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阿納托利·多勃雷寧
蘇聯駐美國大使館在本世紀初建成的時候，原來是一座雄偉的私邸，但現在已經沒有花園了。高大的現代辦公大樓殷殷垂顧似的俯瞰著這塊盤踞的地方。維多利亞式的附加裝飾現在既不實用也不優美了。屋頂上是密密麻麻林立的無線電天線。這些裝置暗示著，要麼是蘇聯大使館僱員們對欣賞美國電視有特殊的興趣，要麼是要滿足對美國電話的不可遏制的強烈愛好之類的更加實用的目的。
人們一進大使館，就面對一條長廊，長廊盡處，一位蘇聯保衛官員正在監視著閉路電視的螢光屏。二樓上是幾間高大寬敞的房間，有些年久失修，直到一九七三年為了迎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訪問才油漆一新、重塗金飾。當年資本家主人還在的時候，這些房間無疑都是客廳。現在只在舉行大型招待會或宴會的時候才派上用場。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日，我第一次應邀參加蘇聯大使館的正式招待會。招待會是為了歡迎專門研究美國的蘇聯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而舉行的。阿爾巴托夫是克里姆林宮路線的忠實解釋者。當我還在當教授的時候，我曾在各種討論控制軍備的國際會議上見過他。他對美國很瞭解，善於使他的論據適應於風行的時尚。他特別精於利用美國知識分子的沒完沒了的變態心理，這些知識分子的信條是，蘇美關係中的每一困難都必然歸因於美國的愚蠢和不妥協。阿爾巴托夫非常機敏伶俐，他盡力說明美國的拒絕行動正在挫傷克里姆林宮愛好和平的、敏感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正由於我們的僵化固執而被硬拖進同他們固有的文質彬彬本性格格不入的衝突之中。
在這個二月的夜晚，大使館房間裡擠滿了平常華盛頓雞尾酒會的常客——有中級官員，有些院外活動集團人員，間或有位國會議員出現。就華盛頓的標準說，還算不上輝煌華貴的盛會。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大使在他樓上的套間裡，剛患過一場流感，正在將養，那晚充當主人的是蘇聯臨時代辦尤里·切爾尼亞科夫。
我向阿爾巴托夫問好，感情有點複雜，正要打退堂鼓的時候，一位低級蘇聯官員扯了我的袖子，他問我能否抽出幾分鐘見他的頭頭。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會見。我看到多勃雷寧披著晨衣在他小套間的第二間起居室裡，這套房間按原設計一定是作臥室用的。兩間中等大小的起居室，相互連通，陳設的格調幾乎跟我年輕時在德國記得的濃重的中歐格調一模一樣。多勃雷寧帶著微笑、警惕的眼光和坦率自信的神態歡迎我，這種神態是那種掂量過他儕身於他同代高級美國官員之間的那份地位的人才有的。他說，因為我們將要密切地共同工作，我們相互叫教名。從那時起，他就是「阿納托爾」，我就是「亨利」了（或者更多的時候是「肯利」，因為俄語沒有「h」音）[1]。他說，他剛剛從蘇聯回來，在蘇聯，他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常去的那所療養院作體格檢查。他沒有談他們是否跟他在一起過，也沒有談他是否在克里姆林宮裡見過他們。他說，他帶來了他的領導人的一個口信，要親自帶給新總統。他告訴我，他從一九六二年起就待在華盛頓，而且經歷了多次危機。從那以來，他一直同高級官員保持個人信任的關係：他希望不管官方關係如何變化，他能同新政府保持同樣的關係。他認為，蘇美關係，特別是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三年，失去了一些重大良機。那時他曾是蘇聯外交部美國司司長，他知道赫魯曉夫是真心要同美國和解的。那時機會失去了，現在我們決不要再喪失到手的機會。
我告訴多勃雷寧，尼克松政府準備在互惠基礎上緩和緊張局勢。但是我們不相信這種緊張局勢是由於誤解引起的。它們有其現實的根源。如要取得真實的進展，就得解決這些根源。至於多勃雷寧關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喪失良機的說法，我指出，這話在美國人聽來是非常奇怪的。那畢竟是兩個柏林最後通牒、赫魯曉夫在維也納粗暴對待肯尼迪、古巴導彈危機和蘇聯單方面破壞暫禁核試驗的時期。如果蘇聯領導人還用這些方法來尋求同新政府和解，那麼危機就不可避免，更多的「機會」將被喪失。
多勃雷寧笑著承認，並非所有的過錯都在美國一邊，我則保證安排他同尼克松盡早會晤。
美蘇關係的長期持續的哲學問題
在對外政策問題中，沒有什麼比對蘇關係問題更為複雜的事了，它使美國國內的辯論混亂不堪，它對我們的傳統思想範疇提出了挑戰。我們在對付一個從長遠看是勢均力敵的對手方面缺乏歷史經驗。過去我們從來不需要長期大力對付激烈反對我們的國家。由於戰時偉大的聯盟使得人們得出一個信念，認為勝利者們的持久聯合一定能維護和平，因而俄國在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敵意所引起的震驚就更大了。相反的，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被恐怖武器的陰影所籠罩的、政治上對抗和思想上鬥爭的世界之中，這些恐怖武器一下子使緊張局勢複雜化了，並使之無法解決。毫無疑問，對付同另一個核超級大國的關係的難題，成了戰後美國對外政策中必須長期全神貫注的當務之急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總是想著我們能夠退回到我們傳統的孤立政策中去。而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那曾經控制世界事務兩百年之久的國際體系。德國和日本暫時不再是主要因素了；中國遭到內戰的破壞。除了英國外，海外稍有力量的國家不是在戰時被佔領，就是佔領的產物。而英國呢，由於它的英勇鬥爭而筋疲力盡，無力再承擔均勢保衛者的歷史重任。當我們在勝利後幾個月內把我們龐大的軍事機構裁減的時候，我們或多或少認為，這種真空是可以容忍的。我們的外交政策是追求和解、裁軍和通過聯合國實行全球合作。戰後最初年代裡我們內心的夢想是，要充當印度總理尼赫魯後來傲然自詡的那種角色：我們希望某個國家，如英國來維持力量平衡，而我們則超然地調停其同蘇聯的衝突。杜魯門總統在參加波茨坦會議時來往都不在英國停留，就是這種態度的徵兆，因為他不希望造成聯合反對我們蘇聯盟友的印象。我們對力量平衡的政治的傳統反感，使我們長期看不到，我們的全面勝利在中歐造成了力量和勢力的巨大不平衡。美國的裁軍成了蘇聯的機會；它加速了共產黨對全部東歐的統治，這可能連斯大林都是預料所不及的。這在蘇聯勢力範圍周圍的國家引起了普遍的警惕和不安全感。
一九四七年當英國通知我們它再也無法保證希臘和土耳其的防務的時候，我們天真爛漫的時代宣告結束了。我們不得不參與進去——但不只是充當國家完整的口頭保證者。不論願意不願意，我們正在承擔維護力量平衡的歷史責任，而我們卻對之缺乏準備。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我們都把勝利與和平劃上等號。而且甚至在一九四七年危機時我們還認為，保持全球均勢的問題，不過是對付某些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暫時解體的問題。我們只從軍事方面看實力，而且，在我們剛剛解散了那支為進行一場世界大戰而建立起來的巨大軍隊之後，我們就發覺我們需要擁有同樣的實力才能同蘇聯進行認真的談判。我們推斷，一旦我們遏制了它的擴張勢頭，外交就能重新起作用，以實行善意的和解。
但是控制力量平衡是一個長期任務，不是能預見其止境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個心理現象；如果說力量均等是覺察得到的，它卻是試驗不得的。必須把潛在力量和實有力量都計算在內，不僅要計算力量的擁有，而且要計算使用力量的意志。控制力量平衡需要毅力、敏感，要有不小的勇氣，特別是要懂得控制平衡的各種要求。
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說的，我們最初的反應是遏制政策，根據這個政策，在同蘇聯人進行認真的談判之前，我們首先得擴大自己的力量，然後，我們才能希望蘇聯領導人瞭解和平的好處。很荒唐的是，這個方針誇大了蘇聯的軍事優勢，低估了我們的潛力和心理優勢（且不談我們的核壟斷），而給予了蘇聯以它所急需的鞏固勝利成果和補救核劣勢的時間。
我也談到了核武器所帶來的力量性質的轉變。因為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災難性的威力，它就不等於把偵察、游擊戰、局部危機之類的挑戰加起來的總和。五十年代杜勒斯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即對待局部性挑戰，我們保留以發動戰略性大戰來進行報復的權利）的弱點，並不是它使我們接近了核戰爭，而是發生危機時我們只能在核戰爭和無所作為之間進行選擇。我們到頭來無所作為（或者是使用常規武器，如一九五八年在黎巴嫩，那是同我們宣佈的戰略相矛盾的）。
這就是美國試圖同蘇維埃制度的原動力搏鬥的來龍去脈。
蘇聯外交政策最獨特的特徵，當然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它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變成哲學之間的衝突。它是一種歷史的教義，也是一種推進的力量。從列寧到斯大林，到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以至繼承他的無論什麼人，蘇聯領導人都部分地受到他們自稱的歷史洞察力和認為他們的事業是歷史必然的事業的信念所推動。他們的意識形態認為，階級鬥爭和經濟決定論使革命動亂不可避免，革命和反革命力量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對產業民主國家來說，和平似乎是天然可以達到的狀況；它是各種不同意見的組合，是鬥爭的消失。而對蘇聯領導人來說，恰好相反，鬥爭不是以和解告終，而是以一方的勝利告終。按照共產主義理論，持久和平只有消滅階級鬥爭才能達到，而階級鬥爭只能在共產主義勝利的時候才能結束。因此，任何蘇聯的行動，不論其如何好戰，都是推進和平事業，任何資本主義的政策，不論如何和解，都是為戰爭目的服務的。列寧說：「直到（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最終見分曉之前，可怕的戰爭狀態都將繼續存在……溫情脈脈跟在戰爭中表現膽怯一樣，是一種罪惡。」[2]西方領導人和分析家強調善意重要性的那些話，對蘇聯領導人說不是偽善就是愚蠢，不是宣傳就是無知。
蘇聯政策就這樣使用完全是他們自己的語彙。在一九三九年，蘇聯宣傳說，國際聯盟譴責蘇聯進攻芬蘭就是威脅和平。蘇聯坦克在一九五六年秋槍殺匈牙利公民的時候，莫斯科說，聯合國辯論蘇聯武裝干涉是威脅和平。當一九六八年蘇聯及其《華沙條約》的盟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儘管西方拚命不捲入，他們還是以指控美國、西德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干涉」作煙幕，說它們威脅和平。在一九七八年，蘇聯「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伊朗，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美國干涉了，而是因為他們明知美國不會干涉。這不過是加速瓦解那些可能抗拒已經出現的動亂的人們的鬥志的一種方法而已。蘇聯領導人沒有自我懷疑或負疚的心情，也沒有有力的國內反對派來對它的行動是否合乎道德提出疑問。結果就形成了這樣的對外政策，任意填補每一個真空，利用每一個機會來實現其教義。政策主要是受對客觀條件的估計的制約。蘇聯關於和平意向的宣言，都必須用這種語彙來判斷。它們只有在實用主義的理由下才能是「真誠的」。在核戰爭危險出現的時候，它們無疑是真誠的，因為蘇聯領導人無意自殺。但是這些宣言從根本上說，與其說是反映一項原則，不如說是反映一種判斷，即力量對比不利於施加軍事壓力。甚至在最賣力的和平攻勢時期，蘇聯領導人也從不掩飾要進行征服人心的持久戰的意圖。
赫魯曉夫在他向黨代會的報告中提出了他對共處的新義務，他用純戰術語言說明他的政策不過是使資本家不戰而降的方案：「毫無疑問，在若干資本主義國家，用暴力來推翻資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不過社會革命的形式有各種各樣。……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鬥爭激烈的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取決於剝削者抵抗的程度。」[3]
歷史趨勢被認為是沒有戰術上的和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羅斯民族優越感相結合，把蘇聯置於第三世界一切激進的反西方運動一邊，而不管東西方就核問題達成了什麼樣的實際和解。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第二十四次黨代會上宣稱：
我們聲明，蘇聯始終不渝地奉行和平與各國人民友好的政策，今後仍將對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堅定不移地回擊侵略者的陰謀和破壞活動。我們將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地支援各國人民爭取民主、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鬥爭。
他的同僚，蘇維埃主席尼古拉·波德戈爾內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宣稱：
正如蘇聯人民所看到的，各國人民不得到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正義和民主的世界就不可能達到。蘇聯爭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鬥爭，爭取各國之間和各種不同制度之間和平共處的鬥爭，並不表明，也不能表明背離了我們外交政策的階級原則。[4]
這樣，就使國際鬥爭的領域擴大了，包括了各國的國內政策和社會結構，這就嘲弄了譴責干涉一個國家內政的國際法的傳統準則。在歐洲國家控制世界的那些世紀裡，一個國家只能用攫取領土的辦法來擴大勢力。這是看得見的，而且過一段時間就引起那些因既定秩序被打亂而受到威脅的人們的聯合反抗。但是在戰後時期，有可能通過在另一國家領土內的某種發展——動亂、革命、顛覆——來改變力量平衡。這樣，意識形態就向國際體制的穩定提出了挑戰——像法國大革命後的拿破侖大動亂，或震撼歐洲幾個世紀的宗教戰爭那樣。意識形態越出界限，避開遏制，蔑視寬容或和解。
當然，蘇聯政策也繼承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古老傳統。許多世紀以來，異己的俄羅斯帝國從莫斯科公國向外滲透，向東向西擴展，跨過無邊無際的平原，那兒除了距離以外沒有任何地理障礙來限制人們的野心，它制服反抗者，吞併屈服者。當然，這片茫茫大地對入侵者說也是一種誘惑。但是當它——在不小程度上是借助於惡劣的氣候——終於吞沒了所有的征服者的時候，就促使那熬過來的俄國人把驅退周圍的國家視為安全的保證。也許是由於這種不安全的歷史，也許是由於自卑感，俄羅斯的統治者——共產黨或者沙皇——不僅把距離當作安全的保證，而且把控制別人當作安全的保證。他們從來不相信他們能在其他國家人民中間建立起道義感。俄羅斯的絕對安全就意味著它所有鄰國的無窮無盡的不安全。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的不同之點，只是它在俄國歷史上第一次給這個擴張主義的本能，訂了一個放之全球而皆准的理論公式而已。它安慰了俄國人的良心；卻加重了其他國家人民的問題。
