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草擬好了宣佈我一九七一年七月的秘密中國之行的公告以後，周恩來指出，這一宣告會震動世界。他說對了。這不僅使新聞界震驚；而且一夜之間改變了國際政治結構。在經過二十年痛苦的孤立狀態之後，一位美國使者踏上了北京這塊神秘的土地；而且總統閣下很快也會接踵而至。這是突然而令人感到驚異的。但是，在這個高潮背後，雙方都進行了長達三十個月的耐心而周到的準備。雙方都小心謹慎地互相試探，以便一旦受到挫折時，不致顯得面上不光彩；雙方都探步前進，以便一旦事情張揚開來，不會使神經過敏的盟國感到難堪，或者給那些不願事情順利發展的人提供新的戰略機會。
甚至我們自己都感到驚訝。原來，我們並沒有想到和解是可能的，我們深信中國人是狂熱而懷有敵意的。雖然最初我們沒有找到實現和解的道路，但是，尼克松和我都深信打開通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門的重要性。
事態的發展給了我們以幫助。但是，我懷疑，如果換上任何其他總統，以同樣的堅定性是否能使這種和解發生。尼克松對於推動事物前進具有特殊的本能。他對策略問題和一些細枝末節的變化不感興趣；過多地討論執行細節也使他傷腦筋。一旦他確定了政策方向，他幾乎總是要我來貫徹他的戰略並和官僚機構周旋。雖然我自己也作出了同尼克松相同的判斷，而且其中許多行動方案也是我設計的，可是我沒有那種政治實力或官場神通來作根本性的政策轉變。尼克松深諳機會的重要性，而且他抓住機會不放。從右的方面說，他有政治基礎，這使他不致被指責為「對共產主義軟弱」。他的行政風格有助於採取政策所需要的秘密而隱蔽的策略。如果說他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提供各種選擇方案的制度有任何興趣的話，那只是因為它向他提供了他所不信任的一個官僚機構的各種意見，並且向他提供了掩蓋他自己的目的的機會。
我們兩個人的看法有出入。尼克松認為，打開通向中國的路可能提供機會，來迫使蘇聯在越南問題上提供短期的幫助，對這種機會他比我多少看得大些；而我更關心的是這一政策對國際關係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尼克松傾向於認為，結束八億中國人的孤立，就消除了對和平的一個巨大威脅。而我認為，一個奉行積極外交政策的中國，將使我們需要有更高的外交技巧，以便在將會引發和改變一切國際關係的更為複雜的情況下，來確定我國的外交政策。但是這些分歧是基於同樣的基本判斷的，即如果能夠同蘇聯和中國都發展關係，這種三角關係將為我們維護和平提供巨大戰略機會。我們各自得出了這一相同的認識。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的《外交季刊》上，尼克松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寫道：
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但是，在追求這個長遠目標時，如果我們不能及時汲取歷史教訓，我們就會犯災難性的錯誤……
因此，從短期來說，意味著要奉行一個堅決克制、不予鼓勵和創造性地施加反壓力的政策，目的在使北京明白，只有接受國際文明的基本準則，才會得到它自己的利益。從長期來說，這意味著使中國重新回到世界社會中來，是作為一個偉大而進步的國家回來，而不是作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回來。
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即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對一家雜誌的談話中重申：「我們必須不要忘掉中國，我們必須經常尋找機會同它對話，就像同蘇聯對話一樣……我們不僅要注視著變化，而且必須設法促成變化。」[1]
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沒有詳細論述過中國。一九六一年，我曾寫到中蘇分裂的可能性。我說，「絕對不能忽視」這種前景，如果它發生了，「我們就要加以利用」。但是，我們自己無法促進這種分裂，我們也不能把政策建立在這種期望上。[2]（事實上，現在我們知道，那時分裂已經發生。）我在一九六九年一月號的《外交季刊》上發表的、三個月前寫成的關於越南談判的文章中，曾經論述說：「根據蘇聯的理論，莫斯科為了保護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內結構，有權進行干涉，這使得中蘇戰爭至少成為可以想像的，因為莫斯科對北京的指責，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就是甚至比對布拉格的指責更激烈。」我認為，對河內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可能是迫使河內走向解決的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即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我曾同納爾遜·洛克菲勒共同起草一篇關於美蘇關係的演說稿。演說中有一段預示後來要採取的政策說：「我們將必須學會富有想像地同幾個互相競爭的共產黨國家中心打交道……我願開始同共產黨中國對話。在華盛頓、北京、莫斯科之間微妙的三角關係中，當我們增加對他們兩家的選擇自由的時候，我們就改善了分別同他們和解的可能性。」
我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來自我對處理外交政策的總的態度，我們對可能的敵對者的關係就應該是這樣的。我認為，我們對他們兩者的選擇比起他們彼此之間的選擇餘地總要大得多。如果我們能使我們的外交擺脫二十年的重複，每個共產黨超級大國都會更願意建設性地同我們打交道。
雖然有許多學者促請重新與中國接近，但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並未得到廣泛支持，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敦促為改善關係而改善關係，為此，美國應該作出讓步。舉例說，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一批著名學者，在政府上任前的過渡時期曾經向尼克松遞交一份對華政策備忘錄。他們主張以逐步廢除我們同台灣的聯繫和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這種辦法來接近中國。他們的備忘錄沒有提到——我也記不起有任何其他中國問題專家在那時候提到過——在對蘇方面為我們提供的地緣政治機會，即沒有提到中國可能不經美國讓步而願意靠攏我們，因為他們需要美國來抗衡蘇聯。
但是，不管這一切重新接近的設想如何合理，必須說，在新政府上任的時候，都不過是空洞的理論。二十年實際上存在的孤立狀態和思想敵對，由於朝鮮戰爭而加劇了。在這場戰爭中，美國和中國的士兵激烈地互相拚殺。一九五四年在日內瓦開始了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間領事級官員的雙邊談判，於一九五五年提高為大使級，後來移到華沙舉行。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就互相遣返一些國民的問題達成了協議。情況也就止於此。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八年，共舉行了一百三十四次會議，遣返協議是唯一的具體成就。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推遲了華沙談判，建議在美國總統選舉後十一月份的兩個日期來舉行談判。北京廣播電台說，「目前時期沒有什麼事情可談」。最初的輕微模糊的變化發生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在一九五六年波蘭和匈牙利大動亂的時候，中國人曾企圖充當調停者，而這一次他們的反應卻是明確地譴責蘇聯。例如，中國共產黨的報紙《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把對捷克的入侵稱作「蘇修叛徒集團」的「武裝侵略和軍事佔領」。它譴責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理論」。因為就其字面意義說，勃列日涅夫主義同樣適用於中國，就像其適用於任何東歐國家一樣；實際上，鑒於中國對蘇聯領導集團的毫不掩飾的敵對情緒，甚至更適用。
因此，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入侵捷克三個月和美國選舉剛剛結束之後，北京建議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日同美國舉行另一次華沙會談。在提出這一建議時，中國嚴守其古老的傳統，即決不顯得中國需要外國人的合作，因而採取了一種進攻的腔調，要求美國參加一項「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從中國領土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並拆除它在台灣省的一切軍事設施」。
