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成就帶來的難題
自一九六年以來，每一屆新政府上台時都深信它的前任忽視了大西洋關係，因此宣稱新政府要優先彌補這個缺陷，保證要執行果敢的新綱領。可是，沒有任何一屆政府實現了它宣佈要實現的重大改進。說來可笑，在這方面費的力氣越多，問題似乎也越多。
這並非事出無因。對於大西洋關係，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懷念，這種情況可以追溯到馬歇爾計劃。當時美國提出的一項大膽的創議激起了歐洲的熱情和感激之情。大西洋和歐洲的機構大量湧現，要制定一個偉大的宏圖。美國外交政策的夢想實現了：美國道義上的領導作用，引起了自發、真實的一致意見；毫無強制之意的合作；民族利益和強權政治的「過時」觀念被破除了。
在戰後那些令人興高采烈的年代裡，人們大致看到，歐洲人的態度也許並不像表面上看來那樣新奇；這同民族利益的牢固觀念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採取這種新方針的實際後果是使一個疲憊破損的大陸得到保護，得到經濟援助和技術力量，而並不要求它拿出相應的報償。然而，對於一整代的美國領導人來說，這個經歷卻代表著理想的國際關係。他們沒有進一步去想，慷慨大度雖然使稱王稱霸變得可以令人忍受，但是卻沒有變得可以令人接受。對於「新的」大西洋關係的考驗，不是在它形成的那幾年，而是在它所宣佈的目的達到了的時候。等到歐洲恢復了它的經濟實力和政治自信心，歐洲國家有能力堅持自己的觀點的時候，換句話說，等到他們真正有了選擇的餘地時，我們就會知道，我們究竟是參加了一個新紀元的誕生，還是參加了舊傳統的修整。
六十年代進入了考驗時期。很明顯，大西洋合作和歐洲一體化的重要的新機構相繼地出現了。協商之緊張和認真為我國任何其他外交關係所未見。歐洲經濟一體化，幫助了世界貿易和美國出口，而不是像某些人所擔心的那樣起了妨礙作用。歐洲是在向著政治團結前進——即使發展的道路並不總是我們所喜歡的。與此同時，四十年代的目標已經達到，這個事實本身已在開始導致誤解和緊張。隨著實力的增長，歐洲也變得更加自行其是了。協商不僅產生一致的意見，而且也越來越變成表達分歧的手段。對於這種情況，自信已經使大西洋地區的民族主義過時的美國領袖，卻仍然懷念後來被稱為「馬歇爾計劃的美好時日」的那個時期，而且其思戀之情，甚至超過了馬歇爾計劃帶來的不容置疑的成就。
但是，在國際關係上進行新的建設，即使從字義上來看，也不可能是頻繁進行的。成就本身排除了很快又要去從事新的建設的必要。如果企圖把這種舉世無雙的業績變成老套，事實上反倒會危害國際關係的建設。隨著戰後歐洲的形成，大西洋關係也必然會變得比較平凡，它的問題也變得不那樣引人注目了。說來奇怪，大西洋合作當它集中在處理日常家務事的時候，它的成就最為可觀；而當它的目標「初具規模」的時候，倒變得有些棘手了。在尼克松當政的時候，事情正是這樣。尼克松政府也和它的前幾屆政府一樣，在它把目標定得很一般化時，也就是說，只要求建立信任，強調協商，保持國內輿論一致支持我國在歐洲部署軍隊，讓歐洲人自己去進行歐洲的一體化，它的成就最大。然而在那個時期，我們卻受到了「忽視我們的盟友」的指責。後來，當我們決定要做到傳統的「恢復活力」的時候，我們就碰上了我們的前任和我們的繼任者所碰到的困境：人們不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抽像地追求心理效果之上。
在尼克松當政的頭幾年，西方聯盟處在動盪之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歐洲的主動行動造成的：威爾遜力圖爭取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勃蘭特的東方政策；先是戴高樂、後來是蓬皮杜對恢復與美國的聯繫的興趣。我們並不謀求重大的突破，但是我們不動聲色地鼓勵接納英國加入共同市場。我們的作用對於東方政策和柏林談判的最後成功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我們同法國的合作有了重大的改善。我們頂住了國會拚命要減少美國在歐洲駐軍的壓力，保住了在歐洲部署美國軍隊。
我在給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總結了我們的方針。那是在一九七年三月寫的，但是用在這裡也很合適。尼克松曾經問我：鑒於歐洲一體化已經取得進展，美國在大西洋事務中的領導作用是不是還有必要。顯然，尼克松是希望聽到肯定的答覆。尼克松是在阿瑟·范登堡時代的思想裡培養起來的，范登堡的思想使我們同歐洲的史無前例的聯盟關係得到了兩黨一致的支持。尼克松提的這個問題，同他偶爾考慮他是否不競選連任的問題是屬於同一類型的。當他問人們他的政治前途時，他實際上是要人家說他是不可缺少的。在歐洲問題上，他希望聽到我再次肯定他在政治上當學徒時期的一個信條：美國的領導作用仍然是問題的核心。
作這樣一個斷語，並不需要我去進一步發揮我的信念，這是我自己思想的核心。我說，美國的力量和領導作用仍然是必需的，因為歐洲人儘管經濟上取得了那樣的進展，但是還沒有形成凝聚力、內部穩定或對抗蘇聯實力的意志力。我寫道：聯盟的團結一致，需要美國的三樣東西。
第一，我們在同蘇聯打交道時，必須要有節制。如果我們太性急，歐洲國家會擔心美蘇勾結。這樣，會使他們加緊主動行動，甚至顧不上保持謹慎，同蘇聯作出他們的安排，從而保護他們自己。但是，有趣的是，如果美國停留在冷戰的戰壕裡，結果也會是這樣。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領導人就容易情不自禁地要在本國公眾面前以好戰的超級大國之間的「調解人」的面貌出現。美國的對蘇政策必須謹慎：既要足夠強硬，以保持共同防務的利益；又要有足夠的彈性，以防止我們的盟友趕快投奔莫斯科。
第二，我們在進行協商時，必須十分當心。必須使我們的盟國放心，在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之類的談判中，他們的切身利益會得到保護。只有我們的行為舉止無懈可擊，我們才能使歐洲人相應地在盟國間的協商中保持高標準。
第三，我們必須避免單方面減少美國駐歐洲的部隊，不管是由於政府的財政拮据，還是由於國會的新孤立主義傾向。這對我們的領導藝術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因為大量的減少駐軍，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會嚴重地損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助長向蘇聯屈服的傾向。
這些就是我們在同大西洋盟國的關係中要努力實行的原則。我們不是始終都做到了，但是在尼克松當政的頭幾年，形勢是令人鼓舞的。
協商
我們嚴格遵守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初第一次訪問歐洲時許下的諾言，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我們同盟國進行了緊張的協商。一九六九年三月，尼克松在華盛頓同加拿大總理皮埃爾·特魯多舉行了會晤。加拿大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關係，一向保持著比較特殊的性質。加拿大同歐洲國家不一樣，它沒有受到直接的威脅。它不像美國，它不可能在共同防務中起決定性作用。加拿大在防務上的貢獻同主要歐洲國家和美國相比是很有限的。因此，加拿大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關係，首先是高度象徵性的。加拿大願意提供某些軍事力量來維護集體安全的原則；同時，它也強烈主張採取緩和緊張局勢的措施。
然而，加拿大多少有些超然的立場，加上它的領導藝術很高明，使它產生了一種遠遠超出它的軍事貢獻的影響。它的外交政策是全球性的。它參加國際性維持和平的努力。它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對話作出了建設性的貢獻。同時，加拿大同美國又有它自己的特殊關係。加拿大的貿易有三分之二是同我國進行的。它的經濟對我國經濟的依賴非常大，以致這在加拿大國內也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加拿大事實上是被一種矛盾心理所煩擾，這種心理雖然與歐洲國家不同，卻有它自己的複雜性。加拿大既需要同美國保持密切的經濟關係，有時又需要做出吵吵嚷嚷的獨立姿態。具體地說，它既需要美國市場，又想對美國採取歧視性經濟措施，這兩方面經常發生矛盾。它出於本能地擁護共同防務，但又想成為某種國際仲裁者而超然於戰鬥之外，這就發生了矛盾。加拿大的領袖深信合作是必需的，但又為國內在國際對抗問題上的禁忌所迫，因此，他們的迴旋餘地很小，但他們卻利用得格外巧妙。
尼克松和特魯多這兩個人不能說相互很投合。特魯多出身於魁北克舊家族，瀟灑、聰明、才華橫溢、莫測高深，他引起尼克松對「上流人」的全部痛恨，在尼克松眼裡，這種人總是瞧不起他的。他鄙視特魯多那種明顯的對社交生活的喜愛。他傾向於把特魯多看成在防務問題上是持軟弱態度的，對東方的態度一般說來也是軟的。但是，當他們兩人在一起時，特魯多對尼克松一點沒有屈尊俯就的樣子，尼克松對特魯多則是尊重而慇勤。他們兩人在一起時，看不出有什麼緊張。他們解決了他們面臨的問題，在各自回到自己的首都以前，誰也沒有向對方講過什麼不寬厚的話。
他們兩人的第一次會晤也不例外。特魯多支持尼克松在反彈道導彈防禦問題上的立場。關於他要使加拿大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司令部的消息證明是不確實的。經濟問題交給專家去處理。兩人同意要經常舉行商談，事實上也是這樣做了。美國-加拿大之間的關係證明國家的利益可以超越個人的喜好。
一九六九年三月底，艾森豪威爾的去世使歐洲領袖人物來到華盛頓。戴高樂也來了。他到達的時候穿著法國准將的制服。尼克松派我到法國大使館對他表示歡迎，並且告訴他：白宮的通信系統可以供他使用。戴高樂在倫敦住過四年，從來不說英語，這一次，他卻用英語答話以表示他的讚賞，他說：「告訴你的總統，他是一個非常客氣的人。」
尼克松和戴高樂在橢圓形辦公室會了面，這也是他們最後的一次會面。我事前叮囑尼克松不要「作任何表示，好像你同意這位將軍目前對威爾遜政府深惡痛絕的態度」——這是索姆斯事件（見第四章）的殘留後果。戴高樂事實上和尼克松縱談了世界形勢；談了一個月以前在巴黎談過的大部分問題。戴高樂增添了一個新調子，叮囑同德國合作要謹慎。他反對英德兩國最近簽訂的關於為核反應堆生產濃縮鈾的離心工藝的協定。他擔心這會變成德國進入核俱樂部的棋子；應當當心，不要再一次喚醒了在本世紀曾兩度撕裂歐洲的那種野心。尼克松和藹地回答說，他希望法國和德國能保持密切和友好關係。
這一次，戴高樂表現出一種憂鬱的神情，他就要引退了，因此對自己的行動已成了一個冷眼旁觀者，在談到未來時，他用的都是抽像的話，他知道，他已經不能再參與塑造這個未來了——這是他幾個星期之後將要退休的先兆。他的神態使我想起了西德的基辛格總理幾個星期以前在波恩對我說的使人難受的消息，他根據這個消息推測戴高樂擔任國家元首不會很久了。據基辛格總理說，在他們一次定期的商談中，戴高樂是這樣描述法德關係的：「我們和德國人有過不少共同的經歷。我們走過了被野獸包圍的森林。我們穿過了被太陽烤焦的沙漠。我們爬過被白雪覆蓋的山峰，總是在尋找一件隱藏起來的珍寶——一般總是互相競爭著去尋找，在最近若干年來是彼此合作地去尋找。如今我們知道了，沒有隱藏珍寶那回事，留給我們的只有友誼。」
參加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葬禮，為大家提供了一個討論根本的防務問題的機會。這個問題是一位老朋友、當時擔任英國國防大臣的丹尼斯·希利提出來的。希利和我從五十年代中期就互相認識，當時我們兩人都寫戰略問題的文章。他才華橫溢，愛交際，知識格外淵博，辯論問題毫不讓人。他那考慮問題的才智，使他常常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他的思路變化之快，甚至連他的崇拜者也不能領會。儘管如此，他和大多數政治活動家一樣，很能使自己適應時宜，總是起建設性的推動作用。
希利給我寫了一封私人信，詢問我們在把西歐國家聯合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中，以協調他們在防務方面的立場這個問題上持什麼態度。歐洲成立一個防務協商機構的前景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國官僚機構之中和官僚機構外面的「一體化派」熱情地贊成歐洲經濟統一；同時，他們卻強烈地反對歐洲在防務問題上保持自己的獨特性，認為這樣可能會使聯盟分裂。我認為，問題很可能恰恰相反。在經濟方面，歐洲和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是冤家對頭；而且，實行競爭並沒有什麼風險或不良後果。在軍事領域中，倒想像不出在什麼情況下，歐洲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境況會更好一些。我們大家的切身利益是互相補充的。各自為政的不良後果是再大不過了。我確信，歐洲在防務上保持自己的獨特性，不會像歐洲經濟統一那樣起分裂作用，所有的美國領導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倒都是歡迎這種經濟統一的。只有各自得出自己的結論，歐洲才會懂得有必要努力加強它自己的防務。
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得請求總統給我指示，應如何答覆希利：
有些美國官員……指出，一個歐洲協商機構會發展成為以法國為中心的第三勢力，從反美主義中取得它實現統一的主要推動力……
我認為，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建立一個更有凝聚力的歐洲聲音是符合我們的根本利益的，雖然在短期說來不是沒有問題。歐洲具有更大的凝聚力，這完全符合你所說過的這樣一種看法：從長遠看來，我們如果能夠把歐洲當作一個真正的更加平等的夥伴來與之打交道，是可取的。
因此我建議，由我來告訴希利，我們的態度總的說來是贊同的，只要這樣一種結合不被用作孤立法國的手段。我們應當準備好告訴其他歐洲人：「一個更強大、更統一的歐洲聲音，將會促進更加平等因而也更加有成果的大西洋夥伴關係。」尼克松批准了這個方針。「歐洲集團」逐漸形成起來，但是，在防務問題上並沒有出現歐洲一致的意見，其原因是：在歐洲的政治結構上沒有達成協議。法國希望有一個統一的歐洲聲音，但是不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中；它勢必把英國的主動行動當作解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一種辦法。美國的官僚不管總統的決定如何，態度是不熱心的；他們不拿出力氣來支持這種做法，只要有可能就偷偷摸摸地反對實施這個計劃。其他歐洲人的心理是矛盾的，他們抽像地贊成統一，但是他們擔心，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這樣明確地突出歐洲的獨特性可能會使美國得到一個口實，用以減少它在歐洲的駐軍。
在外交和國防部部長們為慶祝聯盟二十週年在華盛頓聚會期間，這種態度再次成了注意的中心。我在四月九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敦促尼克松強調我們在歐洲保持一支強大的美軍的諾言；但是，他應當首先強調，要得到美國國會的支持，就需要我們的盟國作出相應的貢獻。第二，尼克松需要反駁這樣一種觀念：僅僅由於蘇聯的口氣軟下來，緩和的局面馬上就要到來。我們應當表明，我們大體上是願意探索同蘇聯達成協議的具體領域，而不僅僅是改善氣氛。第三，在歐洲內部的安排上，我建議我們要鼓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成員國改善他們之間的合作。但是，我們應當避免支持某種具體的方法；我們既不應當參加任何孤立法國的努力，也不應當讓人得到這樣的印象：退出聯盟的人將會得到特別的酬償。
