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先生既是一位世界級的大史學家，也是一位可為百世師表的大教育家。
他有漫長而豐富多彩的教育經歷。陳垣先生從1898年十八歲起教私塾，開始長達七十四年的教學生涯。1905年起，他先後在廣州義育、振德等中學講授文史課程。1906年，為暫避清政府的迫害，他回到家鄉新會在篁莊小學教國文、算學、體操、唱歌等當時還是很新鮮的科目。1910年，他從廣東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留校講授解剖學、細菌學等。民國成立，1913年他當選為眾議員，從此在北京定居。1920年華北大旱，大批災民湧入北京，他在1921年先後創辦孤兒工讀園和平民中學，任園長和校長。1922年，他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導師，此後先後在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大學任教。1926年起，任輔仁大學副校長、校長，至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改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直至逝世，擔任大學校長前後共四十六年。1921年底至次年5月，他還擔任過教育次長並署理部務。這樣的經歷在教育史上是罕見的。
他有全面而深刻的教育思路。陳垣先生雖然沒有專門的教育學著作，但是他在教學實踐中注意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並把它們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再貫徹到自己的教學中，並通過各種途徑傳授給自己的學生和子弟。這是一筆非常珍貴的精神遺產。
他的教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粗略統計，陳垣先生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講授過的課程數十門，課時近萬，直接教過的學生上萬。這些學生畢業後大部分從事教育工作，將他的教育思路和方法代代相傳。儘管有些學生當時覺得他要求過嚴，但事後無不認為得益匪淺，終身受用。他的學生也有一些後來成為著名學者，20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國內許多著名大學的歷史系主任都是他的學生。他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響下，除早年去世的兩位外，大都從事教育工作，有大學教授、中學校長、中學教員，還有大學圖書館員。1962年慶祝北師大成立六十週年時，他以《今日》為題賦詩，“芬芳桃李人間盛，慰我平生種樹心”道出了一位終身“樹人”者的心情。
一、教育理念與實踐
1.熱愛、負責、創新的教育理念
1959年，陳垣先生已是七十九歲高齡，從事教育工作已六十一年，他在《教師工作使我永遠年青》一文中深情地寫道：“假如我現在還是青年，正在選擇學習志願的時候，我將會毫不猶豫地告訴我的老師，我仍要選擇教師工作作為我的終身事業。”他對教師這個神聖稱號的深刻體會，對教育工作的熱愛，是他能成為大教育家的根本原因。
對學生負責，不僅對每一堂課的質量負責，還要不斷激勵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使他們樹立信心，這是他教學的出發點。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還不斷告誡身為人師的子女。他在家書中說：“要充分預備，寧可備而不用，不可不備。”教書要“認真，即盡心之謂”。“教書以誠懇為主。無論寬嚴，總要用心，使學生得益。見學生有作弊（指考試偷看等）或不及格等等，總要用‘哀矜而勿喜’態度。不可過於苛刻，又不必亂打八九十分討學生歡喜，總不外誠懇二字為要。”“對學生宜和藹親切，多獎勵，令其有興趣。”“認真多獎勵，即盡心之謂。要學生有精神，生趣味為要。”“凡與學生改文，應加圈，將其佳句圈以旁圈，俾其高興。改不必多，圈不妨多，平常句亦需用單圈圈之。”1948年8月，他給在廣州教中學的四女陳善女士寫信說：“教師對學生要誇他，誇他就高興。他有進步，固然要誇他；他無進步，亦要誇他，等他高興，自然用心，自然進步。一個學生最怕你說他不行，你說他不行，他就自暴自棄了。總要鼓勵他，獎掖他，此是教學最好方法，至緊至緊。”“上課之前，自己要好好預備。上課時，總要學生明白，寧慢莫快，總要他聽得懂，聽得有味。他在堂上鬧，不用心，不能盡怪學生，先要反省自己講得清楚否，明白否。他聽得有味，自然不鬧了。”
陳垣先生對學生作業、考卷的批改是很認真的，體現了他對學生負責任的態度。1937年，教會於恭王府創辦司鐸書院。1938年秋司鐸書院正式開學，由各教區選派優秀神父來院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等課程，三年畢業後可直接轉入輔仁大學三年級。陳垣先生也在司鐸書院講課，現在還保存有他從1939年到1943年間講授的“校讎略”等課程時的材料。
這些材料，有些是記錄學生作業的情況。如1939年12月23日“校讎略”作業，他在全班十八人的名下註明每人情況，如某人“太不用心，錯漏全未校出，書名多未斷句”。某人“用功，但旁注太多，不如另寫筆記。眉批悉斜右，何也？”某人“較前進步，仍差。錯字多在左，何也？”1940年1月20日，作業是“陳范異同”，即將陳壽《三國誌》和范曄《後漢書》關於同一人的傳記或同一事的記載作比較。這次作業是臧洪書和《華佗傳》。全班十八人名下分別注有，某人“墨淡。分評（指書與傳分開評論）各頁半。研求字句，為己取法。任意批評，殊不自量”。某人“墨不勻。評頁六行。字大進步。為刪十許字”。某人“字黑白不勻。范《華佗傳》末一行特另行，甚是”。最後還有統計，墨淡者五人，墨不勻者六人。
有些是學期成績的總評。其中有一頁是1940年5月“司鐸書院文史組成績批判”，註明“有三圈者可以教初中國文，有雙圈者可以教小學國文”。名字上打三圈者，評語分別是：“全班第一，最有盼望。”“全班最好，但精神稍弱。”“根柢本淺，但甚有進步。”打兩圈的評語有：“根柢本淺，但進步甚速。”“根柢雖淺，但有盼望”等。
有一份材料則反映了他從備課到評分的全過程。第1頁是他的備課記錄，時間是1940年3月16日，題目是“以《明史》285、286文苑傳王蒙、林鴻、王紱、沈度四傳校《曝書亭集》六三”。下面是他事先作的重點校記，如《明史》王蒙傳將“坐是被逮”誤為“坐事被逮”，一字之差，意義大相逕庭。又如高柄、王偁、王洪，《曝書亭集》分別立傳，而在《明史》，則高柄、王偁附轉於林鴻，而王洪又附見於王偁傳中。第2、第3頁是對學生作業的評判與統計。如“林鴻傳未校出《明史》補高柄、王偁、王洪傳者”三人，有“五人校出而未補”。書名“有標識者”十人。各小傳提行寫者、空格寫者、有鉤勒者、空一行寫者，各有何人。校記在下者、在傳後者、在眉者、在旁者、眉旁並用者，各有何人。各傳斷記易錯者在何處。還記載某人“字大進步，點句亦大進步”，某人“字草”等等。
