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從混亂到希望 第十二章 戰爭擴大了

印度支那一九七年的動亂和傳言至今還影響著我們。老撾和柬埔寨都捲進了戰爭漩渦。一九七年初，上台還不算太久的美國政府的最大願望莫過於使戰爭降級。然而北越一方面同我們進行秘密和談，一方面使軍隊的行動同美國輿論巧妙地配合起來，故意搞了個戰爭升級。這年二月，北越在老撾查爾平原發動了攻勢。三月，他們開始從一九六五年以來一直被他們完全非法佔領的、位於柬埔寨同南越接壤地區的庇護所出擊，切斷交通，騷擾金邊，企圖推翻在我們既不瞭解也未參與的情況下取代了西哈努克政府的朗諾政府（聯合國和蘇聯都承認朗諾）。

可是，由於接踵而至的悲劇而受到憤怒譴責的並不是河內，而是美國。當我在巴黎同北越使者黎德壽談判時，他拒絕使柬埔寨和老撾中立化，強調他的人民命中注定不僅要接管南越，而且要統治整個印度支那。牛皮是私底下吹的，但表現這種狼子野心的軍事行動是有目共睹的。有一種說法認為柬埔寨的噩夢是美國決策引起的。這是一種頑固的民族變態心理的產物。現在，越南人已經在沒有美國挑釁作為借口、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抗議聲的情況下終於實現了他們征服整個印度支那的野心，然而這種論調還在流傳。在柬埔寨，一夥殺人不眨眼的理論家結成的烏合之眾看來確實已為一個有組織的共產黨國家取而代之，但完成此事的正是早在一九七年就開始試圖這麼幹的外來武裝力量。柬埔寨苦難的根源是河內貪得無厭地謀求霸權，而不是美國優柔寡斷的反應。

我們的軍事反應引起了大量痛苦的呻吟，而我們則認為要使我們的撤退不至成為潰敗，這些反應是最起碼的。錯誤肯定是有的。但是所謂美國官員在柬埔寨陰謀推翻中立的西哈努克親王、更深地投入到老撾和柬埔寨戰爭中去的說法之所以能夠長久流傳，正說明感情勝過了現實。四月三十日宣佈我們對柬埔寨庇護所發動進攻的理查德·尼克松，正是四月二十日宣佈撤走十五萬軍隊的同一個總統。最後終於採取行動阻止共產黨完全接管柬埔寨的美國政府，正是四月四日提出柬埔寨中立化建議——並遭到輕蔑拒絕——的同一個政府。關於印度支那，存在大量令人痛苦的怪事。頑固拒絕和解的是河內，受譴責的卻是美國，這幾乎使美國政府不知所措。這些大事相互聯繫，都需要在本章分別加以敘述，但開始必須談談當時政府的實際狀況：一九六九年底和一九七年初，我們為瞭解越南當地情況——並再次同河內進行秘密和談——正進行重大努力。

研究工作從一九六九年秋天就開始了。那時，埃利奧特·理查森和我建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即越南問題特別研究小組。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五日給總統的備忘錄中簡單說明了這個小組的目的。我說：

回顧我們過去幾年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是官員們多麼頻繁地被他們關於越南的成見引入歧途——儘管對唾手可得的事實做一點細緻客觀的分析就會使他們得出不同的結論。

這個小組十月二十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的有埃利奧特·理查森、戴夫·帕卡德、理查德·赫爾姆斯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情報局的代表。我的工作人員拉裡·林恩和鮑勃·桑塞姆領導的一個工作組對南越四十四個省當中的十二個省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以便解決準確地估計農村形勢——即為控制農村人口而鬥爭的形勢——這個多年存在的難題。

我讀了長達一百頁的研究報告，在上面注滿了問題。例如：為什麼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給我介紹的情況是南越人正在取得進展？什麼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顧問們瞭解他們看到的情況嗎？我寫道：「我發現最不稱職的人正是最容易感到滿足的人……如果你那兒事件較少，這究竟意味著你幹得漂亮還是敵人故意如此呢？如果是後者，那麼，這是否是一個信號？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摧毀的是什麼樣的常設基地？……大家都說土地改革很重要。可是土改還沒有進行，我們的綏靖工作卻取得了進展。這怎麼可能呢？」重新起草的文件回答了這些問題。於是我在一月二十二日把文件的結論摘要報告了總統。南越百分之三十八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相當可靠地處在政府的管轄和保護下（特別是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的失敗使越共損失大量幹部之後）。但是敵人戰略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控制佔人口百分之六十二的農村居民，從農村包圍城市，使城市「像熟透了的果實般掉下來」。這次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從一九六八年九月以來，西貢政府對農村的控制從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共產黨的控制則從百分之三十五減少到百分之七。約四百萬南越農村居民生活在雙方爭奪地區，白天受西貢控制，夜晚受越共控制。但是，我們在繼續撤軍的情況下，對能否保持這個比例是沒有把握的。

統計到的數字比較令人鼓舞，然而我們也知道北越並沒有喪失信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河內發表了其國防部長武元甲將軍寫的一系列文章，共計七篇，其主要論點是：通過持久鬥爭可以戰勝美國的技術優勢。我在一九七年一月七日送呈總統的文章提要中預言，河內將拖延時間，直到美軍撤出的數量使它可以在比較勢均力敵的基礎上向西貢武裝力量提出挑戰。一月中旬，我把自己對一些態度樂觀的報告的懷疑歸納如下：

（一）北越人戰鬥了二十五個年頭，不可能不再作一次重大努力而就此罷休。這種努力可以通過對美軍、越南共和國部隊[1]或地方部隊發動攻擊等多種方式表現出來。但是，如果他們決定不作這種努力，照說他們應當對於談判更積極些。（總統在這裡批註：「有道理。」）

（二）我們還沒有見到說明越南共和國部隊真正有所改進的證據。可能的情況是敵軍受到了創傷，而不是越南共和國部隊比過去大有進步。還有一種可能是：也許由於我們八月初在巴黎提出的威脅，敵人主力後撤了，減少了八、九兩個月的活動，而低估了這種做法對他們游擊部隊的影響。

（三）也許上級要求樂觀報道的壓力太大……

由於這些原因，我建議總統把我的軍事助理亞歷山大·黑格和一個分析專家小組派往南越訪問。他們從一九七年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九日調查了九個關鍵省份，證實了我們在華盛頓研究得出的結論。但他們也警告說：形勢好轉的速度在一九六九年最後幾個月已經明顯地放慢了。「沒有跡象說明敵人已經認輸……美軍撤退給越南政府[2]造成的壓力可能導致……地方保安部隊工作的惡化，使越南政府喪失民眾支持。」中央情報局獨立進行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表明南越領導人由於害怕美國過分倉促撤走，悲觀情緒日益加劇。我把中央情報局這份報告送給了尼克松。他在報告上寫道：「基[3]——心理狀態極為重要。他們必須挑起擔子，才有可能建立信心。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必須冒點風險。」

誠然，當時也有相反的觀點。以打敗馬來亞共產黨游擊隊的戰略設計者著稱的英國游擊戰問題專家羅伯特·湯普森爵士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訪問了越南。後來他報告說，西貢處於「取勝的地位」，而且除非美國撤走過快並減少援助，西貢將可保持這種地位。各部門都得到了這份報告，並且——同他們在越南問題特別研究小組裡表達的觀點多少有點矛盾——對報告表示贊同。

但無論進行多少研究，無論這些研究多麼客觀或懇切，都解決不了我們的基本矛盾。對於決心持久作戰的敵人，必須使他們在戰場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才可能使他們走向妥協。我們要想這麼做就必須加強南越的力量，挫敗河內在這方面的一切阻撓。我們的戰略肯定會遭到美國人當中那些虔誠的、大聲疾呼的、人數日增的少數派拚命反對。十一月三日的演說為越南化贏得了一定時間。可是時間是靠不住的。我們必須利用這段喘息時間來加強我們在當地的力量。同時，我決心探測一下談判的前景——通過談判，雙方可以檢驗自己對於對方的估價，而我們則力圖從似乎無解的僵局中找出解決辦法。

回到秘密談判

我一貫認為舉行談判最有利的時機是局勢發展看來順利的時候。向壓力屈服等於鼓勵對方施加壓力；給自己造成一個缺乏毅力的名聲等於大力鼓勵對方拖延談判。主動讓步是促使對方也讓步的最有力的辦法，也是使我們能夠堅持下去的最好保證。在我參與過的談判中，我總是設法判斷什麼是最合理的結局，然後努力用一兩步就迅速達到目的。那些喜歡零敲碎打、到最後一分鐘才舉步的人嘲笑這種戰略是「先發制人式讓步」。但是我認為他們那種戰略的主要作用不過是安撫官僚機構，並使良心得到慰藉。初出茅廬的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強硬的表現。在通常的情況下，這種戰略總是弄巧成拙；零敲碎打地吊胃口會促使對方堅持不讓，等著瞧下次可能出現什麼讓步，總也不能斷定這是否真正的底牌。因此，在我同越南人以及其他人進行的多次談判中，我傾向於在出乎意料、壓力最小的情況下採取重大步驟，並使對方認為我們將堅守這一立場。我幾乎一貫反對在壓力下修改談判立場。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似乎是尼克松政府就職以來我們的地位最強有力的時候。我們頂住了河內發動的一次軍事攻勢，也頂住了反戰大示威；總統向人民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並得到大量支持。這個月，亨利·卡伯特·洛奇由於個人原因辭去了出席巴黎談判的大使職務，而尼克松為了對談判進展緩慢表示不快，拒絕提出繼任人選。河內把這看作是我們可能恢復轟炸的信號，因為停止轟炸是以開始談判為條件的。它頑固阻撓巴黎談判達一年之久，現在卻不斷叫嚷要美國任命新的高級談判代表。我建議尼克松利用這段時間再試試是否可能舉行秘密談判。北越無法利用巴黎秘密渠道進行宣傳；如果他們拒絕談判，公佈出去對他們是不利的；如果河內準備解決問題——這一點我是懷疑的——我們也只有通過秘密談判才能獲悉。無論屬於哪種情況，只要我們採取嚴肅認真的態度，就可以立此存照，證明河內是談判的阻力。

由於各種複雜原因，尼克松對談判持懷疑態度。他不大相信河內在遭受重大軍事挫折之前會按照我們能夠接受的任何條件解決問題。這種看法後來證明是正確的。總的說來，任何談判過程都使他感到忐忑不安；他非常不喜歡使自己處在可能失敗的地位。正因為如此，他總是小心翼翼為失敗安排借口。我每次參加談判之前，尼克松都要通過書面或口頭下達要我保持強硬態度的命令，並以某種方式表示他並不真以為談判會成功。但是，因為尼克松儘管說話很硬，實際上卻真誠希望和平，所以他最後總是不得不同意我的論點，即我們對人民負有責任，無論機會多麼渺茫，都必須探索光榮解決的可能性，並且記錄在案，說明我們已經這麼做了。

於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底，我們請我國駐巴黎武官弗農·沃爾特斯將軍提出同春水秘密會晤的要求；他們迅即接受了要求。這是尼克松當政時期我們第一次不通過外國中間人直接同北越人接觸。沃爾特斯建議他們同我再次秘密會晤。但北越人當時還沒有準備好。作為周密的計劃者，他們對尼克松十一月三日演說的全部含意還沒有得出結論。或許由於春水不是決策人，他們認為在這一級再次會晤沒有意義。河內感覺必須首先表示冷淡，以便恢復心理平衡。

不管是什麼理由吧，十二月十二日，沃爾特斯將軍被召請到北越人的駐地。北越駐巴黎總代表梅文蒲宣稱河內對十一月三日的「好戰」演說、對總統拒絕任命一位高級官員接替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不快。他要我們注意河內在八月會議上提出的、他稱為「既符合邏輯而又合情合理」的建議。既然我們過去已經拒絕這個「既符合邏輯而又合情合理」的建議，河內認為舉行新的秘密會晤是毫無意義的，除非我們有什麼新的意見要談。

在遭到河內拒絕整整一個月之後，我又做了巨大努力，說服尼克松授權再做一次嘗試。於是，沃爾特斯將軍在一月十四日會見了春水，建議在二月八日以後的任何一個週末舉行會晤，「如果雙方都願意擺脫現狀的話」。尼克松仍持懷疑態度。「我不知道這些小丑要談些什麼玩意兒，」他對我說，「但我們的方針是：如果他們不談，我們就沉默到底。我並不認為現在是做出讓步的時機。」

河內一連幾個星期毫無反應。但是，一月二十六日，我們看到了談判可能即將開始的第一個跡象。河內宣佈，北越政治局委員（實際上是統治集團中第五號人物）、河內同艾夫裡爾·哈里曼談判的主要代表黎德壽將參加即將召開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然後，二月十六日，北越人把沃爾特斯召到他們駐地，通知他說，我們傲慢的談判對手同意在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舉行會晤。他們讓我們等了一個多月，現在卻要求我們在十二小時內答覆。後來我一直感到遺憾的是，我們在限期內接受了二月二十一日作為會晤日期。現在回想起來，我毫不懷疑，當時遵從這種蠻不講理的要求給人一種迫不及待的印象，而這是不必要的；它使河內在心理上贏得了它極為珍貴的一分。這件事並未造成長期損失，但使我們從一開始就彆扭。

黎德壽和我的秘密談判就是這樣開始的。從一九七年二月二十日[4]到四月四日，共開了三次會。

精力充沛的沃爾特斯真是得其所哉。他給誰擔任翻譯就喜歡模仿誰。如果說有什麼事比這更使他得意的話，那就是安排秘密會晤。為了進行得更秘密一些，我一般是在週末或假日由一名秘書和兩三名工作人員陪同，乘總統專用的波音707飛機從華盛頓附近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起程。飛機航行證件上說，這是為檢查總統旅行航線而進行的一次定期訓練飛行。它將在法國中部布爾日附近一個法國空軍基地阿沃爾機場著陸。法國人在這個基地駐紮著幻影戰鬥機和KC-135加油飛機，外形同總統專用飛機差不多。我坐的飛機降落後只停很短的時間，讓我在那裡下飛機；它從雷達追蹤電波中消失的時間不會超過二十五分鐘；然後它就載著我的秘書飛往法蘭克福的萊茵-美因機場。這時我的助手和我已轉乘蓬皮杜總統專用的神秘-20式噴氣機飛向巴黎附近供私人飛機使用的庫布萊鎮機場。

在庫布萊鎮機場上，沃爾特斯將軍登上飛機來接我，理所當然為自己的安排洋洋得意。[5]他把我和我的同事領到一輛沒有標誌的租來的雪鐵龍牌小轎車上——這對沃爾特斯是一個敏感問題，因為他是正式派駐巴黎使館的人員，而這次旅行不能告訴使館，開始的時候又沒有官方撥款可以償還他支付的費用。他開車把我們送往巴黎納伊區他居住的那幢公寓樓，途中通常都要提醒我這件事。到達後，他就偷偷用電梯把我們從地下車庫送到他住的一套房間。他的管家只知道我是前來訪問的一位美國將軍，名叫哈羅德·A·基爾希曼。我們在那兒過夜（他把自己的臥室借給了我）。第二天沃爾特斯開車把我們送往巴黎郊外舒瓦齊勒羅瓦區達迪路十一號。這裡距離我們住處有三十分鐘路程，是一個中下階層居住區。有一年半時間，秘密會晤就是在這裡舉行的。

在三次旅行中，兩次都是按這種程序順利進行的。但是三月十六日的會晤卻由于飛往巴黎途中發生技術故障險些兒流產。駕駛員突然發現起落架液壓控制系統失靈，必須用手操作才能使它降落。然而降落後如果不補充制動液就無法使起落架重新升起。在阿沃爾機場著陸是不可能了，因為駕駛員不了解法國軍事基地是否有設備進行這種雖然次要但卻必需的修理；即使有這種設備，也會由於一架進行訓練飛行的總統專機從一切追蹤雷達上消失過久而引起疑問。

飛機必須飛往德國的萊茵-美因機場，而那兒誰也不知道我們馬上就要到達，更不知道我們的使命和困境。我的旅行並沒有通知國務院的官僚機構，因此無法告訴德國當局有一架法國飛機要來接我。

幸好總統專機都配有優越的通信設備。我當時的特別助理托尼·萊克通過華盛頓線路中轉，從飛機上同巴黎的沃爾特斯將軍取得了聯繫。沃爾特斯前往法國總統官邸愛麗捨宮交涉，由當時擔任法國總統府辦公廳主任的米歇爾·若貝爾和蓬皮杜總統親自授權派法國總統專機去接我——這次是在法蘭克福。

我在萊茵-美因機場一個黑暗的角落著陸；蓬皮杜專用的噴氣機已在那裡等候。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沃爾特斯是用什麼借口在這樣不可思議的地方搞到一架波音707飛機用的舷梯。我的工作人員和我迅速換了飛機，著陸不到十分鐘就又起飛了。沃爾特斯自稱，西德人之所以迅速合作是因為他們——在他的糊弄下——相信飛機上的乘客是蓬皮杜的秘密的女朋友。[6]沃爾特斯戲劇化的稟賦曾經辦成許多非同尋常的事，不過我常常納悶，他怎麼會認為乘客的性別可以瞞得過在那裡等候的地勤人員。

不管怎樣，沃爾特斯以他的想像力和不屈不撓的意志使我們三月十六日的旅行化險為夷。他一切出色的成就都具有這種特徵。結果我們又欠了若貝爾和蓬皮杜一筆債。後來若貝爾擔任外交部長時，他同我經常要交鋒，但是在越南談判期間，他從來都是很幫忙而且慎重其事的。至於蓬皮杜，他從來沒有辜負過我們的信任，沒有因為瞭解我們的秘密而試圖得到任何特殊好處，也沒有要求我們對他採取的大量友好行動做任何報答。

我們在舒瓦齊勒羅瓦同北越人會晤用的那幢房屋可能屬於當地工廠的一個領班。底層有一間小起居室，旁邊是一間更小的餐廳，通向花園。起居室內面對面擺著兩排繃著厚實的紅套墊的安樂椅。美國談判小組——我、我的越南問題專家理查德·斯邁瑟爾、托尼·萊克以及沃爾特斯將軍——沿著門左邊那面牆就座，北越代表團共六人，坐在對面，相互之間的距離只有四五英尺，但觀點上的距離是無限的。

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第一次會晤時，春水出來迎接我，把我領進起居室，去會見作為當權的政治局成員地位比春水高好幾級，但卻寧願使用春水的特別顧問這個頭銜的人。

特別顧問黎德壽和第一輪談判

黎德壽頭髮花白，儀表端莊，總是穿一套黑色或褐色毛式制服。他那雙大而明亮的眼睛，只是偶然才顯露出使他十六歲就參加共產黨抗法游擊隊的那種狂熱。他一直神態自若，除一兩次外，舉止態度都無懈可擊。他總是胸有成竹，並且竭誠而巧妙地為自己的目標服務。

對我們來說，不幸的是他的目標是要摧毀美國的意志，並在我們力圖保衛的一個國家裡建立河內的統治。隨著會談的進行，我們建立了有限的個人接觸，私下開玩笑的時候多了，瞭解到黎德壽以革命為職業，他的專業就是游擊戰爭。他可以口若懸河地高談和平，但就他個人的經歷來說這完全是一個陌生而抽像的概念。他在法國統治時期蹲了十年監獄。一九七三年，他領我參觀河內一座歷史博物館，忸怩地承認他過去從沒有來過。那些越南歷史文物——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都是法國殖民政府搜集的——使黎德壽想到出土這些文物的城鎮裡的監獄，而不是想到越南文化的光輝燦爛。我們走過一個又一個陳列室，期間我獲得大量關於各種牢獄中單獨監禁的相對優點，關於警察如何識破偽裝的農民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識。我若是決定在印度支那領導一場游擊鬥爭，這些知識是極為寶貴的。

對列寧主義戒律的熱烈信仰和對越南民族的信心支持黎德壽以驚人的英勇進行活動，把極端自信轉化為一種信念，即越南注定不僅要統治印度支那，而且要統治整個東南亞。他的民族優越感使個人對美國的憎恨都無足掛齒了；我們不過是幾百年來由於天生愚昧無知而撞入印度支那的又一批洋鬼子，而越南的使命就是把這些洋鬼子趕出去（當然，我常常想，還要先把他們折磨一番）。

黎德壽的列寧主義使他深信他比我自己更能瞭解我的動機。他的越南傳統表現為一種無法擺脫的唯恐上當的情緒。我有時懷疑，表面上的鬥智失敗可能比實際失敗更使他煩惱。四年後，談判終於嚴肅起來，這時他卻要在我們提出的最無害的建議中尋找陷阱。開始時，抱著這種心態的他大講特講任何資本主義詭計都騙不過他。後來，這種說教讓人越聽越厭煩。

我逐漸明白，黎德壽把談判看作是另一種戰鬥。按照他的定義，任何妨礙河內取得最後勝利的解決辦法都是一種詭計。他來就是為了把我拖垮。作為真理的代表，他根本沒有妥協的概念。河內的建議是唯一「既符合邏輯而又合情合理」的談判基礎。北越人是「被壓迫的民族」；儘管歷史上存在大量相反的證據，他仍認為北越人根本不可能壓迫別人。引起戰爭的全部責任都在美國。我們建議通過戰爭降級或停火來減少敵對行為——這在批評我們的人當中是非常時髦的——而黎德壽認為這是陰謀詭計或製造混亂的機會。照他看來，結束戰鬥的唯一「合理」辦法是美國接受河內的條件，即在規定期限內無條件撤退並推翻南越政府。作為「真理」的代言人，黎德壽根本不理解我們的談判方法。用讓步換取讓步對他來說似乎是不道德的；除非出現比道德更高的需要，否則他準備無限期等待，直到我們不願繼續為止。他關心的似乎是使自己在越南鬥爭偉人祠中得到有利地位；他無法平等看待我這樣一個來自大洋彼岸的、把雄辯看成是扭轉歷史不可抗拒的進程的一種手段的野蠻人。黎德壽無疑是一個做英雄的料。我們很不情願地理解到——而國內許多人始終不理解——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是因為他們具有偏執狂般的決心。他們中很少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人；他們頑固得近乎瘋狂；他們並不擅長通過談判取得和平。

我們在達迪路那間昏暗的起居室裡第一次見面時，幸好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自己面臨的問題，否則我可能早就不幹了，最低限度我會把自己由於希望這次會晤成為和平對話開端而產生的期待感——幾乎是歡欣鼓舞的感情——克制一下。

黎德壽同我見面時表現冷淡而彬彬有禮，就像一個具有不言自明的優越性，因此即使表示一種近乎紆尊降貴的禮貌也不會有失身份的人那樣。我講笑話他也笑，有時放聲大笑，有時則像重任在身而又被瑣事耽誤的人那樣不耐煩地笑。他知道自己要什麼；經過十年囹圄和二十年戰鬥生涯，他不會傾倒在一個資本家幻想的魅力面前。二月二十一日的會談分兩次進行。上午談了三小時，後來休會，使沃爾特斯將軍和我可以到聖路易島蓬皮杜總統寓所去同他共進午餐，並討論前面提到過的他即將訪問美國的問題。午後較晚才恢復談判。我那些來自河內的對話者連最細微的程序問題也不放過，直到我馬上就要出發去看蓬皮杜的時候才同意下午開會。這正是他們的特點。

我過去在學術界的同事認為，河內不相信我們的意圖是通過妥協取得和平的主要障礙。我對這一點仍然半信半疑。上午開始會談時，我宣讀了一篇事前準備的講稿，保證我們一定認真談判。我強調說，我們希望達成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過去一切協議只是使無休止的戰爭暫時停頓下來，我們不想重蹈覆轍。我指出，從八月份我同春水舉行會晤以來，河內的處境並沒有改善，而尼克松總統已經證明是得到公眾支持的；按照當地的力量對比，河內也沒有理由堅持在政治上得到支配地位。最後，根據我們判斷，「國際形勢的發展可能使其他國家不再專心關注越南，現在支持越南的國家也可能不再一致予以支持」——相當明顯，是指中蘇爭端而言。

我接著提出了兩點新的意見：美國願意撤走全部軍隊，而且不在越南保留基地；在安排雙方撤軍時，我們並不堅持把北越軍隊放在和美國軍隊同等的法律基礎上。我說：我們要求的是實際上而不是理論上結束戰爭。只要河內確實把軍隊撤走，我們並不堅持要它正式加以宣佈。在這個基礎上，我建議把宣傳撇在一邊，訂出一些雙方同意的原則。然後可以在克萊貝爾大街舉行的全體會議上補充具體內容。我們準備派一名新的高級談判代表到巴黎來達成協議。

從技術上說，黎德壽只是河內駐巴黎代表團的「特別顧問」。因此，答覆首先來自代表團形式上的團長春水。春水捨不得放棄這樣一個在上級面前賣弄口才的機會（內容顯然是事前準備的）。他堅持在進行任何談判之前美國必須確定單方面撤軍的期限。然後，可以談判我們撤走的方式，但不得影響撤走的時間。作為報償，北越方面唯一的義務是在我們的隊伍登上船隻或飛機撤走時不向我們開槍。北越對南越的戰鬥將繼續下去，直到推翻西貢政府為止；釋放美國戰俘問題根本沒有提。春水仍然堅持認為美國的任何姿態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已經宣佈撤走十萬多名軍人，他卻認為這是「零零碎碎的撤退」而不值一談。儘管我們把B-52飛機出擊架次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並通過改變戰鬥指令大大減少了美軍的攻勢，他卻荒謬地斷言我們正在使戰爭升級。

下午輪到黎德壽發言。他一開始就反駁我提出的八月以來形勢發展對我們有利的估計。他用列寧主義講師的口吻說：「我們必須正確估計力量的對比，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辦法。」他的發言把我國輿論放在突出地位，從而透露了河內對我國輿論的重視。他否認尼克松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並引用蓋洛普民意測驗材料，說明贊成立即撤軍的美國人已經從百分之二十一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但這還「僅僅」是輿論。「此外，我還看到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克利福德先生等發表的多次聲明，都要求美軍全部撤離，要求撤換阮文紹-阮高其-陳善謙[7]集團，要求指定洛奇大使的繼任人選。」我尖銳地回答說，我不願再聽河內談什麼美國輿論了；黎德壽到巴黎來是就越南立場進行談判的。雖然我對國內分歧感到痛心，我認為同敵人討論這種分歧是不符合我們的尊嚴的。開了幾次會我才使他們弄懂這一點，但我從來沒有完全成功。

黎德壽接著又攻擊我們對軍事形勢的估計。他一針見血地擊中了越南化的痛處，十分精明地指出，美國的戰略是撤走足夠的軍隊，使美國人民可以忍受這場戰爭，同時加強西貢軍隊，使他們可以自立。然後，黎德壽提出一個我當時也感到十分苦惱的問題：「過去你們有一百多萬美國軍隊和傀儡軍隊，尚且失敗了。那麼，讓傀儡軍隊單獨去打仗，又怎麼能夠成功？現在美國僅僅提供支援，你們怎麼可能打得贏呢？」

