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莫斯科的信息
一九七年秋，時局緊張，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裡，蘇聯駐華盛頓的代表是尤里·伏龍索夫。此人聰明和善，小心謹慎，但卻毫無權力。多勃雷寧大使奉召回國磋商。我後來才知道，多勃雷寧的離開反映了克里姆林宮的願望，不想舉行什麼重要的會談。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是特別表明，甚至不想談關於我們正在盼望的最高級會談問題。伏龍索夫的級別很高，但是這樣的外交家卻很少有什麼決定權；他們一般都是機械呆板地遞交照會，然後小心翼翼地把答覆記下來，討論也只限於幾個淺顯的問題，不敢表達己見。因此，當伏龍索夫顯得輕鬆愉快時，人們可以肯定，那準是奉命行事；當他的表情嚴肅時，也準是克里姆林宮在皺眉頭。
七月底，我在聖克利門蒂接到伏龍索夫打來的一個電話，他說，一旦我回到華盛頓，他有一個照會要立即遞交給我。我猜想這可能是關係到蘇聯同意舉行最高級會談的事。我們於八月四日在白宮內我的辦公室裡會面，伏龍索夫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他沒有帶來莫斯科關於最高級會談的消息，但是他知道蘇方正在積極而讚許地加以考慮；他認為我們兩國的關係正在「好轉」。他這次是來轉達他的政府的願望，重申一九六二年肯尼迪-赫魯曉夫關於古巴的協議：「我們想要強調，在古巴問題上，我們一如既往，按照以前對這個問題所達成的協議行事，我們希望美國方面也嚴格地遵守這個協議。」
我對此感到迷惑不解，並且作了這樣的表示。關於古巴，我沒有覺察到有什麼特別緊張的地方，我們並沒有做出異乎尋常的舉動，蘇聯提出這個問題顯然是沒有什麼理由的。伏龍索夫態度和藹，要我放心。他說，最近又有新的傳聞，說美國計劃要加強關塔那摩海軍基地的防務，還說蘇聯在古巴有什麼軍事活動；他讀了一段照會給我聽，抱怨古巴的流亡分子在佛羅里達州加強顛覆古巴的活動。我問他，莫斯科希望確認一九六二年協議中的哪一方面，以及伏龍索夫認為這個協議的主要內容是什麼。他說，只要我口頭表態就行了；他對這個協議的理解是，我們不應以軍事力量入侵古巴。我說，我要和總統商量這件事，並在商量後通知他。
我立即要國務院把一九六二年協議的檔案和解釋找出來。亞歷克西斯·約翰遜把肯尼迪-赫魯曉夫來往信件的內容摘要，以及約翰·麥克洛伊和瓦西裡·庫茲涅佐夫隨後的關於蘇聯導彈和轟炸機撤退安排的會談紀要送了過來。看起來，既沒有口頭的也沒有文字的正式協議。但是，來往信件很長，也很詳盡，足以構成一種互相保證。我向總統匯報說：
肯尼迪-赫魯曉夫的來往信件清楚地表明，存在著一個心照不宣的協議，即如果蘇聯在聯合國的監督下，從古巴撤出其進攻性的導彈，並承諾在適當的防護措施下，停止把這樣的武器系統運進古巴，我們就同意提出不侵犯古巴的保證。然而，這個協議從來沒有明確地加以完成，因為蘇聯不同意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檢查制度（因為卡斯特羅反對），而我們也從來沒有提出正式的不入侵保證。麥克洛伊和庫茲涅佐夫之間的會談，本來打算要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正式的肯尼迪-赫魯曉夫「協議」，但最後卻不了了之。
因此，我們和蘇聯的這個「協議」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協議，從來沒有正式地講清楚。事實上，蘇聯撤走了他們的導彈，也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又運進了這些武器；當然，我們也沒有侵犯古巴。
美國也把它的看法公開地記錄在檔案上，而且從來也沒有引起爭論。關於海軍或是潛艇基地的問題只是短暫地出現了一下。約翰·麥克洛伊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向庫茲涅佐夫提出了這個問題，聲言美國反對蘇聯在古巴建立任何軍事基地。庫茲涅佐夫說他理解了。
