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學大師陳垣先生，1971年6月21日以九十一歲高齡在北京逝世。他一生中的最後五年是在“文革”中度過的。毛澤東主席稱陳垣先生是：“我們國家的國寶。”這位國寶在“文革”浩劫中的情況究竟如何？至今鮮為人知，有點記述也不多，而且有些屬於誤傳。作為他的孫媳，謹以一個親歷者的所見所聞，就我所知，作一個客觀的敘述，為祖父的傳記譜寫最後一章。
從1966年至1971年，這五六年是陳垣先生人生旅程的最後階段。這幾年他的遭遇、情感、生活及思想等各個方面，外界人士知道的實在很少。為什麼沒有人講述這幾年的情況，我以為主要原因是難寫，有些事情，有關他的想法、他的情感，只可意會，不可言說；另外是與外界接觸不多之故。1966年，陳垣先生已經是八十六歲的老人了。他深居簡出，與外界的同仁斷絕了聯繫。過去的學校領導、朋友，不是靠邊站，就是被批鬥、被打倒，甚至自殺，大家都自身難保，誰還顧得上他呢？但也有例外，就是他的幾個得意門生：啟功、史樹青、劉乃和、許大齡等幾年當中來看望過他好幾次；其實，他們的日子也很不好過，還時常惦念著老師，危難之中見真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陳垣親身體會新社會巨大變化，3月14日在給三子約之的家書中說：“余近日思想劇變。”
1949年4月攝於不老松下。
1950年10月攝。
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接辦輔仁大學後合影。左為教育部長馬敘倫，右為副部長韋愨。
1951年8月，到四川巴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在田間收稻。
1951年11月1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後的國宴上。毛澤東主席稱陳垣為“國寶”。
1955年6月1日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部發言。
1955年9月與來京探親的三妹四妹攝於家中。
攝於1956年元旦。在題贈三妹、四妹時寫“遠望社會主義美景”。
1956年3月植樹節。
1958年10月訪問故宮圖書館時，與老館員交談。
在此之前，1962年底，他因膽結石症急性發作引起賁門梗阻，以八十二歲高齡作了胃腸吻合手術。1963年4月，9月至10月，1964年4月至5月，1965年2月，3月至4月，他又先後因膽囊炎急性發作及陣發性心房纖顫五次住院。但即使是在耄耋之年，身體又多病，他仍堅持工作，在他多年的學生柴德賡與劉乃和的協助下，進行點校“舊五代史”及“新五代史”的工作。
柴德賡當時是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在陳垣先生的要求下，由教育部於1964年借調回北京；劉乃和是師大歷史系講師，陳垣先生的專職秘書。
陳垣先生早在30年代就寫了《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一書，並制訂了周密的校勘《舊五代史》的計劃。此時，在他的主持下，兩部《五代史》的校點工作已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工作，他畢生的宏願正在順利進行。
一、鋦過的碗更經久
20世紀50年代後期，陳垣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但仍擔負著繁重的校長職務，繼續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曾有記者採訪他，問他有什麼保持健康的秘訣。
他說自己沒有什麼秘訣，身體體質也不太好，心臟有毛病。但因為自己在青年時代學醫，知道自己身體的問題在哪裡，注意保養，所以反而比一些看似健康的人活得更長久。
他還拿鋦過的碗作比方。過去瓷器破裂，補碗匠會在裂紋兩邊用金剛鑽打眼，然後用一種用銅或鐵打成的扁平的兩腳釘（鋦子）將它連接。因為鋦過的碗終歸沒有完整的碗結實，使用起來格外小心，有時它的壽命反而會超過好碗。
195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受採訪後攝。
1959年7月，在歷史研究所與顧頡剛、侯外廬、胡厚宣、張政烺等討論。
1960年9月攝。
1960年9月攝，自題“山游小憩”。
攝於1964年10月。
1961年1月23日，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擴大會議後在歷史博物館門前合影。
攝於1962年11月。