蘇聯政策背後的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這些經久不衰的動力，使西方的大量辯論顯得更加文不對題，西方老辯論蘇聯的這一行動或那一行動是否是全球攤牌的前奏，有時又辯論某些新姿態是否標誌著解凍、回心轉意。人們不斷提出的問題是：蘇聯的最終目的是什麼？蘇聯領導人的真實意圖是什麼？這本身就可能是一個錯誤的問題。它的含意似乎是，答案在蘇聯領導人的內心深處，好像勃列日涅夫在午夜夢迴或一時不慎的時候會洩漏出來似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終目的的問題上，必然使民主國家在蘇聯的每一個地緣政治的新行動面前把握不定、猶豫不前，因為他們試圖分析和弄清楚：危機地區的內在價值是否具有「戰略重要性」，它是否導致轉入強硬路線。這些都不是蘇聯領導人心目中的抉擇。蘇聯的作法是相信歷史潮流的，它是一點一點地消耗對手，而不是孤注一擲。列寧說：「在明顯地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接受戰鬥，是一種罪惡。」[5]由於同樣的原因，當力量對比有利的時候不參與衝突，同樣也是罪惡。所以，蘇聯策略的選擇，每時每地都取決於他們對「客觀力量對比」的估計，馬克思主義者們往往是以善於分辨這種對比而自傲的。
所以，我認為，把蘇聯戰略看作實質上是殘忍的機會主義的戰略，是比較有益的。它決不會因為西方對善意的看法而放棄攫取日益增長的利益的任何機會。為了攫取東歐堡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培育起來的無邊的同情心，被毫不猶豫地犧牲了。一九五五年的日內瓦最高級會議被用來使蘇聯在東德的地位永久化，用來為蘇聯同埃及作軍火買賣開闢道路，從而促成中東二十年動亂的產生。一九六二年，新政府曾經以急切的心情——幾乎是懇求——表示希望迎來美蘇關係新時期，卻碰到了關於柏林問題的最後通牒和古巴的導彈危機。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可能達成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協議，並沒有防止蘇聯支持的古巴軍隊被派往安哥拉。一九七七年，新政府渴求恢復緩和，有希望的前景並沒有使天平轉向有利於克制，因為當時埃塞俄比亞出現了進行代理人戰爭的機會。蘇聯領導人在作政策抉擇時，總不認為他們的利益與別國的善意會有一致性，根據蘇聯的教義，這些國家都被劃定為天然的敵性國家。他們只認為他們的利益同他們心中的戰略機會是一致的。要想蘇聯領導人克制自己不利用他們眼中的有利形勢，那是不懂歷史。因此，西方的責任的關鍵所在就是事先杜絕蘇聯的機會。我們有責任劃定蘇聯目的的限度。
這是一項可以達到的目標。極權國家外表堂堂的鐵板一塊掩蓋了它們內在的虛弱。蘇維埃制度在政治上是不穩定的；它沒有接班的制度。蘇聯共產黨的四個總書記有兩個死在任上；第三個是用政變式手段免職的；第四個的命運至今未卜。正是由於沒有替換領導人的「合法」手段，他們都在任期內一起衰老。沉重的官僚機構和集體領導的複雜性，使蘇聯外交政策很少煥發光彩，甚至很少對瞬息萬變的事態作出敏捷的反應。
他們的經濟制度也不出色。帶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個高唱經濟決定論的國家裡，共產主義統治六十多年，而且資源豐富，可是生活水平卻比東歐衛星國還落後。長期的這種無效率必然帶來緊張和對現在大大優先用於軍備的資源的爭奪。共產黨看來也不是永遠鐵板一塊，無懈可擊的。全面計劃的制度，產生了由政治局裡的一些老年領導人艱難地把持著的、頭重腳輕、鉤心鬥角的官僚機構。共產黨人煞費苦心地說，共產黨即使滲入社會各個方面，但並不擔任實際職能，這也是一個諷刺。共產黨並不需要管經濟，管行政，管政府。毋寧說，它倒是體現了一個特權社會結構，它以對國內外敵人的警惕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這就產生了寄托於緊張局勢的一種既得利益。遲早這種實質上的寄生職能必然導致內部的壓力，特別是在一個包括許多民族的國家。
如果輕信蘇聯不斷前進是由某些超級計劃者所精心策劃的這樣一種神話，那是再錯誤沒有的了。因此以力量均衡為基礎的共處應該是我們能夠得到的——如果正確地理解了挑戰的本質的話。但是，這正是民主國家所難於做到的。在西方對蘇聯的認識中，反覆提出的主要話題是：第一，蘇聯的目的已經變了，蘇聯領導人將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而不是對外冒險；第二，氣氛的改善和同蘇聯領導人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將有助於減輕敵意；第三，克里姆林宮分為鷹派和鴿派，西方民主國家的責任是以和解政策來增強鴿派的力量。
非共產主義世界裡那麼多人急切地要求宣佈制止緊張局勢和冷戰的危險，這是不乏深刻教訓的。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米·弗洛寧斯基說：「當年不惜一切代價搞世界革命的十字軍戰士已經把他們的劍換成了機床，現在他們更多地依靠他們的勞動成果，而不是依靠達到無產階級最後勝利的直接行動了。」[6]在三十年代，甚至當古拉格群島[7]不斷增長、一系列清洗嘲弄了任何正義觀念、蘇聯成了第一個向希特勒搔首弄姿的大國的時候，蘇聯《憲法》中描繪的民主自由在歐洲和美國卻贏得了讚揚。在一九四三年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的時候，據報道，得克薩斯州參議員托姆·康納利——當時還不曾因他對共產主義的軟弱而為人所知——曾說：「俄國人多年來一直在改變他們的經濟，接近放棄共產主義了，整個西方世界將為他們努力達到幸福頂點而高興。」[8]副國務卿蘇姆勒·韋爾斯寫道：「在目前戰爭結束後，蘇聯政府無疑將把其主要精力長期用於恢復和重建它被摧殘的城市和國土；解決產業化問題，致力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9]
認為蘇聯應致力於發展經濟這種論調，從來也沒消失過。西方民主國家以他們自己的國內經驗來推論，人民的灰心喪氣要以經濟的進展來緩和，經濟上的進步是比對外冒險要更加合理的目標。一九五九年艾夫裡爾·哈里曼寫道：「我想赫魯曉夫先生是急於要提高蘇聯的生活水平的。我相信他把當前的七年計劃看作是共產主義革命的輝煌勝利，看作是蘇聯人民生活的歷史轉折點。他也將把它看作是他自己的紀念碑，標明他是他國家的歷史上的大救星之一。」[10]而後來痛苦的失望並沒有埋葬這種思想。
因此，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很難說是鴿派的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滿有把握地說：「他們（共產黨人）似乎已開始認識到，以暴力推進共產主義同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需求之間，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11]對東德和匈牙利暴動的鎮壓、柏林問題上的多次對抗、古巴導彈危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大規模供應越南武器、中東緊張局勢的加劇、對非洲弱點的無窮無盡的試探——凡此種種都沒有影響許多人長期的信念，他們老是相信蘇聯馬上要回心轉意啦，蘇聯要發展經濟而不對外冒險啦。（當然，要考驗這種見解的正確性是困難的，其原因之一是：產業民主國家從來沒有堅持要蘇聯在發展經濟和對外冒險之間作出抉擇，即使在蘇聯侵略的時期，貸款和貿易仍源源不斷地繼續下去。）
還有一個同樣出現多年的想法是，認為克里姆林宮經常鬧著鬥爭，美國可以利用和解政策在這種鬥爭中幫助那些比較愛好和平的分子。西方一直在努力為蘇聯領導人的替換辯解，而在位者總被認為是「開明」派的領袖——甚至包括約瑟夫·斯大林也被認為是「開明」派。西方這種態度的明確的書面例證也許是一九四五年寫下的，今天我們可以欣賞它的諷刺意味了。在雅爾塔會議後，白宮顧問哈利·霍普金斯對作家羅伯特·捨伍德說：
俄國人已證明，他們能夠成為有理性和遠見的人，總統心裡或我們心裡都不懷疑：我們可以同他們和平共處下去，直到我們能夠想像到的未來。但是我得修改一點——我認為我們所有人的心中有一個保留，那就是我們不能預言如果斯大林出了什麼事，那麼結果將是怎樣。我們相信，我們能指望他是通情達理、實際明智的人——但是我們無法斷定，在他之後，克里姆林宮裡會是什麼人，會發生什麼事。[12]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紐約時報》報道說，「西方外交官們正在談論，尼基塔·謝·赫魯曉夫開明政權生存的前景，要以這一年這位蘇聯總理與西方領導人的會晤為轉移。」這種看法導致了一九五九年赫魯曉夫訪問華盛頓。當赫魯曉夫企圖改變戰略均衡的努力在古巴導彈危機中遭到挫敗之後，華盛頓的專家們認為，赫魯曉夫是在同克里姆林宮的強硬派作鬥爭的，而且需要美國的諒解和支持，否則這些強硬派就要得勢——殊不知正是赫魯曉夫本人把導彈派往古巴的，而且他之所以受到攻擊還主要是他沒有把這件事幹成。[13]其實，我們真要加強克里姆林宮的任何溫和派的話，堅定不移地指明蘇聯冒險的危險性，比造成一種印象，似乎邊緣行動可以不付代價要強。這種說法似乎是有道理的。
認為克里姆林宮存在著美國應設法影響的鬥爭的想法，助長了另外一個流行的見解，那就是，緊張局勢是由於一些可用魅力和誠意消除的個人誤會造成的。艾森豪威爾政府用把共產主義推回去的口號上了台，在它上台後剛兩年多一點，就同蘇聯人舉行了最高級會談，會上這位總統的個人魅力，被廣泛地歡呼為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說：「誰也不會低估俄國態度的轉變。沒有這種轉變，任何事都是不可能辦成的……但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成就在於他領會了這種轉變，他抓住轉變的契機，使它有利於世界和平。」《生活》雜誌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斷言：「日內瓦會議的主要成果是這樣明白而驚人，以至於那些冷嘲熱諷的人和挑鼻挑眼的人還在對它打問號，而美國人卻由於另外的原因覺得有點掌握不住。和平冠軍已經易手。在歐洲的心目中（它正對這一非正式稱號進行裁判），這一稱號從莫斯科轉到華盛頓了。」這就產生了問題，一個在短期之內把東歐全部變成了衛星國、封鎖了柏林、鎮壓了東德的造反的國家，怎麼會有資格充當頭號和平冠軍。可是，和平要依靠良好的個人關係的信念，甚至在五十年代也特別流行。當年英國外交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一九五五年外長會議結束時發表了代表這種態度的最典型的談話。然而，恰恰是因為在它之前舉行的最高級會談達到了蘇聯要完全通過氣氛來緩和緊張局勢的目的，這次會談才陷於僵局。麥克米倫卻說：
這次會晤（最高級會談）為什麼給全世界帶來一陣希望和期待呢？那並不是由於它的討論特別引人注目……也不是他們達成了什麼非常驚人的協議，也不是他們實際上幹了什麼或說了什麼。而激發全世界的想像的一個事實是，把世界分成兩半的兩大集團的首腦們進行了友好會晤。這些人擔負著巨大的責任，卻像普通人一樣會面、交談和開玩笑……所謂日內瓦精神就是真正恢復了正常的人類關係。[14]
一年之後，恰恰是這些蘇聯領導人鎮壓了匈牙利的起義，並且在中東危機中以核戰爭威脅英國和法國（在美國大肆張揚地與它的盟友鬧分裂之後）。然而，十年之後，約翰遜總統在他一九六五年的國情咨文中還表示，希望赫魯曉夫的繼承人也能訪問美國，以便減少個人誤解的危險：
如果我們要共同和平生活，我們就必須增加彼此的瞭解。
我相信，美國人民歡迎有機會聽取蘇聯領導人對我們的電視的意見——正如我願意蘇聯人民聽取我們的領導人對他們的電視的意見一樣。
我希望新的蘇聯領導人能訪問美國，以便直接瞭解我們的國家。
面對蘇聯含意模糊的挑戰，西方就目瞪口呆，而且，不僅搞一些過分的討好讓步，而且搞一些過分的粗暴表現。每過十年，不是搞溫情的和解政策，就是照例用好戰的語言來幹一場，好像大肆鼓吹反共就能推倒大牆似的。有人認為蘇維埃制度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與此同時，又有人認為蘇聯的目標是決不會改變的，蘇維埃國家是歷史上第一個不受歷史變革影響的國家。那些責備美國不妥協的人，往往受到那些認為不可能同蘇聯達成對我們有利的協議的人的反對。有時，蘇聯人想要達成某一協議，也會被提出來作為反對那項協議的理由。這兩種見解都出於錯誤地認為，國際緊張局勢是有某個最終點的，不是用善意導致就是用強硬來導致這個最終點。他們忽視了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們正在對付的制度，是一個在意識形態上敵對得無法一時達成和解、在軍事上強大得無法摧毀的制度。我們必須防止它抓住戰略機會；但是我們也必須有足夠的信心，相信我們自己的判斷力，能作好安排來贏得時間——等待共產主義制度的內在停滯發揮其腐蝕作用，使得在克制的基礎上實行共處的必要性得到瞭解。
在我擔任公職前的十年中，我一直批評影響戰後各屆政府的這兩派觀點：
由於對蘇聯的意圖糾纏不清，使得西方在緩和時期沾沾自喜，在危機時期又驚惶失措。蘇聯一陣溫和的腔調，就會被看作和平的成就，蘇聯一時表現敵意，就被看作新的緊張時期的信號，而且常常引起地道的軍事對應措施。就這樣，西方始終對蘇聯方針的變化沒有準備，對緩和和強硬同樣都沒有準備。[15]
他們爭論激烈的程度有時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談判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他們的根本設想上是一致的。他們一致認為，有效的解決問題就預示著蘇聯制度會有改變。他們一致認為，西方的外交應設法影響蘇聯內部的事態發展。兩派都給人造成這種印象，似乎同共產主義世界可能取得解決辦法這一點，是完全顯而易見的……他們的分歧主要在於時機問題。談判的反對者認為，蘇聯的回心轉意那還是將來的事情，而談判的支持者則認為，這種回心轉意已經出現了……
在這一過程中，注意力更多地是放在我們是否談判上，而不是放在我們要談判什麼上。關於蘇聯國內事態發展的爭論，牽扯了我們制定自己目標的精力。這使得我們願意談判這件本來是理所當然的事也成為問題了。它還使我們不去制定具體的綱領，而只有有了具體綱領，才能使談判有意義。[16]
一直到尼克松政府就職，政治資產負債表上已經沒有什麼盈餘了。蘇聯剛剛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它正把大量武器源源供應北越；如果沒有蘇聯支持河內，無疑談判是可能成功的。蘇聯沒有表示要幫助解決中東問題的意願。而且這時蘇聯正接近於達到戰略武器的平等地位。曾經成為整個戰後時期特徵的美國的決定性優勢，到一九六七年已經結束，停留在自己規定的一千枚民兵洲際彈道導彈、六百五十六枚北極星潛艇發射彈道導彈和五十四枚大力神洲際彈道導彈的巔峰上。到了一九六九年，很明顯，蘇聯能發射到美國的導彈的數目，馬上就要等於美國可用來對蘇聯報復的全部導彈了，而且，如果七十年代，蘇聯製造導彈的計劃繼續下去，導彈數目就將超過美國。
新政府不得不試圖解決一系列矛盾。不管你對日益增長的蘇聯力量、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俄國的擴張主義和蘇聯的干涉主義怎樣說，任何人在六十年代晚期上台，都不能不對和平所受挑戰的空前規模感到震驚。任何好戰的言詞都不能掩蓋一個事實：即現存的核武器已足夠消滅人類；對蘇聯的不信任一絲一毫也不能利用來批准採用那種以對抗來解決危機的傳統的力量平衡政策。沒有任何責任比防止核大戰災難更為崇高的了。然而光只是溫情就等於出賣。使我國人民對談判擔驚受怕而讓共產黨領導人視談判為搞政治戰的行得通的手段，會把我國人民和共產黨領導人都導向錯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我們能表明危機不是我們製造的，我們才能在國內和我們的盟友中間贏得他們對我們在危機中採取堅決行動的支持。但是，在試圖建立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的努力中，哄騙人民，不讓他們知道將持續若干世代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挑戰的性質，或者不堅持不得人心的用於戰略防務和戰術防務的開支，那也是愚蠢的。一個置身於亞洲分裂性戰爭之中的民主國家，日子是不好過的。
