伯希和的信，其內容包括感謝伯希和所寄贈的著作，以及代他轉致王國維文章的情況。（王在兩天後即在昆明湖自沉），並回復伯希和來信所詢問的問題，還有將自己的著作寄贈與伯氏。

陳垣先生是一名有著深厚愛國情感的學者，他曾經為漢學正統不在中國而感到憤慨，更為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人掠奪中國的珍貴文物而感到憤怒。1924年陳垣先生將北平圖書館藏敦煌經卷八千餘軸，進行分類、考訂，編成目錄，取名《敦煌劫餘錄》。1930年出版時，陳垣先生在自序中寫道：“（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他身邊的人勸他不要在序中直接點名，因為伯希和還會來中國，在學術界集會上還要常見面，而且“劫餘”二字太過“刺激”，是否可以改一改。陳垣先生答道：“用劫餘二字尚未足說明我們憤慨之思，怎能更改！”該書1931年由史語所印行。伯希和當然看到了這部《敦煌劫餘錄》。那麼，他對陳垣先生是什麼態度呢？他是怎樣回應的呢？

伯希和於1932年年底又一次來華。他到中國後，社會各界紛紛舉行了不同的歡迎會。他在一次宴會中，表達了對陳垣先生的推崇。據梁宗岱回憶，“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熱鬧的宴會上，聚當時舊都名流學者於一堂，濟濟蹌蹌，為的是歡迎著名漢學家、東方學家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參加者還有其他歐美人士，因此交談語言有中法英三種，我躬逢其盛，擔任義務口譯。席上有人問伯希和：‘當今中國的歷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伯希和不假思索的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在同年4月15日伯希和回國之際，他在車站上對包括胡適在內的前來送行的人，再次表達了對陳垣先生的推崇。他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啟發：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會得到對方的尊重。

1933年伯希和此次來華，還將俄藏《元秘史》十五卷六冊影本贈與北平圖書館，並向陳垣請教該本的來歷。陳垣先生閱讀後，致函伯希和，說他通過考證確認，該本即韓泰華原藏本，亦即鮑廷博從《永樂大典》抄出，並從刻本補寫之本。

1935年伯希和再度來華，希望進一步推進《元秘史》的研究，通過北平圖書館索借當時還在陳垣先生手中的相關資料。5月29日，輔仁大學宴請伯希和夫婦，此次會面當是陳垣先生與伯希和的最後一次見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陳垣先生與伯希和的通信就此中斷。“二戰”結束後，陳垣先生得知伯希和已經逝世的消息，頗為哀痛。在1945年11月2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這樣寫道：“閱報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為之悵然。”

4.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著名史學家，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傅先生是經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而結識陳垣先生的。今天重讀八十年前傅先生寫的締交書，仍然深深為傅先生的真情所感動。信中說：“斯年留旅歐洲之時，睹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並漢地之歷史言語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幸中國遺訓不絕，典型猶在。靜安先生馳譽海東於前，先生鷹揚河朔於後。二十年來承先啟後，負荷世業，俾異國學者莫我敢輕，後生之世得其承受，為幸何極。”把漢學中心從巴黎、京都奪回中國，這也是當年胡適先生與陳垣先生經常談論的話題。正是這種共同的認識以及對陳垣先生學問之真切瞭解，促使傅斯年先生懇請陳垣先生擔任史語所的特約研究員，並把《敦煌劫餘錄》作為陳垣先生在史語所的第一個研究項目。陳垣先生治學，甚得傅先生推崇。他說：“《史諱例》一書，再讀一過，愈佩其文簡理富，謹嚴精絕。”又說：“仰企先生精進不息，吾等真慚愧極矣。”人言傅斯年先生一身傲骨，很少有他能夠看得上的人，通過他與陳垣先生的書信，可見傅先生對陳垣先生的崇敬之情。

此後，為使《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能順利出版，兩人曾反覆磋商。在請陳垣先生南下參加中研院評議會的信中，傅先生寫道“在此做此似官非官之職，無異充軍，只緣研究所皆是充軍朋友，不至索居而離群，故至今猶未覺關山之感。……若江山不改，仍將有北歸之日耳。研究院評議會將開會，自蔡先生以下，切盼先生惠然來會。”1937年4月下旬，陳垣先生自北平至南京赴會，住在史語所，會期三天，傅斯年先生在生活上多方照顧。5月1日，陳垣先生北返，傅先生送別。

不久，抗戰軍興，兩人分隔南北，但陳垣先生仍時時關注傅斯年先生的情況。下面摘錄幾段他給我的公公樂素先生的家書，以見一斑。

即接到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訓辯證》一部二冊，內多新材料，新解釋，不可不一讀。（1940年8月14日）