1964年9月攝於北京景山公園。
陳垣先生正是瞭解自己身體的弱點，注意保養，所以能享高壽。其實他的養生之道很簡單，就是生活有規律，起居有節制，並適當鍛煉。七十歲以前，他每天四五點起床讀書寫作，然後去學校辦公或上課，中午也不休息，晚上10點以前就寢。七十歲以後才適當午休。
他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喝茶。一日三餐，早餐是小米粥、羊奶加一兩片饅頭或麵包。午、晚兩頓正餐是兩三種葷素搭配的小菜，再加一點腐乳。當然，他也有與親朋或家人歡聚會餐的時候。廣東館子恩成居，山東館子同和居（老闆是他學生牟潤孫的父親）都是他喜歡去的飯館。著名的譚家菜的主人譚祖任（篆青）是他的同鄉和好友，他曾多次在譚宅與友人和學者聚餐。但這些都不是經常的事。
他的鍛煉也是結合自己的條件，主要就是飯後在院子裡千步走，怎樣計算千步呢？當時沒有計步器，他就邊走邊念《千字文》，從“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一字一步，念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千字文》念完，一千步也走完了。
這些看似簡單的措施，因長年堅持，所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是，不管陳垣先生怎樣生活有規律，身體健康，也不能承受“文化大革命”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他的健康狀況隨著心情的壓抑而每況愈下。
二、“文革”遭遇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高級知識分子無一不列入“牛鬼蛇神”之範圍內。舉國上下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紅衛兵“造反有理”口號聲響遍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陳垣先生提心吊膽、悶悶不樂，他對形勢的發展擔憂、陌生又不理解，他保持著沉默。他很孤獨，對人生冷漠。記得在“文革”前，我們全家（公公陳樂素、婆婆洪美英，我和智超）經常在週末或週日帶著孩子去看望他，這成了習慣、規律。我們住所在景山東街，坐汽車只有四個站，騎車只要十分鐘。每次去，他都特別高興，有說有笑，問這問那，特別喜歡問我一些生活瑣事，如：你是雲南人，生活在北京習慣不習慣？每天到學校是騎車還是坐車？等等。有一天，他聽說我在練毛筆字，很高興地說：“當老師寫好字很重要，字不好，課講得再好，學生也會看不起你。”還讓秘書找了一本王羲之的蘭亭帖送給我，要我好好練字。總之，每次大家見面，都談的十分開心。
可是，“文革”一開始，他已經有一種在劫難逃的感覺，覺察到形勢在大變，終日一籌莫展，心神不安。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先是批判“海瑞罷官”，後又揪出“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發出“五一六通知”，發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連毛澤東多年親密戰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也不知所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更不用說陳垣先生了。開始他是彷徨不解，我們全家去看望他時，與以前好像變成了兩個人，面對兒孫們的來到，他一言不發，滿臉愁容，局勢使他高興不起來，每頓飯進食量少了，覺也睡不安穩。看到他忐忑不安的狀況，智超向尹達反映了陳垣先生擔驚受怕的情況。因為尹達是歷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長（所長為郭沫若兼）。尹達為了寬慰他，1966年3月18日到家看望了他。這次談話效果不錯。陳垣先生還留尹達在家用晚餐，這是極少有的例外。在此之前，1966年1月6日，郭沫若也贈送了他新寫的關於武威竹簡的文章，題“請陳垣老指正”。