毫無疑問，蘇聯越來越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關心所在。中蘇敵對有許多根源。那開始時密切的聯盟國的關係，很快就顯得越來越緊張，這種緊張最初還被掩蓋起來。中國曾經揚言，不經過社會主義階段而直接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的一種理論，這意味著北京在思想上比莫斯科更純潔，雙方對這一點思想上就有分歧。兩個大國之間還有民族敵對以及越來越大的互不信任。在五十年代後期，赫魯曉夫拒絕同中國實行核合作；中國則加強了思想上的攻擊作為報復。一九五九年，蘇聯撤退了一切技術顧問，並停止了一切經濟援助。不顧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反對「主觀主義」的一切教導，兩個共產黨領導人集團之間個人的互相嫌惡發展了。中國人重新提出了淵源已久的不滿，要求歸還據說在俄國幾個世紀的擴張中被沙皇攫去的大片西伯利亞土地。
到一九六九年，政治衝突開始採取不祥的軍事方式。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之前，中蘇邊境上大體保持著軍事均勢，雙方的軍力都比較少。在新疆的對面，蘇聯人數多一些；在「滿州」，中國在人數上佔優勢。當然，蘇聯部隊在質量和後勤方面一貫佔優勢。邊境事件在一九五九年左右開始發生，此後即不斷增加。可是，在好幾年內雙方都沒有大規模增加部隊。後來，從一九六六年初，蘇聯開始從東歐把訓練有素和裝備精良的戰鬥部隊調往遠東。可以發射核彈頭的地對地導彈也出現了。使北京更加不安的是，一九六六年一月，蘇聯同蒙古簽訂了為期二十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條約》，這項條約容許蘇聯在蒙古駐紮軍隊和設置基地。蘇聯在中國邊境部署的軍隊，一九六四年為十二個不滿員的師，到一九七年則增加到了四十個現代化的師。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約翰遜政府在總統當選人尼克松的支持下，接受了中國關於恢復華沙談判的建議。（那時我還未被任命為尼克松的助理。）
最初的信號
追溯一切成功的政策，看來都有其預兆。領導人都愛談他們所致力的工作的預兆，把計劃歸之於通常在開始時的一連串即興動作。對中國的新的政策也不例外。新政府有著重新開始的大體意向。但是，坦白地說，如何重新開始，它並沒有具體明確的設想，而且它還必須考慮到國內的現實，更不用說尼克松一向在保守的「中國幫」得到的支持，這個「中國幫」從來沒有原諒過所謂出賣了蔣介石的杜魯門和艾奇遜。
北京的領導人可能也有同樣的問題，看來，在入侵捷克事件發生後不久，毛澤東就決定向美國靠攏。但是，他所治理的國家剛剛脫離了文化大革命。毛企圖以這種不同尋常的震動來避免共產黨國家走向官僚化和停滯的那種致命傾向，其辦法是從最高級施以不斷的革命動盪——這確是歷史上少有的事例之一，即一個國家的首腦故意打亂他自己的機構作為一種教育方法。下述事實說明了這種動亂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一九六九年，中國在國外只有一位大使（他就是黃華，駐節開羅，後來任駐聯合國大使，其後又任外交部部長）。
尼克松政府採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步驟之一，就是我們對某些事無為而治。約翰遜政府曾經用以北京為首的亞洲共產主義幽靈作為進行越南戰爭的主要理由。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約翰遜總統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演說時曾經說，「河內的統治者受到北平的唆使」[3]；越南的鬥爭是「一個更廣泛的侵略目標的組成部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表了同樣的講話，他認為北京是侵略的鼓動者，北京和河內是勾結在一起的。與此相反，尼克松政府從一開始就從未明說、甚至暗示我們在越南的捲入有反華動機；我們不同意這種分析；我們不需要更多的敵人。
在最初幾個月，充滿著各種矛盾的傾向。尼克松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含糊提到新政府願意與中國對話：「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中。」「憤怒的孤立」這一詞組使人回憶起他在一九六七年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但是沒有得到反應。中國人沒有被一個簡單的和解暗示所打動。
在就職典禮之後的第二天，新華通信社指責尼克松是「壟斷資產階級集團」選定的新「代理人」，以實現「美帝國主義繼續在全世界進行侵略擴張的狼子野心」。據新華社說，尼克松的低調演說和就職時在華盛頓發生的反對他的示威，表明美帝國主義「已深深陷入危機之中」，面臨著「垂死掙扎」。《人民日報》一月二十七日發表文章，幸災樂禍地說，美帝國主義已經「到了末日」。文章嘲笑道：「走投無路的尼克松竟說到了未來……快要進墳墓的人用幻想中的天堂來安慰自己，這反映了一種接近死亡的階級的自我陶醉和絕望掙扎。」
尼克松的就職演說本來可以更具有政治家風度些，可是，中國人卻不乏更尖酸刻薄的作者。
在最初的日子裡，尼克松確是有些自相矛盾。在就職五天之後，尼克松給我和羅傑斯一封信，對我們駐歐洲一個國家的大使未能阻止那個國家承認北京表示不滿。他說，這個大使是個「災星」；要求我們馬上「撤掉他」。在尼克松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他是不是打算同共產黨中國改善關係。他在大量敘述了中國的敵對行動之後說，在即將舉行的華沙會談中，中國將有機會來證明它是否已改變了態度。「可是，在他們未作某些改變之前，我認為我們的政策不會很快有任何改變。」
當然，反過來說，如果中國以不甚明確的方式改變了態度，我們就會接受。形式上說，這同以前各屆政府所作的宣佈並無實質差別。這同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談到蘇聯、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和不擴散核條約時所用的更加和解的語氣，也形成了明顯的對照。對於多疑的中國人來說，這一切必然看來像是可怕的共管。而且他們已經在為另一個事件而煩惱了。在這次記者招待會前三天，由於發生了一個外交事件，二月六日，中國提出了抗議。二月十八日，他們取消了預定二月二十日舉行的華沙會談。為了不被中國佔上風，尼克松在他三月四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對中美重新接近的前景進一步澆了冷水。他說：「展望一下前面的道路，我們可能想同赤色中國取得較好的諒解。但是，我們是非常現實的。鑒於赤色中國中斷了計劃中的範圍非常有限的華沙會談，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對在當前情況下在這方面取得任何突破抱很大樂觀。」
二月一日，尼克松為了一則報道——該報道談到某個東歐人士對中美可能進行接觸感到關切——給我寫了個備忘錄，說：
在你一月三十一日的報告中，我注意到來自（東歐）人士的引人感興趣的評論。我認為，我們應該對下述一種態度給予一切鼓勵，即本政府正在「試探重新與中國人接觸〔原文如此〕的可能性」。當然，這種試探應該私下進行，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這種事情搞到公開出版物上面去。可是，在同你的朋友接觸中，務必特別設法使這一點為該……人士所知。我將繼續來傳播這一想法。
備忘錄的確沒有要求我對中國人做任何事情；它只是囑咐我可以製造這樣一種印象，即我們正在試探對中國的靠攏行動。而且，我不是要向中國的朋友，而是要向東歐人傳播這種想法。這樣做的目的是要使蘇聯人感到不安，而且幾乎肯定——按照尼克松的設想——會激發他們幫助我們結束越南戰爭。
我利用尼克松的備忘錄進行一次政策審查，二月五日，我召開了一次各機構間的聯席會議研究對華政策，要求有關部門和機構研究下述問題：
一、美國同共產黨中國和中華民國關係的現狀；
二、中國共產主義對亞洲的威脅和意圖的性質；
三、美國和其他有關大國對華政策的相互關係；
四、改變美國對華態度的方案及其代價和風險。
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尼克松訪問巴黎時與戴高樂的會談中，中國問題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尼克松沒有要求提供任何特別的幫助；的確還是戴高樂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尼克松看來是持懷疑態度的。戴高樂以特有的高度概括的措辭強調了中國的重要性，指出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實體，擁有豐富的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將會使全世界各個部分都感受到它的影響；他們的雄心同他們的技巧相稱。把他們孤立起來「使他們狂暴發怒」是不明智的；接觸只會有好處。尼克松回答說，短期內不會有大的改變，因為這種行動將會在亞洲其他地區產生不安定的影響；但是長期說，比如十年，我們將會同中國有更多的往來，特別是它開始在核武器方面取得進展之後。尼克松的這種間接回答是一個確實的跡象，即他願意使自己保留選擇的餘地。願意等待十年和一旦有機會就採取行動，這二者並不矛盾。最多這不過反映了一個現實：新政府並沒有明確的計劃。