1924年9月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全體同仁合影。前排左起為董作賓、陳垣、朱希祖、蔣夢麟、黃文弼。
1931年北京大學史學系教師和畢業班同學合影。前排右3起為陳垣、馬衡、張星烺，第7人為蔣夢麟。
陳垣先生當年每學期要開三四門課，他身任校長，要處理許多行政事務；在此期間他還創作了許多富有戰鬥性的學術著作。今天我們檢視他的教材，不能不為他對學生高度負責的精神所感動。
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是陳垣先生教學的特點。他教私塾，開宗明義就宣佈廢止打板、廢止體罰，受到學生和家長的歡迎。他教小學，帶頭穿上新式的黃色操衣（制服），講新式課程，課餘帶學生遠足，採集標本，師生感情非常融洽，學生自然認真學習。他教大學，更是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方面多所創新，影響至今。
2.重視基礎教育
陳垣先生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後，在教學上的一個重大舉措就是開設大學一年級國文課，並規定它為文理各系學生的必修課。他認為，即使理科學生，單純依靠中學時代所學的語文知識，也還遠遠不夠。每個中國大學生都應該很好掌握中國語文這一工具與人交流，充分、正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科研成果。
“大一國文”課由他親自主持。教材如《論孟一臠》等由集體編定。他選定學有根底的中年教師講授，其中如柴德賡、余遜、周祖謨、啟功、牟潤孫等，後來都是成就很高的學者。“大一國文”的重點是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每兩周作文一次。優秀作文辟專欄張貼，供人觀摩交流。啟功回憶說：“學年末全校的一年級‘國文’課總是‘會考’，由陳老師自己出題，統一評定分數。現在我才明白，這不但是學生的會考，也是教師們的會考。”
陳垣先生自己也主講這門課程。這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教師請假時他代課；另一種就是他直接擔任一個班的“大一國文”。現在還留存五份他講授該課時的教學日記：一、1944年4月至6月代理“社經一乙”國文；二、1944年4月至6月代理“數物化德”國文；三、1946年10月至12月主講“經一女”國文；四、1947年4月至6月代理“史一女”國文；五、1950年3月至6月代理“史系”大一國文。
1944年4月至6月，援庵同時代理了兩個班的“大一國文”。從社經一乙的國文課可知，該課每週一、五下午四至六時上課，即每週4小時。講授內容有洪亮吉戒子書，與孫季述書，《禮記·檀弓》，荊軻傳，《論語》，《孟子》，範式傳，逸民傳等。作文題目是“書信陵君傳後”，“陳仲子論”，“逢蒙庾公之斯合論”，學期考試的題目是“象喜亦喜論”。
1950年陳垣先生七十歲，在當時來說已是高齡，但仍代理史學系大一每週四節的“大一國文”課。教學日記詳細記錄了每次講課內容，發放教材情況。作文題目有“評商君”，“述近日思想的改變”，“評陶朱公二子事”等，反映了解放後的一些變化。
現在的高等學校把外語學習提到很高的位置，但開設大一中國語文基礎課，並由校長親自主持，恐怕還沒有。陳垣先生創設“大一國文”課的經驗，似應引起當今大學領導人的注意。
陳垣先生是著名的史學大家，他為什麼這樣重視作文基本功呢？
陳垣先生對文、史兩途是分得很清楚的。他曾以僧傳為例，說明兩者的區別。他說：“類聚眾文，裁剪而成傳，其作用是物理的”，這是“史家之法”；“熔化眾說，陶鑄以成文，其作用為化學的”，這是“文家之法”。以“文家之法成書”，如果作者長於文詞，“其書琅琅可誦”，有較高的可讀性；但因寫作目的不同，“二者優劣，誠未易言”。從他畢生的研究實踐可以看出，他始終堅持史學的立場，堅守史家之法，因為他認為“史以徵信”，作史就應是信史，所以他總是把“徵信”放在他的著作的首位。
1933年12月與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系學生合影。後排左起為柴德賡、周國亭、張鴻翔、何竹淇。
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後輔仁大學第一次返校節，與張懷、沈兼士等合影。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不重視“文”，恰恰相反，他非常重視“文章”，非常重視內容的表達形式。還在清朝末年他從事革命的宣傳活動時，就曾借評論《水滸傳》，總結出革命宣傳的“四忌”，其中兩忌就是“深文奧義，人多不解”和“憑空構造，人多不信”。他經常以孔子的話“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告誡學生，把作文與寫字比做航行茫茫人海中的雙槳。直到晚年，針對當時浮誇的文風，他旗幟鮮明地提出“寫文章要清楚、明白、閒話少說”。
陳垣先生的文章有鮮明的個性，有特殊的魅力，這是學術界公認的。他的文風的特點是什麼呢？有人認為它有一種內在的美；有人認為是簡潔，′有人認為他的論文既像古代“老吏斷獄”的爰書，又像現代科學發明的報告；有人認為他的文章，論樸實，極類顧炎武，論簡賅，直追王國維，論明白通曉，可敵胡適之。這些評論出自不同的角度，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有道理。如果從文史兩途的角度出發，我們認為他的文風的特點是，他所說的“史家之法”和“文家之法”的盡可能完美的結合。試看他的史學論著，引用的材料都是經過嚴格考核的第一手材料，經他精心編排，巧妙連綴，再加上畫龍點睛之筆，天衣無縫，渾然一體。它既是“物理的”，又是“化學的”，既是高水平的史學論文，又往往是優美的散文。
3.新的史學課程的開設
從20世紀20年代末起，陳垣先生先後在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大學開設史學名著選讀和史學名著評論兩門相關的課程，他自己稱它們是姊妹課。
史學名著選讀有時作“國學名著選讀”，有時作“中國史學文選”。大約在1939年，陳垣先生寫了本課程的說明：“取學者必須誦讀之史學名著而部帙大小適合一年之用者，令其先期精讀，然後為之解釋疑難，指授體要，以為閱讀一切史書之練習。”
1938年10月至次年6月，陳垣先生在輔仁大學司鐸書院講授“國學名著選讀”。針對司鐸書院學生程度參差不齊的特點，他以張之洞《
