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就職典禮在一個天氣晴朗、寒風凜冽的日子舉行。我坐在台上，就在新內閣成員後面，眼看著林登·約翰遜在《向領袖致敬》的樂曲聲中最後一次在過道上大踏步地走過。我不知道這位有權勢的悲劇人物在結束一個以崇高願望開始、而以痛苦的分裂告終的任期時心裡作何感想。這個得到一致擁護的人最後如何導致了一個國家的分裂？約翰遜像一隻籠中之鷹，傲然挺立，志不可侮，他的兩眼凝視著他現在再也無法攀登的遠方高峰。
在另一陣吹奏聲中，當選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在國會大廈台階的最高一層上出現了。他穿著一件晨禮服，褲腳總是稍嫌短一點。他的下頜突出，有點輕蔑的神情。然而他又似乎沒有把握，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真是站在那裡。他同時流露出鬆了一口氣和不相信的心情。他在經過了一段預想不到的歷程和表現了美國政治史上最不尋常的一次自我約束精神之後，終於如願以償。他似乎很得意，好像等不及儀式結束就想開始實現他平生的夢想。但是他也顯得精疲力盡，甚至虛弱，好像一個長跑運動員，在一次馬拉松賽跑中使盡了渾身的力氣。和以往一樣，很難斷定尼克松真正欣賞的究竟是眼前這個場面，還是過去對這個場面的憧憬。他走下台階，以堅定而低沉的聲音宣誓就職。
納爾遜·洛克菲勒
我對自己能出席這個場合感到意外，這是可想而知的。僅在八個星期以前，如果有人說我會以新總統最親信的顧問之一的身份參加總統就職典禮，那一定會顯得十分荒唐。在此以前，我在政治生活中所接觸的人都自認為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死對頭。我在哈佛大學教書已有十多年，哈佛教授們瞧不起尼克松已經成為固定的正統觀念。而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一個人，曾經兩次爭取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而兩次都被尼克松所擊敗，那個人就是納爾遜·洛克菲勒。
納爾遜·洛克菲勒在一九五五年作為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把我引進了高級決策班子。他召集了一批學者，其中包括我，為總統起草一份關於外交政策根本問題的文件，這個問題就是美國如何能夠在國際事務中掌握主動、明確它的長遠目標。
這是一次有啟發性的聚會。洛克菲勒走進房間，拍拍每個與會學者的肩膀，微笑著，用與他記憶中各人的教名最相近的稱呼叫每一個人。然而，這一表現和他的純粹美國式的魅力加在一起倒使人產生了一種疏遠的感覺：對每一個人都以教名相稱而且都同樣地友好相待的時候，這種關係就失去了個人的意義。我們每一個人都為自己接近了權勢——而且我敢說也接近了財神爺——而感到陶醉。洛克菲勒坐著，聽我們各人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盡力用自己切合實際的聰明才智來打動他的心。教授們一個個欣然拿出聰明的策略見解：如何左右別的國家，或者至少左右它的官僚機構；如何對付一個我們所不瞭解的總統；或者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們長期遇到的問題）如何壓倒一個同樣不熟悉的國務卿。當我們講完了的時候，洛克菲勒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緊皺眉頭（我後來非常熟悉他的這種表情，這種表情說明談正經事的時候到了）說道：「先生們，我把你們請到這裡來，不是叫你們來告訴我在華盛頓應該如何運籌帷幄——那是我的事情。你們的任務是告訴我什麼是正確的。如果你們能夠說服我，我就去向總統提出。如果我不能說服他接受，我就辭職。」
洛克菲勒是說到做到的。我們寫了一個報告；裡面有一個主張，即「開放天空」的建議被接受了。提出長遠目標的章節被刪除了，部分是因為國內普遍存在的自滿情緒，但是更主要的是由於一個有權勢的、堅持己見的國務卿對此表示反對。洛克菲勒在一九五五年年底辭了職。