余閱《性命古訓辯證》，深知余已落伍，未知在他人覺得如何耳。（同年8月16日）

傅公聞已辭中研院總幹事，前雲入醫院，近狀如何，有所聞否？（1941年8月16日）

滬上人來，說孟真須休養三年，是否？（同年9月22日）

抗戰結束，日寇投降之日，傅先生即致函陳垣先生。1945年11月2日，陳垣先生復函傅斯年先生，說：“沈（兼士）、英（千里）二公來，備知近況安好，至以為慰。頃又接九月二日函，敬悉。弟自卅年底出版《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後，未嘗發表一文，可謂懶極，僅為《通鑒胡注表微》，尚未出版而虜已降服矣！提要一紙謹呈。《道教考》想尊處亦未見，俟交通稍便當呈正。”1946年5月傅先生來北平，分別多年的故友再度相逢。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派飛機接北平著名學者南下，由傅斯年先生開列名單，陳垣先生拒絕南下，從此天各一方。但傅先生與陳先生二十多年的情誼，和他們共同推動中國學術前行的功績，值得後人永遠銘記。

5.汪宗衍

汪宗衍與陳垣是世交，其父汪兆鏞，是廣東近代大儒陳澧的學生，學海堂專科生，在史學、文學、金石、書畫等方面都有相當高的造詣。抗日戰爭爆發後，堅決拒絕其弟汪兆銘（精衛）提議的廣東省省長的偽職。1939年汪兆鏞逝世後，陳垣先生曾在家信中，回憶汪兆鏞對自己學術的影響：“卅年前，憬老（汪字憬吾）見予所寫作小品，以為必傳……三十年來孜孜不倦，未始非老人鼓舞之效也。”汪兆鏞的第五子汪希文與陳垣先生同為廣州光華醫學校第一期畢業生。汪宗衍是汪兆鏞的第六子，比陳垣先生小二十八歲。1933年夏，陳垣先生回廣東省親，兩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面。自此直至1969年，兩人通信不斷，在《陳垣來往書信集》中，兩人的來往書信就有189通，其中陳垣致汪宗衍的有97通，數量是相當大的。

汪宗衍長期生活在南方，熱衷學術，在與陳垣先生的往來信件中，內容多是討論學術問題。比如汪宗衍對於明張西園的卒年有疑，向陳垣先生請教，陳垣先生經考證，證明“張西園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禎十四年辛巳卒”。汪宗衍說：“張西園生卒年尊考精確，至佩至謝。”汪宗衍撰《陳東塾年譜》，陳垣先生曾去信指出汪著年譜中記載東塾女兒生卒年有誤，汪回信表示：“東塾兩女律、嫻生卒年分考證精確，至為欽佩，當即將舊稿改補矣。”

陳垣先生對汪宗衍的著作幫助很大。汪著《陳東塾年譜》，陳垣為他提供很多資料，如陳垣先生在1937年4月給汪宗衍的信中說道：“近得桂星垣玉堂歸娶圖卷有陳東塾、張南山題詞。東塾詞有年月，可入年譜，未知曾見否？謹錄呈。”又如同年十月信中，陳垣先生寫道：“偶閱《金文最》，有東塾序，署明光緒七年九月，可入年譜不？”誠如汪宗衍所說：“源源以東塾資料遠寄，其為人服務，誠如援老表字之稱也。”陳垣先生接到油印本《陳東塾年譜》時，對該書大加讚賞。汪宗衍撰《天然和尚年譜》，向陳垣借閱資料，陳垣先生抄今辯撰《天然行狀》、《天然語錄》等資料與汪。其中，“《天然語錄》外間少有，唯宮中（指故宮）有一部。因非公開閱覽之品，抄閱極不易。前者塔銘系敝處舊藏，故即時抄上，語錄須展轉乃得見，遲遲奉復，乞諒”。又“書（天然語錄）已抄得一半，先從第三冊書問雜著抄起，防有中變，亦可得比較有用之一冊也”。可見，陳垣先生為抄錄《天然語錄》，費了不少周折，真切體現兩人多年的學術交情。汪在撰寫中事無大小，均請教陳垣，陳垣先生只要能做到，都會滿足汪的要求，真是關懷備至。陳垣先生對汪宗衍時常鼓勵，收到汪寄來的《屈翁山年譜》後，覆信道：“資料豐富，用力至勤，佩甚佩甚。”但是，當汪宗衍欲將陳垣先生的幫助寫入書中時，陳垣先生常以“不敢掠美”而拒絕了。這種不求回報，關心後學成長的作風，體現了一位大史學家、大教育家的氣魄。

新中國成立後，陳垣先生對南方的學術信息，尤其是對居住南方的一些舊友情況瞭解不多，汪宗衍時時在書信中，言及陳寅恪、冼玉清等人的情況，陳垣先生非常高興。汪宗衍還將港澳台的學術信息、高校情況，告訴陳垣先生，並將香港出版的學術刊物寄送陳垣先生。如1957年汪宗衍給陳垣的信中寫道：“另郵上《新亞學報》一期，其第二期及香港大學出版《東方文化》已函托港友代為寄上，祈惠存。另有台灣出版文史刊物見附單，請查覽，或可在港覓購，祈酌示。”此外，汪宗衍還將港台地區對陳垣先生著作介紹的文章以剪報形式郵寄陳垣先生。如“港報有《佛教史籍概論》介紹文，剪出奉覽。”同時，陳垣先生也向汪宗衍打聽港台及其他地區的學術信息。如陳垣先生曾問汪：“《東方學報》（馬來西亞）與日本《東方學報》同名，是何組織？香港除舊有香港大學外，尚有何大學？”三十多年的通信，證明兩位先生對於學術的執著與熱愛，更反映了兩家多年交往的深厚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