軒語》作為課本。從教學日記可知，作業題目有“試述數月來讀書之經過及願望”和“試將‘讀書宜多讀古書’條所列各書，分卷數、撰人、輯佚、板本四項制為簡表”。現在還保留有當年學生的幾本作業。
直至1951年，陳垣先生還在輔仁大學講授這門課程，當時改名“中國史學文選”，每週兩次，每次兩課時。從教學日記可見，教材選自《左傳》、《公羊傳》、《史記》、《漢書》等，作業包括點句。另外還有兩頁，詳細記錄每名學生點句錯誤次數及給予的分數，如有人錯25處，得75分；有人錯6處，得85分。全班42人，最高者85分，最低者65分。
對於陳垣先生來說，史學名著選讀課主要是根據學生的程度和專業選擇合適的教材，設計好作業，出好考試題；而史學名著評論課的準備工作則繁重得多。
關於史學名著評論課程的說明，現在留下來三份材料。第一份材料只是草稿，還未成文，但可以看出，他是想從才、學、識三方面給學生以教育。第二、第三份材料分別寫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和1946年初，只有細節的差別。1946年寫的說明是：“取史學上有名之著作而加以批評。每書舉作者之略歷，史料之來源，編纂之體制，板本之異同，以及後人對此書之批評等等，以為學者讀史之先導。”
第二步就是按照設置本課程的目的編寫教材。這份教材現在保存下來了。它開始於1929年，當時在燕京大學選修這門課程的學生有馮家昇、朱士嘉、鄧嗣禹、趙豐田等13人。
關於這門課程的試題，現在保存下來的有二十二份之多。從中可以知道，陳垣先生1936年在輔仁大學女院講授本課時曾改名“史籍解題”。1938年1月陳垣先生出的試題是：“有《新唐書》何以《舊唐書》不能廢？有《新舊唐書合鈔》何以《新、舊唐書》仍不能廢？試言其故。”“現在《舊五代史》之來歷，及有何書可以校之，其校之之程序當如何？《宋史》史料何以獨豐富？既豐富何以後人又嫌其缺略？試詳言之。”
陳垣先生創設的這兩門課，經過他多次講授，以後又經學生的傳承，現已定名為“歷史文選”和“歷史要籍介紹”，被規定為大學歷史系的必修課。陳垣先生1930年在北平師範大學時的得意弟子柴德庚先生在江蘇師範學院也講過這兩門課（合而為一），他的講義在他身後由學生整理出版，名為《史籍舉要》，被國家教委評為優秀教材，多次獲獎，影響很大。多次聽過陳垣先生這門課程，也是柴的學生、老友的劉乃和先生說：“《史籍舉要》，這個課是陳老首創的，而且是講了許多年的，柴先生作為陳老的學生，曾多次聽過這個課，後來他在陳老講課的基礎上，根據新的需要稍有增減，基本上都是陳老的內容。”啟功先生也說：“這本《史籍舉要》，原原本本是陳先生傳授的。這書在柴先生身後出版，要是柴先生自己活著時出版，前面一定還有他原原本本的序，說老師如何耳提面命的教導他這門課程的經歷。”飲水思源，如果陳垣先生天上有靈，得知他所首創的這兩門課程產生這樣良好的影響，他會十分欣慰。
20世紀30年代，陳垣先生還開設了“史源學實習”（有時又名“清代史學考證法”）課。這門課既是教學方法上的創新，又是深刻的思想教育。陳垣先生在長期研究與教學的實踐中，深感到應該培養史學系的學生熟練地掌握運用史料的能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曾經開過“史源學研究”課。但是，經過教學實踐，他發覺光講原則、理論，效果並不好，於是把課程改為“史源學實習”，讓學生自己動手實習。方法是，選定一種近代史學名著作教材，指定段落，讓學生找出文中人物及事實的出處（即史源），並進而檢查原作在徵引事實方面有無錯誤，寫出考釋。古人寫文章，絕大多數都是不註明出處的，要把他們所引史實的來源找出來，有時要費很大工夫。但通過這樣的練習，學生懂得了追尋史源的門徑，將來自己從事研究、寫作論文時，就知道應該怎樣去搜集有關史料。特別是當學生發現，即使是名家大師，引用史實也有錯誤的時候，更會激起他們學習的興趣，並且警惕自己，不能輕信，更不應迷信，將來從事研究時，應該對史料反覆核實，使根據正確。由於採取實習的方法，調動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門課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據趙光賢回憶：“先生在（輔仁大學）研究所開的一門課，名‘清代史學考證法’，辦法是教我們讀《日知錄》。同學五六人，每人買一本《日知錄》，從卷八（卷八前為經學內容，援庵先生不搞經學，遂從卷八開始）開始，要我們自己讀，主要工作是要我們將書中每條引文都找出原書查對一遍，並寫出筆記。有的很容易，比如在正史裡的，有的則很難，比如只有一個人名，年代、籍貫、行事、著述全不知道，簡直像大海撈針。我們每讀一卷，即翻檢群書一遍，然後寫出筆記。記得一次查一條故事，我走了‘捷徑’，翻一下《辭源》，說見《說苑》，一查《說苑》，果有此條，即寫見《說苑》某篇，自以為得計。先生看了說，不對。這條最早見於《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在前，《說苑》在後，所以應寫見於《呂氏春秋》某篇，不能用《說苑》。”這種加強學生實踐的做法，非常利於學生通過翻閱史書，培養甄別、選擇史料的能力。
為了選擇好這門課程的教材，陳垣先生費了許多心血。首先要真正是名著，這樣，學生通過實習，才能學到真本領，練好基本功。同時，他很重視教材的思想內容，使學生在學習中能夠“得其精神”。抗戰期間，除《日知錄》外，他又把全祖望的《鮚埼亭集》作為教材。全祖望這部文集，為明末清初東南地區許多抗清的英雄人物立傳，寄托自己的故國之思。陳垣先生希望學生能從全祖望的著作中吸取精神力量，在敵偽統治下，堅持民族氣節。他自己在講解和為學生寫的範文中，又加以發揮。例如全祖望有一篇《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討論的是濟南究竟有沒有劉豫墓的問題。他著重強調全祖望對劉豫這個漢奸的唾棄，以及對元好問為劉豫辯護的不滿，同時還補充材料，說明劉豫的後人不願提起自己與劉豫的關係。他的結語是：“人至為子孫所羞稱，則亦已矣。有墓無墓，何辯焉？”這顯然是對當時那些認敵為父的漢奸的警告和鄙視。在敵偽嚴密統治下的北平，在講堂上公開發表這樣的言論，並寫成文章，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並要冒很大風險的。
陳垣先生願意將自己的治學經驗與學生分享。這些經驗，對初學歷史的人都是非常寶貴的。比如陳垣先生強調，寫筆記的方式是治學的一種好方式，讀書有得，就記下來，集腋成裘，就是一篇文章。文章要寫，但不要輕易發表，文章寫出來，放在抽屜裡，一二年，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學術性文章沒有時間性，多放些時間，過後拿出看看，可以檢驗你的學問有無進步。如果覺得不滿意，需要修改，這說明你有進步。如果經過幾年時間，沒有發現有什麼不妥，那說明你這篇文章可能站得住，然後再發表，或請師友們看看，提提意見，然後發表。文章不要怕改，甚至重寫都可以，字句也要仔細推敲，一字不妥，不能放過。這些都是陳垣先生幾十年史學研究的經驗總結，便於學生們找到史學研究的門徑。