對於那些處於負責地位的人說來，他們是否致力於和平和自由，不能用他們公開言論的腔調來考驗。我們必須說明我們保衛自己的價值觀念並創造長期安全環境的信條所賦予我們的義務。我們必須教育我們的人民正視自己長遠的責任，不要指望緊張局勢——或我們的對手——就會一下子長久地消逝了。這堂教育課可能是不那麼舒坦安怡的，特別是對像我們這樣不太耐心的民族來說。但是，未來的子孫將判斷我們是否留下了一個比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安全一些的世界，是否留下了一個既保持了和平又沒有放棄權力，而且加強了自由人民的信心和希望的世界。
過渡期的回顧
克里姆林宮傾向於小心翼翼地對付一個新的美國政府。官僚政治是需要預見性的，而蘇聯領導人是在一個不折不扣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主義環境中活動的。他們能夠適應堅持不變的穩定狀況，一旦碰到迅速轉變的時候就神經緊張，就破壞了他們對他們同事們判斷和掌握事態的能力的信任。我們的結論是，一個新政府上台伊始就想用呼籲道義上的一致感來克服這種不安心理，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蘇聯領導人受到的全部訓練和他們的意識形態都否定這種可能性。自身利益是他們比較瞭解的標準。在蘇聯同其他社會的關係中，那些最拚命向蘇聯對手表示「諒解」的西方領導人最少成功，這並不是偶然的。一個以深知政治動力的客觀源泉而自傲的蘇聯領導，不可能承認它受暫時考慮的支配。因此，肯尼迪政府幾乎達到懇求程度的努力並沒有取得一點進展，而一直到心理平衡得到恢復之後。首先是對柏林施加壓力後美國加強了軍事力量，接著是古巴導彈危機。只是在這些事件之後，才取得了若干進展。
反之，克里姆林宮知道尼克松是反共專家；但它從來不讓個人反感妨礙蘇聯的國家利益。斯大林畢竟在納粹上台幾個星期內就向希特勒作出了姿態。不管有多大的相互不信任，克里姆林宮和尼克松政府之間的關係還是比以前大部分時期都要認真，而且大體上沒有那種一時歡天喜地、一時灰心喪氣的起伏跌宕的狀況。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這一對奇人，由於彼此都瞭解對方對其自身利益的看法，終於得出了共同的信條。尼克松在最早的時候就訪問過蘇聯，那時他作為副總統曾和赫魯曉夫進行過他著名的「廚房辯論」[17]。尼克松對蘇聯領導特點的瞭解，比近來的任何總統角逐者都深刻得多。莫斯科是害怕這位新總統開始一輪新的武器採購的，這可能使蘇聯經濟緊張。但是即使在它外表上擺起對威脅無動於衷的久經考驗的面孔的時候，莫斯科還是要打聽用什麼代價能避免這種前景，而且還施展其傳統的慣伎，來設法破壞美國國內對莫斯科所害怕的政策的支持。
使關係蓬勃發展是花了些時間的，但是當它發展起來時，也不是偶然的。在過渡期間，沒有什麼問題更引起這位當選總統的注意了：他和我常在一起一連幾小時制定方針。尼克松比我更加從政治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由於他曾以強硬、有時大喊大叫地反共而著名，他有保持他傳統的保守的選民的義務。他認為他作為強硬派的聲名是執行我們的政策的特有資本。但是他瞭解，作為一位總統，他必須把他的政治基地擴展到政治中心中去，的確，他精明地看到東西方關係是他利用來建立新的多數的長遠的機會。他傾向於把這種敏銳的本能和極端個人的判斷結合起來。他曾擔心葛拉斯堡羅最高級會談會使約翰遜的時運恢復過來——因此他曾認為蘇聯已經同民主黨人勾結起來挫敗他。但是他也曾看到那次一事無成的結果怎樣迅速地使約翰遜風起雲湧的聲望一下子煙消雲散——因此，他決心不舉行最高級會談，除非有把握取得成功。
我的看法——如上所述——本質上同他的看法是十分類似的，如果說，由於我的學術背景，還更帶有一點理論性的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總統當選人要我向新內閣匯報我們對外交政策的看法，我對我的新同僚說，在我看來，蘇聯外交政策是沿兩個方向推進的。有一種要求同西方和解的壓力，它來自日益增長的對消費品的希望，來自對戰爭的害怕，也許還來自那些希望放鬆警察國家控制的人。與此同時，也有一種要求同美國繼續對抗的壓力，它來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來自一些領導人、黨的機構和軍方的懷疑，來自那些害怕緊張局勢的任何緩和只會鼓勵衛星國再一次要求莫斯科給以更多的自由的人。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自從八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來就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如何克服入侵給共產主義世界其他國家帶來的驚惶影響；和如何減少它在其他地方的損失，特別是如何減少它對美蘇關係帶來的損害。
由於後一原因，蘇聯人似乎特別急於要使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之門保持敞開。這有好多動機：它可能是重新贏得尊重的策略手段；它可能是利用人們對美蘇共管世界的害怕心理來分裂聯盟的一種花招；也可能是他們認為一個合理的穩定的戰略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決心想把軍備競賽穩定在現有水平上。我們的反應則以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概念為轉移。我們過去的政策往往是一種為「建立信任」而建立信任的政策，認為信任增強了，緊張局勢就會緩和了。但如果認為緊張局勢是對具體問題有分歧而引起的，那麼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著手解決那些分歧。持久和平就有賴於那些把兩個核超級大國分裂開的政治問題的解決。
事實上，我曾用與這幾乎相同的調子，同一位蘇聯重要代表談過話。十二月十八日當我在皮埃爾飯店遇見偽裝成大使館參贊的克格勃特務鮑裡斯·謝道夫的時候，我對他說，總統當選人在談到談判的時代的時候，他的態度是認真的。蘇聯領導會發現，新政府準備談出一個反映真實利益的持久解決辦法來。我們認為，對氣氛的關心太多，而對實質的關心太少了。在新政府看來，美國和蘇聯之間存在著真正的分歧，如果要達到緊張局勢的真正的緩和，就必須縮小這些分歧。我說，我們準備談判限制戰略武器。但是，在我們分析了這個問題以前我們不會捲入談判。我們還要用蘇聯是否願意在廣泛的問題上前進，特別是它在中東和越南問題上的態度，來判斷蘇聯的目的。我們希望蘇聯在世界上的糾紛地區克制（這就是著名的「聯繫」論）。我希望他把這些考慮傳達給莫斯科。
莫斯科發來了一個使人安心的答覆。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謝道夫給我帶來了一封信，蘇聯領導人在信中說，他們對總統當選人並沒有他們在「世界許多地方」所看到的那種「悲觀看法」。「莫斯科主要關心的」不是尼克松過去的記錄，而是我們的領導是否以「現實感」積極行事。裁軍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蘇聯領導人認為，越南問題的解決、中東問題的政治解決、整個歐洲特別是德國的「現實解決辦法」將對我們的關係產生有利的影響。克里姆林宮並沒有忽略它自己在東歐的「特殊利益」。
現在雙方都亮出基本立場了。新政府想利用蘇聯對它意圖的關心來吸引克里姆林宮討論越南問題。因此，我們堅持關於所有問題的談判要同時進行。蘇聯領導人特別擔心新的軍備競賽對蘇聯經濟產生影響；因此他們把軍備限制放在頭等優先地位。這對他們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談判這個事實本身，不論其結果如何，都會使美國新防務撥款問題複雜化，而且——儘管我們當時還沒覺察到——將使中國人不安起來。
當然，在新政府上任之前沒有出現更多的事情了。但是我們在皮埃爾飯店探討的過程中，總統當選人和我提煉了幾條標誌我們任期內處理美蘇關係的特色的基本原則：
實際的原則 我們堅持美蘇之間的談判要處理緊張局勢的具體根源，而不是講氣氛。最高級會談，如果要有意義的話，就必須有充分準備，而且要反映已經通過外交途逕取得了重大進展。我們要認真看待蘇聯領導人在意識形態上所承擔的義務；不要把我們引到去談我們兩國在很多問題上互不相容的利益。不要裝扮得讓人以為，良好的個人關係或溫情的言詞就能結束戰後時期的緊張局勢。但是，我們準備探討共同關心的問題，並且在嚴格的互利基礎上達成明確的協議。
克制的原則 超級大國之間合理的關係，是經不起經常試圖追求單方面的利益和利用種種危機來破壞的。我們決心抵制蘇聯的冒險；同時我們準備談判真正緩和緊張局勢的問題。我們不贊成那種旨在哄騙上當的老實人的緩和；我們準備支持在相互克制的基礎上的緩和。我們要採用胡蘿蔔加大棒的辦法，準備給冒險主義以懲罰，願意在負責行動的背景下發展關係。
聯繫的原則 我們堅持，超級大國的關係要真正取得進展的話，就必須在廣泛的問題上取得。我們認為，世界各地的事態發展都是相互關聯的；由於蘇聯在世界各地活動，情況更加是這樣。我們的前提是：如果把問題分隔開來，那就會使得蘇聯領導人認為，他們能夠利用一個方面的合作當作安全閥而在別的地方謀求單方面的利益。這是不能接受的。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他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表示了這一看法。他說，同蘇聯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只有在如下情況下進行才會更有成效，即「談判的方式和時機要同時能夠促進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取得進展」。我在二月六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使用了「聯繫」這個詞，並且解釋說，「提出政治和戰略環境的聯繫問題……（總統）……是想全面處理和平問題，而不僅僅是在軍事方面處理和平問題，和平是在各個方面受到挑戰的。」
然而，美國政治思想的實用主義傳統十分強大，以至這個聯繫概念在一九六九年遭到廣泛的責難。它被認為是一種怪誕的主意，一種無緣無故地推遲軍備控制談判的手法。它一直遭到非議責難，好像它反映了一個特殊政府的政策偏好。我們認為聯繫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外交家人為地在談判中把兩個分立的對象硬聯繫在一起，利用一個對像作為影響另一個的平衡手段。另一種是現實產生的，因為在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裡，主要大國的行動不可避免地是關連的，而且行動的後果是超出直接有關的問題和地區的範圍的。
新政府有時要借重於第一個意義下的聯繫；例如，當我們在解決越南戰爭問題上取得進展的時候，就得以在蘇聯利益有關的方面如中東、貿易或軍備限制等問題上有所進展作為某種條件。但是從更為重要的意義說來，聯繫是一個現實，而不是人們的決定。美國在世界上的一個地方如亞洲或非洲表現軟弱無能，那麼就不可避免地要損害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如中東的信譽。（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下這樣大的決心，使我們撤出越南不致成為一次潰退，而成為美國的戰略行動的原因。）我們在軍備控制談判中的態度，不能同這種談判所導致的軍事平衡分割開來，也不能和我們作為全球性的聯盟體系的主要軍事大國所要承擔的責任分割開來。由於同樣原因，在國際局勢越來越緊張的時候，軍備限制也幾乎肯定是繼續不下去的。總之，我們把聯繫看作是全面戰略和地緣政治觀點的同義語。不瞭解事物的相互聯繫就是破壞所有政策的連貫性。
然而，聯繫對美國人說來並不是一個習慣成自然的概念，他們傳統地把外交政策看成是插曲式的事。我們的官僚組織，是劃分成地區機構和職能機構的，而且，我們專業化的學術傳統也加重了分門隔戶的傾向。美國人的實用主義產生了把問題分隔開來考查的愛好，就問題解決問題，沒有時間感，沒有來龍去脈的觀念，沒有現實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的觀念。而且美國的法律傳統鼓勵嚴格注意「事實的本相」，不相信抽像。
然而，外交政策避不開整體概念結構的需要。在國內事務上，新方針由立法程序確定；開創一個新綱領的唯一途徑可能是引人注目的主動倡議。而在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倡議需要耐心艱苦的準備；成果要花長年累月的時間才能顯示出來。要獲得勝利就需要有歷史的眼光，要對超出我們控制的多種力量有所瞭解，要對事態發展的來龍去脈有廣闊的視野。考驗國內政策要看法律根據，而考驗外交政策，則看微妙的差別，交錯的關係。
外交事務中對決策者最困難的要求，就是確定輕重緩急。概念結構——它把事態「聯繫」起來——就是主要的手段。沒有聯繫就會恰恰導致行動自由的反面，決策者就被迫對狹隘的利益作出反應，在壓力下失去明確的方向。國務卿變成了他的地區機構的俘虜；總統則過分地為他的辦事機構所驅使。兩個人都有變成事態發展的俘虜的危險。
因此，聯繫是新政府的另一個嘗試，試圖使我們的外交政策不在管得過寬和孤立不管之間搖擺，而把它置於民族利益的堅定概念上。
公眾和國會的態度：春季風潮
尼克松當選的一個稀奇古怪的因素是，許多因為他激烈反共而反對他的人，卻把他的當選解釋成授權他在對蘇關係上來一個新的開端。人們以源源不竭的要求向改善對蘇關係迅速邁進的忠告來迎接尼克松政府。人們很快感到尼克松在這方面的欠缺，過於懷疑蘇聯的意圖，過於相信軍事力量，過於抵制緩和的需要了。
舉行「結識」性的最高級會談是一種主張；其目的是開始約翰遜政府曾準備過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是要改善個人關係。這就是許多人廣泛擁護的主張，其中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曾寫道：一種「有益的辦法——既是象徵性的又是實際的——就是要開始每年美國和蘇聯政府首腦舉行一次為時兩天的非正式工作討論性的會晤……會晤並不需要每次都有正式議程……其目的就是為兩個領先的核大國……的首腦提供定期的機會來個人交換意見，保持個人接觸」。[18]
於是開始出現了一股浪潮，敦促政府消除東西方貿易的障礙，並且利用擴大經濟關係的許諾來敲開政治對話的大門。兩個超級大國有著越來越互相補充的經濟利益，而這些利益又被認為可以消除政治不信任。傑出的蘇聯問題專家馬歇爾·舒爾曼說：「這些共同利益可能解決不了目前促使蘇美競爭的分歧，但是它們可能及時地使這些分歧看來不那麼重要。」[19]以阿瑟·戈德堡為主席並包括若干專家的聯合國協會專門小組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後不過五個月——發表了一個報告，要求把放寬對東西方貿易的限製作為一個「特別優先的問題」。國會也接受了這個要求。一九六八年參議院舉行了聽證會，後來又舉行了一系列關於擴大對蘇貿易的聽證會。
當然，軍備控制幾乎被普遍認為是一個突破的方面：首先因為有避免核大戰的共同利益，其次是因為一九六九年戰略力量的水平被認為大體相等。以卡爾·凱森（肯尼迪政府的副國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為主席並有許多拔尖的軍備控制學術專家參加的對外關係委員會，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向總統當選人遞交了一份報告，要求把及早達成限制戰略武器協議作為「當務之急」。它認為，難得的機會可能被錯過。要求美國單方面推遲部署反彈道導彈和多彈頭分導導彈，以便使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可能達成。上述聯合國協會還敦促「必須緊急地及早同蘇聯開始雙邊戰略導彈談判」。
在歐洲，出現了一種同美國對蘇政策保持某種距離的傾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捲入越南加深了這種傾向。戴高樂帶頭同蘇聯搞雙邊交易；他在一九六六年訪問莫斯科。英國兩黨的首相都曾在克里姆林宮戴著阿斯特拉罕羊羔皮帽亮相，來表示他們對和平負責。在西德，甚至在維利·勃蘭特一九六九年擔任總理之前，他在聯合政府擔任外長時就放鬆了德國早期對東歐的僵硬立場，同蘇聯直接會談。美國對蘇聯的姿態越嚴峻，就越讓盟國領導人情不自禁地要充當東西方之間「搭橋」的角色，使歐洲領導人不得不向他們的公眾保證，他們不會讓美國的粗暴導致一場世界大戰。盟國都認為，對相互裁軍和蘇聯曠日持久的歐洲安全會議的建議表示興趣，是謹慎精明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區別的緩和」發展的前途是現實的；蘇聯能在歐洲玩弄這種態度，而在與我們有關的全球問題上保持不妥協，從而在我們和我們的盟友之間打上楔子。