我曾參與過一次典型的洛克菲勒嘗試。在我所認識的社會名流中，他對思想意識的力量具有最絕對的、幾乎是令人感動的信心。他花了極大的力量去探求什麼是應該做的「正確的事情」。他的競選活動是根據這樣一個幻想來進行的，即在政黨的全國大會上爭取代表的辦法是，提出高人一等的有實質內容的綱領。他花在演說上面的時間多得簡直叫人受不了。儘管看來也許並不典型，但他的無限精力、他的務實精神和他的百折不撓的樂觀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純粹美國式的。障礙是要去克服的；問題就是機會。他決不能設想有什麼錯誤是不能糾正的，有什麼正當的願望是不能實現的。對別國人民來說，烏托邦是一個永遠不可復得的神聖往事；但是，對美國人來說，只要他們立意去爭取，它就不難到手。
我確信，納爾遜·洛克菲勒本來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他完全具備果斷勇敢、遠見卓識這樣一些當領袖的品質。但是，就在他的目標有可能實現的當口，一次在一九六年，一次在一九六八年，他卻一反本性，猶豫不決起來。為了他的信念，他可以冷酷無情；他百折不撓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一種深刻的矛盾心理。某種貴族氣質的、道德上的考慮牽制了他，使他不能一心一意、全神貫注地去爭取這個寶座，這種全力以赴的精神狀態曾經使他為了使自己配得上當總統而耗竭全部精力。他的整個教養使他不願在他想要為之效力的人民面前顯得他似乎是在追求個人的目的；他感到自己已經是一個幸運兒，無權為自己個人再要求什麼東西。所以，他謀求當總統的辦法是，設法向全國人民提出關於這個國家的潛力的最全面的見解以及如何實現這種前景的最好藍圖。
從深處來看，納爾遜·洛克菲勒是吃了非常有錢的人在權利均等的社會裡天生吃不開的虧。他要證明，他已經超越了本來就是混淆不清的事情：他的事業是靠他的本領，而不是靠他的財富，他所以能做這一番事業是由於他的成就，而不是他的世襲。在具有貴族傳統的國家中——例如在英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很久——上層階級深信，擔任公職是他們的權利，因此身居高位，去就自如，當仁不讓。可是在美國，名門望族的子弟卻極怕被人指摘公然依仗財勢而得到權力。他們認為，必須靠自己的本事來取得職位。但是，正如一個美麗的女人難以斷定，別人對她的愛慕是否只是「為了她這個人」一樣——其實，她這個人也是和她的美分不開的，在美國，一個有錢的人也很難斷定是什麼使得他擔任公職的。如果他幸運的話，他就會及時地知道，這中間並沒有多大差別。對一個身居高位的人，人們是以他所解決的問題和取得的成就來衡量他，而不是以他的錢或者那些捧他上台的人的動機來衡量他。歷史判斷一個人不是根據他的得天獨厚，而是根據他的成就。
這個難題，納爾遜·洛克菲勒始終沒有充分予以解決。在他不幸逝世之後，有人說，他雖然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可是終於沒能當上總統。這句話其實應當反過來說。他之所以未能當上總統，主要是因為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分子。他不惜耗費巨資參加競選。但是同時，他有一種過分的責任感，要用他的綱領來說明他為什麼有這樣的雄心，同時，他有一種不同尋常的顧慮，不願用他所認為有失身份的辦法去爭取共和黨全國大會的代表們的好感，從而實現他的夢想。然而，我們的政治程序並不完全是像這樣運轉的，事實上決定因素更多的是個人，而不是綱領。
在三次（共和黨）全國大會上，洛克菲勒都是為他認為像樣的黨綱而鬥爭，不去考慮美國政治史上最確實的教訓之一：黨綱只是在代表們聚會一堂來選擇黨的候選人的短暫時刻有用，那個時刻一過，它就悄悄地從人們記憶中消失了。一九六年，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之前只不過三個星期的時候，他已經注定得不到候選人提名，而且已經沒有改變這個結局的現實希望了，就在這種時候，他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全面的綱領。這樣，他迫使尼克松接受了著名的《第五大道盟約》——在洛克菲勒的公寓裡起草的一個文件，使共和黨的競選綱領傾向於符合他的觀點。但是為此，他在黨內的地位卻付出了重大的代價。一九六四年，他不顧一切地反對巴裡·戈德華特，因為他真正相信，戈德華特在那時候是為一種危險的保守極端主義打掩護的工具（雖然他後來又欽佩他了）。戈德華特的欠涵養的追隨者則報之以要在共和黨大會上把洛克菲勒轟下講台。一九六八年三月，當他仍然很有可能被提名時，他退出了競選，後來，當尼克松已經有確實的把握可以得到多數票時，洛克菲勒又發表一連串詳細、有思想的政策聲明，重新參加競選。