1957年9月，與1906年在新會篁莊小學教書時的學生歐陽錦棠合影。
1961年5月，與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座談，介紹讀書和治學經驗。
二、教育方法
1.嚴要求
陳垣先生對學生的嚴格是出了名的。一開始，有些學生，特別是年輕的學生，對他這種做法不理解，有埋怨、害怕的情緒。曾經在他創辦的平民中學學習、後來長期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那志良後來回憶道：“我在二年級時，陳先生擔任我們的國文老師。他不用課本，上課前一天，由教務處油印一篇他指定的古文，不加標點與小注，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便指定一個學生，立起來念，遇有讀錯的時候，他還指點一下，叫第二個人再讀時，再讀錯了，他便開始批評了。兩三個人讀過之後，他便指定一個人講解了，講不對時，也要挨罵。他這種教法，在當時，大家都覺得太過分了，背地裡都叫他‘老虎’。”但到學生進一步深造或參加工作後，都體會到陳老師的嚴格要求使他們得益一輩子。
陳垣先生堅持對學生的嚴格要求並取得成效，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堅信這種嚴格要求的必要性。1940年他在輔仁大學返校節的題詞中說：“規矩嚴，功課緊，教授認真，學生在校時每不甚願意也。及至畢業出世，所知所能者少，則又每咎學校規矩之不嚴，功課之不緊，教授之不認真，何也？語曰：書到用時方恨少；又曰：閒時不學臨時悔。諸君皆過來人，能一告在校同學使毋貽後悔乎？”
第二，他不僅有批評，更有表揚和鼓勵，並且以表揚為主。
第三，他對學生嚴格，對自己更是嚴格，所以得到學生的信服。他教學極端認真負責，不但認真備課，有嚴格的教學計劃和明確的教學要求，仔細批改每個學生的作業，甚至連板書的位置也有恰當安排，使坐在課室不同位置的學生都能看清楚。這樣的教師，在當時是不多見的。他上課上班，從不遲到早退。後來成為我國著名遼金史專家的陳述，在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系學習期間曾聽過他三門課。有一次，陳垣先生遲到了一刻鐘。如果是別的老師出現這種情況，學生早就散堂了。因為他從不遲到，所以學生仍在耐心等待。他氣喘喘地走進教室，首先向學生道歉。說今天因為給柯劭忞老先生送殯，參加完殯禮趕來學校時，又碰上和平門過火車（師大當時在和平門外的廠甸）耽誤了時間。學生們無不為老師的負責、謙虛精神所感動，多年後仍記住他這唯一的一次遲到。
嚴師出高徒，這句話在陳垣和他的學生身上得到了證明。
2.重方法
對於教師應當如何教好學生，啟功先生曾將陳垣先生親自傳授的方法總結為九條：
一、教一班中學生與在私塾屋裡教幾個小孩不同，一個人站在講台上要有一個樣子。人臉是對立的，但感情不可對立。
二、萬不可有偏愛、偏惡，萬不許譏誚學生。
三、以鼓勵誇獎為主。不好的學生，包括淘氣的或成績不好的，都要盡力找他們一小點好處，加以誇獎。
四、不要發脾氣。你發一次，即使有效，以後再有更壞的事件發生，又怎麼發更大的脾氣？萬一發了脾氣之後無效，又怎麼下場？你還年輕，但在講台上即是師表，要取得學生的佩服。
五、教一課書要把這一課的各方面都預備到，設想學生會問什麼。陳老師還多次說過，自己研究幾個月的一項結果，有時並不夠一堂時間講的。
六、批改作業，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們也不看。要改重要的關鍵處。
七、要有教課日記。自己和學生有某些優缺點，都記下來，包括作文中的問題，記下以備比較。
八、發作文時，要舉例講解。缺點盡力在堂下個別談，缺點改好了，有所進步的，盡力在堂上表揚。
九、要疏通課堂空氣，你總在台上坐著，學生總在台下聽著，成了套子。學生打哈欠，或者在抄別人的作業，或看小說，你講得多麼用力也是白費。不但作文課要在學生座位行間走走。講課時，寫了板書之後，也可下台看看。既回頭看看自己板書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學生會記不會記。有不會寫的或寫錯了的字，在他們座位上給他們指點，對於被指點的人，會有較深的印象，旁邊的人也會感覺興趣，不怕來問了。
這是陳垣先生多年身體力行的經驗，教師的教育方法對於學生的成才至關重要。
3.講技巧
陳垣先生講課非常注重技巧，他的講課常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細節在多年後仍留在學生的記憶中，這就加強了他的教學效果。他能做到這一點，和善於運用比喻有關。
他常給同學們講“譚白菜”的故事。譚白菜是北京一家廣東餐館的名字，老闆姓譚，以做白菜出名。白菜本來是北京最常見、最平民化的蔬菜，過去老百姓冬季吃菜主要是白菜當家。這家館子獨到之處，就在於他能把最普通、最常見的白菜做出與眾不同的味道。他的方法說出來也並不複雜，就是把白菜的各個部分分開，根據他們的特點作不同的處理。菜幫是菜幫，菜葉是菜葉，即使是精華部分的菜心，也區別對待，有的烹炒，有的做湯，有的涼拌。他的要求極其嚴格，終於做白菜出了名。陳垣拿譚白菜的例子激勵學生，做學問必須一絲不苟，精益求精，才能有成就。
他是廣東人，經常拿他從廣東帶到北京的紅木傢俱作例子。這些紅木桌椅，他使用了幾十年，不但經久耐用，而且看起來就是一件件精美的工藝品。為什麼能有這樣的效果呢？不但是因為做工精細，而且打磨更費時日，木匠師傅把桌椅做成型以後，並不馬上出手，而是一遍又一遍的打磨。陳垣以此為例，教導學生，寫文章固然是為了發表，但又不能急於發表。要反覆推敲，反覆修改，甚至要把它擱置一些時候，讓它冷卻沉澱，再回過來修改。他的著作，除了極少數短篇是一氣呵成的以外，絕大多數都經過兩三次甚至七八次修改。
“竭澤而漁”本來是同“殺雞取卵”意思相近的一句成語，比喻只顧目前而不計長遠，是一句貶語。但陳垣卻反用這句成語來教育學生。他對學生說：我們南方人在池塘中養魚，蓄滿水後，投入魚種。等到魚長大可以出賣，就將池塘中的水放干。這時只要下到池底去撿魚，一條也不會漏掉。做學問也要想方設法，把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盡量搜集完備，一條不漏。這是研究的基礎。
陳垣先生重視與學生的溝通，陳述先生回憶：“一般大學老師講課，多屬講完就了。先生則鼓勵同學們做練習、寫札記，他熱情指點、幫助，著重培養學生們讀史的識力。凡到勵耘書屋請教的，一般是個別指點，即使二三人同去，在共同談論片刻後，隨即個別垂問或解答。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愧是學不厭、教不倦的循循誘導，化雨春風。”這才是大師的風範。
三、得意門生