在整個西方，包括美國和歐洲，占壓倒優勢的潮流是恢復對緩和的積極追求，而不允許侵入捷克來破壞它。約翰遜總統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後僅三個星期，即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對布奈布裡思反誹謗聯盟（猶太人組織）發表演說時宣稱：「我們希望——我們要努力——使這個挫折成為一個暫時的挫折。」奇怪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後，被要求表現誠意的反倒是美國。《華盛頓明星報》在三月九日的一篇社論結尾處總結說：「如果說有一個緩和時期，那麼這就是緩和時期了。」到底有什麼具體事實證實這種確定不移的希望和迫切的意識，也是不清楚的。正是在這種氣氛下，蘇聯選擇在宣誓就職日提出要求立即開始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即所謂SALT）。
總統不願意憑感情衝動行事。他決心讓蘇聯領導人瞭解，我們不會進行只是簡單地製造較好氣氛的談判，不會進行沒有準備、看不到真正成就的最高級會晤；不會接受由蘇聯來決定會議議程的程序。我也抱有這樣的見解。我們需要時間來決定我們的目標，制定我們的戰略，並且判定蘇聯對我們認為是關鍵性問題的態度。我們並不認為機會就像那些要求立即談判的人所說的那樣稍縱即逝，也不認為蘇聯領導人會那樣容易激怒地作出反應。事實上我們認為，毫無準備地去參加談判，讓蘇聯領導人相信我們是可以被宣傳壓倒的，那才是毀掉談判的妙方呢。
事實上，我們是很願意參加那種也許規模空前、旨在解決根本問題的談判的。但是，我們要這些談判反映深思熟慮的戰略，而不是對蘇聯策略的反應；我們認為，創造一種正確的雙方鼓勵的平衡是必不可少的。二月六日我在向報界作背景介紹的時候，強調了聯繫的重要性。我說：「我們要求的……是要有某種願意降低政治緊張局勢程度的跡象；要有某種不是停留在言詞上而是同時要有削減軍備競賽的表示，減少政治領域的衝突的意圖。」具體地說，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像我們的前任們那樣，忽視蘇聯在越南戰爭中的作用。同時我們也不會不設法利用蘇聯的擔心（如對中國的擔心）來把它推向更廣泛的和解的政策。
但是公眾和國會的情緒是絕然不同的。聯繫的概念和總統對蘇戰略一旦變得明顯之後，批評的炮火排空而來，這對一個總統任期的蜜月期來說是很不尋常的。《華盛頓郵報》在總統就職的第二天發表社論說：「導彈會談顯然能在尼克松先生方便的時候開始。」「他們給他提供了一個直接的機會，他的第一個機會，來實現他表述過的信念：即東西方關係『對抗的時代』已讓位於『談判的時代』……他派給了自己一個最高角色，『和平締造者』的角色，究竟扮演得如何，現在考驗降臨到他身上了。」《時代》雜誌在總統就職後的一期（一月三十一日）提出了早日取得進展的期望：「俄國人選擇了尼克松就職日來刺激美國——而且向全世界強調，下一步該華盛頓走了……華盛頓的某些外交人士和裁軍專家相信，尼克松和羅傑斯已經得出結論，會談就要開始——而且會談可能就在兩個月到四個月之內開始舉行。」
但是，有益的忠告就此傳開了，如果要抓住這個機會的話，開始會談就不能有先決條件或聯繫。《紐約時報》在二月十八日發表社論說，「總統曾表示，」
他要把過去十多年的美國政策翻過來，要把擬議中的蘇美關於戰略武器控制的談判同那些政治上的問題聯繫起來。但是再也沒有什麼比這一著更使北約組織的盟友擔心的了……看來他心裡所想的那種同蘇聯的全面談判，涉及許多東西方問題。正當尼克松先生設法贏得西歐國家信任的時候，這無疑將引起大多數西歐國家的疑慮。而且，東西方的政治問題，如中東、越南和德國問題，是難於解決的，而解決戰略武器的問題，則時機成熟了。
（在幾個月內，我們的盟友恰恰是因為看到沒有把這些問題聯繫起來的前景而擔心。）《華盛頓郵報》在四月五日用同樣的論點來加重份量：
尼克松總統不要無所事事，馬上著手同俄國人進行導彈談判吧。讓新總統聽取匯報和決定自己策略的寬限期已經過了。而尼克松政府還在瞎忙乎……呃，更待何時？俄國人已經準備好幾乎一年了。
在談到聯繫時說：
現實太錯綜複雜，不容許任何總統相信他能把這麼多不同的鴨子趕成一行。軍備限制有其完全區別於政治問題情況的價值和迫切性。
而且，整個東西方關係的歷史都告誡人們不要搞聯繫。
《商業週刊》三月二十二日寫道：開始會談「比任何時候都迫切了」。斯克利浦斯-霍華德報系的R·H·沙克福德二月十九日寫道：「尼克松政府正裹足不前。」《紐約郵報》在三月二十七日要求政府「不要支吾拖延」。
重要的參議員和社會名流也唱同樣的調子；我們的前任們最多只給我們幾個星期的寬限期。愛達荷州參議員弗蘭克·丘奇二月四日在參議院講台上警告說，我們必須站出來解救克里姆林宮的「鴿派」：「如果尼克松總統聽信美國那些反對馬上進行限制導彈會談的人的話，那麼蘇聯政府內要求導彈會談的那些人的地位和信譽就要受到損害，也許被損害到無法補救的程度。」田納西州參議員艾伯特·戈爾在三月初在他的裁軍小組委員會聽證會一開始就宣稱：「可能我們得到了一個制止另一次核軍備競賽的逐步升級的無與倫比的機會。」前國防部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兩個月前還提出過一個包括反彈道導彈和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火箭的國防預算，在三月中旬發表了一個要求凍結他本人建議的計劃的演說，他說：「鐵一般的事實證明，我們可能再也無法期待找到比我們現在所處的更有利的地位來參加凍結戰略核軍備談判了。一年以後，或半年以後，技術的發展就可能大大地使任何軍備限制協議比今天更難於產生和執行。」[20]
這些見解在官僚機構內部得到了共鳴。外交官員總是贊成談判的；談判是外交職業的命脈。國務院裡的蘇聯事務吸引了我們某些傑出的外交官，如盧埃林·湯普森、查爾斯·波倫、喬治·凱南等人。他們的專長是受到一些賞識的。在那單是承認蘇聯（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一直沒有做到）就似乎是美國外交的極限的時代，他們就設法保持對對蘇關係的興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凡是蘇聯的東西無批判地一概拒絕變成了凡是蘇聯的東西無區別地一律接受，這時，他們大吃一驚。在那個時期，他們對蘇聯社會的動力寫了一些有預見性的分析。喬治·凱南比我們歷史上任何外交官員都更接近於左右他那一代的外交主張。也許畢生的時間搞專業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感情成分來研究蘇美關係。這幾十年中交往實際上是中斷了，這部分由於我們處理問題的嚴峻態度，但主要是由於斯大林手下的蘇聯領導的偏執狂，這些外交官員受到些限制；但是他們從斯大林死後的週期性的和平攻勢中，終於看到了實現畢生願望的開端。
在我們上任的時候，盧埃林·湯普森，特別是，他當時是國務院蘇聯事務高級顧問，要求迅速接受蘇聯的提議，免得克里姆林宮裡的力量平衡轉向強硬路線。這並沒有阻止尼克松一月二十五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強調他決心從白宮控制對蘇談判的勢頭。這也沒有影響總統利用每一個機會強調，在摸清蘇聯在政治問題特別是越南問題上願否合作之前，他不願給自己規定限制軍備談判的具體日期。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程序——一般認為由我進行獨斷控制——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產生一致的態度和確定的政策。那個月晚些時候，我要求研究一下「關於美蘇關係的性質……就其最廣義而言」，可供選擇的辦法和見解。結果，就產生了國務院準備的綜合選擇意見書，按格式很快就達到了標準，它把唯一可行的選擇打了括弧。即在兩個明顯的假設性關係，即敵對關係和全面和解關係之間，選擇「有限敵對的關係」。甚至「有限敵對的關係」的定義的措辭也得容許每一個機構毫無障礙地各取所需。主要問題是總統根本拒絕讓他的顧問們直接面對中心問題。從來沒有一次會上問題經過討論得到解決，因為尼克松要避免同他的國務卿當面對立。反之，尼克松二月四日給羅傑斯、萊爾德和赫爾姆斯——但實際上是給羅傑斯——一封信，重申聯繫是官方的政策：
我相信，我們公開和私下談論蘇聯時，或公開和私下同蘇聯交談時，調子都應該是平靜、有禮和非爭論性的……
我相信，可行的解決問題的基礎，是互相承認我們的切身利益。我們必須承認蘇聯有它自己的利益；在當前情況下，在確定我們利益的時候，我們不能不考慮到蘇聯的利益。我們應當使蘇聯領導不懷疑，我們希望他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過去，我們常常試圖在一陣熱情衝動中依靠個人外交解決問題，但是充滿各種會議的「精神」缺乏堅實的互利的基礎，因此，每次最高級會談之後不到一年就來一次危機。
我相信，重大問題在根本上都是相互關聯的。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在一個問題或另一問題的具體因素之間，或在我們可能選擇採取的策略步驟之間，硬建立人為的聯繫。但是我確信，一個地方的危機或對抗，同另一個地方的真實合作，是不可能長期並存的。我承認，前任政府的看法是，當我們認識到我們與蘇聯在某個問題上有相互利益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謀求達成協議，並且應該試圖盡可能把它同別處此伏彼起的衝突分隔開來。這在許多雙邊和實際問題上，如文化交流、科學交流之類的問題上，是挺不錯的。但是，在當代的關鍵問題上，我相信，我們必須謀求在廣泛的問題上取得進展，至少要明確我們已在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之間看到某種關係。我相信，應該讓蘇聯領導人瞭解，他們不能指望，當他們在一個地區謀求緊張或對抗的利益的時候，還能夠在另一個地區取得合作的利益。這樣一種過程，就包含著蘇聯人利用軍備談判作為他們在別的地方不妥協的安全閥的危險……
……我願談談在我心目中，作為直接和廣泛利益的例子——擬議中的戰略武器談判。我相信，我們決定何時和如何進行談判，並不完全以我們對純粹的軍事和技術問題的研究為轉移，儘管這些研究是極端重要的。這種決定還要考慮主要的政治背景，特別是要考慮穩定爆炸性的中東局勢的進展，考慮巴黎（關於越南問題的）談判。我相信，我應該保留保證做到下一點的自由：就是要保證，在我們能控制的範圍內，使同蘇聯就戰略武器進行會談的時間，是最令人滿意的。事實上，這可能意味著把它推遲到我們對技術考察所需的時間之後。的確，這就意味著，我們應該——至少在我們公開表明立場時——不排除可能根本談不起來的選擇。
這封信只是說了尼克松事實上已經執行了的事（只不過他在執行中有許多迂迴曲折罷了）。但是由於這封信被猜測是——猜得非常正確——我和我的班子所起草的，它被當作反映了總統顧問的惡意影響而不予置理。國務院最急切地要求單方面放寬東西方的貿易；要求我們介入中東衝突，其方式只會擴大而不會縮小蘇聯的影響；特別是要求盡早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任何與此相反的白宮的指示，不是被完全置之不理，就是被盡可能地任意解釋。（在這種情況下，這封信因為是給內閣部長的一封私人信，無疑就從未到達官僚機構。）
儘管總統似乎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地申明他相信聯繫的概念，而且還沒有承擔義務要無條件地開始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三月十九日，我們的裁軍談判代表傑勒德·C·史密斯卻在日內瓦向他的蘇聯對手阿列克謝·羅申說，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開始「不要被某種一攬子公式糾纏住，不要被具體國際問題的解決糾纏住」。三月二十七日，國務卿羅傑斯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說：「我們希望這種會談能在幾個月內開始……我們已經同蘇聯達成協議，我們很快就舉行這些會談。」羅傑斯四月七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覆是否有什麼東西阻礙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時說：「沒有，沒有什麼障礙。會談可能很快推進。我們現在正在進行準備。我們預期會談將在暮春或初夏開始。」國務院為總統起草的四月十日向北大西洋理事會的一篇演說中讓總統宣佈：「我今天已經訓令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告訴蘇聯政府，我們樂意在四月……在日內瓦開始會談，」讓總統填寫一個日期，而這是總統五星期前明確拒絕的主張。國務院的策略非常明顯：就是說，他們認為總統不恰當地受到了我的影響，要設法通過演說起草人繞過我。
那年春天，官僚機構一天天地砍削總統宣佈的政策，助長軍備會談的期望。四月十八日的《紐約時報》說，據報道，「官員們」主張，同蘇聯達成軍備協議「是尼克松外交政策的壓倒一切的目標」。四月二十二日《時代》週刊引述「美國外交官員」的話猜測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在七月舉行。五月四日，盧埃林·湯普森對多勃雷寧說，羅傑斯希望在他五月十二日訪問亞洲之前同多勃雷寧討論日期和地點。五月八日羅傑斯對多勃雷寧說，他希望在他從亞洲回來後馬上能討論日期、地點和方式，指出「初夏」作目標。同日，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雅各布·比姆會見蘇聯副外長瓦西裡·V·庫茲涅佐夫，根據羅傑斯的指示重複了六月或七月這個目標日期。庫茲涅佐夫說，蘇聯人已準備好了。五月十三日，查默斯·羅伯茨在《華盛頓郵報》上引述政府人士的話說，羅傑斯將在五月二十九日會見多勃雷寧，確定日期；據報道，蘇聯人重申他們準備好了。五月十四日合眾國際社自日內瓦報道，美國準備在七月初開始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五月十四日，英國政府向國務院請教如何公開評論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人們已使他們相信會談已迫在眉睫。其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友也得到同樣印象紛紛前來請教。五月十六日在華盛頓，傑勒德·史密斯給西德大使羅爾夫·保羅斯介紹了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問題，推測可能著手談判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和反彈道導彈問題，而且可能「在夏季」開始。
這些先發制人的議論和日積月累的壓力，並不是國務卿和總統之間明顯觀點分歧的結果。它們是一系列策略上一天天擺脫白宮政策的偏向。它們要得出結論。他們幹的，就是要把我們想根據精心制定的戰略積累起來的財富一股腦兒花費掉。蘇聯人是急於要舉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我們則想把蘇聯人拽到如越南之類的其他問題上。那頭一年春天短短的時間裡，白宮和國務院明顯的分歧給了蘇聯以在我們政府內部耍花招的機會，他們處心積慮地慫恿國務院、輿論界和國會，向白宮施加壓力。
官僚機構的不守紀律行為所造成的越來越大的影響，再加上輿論界和國會的壓力，我們不得不放棄我們想把開始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作為其他談判的一個平衡槓桿的意圖。六月十一日我們授權羅傑斯通知蘇聯人，我們準備開始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後來由於蘇聯的作梗，四個月之後才會晤。
但是官僚機構的勝利是皮洛士的勝利[21]。在開始談判的日期問題上屈服之後，尼克松在我的支持下越來越把談判的事務轉移到白宮手裡。本來他主張保密就多少已經使他傾向於這樣做，而官僚機構的不守紀律加速了這一進程。蘇聯領導人很快就知道，總統一方面可能不情願拂逆他的國務卿，另一方面，當他可能早晚要在策略上後退的時候，尼克松是不想在我們外交政策作根本決定的問題上聽從別人的意見的。一旦蘇聯人瞭解到，實際執行的決定是總統的決定的時候，多勃雷寧大使和白宮之間的直接接觸就開展起來了。美蘇通稱的「渠道」出現了。