他的作風同理查德·尼克松的作風形成了最強烈的對照。在今日的美國，那些像著了魔一樣熱衷於追求權力的人，越來越有可能掌權。一個人，隨便他有多麼突出的才幹，只要他不是發狂一般地去爭取提名，只要他對提名的過程有所疑懼或鄙視，他的一切努力總會落空。對於謀求總統這個最高職位的競選人，就像對於運動員一樣，一切依賴於準確地掌握時機，依賴於直覺地抓住機會的能力。大會代表們只有像蝴蝶一樣短暫的政治生命。在一個很短的時期裡，他們受到別人稱讚、討好、施加壓力、獻媚奉承，甜言蜜語的哄騙和無休無止的糾纏。一旦選舉過後，他們又湮沒無聞了。因此，他們對任何候選人的缺乏自信非常敏感。
必須具備這樣一些本事才能從這樣一個臨時性的機構獲得美國總統候選人提名，但這些本事，未必與治國之才有多大相干。的確，隨著在每次總統選舉中，候選人提名程序的要求越來越多，這兩者之間的不能協調一致也與日俱增了。提名程序有利於擅長組織工作的候選者，他能使政治語言符合於當前的需要，他是一個含糊其辭和求同存異的能手，他能使綱領服從於組成一個廣泛的聯盟的需要。一個像尼克松那樣極其瞭解提名過程的複雜實質的人，勢必會戰勝一個以強調實質來爭取提名的候選者。
按個性來說，納爾遜·洛克菲勒和艾德萊·史蒂文森不同。洛克菲勒是一個硬漢子，他比史蒂文森要果斷得多。但是奇怪的是他們的命運卻完全相同。在機會面前，他們猶豫不決，或者倒不如說，他們不屑於使用新的政治學所需要的手段來塑造他們的機會。如果說這一點對一個民主黨人來說是危險的話，那麼對一個共和黨人來說就是致命的了。共和黨在野已經一個世代，已經轉為內向，強調正統和紀律性，從而對大膽的新的綱領表示高度懷疑。這兩個人所受的挫折都是從這個缺陷來的。一九六年，史蒂文森敗於肯尼迪一夥，洛克菲勒在一九六年、後來又在一九六八年兩次敗於尼克松的競選機器。洛克菲勒極其不喜歡尼克松有許多因素，但是關鍵因素是他對權術政治的直覺反抗，而這種政治也許仍然是現代美國總統政治的實質。
此外，洛克菲勒和尼克松之間的對立並不是不含有個人交惡的成分，這種個人交惡甚至超過了為了爭奪唯一的目標而自然會產生的那種感情。尼克松認為，洛克菲勒是一個自私的業餘政治家，他寧可毀掉他控制不了的東西，而且是一個在尼克松的整個政治生涯中用恩賜態度對待尼克松的傳統勢力代表。洛克菲勒則認為尼克松是一個缺乏那種掌握我國命運所必需的遠見和理想的投機分子。
在一九六八年，這種對待尼克松的態度有許多我是同意的，雖然我並沒有作為判斷依據的直接證據。我出席了洛克菲勒向尼克松讓賢的那次頗有大丈夫氣概的記者招待會，心裡感到很不好受。我的感情很像是那個曾經採訪洛克菲勒競選的記者的感情，他競選結束時在美利堅大飯店的酒吧間裡失聲痛哭。他說：「這是我在感情上與之相投合的最好的政治家。」「搞政治的人都像狗一樣。他們的政治生命太短，不配得到別人對他們表示忠誠。」一個本來會成為偉大的美國總統的人永遠沒有實現他的目標。想到這一點，他的朋友們感到尤其難受，因為我們心中深深知道，如果不是由於一些策略上的錯誤和猶豫不決，情況本來是可以完全相反的。
電話鈴聲
在那個令人沮喪的日子之後幾個月，當時理查德·尼克松已經當選總統，我正在紐約市原始藝術博物館四樓上洛克菲勒的小公寓裡同洛克菲勒州長以及他的幾位顧問共進午餐。那一天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洛克菲勒資助的這個博物館通過一條穿過小巷的、有篷頂的過道與西五十五街洛克菲勒的州長辦公室相連。這所公寓是建造洛克菲勒中心的建築師華萊士·哈里森設計的。它的紅色的、曲線的、引人注目的牆壁上掛滿了圖洛斯-勞特雷克的畫；還有一些名畫沒有地方掛，只好放在儲藏室裡。在這樣華麗的環境中，我們在討論，如果尼克松邀請洛克菲勒參加他的內閣，洛克菲勒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如果能由他選擇的話，他應當選擇什麼職位。
意見是分歧的。有的顧問認為，洛克菲勒當一個大州州長、控制著一個政黨組織和人事任選權，影響會來得更大一些。另一些人則認為，間接的影響是不切實際的。一個州長很難首尾一貫地、全面地控制國家的政策，他要是打算這樣去做又可能會在特別不利的條件下重揭過去的瘡疤。洛克菲勒傾向於第一個意見，他的理由是，他感到很難居人之下，特別是對尼克松這樣的人。