對於尼克松來說，古巴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當他在一九六年他競選總統時，在他和肯尼迪進行著名的電視辯論中，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在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前幾天，肯尼迪主張用美國軍隊進行干預，推翻卡斯特羅；在那些日子裡，一種強硬的姿態並不被認為是與自由派的政治哲學不相一致的。尼克松是知道那個後來失敗的豬灣入侵計劃的；他感到不便否定肯尼迪的這個主張。他的目的究竟是要掩護這個秘密進行的計劃，還是如他所說的，他是要與肯尼迪的「缺乏經驗」相對照，表明他自己在政治上的老練，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後來自己承認是他愛國主義的自我約束導致了他的失敗。在他的回憶錄裡，尼克松帶點兒辛酸地寫道：「在那次辯論中，肯尼迪給六千萬人以這樣的形象——他對卡斯特羅和共產主義比我要強硬些。」[1]尼克松下定決心，再也不讓人對他作這樣的指責。
尼克松並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一九六年古巴問題。一九六二年，當他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時，古巴導彈危機在競選運動的最後三周中佔了主要地位——尼克松一直把這個階段看作是對選舉結果起決定性作用的時刻。雖然當時他的選票已經落在後面了，但他還是認為，正是這次危機使他失去了挽回敗局的機會。他一直認為肯尼迪特地挑選這個攤牌的時機，以便在中期選舉中改善民主黨人的處境。對於尼克松來說，古巴問題和競選運動湊巧碰在一起，引起了一陣陣的不祥之兆和怨恨之情。在他看來，在一個國會選舉年，沒有什麼要比避免一次古巴危機更重要的了。
但是在一九七年八月中旬，我們的腦子裡已不再有這件事了。尼克松和我甚至還在推測，伏龍索夫遞交的照會，可能是蘇聯好心好意要改善今秋最高級會談氣氛的一個跡象。我們的自滿情緒反映在我們對待聯邦調查局報告的反應上。這個報告碰巧在八月五日送到我們手上；該報告聲稱，邁阿密的古巴流亡分子僱用了兩艘船，企圖擊沉駛往古巴的一艘蘇聯油輪。尼克松向來是同情那些古巴流亡分子的，這次卻立即同意派遣兩艘海岸警衛艇尾隨這艘油輪，並在必要時對它加以保護。從邁阿密駛出兩艘船對一艘蘇聯油輪進行襲擊，這在莫斯科送交照會之後是無法解釋得清楚的。結果，襲擊的情況一直沒有出現。我們沒有其他理由要特別擔心。定期執行飛行攝影任務的U-2偵察機已經注意到在古巴境內和古巴周圍，蘇聯的軍事活動在增加。但是它們沒有偵察到足以說明蘇聯違反「協議」的行為。
八月七日，我把美國的復照交給了伏龍索夫。復照對於蘇聯政府保證一九六二年的協議仍然全部有效表示滿意。我們認為，這等於規定，在古巴領土上，禁止裝置任何類型的進攻性武器，或任何進攻性的運載系統。我們重申，我方將不會用軍事力量來改變古巴政權。我還加上一句「個人的」意見，說蘇聯曾用改裝過的轟炸機在我國東海岸外的海面上空作偵察飛行，而且是以古巴作為最後目的地的。在我們看來，這已經到達協議規定的極限。把這種飛行減少到絕對最低限度，對於我們之間的關係肯定大有裨益；如果蘇聯對它在加勒比海的海軍行動加以約束，我們同樣也會注意到。
伏龍索夫對我所談到的這些意見的良好用心表示讚賞。他相信克里姆林宮接到我們對一九六二年協議的確認將會很高興。他重述他先前說過的印象，即認為我們雙方之間的關係有明顯好轉。
就事論事來看，伏龍索夫或者是他的主子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實在難以預料。在外交政策上耍拙劣的花招往往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即使以馬基雅維裡式的政治家的眼光來看待國際關係，也要清楚要是失去了信譽，那就需要做一些很明顯的好事才能彌補過來。而明顯的轉變是很難爭取到的。可以肯定，一九七年夏季晚些時候，蘇聯在古巴的所作所為以及所冒的風險與它所可能得到的好處是不相稱的。
一支小艦隊駛往西恩富戈斯