根據這種分析，黎德壽得出了無情的結論。他堅持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必須同時討論，並且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以前從未偏離這個立場。他認為需要討論的唯一軍事問題就是無條件結束美國的捲入。民族解放陣線為撤軍提出的六個月期限是確定無疑的，是不以其他方面的協議為轉移的。但是，即使我們撤退，河內也只有在取得政治上的和解的條件下才停止戰鬥。按照黎德壽的觀點，這就是說，首先必須搞掉「好戰成性的」阮文紹總統、阮高其副總統和陳善謙總理，建立聯合政府，其中包括三股力量：「西貢政權」中真正主張「和平、獨立和中立」的成員（二阮一陳除外），符合同樣標準的中間人士，以及共產黨的民族解放陣線。至於誰是主張「和平、獨立和中立」的人，那要由民族解放陣線決定。但是，光是這個組成狀況對河內如此有利的聯合政府還不算數。儘管三分之一的成員是共產黨，其餘成員是共產黨批准的，反共領導人全部被摒除在外，聯合政府還必須同全副武裝的民族解放陣線去談判最後解決辦法。黎德壽安慰我說，這個寬宏大量的方案會帶來富有希望的前景。他說：「如果你們表現善意，態度認真，問題很快就會解決。」

在三月十六日的會談中，我嘗試了另一種辦法。我向黎德壽建議，雙方在談判期間都不要向越南或「有關」國家施加壓力——也就是說，在整個印度支那減少相互軍事行動。黎德壽以學究式的說教輕蔑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說：任何戰爭都有自己的高潮，這是無法加以干預的。在四月四日的會談中，我再一次提出這個建議。北越方面沒有進行任何探討就再次輕蔑地加以拒絕。三月十六日我還提出了一份在十六個月內撤走全部美軍的時間表，對每個月的進度都有精確的規定。北越方面說，總統在十一月三日演說中建議的是十二個月，這份時間表又變了，因此不能接受（我提出十六個月是因為五角大樓當時只有這樣一份精確的時間表，它反映了我們對撤退剩下的四十萬軍隊及其裝備所需時間的技術評估）。我解釋說，這份時間表只是說明性的，期限當然要同總統宣佈的時間統一起來。河內仍然表示拒絕，因為他們支持民族解放陣線提出的「即符合邏輯而又合情合理」的六個月限期。照黎德壽看來，我們的時間表的缺陷在於它要等到達成協議之後才開始執行，而河內要求我們無條件撤退，其時間不受任何其他問題影響。此外，任何政治解決辦法，凡是要求保留南越政府任何領導人的，黎德壽就拒絕討論；他嘲笑我們作為監督自由選舉的公正手段提出來的、成立包括越共成員在內的混合選舉委員會的建議。他們是要求我們投降，而不是舉行任何正常意義的談判。

在四月四日的會談中，春水總結了河內反對我們立場的理由：期限比他們要求的六個月長，還要以解決其他問題為前提，因此是「錯誤的」；雙方共同撤軍是不能接受的；只要阮文紹、阮高其、陳善謙和其他「反對和平、獨立和中立」的領導人仍然在位，就無法解決問題；我們在巴黎的代表團還沒有一個高級官員來接替洛奇的職務。我建議探索一些辦法來組織公平的政治競賽。他們的答覆還是寸步不讓，認為只有推翻西貢政府才能解決政治問題。

不過，最尖銳的意見還在老撾和柬埔寨問題上。北越剛在老撾發動了一場攻勢。黎德壽指責我們使老撾戰爭升級。我回答說，究竟是誰在搞誰、搞的什麼名堂，一個很好的檢驗辦法是看哪一方面在往前推進。黎德壽辯解說，北越的攻勢是美國「挑起來」的；無論怎麼說，打仗的是老撾部隊。（因此我說，巴特寮的越南話說得那麼高明，真是了不起。）談到柬埔寨問題，黎德壽情緒激昂，毫不退讓，對我提出的使柬埔寨中立化的建議大肆嘲弄。他堅持說，印度支那的戰爭已合而為一，他們將在這個基礎上打到底。關於老撾和柬埔寨，我將在這一章稍後加以討論。

簡單地說，同黎德壽舉行的三次會談說明河內的立場是蠻橫無理、寸步不讓的。北越拒絕雙方共同撤軍的時間表，拒絕使戰爭降級，拒絕使柬埔寨中立化，也拒絕在南越建立混合選舉委員會。黎德壽所想的談判就是他單方面提出要求，其實質是美國必須在很短的限期內撤走，以至西貢非垮台不可。在撤走的時候，還要求我們解散盟國政府，建立一個成員由河內選定的政府代替它。即使這樣一個政府，其唯一任務也只是同河內的民族解放陣線談判最後條件。我問黎德壽，他的政治方案是表示一種願望，還是作為條件提出的。他回答很乾脆：「是條件。」直到一九七二年秋天，河內一直都堅持這個條件。

黎德壽聲明，除非我們改變立場，否則再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了。[8]我們同黎德壽進行的第一輪秘密談判就此結束。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再來看過去的記錄，我對自己當時樂觀得異乎尋常的報告感到驚訝。造成這種情況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希望保持這條渠道。尼克松持懷疑態度我是知道的，結果我掉進了許多談判代表經歷過的陷阱，成為自己參加的談判的鼓吹者。這種情況沒有造成損害，是因為河內使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做什麼具體決定。感到樂觀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我們對河內冷酷的心理戰的奧妙還相當缺乏瞭解。例如三月十六日會談後，我報告尼克松說：河內已經暗示它願意討論雙方共同撤軍問題。事實上，第二次會談時就明顯看出，黎德壽原來就堅持只有在我們撤退之後，河內才會討論他們軍隊的作用問題，而且只能同在西貢建立的、其組成由他們控制的聯合政府進行討論。

記錄毫無疑問證明，我們當時在尋找各種理由使談判成功，而不是使談判失敗。我們的批評者喋喋不休地說我們決心用武力解決問題。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我們總是竭力把談判解決的可能性想得盡可能多一些。尼克松儘管比較悲觀，也同樣持積極態度，並且願意冒風險。二月二十七日，在準備三月會談時，我寫信給他說：

我們闡述的主張應當足夠合情合理，使它們具有吸引力，但又要十分堅定，以免在現有渠道垮台後轉向另一條比較常規的談判渠道時被迫退讓……由於我們同越南政府尚未就立場問題達成協議，您必須確定我們的立場，而這種立場以後若是透露出去，可能使我們同西貢的關係發生困難。這樣做有風險。但是為了保持勢頭和保守秘密，我看捨此別無他途。

尼克松在最後一句話邊上批註：「同意——這麼辦行。」

把阮文紹說成是一個障礙——除非就河內反對阮文紹存在這種特殊意義上來說——也是不公平的。每次會談後，我都通過秘密渠道用電報把全部情況報告給駐西貢的埃爾斯沃思·邦克大使，以便向阮文紹總統匯報。無論是對程序問題還是對實質問題，阮文紹都沒有表示異議。我們是慢慢地、到整個過程快要結束時才知道阮文紹並沒有真正同意我們的主張。開始，他估計這些主張河內是不會接受的，只有默認才能使我們繼續支持戰爭。

秘密談判帶來的一個不幸後果是加劇了部門與部門之間互不通氣，給尼克松政府造成嚴重的禍害。羅傑斯直到一九七一年相當晚的時候才獲悉有關秘密談判的事。由於戴維·布魯斯一九七年七月擔任我們參加巴黎談判的代表團團長之後聽過匯報，而邦克則隨時都瞭解最新情況，這就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結果：兩位大使都比他們名義上的上司更瞭解內情。萊爾德從未收到正式通知，雖然我敢肯定他一定充分瞭解是誰在使用他控制下的飛機，以及使用飛機的可能原因。這是一種糟糕的制度；儘管我利用過這種制度，我仍然認為今後絕對不應加以傚法。尼克松對內閣成員缺乏信任，加深了他們已經很強烈的固執己見的傾向。他們不斷干擾我們的主動行動，或對我們已經明確闡述的戰略表示異議，一部分原因是不瞭解情況，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感覺對並非自己制定的政策無需承擔義務。

同黎德壽舉行的第一輪談判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外交永遠是某種力量對比的反映，而黎德壽的估計並非完全錯誤。他對美國輿論的瞭解，特別是對他具體談到的幾個領導集團的瞭解，是頗為準確的。越南化確實存在矛盾。美國官僚機構的紀律渙散使政府內部哲學觀點的分歧徹底暴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黎德壽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修改他提出的無條件撤軍和推翻西貢政府的要求。直到兩年半之後，軍事形勢的發展使他別無選擇餘地，他才看到需要這樣做的理由。

老撾插曲

在印度支那西北角的崇山峻嶺和湄公河平原之間，老撾的各個部落和民族在一個信仰佛教的國王統治下過了幾百年和平生活，基本上不受比較黷武的鄰國進行的戰爭和鬥爭的影響。十九世紀法國人征服老撾時，根據記載並沒有遇到抵抗。後來，他們就從河內對老撾和整個印度支那進行統治。

作為歷史的一個小小諷刺，為獨立而鬥爭的人有時也會繼承前殖民統治者的帝國抱負。因此，信奉列寧主義的河內主人認為自己是法國曾經從他們現在佔據的總部統治過的一切地區的合理繼承人。早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越南就試圖統治老撾和柬埔寨；[9]現在又增加了要同法國殖民統治規模媲美的傾向。一九五四年簽訂日內瓦協議、結束了法國統治之後，愛好和平的老撾各民族不幸正處在北越為了便於繞過協議規定的非軍事區侵入南方的必經之路上。[10]

巴特寮（受河內控制的老撾共產黨人）一開始就控制了萬象政府權力始終鞭長莫及的兩個東北部省份。一九六一年，位於東北的巴特寮、位於老撾中部神話般的查爾平原上的中立力量和位於湄公河沿岸靠近泰國邊界的右派集團三派之間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內戰，有六千多名北越軍人捲入。這場衝突的嚴重性使肯尼迪總統不得不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警告說：「老撾離美國很遠，但世界是狹小的……如果老撾不能保持中立，整個東南亞的安全都會受到威脅。」一九六一年五月開始在日內瓦舉行有關老撾前途的談判。同河內談判總是曠日持久的，這次也是一樣；河內按照它慣用的策略，一直施加軍事壓力，直到一九六二年五月肯尼迪總統把五千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派到毗鄰的泰國去為止。這次顯示力量之後不到兩個月，包括北越和蘇聯在內的十四個國家就簽訂了保證老撾中立的新的日內瓦協定。美國接受了蘇聯和北越的建議，同意撤退一切外國軍事人員，建立以中立主義的梭發那·富馬親王為首、包括所有三派代表的聯合政府。

北越從簽字那天起就無視協定的存在。駐老撾的六百六十六名美國軍事人員全部通過國際檢查站離開了老撾；而駐老撾的六千名北越人員，只有四十名（的確是四十名）通過檢查站撤走；其餘數千名都留下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老撾不穩定的聯合政府分崩離析。戰鬥迅即重新爆發。北越軍隊實際上兼併了老撾南部，在那裡建立了向南越滲透的錯綜複雜的交通網——胡志明小道。到一九七年為止，已有五十多萬北越軍隊沿著這些通道開赴南越。駐紮在老撾的北越軍隊增加到六萬七千人——十倍於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肯尼迪總統任職時期曾經造成一次重大危機的人數。

從六十年代中葉開始，美國逐漸增加了對我們曾經反對，但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議各方一致承認其領導地位的中立派領袖梭發那·富馬首相的支持。我們的目的是保持一個中立主義的政府，同時設法使富馬默許我們切斷胡志明小道。我們為老撾王國部隊、王寶將軍領導的某些非正規的苗族部隊，有時還為在老撾活動的泰國志願人員提供財政援助。這些情況大部分已在報刊上零星加以披露；一九七年，由於斯圖爾特·賽明頓參議員舉行了幾次秘密聽證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已獲悉全部情況。但是美國政府沒有正式承認，以免河內以此為借口更大規模地違反日內瓦協議，接管整個老撾。

這段歷史有一定的重要性，因為一九七年初一個短時期內老撾成了我們在印度支那注意的焦點，也是國內辯論的焦點。北越的攻勢有可能席捲老撾北部。國內批評者趁機驚呼，說我們有不知不覺在印度支那承擔新的「看不到盡頭的」義務的危險。

河內在老撾打的基本上是兩場戰爭，雖然目的都是稱霸印度支那。老撾南部的胡志明小道是河內通往南越戰場的紐帶。在老撾北部，河內支持巴特寮，但我們認為這種支持是有節制的，因為它害怕引起美國或泰國的反應。河內準備在南越獲勝後再來對付老撾軍隊，現在僅對它保持必要的壓力，以免它作為行使權力的工具鞏固自己的地位。我們不想打破這種不穩定的平衡。美國政府也不希望在老撾這樣的國家發生戰爭。把衝突擴大到老撾是毫無意義的——除了為保護自己而不得不進行的最低限度的衝突之外，於是我們開始忙於從南越撤軍。一九七年一月底，北越方面打破了這個局面，突然向查爾平原增派了一萬三千名軍人，並運去大量額外的裝備。當時，中立部隊正在查爾平原狙擊巴特寮。北越的增援既威脅到富馬親王，也威脅到我們和富馬的關係；如果富馬不再默許我們轟炸胡志明小道，就會大大減輕河內在後勤方面的困難，使我們在南越面臨日益嚴重的危險。更糟糕的是，如果北越軍隊進抵湄公河畔，這場戰爭對泰國就失去了意義。曼谷那時將在沿河數百英里的地帶受到壓力，大河兩岸都是平原，無險可據。它幾乎肯定不會讓我們繼續使用泰國空軍基地，然而這些基地對我們在越南使用B-52轟炸機和戰術空軍作戰是必要的。

一月二十三日，敵人攻勢已迫在眉睫。我國駐老撾大使G·麥克默特裡·戈德利要求用B-52轟炸機打擊北越一個據信駐有四千軍人的重要集結點；這將是我方第一次在老撾北部使用這種飛機。這件事在華盛頓引起了一場儀態萬千的官僚主義小步舞，很能說明我們政府的精神狀態。感到應對美國部隊負責的官員要求給部隊提供保護，而來自國會的冷酷無情的攻擊吵得他們無法思考問題。我們則被夾在當中。

我預定一月二十六日召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開會，考慮戈德利的請求。開會前兩小時，梅爾·萊爾德告訴我他贊成用B-52打擊那個目標；另一方面，他害怕走漏風聲，希望不要在跨部門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萊爾德主張通過秘密打擊柬埔寨時使用過的渠道來批准這次行動。因此，他對我說，他已指示他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代表反對在老撾北部使用B-52，雖然他本人是贊成的。這樣一來，無論萊爾德個人是什麼觀點，會議記錄將表明五角大樓是持反對態度的；總統將承受這個決定引起的憤怒。開會前一小時，比爾·羅傑斯來電話說，他反對在老撾北方使用B-52，而且萊爾德也站在他一邊。我對這種說法含糊地表示懷疑，但建議我們三個人一起去見總統。不幸總統剛好挑了這個時候去戴維營，要在清靜的環境中為他第一次使用否決權、拒絕一項福利撥款法案準備咨文。按照習慣，他在這種情況下是拒絕接電話的，即使是我打的電話也不行。等到可以再找到他時，所有主要人物都已表態，立此存照，以便局勢無論怎麼發展都可以保全自己。

因此，我又從頭開始進行聯繫——這一次是找厄爾·惠勒將軍。我問他是否可以不用B-52而用戰術飛機攻擊萊爾德談到的目標。（由於某種原因，戰術飛機出擊引起的抗議聲似乎小於B-52。）惠勒告訴我正在使用戰術飛機進攻那個目標，但效果同B-52出擊不能相提並論。當我回頭再找萊爾德時，他強調集結的四千名敵軍即將分散；這是他就任國防部長以來最適合使用B-52的目標。另一方面，他說，如果這個建議遭到拒絕，他也不會見怪。我最後說，要就這個特定目標取得一致意見為時已晚，但我答應要請總統作出明確的原則決定。

二月十二日，擔心已久的北越攻勢終於在查爾平原開始。次日，梭發那·富馬首相正式要求派B-52去轟炸——幾次要求中的第一次。到二月十六日，北越和巴特寮部隊已將政府軍隊逐出控制查爾平原通道的大多數高地。當天下午，總統召集萊爾德、代理國務卿理查森、赫爾姆斯、（參謀長聯席會議代理主席）穆勒海軍上將和我開會。我建議，若是敵人越過一九六九年夏天政府軍發動攻勢前共產黨入侵最深的地點芒綏，總統就授權B-52出擊。總統表示同意。不到二十四小時，共產黨軍隊就越過了芒綏。二月十八日晚，三架B-52進行了轟炸。長達一個月的討論，北越的一次重大攻勢，加上老撾前線接近崩潰的狀況，才使我們出動一次B-52。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萊爾德究竟是贊成還是反對這次行動；他的立場與雙方都合拍。惠勒是一貫贊成。羅傑斯開始時反對，後來轉而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

然而，B-52出擊一次已足以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第二天，即二月十九日，《紐約時報》就報道說，對付南越的B-52已經轉用於攻擊老撾北方的北越部隊和巴特寮部隊。尤金·麥卡錫和弗蘭克·丘奇參議員迫不及待地對美國飛機和駕駛員捲入老撾表示哀歎，而對北越攻勢卻絕口不提。二月二十一日，邁克·曼斯菲爾德參議員同樣不提北越還在繼續進攻，卻把美國戰爭「升級」記錄在案。當時還出現了這樣的報道，說「穿便衣的美國武裝人員」正在支援老撾指揮部。[11]二月二十五日，馬賽厄斯、曼斯菲爾德、戈爾、賽明頓、庫珀和珀西等參議員攻擊政府對他們所謂「美國捲入日益加深」的情況「諱莫如深」。同日，戈爾和曼斯菲爾德參議員要求公佈十月份他們在小組委員會上聽取的有關美國捲入狀況的秘密證詞。賽明頓參議員還致函國務卿羅傑斯，要求把戈德利大使從老撾調回作證。二月二十七日，《華爾街日報》對使用B-52表示半心半意的支持，但是提出警告，反對進一步升級。三月二日，《華盛頓郵報》也拋出一篇措辭尖刻的社論，標題是：「老撾：老一套騙人的把戲」。

參議院和新聞界為弄清老撾問題「真相」進行了為期數月的運動，現在達到了高潮。問題不在於獲得事實——事實已是眾所周知的——而是要誘使政府公開證實這些事實，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工作人員調查和秘密聽證基本上已經掌握全部情況。新聞界也差不多，他們已經給公眾提供了相當準確的報道。對於我們來說，問題在於正式承認我們在老撾的行動會在什麼程度上毀掉一九六二年協議的殘餘部分，使河內進一步加緊在老撾北方進行侵略有借口，並在國內煽起更激烈的爭論。

兩黨分別領導的前後三屆政府之所以都對我們在老撾的作用「諱莫如深」，是因為每一屆總統都希望使這種作用保持一定限度。公開、具體地說明這個限度，正如具體說明我們捲入的程度一樣，都會危害這個戰略。當時我們受到壓力，要我們把兩方面的情況都公佈於眾。從批評者的觀點來看，提出這個問題的好處在於可以借此非難我們在越南的整個事業。如果老撾垮台導致越南垮台，某些人甚至會認為是一種額外的收穫。他們要求得到的不是事實，而是彈藥。

儘管存在這些危險，我們仍然認為需要發表某種正式聲明，闡明我們對老撾的政策和意圖。得出這個結論的推理有點拜占庭的特點。萊爾德要求發表公開聲明，以免國務院走漏風聲，使他成為替罪羊；因此，解釋必須由其他任何部門出面去做，但絕不能由國防部去做。出於同樣的理由，羅傑斯反對由國務院介紹情況；他不想為老撾問題衝鋒陷陣。他建議公開發表國務院過去在賽明頓小組委員會上提供的秘密證詞。賽明頓的表現是高尚的。在離現在已經很久的那些年代裡，許多國會委員會還把向它們介紹的秘密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賽明頓不願不經政府同意就發表保密情報。但如果政府表示同意，就會破壞秘密聽證會的慣例和原則。將來只要掀起一場公開爭論就可以迫使政府把秘密證詞公之於眾；這對於不友好的委員會永遠是一種誘惑，使它不禁要對秘密證詞進行組織安排，造成極為不利的宣傳效果，然後強迫發表。

我在送呈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說明了這個問題：

在老撾，真正的問題同越南密不可分：

——只要北越願意為破壞一九六二年協議支付政治上和心理上的代價，他們無疑可以在他們高興的任何時候席捲老撾。

——如果北越席捲老撾，我們關於越南衝突的整個交易將遭到破壞。事實上，如果北越在老撾的軍事行動取得足夠的勝利，使富馬相信他必須屈服於北越的影響才能生存，我們可以預料他將拒絕允許我們繼續轟炸胡志明小道，結果我們在南越的軍事行動將受到災難性打擊。

——這是基本的考慮，其他一切都不過是胡說八道……

——要做到這一點，國務院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發表賽明頓小組委員會上的證詞。我們可能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既可安撫賽明頓、富布賴特和其他人等，又使公眾瞭解我們行動的真相。

——另一方面，發表證詞中敏感部分是否能安撫這些參議員是值得懷疑的。老撾情況的真相以及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他們是瞭解的。內部會議已使他們瞭解一切……

——發表證詞將使北越可以用文件證明它的說法，即我們正在違反日內瓦協議，而用不著承認他們違反這些協議，從而嚴重破壞我們行動的真正基礎。

這樣做還會使蘇聯人更難於保持他們目前對老撾王國政府採取的比較友好的姿態……

——在老撾問題上屈服，就會在相關其他國家的問題上損害政府不發表記錄敏感部分的立場。我們可能會打開一個名符其實的潘多拉魔盒，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對外關係上給自己帶來一連串難題。人們無法再相信我們維護國際協議尊嚴的誠意，談判這些協議的外交使者的作用也將受到損害。我特別擔心泰國的反應，他們已經在懷疑我們對他們承擔的義務。

二月二十七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討論了我們在老撾問題上的公開立場。使內閣成員大為寬慰的是，會議決定由這個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起草一個聲明，由白宮發表。我當時會同意這種使白宮每逢事實性爭論都處於直接承受批評火力的位置的做法，是由於官僚主義缺乏經驗，或僅僅是由於無窮無盡的推卸責任的企圖使我感到精疲力竭——現在事隔已久，無法確定。無論出於什麼理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很快就著手起草解釋我們捲入老撾情況的公開聲明。為了避免顯得過分被動，我使聲明在形式上看起來是一個新的建議，即建議日內瓦會議兩主席英國和蘇聯召開一九六二年協議簽字國會議，為老撾中立提供新的保證。我對開會並不抱幻想。倫敦和莫斯科當時都不大想暴露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立場。

三月六日發表的這個聲明，充分而坦率地陳述了美國捲入的情況以及從肯尼迪政府以來一直秘而不宣的理由。但是，聲明裡有一處不準確，因此引起軒然大波。造成不準確的一部分原因是各部門（由於他們不會受到攻擊）在為我的工作人員提供全部細節時不夠審慎，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官僚主義的粗枝大葉。尼克松原來認為，要證明美國人並沒有捲入老撾地面戰鬥，最好的辦法是著重指出沒有任何美國人在這個活動中陣亡。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完會以後，他對我說：「B-52轟炸老撾，誰也不會放在心上。但對我們在老撾的士兵，人們是擔心的。」聲明是由我的新任特別助理溫斯頓·洛德——後來成為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負責起草的。他和其他工作人員經過同各部門仔細核對，得到的印象是：沒有任何美國人員在老撾陣亡這個說法需要斟酌，唯一原因是偶爾從越南進入老撾南部的美國偵察小組出現過一些傷亡。小組的任務是觀察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騷擾胡志明小道的滲透活動（代號「燎原行動」）。這種行動同越南戰爭有明顯聯繫，而同老撾北部的戰鬥毫無關係，因此我們認為可以容許這樣一種說法，即「從來沒有任何駐老撾的美國人在地面戰鬥中陣亡」。

把將近十年的事情說得這麼絕對當然是一種缺乏經驗的跡象。誰也無法肯定官僚機構塵封的角落裡隱藏著什麼事實會突然冒出來。很快我就得到一次教訓，懂得了說話過於絕對的危險。

三月六日發表聲明之後，官僚機構突然開始向報界透露它不願向總統提供的情況，即過去九年內的確有極少數派駐老撾的平民和非戰鬥軍事人員因被流彈擊中喪命。三月八日，白宮被迫承認現在已從國防部獲悉，一九六九年初以來有六個平民和一個「未參加戰鬥」的陸軍上尉在老撾被打死。在這以前的五年中，平均每年約有四個美國平民在老撾被打死。三月十日，國防部又慇勤地宣佈從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以來在老撾服役的美國軍人就有權獲得「火線津貼」。至於誰應當對這些錯誤負責，後來進行了調查，結論不出所料：錯誤是由一連串誤解和互不通氣造成的。洛德在事後分析時回顧了起草過程，也回顧了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之間的討論；這種分析並不能反映這位聰明正直的人在擔任我的特別助理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職務時最初幾個星期經歷的巨大痛苦。

尼克松認為這是我曾經吹噓過的工作人員造成的失誤，因此大為光火；有一個星期我都見不到他。我承擔了全部責任。三月九日，我給萊爾德寫了一封信，並抄送總統：

親愛的梅爾：

為了避免任何誤解，我希望告訴你，你的記憶是正確的。你的工作人員曾經兩次劃線標出沒有美國人在戰鬥中陣亡這句話。我當時誤認為他們指的是燎原行動，因此對聲明作了相應改動。無論如何，防止這種錯誤是我的職責。我希望你瞭解，你是沒有責任的。

向你熱烈致意。

亨利·A·基辛格

當然，報界和國會對當時——在一年有四五個人非戰鬥死亡的基礎上——稱之為已經證實的美國在老撾的軍事捲入都顯得義憤填膺。公開辯論的焦點是新的「信用差距」，而不是基本事實，即美國捲入老撾的程度顯然微不足道，而北越正處於攻勢。

老撾的形勢不久又出現了一個嚴重轉折。共產黨部隊已挺進到通往首都萬象的最後一個要塞龍鎮地區，威脅到領導苗族抗擊共產黨統治的王寶總部。共產黨向湄公河進軍已迫在眉睫，因此泰國表示：如果老撾政府提出要求，它願意派志願人員到龍鎮去。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舉行的兩次會議上，國務院極力反對這個建議，其他部門也只表示半心半意的支持。當我們收到老撾和泰國雙方政府的正式請求後，總統推翻了各部門的意見。他深信拒絕這個建議會使泰國懷疑我們承擔的保衛泰國的義務，還可能使富馬驚慌失措。我同意這種看法。三月二十六日，我把總統的決定告訴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

三月二十七日，老撾政府發動了反擊。這次反擊得到泰國志願人員的支援。他們的干預起了決定性作用。三月三十一日，老撾政府部隊奪回了龍鎮附近的桑通；桑通機場迅即恢復使用，我國飛機開始運去給養。第二天北越部隊就從龍鎮地區後撤了。

老撾危機就此平息，直到年底；老撾北方的政治和軍事平衡得以維持。但是，我國政府內部的分歧已經戲劇化；反對派對我們的疑慮已經非常深切，以至指責我們挑起了我們力圖避免的事，連後來發生的事——鄰國柬埔寨發生的政變——也懷疑是我們組織的。事實遠非如此。

西哈努克的垮台

將近三十年，柬埔寨的政治生活是同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暴風雨般的生涯和性格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九四一年西哈努克十八歲的時候加冕成為國王，一九五五年遜位，以首相身份從事積極的政治活動；一九六年六月，柬埔寨國民議會一致投票推選他擔任國家元首。一九五三年領導柬埔寨王國脫離法國、宣佈獨立的就是西哈努克；他塑造了柬埔寨政治制度並支配著柬埔寨的政策。