因此，三月十四日，我們的言論看來又回到反華方向去了。在宣佈我們的「衛兵」反彈道導彈計劃時，總統概述了與約翰遜政府一九六七年的「哨兵」反彈道導彈計劃的主要理論相同的反華意圖。兩屆政府的理由都是一樣的：看來取得某種保護以防較小的核國家的意外襲擊或蓄意進攻是明智的，而不要企圖建立一個防禦蘇聯的龐大民防體系，因為這將會引起武器控制問題和預算問題。尼克松的聲明說：「中國對我國人民的威脅以及一次意外進攻的危險是不能忽視的。批准這一計劃，就會使得在七十年代發生中國的核進攻時，或者來自任何其他方面的意外進攻時，把美國遭受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在中國人看來問題更嚴重的是，尼克松進而暗示，在遏制中國方面，蘇聯和美國有共同的利益。他說：「我可以想像，蘇聯像我們一樣，不願意使他們的國家暴露在潛在的中國共產黨的威脅之下。因此，我認為，哪一國也不會贊同放棄這整個計劃，特別是在中國人的威脅存在期間。」不出所料，新華社通信於三月十六日譴責這一反彈道導彈決定是美國「同蘇修勾結，共同保持對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核威脅、核訛詐」。
這樣，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三月，中美關係看來實質上凍結在同二十年來一樣互不瞭解、互不信任的敵視狀態中。新政府有一個走向中國的意念，但還不是一個戰略。當這種想法遇到機會的時候，政策就形成了。這個機會發生在蘇聯和中國軍隊在一條默默無聞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亞凍土地帶爆發衝突的時候。從那時起，一切朦朧不清都消失了，我們毫不猶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變化。
烏蘇里江的衝突
在東北亞最邊遠的地區，烏蘇里江劃分了蘇聯和中國之間的四千英里的邊界。如果從符拉迪沃斯托克[4]往東北偏北劃一條直線到哈巴羅夫斯克[5]，烏蘇里江大部分就在這條線上。在這條江上離符拉迪沃斯托克二百五十英里的一個荒涼的地方，有一個小島，俄語叫達曼斯基島，中國人叫珍寶島。這個小島面積約三分之一平方英里，上面矮樹叢生，荒無人煙。這個島略為靠近烏蘇里江的中國一岸；江兩岸多為沼澤地，很少居民。除了來自兩岸的季節性的漁民和打柴的人外，在這個地區出現的唯一的人就是蘇、中兩國的邊境哨兵，守衛著他們各自的江岸。就這個島來說，邊界從來沒有確定過。一些時候以來，中國人說界線應該沿江中心劃分，這樣，該島就應該是中國的。而蘇聯人則認為，歷史邊界使整個烏蘇里江河床都在蘇聯控制之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能夠充分說明，雙方為什麼如此重視處在一個荒涼不毛之地的沒有人煙的小島。
根據蘇聯報紙的說法，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早晨，島上的三百名中國部隊用機槍伏擊俄國的一支邊境巡邏隊，在二十分鐘的戰鬥中，打死二十三人，傷十四人。蘇聯隨後派遣了增援部隊，在到達時也受到伏擊。其後，雙方都撤離了該島。[6]
蘇聯立即大量宣揚了這一衝突。這種作法是前所未有的。看來這是第一次，兩個國家都報道發生了一次武裝衝突，或者宣佈了死傷人數。雙方互提抗議照會，進行宣傳指責。中國人說，自一九六七年以來，蘇聯軍隊十六次「入侵」珍寶島，其中有八次發生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和二月；他們還列舉了一長串蘇聯入侵烏蘇里江其他有爭議的島嶼的事件，以及刁難和污辱中國漁民、邊防哨兵和當地居民的事件。約有一萬名中國人三月三日在北京舉行示威遊行，衝擊了蘇聯駐華大使館；據報道，三月七日，十萬名蘇聯示威者攻擊了中國駐莫斯科的大使館，打碎了櫥窗，向大使館投擲了墨水瓶。接著四天，示威擴大到了蘇聯其他十八個城市。蘇聯國防部機關報《紅星報》三月八日報道說，蘇聯駐遠東部隊已處於戒備狀態。在蘇聯外交部裡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展示了據說是被中國人殺死和殘害的蘇聯士兵的照片，蘇聯還播發了關於邊境衝突的專題電視節目。中國的報紙在三月四日宣佈：「打倒新沙皇！」北京電台報道，四億多人（佔全國人口的一半）在全國各地舉行了各種各樣的示威遊行。
在華盛頓，我們仍然主要關心著越南問題，而不能對我們不瞭解其根源、而且其意義要經過好幾個星期才能看清楚的事態發展作出反應。作為一個理論問題，我是贊同建立三角關係的，然而，尼克松和我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更富侵略性的共產黨國家。我們認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戰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心狠手辣的外交倒使我們考慮起我們的機會來了。三月十一日，感情激動的多勃雷寧大使向我提出了烏蘇里江事件。我甚至問都沒有問到這件事，可是，他卻堅持要向我敘述所謂中國犯下的血淋淋暴行，並加以詳細說明。當我試圖改變一下談話主題，指出這是中蘇之間的問題時，多勃雷寧感情激動地堅持說，中國問題是牽涉到大家的問題。我平靜地聽著，想了很多，但沒有發表意見。當天晚上，我把這件事報告了總統。尼克松很感興趣，並且說，往往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建議我們應該抓住這個巨大的戰略機會。尼克松同意，烏蘇里江事件一定震動了中國人。
三月十五日晨，在達曼斯基（即珍寶島）又發生了第二次邊境衝突。同三月二日的衝突相比，這一次雙方都有所準備。戰鬥持續的時間更長，傷亡更多。蘇聯加強了巡邏，一支巡邏隊於三月十四日夜間在島上建立了營地，可能是要設一個陷阱。重大的戰鬥爆發了，而且持續了九個小時才停下來；戰鬥中使用了坦克、裝甲車、大炮和反坦克火箭。雙方都聲稱自己取得了勝利（雖然看來中國人繼續佔有著這個島）。[7]
這些事件的根源——誰在開始時做了些什麼——可能永遠弄不清楚。但是，中國人說他們是回擊蘇聯一連串的入侵，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畢竟，居於劣勢者通常不會去進行無端的進攻而自招失敗。正像我曾經提到過的，兩年之後，周恩來說，蘇聯故意挑起事端，以轉移人們對他們未能阻止西德在西柏林舉行聯邦總統選舉一事的注意。不管衝突的真實原因如何，共產黨外交官都明白，我們不會忽視這些衝突。據報道，三月中，蘇聯在布達佩斯要華沙條約有關國家譴責中國是烏蘇里江事件中的進攻者。他們還呼籲華沙條約的每一個盟國向中蘇邊境地區派遣「象徵性的軍事部隊」。羅馬尼亞人阻止了這兩個行動。
在我們參加巴黎會談的新代表三月二十二日同北越人舉行的第一次秘密會談中，春水自動出人意料地咆哮說，美國想利用蘇聯和中國的分歧，這決不會得到什麼好處。他聲稱，越南人將依靠自己。不論在華盛頓或在巴黎，美國都沒有提出這類問題（雖然我在《外交季刊》發表的文章中曾作過推測）。但是春水堅持認為，儘管爭論已持續將近十年，莫斯科和北京多年來都在援助北越；他毫不懷疑它們將繼續這樣做。
三月二十八日，在一項要求重新研究對共產黨國家的貿易限制的指令中，我特別要求重新研究我國對「亞洲共產黨國家」的貿易禁運。
四月三日，多勃雷寧返任。他曾讀到關於我正領導審查對華政策的新聞報道（大概就是二月五日關於研究對華政策的指令）。關於這一點，他希望知道更多一些情況。雖然我們還沒有同中國人建立任何來往，我還是給了他一個含糊其詞的回答，暗示重建接觸的選擇已擺在我們面前。多勃雷寧提出，現在還有時間由兩個超級大國來指導事態的發展，但是，不久它們可能就不會有這種力量了。他還說，對許多蘇聯人來說，看來台灣很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我使盡全副本領，裝作莫測高深的樣子。我未作回答。
四月二十二日，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雅各布·比姆把尼克松總統的一封信交給了柯西金總理，信中談及美蘇關係的許多問題；故意沒有談中國。可是，我們指示比姆口頭說明，我們無意利用中蘇之間的困難——當然，這意味著，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是能夠加以利用的。蘇聯接受了這一點。五月二十七日，外長葛羅米柯召見比姆，遞交了柯西金的覆信。葛羅米柯還口頭說明，蘇聯也不會利用我們同中國之間的麻煩，而且，總的說來，美蘇關係應該建立在「長遠考慮的」基礎上。
仍然非常模糊的三角關係，已經初露端倪了。
在這同時，中國並沒有靜止不動。四月一日，林彪——很快就被指定為毛的接班人——向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政治報告說：
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放鬆自己的革命警惕性，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毛主席早就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它們一定要打，我們奉陪到底。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打出來的。
儘管報告的調子好戰，但是是使人感興趣的，而且確是逗人的、充滿寓意的。報告強調，除非中國首先受到進攻，它就不會發動進攻，這樣，就減輕了我們對中國會干涉印度支那的擔心。報告指出，蘇聯和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了同等的威脅，這就滿足了實現三角外交的先決條件之一，即美國不應該被視為主要的敵人。
四月二十九日，我向總統遞交了一份關於中國黨代會的概況的報告。代表大會似乎反映了中國在內政、經濟和社會政策以及政治權力等問題上繼續存在著鬥爭。對外政策看來也是同樣不穩定的，但是，中國人首先關心的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危險似乎正在增長。我告訴尼克松說：
政策方向尚未確定……報告重申了支持東南亞、印度和以色列的階級鬥爭，但是未予強調。