特別是，我敦促總統要強調這樣一個原則：「這個聯盟的安全應當有廣泛的含義，它不僅包括防禦外來進攻的實體安全，而且要包括我們各國應付我們社會內部問題的能力。」為了形成一種超越於防務之上的共同利益感，我贊同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對付現代社會的挑戰。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的思想是來自帕特·莫伊尼漢。作為現代化的產業國家，我們大家都有一個環境保護或改善運輸的問題，可以肯定地說，西方國家的資源和想像力可以用於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此外，為了給他加強協商的諾言作出一個具體的表示，我建議總統提議，在每半年一次的外長會議間歇期間，至少舉行一次副外長會議。這種副外長會議可以試行擬訂較長期的計劃，特別是在東西方的關係方面。尼克松接受了我的這些建議，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一篇雄辯的演說中向北大西洋理事會提了出來。
人們可能預料，在經過了這麼些年抱怨美國注意不夠、協商不夠之後，我們的盟國會熱情歡迎我們的這些建議。但是，這種想法沒有考慮到心理上的暗流。聯盟對於「協商」的渴望實際上是想要限制美國的行動自由；並非我們所有的盟國都同樣地願意限制他們自己的自由。成立一個政治計劃機構正投合了法國尋求「獨立」的要求，而主張奉行比較局限於一國政策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則態度冷淡。成立關於現代社會的挑戰委員會的主張遭到了反對，他們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是成立來處理這類問題的。這種反應同尼克松訪問歐洲期間所有的盟國領導人私下表示的意見相去甚遠。當時他們表示，共同防禦已不足以引起年輕一代人的勁頭了。
因此，四月間召開的這次紀念性會議的最後公報是有很大的保留的。公報要求「考慮」總統提出的定期舉行副外長會議的建議，「研究」各國如何「改進意見和交流經驗……不論是通過適當的國際機構的行動，或其他途徑，以便為他們的社會創造一個較好的環境」。很明顯，歐洲對於美國的建議採取一種矛盾的態度：他們歡迎美國承擔義務，又要不限制他們自己的行動自由。與此同時，尼克松的新政府已開始面臨國內越來越不願履行我們對歐洲的義務的局面，更不用說要擴大這種義務了。在尼克松任期還剩下的全部時間裡，我們只得在這種淺灘之間航行。
戴高樂的離去和歐洲統一
一九六九年，我們確實是大大緩和了承襲下來的大西洋聯盟內部的緊張氣氛。尼克松對戴高樂的尊敬得到了報償。當然，戴高樂沒有改變他的基本原則，但是，他不再那樣無情地一定要實施這些原則了。尼克松在法國所得到的接待，戴高樂出席在美國大使館的答謝宴會，他前來參加艾森豪威爾總統葬禮的禮貌姿態——所有這一切都幫助緩和了以前的緊張關係。法美關係的改善，也使得英美特殊關係不那麼成為妨礙英國進入歐洲大家庭的障礙了。這樣的趨勢在戴高樂總統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突然辭職的時候進一步加速了。他有兩次，在實質上屬於次要的問題上進行的公民投票中遭到失敗，一次是關於法國地方政府的結構問題，另一次是關於參議院的改革問題。因為這樣的事情辭職使人猜測，舉行這些公民投票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要給戴高樂辭職提供借口。危機使他上台執政，他為解決這些危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鞏固了新的政治制度。他實現了法屬非洲的非殖民化，同時又保住了法國在國內的自信心和在前殖民地的威信。他好不容易抑制了剛露苗頭的內戰，他使法國在歐洲和西方聯盟的政策中起核心作用，從而恢復了法國的自豪感。他對美國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鼓起法國的自信。
但是，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鬧事震動了戴高樂。他後來面臨的挑戰在他看來也無需他這樣一位人物來對付。保證經濟增長，在有限的資源爭奪者之間充當仲裁人，組織和管理一個官僚國家——他多少有些輕蔑地說這是向「軍需官」而不是向英雄人物提出的任務。四月十七日的公民投票使他有機會突然離開舞台，以免像他非常擔心的那樣看到自己的權威慢慢受到侵蝕。從這以後，戴高樂退休到科龍貝，完全過著隱居的生活。他不會見政界人物，不發表談話，寫他的回憶錄，等待著自己的去世。
戴高樂辭職時，我向總統寫了個報告，說明我對戴高樂辭職會產生的後果的看法。我預料喬治·蓬皮杜將會在更加複雜的政治局面中成為戴高樂的繼任者。戴高樂能夠設法讓自己超越於黨派之上，他用溫和的國內政綱來打動右翼，用獨立的外交政策來號召左翼。我認為，將來法國政治生活的特點比較可能的是：「在最左邊是一個人數眾多、組織良好的共產黨。一個由左、中、右翼各政黨組成的經常變動的混合體，通過一個勉強一致的意見來執政，這樣一種一致意見是不能實行什麼積極的政綱的。」我預料，法國的外交政策實質上不會有什麼變化，但在作風上可能會比較隨和。但是，從長期來說，我認為，「法國的外交政策可能會變得同我們更加難以相處。由於政府不那麼有決斷，左翼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否決他們所不喜歡的外交政策行動，這在西歐的其他民主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實證明，這種推測如果不是完全錯誤，至少也是言之過早。蓬皮杜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有決斷的、能駕馭局勢的總統，至少一直到他惡病纏身任職最後一年仍是如此（他在一九七四年去世）。
戴高樂離職的時候，一個跨部門小組，在國務院主持下，草擬了一份很有思想的分析文件，預測蓬皮杜將會慢慢地、不顯眼地離開戴高樂的立場，不反對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他將加速在戴高樂當政時已經開始的與美國改善關係的進程。我建議我們在法國總統競選期間不採取任何具體的主動行動。我們應當做的是繼續加強「美國最近為了給更密切的美法政治關係加進實際內容而進行的努力」，「慎重地」鼓勵「法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採取更合作的態度的任何趨勢」。
法國第二輪總統選舉後不久（這次投票使蓬皮杜戰勝了艾倫·波埃），我會見了我國駐巴黎大使薩金特·施賴弗，同他討論了蓬皮杜可能訪問美國的問題。我提出，最簡單的辦法是，戴高樂曾經同意在一九七年一月或二月訪美，現在就由蓬皮杜來代替戴高樂進行這次訪問。施賴弗可以去探聽一下蓬皮杜的意見，然後再正式發出邀請。我對施賴弗說，總統很願意探討同法國軍事合作的可能性。總統不會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神聖性」來妨礙法國同美國加強軍事合作。甚至在核領域內實行有限合作的可能性也並不排除在外。
在尼克松一九六九年八月訪問亞洲和羅馬尼亞回國途中，我有機會在蓬皮杜正式訪美之前會見他。總統在英國機場停留，向英國首相威爾遜通報情況，我則離開總統那一行人，去向蓬皮杜和北大西洋理事會通報情況（還要會見春水）。基辛格總理幾天之內將來華盛頓，他將在華盛頓得到情況通報。
蓬皮杜對於尼克松派我到巴黎的做法表示讚賞。像我後來每次同他接觸時一樣，我發現他總是彬彬有禮，極其尖銳，稍稍帶一點嘲諷的味道，這是法國的知名學府——法國許多領導人是從這些大教育機構裡培養出來的——畢業生的派頭。他表示支持尼克松的關島主義，即亞洲人要對自己的未來負起更多的責任；他認為歐洲也應當如此。他原則上接受了在一九七年早些時候訪問美國的邀請。他願意在越南問題上出力，如果我們要求的話，他明白表示他不會尋找機會與我們過不去。
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次選舉，使勃蘭特政府在西德上了台，戴高樂對美國或英國採取超然政策的前提條件無論如何是消失了。勃蘭特正式表示過他贊成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他對東方的新政策（東方政策）造成了德國要奉行一種更加獨立、更加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的政策的憂慮。這種情況使得英國加入歐洲對法國似乎更有吸引力。因此，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舉行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各國政府首腦會議上，在法國的附議下，宣佈了共同體願意同英國舉行談判，在「擴大範圍的意義上」考慮政治合作。
就這樣，到了這年年底，美國眼看它長期期待的一個目標——擴大歐洲的統一——就要實現了。二十年來，我們一直認為，一個統一的歐洲會緩和大西洋關係，必定會實行和諧一致的政策，而且能分擔我們較大一部分負擔。我從來不相信歐洲一體化能自動來到。在貨幣和貿易政策方面的分歧已經越來越明顯了。一個政治上統一的歐洲，更容易在其他領域裡也表現出它自己的觀念。在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的一次某些部門之間的聯席會議上，我指出，在東西方談判，在加強共同市場將會帶來的保護主義影響這些問題上，我們將會面臨歐洲更加自行其是的態度。
但是考慮這樣的問題是多餘的，因為這些都是成功引起的結果。我們在歐洲統一問題上的「低姿態」，使英國的前景有了重要的改善；我們拒絕參加歐洲內部的爭吵，從而加強了歐洲的關係和大西洋的關係。可以肯定，過去那些高喊加強美國「領導作用」的人，是不高興我們的克制態度的。[1]我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答覆尼克松一個問題時寫道：
有些人認為，我們應當繼續執行上屆政府的政策，按照我們認定對歐洲最合適的方針積極捲入歐洲的內部事務中去。這些人對於我國對歐洲採取的「低姿態」是有某些批評的。在大西洋兩岸仍然有一群學者、前任官員和新聞工作者認為，除非美國提供動力，否則歐洲統一的運動就會完蛋，特別是由於成為推動力的、害怕俄羅斯人的情緒大部分已經消失。
實際上，我們同歐洲的關係已經有了不可估量的改善。你訪問歐洲時開始執行的經過修改的方針非常成功。這種方針的出發點是更加關心歐洲人的需求，並且大大改善了影響歐洲的重大問題進行協商的程序。當然，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就是你扭轉了過去同法國惡化的關係。我個人確信，你做的是對的。我同各種不同政治見解的歐洲人進行的許許多多接觸，證實了你是對的。
一九六九年，大西洋地區各國把精力更加貫注在國內問題上，我們貫注在越南，歐洲人貫注在政府更迭、經濟或者歐洲一體化問題上。隱隱出現在聯盟所有成員面前的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在尋求同東方改善關係——這是第一次有計劃地這樣做——的時候如何保持安全；如何把我們的團結一致同緩和政策調和起來。
共同防禦：美國的看法
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務問題的討論，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個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九六七年在美國壓力下，正式採納的「靈活反應」戰略思想是否有效。第二個是，共同防禦的「負擔」在歐洲和美國之間如何分配；具體說來，歐洲是否可以再多出一些力。第三個是，駐歐美軍的兵力。
正式的靈活反應戰略是在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統一司令部之後，由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強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通過的。在五十年代，聯盟的軍事戰略依靠的是大規模報復的威脅——對歐洲的任何進攻，美國都將立即以全力以赴的核打擊來回答。隨著蘇聯核儲存的增加，美國——必然地——要尋求其他辦法和更廣泛的選擇方案。按照靈活反應理論，我們在必要時，仍然要訴諸全力以赴的戰爭，但是我們只有通過逐步升級，才會達到這種程度，開始時是使用常規武器，通過一個與我們受到威脅的大小相適應的階段後，才進到使用核武器。經過長達五年之久的辯論，我們的歐洲盟友才極其不安地接受了這個戰略。他們認為——他們是正確的——這種戰略是美國越來越不情願使用核力量的徵兆。他們擔心，不願訴諸核戰爭的心情一旦表現出來，可能會使蘇聯利用常規兵力的不平衡狀態來謀取好處。他們憂慮，這種使發生核戰爭危險減少的戰略，可能會使以常規武器進行侵略的可能性增大。
麥克納馬拉的見解仍然在我們政府中佔上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我提醒總統：
在政府中似乎有一種牢固的觀點，以為我們的戰略態勢（以及我們的戰術核態勢）與威懾（或對付）常規戰爭這兩者之間沒有什麼關係。這種觀點似乎是基於兩個結論：（a）只有我們擁有可以信賴的第一次打擊能力（而這是不可能達到的），我們的戰略力量才能夠有助於威懾住常規戰爭；（b）在歐洲發生的戰術核戰爭，大概會以我們的失敗而告終，因此我們就不會有興趣去依靠戰術核武器，把它當作防護我們常規武器態勢上的弱點的手段。
但是，如果這些判斷是正確的，我們所面臨的就是一個幾乎難以解決的局面。如果使用我們的戰略力量變得風險太大，如果戰術核戰爭大概會以我們的失敗而告終，我們實際上也就是放棄了認真保衛歐洲。當然，人們可以辯解說——許多人的確是這樣說的——這些人口和國民生產總值加在一起至少為蘇聯的三倍的國家，是有能力對華沙條約國家進行一場常規武器防衛戰爭的。困難在於，沒有一個聯盟的成員國，包括美國在內，願意作這種努力。（在為九月十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作準備的過程中，我的下屬估計，以常規武器保衛歐洲而要增加的開支，僅美國一個國家，每年就需要一百二十億美元，就在那個時候，國會正堅持要大大削減我們的國防預算。）人們也完全不能期望歐洲人會出更大的力氣，拿出為提供持久的常規武器防禦所必需的錢來。國內的壓力要他們拿出事實來證明在緩和方面取得的進展；國防費用的巨額增加在政治上是辦不到的。他們還確信，他們常規力量的任何增加，只會鼓勵美國進一步減少軍隊。在他們看來，這樣一來就會使他們得到的核保護減少，而常規武器防禦能力卻並沒有增加。
這樣一種邏輯推理，使得威爾遜首相在尼克松訪問歐洲期間斷然表示，他完全贊成一種新的戰略理論，如果這不會使國防開支大大增加的話。戴高樂對蘇聯「西」進抱懷疑態度，實質上也是這種觀點的反映；他深信，即使蘇聯在開頭時得到勝利，美國除了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包括戰略武器——來防止丟掉西歐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戴高樂寧可建立一支他自己的小戰略力量，以防萬一美國看不到自己利益所在，而不願擴充常規力量。說得不客氣一些，在歐洲佔優勢的觀點是：地面上的常規力量懸殊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可取的，因為保衛歐洲最後還要靠美國的戰略核威懾力量。
美國政府在一九六九年重新研究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我們實質上認為有四種選擇方案：
⊙美國在歐洲駐紮一支象徵性的力量作為「絆網」。
⊙採取常規防禦態勢，能夠在短時間（九十天）以非核武器保衛歐洲。（這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目前的戰略。）
⊙以常規力量進行持久的防禦，在華沙條約組織的常備力量面前，這些常規力量足以無限期地保衛歐洲而用不著求助於核武器。
⊙進行全面的常規防禦，使我們能夠對付充分動員後的華沙條約組織進攻。
在對這四種戰略進行分析時，我們捉襟見肘的狀態就極其明顯了。絆網的想法被否定了。這種戰略違背了我們這樣一種絕對的必需，就是我們必須爭取到時間，在是否發動核戰爭這樣一個命運攸關的問題上，作出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而且在這種戰略下，我們的部隊大量撤退，會使我們的歐洲盟國喪失鬥志。以常規力量進行持久的保衛歐洲之戰的主張也被否定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九月十日會議之前，我向總統指出，我們的各個部門，只有參謀長聯席會議除外，都認為我們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會抵制這個戰略，因為這個戰略要求在歐洲進行長時間的陸上戰爭，從而使他們難以相信我們願意使用核力量來保衛歐洲。第四個選擇，即全面防禦，就更加是這樣。對四種戰略的預算開支進行的分析，進一步限制了我們的選擇範圍。以常規武器進行長時間的防禦，會迫使我們放棄全部的國內新計劃；如果總統一定要實行業已作出保證的國內計劃（福利改革、歲入分享和城市大眾交通系統），就要徵收百分之四的附加稅。