陳垣先生任教七十四年，任大學校長四十六年，教過的學生成千上萬，真可謂：“芬芳桃李人間盛，慰我平生種樹心。”（他1962年為慶祝北師大成立六十週年所寫詩的兩句）他熱愛教育事業，熱愛青年，熱愛學生，為祖國和社會培養了許多棟樑之材，要寫他與學生的關係，只能從中選擇一些典型。
學術界有“陳門四學士”和“金童玉女”的說法。陳門四學士，亦稱“陳門四翰林”，有時也稱“南書房行走”。按年齡順序，為余遜（余嘉錫之子、北大歷史系教授），柴德賡（輔仁大學、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啟功（北師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謨（余嘉錫之婿，北大中文系教授）四人。
所謂“南書房”，是指陳垣一生居住時間最長（三十二年）也是最後的住所興化寺街五號的南院客房。此處住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兩進四合院。抗日戰爭時期，輔仁大學文學院的這四位青年教師余、柴、啟、周，經常去向陳垣先生請教，南院寬敞的南房就是師生們切磋學問的地方。還有人在陳垣的書中發現夾著他寫的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四人的名字，於是“南書房行走”、“陳門四翰林”、“陳門四學士”的名稱就傳開了。
所謂“金童玉女”，“金童”指柴德賡，“玉女”指劉乃和。
1.柴德庚
1947年歲末，與柴德賡、啟功、劉乃和在什剎海。
1961年2月，與陳述在勵耘書屋論學。
柴德賡，1929年慕陳垣先生之名考入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系，當時陳垣任史學系主任，並講授《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等課程。柴的學識很快引起了陳垣先生的注意，現在保留下來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講稿上，寫了一條批語：“十九年（1930）六月廿五日試卷，師大史系一年生柴德賡、王蘭蔭、雷震、李煥紱四卷極佳。”其中第一人就是柴德賡。從此以後，陳垣先生就對柴重點培養。柴的經濟比較困難，柴還在師大學習期間，陳垣先生就把他介紹到輔仁附中教書，後來又聘他到輔仁大學任教。陳垣先生寫好文章，就請他提意見，挑毛病，也是培養、鍛煉他的一種方法。如柴保留一封陳垣給他和輔仁另一位教師儲皖峰的短函說：“附錄一篇，已托皖兄轉呈。考證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於誤會，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關於此二點，希兩兄為我盡力挑剔，俾得改定，至以為感。”當時，陳垣先生早已是名滿天下的史學大師，而柴還是剛出校門不久的青年教師，陳垣先生的態度是這樣誠懇、謙虛，令柴十分感動。後來陳垣先生又把他為《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寫的講稿交給柴，讓他繼續講授這門功課。柴逝世後，他的學生把柴的講課筆記整理成《史籍舉要》一書，屢獲大獎，這其中凝聚了陳垣多年的心血。1943年底，陳垣計劃同柴一起離開淪陷區的北平到大後方。臨行前，派駐輔仁的教會代表雷冕（德國神父）苦苦哀求陳垣留下。陳垣先生考慮到，如果他一走，輔仁大學很難維持下去，而數千名不願在敵偽註冊的學校教書、讀書的師生將面臨失業、失學，只好勉強留下，與柴泣別。柴一家輾轉到了四川江津，柴在白沙女子師範學院任教。雖然抗戰期間以及勝利初期，雙方通訊困難，但是現在還能在陳垣先生與長子樂素的家書中，找到一些反映陳柴師生情誼的珍貴資料。
當時陳垣長子樂素在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授。家書中提到的（陳）潛是陳垣先生的次女，在重慶工作。陳垣先生從1945年5月至1946年7月期間，有9封家書都提到了柴。現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青峰兄常有信否，余極念之。六月卅日曾復伊二月九日來函，由潛夫婦轉，未知渠收到否，余極願他回輔仁也。……青峰走後，余竟無人可商榷也。（1945年10月7日。“青兄”指柴，柴字青峰）
《表微》“本朝篇”一份寄汝，有意見可告我。……“出處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也。（1945年12月3日）
青峰情形殊可念。吾甚欲其北來，未知途中易走否也？（1946年3月25日。當時白沙女子師範學院解散，所以說“殊可念”）
這些家書中所反映的陳垣先生對柴的感情與評價，沒有任何的誇張與掩飾，是最真實的想法。“他能知我心也”，陳垣視柴為知己，這是老師對學生的最高評價。
1946年秋，柴德賡回輔仁大學，是陳垣先生護校、改革的得力助手。1955年，為支持地方高等學校，柴被調至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任系主任，與陳垣先生通信不斷。1956年3月，柴致函陳垣先生，說：“連日甚寒，請夜間勿去書齋胡同。”陳回信說：“半夜提燈入書庫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樂的事情，誠如來示所云，又是危險的事情，但是兩相比較，遵守來示則會睡不著，不遵守來示則有危險。與其睡不著，無寧危險。因睡不著是很難受的，危險是不一定的，謹慎些當心些就不至出危險。因此每提燈到院子時，就想起來示所誡，格外小心。如此，雖不遵守來示，實未嘗不尊重來示。請放心請見諒為幸。”陳垣先生寫信極少用白話文，這是難得的一篇。這封信的文字幽默溫馨，反映了師生間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它的豐富內涵。“書齋胡同”和“半夜提燈入書庫”的“本事”，需要作些解釋：陳垣先生的書庫，在興化寺街5號後院的三間西廂房。他藏書達四萬餘冊，絕大部分是線裝書。書都碼在書箱上，一個書架上放兩或三個書箱。書多房不大，所以兩排書架之間的距離很窄，陳垣戲稱之為“胡同”。他對自己藏書的位置十分熟悉，要查某一部書，常讓助手到第幾胡同第幾架第幾箱去取，百無一失。師生之間討論學問，有時到深夜。一個問題，雙方有不同意見時，經常爭得面紅耳赤，最後只好以書為證。於是兩人提著馬燈，拿起小凳，到書庫去查書討論。問題解決，樂在其中。柴遠在蘇州，擔心老師在研究中想起一個問題，急於查書解決，半夜也要提燈入庫，所以苦心相勸。老師的覆信則是對學生的真切感謝。師生之間真可以說是情真意切。1964年，陳垣先生主持新舊兩部《五代史》的校點工作，特別把柴借調回北京協助工作。“文革”開始後，柴被“造反派”勒令回蘇州接受批判，1970年因心臟病突發猝死。據說，心臟病最忌激動、過勞、過飽。這天，柴拉車勞動了一天，非常疲勞，又得到宣佈“解放”的消息，興奮得飽餐一頓，結果猝死，享年不過六十二歲，正是大有作為的時候，實在可惜！