在古巴的南海岸，有一個名叫西恩富戈斯的海港。只有一條航道能通到這個港口，而這條航道通往一個小島林立、並有陡峭山丘環抱的海灣。在這些小島中的一個名叫卡約·阿爾卡特拉斯的島嶼上，一架U-2飛機於八月二十六日拍攝到了新的施工活動照片，而在十一天前的一次飛行中還看不出這些活動。看來這一活動已進行了好幾天了；能夠確切地識別出的全部情況只是在一個碼頭上和若干個新營房中進行的施工活動。這件事本身並沒有什麼異常。使得這件事變得更為耐人尋味的是另外一份情報：一支蘇聯小艦隊正在駛往古巴；其中包括一艘潛艇供應船，一艘導彈巡洋艦，一艘導彈驅逐艦，一艘遠洋救護拖船，一艘重型打撈艦，一艘商用油船，以及一艘載有兩隻八十英尺長的海軍專用汽艇的兩棲登陸艇。這種類型的供應船和汽艇通常是為了維修潛艇用的。這支特遣隊的組成是前所未有的，其規模似乎已超過一次禮儀性的訪問。突然，大半年來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開始具有新的意義。
卡斯特羅認為，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行為是卑鄙的投降。莫斯科和哈瓦那的關係急劇惡化。一九六七年，卡斯特羅甚至到了公開攻擊蘇聯的地步，說蘇聯人在六日戰爭[2]中，沒有給他們的阿拉伯朋友以有效的援助。他反對蘇聯想要把中國開除出共產主義運動的努力，並在沒有蘇聯的幫助下繼續在拉丁美洲執行其「輸出革命」的激進政策。柯西金於一九六七年會見了卡斯特羅，但是就在那年十一月蘇聯革命五十週年的時候，古巴只派了一個低級官員代表團前去莫斯科，實際上，這是對那次慶祝活動的抵制；這個代表團沒有受到任何蘇聯高級官員的接見，幾乎立即離開了莫斯科。然而，一九六七年十月切·格瓦拉逝世以後，兩國關係有了改善。一九六八年春，兩國簽訂了一項新的貿易協定，包括三億多美元的蘇聯貸款。一九六八年八月，古巴贊同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儘管時間遲了些並附有條件。在一九六九年早些時候，蘇聯首次恢復了按年度定期向古巴運送軍事援助物資，他們也重新補助古巴對蘇聯的貿易赤字。到了一九六九年六月的各國共產黨會議時，古巴代表竟大言不慚地說，如果出現「對蘇聯人民的挑釁或侵略，不管它來自哪裡，哈瓦那將支持莫斯科。」這是在中蘇爭執中古巴首次站在蘇聯一邊。
下一個月，即一九六九年七月，蘇聯海軍對古巴進行了首次訪問。七艘艦隻，其中包括兩艘柴油動力和一艘核動力的攻擊型潛艇，訪問了海港，接著在墨西哥灣進行了若干次演習；蘇聯海軍在訪問了馬提尼克和巴巴多斯之後，離開了這個地區。與此同時，一艘蘇聯新型的Y級彈道導彈潛艇開始在北大西洋進行首次巡邏。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蘇古軍事關係又前進了一步。蘇聯國防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對古巴進行了一次大肆宣揚的訪問，同行者是蘇聯海軍副參謀長。事後看來很可能就是這次訪問導致了我下面所要談到的事件。至少在格列奇科訪問後的幾個月裡，蘇聯在古巴境內和古巴周圍的軍事活動增加了——幾乎使我們感到，蘇聯海軍出現在加勒比海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一九七年四月，古巴國防部長勞爾·卡斯特羅對格列奇科的訪問進行了回訪，並在蘇聯逗留了五個星期，還會見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四月二十二日，在一次紀念列寧誕辰的講話中，菲德爾·卡斯特羅宣佈，他準備和蘇聯建立更加密切的軍事聯繫。其後不久，遠程偵察機開始從蘇聯北部飛往古巴；很明顯這些都是裝有電子設備的Tu-95噴氣轟炸機。在它們進行了三次飛行之後，蘇聯海軍特遣隊又對古巴進行了第二次訪問。這是在四月份，一次在北大西洋舉行的大規模蘇聯海軍演習（Okean）之後緊接著發生的事。這一次，七艘艦隻抵達西恩富戈斯，作了為期兩周的訪問。這七艘艦隻中包括一艘潛艇供應船和一艘核動力E-II級潛艇，上面裝有用於攻擊海運的短程巡航導彈。
那時，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都沒有發出警告，而蘇聯海空軍日益加緊其軍事行動的步伐卻令我非常擔心，一九七年六月一日，我為此給總統寫了一份綜合報告：