我的看法是，如果被給與這樣的機會，洛克菲勒應該參加內閣；我還進一步力陳，如果能當國防部部長，他會感到十分愉快。我認為，總統當選人幾乎可以肯定會貫徹他公開宣佈過的意圖：當他自己的國務卿。而且，在我看來，國務院不能提供洛克菲勒的個性所需要的獨立性。而作為國防部部長，他卻能夠滿足他數十年來對國家安全的興趣。從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例子來看，我也認為國防部部長能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起重大的作用。
我們隨心所欲地討論著這種種考慮，突然，電話鈴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電話是從總統當選人辦公室打來的，打電話的人是替尼克松安排約會的秘書德懷特·查平。他打斷了洛克菲勒的戰略會議，邀請我，而不是洛克菲勒，去見他的上司。這件事尖銳地反映了洛克菲勒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令人洩氣的經歷。回想起來，這個電話顯然已經使得我們的討論毫無意義。但是我們又接著進行討論，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參加午餐的人誰也沒有想到，這次電話的目的可能是建議我擔任新政府中的重要職位。
這個電話並沒有使我產生期望，也沒有使我產生熱情。我和洛克菲勒交往甚久，在此期間，我曾在約翰·肯尼迪總統當政初期出任白宮顧問，那是大學教授們首次從咨詢身份轉而負責實際工作。肯尼迪總統曾經讀過我新出版的書《選擇的必要性》（至少是讀過《紐約客》週刊上關於我這本書的長篇書評），要求我參加白宮班子。我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他的生氣勃勃和敏銳的頭腦使我敬佩，雖然在初期，我還沒有感到，肯尼迪的自信也不遜於他的充沛精力和驚人的想像力。在我的印象中，總統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我從前的哈佛同事麥喬治·邦迪也不是像總統那樣迫切希望在白宮人員中再加上一位有同樣學術地位的教授。無論如何，我是很不願意割斷和洛克菲勒的聯繫。所以，我們達成協議，我以顧問的身份每週在白宮工作一兩天。
擔任一個局外顧問，再加上我自己是一個學院式的自我中心論者，又沒有受到總統府日常工作壓力磨練，使得這個安排從各方面來說都是一個失敗的經驗。一個忠於某一候選人的顧問[1]距離形勢太遠，不能參加作出瞬息萬變的決定，而且牽連太深，不能保持一個局外顧問的內心的距離和神秘。他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變成他的助手們以及他為之提出咨詢意見的人們的負擔。由於對當時白宮工作如何進行缺乏瞭解，我把我的精力都花在提出一些不需要的建議上，並且在我和肯尼迪總統不多的接觸中，用長篇的學術談話來困擾他，那些談話即使引起了他的興趣（當然那是不大可能的），他也不可能有所作為。結果，在一九六二年年中，我們拆伙了，這使雙方都感到鬆了一口氣。
會見理查德·尼克松
有了這樣一次令人失望的經歷，我更沒有理由期望被邀參加尼克松政府。我並不認識這位當選總統。我的朋友、保守派專欄作家小威廉·巴克利多年來一直告訴我，尼克松被批評他的人低估了，他比他的反對者所設想的要更加敏銳和明智。但是我一直到一九六八年總統選舉之前不曾有機會對他這個人作出我自己的判斷。
我只見到過尼克松一次，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們兩人都去參加克萊爾·盧斯在她的公寓裡舉行的聖誕節聚會。當尼克松到達的時候，我正好要離開。盧斯夫人把我們拉到書房裡。尼克松說，他看了我的第一本書《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他從中學到了東西，並且曾經給我寫過一封短信。我感到很尷尬，因為我忘記了這件事。我的回答是生硬的，這並不是由於二十年來的偏見，而是由於我們會見的場合尷尬。那時，我對於閒聊天還感到十分不習慣，而理查德·尼克松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克服他怯於社交的習性。我們在不大自然的氣氛中說笑了幾句，然後就分手了。