貶低美國只是走走形式。
報告提到，中國拒絕了蘇聯提出的討論邊界問題的一項緊急要求，但是，他透露中國正在考慮是否進行邊界談判……
公開言論中一點也沒有表明中國人擔心馬上會同美國或者蘇聯發生戰爭。
談到越南時是敷衍塞責的，中國人也沒有同意朝鮮在最近的緊張關係中採取的立場[8]。
……代表大會沒有對任何一個政府說句好話，而只對一個黨——阿爾巴尼亞黨說了些好話。道義上對其他共產黨持嚴厲的態度和公開表示希望推翻非共產黨鄰國，這兩種作法結合起來，看來只會贏得兩方面的敵視。
不管我的分析有什麼長遠的意義，其中提到毛繼續為整頓教育政策而鬥爭的部分，引起了尼克松固有的報復心理的反應。他在邊上寫道：「亨（利）·基（辛格）：注意毛（也）對教育機構進行鬥爭。」
在黨代表大會在北京繼續進行的同時，四月十六至十七日在中蘇邊境又爆發了戰鬥，這次戰鬥發生在往西二千五百英里的新疆和哈薩克斯坦之間的邊界上。四月二十五日，那裡又發生一次戰鬥，五月二日，又有另一次。四月二十六日，蘇聯公開向中國提出了建議，恢復邊境河流通航聯合委員會的會議，這種會議從一九六七年以來就中斷了。五月八日，蘇聯報紙透露，蘇聯軍隊在中國邊境附近舉行了軍事演習。五月九日，國防部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在紀念對德作戰勝利二十四週年的命令中，把中國、美國和西德並列為蘇聯的主要敵人。
中國人顯然感到了熱度的上升，於五月十一日接受了蘇聯關於恢復河流通航談判的建議。但是，在五月十二、十五、二十五和二十八日，沿阿穆爾河[9]又爆發了戰鬥；而且，五月二十日和六月十日，在新疆邊境又發生了衝突。在新疆發生的敵對行動打翻了我心中對誰是可能的進攻者的天平。最初，我也同意流行的看法，中國是一個更好戰的國家。但是，我看了一份詳細的地圖，發現新疆事件發生的地點離蘇聯的鐵路終點只有幾英里，而離中國的任何一個鐵路終點卻有幾百英里。這使我認識到，中國軍事領導人不會選擇這樣不利的地點發動進攻。此後，我對問題的看法就不同了。可是，如果蘇聯是進攻者，對我們來說則既是問題，也是機會。問題是，蘇聯對中國的全面入侵不僅會破壞地緣政治，而且也會打破世界上的心理平衡；這就會造成這樣一種勢頭，以致出現無法阻擋的嚴酷局面。但是，對於一個我們既沒有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又沒有在任何一級建立有效的聯繫的國家來說，要為它出面抵制這種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機會在於，中國可能願意重新進入外交舞台，這就要求它緩和以前對美國的敵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我們在亞洲的許多朋友的威脅可能會減輕，同時，由於激起蘇聯對其漫長亞洲邊界的關心，也會減輕歐洲受到的壓力。但是，為了弄清楚這種可能性，我們需要同中國領導人建立某種聯繫。如果我們行動太快，或者太張揚——在「文化大革命」沒有完全結束之前——中國人就可能拒絕這種行動。如果我們行動太遲緩，又可能會促使中國人懷疑這是蘇美勾結，這可能驅使他們只好同莫斯科作現實的交易。我們考慮後認為，對蘇聯來說，我們選擇中國可能有助於使蘇聯實行克制；但是，我們又必須注意不要操之過急而刺激它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而在國內，我們必須克服長期來形成的心理狀態，即不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就是把它看成只與台灣問題有關的受傷害的國家。
在這一階段，我主要關心的是要弄清楚政府中在提出些什麼問題。根據我二月五日的指示，產生了一份由有關機構聯署的關於中國的文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研究小組五月十五日討論了這個文件。文件對於一般性的中美雙邊問題給予了很多關註：台灣問題，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貿易和旅行問題，以及各種裁軍計劃；會議還討論了我們在亞洲的相反的利益；所有這些討論都是空對空的。沒有談到中蘇緊張關係的全球含義和在三角關係中我們可能獲得的機會。在我看來，會上似乎過分強調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所謂好鬥，我在會上對這一點提出了質疑。我認為應該從不同的角度來提出問題。聯署文件認為，美國的政策有一個基本的心理目標，即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思想，使中國人的思想從好鬥變為和解。這種看法無視了中國在力量均衡中的作用。一個周圍都是弱小國家的擁有八億人口的國家，不管誰在統治它，都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我們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哪些是由於它的面積和局勢引起的？哪些是它的領導引起的？我們想從中國得到些什麼以及我們怎樣才能合理地影響中國的決策？我們怎樣看待中蘇關係的演變？我們能起多大影響？我們應該傾向哪一邊？我還詢問大多數克里姆林宮學家，我們同中國改善關係的努力會不會破壞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歷史表明，在兩個敵對的夥伴之中，聯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為這樣可以遏制強者。
六月八日，蘇聯恢復了他們的外交攻勢。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國際共產黨會議上譴責了毛，並且鼓吹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他沒有細說，但是，這樣一個「體系」只能是針對中國的。六月下旬，蘇聯駐西歐各國大使展開了配合一致的行動，「揭露」中國對他們駐在國政府的政策，阻撓西歐各國承認北京。蘇聯還設法擴大它同亞洲非共產黨國家的聯繫；甚至向台灣伸出了觸角。在這個阻撓中國打破孤立狀態的努力的運動中，蘇聯外交官暗示，為了利於孤立中國，蘇聯準備避免惡化同美國的關係。我把這些越來越多的跡象彙集起來向總統提出了報告：
我相信，這確實表明，蘇聯領導人越來越被中國問題所困擾了……它至少顯示蘇聯在處理東西方問題上可能變得更靈活些……因此，蘇聯的關心最後可能歸結為這樣一點：如果他們在其遏制中國的政策中企圖使我們恪守中立，即使不是使我們積極合作的話，那麼事情可能會變得對我們有利。
總統在邊上加了熱情的評語，如：「這正是我們的目標。」他建議我們「巧妙地鼓勵」所有被蘇聯敦促不要與北京建立關係的國家去建立關係（這是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因為在他就職典禮後五天他還抱怨過我們駐歐洲的大使）。
我們現在要加倍努力同北京建立聯繫。六月二十六日，總統給我一封信，說明我們應該鼓勵長期以來關心中國問題的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鼓勵他貫徹他的弄張簽證去訪問中國的計劃。我把總統的指示推進了一步，敦促布賴斯·哈洛——當時他負責國會同白宮的關係——鼓勵曼斯菲爾德把他的主動行動公開化。但是，還需要有一個更明確的姿態。修改我們對華貿易禁運的時機到來了。這種實際的改變並沒有多大重要性，但是其象徵意義卻非常廣泛。為實行這種微小的步驟而需要進行的絞盡腦汁的討論，是衡量我們已經走了多長的道路的尺度。在三月二十八日對貿易禁運問題進行全面研究之後宣佈了決定，我們決定把對華貿易作為一個專門問題來處理。六月二十六日，我簽署了一項給有關單位的指示：「總統決定，在廣泛的對外政策的基礎上，修改我們的某些對華貿易管制。」由能幹的埃利奧特·理查森主持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副部長級委員會，被要求就如何實行總統的決定提出詳細的建議。
最初，我們以為任何實際的執行都必須等到國會可望在九月通過經過修正的《出口管製法》之後。可是，理查森和我很快就認識到，如果我們等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能趕不上亞洲的事態發展，這種事態發展看來正在走向高潮。我向尼克松指出，六月二十六日的指示確有漏洞，可能觸發一場可能沖淡對中國的有利影響的國內辯論。當時還有美蘇關係問題。我們料想，不管在什麼時候宣佈開始舉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如果在這同時我們放寬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我們就會招致美蘇關係鼓吹者的指責，指責這是給蘇聯臉上一巴掌，而且我們還可能被指責為阻撓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同樣，如果在尼克松當時將要進行的羅馬尼亞（中國的一個朋友）之行回來之後宣佈這一決定，那麼，羅馬尼亞之行就會被認為具有「過於明顯的反蘇意義」。
理查森和我最後提出了三點建議：一、允許美國旅遊者購買不超過一百美元的中國制的非商業貨品；二、取消不讓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禁令；三、允許向中國出口穀物。總統同意了前兩項，但是在保守派參議員的建議下否決了第三點。在我們正準備公開宣佈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可能破壞這個周密制訂的計劃的微不足道的意外事件。七月十六日，兩個美國人駕駛的一隻遊艇在香港海面傾覆，他們乘救生艇漂到了中國領海，被中國人俘獲。我和理查森決定，把宣佈推遲幾天，看看中國人會不會利用這次事件掀起反美運動。可是，中國保持沉默。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即在總統就要出國作環球旅行的時候，國務院作了一個低調的、就事論事的宣佈，即放寬（但不是取消）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和到人民共和國的旅行。這一宣佈沒有要求對等。中國人可能考慮到了這一點，因而未作正式反應。七月二十四日，中國人釋放了兩名美國遊艇乘客。周恩來也知道如何採取不對等的行動。北京理解了。