盟國的敏感和預算上的限制，逼迫我們重新肯定現行的戰略——設法打九十天常規防禦戰。但是只要稍稍仔細地考察一下，就會暴露這個戰略的空洞的實質。我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侃侃而談要抵抗九十天的美國，任何一種重要的軍需品都沒有足夠的儲備。而決定我們的抵抗能力的只是數量最小的緊要物資，而不是某些理論上的平均數字。有人曾經要求五角大樓就短缺的軍需品作出一個估計，可是得到的回答卻是閃爍其詞，使人糊塗。顯而易見，我們某些必不可少的軍需品，不到九十天就會用光。由於武器沒有標準化，不可能用這個盟國的後備物資來幫助那個盟國。又因為每一個盟國計算軍需品消耗率的方法不同，所以誰也無法判斷整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供應水平如何。但是不管使用的是什麼標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顯然遠遠不能實現它自己所宣佈的目標，情況是一團糟。
我們也像我們的前任一樣，力圖鼓勵我們的盟國增加國防經費來對付這個問題。梅爾文·萊爾德在準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務計劃委員會五月二十八日的會議時，曾經請求授權他要求我們的盟國增加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貢獻，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四。我支持萊爾德的建議，總統也批准了。但是盟國不同意固定的百分比；他們只願意「適度地」增加，不規定計算增加貢獻的基數。由於沒有一個確實有能力實行的現實戰略，因此這個問題也就沒有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直到今天也還沒有解決。
粗略地看一下——的確，再看一下也是一樣——在新的戰略情況下，美國繼續在歐洲駐軍的重要性，看來是不可能再有什麼可以爭論的了。核均勢正在形成，歐洲大陸上的地面部隊——美國的和歐洲的——的意義是更大了。但是我們受到的全部壓力都來自相反的方向。我們承擔在歐洲駐軍的義務，受到了越南地震餘震的衝擊。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和富布賴特以及其他許多人對此提出疑問，認為這是我們在全球範圍承擔義務過多的又一個例證，有引起戰爭的風險。他們很快就要向參議院正式提出這樣的提案。他們這種態度，反映了一種普遍的氣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二十年了，有著軍事上自主歷史的歐洲人，竟然還沒有建立足以保衛自己的力量。此外，人們認為，我們自己有那樣大的支付逆差要求減少外匯支出，而減少駐歐洲的軍隊就可以減少一部分外匯支出。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美國要求撤軍的壓力越大，我們的盟國就越不想擴充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因為不然的話，美國就更有理由撤軍。
在約翰遜總統當政期間，美國事實上是開始了一個不太掩飾的撤軍過程。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一個陸軍師的一部分和某些空軍部隊已回到美國；回到國內的部隊總計幾乎達六萬人。這些被撤回來的部隊裝備，有一部分留下儲存起來了，我們定期地舉行演習，以顯示我們有迅速回來的空運能力。但是這些措施不是那樣切中要害：歐洲人越來越懷疑的不是美國履行保衛歐洲義務的能力，而是是否有這種意願。他們懷疑的不是我們的空運能力，而是我們的政治意志。
約翰遜政府為單方面縮減計劃——縮寫的名稱叫「縮歐費」（即「縮減在歐洲的費用」）——提出的理由是：這是在一般行政管理費上「減肥」，不會削弱戰鬥力。這是照神聖的老規矩辦事。這些縮減加在一起會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我們一度擁有人們可以設想的最臃腫的軍事建制，不然就是這種建制的戰鬥力是如此之低，以至不論怎樣縮減，都對它毫無影響。尼克松政府的問題是，在我們正在敦促我們的盟友多作一些貢獻的時候，如何對付早就打算要做並正在付諸實施的縮減。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目睹了梅爾文·萊爾德製造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奇觀。萊爾德單方面決定，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進行縮減——這發生在催促我們的盟友每年增加開支百分之四之後剛剛三個月。一九六九年九月初，萊爾德建議，在美國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海軍力量中，縮減一艘攻擊型航空母艦、六艘反潛航空母艦和四十八艘驅逐艦（現在作為後備役停泊在太平洋海岸）。他還建議減少派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陸軍戰略後備部隊以及——從政治觀點看來更加重要的是——在發生危機時應當調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第二十四步兵師的部隊。萊爾德還寫了另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由於已經宣佈的和正在考慮的削減國防開支的結果，我們派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力量，也許還需要作出進一步的改變。」從根本上說，萊爾德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堅定擁護者，那麼，他為什麼要這樣粗魯、這樣不客氣地削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部隊呢？
說來真奇怪，主要原因是萊爾德很關心要保持國防預算，同時也保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禦能力。他受到預算局（以副局長詹姆斯·R·施萊辛格為代表）和國會的壓力，要他把我國的國防預算至少削減五十億美元，而尼克松在上任時認為應作的那些削減還不包括在內。萊爾德估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政府內外擁有很多的擁護者。如果他能夠證明國防預算的全面削減會立刻影響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麼他就可以使要求削減的壓力緩和下來，至少約束住這種壓力。他斷定，要把行政或立法部門要求削減預算的積極性打消掉，最好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地削減，使他們感到心疼。事實證明他判斷得很對。
但是要使這種策略取得成功，在實行的時候就必須有毅力，而毅力在萊爾德身上是從不缺乏的。萊爾德這種策略思想越是說得頭頭是道——這是它成功的要素——我們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地位就越遭殃。我在把萊爾德的建議轉給總統時，寫了下面這樣一個註釋：
這些事實一經透露出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人們就會聯想到其他說明美國在削減它對歐洲的義務的種種跡象。縮減海外人員和萊爾德部長的許多言談都會被人認為說明了一種趨勢……減少有效兵員和降低作戰準備狀態是已經在做的事情，這當然提出了進一步進行協商的問題。
為了在某種程度上控制這種局勢，我在九月十七日指示各部門，在「向總統提出備忘錄說明已經發生的事態」之前，在提出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磋商的建議之前，不得再公開或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討論削減問題。
但是萊爾德行動之迅速令我措手不及。在他第一次提出建議後十天，他又向總統提出了一份備忘錄，提醒我們他在上一次備忘錄中含蓄地發出的警告：進一步的縮減是辦得到的，他說。「如今事實證明，情況確是這樣……我們的詳細分析一旦完成，我們交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海軍部隊就需要作出更多的改變……這種縮減可能被認為與你向歐洲人發表的聲明有矛盾，你當時說的是，我們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部隊應當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萊爾德實際上是對總統說，要麼增加國防預算，不然就廢棄他對歐洲領導人許下的諾言。
萊爾德沒有說明，在這十天當中發生了什麼新的情況，以至需要進一步的縮減；此外，他為什麼不告訴白宮他當初打算實行的縮減有多大的規模。事情很清楚，他是在利用縮減駐歐軍隊來迫使總統增加國防預算。為了添上一點異乎尋常的格調，萊爾德承認，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這種縮減會給美國增添一些風險。他說：「我同意參謀長們的意見，但是我認為，我們在東南亞承擔了那麼些義務，而我們目前的財政情況又很緊，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縮減是必須實行的。」毫無疑問，總司令受到了訛詐：或者增加他的國防預算（由於國會反對，他不願出此一舉），或者從東南亞擠出這筆錢來，而這樣做又會限制他在越南談判中的靈活性。
萊爾德一旦佔了上風，繼續同他鬥下去就只會使自己失敗得更慘。萊爾德著手實施他的計劃了。但是我還是竭力想辦法來防止這種單方面的縮減再次發生。九月十九日，我以書面的方式向總統概括了萊爾德的決定和參謀長們的反對意見。我建議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體制中成立一個國防計劃研究委員會，以使白宮和其他機構能夠對萊爾德的決定取得某些發言權。這個建議得到了尼克松的批准。委員會真的建立了，並且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然而，白宮從來不曾像它控制外交政策那樣控制住國防政策。萊爾德很機靈；參謀長聯席會議則懷疑有局外人在確定他們做事的輕重緩急次序；而我們的精力又全給規劃和執行全面的地緣政治戰略佔住了。但是，如果國防計劃研究委員會不能全面制定國防政策的話，它也可以牽制住單方面的措施。這種作用在萊爾德十月間再度發起衝鋒的時候，就變得很明顯了。他建議對後備部隊進行裁減，並表示希望順便向我們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提一下這種前景。我促請總統停止這種零打碎敲的做法，不然的話，這會造成一種我們似乎是在無窮無盡地撤退的印象。尼克松同意了我的意見。從這時起，我們總算防止了單方面縮減我們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部隊。
我們的盟國不很理解我國政治過程中這種微妙之處，他們沒有馬上懂得這一切實質上是對他們有好處的。在新成立的國防計劃研究委員會十月二十一日的第一次會議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將軍，預料我們同盟國會有一段非常難以相處的時間——他想得不錯，他把這歸罪於削減預算的人，而不是萊爾德。他的猜測果然為事實所證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曼利奧·布羅西奧十一月十四日訪問華盛頓時，對在美國縮減部隊的同時提高歐洲兵力水平的前景表示悲觀。他還說，在聯盟當中同蘇聯談判相互裁減軍隊的興趣在增長。他說，由於美國總是要撤退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可以利用我們有計劃的縮減來換取蘇聯的某些讓步。
平心而論，應該說萊爾德的主要目的是達到了。他把各個選區嚇壞了，以為他的國防預算確是削減到了絕對的最低限度。從長遠來說，這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美國的國防態勢大有好處。但是，在一九六九年，這肯定是使已形成有連貫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新戰略的前景複雜化了，並且使我們有一段時期和盟國難以相處。
從根本上說，萊爾德使人們注意到一個根本問題。沒有疑問，壓縮預算使我們的外交政策有受到破壞的危險。在隨後的一年裡，同樣為難的局面又再一次出現。到一九七年六月，制訂一九七二財政年度的預算計劃工作已在著手進行。預算局（現已改名為組織和預算處）預計國防預算為七百六十億美元。梅爾文·萊爾德在我的支持下，開始發揮他令人難以對付的玩弄手段的威力。他認為七百九十億美元就少到不能再少了；他給總統寫報告說，如果他不得不砍掉三十億美元，後果是很不妙的。萊爾德有一種把預算要求得不到滿足的後果描繪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天才。他的這種才華並沒有受到挫傷；倒不如說，他在頭一年取得的成功使他這種才華更加豐茂了。他提出了驚人的削減項目清單，其中包括削減四艘航空母艦，兩個陸軍師要退役，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架我們最陳舊的B-52式飛機要退役，還有一些其他的重大採購計劃要取消。（如果削減三十億美元的影響是如此之大，整個國防預算能夠買到的新武器是那樣少就令人驚訝了。）
為了使大家都看到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以及這些方案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我召開了國防計劃研究委員會會議。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保羅·麥克拉肯擔心，二千三百七十億美元聯邦預算計劃會「把財政界人士嚇得魂不附體」，使聯邦儲備委員會垂頭喪氣，以至於可能妨礙經濟恢復。到頭來我們會碰到可能是最糟糕的結果——經濟停滯，對通貨膨脹的恐懼重新抬頭。麥克拉肯要求削減六十億美元，為組織和預算處建議的兩倍。另一方面，副國防部部長戴維·帕卡德說，國防費用的任何削減，對我國的安全都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
各軍種對於他們的要求提不出一個一致同意的說明來，這就使作決定的工作更加複雜化。在國防預算相對寬裕的那些年頭裡，每一個軍種只是推行他們自己合意的計劃，這種計劃通常是根據技術上是否切實可行來擬訂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意見一致的」認可，往往就是各軍種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不問戰略上是否前後連貫。我對我的同僚說：「我希望擬出一個文件來報告總統：『如果照此辦理，後果將是如此這般。』」如果我們不再有能力摧毀蘇聯的軍事力量，我們的戰略力量的正確水平應當如何？這種新的局面對於保衛蘇聯周圍的國家（包括歐洲在內）會有什麼影響？我們是不是能夠無限期地把保衛周圍地區寄托在消滅和平居民的戰略上？當美國要發動全面核戰爭的政策正在失去人們的信任的時候，我們卻受到同時俱來的壓力要裁減其他各種部隊。「我們在裁減我們執行一般任務的部隊，在撤離朝鮮這一類的地方[2]。我們將怎樣保衛這些地區？這個問題必須向總統提出來。他必須知道我們正在走向一個什麼境地。」