儘管蘇聯海軍的訪問可能是近年來蘇聯海軍日益遠離蘇聯國內的海港進行活動的整個趨勢的一部分，但是，這些訪問也可能是通過逐漸建立蘇聯的艦隊和空軍部隊進行訪問和添加燃料的先導，企圖使華盛頓「習慣於」蘇聯更多地利用古巴。可以想像，蘇聯人希望在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比較永久地保持一支海軍。它以古巴作為增加燃料和獲得供應的地方……關注這個形勢將是非常重要的。
六月下旬，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我的一位拉丁美洲問題工作人員維龍·P·瓦基提醒我注意中央情報局的一份調查報告，該報告認為，不管蘇聯如何小心翼翼，它被發現可能打算在古巴建立新的軍事設施，例如，為艦隻或偵察機提供維修服務的設施。
以這個報告為背景，我們注意到，一支蘇聯艦隊於九月九日抵達西恩富戈斯。第二天，一艘商用油船又加入到這支艦隊之中。U-2飛機奉命從下一個晴朗的日子就開始每天作偵察飛行，這一天是九月十四日。
當時，美國政府對於這支艦隊比對這些新的岸上軍事設施更為擔心。梅爾·萊爾德以一種不尋常的姿態，於九月二日把常駐五角大樓的記者邀請到他的小餐廳喝咖啡，舉行了一次即席記者招待會。萊爾德歷數包括中東在內的一系列爭端問題。但是，成為頭條新聞的卻是他關於古巴的談話。他提醒大家注意，蘇聯的艦隻正駛向加勒比海，有關消息應該公開，因為有跡象表明，蘇聯海軍特遣隊裝有能夠發射到美國的武器。但是，他又說「我並不認為這是一次危機」，因為美國有足夠的核力量來遏制進攻。[3]但是，這個報道沒有受到新聞界的長期重視。蘇伊士運河沿岸的違反停火協議事件以及籠罩著約旦的危機大大地超過了古巴問題。這可能就是蘇聯人為什麼不急於幫助平息中東問題的原因。當約旦局勢十分緊張而蘇聯又在古巴建立潛艇基地時，美國參議院卻從美國的防禦性戰略部署是具有挑釁性的前提出發，正在辯論反彈道導彈問題；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特點。
古巴對我們U-2飛機的每天飛行作出了反應，這表明不尋常的事正在醞釀中。九月十四日，我們的第一次飛行由於米格飛機緊急起飛尾隨，而不得不放棄。另外一次在該島周圍的飛行也受到攔截，被迫停止執行任務。九月十五日，美國海軍反潛艇飛機遭遇到米格飛機的攔截並被跟蹤了六十英里，米格飛機還作過幾次俯衝。九月十六日，我對此十分關切，就警告蘇聯，攜帶導彈的潛艇或核武器在古巴進行活動或維修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我是利用在芝加哥召開的一次背景情況介紹會來發出這個警告的。由於我們還沒有掌握任何具體的證據，或者是一項既定的政策，我就沒有作直截了當的指控，說蘇聯人確實是在幹這些事，看來最好還是給他們留下一條後退的路。
碰巧，就在那一天，U-2飛機搜集到了確鑿無疑的證據。照片表明，在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裡，蘇聯已經把相當重要的岸上軍事設施趕建完成。兩座新營房和行政大樓突然矗立在一個月前還是荒無人煙的卡約·阿爾卡特拉斯島上。娛樂設施也在這個島上很快地建立起來了，包括一個籃球場和一個足球場。在我看來，這就無可否認地說明它是一個蘇聯的基地，因為作為一個老足球迷，我深知古巴人是很少踢足球的。更為重要的是，潛艇供應船永久性地繫在海灣的四個浮筒上。供應船旁是兩艘汽艇，這是從兩棲登陸艇上卸下來的。這樣，供應船就能維修潛艇了。反潛艇的網已布在港口，作為防衛之用。在古巴本土，在離西恩富戈斯市幾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新的船塢、燃料貯存庫以及大型通信設備的初期工程。毫無疑問，這是用於和莫斯科進行無線電聯繫的設備，由地對空導彈和監視雷達加以保護。總之，我們看到了一個永久性的蘇聯海軍基地所具備的全部特徵。
九月十八日，我整理了一份情報材料，並把和伏龍索夫交換意見的概要說明一併寫成一份備忘錄送交給尼克松。我在結尾中說：