這時候，尼克鬆開始了他的環球旅行。他在旅程中的每一站都打算為中國人留下一張名片。他開始傳播這種信息，我們準備開始同北京來往。在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他告訴兩國領導人說，我們完全不同意蘇聯關於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這是間接要中國人放心，同時也是一個警告，說明我們將反對蘇聯把影響擴展到東南亞。正像他向泰國總理指出的：「談不上〔美蘇〕共同統治的問題。」
尼克松對巴基斯坦的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說話更自由些，因為他知道他們都對中國很友好。八月一日，尼克松在拉合爾對葉海亞總統說，他個人認為——他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許多美國人完全不這樣看——如果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繼續處於孤立狀態，亞洲就不能「向前進」。（看來尼克松似乎認為，如果他暗示他是不顧他的下屬的建議而行事的，就會提高他在外國領導人心目中的形象。的確，他的下屬如果知道他所幹的事，一定會反對他的。至於這些習慣於等級制的領導人如何看這種自白，則要等他們自己將來的回憶錄來說明了。）他強調說，美國決不會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他要求葉海亞把他的想法在最高一級轉達給中國人。在這一天晚些時候，葉海亞安排在拉合爾的國賓館，由不久前訪華歸來的空軍元帥謝爾·阿里·汗向我介紹情況。阿里·汗認為，中國國內的動亂正在結束，中國很快就會設法結束自我實行的外交孤立狀態。他還用同我們當時那些幾乎是失掉理智的狂熱理論家中間廣泛流行的陳詞濫調完全不同的語言，描述了中國的領導人。他認為他們是有教養的、務實的、說話算數的。
接著兩天，即八月二日和三日，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又向齊奧塞斯庫總統重提他的話題。他再次強調反對亞安體系，理由是在亞洲建立反對中國的小集團是錯誤的。尼克松說，中國在二十五年內將有十億人口。如果把它孤立起來，可能變為一個爆炸性力量。我們的政策是同蘇聯和中國都建立良好關係。他希望羅馬尼亞同意充當通向中國的渠道。齊奧塞斯庫表示，他願意充當信使，他答應向中國人轉達我們的看法，並把中國人的反應告訴我們。
同我們的預期相反，羅馬尼亞渠道後來證明是條單行道。我們曾想，中國人可能寧願通過共產黨中間人同我們打交道。事實上，他們過於小心翼翼，以至不願通過他們，可能是擔心即使像羅馬尼亞這樣一個極力維護獨立的國家，也可能受到蘇聯的滲透。
回到華盛頓後，我召見了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要巴基斯坦起作用，並建立一條可靠的渠道。希拉利出身於巴基斯坦的名門望族，長期擔任公職，很能幹。他的兄弟那時是駐華大使，後來出任巴基斯坦外交部常務首腦；希拉利的妹妹——在一個冷漠的社會裡最初鼓吹女權的人——在五十年代是我在哈佛大學的學生。希拉利是一個精細的、思慮周到的人。我要求他向葉海亞總統重申，我們認為尼克松的信息只能在最高一級上轉達給中國人；在這同時，巴基斯坦可以在隨便什麼時候碰到很自然的場合出現時，以低調的方式轉達我們的態度。我告訴希拉利，尼克松只把他和我之間的渠道作為對這個問題進行任何進一步討論的唯一可靠的接觸點。希拉利提出，葉海亞將待不久後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時把尼克松的詳細觀點告訴他。
八月八日，國務卿羅傑斯在堪培拉發表一篇重要演說，宣佈我們希望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他說：
當然，我們認識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和大陸上的共產黨中國，都是生活中的事實。我們也知道，大陸中國終有一天會在亞洲和太平洋事務中起重要作用——但是，這一定不會是在它的領導人繼續持這樣一種內向的世界觀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在一直尋求打開來往渠道的一個原因。就在幾天之前，我們放寬了美國旅客購買他們的貨物的政策，並且正在批准去中國旅行的簽證。我們的目的是消除我們關係中的刺激因素，並幫助大陸上的中國人記起我們過去對他們的友誼。
這樣，八月底，我們就以單方面的步驟，通過中間人以及公開的聲明與中國通了信息。所有這些，都是通過一系列臨時的決定採取的。並沒有在內閣一級正式討論過對華政策。在八月之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沒有開會討論過這個問題。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之前，我對政府內部在應該如何根據我們的對蘇關係來運用我們的對華關係這一問題上存在的不同觀點，作了分析，並報告了總統。一種觀點（我們可以叫它親斯拉夫立場）爭論說，蘇聯非常擔心美中勾結，因此，任何改善對華關係的努力都會使蘇美合作成為不可能。那些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我們應該把改善對蘇關係放在最優先的地位，為此，不應該設法增加同北京的接觸。另一種相反的觀點（一種現實政治觀）爭論說，蘇聯可能更願意和解一些，如果他們擔心不然我們就會尋求同北京接近。這一派力促我們擴大同中國的聯繫以制衡蘇聯。第三派「親華派」爭論說，我們同蘇聯的關係不應成為制定對華政策的主要因素，盡可能採取行動增加蘇聯的不安可能是有用的，但是美中關係的根本改變應根據其他考慮來進行。
毫不奇怪，我是站在現實政治派一邊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什麼決定也沒有作。但是，總統以他的革命性的理論（我非常具有同感）使他的內閣同僚大吃一驚，他說，蘇聯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聽任中國在一場中蘇戰爭中被摧毀，那是不符合我們的利益的。一個美國總統宣稱一個共產主義大國、一個我們與之沒有任何聯繫的長期以來的敵人的生存，對我們具有戰略利益，這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件大事。總統心裡所以考慮到中蘇戰爭，其原因是邊境緊張局勢的加劇引起了我們嚴重的不安。它還加強了我們這樣的信念，即越來越迫切需要建立聯繫了。
關於戰爭的傳言
八月八日，也就是羅傑斯發表堪培拉演說的同一天，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六月份開始在哈巴羅夫斯克舉行的會談，簽訂了改善邊境河流通航的議定書。這遠沒有緩和緊張關係，看來反而促進了它們。幾天以後，在新疆和哈薩克斯坦之間的邊境上爆發了流血戰鬥。八月十四日，《真理報》報道哈薩克斯坦進行民防準備；八月十五日，新華社指責蘇聯進行戰爭準備，並且提醒中國人民也要作好戰爭準備。
關係緊張的信號越來越多，八月十八日，國務院的一名中級官員、蘇聯問題專家威廉·斯蒂爾曼同蘇聯大使館的一個官員共進午餐。這個蘇聯官員突如其來地詢問，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我對這一點給予了充分嚴肅的看待，於八月二十五日在聖克利門蒂召開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即國家安全委員會緊急計劃和危機處理小組委員會的會議。我要求他們擬定一個在中蘇發生戰爭的情況下美國政府的應急計劃。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擬出的計劃不夠完善，我又指定我手下的人成立一個小組來進行更好的研究。一個完善的計劃在一九七年初出籠了，這個計劃冷靜而嚴酷地分析了我們防止戰爭爆發或者影響戰爭結果的可能性，這一點將在第十八章中加以論述。總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八月十四日會議上表示的我們不能聽任中國被摧毀這一信念，已經不再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這個大動亂發生，尼克松和我將不得不在政府中——而且可能是全國——對我們認為支持中國是戰略上的需要這一觀點得不到什麼支持的情況下，來面對這種局面。