我第一次和尼克松的工作人員打交道是在一九六八年邁阿密的共和黨大會上。那時，投票還沒有舉行，但是尼克松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已經是明顯的事了。我會見了尼克松當時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理查德·艾倫，設法就一個對越南問題的綱領達成協議，以免在大會上爭吵。我主要關切的是要保證共和黨綱領要把談判解決的希望考慮在內。由於提名已經沒有問題，尼克松的支持者認為沒有必要在把前兩屆大會搞得一塌糊塗的那個實質問題上進行拚死決鬥。一個相當溫和的折衷方案產生了。我們站在洛克菲勒這一邊的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歡慶，把這個方案當作精神上的勝利表示歡迎。
在大會後，我回到哈佛，認為我對美國政黨政治過程的貢獻已經結束。在一九六八年的全國競選運動中，有幾位尼克松的代表——有的是自命的——曾打電話給我徵求我的意見。我採取的態度是，我願回答關於外交政策的具體問題，但是不願提出總的意見，也不願主動提出建議。對漢弗萊的工作人員提出的詢問，我也給予同樣的答覆。
無論怎麼說，尼克松的班子只向我提出過一個問題。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初，比爾·巴克利把我介紹給當時尼克松的競選運動經理約翰·米切爾。米切爾問我，我是否認為，約翰遜政府會同意在越南停止轟炸，以換取在選舉前開始談判。我回答說，在我看來，北越十分可能希望以這樣的條件換取停止轟炸，而且他們會設法使兩個黨的總統候選人都承擔這一義務。因此，我相信河內大概會在選舉前夕同意這一點。我還提醒他們不要在這上面大做文章。在競選中，米切爾又有一兩次找我核實這一見解。有一次，他對我說，如果我獲得了任何可靠的情報，要我打電話給一個叫做霍爾德曼先生的人，他還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但我從未用過它。我對尼克松班子的有限印象就是，他們是一批完全埋頭於競選的技術問題的人們，把實質性問題留待競選結束之後，這是任何總統競選人的競選班子都採取的典型態度。
在皮埃爾飯店的會見
我應查平電話之約，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時來到尼克松的臨時總部，那是在皮埃爾飯店的三十九樓。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情況，沒有預料到這次談話會改變我的生活。我想當選總統可能要我談談對於他面臨的政策問題有些什麼看法。幾個整齊利落的年輕人還在接待廳中校驗監控錄像機。其中一個最整齊利落、最年輕的小伙子走上前來和我打招呼，他就是德懷特·查平。他彬彬有禮地把我領到大廳盡頭處的一個大起居間裡，說總統當選人馬上就來。那時我並不知道，尼克松會靦腆得那樣令人難受。會見陌生人使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害怕，特別是如果對方處於能夠拒絕或者反駁他的地位。正如他在這樣的約見之前所習慣做的那樣，尼克松這時多半是在隔壁房間裡鎮定神經，重溫一遍他要講的話，這些話毫無疑問是隨手寫在一本黃色拍紙簿上的，至於這本簿子，他是從來不給來客看到的。
尼克松終於走進房來了，他裝出輕鬆自在的樣子，然而卻掩飾不住他內心的緊張不安。他坐在一張沙發上，背對著俯瞰第五大道的窗子，要我坐在他對面的一張安樂椅上。他的神態靦腆，缺乏自信，他的動作含意模糊，和他所說的話沒有關係，好像推動他的言語和手勢的是兩種不同的動機似的。他的語聲低沉而溫和，他一面談話，一面喝咖啡，一杯一杯的咖啡不等他要便送進來。
他的話題是組織新政府這項任務。他說，組織問題繁重得很。他對國務院沒有什麼信心。國務院的人員不效忠於他。在他當副總統的時候，外事機構瞧不起他，他一下台，立刻就對他不予理睬。他決心要從白宮掌管外交政策。他認為，約翰遜政府忽視了軍方，軍方的決策程序沒有給總統提供真正的選擇自由。他覺得決不能讓中央情報局插手政策的制定。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都是些名牌大學的自由主義分子，他們往往以客觀分析為幌子推行自己的主張。他們在政治上一直是反對他的。尼克松請我就這些問題發表意見。