事實證明，要以大家一致同意的方式，把問題提交總統是非常困難的。誰也沒有興趣很認真地去考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理論和軍隊。進行這樣的調查，很可能把力量部署的不協調暴露在睽睽眾目之下，歐洲人希望能保證美國作出核反應，而我們則企圖保證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核武器；這種力量部署就是這兩者妥協的產物。人們不願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常規戰略進行認真審查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擔心這種審查會暴露必要軍需品短缺的現象（按照各國議會和輿論目前的情緒，這是無法補救的），從而可能為單方面縮減兵力提供借口。
在一次又一次會議上，我不斷指出我們的戰略和我們的兵力態勢越來越不協調。誰也不否認這是事實，然而誰也不願意採取任何行動。有一次會上，我發現根本不可能為我們的計劃當中用來描述某一類武器的「邊際效用」這個詞下一個定義。為了把事情搞到底，我安排參謀長聯席會議在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同尼克松一起開會。這次會議是按照傳統方式進行的。每一個參謀長都提出理由，說明他那一份預算建議是他執行「任務」的最低需要。他們都認為自己任務的確切性質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根本不予說明。總統被這些充滿技術細節而又故意含糊其辭的說明弄得莫名其妙，無法判斷他們是在為自己爭預算，還是確實有道理。實際上通常是兩者兼而有之。
第二天，即八月十九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要開會討論國防預算。討論拖拖拉拉得不到結論。尼克松講了一番話，這番話從理論上說是很強硬的，但是這也並沒有改變他的預算最高數字；最後決定我們威力的是預算最高數字，而不是他的規勸警告。尼克松認為，我們一定要提出一個「精瘦的」預算，以使國會不至於更加嚴酷地削減它。整個討論得到的結果是：把建議中的削減從六十億美元減少到四十五億美元；國會後來再削減了三十億美元。我在一份備忘錄中預先向尼克松提出了警告：
我們有可能滑進一個依靠大規模報復的時期之中，儘管這種報復是荒謬的。我們必須著眼於執行一般任務的兵力。我們必須擁有我們能夠信賴的兵力。在全面核戰爭已經不再是一種可能的或合理的選擇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能夠在國外部署一支令人信服的力量。盟國是從執行一般任務的兵力來看我們的——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實在在的東西。
梅爾文·萊爾德在十一月份提出的一份備忘錄中強調說，他也擔心常規兵力的危險下降。
萊爾德、帕卡德和我互相安慰，表示我們都決心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彌補被「漏掉的」幾年——目前預算所管不到的那幾年——的欠缺。不幸，此刻一切壓力正與此相反。實行志願兵役制度的決定進一步減少了武器的採購，並不得不增加薪餉，這樣使我們的軍事預算最後有將近百分之六十用於薪餉和津貼（蘇聯這方面只佔百分之三十多一點），用於採購新武器的款項減少了很多。儘管有這樣的鼓勵，志願兵役制度還是造成人力的短缺。到一九七年十一月，駐歐美軍比受權保持的兵力約少一萬七千人；其中幾乎有三分之二是七月份以後縮減的。
即使保持現有的兵力也要遇到越來越大的政治障礙。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參議員，如今也使用勃蘭特的東方政策作為理由主張大大縮減我們的駐歐部隊[3]。緊張局勢的每一次緩和都帶來了要求削減部隊的壓力，雖然正是這些部隊的存在才使緩和成為可能。有些人主張削減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力量，因為他們認為這不再有必要了，也有人認為我們的海外兵力部署是我們的經濟吃不消的。參議員斯圖爾特·賽明頓向助理國務卿馬丁·希倫布蘭德提出了這個問題：
美國人民希望看到減少我們在歐洲的開支，他們認為，以前同我談過話的所有的經濟學家，除你之外，也都認為，這會對美國的經濟起相當大的促進作用。[4]
在國會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支持者為了共同分擔（軍費開支）負擔爭辯說，如果歐洲不出更多的力，我們就應當少出一些力（因為我們有難以應付的支付困難）。「共同分擔負擔」的後果事實上同預算壓力客觀上是一樣的：這是走向縮減我們駐歐洲兵力和減少我們對歐洲安全的貢獻這條路上的一個站。
我們的歐洲盟國知道軍事上經不起打擊，也像他們擔心美國撒手不管一樣，他們對於因擴充自己的防務而要在國內擔風險這一點心中感到不安；他們帶著不祥的預感在注視著我們的辯論。他們既擔心我們撤退，又害怕我們壓他們加強防務。他們在尋找擺脫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的辦法，他們找到了兩個——至少是不好也不壞的——權宜之計。
總統在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做的外交政策報告中有一句話把兩者都提到了：
在根本的安全問題上達成共同諒解，將會大大地改善我們合理而現實地應付我們面臨的機會和要求變革的壓力的能力，包括在我國有人提出來的大量縮減美國駐歐軍隊以及把均衡削減兵力變成東西方談判中的一個議題的可能性。
精力充沛、能幹和很有些足智多謀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曼利奧·布羅西奧把助手們起草的一句話解釋為總統發出的行動信號。他建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進行一次防務檢查，以此來延緩美軍的撤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東方談判互相削減中歐的兵力——後來叫作相互均衡裁軍——的興趣在增加，他就是這種主張的推動力。這兩種做法的目的——布羅西奧一九七年九月在那不勒斯同尼克松私下會晤時坦率地向尼克松這樣承認——是要煞住美國單方面作出的決定。他的想法是：在這兩件事沒有探索和完成以前，美國國會不要做出無法挽回的事。重新提出相互裁軍的主張並不是對這個含混不清的目標有什麼熱情，而是企圖——美國政府對此完全沒有潑冷水——防止美國單方面削減兵力。
布羅西奧建議進行的防務檢查佔去了一九七年的許多時間。作為這個檢查工作的一部分，「歐洲小組」（前一年在希利的動議下建立的歐洲小組委員會）準備制訂出一個加強防務的新措施計劃；其目的在於打消美國國會指責歐洲人努力不夠的批評。尼克松給了這個計劃一個額外的推動力，他在一九七年九月地中海之行中在那不勒斯會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司令官時強調指出，對於共同分擔負擔的問題，我們的態度是希望歐洲為了自己的防務增加一些開支，而不必在財政上玩什麼償還美國駐軍費用的花招。他說我們不想讓美國人充當歐洲人的僱傭軍。他這話是高尚的，在理論上也是正確的；但是他這話卻對梅爾文·萊爾德拚命要減輕一些預算開支的嘗試不利，不管是以什麼方式（例如西德同意為我們的營房付錢，購買美國武器，以抵銷我們的一部分預算開支）。梅爾文·萊爾德要把我們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部隊實質上保持在現有的水平上，而又為我們的戰略武器現代化奠定基礎，他在這兩個方面都在做出奇跡來。但是我們的全部精力都得用來阻止國會制定削減兵力的立法，因此根本談不上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現代化的問題。《華盛頓郵報》駐波恩記者十月五日發表了長篇文章，說明總統這番口氣很重的話，並沒有減輕歐洲在這方面的憂慮：「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把這個問題擱在一邊，希望它好歹總會成為過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成員國現在又開始認識到，美國國會要全面地削減美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承擔的義務，要對付這個壓力，他們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軍事預算草案無可懷疑地表明了，國會和公眾在無情地逼著我們走向何方。雖然預算的美元數字略高於上一個預算，但是通貨膨脹和實行志願兵役制的費用使得預算以美元的不變價值計算反而減少了不少。我們的盟國不願意承擔重荷；他們用來實施一九七年的防務檢查的措施是避免在財政上認真承擔義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務檢查於一九七年十二月完成，提交給北大西洋理事會。在五年的時間內總共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永久性防禦設施（飛機庫、營房以及其他固定設施）資助四億二千萬美元，在同一個時期中，用於改進各國自己的軍事力量大約要用四億五千萬到五億美元，還有其他一些財政措施計達七千九百萬美元。總數是十億美元上下，也就是在五年期間每年二億美元。這中間究竟有多少是新增加的，有多少只不過是在賬目上的改動，誰也說不清楚。增加的數目充其量只相當於我們的國防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五。這個數目太小了，不能解決問題，最多也只能說是扭轉了削減預算的趨勢。
整個來說，我們的盟國顯然是把希望寄托在與華沙條約組織相互裁軍出現意外的轉機上。他們會敦促我們，在還沒有舉行談判時，應保持美國的歐洲駐軍，並極力避免增加軍費，說新的軍備控制協議也許會使增加軍費變得沒有意義。這造成了整整一系列的新問題。我不反對利用相互均衡裁軍來煞住國會單方面縮減兵力，但是我對這件事的複雜性和它本身存在的不利因素抱有懷疑，自前一年以來，這種懷疑並未消退。我向總統寫道：
我們沒有能夠擬訂出對於相互均衡裁軍的方針，這種方針將保持或改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地位，儘管相互裁減很少量的軍隊可能會帶來極小的不利的效果。我們沒有能夠弄明白什麼是可以談判的「平行抑制」，使其能夠阻止華沙條約組織動員和增強兵力而同時又不至於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造成損害。我們考慮核實問題，只是觸及問題的表面。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研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戰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除了表現我們處境的困難之外不會有什麼作用。我向總統匯報情況的備忘錄中又對戰略問題作了一個概括：
……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必須保持足夠強大的常規力量，以使我們能夠對付蘇聯的侵略和他們的巨大兵力所帶來的侵略威脅，除非我們和我們的盟國重新制定我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和建立我們的部隊，使這種戰略和部隊能夠提供這種能力，否則我們很快就會看到西歐逐漸「中立化」。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採取有力的行動，保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常規能力，同時擬訂在這種基本上是嶄新的戰略形勢中合理地使用常規力量的戰略。
到一九七四年為止，對於越南戰爭的國防費用支出的攻擊，一直妨礙了這件工作。
十一月十九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開得認真而實在，這是很少有的。唯獨這一次會議沒有耍官僚手腕，因為在重大問題上，總統的所有高級顧問意見都是一致的。這次會議作出了兩項重要決定：再次有力地重申我們在歐洲駐軍的義務，決定重新研究整個相互裁軍問題。改善歐洲防務的計劃不管怎樣稀少和實質上不得要領，但卻因此而達到了它眼前的目的。在聯盟外長的十二月會議上，羅傑斯國務卿宣讀了尼克松的一封信，宣佈由於歐洲加強了他們的防務努力，美國將保持和改進它駐歐洲的兵力而不會縮減，除非同東方談判的相互裁軍容許這種縮減。
這些聲明就其性質來說，只是一種應急措施，它們足以防止眼前的災禍，但作為長期的補救辦法卻是不夠的。如果一個聯盟保持自己力量的唯一手段只是表示願意談判裁軍（而進行談判的敵方又知道有著要求單方面裁軍的巨大壓力），這個聯盟就不是處於它最有創造力的階段，特別是當它的基本力量的結構是不充足的時候。要進行根本的重新研究，勢必要等到越南戰爭結束、我國恢復了全國團結一致的時候。
歐洲的東西方關係
一九六九年，對冷戰的艱苦嚴峻感到不耐煩的情緒在西方瀰漫。所有的領導人都受到壓力，要他們表現出自己是致力於和平的；蘇聯在巧妙地利用這種情緒。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殘酷入侵之後不出幾個月，西方各國政府已經使自己被擺佈到了這樣一種地步，以至於覺得不得不用事實來表現他們對東西方關係的誠意了。
尼克松一九六九年第一次訪問歐洲時，他每到一地都發現自己在討論如何回答蘇聯的建議問題。歐洲每一個領導人都催他盡快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並在談判時不斷進行協商；蘇聯人由於國內要求增加消費品的壓力和來自中國的外部壓力，是願意實現真正的緩和的，這樣一個道理沒有人表示異議。人們還要求同蘇聯擴大交流和貿易。戴高樂強烈要求同蘇聯接近。西德自由民主黨領袖、不久將任外長職務的沃爾特·謝爾在六月間會見尼克松時表示，歐洲人已經不再害怕美蘇兩家的天下了；歐洲輿論大多數不僅贊同緩和，而且力求參與尋求緩和的進程。
雖然尼克松抱懷疑態度，我也與他有同感，可是這種幾乎是一致的要求形成了對我們的嚴重挑戰。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的嚴峻立場成了歐洲左翼抨擊的目標，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每一個歐洲國家中成了一個有爭論的問題，迫使歐洲的領導人轉而採取緩和方針，聲言要在東西方之間起「橋樑」作用。如果美國寸步不讓，我們就可能在聯盟中陷於孤立，把歐洲推向中立。這已經成為明擺著的現實。同樣，在美國國內，因為我們的好戰而不斷受到攻擊，在越南問題上的歇斯底里，將會發展到我國政策的其他領域。
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終於確定：我們要保持聯盟的團結，最好是接受緩和的原則，但是要規定一個明確的準則來確定緩和的方向。尼克松在他的歐洲之行中，不厭其煩地申述他的政府這樣一個信條：我們願意迎來一個談判的時代，但是，實在的對抗因素依然存在；談判必須是嚴肅而具體的，不能徒有其表。而要做到這一點，聯盟的團結和實力至關緊要。決不能讓蘇聯幻想只是同某些盟國而不是同另一些盟國搞有選擇的緩和，從而分裂我們的聯盟。我們決定要確定這樣一個議程：不能允許蘇聯挑選他們自己的問題，按他們的意思規定緩和的定義，或者使西方喪失警惕，自我陶醉。
第一個複雜微妙的問題是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尼克松上台後，熱心於限制戰略武器的人最堅持的一個論點是歐洲人要求限制。的確，一九六九年當我們把會談向後推延，以便研究我們面前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並把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同其他一些問題聯繫起來的時候，許多歐洲領導者強調迫切需要舉行會談。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輕而易舉的，因為這不需要他們作出決定。我的一位僚屬在一次歐洲之行結束後給我寫報告說：「人們可以料到對緩和的胃口是在增長，只是因為考慮緩和問題要比考慮軍事問題心情愉快得多。」但是，一旦他們那樣一股勁要求舉行的談判真的來到，歐洲人必然會有的矛盾心理就出現了。我們關於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日期一確定，並且開始把情況通報我們的盟國，他們就開始領會到戰略上的含義了。蘇聯和美國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必然要同意戰略上的平等。不可能有其他的談判基礎；的確，我們在情況通報中向他們指出，由於蘇聯兵力的不斷加強，即使沒有協議，均等也在臨近。當時的荷蘭外交大臣約瑟夫·倫斯對總統說：均等這個概念是他聽到過的最令人震驚的命題。同樣，基辛格總理說，他在最近一些年裡沒有密切注視戰略形勢；看到雙方已經實力多麼接近，真是令人吃驚地「發人深思」。我們的盟國沒有理由感到驚訝，但卻有一切理由感到憂慮：戰略上的均等，勢必增加蘇聯早就在歐洲大陸上佔有的常規武器優勢的威脅。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六月三十日的情況匯報會上，英國代表問道：鑒於雙方武器發展的趨勢，現在是不是一個舉行談判的時機？西德大使羅爾夫·保爾斯在七月四日和我交談時說得很中肯：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標誌著美國戰略優勢的結束；蘇聯將通過擴充自己的兵力或通過談判來侵蝕我們的優勢。我回答說，認為世界上最大的產業國家竟命中注定會在軍備競賽中輸掉，我很討厭這種想法。但是，由於六十年代的軍火採購決定，技術方面的趨勢，越南戰爭造成的分裂，以及要國會批准任何新的戰略計劃的巨大困難，我知道保爾斯說的話是對的。