八月底，中蘇宣傳戰明顯地加劇了。八月二十八日，《真理報》警告中國不要再進行武裝挑釁，並且要求全世界在為時不太晚之前認識到中國的危險。《真理報》還預兆不祥地說，「在當前擁有最現代的技術、有效的致命武器和發射這些武器的現代化手段的條件下，如果爆發戰爭，哪一個大陸也不能倖免」。同一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佈公開命令，號召人們再次加強備戰，包括加速在城市中建設地道。八月下旬，我們偵察到蘇聯空軍在遠東的一次停飛待命。這樣一種行動將使所有飛機都同時進入高度準備狀態，它往往是一次可能的進攻的信號；至少也是在一場緊張的心理對峙中發出的嚴酷警告。停飛待命在整個九月份都繼續保持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三十週年紀念日，兩個著名的蘇聯將軍對北京磨刀霍霍。九月一日，蘇聯總參謀長兼國防部第一副部長馬特維·查哈羅夫在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上發表文章，直截了當地追述了蘇聯在二十五天內摧毀日軍七百萬人的進攻。總參謀部高級軍事學院院長斯·波·伊凡諾夫將軍九月二日在《紅星報》上發表的文章發出了同樣的論調。
因此，我們把我們的態度表示得更明確些，表明我們對蘇聯的這些威脅不會漠不關心。八月二十七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在為一批外交記者舉行的介紹背景的午餐會上，發表了講話，透露蘇聯可能就它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的可能性問題，向其東歐共產黨同夥進行試探[10]。九月五日，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查森在美國政治科學協會在紐約舉行的會議發表講話說：
談到共產黨中國，不斷改善我們的關係是符合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的。我們不打算利用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敵對來謀求我們自己的好處。兩個共產主義巨人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不是我們該管的事。可是，我們不能不深深地關注，這種爭論的不斷升級會造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巨大破壞。
對於美國來說，這樣公開地關注對這樣一個國家的威脅，這是又一個革命性的步驟。因為二十年來，它一直對這個國家採取敵視態度，而且在新政府上台後與之沒有任何來往。
沒有立即引起反響。九月十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個成員漫不經心地對一位美國代表說，蘇聯在軍事上具有對中國的壓倒優勢，如果中國現在的敵視態度繼續下去，一次軍事較量可能是無法避免的。同一天，蘇聯的塔斯社指責中國從一九六九年六月到八月中旬，蓄意侵犯蘇聯邊境四百八十八次，並且挑起武裝衝突，參加的有二千五百名中國人。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總理和周恩來總理舉行戲劇性會晤時有一個小小的插曲。柯西金和周恩來曾分別前往河內弔唁胡志明的逝世。柯西金是經過印度而不是取道中國這條近得多的道路飛赴河內的，而且在周恩來到達之前就離開了。這一事實反映了他們兩國關係的緊張。塔斯社曾報道柯西金離開河內回莫斯科。他飛到了蘇聯中亞城市杜尚別。這時，他的飛機突然改變了航程，取道一條從河內出發最遠的道路飛向北京。他在北京機場同周的簡短會晤是四年半內兩國間的第一次最高級會晤。
很多人以為，意義重大的事件都會及時通知到高級官員。但不幸的是，官方的消息幾乎總是無例外地要通過官僚機構檢查的障礙，或者需要寫一個提要，把事態發展置於某人的觀點之下。而有一種情況並不是不經常發生的——經常到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情緒波動——那就是，甚至總統也是從報紙上才得知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柯西金和周的會晤就是如此。使我尷尬的是，在總統從《華盛頓明星報》上讀到這一消息之前，我竟然沒有能向他提供一些看法。他召見了我，並詢問我的看法。我告訴他說，初步看來，關於會見的聯合聲明是非常冷淡的。聲明中沒有使用描述這種會談的標準形容詞是「兄弟般的」，這意味著有嚴重分歧。我揣測，中國人可能還邀請柯西金路過一下北京，因為他們認為使「溫度降低一些」符合中國的利益。總統考慮這是不是意味著他們之間的緩和。我認為不是；在我看來，這是雙方嚴陣以待，以準備下一個回合的鬥爭。
關於這次會晤的起因，有各種各樣可能的解釋。柯西金飛機的改變航向，可能是說明他的北京之行是由於中國人在最後一分鐘提出的邀請。另一方面，給予柯西金的不過是起碼的禮儀待遇——沒有允許他離開機場，以及蘇聯先宣佈了這次會晤，又可能意味著是蘇聯採取了主動行動。不管是中國想尋求和解也好，或者是蘇聯給北京的最後警告也好，有一點是清楚的：中蘇關係在走向一個危機點。
九月十六日，倫敦《新聞晚報》登載了一篇預兆不祥的文章，證明了我的分析。經常放出試探氣球的蘇聯「自由撰稿記者」維克托·路易斯——我們認為他很可能是蘇聯政府的一個發言人——在這篇文章中寫道，「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一直在討論一場中蘇戰爭的可能性，他暗示，如果這場戰爭發生，「世界只會在戰爭爆發之後才得知它」。路易斯提到了蘇聯對設在新疆羅布泊的中國核試驗基地進行空中襲擊的可能性。他還宣稱，有一個反毛的地下電台正在中國廣播，這證明了反毛力量的存在。它「很可能」產生一個領袖，這個領袖將會要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兄弟般的援助」。路易斯指出，「過去一年的事態發展證明了蘇聯恪守這樣一個理論，即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脅的國家的利益，有權干涉彼此的事務。」
我們不能無視蘇聯對中國的進攻。這會打破世界的力量平衡；會在全世界造成這樣一種印象，蘇聯正在實現它的統治。但是，美國直接作出反應不會得到我國輿論的支持，而且可能加速我們想要防止的事情的到來。
九月二十九日，我把到當時為止的前一個月來蘇聯的活動報告了總統，並且促請他，我們要作出更多的反應。我說：
我關心我們對這些試探的反應。蘇聯人對他們的對華政策可能還不十分確定，而我們的反應可能影響他們的打算。其次，蘇聯人可能利用我們來在中國和世界上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我們正在秘密咨商，而且很可能對他們的軍事行動處之泰然……我認為，我們應該表明，我們沒有玩弄這些策略……
在總統還沒有來得及就這些建議採取行動之前，新華社在十月七日突然宣佈，中國同意在副外長一級重開同蘇聯的邊界談判。中國在一項和解性的聲明裡重申它願意和平解決；它否認它要求歸還十九世紀被沙皇俄國強佔去的領土。第二天，中國公佈了一項共有五點的建議，要求彼此從爭議地區撤退軍隊。十月二十日，邊界談判在北京復會，由副外長瓦西裡·庫茲涅佐夫和喬冠華進行。
在我看來，中國在心理對峙中後退了。我寫報告給總統說，我認為中國態度的變化可能有兩個因素：越來越擔心蘇聯的進攻和可能重新表明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務實派控制著外交政策。但是，我不認為發生了任何根本性的變化：程序性的協議是改變不了淵源深遠的緊張關係的。在尼克松的批准下，我建議同埃利奧特·理查森共同探討對中國採取某些新的行動。尼克松同意了。
正在這個時刻——並不使人驚異，巴基斯坦渠道突然開始出現了生機。十月十日，過去曾在拉合爾向我介紹過情況的空軍元帥謝爾·阿里·汗，到訪白宮我的辦公室。他說，葉海亞已向中國人轉達了關於我們願意改善關係的大體信息，但是，現在他需要有些更具體的東西以便在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時轉達給他。我把幾天前同埃利奧特·理查森共同擬定的一個步驟告訴了謝爾·阿里。自從一九五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有兩艘美國驅逐艦奉命在台灣海峽巡邏，以象徵我們對「中華民國」防務承擔的義務。事實上，這兩艘驅逐艦不是該島防務的一部分；它們的作用主要是象徵性的。理查森和我得到總統的同意，取消了常設的巡邏；而代之以由其他美國軍艦每月輪流巡邏十五次，以表明我們繼續對台灣的防務承擔著義務。葉海亞總統可以把這一決定秘密地轉達給共產黨中國的大使。可是，他應該保證，中國不會誤解；我們對台灣防務承擔的基本義務並沒有變，這只不過是一種消除刺激因素的姿態。我告訴謝爾·阿里說，一旦總統決定有某些更具體的事情要告訴中國人時，我將與希拉利大使接觸。我把這些事報告了尼克松，他在我的報告結束的地方批道：「基——也要打開貿易可能性。」由於謝爾·阿里已經離開華盛頓，並且由於我不願給人以求之過急的印象，我決定把這件事留待下一個回合。
十月二十日，多勃雷寧大使在同尼克松的談話中，在轉達了蘇聯願意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同時，還正式警告不得企圖利用中蘇緊張關係謀利。尼克松告訴他說，我們的對華政策並不是針對蘇聯的。同時，我們也不打算比蘇聯更願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長期敵人。我們期望加速貿易，交流人員，以至最終建立外交關係。在這次談話之後，我把我的估計向尼克松寫了報告：
蘇聯人再次道出了他們根深蒂固的懷疑，懷疑我們為了向他們施加壓力，而正在試圖與中國拉關係。他們「事先」警告我們，任何這種想法都會導致嚴重的失算，而且會妨礙美蘇關係的改善。你已經回答了這一點，我認為，給蘇聯過多的保證是沒有好處的。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應該改變我們的對華政策。
我們沒有改變。在確知我們的意思已經得到理解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受權發出國務院建議的另一個信號，即把我們結束驅逐艦巡邏的決定透露給香港的中國官員。