我回答說，他不應該用外事機構過去對一位總統候選人或者甚至對一位副總統的表現來判斷他們將來對一位總統會採取的態度。無論如何，一位有主見的總統總是能夠控制對外政策的。關於中央情報局，我瞭解得太少，提不出什麼看法。我同意他的看法，需要有一種比較正式的制定政策的程序。約翰遜政府的決定往往是在非正式的會議上作出的，時常也在飯桌上作出決定，就是有名的「星期二午餐」，沒有其他工作人員參加，也不要他們去繼續貫徹。因此，很難確切知道究竟作出了什麼決定。每一個有關的機構，即使是本意再好不過，也總是按照最適合於它自己的先入之見的方式，來理解這些會議所得出的往往是模稜兩可的結果。當然，它很有可能出大錯和誤解，也很少有機會去考慮理性探討、連續行動或細微的差別。在我看來，必須建立一個比較有系統的結構。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那種繁文縟節應該避免，因為在那種情況下，決策過程往往具有各獨立部門之間締結一個特別條約的性質。但是，在我看來，某種新的連貫性和精確性是必不可少的。
尼克松扼要說明了他對外交政策的一些看法。他的見解與知識與我以前對他的看法全然不同，這使我大為驚訝。他問我，據我看來，他在外交上的目標應當是什麼。我回答說，壓倒一切的問題在於，要把我們的外交政策從時而樂而忘形、時而驚慌失措的歷史性劇烈搖擺中解脫出來，從那種認為作出決定主要取決於決策者的癖性這種錯覺中解脫出來。政策必須和國家利益的某些基本原則連在一起，這些原則凌駕於任何一屆政府之上，儘管總統易人，這些原則卻要保持不變。
談到這裡，談話變得不那麼明確了。尼克松很怕被人拒絕，所以在他提出什麼建議時，話說得令人捉摸不定，很難猜透他的真意，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表示什麼具體的事情。經過經常的接觸後，我才更好地瞭解了他那種微妙的迂迴曲折的表達法。我瞭解到，在尼克松來說，說話就像打檯球一樣，重要的不是它的開初的衝力，而是後續擊撞。然而在和他的第一次會見中，我只能從字面上來理解這位當選總統的話，沒有別的辦法。我的理解是，他問我是否在原則上準備參加他的政府，擔任某種策劃工作。我回答說，如果洛克菲勒州長應邀出任內閣中的一個職位，我將樂於充當他的工作人員。總統當選人沒有對我的前途進一步發表意見。他建議我把我對最有效的政府結構的看法寫成一個備忘錄。
現在回想起來，任命洛克菲勒的可能性本來極小，如果說還有一點可能的話，顯然也因為我的這句答覆而消失了。理查德·尼克松無意讓我作為洛克菲勒的下屬參加他的政府，他更不想造成這樣一種局面，讓我必須在他們兩個人中間進行選擇。後來我才知道，我對尼克松來說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是，我的任命可以顯示他有能力吸收一個哈佛大學的知識分子。我來自洛克菲勒身邊，使得這個前景更有意思。
尼克松按了一下電鈕，表示談話行將結束。一個服飾整潔、蓄小平頭、模樣精明的人進來了，據介紹他是鮑勃·霍爾德曼。尼克松吩咐霍爾德曼，安裝一條直接通到哈佛大學我的辦公室的電話線，以便當選總統以後繼續和我談話。這樣的安排好像意味著紐約與劍橋之間沒有正常電話聯繫似的。霍爾德曼把這個古怪要求寫在小黃本上，但他後來並沒有照辦。
當我離開總統當選人的時候，我並不確切知道他期望於我的是什麼。從這次談話中，我還看不清楚，尼克松所要我做的究竟是提些意見，還是承擔義務，如果是後者的話，對什麼承擔義務。在我走出來的時候，霍爾德曼要我到尼克松房間隔壁，他的房間裡去坐坐。他也沒有說什麼話，能在這個基本問題上給我啟發，我也沒有問他。看來，他倒是急於向我介紹他的工作。他平平淡淡地解釋說，他的主要職責是，防止不通過正常途徑辦事的情況。他必須保證，任何備忘錄都要由有關白宮人員簽署了意見才到達總統手裡，總統和任何人的談話都必須有一個白宮工作人員在場，以保證實施。他還指出，他要把高級白宮工作人員的「總統特別助理」的頭銜改為「總統助理」，因為誰也不知道這個「特別」是什麼意思。霍爾德曼把他要說的這些話說完之後，並沒有要我發表意見，就很有禮貌地向我說再見。
我當天下午回到哈佛，還來得及參加我四點鐘的國家安全政策討論會。在哈佛，人們都嘰嘰喳喳，對我和總統當選人的會晤感興趣，但是，沒有人當真推測到，我可能被邀請在新政府中任職。沒有報紙記者問及這次會見，也很少有朋友表示關心。