渠道
二月十四日我同那位蘇聯特命全權大使在他套間裡的相逢，是後來持續了八年的一系列密切交往的第一次。越來越多，美蘇關係中最敏感的事務都在多勃雷寧和我之間處理了。我們幾乎毫無變化地在白宮的籌劃室會面，這是外交人員入口旁邊的一個令人愉快的廳室，花園裡的杜鵑花叢遮住了它的視野。弗蘭克林·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用它作為他的籌劃室——它因此而得名。
多勃雷寧和我開始就幾乎所有的主要問題進行預備性談判，他代表政治局，我作為尼克松的密友。我們總是非正式地澄清我們政府的基本目的，而當我們的會談產生了達成具體協議的希望時，問題就轉到正常外交渠道。如果正式談判遇到了僵局，這條個人談判渠道又會重開。我們制訂了一些程序來避免那種只能以力量較量才能解決的僵局。經總統批准，我有時以我自己的看法的方式概述我們的觀點，說是我正在「想到就說」。多勃雷寧於是在同樣不承擔義務的基礎上給我以克里姆林宮的反應。有時程序顛倒過來。由於對方有不利反應，雙方就都不正式提問題。但是至少防止了由於疏忽而導致的對抗。這是一條偵察地形、避免重大僵局的途徑。
多勃雷寧令人欽佩地適於擔任這一微妙角色。當今大使參加談判授權都是很有限的。從國內打來的電話電報可以給他們詳細指示；一個鐘頭內也可以改變。但是如果說噴氣機時代的大使們已成了外交信使的話，他們卻像政治翻譯一樣處於關鍵地位——而且在出現緊急狀態之前更是這樣。國內官員們花費大量的時間辦理繁重麻煩的官僚事務，以至對別國的首都和領導人的複雜性是很少覺察的——的確，比起以往的時代說，簡直少得多。在以往的時代，世界上重要的外交官員都來自類似的背景並且在同樣的文化圈子裡交往。而現在，一個人置身於現場，按准當地政治生活的脈搏，而又不鑽牛角尖，迷失方向，這樣的人的洞察力是什麼都不能代替的。而在危機時刻，有關生死問題的判斷往往要以對難以捉摸的事物的敏銳瞭解為轉移，那時他的作用就是關鍵性的了。
這對蘇聯大使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難題。他們是一個提倡紀律性反對主動性的官僚機構的產物，是一個對外國人持有傳統的懷疑態度的社會的產物，是一個以斷然的一意孤行來掩蓋其隱藏著的惶恐不安的心情的民族的產物。與某些蘇聯外交官在一起，人們就往往有不放心的感覺，怕他們以迎合他們身在遠方而隨時警惕著的上司的先入之見的方式進行匯報，因為這樣他們才能十分容易地避免判斷失當的指責。大多數蘇聯外交官的確是嚴格墨守正式立場的，因為他們不表現出主動性，就不會在莫斯科被指責為作了不必要的妥協。他們背誦政治標準答案，因為他們不能賭運氣去向意識形態的正統性挑戰。除了最正規的措辭以外，他們很少用任何措辭來解釋他們採取的立場的理由，因為他們不願冒因主張不當而被責備的風險，也不願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暗示哪些蘇聯的目的可以談判。
多勃雷寧沒有染上這些職業性的弊病。他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典型產物。他生於一個有十二個孩子的家庭，他是他家庭中的第一個大學生，他是從他這麼能幹地代表的那個制度得到了好處的。他曾被訓練成一個電氣工程師，戰爭期間才調到外交部。不論他的靈活性是由於他主攻的學科受到令人壓抑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少，還是由於他的天性所致，他是我所認識的少數能夠瞭解別人心理的蘇聯外交官之一。他溫文爾雅，不僅按蘇聯的標準——這種標準對於笨拙的舉止不太計較——而且按任何標準衡量，他的舉止都算得上文雅的。他懂得如何用巧妙地符合美國人先入之見的方式來同美國人談話。他特別善於激起美國人的深疚，所用的辦法就是堅定不移而又態度和藹地向人們灌輸一種任何僵局都是我們的過錯造成的印象。
我從未忘記，多勃雷寧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我從不幻想他那隨和的態度反映了對我或對西方的傾心。我毫不懷疑，如果他的國家利益需要，他可以跟其他任何共產黨領導人一樣冷酷無情和口是心非。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即他的效率是依靠他反映他政府政策的技巧而達到的，而不是依靠他的個人抉擇而達到的。但是，我認為他對蘇聯路線的毫無疑問的支持是他的長處，而不是他的缺點。因為這使我們能精確地衡量他的主子的政策，並扶持他本人在國內的影響。我們的目的充其量不過是希望他對美國景象非常瞭解。他偶爾也向我談談他個人對美國政局的分析；毫無例外，這些分析都是尖銳的，而且甚至是明智的。這使我有了一些信心，相信克里姆林宮對於我們這裡的情況有深刻的認識。正確的瞭解不見得能保證莫斯科選擇我們所要的反應；但是它可減少嚴重估計錯誤的前景。
一般蘇聯外交官都愛搞點欺騙性小動作來向上級顯示他的警惕性。多勃雷寧沒有這種傾向。他懂得，可靠的信譽在外交政策中是一筆重要資產。多勃雷寧機敏而又訓練有素，態度溫和而行動謹慎，他以爐火純青的技巧往來於華盛頓的上層社會。他在大使所能及的範圍內的個人作用，幾乎肯定地說是有利於美蘇關係的。如果有朝一日我們時代所要求的真正的緊張和危險的緩和到來的話，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將是有一份主要貢獻的。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們剛剛才開一個頭。每一方都還在試圖摸點對方的底。多勃雷寧會見總統的要求使尼克松面臨一個程序問題和一個實質問題。在程序上說，尼克松想把對蘇談判控制在自己手裡；他認為，這就要求排除羅傑斯，羅傑斯可能過於迫切，他對能夠取得的任何進展都要讚許。在實質上，尼克松想按自己的步伐開始採用聯繫的辦法。尼克松企圖用他慣用的方式解決羅傑斯問題，讓霍爾德曼擔責任（無疑霍爾德曼轉到我身上）。霍爾德曼建議最好羅傑斯不參加會見。羅傑斯的參加會傳佈一種同我們的戰略相違背的緊急感；它可能導致一種不恰當的樂觀情緒。羅傑斯卻不習慣老朋友的這種要求，抵制這種周密考慮；那個週末大部分時間就花在拒絕掉羅傑斯的要求上——他的要求從根本說來是不無道理的——國務卿要參加新總統和蘇聯大使的第一次會晤。
但是，這種問題，只要尼克松能找到什麼人肯賣力干，他就不會罷手。羅傑斯沒有參加上會晤。為了應付門面，當時國務院蘇聯司司長（後來是第一流的駐莫斯科大使）馬爾科姆·圖恩應邀參加。但是，甚至這一點也失去了意義，因為在會晤末了尼克松要圖恩和我退出，然後私下對多勃雷寧說，特別敏感的問題應該先跟我談。
渠道就這樣正式確定了。
尼克松在會見多勃雷寧之前，要我寫份備忘錄，概述多勃雷寧可能提出的問題，他的目的以及我願建議採取的總的態度。我的答案是，預計多勃雷寧談判的線索可能是：向我們保證蘇聯準備開始談判，特別是關於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表示擔心我們不充分響應蘇聯自一月二十日以來的和解姿態；暗示我們不該錯過有利的機會；並且要建立總統和俄國領導人之間的直接渠道。我建議，如果多勃雷寧帶來蘇聯領導的信件，總統要對具體建議表示歡迎，但不要讓蘇聯人沒有實質表示的含餬口惠迫使我們加快步伐。我們必須堅持，進展要靠具體解決問題，不靠個人外交。任何最高級會談都必須在精心的準備之後才能舉行。就具體問題說，意思是，如果因西德聯邦總統選舉而干擾柏林通道問題長期拖延不決，那麼就會終止談判的一切希望；在中東，各方都要運用影響來達到克制和靈活的外交；我們決心停止越南戰爭，而且我們同蘇聯的全面關係如何，要以蘇聯能否幫助解決那個衝突為轉移。我還加上了一個讓人捉摸的方案，即如果蘇聯的支持不能兌現的話，「我們並不排除讓另外有利益關係的人來參與取得進展……」這是暗指中國人——雖然對於精明的多勃雷寧說，這是清清楚楚的。
按他的老習慣，尼克松在我的備忘錄上那些對他有用的字句下仔細地劃了線。他記下了強調我們對柏林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所承擔的義務的段落。他在中東問題和越南問題的那些段落的幾乎每一句話下都劃了線；他記下了談到中國的部分。
在會見外國領導人時，尼克松事先精心準備好意見，他是個非常典型的照本宣科的人；他也懂得外國人的心理，比懂得大部分美國人的心理還多——也許他認為他們少帶些威脅性吧。但是談判中彼此交換意見使他感到緊張；他不喜歡那種不是預先精心安排好的個人見面；他很不喜歡直率地堅持他的觀點。他對小事情很不耐煩，不願面對曠日持久的僵持局面，而這種局面往往是取得解決的手法。雖然尼克松擅長作概念上的討論，但是他過於自豪，不願向來訪者承認他甚至需要借助於一份備忘錄。正如上面指出的，他進行外交會晤時，總把那些為他準備好的談話要點記在心裡——公道地說，這些要點是按他自己的看法起草的，如果我們事先討論過的話。
尼克松對個人之間的談判的反感，對一個總統來說，不是一個弱點而是一個長處。我們外交史上某些災難就是由一些把自己幻想成談判家的總統造成的。照例，橢圓形辦公室所要求的那一套，是沒有談判所需要的堅持到底和鉅細留神的精神的。不但如此，當總統成了談判者的時候，外交就沒有什麼後路了。讓步總是免不了要丟面子的。僵局得賭上經手人的個人威信，犯錯誤時得要承認錯誤。因為政府首腦不服幾帖自尊心的保健藥就不會幹這一套營生，談判就可能很快從棘手變成對抗。而談判在較低級進行——甚至國務卿與總統相對而言也是較低級——就可能讓政府首腦在關鍵時刻才干預；調整起來代價就小得多。到政府首腦出場的時候，協議的文本都該已經解決了——我所服務過的一些總統多數時候都是這樣的——儘管還有一兩點可能留下，以證明對要點的干預決定了問題。當然，總統們是對制定全面戰略負責的。他們必須作關鍵性的決定；他們必須對此負責；不管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得到別人多少協助，他們應為此得到充分的信賴。而當他們試圖在策略上執行他們的戰略的時候，那他們就會導致災難了。尼克松從不幹這種錯事。
多勃雷寧和尼克松的第一次會晤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進行。多勃雷寧那時流感已痊癒，他走進橢圓形辦公室，被介紹給總統，他大部分沿著前幾天與我談話的線索闡述他的領導的觀點。他暗示了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可能性；他不反對把問題聯繫起來；相反，他聲稱，蘇聯願意同時談判許多問題。他說，蘇聯準備運用它的影響尋求中東問題的解決。而且他詢問我們什麼時候能準備好進行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
尼克松採取了他激動時採取的謹慎態度，他答覆說，最高級會談需要仔細準備。他強調超級大國在全球基礎上表現克制的重要性；他堅持必須緩和中東問題和越南問題。他說，軍備談判也需要仔細準備，凍結武器並不能保證和平，除非同時有政治上的克制。他強調我們對柏林地位的重視，多勃雷寧在談這一問題時答應蘇聯將盡力使局勢平靜下來。
由於尼克松對個人會晤感覺煩躁不安的特點，那天他四次叫我進他的辦公室，以確保他幹得很出色。他認為出現了激烈的對抗，而我的印象幾乎相反——會晤有和解的趨向。或者說，至少這是兩位高手下棋開局時人們預期達到的局面。雙方下的棋著都保留了盡可能多的選擇餘地，雙方都保護自己預防對方意外的高著。我可以憑良心對尼克松說，他幹得不能再好了。
第二天早晨，二月十八日，我給尼克松送去了一個回顧第一次會晤的備忘錄。我的結論是：
我認為，當前蘇聯的和解方針和對談判表現的興趣，特別是在軍備控制以及中東問題上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對本屆政府的計劃捉摸不定。他們顯然擔心你可能要執行新的武器計劃，這會迫使莫斯科作出新的耗資巨大的決定；他們希望，早日談判至少會抵消華盛頓的這種趨勢。（我不相信克里姆林宮在這一點上會有很大分歧，雖然在同我們達成協議的具體條款上很可能有較大分歧。）總之，我認為，在這對我們的意圖捉摸不定的時刻（蘇聯人認為是我們這裡「理智的」力量和「冒險的」力量之間正在較量的時刻），莫斯科想纏住我們。有人說，不管動機如何，我們不該讓這蘇聯人感興趣的時機輕輕放過，否則莫斯科又會擺回到完全敵對的道路上去。我本人的看法是，我們應該設法利用蘇聯的這種興趣（我認為這種興趣來自於擔心），來引導他們處理緊張局勢，特別是中東以及越南緊張局勢的真實根源。這一辦法也要求我們在柏林問題上保持堅定態度。
要估計蘇聯人究竟要幹什麼還為時過早。多勃雷寧只是在蘇聯領導人暗示準備就廣泛的問題進行談判的意義上同意聯繫的概念；他們並不同意讓一個談判取得成果作為另一個談判取得進展的條件。多勃雷寧溫和地同意越南和平問題上的進展有助於全面關係的改善；但是這一公式也同以「反聯繫」來訛詐我們的企圖相一致。蘇聯願意在中東問題上提供幫助的建議，實際上不過意味著——事實上證明是意味著——他們準備支持他們的阿拉伯朋友。
正如後來所證明的，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我們同蘇聯人之間的僵局沒有突破。一九六九年沒完沒了的來往變成了一九七年持續整年的一系列對抗。在我一九六九年同多勃雷寧的每月會晤中我有將近十次想謀求蘇聯合作來幫助結束越南戰爭。多勃雷寧總是迴避。他不承認蘇聯有興趣繼續這場戰爭；他警告（極溫和地回顧說）戰爭不要升級；可他從不提出結束戰爭的具體建議。
總統的日子也不好過。三月二十六日，尼克松按照二月十七日他同多勃雷寧談話的路子給阿列克謝·柯西金寫了一封信（蘇共中央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一年年中以前在外交政策方面還沒有擔任明顯的公開的角色）。柯西金在五月二十七日覆信中除了標準的蘇聯立場外沒有什麼新東西。他覆信的主要新特點是，也許美國國內對我們的聯繫概念的批評使他壯了膽，他現在公開猛烈地對這個概念表示異議。柯西金說，「考慮到這些問題中每一個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哪怕是要想多少把它們相互聯在一起，都幾乎是不合算的。」我們決定不在這個問題上爭論；我們只想繼續實行我們的辦法。
五月十四日，給多勃雷寧送去了總統關於越南問題演說的預發稿。按事先作好的安排，當我和多勃雷寧會見的時候，尼克松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們兩人到林肯廳，對多勃雷寧強調他要結束戰爭的決心。蘇聯沒有反應。對我們提出的派出由賽勒斯·萬斯率領的越南和平使團的建議，蘇聯也沒有反應[22]。部分的原因是，蘇聯抵制尼克松預定在八月對羅馬尼亞的訪問。尼克松的目的是要提醒莫斯科，我們對東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選擇的自由，對這一點，羅馬尼亞有時是支持的。那年秋天，我們拒絕邀請安德烈·葛羅米柯到華盛頓來同總統一起進行形勢探討。而在這之前，葛羅米柯每年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時候，應邀到華盛頓作這種探討幾乎已成慣例了。我們暗示，如果要求約見的話，總統願意接見蘇聯外長。這一點，蘇聯人也不幹。
蘇聯在一九六九年的行動也是一樣，這使人毫不懷疑，他們基本上是重形式勝於重實質。直到四月，正如前面說過的，一系列未經白宮授權而發展的較低級別的公開聲明和洩密，已經造成一種非在「暮春或初夏」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不可的架勢。在六月十一日白宮授權通知蘇聯人我們準備開始談判時，我們的官員們滿有信心地推測，在幾周或更短的時間內就會得到答覆。而事實上，蘇聯過了四個多月沒有答覆。理由幾乎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們要等到參議院關於反彈道導彈的辯論結束，以免破壞那些批評我們的人的論據，那些人認為，我們的反彈道導彈計劃與軍備控制談判是不相容的。
不管理由是什麼，一直拖到十月二十日多勃雷寧才拜會總統，通知他蘇聯願意確定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日期。多勃雷寧利用這個機會抱怨總的美蘇關係進展緩慢。尼克松答道，蘇聯有一切權利作出它自己的決定，但是總的進展要看蘇聯對越南問題的態度。為了把問題說徹底，我在第二天把他同總統談話記錄中有關越南問題的部分作為備忘錄交給了他；我故意把某些點說得尖銳些供莫斯科去研究。多勃雷寧在同尼克松會晤時是從來不作記錄的，但他發現了差異的地方，並且問我他該用哪一個文本當作正式記錄送給莫斯科。我對他說，用書面文本。
