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麼說，我應召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和執行中扮演了一個顯要的角色。起先是當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來擔任尼克松總統和福特總統的國務卿。這本書就是敘述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一任總統期間我國的外交政策，從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大選後我被任命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開始一直到越南談判結束——大體上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尼克松第二次就任總統的時候。這只能是我個人所見到的歷史，描繪的是我所見所想和所作所為，不可避免，我必須對這些事件加以選擇和壓縮。從歷史學家的意義上來說的完整的記載，必須等到其他文件、回憶錄和傳記——並不都得是美國人的——發表之後。
本書所涉及的時期是國內分裂和國際動盪的時期。在這段時期中，美國進入了這樣一個世界，在這裡我們不再處於支配地位，但仍然擁有巨大的影響。這是一個痛苦的、但是我希望並不是沒有成就的過渡。它開始了美國對自由社會的前景作出新的貢獻的過程，這種貢獻從長遠來說也許能帶來更大的發展。對有些人來說，本書對於一些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對越南戰爭的處理，將是從街壘的一邊看問題，而這一邊是他們所不熟悉的。在這裡，我的敘述盡可能忠實於事實，目的是為了和解，而不是為了重提舊事，企圖在辯論中得分。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只有承認街壘兩邊的人都是嚴肅認真的，才能對我們的分裂採取超脫的態度。
在回憶錄的下一部裡，我想寫的是從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七年一月這段時期的事情，其中大部分時間，我擔任國務卿。在那一卷裡，我將討論這樣一些問題：水門事件和理查德·尼克松辭職；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中東戰爭和其後的「穿梭外交」；石油危機之類的國際經濟問題和南北方對話；南部非洲問題；薩爾瓦多·阿連德的倒台和我們的拉美政策；共產黨接管印度支那；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傑拉爾德·福特擔任總統和一九七六年的競選，等等。在有些問題上，我可能追溯到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年時期的事態發展，這些事件，由於篇幅和連貫性關係，我在這裡予以省略。手裡拿著這本厚書的讀者，可能難以相信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包括在這本書裡，但他也許會感到高興，有些事情確實被留到第二部再談。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盡量設法不依靠記憶。我參考了許多文件，在書中所談的某一段時間，還有我自己的日記。我想把這部附有註釋的書和我的文件一起留給學者們使用，他們將來也許會更詳細地回顧這一個時期的歷程。
在這樣一個備忘錄和複印機的時代，在這樣一個官僚文牘日益蔓延和無事不作記錄的時代，有一件咄咄怪事：寫歷史也許已經變成幾乎辦不到的事情了。