我在七月十日向尼克松概括歐洲的反應說：
認為當初對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某種熱情正在消退，這種估計是正確的。原因之一，在於對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協議的影響有一種潛在的憂慮。有一些國家顯然是擔心，在均等基礎上達成的協議，會使蘇聯在歐洲常規力量方面佔有很大的優勢，其最後的結果，將是對蘇聯進攻的總的威懾效果減弱。也有一些國家，主要是德國，擔心把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同政治問題連在一起的做法不再能夠保持了。
對於有關方面來說，幸而蘇聯拖拖拉拉地沒有接受我們提出的開始談判的日期。這使我們有機會來完成我們內部的研究工作，同我們的歐洲盟國取得良好的諒解。
我們無法完全克服我們盟國的不安，雖然這種不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催促我們實行緩和而引起的，後來他們由於看到緩和的後果又往後退縮。七月四日，我警告保爾斯大使說——只是半開玩笑似的——我們的盟國以後向我們提建議最好是慎重一些，因為他們的建議很有可能被我們接受。但是，歐洲的危險不是來自緩和所造成的美國單方面的讓步；而是由於在戰略均等的條件下，歐洲大陸上兵力的不均等遲早會發生影響。聯盟各國政府，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國內原因，不願意或者不能夠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而不採取補救措施，他們就必然會生活在越來越大的危險之中。這是不論你怎樣安慰和保證都改變不了的。在許多問題上要把盟國的凝聚力和東西方談判協調起來，這取決於對當前世界的現狀、我們要共同達到的目的和共同防務的需要等問題具有某種一致的觀點。
柏林和勃蘭特的東方政策
共產黨世界和西方的關係絕不會有一種劃一的結構。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僅限於美蘇兩國，雖然我們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顯然也有利害關係。柏林問題牽涉到對這個城市負有法律責任的所有戰時盟國：英國、法國、美國和蘇聯。由於柏林從技術上說處於軍事佔領之下，西德沒有法律地位進行談判。在二十年中幾乎始終未斷的危機表明一種矛盾的局面：柏林的自由有賴於保持柏林作為仍在佔領下的城市的地位。這是美國和西方盟國能夠抵擋蘇聯和東德的壓力的唯一的法律基礎，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過了一代人的時間之後，這種狀況是很不正常的。一九五九年，後來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由於西方堅強不屈地保持佔領權利，赫魯曉夫無法堅持同樣一種政策，才使柏林的自由得以保持。但是誰也無法改變這個城市孤立在共產黨領土之內一百英里深處這樣一個地理現實，它受到騷擾，隨時可能遭到訛詐。它的易受攻擊，象徵著東西方關係的脆弱性；這活生生地證明了我們的把一個問題同另一個問題連在一起的主張是多麼重要。我們只有把柏林的自由同蘇聯關心的其他問題連在一起才能保衛柏林。由於柏林在軍事上容易受到攻擊，任何把柏林當作一個單獨的問題來處理的政策，都一定會使西方盟國在談判中處於很不利的地位。
在尼克松初任總統期間，柏林問題幾乎是偶然地再度出現了，這主要是由於德國憲法週期使一九六九年成為總統選舉年，逢到這種年頭，事情往往會發生難以預測的變化。我已經提到過，聯邦議院和州的聯邦選舉團成員，像過去一樣打算在西柏林舊國會大廈舉行特別會議選舉總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蘇聯外交部正式向美國大使盧埃林·湯普森抗議在柏林舉行特別會議。約翰遜政府決定把對蘇聯抗議的答覆留給他的下屆政府來作。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羅傑斯國務卿向尼克松總統提出了一份拒絕蘇聯抗議的草稿。我同意羅傑斯這個答覆；但是，我建議——需要徵得德國的同意——等到離三月五日這個德國總統選舉日很近的時候，再把答覆送出去。招來一場肯定會是沒有益處的而且可能是惡毒的對罵，在我看來，這不符合我們的利益，因此我們的答覆給壓下來了。
東德為此開始對通往柏林的非軍事交通故意找些小麻煩。我在一月二十八日和二月十一日的備忘錄中對總統說，我們應當保持冷靜，現在看來不是蘇聯有意同我們鬧一場對抗的時候。我同時也把如果蘇聯繼續搗亂、甚至搗亂得更加厲害的情況下我們的應急計劃報告了總統。我為總統定於二月十七日首次會見蘇聯大使多勃雷寧而寫的匯報提綱中建議：「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你要打消多勃雷寧的錯誤念頭，叫他不要以為因為聯邦議會定於三月五日在柏林開會，蘇聯和東德就對柏林通道進行干擾，是一件與美國沒有直接關係的事。」尼克松在二月十七日與多勃雷寧會晤時尖銳地講了這一點。多勃雷寧表示蘇聯並不打算在尼克松初上任的時候就考驗他，他要總統放心，說莫斯科並不想製造對抗。
二月二十二日，總統動身去歐洲的前一天，多勃雷寧給了我一封信，要我們出面向西德基辛格政府交涉，要他們取消在柏林舉行選舉。蘇聯的照會說，這可以使我們「避免不必要的緊張，制止加劇緊張局勢的趨勢」。我拒絕了這個提議；我們不準備向基辛格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嚴肅地警告多勃雷寧不要採取單方面的行動；為了強調我這個警告，總統根據我的建議，下令增加通往柏林的交通線上美國軍事車輛的來往。
我已經敘述過，尼克松在二月二十七日訪問柏林期間，在西門子工廠的講話中有力地重申了美國對柏林這個城市的自由所承擔的義務：「誰也不要打錯了算盤：任何單方面行動，任何非法行動，來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形式的壓力，都動搖不了西方國家保衛他們作為自由柏林人民的保護者的正當地位的決心。」我們回國之後，在這次選舉之前不久，多勃雷寧對總統用的詞句表示了溫和的不滿。我回答說，總統只不過是重申了已經承擔的義務，我們會把對柏林通道的任何騷擾都看得極其嚴重。對緩和緊張局勢有益的事情，莫過於使去柏林的手續正規化。多勃雷寧這時第一次表示，存在著就這個問題舉行談判的「肯定的可能性」。聯邦新總統古斯塔夫·海涅曼的選舉於三月五日在柏林舉行，沒有再發生事故。我們經受住了同蘇聯的第一次對抗，雖然這次對抗比較小。
這次小小的危機，觸發了一系列的私下活動，終於帶來了柏林問題的正式談判。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在一九六九年初的時候，曾經有這個意圖，甚至蘇聯也沒有。（這個過程是慢慢地來勁的。但是在經過了許多次虛假的開頭後，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夏末達成了新的四國協議，使持續達二十五年之久的柏林緊張局勢至少暫時告一段落。）
根據多勃雷寧的暗示，尼克松在三月二十六日給柯西金的信中再次提出了討論柏林問題的建議。柯西金五月二十七日覆信說，蘇聯不反對討論柏林問題，但是柏林的一切緊張局面，責任都在聯邦共和國。我建議不要繼續在雙邊的渠道把這個問題進行下去了：「我懷疑現在是倉促進入任何正式談判的好時機。等到德國選舉之後，[5]我們可以向波恩的新政府提出這個問題，然後再考慮是否繼續同莫斯科談判以及如何談判。」
蘇聯沒有再從美國方面得到答覆，於是轉向公開舞台。七月十日，蘇聯外交部部長葛羅米柯發表講話，宣稱蘇聯願意「就現在和將來如何避免在西柏林問題上的糾紛交換意見」。當時仍任外交部部長的勃蘭特，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四月部長會議以來，一直在敦促他的盟國設法就「改善」通往柏林的民間來往舉行談判，但是他沒有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去做；這時，他催促我們迅速接受葛羅米柯的建議。他那種急迫感，在我看來與即將來臨的德國選舉並不是沒有關係。不論如何，由於盟國間進行磋商是一件很費事很不靈便的事情，「迅速」二字變成了四個星期的耽擱。八月七日，我們同英法兩國一道通知了蘇方，我們願意進行探索性會談。
然而整整等了一個多月蘇聯才回話，而且基本上是一個令人失望的答覆。他們接受四國會談，但是不肯就改善去柏林的手續進行任何談判；他們要把談判集中在限制聯邦共和國在西柏林的活動上。
多勃雷寧在十月二十日會見尼克松時，再一次表示要搞美蘇雙邊談判，他建議舉行正式的意見交換。我在第五章已經講過，我叮囑總統不要接受：「我認為我們在目前階段不應當鼓勵美蘇就柏林問題舉行雙邊會談的想法。蘇聯會利用這種會談在盟國間挑起猜疑，使我們互相爭鬥。我認為，我們目前最好是把這個問題放在四方會談的場合來進行，我們自己不要太主動。」
事實上，那時，在維利·勃蘭特的新政府上台之後，蘇聯在柏林問題上的政策已經把重心轉到波恩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德國大選的結果，是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的新聯合政府上台，這個政府許諾要向東方作新的開放。[6]自由民主黨領袖沃爾特·謝爾在六月十三日同尼克松的交談中預示了這種方針。他認為，哈爾斯坦主義——不同承認東德的非共產黨國家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會使聯邦共和國孤立於第三世界之外。兩個德國在一個新的條約安排或其他某種法律形式的基礎上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是十分必需的。
但是這樣的政策不是沒有它的危險。國務院在十月六日的一份有見解的文件中指出，新的聯合政府不可能同時既執行對東德的積極政策，又實行聯邦共和國同西歐一體化。國務院斷言——我也同意——「在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執政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將是積極的面向整個德國和東方的政策。」
我在給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也有這個憂慮：
應當著重指出，像勃蘭特、魏納和國防部部長（赫爾穆特·）施密特這樣一些人毫無疑問地認為自己是在執行同東方和解和正常化的負責的政策，他們並不想使這種政策與德國的西方關係發生矛盾。他們根本上傾向西方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們的問題在於駕馭住這樣一個進程，如果失敗了，便會危及他們的政治生命，如果成功了，就會造成這樣一種勢態，它也許會動搖德國國內的穩定，並攪亂它的國際地位。
在我看來，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在許多人看來，這是一種尋求緩和的進步政策——如果由不那麼審慎的人來掌握，就會變成一種新形式的古典德意志民族主義。從俾斯麥到《拉巴洛條約》，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的實質就是在東西方之間搞縱橫捭闔。而四十年代以來美國（和德國）的政策卻是牢固地把聯邦共和國放在西方、大西洋聯盟以及歐洲共同體的基地之上。
勃蘭特的當選，實際上把德國外交政策的這個中心問題鮮明地突出出來了。德意志民族二十年來分裂成為兩個國家。蘇聯實力橫暴肆虐，違反人民的意願，把一個共產黨政權強加於這個國家三分之一的東方土地上，那就是所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當然，在民族主義發源地的歐洲中心地帶，世界公眾竟然默認（如果不是積極地贊同的話）一個外國軍隊人為地強加的政權，一個在自由選舉中絕不可能獲勝的政權，這是違反常理的。這樣一種「帝國主義行徑」，如果發生在亞洲或非洲，是會引起憤怒的吶喊和示威的，可是在中歐，接受現狀卻成了是否有理性的考驗。
任何一個西德政府，都一定要表示矢志於重新統一的目標。但是，在現有的情況下，蘇聯的威力不是大規模地崩潰，這個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西方盟國願意等待；他們不願為實現重新統一而冒大風險——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在許多西歐人和某些美國人的心目中，一個統一的德國會使新的德國霸權妖魔出現。
但是聯邦共和國不能光是等待，它需要有某種對付一個分裂的德國的言之成理的辦法。在整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歷屆德國政府都曾經試圖通過排斥東德政權來解決這個難題。但是到一九七年，越來越多的國家不顧波恩的斷交威脅（哈爾斯坦主義），承認了東德。這種政策使自己受害的風險越來越大；它勢必使波恩而不是使東德陷於孤立。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聯邦共和國不得不把東歐國家當作「例外」來處理，但其理由卻沒有說服力，就是說這些國家不能自己作主。
阿登納堅持把其他一切考慮都服從於為他的國家贏得一個可靠而堅定的名聲的需要。我非常欽佩他和他的這個英明做法。但是到了七十年代，阿登納關於國家重新統一的政策，勢必要使聯邦共和國與盟國和不結盟國家越來越發生矛盾。波恩要是堅持以前的方針，它就實際上單獨面臨可能與東方發生危機的局面。勃蘭特為德國承擔了形勢所強加的重擔和苦惱，這是他的歷史功績。
我不能說我立即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一旦我認識到這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我就同勃蘭特以及他的同事們密切合作，把它引導到建設性的方向。不論聯邦共和國走什麼道路，民族主義的再起都是一個危險；避免這種危險的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信任的關係，使得走單獨的道路得不到一點益處，風險也太大。我們決心不遺餘力地使德國的民族目的和德國與大西洋以及與歐洲的關係之間的潛在矛盾不致爆發。
蘇聯向聯邦共和國和對其他盟國所作的表示，其更深一層的動機是要實行有選擇的緩和——同某些盟國緩和緊張關係，而對我們卻保持寸步不讓的立場。蓄意渲染他們心目中的我國和我們盟國之間的衝突，或者想方設法使我們顯得是緩和緊張局勢的障礙，都可以達到這種目的。不管他們採取何種策略，目的都是要分化聯盟，孤立我國。但是我們並不是沒有辦法的。聯邦共和國單靠它自己一個國家就沒有討價還價的手段來推行它的東方政策，我們的其他盟國沒有我們的安全傘也是不行的。在柏林問題上，雙方的談判實力太懸殊；柏林市是被包圍的，東德是被佔領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聯邦共和國需要得到盟國的支持。這中間的連鎖關係是生來就存在的。東方政策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須與牽涉到整個聯盟的其他問題聯繫在一起；只有這樣，才能推動蘇聯謀求妥協。