“文革”期間的幾年，陳垣先生極少外出，各方面的消息主要來自他幾十年如一日聽的新聞廣播，再就是來自家人的傳達。當時他的元配夫人鄧照圓在廣州，另一夫人徐蕙齡則在天津，分別與她們的兒子生活在一起。他的子女當時在世者還有八人：長子樂素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歷史室主任、歷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次子仲益體弱有病，與陳垣先生住在一起。三子約之，在廣州文化局工作。四子容之是天津大學無線電系主任。長女桂辛在香港。次女善在廣州中學任教。另外兩女慈、冬，則在建國前已居海外。樂素有兩子在北京，我的丈夫智超是第三代中唯一從事史學研究的人，北大歷史系畢業後，在歷史研究所工作；智純在北京礦業學院任教。每逢假日，我們全家老小，必定到祖父處團聚，仲益叔有一子一女在天津、北京。子陳樸在天津工作，他妻子孔繁忻也在北京。女陳韶在北京師院任教，其夫郭汾在北師大任教。
北師大早先為陳垣先生配備了工作人員：專職秘書劉乃和，從1947年研究生畢業後作了陳垣先生的助手。另有專職護士老郭、公務員小郭。還有自費請來的兩位抄書先生，另有一名專為陳垣先生做飯的保姆袁姐，也是他自己出資僱請的。
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那些想安慰、保護陳垣先生的人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的人大常委會會議上發言：“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7月份，陳伯達在科學院萬人大會上公開點名批判尹達，不久就把他從“文革”小組成員的位置上拉下來，發交歷史所造反派批鬥。
可以說，陳垣先生與許多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命運、遭遇、處境雖不盡相同，但內心的痛苦，所受到的精神的折磨是相似的，只是形式不同罷了。
三、老人照顧老老人
陳垣先生的住所遠離師大校本部，造反派貼他的大字報他看不見，師大的大字報有“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陳垣”、“把陳垣揪出來批倒批臭”、“打倒走資派陳垣”等等，具體內容則有，他的著作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新中國成立後不應重印“勵耘書屋叢刻”；他提倡學生多讀書就是宣揚“白專道路”；他私人有大量藏書及領取稿費是不合理的等等。高音喇叭的叫喊聲，他也聽不到，但他仍然親身感受到了運動的壓力。有一次，我婆婆、愛人和我三人到了陳垣先生住處去看望他。我們照常按門鈴，可是很久沒有人開門，大約等了足足半小時，我們在門外，都很焦急，最後還是仲益叔來開門。一開門他就說：“爺爺在衛生間，離不開人，所以沒法及時給你們開門。”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到屋裡，祖父一人靜靜地坐在籐椅上，我們知道他內心很苦悶，盡量講些寬慰的話。他發現大兒子樂素沒來，就問智超：“你爸爸為什麼沒來？”智超說：“他今天有點事，不能來，要我們代他來看望您。”其實，他的長子樂素，有一天突然被單位造反派抓走，說是隔離審查。原來他原在浙江大學的一位老同事，被逼供信，屈打成招，把解放前浙大教授會的成員都說成是特務。本來，爸爸每週都要去探視他的，這時已失去人身自由，自然不能去，但我們又不敢如實告訴他。
陳垣先生四合院裡變化很大，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文革”發生後不久被師大造反派勒令回校參加運動，說四合院裡是“池小王八多”，要秘書劉乃和、護士老郭、公務員小郭，全部撤走，要他們回校參加“革命”運動，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賬，必須回去交代自己的問題，接受群眾審查，觸及自己的靈魂，誰也逃不過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陳垣先生自請的兩位抄書先生，因為無書可抄，也回家了。這樣，一座兩進的四合院裡只剩下三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除祖父外，仲益叔已是六十多歲，專門做飯的保姆袁姐也是六十歲左右的人。當時的家屬，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單位，都要參加運動，照顧祖父起居自然落在仲益叔身上，其他家屬都只能是各自抽出時間去看望他，有時送水果，有時輪流值班。“文革”中，我因剛出大學校門，參加工作不久，當時社會上有句時髦的話，曰：“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新型大學生。”身世單純，因此沒有被紅衛兵當成批鬥對象，而作為革命的動力來團結。因此，運動中，自己的行動比較自由，自我支配的時間比較多一些，在公公受審，智超也被打成保皇派，被剃陰陽頭、掛牌子，在大院裡打掃衛生的情況下，我和婆婆（當時已退休）隨時代表他們往陳垣先生處看望他。