今天的照片分析證明，儘管伏龍索夫和我交換了意見，蘇聯還是匆忙地採取行動，在西恩富戈斯灣建立了一個軍事設施，它可能用來當作加勒比海的一個潛艇補給基地。因為局勢嚴重，我讓中央情報局在今天十二點半給我安排一個新聞發佈會。到那時，我們將仔細地評估現在所掌握的全部照片證據，以便更加確切地斷定蘇聯在古巴活動的全部規模。我也將緊急召集工作人員對這種發展的戰略含義進行詳細分析。
那天晚些時候，我收到的情報分析報告斷定，蘇聯人是「（在西恩富戈斯）為其海軍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的活動建立一個補給站」。情報分析報告又不祥地指出，「蘇聯的海軍，包括核動力潛艇在內，可能很快會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港外進行定期活動。」我們的海軍專家指出，蘇聯在古巴有了永久性的軍事設施，這樣，其潛艇前往大西洋活動區域的時間就可以大大縮短。結果是，蘇聯彈道導彈潛艇停留在能夠射達美國範圍的時間可以增加大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同時駐在該地的潛艇的數目也可以增加大約三分之一左右。這將是蘇聯對美國作戰的戰略能力的一次大飛躍。
攤牌
正當我們在談判釋放被扣在安曼的人質之時，正當侯賽因的軍隊慢慢地向巴勒斯坦游擊隊挺進之時，正當美國軍隊有的快速地開往地中海，有的也在進行動員之時，正當蘇伊士運河沿岸不斷發生違反停火協議事件之時，正當我們設法計劃要對阿連德在智利掌握多數選票作出反應之時，蘇聯在古巴建立海軍基地的確實消息傳到了我們的耳邊。我們面臨的狀況對政策制定者來說是一場可怕的噩夢：在全世界廣泛的各不相連的地區同時發生危機。
高級官員的反應說明了這種情況。九月十八日——這一天華盛頓證實了關於西恩富戈斯的情報——國務卿羅傑斯告訴我說，我們必須防止「高度緊張」。他希望公文數量要限制到最低限度內，以便不要「在公眾的意識裡造成一次危機」。當然，主要的問題還不在於公眾的意識裡有無危機，而是客觀上是否存在著危機；我們是否能夠接受，蘇聯除了在埃及派遣軍事人員之外，又在古巴建立永久性的海軍基地——不管其眼前的軍事重要性如何。我告訴羅傑斯，我將要在明天安排一次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秘密會議，以便有機會來匯總一下大家的想法和一些新的情報。
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於九月十九日按預定時間開會。碰巧正是敘利亞入侵之前、約旦的戰火暫時平息的日子。因為有關西恩富戈斯的情報還只限於一定的範圍內，所以工作人員還沒有做實際的準備工作，因此意見也只是在隨便交談的方式中打轉轉。對於事實本身並沒有什麼爭論；大家一致認為，蘇聯人正在建立一個能維修核潛艇的基地，並企圖繞過肯尼迪-赫魯曉夫協議，把他們的大多數設施建立在沿海島嶼上。關於蘇聯的行動是否違反了「協議」，卻產生了一些爭論；我提醒小組說，一九六二年肯尼迪總統作出反應，並不是因為蘇聯部署在古巴的導彈是「不合法的」——事實上，它當時從技術上講是「合法的」——而是因為他認為這種做法是對美國安全的一個威脅。於是，該小組就設法精確地測算，一個徹頭徹尾的作戰基地，將會影響戰略平衡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在一九六二年導彈危機時也曾進行過爭論）。
這些反應反映了美國在應付蘇聯模稜兩可的戰略中遇到的困難。我們面臨的顯然是一個新的海軍設施。它是在不到三周的時間裡用欺騙的手法建成的。即使是不再進一步增加設施，它也將增強蘇聯把彈道導彈潛艇保持在戰鬥狀態的能力。如果加以擴充，它就可能使蘇聯針對我們而設的海上發射導彈力量有效地增加一倍。如果蘇聯最初的部署未受到抵制，按照其慣常的做法行事，那麼接著而來的便是蘇聯進一步迅速增加其部署。蘇伊士運河沿岸的導彈集結的經驗將會重演，而這次卻是針對我們的。如果我們對最初的設施默不作聲，他們再加以擴展，我們就難以抵制了。但是，由於到當時為止，我國政府對於蘇聯到底要幹什麼還不十分清楚，因此我們的反應也是猶豫不定的。由於總統和國務卿都希望在我們沒有定下行動方針之前避免造成緊張氣氛，我便要求出席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每個部門在九月二十一日之前非常秘密地提出他們的估計和建議。國務院還特別徵求了盧埃林·湯普森大使——當時是我們的首席蘇聯問題專家——的意見。