這樣，我們與中國人之間就開始了一場錯綜複雜的小步舞。這種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至雙方都能夠總是說他們沒有任何接觸；如此風度優雅，以至任何一方都無需顯出主動的樣子；如此圓潤周到，以至雙方現存的關係都沒有受到妨礙。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年六月，至少有十次美國駐國外的官員在外交場合下同中國官員搭了話。這同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了，以前，只要中國人一知道他所遇到的是美國人，他們就總是馬上中斷接觸。在這些場合中，至少有四次是中國官員主動接觸的。於是，接觸開始超出社交性的閒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國駐香港的副總領事從一位可靠的中間人那裡，聽到了一位共產黨官員的「個人」意見，即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一切分歧得花長時間去解決，而在一九七三年之前，可以先建立某種形式的關係。
我們自己採取了一次主動行動。九月九日，在戰爭謠諑盛傳的時候，我們駐波蘭的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對總統作了一次例行的禮節性拜會。我於一九五九年同斯托塞爾相識，當時他作為一個研究員在哈佛大學的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任職。我認為他是最優秀的外事官員之一——有專業知識，勤於思考，辦事周密謹慎。當我們在等待見尼克松的時候，我請斯托塞爾在有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都參加的下一次社交場合，同後者進行接觸，告訴他我們準備進行認真的會談[11]。
有三個月的時間沒有什麼事情。到了十二月三日，斯托塞爾終於在華沙文化宮舉行的南斯拉夫展覽會上，碰上了中國臨時代辦雷陽。當斯托塞爾向雷陽走去的時候，後者後退，下了一段樓梯。斯托塞爾追蹤而至，並通過雷的波蘭語譯員向雷轉達了他的信息。為了讓中國人瞭解，斯托塞爾的接觸並不是他個人特殊的行動，我們要國務院發言人在下次例行的午間記者招待會上宣佈斯托塞爾和雷交談了幾句。多年之後，周恩來告訴我說，我們差一點使這位尊貴的代辦得了心臟病，雷陽完全沒有得到指示如何應付這種意外情況，他躲開斯托塞爾，是因為他不知道該如何對付他。
可是，周恩來知道。十二月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釋放了自從二月十六日因為其遊艇誤入中國廣東省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兩個美國人。[12]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斯托塞爾大使被邀請去中國大使館——這是自從共產黨人在中國接管政權以來在所有中美接觸中第一次發出的這種邀請，這使我們大吃一驚。斯托塞爾答覆說，他將高興地、小心地從後門進入大使館；中國人告訴他說，這種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門（可能是為了免得使蘇聯情報人員漏掉這一機會）。斯托塞爾真的從正門進去了，並在「融洽的」氣氛中會見了他的中國對手，正像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在第二天宣佈的那樣。斯托塞爾建議恢復華沙會談；沒有談到其他問題。雙方同意，月內再會見一次。
斯托塞爾的這次接觸是正規的國務院機構第一次參與實行對華外交。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查森、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他們的助手和一些高級研究人員，對於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系統中所完成的各種研究作了重大貢獻，他們能幹地制訂了放寬貿易限制的各種計劃。但是，國務院作為一個機構，並沒有參與全面的戰略，而且也沒有辦多少外交。現在，它的官僚機構卻活躍起來了，不是致力於分析研究而是抓談判，看著各種研究報告來而復去，它不願就各種方案展開爭論；可是卻拚命在對駐外使節發指示。他們深信，發電報就會使政策得到最有效的執行。考慮到大多數談判都要求能較快作出反應，因此，把外來者（例如總統，或者甚至國務卿）的干預保持在最小限度是會有更多好處的。
華沙會談在國務院引起了各種各樣潛在的反應，首先聽到的是那些專門研究美蘇關係的人的反應。這些人深信超級核大國掌握著和平與戰爭的鑰匙，他們要求把這種關係可能遭到的風險保持在最小限度；他們看不見重新接近中國會得到的好處。相反，他們認為，三角關係將會打亂在他們政策範圍裡的一切預見性。這些人認為，改善對華關係可能實際上會改善對蘇關係的這種看法，不是荒唐就是亂來[13]。這批人精神上的領導人是國務院最卓越的蘇聯問題專家，有才學而忠誠的前駐蘇大使盧埃林·湯普森。早在六月間，湯普森和他的一個同樣卓越的同事查爾斯·波倫在聽說我們打算放寬對華貿易限制時，就主動拜會了總統，勇敢地提醒總統不要「利用」中國反蘇，說這不會有什麼好處，而只會給美蘇關係和世界和平造成不幸後果。當然，我們並未預見到事情會有如此嚴重，以至是「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反對蘇聯；我們只想能鼓舞雙方都改善同我們的關係。尼克松按典型的老一套行事——當著他們的面，表示理解他們的意見；而當他們一離開房間，就馬上譏笑他所認為的外交機構裡的不可救藥的沒主見的傢伙。
在得知華沙會談很快就要恢復之後，盧埃林·湯普森要求向多勃雷寧通報我們（與中國）的一切接觸。羅傑斯把這個建議轉告了我，並且說他不同意這個建議，但是，希望「總統能有機會加以考慮」。我表示強烈反對。由於蘇聯人從來不向我們通報他們同中國人或其他國家接觸的情況，我認為沒有理由給它以單方面的禮貌或無代價的保證。我還認為沒有必要給俄國人提供機會，使他們可以向北京誇耀說我們向他們通報了（我們同北京接觸的情況），從而從一開始就增加中國人的懷疑。尼克松同意我的意見。十二月十二日，我告訴羅傑斯說：「總統……要求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得向多勃雷寧通報會談的情況或會談的內容。如果多勃雷寧問到，我們可以若無其事地回答說，會談只涉及雙方關心的問題，而沒有其他。總統關心的是，下級機關在非正式的談話中不要越出這樣一個限度。」
不幸的是，官僚機器的另一個分支也在加班工作。國務院通過一個奇妙的交換系統在行使著它的職權，經過這個系統，國務院的各種下屬機關以及外國政府被或多或少地自動告知了重要的事態發展。這樣做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確保重要官員瞭解可能同他們履行職責有關的事件；製造一種參與其中的感覺；使神經過敏的盟國放心；有些時候——在一個情報就是權勢的職業中——製造一種互相交換情報的義務。困難之處在於，這些很好的準則也往往從屬於虛榮心或官場威望的極為短淺的考慮，而且又得如此經常地執行，以至高級官員們感到很難加以控制。在幾天之內，事情就變得很清楚了，國務院把華沙會談的情況通知了我們駐東京、台北和莫斯科的大使館和駐香港的總領事館。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意大利和新西蘭等國的政府不是在事前就是在事後得到了斯托塞爾會晤情況的通報。一方面每個人都得到警告不得公開發表意見，另一方面這樣一則非常津津有味的消息的傳播，一定會擴展到整個外交界。當我向總統談到已發生的情況的時候，他歎息地說：「我們將使這個嬰兒胎死腹中。」對華外交被逐步置於白宮的控制之下，其主要原因就是難以控制一個巨大的官僚式的傳遞機器。
十二月十九日，我們採取了另一個主動行動。在《聯邦記錄》上發表的一篇低調聲明裡，宣佈了進一步放寬貿易限制：取消只准旅遊者最多購買一百美元貨物的規定；允許美國公司的國外子公司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生意；改由政府來鑒定什麼樣的藝術品是中國製造的，從而放寬藝術品的進口。
突然之間，一切渠道好像都出現了生機。十二月十七日，羅馬尼亞第一副外長喬治·馬科維斯庫會見了我，說明了中國對尼克松同齊奧塞斯庫的談話的反應。中國人非常有禮貌地聽取了談話；他們說他們有興趣同西方實行關係正常化；當前，他們沒有什麼具體的信息要轉達。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說明了兩點：它願意進行接觸，但是不一定通過羅馬尼亞這個渠道。兩天之後，阿迦·希拉利大使轉來了巴基斯坦渠道的最新消息。他要說的多得多。宣讀了一封親筆信——為保密起見，巴基斯坦渠道的一切信息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傳遞的——希拉利報告說，葉海亞已把我們願意改善關係和決定不再讓兩艘驅逐艦在台灣海峽巡邏這兩件事都告訴了中國大使。中國大使最初反應很冷淡，並對美國的動機進行攻擊，但是，幾天之後——顯然是從北京得到了指示——作了一個較和解的答覆。他表達了北京對巴基斯坦所起作用和所作努力的謝意。希拉利說，中國人在十二月六日釋放兩名美國遊艇乘客是對我們的主動行動作出的具體反應。
總統為使對話繼續，就美-巴關係向葉海亞寫了一封長信。在談到中國時，尼克松寫道：「你知道我願意設法同中國領導人進行更有意義的對話。最好這是一個慢慢來的過程，但是我決不放棄它。」當我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把這封信轉交給希拉利的時候，他又接到了葉海亞的另一封信，他在信中向我們通報了他的「印象」（用外交辭令說，就是來自一位高級中國官員的不具名的信息），即中國人願意沒有先決條件地恢復華沙會談。很明顯，中國人賦予巴基斯坦渠道以特殊的價值。在中蘇關係中，巴基斯坦的地位比羅馬尼亞簡單。