第二天，我接到納爾遜·洛克菲勒的電話，他已見過總統當選人，尼克松對他說，他做紐約州州長，比擔任內閣閣員，對國家會有更大的貢獻。尼克松說，由於在一九七年要舉行重要選舉，洛克菲勒繼續作為州候選名單上的第一名候選人是十分重要的。尼克松還問了他許多關於我的問題，特別是我在工作繁忙時的表現。洛克菲勒告訴我，他在這一點上向總統當選人說，他完全可以放心。洛克菲勒平心靜氣地敘述了他和尼克松的談話，沒有發表什麼評論；他對我是否應該在尼克松政府中供職沒有表示意見。
一小時之後，我又接到第二個電話，這次是從約翰·米切爾的辦公室打來的。他提議次日相會，商談我在新政府中的職位問題。他沒有解釋，他所說的是什麼職位，他是否以為我已經被邀請擔任什麼職位，或者是否僅僅是要進行另一次探討性的談話。
當天傍晚，我去紐約拜訪麥喬治·邦迪。他在離開白宮後，擔任福特基金會會長。我和邦迪多年來有著好惡參半的關係。我欽佩他的才華，甚至在他過多地用他的才華來為華而不實的主張服務的時候，我也是如此。他有時態度顯得粗暴，但我認為他還是較為機靈和文雅的。他對我的態度往往是，一方面彬彬有禮，另一方面又有一種下意識的屈尊感，這是上層波士頓人用新英格蘭的標準來對待外國血統、同時具有非常過激的個人作風的人們的方式。
整個說來，我是很敬佩邦迪的。他如果是生活在一個不這麼革命的時代，他的事業成就本來是可能和他當作偶像一樣崇敬，並且為之編寫自傳的亨利·斯廷森相媲美的。邦迪本來有可能在政府中歷任要職，充分發揮他的才華和他很有自信的判斷力，累積資歷。不幸的是，邦迪開始在政府供職的時候，正是本來應該作為他的固定的研究單位的機關團體內部發生大變動的時候。因此，他總是發現自己所在的主流勢力正漸漸失勢。在越南問題上，他是一個鷹派。傳統勢力以其行為準則製造了這場戰爭，然而它們又士氣不振，使他感到難以理解；從內心來說，他是一個保守派，他以前的一些社會關係使他參加了一些事業，最後，他對這些事業又缺乏熱情。由於自己的信念和本能之間、才智和需要感情支持之間的矛盾，邦迪逐漸失去了一些選區，這些選區本來是可以使他成為像約翰·麥克洛伊或戴維·布魯斯那樣的常任公眾顧問的。他的才華、個性和教養的確可以使他對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可是命運迄今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
我對他十分尊重，所以他是我在會晤米切爾之前徵求意見的唯一的人。我告訴他，我預料新政府會邀請我在國務院中擔任一個職務。邦迪對於適合於我的職位的估計反映在他這樣一句話裡：他說，總統當選人如果在選定國務卿之前就先任命助理國務卿，那就不好了。他說，肯尼迪的經驗證明，這樣一個做法會有損國務卿的權威，而又不能增加總統的影響。邦迪告訴我，如果我可以選擇的話，如果國務卿是我所瞭解並且信任的人的話，我應該選擇政策規劃司主任的職位。他在原則上沒有表示強烈反對我參加尼克松政府。
我見到約翰·米切爾的時候，他正坐在寫字檯後面抽煙斗，他很自信，沉默寡言，顯得是一個實權人物。他一見我就直截了當地問道：「關於國家安全的工作，你決定怎樣？」
「對此任命，我一無所知。」
「啊，老天爺，」米切爾說，「他又把事情弄糟了。」米切爾從轉椅中站起身來，蹣跚地走出了房間。五分鐘後，他回來說，總統當選人要見我，於是他送我走出大廳。
這一次，尼克松的主意很清楚了。要我出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總統當選人主要是重複他兩天前說過的話，更著重強調中央情報局無能，國務院不可靠。因此，對於他個人以及他要從白宮掌管外交政策的計劃，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這個職位對於他都具有關鍵性的意義。我們簡短地談了一下工作。我強調說，在我以前幾次擔任顧問職務的時候，我一直拒絕見報界代表。總統當選人欣然同意我應該繼續保持沉默。在這一點上，我們兩個人都證明不是特別有遠見。
我心裡很明白，尼克松就是二十多年來在政治上遭人唾罵的理查德·尼克松。由於這個原因——如果沒有其他原因的話——我覺得不能當場就接受這個職位。我告訴總統當選人說，如果我得不到朋友和同事們精神上的支持，我對他是沒有多大用處的——這個判斷後來證明是錯誤的。我要求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來和友好們商量。