盧埃林·湯普森回答說，蘇聯的行動主要是象徵性的。這是他們自卑心理的一種徵兆。儘管蘇聯對我們在意識形態上進行謾罵，我們還是一個蘇聯想要竭力倣傚的大國模範，他們在發展上落後於我們十五年。換句話說，湯普森認為，蘇聯現在是在模仿我們十五年以前在海外發展海軍基地的做法。國務院建議的辦法是，讓羅傑斯利用他們一個月後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常見面的機會，和葛羅米柯在紐約進行一次私下談話，屆時羅傑斯可以提出我們的擔心。湯普森並沒有說，如果葛羅米柯打守球的話——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我們該怎麼辦。
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估計卻與此完全相反。他們把西恩富戈斯的潛艇基地看成是對美國的一種戰略性威脅；在他們看來，它將使蘇聯潛艇能夠延長他們在海上的作戰時間，並提高蘇聯海下艦隊在墨西哥灣的作戰能力，從而使美國有更多的地區暴露在彈道導彈的射程之內。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從技術上進行解釋，這樣的基地將如何用於作戰。當然，他們建議撤除這個基地，但是正如許多軍事計劃文件所建議的那樣，留給政治領導人去想辦法，來完成這樣一個徹底清除的目的。有人提出一種措施，推遲我們的一些海軍艦隻的退役時間；但這樣的建議如何能顯示我們的決心，或者使蘇聯撤出古巴，只好留待人們去想像了。一九七年秋有人提出了另一種有眼光的建議——在我們在柬埔寨採取行動後的六個星期提出的——徵召預備役軍人。
我認為蘇聯行動的含義已超出軍事範圍；我把這種行動看成是他們正在世界各個不同地區對我們進行試探過程的一部分。當我們對蘇聯派軍隊進入中東作出的反應是促使以色列接受停火建議時，克里姆林宮也許覺得壯了膽。我強烈主張立即應付這次挑戰，以免蘇聯人誤認為我們會持寬容態度，並把他們的活動升級到只有通過一次大的危機才能撤除基地的地步。我反對那些浪費時間的活動，如等待葛羅米柯和羅傑斯在一個月後進行會談。蘇聯人知道，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西恩富戈斯拍照；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行動，他們一定會認為我們是默許了。如果後來我們突然進行對抗，他們可能就沒有迴旋的餘地；隨之而來的危機可能會加劇，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故意羞辱他們。而且我們還在期待他們對我們關於最高級會談的建議立即作出答覆。如果蘇聯的答覆是肯定的，我們將更難以和他們進行對抗。如果我們和他們進行對抗，我們必定會做得很粗暴，而且其粗暴的程度將會損害雙方最高領導人的威信，甚至使得制止危機變得更為困難。
蘇聯這麼多的裝備都用輪船海運，在我看來，這個事實就表明他們已為自己安排了退路；如果受到挑戰，他們會準備格鬥；也可能討價還價；不過如果讓他們下得了台，他們就會撤退。要把他們這種策略說得讓總統信服，那並非易事。的確，我一直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一次偶然事件就觸發了最後的攤牌。
在大選期間碰上古巴危機，這最使尼克松感到頭痛。任何瞭解他的人都知道，蘇聯在古巴建立海軍基地，不管為時多久，他都絕對不能容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在這件事上他是採取強硬立場的。查爾斯·裡博佐出於一股拉丁民族的狂熱，痛恨卡斯特羅，尼克松和裡博佐的友誼使他必然會受到主張強硬路線論點的影響；他在他的老朋友面前從不示弱。他遲早會回擊，而且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但是我們現在正處在約旦危機之中，敘利亞的坦克剛剛開進約旦；尼克松完全不知道，危機可能導致和蘇聯攤牌。總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眼前這次挑戰上。而且，尼克松認為，正如越南戰爭使新聞界和國會詆毀總統的信譽那樣，在大選之年，一次新的古巴導彈危機將會引起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性不滿。最後，尼克松定於九月二十七日前往地中海旅行，他對此寄予希望，特別是寄希望於第六艦隊的火力演習。如果我們陷入古巴危機之中，他將不知道如何能夠離開國家出訪。基於這些理由，尼克松傾向於等到大選結束後再和蘇聯人進行對抗的策略。他接受了我的分析，但是眼下還是採取了羅傑斯的安撫拖延政策。