勃蘭特的新政府還沒有正式上任，他就要求我們在十月十三日接見他的政治親信埃貢·巴爾。這時，我們的態度就是如此。在勃蘭特還是柏林市長的時候，埃貢·巴爾是新聞發言人，那時候我就認識他。在勃蘭特任外交部部長的時候，巴爾領導政策計劃工作，我們彼此又相識了。巴爾是一個非常有才智和有非凡自信心的人，他深信自己有能力想辦法克服外交僵持局面。他致力於改善西德同東方的關係；他認為，同蘇聯和東德要人私交密切，會對這方面有幫助。他的虛榮心使他炫耀這種聯繫，這當然有時候會被對方利用。他的對頭——這種對頭是很多的——指責他親蘇；有許多人不信任他們心目中的他那種邪門歪道。雖然巴爾是一個左翼人物，但我首先認為，他是一個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想利用德國的中心地位來同兩方面討價還價。他這一類型的人總是相信德國只有同東方友好，或者至少是避免引起東方的敵意，才能實現它的民族使命。我們知道德國上一屆政府中的人物是毫無疑問地致力於同西方的團結的，巴爾顯然不是這種人；他對美國沒有任何感情上的聯繫。對於他來說，美國是一個可以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拿來放在西德天平上的砝碼，但是他優先要做的事情，首先是恢復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至於人們所說的他的邪門歪道，我傾向於同意梅特涅的觀點：在談判中，完完全全直截了當的人是最難以對付的人。不管怎樣，對付巴爾的手腕，我卻並不缺乏自信。
就是這樣，我在會見巴爾時的態度是要建立合作的關係。我覺得東方政策可能導致德國永久分裂，而不會彌合裂痕。不過，我這種想法同我要建立合作關係的態度並不相干。勃蘭特政府並不是徵求我們的意見，而是要我們同他們合作推行一種方針，這種方針是它的主要人物早就立意要執行的。我認為，我們應當接見巴爾，藉以沖淡尼克松在大選之夜打給基辛格的那次不幸的電話所造成的不信任。在我看來，重要的是同勃蘭特共事，而不是與他作對；如果我們與他作對，德國兩黨中凡是認為應當讓勃蘭特有機會試一試的人都會責罵我們。不僅如此，勃蘭特的方針是得到所有盟國的支持的，只有法國可能例外，可是法國又不願意把自己的反對態度明白表示出來。從長遠來看，勃蘭特在中歐實現和解的目的，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對的，雖然他在追求這個目的時過於熱心，過於死心眼兒，以致削弱了他的討價還價地位。
埃貢·巴爾要來拜訪的第一個結果是使我同國務卿發生了程序性爭執。羅傑斯反對他來訪，這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理由是談判應當在國務院舉行。羅傑斯和我像兩個主權實體打交道一樣，最後訂了一個條約：我可以接見巴爾，但不同他談判，會見時要有負責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丁·希倫布蘭德在座。我同羅傑斯訂的合同發生了不是微不足道的背離，因為巴爾從前門離開白宮後，又從地下室進來同我進行個人談話，主要是為了建立一個渠道，使我們能夠在正式的程序之外保持接觸。我同多勃雷寧有通往莫斯科的渠道，同巴基斯坦有通往中國的渠道，有時還有同以色列、甚至同埃及的渠道，與這些渠道相同，我同埃貢·巴爾的聯繫成了白宮的後門渠道，使尼克松能夠繞過國務院處理外交事務。
巴爾把勃蘭特想要奉行的方針告訴了我們。他強調他希望在同美國的合作和友誼中奉行這個方針，但是他明白表示，這個政策本身是不容討論的。得到的一個主要結果是勃蘭特將與我們進行密切磋商，我們則同他合作。十一月十一日，新外交部部長沃爾特·謝爾宣佈波恩很快將動議就一項互不使用武力的協議同蘇聯舉行談判。十一月十六日，就此提出了一項正式的建議。[7]同時，西方盟國決定要答覆蘇聯九月二十四日提出的關於柏林問題的建議，辦法是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具體建議。我們希望來往於柏林的民間地面交通能得到保障，西柏林人去東柏林時過界程序能夠正規化和簡化，柏林市兩半部之間的郵政、電話和其他通信能夠放寬。這項照會是十二月十六日發出的。
這時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外交部部長的十二月會議在美國的敦促下建立了一系列的連鎖關係，以防止「有選擇的緩和」和加強勃蘭特的談判地位。我們決定只有在柏林問題會談和蘇德談判取得進展的條件下才同意舉行歐洲安全會議。東方政策將取決於談判的進程。這加強了聯邦共和國的談判地位，但是也給聯邦共和國規定了一個限度，不得到盟國一致同意，它就不能越過這個限度。在這些可能舉行的談判中，歐洲安全會談也許是最複雜的了。
歐洲安全會議
召開歐洲安全會議的主張成為東西方討論的主題已經有十五年了。在五十年代，蘇聯曾經再三主張要召開這一會議，但是這個建議同樣再三地立即遭到拒絕，認為這顯然是要阻止德國重新武裝，阻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發展，而且也確是要阻止美國在歐洲起任何作用，因為這樣的建議總是以美國不是「歐洲」國家而把美國排除在外。也是在五十年代，一些有頭腦的觀察家——其中最出名的是喬治·凱南——主張美國和蘇聯的軍隊從中歐脫離接觸。在當時的氣氛下，這個意見也沒有得到認真的考慮，因為，即使只拿一點來說，美國和蘇聯要撤走的距離就太不相等。
到尼克松上台的時候，政治條件變了。一九六六年七月，華沙條約國家發表了一個「加強歐洲和平與安全宣言」，要求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一九六七年四月，歐洲共產黨會議也依樣畫了一通葫蘆。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西方國家政府受到國內的壓力，要他們放鬆先前的反對態度。因此，聯盟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提出的《哈默爾報告》（因比利時外交大臣而得名）中，把集體尋求同東歐「在建立更穩定的關係方面取得進展」放在僅次於威懾侵略的優先地位。一九六八年六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雷克雅未克外長會議上發出了願意同華沙條約組織討論相互均衡裁軍——脫離接觸的技術新名詞——的信號。
人們常常把共產黨的政策描繪成像惡魔般地機靈、複雜，按著精心策劃的道路來達到征服世界的目的。我的印象不是這樣。相反，我發現蘇聯的外交一般是僵硬的；蘇聯外交將來在歷史上也不會以巧妙見稱。事實上，蘇聯通過外交活動或倫理道德上的一致來推進它的事業是極少取得什麼成就的。蘇聯所取得的進展幾乎全都不是用外交技巧得來，而是用部署巨大的軍事力量進行威脅，或者真的採取這種行動得到的。
但是蘇聯外交有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那就是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它用堅持來代替用腦筋。它沒有國內的壓力來迫使它經常拿出新的點子來打破僵局。如果它年復一年地提出萬變不離其宗的老建議，也沒有人會責備它思想僵化。在政治局裡，探索日新月異的方案是得不到報償的，然而為了進行這種探索，美國外交人員卻不得不用大量的精力在自己人當中進行談判。蘇聯反覆不斷的老調重彈，就像滴水可以穿石一樣，遲早有可能削弱缺乏耐性的民主國家的抵抗。他們受到壓力，要他們「原則上」接受蘇聯建議，或者至少是談談這個建議。這種建議一旦被接受為合法，討論立刻就轉到條件上來了。人們對緩和緊張局勢的渴望形成了對蘇聯議程有利的設想。想要達成協議的期待助長了一種經常的壓力，要在蘇聯的立場中至少找出某種可以接受的東西來。
召開歐洲安全會議的主張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樣。這個主張在五十年代受到蔑視，六十年代又遭到拒絕，但似乎只是因為拖了幾年沒開成，就開始被接受了。國內的人渴望結束冷戰，（部分是由於越南戰爭造成的幻想破滅）結果使得蘇聯更加堅持不放。另外，由於美國在聯盟中的領導地位開始受到懷疑，盟國輿論在為自己的安全另找出路。由於美國似乎是在撤離歐洲，相互裁軍的主張變得受人重視了。有些人認為相互裁軍本身是可取的；有些人提出這個主張是作為一種手段，用以防止美國單方面撤離歐洲，或者使蘇聯對美國的單方面撤離作出某種酬答，我們國內的動盪使得這種撤退看來已經不可避免。
蘇聯繼續要求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一方面是利用西方明顯的興趣，一方面是分散人們對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注意。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華沙條約組織的布達佩斯會議正式提出早日召開歐洲安全會議。會議要求加強政治、經濟和文化接觸；承認不侵犯邊界，包括（東德和波蘭之間的）奧得-尼斯分界線和東西德之間的邊界；東德、西德互相承認彼此都是主權國家；聯邦共和國放棄它所要求的代表全體德國人民的權利；承認西柏林不屬聯邦共和國。總而言之，這是蘇聯以加強歐洲的名義提出的歐洲最高綱領。
四月三日，多勃雷寧通過渠道把華沙條約組織的這項建議提交白宮。他甚至在提出這項建議時作出了一個讓步。他第一次告訴我，蘇聯不反對美國參加過去被稱為「全歐洲會議」的會議。他還特別要我注意，布達佩斯宣言沒有再提過去歷次宣言中的一項要求：解散歐洲的聯盟體系。這就是說，莫斯科慷慨大度，同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繼續存在。
我不想把撤銷兩個荒謬的先決條件看作是讓步。我在四月四日給總統的報告中指出：「任何一個認真地想在歐洲問題上取得進展的人都知道，我們必須是其中的一方；我們不應當使蘇聯以為，如果他們同意生活中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他們就是給了我們什麼恩賜。」
可是，蘇聯這種明顯的和解調子在聯盟內部引起了很大的興趣。當時的意大利總理馬裡安諾·魯莫爾為出席艾森豪威爾葬禮來到華盛頓時對尼克松說，蘇聯的建議儘管有它的宣傳目的，但是，意大利的政局要求作出迅速的響應。對一個宣傳花招作出迅速的響應不是一件不足道的事；可是要使這種事情不變成一個一旦走上去就收不住腳的大滑坡卻更加困難。勃蘭特贊成舉行歐洲安全會議，他的理由很奇怪，說這樣可以使美國在歐洲的存在合法化。蓬皮杜認為這是避免德國單獨主動同東方打交道而把它放到多邊的軌道上來的一個辦法。英國的領袖們主張召開這種會議是把它看作擺脫冷戰的手段。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向總統建議，完全拒絕蘇聯的建議會使我們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陷於孤立。但是我們要在具體的歐洲問題，特別是在柏林問題上有了進展才能表示我們原則上同意召開。我在四月八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
如果沒有這樣的進展，舉行這樣的會議大概會發現東歐國家同蘇聯僵硬的立場緊密地站在一起，而與會的西方國家卻競相尋找辦法去「打破僵局」。最後的結果……將是使最後解決歐洲問題的前景受挫。因此，我們的著重點應當是，必須談判具體的問題，必須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進行協商，以便使西方在這些問題上形成共同的立場。
這就是美國的立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九六九年四月的部長級會議實質上採納了這個立場。
歐洲安全問題就這樣被放在慢行軌道上。在十二月舉行下一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部長級會議以前不能採取具體的步驟；歐洲的安全同具體的問題要連在一起；必須有美國參加這一點明確了；而且在這以前必須在德國問題上取得進展。
但是外交進程一旦開動之後是不能單憑形式上的聲明來控制的——特別是不能從白宮地下室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辦公室來控制。好的政策要靠耐心地把一些細微差別一點一點積累起來；要特別注意把個別的行動協調成為首尾一貫的戰略。政策問題極少是像黑白那樣分明的。更經常的情況是取決於差別細微的解釋；政策上重大偏差開始於很微小的背離，其影響只有到了將來才能看得清楚。因此，歐洲安全會議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同樣的老問題，即連鎖的問題以及一直使我國政府意見不一的東西方關係的理論問題。白宮的方針是把蘇聯在柏林問題上和在德國之間的談判問題上的讓步作為我們參加歐洲安全會議的條件。國務院卻認為歐洲安全會議是一個可取的講壇，可以用來也許是在均衡裁軍上，也許是在共處的原則問題上取得某些結果。國務院反對連鎖的思想，但是像通常一樣在白宮的抵制下失敗了。
這時，多勃雷寧插了進來，他提出了華沙條約國家的建議：在一九七年上半年舉行歐洲安全會議，議程有兩項：在歐洲國家的關係中，放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擴大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經濟、技術和科學的關係。我反對這個開會的時間和議程。在其他的談判，特別是柏林問題的談判還沒有取得進展以前，我們不能同意開會的日期；在波恩的東方政策的結果能看得比較清楚以前，我們也不能讓蘇聯把注意力的中心放到承認現狀上來；要對接受德國的分裂承擔責任的應當是波恩，而不是我們。如果緊張局勢還存在，擴大貿易和技術聯繫就沒有意義。總統按照這種方針發出了指示。
羅傑斯可以帶著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十二月部長級會議感到滿意的心情來向總統提出報告：
在歐安會和東西方關係問題上，我們已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意採取一種現實而慎重的立場，強調在我們同意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之前，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探討，需要有較好的取得有意義的成果的前景。我們還使聯盟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主動向東歐提出建議方面取得了協議，包括為談判相互均衡裁軍時採取何種立場的準備工作，支持在德國和柏林問題上提出的主動建議……那種為開會而開會的興高采烈情緒是收斂起來了……
我們通過把緊要的問題互相聯繫起來，實際上挫敗了蘇聯有選擇的緩和的戰略。蘇聯想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但是除非在柏林問題上取得進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作為佔領國擁有否決權），否則他們就開不成。不管我們做些什麼，勃蘭特的東方政策都傾向於承認歐洲的現狀，但是不達成改善柏林通道的協議，他就無法使議會批准他同蘇聯或東德締結的協定。因此，如果我們保持鎮定，我們就能夠鼓勵緩和並且控制緩和的步伐，響應我們盟國緩和緊張局勢的要求，並且進行恰當的、符合我國安全的談判。
歐洲領袖們來華盛頓：一九七年
因此，當西歐的領袖們作為對尼克松頭一年歐洲之行的回訪，相繼訪問華盛頓的時候，就有很多話可談了。他們從一九七年一月底開始，差不多每隔一個月就有一個人來到華盛頓。第一個來的是哈羅德·威爾遜；然後是喬治·蓬皮杜，他於二月底來訪；接著便是維利·勃蘭特，他於四月初來訪。
威爾遜，他同尼克松在一起時老是那樣，擺出一副老前輩的架子，就像一個小城鎮的銀行老闆，斷定同最不會節省錢的主顧打交道，最好的辦法是給他戴上一頂一毛不拔的慳吝鬼帽子。他向尼克松說勃蘭特的政策如何如何好，就好像再也想像不出還有其他的政策了。由於尼克松對勃蘭特的懷疑並未消除，因此，只是表示他不會去反對勃蘭特，但也僅此而已。同時，威爾遜也並不是不屑於利用東方政策來推進英國參加共同市場的目標，他說，英國成為共同市場的成員，可以抑制德國的民族主義野心。
他們用了很多時間談尼日利亞的比夫拉省問題。那個省的居民是伊博部族，他們要求脫離中央政府。非洲國家的邊界是強權帝國從行政管理上的方便出發強行劃定的，把部族或者語言的聯繫強行割開。現行邊界內的國家統一經常處於危險之中，同時又要感情激動地來維護這種統一。分開獨立——特別是在部族的基礎上——有破壞一切既定秩序之勢；而且先例一開，沒有一個國家能保險不受影響。非洲統一組織大力支持尼日利亞聯邦政府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英國也是如此，它確信自己的殖民傳統使它對非洲的問題有一種特殊的瞭解。