作為柬埔寨的領導人，西哈努克善於走鋼絲——在世界政治中介於東西方之間，在初露端倪的共產主義分裂中介於中蘇之間，在越南戰爭中介於敵對雙方之間，在國內則介於左右兩派之間。他說話口若懸河，為人難以捉摸，耽於逸樂——人們通常說他「反覆無常」。當血腥的戰爭使印度支那其他地區生靈塗炭時，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國家保持為一片世外桃源。最後，在一九七年，這位輕捷靈巧的走鋼絲演員突然失足跌下，使柬埔寨人民墜入甚至比鄰國的境遇黑暗得多的地獄。

一九七年一月七日，西哈努克親王帶著他的夫人莫尼克和十一名隨從人員離開柬埔寨首都金邊，去法國裡維埃拉海濱的格拉斯療養院休息兩個月。他習慣兩年一次到那裡去「接受治療」，以減輕他所說的「肥胖病、血液病、蛋白尿」等疾病引起的不適。他出國時把政府托給了他自己挑選的領導人：國民議會議長鄭興（擔任代理國家元首），首相朗諾（西哈努克一九六九年八月任命他擔任首相，九月又讚揚他「效忠王室和民族，是我唯一可信賴的人」）[12]和第一副首相施裡瑪達。

西哈努克同他自己的政府關係並非一貫融洽。他前幾年曾把左派人士搞得名譽掃地，逐出政府（事實上，共產黨紅色高棉的領導人曾在缺席的情況下被判處死刑）。朗諾-施裡瑪達內閣對他的經濟政策，對他無法趕走佔領柬埔寨東部地區的北越和越共部隊，對他的隨從人員貪污腐化，對他在金邊開設國營賭場的不得人心的決定也有不同意見。但是在一九七年一月，這些爭吵似乎都沒有嚴重到足以阻撓他的法國南部之行。

美國更沒有預感到會出現什麼麻煩。前面說過，我們已經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同柬埔寨恢復了外交關係，並且在那裡有一個以勞埃德·裡夫斯代辦為首的規模很小的使團。從一九六三年西哈努克取消美國援助以來，我們就沒有對柬埔寨實行軍事或經濟援助。此外，主要由於曼斯菲爾德參議員的堅持，恢復外交關係後我們也沒有向金邊派遣中央情報局人員。一九七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上半月，美國政府高層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撾已經露頭的危機和與此有關的國內爭執方面。三月十七日，我同國務院東亞司的馬歇爾·格林和威廉·沙利文共進午餐；我們討論的焦點是中國、越南和老撾；根據記錄，柬埔寨問題甚至根本沒有提到。

在西哈努克雖然變幻莫測但卻非常巧妙的指導下，中立的柬埔寨保持了不穩定的政治平衡。從美國觀點來看，這是可能達到的最好的局面了。當然，河內悍然無視國際法、利用柬埔寨領土向我們的軍隊發動軍事進攻的危險是經常存在的。但是這方面也建立了某種平衡。西哈努克即使不鼓勵我們轟炸庇護所，也是默許的；我們則停止從地面上穿越邊界作戰；河內還繼續使用這些庇護所，但代價更高了。我們對柬埔寨內部平衡不穩定的程度也還有一些認識。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尼克松總統和阮文紹總統在西貢見面時，阮文紹很有預見性地警告說，如果柬埔寨的平衡由於推翻西哈努克而遭到破壞，最後獲勝的將是共產黨人：

（尼克松）總統詢問了他對西哈努克的看法。阮文紹總統回答說，西哈努克壞，但我們不希望出現比他更壞的人。他又說，柬埔寨只有兩個集團能推翻西哈努克，那就是軍方和共產黨。軍方力量單薄，缺乏效率，共產黨更有可能成功。即使軍方起來反對西哈努克，他感覺最終還是會由共產黨接管。西哈努克幹什麼或者能夠幹些什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越南局勢。柬埔寨是一個弱國。如果推翻西哈努克，如果我們鼓勵推翻他，共產黨接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們同意這種估計。柬埔寨的悲劇在於它內部存在的壓力終於破壞了西哈努克力圖保持的微妙平衡，讓阮文紹曾經準確預見到的那些力量脫穎而出。使這種局面加快出現的因素是北越用來騷擾我們的部隊的共產黨庇護所。這些庇護所日益激起幾百年來曾經目睹越南歷代統治者使自己祖先的國土殖民地化的柬埔寨人的民族主義憤怒；事實上，西貢周圍地區是越南人在十九世紀初葉才從柬埔寨人手裡搶走的。如果後來不是法國佔領，很可能整個柬埔寨都會遭受同樣的命運。柬埔寨人自古以來就厭惡一切越南人。由於西哈努克不能把令人恐懼的北越人從柬埔寨土地上趕走，這就日益削弱了他的地位。

西哈努克在那個時期發表的公開聲明裡明確指出了他認為對柬埔寨獨立構成威脅的人選。他曾經一再公開抗議北越「侵略」和侵犯柬埔寨主權。一九六九年六月，即秘密轟炸開始三個月之後，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抱怨說，柬埔寨的臘塔納基裡省「實際上成了北越的領土」，而且「越盟」（北越人）和越共部隊已經大量滲入柴楨省。西哈努克主編的《民盟》月刊一九六九年十月號刊載了一篇題為《越共和北越人盤踞我們邊境》的文章，以很大篇幅抗議北越的佔領；有一幅地圖標明了三萬五千至四萬北越和越共軍隊佔領柬埔寨領土的地點（對我們的情報工作不無補益）。西哈努克在該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號一篇署名文章中甚至推崇美國在越南的作用。他指出：「十分坦率而客觀地說」，美國部隊在東南亞的存在造成了區域均勢，使柬埔寨這樣的小國「受到歐洲甚至亞洲社會主義陣營的尊重，如果不能說是受到他們追捧的話」。西哈努克寫道：如果美國力量撤退，美國在亞洲的盟國無法轉向共產黨得到補償，否則無異飛蛾投火，「無論飛蛾是否溫馴，最後總是會被吞掉的」。西哈努克在文章結尾對尼克松主義表示了有力的支持：

新宣佈的尼克松主義預計不再動用美軍進行干預。這個主義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付諸實施……但是，他們（美國人）出於自身的利益，將不得不支持深孚眾望的民族主義者抵抗新帝國主義，即亞洲共產主義……如果美國提供援助時不附帶條件，也不出兵干預……肯定要比他們親自出兵更有希望遏制共產主義洪水的氾濫。實際上，他們這樣做有助於剷除共產主義顛覆性的宣傳力量，因為在外國軍隊「佔領」這個地區的時候，共產黨就要號召人們起來造反，爭取「民族解放」……

一九七年二月十二日，我把這篇文章摘要送呈尼克松。根據他的指示，我又在二月二十三日把文章全文送給了曼斯菲爾德參議員。

西哈努克十分清楚，究竟是誰在印度支那進行侵略。舉例來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越共從柬埔寨領土上向設在越南的一個美國特種部隊的營地開火；美國進行的報復性空襲受到大肆宣揚，據說殺害了大約二十五名柬埔寨人。西哈努克為此對美國提出了抗議；我們的政策是賠償損失。儘管如此，西哈努克在十二月十五日發表的一篇講話中，指出這件事應當由北越承擔責任。他說：

達丹事件是誰挑起的呢？是從我國領土上向美國人開火的越共。美國人挨了打，生氣了，就轟炸我們。那時越共和越盟都溜走了，僅留下高棉居民作為犧牲品。這就是全部真相……

號稱我們的朋友的紅色大國，聯合國的歐洲赤色分子，不准我們向聯合國提出控訴……

西哈努克告訴聽眾，他不會像某些人敦促的那樣再次同美國斷絕外交關係，原因是：如果他這樣做，「我們將不得不對越盟和越共採取同樣的辦法，因為甚至在我們已經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之後，他們還在繼續對我國領土進行侵略」。

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西哈努克在法國休假即將結束時宣佈他打算在三月份回國途中訪問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偉大的友好國家」，謀求他們的支持來減少或消除北越在柬埔寨的影響。

但是，西哈努克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對局勢失去控制。三月八日，柬埔寨柴楨省村民示威反對北越佔領。三月十一日，兩萬柬埔寨青年洗劫了北越和越共駐金邊的大使館。（遊行示威顯然是柬埔寨政府插手組織的。）柬埔寨議會兩院舉行特別聯席會議，要求政府重申柬埔寨中立，保衛國土。議會要求擴大柬埔寨軍隊，西哈努克由於害怕軍隊造反而故意削弱其力量。

西哈努克從巴黎給在金邊的母后發了一份公開電報，譴責柬埔寨政府中「某些人」試圖「把我國拋入一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強國的懷抱」。他宣佈他打算立即回到金邊，「向全國人民和軍隊發表講話，要求他們做出抉擇」。西哈努克離開巴黎以前就在接見記者時警告北越和越共要麼尊重柬埔寨中立，要麼就得面對親美派接管柬埔寨政府的局面。[13]但是，由於從未充分說明的原因，他在巴黎猶豫不決，而金邊的局勢開始失去控制。三月十二日，施裡瑪達副首相宣佈暫停執行和越共簽訂的貿易協定，並為柬埔寨軍隊增加一萬名士兵。金邊爆發了新的反越騷動，越南人開辦的商店和教堂受到攻擊。三月十三日，柬埔寨外交部宣佈，它已通知北越和越共大使館：一切屬於越南共產黨的武裝部隊必須在兩天後，即一九七年三月十五日黎明前撤出柬埔寨領土。

同日，即三月十三日，西哈努克做出了對他的命運影響最深遠的一個決定。他離開了巴黎，不是像兩天前宣佈的那樣回到金邊，而是按預定計劃訪問莫斯科。為了在國內群眾最關切的問題上奪回主動權，他在巴黎宣佈：「我即將前往莫斯科和北京，要求他們制止越共和越盟在我國的活動。」他通過高棉通訊社轉發了他寫的一封信，說他將「對利用軍事形勢滲入並盤踞我國領土的越南共產黨人」進行鬥爭。儘管他原來打算迅速返回金邊，儘管蘇聯的波德戈爾內主席勸他第二天就飛回國去，西哈努克還是在莫斯科消磨了關鍵性的五天，就軍援問題討價還價，為撫慰由於得不到任何新裝備而感到憤怒的柬埔寨軍隊做最後的努力。甚至在那以後他也沒有前往金邊，而是到北京去了。西哈努克在自己的敘述中有些自我辯解地說，他「需要更多時間觀察金邊形勢的發展」，[14]並多次聲稱即使他企圖回國，也會由於朗諾和施裡瑪達阻撓而回不去。但是直到三月十八日他自己的議會才拋棄他，機場也是那時才關閉的。西哈努克在乘車前往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途中才從柯西金總理那裡獲悉自己已被廢黜的消息。這使他目瞪口呆，因為他的隨從都不敢告訴他：擁有九十二名議員的柬埔寨國民議會和王國議會在當天早些時候再次舉行特別聯席會議時已一致通過解除他國家元首職務。

西哈努克抵達北京後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擁抱，還參加了中國人為他舉行的宴會，似乎什麼事情也沒發生；周向他保證說，中國仍然把他看做國家元首。同時，在金邊，柬埔寨議會把西哈努克留下處理其事務的鄭興任命為臨時——而不是代理——國家元首。這不是典型意義的軍事「政變」；這是西哈努克自己的政府，就是缺了西哈努克。

數月後，我從讓·聖特尼處獲得一份描繪西哈努克表現的報告。我是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同北越方面舉行會晤前在巴黎聖特尼的寓所見到他的。他透露，就在北越和越共駐金邊使館受到攻擊的那一天（三月十一日），他曾在巴黎同西哈努克共進午餐。當時西哈努克計劃立即回國——聖特尼深信，如果西哈努克那樣做了，他本來是不會被罷黜的。聖特尼深信，使西哈努克改變主意的部分原因是莫尼克公主想去探望他們在布拉格和北京唸書的孩子。我認為另一個理由是西哈努克過分自信；他無法相信由他提拔起來的那些人會危及他的統治地位。他還希望莫斯科會通過軍事援助和迫使河內撤離柬埔寨的辦法幫助他安撫他的軍隊。最後（西哈努克後來告訴我），他收到他母后從金邊發來的電報，警告他回國很危險。

如果要對使柬埔寨捲入血腥衝突漩渦的責任作任何估計，就必須從這裡開始。就朗諾和施裡瑪達來說，關鍵在於他們膽大妄為，竟敢站出來同受到憎恨然而實力遠佔優勢的北越和越共部隊進行大眾要求的戰鬥。就西哈努克來說，關鍵在於他舉棋不定達一星期之久，因為他如果大膽重返金邊，親自出面壓倒對手，本來可以扭轉局勢，對每個人都最有利。這正是朗諾和施裡瑪達害怕的，是波德戈爾內建議的，也是美國相信和希望的。一旦重新掌權，西哈努克就可以從他傳統的地位再次起平衡作用——這種地位就是我在四月二十一日給尼克松描繪過的，「故意把自己擺在右翼的極左一端」。我們幾乎肯定會對這種努力給予合作。到三月二十日，形勢已如脫韁之馬，難以控制了。

美國在這些事件中起的作用並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有目的性，也不像其他一些人自詡的那麼有效。那一年的頭三個月，我們在專心處理老撾問題，也沒有情報人員駐在金邊，認識已經遠遠落後於事物的發展。我們既沒有鼓勵別人去推翻西哈努克，事前也毫不知情。甚至過了許多星期我們還不理解這件事的意義。我個人對當時局勢的無知反映在呈交尼克松的兩份備忘錄中。雖然尼克松每天收到要聞簡報，但我直到三月十七日才就反對西哈努克的第一次遊行示威（三月十一日）做出比較詳細的分析給他送去。一個星期的耽誤表明柬埔寨當時遠不是我們優先關注的事。更突出的是我在分析中暗示這一切可能都是西哈努克精心策劃的把戲：

鑒於施裡瑪達和西哈努克之間存在尖銳的競爭，可能施裡瑪達是想使西哈努克面臨既成事實，或者是想在自己呼聲正高時挑戰西哈努克的地位。另一方面，多年來還從來沒有一個人曾經如此直截了當地向西哈努克挑戰，這完全可能是一種精心策劃的花招，使西哈努克可以呼籲蘇聯和中國同他合作，一起敦促越共和北越軍隊撤離，理由是如果這些軍隊留在柬埔寨，他就會垮台，被一位「右派」領導人取而代之。

這兩個論點——不是共謀策劃的詭計就是西哈努克確實面臨來自施裡瑪達和朗諾的挑戰——都符合西哈努克和高棉王國政府最近的表現。

我很難理解金邊那些主要人物的動機，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朗諾屬於同共產黨部隊——也就是他的政府現在反對的那些部隊——進行走私交易而撈到利益的人。三月十九日，我在送呈總統的另一份備忘錄中仍然認為西哈努克可能試圖返回金邊去收拾殘局：

朗諾過去一直滿足於充當第二號人物，但這一次看來是對權力直接提出了挑戰。他從人民反對越南共產黨入侵的怒火中找到了向西哈努克挑戰的很好的切入點（這場怒火是軍隊煽動起來的），不過朗諾同共產黨人的交往並不說明他是一個強烈反共或反越的愛國者。

將來的抉擇。形勢的發展存在三種可能性：

——在軍隊支持下建立朗諾或施裡瑪達占統治地位的新政府。這個政府得不到人民多少支持，將不得不通過反越口號和發展經濟來收買人心。

——達成不穩定的妥協，類似一二一五年英國貴族同英王約翰之間的休戰，允許西哈努克重任國家元首，但權力將受到很大限制。這種局面將是不穩定的，因為西哈努克要設法包圍和消滅他的對手，並且可能成功。

——西哈努克使軍隊轉過來反對朗諾，從而取得勝利。

對外交政策和對我們的影響。高棉民族主義已（被）煽動起來反對越南共產黨的佔領。將來任何政府要同越南合作大概都得更加小心謹慎，更加隱蔽。朗諾選擇這個問題做文章，就必須設法公開證明他正在採取行動反對越南人的佔領。同樣地，西哈努克在一段時間內將不會「對越南人心慈手軟」，以免授人以柄。

這將給越共和北越軍隊造成嚴重問題。他們將有很多理由對柬埔寨採取更加敵對的路線。

我送呈總統的任何報告都沒有談到過美國情報人員有任何牽連，也沒有對政變表示任何特殊的高興。中央情報局的報告也並不比我更有預見性，一部分原因無疑是該局已奉令不得在金邊進行活動。直到三月十八日，即西哈努克被趕下台的那一天，才有一份中央情報局的報告在華盛頓傳閱。報告的要點是：如果西哈努克拒絕接受反對河內的政策，朗諾鼓勵的騷動就會成為反西哈努克政變的前奏。這份情報是一個星期以前從一位不便說明身份的亞洲商人那裡獲得的。這份報告分發過程中的耽誤和中央情報局未能預見西哈努克垮台問題，後來成為總統國外情報咨詢委員會調查的專題。我回憶不出政變前有任何預料到這次政變的文件曾引起我的注意；我的文件中也找不出這樣一份東西。至於指責情報工作失敗，應當記住：作為政變對象的領導人比我們有強烈得多的理由要瞭解他本國的真相，而他也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場陰謀。

三月二十日，尼克松和我討論了他即將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問題。我建議他除要求尊重柬埔寨中立外不要對柬埔寨問題發表意見。他同意我的建議，並且說：西哈努克「可能捲土重來，再次接管政權」。在三月二十一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尼克松稱柬埔寨的形勢是「無法預測的」、「流動不定的」，並希望北越尊重柬埔寨的中立。他公開重複了他私下對我說的話，即他仍然認為西哈努克可能返回金邊：

……大家知道，我們已在一種暫時的基礎上同議會選出的那個政府建立關係；只要那個政府看來是該國政府，我們將繼續同它打交道。至於這個政府將朝什麼方向發展，西哈努克親王回國時將有什麼遭遇，我認為任何猜測都是不成熟的，也是於事無補的。

三月十九日召開的討論老撾和柬埔寨問題的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反映了我們優先關注的項目；大部分討論都涉及老撾。我的工作人員為我準備的匯報材料記錄了美國船隻「哥倫比亞之鷹」號由於兩名水手叛變而改道駛往西哈努克港，並被柬埔寨扣押，他們對此事表示的關切不下於對政變長遠影響的關切。至於政治形勢，他們認為結局還不能肯定，對西哈努克回國的可能性也沒下結論。我的匯報材料提出一個關鍵問題：「朗諾可能更加親西方的傾向是否能夠補償西哈努克下台可能導致的更加嚴重的不穩定狀態？」

但是，無知並不能保護我們，使我們無需做出決策。政府在柬埔寨問題上甚至比在老撾問題上意見分歧更加大。這是毫不奇怪的。尼克松從一開始就贊成採取比較積極的方針。他在我三月十七日的備忘錄中談到朗諾打算給柬埔寨軍隊增加一萬人的那一段話旁邊批註：「讓我們擬個計劃來援助新政府實現這個目標吧！」我還沒有執行這個批示，尼克松就把我三月十九日寫的、通知他西哈努克已被推翻的備忘錄退了回來，並附有以下批示：「我要赫爾姆斯擬訂並執行一項計劃，為柬埔寨親美分子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不要告訴三三[15]或官僚機構。要用我們（代號「菜單」的）空中襲擊那種辦法處理。」三月二十二日，黑格把總統的要求直接轉告赫爾姆斯，我確定三月二十三日同赫爾姆斯開會。

赫爾姆斯的答覆主要是程序性的。他說：除非讓中央情報局在金邊設站（中央情報局術語，指常駐辦事處），否則它提不出什麼切合實際的建議。他概括地談到從秘密空運到為朗諾羅致國際支持等一系列可能採取的行動，但暗示中央情報局在掌握更多情報以前無法提出具體建議。因此，總統決定讓中央情報局在金邊設站。後來發現這件事並不簡單，因為國務院極力反對，部分原因是害怕曼斯菲爾德會在國會對它採取什麼行動。四月一日，當我外出休假——說明我並不認為形勢岌岌可危的另一確證——的時候，總統把羅傑斯和赫爾姆斯叫到橢圓形辦公室，向他們下達了自己的命令：立即在金邊建立一個中央情報局辦事處。

儘管如此，或許是因為尼克松在同羅傑斯面談時，像他往常那樣說得太簡略，要不就是國務院成見甚深，以至無視直接下達的命令，總統的願望根本沒有執行。第二天，即四月二日，中央情報局指定一名官員和一名通訊人員前往金邊。但是羅傑斯打電話給赫爾姆斯說他認為這種辦法是不明智的，不過他同意研究如何解決通訊問題。在國務院考慮是否向柬埔寨政府提出正式要求期間，又耽誤了一段時間。四月七日，勞埃德·裡夫斯代辦去拜訪了柬埔寨一位低級官員；這種做法最大限度地增加了遭到拒絕或至少是拖延時日的可能性。使東亞司明顯感到沮喪的是，對方當場就表示初步同意，並且答應很快發出正式通知。國務院堅持要等待正式答覆，並再次採取拖延戰術，建議通過商用飛機而不是軍用飛機把通信設備運往金邊。

到四月十六日，也就是總統直接下令的十五天以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通訊人員和裝備還毫無動靜。雖然尼克松討厭直接下命令，他在十分激動的時候也會變得粗暴起來。他把赫爾姆斯、他的副手庫什曼將軍、黑格和我（已經休假回來）叫去，對這種因循怠惰和違抗命令的做法表示了他的憤怒。為了表示不悅，這次會議沒有請國務院代表出席。尼克松限定二十四小時內派出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和通訊人員。作為懲罰，他還給了國務院另一個耳光：因為國務院曾經說障礙之一是我們大使館面積太小，於是尼克松下令從金邊撤走一名國務院官員，給他們騰出地方。

我們再次目睹現代國家的奇跡之一，即領導人在控制官僚機器、削弱它們成年累月扯皮的權力方面是相對無能為力的。二十四小時的限期在繼續動搖猶豫中消磨過去。整整隔了一個星期，直到總統又發了一次火才終於有了結果。減少使館人員的命令則從未執行，因為局勢的發展已經走在總統指示前頭了。

因此，在四月中旬以前，我們監控或影響柬埔寨局勢的能力一直受到嚴重限制。在柬埔寨兩派當中，任何一派獲勝本來都符合我們的利益。但是到四月中旬，問題已不再是派系之爭，因為西哈努克已於三月底做出他第二個重大決定。他在北京安頓下來（當時我們同北京毫無接觸），決定與河內共命運，轉而激烈攻擊美國。三月二十日，即西哈努克被廢黜的兩天後，他正式對新政府宣戰。他發表聲明要求舉行全國公民投票，抨擊把他撤職是「絕對非法的」。他譴責中央情報局勾結廢黜他的「賣國集團」造成了柬埔寨的「動亂」；他為北越在柬埔寨的活動辯解，說他們是在「抗擊美帝國主義」。第二天，西哈努克發誓要同新政府鬥爭到底，「直到取得勝利，或是死亡」，並譴責新政府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從那以後，如果西哈努克重新上台，結果就不會是恢復中立主義，而是他新找到的、完全不能由他控制的共產黨保護人的勝利。

作為報復，柬埔寨國民議會三月二十一日投票決定，如果西哈努克回國就予以逮捕，按叛國罪論處。金邊的報紙和廣播連篇累牘地渲染他腐朽的私生活，對他多年來的領導進行攻擊。三月二十二日，在一連三天避免對柬埔寨形勢直接發表意見之後，北越給柬埔寨新的領導人扣上了「親美極右集團」的帽子。河內具有權威性的黨報《人民報》聲稱西哈努克的下台是美國策動的。該報鄭重表示「我國人民完全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對新領導人）的鬥爭」。三月二十三日，西哈努克發表五點聲明，答應建立一支「解放軍」和一條「民族統一陣線」，並吹捧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共產黨的反美鬥爭。

四月初，北越部隊和越共部隊開始提供他們曾經保證要給予的「支持」。共產黨的部隊離開根據地，開始深入柬埔寨國土去推翻新建立的政府。四月三日，北越開始向柴楨省的柬埔寨軍隊進攻。到四月十日，柬埔寨軍隊已被迫撤出位於鸚鵡嘴地區的邊境陣地。共產黨還開始騷擾湄公河的運輸。四月十六日，北越和越共部隊襲擊了金邊以南的茶膠省省會。柬埔寨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時間早在美國採取任何行動的幾個星期之前。

同時，西哈努克還在四月二日譴責美國是「使印度支那三國出現戰爭和政治不穩定局面的罪魁禍首」。四月三日，他呼籲本國同胞進入叢林，到「已經在那裡建立起來的抵抗地區」去。四月四日，周恩來總理在訪問朝鮮時，正式表示支持西哈努克的抵抗運動。四月十四日，北京電台報道了西哈努克的「民族統一陣線」已於四月六日在柬埔寨柴楨省正式成立臨時委員會的消息。總之，到四月中旬，即在我們採取任何重大行動之前，西哈努克已經破釜沉舟地同共產黨攜手合作，共產黨已經決心推翻金邊政府，北越部隊已經深入柬埔寨境內發動進攻。

黎德壽在秘密談判中採取的態度無可懷疑地表明，河內已經把柬埔寨同越南戰爭正式聯繫在一起。他強調河內意圖推翻金邊政府，用河內可以接受的人取而代之，把柬埔寨用作在越南作戰的基地。三月十六日，即西哈努克被廢黜的兩天之前，黎德壽在秘密會談中指責我們，說五天前金邊發生的騷亂是我們組織的。我有力地否定了這個指責。我認為黎德壽火氣很大的發言令人十分擔心，所以我向總統報告說：「他們有關柬埔寨的發言是令人不安的，可能是要在柬埔寨增加壓力的跡象。」

南越突然出現的軍事「高潮」只能增加人們對河內大致意圖的擔心。這次「高潮」打破了從九月份起就一直存在的沉寂局面。三月三十一日，儘管我們還在同黎德壽繼續進行談判，而且提出了使戰爭降級的建議，北越方面卻在南越全境發動了幾十次進攻。美國一周陣亡人數高達一百三十八名，幾乎是上一周總數的兩倍。

這種情況為我們四月四日在巴黎舉行的會談進入高潮準備了條件。黎德壽再次指責我們，說我們要對柬埔寨的動亂負責；他實際上已對柬埔寨新政府宣戰：

你們認為可以利用一夥軍事反動派推翻諾羅敦·西哈努克，然後就沒事了。這種想法未免過分簡單。正是你們在那裡的行動使整個柬埔寨的人民奮起對抗美國代理人。他們已經對西哈努克親王和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的號召表示響應。高棉人民已經站立起來全力捍衛自由和中立。

我著重地然而徒勞無益地駁斥了他的指責：

我已經不可能使特別顧問相信我們同金邊出現的事態毫無關係，雖然我為他對我國情報機構的高度評價感到榮幸。如果這些情報機構知道我在此地，我就會把這種高度評價轉告它們。

這次也有一種簡單的檢驗方法。究竟誰在柬埔寨派有軍隊？不是美國。印度支那半島人民的語言天才再次使我印象深刻。我們曾經發現巴特寮是說越南語的，現在我們又在柬埔寨發現了同樣的現象。

你們在柬埔寨保持基地，利用這些基地進攻我們在越南的軍隊。對此，我們表現了極大的容忍……

我對黎德壽強調指出，美國不希望擴大戰爭。為此，我建議立即討論保證柬埔寨中立的具體步驟：

我們準備立即討論保證柬埔寨中立的明確的、具體的措施，使柬埔寨絕對不會在任何國際衝突中充當卒子。我們願意同你們在雙邊範圍內討論，也願意在國際範圍內討論……我們準備考慮使老撾和柬埔寨——特別是柬埔寨，因為它是一個新問題——的中立得到保證的各種合理建議。