三角政治
因此，到了一九六九年底，美國同共產黨世界的關係就慢慢演變成三角關係了。我們不認為我們打開通向中國的路就一定是反蘇。我們的目的是清除對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我們沒有理由把我們同主要的共產黨國家的接觸局限於蘇聯。我們同中國接近並不是要贖四十年代後期我們對華政策的大量罪過，而是要塑造一個全球的均衡。它並不是要勾結起來反對蘇聯，而是給我們以均等的地位用來從事建設性的目的——使兩個共產黨大國都能同我們保持較好的關係。這樣一種均衡可以保證大國之間的穩定，甚至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終於實現合作。
十二月十八日，在東廳舉行的一次年終記者招待會上，我試圖說明我們對兩個共產黨大國的總的方針：「我們一向都表明，我們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對其他國家——包括共產黨國家，特別是像共產黨中國這樣的國家——的判斷，將以它們的行為為依據，而不是以國內的意識形態為依據。」我在講話中讚揚了使我們的對蘇關係得以發展的那種求實風格，而不再出現意氣用事的宣傳，而後者正是以前交往中的特點。我們願意進行嚴肅的談判。我們願意進行仔細的準備，但是我們堅持這必須是相互的。我們準備同蘇聯領導人舉行最高級會談，但是我們要求這種會談一定要取得相當的進展，而不是為舉行最高級會談而舉行最高級會談，我用更帶哲學性的腔調談了中國，因為我們還要走更長得多的道路來復活兩國的關係：
中國人民顯然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在現有文明的地區裡，他們有著最悠久而未曾間斷過的一套統治記錄；其次，八億人民代表著人類的百分之二十五，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不管我們打算做什麼和採取什麼樣公開宣佈的政策，他們都會給國際事務以影響，他們是一個現實。不管他們的政策是好是壞，都將決定和平和進步的可能性。而且不管我們要做些什麼，都是這樣。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一個緊迫的大問題是避免出現動亂的話，如果說今後二十年的一個大問題是建立一個較為持久的和平的話，那麼，單單是無視八億人民這一件事，在我們看來就不可能建立和平，而這種和平與我們所說的避免危機是有所不同的。
我們也不能過高估計我們對他們採取單方面行動的作用。
他們將根據他們的概念和需要來作出他們的決定。但是，他們的行動可以受到我們行動的影響，因此，我們準備同他們進行對話。
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同多勃雷寧有一次私下的年終回顧。我很有把握地認為，他將會提出中國問題，我寫出了我的答覆請總統批准，總統同意了。我寫道：
我將重申
1.我們不接受這種意見，即長期敵對是美中關係不可改變的法則；
2.我們的政策目的不是反蘇；
3.在中蘇爭端中，我們不站在任何一方。
我沒有料錯，多勃雷寧果然再次提出了中國問題，問我們做了些什麼，中國有什麼反應。我避開了他的問題，只提出了我準備好的一般性保證。
到了一九六九年底，甚至當中國通過恢復關於邊界爭端的時斷時續的對話來抵擋一陣蘇聯時，它也已作出要與美國接觸的決定。
一九七年初，中國同意舉行另一次非正式會晤，在這次會晤中，斯托塞爾要提出正式恢復華沙大使級會談。會晤定於一月八日在美國大使館舉行。為準備這次會晤，同國務院發生了又一次小的爭吵。總統和我都很想利用這次機會告訴中國人，不論是在亞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美國都不會同蘇聯實行共同統治。我們想要中國人直接聽到到那時為止我們只是通過第三方對他們所說的話。那時還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如果美國外交官沒有能夠重述總統和我通過中間人再三說過的話，我們就會破壞我們的秘密渠道的信譽。
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反對這一點，他爭辯說，在專門討論程序問題的會議上，我們應該避開實質問題。這種反對無疑還有更深刻的原因：不滿白宮的干預，在東亞問題專家中存在這樣的看法，在對蘇關係中沒有必要摻雜地緣政治的考慮；還有一種可能是，在那些習慣於把中國看成主要威脅的專職人員中，對打開通向中國的路仍持謹慎態度，再不就是對麥卡錫時代那些主張對共產黨中國採取大膽步驟的人所受到的嚴酷迫害記憶猶新，心有餘悸。
終於，一月八日的華沙會晤進行得非常順利。中國代表乘坐一輛懸掛著中國國旗的高級轎車招搖過市地到達美國大使館。程序問題順利解決。雙方同意恢復兩國大使間在華沙的正式和定期會晤。總統關於不謀求聯合統治的信息也傳遞了過去，雙方都避免爭論（雖然中國新聞界還在繼續向公眾報道尼克松政府的罪惡）。中國人接受了輪流在兩國大使館舉行會晤的原則。下次會晤定於一月二十日在中國大使館舉行。雷陽建議會晤應予宣佈。
這樣，在總統就職後一年的那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之間將要進行兩年來的第一次具體對話。但是，這些對話不同於在這之前舉行的一百三十四次會晤。它們經過了歷時數月互通信息的耐心準備，開始是間接地、後來就越來越明確地表示願意使我們的關係作根本性的改變。我們前面仍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但是，我們終於到達了山腳下，從而使我們能夠再用十八個月的時間越過山去。
這是一個大有希望的時刻。除了三角外交可以帶來的好處之外，還有其他一個理由是越南。向中國開門可能幫助我們結束那場戰爭的苦惱。春水在三月二十二日的爆發生動地表明河內對其兩個主要盟國之間的不和上升非常敏感。中蘇衝突使河內的境況變得困難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有一個實際的原因是，蘇聯給予它的軍事援助，很多都要經過中國大陸由火車運輸，因此，需要中蘇之間有某種最低限度的合作。河內可能意識到中蘇的不和會給我們提供迴旋的餘地，像在一九七二年發生的那樣。而且，有助於彌合我們國內分裂的任何主動行動，還會剝奪掉河內手中的重要資產之一。
我們對中國的主動行動在國內的影響具有更深遠的意義。越南問題的苦惱看來已使人們對於執行一項創造性政策的可能性陷於絕望，使人們對捲入國外事務產生了厭惡情緒，而且在某些人中產生了自暴自棄心理。以合乎人情的條件戲劇性地結束同這個偉大民族的隔絕，以及這件事對全世界和平前景的含意，將會像是吹來一股新鮮的空氣，並且重新使人認識到美國作為一個世界領袖所能夠完成的事情。在一場意見紛紜的戰爭中這樣做還會向我們自己以及別人證明，我們仍然是世界事務中的一個主要因素，能夠大膽而有技巧地採取行動，以促進我們的目標和一切仰賴我們的人們的福利。
[1]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第四六頁。
[2] 《選擇的必要性》（紐約哈潑兄弟出版公司，一九六一年），第二二頁。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我寫的關於歐洲問題的書裡，我認為戴高樂總統把中國視為一個必要的制約蘇聯的力量這一概念，有某些值得讚許之處，雖然我又傾向於認為，對美國的「全球責任」來說，中國是一個客觀的問題。《麻煩的夥伴關係》（紐約，麥克格魯-希爾出版公司，一九六五年），第五九至六頁。
[3] 北平是中國國民黨人對北京的叫法，這種叫法又是一種大不敬。
[4] 即海參崴。——譯注
[5] 即伯力。——譯注
[6] 我們所知道的在烏蘇里江上發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根據雙方發表的聲明。托馬斯·羅賓遜在一九七年八月由朗德公司出版的《中蘇邊界爭端：背景、演變和一九六九年三月的衝突》一書（RM-6171-PR），對這些說明作了分析。還可參考內維爾·馬克斯維爾所著《中國對一九六九年珍寶島戰鬥的說明》一文，見《中國季刊》第五十六期（一九七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第七三頁。
[7] 馬克斯維爾著《中國對一九六九年珍寶島戰鬥的說明》，第七三一頁。
[8] 指朝鮮擊落美國一架EC-121偵察機的事件。見第十一章。
[9] 即黑龍江。——譯注
[10] 見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華盛頓明星報》。該報認為，由於它沒有被邀請參加午餐會，因此，它可以不受約束而破壞介紹「背景」的規則。
[11] 後來證明，「文化大革命」召回了這位大使；在華沙的最高級官員是臨時代辦。
[12] 這是同在本章所敘述的七月插曲無關的另一件事。
[13] 這一點在國務院九月間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研究小組的報告中表露如下：蘇聯可能真的會容忍美國同北京和好，可是這種和好只會在美蘇關係中引進刺激因素。不但如此，如果中美關係真的得到了重大改善，蘇聯就很可能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中採取更強硬的方針。要預見中美關係改善的好處在哪一點上會被美蘇關係的緊張所抵銷是不可能的。但這一臨界點幾乎肯定是存在的，這一事實就使我們在採取行動改善對華關係時要多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