這個異乎尋常的要求在不小的程度上反映了學術界思想的局限性和哈佛教授們的妄自尊大。在這裡，美國總統當選人邀請一個在外國出生的教授擔任世界上最有影響的職位之一，這位教授居然猶豫不決，要去和同事們商量，而這些同事，在選舉中是一致反對尼克松的，將來肯定也會反對他。總統當選人這樣做也許是在冒一場巨大的政治風險；這位未來的顧問不願犧牲他的學術上的同事們的尊敬。尼克松本來是滿有理由一筆勾銷，叫我忘記這整個事情的。然而，尼克松卻寬洪大量地接受了我延期答覆的要求，這個要求本來是不值得他這樣寬厚對待的。他還相當令人感動地提出了杜克大學裡對他有瞭解的幾個教授的名字，這些教授對於他的道德水平的評價比我從哈佛能瞭解到的更加公正。他還說，如果我定期把一些知識分子帶到白宮來，使我們聽到各種各樣的見解，他會感到高興的。他特別尊崇像英國的阿拉斯太爾·巴肯和法國的雷蒙·阿隆這樣的人。
在這次會見之後，我立即開始徵求我的朋友和同事們的意見。他們個個都勸我接受這個職位。毫無疑問，他們的意見帶有這樣一種願望，希望華盛頓某位有影響的人是他們的熟人，能夠提供代表他們接近權力的機會。在肯尼迪執政的年代後，接近權力的慾望已經成為許多學者先生們的癖好了。就是在那個時候種下了將來的誤會的種子。我的有些友好把我們之間的關係不僅當作接近權力的保證，而且看作是他們的見解取得優勢的保證。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尼克松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敵對情緒無論是在哲學上還是在個性上都有深刻的根源。尼克松並不是真正信任他們，他們也不是真正接受尼克松。他們有時可以並存，但從來不能合作。雖然我尊重我的同事，也喜歡他們中間的許多人，然而作為總統助理，我勢必只能為我的首腦效忠，因為我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參與制定了他的政策。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看問題角度的分歧引起雙方的許多痛苦。
和納爾遜·洛克菲勒的談話是決定性的。他說，我沒有選擇餘地。這個邀請是一個義務。拒絕會是一個純粹自私的舉動。如果我拒絕應召，那麼我就會為每次外交政策上的失敗而責備自己，而且的確，我會受到嚴厲的批評。於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晚些時候，那是在洛克菲勒飯廳裡接到第一個電話之後一個星期、在被邀請擔任這個職務之後兩天，我打電話給尼克松的顧問布賴斯·哈洛，請他轉告總統當選人，我榮幸地接受邀請。
預訂在十二月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宣佈這件事。
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總統當選人和我走上皮埃爾飯店舞廳的樂隊指揮台，去舉行我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尼克松像通常一樣神經緊張。為了避免任何批評，他宣佈了一個和他私下對我談的大不相同的計劃。他說，他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主要職責是進行策劃。他打算任命一位強有力的國務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不會介入到總統和國務卿之間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將處理長遠問題，而不是策略問題。我證實他的話反映了我自己的思想，還說我並不打算在外交政策問題上公開發表意見。
但是，每一屆新政府所作的保證就像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漂流的樹葉一樣。總統當選人或者是他的顧問們，誰也不可能知道，一陣充滿了不可逾越的界限、意義含糊的情報、複雜的抉擇和壓在一個大國所有領導人身上的重重壓力的疾風暴雨，最後會把它們衝向何方。
[1] 指忠於納爾遜·洛克菲勒作為候選人。——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