然而黎德壽否定了關於實行中立或舉行國際會議的任何建議。他斷言，印度支那的衝突現在已經成為一體；他甚至根本不願討論把戰爭範圍限制在越南的問題。柬埔寨已經成為一個戰區；討論保持柬埔寨中立的問題是河內不能容忍的。早在我們採取行動的三個多星期之前，黎德壽就說：

印度支那三國人民——越南人民、老撾人民和高棉人民——在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保持了傳統的團結。這種團結是你們無法破壞的。現在面臨美國把戰爭擴大到柬埔寨的局面，三國人民將不惜任何代價，堅持鬥爭，直到勝利。

按照黎德壽的看法，不可能就柬埔寨中立問題達成任何正式協議。相反，在金邊奪權的那個政權必須推翻，「我們不承認朗諾-施裡瑪達政府。我們支持諾羅敦·西哈努克的五點聲明。我們深信，只要朗諾-施裡瑪達政府繼續留在柬埔寨，就不可能解決柬埔寨問題」。

在柬埔寨，同在越南一樣，我們當時面對的建議是：打開和平之門的唯一鑰匙是推翻現在的政府（雖然包括蘇聯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繼續承認這個政府）。四月六日，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發言人宣佈，聯合國將「同有效地控制了柬埔寨局勢的當局打交道」，實際上是承認了朗諾政府。

在柬埔寨，同在越南一樣，河內拒絕談判並蓄意擴大戰爭，並且只願討論奪取全部權力的問題。因此，柬埔寨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三個星期之前，我們總的說來是寧願西哈努克繼續在位的。現在，如果他通過河內的軍事壓力，並且作為河內的工具捲土重來，整個柬埔寨就會成為敵人的庇護所；通過西哈努克港的補給線將造成加倍的威脅。正如四月一日的一份工作人員計劃書指出的那樣，我們最害怕的是「一個受共產黨支配的西哈努克政府為越共和北越部隊提供安全的庇護所和後勤基地」。

正當我們逐漸無可奈何地認識到由於河內堅持要讓共產黨統治柬埔寨全部國土、柬埔寨中立已無可能的時候，柬埔寨提出了要求美國軍事援助的第一次正式請求。四月九日晚，朗諾的弟弟、金邊憲兵司令朗農要求會晤我們大使館的官員。朗農談到柬埔寨軍隊要從三萬五千人擴充到六萬多人；馬上需要十萬到十五萬件武器，最後將需要二十萬至二十五萬件武器，包括彈藥在內。

美國駐柬埔寨的代辦勞埃德·裡夫斯認為這些數字是誇大了的；他認為無法對柬埔寨的需要做出估計，因為他們沒有提供分類數字，說明他們要求提供什麼類型的武器。裡夫斯建議華盛頓「認真考慮通過第三方的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如果找得到的話——來提供武器」。朗農的要求最初是通過情報工作渠道加以考慮的，因為我們仍然渴望避免直接介入。秘密供應武器可以避免河內以此為借口發動全面進攻；這種做法本身也限制了我們所能提供的數量。當時大家一致認為，不應當把美國的軍事力量和美國武器投入柬埔寨。大家同意，我們的主要興趣是防止越南利用柬埔寨作為補給基地。我們甚至準備接受朗諾和越共之間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如果這種和解為柬埔寨政府繼續生存所必需的話。我們試圖按照裡夫斯的建議，通過第三方安排軍事援助。當時決定：指示裡夫斯建立同柬埔寨政府聯繫的秘密渠道；同法國交涉，鼓勵他們給柬埔寨提供更多的援助；探索是否可能找到其他的中間人；請國防部查明南越有什麼繳獲的共產黨武器和彈藥可以轉讓給（一直是用共產黨的武器裝備起來的）柬埔寨軍隊。當時並沒有授權提供美國軍事援助。

裡夫斯並未認真執行所有指示，他同東亞司完全合拍——當時東亞司正熱情洋溢地致力於保持一種比柬埔寨政府的看法更嚴格的（並且已經被河內完全拒絕的）柬埔寨中立。裡夫斯把通過第三方提供援助的建議變成了一篇說明美國不願直接捲入的學術論文。他向柬埔寨外交部長暗示，法國是提供軍需物資的符合邏輯的來源，並以贊成的口吻向國內報告：柬埔寨外交部長回答說，鑒於美國不願捲入，柬埔寨政府將僅同美國大使館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觸。

共產黨人並沒有表現類似的克制。四月十三日，柬埔寨在靠近南越邊界的貢布省的一個軍事哨所遭到蹂躪。四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柬埔寨在金邊以南的茶膠省的好幾處軍事陣地都被佔領。四月十四日，柬埔寨政府報告，有「數百名」越共士兵襲擊了金邊東北約二十五英里處波蘿勉省的戈羅卡。四月十五日，位於蒙多基裡省斯雷克頓的一個柬埔寨哨所陷入北越手掌，使沿一三一號公路往東的奧朗鎮的聯繫被切斷。同日，位於磅湛省克列地方的一個軍事哨所被共產黨攻佔，使柬埔寨方面無法同橫跨七號公路的該省省會棉末保持聯繫。四月十六日，越南共產黨部隊進攻茶膠省會被擊退。但是他們那天攻佔了貢布省的金船鎮。同日，一小股敵軍進攻了桔井以北的一個哨所和桔井省會南面的川龍。他們的戰略顯然是要切斷金邊同各省的聯繫，從而使朗諾垮台。

四月十四日，首相朗諾通過廣播宣佈：「鑒於局勢嚴重，從現在起有必要接受任何來源提供的任何不附帶條件的外援。」他指責共產黨使「有系統的侵略行動升級」。當我把這個情況告訴總統時，尼克松說，他決心不讓柬埔寨新政府在共產黨壓力下垮台。當天我就召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開會。這個小組的組成和過去基本上相同，但是讓更多的工作人員出席，文件也通過正式渠道處理。這種變化說明柬埔寨問題的發展已經超出情報系統的範圍，不久之後可能需要做重大決策。

會議組成可能是新的，但與會者不願美國捲入的情緒依然如故。我要求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就軍援水平和類型問題提出建議，既要從心理上解除朗諾的疑慮，又不要使河內有借口進一步加強攻勢。一致的意見是從南越庫存中拿出最多三千支過去繳獲的共產黨AK-47型步槍，通過南越渠道送給朗諾，從而保持我們不介入的姿態。包括我在內，大家都認為提供美國M-1型步槍的「時機尚不成熟」。正因為如此，我對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說，總統現在還不準備批准提供可供一千人使用的美軍裝備包（中央情報局有時秘密向友好部隊提供的整套小型武器）。當時沒有討論大中型裝備問題。國務院甚至連醫藥用品也不願公開提供；最後大家同意讓柬埔寨自己選擇提供這些物資的方式。總之，在北越方面已經走出庇護所、力圖孤立金邊三個星期之後，美國不多不少只拿出了三千支繳獲的步槍，暗中運交朗諾。我們沒有提供其他援助。

次日，柬埔寨政府要求我們給予軍事和經濟援助，使他們可以把軍隊擴充到二十萬人。這個要求顯然超過當時政策範圍，也大大超過據我們判斷柬埔寨能夠吸收的能力。四月十五日又舉行了一次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決定通過一個友好政府給柬埔寨提供五百萬美元（然後由我們償還），而不是正式開闢一條美國軍火補給線；這樣柬埔寨就有錢到公開市場上購買軍火。款額當然是象徵性的，同柬埔寨的需要完全不成比例，更低於柬埔寨提出的要求。數以千計的北越軍隊正在柬埔寨國土上有系統地破壞它的政府的權威，屠殺它的公民，鯨吞它的領土。對於這樣一個國家的政府提出的要求，這筆錢很難說是一種英勇的或緊迫的反應。

由於外來侵略的方式現在已經十分清楚。北越部隊正在柬埔寨全境進攻，特別集中攻擊省會和通往金邊的交通線。

北越的威脅和尼克松的沮喪情緒都在增長。在這種背景下，總統親自插手加緊對柬埔寨的援助。四月十六日，在同赫爾姆斯和庫什曼舉行的、主要討論建立中央情報局金邊站問題的一次會議上，尼克松下令撥付可供一千人使用的整套裝備，四十八小時前我曾按照他的指示予以否定。幾天後，他又把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批准的應急費增加了一倍，達到一千萬美元。事實上，在河內進一步升級使這些指示失效之前，在尼克松兩周後決定對庇護所採取行動之前，這些指示都還來不及執行。

起初出現過短暫的希望。蘇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雅科夫·馬立克在四月十六日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只有舉行新的日內瓦會議才有可能找到新的解決辦法，緩和印度支那半島的緊張局勢。」蘇聯要求召開新的日內瓦會議是一件聳人聽聞的大事；它必然使人聯想到朝鮮戰爭結束時的類似情況。美國政府認真分析了這個要求，輿論界也廣泛予以重視。這本來是我們最渴望探索的。我認為馬立克的發言事前不告訴河內簡直是不可能的——特別是黎德壽當時正在莫斯科。我給總統提供了以下幾種可能的解釋：

——北越的地位比我們的情報所說的要弱；河內特別擔心在柬埔寨再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它需要喘一口氣。在獲得一段喘息時間後，它可能設法中斷會議。（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會議都中斷過，時間長短不一。）

——在巴黎一切有效的接觸都陷入停頓後，河內感覺需要通過某種討論會來認真對付我們。此外，它也可能是想認真對待越南政府，而這只有在較大範圍內做起來比較容易。

——任何有關日內瓦會議的談論（即使還沒有開會的苗頭）都會限制我們對河內可能採取的任何新的軍事措施進行報復。（但是當蘇聯有些嚴肅的事務需要在維也納同我們打交道的時候〔指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我們懷疑他們是否願意這樣被人利用。）

但是我們還來不及作出答覆，馬立克就在四月十八日以蘇聯外交官慣用的冷酷方式撤回了他的「建議」——蘇聯外交官是善於突然變卦的老手，他們變了卦還說這實質上是符合邏輯的正統做法。馬立克突然不加解釋地把舉行日內瓦會議說成是不現實的，還說「美國人必須滾出越南，否則其他問題都免談」。談判之門又砰的一聲關上。會議開不成了；美國單方面撤出越南仍然是舉行談判的先決條件。

尼克松對我們反應之慢越來越惱火。他在閱讀一份關於柬埔寨內地某山區的一個越共基地的報告時，下令在兩小時內用B-52進行轟炸。這道命令多少有點不切實際，因為B-52飛到那裡就不止兩小時，而且那份報告還沒得到證實；此外，在做出其他基本決策之前用B-52深入柬埔寨內地進行轟炸還具有一種不符合我們的願望的象徵意義。他要求掀起一場心理戰，把西哈努克同共產黨人說成沆瀣一氣，使美國對朗諾的支持戲劇化。他過高估計了中央情報局進行「黑色宣傳」的能力，更過高估計了這種宣傳的影響。這種辦法也很快為形勢的發展所推翻。

到四月中旬，柬埔寨政變已經發生了一個多月，而美國還幾乎紋絲未動。到那時為止，我們還沒有提供軍事援助或情報支持，我們同新政府也僅保持形式上的接觸。政變本身是突如其來的；其後果不僅威脅到柬埔寨的自由，也威脅到我們在越南的整個地位。朗諾政府垮台之後，我們面臨的將不是靠近越南邊界的狹窄而孤立的庇護所，而是整個柬埔寨都將變成共產黨基地，其範圍沿南越邊界延伸六百英里，並擁有離海岸很近的補給線。越南化和撤退美軍的計劃將化為泡影。因此，我們是由於既非我們所能預測也非我們所能控制的柬埔寨形勢的發展而猶猶豫豫地、無可奈何地被迫支持朗諾的，我們採取的一系列折衷措施也總是落後於迅速惡化的形勢。那個時期做過重大決策的所有各方——河內、朗諾、西哈努克、美國——當中，我們的選擇自由最小。記錄證明，儘管三月政變也出乎北越意料，他們無疑應對柬埔寨發生的事承擔最嚴重的責任。他們對柬埔寨領土的非法的、蠻橫無理的佔領破壞了西哈努克那個中立主義國家存在的脆弱團結；早在西哈努克垮台前，他們就搞了一個紅色高棉來反對西哈努克；當西哈努克流亡國外時，他們又利用他來提高那一小伙匪徒的聲譽。四月四日，黎德壽不僅拒絕討論在印度支那任何地方實行停火，而且拒絕討論有關柬埔寨中立的任何方案。是他們決定在一個只希望不受干擾的小小中立主義王國流血的屍體上打到底，而不是我們。

所以，柬埔寨的苦難具有希臘悲劇式的必然性。共產黨人決心奪取全面勝利；西哈努克受到傷害的自尊心使他同過去的死敵聯合起來；而我們那時已在撤離印度支那，正在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

但是在局勢變得無可挽回以前有過一段短短的間歇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我們為了維持自己在越南的地位還不得不再採取一個單方面行動來削弱這種地位，因為當時已到做出新的撤軍決定的時候了。

四月二十日的撤軍聲明

表面上，問題很簡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宣佈的）最近一次撤軍是到一九七年四月十五日為止的四個月內撤出五萬軍隊。由於我們已經撤出十一萬五千軍隊，進一步撤軍顯然將開始嚴重削弱我們的戰鬥力。矛盾一目瞭然。撤軍有助於醫治國內公眾的創傷，但這樣一來河內就沒有必要同我們就脫離接觸問題討價還價了。如果越南化不能填補我們撤軍造成的防務缺口，我們不僅可能失掉用於談判的槓桿，而且可能使南越喪失獨立，我們做出犧牲的整個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雖然各部門口頭上都支持越南化，但到一九七年中至少出現了三派意見。國務卿羅傑斯在國內政策方面是有經驗的。他對公眾和國會的意見非常敏感，然而對美國失敗可能帶來的地緣政治後果、對根據國內考慮做出的決定可能給我們的談判地位帶來什麼影響，則比較缺乏本能的反應。他主張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撤出盡可能多的軍隊；至於軍事上的影響，他認為不屬於他的職責範圍。他主管的國務院不斷提出使西貢窮於應付的實行政治改革的建議；這些建議主要是為了應付美國國會的壓力，而並不符合一個僅具有程度有限的民主傳統、遭到數十萬敵軍和游擊隊蹂躪、被戰爭弄得支離破碎的國家的實際情況。

萊爾德部長在總統的高級顧問當中是政治上最精明的。他瞭解每次民意測驗反映出來的公眾的矛盾心理：既反對單方面撤軍又要求結束戰爭，把減少我們軍隊的實力看作是前進的跡象。萊爾德希望同這種情緒保持協調。他願意使越南化真正有成功的機會，所以長期主張在越南留下幾十萬美國軍隊。但是他要求把人數迅速降到這個水平；為了保持公眾的信任，他認為重要的是使我們的撤退盡可能顯得堅決一些。他還把越南看成是使他難以實現武裝部隊現代化計劃的障礙，認為如果他支持撤軍就可以減少國會要他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為了保證實現他選擇的方針，萊爾德力圖把撤軍速度同國防預算套在一起，使撤軍方面的任何拖延都必然會減少武器採購——也就是用威脅各軍種心愛的新計劃的辦法使他們贊成迅速撤軍。

起初我是總統高級顧問中最抱懷疑態度的人。但是越南化一旦開始，我就竭力使它擁有獲得成功的機會。此外，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的同事並不全都清楚的話——我們在越南化問題上承擔的義務正在逐漸減少我們的選擇餘地。當時許多人建議規定一個期限。這已成為公眾和國會辯論的主題，並在政府中層人士裡面獲得部分支持。倘若我們願意接受西貢垮台的局面，我們本來可以採納其中任何一個建議。但是，如果我們關於美國失敗會給全球造成什麼後果的談論是認真的話，我們就必須給南越時間，使他們可以取代美軍而不至引起災難。此外，如果我們想要有節制地使用我們進行談判的有利條件，我們撤退的戰略必須使總統擁有按照敵人的行動加速或放慢撤軍速度的某種自由處置權。尼克松也是這麼看的。

這些觀點上的分歧有的只有細微的差別，有的則是實質性的。由於各方要員對公眾的看法都非常敏感，分歧就顯得更加尖銳起來。大家都想從撤軍計劃中撈一點功勞；誰也不願為撤軍可能帶來的失利或失敗受到責難。立此存照的備忘錄數量激增；它們的作者大概認為歷史對主張大量撤軍者會採取仁慈的態度。熱衷於獵取一切可能的機會使自己得到有利宣傳的總統小心翼翼地保持緘默。他害怕話講多了，他手下的人會透露比他準備授權撤退的人數更高的數字，使他在公眾眼裡處於不利地位。

這是誰也難以勝過萊爾德的一場博弈。萊爾德是一個愛國者，他的一切本能都是要贏得戰爭；他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瞭解贏得戰爭的前景再好也是成問題的。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客。他完全願意支持一項強硬政策，只要不把他看成是這項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就行。發生危機時，他是一個令人生畏的人物。在緊張地對付危機的時候，他會鋪天蓋地拋出一系列備忘錄，使大家幾乎無從瞭解他的真正意圖或——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確切建議。

每一個撤軍決定都為萊爾德表演他的驚人絕技提供了舞台。一九七年，他很早就開始表演了。二月二十七日，他寫信給總統，說明在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財經年度要從預算上為美國對越南的軍事行動分配「日益匱乏的資源」將越來越難於做出抉擇。預算情況「按任何合理標準來說都是緊張的」；改變戰鬥需要還可能造成新的「資源問題」，而為此重新安排資金將「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萊爾德提醒總統說，一九七一年財經年度的預算是根據美軍戰鬥行動和支援活動將要減少的假設安排的，這些約束「相當嚴重地限制了我們強行增加軍事活動的能力」。換句話說，萊爾德既反對進行新的或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但又力圖把任何軍事失利說成是由於預算限制而無法進行新的軍事行動的結果。

三月十一日，我徵求惠勒將軍的意見，請他談談究竟是一次宣佈四個月（當時考慮的最大限度）的撤軍數字比較好，還是每兩個月一次、分兩次宣佈撤軍比較好。惠勒在三月二十日送來一份未署名的備忘錄，作為答覆。這份備忘錄是通過黑格轉給總統的，以免通過國防部渠道引起麻煩，也避免肯定會使萊爾德大發雷霆的局面。惠勒建議採取「一氣呵成方式」，因為時間放長一點可以把關鍵部隊留到最後撤，更靈活些。但是，他補充說，鑒於「總的形勢」尚難逆料，他主張根本「不要進行新的重新部署」。他強烈要求把下次撤軍決定擱置九十天。

四月四日，萊爾德提出一份冗長的備忘錄，再次參加辯論。備忘錄的意圖是提醒大家注意我們在越南花的力氣是「巨大而昂貴的」。他建議固定每月撤軍人數，並相應減少B-52和戰術空軍活動。萊爾德侵犯國務院的職權範圍，建議我們設法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他要求我們建議在越南停火，並提出使老撾和柬埔寨戰爭降級的有份量的新建議，為巴黎和談任命一名新的高級大使，或者研究一下法國提出的召開印度支那會議的建議。除此之外，萊爾德保證全力支持總統的政策和計劃。

萊爾德不瞭解這些方案已經全部遭到黎德壽拒絕，錯不在他；事實上，我們的國防部長在這樣一種真空狀態中工作正是我們政府管理方法的一個弱點。但是，他在備忘錄中提出的問題超出了他的策略知識的範圍。至於他有關軍事問題的建議，正如我在作為附件送交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的那樣，全都假設敵人的威脅會伴隨我們的撤退相應減少。相反的情況倒是更有可能。

整個戰爭時期，政府內外都有許多人主張避免軍事解決而尋求外交解決。但是，赤裸裸的事實是：我們的對手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根本無法理解這種區別。每次我同黎德壽會談，他都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描繪我們的軍事處境如何毫無希望。他認為這是終將迫使我們接受北越要求的「客觀」因素。單純的外交是沒有出路的。軍事同政治必須保持步調一致，否則兩方面都會勞而無功。一九七二年以前，河內從來沒有在政治上給我們選擇的餘地；它在談判中採取的立場是要求我們單方面在很短的期限內撤走，要求推翻西貢政府。河內這麼做是因為它相信自己正在取得勝利；只是在軍事僵局已經明顯之後，它才選擇妥協的道路。

我同其他高級顧問一樣竭誠致力於政治解決，甚至比他們更樂於提出談判方案。但正因為如此，我才要求制定一種可以說服河內進行妥協和談判的軍事戰略。確定期限和自動撤退無助於政治解決，而只是浪費我們藉以討價還價的有利條件。我認為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即我們的撤軍計劃既慢得無法使我們的批評者滿意，同時又快得使我們無法取得軍事和政治的效果。這根本不成其為政策，而是放棄職守；為了推遲垮台，結果倒會使垮台成為不可避免。

四月八日，艾布拉姆斯將軍對形勢的估計送到了白宮（事實上幾乎三個星期以前就送出了，但是因為他的意見不受歡迎，被五角大樓扣下以供「研究」）。它支持惠勒使撤軍暫停九十天的建議，而對萊爾德減少戰術空軍活動和B-52出擊架次的主張表示嚴重懷疑。艾布拉姆斯強調美軍的撤退使他不得不把南越部隊用於消極防禦。因此，B-52已成為他手中唯一的戰略後備。四月十五日，我給總統送去一份備忘錄，指出越南化的成果還很「脆弱」，盟國軍隊的使用已「緊張到接近他們能力的極限」，因此國防預算實際要求的那種大量減少空軍活動的做法將產生令人不安的影響。我建議總統下令對越南化必需的空中支援進行研究。四月十七日頒布了一道這樣的命令，制止了在眼前危機中減少活動的做法。但是秋天又開始——以幾乎難以察覺的方式——減少空中活動了，結果敵人在一九七二年發動攻勢時我們不得不大量增援。

我認真看待艾布拉姆斯和惠勒要求保持部隊水平的意見，特別是考慮到北越已在老撾和柬埔寨發動攻勢。但我也知道，停止撤軍九十天會引起頭一年夏天曾經發生過的那種公眾抗議，使最後不可避免要恢復的撤軍看上去是失敗的表現。我的結論是：主要毛病出在看似一成不變的時間表上。人們期待我們每隔數月就宣佈一次撤軍，此事每次都會在政府部門內部和公眾當中引起辯論。這些國內強加的期限正在削弱使我們能夠支持下去的力量，使人懷疑我們的意圖。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建議尼克松宣佈一個巨大的撤軍數字，同時把撤軍時間延長到一年。我同惠勒將軍磋商後提出的總數是十五萬人。按每月平均數計算，這比過去略有增加；但是，作為補償，我建議開始九十天只撤出很少數的人，大部分人計劃在一九七一年撤出。尼克松明白這種做法使他在戰略上擁有靈活處置的餘地，並且可以在公眾中造成有利影響。另一方面，他確信如果把他的意圖透露給手下的人，就會使自己至少在三方面捲入爭論的漩渦：他們會設法把他的計劃化為按月固定的數字；他們將要求增加人數；最後幾乎肯定會有人把消息洩露出去，故意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其他的人曾經建議一個甚至比這更大的數字。

結果是一局錯綜複雜的官場棋賽：尼克松在我的協助下一面向業已確定的方向移動棋子，一面故佈疑陣，使他的內閣摸不清他有什麼打算。我們首先需要瞭解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反應。四月六日，我通過秘密渠道給他們發了電報：

……任何宣佈如果大大低於過去已經定型的格局，都可能給我們同國內批評者的關係造成重大困難。因此他考慮宣佈的決定是在今後一年內至少撤出十五萬人，但今後幾個月內如果要撤的話也只是象徵性的。你們對這個方案的影響有什麼看法，盼告。

四月八日，艾布拉姆斯和邦克通知我說，如果在一九七年內軍隊大部分留下不撤的話，那麼一年內陸續撤出十五萬人的方案是他們，並且按他們判斷，也是阮文紹總統可以接受的。此外，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堅持B-52出擊架次必須保持盡可能高的水平，特別是一九七一年上半年軍隊人數迅速大量減少的時候。

此時，華盛頓官場博弈的複雜性達到了新的高度。總統撰稿人開始為宣佈新一輪撤軍起草講稿，但把人數和時間空著不填。四月十一日，我通知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現在總統需要取得阮文紹同意。我強調必須「絕對保密」，因為在華盛頓除尼克松本人和我以外誰都不知道總統的意圖；邦克必須向阮文紹強調防止走漏任何風聲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政府各部門也在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和意願給邦克下達指示，使用的數字同正在通過秘密渠道磋商的數字大相逕庭。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在使這兩套指示保持有條不紊方面幹得真了不起。阮文紹同意了我們的方案，但在時間和飛機架次問題上保留了艾布拉姆斯和邦克原先報告過的那些條件。

四月十七日，尼克松前往夏威夷歡迎返回地球的「阿波羅13號」宇航員。為了密切注視柬埔寨局勢和撤軍問題上的策略鬥爭，我沒有陪他去。太平洋美軍司令約翰·麥凱恩海軍上將在檀香山向尼克松做了詳細匯報。這位性情執拗的猛將的舉止風度、火爆脾氣和說話方式簡直同水手波拜[16]一模一樣。他的兒子成為河內戰俘已經好幾年了；這個悲劇並沒有使他畏縮不前。為了取得他的本能和教養所要求，然而政治現實不容許他得到的勝利，他進行了鬥爭。麥凱恩使尼克松明確看到老撾和柬埔寨存在的危險，使尼克松更加堅信撤軍計劃必須靈活。

四月十九日晚，尼克松和我在聖克利門蒂重新會合。尼克松在遠離內閣成員三千英里的地方向報界宣佈，他將在第二天晚上就駐越美軍重新部署問題發表演說，但拒絕吐露任何內容。我們被來自華盛頓，特別是來自萊爾德的電話弄得應接不暇。尼克松拒絕接電話。他指示我在第二天早晨告訴萊爾德和羅傑斯，說他正在考慮只宣佈每月撤軍數字而不講總數——同實際情況正好相反。他的目的是避免洩露他已決定的總數或其他任何數字。

四月二十日下午很晚的時候——那時要把消息洩露給電台晚上的新聞節目已經來不及了——我從聖克利門蒂給萊爾德和羅傑斯打電話，告訴他們總統的決定是：一九七一年春季結束以前撤出十五萬人，其中六萬人一九七年撤出，其餘九萬人一九七一年撤出。在一九七年的人數中，大部分要在八月一日以後撤出。四月二十日，尼克松宣佈了他出人意料的決定。這是我們藉以維持我們在越南的努力的精心傑作之一。它既滿足了制定撤軍日程的政治需要，又滿足了軍事上的需要，即未來三個月內，在河內部隊進攻柬埔寨並在老撾挺進的關鍵時期保持盡可能多的軍隊。無論官僚機構施展過什麼計謀，無論每月撤軍數字有過什麼起伏，事實仍然是事實：我們已在一年之內作出計劃，要把軍隊從我們上任時發現的最高數字——五十四萬九千五百人——整整減少二十六萬五千五百人。

羅傑斯擁護總統的決定；使他感到遺憾的只是由於無法更加頻繁地宣佈撤軍，總統喪失了定期從公眾壓力下獲得喘息的機會。萊爾德要求使撤軍速度更均勻些；他堅持要見到尼克松。我把這次約見安排在第二天，地點是華盛頓。尼克松發表聲明後立即飛返華盛頓。當他們四月二十一日見面時，尼克松向萊爾德解釋說，未來兩三個月內「我們必須進行一場激烈的競賽」，因此不得不推遲撤軍。萊爾德表示異議。他說：「我希望你知道你存在一個財政問題。這你是知道的，是嗎？」（這是萊爾德喜歡用的一個詞，無論別人是否能夠弄懂他剛剛表達的意思——特別是在別人弄不懂的時候。）總統說他確實知道。萊爾德對總統說，他必須在十一月國會選舉前撤出六萬軍隊，否則「你就甭搞選舉了」。尼克松回答說，別人將按照我們最後離開越南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一定時期內多少人離開越南這個標準對他作出判斷。尼克松說他將「考慮」萊爾德的警告。