由於某種原因，比夫拉省成了一九六八年美國總統競選中的一個問題。尼克松當時聲稱，美國在減輕這個被圍困的省份中老百姓的苦難方面做得不夠。我們國務院同意英國的看法，認為與尼日利亞的主權過不去會使我們受到非洲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敵視，並受到所有其他非洲國家的懷疑。我卻傾向於相信，尼克松所以持與此相反的觀點，部分地是因為他高興要讓那些慣於攻擊他的所謂德行上的缺陷的人看到，他們自己也是在人權問題上玩弄權術。
在威爾遜一九七年一月訪美期間，尼日利亞的內戰正在悲慘地結束。中央政府眼看就要打垮這個謀求分立的省份了。無偏見的調查研究表明，除非立即有大批救濟品運到比夫拉，否則就會有一百五十萬人餓死。尼日利亞政府堅持一切救濟物資都要通過它來發放。白宮——我的下屬羅傑·莫裡斯在熱心而積極地起作用——設法要直接把救濟品趕運到那裡。我支持莫裡斯。尼克松也支持，他對於自己這一次能站在人道方面是高興的。英國不知所措，國務院辦事拖拉，這個問題很快變得爭論不絕。我們一直沒有能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救濟計劃。尼日利亞聯邦政府的軍隊控制了比夫拉省，撲滅了比夫拉的「獨立」。一幅沉默的帷幕落下來了。最後，尼日利亞聯邦政府順利地執行了同被打敗的伊博部族實行和解的政策。威爾遜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尼克松的政策，抑制住了我們的干涉衝動。從我國的長遠利益來看，他和國務院無疑是對的。
威爾遜訪美時，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他出席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例會。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二月訪問倫敦時，曾經出席了英國內閣的一次會議，尼克松用這種辦法來答謝他那次同樣具有歷史意義的出席。這兩件事多少是做做樣子的，因為很明顯，有外國領導人在場，不會進行認真的辯論——特別是由於尼克松這個人，對於他不能預先看到結局如何的任何討論，總是感到不舒服的。那天挑選來討論的問題非常合適，是美國對歐洲的政策。事實說明，在這次例會之前，官僚機構的背後活動比這次例會本身更要有趣得多。我的部門一年來竭力想要國務院的歐洲司就這個問題拿出一份各種選擇方案文件來。國務院堅決不幹。國務院認為歐洲政策是由它專管的禁區，它不能容許別人插手修改政策；不幸的是，提出供選擇的方案本身就意味著有可能要修改政策。
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上拖了幾個月之後，終於拿出了一份選擇方案政府文件。擺到總統面前來的選擇方案並沒有令人眼前一亮。這些選擇辦法是：（1）維持「目前的方針」；（2）支持一個「加強了的歐洲」（指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和更緊密的一體化）；（3）美國脫離接觸。這是一種標準的官僚手法，就是使決策人實際上只有一個選擇，為了容易辨認出來，放在中間。我開玩笑地說，典型的做法是使決策人在核戰爭、現行政策或投降這三種辦法中任擇其一。這一次，官僚們也沒有依靠碰運氣。選擇方案（1）和（2）是一回事；我們的現行方針是「加強了的歐洲」。「美國脫離接觸」有一種貶義，在我國政府和我們的所有盟國政府中都沒有人支持。因此，鼓勵一個「加強了的歐洲」的政策，很快就得到了不成問題的一致支持。尼克松闡述這個道理說：
我從來不認為應當由美國來控制歐洲的行動。一個經濟、政治和軍事上強大的歐洲共同體，有英國參加在其中，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我贊成歐洲獨立地行動，與美國平行活動。一個強大、健康而獨立的歐洲，對於保持世界均勢是件好事。美國起高壓作用是會起反作用的。我們希望的是與美國的友好競賽。
威爾遜慷慨大度地對國家安全委員會說，這是「令人心醉的政府程序方式」。這也許象徵著威爾遜個人對美國事物的喜愛，也許是典型的英國人講話留點分寸的習慣。美國這種政府程序，產生了誰也不會加以考慮的選擇方案，經過了幾個月的研究後，才得出這樣一個已經在實行的方針——英國加入一個更加一體化的歐洲。對於這樣一種程序，「令人心醉」這個詞顯然是人們能夠用的最起碼的字眼了。
沒有過幾個月，情況就開始明白了，問題不是那樣簡單。「加強了的歐洲」有它的政治前途，但是它也顯然有力量同我國進行激烈的經濟競爭，造成六十年代的宏圖所不曾預見到的緊張。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哈羅德·威爾遜已經離職了。六月間，他宣佈舉行他必勝的大選——我國所有重要官方人士都認為他確是會取勝，只有尼克松一人例外，他認為希思會當選的預言從未動搖過，他一直不讓他的同僚忘記他這個有先見之明的預測。
下一位來客是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他同我們的關係比較複雜一些。他是戴高樂派傳統的繼承人，擔任戴高樂的總理將近十年。一九六八年學生騷亂後，戴高樂免去了他的總理職務。要是戴高樂一九六九年春沒有辭職，蓬皮杜幾乎可以肯定會從法國政壇上消失。他很少提起戴高樂，但是當他談到他的時候，感情上深深的傷痕就明白顯露出來。按照我的記憶，他一次也沒有提到過他這位前任有什麼好的品質，倒是多次談到戴高樂的孤傲和具有破壞性的多疑性格。然而蓬皮杜顯然也是一位戴高樂式的總統，也有他自己的孤傲之處。他有帝王派頭，這是與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賦予它的總統（任期七年，可以連任）的選任君主制相稱的。他強烈意識到自己的職務所賦予的特權，認為這種特權是法國重新團結起來、恢復了自信和影響的象徵。他的這種想法是有些道理的。
蓬皮杜是一個具有非凡的才智、尊嚴和性格的人物。濃眉下一雙警惕的眼睛透露出一個奧弗涅山區出生的人對事物持懷疑態度的性格，奧弗涅是一個條件很艱苦的地區，那裡的法國農民正是因為不過於信任鄰人的無私才安然度過了歷史的風暴。蓬皮杜學識極其淵博，是在談論政治以外的問題時能夠使人感到是一種享受的為數很少的政治家之一。他具有懷疑論者那種抓住問題的核心的本領，又有法國知識分子使問題變得錯綜複雜的傾向，這種錯綜複雜較多地是反映了他們自己的老練，而並不反映性格不那麼複雜的人物所使用的比較粗淺的準則。蓬皮杜還有一種帶有嘲弄味道的幽默感。
關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考慮同法國知識分子的偏見發生了有矛盾心理的衝突。他明白，把戴高樂時期的對峙繼續下去必然會使法國孤立；同美國鬧彆扭，只有在美國把它的不高興局限在言詞範圍以內的時候才是法國表現自己的獨立性的有益的辦法。到了最後較量的時候，法國相對而言比較弱是一定會表現出來的。一旦不得不在法國和美國之間作一個選擇，大部分歐洲國家，特別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勢必要放棄他們同法國的聯繫。因此，蓬皮杜決定走結束法美兩國對立的道路，尼克松同戴高樂的交談已經為走這條路開了一個頭。蓬皮杜像戴高樂一樣堅持要在雙邊的基礎上這樣走；他不信任多邊組織或多邊決定，認為這樣是解除法國的獨立性。
同時，蓬皮杜具有許多法國人那種天生的猜疑，覺得同美國的關係到頭來不會有什麼好下場。除了並非典型的代表人物——如尼克松，我也勉強算一個——以外，蓬皮杜確實不大相信美國人懂得國際事務，至於政治哲學這樣比較神秘的問題，就更不消說了。善意、大國地位和充沛的精力，把這三者典型地結合在一起的美國，如果同莫斯科敵對或者和解做過了頭，就可能使歐洲共同體這樣還比較脆弱的結構被摧毀，或者使歐洲的安全受危害。這樣的擔心，蓬皮杜可不少。他像大部分法國人一樣，不懷疑我們能夠從法國人細緻敏銳的教養中獲益。即使在一種共同的規劃中與我們合作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他也力求要建立牽制我們的平衡力量，以防範他們心目中的我們魯莽行事。
儘管他有那麼些懷疑和天生的猜疑，但與法國的關係，在蓬皮杜當政期間有了顯著的改善。他似乎喜歡尼克松對國際事務的理解和他對法國作出的許多有思想的姿態，包括尼克松在芝加哥發生敵視蓬皮杜的示威（我後面將會談到）之後出席了紐約歡迎蓬皮杜的宴會，後來又飛往巴黎參加在聖母院舉行的戴高樂追悼會。（尼克松是宣佈自己要出席的第一個國家元首，從而迫使其他許多國家元首也宣佈要出席。）作為回報，這一點我後面還要談到，蓬皮杜在安排我同北越人接觸方面幫了不尋常的忙，他甚至拿他自己的噴氣式飛機供我在法國國內旅行。我定期地把我同北越人會談的情況向他通報——比我對大部分我們本國高級官員做的還要經常。他對這些情況完全保密，並且從不利用他給我們的這些照顧來索取任何報答。
關係無疑是緩和了，因為蓬皮杜是選舉產生而不是通過剛剛露頭的內戰上台的，在這個意義上，他是第五共和國的第一任「正常的」總統。法國外交政策不是著眼於克服殖民戰爭，也不是為了要建立法國的自主權，蓬皮杜是能夠執行有系統的外交政策的第一任總統。在這個過程當中，事情變得很清楚，戴高樂建立起來的東西要比貶低他的美國人所願意承認的為好。戴高樂認為，法國只有在它遵循在法國看來屬於它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才能夠在國際上起有效的作用，事實已經證明，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一個獨立的法國對西方有好處，這個論點在提出來的時候曾經受到譏笑；但事實說明的確如此。在蓬皮杜的領導下，後來在他的傑出而能幹的繼任人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的領導下，法國的外交政策常常是多刺的，但卻是認真的和始終一貫的。它的基本原則同我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使當它的手段有時聽來刺耳的時候也是如此。有時，法國的外交政策比我們自己的更堅定，更有遠見（例如，在七十年代後期在非洲的政策）。
法國堅持按它自己的意思來執行全球政策，這使它與其他的歐洲盟國，甚至英國也包括在內，越來越顯得不同。英國仍然具有大國的經驗和頭腦，管理著那個國家的是一些對美國非常友善的領導人。但是時間一年年過去，他們具體做得少了，好像是他們的決定起了作用似的。他們提供意見，常常是明智的；他們很少用自己的政策來把這種意見體現出來。英國的政治家們滿足於在我們考慮問題的時候充當榮譽顧問。勃蘭特在他的回憶錄中以他的國家完全不再嚮往扮演一個全球性的角色為榮。[8]因此，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國中，只有法國還想實行全球性的政策，並且在設法積累把這種政策付諸實現的手段。而且，與六十年代人們的預料完全相反，隨著時間一年年地過去，法國的獨立政策在一些偏遠的地區確實很有益處。特別是在非洲，在那裡，法國從來不受感情上的幻想所誘，以為通過頑強的以善意相待，就可以使非洲大陸同當代世界的物質的和意識形態的現實絕緣。
可以肯定，法國的歷史和笛卡兒派的教育制度有時使他們對別人的動機，特別是對美國人的動機有一種複雜的理論，這種理論時常使法國的政策追求實實在在靠得住的東西，而不耽於幻覺。法國的傳統認為，考慮國家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不必因此而於心不安，法國的領導人從這種傳統中得到了好處。法國曾經因為從事意識形態的十字軍或者太依賴別人而受到最大的損失；他們的國家在懂得力量均衡是絕對必需的時候，就興旺發達。這位法國總統和尼克松在觀察國際事務的時候，是在同一個波長上說話。
蓬皮杜利用我一九七年二月同黎德壽第一次秘密會晤的機會邀請我用餐，地點在古時巴黎的中心聖路易斯島上他的美麗的住宅，聖母院舉目可見。他對於自己作為法國總統第一次訪美情況將如何，表現出明顯的放心不下。已經有消息說，有人打算舉行示威，抗議法國把先進的飛機賣給利比亞。他對於就要同我國惡名昭彰的新聞界照面感到不安。在這兩方面，我都竭力要他放心。（後來的事實證明，關於新聞界我完全可以不說什麼，他對新聞界處置得泰然自若。示威的事是另外一回事，抗議者的下場很不光彩。）我們討論了他即將同尼克松會晤的議程。我強調我們不會為難他。我們將把會談集中在實際合作，而不放在闡釋這種合作的理論上。我對他說，尼克松打算出席法國大使館的宴會，這將是他進入白宮以來第一次接受這種邀請。蓬皮杜強調，只要不讓他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體化這場禮拜儀式，他願意討論一切共同關心的問題。雖然他不會把戴高樂的國防政策扭轉過來，但他贊成在軍事領域裡實行實際的合作。
尼克松用不著別人來敦促他把會談集中在切實的合作問題上，那是他自己的傾向。在他第一次同蓬皮杜會晤時，他闡述了他喜愛的力量均衡這個題目：一個經濟上強大的歐洲，也像日本一樣，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蓬皮杜直接提到他所擔心的核心問題，那就是東方政策。他也像他的所有同事一樣，說他信任勃蘭特，但是擔心勃蘭特的政策可能會把民族主義傾向放出籠，那會變得無法控制。日耳曼人性格中急不可耐的特點使他不安。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打敗並非蓋棺論定，因為打敗他們曾經不得不用了全世界其餘各國的聯合力量。德國民族主義可能又會東山再起，如果德國從災禍中學到了要有耐心的話，其危險性甚至會更大。蓬皮杜斷言，擔心德國東山再起使他改變了戴高樂反對英國加入歐洲的政策。由此看來，蓬皮杜的論點實際上與兩周前威爾遜來訪時談的論點並無不同；人人都希望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來抑制德國。蓬皮杜甚至在思考建立倫敦-巴黎軸心的問題，以抗衡不受控制的民族主義。甚至勃蘭特也贊成英國加入歐洲，但原因顯然不一樣。他要回答那些批評他向東方一面倒的人，這就是他十二月初在海牙發表他那創新的演說的原因所在，他在那次演說中敦促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總之，勃蘭特向東方開放招來了一個出乎其本意的後果，即促使西歐結成一體。在歐洲三個最重要的領袖中，有兩個不信任那第三者所主張的傾向，這個第三者需要作出一個姿態來平息這種疑慮。英國加入共同市場提供了這樣一個辦法。
蓬皮杜奉行戴高樂的對蘇方針。他雖然深深地懷疑蘇聯的目的和擔心蘇聯越來越大的實力，但是他主張實行緩和緊張局勢的政策。在蓬皮杜看來，蘇聯人因為中國而夢寐不安，需要在西方太平無事。因此，蘇聯人要求緩和緊張局勢，其出發點不是感情上的問題，而是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必需。他們也需要經濟上的支持，特別是對東歐。他們禁不住要想從德國得到這種支持。然而，德國成為蘇聯的夥伴是太危險了，對蘇聯、對西方都危險。這就是為什麼法國決心不能讓德國在緩和政策上走在它的前頭（從而無意之中樹立了一個同莫斯科賽跑的先決條件）。照蓬皮杜的想法，西方與俄國建立更密切的接觸就其本身來說也是可取的；這會鼓勵蘇聯社會的自由派和傾向於實行改革的人，使莫斯科到頭來被削弱。蓬皮杜沒有解釋克里姆林宮為什麼會採取這樣一種照他的分析會使蘇聯制度起變化的政策。也許他的意思是要表示，互相競爭的國家——特別是超級大國——的政策常常在對未來的估計上也是互相競爭的，他是把賭注壓在我們身上。很可能，蓬皮杜最受黎塞留學說的影響。防止在法國邊界上出現一個東山再起的德國，對於他來說比害怕一個隔得比較遠的俄國更加重要，說到底，俄國畢竟是要由我們來對付的。
法美之間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解決，蓬皮杜的來訪達到了一切可能達到的目的。會談是親切的，兩國領袖在歐洲和聯盟的問題上觀點相似，只有緩和問題除外。為兩國的密切磋商作出了實際的安排，建立了直接的「熱線」通信，指定由蓬皮杜的助手米歇爾·儒貝和我為聯繫人。兩位領袖同意在參謀一級開始雙邊軍事會談。唯一不愉快的事發生在芝加哥。蓬皮杜和他的夫人挨了抗議法國賣飛機給利比亞的示威者的打。蓬皮杜幾乎因此取消了他訪美的下一部分日程。後來他好不容易才打消了這個意思，這也是因為尼克松宣佈他將出席紐約歡迎蓬皮杜的宴會。