我們沒有在歐洲安全問題上取得進展，特別是在柏林問題上也無進展。東德通過干擾通道對西柏林的聯邦總統選舉表示抗議，引發了一個小小的危機，儘管過去三次選舉都平安無事地過去了。二月二十二日，尼克松在他第一次訪問歐洲的前夕，下令加緊美國對西柏林的軍事運輸。他是在國務院的反對下這樣幹的。由於多勃雷寧二月十七日向尼克松許諾蘇聯要保持局勢平靜，才算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三月五日，聯邦選舉在國會大廈順利舉行，沒有發生危機，干擾也停止了。當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在秘密訪問中同中國總理周恩來會見時，周恩來提出了他自己對這些事件的解釋。他認為，在西德議員們暢通無阻地去到柏林的時候，蘇聯蓄意製造了一九六九年三月同中國的邊界衝突，以轉移視線。周恩來認為，那次邊界衝突是蘇聯人製造出來以「逃避他們在柏林問題上的責任的」[23]。
無論如何，尼克松總統還是在他第一次歐洲之行中，於二月二十七日在西柏林西門子工廠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柏林問題談判的公開建議。在重申我們保衛這座城市的決心之後，他表示希望柏林問題可以變成「談判……和解」的對象，以取代威脅和強制。總統三月二十六日給柯西金的信裡也提出了討論柏林問題的建議。在四月華盛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上，聯邦共和國敦促三個對柏林負責的西方盟國——法國、英國和美國——就柏林問題同蘇聯人進行交涉。為此盟國協商了整整一個夏天。葛羅米柯七月十日公開宣佈，蘇聯願意「就目前和未來如何能防止西柏林的糾紛來交換意見」。西德總理庫爾特·基辛格顯然瞭解緊張局勢的緩和對定於九月進行的德國選舉的好處，他敦促盡快接受這個表態。八月七日，西方盟國表示願意開始會談。蘇聯人一直拖到九月間——就是說恰恰在德國選舉之時——才給予了一個規避性答覆。在這以前除了重複葛羅米柯的一般性詞句和強調（西方國家誰都不承認的）東德政權的主權之外，什麼也沒有干。蘇聯人避開就改善通道進行談判的義務，而建議就抑制西德在柏林的活動進行談判。
在我看來，正如我交給總統的備忘錄中所說的，蘇聯的答覆「實際上沒有實質上的前進」。蘇聯人又一次表現出的是，謀求開始另一重大問題談判的氣氛上的好處，而不表示他們準備取得實質性進展。我的結論是：「他們顯然不急，我看不出我們要急的理由，特別是因為如果硬要談判的話，就有迫使蘇聯人直接重申他們嚴格支持東德『主權』的危險。」
蘇聯領導人打算安排的關於柏林的談判是同美國的雙邊談判。柯西金在他五月二十七日的信中接過了總統關於討論這個問題的提議，多勃雷寧在十月二十日同尼克松談話時就提出了正式的建議。如果蘇聯不願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討論改善通道問題，我建議我們就抵制雙邊談判的設想。蘇聯人只會利用這些會談來煽動我們盟國之間的懷疑。我建議，我們當前要極力堅持這個問題只能在例行的四強會議中來討論。
在中東問題上，蘇聯人採取了類似的策略。他們又一次以緊急要求會談開始。而當會談開始的時候，正如第十章要談到的，蘇聯人又抱著標準的、激進的阿拉伯立場不放，而他們一定知道這種立場是不能談判的。幾個月中，他們告訴我們說，在美國澄清其對邊界的立場之前，蘇聯不能要求它的依附者讓步；最後我們在十月二十八日澄清了我們的立場，實質上接受了一九六七年的邊界。可是，兩個月沒有得到蘇聯的回答；等收到回答的時候，卻什麼也沒有提出。就蘇聯人而論，一九六九年，是逃避具體問題的一年。
但是，如果說蘇聯人拖拖拉拉的話，美國人則在幾乎所有的領域一個勁兒地加緊談判。
為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作準備
一九六九年三月初，傑勒德·C·史密斯大使被任命為我們參加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首席談判官兼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署長。雖然他和我常常意見不一致，我還是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任命。史密斯富於獻身精神、不屈不撓、精明強幹，他是那些曾在多屆政府中任職、體現公職理想的能幹的行政官之一。由於他偶爾現出的沉悶的姿態，很容易使人小看了他。但是他懂得在華盛頓該如何應付，他對官場那一套並不是新手。從他並沒有自己的權勢基礎來看，他能發出的壓力是使人吃驚的。他起草指示很快，他起草時能使他名義上的上級對他獨立判斷力的影響縮小到最小程度，同樣，在解釋他所不同意的指示而使指示適合他的想法方面，他也是不無技巧的。此外，他總是愉快而體面的，為一個美好的事業奮鬥的戰士。那個美好的事業就是軍備限制；賦與他的機關的任務，就是要在我們的政府中保持裁軍這個目標不讓它無聲無息；他以百折不撓的毅力從事這項工作。
我在前面已描述過那種迫使政府提出一個召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日期的壓力，以及蘇聯人如何與這些施加壓力的人的願望相反，過了四個月還沒有反應。幸而這倒反而給了我們更多的準備時間，使我們在談判終於開始後能夠在談判中保持前後一致。
三月六日，我發了一個指示，徵求人們對美國在談判中應採取什麼立場提出意見。這個調查得到的大部分答覆都是攻擊。二、三等的官員都是前政府的留用人員。他們選擇的當然是約翰遜可能向柯西金建議的方案，如果他所嚮往的列寧格勒最高級會談舉行的話。官員們在一九六八年干了整個夏天才產生了一個精心準備的一致的建議。這個建議的主要優點是它得到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同意。然而，當人們研究它的主要特點，即凍結陸基和海基戰略導彈的時候，這個官僚機構的小小的勝利就失去光彩了。雖然在一九六九年蘇聯日益增長的陸基導彈儲備開始在數量上接近我們，但俄國人在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方面還遠遠落在我們後面。當人們把我們在洲際轟炸機（建議中沒有提）方面的巨大優勢加上去的時候，蘇聯人接受這種凍結的可能性並非必然的。
我努力讓總統有更大的選擇餘地，這在官僚機構中碰到了非凡的困難。尼克松對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戰略和進行談判的渠道很感興趣。但是各種計劃的細節卻使他感到麻煩，結果他就把選擇方案的事交給我。然而，如果官僚機構知道這個底，紀律就將蕩然無存，事情就會亂了套。因此，我在尼克松不耐煩的抗議下安排了一系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會上向眼光無神、煩躁不安的總統提出選擇方案，以便讓一些指示可以多少顯得是在他的授權下發出的。
為了使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討論比較井井有條地進行，我要求考慮許多選擇方案，包括有限處理的方針和綜合處理的方針。對這些方案進行分析時發現，除了一個方案外，所有的選擇方案都使我們在戰略上比根本不達成協議還要不利，這個事實證實了我們研究它們時的信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開始日期的意外拖延，使我們有機會整理一下內部。我從理查森和我建立的跨單位專門小組瞭解到許多事，這個小組專門系統地分析限制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的戰略含意、這種限制的可檢查性、逃避檢查的可能性和危險。幾星期後我把這個任務擴大到不僅是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而且包括可能成為談判題目的所有戰略武器。我們要求中央情報局估計每一種建議中的武器限制的可檢查性——我們能怎樣按規定進行核查，在發現之前多少欺騙有可能進行，違反協議所引起的戰略後果如何。我們要求國防部分析可能採取什麼補救措施和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執行這些措施。當第一個跨單位方案提到研究小組面前的時候，我對我的同事們說，把各種談判主張綜合在一起就含糊不清了，這樣要總統去挑選是不公道的。於是我們重新去找新的辦法。我們分析了對每種武器進行限制的可能性。然後綜合起來分析。我們把這些限制的可能分成約七個組，我們認為每一組都符合我們的利益；這些就是構成我們具體建議或修改建議的一堆現成的積木。這樣，我們就能對蘇聯建議作出靈活反應，而不需每次在它提建議時都要我們商討出一個新的美國立場來。結果，這項研究成了本屆政府乃至歷屆政府對武器控制的戰略上的含意和核實上的含意所作的最全面的研究。我們的談判立場不僅要反映官方的和解態度，而且要反映對後果和目標的精心分析。
這些研究工作的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是，在我後來通過白宮渠道同多勃雷寧就限制戰略武器進行談判的時候，它們給我提供了知識，也提供了官僚機構的支持。它使我能分辨哪些選擇方案是官僚機構同意的，而且要保持會談秘密。這樣我同多勃雷寧打交道時，知道自己的根據是較為充分的。（然而，這並不能完全保護我不受那些放馬後炮的人的攻擊。）
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第一次正式會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赫爾辛基開始了。當我們研究了各種各樣方案而發現沒有得到政府同意的時候，我感到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把會議當作是探討性的。我們不願使蘇聯有機會取得宣傳上的成就，也不願提出明知對方無法接受的建議來冒失敗的風險。傑勒德·史密斯支持這一點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他擔心他可能不會喜歡總統極可能將要發出的指令；他希望利用第一次會議，從蘇聯建議中談出他所贊成的禁止反彈道導彈和暫時禁止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的試驗來。正像在巨大的官僚機器中常常發生的那樣，出於不同動機頒發了一些指令，要求初期的會談要制訂一個工作計劃，並引出蘇聯在程序上的意見。我們要說明我們願意討論既限制進攻性又限制防禦性武器系統。要強調可檢查性。為了抑制過分的熱情，代表團奉命，有關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或其他暫停的建議一律都要報告給華盛頓。
第一輪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如期開始，直到十二月二十二日結束。初期僵局出現在什麼是戰略武器的問題上。蘇聯人關於「戰略」的定義是，任何能達到對方領土的武器都是戰略武器，這樣一來，我們在西歐前沿基地上的飛機以及我們航空母艦上的飛機就都包括在裡面了，而他們的中程彈道導彈和以西歐為目標的中型轟炸機大機群，則通通排除在外了。這個方案還可撈到政治上的好處，它蓄意把我們的安全考慮同西歐的安全考慮分割開來，從而使西方聯盟關係緊張。不用說，我們拒絕了蘇聯的定義。蘇聯人還提出了「不擴散」核武器的問題，它使我們同我們英國盟友在核問題上的合作、甚至可能同整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禦機構的合作都成為問題了。
蘇聯人特別急於要討論的武器系統是許多專家反對討論的武器系統——反彈道導彈，專家們說，討論反彈道導彈將使所有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都不可能進行。特別使我們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代表團吃驚的是，蘇聯人對禁止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沒有興趣。他們沒有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在我們提出時他們也沒有反應。整個說來，他們的調子倒是明確的、非爭論性的和嚴肅認真的。
十二月十八日我在華盛頓一次背景介紹會上評價會議結果時說：
在我們去赫爾辛基前，許多人告訴我們說，如果我們去時不準備好要採取的立場，蘇聯人會失去對我們的信任，也有人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沒準備好詳細的立場，那麼蘇聯人會先發制人地炫耀他們的立場。
事實上，看來會上發生的奇怪的事情是，蘇聯進行準備工作時採取了差不多跟我們一樣的方式；就是說，他們對這些問題也作了詳細分析，我認為這是一個較有希望的跡象，不管會談的下一階段會出現什麼情況。
儘管官僚機構施加了種種壓力，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進程還是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我們沒有為了參加會談而放棄任何戰略計劃。我們沒有作單方面的讓步。我們使我們的政府瞭解了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性。我們向蘇聯人說明，他們必須明確，光是宣傳沒有用。但是我們也保證要取得進展。我們不會把核武器簡單地視為不過是另一種武器，一旦開始談判我們就要向限制戰略武器邁進，既不幻想，也不停歇，致力於安全，並且相信後代子孫一定會瞭解我們是抓住了一切機會來驅除核戰爭的幽靈的。我們並不忽視我們的防務，也不會冒落後的風險；我們從不忘記，自由的未來要依靠我們的核力量。但是核力量的增長不像歷史上任何軍備競賽。它關係到整個人類的生存。它使軍備控制成為我們不能推卸的義務。
東西方貿易
共產主義的怪事之一是，一個以經濟學的不可抗拒的影響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而實踐結果卻是那麼糟糕。無論什麼時候，市場經濟和共產主義經濟在大致相同的條件下展開競爭時，共產主義經濟總是大大落後。不論用什麼標準衡量，把西德和東德，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韓國和朝鮮，強行統一前的南越和北越加以對比，就看出市場經濟比他們的共產黨對手能生產更多更好的貨物，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滿足更多的人的需求，提供更多的職業。共產主義經濟只在一個領域得分多，那就是軍事力量的累積。可惜歷史並沒有保證那更人道、更慈善的生活方式必然獲勝。那些準備節衣縮食幾十年的人可能取得軍事優勢；那個超級大國幾乎不可避免地遲早要產生在政治上的優勢。這是產業民主國家不能不認真去對付的挑戰。
共產黨社會的經濟搞得差是有許多原因的。即使有了現代計算機——它們本身就是尖端中心產業，共產主義經濟在這方面是落後的——的發展，計劃工作也逃不脫少數人說了算和官僚主義的影響。共產黨的計劃不是刺激管理人員去生產更多東西，而是刺激他們低報生產潛力，以便不致因未能完成生產定額而被揪住。共產黨的行政人員總想把難得的物資囤積起來，以便不受變化莫測的計劃過程的制約。不管什麼原因，由於匱乏和官僚主義的過失，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就一直設法擴大同西方的貿易，以吸收現代技術和資金，這是不足為怪的。就我們說，自從四十年代後期冷戰開始以後，我們一直單方面或配合盟國實行了一些限制。除了波蘭和南斯拉夫外，美國法律禁止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進口給予最惠國待遇。
結果，在後來的貿易談判中不能實行大量減稅，進口要按一九三年的《霍利-斯穆特法令》支付很高的關稅。根據一九四九年的《出口管製法》，凡是可能提高共產黨國家軍事和經濟潛力的美國產品或技術資料的出口，都需要許可證——這種許可證很少頒發。根據所謂《法諾修正案》，禁止美國進出口銀行對任何與北越進行貿易的國家（實際上是所有共產黨國家）提供貸款或擔保。同朝鮮、北越、古巴和（一九七一年以前的）中國進行任何金融或商業往來，都需要特別許可證。從一九五年開始，代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和日本的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執行了一個禁止戰略物資輸出的共同清單，儘管不像美國的禁運那樣嚴格。美國法律還限制到許多共產黨國家去旅行。