“文革”中祖父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這對他的打擊很大，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有什麼比不能看書、不能從事研究更痛苦、更殘酷、更遺憾的呢？他的研究工作從未間斷過，幾十年如一日。“文革”前，他每天在助手的幫助下，拿著放大鏡，整理、研究《五代史》。而現在一切都無法進行，他把這種痛苦深深埋在心裡。一次，我們講到書籍出版問題，他很不高興地說：“現在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了，讓我等死嗎？”我們也不敢吭氣，婆婆安慰他說：“去年師大黨委書記不是說，要您保護好身體，只要您健康活著，就是最大的貢獻嗎？”他苦笑了一下，說：“有什麼用？”平時四合院裡冷清，沒有生氣，因此祖父又無可奈何地說：“現在是老人照顧老老人。”陳垣先生多麼寂寞、無助，過去的朋友連電話都沒有一個，他悲傷，他歎氣，他沉默，度日如年，聽力視力逐漸衰退，面部失去了往日的風采，沒有笑容，除了沉默，還是沉默。以我的看法：這幾年他對自己的想法不是公開地說出來以表示憤慨和不滿，而是無言地迴避。開始我們老是對他說，樂素很忙，不能來，時間長了，他也心知肚明，再也不問了，只是誰也不把這層窗戶紙捅破。
四、被迫自我檢討
有一次，中華書局的造反派來了幾個人，把陳垣先生整理兩部《五代史》的全部資料抄走了，說是要拿去檢查，這批資料至今下落不明。他多年的心血全然付諸東流。
又有一次，北師大來幾名紅衛兵，想要抄出他們想要的反革命材料，在幾間書房轉來轉去，找不到他們需要的反革命材料，又提出要抄祖父與劉少奇、王光美的合影照片，說祖父與“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美國特務”王光美有一張合影。師大紅衛兵頭目譚厚蘭在一次大集會上，講到劉少奇、王光美與陳垣有合影，說這是他們互相勾結的罪證。事實是，1952年“五一”勞動節晚上在北海舉行的遊園會上，劉少奇副主席帶著夫人王光美坐在離陳垣先生很近的桌子旁邊。王是輔仁大學研究生，一眼看見了老校長，就與劉少奇一道走向陳垣先生，並向劉少奇介紹說：“這是我們的老校長陳垣先生。”於是劉少奇與陳垣先生握手併合影留念。這樣一件很平常的事，紅衛兵也不放過。他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如果找到，這就可以給陳垣先生定罪了。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垣先生被形勢所迫不得不寫了“自我檢查”及“我要自我革命”，請人抄成大字報，貼在校園內。
“自我檢查”寫於1966年7月，其中說到：
“這次運動，革命師生給我貼出了一些大字報，我既慚愧，又極歡迎。通過這些大字報的揭發與批判，使我認識到：我一生所寫所講的東西，無論是解放前的成部著作，解放後的文章和講話，都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甚至有危害性的……解放了這十幾年……思想仍然落後。否則我何至於未經組織批准將解放前舊著“勵耘書屋叢刻”在新社會複印起來……還有，我過去經常對史學系同學提倡多讀書，這不等於引導他們走“白專道路”嗎？這不是和毛主席強調的“突出政治”背道而馳是什麼？”
“我要自我革命”寫於1966年8月，他說：
“經過這次運動，我要自我革命，自我造反，願將歷年得來的書籍三百餘箱，字畫數百件和稿費等四萬餘元交給黨和政府處理，堅決打破過去私人大量收藏書物、龐大稿費和高薪金的不合理制度。”
由於他心情鬱悶，擔驚受怕，衰老得很快，視力、聽力急劇下降，即使用最大號的放大鏡，也只能看報紙的大標題。要得到外界消息，主要是聽廣播，收音機要把音量調到最大，才能聽清。我們講些消息給他聽，也盡量靠近他的耳邊，放大嗓門。紅衛兵幾次抄家，沒讓紅衛兵進他臥室，事後他才知道。八十六歲老人，哪裡經得起恐嚇。1966年5月他的夫人徐蕙齡在天津去世，他讓仲益和劉乃和到天津，帶去三百元，為她立塊石碑。不到一星期，他的結髮妻子鄧照圓在廣州去世，我們不敢告訴他，以免他雪上加霜的悲痛。
有一次，我們向他講述了北京的兩派鬥爭，祖父問我們，你們是哪一派的。我們說，我們是反對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一派的。他想了一下，指指自己，又指我們，說：“我跟你們是一派的。”說完開心地笑起來，逗得我們也大笑起來。這是我們在“文革”中很難聽到的他的笑聲。
1970年6月攝於家中。