1963年3月，與柴德賡、劉乃和討論整理、點校新舊五代史工作。
1965年6月，與柴德賡（坐者）、賴家度、許大齡、劉乃和等合影。
2.啟功
啟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教育家、國學大師。但他自幼家境困難，中學都沒有畢業。1933年傅增湘先生將啟功介紹給陳垣先生，陳垣很賞識他的才學，認為啟功寫作俱佳。傅增湘先生曾對啟功說：“無論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總要勤向陳先生請教。學到做學問的門徑，這比得到一個職業還重要，一生受用不盡的。”啟功記著傅先生的囑咐，去見陳先生。可是初次見面，啟功覺得陳垣先生眉稜眼角肅穆威嚴，有些害怕。但他開口說：“我的叔父陳簡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我們還是世交呢！”才使得啟功心裡的一扇窗打開了。
陳垣先生先是把啟功推薦到輔仁附中當教師。後來附中校長以學歷不夠為由將他解聘，陳垣又把他推薦到輔仁大學任教。數十年來，從做人、做學問、教書，耳提面命，悉心培養，啟功也不負師恩，在學術和書畫上取得很大成就，兩人演繹了一段可以留傳後世的師生情。
曾經有一位輔仁大學教授，在抗戰勝利後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長，從輔大的教師中找他的幫手，想讓啟功去管一個科室。啟功向陳垣先生提及此事，陳先生問：“你母親願意不願意？”啟功說：“我母親自己不懂得，教我請示老師。”又問：“你自己覺得怎樣？”啟功說：“我‘少無宦情’。”陳垣先生哈哈大笑說：“既然你無宦情，我可以告訴你：學校送給你的是聘書，你是教師，是賓客；衙門發給你的是委任狀，你是屬員，是官吏。”啟功立刻告辭，用花箋紙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那位教授的好意，並婉言辭謝了他的委派。
1963年，啟功有一篇發表過的舊論文，由於讀者反映較好，修改補充後，將由出版單位作專書出版，去請陳垣先生題籤。先生非常高興，問啟功：“你曾有專書出版過嗎？”答曰：“這是第一本。”又對此書問了一些問題，忽然問啟功：“你今年多大歲數了？”答曰：“五十一歲。”陳垣先生即歷數戴東原只五十四，全謝山五十歲，然後說：“你好好努力啊！”這充分體現了陳垣先生希望啟功能夠早日成為大學問家的期望。
1969年11月，與啟功、劉乃和合影。
1970年11月，與啟功合影。
1964、1965年間，啟功請陳垣先生為其新書題籤。這時陳垣先生生病了，禁不得勞累。但看見啟功手裡的這一疊稿子，非要看不可。啟功知道陳垣先生如果看完那幾萬字，身體必然支持不住，只好托詞說還要修改，改後再拿來，先只留下書名。於是想出“啟功叢稿”四字，準備將來作為“大題”，分別用在各篇名下。啟功說還有一本雜文，也求題籤。陳垣先生此時已不太能多談話，啟功就到旁邊房間等待。不多時間，秘書舉著一疊墨筆寫的小書籤來了，啟功真喜出望外，怎能這樣快呢？這是因為陳垣先生看到學生們取得了成績是非常高興與興奮的。
啟功對待陳垣先生特別尊重，真有“師生同父子”的感覺。他是滿族人，每年過年都要來給陳垣先生拜年，而且要行大禮。一年春節，我正好碰到啟功先生畢恭畢敬地給陳垣先生磕頭拜年，那情景真令人感動。陳垣先生逝世後，啟功先生一直牢記老師的恩情。在陳垣先生百年誕辰的紀念會上，啟功先生寫了《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的文章，他說，他寫這篇文章是用心在寫。可見，他與老師的感情有多麼深。近年來，他得知我們正在編《陳垣全集》，非常高興，每次見面，都要詢問《陳垣全集》的進展情況，並欣然同意為《陳垣全集》作序、題籤。非常遺憾的是，啟功先生沒能看到《陳垣全集》的出版，但他對老師的那份真情實感，卻讓我們每一位陳垣先生的後人感動。
3.方豪
方豪，字傑人，浙江杭州人。歷任浙江大學、復旦大學、輔仁大學、津沽大學、台灣大學教授。曾任台灣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天主教名譽主教。主要從事宋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研究。
方豪作為陳垣先生的學生，他的經歷與常人不同，他是在修道院裡通過給陳垣先生寫信來求教問題的，而且這個過程完全是不能公開的，因為修道院禁止與外界通信，方豪的學習過程可謂“偷學”。方豪在《與勵耘老人往返書札殘剩稿》一文回憶說：“我第一次冒昧地寫信給陳先生，是民國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我在杭州天主堂修道院肄業。當時修道院的教育非常落伍。而禁令最嚴的是：絕對不許和任何人自由通信。我和陳先生的通信，很顯然是犯了修道院極嚴重的戒條，但我如何能做到呢？因那年先兄正在杭州天主堂附設的啟悟小學教書，往返信件，即由他代為偷送。”《陳垣來往書信集》收入方豪與陳垣的通信39通，從中可見這位修道院中的學生對陳垣先生學問的崇敬。由於不能自由、經常通信，方豪給陳垣先生的信，有很多都是寫得比較長的，其中多是討教問題及匯報學習心得。1927年2月的信中，方豪將一篇談到開封猶太教的外文文獻翻譯成中文寄給陳垣先生。陳垣在回信中寫道：“所譯拉丁文論猶太教一段，具見用功，唯原文材料，悉譯自弘治、正德及康熙二年碑，不如仍求之漢文原本為愈。”陳垣先生既肯定了方豪的用功，更指明了如何做好宗教史文獻研究。在《方豪六十自定稿》中說：“北平使我嚮往的原因之一，是北平輔仁大學。輔仁成立之年，我17歲，在此之前，我已和當時呼籲在華北創辦天主教大學的馬相伯、英斂之，以及後來擔任校長的陳援庵先生，通訊討論教史和教會文獻等。”在《方豪自定稿補》中說：“我並未在國內大學讀書，亦未曾留學國外，但我師事的當代史學大師卻不少，陳援庵先生（垣）通信討論達20餘年，啟迪最多。”可見，方豪對遠在北平、長期不能當面請教問題的老師陳垣先生的尊重與愛戴。
學術界對方豪是陳垣先生弟子的身份也是公認的。陳述在《回憶陳援庵老師的治學與教學——紀念陳援庵老師誕辰110週年》一文中說：方豪由研究教史、教籍而研究中西交通史，深受援庵的學術影響，還在浙江大學開設“中西交通史”課程，“以天主教神甫成為中西交通史專家，方豪完全是在先生直接鼓勵、誘導下成才的。”牟潤孫在《悼亡友方傑人——陳援庵先生與方豪》一文中說：“傑人出身於杭州天主教的修道院，他之治史學是由於與老師陳援庵先生通信的關係。修道院的修士本不能與外人通信，他為了熱心求學問難，偷著給援庵老師寫信，才引導他走上治中國史學的路，極為難能可貴。傑人念念不忘援老。”