尼克松政府是在幾乎所有這些限制在國內都遭到抨擊的時候上台的。自由派輿論認為這些限制都是冷戰的遺風，他們認為冷戰已在消失的過程中。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約翰遜總統曾宣佈「狹隘的共處概念」已轉入「和平打交道的廣闊前景」。這表現在他在他政府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貿易和貸款問題實行了一系列小的鬆動措施。這一提議在十月十六日遭到勃列日涅夫的拒絕，他說，如果美國相信，在越南戰爭仍在進行的時候關係能夠改善的話，那美國就要在「奇怪和固執的幻想」下吃苦頭——這句話使勃列日涅夫成了聯繫理論的創始者。
這個問題沉寂了兩年。接著在一九六八年春，前總統顧問西奧多·索倫森和前副國務卿喬治·鮑爾領導了一場運動，敦促取消對東西方貿易的限制。一九六八年六月和七月舉行了參議院的聽證會。參議員沃爾特·蒙代爾提出一項決議案，要求降低這些貿易壁壘。一九六八年的討論只是被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總統選舉蓋過了很短一段時間，一九六九年初尼克松就任後就很快又激烈起來，因為一九四九年的《出口管製法》在那年六月三十日就該滿期了。
一九六九年從四月到七月，聽證會連續舉行。唯一意見不一致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放寬現有法律，而是放寬到什麼程度的問題。《紐約時報》在六月三日宣稱，美國的貿易限制是「自招失敗」。它們是「與尼克松政府的理論不符的冷戰政策」，「尼克松政府的理論是，現在已經是從對抗的時代轉向談判和合作的時代的時候了」。——這倒很有助於使總統知道他自己的政策是什麼。政府明顯的不願放寬《出口管製法》的態度是「費解的」。參議員J·威廉·富布賴特、沃爾特·蒙代爾和埃德蒙·馬斯基等人的基本論點是，冷戰已經過去了，把貿易和外交政策聯繫在一起，只能導致猜疑和緊張。蒙代爾說，限制「妨礙美國經濟的發展，而不妨礙東歐的發展」。馬斯基指出，有些東西人家可以從我們的歐洲盟國那裡買到。前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搞了一個層層加碼的政治判斷：貿易就意味著蘇聯消費者和經理人有更自由的選擇，更自由的選擇就是更自由的社會的開端，而且更高級的蘇聯經濟就會挖蘇聯意識形態的牆腳，鼓勵不同政見。以政治理由來保持限制，被譴責為經濟上自捆手腳、政治上徒勞無益、把牌都打到斯大林強硬路線分子手中。
我本人的看法是同我的總的態度一致的。由於蘇聯需要，我們不要政治代價去擴大貿易就等於是白送；蘇聯在經濟上是幫不了我們什麼忙的。我看，要求蘇聯在中東、柏林和東南亞這些麻煩地區實行克制來作為報酬，是不無道理的。尼克松有同樣的看法，並且更有政治上的敏銳性。他的確曾向多勃雷寧提出要增加貿易來換取蘇聯在越南問題上幫忙，但他懷疑蘇聯人是否會上鉤。如果搞不成，他就看不出接受放鬆立法來招致他的老選民的反對有什麼意思了。相反，由於他在越南問題上正採取「軟」的立場，因而要利用東西方貿易來重振他的保守派信譽。
在官僚機構裡，東西方貿易問題激起了對聯繫論的極力反對。只有國防部一般地支持白宮的意見。國務院主張放寬限制，理由是可以改善政治氣氛，這當然是同白宮認為貿易必須帶來政治進展的看法截然相反的。商務部的看法是最有趣的，因為它反映了實業界很大一部分人的使人吃驚的態度。實業界領導人當然是直言不諱地反共的。他們抽像地宣揚對共產黨人就是要拚命討價還價，而且動不動就罵政府隨便「讓步」。但是一到做買賣的時候，他們的態度就變了。在我任職期間，最熱衷於主張無條件地進行東西方貿易的人，倒是在那些被列寧主義理論所不齒的資本家中間。他們熱衷於自由市場，至少在自由市場能給他們的公司帶來更多生意的情況下是這樣。他們討厭使經濟關係服從於政治目標的各種條例和限制的機構，指責這是「政府干預」。如果蘇聯能在純粹經濟標準的基礎上進入我們的信貸和貨物市場的話，那麼一切政治槓桿就都消失了。蘇聯官員有時以溫和的態度討好那些他們想影響的人——這是某些資本家同業公會的聯歡會上不難見到的帶有點如醉如癡的好夥伴關係的格調——在碰到這種情況時，我們的那些實業界人士的態度，也許就更加可疑了。
五月二十一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著手討論東西方貿易問題。國會有人提出要用比較適應新情況的法律來代替即將期滿的《出口管製法》，對這些建議政府必須明確表態。對已經申請的許多許可證，政府也要作決定，其中有的要求給蘇聯一個新卡車廠的翻砂廠提供材料；有的要求給煉油廠提供材料；有的要求按照國際市場價格向蘇聯提供一千五百萬美元的穀物。會前我交給尼克松一份報告，概述了各單位的建議和我的意見。我的意見是不反對而是默然同意制定一項新法律，授權總統來決定擴大貿易，但只能在政治上有補償的情況下行使這一授權。我還建議把美國的出口管制清單訂得寬大一些，以求跟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的清單一致，因為不一致只能使我們把生意丟給我們的盟國，而不影響共產黨的活動。最後，我主張給煉油廠發許可證，因為建設這種廠要長時間，這可以使我們不時給以制約。我反對給翻砂廠和穀物發許可證。
尼克松不同意我的建議。在吃了蘇聯拒絕在越南問題上幫忙的閉門羹之後，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說：「我不同意擴大貿易會導致政治關係改善的想法。事實上恰好相反。政治關係改善了，貿易才能發展。」這也是我的信念，但是尼克松把它推進了一步。他下令政府反對一切放寬貿易的立法努力。那些具體項目呢，包括煉油廠都暫時「擱置」。我指出大家一致的意見是，除了計算機和我們現在實際上保持著壟斷的關鍵項目之外，我們應該把我們的限制清單跟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的清單一致起來。總統同意了。五月二十八日發出了指令。我注意使那個指令的措辭比較積極，以保持在政治關係發生變化時擴大貿易的可能性。
這些命令剛剛發出，政府各部就開始零敲碎打地突破它。各部只是在受到嚴密監督時才接受違反他們意志的決定。否則的話，下級人員的解釋的厚顏無恥，是可能達到驚人的程度的。這就要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來做國家安全方面的這項整頓工作了。馬上我就忙得不可開交。儘管總統五月二十一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明令禁止貿易開放，商務部七月間就要宣佈在行政上取消向蘇聯和東歐輸出的約三十個項目的管制。其根據是，他們認為尼克松只是裁決反對放寬立法；並不反對用行政命令放寬貿易；因此商務部就認為在現有法律範圍內它有採取重大的放寬東西方貿易的自由。我制止了這一行動，但後來還不得不定期地同類似的計劃反覆作鬥爭。例如，十月間國務院和商務部要求授權向蘇聯出賣計算機供它同東歐通信之用；商務部長莫裡·斯坦斯要求不帶政治報償地取消多達一百三十五個項目的管制。根據尼克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我拒絕批准這些要求。
然而，我們對東歐多少樂於幫助些，但也要為政治戰略服務。對那些奉行對蘇聯相對獨立的政策的東歐國家，我們的貿易可作為胡蘿蔔使用。於是，當六月二十八日宣佈總統將訪問羅馬尼亞的時候，我要求埃利奧特·理查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副部長委員會就可能對羅馬尼亞人作出的貿易讓步提出建議。在總統訪問之後，白宮以一切可能採取的行政步驟積極促進對羅貿易。莫裡·斯坦斯是富有想像力的，科學顧問李·杜布裡奇則就技術合作提出了卓越的主張。然而，我們剛剛對羅馬尼亞行動，各部就紛紛強烈要求放寬對所有東歐國家的貿易了。這就會敗壞我們有選擇地利用貿易來鼓勵政治自治的深思熟慮的戰略。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使我們的觀點贏得同意。
經過漫長的辯論之後，國會在十二月通過了一項法案，《一九六九年出口管製法》。放寬了舊的《出口管製法》的限制，並且宣佈美國的政策是主張擴大對蘇聯和東歐的和平貿易的。但是它的實施，則大部分要留給總統決策。[24]過了一些時候，莫斯科開始瞭解，如果它希望放寬貿易，它得在國際行動上表現克制，而且還得設法在關鍵的外交政策問題上取得進展。在蘇聯在政治方面同我們合作之後，根據我們的戰略，我們設法提供若干讓步的時候終於到來了。接著，我們又突然碰到了態度的逆轉。許多指責我們不該把貿易同蘇聯的外交政策聯繫起來的人，開始批評我們沒有更加進取地把貿易同蘇聯的國內政策聯繫起來。於是，同樣，我們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東西方貿易的根本問題：如果規劃得好，它就構成一套連鎖關係，其累積起來的效果可能加強對蘇聯的進攻性的遏制；但是搞不好也可能增強蘇聯的實力。忽視可能性和無視危險性，同樣是錯誤的。
東歐：尼克松的羅馬尼亞之行
沿著德國中部的易北河把歐洲分成了兩半，這既不符合歷史傳統，也不符合這些國家的願望。蘇聯軍隊把一個完全不符合本國人民意願的政權強加於東歐的每一個國家；在其中三個國家，紅軍粉碎了人民起義。甚至在一代人的專制統治之後，共產黨人還不能在任何一個東歐國家裡通過自由選舉取得勝利。蘇聯設法把我們和我們的盟友分裂，開始走上了有選擇的緩和的道路。對我們來說，說實在的，緩和必須既適用於西歐，也適用於東歐。
但是這提出了一個特別複雜、而且的確是悲劇性的問題。一九五六年，當匈牙利被殘忍地鎮壓而我們卻袖手旁觀的時候，自由解放的號角聲遭到了嘲弄。一九六八年，當布拉格起義被粉碎的時候，我們又一次麻木不仁。我們的罪過與其說是出賣不如說是使他們感到失望。約翰遜政府宣佈了「和平打交道」的政策，謀求促進同東歐的貿易和文化關係，但是除了宣傳一番聰明的理論之外並沒有什麼建樹。我們則試行一項較有區別的政策，以鼓勵東歐國家在其可能的範圍內比較獨立地行事。我們沒有許下不能兌現的諾言，也不使用可能觸發導致災難的行動的辭藻。對那些奉行較為獨立的外交政策的國家我們要予以鼓勵，對那些由於客觀需要或由於自願選擇而俯首聽命於蘇聯路線的國家，我們則袖手旁觀。有區別的緩和可以在兩個方面起作用。
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給予宇航員弗蘭克·博爾曼以狂熱歡迎的報道，使總統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初給了我一個便條：「亨利，我認為我們可以安排更多的對東歐國家的訪問，以刺激一下我們的莫斯科朋友，如果有機會的話，那些國家的人民是會以巨大的熱情歡迎我們的閣員和其他人的。」
幾星期後，尼克松有了更具體的想法——他該親自去訪問東歐。他建議把羅馬尼亞納入他的環球旅行之內，從而使他成為第一個對共產黨國家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他這樣做有兩個理由：一九六七年在他沒有任政府職務的時候，他在訪問期間曾受到羅馬尼亞領導非常尊重的對待，而其他東歐國家對他的待遇則恰好相反。尼克松是永遠不會忘記這樣一種國家的。但是他的主要理由是要刺激一下蘇聯人，也就是他對我說的，「等到我們完成這一旅行的時候，他們就將會因為擔心我們玩中國牌而發狂了。」
六月二十一日，根據尼克松的指示，我召見了羅馬尼亞大使科內爾·博格丹，向他指出，總統正考慮在七月下半月觀看了阿波羅二號在太平洋濺落之後，作一次環球旅行。如果總統在八月二日和三日在布加勒斯特停留的話，是否方便？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即六月二十三日，我們得到正式答覆：羅馬尼亞政府歡迎這個訪問——儘管這不得不推遲早已定期的羅馬尼亞黨代會，這次黨代會已邀請蘇聯領導參加。沒有任何比這更能證明羅馬尼亞對於單獨向華盛頓開放和對於總統訪問的重視了。
六月二十八日作了這個戲劇性的宣佈。一位美國總統將第一次訪問東歐一個共產黨國家。我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溫和地說，這不是「一個反蘇姿態」。總統對於他同羅馬尼亞領導人的會見有著「非常愉快的回憶」，他們曾對這位作為私人進行訪問的公民給予熱烈的接待。「美國對於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同東歐國家打交道很感興趣……我們感覺，對主權國家進行訪問之前，沒有義務同蘇聯一道進行審查。」
很多人假定尼克松政府是無可救藥地好戰和反蘇的，這種假定傳播得如此之廣，以至於訪問羅馬尼亞馬上就被譴責為魯莽行動。國務院有些人反對訪問羅馬尼亞（這是通過白宮渠道安排的），認為這是危險的挑釁；他們害怕這會破壞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其他談判。各大報也抱同樣觀點。羅馬尼亞之行被攻擊為「搗亂」，說它可能危及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是沒有必要地招惹蘇聯人的「大錯」，它將沒有必要地使蘇聯在東西方問題上的態度更加強硬——而又沒有必要地由美國給一個「殘暴的共產黨專制」唱讚歌。[25]
蘇聯人也以一種表明他們懂得這次訪問的意義的姿態作出了反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原定要參加羅馬尼亞的黨代會，改期後這個計劃取消了。七月三日我問博格丹他的政府是否事先向蘇聯作了通報。他說他不知道；然而，他認為在宣佈之前不久可能已經通知他們了。他說，羅馬尼亞自己作決定。
總統在八月二日到達布加勒斯特，按《紐約時報》報道，受到了「數十萬揮舞旗幟的羅馬尼亞人的熱烈接待，這次歡迎是他這次環球旅行中受到的最盛大、最真誠友好的歡迎」。他參觀了一個當地市場和一所民間舞蹈學校，同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道參加了一個舞會。《紐約時報》這時才信服了，它在八月五日發表社論高呼，那熱烈的歡迎顯示了美國在東歐所享有的巨大善意，對於那些對侵略捷克記憶猶新的東歐人來說，總統關於和平、國家主權和和平共處的論點不是陳詞濫調。
尼克松受到如此壓倒一切的、盛大的接待，當然一部分是由於政府的鼓勵和安排。但是，即使接待是經過組織的，它還是不尋常地顯示了羅馬尼亞對蘇聯的獨立性。而且要製造一種熱情、愉快、富有人情味的公開表露的場面，對任何一個政府來說，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至少也是很困難的。數十萬人佇立在布加勒斯特街道兩旁，等待看一眼總統的汽車。他們不僅沿著從飛機場出來的林蔭大道，或只在總統下榻的賓館附近待著，他們還冒著下個不停的雨，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等待尼克松在任何地方出現，哪怕只能看他一眼。一個共產黨國家的人民對他們第一次有機會歡迎這樣一個國家的總統所作出的熱情洋溢的反應，實在是深為感人的，這個國家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現在仍然像十九世紀一樣，是民主和人類自由的象徵。
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的公開講話，反映了美國政策反覆重申的主題：共處的重要性，駁斥勃列日涅夫主義，我們希望通過具體談判解決問題：
我們不認為相互爭辯有什麼價值，也不認為虛幻的欣快感有什麼價值。我們謀求緩和的實質，而不僅僅是緩和的氣氛。
總之，我們不是謀求霸權的和平；不是謀求人為的整齊劃一的和平；而是謀求所有國家的合法權利都得到尊重、所有國家都得到保護的和平。
同樣明顯的是，東歐各國領導人，並不像我們的盟友，害怕蘇美犧牲他們的利益進行交易。這並不是我們的政策；總統的這次訪問——以及他後來進行的對南斯拉夫和波蘭的前所未有的訪問——是最好的說明。
結論
尼克松總統任期內的革新之一是以總統的名義提出外交政策年度報告。我在過渡期曾在給尼克松的一份備忘錄中建議這樣辦。它可以作為總統外交政策的思想大綱、情況報告和行動日程。它可以同時指導我們的官僚機構，並且把我們的想法告知外國政府。