在“文革”中，逢“國慶”、“五一”等節日，能否在公眾中“亮相”是標誌著沒有被打倒、沒有大問題的一項政治待遇。陳垣先生這些年，基本與外界隔絕了往來，為了讓親朋好友寬心，他還是盡可能出席這種集會。儘管每次外出，換衣換褲，非常麻煩，他小便經常失禁，還要事先採取些特別措施。他的行動已極不方便，到時總是由兩三人合力連座椅帶人抬至門口上車。記得有一次參加國宴，智超護送他到人民大會堂門口，由裡面的工作人員用輪椅推至宴會廳，因為不知道他何時出來，智超一直在停車處緊緊盯住門口，看他一出來，趕快跑過去接他上車。回到家，他已渾身是汗，衣服全濕了。1970年的國慶，祖父上天安門觀禮台是由孫女陳韶陪同前往，陳韶一直在城樓下等候他乘電梯下來，再送回家。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國慶觀禮。
1969年6月，他收到了汪宗衍從澳門給他的信，陳垣先生與汪是世交，通信達三十多年。他在覆信中說：“弟聾聵日甚，坐食無聊；‘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他當時的心情，可見一斑。
五、向周恩來求助
1969年底，在“文革”中陪伴了陳垣先生三年多的仲益叔，病體堅持不住，終於住進了醫院，這幾年，他與祖父相依為命。益叔一住院，只剩下一個做飯的老保姆，雖然也有重孫女陳政經常照顧他，可她只是個初中生，要照顧體重近八十公斤的近九十歲老人，許多時候也力不從心。而且她學校常有活動必須回學校。祖父經常處在無人照管的悲慘狀況下，有一天，我們去看他，一進門，老保姆就很恐慌地向我們講述：“昨天你們怎麼不來？你爺爺昨天上午摔到地上了，他要坐上籐椅，結果沒坐上，一下子坐到地上，一坐就是半天，大小便都拉在褲子裡了。他喊我，隔著一個院子我又聽不到。中午送飯過來，才發現他坐在地上，我去隔壁叫了一個人來幫忙，才把他拉扶上籐椅，還好沒摔壞。”我們聽後，趕快走進北屋，問他有什麼疼痛，他說：“地上太涼，肚子不舒服，拉了兩次稀……”過了幾天，才緩過來。因他體態胖，腰腿無力，坐到地上自己爬不起來，整整在地上坐了兩個多小時，我們聽了真害怕，感到沒有專人在家守候是不行的，隨時都有可能發生難以預料的事，怎麼辦呢？父親指示我們一定要想辦法。這時智超和我商量，如果再不採取措施，老人很難支持。想來想去，最後決定用老人的名義向上寫信，究竟向誰發信呢？一封信給周總理。我們知道總理太忙，總理一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但他瞭解陳垣先生，也肯定會保護陳垣先生。“文革”前，祖父因病住在北京醫院，總理探望過他。1959年陳垣先生入黨，總理還曾鄭重向他表示祝賀。陳垣先生在“文革”前期沒有受到直接的衝擊，也同總理的保護有關。另一封給康生，康生在“文革”前及“文革”中的劣行，作為普通老百姓的我們，當時是不可能知道的，就連鄧小平在復出之前，也曾去看過康生。我們當時只知道，康生在“文革”前養病之時，曾經向祖父請教過一些有關歷史、文物的問題，算是有點交往。兩封信中提到祖父身邊無專人照顧的困難，希望能有專人負責照顧老人等等。
信寫好了，怎樣才能直接送到中南海領導人手裡呢？智超此時頭上有好幾頂帽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孝子賢孫”、“資產階級保皇派”、“反對北京市革委會（謝富治）的急先鋒”等等。我是剛參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師，送信的任務自然落在我的肩上。我直奔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門，聽說那裡有個中央信訪接待站。在“文革”的歲月裡，敢闖中南海是要冒一定險的，弄不好，會被扣押起來，反映到你工作單位，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挨批鬥才怪呢。但我想為了解決爺爺無人照顧的問題，壯著膽，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到了中南海西大門口，胸前特意掛了一枚大的毛澤東紀念章，門警看見我朝大門口走去，警覺地迎我到離中南海西大門五十米以外地方，不讓我再靠近大門，然後很生硬地問：“你幹什麼來了？”我說：“我有兩封信要請你們轉交給周總理和康生同志。”那個門衛拿過信看看說，你等一下，轉身進去，不久，從裡面出來一個解放軍，叫我跟他走，帶我到對面一個平房裡，裡面有桌子、凳子、簡單辦公用品。他把信的內容看了一遍（信沒封口），然後開始盤問我，是什麼單位的、姓名、年紀、住址等等，讓我作了登記，然後說：“信放在這裡，你可以回去了。”我向他道謝，才趕快離開了。心想這信能否到總理手裡很渺茫。