當尼克松告訴一位內閣成員他將「考慮」某件事的時候，這幾乎總是意味著他希望避免面對面的衝突，然後就會通過霍爾德曼或用備忘錄的形式確認他原來的決定。情況果然是這樣。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一日[17]，尼克松給萊爾德送去一張簡短的便條，後面簽上他姓名的縮寫：

致國防部長的備忘錄：

經過我們昨天下午的討論，我希望重申我的決定：今年重新部署的軍隊不得超過六萬人。應按此制訂計劃並於五月一日前呈報給我。

在我重新審查計劃以前，不應安排進一步撤軍。

萊爾德表面上欣然接受了這個決定。但是他十分瞭解自己的上司，所以會在比較有利的時機重新提出爭論。八月，他使總統相信如果要使柬埔寨行動的勝利引人注目，最好的辦法是——同總統原來的打算完全相反——在一九七年底以前撤出九萬人，一九七一年再撤六萬人。萊爾德達到了目的。尼克松默認了這種做法，部分是因為他討厭不斷爭論，部分是因為國會選舉已迫在眉睫。

我如此不惜篇幅討論撤軍問題是因為它可以深入說明兩個有關的難題：一是我們想要擺脫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場戰爭，而又陷入毫不妥協的國內反對派和毫不妥協的河內兩頭夾攻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一是尼克松政府的領導作風問題。

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同公眾辯論的性質之間存在的鴻溝反映了我們的越南政策左右為難的情況。我們面臨的現實是敵人在老撾和柬埔寨的攻勢威脅到我們在南越的軍事地位。然而在客觀威脅日益增加時，人們卻要求我們繼續實行單方面撤軍計劃。公眾辯論的焦點集中在我們是否面臨在另外兩個遙遠的國家裡不知不覺承擔新的「義務」的危險。我們面臨的現實是只有防止這些國家垮台才能加強南越人的力量，使他們能夠收拾我們撤軍造成的殘局，而不至潰不成軍。公眾的辯論否定一切軍事考慮，認為軍事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勞，同我們的外交希望達到的目的不是毫無關係就是不協調的。（武元甲將軍肯定不知道這種看法。）我們同黎德壽的接觸已足以使我們懂得，沒有一個說得過去的軍事戰略，就談不上有效的外交。

至於尼克松的領導作風，他是願意面對現實做出決定的。一旦確立自己的信念，他敢於毫不留情地抓住核心問題；但是每做出一個引起爭論的決定都使他更感到無限孤獨。他確實幾乎沒有辦法面對意見不同的人，也害怕去說服或鼓舞他的下級。他躲在自己織成的繭裡獨自做出決定，而不願和意見不同的人交換意見。這是一位在作出決定方面堅強有力，而在實行領導方面不能堅持到底的總統。決定的制定和執行給他和其他人留下了這麼多傷痕，以至政府部門的團結成了總統職權祭壇上的犧牲品，事與願違地促使剛愎自用的下級盡量規避執行他的指示。尼克松不屑做任何努力來灌輸集體精神，並且一般不吐露自己的打算，等於鼓勵他的內閣誇大本部門的自主權。反過來這又加強了他認為官僚機構不支持他的信念；這個官僚機構確實也很少為執行他的命令的精神特別賣力。這一切已經成為惡性循環：總統越來越向自己孤獨的殼中蜷縮，使主要決定權日益集中於白宮，反過來又增加了他任命的人當中存在的憤懣和對抗情緒。

不久之後，這種程序就會受到另一次危機的考驗，使白宮再次處於漩渦中心。如何對待柬埔寨已經到了非做出決定不可的時候了。

進攻北越的庇護所

歷史學家很少對政策制定者心理上承受的壓力給予公正的評價。他們能夠得到的文件是為各種不同的目的寫的，發表時受到當時條例的限制，日益粉飾現實，並不都能說明決策時的情況。至於各種意外事件、各種難以捉摸的因素、擔心和猶豫加在一起造成的影響，則是任何文件都無法說明的。

一九七年三四月間是非常緊張的時期。我同黎德壽的談判看不出會有什麼結果，令人十分惱火。我們面臨的局面是：老撾看來出現了一場重大攻勢；柬埔寨政變和接踵而至的北越在柬埔寨全境出擊；蘇聯戰鬥人員出現在埃及——這是它第一次在衛星國範圍外冒戰鬥的風險。當這些事件紛至沓來時，總統日益煩躁。尼克松把自己受到的挫折歸咎於官僚機構在執行他的願望時辦事拖沓、反覆無常，又把這種狀況說成是三十年民主黨統治的流毒。霍爾德曼逗趣說總統的「情緒好極了」；他們在電話中一個問題還沒談完，尼克松就把電話掛斷了好幾次。

四月十三日，正當柬埔寨形勢即將出現決定性轉折時，節外生枝發生了一件使尼克松大傷腦筋的事——「阿波羅13號」發生了故障。四月十一日這艘宇宙飛船發射不久之後就可看出它運轉嚴重失靈，宇航員可能不得不乘坐為在月球短暫著陸設計的狹窄而脆弱的登月艙環繞月球飛行。我是晚間十一點鐘左右獲悉此事的。我想設法通知總統，但卻受阻於霍爾德曼為確立自己的權威而制定的一種愚蠢規定：沒有他的明確授權不得叫醒總統。他拒絕為一件在他看來不涉及外交政策考慮的技術問題叫醒總統。我警告霍爾德曼說，不讓總統瞭解此事將很難做出解釋；他堅持公共關係屬於他的職權範圍。翌晨，龍·齊格勒不得不從語言上玩弄花招，在不直接撒謊的情況下暗示總統似乎整夜都在坐鎮。

在柬埔寨所受壓力成倍增長的那個星期，援救宇航員問題佔據了尼克松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不僅如此，「阿波羅13號」事件還使他不得不在四月十七日前往夏威夷，去歡迎在同無限空間的遭遇戰中幾乎是奇跡般地倖存下來的宇航員返回地球。麥凱恩海軍上將的軍事匯報說明了我們在柬埔寨面臨的風險，也說明了柬埔寨形勢給越南化帶來的威脅。這次匯報增加了尼克松的不安，促使他更快做出決定。但是尼克松的思想狀態首先還是緊迫的客觀原因造成的，這些原因是任何認真看待總統責任的人都無法忽視的。後來在水門事件時期，霍華德·貝克參議員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問題：「他知道什麼？是什麼時候知道的？」這個問題現在同樣適用。

四月頭兩個星期，共產黨就對柬埔寨城鎮和交通線發動了一系列進攻，現在更進一步升級。四月十七日，森莫諾隆（蒙多基裡省的省會）附近幾個柬埔寨政府軍哨所被北越攻佔。同日，柬埔寨軍方發言人宣佈，敵軍已在前兩周內把控制地區擴大了一倍以上。四月十八日，柬軍一個營在湄公河西岸金邊以南二十五英里處遭受重創。沿湄公河再往南，柬軍設在興雷的一個司令部被敵人重兵圍困了一個星期。四月二十日，敵軍向桔井省的斯努進攻失利。在干丹省，共產黨部隊暫時佔領了金邊以南約二十英里的薩昂鎮。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即總統宣佈撤軍的第二天，共產黨部隊攻擊茶膠市並切斷從茶膠通往金邊的道路。

共產黨軍事行動的格局日益明顯。惠勒將軍缺席期間，代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報告說，在北越和越共的優勢兵力面前柬埔寨武裝部隊「作用極其有限」。他寫道：「敵人的目標很可能是孤立金邊市，從各方面對金邊施加軍事壓力，最後在適當的時候或許把西哈努克弄回來，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控制。」

共產黨的政治壓力也在升級。四月二十一日，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通過越共秘密電台號召推翻朗諾。同日，西哈努克從北京播發了一個文告。據河內電台報道，他在文告中號召柬埔寨人「立即拋棄和孤立朗諾-施裡瑪達反動集團，把槍口對準這些賣國賊」。

主張改變政策的人寫的歷史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面：一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受到美國部隊猖狂進攻，並被推入一場本來可以避免，但由於美國迷戀軍事解決而未能避免的內戰中去。事實並非如此。西哈努克早在三月二十日，即他被推翻兩天之後就對柬埔寨新政府宣戰，同曾經被他搞得走投無路的共產黨人站在一邊，並在北京安頓下來——北京當時仍被認為是全世界最革命的首都，而且我們同北京沒有任何聯繫手段。四月，共產黨發動了一系列進攻，企圖推翻柬埔寨現存政府結構。黎德壽已經在三月十六日拒絕了使軍事活動降級的一切建議，四月四日又拒絕了有關中立化的一切建議。他聲稱柬埔寨、老撾和越南人民是一個整體，他們將並肩戰鬥，直到在整個印度支那贏得勝利。到四月下半月，北越方面已經在有計劃地擴大他們的庇護所，把這些庇護所合併成一個「解放區」。他們正在包圍金邊，切斷通往金邊的一切道路——使用的正是五年後導致金邊陷落的那種戰術。

如果這些措施通行無阻，迄今一直局限於靠近越南邊界的一些狹窄而荒無人煙的地區的共產黨庇護所，就會組成一個連成一片的大根據地；這個根據地將擁有一定的縱深並且有一個使他們可以迅速調運部隊和補給品的後勤系統。四月二十一日，我對一批共和黨參議員說：我們本來寧願要原來的西哈努克政府。但是西哈努克的歷次聲明幾乎無可懷疑地表明，我們已經失去做這種抉擇的機會。如果朗諾倒台，重新上台的西哈努克將領導一個共產黨政府，而不是保持中立、在相互對立的各種勢力之間起平衡作用。他本身的需要（以及他受到傷害的虛榮心）將使他不得不清洗過去他曾經藉以在對立各派間保持行動自由的溫和派；他將被降為一個掛名元首。西哈努克港將重新對共產黨補給品開放。在南越的整個南半部，安全狀況將急驟惡化。

到四月二十一日，越南侵略成性的行動已經使基本問題暴露無遺。這個問題就是：越南化僅僅是用來掩飾美國失敗的一種托辭，抑或是一項用來達成光榮和平的嚴肅認真的戰略？如果是前者，則撤軍速度和鄰國局勢都無關緊要；事實上，任何加速南越崩潰的事態都會使我們因禍得福。某些反對派，如喬治·麥戈文參議員，採取的就是這種立場。雖然我認為這種立場違背國家利益，但還是合乎情理的，是誠實的。使我百思莫解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自稱存在一條中間道路，既可避免越南的崩潰，又可無視共產黨即將接管柬埔寨的事實。

如果河內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征服了柬埔寨，這將給南越致命的一擊。這一點是沒有人真正懷疑的。當戰爭仍在進行時，它的主要盟邦卻在加速撤軍和減少空軍支援。正當河內增加援軍使戰鬥力大大超過前一年水平的時候，卻要求西貢接受這種嚴峻考驗。如果此時此刻柬埔寨變成一個統一的武裝營地，災難將是無法避免的。西貢需要時間來鞏固和加強它的部隊；美國必須在盡可能長的時間內對敵人保持可靠的威脅；必須減低河內滲透的速度，摧毀它的補給品，從而削弱它發動攻勢的潛力。這是越南化、美國撤軍和河內攻勢三方面進行的一場競賽。

戰略上無法把柬埔寨看成一個與越南無關的國家。一九七年，柬埔寨本國的共產黨部隊——殺氣騰騰的紅色高棉——規模尚小，而且完全依靠河內提供補給。從柬埔寨那邊威脅南越和美國的部隊全都是北越的；那裡的根據地是越南戰爭的一部分。正在為切斷交通線忙個不停的北越部隊已經佔領柬埔寨四分之一國土。所謂「在柬埔寨陷入新的戰爭泥坑」的危險是荒誕的說法；在柬埔寨碰到的敵人就是在越南碰到的敵人。無論我們在柬埔寨與什麼部隊作戰，我們都無需再在越南對付這些部隊了。反之亦然。正如黎德壽宣佈的那樣：戰爭當時已經成為一個整體；柬埔寨之所以出現動亂，正是因為河內決心用它作為入侵南越、在印度支那建立霸權的一個基地。

到四月二十一日，我們已經面臨嚴峻的抉擇。我們可以讓北越席捲整個柬埔寨，使柬埔寨成為整個戰場無可爭議的一部分，然後我們可以從空中和海上發動進攻——甚至羅傑斯四月二十一日也對我說：如果共產黨接管了柬埔寨，他認為那就應當取消一切轟炸限制。另一種辦法是：我們阻止他們吞併柬埔寨，支持得到聯合國以及包括蘇聯在內的其他大多數國家承認的政府的獨立。〔註解：十分有趣的是，我們的柬埔寨政策的一個最固執的批評者對我們當時面臨的抉擇也是這樣分析的：早在三四月間，政府在怎樣對柬埔寨事態做出反應方面曾經有過選擇的自由。如果政府當時決定不鼓勵朗諾，更不用說去武裝朗諾的話，它本可以促使西哈努克重新上台，至少是促使朗諾設法維持柬埔寨殘缺的中立地位。這可能不是華盛頓理想的解決辦法，它很可能意味著建立一個受河內控制的政府，至少要讓共產黨繼續使用西哈努克港（已被朗諾重新命名為磅遜）和那些庇護所。但是，正如遭到封鎖的《全國情報估計》指出的那樣，除非永久佔領，否則這些庇護所對南越政府永遠都會是一個軍事難題；從地理和革命戰爭方面來看，都是如此。[18]這段話之所以有趣，首先是因為它集中反映了對一九七年柬埔寨事態的各種錯誤看法。我敘述的情況無可懷疑地說明我們並沒有鼓勵朗諾；在北越軍隊蹂躪一個中立國家幾個星期之後我們甚至還沒有開始武裝朗諾。由朗諾恢復柬埔寨中立地位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黎德壽已經明確加以拒絕。此外，西哈努克當時的地位已經使他不能保持中立了。過去他的政府是由朗諾派組成的，將來他也需要有這一派的核心人物才能同他新結識的紅色高棉「朋友」保持均勢。但是他只有摧毀朗諾派才能重新上台。因此，我們面臨的實際前景恰好是前面引用的那段話描繪的最可能出現的結局：重新開放西哈努克港，金邊成立受河內控制的政府，重新開放的庇護所現在將包括柬埔寨整個東部地區，而不再是一條孤立而狹窄的地帶。那段話同我的看法截然不同之處在於它斷言我們有過「選擇的自由」。我們恰好沒有這種自由，因為它描繪的那種前景意味著印度支那軍事力量對比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南越的生存將是一種勢不可擋的、無法克服的、決定性的威脅。至於所謂「遭到封鎖的」《全國情報估計》，那是另一個虛假消息。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從來沒有「封鎖」或壓制過任何情報估計。這種估計照例發給一切主要部門。中央情報局送來的情報在每次政策協商時（包括就柬埔寨問題做出決定前進行的協商）都是一個重要因素。尼克松四月份至少在三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或閣員級討論中聽取過赫爾姆斯局長詳盡的匯報，更不用說他私下還三次會見過赫爾姆斯。〕

四月二十一日以前沒有人考慮過進攻庇護所。最後決定是四月二十八日做出的。因此，要瞭解何時誰知道什麼，就需要比較詳細地回顧一下做出決定的過程。

四月十八日麥凱恩海軍上將向尼克松做的匯報無疑已使尼克松在柬埔寨問題上開始萌生的憂慮明確起來。尼克松擔心的程度已足以使他要求麥凱恩四月二十日到聖克利門蒂去給我做一次同樣的匯報。毫無疑問，前一星期連續用腦過度使尼克松變得有點神經質了；但是這一點並不能改變事實，即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在前往聖克利門蒂同他會合途中，我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看不出我們怎麼能夠袖手旁觀、瞧著柬埔寨倒下去而不同時瓦解我們在越南的全部事業。要不是麥凱恩在某種意義上先我一步的話，我本來也會向尼克松提出這個問題。尼克松返抵華盛頓後第一個行動就是確定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時同赫爾姆斯和我開會瞭解最新情況。赫爾姆斯的匯報說明北越正在柬埔寨全線出擊，金邊要長期頂住這種進攻是不可能的。在討論我們（微不足道的）反應執行情況時，尼克松發現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四月十五日批准、後來不久他又加撥一倍，供柬埔寨購買武器的五百萬美元，由於官僚主義的拖沓仍未撥出。他四月一日下令、四月十六日又堅持撥給中央情報局的通信設備也沒有運出。尼克松暴跳如雷，下令立刻把錢撥走。他決定第二天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來確定總的戰略。

在準備過程中，我問威斯特摩蘭將軍，讓南越部隊進攻庇護所是否可行。他認為能起作用，但如無美軍支援就不能起決定性作用。我還通過秘密渠道給埃爾斯沃思·邦克發去一份電報，要求瞭解他和艾布拉姆斯對西哈努克重新上台或共產黨在柬埔寨獲勝可能造成的軍事、政治和心理後果的「真實判斷」。同時，我請他們就可能採取的對策提出建議。

從二月份起，南越方面就考慮在我們的後勤支援下偶爾稍稍越過邊界——越過三英里左右——打進庇護所去，行動規模不超過一個連，目的是搜尋武器貯藏所。黑格將軍一月份訪問南越後報告說：越過柬埔寨邊界幾英里處就有敵軍補給品貯藏所；這些貯藏所離居民區太近，所以B-52把它們當做轟炸目標可能傷及無辜。萊爾德二月份訪問越南時已經授權艾布拉姆斯將軍為南越部隊穿過邊界短途出擊提供後勤支援。三月二十七日南越部隊就進行過一次越界作戰，報界已予報道。第二天他們再次越界作戰，也報道了。三月二十八日，白宮新聞秘書龍·齊格勒宣佈，現在已經授權美軍戰地司令官在美國部隊受到威脅時可以越過柬埔寨邊界。

我獲悉第一次越境作戰的消息時，就要求在我們根據新的形勢做出考慮周密和協調一致的判斷之前，暫時停止這種行動，以免河內以此為借口擴大戰爭。我不願讓戰地司令官的戰術決定確定政策。在發出這些指示以後，我就去度我（早就安排好了的）一個星期的假日了。因此，執行這些指示的電報是黑格三月二十七日發給邦克的。電報說：

如果這些行動繼續下去，我們就會受到指責，說南越政府正在把美國拖進更大的戰爭。

基辛格先生知道你在這方面並不能自行其是，但希望你能鼓勵阮文紹除現行美軍作戰條令適用的情況外不要採取這些行動。基辛格先生希望你瞭解：雖然總統理解南越的動機，他擔心越境作戰會危及我們為保持國內目前對我們總的越南政策的支持而做的努力，這種風險可能超過越境作戰帶來的軍事上的暫時利益。

三月三十日，邦克按照指示會見了阮文紹，向他解釋了應當暫停越境作戰的理由。邦克對他說：我們的目標是防止戰爭擴大。阮文紹接受了我們的建議。三月三十一日，《紐約時報》警告說：柬埔寨政府願意讓盟軍越境襲擊共產黨庇護所一事可能使美國更深地捲入戰爭。柬埔寨政府隨即在三月三十一日「忠實執行嚴守中立的政策」，正式否認曾授權美國和南越進行這種襲擊。

同日，當我仍在休假時，萊爾德往謁總統，對停止越境作戰表示抗議。我電話指示黑格在我回來之前設法推遲答覆，無論如何在我四月四日按預定計劃會晤黎德壽之前不要授權繼續越境作戰。總統否決了我的建議。他命令黑格通過秘密渠道指示邦克恢復越境作戰行動，條件是不要超過反戰大示威以前的水平，並且要同柬埔寨武裝部隊協調一致。就我現在所能確定的情況來說，四月份頭三個星期進行了四次短途越境作戰——都在我四月四日會晤黎德壽以後，每次不超過一天。

四月份最後兩個星期，共產黨部隊加緊進攻柬埔寨城鎮。四月二十二日，邊境城市斯努受到攻擊，柬埔寨政府再次呼籲聯合國為其反擊侵略提供援助。儘管這種侵略明目張膽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柬埔寨政府的呼籲卻同其他各次呼籲一樣遭到忽視。四月二十二日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行重要會議討論柬埔寨問題的日子；這一天我還不斷收到來自總統的打字信件，其中反映了他與日俱增的激動情緒。

尼克松的第一封信是早晨五點口授的，信中強調必須在柬埔寨採取「大膽的步驟」，並且表示儘管他認為朗諾恐已無法維持，他仍然決心「採取某種象徵性行動幫助（朗諾）生存下去」。他認為我們由於擔心美國援助會破壞朗諾的中立地位、使北越獲得介入的借口，因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正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老撾和柬埔寨事件證明的那樣，共產黨從來不是等到有了「借口」才行動的。總統建議派羅伯特·墨菲大使去消除朗諾的疑慮。「如果我決定採取這個方針，」尼克松說，他就要我向「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所謂朋友派來的某些膽小如鼠的大使」強調指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的姿態將告訴我們「誰是我們的朋友」。（信件全文附後。）[19]

同一天收到的第二封信再次談到這個題目——我應召見日本、法國、英國和其他友好的大使，對他們強調指出我們指望盟國的支持。第三個備忘錄評論了西哈努克最近給曼斯菲爾德參議員寫的一封信。西哈努克拿朗諾政權同希特勒進行了比較。他說：「最嚴酷的意識形態——在基於社會正義的前提下——也比由極端腐朽墮落的人和壓迫人民的反動派組成的政權好得多得多……」西哈努克說他決心解放自己的國家，即使「以柬埔寨改變意識形態作為代價」也罷。尼克松指出西哈努克「一切方面都在倣傚共產黨的路線」；他要我把這封信謹慎地轉給羅傑斯和赫爾姆斯。第四封信要我召見蘇聯代辦，警告他說總統已經做出「帶有命令性質的決定」，如果共產黨進攻金邊就要作出反應。

事態發展的速度使我來不及執行這些指示。四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後來見到總統，勸他不要派墨菲（或者是他後來建議的迪安·艾奇遜）到柬埔寨去，因為這樣做只會引起大量辯論，並且很可能落後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總統說：「好吧！無論如何我希望保證柬埔寨不會無所作為就此完蛋。」他接著說：「所有到我辦公室來的人都是建議如何輸掉戰爭。從來沒有什麼人來建議如何贏得戰爭。」總統下令撤換我們駐金邊的代辦勞埃德·裡夫斯，並為短途越境出擊提供美國支援。同尼克松要求撤換人的許多命令一樣，這道命令是為了表示他的不悅，是並不打算執行的；下級也根本沒有執行。

在此期間，我們收到邦克和艾布拉姆斯通過秘密渠道發來的長篇復電。他們勾畫了西哈努克作為共產黨傀儡重新掌權可能產生的可怕後果：越共和北越的士氣將得到加強；河內進行持久戰的能力將得到提高；南越將出現衝擊波；越南化將受到威脅。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建議立即增加短途越境作戰次數，同時由美國和南越部隊聯合對共產黨主要庇護所採取行動。

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時實際上提出了三種可供選擇的策略：一種是無所作為（國務院和國防部選擇的方針）；一種是只用南越部隊進攻庇護所（我的建議）；一種是使用包括美國戰鬥部隊在內的一切必要的部隊，使全部根據地失去作用——這是邦克、艾布拉姆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

大家特別關注兩個根據地。柬埔寨柴楨省被稱為「鸚鵡嘴」的地區楔入越南直到離西貢僅三十三英里處。在整個越南戰爭年代裡，這個地區為進攻西貢地區和盛產大米的三角洲地區的北越軍隊提供了藏身之處。由此往北還有一個代號「魚鉤」的地區。我們的情報分析人員相信南越中央辦事處——共產黨在南方指揮全部戰鬥的總部——就設在那裡；這也是週期性地威脅西貢並不斷到鄰近的南越西寧省進行騷擾的北越第七師集結休整的地區。魚鉤地區防禦堅固；我們認為南越部隊要同時對這兩個地區作戰是實力不足的。因此，建議僅由南越部隊採取行動等於建議僅對一個根據地採取行動。

重大的決策很少是經過深入討論才產生的。一個問題提交至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前早已經過無數下級委員會分析研究，以至內閣成員起的作用類似早已排練成熟的戲劇中的演員；他們基本上是重複他們的部下已經在其他場合說過的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還存在另一個因素，即每個參加者都疑雲滿腹，認為幾乎肯定有什麼他不知道的勾當在進行。照例還有一種矛盾心理：既想迎合性格複雜的首長的意圖，又害怕國內的影響。任何可能被說成令越南問題升級的事都會使他們心情沉重起來。會議桌上誰也不懷疑共產黨接管柬埔寨會造成的後果。但是我們都知道，無論做什麼決定，都很可能在國內激起新的憤懣、抗議，甚至暴力行為。如果柬埔寨垮台，我們單方面撤軍就更加困難；如果我們接受其他任何選擇，又會被指責在「擴大戰爭」。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因此，進攻庇護所的初步決定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一次氣氛沉悶，甚至有點漫不經心的會議上做出的。羅傑斯反對大舉越境進攻，即使南越部隊進攻也不行，但是他認為金邊政府倒台後理所當然要對柬埔寨進行不受限制的轟炸。萊爾德是短途越境作戰最堅定的鼓吹者，但是他反對艾布拉姆斯將軍要求把庇護所一掃而光的建議。赫爾姆斯則贊成使庇護所失去作用的任何行動。尼克鬆通常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完會以後而不是在會上宣佈自己的決定；他要經過仔細斟酌，然後用書面或通過中間人發出指示。他這樣做是為了強調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一個咨詢機構，而不是決策機構，同時也是為了避免有人對他的命令表示異議。尼克松這次卻一反常態地告訴他的僚屬說，他同意由南越部隊在美國支援下進攻根據地。由於南越的實力只能進行一場攻勢，惠勒建議他們攻打鸚鵡嘴。這就引起了一場關於美國參與問題的爭論；萊爾德和羅傑斯力圖把美國的參與限制在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甚至連派遣美國顧問或用戰術空中支援也反對。

這時，斯皮羅·阿格紐副總統發言了。他認為整個辯論都不得要領。庇護所要麼是一種威脅，要麼就不是一種威脅。如果拔掉這些釘子有價值的話，他無法理解為什麼在美國作用問題上要那麼觀望不前，也不理解僅僅進攻一個地區能達到什麼目的。我們的任務是使越南化獲得成功。他主張同時進攻魚鉤地區和鸚鵡嘴，包括使用美國部隊。阿格紐是正確的。尼克松討厭別人給他提出他沒有考慮到的計劃。如果有什麼比這更使他討厭的事，那就是當著一群人的面使他顯得不如他的顧問們強硬。儘管尼克松對此感到惱火，但他機敏地採取了介於副總統和內閣兩者之間的立場。他授權為鸚鵡嘴行動提供美國空中支援，但僅僅「在顯然必要的基礎上」才能這樣做。對魚鉤地區他則避免明確表態。這些決定後來用書面發出。會後，尼克松把我狠狠埋怨了一頓，說我事前沒有把阿格紐的觀點告訴他。事實上，我事前也不知道。現在看來，阿格紐的干預對尼克松最後決定下令進攻全部庇護所並且使用美軍無疑起了促進作用。