方豪始終牢記陳垣先生的教誨，按照陳垣先生教授的治學方法研究中西交通史、宗教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不忘師恩，抗戰勝利後，寫有《愛國史家陳援庵先生》一文，稱讚陳垣先生是愛國史家。陳垣先生逝世後，方豪在台灣撰《對日抗戰時期之陳援庵先生》以紀念恩師，而《與勵耘老人往返書札殘剩稿》公佈他與陳垣先生來往書札，數度在海外講述陳垣史學。雖然只是陳垣先生的私淑弟子，但方豪時刻牢記陳先生的引領之恩，並努力將援庵史學發揚光大。
4.陳述
陳述，字玉書，生於1911年。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舊兩種中學學制並行。他上的是舊制中學，四年畢業，可考大學預科。預科兩年，相當於高中。1929年，他初中畢業，可以報考大學預科。當時北平有名的大學史學系有四家。兩家在城外：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家在城內：北京大學和北平師範大學。陳述先後報考北大和師大，都被錄取了。陳垣先生當時是輔仁大學校長，輔仁創辦不久，規模還小。當時他還兼任師大史學系主任，陳述久慕陳垣先生之名，就上了師大預科。兩年後，升入本科史學系。
陳述讀本科時，陳垣先生已不兼任師大史學系主任，但還是教授。每週講兩小時的《史源學研究》，還有《史學名著評論》等。陳述在師大學習期間，寫了《金史氏族表》一文，交給陳垣先生。
當時陳垣先生與胡適、陳寅恪先生以及鋼和泰大約每週聚會一次，討論學術，然後聚餐，輪流做東。在一次聚會中，陳垣先生把《金史氏族表》交給寅恪先生看，問他：“你看作者有多大年紀？”寅恪先生說：“起碼四十。”又問他：“你看有什麼問題？”寅恪先生說：“沒有什麼問題。很好。”陳垣先生才告訴他：“他是我的學生，今年才二十出頭。”寅恪先生說：“讓他跟我見見面。”在陳寅恪先生見過陳述之後，對這位年輕人予以肯定。之後，傅斯年先生也表示對陳述的讚賞。《金史氏族表》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陳述同時得到了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機會。
史語所1935年底從北平遷至南京。1935年12月22日陳述致信陳垣先生，這封信傳達了四點信息：第一，陳垣先生對陳述，不僅在課堂上講授，還有課下指點。第二，陳垣先生曾告誡學生要防止“著論之輕心”。第三，他還指示學生，做史學論文一定要在“材料、見識、組織”三方面下工夫。第四，他反對那些脫離歷史實際的無根之論的“史論”。不久，陳垣先生就寫了附有贈詩的回信。他知道陳述在研究道路上已經跨過“無知無畏”的境界，感到欣慰。但為了防止學生走上另一個極端，“多所顧忌”，又鼓勵陳述要膽大心細，要保存“少年人氣象”，並作詩一首：“師法相承各主張，誰非誰是費評量。豈因東塾譏東壁，遂信南強勝北強”。這首七絕的前兩句是說不同師承（也可以說是不同學派）在學術上觀點不同，是正常現象，不要輕易下誰是誰非的結論。後兩句的東塾，是陳澧（1810—1882）的號；東壁，則是《考信錄》作者崔述（1740—1816）的號。“東塾譏東壁”，指陳澧對《考信錄》的批語。陳澧是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人，崔述是河北魏縣人，崔比陳年長70歲。兩人都是清代有成就的學者，所以詩中稱之為“南強”、“北強”。陳垣先生的意思是，不能因為陳澧對崔述有所批評，就認為陳一定勝過崔。更何況超越前輩，是後來者應盡之責。陳述是河北樂亭人，與崔述可說是大同鄉，詩中也包含有鼓勵之意。陳述不負老師的期望，卓然成家，是遼金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自此以後，師生兩人雖然在不同的學校、機構工作，但一直保持聯繫。陳述有新作，都工楷抄錄一份送給老師審閱。陳垣先生1971年去世以後，陳述寫過多篇懷念老師的文章。
陳垣先生寫詩不多，生前發表的更少。他的詩多帶史家的特點，別有情趣。20世紀60年代，進入耄耋之年的陳垣先生曾整理過自己的詩稿，上面提到的那首七絕也在其中。原詩無題，他先加的標題是《示陳述》，後改為《示門人》；還把詩中的“費評量”改為“費衡量”；再加上一條注文：“余藏有陳東塾批《崔東壁遺書》”。此詩已收入《陳垣全集》。
5.劉乃和
劉乃和，河北武清人（現劃歸天津市），1918年生於北京，比陳垣小三十八歲。她的外祖父名徐坊，在1910年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開辦時，與繆荃孫分任正、副監督，相當於後來的正、副館長。
1939年，劉乃和二十一歲時考入輔仁大學史學系。1943年畢業，又考上陳垣的研究生。1947年研究生畢業，留校任助教，並擔任陳垣先生的助手，一直到1971年陳垣先生逝世，歷時二十四年。這期間，她由助教升為副教授、兼校長辦公室秘書。1952年輔仁與北師大合併，師大黨委正式指定劉乃和為校長秘書，兼顧校長的生活。劉乃和不僅是陳垣先生的學生、忘年知己，也是他晚年得力的助手。
劉乃和在陳垣先生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佔有一定的位置。這首先是由他的學生兼助手的特殊身份確定的。
陳垣先生生前的學生成千上萬，如前面介紹的柴德賡、啟功等人。但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可能經常在他身邊幫助、照顧他。陳垣先生原先也有過幾位助手，例如20世紀20年代的福建人樊守執，1920年曾協助陳垣清點文津閣《四庫全書》，1924年又曾受陳垣先生委託，在福州為伯希和查找摩尼教的二宗三際經碑，並自稱“受業”。但他們同陳垣的關係，有似主賓，不帶有感情的色彩。
劉乃和與他們不同，她是由學生而成為助手，長期以來，主要工作就是為他當助手。同時，又不斷得到他的教導，手把手地教，持續當他的學生。
劉乃和作為助手，工作盡職盡責盡心，她對陳垣先生的幫助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學術方面。劉乃和雖然從1939年就入輔仁史學系，但她真正能從學術方面協助陳垣先生，是在研究生後期，特別是工作以後。她回憶道：“我做他的研究生時，一次我帶著論文的問題到他家去請教。問題談完，他忽然從書房拿出當時正在撰寫的《通鑒胡注表微》的一章，讓我帶回家細細閱讀，給他提意見。當時我真是受寵若驚。後來，我作為他的助手，這樣的機會就更多了。他凡是撰寫文章或修訂舊著，總是希望我能替他提出問題，甚至在寫作前就研究商討。”文中所說讓他對《通鑒胡注表微》的一章提意見，大約是1945年。《通鑒胡注表微》是陳垣先生最後的一部專著，完成於1946年，當時他已六十六歲。幾次在家書中說：“我近來老得厲害，預備印完《通鑒胡注表微》後即須暫停工作。”“新戰線尚未開闢，將軍老矣。”綜觀陳垣先生的學術人生，《通鑒胡注表微》是他創作的高峰，此後由於年齡的關係，已沒有長篇著述。所以，劉乃和對他在學術上的幫助，主要表現在：（1）協助陳垣先生撰寫《通鑒胡注表微》以後發表的論文，如收集資料等，但為數不多。（2）修訂舊著。新中國成立以前，陳垣先生的專著大部分是木刻，收入《勵耘書屋叢刻》。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有八種修訂排印出版。修訂工作包括加標點符號，修改個別文字，核對出處，看校樣等。在這方面劉乃和做了不少具體工作。（3）《舊五代史》的點校工作。