這個主意是按照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創始的年度《國防形勢聲明》的模樣提出的，可它卻製造了一大批問題。首先是，國務院要維護專有利益，儘管事實上在共和國整個歷史上國務院從來沒有想到發表這樣的報告。這就引起了現在羅傑斯和我兩人間成了習慣的拔河比賽，在這一比賽中，寬厚地說，我們兩人在年度報告問題上的表現都不比其他問題上的表現更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國務院都著手準備草稿，但都互相瞞著對方。我和我的副手們有接近總統和瞭解更多總統的觀點的優越條件。國務院由於在起草工作中要討好那個龐大笨拙的機構中每一個官僚衙門的歡心，因而使自己處於更困難的地位；由於每一主管官員都堅持報告中要提到他所負責的一個或者幾個國家，使得國務院的草稿既沒有思想銳利的特點，也沒有能突出重點。
尼克松採用那已成為典型的辦法，解決了這場爭論。他一直等到羅傑斯出國訪問非洲，才規定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都可以發表報告，但是總統的要比國務院的至少先一個月發表。這就給國家安全委員會準備總統報告的工作以猛烈的推動。我的忙得精疲力盡的副手們既要對付我對他們草稿的修改，又要對付來自官僚機構的反對意見。一九七一年部門間的爭論達到了高潮，那時，國務院反對關於對瀕於滅絕危險的生物物種要實行國際保護的一句話；我們的草稿不過從文字角度提到，這類生物是適於國際合作的課題，因為它們的遷徙是不遵循國界的，不能完全靠國家行動來保護。國務院從來都是細心的，它建議要把那句話改成只說「有些」這樣的生物不遵循國界移動。我沒有接受這一改動，冒了得罪某些「愛國者」的風險。
總統年度報告一旦確定，就會產生一些關於外交政策的最深思熟慮的政府聲明。使我們傷心的是，我們想提出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和表達一個哲學思想，可是這個基本目標始終沒有達到。儘管我們盡了最大努力，媒體還是只報道關於越南問題的部分，找熱門新聞，找信任差距，而把其他部分當作沒有新聞價值而棄之不顧。一九七三年我們碰到另一個問題。報告在五月初發表了，這是在與中國和與蘇聯舉行了最高級會談和越南談判高潮一年之後；我們在事前幾周選定的報告發表的日期，是在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辭職後四天。無論如何，總統報告是起了有益的作用的。它們對官僚機構具有粗淺的指導意義。它們非常坦率。在把微妙的變化傳達給外國政府方面，它們尤為寶貴。正如我在本書各章裡將指出的，在對中國的態度上的轉變，在防務政策、中東問題和其他地區的問題上的變化，往往是在總統的年度報告裡預示出來的。
總統的第一個報告在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發表，它溫和地說：「我們同蘇聯的全面關係仍然遠遠不能令人滿意。」在越南問題上，蘇聯人「在巴黎沒有對北越人施加有益的影響」，而且由於它對北越的軍火供應而「對戰爭的繼續負有嚴重的責任」，這都是「有損於和平事業的」。在中東問題上，報告說，「我還沒有看到蘇聯一方表現出實際和建設性的靈活性，而這是獲得順利成果所需要的」；甚至還有，報告指出，「有證據……說明蘇聯在這整個地區謀求的地位，將更加可能導致大國競爭」。（這一點在一九七年中東兩次危機中將得到證明。）
這些判斷反映了蘇聯在一九六九年無所作為的現實。但是，不知不覺地，已經有了緩慢前進的開端。任何大國的外交決策，都是在官僚機構、國內和國際的壓力的複雜格局中形成的；而蘇聯的官僚機構和政策程序則尤為曲折。一九六九年蘇聯人不得不同一個新的美國政府作鬥爭，這一向是蘇聯領導人要進行大量分析研究的問題，而我們呢，又在改變一些程序。舉例說，就廣泛的問題同時進行談判，這不僅對蘇聯的行政程序來說是陌生的，而且會使它感到很傷腦筋。雖然它的機構是龐大的，卻只有最上層的很少幾個人能夠作出決策。他們的命令又通過不靈便的指揮線慢慢傳開。決定往往要費很大力氣才能做出，而且由於決定使最高領導的威信擔有風險，因而只有在最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改變決定。不但如此，一九六九年同中國的衝突又肯定佔去了蘇聯領導人大部分注意力。三月間和夏天中蘇邊界上嚴重的軍事衝突，引起了一場大的宣傳戰，可能還有嚴重的政策辯論，以及後來邊界談判的開始。
然而，一九六九年蘇聯無所作為的最深刻的原因無疑是，現實情況還沒有產生足夠的鼓勵，或給予足夠的懲戒，使得它非做出決策不可。在越南問題上，蘇聯人所說的他們願意幫助我們解決戰爭的說法可能是有相當誠意的，因為他們知道這阻礙著美蘇關係。但是，對他們的盟友施加壓力這一困難決定，則是決不能說一說就算定了的。的確，只要美蘇關係所冒的風險仍然是假設性的，只要印度支那問題解決所得到的好處是猜測性的，莫斯科所能採取的最少受到反對的方針就是拖延。換句話說，現實情況沒有刺激蘇聯作出決策。他們對我們的求助避不作答，卻沒有受到懲罰。而當時他們警告我們不要升級，我們倒是認真對待了，雖然回頭來看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在我準備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重讀了有關文件，我對蘇聯聲明中的模稜兩可和審慎的腔調感到吃驚。他們貶低戰爭升級，說是「解決不了問題」，說是「加劇國際緊張形勢」，更一般的說法是「危險的」。蘇聯人甚至沒有一次近乎暗示一場威脅。有一次多勃雷寧指出，如果我們恢復約翰遜總統在一九六八年停止的對河內和海防的轟炸，幾年前撤出的中國的一些工兵營可能重新回到越南，那將增加中國在河內的影響。我說，「如果你們受得了，我們也受得了」；多勃雷寧默然。
回憶起來很明顯，只有我們使蘇聯的重要利益受到明顯具體的危險時，才會刺激蘇聯人對他們在河內的偏執狂門徒施加壓力。積極的誘導是有用的，但是只有伴之以施加壓力才會奏效，單是誘導就會使蘇聯感到它在共產黨世界的處境太難堪，而加以拒絕。一九七二年我們終於得到了蘇聯幫助，那就恰恰是通過這種壓力和鼓勵相結合而達到的。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北越復活節攻勢之前，我們根本沒有準備面對這一發展在國內外引起的後果。
如果說懲罰對蘇聯領導來說是不明確的話，那麼得到報酬也是不明確的。總統反覆說，一旦越南問題得到解決，中東問題的談判就會加速進行；我也支持他的說法。但是我們沒有能明確地答覆五月十四日多勃雷寧向我提出的問題，他問道：「如果戰爭解決了，你們打算怎樣改善關係呢？」我所能作的最好的回答是召開最高級會談和改善貿易的一般性許諾。在中東問題上，我們的利益是與莫斯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我們的戰略目標終歸是要減少蘇聯在中東的影響，而蘇聯的戰略目標是增加或至少保持它的影響。我們也不準備拿這個中東利益來換取越南問題的解決。
無疑美國的國內政局也助長了蘇聯的拖延傾向。初期擔心尼克松會進行大規模重新武裝，很快這種擔心就被另外一種認識所壓倒，即在國會日益增長的反對下，政府很可能會維持現有的防務預算。新的軍事計劃遭到了猛烈的攻擊；有的只以極微弱的多數通過；一旦授權通過了，執行中也不斷被削減，經費年年在減少。所有的壓力都朝著一個方向，就是要求「調整重點」，不要防務優先。而且，要美國的盟友支持在越南問題上高度冒險的政策，看來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蘇聯人就沒有什麼理由變得那麼願意漏底了。
但是，一九六九年初在我們對美蘇關係可能過於樂觀的時候，我們開始以我們在別的領域的行動——顯示聯繫論的正確性方面——為最終取得進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制定了導致中東反向聯盟的戰略。我們開始決定性地轉向中國。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方針，使蘇聯的幫助在三年中可有可無，後來在一九七二年終於實現了。我們加強了聯盟關係。通過動亂和緊張，我們使蘇聯人瞭解，如果說我們的風格是莊重的，那麼我們的政策是嚴肅認真、深思熟慮的，而且在必要的時候是敢作敢為的。
一九六九年底，我送給總統一份蘇聯政策的分析。這份分析是我在副手哈爾·索南費爾特和比爾·海蘭的幫助下準備的。分析一開始就駁斥了說蘇聯的政策一定是按照一個總計劃制定的這種看法：
有人總是試圖把蘇聯的各種行動歸之於一個大的計劃中。克里姆林宮學更加秘傳的商標，往往是把每一樁每一件行動都看作是精心譜寫的管絃樂總譜的一部分，在這個總譜裡各種事件不可抗拒地一直發展到大終曲。
經驗證明，如果有這樣的情況，那也是很少的。從古巴導彈危機，經過阿以戰爭，到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蘇聯政策中有大量即席演奏的因素。
我懷疑目前的情況也是這樣。克里姆林宮放出了一些試探氣球。但是蘇聯的行動似乎是對一些具體情況的反應。有些分析家看出，中蘇會談和蘇聯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的所作所為之間有密切的策略聯繫。把美國拴在漫長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上，這樣蘇聯人就可以利用因此而造成的蘇美勾結反對中國的這一表象。這一理論的主要問題是，蘇聯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的立場與中國的情況並無關係，而蘇中會談的惡化可能很容易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得到解釋。蘇聯人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時不承擔義務，主要是跟我們一樣要摸摸底，也想判定我們在國內壓力下所做讓步的程度以及對我們軍事計劃單方面裁減到什麼程度。中國人向我們伸出了觸角，作為對蘇聯軍事壓力的反應。因此，如果說蘇聯人是想用他們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的行動來刺激中國人的話，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達到目的了，但是結果可能並不是蘇聯人所希望的，事實上，它可能加速了中國人同我們的接觸。在歐洲，蘇聯人不是採取和解路線以騰出手來對付中國，而是在與威利·勃蘭特新政府的初步會談中拚命討價還價——主要是因為西歐明顯渴望緩和，似乎提供了通過不妥協而撈到廉價好處的機會。
我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總之，看來並沒有那麼一條單一的線把蘇聯政策貫串起來。」
在這條貫串的線能夠形成之前，蘇聯領導人曾經在同一時間進行多方試探。只是在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的一些激烈對抗中我們進行了抵制之後，我們的關係才轉向改善。
[1] 我們講英語，我沒有因為他帶口音而取笑他。
[2] V·I·列寧著《列寧選集》（紐約：國際出版社，一九四三年版），第九卷，第二四二頁、第二六七頁，見納旦·雷蒂斯所著《布爾什維主義研究》一書（格倫科，自由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四七頁。
[3] 尼基塔·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五六年二月，《當代蘇聯報紙文摘》，第八卷（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第十一至十二頁。
[4] 尼古拉·波德戈爾內，見《真理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載文。
[5] 列寧著《列寧選集》第十卷，第一一九頁，見雷蒂斯《布爾什維主義研究》一書第四九五頁。
[6] 邁克爾·T·弗洛寧斯基著《世界革命和蘇聯》（紐約：麥克米倫公司，一九三三年），第二一六頁。
[7] 《古拉格群島》是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著作。現在常被用於指代政治迫害集中營的同義語。——譯注
[8] 《紐約時報》，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9] 薩姆納·韋爾斯著《決策的時候》（克利夫蘭和紐約：世界出版公司，一九四四年），第四六頁。
[10] 艾夫裡爾·哈里曼著《同蘇聯和平相處》（紐約，一九五九年），第一六八頁。
[11] 《為什麼我們對共產黨國家區別對待》，國務卿臘斯克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華盛頓的演說（見國務院公報，L字第一二九號，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第三九三頁）。
[12] 羅伯特·E·捨伍德著《羅斯福和霍普金斯：一段親密的歷史》（紐約：哈帕爾和布羅斯公司，一九四八年），第八七頁。
[13] 見馬克斯·弗蘭克爾《我們在勝利之後走向何處？》，見《報道者》，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頁。
[14] 麥克米倫在日內瓦外長會議上的閉幕詞，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六日，《一九五五年國際事務文獻》援引（牛津：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一九五八年），第七三至七七頁。
[15] 《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問題》，克米特·戈登版，《國家的議程》（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一九六八年），第六九頁。
[16] 《選擇的必要性》（紐約：哈帕爾和布羅斯公司，一九六一年），第一九五至一九六頁。
[17] 廚房辯論，指一九五九年夏天尼克松和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的一場辯論。當時，美國展覽會在索科尼基公園舉行。赫魯曉夫由首次訪問莫斯科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松陪同參觀。有幾十名記者、官員和保衛人員跟隨。他們開始辯論兩大對立制度的優劣。後來在一組住宅模型的廚房裡爭吵起來。——譯注
[18]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和平和權力》，《會戰》，第三十一卷，第五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第十三頁。
[19] 馬歇爾·D·舒爾曼著《蘇美競爭的未來》，見《蘇美關係和世界秩序：兩國和多國》，雙字第六六號（倫敦：戰略研究所，一九七年三月），第十頁。
[20] 參議員艾伯特·戈爾在美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援引克利福德的演說，《反彈道導彈體繫在戰略和外交政策上的含意，國際組織和裁軍事務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第九十一屆國會，第一次會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六五頁。
[21] 公元前二七九年，古希臘國王皮洛士以極大犧牲大敗羅馬軍隊，皮洛士的勝利是指付極大代價而得到的勝利。——譯注
[22] 美蘇關於越南問題的這些討論詳見第八章。
[23] 一九六九年中蘇邊界上的軍事交火詳見第六章。
[24] 帶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後來發生的事情看，總統並沒有得到給予蘇聯和東歐最惠國待遇的權力。儘管如果我們要求這種授權的話，我們可能得到它。後來有幾年，當我們要求這種授權的時候，這個問題老糾纏著我們，而國會的態度則同時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25] 參見斯蒂芬·S·羅森菲爾德著《尼克松的旅行計劃可能影響會談》，見《華盛頓郵報》，一九六九年七月六日；詹姆斯·賴斯頓：《尼克松總統可以避免的大錯》，見《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及《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