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各部門就開始進行部署，都想把必將隨之而來的公眾抗議導向其他部門。羅傑斯請求批准他把柬埔寨要求提供龐大援助一事通知國會各委員會，理由是可以使預定的作戰行動相形之下顯得比較克制——當然，看上去倒像是一種避免實行全面軍事援助方案的辦法。萊爾德要求保證任何美軍地面人員都不進入柬埔寨，即使是為尼克松前一天剛剛批准的戰術空中支援服務的空軍地面控制人員也不行。四月二十三日，我召開了兩次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安排執行尼克松決定的措施。毫不奇怪，小組成員都是根據他們自己上司的意見照本宣科。國防部要求每次戰術空中出擊都得經過華盛頓批准。很難想像有什麼打擊目標會保持靜止不動，一直等到我們完成這麼累贅的程序。經過兩次會，小組成員多少有點勉強地同意把必要時使用美國戰術空軍飛機的總權力交給艾布拉姆斯將軍，並授權美國空軍地面控制人員隨南越部隊行動。四月二十四日，尼克松批准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這兩項建議。

無論怎麼說，北越是不受這種限制的。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北越和越共部隊攻打了柬埔寨的棉末和安塔松城，並在從斯努鎮通往桔井省會的十三號公路上奪取了一座重要橋樑。已被圍困數天的干丹省興雷地區柬軍司令部，雖有南越空軍支援，仍不得不在四月二十三日予以放棄。柴楨以西一號公路上兩座橋樑也被敵人佔領。共產黨部隊四月二十三日開始、四月二十四日還繼續對濱海城市白馬進行打了就跑的襲擊。

共產黨在政治方面也採取了升級行動。四月二十四日，根據西哈努克提議，在老撾-越南-中國邊境某地召開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協調三個叛亂集團的戰略。參加會議的有西哈努克、巴特寮的蘇發努馮親王、越共的阮友壽和北越總理範文同。西哈努克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公佈的一個長篇聯合聲明保證他們要在「反對共同敵人」——即「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相互支持」。西哈努克在會議閉幕詞中還歡呼「人民柬埔寨」的誕生。

這個時期是非常緊張的。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對共產黨攻勢做出反應，柬埔寨和南越都無法繼續生存。但是我痛苦地意識到進攻庇護所必然會造成政治上的動盪，也意識到我的工作班子裡存在意見分歧。我有意識地吸收了我所能物色到的最能幹的青年男女。我認為使他們的精力和理想發揮作用是很重要的；在我看來，關鍵在於使大批和他們同時代的人以抗議形式表現出來的那種關心也能表現在願意從事政府為探索和平而進行的比較平凡無奇的工作上。同我最接近的三個工作人員是托尼·萊克、羅傑·莫裡斯和溫斯頓·洛德。他們都不大喜歡尼克松，從感情上說很可能都願意要一位民主黨總統。我費了很大勁使他們繼續工作下去，因為我國面臨的問題不是哪個黨派的問題，而且我深信他們必須懂得在某些情況下表現美德最好的辦法不是堂而皇之的姿態，而是願意在爭取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到來所需要經歷的各個不那麼美好的階段中堅持下去。萊克和莫裡斯二月份就告訴我他們已決定離開；矛盾的心情使他們不願再像工作需要的那樣加班加點。我讓他們繼續幹下去，負責一些不那麼緊張的計劃工作，一直到秋天萊克回研究院去、莫裡斯參加蒙代爾參議員的工作班子時為止。溫斯頓·洛德留下來了；他成為我極可寶貴的合作者和摯友。

就在做出最後決定之前，我為萊克、莫裡斯和洛德費了不少時間。在反對我們打算採取的方針的意見中，說理最充分、立論最翔實的意見不是來自各個部門，而是來自他們聯名給我寫的一份備忘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講的道理倒使我得出了我本來不太情願得出的結論，即我們唯一切合實際的選擇是摧毀庇護所。他們的基本判斷同我一樣。他們說，我們的一個主要目標必然是避免西哈努克重新上台：

如果他重新上台，那將是共產黨決定讓他這麼做的結果，其中包含意味深長的保證，即他將聽他們的。……更重要的是，西哈努克作為共產黨的傀儡重新上台將在越南和老撾造成嚴重的心理影響，至少會給阮文紹的反對派——特別是軍隊中危險的強硬派——提供反對阮文紹的論點。

儘管如此，他們的備忘錄還是反對美國對庇護所採取軍事行動。他們贊成：

由現有領導人或除西哈努克之外的其他領導人主持成立柬埔寨中立政府，同共產黨私下達成諒解，允許他們像從前一樣利用邊境地區。這種辦法意味著柬埔寨政府將不是公然默認，而是採取掉頭不顧的態度。這也包含繼續「菜單」（秘密轟炸）行動並繼續讓越南政府進行防禦性越境作戰的可能性——而柬埔寨政府對兩支越南部隊在有限的邊境地區採取軍事行動都不積極反對。這種局面雖然不好，但比建立一個積極反對越南政府並公開反對「菜單」等行動的西哈努克政府要強。

換句話說，我的三位年輕朋友和助手認為繼續秘密轟炸柬埔寨和越過邊境幾英里的短距離進攻是必要的，但深入進去則是沒有道理的——我現在仍然無法理解這種區分有什麼道德上的意義。他們希望得到的結果，即恢復「原狀但不要西哈努克」，是有吸引力的，但是無法實現。為了取得這種結果，他們要求我們鼓勵朗諾政府向河內妥協，同時警告河內我們將用武力反抗把西哈努克強加於人的做法。黎德壽四月四日已經一再聲明河內絕對不同朗諾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妥協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我們設法安排這種「解決辦法」，這個行動本身就會導致金邊的崩潰，使共產黨獲勝。我也無法想像，為了使河內相信我們將反對西哈努克而採取的措施怎麼能夠同妥協一致起來。由於並非我們所能控制，也非我們所能調解的不同力量作用的結果，柬埔寨不幸已分成兩個極端。總之，他們建議的辦法只是規避做出艱難的抉擇，安慰自己的良心，而不能成為行動指南。

我對實際上是我建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即僅用南越部隊進攻庇護所的決定，越來越感到不安。阿格紐說得對，我們要麼使全部庇護所失去作用，要麼就應當放棄這個計劃。很難想像僅對一個庇護所採取有限行動，而且南越部隊最多只能得到美國極其有限的空中支援，怎麼可能使形勢發生決定性的變化。我們當時有把各種行動方針的缺點都湊在一起的危險。我們將因為干涉柬埔寨而受到嚴厲譴責，而在實現戰略目標方面又一事無成。

我還來不及把這些看法告訴尼克松，就發生了一樁看來微不足道但卻加快了歷史進程的事情。《紐約時報》記者威廉·比徹報道了一份高度機密的電報的內容——這份電報通知我國駐金邊代辦，我們已經決定向柬埔寨政府提供繳獲的共產黨步槍。尼克松大發雷霆。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洩密也會使他怒不可遏，而這次洩密在他看來似乎是官僚機構為了造成國會和公眾的壓力來反對為柬埔寨提供任何援助而作的一次明顯的嘗試。更糟的是，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尼克松發現他在四月一日和四月十六日兩次下令送往金邊的通信設備和中央情報局代表的命令仍然沒有執行。

他勃然大怒。四月二十三日晚，他至少給我打了十次電話——三次是我在富布賴特參議員家裡非正式會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的時候。就像他極為激動時慣於做的那樣，他狺狺地下一道命令，然後立刻掛上電話。他要立刻撤換我國代辦裡夫斯；他下令開除馬歇爾·格林；念頭一轉，他的副手比爾·沙利文也得調職；要立刻派一架空軍飛機把中央情報局人員送往金邊；每一個有可能接觸過那份電報的人都應接受測謊器檢查；立刻任命一位將軍負責柬埔寨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比較審慎的辦法是不要爭辯，而是等待二十四小時，看看哪道命令是尼克松平靜下來後還堅持要求執行的。結果，他一道命令也沒再提過（不過我的確讓軍用飛機把中央情報局的通信設備送到金邊去了）。但是四月二十三日這場發作終於促使他接受了阿格紐的勸告：同時進攻魚鉤地區和鸚鵡嘴，使用美國部隊對付魚鉤地區。四月二十四日上午，他召集參謀長聯席會議代理主席穆勒海軍上將以及中央情報局的赫爾姆斯和庫什曼開會。尼克松要討論的是在進攻鸚鵡嘴的同時由美國和南越部隊聯合進攻魚鉤地區是否可行。他以只想聽取軍事和情報工作匯報為借口，沒讓羅傑斯和萊爾德參加會議。這反映他對官僚機構磨磨蹭蹭的做法極為惱火。赫爾姆斯和穆勒都強烈主張進攻魚鉤地區的庇護所，認為這樣做將迫使北越放棄包圍和恐嚇金邊的努力。摧毀補給品將為越南化贏得寶貴的時間。但是尼克松當時還不準備宣佈什麼決定，而是乘直升飛機到戴維營去進一步斟酌，考慮用什麼辦法使內閣同意他越來越傾向採取的方針。在此期間，他把我留下來對付官僚機構。

這種狀況有它異乎尋常之處。總統已經開始越來越傾向由南越和美國部隊對全部庇護所採取聯合行動，而各部門還在為南越進攻其中一個庇護所提供美國空中支援的問題上拖沓不前。我認為不讓國防部長瞭解參謀長聯席會議代理主席同總統會晤的情況是不對的。因此，我打電話給萊爾德，就說穆勒匯報了軍事方面可供選擇的辦法，包括美軍進攻魚鉤地區在內。萊爾德強調在四月二十七日羅傑斯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以前最好避免授權美軍採取任何行動，這樣羅傑斯就可以如實地說沒有任何美國人捲入柬埔寨事件。萊爾德報告說，甚至通常屬於鷹派的兩院軍事委員會也對美國捲入柬埔寨感到不安。他爭辯說——後來幾天他還多次提出——艾布拉姆斯和惠勒實際上也反對進攻魚鉤地區。我同穆勒海軍上將核對了這個情況，他說他的部長對情況做了錯誤的理解（穆勒用的海軍行話更富有色彩，這裡只是轉述大意）。

尼克松一旦開始執行一項方針，他的決心之大同他的多謀善斷是不相上下的。他決定按照羅傑斯的建議用柬埔寨要求大量援助的前景嚇唬國會，但目的是為美軍進攻庇護所提供根據，這卻是羅傑斯從來沒打算做的。

根據尼克松的要求，我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密西西比州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同我會晤。斯坦尼斯屬於參議院中資深位高、選區地位鞏固、在多年積累的經驗中體現出連續性的那一代領導人。在國內問題，特別是種族問題上，他們有時落後於時代精神潮流，但是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卻是中流砥柱。他們當中有許多南方人，來自一個自身經歷過悲劇的地區。他們懂得國內其他多數地區所不懂的道理：有些災難是無法彌補的；人類是難免犯錯誤的；完人是無法設想的；沒有權力的美德是軟弱無力的。斯坦尼斯風度優雅、博學明智、富有愛國心，和他傑出的同事理查德·拉塞爾一樣，屬於那種能夠使僵硬刻板的三權分立制度起作用的人。他高尚的品德是總統可以信賴的；內閣成員可以指望他尊重他們的努力。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會見斯坦尼斯，並且向他解釋了為使越南化繼續進行下去，從軍事上說就必須在美國支援下打進柬埔寨去的理由。我給他看了一幅地圖，圖上標出了作為越南戰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那些根據地。在我們談話過程中，尼克松按照事先的安排給我辦公室打來電話。我當著斯坦尼斯的面把我介紹的情況扼要談了一下，並告訴他斯坦尼斯的反應大致是贊同的。然後，斯坦尼斯接過電話，親自向總統表示支持。

我又同惠勒和赫爾姆斯一起把計劃重新審查了一遍，並要求赫爾姆斯對可能出的紕漏做一次研究，以防萬一。我強調說，如果他有任何猶豫不決都應當告訴我；如果他改變了主意，我將立即轉告總統。赫爾姆斯仍然堅持原來的建議。他感覺打兩場仗和打一場仗在國內付出的代價是同樣的，而兩路進攻戰略上的報酬要多得多。

然後我同我的高級工作人員當中那些反對這種行動的人——除洛德、萊克和莫裡斯外，還有比爾·瓦茨和拉裡·林恩——談了一小時，給他們表示反對意見的最後機會。這是一次令人痛苦的會議，因為我們打算幹的事給他們刺激很深。萊克、莫裡斯和瓦茨提出了辭呈。

從兩天前開過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後，就沒有人能從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那裡聽到什麼消息。他們知道存在涉及美國軍隊的應急計劃；實際上，參謀長聯席會議制訂的進攻魚鉤地區的計劃本來就是萊爾德轉來的。他們對總統日益激動的情緒不可能毫無察覺；但是他們無法相信尼克松會當真做出決定，授權美軍入侵。他們的做法就好像只要他們不提出可供選擇的辦法，甚至只要他們提出系統的批評，問題就會化為烏有。

我敦促尼克松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使各方都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正如我告訴赫爾姆斯的那樣：「我認為，並且強烈建議，任何決定都必須同這兩位內閣成員討論——即使決定早已做出、命令已經在抽屜裡準備停當也罷。在他們有機會表達意見以前，你不能硬要他們接受。」這次會議確定在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天下午舉行。

這時尼克松已經決心幹下去，他的主要問題是把同羅傑斯和萊爾德不可避免的對抗減少到最低限度。當尼克松被逼得走投無路時，他略帶浪漫色彩的氣質就會表現出來；他就會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像巴頓將軍那樣遭到圍困的軍事指揮官。但是，撇開個人特有的氣質不談，尼克松提出的根本問題是：如果西哈努克港重新開放、整個柬埔寨都變成一個龐大的連成一片的根據地，我們能夠心安理得地繼續一步步從越南撤軍嗎？政府內部那些畏縮不前的人多數是擔心國內的反應。至於柬埔寨整個邊界都為大規模滲透敞開大門時我們怎麼能夠繼續推進越南化這個難題，誰也沒有提供答案。無所作為也不能避免我們在國內碰到的難題。如果我們抵抗，人們就會指責我們搞戰爭升級。但是，如果我們默許共產黨接管柬埔寨，我們的傷亡開始增加，越南開始解體，人們又會指責我們執行了一個毫無希望的戰略。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尼克松把我召到戴維營去審查計劃工作進行狀況。他在游泳池裡撲通撲通打水，我則沿著池畔跟著他。我們討論了預定在第二天下午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問題。尼克松決心把魚鉤作戰計劃付諸實施；實際上他還開始開玩笑似的談到豁出去幹一場的念頭：或許我們在進攻柬埔寨庇護所的同時應當恢復轟炸北越並在海防佈雷。無論我們是否這麼幹，反對派都會同樣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的。我認為這是尼克松為了證明自己態度強硬而傾向於提出，然而實際無意執行的冥想之一，雖然他以後可能以此為例向心腹朋友證明是工作人員拆了他的台。同時，我不認為總統在班子內部意見分歧的情況下能夠安然度過如此嚴重的危機。因此，我回答說，現在的任務已經夠我們幹的了；我們不能拋棄我們剛剛斷然宣佈的一個戰略。

十分鐘後，尼克松就不談這件事了，以後也沒有再談。我不相信他當時是在認真考慮那種辦法。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認為我們本來應當更認真地考慮一下的。我們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之所以出毛病，禍根就在於優柔寡斷；我們總是努力把最低限度需要多少軍隊或多少時間計算得分毫不差，沒有為可能出現誤差或混亂留有餘地，這就鼓勵我們的對手堅持下去，直到我們的疑慮使我們的努力歸於無效。

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最難領悟的一個教訓或許是：在使用軍事力量方面，他的基本抉擇在於要麼行動、要麼就不行動。半心半意或表現無能並不能使他擺脫因使用武力而引起的道義上的譴責。疑慮重重、動搖不定是得不到報酬的；失敗的政治家也不會因為表現克制而得到獎勵。一旦投身戰鬥，就必須取勝；如果不打算取勝，就不要投入國家的力量。在越南戰爭期間，歷屆政府及其批評者都沒有充分理解這個道理。這是越南戰爭中許多悲劇的根源所在。

無論如何，戴維營的池畔戰略會議並不是當天討論的結束。我們坐飛機回到了首都。下午接近黃昏的時候，尼克松邀請約翰·米切爾同貝比·雷博佐和我一起乘總統遊艇「紅杉」號遊覽波托馬克河。嚴肅的軍事計劃工作造成的緊張氣氛在幾杯飲料作用下變成了興高采烈，甚至使我們做出一些表示愛國但卻令人尷尬的事：大家決定在「紅杉」號經過芒特弗農[20]時都要肅立致敬，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樣成功地表演這番絕技的。回到白宮，尼克松又把同他一起飲酒作樂的同事請去看電影《巴頓將軍》。我已是第二次享受這種榮幸了。影片無疑是動人的，但我仍然設法在放映中途溜出來一小時，以便為第二天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做準備。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天，北越和越共軍隊襲擊了在通往金邊的湄公河上航行的商船，使我們的討論更形緊迫。共產黨部隊佔領了安塔松城。從金邊往南經過茶膠省的鐵路線已被分割成好幾段。河內和北京發出的新聞報道拒絕了印度尼西亞關於召開亞洲會議、恢復柬埔寨中立地位的建議——這個建議我們本來是會贊成的。

那天晚上，總統在行政辦公大樓他的工作室裡會晤了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顧問——羅傑斯、萊爾德、惠勒、赫爾姆斯和我。阿格紐不包括在內。儘管尼克松現在接受阿格紐的勸告，他對副總統那次出其不意的襲擊仍然耿耿於懷，決心要在這次會議中充當鐵腕人物。會議從一開始就有點奇怪。赫爾姆斯從情報方面估計河內正在擴大根據地，使這些根據地聯結起來，力圖給金邊造成極度不安全的感覺，從而促使政府垮台。惠勒敘述了使用美軍進攻魚鉤聯合基地的建議，並談到使這次行動擴大、把其他根據地也包括進去的可能性。尼克松極力避免同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頂牛，所以裝做我們只是在聽取匯報。他以後將發出書面指示。使我感到驚訝的是，羅傑斯和萊爾德——他們現在對這位難以捉摸的首長的手法畢竟已經熟悉了——居然同意這種把戲，似乎這不過是制訂計劃工作的一次演習，都沒有表態。但是尼克松為什麼要在星期天晚上把高級顧問們召集起來聽一次應付意外事件的匯報呢？這個問題他們都避而不提。

尼克松大大鬆了一口氣。他把沉默解釋為同意；無論如何，他總算避免了爭端。會議剛剛結束，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官邸那邊去，命令我發出授權美國部隊進攻魚鉤地區的指示。我讓人起草了一份指示，總統簽了字。為了表示鄭重，他先在指示上簽署了自己姓名的縮寫，然後在縮寫下面又簽署了全名。

總統的雙重認可也未能保證指示的貫徹。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戰情室主持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討論執行總統指示問題的時候，就被叫出去接羅傑斯打來的電話。他想知道他剛收到的指示是否意味著總統已經下令美軍向一處柬埔寨庇護所展開進攻。我承認幾乎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釋。羅傑斯說這將使他在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打交道時處於非常為難的境地，因為當天下午他就準備作證美國沒有捲入柬埔寨問題。我建議他給總統打電話。

我剛回到戰情室，另外那位高級閣員就來了電話。萊爾德按照他一貫的策略——即提出一個最易攻破的枝節問題——反對在指示中把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稱為「負責執行的機構」。他說這種提法破壞了按照規定必須經過他的辦公室的指揮系統。我對他說，可以改成「負責協調」，或者改成他認為合適的其他任何字眼。然後萊爾德才轉到真正使他傷腦筋的問題上來。他說同時對鸚鵡嘴和魚鉤地區作戰可能使每週陣亡人數達到八百。他爭辯說，艾布拉姆斯和惠勒並不認為雙管齊下的辦法可行。萊爾德堅持說：當惠勒星期天下午談到對兩個庇護所採取行動時，他指的是鸚鵡嘴加上鸚鵡嘴南面很遠的一個叫做七四號根據地的庇護所（後來發現這個庇護所倒是非常符合萊爾德的意圖，因為在這個季節那裡已是一片汪洋）。我建議萊爾德也打電話找總統去。

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剛剛重新開會，我再次被叫了出去。這次是霍爾德曼。他對我說，羅傑斯和萊爾德都已動身到總統那裡去。他請我也去參加，但提醒我要「讓總統去挑擔子」。

總統同內閣高級官員的會晤很有點超現實主義的色彩。羅傑斯首先關心的是他下午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事。他希望能夠聲明美國人並沒有捲入柬埔寨問題；因此他要求總統撤銷他的指示。萊爾德則比較複雜。他再次提出擔心傷亡增加的問題；他暗示對艾布拉姆斯的建議存在極大的誤解，這個建議實際上指的是那個積水未退的南方根據地。萊爾德再次重申他反對指示的措辭——這一點（他很清楚）我早已承認了。

尼克松說得很少，說了也是模稜兩可——任何熟悉他的做法的人都知道，這是他決心堅持自己的決定的明確無誤的跡象。他宣佈休會，對那兩位內閣官員說他們很快就會聽到他的意見。羅傑斯和萊爾德剛走，尼克松就向我傾訴了一切使他感到失望的事情。他無法理解為什麼他的高級顧問從來不給他提出戰略上的論據，而用他們個人的政治問題浪費他的時間。這種態度不會使他改變主意。我建議他把執行指示的時間推遲二十四小時，甚至可以暫時收回成命，如果這樣做可以減輕羅傑斯的困難的話。在此期間，我將用他的名義詢問邦克和艾布拉姆斯，以便證實他們的看法；我們必須保證對他們的建議和他們預計的傷亡人數都不存在任何誤解。同時，我將要求萊爾德把電報送來——他正是根據這些電報作出判斷，認為戰地司令官不贊成同時進攻鸚鵡嘴和魚鉤地區的。尼克松接受了我的建議，撤回了那份指示。我則通知內閣成員，最後決定即將在二十四小時內做出。

同時，我通過秘密渠道致電邦克大使，以最迫切的方式要求他和艾布拉姆斯闡述他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美國和南越部隊聯合進攻魚鉤地區是否符合我們的願望？應與進攻鸚鵡嘴同時進行還是以後進行？是否在南越境內發動類似進攻效果更好？是否進攻其他根據地——例如七四號根據地——成果更大？預計傷亡如何？這份（以總統名義發出的）電報最後說：

我關心的是：艾布拉姆斯將軍究竟是真正根據這次行動本身的價值而希望採取行動，抑或僅僅因為他認為這是我的願望所以表示贊成。因此，請把你和艾布拉姆斯將軍對以上問題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訴我，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將指導我的行動。請將此電交艾布拉姆斯將軍一閱。

黃昏時收到萊爾德的備忘錄以及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復電。萊爾德重申他原來的立場：反對在柬埔寨使用美國戰鬥部隊；因此他贊成南越部隊進攻鸚鵡嘴，必要時，作為補充，還可進攻七四號根據地，也由南越部隊進行。萊爾德值得大大稱讚之處在於，一旦尼克松決定投入美軍作戰以後，他並沒有參加當時流行的推卸責任的活動；這位在枝節問題上洩密的能手也從來沒有公開透露他曾以書面形式反對過在柬埔寨採取的這次無比重要的行動。

至於艾布拉姆斯和邦克，他們強烈建議由美國和南越部隊聯合進攻魚鉤地區，認為這是「最理想的」辦法，最好同時進攻鸚鵡嘴，其重要性僅次於魚鉤地區。艾布拉姆斯證實七四號根據地同其他兩個根據地的「重要性不能相提並論」。邦克和艾布拉姆斯認為在南越境內發動任何進攻都不能產生類似的效果。艾布拉姆斯態度謹慎，他對可能傷亡的人數避不表態，但保證他將竭盡全力使傷亡保持在「絕對最低的限度」。

從羅傑斯那裡沒有聽到任何消息，只是新聞報道說他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還沒有就在柬埔寨使用美軍問題做出決定。

尼克松在做具有重大政治影響的決策時多數情況下都要找約翰·米切爾商量。這次他也決定這麼做。我們三人仔細研究了各種備忘錄以及贊成和反對現有抉擇的各種意見，一直討論到將近午夜。最後，尼克松決定維持原議，並在上午當著米切爾的面通知萊爾德和羅傑斯。尼克松要我準備一份新的指示，把萊爾德反對的那句話修改一下，使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擁有「協調」而不是「執行」權。指示其他部分則保持原樣。

第二天上午，星期二，即四月二十八日，尼克松同米切爾和我從九點半到十點二十分再次審查了行動方案。尼克松要我在他會見羅傑斯和萊爾德以前從旁門出去；他認為最好避免使我成為各部門批評的靶子。然後，總統同羅傑斯、萊爾德和米切爾談了二十分鐘，再次肯定由美國和南越聯合進攻魚鉤地區的決定。他指出，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曾經反對使用美國部隊，基辛格博士也「傾向於反對」。（這種說法已不符合事實；我至少在一個星期以前就改變了看法。我認為尼克松把我同兩位內閣成員混為一談是出於各種複雜的、通常是混在一起的原因。他真誠而慷慨地想保護我，使我免遭各部門的打擊報復；他無疑也希望保持他在自己心目中一個不但能夠給畏縮不前的部下打氣，還能孤身臨戰的領導人的形象。）尼克松向他們保證，他將口授一份決策過程大事記，明確說明其高級顧問的相反意見；他們的反對將記錄在案；他將承擔全部責任。（米切爾關於這次會晤的記錄見附註。）[21]

由此可知，採取行動的最後決定並不像事後人們喧囂一時力圖暗示的那樣是一個失去理性的狂人的一時衝動，而是一個幾乎每天都不得不克服自己容易神經緊張的毛病去對付僚屬，克服行政部門半是無意、半是有意的因循怠惰的人經過多次動搖猶豫後十分審慎地做出的決定。他承擔全部責任是某種高貴品質的表現。這個決定並不是像後來說的那樣背著他的高級顧問做出的——雖然後來其他一些決定是那樣做的。尼克松推翻了內閣成員的意見，但並沒有使他們蒙在鼓裡。這是總統職務的實質，是這種職務無法避免地造成了其孤獨狀態，而這種狀態由於尼克松的高級閣僚總是試圖把擔子推給他並公開同他保持距離而複雜化了。尼克松遮遮掩掩、迂迴曲折的決策方式無疑加強了他們固執己見的癖好。但是尼克松的意見是眾所周知的；各部門有許多機會陳述自己的理由。直到現在，事實證明，就柬埔寨問題的實質來說，尼克松是正確的。而且他當時是總統。執行總統直接指示時拖延遲緩，對總統明確表達的意圖加以自己的解釋以便阻撓這些意圖的實現——這些做法在那以後無疑助長了尼克松本來已經很強烈的守口如瓶地獨自決策的傾向。

和持不同意見的人面對面談話使尼克松精疲力竭。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過那次會議之後，他就躲回到行政辦公大樓那間隱蔽的辦公室去，直到四月三十日他發表演說、宣佈進攻柬埔寨時才重新露面。我每天同他一起消磨幾個小時，使他瞭解計劃方面的最新情況。演說的基本內容是帕特·布坎南根據我的工作人員提供的簡單提綱起草的，但主要論點是尼克松的。演說的動人詞藻和格調也是尼克松提供的；他每天用很長時間潤色一次又一次送來的草稿。