當一個歷史學家撰寫前幾個世紀的歷史時，問題是要找到足夠的當時的材料；當他寫現代外交的時候，問題是要避免被太多的材料淹沒。如果讓一個具有完美無缺的資格證書和無懈可擊的客觀態度的學者任意使用現代任何一個四年時間的數以百萬計的文件，他的最大困難將是不知從何著手。長篇累牘的書面記錄說明了問題，也會模糊一些問題；這種書面記錄沒有提供尺度，來判定哪些文件的制定是為了推卸責任、找尋借口，哪些文件真正指導決策，哪些反映了實際的參與，哪些是在根本不瞭解重大事件的情況下制定的。在快速電訊聯絡的時代以前，上級給一個談判代表的指示必須是概念性的，因此人們可以從這些指示中看出政治家們的想法；在電傳的時代裡，這些指示通常是策略性或者技術性的，因此不談較大的目的和前提。我們時期的官方檔案不一定會透露哪些決定是繞過了正式的程序通過「小道途徑」作出的，哪些決定是口頭作出，而從未成為正式記錄的一部分。參加談話的人對談話的敘述往往是事後的自我辯解。（迪安·艾奇遜曾經說過，他從來沒有讀到過一份談話報告，作者不把自己說成是辯論中理由最充分的一方。）通過有選擇地使用文件材料，一個人想證明什麼，就能證明什麼。目前人們未經許可或者擅自做主把文件透露出去的做法，幾乎使得人們在編寫每一份文件時都要考慮到怎樣保護自己。新聞工作者的所得就是歷史學家的所失。
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在寫他的報告的時候，自然也難免有這種傾向。顯然，他的視野將受到他自己參與程度的影響。想說明問題的意向是與為自己辯護的意向結合在一起的。但是，一個參加者對寫歷史至少可以作出一個重要的貢獻：他知道在無數可能的考慮中哪一些考慮實際上影響了他所參與的決定；他知道，在他看來哪一些文件反映了現實；他能夠回憶起來，哪一些意見得到認真的對待，哪一些遭到了拒絕，以及最後作出的決定所根據的理由是什麼。這一切都不能證明他的判斷正確，只能證明它的依據。一個參加者如果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撰寫他的回憶錄，那麼他的回憶錄就有可能幫助未來的歷史學家判斷事情的真相，即使是在（也許特別是在）時機成熟有了更多證據可以證明事態全貌的時候。
我深深感激那些幫助我寫成這本書的人們。我的朋友、知己和十五年的好同事彼得·羅德曼監督調研工作，他自己也承擔了大量的調研工作，並且幫助做了編輯、核對和許多其他的瑣事。如果沒有他，這個工作絕不可能完成。另一位可信賴的同事和老朋友威廉·海蘭對調研工作，特別是關於歐洲、東西方關係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調研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在政府中的另外兩個同事羅斯瑪麗·尼赫爾·尼赫斯和瑪麗·布勞內爾在調研工作和審核手稿方面非常熟練，專心致志，給我幫助不小。
溫斯頓·洛德和威廉·羅傑斯出於友誼答應閱讀此書的全文。他們提出了許多明智的建議，並且在編輯上作出了寶貴的貢獻。看過部分手稿的人有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勞倫斯·伊格爾伯格、戴維·金斯伯格、理查德·赫爾姆斯、約翰·弗裡曼、塞繆爾·哈爾彭、傑西卡·卡托和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我並不是說我採納了他們所有的建議，但是我熱誠地謝謝他們的努力。
哈羅德·伊萬斯在奧斯卡·特尼爾的協助下以卓越的編輯眼光讀完了全書。他們教會了我，熟練、明智的編輯工作如何能夠幫助搞好文章的組織和寫出漂亮的文章。貝特西·皮撒和利特爾和布朗出版公司的已故的內德·佈雷德福精細地閱讀了手稿，對我很有幫助。梅利莎·克萊門斯熟練地做完了索引。凱瑟琳·德西博、凱思林·特羅亞和傑弗裡·亞克爾協助做了調研工作。
我感謝國會圖書管理人丹尼爾·布爾斯廷，手稿處的男女工作人員：約翰·布羅德裡克、保羅·赫夫龍、約翰·諾爾頓和他們認真負責的助手。我感謝他們的服務、協助和保管我的文件。他們提供的工作安排對我和我的工作人員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本書中對於保密材料的處理是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博士辦公室一起擬定的，在這裡，我也向他表示感謝。尼克松總統也欣然同意讓我援引他的總統檔案中的一些材料。
我特別感激我的私人助手克裡斯廷·維克先生，他負責組織手稿的處理和幾個草稿的打字工作，同時還努力安排好我的日常事務。謝裡爾·旺布爾和瑪麗·貝思·巴盧塔也極其專注地幫助打字。大家都加班加點地工作。
我的妻子南希用她的建議和愛情來鼓勵我，像往常一樣，她是我的良心的一面鏡子。
我把此書獻給納爾遜·洛克菲勒。他是我二十五年的朋友，今年一月不幸逝世。
我個人對此書的內容負全責，正如我對書中所記述的我的行動負責一樣。
於華盛頓特區
一九七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