沒想到，這兩封信還真很快起了作用。1月6日左右，周總理派了一位軍代表到北師大，將劉乃和調回陳垣先生身邊照顧他，不久，護士老郭、公務員小郭也調回來了。師大調他們三人回到祖父身邊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們比較瞭解祖父的情況。康生在1月30日覆信陳垣先生，信中說：“您對歷史研究有素，著作等身。今意欲將多年收存的書籍文獻，交與黨和政府收存，中央同志聞之甚為稱讚。我意不如暫存你處為宜。至於稿費交黨，此意甚好，但因您年邁體弱，應多加保養，希望您自己存留，以改善生活。我們過去對您的生活照顧不夠，請原諒，以後如有問題，請即來信為盼。”直到前幾年我們才知道，康生這封覆信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報送毛澤東主席審閱。毛澤東批示：“同意。要團結這樣的知識分子。”
1970年2月，很仰慕祖父的卞孝萱先生特意來家看望。1970至1971年這段最後的歲月，祖父雖然過得比較安穩，但此時，他在京的大兒子樂素去了安徽鳳陽干校，另一個兒子容之在天津，只能不時帶妻子劉慧如及孩子來京探望。智超也去了河南干校，能經常去看望祖父的幾乎都是女士們，兒媳洪美英，經常備些老人喜歡吃的食物送去。孫媳孔繁忻，孫女陳韶，經常帶著第四代孫兒孫女去看望老人家，我通常在週日帶著我的兒子替換劉乃和休息。我照顧祖父生活起居，陪他聊天，他特別喜歡我給他捶背。1970年夏，在武漢工作的孫子陳致易、俞文琴夫婦帶著初生幾個月的女兒來北京看望祖父，請祖父為他們的女兒起個名字。陳垣先生很高興，想了一陣子，就脫口而出，叫“旺旺”吧，國家興旺的旺，就在此時此刻，他老人家還是多麼希望國家興旺。
六、遺囑及部分遺物下落不明
陳垣先生已經九十歲，身體日衰，1970年7月至9月，因腦血栓後遺症又住了一次醫院。出院不久，又於12月14日發低燒住進北京醫院，離開了他居住三十一年的興化寺街五號的家，從此再也沒有回家。入院的頭兩個月，頭腦還清醒，能簡單對話，也認得出是誰來看他。可是，漸漸地說話也不清楚了，叫他時反應很小，往後大小便失禁，不能進食，只能鼻飼，並長了褥瘡，每兩小時需幫他翻身、擦身，一刻也離不開人。廣州的兒女們也來幫著照顧，醫院想盡一切辦法治療，全體家屬和劉乃和、老郭、小郭輪流一天二十四小時守護，終於6月21日走完了他九十一年漫長的人生道路。在他逝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師大軍宣隊、工宣隊兩位負責人突然到我家，家裡只有我和孩子。他們說，特意來借祖父的遺囑，準備給他寫評價用，用完還給我們。當時，我拿不定主意，因為祖父把遺囑交給智超，就是要他作為遺囑的執行人。智超去河南五七干校勞動，把遺囑交給我保管，我擔負著重責。在那樣的年代，沒有公理可講，誰敢得罪宣傳隊領導，不給不行；但又不願拿出來，就說智超放在哪裡我不知道，他們一定要讓我找，結果翻箱倒櫃，終於在箱子裡翻出來了，就這樣，把祖父留給家屬的遺囑拿走了，至今也沒有歸還。
周恩來總理一直關心陳垣情況。這是關於喪事安排請示上的批示。
祖父病重期間，周總理曾指示，要求醫院盡力搶救，還派工作人員到醫院探望。郭沫若和人大常委會、政協辦公廳等有關同志也到醫院看望。
1971年6月24日下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告別儀式，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追悼會，郭沫若致悼詞。祖父的學生啟功撰輓聯曰：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師生同父子；
刊習作二三冊，痛餘文字答陶甄。
同年6月25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登載了祖父逝世的消息，給予肯定的評價。《人民日報》曰：“他人雖老而志愈堅，年雖邁而學愈勤，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
他的骨灰盒至今存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與朱德、董必武、陳毅等國家領導人的骨灰盒相伴為鄰，家屬每年去瞻仰，獻上鮮花，以寄托我們的思念之情，我們的遺憾是沒能按照他生前的願望，將他安放在福田公墓。
陳垣先生逝世後，家屬遵照他的遺願，將他五萬冊藏書，幾千件名貴字畫、章石，四萬元稿費全部交給北師大。由於歷史原因，沒辦捐獻手續，只有一份清單。據瞭解，部分文物字畫下落不明。“文革”後，我們要求補辦捐獻手續，2004年，國家圖書館和首都博物館分別補發了榮譽證書和捐贈證書。
《北京日報》關於陳垣逝世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