一天早晨，他給我看他在一張黃色橫格便箋紙上寫的利害得失清單；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張類似的黃色紙片。或許是因為我們經常口頭交換意見，我們得出的結論實際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他擔任總統職務的早期做出的這個最重大的決定宣佈以前的那些日子裡，理查德·尼克松幾乎是完全孤獨的。他坐在行政辦公大樓一間光線暗淡的房間裡，在立體聲系統播送的柔和的新古典派音樂聲中沉思、鬱悶、集中思緒、抑制自己的憤懣。演說中出現的丘吉爾式的詞藻與其說反映了決定的實際重要性，倒不如說反映了他無疑存在的反抗情緒——這種情緒的產生，是因為他知道這個在制定過程中幾乎得不到僚屬支持，然而他深信是正確的決定將引起軒然大波。

我忙於兩種工作：既要協助總統，又要協調決定的執行。一個內閣部門一旦認識到決定已經無法挽回、已經不能通過巧妙的解釋或洩密的辦法加以改變的時候，這個部門可以成為一個頗為勝任、效率很高而且考慮周到的非常出色的工具。前幾個星期那種逃避責任、拖沓不前得令人害怕的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現在卻開得乾淨利落、簡單明瞭。久經鍛煉的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U·亞歷克西斯·約翰遜提出了他擅長制訂的極為高明的總體計劃（在官僚術語中叫做「電影腳本」），其中對每個關鍵人物和關鍵部門在戰鬥打響前後的任務都按鐘點做了安排。

進攻鸚鵡嘴一役以「碎石機行動」為代號——南越人稱為「全勝第四十二號」——是四月二十八日晚間開始的。約五十名美國顧問隨先頭部隊行動，後來四天又增加了二十二名。

在四月三十日這個命運攸關的日子裡，總統在晚上九點發表演說，向憂心忡忡的公眾解釋說：「敵人最近十天的行動明顯危及現在越南的美國人的生命，對於再撤走十五萬人以後仍然留在那裡的人則將構成無法接受的威脅。」他在開始演說時，用一幅地圖說明北越方面已經開始威脅金邊，並把過去分散的根據地擴大成「一個供敵人集結休整的遼闊地區、一個沿著長達六百英里的邊界向南越發動進攻的跳板」。我們有三種辦法可供選擇：一是無所作為；一是「為柬埔寨本身提供龐大的軍事援助」；一是清除庇護所。他現在宣佈：決定由美國和南越聯合進攻「指揮共產黨在南越全部軍事活動的總部」。這次行動是有限的、短期的，不是針對任何其他國家的，是實現越南化並使傷亡保持最低限度所必需的。

總統使用的詞藻同演說的主題不大相稱，然而同過去幾個星期受到的壓力卻並不是不相稱的。他強調美國不會接受「屈辱」；我們不會屈服於「無政府狀態」；我們不會像個「可憐的、束手無策的巨人」那樣行動。他也不會選擇「輕而易舉的政治途徑」，把責任全部推卸給過去歷屆政府。這是典型的尼克松。他已經「拋棄一切政治考慮」：

同正在越南為我們的國家、為和平與自由的事業英勇戰鬥的四十萬美國人的生命相比，我所屬的黨派是否能在十一月獲得更多選票是無足輕重的。同美國是否會由於我們在這場危機中無所作為而證明不配在世界歷史這一關鍵時期充當自由力量的領導相比，我是否只能擔任一屆總統是毫不重要的。我寧願只擔任一屆總統並採取我認為正確的行動，而不願擔任兩屆總統而眼睜睜瞧著美國淪為第二流強國，目睹這個國家遭受它一百九十年光榮歷史上的第一次失敗。

後來有人批評這次演說充滿自命不凡的說教，過分矯揉造作，是一篇製造分裂的演說。他畢竟還要過兩年多才會面臨另一次選舉；他無疑把問題同他個人聯繫過多了。對於那些以結束越南戰爭作為唯一目的，並因此認為應當不顧後果盡快結束一切戰鬥行動的人，這次演說肯定是不能使他們滿意的。毫無疑問，尼克松本來應當對那些真正被這場同我們國家的經歷大相逕庭、既無明顯意義又無明顯結果的戰爭搞得痛苦不堪的人表示更多同情。他正好干了對他的批評者有利的事，因為他把一次時間和地點都受到限制、基本上是防禦性的行動描繪成一件震撼世界、使良心受到考驗的大事，從而使他的批評者可以振振有詞地指責他「擴大」戰爭，因此超越了總統權限。而且他還加上了一句既與中心主題毫無關係又不符合事實的話，說我們在這以前不曾對庇護所採取行動——忽略了秘密轟炸。

但是，說句公道話，這些批評者很少越過詞藻去探討決定的實質。因為在那些既顧影自憐而又自命不凡的字眼後面，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是無可爭辯的。我們並沒有鼓勵柬埔寨政變，事前甚至不知道會發生政變。我們有四個星期幾乎沒有利用這次政變來做任何事情。促使我們採取行動的因素是：黎德壽已經把越南戰爭和柬埔寨戰爭聯繫起來；西哈努克已經同共產黨站在一起；北越部隊已經從庇護所破門而出，開始向柬埔寨內地進擊，其明顯目的是要推翻柬埔寨政府，建立連成一片的地區，使他們可以從一個大大改善了的後勤基地對南越的南半部進行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不停止撤軍就會使越南化成為摧毀一個盟邦的遁辭。尼克松過分玩弄詞藻這件事並沒有改變現實，即我們只有他概括的三種辦法可供選擇。無所作為等於坐視柬埔寨和南越陷於崩潰。如果我們真想減少我們在越南捲入的程度而又不讓曾經依靠我們的人去自生自滅，我們就必須挫敗河內對柬埔寨的陰謀。簡單地說，如果要有條不紊地撤出印度支那並有任何可能阻止河內統治這個地區，進攻庇護所就是符合這種做法的唯一方針。

飄忽不定的共產黨總部及其他戰鬥

五月一日，西貢時間上午七點半，美國和南越部隊攻入魚鉤地區。同日，尼克松視察了設在五角大樓的國家軍事指揮中心，並由於一時衝動下令把他長期考慮的進攻所有其他根據地的念頭付諸實施。結果在最初三個星期中就有十二個敵人根據地遭到進攻。有些是美國和南越部隊聯合進行的；有些則是在美國空軍和後勤支援下由南越部隊單獨進行的。有的行動時間短促（一星期到十天）；有的則持續到整個戰役結束。

兩艘美國艦艇以及海軍巡邏飛機在離西哈努克港（當時已重新命名為磅遜）十二海里的領海線外監視港口活動，必要時就封鎖港口。它們的活動進行到六月十三日結束。秘密進行的一系列「菜單」行動已於五月二十六日正式結束；B-52則繼續出擊，為在柬埔寨的美國地面部隊提供公開的支援。此外還對北越進行了兩天空襲，目標是設在非軍事區北沿的三個敵軍補給基地。艾布拉姆斯將軍早在四月底就要人們注意這個後勤聯合基地，認為它是敵軍補給工作的中心。

尼克松的演說突出點到設在魚鉤地區的南越中央辦事處，把它列為我們進攻目標之一。萊爾德曾經正確地提出警告，反對在演說中提得這麼具體，但他到演說發表前一兩小時才看到講稿，而尼克松已經不願修改了。結果出現了一個著名的、自作自受的信任差距——這個差距同討論的中心問題毫無關係，但對公眾的信心起了侵蝕作用。八年後，柬埔寨共產黨證實了某些美國人不願相信的尼克松的話：南越中央辦事處確實設在魚鉤地區。[22]尼克松發表演說之前，我在給報界介紹情況時承認南越中央辦事處具有高度機動性，我們並不認為可以把它一鍋端。事實上，對魚鉤庇護所的進攻嚴重破壞了南越中央辦事處的活動，俘獲了它許多人員，摧毀了大量補給品和設施。五月十八日，南越中央辦事處通知所屬單位說，它已受到盟軍進攻的嚴重威脅；它指示所屬一切電台密切注意收聽，因為總部僅在必要時才恢復短暫的通訊聯絡。雖然所屬單位多次試圖重建無線電聯繫，南越中央辦事處卻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沒有發報。但是，由於我們不能透露情報系統得來的消息，只好聽任新聞界無情嘲弄我們搜尋飄忽不定的共產黨總部的工作而毫無招架之力。

即使不談南越中央辦事處，這次行動的成功也是無可懷疑的。第一個月結束時，已經繳獲五噸半重的敵人文件，其中包括有關敵軍在越南的戰鬥序列的極其重要的文件，為推翻金邊政府的戰役制訂的詳細計劃，還有通過西哈努克港運送物資的提貨單，其數量超過了我們對西哈努克港重要性的最高估計。五月二十二日，國防部估計已有一萬二千名北越軍人由於我們的行動在滲透途中受阻。共產黨在電訊中哀歎這些軍隊把他們預定在雨季使用的儲備物資消耗掉了。共產黨逃兵人數大增。六月底，尼克松在向全國報告最後結果時列舉了繳獲軍用物資的數量：

——單人使用的武器二萬二千八百九十二件，足夠裝備七十四個滿員的北越步兵營；數人使用的大型武器兩千五百零九件，足夠裝備二十五個左右滿員的北越步兵營；

——彈藥一千五百多萬發，約等於過去一年敵人在南越發射的數量；

——大米一千四百萬磅，足夠在南越活動的全部敵軍戰鬥營維持四個月左右；

——用於進攻城市和基地的火箭、迫擊炮和無後坐力步槍彈藥十四萬三千發。根據最近一個時期的經驗，迫擊炮、大型火箭和無後坐力步槍彈藥的數量等於敵人在南越約十四個月的發射量；

——高射炮彈十九萬九千五百五十二發，地雷五千四百八十二顆，手榴彈六萬二千零二十二顆，炸藥八萬三千磅，其中包括一千零二個炸藥包；

——至少四百三十五部車輛，摧毀了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座地堡和其他軍事建築。

如果我們不是武斷地在兩個月內撤出部隊的話，軍事效果本來可能更大。國內震耳欲聾的喧囂是非常使人氣餒的。

四月三十日發表演說以後不久，尼克松就開始催逼，要求從庇護所做象徵性撤退，然後又要求大量撤出部隊。六月三十日的期限開始只是尼克松就這次行動將持續多久而臨時給國會領袖提供的一個粗略估計；但是很快這個期限就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了。在另一次給國會介紹情況的會上，他突然給美軍進攻規定了三十公里的限度（五角大樓又莫名其妙地把它換算為二十一英里）。總統險些又犯了我們在越南的軍事政策長期存在的那種錯誤：採取足以引起抗議風暴的強硬行動，然後卻舉棋不定，使這些行動不能產生決定性效果。為我們部隊的行動規定時間和地理限制只能略微平息國會和新聞界的情緒，但肯定妨礙我們從這些行動中獲得充分的好處。根據地當時已擴大到幾百平方英里；不進行系統搜索就不可能發現秘密倉庫；發現後也需要一定時間才能把找到的物資運走。規定時間限制就不可能進行徹底搜查。而地理上的限制簡化了敵人的計劃工作：他們只要把部隊和某些倉庫撤退到我們宣佈不予侵犯的地區去就行了。如果我們按照認真搜查的需要把部隊逗留時間延長兩三個月，是否就會在公眾當中引起大得多的敵對情緒呢？對此我表示懷疑。如果延長時間，共產黨可能就無法保持某些基地了——他們後來就是從這些基地出發在柬埔寨獲勝的。這些禁令雖然使我們未能獲得完全成功，因而令人遺憾，但並未妨礙我們達到主要目標。對庇護所的進攻使我們比較容易撤出越南；它還拯救了生命；甚至在共產黨重新佔領部分庇護所以後，他們已經由於喪失儲備物資而不能發動持久的攻勢了。

我的工作班子裡的系統分析人員估計我們的行動摧毀或繳獲了敵人在柬埔寨的全部儲備的百分之四十。我自己的估計比較謹慎。在行動開始時給記者介紹情況的會上，在同總統談話時，我曾預言通過破壞敵人的供應和軍事行動將「為我們購買到」六至八個月的時間。羅伯特·湯普森爵士代我們巡視印度支那以後，認為共產黨不可能在那年雨季增加自己的補給品，旱季也無法完成重新儲備的計劃。只有在下一個雨季之後他們才能使儲備物資恢復過去的水平。換句話說，他認為我們已經贏得長達兩年的時間。

後來證明湯普森是正確的。一九六九年以後，越南戰爭已經變成美國撤軍、提高南越軍隊素質，以及河內發動攻勢阻撓這個過程的能力三方面的一場競賽。隨著美軍戰鬥作用的減少，凡是能夠削弱河內戰鬥力的事對我們都是極為重要的。河內必須遠離本國基地作戰。因此，切斷河內的補給線路、減少它的儲備物資就會破壞它的計劃，削弱它的戰鬥力。無論系統分析人員得出什麼結論，在那以後，過去最易受到來自庇護所的攻擊的那些南越地區將近兩年沒有發生重大戰鬥。湄公河三角洲和人口稠密地區得到了有效的保護。而且在一九七二年春天河內發動全國攻勢時，它的主攻部隊是穿過補給線最短的非軍事區來的；它從柬埔寨方面發動的攻勢力量最弱，也是最容易遏制的。

當然，對美國人來說，最關鍵的檢驗標準是我們的傷亡。進攻庇護所期間，傷亡數字短期有所上升，但從來沒有超過萊爾德曾經擔心的每週八百這個數字的四分之一。後來，陣亡人數四年來第一次降低到每週一百以下，然後繼續逐月下降。從一九七年六月開始，每月平均傷亡人數還不到一九六九年同期的一半。到一九七一年五月，即一年以後，傷亡數字已經降低到每週三十五人；一九七二年五月是每週十人。美國部隊的撤退肯定是使傷亡人數下降的一個因素；但是整個一九七一年我們還有幾十萬美國人在越南，如果河內有力量的話，它本來可以造成比實際數字大得多的傷亡。它之所以未能做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柬埔寨戰鬥為我們提供了喘息時間。

在國際舞台上，並沒有出現某些批評者曾經強烈預言的同其他國家的糾紛。蘇聯講了些含糊其辭的帶刺的話，遠未發出任何具體的威脅。五月四日，蘇聯總理柯西金舉行了一次態度強硬的記者招待會，說在我們「侵犯」柬埔寨中立的情況下，蘇聯怎麼能信賴美國承擔的國際義務。但是他拒絕把這種泛泛的抱怨應用於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談判。他並未保證蘇聯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的聲明，甚至並未表示不承認朗諾政府。五月十八日，蘇聯副外長尼古拉·費留賓對我們一個歐洲盟友說，蘇聯打算在金邊保留大使館，因為「沒有其他辦法」。費留賓把柬埔寨的局勢說成是混亂的，把西哈努克說成是北京的囚徒。

中國人儘管語言更生動些，也同樣持慎重態度。五月[23]，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對美國「猖狂挑釁」提出「嚴正」警告。中國提醒大家要記住毛主席關於美國是「紙老虎」的名言，斷言「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只要團結一致就「一定」會取得勝利。[24]第二天《人民日報》社論重複談到同樣的主題，並且安慰印度支那的革命者說，「遼闊的中國領土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可靠後方」[25]。換句話說，正如我告訴總統的那樣，「中國人已經發表聲明，實際上是說他們什麼也不打算干。」五月二十日，一個以毛主席名義發表的非同尋常的聲明用了一個頗為唐突無禮的題目：《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支持西哈努克新成立的流亡政府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的（聯合）聲明》，並再次指出，「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我在五月二十三日送呈總統的分析中說，這份聲明除了口頭鼓勵外也沒有給河內提供什麼東西。

柬埔寨行動遠遠沒有傷害我們同兩個共產黨巨人的關係，倒是給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爭奪的骨頭，從而改善了我們的地位。由於莫斯科承認朗諾而北京承認西哈努克，中蘇分歧被移植到印度支那去了。六月十日，多勃雷寧和我又開始探討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問題、中東問題，甚至美蘇最高級會談問題；後來，在夏天，我們同莫斯科的關係緊張起來，但那是因世界其他部分出現利益衝突造成的。到六月底，我們已經從中國方面得到毋庸置疑的信號，表示他們願意同我們重新開始接觸。

危機既不是出現在戰場上，也不是出現在外交方面，而是出現在國內。

國內的陣痛

這些成就對一九七年春天爆發的、使進攻柬埔寨那個時期變得異乎尋常地緊張的抗議浪潮沒有起任何作用。我參加政府工作時曾經希望通過努力使戰爭結束，幫助我移居的國家彌合裂痕。我對學生的痛苦感到同情——他們熱望實現美國夢想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上，思想以其純潔性戰勝一切而無需求助於權力這種曖昧的手段。越南戰爭是可以通過電視屏幕看到的第一次戰爭；報界也是第一次對戰爭持壓倒性的敵對態度。任何戰爭必然會帶來的悲慘、痛苦和混亂變成了美國人現實生活的一部分；過多的人把戰爭造成的痛苦歸咎於他們自己的領導人的缺陷。

儘管某些抗議者的偽善和殘暴使我反感，我對學生仍然懷有特殊的感情。他們是在懷疑論者、相對主義者和精神病學者培養下長大的；現在他們在世界上像是一艘失去了舵的船，他們要求得到保證而無須付出犧牲。我這一代人鼓勵他們放縱不羈而沒有使他們有所寄托，因此對他們是有愧的。後來幾個月，我耗費了多得不相稱的時間去和學生集團交往——僅在五月就有十次。我同抗議者在私人家庭裡見面，傾聽他們的意見，向他們解釋，同他們辯論。但是，我對他們的痛苦感到同情並不能使我忽視照我看來是我對國家應盡的義務。我認為他們是錯誤的，正如他們是熱情的一樣。他們的壓力推遲而不是加快了戰爭的結束；他們那些簡單化的想法並沒有使我們更接近和平，而對和平的渴望並不是只有他們才有的。感情不成其為政策。我們必須結束戰爭，但條件是不得損害美國幫助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能力——即使那些最憤怒的人的前途也將取決於這種新秩序的建立。

把動亂主要歸咎於尼克松的誇誇其談，甚至歸咎於肯特州立大學事件也是不公平的。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中，對話過去也失敗過。從十一月份起，反戰運動就處於休眠狀態，在等待新的時機。四月中旬，大約有兩百個城鎮出現了抗議活動，情緒激動到如此程度，以至四月二十八日南越部隊單獨進攻鸚鵡嘴的消息也被當作一次重大戰爭升級加以譴責。這是美軍捲入戰鬥和尼克松發表演說兩天以前的事。北越部隊在柬埔寨橫衝直撞已經大大超過一個月，誰也沒有批評河內一句。但南越的反應卻遭到各報的譴責，其中包括《紐約時報》（「實際上拋棄了總統要從東南亞脫身的諾言」）、《華爾街日報》（「美國人要求的是從印度支那脫身的可以接受的出路，而不是更深地陷入印度支那」）和《聖路易郵報》（「一次令人震驚的升級」）。南越進攻的目的是幫助我們有條不紊地撤退。但是國會幾乎立即開始製造障礙，反對援助受到野蠻侵略的柬埔寨——雖然侵略柬埔寨的就是在越南同我們作戰的那些敵人，並且用的正是同樣的部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J·威廉·富布賴特參議員四月二十七日在早就使羅傑斯痛苦不堪的那次匯報會後對全國廣播公司記者說，外委會幾乎一致認為援助柬埔寨抗拒北越征服「將是進一步擴大戰爭的行為」。

後來抗議浪潮中提出的一切批評性論點早在總統演說以前就存在：我們正在使戰爭升級；任何軍事行動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政府聲稱取得勝利是假的。人們認為我們對自己的決定已經如此缺乏控制，以至把我們採取的最微小的步驟都看做會使數十萬美軍無限期投入戰鬥。信任差距已經涉及為擺脫戰爭尋找光榮出路的任何努力。因此，報界對尼克松在四月三十日演說中講的道理有一種簡單的回答：他們不相信他。這是「又一個軍事幻想」——據《紐約時報》說——「時間與經驗已經使美國人民和國會再也不會輕信了。」對於《華盛頓郵報》來說，這是以「可疑的證據、似是而非的道理和過分誇大的詞藻」作為根據的一場「自動繼續的戰爭」。而按照《邁阿密先驅報》的看法，「柬埔寨演出的劇本和肯尼迪時代以及約翰遜時代的越南故事驚人地雷同。我們過去都聽過了——聽過無數遍了。」辯論已經淹沒在群眾的激情中。

同四月三十日以前剛剛萌芽時的情況一樣，進一步高漲的抗議浪潮是以學生領袖號召罷課和遊行開始的。這些學生領袖已在過去的抗議季節中證明他們擅長製造對抗的能力。在任何事都可能遭到曲解的感情激動的時刻，總統發表的搖擺於傷感和刺耳音調之間的聲明是無濟於事的。他五月一日視察五角大樓時隨口說到「在校園裡扔炸彈的……不務正業的浪蕩子」。這句偶然被記者從旁聽到的嘲弄話是一種不必要的挑戰，雖然原意指的只是向建築物投擲燃燒彈，並把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畢生研究的成果付之一炬的為數極少的學生。五月四日，俄亥俄州州長詹姆斯·羅茲為了在連續數天的暴力活動中維持秩序而派遣的國民警衛隊開槍打死了肯特州立大學四名學生。這件事產生的衝擊波把全國上下及其領導力帶到了心力衰竭的邊緣。

政府的反應是一篇極為麻木不仁的聲明。龍·齊格勒奉令發表談話說，這次槍殺事件「應當再次提醒我們大家：意見分歧轉化為暴力，就會帶來悲劇」。

學生罷課和抗議的勢頭立刻激烈起來。校園的動亂和暴力活動超過了柬埔寨戰鬥本身，成為公眾注意的主要問題。華盛頓就像一座被圍困的城市。五月九日，大規模群眾抗議達到高潮。在那個炎熱的星期六下午，估計有七萬五千到十萬人聚集在白宮南面的埃利普斯（橢圓）公園舉行示威。警察把白宮圍繞起來；為了保護總統官邸的庭院，還用六十輛公共汽車組成了一個防禦圈。

五月九日以後還有數以千計的學生，常常是在老師帶領下，到首都來譴責「戰爭升級」和政府的「愚蠢行為」。一千名律師到國會遊說，要求結束戰爭，接著就是三十三名大學負責人、建築師、醫生、衛生官員、護士，還有來自紐約的一百名公司經理人員。報界為這種情緒火上加油。報紙社論對五角大樓所謂在柬埔寨取得勝利的說法表示懷疑。除了和平示威以外，反戰的學生還善於採用富有想像力的策略，把破壞同直截了當的暴力行為結合起來。哥倫比亞大學約兩千名學生在交通擁擠時刻攔路靜坐。好幾所大學的校園裡有人縱火作為慶祝和平的營火。在錫拉丘茲大學，當兩千五百名學生舉行示威時，有人縱火燒燬了附近一座新建築物。五月七日和八日，學生在紐約市的金融區舉行示威。作為報復，正在蓋世界貿易中心的建築工人蜂擁到華爾街，用棍棒和其他代用武器毆打抗議者。這個事件造成的震動使某些人認識到社會秩序遭到破壞會反過來給示威者帶來危險的後果。這件事並沒有使抗議運動放慢步調；它只是使尼克松更加相信美國廣大群眾是同他站在一邊的。

確實，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有很多人支持總統的行動。在回答「你認為美國應當運送軍火和物資去幫助柬埔寨嗎？」這個問題時，百分之四十八被問到的人都說應當，百分之三十五說不應當，百分之十一沒有表態，還有百分之六的答覆是有保留的。在回答「你是否贊成尼克松總統處理柬埔寨局勢的方式？」這個問題時，百分之五十表示贊成，百分之三十五表示不贊成，還有百分之十五沒有表態。此外，百分之五十三的接受詢問的人讚成尼克松總統處理越南局勢的方式，百分之三十七不贊成，百分之十沒有表示意見。

新聞界和學生的批評形成的軒然大波對國會產生了強烈影響。國會因為總統同它磋商不夠而提出批評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它現在也開始升級，企圖通過立法手段規定必須撤出柬埔寨，並禁止美軍重新進入。五月十三日，參議院開始辯論對外軍事物資銷售法案。弗蘭克·丘奇和約翰·謝爾曼·庫珀參議員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美國在六月三十日以後繼續為柬埔寨提供軍事援助或繼續在柬埔寨進行軍事活動。另一方面，羅伯特·伯德參議員提出的一個修正案則要求授權總統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一切行動來保護駐在南越的美國軍隊。這個修正案在六月十一日被看作是一場預賽的表決中，以五十二票對四十七票的微小差額遭到否決。參議院的辯論和國會中的鬥爭一直進行了七個星期，直到六月三十日參議院在一次唱名表決中以五十八票對三十七票通過了庫珀-丘奇修正案。儘管按照行政部門的判斷這樣做等於宣判南越死刑，參議院仍然投票贊成，使共產黨可以在柬埔寨為所欲為。這個法案後來送交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由於眾議院拒絕同意參議院通過的修正案，造成了僵持局面，結果整個對外軍事物資銷售法案在一九七年剩下的時間裡一直停留在討論階段。到那個時候，大部分損失已經造成；正當北越公然入侵期間，參議院卻告訴敵人：柬埔寨得自己照顧自己。

庫珀-丘奇修正案的焦點是柬埔寨，而對國防採購法案提出的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則想通過在一九七年底——後來推遲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停止一切撥款的簡單辦法結束印度支那戰爭。參議院最後在九月一日以五十五票對三十九票拒絕了這個提案。但是他們行動的格局是清楚的。參議院裡的反戰派要接二連三提出修正案，迫使政府必須不斷打後衛戰才能為談判保持最低限度的機動餘地。這只能鼓勵河內採取拖延戰術，等待我們國內鷸蚌相爭使它可以從中漁利。

所有這一切都加快了幻想消失的過程。保守派由於戰爭轉為退卻而灰心喪氣；自由派則由於他們自己造成的後果而陷於癱瘓——因為他們無法完全忘卻正是一個自由派的政府把五十萬美國人派到印度支那去的。他們既不願正視自己過去的行動造成的惡果，又同樣不願認真保持鎮靜。大家拚命規避責任。一個十分不尋常的現象是，包括持不同政見者和其他人在內，所有集團都把責任推給擔任總統職務的人。一位高級教授宣稱「離開越南的辦法就是坐船」。這句話已經在大學生中傳為笑談。實際結果是：在缺乏任何可以認真考慮的選擇辦法的情況下，政府除了貫徹自己的政策以外，就只有投降一條路可走了。

政府結構也開始瓦解。行政部門患了炮彈休克症。政府工作人員的孩子和他們的朋友的孩子畢竟也參加了示威遊行。國務院大約二百五十名僱員，包括五十名外交官員在內，簽署了一份反對政府政策的聲明。內閣成員明顯存在的不同意見說明行政部門幾乎同全國一樣處於分裂狀態。內政部長沃爾特·希克爾公開提出了抗議。《紐約時報》五月九日報道說：國務卿已禁止大家對他的態度進行任何猜測——這很難說是對總統表示有力的支持。一群僱員佔領了和平隊辦公樓，在上面懸掛了一面越共旗幟。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羅伯特·芬奇拒絕在公開場合反對他的總統和老朋友的意見——就像他私下確曾做的那樣——而他屬下的一大批官員卻佔領了該部禮堂以示抗議。[26]總統把自己看做是中流砥柱，但是動亂對他也是有影響的。對於抗議者的敵意，他裝作不以為意，實際上深感痛苦。如果能夠得到一點點像學生對受人欽羨的肯尼迪兄弟表現的那種愛戴，他願意付很大代價。由於這種矛盾心情，尼克松感到精疲力竭，甚至使他的顧問們深為憂慮。五月九日上午五點他去林肯紀念堂同學生進行的那次令人尷尬的會晤，只是說明他的心理狀態的一個小小的苗頭。