其次是行政事務方面的工作。即使是學術工作，也有許多是事務性的工作。如找工人，選紙張，聯繫出版社等。陳垣先生作為輔仁大學、北師大校長，新中國成立後又先後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等，要出席許多會議，發表講話，批閱文件等等，這些方面的具體工作，是由劉乃和協助完成的，使陳垣先生減輕了許多負擔和繁雜事務的困擾。但是，大政方針、關鍵問題，都是陳垣先生自己最後拍板的。
第三，是生活方面的照顧。本來，助手和秘書主要是在學術和行政兩方面的。在生活方面，陳垣先生在北京有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徐蕙齡，做飯、洗衣等等有保姆，應該是無需他人插手的。但是，就在劉乃和由研究生成為陳垣先生助手的前後，陳垣夫妻之間的感情裂痕越來越深，兩人之間共同語言越來越少，最終導致兩人分居。徐夫人搬出興化寺街五號。兒子仲益雖在北京，也不在一起居住。陳垣先生胞弟的三個子女陳振基、陳雪白、陳雪嫻曾經住在東廂房裡幾年。但他們都在大學唸書，不可能太多照顧陳垣。劉乃和作為學生與助手，又是單身，於是越來越多地進入陳垣先生的生活領域。兩人有共同語言，相處非常融洽。新中國成立後，輔仁與北師大合併，北師大黨委決定劉乃和兼顧陳垣先生的生活，並讓她住進興化寺街五號，以便就近照顧。同時，還為陳垣先生配備了一名公務員，一名專職護士（男性）。可以說，陳垣先生的晚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他的生活是比較安定、平靜，心情比較舒暢，其中有劉乃和的一份功勞。
當然，幫助是相互的，感情不是單行道，陳垣先生對劉乃和的幫助和回報更是巨大的。首先是在學術上對她進行了耳提面命的教導，嚴格的訓練，手把手的教育，使她得以長期親炙這位大師。世上有幾個人能得到這樣的機會！劉乃和發表的文章，幾乎每篇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導，精心修改。劉乃和的第一本論文集，書名就叫《勵耘承學錄》，她在自序中說，集中文字，“在陳先生1971年逝世以前所寫，都是經他親自指導或修改。其中《三國演義史征緣起》和《顧亭林畫與顧亭林之得名》二文，都是我初學寫作時，在他具體幫助下寫成，在此二文中可看出他對我學術成長的關心及所傾注的心血”。陳垣先生還給了她以往任何人都沒有的待遇，這就是親手為她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鮮明的印記。原來，陳垣先生的每種論著，凡是得到過他人（不論是前輩，還是學生）提供過資料，或是提過意見，他必定在文中說明，表示感謝。但是，對於劉乃和，他的道謝，採取了特別的方式。主要表現在《史諱舉例》和《通鑒胡注表微》中。《史諱舉例》是陳垣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最初發表於1928年的《燕京學報》，1933年他又用木刻出版，作為《勵耘書屋叢刻》的一種。1958年，修訂後交由科學出版社兩次排印出版。陳垣在1956年12月寫了“重印後記”，說：“是書為1928年紀念錢竹汀先生誕生二百週年而作，當時急於成書，引書概未注卷數，引文又未加引號，讀者以為憾。今本系劉君乃和校本。劉君於本書用力至深，曾將全部引文一一檢對原書，正其謬誤，其須加卷數及引號者並加注卷數引號。今特用其本重印，以便讀者。”這部新排印本中，多次出現“乃和按”的小注，這是陳垣著作中，從未出現過的做法。其實，陳垣先生自己也多次校過這本書，“乃和按”等等的小條，有許多也是陳垣先生親自起草讓劉乃和謄改在書中的。《通鑒胡注表微》於新中國成立後重排時，陳垣先生在1957年4月寫的《重印後記》中也特別聲明：“標點符號，勘對原書和徵引書目等等，多靠劉乃和同志，特此附記。”
1990年11月，陳垣先生誕生110週年時，劉乃和佇足陳垣舊居，賦詩一首：“佇足興化寺，勵耘舊書房。登堂思立雪，入室憶華章。從師三十載，往事最難忘。品德人爭頌，詩書繼世長。適逢百十壽，揮毫代舉觴。以史鑒今日，陳學正宏揚。”
陳垣先生很少寫詩，更少發表。現在選錄同劉乃和有關的幾首：
佛 堂
佛堂數載樂無窮，論古談今日不空。史學共推錢竹老，法書獨愛米南宮。
王爺佛堂為地名，劉乃和一家居住於此。她父親喜書法，家中有大桌和現成筆墨。陳垣先生要寫大字，就到她家去，並同劉的母親（徐坊的女兒）話舊。此詩約作於抗戰勝利之後。
西苑
三日不相見，如同幾度春。迢迢西苑路，難阻有心人。
新中國成立不久，許多年輕知識分子都到華北革大學習，有的經過學習後分配工作，有的帶職學習。劉當時是帶職學習。陳垣先生不但替她代授一學期“大一國文”課（否則要扣工資），還曾同柴德賡、啟功和劉乃和的弟弟乃崇一起到革大去探望過她。這首詩就是記述當時心情的。
重慶溫泉
何事最難忘，南泉游泳場。與君行樂處，一日九迴腸。
1951年5月，陳垣先生到四川巴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並任西南土改工作團第二團團長。他已七十一歲，在當時已算是高齡。劉乃和與張乃社作為助手隨行，這首詩記途經重慶休整時情況。
為乃和文發表
病中久候無佳訊，佳訊如今不用求。一紙文章傳日下，姓名喜並外廬侯。
1962年9月以後，陳垣先生曾多次入院治病，這是住院期間所寫的詩，表達見劉文發表的欣喜之情。詳細時間待查，與侯外廬文章同時發表。
1963年10月，陳垣先生在醫院，給劉乃和寫過兩封短信。一封是交代工作的，另一封說：“來信說‘下午在興化，晚間不走，’我看錯‘晚間不是’，到六點半才看清楚是晚間不‘走’，真繫好笑。既然不是，何以又叫人帶東西回去，總想不通。再細看，原來是‘不走’，不是‘不是’，為之一笑。不是‘不是’，原來是‘不走’，走與是，老眼看花了。十月十四下午六時半。‘下午在興化，晚間不是’，此語今日適用。十月十五日。”“興化”指陳垣住處興化寺街五號。這封短信的語氣，反映兩人的感情。
1970年1月，與前來探望的卞孝萱、史樹青、劉乃和合影。
陳垣先生逝世於1971年，當年劉乃和五十三歲，還是未婚，一位多年的老同學，曾向她求婚，說我把鋪蓋搬來你家，我們一起過，就算成家了。被她拒絕了。不久，她與北師大教育系主任尹德馨結婚了，但這段婚姻只維持了一年多，便分手了。
陳垣先生逝世後，劉乃和對陳垣的學術道路、成就貢獻及勵耘精神，繼續總結、宣傳，作出了貢獻。
1998年，劉乃和以八十高齡病逝。她的去世，也帶走了與陳垣先生的一段感情，有些事情，恐怕成為永遠的秘密了，只有他們兩人才能解開。但已經沒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