歷史往往是一些小事拼湊成的。這個事件加強了蓬皮杜固有的對美國的矛盾心理。他理智上依然致力於保持密切的關係，但是在感情上他總是把這個事件看作是對法國的侮辱和對他妻子的嚴重失禮。在他臨去世的痛苦的最後一年（那時他因得癌症而垂危），他情感上的偏見加深了他在「歐洲年」問題上的一切實質分歧，使一些爭執帶上了感情的成分。而當時的外交部部長儒貝（他由一個助理人員出任外交部部長，由一個不出頭露面的助手變成了搞聯盟外交的可怕的雄辯家），使這種爭執變得更加尖銳了。
維利·勃蘭特在一九七年四月訪問了華盛頓。作為一個非比尋常的表示尊敬的姿態，尼克松把戴維營的總統小屋（「白楊」）讓給勃蘭特，供他在正式會談開始前作幾天休憩。在總統舉行重要的會談前，作為一種習慣的做法，我在戴維營同勃蘭特一同用餐，我把總統的立場預先向他說了，同時探聽了他自己的意見。
勃蘭特迎接我的時候，他穿著一件上面有他的名字和總統印徽的海軍夾克（到這裡來的客人照例都會得到一件這樣的夾克）。戴維營通常是不讓外賓來的，邀請他來這裡，又用總統小屋招待他，使他感到非常榮幸。他盡力做出非常知心和愉快的樣子。但是可以看出，他在擔心我們對他的東方政策會有什麼反應。
我使他放下心來。我們不會要他改變他的基本方針。我們不打算鼓勵任何特別的談判策略。我們也不會對他的談判的具體條件發表意見。他對這一點得自己負責；我們不參與德國國內的辯論，哪一邊都不參加。我們可以支持勃蘭特的目標，對他的方法不發表意見，敦促他同他的盟友進行密切的磋商，叮囑他不要引起不切實際的期望。我們要給他一種夥伴關係感，這是防範他奉行純粹民族政策可能具有的危險的最好保證。勃蘭特大為放心了。
要不是命運把大國的領導責任放到他們身上，這兩個人是誰也不會互相找到一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勃蘭特同尼克松的會晤是親切得出人意料。尼克松對於他心目中的左翼人物是真的不放心的，而勃蘭特那種長時間沉默的習慣也使他心神不安。尼克松對他在德國大選那天晚上的失禮作了某種補救，他在漂亮的宴會祝酒詞中，保證從今以後要把他打出去的一切電話都交給白宮的接線生，因為他在德國大選那天晚上自己動手撥電話時把號碼撥錯了。更重要的是，勃蘭特在離開華盛頓時，他的總的政策得到了公開的贊同。
勃蘭特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尼克松和我沒有抓住他更有意義的一句評語的意思。這句話是說：蘇聯的歐洲安全會議建議構成了「與歐洲連接起來的一個新奇的環節，這個環節既不是來自從上次戰爭中得到的法律權利，也不是完全仰仗北大西洋公約」。[9]勃蘭特想得不對。我們是懂得他的意思的。我們只是不相信那種論據，我們覺得還是以不談下去為佳。歐洲安全會議的「新奇」之點在於蘇聯參加它的討論。我們很願意同蘇聯談判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是我們在歐洲起的作用需要得到蘇聯的批准才算合法，這種含義我們認為是危險的。我們認為，是不是應該舉行歐洲安全會議，要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
很奇怪，越南問題在歐洲領導人的來訪中起的作用很少。歐洲輿論，至少從新聞界看來，是反對這場戰爭的。但是歐洲的領袖們並沒有表示反對。在整個越南戰爭期間，我記不起有哪一個歐洲的領袖，即使在最私下裡的交談中提出過批評。他們似乎也被我們所面臨的那種左右為難的處境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希望越南戰爭早日結束，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本國的某些政治動亂是從美國的大學和知識界傳染來的，因為他們擔心這場戰爭到時候會使我國無力來對付他們本國安全所受到的威脅。但是，他們又希望美國的威信不受損害。勃蘭特和威爾遜沒有主動發表評論，在尼克松介紹我國在越南問題上的戰略時，他們說了些同情的話。蓬皮杜強調，只要美國表現出它想要解決這場戰爭的願望——他認為我們正在這樣做——他就不會事後批評我們的策略。他知道法國在阿爾及利亞脫離接觸的過程是多麼艱巨，多麼費時間。愛德華·希思任英國首相時，他力陳他的看法：美國在被人看作是美國的意志力垮了的情況下撤出越南，可能會使蘇聯在歐洲發動新的一輪侵略活動。這些看法究竟是真的心裡就是那樣想，還是領導人在無法影響具體的決定而又不想得罪他們的主要盟友的情況下一種圓滑的反應，這是沒法斷定的。反正這沒有多大關係。沒有講出來的動機可以作為寫回憶錄的材料。真正講出來了的意見才是影響政策的東西。
歐洲的三位領袖來華盛頓訪問就是這樣表明，傳統類型的歐洲政治又在開始起作用了。英國人對尼克松說，他們也許又要扮演平衡大陸力量的歷史角色。法國人說，他們需要保持同莫斯科的線路通暢，以便注視德蘇關係。德國人和法國人在他們進行了華盛頓會談之後，顯然都在向英國接近，但雙方實質上都是出於自己民族的要求。結果是大家一致同意英國進入共同市場，不管動機如何不同。但是英國眼看馬上就要進入共同市場了，這使我們第一次面對著我們過去所作所為的全部後果。
再考慮一下共同市場
一個擴大了的歐洲共同體從理論變成了現實，事情這時變得很明顯了：前幾十年裡感情成分比較多的各種理論把局面描繪得太簡單了。一個經濟上強大的歐洲，應當是更加能夠自立的；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也得付出代價。隨著關稅聯盟——這是歐洲共同體最實在的一個表現——開始影響到美國的出口，歐洲在世界其他地區同我們競爭，我國企業界沉不住氣了，他們的怨聲很快就影響到政府的決定。大西洋關係頭一次變成了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一九七年春，我命令各部門聯合對大西洋關係作一次正式的研究。
到一九七年秋季，對擴大了的歐洲共同體的影響更為擔心害怕，特別是在我國的經濟機構中，已經叫得很厲害了。財政部、商務部和農業部仿照五角大樓那種經過考驗確實不錯的辦法，對共同市場擴大到把英國和（當時以為）挪威[10]包括進去的後果，進行一次「往最壞處想」的分析。他們實際上是把它看成統治世界貿易和貨幣安排的經濟妖怪，把美國農產品和產業品排斥於外，逐漸把它的經濟觸角伸進第三世界。最後這一層憂慮是共同市場各國的特惠制安排引起的，這些國家通過這種安排，同它們的地中海鄰國和前殖民地建立了特殊的排他性的貿易關係。如果英國的前殖民地如今都加入這種排他性的貿易安排網，這種危險就會變得更大。一份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寫的研究報告指出：
長遠看來，我們可能面對一個「擴大了的歐洲」，包括一個至少由十個正式成員國組成的共同市場；有歐洲自由貿易區中立國的聯繫會員關係；還有至少同地中海和非洲大部分地區訂立的特惠貿易安排。這個集團將佔全世界貿易的一半，而我國只佔百分之十五；它擁有的貨幣儲備將近我國的兩倍；在各個國際經濟組織中，它甚至能夠經常得到比我們多的票數。
我們各經濟機構的怒火被一九七年二月總統外交政策報告中的一段話點燃起來了。這段話在沒有參加報告起草工作的人看來，等於是聽任歐洲經濟民族主義為所欲為：
我們對加強和擴展歐洲共同體的支持並未削減。我們承認，我們的利益一定會受到歐洲演進的影響，我們也許要為共同利益作出犧牲。我們認為，為了形成一個真正統一的歐洲而可能要在經濟上付出的代價，與整個西方在政治生命力上得到的收穫相比，是占次要地位的東西。
財政部和其他單位認為這段話等於鼓勵歐洲對我國施加經濟壓力。其實，只有一個輕率的政府才會根據這樣一句孤零零的、意義含混的話制定很容易激起美國報復行動的政策。但是這段話為部際辯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焦點。在五月十三日的部際會議上，各經濟部門所要求和認真提出的是對總統報告作一正式的「重新解釋」——實際上是向特惠制宣戰，甚至是向歐洲共同體的概念宣戰。各經濟部門堅持說，我們要利用即將來到的英國加入共同體談判來進行這場戰鬥。
可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長期的要素受到這樣的攻擊，卻把國務院嚇壞了。（對於由我和我的僚屬起草的這個報告，國務院倒並不感到有多大的義務要來維護。）歐洲共同體的擴大和進一步一體化一直是我們所謀求的，特別是在六十年代，有時候甚至比歐洲人自己還熱心。歐洲政策一直是國務院歐洲司的沒人敢惹的禁區；它認為除了進入歐洲之外，英國沒有別的辦法。如今這項工程眼看就要完成，卻受到了挑戰，不是來自趾高氣揚的法國人，而是來自最沒有被人料到的地方——美國政府內部。不僅政府的優越地位受到威脅，而且使官僚們的優越地位也受到威脅。歐洲司採取拖延戰術和弄得你莫名其妙的手法來進行抵抗。在一個關於英國加入歐洲問題的部際文件上，究竟是提歐洲的一體化「將會」引起問題，還是提「將能夠」引起問題，就辯論了幾個小時。國務院英勇作戰，反對對擴大了的歐洲將帶來的消極經濟後果作任何全面的估計。他們擔心，如果英國加入歐洲的談判不管由於什麼緣故破裂，美國方面的反對會成為方便的替罪羊。
但是，抽像說來，國務院雖然是對的，可是它沒有看到政治現實，特別是在國會選舉年頭。這樣做有一個天生的風險，就是有可能使自己被誘入在維護美國的利益上顯得「軟弱」的地位。國會的情緒很快就在一項針對著歐洲和日本的歧視性很大的貿易法案中表現出來了。推動這項法案的是當時權力極大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威爾伯·米爾斯。如果通過了這項法案，將會對某些進口貨，特別是紡織品和鞋，樹立起很高的保護主義壁壘。一九七年夏秋兩季，一場貿易戰眼看有一觸即發之勢，共同市場國家有可能對我國的農產品出口進行報復。保羅·麥克拉肯七月二日提醒總統有這個危險，要求總統出來制止米爾斯。
我實質上是同意麥克拉肯和國務院的。我從不認為，一個統一的歐洲會自動地趕忙來挑起我們的擔子。我認為，我們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作的戰略選擇太過於片面了。由於著重提出歐洲的經濟統一，我們就強調了最有可能與我們發生競爭的、使我們的利益最有可能分道揚鑣的一面。由於在防務方面給歐洲共同體潑冷水——至少是在一九五四年開頭的計劃遭到失敗之後——我們就把大西洋利益最有可能取得一致的領域貶低了。我願意要某種形式的歐洲統一，而不願意要一些國家的人組成的互相衝突的不和諧的合唱，這種合唱辦不成任何事情，遲早會使他們放棄對外交政策的認真關心，從而起一種中立主義者的作用，如果不說是真正的中立主義者的話。歐洲有些方面的人士曾經支持建立一個強大的大西洋聯盟，我們如果冒險毀壞歐洲的統一，就不可能不破壞這些人的政治影響。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中海各國，如西班牙、摩洛哥和突尼斯（且不說以色列）同歐洲結合起來是符合西方的地緣政治利益的。阻撓這些重要的國家與歐洲發展關係在政治上是愚蠢之極的。
六月三十日，在給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我正面地談到我國外交政策目標的問題。在紡織品和鞋的問題上，進行懲罰會使國內局勢微妙的那些國家受到打擊：在西班牙，可能使我們關於基地的談判遭到破裂，並且危及我們同佛朗哥以後的西班牙的關係；在意大利，共產主義在取得進展；還有日本。但是要影響總統的決定，光反對一項建議是不夠的；你必須拿出辦法來。在國際方面，我建議舉行談判，把我們的憂慮提到歐洲共同體面前；在國內，我提出了一個使各個經濟部門能夠向總統反映意見的辦法，即擴大國家安全委員會副部長級委員會，吸收各個經濟部門參加，並隨時把歐洲共同體造成的經濟影響告訴它。這一著，實際上是讓經濟部門在重新解釋總統的報告上「取勝」，但同時通過國務院擔任處理這個問題的委員會主席來把它當作一個外交政策而不是當作一個經濟問題來對待。把有爭議的問題提交總統這一條規定——害怕國務院說了算的各經濟機構非常看重這一條——可以起一種保證作用，如果純粹的商務考慮看來要壓倒重大的對外政策的時候，我可以有機會發揮我的作用，雖然我沒有最後決定權。
美國在十月十日開始同歐洲共同體舉行談判。率領歐洲代表團的是拉爾夫·達倫多夫，他是西德的一個自由派（歐洲人用自由派這個詞是指主張自由企業、代表中間階層的黨派的代表人物）。達倫多夫在十月十五日同我會晤時強調他對美國貿易政策的趨向「深感憂慮」。但是他對共同體的前景作的分析不是很叫人放心的。達倫多夫期待著英國加入共同體，但是他認為共同體已經不再從政治統一的角度考慮問題；為了經濟上聯合成為一體也應當實行經濟一體化。我在五月十三日的部際會議上說過，這對我們來說是最糟糕的結果。沒有政治上的進展來補償，引起殘酷的競爭和美國的報復的經濟一體化，必定會損害大西洋兩岸的聯盟支持者的地位。
總統寫下的一條批語，反映出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危險的、日益緊張的關係。在我十一月十三日寫的一份匯報同歐洲共同體談判的近況的備忘錄上，他寫道：「基——我看，在我們同共同體所打的交道中，我們提『抗議』，可還是繼續受到不公道的對待。農產品是一個主要例子。國會絕不會容忍我國代表在這類談判中採取這樣過於消極被動的態度。」尼克松是一個大西洋派，他決不會袖手坐視這場毀滅性的戰鬥。他向威爾伯·米爾斯呼籲，但是沒有起作用。保護主義傾向太強烈了；米爾斯沒有被說服，在一九七年的整個夏秋兩季，限制性的貿易法案一直擺在國會的議事日程上。在某種程度上，國會中沉默的多數是在平息一下他們對於美國在世界上「任人擺佈」的狀況的灰心喪氣情緒。我們同歐洲的貿易談判拖了將近一年得不到結果，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尼克松在八月十五日作出了一個戲劇性的決定，對一切進口貨徵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稅、停止以美元兌換黃金和建立工資和物價管制。他這個做法使同共同體的談判至少暫時成了一件毫無意義的事了。
初次的接觸說明了西方聯盟對共同防禦是有矛盾心理的，對於同東方的關係心裡沒有底，只有在擴大歐洲共同體的問題上是一致的，而這件事又觸發了同美國的經濟爭論。但是協商的過程使得大家的目標更趨一致，而且這一點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西方領導人開始領會了根本的問題。大家開始在提出一些正確的問題，雖然要作出共同接受的答案還需要一些時間。在民主國家之間求得意見一致本來就是一件比同極權國家談判複雜的事。從監護關係向夥伴關係演變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西方聯盟如今正在從事這樣一個演變，藉以證明自由人民的聯合是能夠在新的一代裡興旺發展起來的。
[1] 例如，見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紐約時報》C·L·蘇茲貝格專欄。
[2] 這指的是我們從朝鮮撤出一個師的計劃，作為補償，我們將加強韓國軍隊。
[3] 例如，見《國會記錄》（日刊）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八日，S七二一七頁，約翰·紐豪斯等人所著《駐歐美軍：問題，費用和選擇》（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一九七一年）中曾摘引，第五頁。
[4] 見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美國在國外的安全協定和義務：美國駐歐部隊，小組委員會關於美國在國外的安全協定和義務的意見聽取會》，第九十一屆國會第二次會議，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證詞，第二二四三頁。
[5] 下次議會選舉定於一九六九年九月舉行。
[6] 尼克松錯誤地以為基督教民主黨得票最多就意味著庫爾特·基辛格繼續當總理，打了電話向基辛格祝賀。後來卻是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聯盟成立多數政府，勃蘭特很漂亮地原諒了這個失禮行動，他說：「人總是會犯錯誤的，特別是隔得很遠。」
[7] 勃蘭特政府先同蘇聯會談，是希望為以後同東德和其他與之相鄰的蘇聯衛星國談判鋪平道路。這個大聯合政府，曾經嘗試不先同蘇聯打交道就徑直同東歐國家接洽談判，因此被蘇聯所堵住。
[8] 維利·勃蘭特著《人民與政治：一九六至一九七五年》（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公司，一九七八年），第二四八頁。
[9] 維利·勃蘭特著《人民與政治：一九六至一九七五年》（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公司，一九七八年），第二八九頁。
[10] 挪威選民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公民投票中否決了加入歐洲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