精疲力竭是當時我們所有人的共同特徵。為了獲得一點睡眠，我不得不從被抗議者團團包圍的住處搬到白宮地下室去。儘管我需要協調處理危機的工作，我還得耗費大量時間對付心情抑鬱、近乎惶惶不安的同事，用甚至更多的時間對付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同事。我同宣佈要在拉斐特公園絕食到全部美軍撤出為止的兩位年輕的和平主義者布賴恩·麥克唐奈和托馬斯·馬奧尼談了相當長時間。我在戰情室對來自各個大學和研究生院的一群群學生談了我對他們的絕望情緒從何而來的看法，我認為這種情緒的根源比為戰爭感到憂慮要深刻得多。

我發現同學生討論問題比同參加抗議的老師討論問題收穫更大一些。當我應一批大部分曾經擔任過政府高級職務的哈佛大學教授的要求同他們在戰情室共進午餐時，我建議在不供發表的基礎上同他們推心置腹地討論一下我們做出決定的理由。這些人過去多數都是我的親密同事和朋友。但是他們不願接受我的建議。他們不是作為卓越的學術界人士，而是作為政界人士來的。他們背後都有一個選區，即由於肯特州立大學的悲劇和戰爭而燃燒起來的校園。他們事前已向報界宣佈——但沒有對我宣佈——這次來是同我對抗的；他們宣佈從今以後拒絕在研究或咨詢工作方面同政府發生任何關係。

他們就柬埔寨決定提出的反對意見說明，誇大其詞並不是政府才有的毛病。一位傑出的教授經過仔細考慮的分析提出來的意見是：「某些人忘了告訴總統，柬埔寨是一個國家；從他的所作所為來看，他似乎並不知道。我們是否對柬埔寨承擔了很大的義務？承擔是腐朽的外交政策。不承擔也是腐朽的外交政策。」他深信這種行動「明顯危及美軍的撤退」——雖然事實恰恰相反。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這位教授居然願意相信國防部長萊爾德在總統宣佈這些軍事行動以前是不瞭解情況的。他令人驚訝地認為「這是一場根本不應當進行的賭博，即使它獲得成功也是一樣」。還有人說關於柬埔寨的決定是「無法理解的」，「比約翰遜干的任何事都更加令人髮指」，是「災難性的」、「令人驚駭的」。有位教授提出一個異乎尋常的假設，即這次為時八周、範圍二十一英里的行動可能會使我們的軍事司令官認為現在使用核武器已經是可以想像的了。另一位教授宣稱，對方的一切行動都是我們挑起的。

這次會晤使我徹底走出了學院的象牙之塔，進入了現實世界。這些人在他們從事的專業方面都是執牛耳的人物；他們曾經是我的朋友，是畢生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因此是應當能夠正確地看待事物的相互關係的。他們不同意我們的決定，這一點可以理解；我自己在確信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以前也經歷了長期動搖猶豫的過程。但是那種缺乏同情、自以為是、拒絕提供任何選擇的態度加強了我的兩個信念：為了我國的內部安寧，必須結束戰爭；在努力按照符合任何國際義務的條件結束戰爭時，我們不能指望那些曾經和我共事多年的人的幫助。創傷必須戰後才能癒合。結果，這些創傷並沒有癒合。

柬埔寨問題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尼克松和反對派根本都不應當這樣提出問題。我們面臨的基本上是一種策略上的抉擇：在八個星期的時間裡，用美國部隊使庇護所失去作用是不是保證我們撤出越南的既定步調和安全，並防止河內席捲印度支那最好的辦法。通情達理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理性的討論已經結束了。總統的表達方式把他的決定提高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某些關鍵性抉擇相同的舉足輕重的水平。批評者反擊時則把他描繪成一個失去控制、毫無理性，並且挑動敵人進攻的總統，其行動即使成功也是不道德的。

但是辯論的真正主題並不是對柬埔寨的進攻，而是前一年反戰大示威時曾使國家陷入分裂的同一個問題：美國是否應當為自己的榮譽、世界地位和已經做出的犧牲堅持下去，還是應當立即無條件地使自己的努力歸於失敗。富布賴特參議員鼓吹的那種政治解決——除迅速把一個共產黨政府強加給西貢這一點以外——恰恰是河內已經拒絕的辦法，正如不到三個星期以前黎德壽曾以斬釘截鐵的口吻向我證實過的那樣。那些溫和派的批評者誰都不願承認的是：如果我們按照他們的建議辦事，拒絕援助柬埔寨，很快我們就只有接受他們誰也不贊成的河內的條件，別無其他選擇。我們的反對派不斷宣揚一種毫無根據的假設，似乎存在某種未加說明的政治選擇、某種保持中立的法寶，而我們執意予以摒棄。以六月三十日作為從柬埔寨撤出美軍的期限，這個倉皇失措的決定是公眾壓力造成的具體後果之一。

政府的中間階層則更不安定。公眾抗議的影響使他們不是去討論如何使戰鬥獲得勝利，而是為戰術空軍的出擊、為六月三十日我們撤離後南越在柬埔寨的行動、為美國顧問的作用精心制定種種限制。華盛頓政府的矛盾心情必然會感染戰場上的人員。他們很快就意識到華盛頓並不鼓勵在柬埔寨採取大膽而富想像力的行動追擊敵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柬埔寨正是我們在印度支那的全部努力的一個縮影。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當對話完全斷絕時，勝利者是不存在的。如果企圖用激動的情緒強制決策，如果身居高位的人只是為了平息街頭抗議而被迫採取他們並不真正相信的措施，那就不可能有什麼嚴肅的國家政策。如果批評者獲悉我同黎德壽的談話——由於政府堅信保密是使談判成功的必要條件，這些談話沒有公佈——他們當中某些人或許會比較諒解。但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印象是：多數批評者，並不需要抓住總統什麼錯誤，那只是他們的一個借口。（如果他們知道我在進行談判，很可能會譴責柬埔寨戰役危及談判的整個前景。）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把所有解釋都看作同過去歷屆政府一樣的誇大其詞而不予理會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情緒。批評者很少提到我們的根本矛盾：在允許敵人開闢新戰場時，我們怎麼能夠——像我們正在做的那樣——以負責任的態度撤出部隊和減少軍事活動呢？

為了尋找一種溫和的辦法來代替我們的政策，人們重新開始施加壓力，要求為撤退全部美軍規定期限。六月七日，《洛杉磯時報》要求我們立即全部撤出東南亞。它說：「現在是美國迅速地、毫不含糊地離開越南的時候了。」《時報》毫無根據地說，規定十八個月的期限「將比總統現在奉行的政策的危險小得多」。《生活》雜誌七月份也跟著說了起來。

不幸的是，主張規定撤軍期限的論據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改進。期限只有兩種：一種是同越南化並行不悖的，那就同我們的政策完全一致，但將剝奪我們在談判中使用的槓桿。另一種是武斷地規定的，那就不過是垮台的一種委婉的說法；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就幾乎不可能證明在期限到來之前還要繼續拿人的生命去冒險的正當性。因此，當我們結束柬埔寨的戰鬥時，我們還走在撤出越南的漫長道路上，面對著毫不妥協的敵人和國內同樣毫不妥協的反對派。

得失對照表

我國國內這種痛苦局面的最終受害者是溫厚的柬埔寨人民。幾年之後，當我們支持的柬埔寨政府垮台、被共產黨接管時，多年來一直要求拋棄柬埔寨的那些人出於自身固有的利益，力圖通過各種曲解，避免對部分是由於他們的主張帶來的可怕後果承擔責任。有人斷言使西哈努克垮台的柬埔寨內部緊張局勢是共產黨部隊西進造成的，而共產黨部隊西進據說是我們一九七年五月入侵[27]或一九六九年以來的轟炸[28]造成的。事實上，北越部隊向西進軍是四月初，即我們進攻以前開始的，其起因只是柬埔寨政府居然膽敢要求他們撤離柬埔寨領土。

如果我們不進攻，共產黨就會早好幾年接管柬埔寨。在那種情況下，這些狂熱的空想家的統治不大可能比現在仁慈；對於如此脫離人民、如此熱衷於可怕的社會改革試驗而又如此死啃教條的暴君，是不能用正常標準加以衡量的。這些人不是被人誤解的人道主義者，他們並不是由於我們五年前的行動在一陣激怒驅使下去屠殺本國人民的。的確有人在根本提不出任何事實根據的情況下發表過一種稀奇古怪的論點，認為紅色高棉獲勝後表現的殘暴是美國和柬埔寨對他們進行了五年抵抗造成的。[29]除了為嗜殺成性的紅色高棉曲意辯解的人以外，誰也不能把這個論點當做適當的解釋加以接受。西哈努克就不相信；他曾在一九六七年把這些人從柬埔寨一腳踢開，因為他們對國家造成了威脅。一九七九年四月，西哈努克對我說，紅色高棉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是「一貫的殺人犯」。[30]紅色高棉當權時的行動是對幾十年意識形態狂熱孕育出來的經濟理論的有系統的運用。它的領導人喬森潘五十年代後期在巴黎寫的博士論文就說到必須動員「農民群眾中蘊藏著的力量」反對腐朽的城市，從而改造柬埔寨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二十年後這個理論以驚人的徹底性和殘暴性付諸實施，直到絕滅種族的程度。[31]

河內後來以鐵蹄踏平一個同夥的共產黨政權，正是由於這個政權希望保持獨立。因此，所謂河內本來會尊重中立主義的西哈努克的獨立的說法是無法言之成理的；黎德壽同我們的每一次談話都駁斥了這個論點。我們本來是會在中立主義的西哈努克身上碰碰運氣的。不幸到一九七年四月底，事態的發展和他自己的憤怒已經使他處於只有作為共產黨代理人才能重新上台的地位。六十年代中葉——在統治印度支那的貪得無厭的慾望推動下——入侵柬埔寨，並且早在任何美國炸彈落到柬埔寨國土上之前很久就組織起紅色高棉的正是河內；在我們發動有限進攻前的一個月內力圖扼殺柬埔寨的正是北越部隊；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間推翻紅色高棉的也正是北越部隊。如果我們不進攻庇護所，柬埔寨早在一九七年而不是一九七五年就給鯨吞了。如果說有什麼因素決定了自由柬埔寨人的滅亡，這個因素就是美國的厭戰情緒。

可憐的柬埔寨逐漸成為我國發洩灰心失望情緒的對象。我們國內的批評者通過立法結束越南戰爭的各種計劃都遭到挫敗，但在迫使我們撤出柬埔寨方面比較成功。同一個敵人正使用柬埔寨作為基地；河內除已增加的部隊外已無法繼續增援，因此柬埔寨力量的任何增加都必然會削弱河內的力量或使河內處於守勢。儘管如此，美國顧問按照法律規定卻不准進入柬埔寨，美援也受到嚴格限制。柬埔寨鉗制了河內在南方的大量人力，而我們的援助款項卻如涓涓細流，一九七年僅約兩億美元，而且附加限制，不得用於「維持朗諾政府」——援助一個國家但不得援助它的政府，真是一種令人震驚的政策。這種情況既反映了一種恐懼，即害怕我們像在印度支那其他國家一樣在柬埔寨「陷入泥潭」，也反映了當時已經流傳甚廣的傳說，即我們正被阮文紹而不是被河內扣作人質。為什麼我們的盟友在老撾和柬埔寨的地位惡化會使我們更容易從越南脫身？這個問題從來都沒有說清楚。

我們的大使十分刻板地看待國會不准軍事顧問進入柬埔寨的禁令，甚至不讓我們的武官前往旅行，以便瞭解柬埔寨部隊的表現。柬埔寨變得死氣沉沉了；南越部隊在它的邊境活動；美國飛機轟炸敵人的交通線——很大程度上由於我們限制援助的結果，柬埔寨部隊越來越軟弱，因此更加不得不依靠我們的飛機作為唯一的戰略後備。很有諷刺意味的是，批評者自稱厭惡日益依靠空中力量的情況，但他們恰恰造成了這種情況。任何決定性行動都是不被容許的；本來早就可能被逼入窘境的北越現在獲得了加強紅色高棉軍隊的時間。柬埔寨軍隊不得不按照鴿派對尼克松主義的定義維持生存，因此日益失去活力。在此期間，冷酷無情的共產黨敵人在為發動全面進攻聚積力量，而照章辦事的美國卻在逐漸扼殺柬埔寨軍隊進行抵抗的能力。

柬埔寨的困境甚至觸動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兩位工作人員——理查德·M·穆斯和詹姆斯·G·洛溫斯坦。這兩個人每年都要到東南亞訪問。他們的訪問曾經使我們的官員感到恐懼，因為他們都反對這場戰爭，而且善於揭官僚們的瘡疤。他們半年一次的報告為國會攻擊我們的越南政策提供了彈藥。但是，穆斯和洛溫斯坦一九七年底訪問柬埔寨時，得出了同我們差不多的結論，並且大膽講出了這些結論。他們的報告的要點是：美國實際上為柬埔寨幹得很少；柬埔寨政府是得到人民廣泛支持的；美國在給柬埔寨拆台。報告說：

和南越的形勢截然不同，朗諾將軍的政府看來在青年和知識分子當中，而且在文官和參議院、國民議會的議員當中得到很大的支持……明顯存在一種民族團結的意識和目的感，存在不靠外國軍隊、自己捍衛祖國的決心……

柬埔寨人感到難以理解造成美國今天在東南亞所處困境的各種曲折複雜的因素。他們回顧二十年來美國在亞洲行事的方式，對美國在武裝他們，抵抗由中國和蘇聯裝備起來的北越軍這個問題上舉棋不定的跡像似乎感到迷惑不解。

過去對流行的成見表示支持的穆斯—洛溫斯坦報告都印成花哨的小冊子廣為散發，這次報告卻在委員會裡壓了好幾天。然後，顯然是在某些委員的壓力下，報告發表了——不過是以盡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發表的。富布賴特參議員只是把它同幾篇報紙社論一起塞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國會記錄》裡，既不叫人注意，也未公開宣讀。[32]

是否進攻庇護所是一個有很大風險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誠實而嚴肅的人完全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見。但是，一旦北越軍隊推進到全國，一旦他們建立起受共產黨控制的「解放區」來推翻金邊的非共產黨政府（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做出任何反應以前），命運就已經決定了。進攻庇護所防止了柬埔寨的立即崩潰，但不能消除長期的威脅。反對原來決定的人現在力圖取消該決定，辦法是阻止對柬埔寨政府提供進一步援助。但是這種做法既沒有取消決定，也未能防止戰爭的擴大；它起的唯一作用是為河內和紅色高棉提供了喘息機會，使他們可以增強實力，展開最後的攻勢。它使保持一個獨立、自由和中立的柬埔寨的最後一線希望化為烏有。一九七年辯論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論，也可以提出強有力的理由證明：由於我國的民主政治程序發生了故障，由於政府和批評政府的人都能夠阻止對方達到目標、挫敗對方的政策，我們不可能採取任何首尾一貫的戰略；最後，柬埔寨成了犧牲品。北越的決心、柬埔寨的內訌和美國內部的衝突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使一切事態發展具有希臘悲劇式的必然性，最後使這個淳厚的國家遭受了並非應得的災難。這是我們大家誰都沒有權利忘卻的。

一九七年六月，我們還不相信事態注定將以悲劇結束。我們仍然努力保持一種既堅定又和解的平衡態度，使談判得到最大限度的促進。因此我們請沃爾特斯將軍在一九七年五月八日發出信件，建議同黎德壽再次會晤。我並未期望河內立即接受。五月六日，河內已經把預定在克萊貝爾大街舉行的公開談判「推遲」到五月十四日，並且發表了一個支持紅色高棉的新的聲明。但是甚至這次推遲，用我的工作人員的話來說，也是「以比較謹慎的方式」提出的，說明對方希望保持這條談判渠道——即使目的僅僅是使我們不致有借口、恢復轟炸而已。河內拖了幾個星期不答覆我們同黎德壽恢復秘密談判的提議。六月五日，它拒絕了我們再次會晤的建議，稱之為「暫時中斷」。

但是到局勢明朗化、戰場上出現新的均勢的時候，顯然會進行新一輪的外交活動。因此我在五月二十五日請各部門研究美國在外交方面可以在印度支那採取什麼主動。我還建議總統為巴黎談判任命一位新的高級代表。這是北越在公開和秘密會談時都堅持要求的。我從來不認為僅僅指定一位代表就會推動談判走出死胡同；河內對巴黎會談的主要興趣是避免我們以缺乏認真談判為由恢復對北方的轟炸。儘管如此，我認為任命一位高級代表將使河內喪失一個作宣傳的題目。我建議讓戴維·K·E·布魯斯當代表；尼克松欣然同意；布魯斯這位非凡的外交家以他特有的責任感接受了這個職務。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比戴維·布魯斯更出色的公僕或更優秀的人物。他是馬里蘭州一個古老家庭的後裔，在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都有深厚的根基，他在不同時期擔任過這兩個州的州議員。他寫過關於美國早期總統的作品，而他的敬仰者發現他本人就具有許多和那些總統相同的剛毅的品質。他以畢生精力為公眾謀福利，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戰略服務局的工作中證明了自己的勇敢精神。他是一個英俊、富有、情緒穩定的人，完全沒有那些比較渺小的、把公職當成自我表現機會的人那種喜歡堅持使自己的看法佔上風的習慣。他的行為舉止說明他是為一種超越任何個人生命的事業服務的；他渾身煥發出一種信念，即他的國家代表著各種需要愛護，同時也值得捍衛的社會準則。他的尊嚴要求第一流的工作成績；他保持低調的口才證明在品質高貴的人身上內容和形式是無法分割的。他認為耐性和善意——即使是逐步地——將克服世界的缺陷，而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人類能夠通過理性和機智得到改進。

布魯斯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總統提出的高尚的要求，也從來沒有按照個人的利害得失估價這些要求。三十年來他曾為兩個政黨的總統服務，擔任駐倫敦、巴黎和波恩的大使。後來他又在越南談判中、在北京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尼克松總統和福特總統工作——一直幹得非常出色。他說話坦率，必要時毫不含糊，但是他並不把自己的辛勤勞動當作追求個人地位的手段。總之，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戴維·布魯斯對我的影響是很少有人超過的。當我做某些最重要的決定時，我本能地會向他討教。我並不是每次都採納他的意見；但每次我都從他的判斷、他的幽默感和他無窮的機智中獲得教益。他使我不過分重視自己的作用。他深信為我國前途而工作是一種嚴肅的職責。這種信念對我永遠是一種鼓舞。

一九七年七月，已經七十二歲、體質虛弱的戴維·布魯斯開始執行新的使命，他知道對手的主要目標就是把他搞得精疲力竭。他懂得辯論的技巧並不能代替他的談判對手如此重視的客觀上的力量均衡。他在巴黎得不到什麼榮譽；他也不追求榮譽。但是他懂得國家的榮譽絕不是無足掛齒的小事；我們生存了幾百年並不是為了出賣那些信賴我們諾言的人。

我們走在一條漫長的、肯定是痛苦的道路上。但是有戴維·布魯斯作為旅伴，肩上的負擔就不顯得那麼沉重了。只要他願意承擔某種工作，就可以很有根據地說這種工作是符合國家利益的。

[1] 即南越部隊。

[2] 即南越政府。

[3] 指基辛格。——譯注

[4] 從上下文看，應為二十一日。——譯注

[5] 沃爾特斯有極為詳盡的描述。見弗農·A·沃爾特斯《秘密使命》（紐約花園城，雙日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八章。

[6] 沃爾特斯有極為詳盡的描述。見弗農·A·沃爾特斯《秘密使命》（紐約花園城，雙日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八頁至五八二頁。

[7] 陳善謙已取代陳文香擔任南越總理。

[8] 我同黎德壽舉行首次會談的第二天，《費城公報》上出現了一篇足以說明公開辯論如何完全脫離現實的文章。作者羅傑·希爾斯曼在美國捲入越南戰爭初期曾經擔任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他說總統「拒絕了共產黨提出的、幾乎是立即在越南實現和平的建議，雖然建議的條件照許多美國人看來可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希爾斯曼自稱這種觀點得到艾夫裡爾·哈里曼等專家的支持。根據他們對河內含糊其詞的聲明的解釋，希爾斯曼和他的朋友們自稱發現了以下幾點和平建議：不進行選舉，而是通過舊式政治交易建立一個把共產黨和非共產黨等一切政治派別的代表都包括在內的聯合政府；雖然他們的宣傳仍然要求立即全部撤走美軍，他們私下已經表示撤軍可在兩三年內分期進行；把越南北方和南方的重新統一推遲五年到十年；對老撾和柬埔寨的領土完整給予國際保證。當然，以上各點都已經十分明確地遭到河內的拒絕。

[9] 關於過去越南對老撾和柬埔寨的統治，見伯納德·福爾《兩個越南》修訂本（倫敦，帕爾馬爾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一二頁至一九頁，第三三頁。

[10] 關於過去越南對老撾和柬埔寨的統治，見伯納德·福爾《兩個越南》修訂本（倫敦，帕爾馬爾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八六頁。

[11] 例如：《紐約時報》，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12]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朗諾還作為西哈努克的代表參加了中國國慶，在天安門上同毛澤東站在一起。

[13] 西哈努克訪問記，見《紐約時報》，一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14] 見西哈努克回憶錄《我同中央情報局的戰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回憶錄（貝卻敵記錄）》（紐約，萬神殿圖書公司蘭多姆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二四頁。並見第二一頁至二二頁，第二四頁至二六頁，第四二頁至四三頁，第五頁，第五四頁，第二一頁至二二頁。

[15] 「三三號」委員會，當時已改稱「第四十號」委員會，是一個監督秘密情報活動的跨部門委員會。

[16] 美國漫畫中的人物。——譯注

[17] 時間可能有誤，因為前面說尼克松同萊爾德見面是四月二十一日。——譯注

[18] 威廉·肖克羅斯著《穿插小戲：基辛格、尼克松和柬埔寨的毀滅》（紐約，西蒙-舒斯特聯合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六五頁。

[19] 此信全文如下：總統致亨利·基辛格的備忘錄假如我在我們今天會議上的想法同我此刻（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五時）的想法一樣，我覺得我們需要在柬埔寨採取大膽的行動，以表示我們是同朗諾站在一起的。我並不認為他會存在下去。不過，他或許有存在下來的某種機會。反正我們必須採取某種象徵性行動幫助他生存下去。這次我們可真的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因為我們上了當，相信我們如果進行援助，就會破壞他的「中立」，從而給北越人以干涉的借口。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沒有接受這樣一個教訓：共產黨進行干涉從來不需要什麼借口。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他們不需要借口。那時國務院的專業人員提出了同樣的論點，並獲得杜勒斯的贊同，因為他那時累了，並且又是在競選期間。他們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不需要借口，那時國務院的人員曾提出了同樣的論點。他們在老撾也不需要找什麼借口。在那裡，因為我們沒有在他們整個攻勢開始之前就實施打擊，以挫傷他們的銳氣，以至坐失良機。他們在柬埔寨也是一樣，而我們完全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向參議院聲明，我們的大使館裡只有「國務院七個笨蛋組成的代表團」，並且不打算提供任何種類的任何援助，因為我們擔心，如果提供援助就會「刺激」他們進行干涉。他們正在那裡輕易地取得勝利，過去二十五年來唯一敢於採取親西方和親美立場的柬埔寨政府正搖搖欲墜。我正考慮派一個像鮑勃·墨菲那樣的人到那裡去走一趟，回頭向我報告；他要到那裡去，消除朗諾的疑慮。當然，這將同你的活動同時進行。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結束之後，如果我決定採取這個方針，你將立即同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所謂朋友派來的某些膽小如鼠的大使接觸。我們要搞清楚現在誰是我們的朋友，因為如果我們決定在這裡挺起身來，剩下的那些人當中的某些人最好迅速跟上。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以後，我要同你談這個問題。

[20] 芒特弗農是美國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墓地所在地。——譯注

[21] 約翰·米切爾給這次會議做了記錄，並寫了一份簡單扼要的僅有兩頁的備忘錄：會議備忘錄（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出席者：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司法部長主題：柬埔寨/南越問題討論這個題目的會議是星期二，即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總統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上午十點二十分開始，持續約二十分鐘。總統說，開會的目的是把他就南越和柬埔寨形勢的發展做出的決定通知出席者。總統又說，他過去十天不斷在考慮這個問題，並考慮了中央情報局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及麥凱恩海軍上將和他的參謀人員在夏威夷匯報會上提供的全部情報。總統又說，在決策過程中，他還考慮了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反對在柬埔寨使用美軍的立場，以及基辛格博士傾向於反對使用美軍的建議這個事實。總統又說，他頭一天向邦克大使和艾布拉姆斯將軍提出了某些問題。總統宣讀了他給邦克大使的電報和星期一深夜收到的大使的復電。總統又說，根據他對柬埔寨總的形勢的研究，他決定不改變美國目前在柬埔寨軍援問題上的立場和他授權越南共和國軍隊進攻鸚鵡嘴的決定。總統又說，為了保護南越的美軍，他決定批准授權美國和越南政府部隊聯合進攻魚鉤地區的南越中央辦事處總部。總統表示了這樣一種意見，即進攻南越中央辦事處的行動是繼續執行越南化計劃所必需的，這種行動可能有助於而不是妨礙美國為和平談判的努力。總統又說，他在決策時考慮了國會某些人士和公眾中某些階層可能產生的不利反應。總統又說，為了把導致這些決定的情況和他在這個問題上得到的勸告記錄在案，他在頭一天晚上口授了一個錄音記錄，其中包括國務卿和國防部長的反建議。總統講完話之後就離開了橢圓形辦公室，到內閣室去參加另一個會議。當總統在場時，其他出席者未就會議主題進行討論。（簽字）約·N·米切爾

[22] 見伊麗莎白·貝克爾《柬埔寨：同越南的邊界戰爭一瞥》，載《華盛頓郵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亨利·卡姆《波爾布特證實了尼克松的斷言》，載《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第七版。

[23] 即五月四日。——譯注

[24] 引文見一九七年五月五日《人民日報》第一版。——譯注

[25] 引文見一九七年五月五日《人民日報》第一版。——譯注

[26] 《紐約時報》，一九七年五月十八日。

[27] 例如：斯坦利·卡諾《柬埔寨：尼克松就是那個傢伙》，載《華盛頓郵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

[28] 例如：威廉·肖克羅斯《柬埔寨：責任所在》，載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誰「弄掉了」柬埔寨？》，載《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穿插小戲》中多處可見。

[29] 例如：肖克羅斯《穿插小戲》，第三七二頁至三七三頁，第三八九頁。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為紅色高棉暴行開脫的肖克羅斯卻受到另一位作者的鞭撻。這位作者認為缺乏足夠證據說明曾經發生過這種暴行。見理查德·達德曼的文章，載《紐約時報書評副刊》，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某些批評我們的人似乎願意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假定波爾布特是無罪的。

[30] 另見西哈努克訪問記，《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第一四頁。西哈努克在這次接見記者時把波爾布特描繪成一個應對二百萬柬埔寨人死亡負責的「劊子手」。

[31] 見弗朗索瓦·蓬肖《柬埔寨：前途未卜之年》（紐約，賴納哈特和溫斯頓·霍爾特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對紅色高棉有系統地運用意識形態理論的情況做了極為出色的分析。喬森潘論文中引出的話見該書第八七頁。

[32] 《國會記錄》（日刊），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二二八三頁，第二二八九頁，及其後各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