我把九月十六日U-2飛機執行任務的結果，寫了備忘錄送給了尼克松，他的初步反應的確是很強硬的。他的親筆批示如下：
我希望看到一個應急報告，說明：（1）中央情報局有什麼辦法去支持任何使卡斯特羅感到煩惱的行動；（2）我們能採取迄今沒有採取過的什麼樣的行動，來抵制與卡斯特羅有來往的那些國家；（3）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秘密的或公開的，來把導彈設置在土耳其——或者在黑海設置潛艇基地——或者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來為我們搞到一些做交易的本錢。
但是，經過詳細研究，就會發現這些都是花費時間的辦法。讓卡斯特羅為難，六十年代已試過，並失敗了，這件事要花費好幾個月才能準備就緒；「激怒」卡斯特羅對於蘇聯的基地不會有什麼影響。加緊抵制古巴甚至見效更慢，這與我們盟國的現有政策趨勢背道而馳，而且短期內也不會見效。上次由於古巴導彈危機而拆除了在土耳其的導彈，現在重新裝置，就難以很快實現。而且即使成功，如果土耳其人認識到我們只是利用他們當作「做交易的本錢」，那麼就會動搖我們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九月十九日，當我把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討論結果匯報給尼克松時，他叫我不要把這件事聲張出去。他說，他不希望有些「小丑似的參議員」在大選期間要求封鎖古巴（就像一九六二年一些共和黨參議員做過的那樣）。我們正處於一種非比尋常的狀態。總統打算進行對抗，但是他那想拖延兩個月再攤牌的想法所承擔的風險卻大大地增加了。
每逢我的個人勸說不頂用的時候，我就去求助於霍爾德曼，他總是會不摻入個人意見地把我的想法忠實地和不加誇張地加以轉達。去找霍爾德曼還是有風險的，因為他很可能把嚴重的關切解釋成為一種感情脆弱的表現。他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心，認為沒有什麼困難是不能用搞好公共關係的辦法加以解決的。但是他肯定會把我的不安情緒轉告尼克松，即使他認為我把事情看得過分嚴重了。我告訴霍爾德曼說，總統沒有把全副精力放在真正的問題上。如果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出現了危機，我們就很難說清楚為什麼沒有在九月份採取任何措施。由於我們同時仍在進行最高級會談的準備工作，蘇聯人可能產生錯覺，以致採取會把局勢弄得不可收拾的做法。
九月二十三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有助於統一高級官員的想法。有些情報表明我們還有點時間來應付，有些則強調了危機的緊迫性。站在樂天派這一邊的有赫爾姆斯，他認為，如果蘇聯打算在古巴建立永久性的彈道導彈潛艇基地，他們還需要更多的重型設備，特別是大型的起重機。到現在為止，西恩富戈斯還沒有這種裝備。此外，我們沒有聽說這個地區有攜帶導彈的潛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情報顯示，核武器可能就裝在其中的一艘艦隻上。結果，總統決定按照他私下向我暗示過的方針辦事。他要求為下列行動制訂應急計劃：在西恩富戈斯佈雷；封鎖古巴；跟蹤蘇聯艦隻；取消對古巴流亡分子的一切限制。這些計劃在將來的某個時期將加以貫徹執行。在此之前，他下令採取一種低調的公開姿態，只限於表明我們瞭解到了所發生的事情，並正予以密切關注。梅爾·萊爾德指出，這絕不會管用；很多人都知道內情，消息總會走漏出去的。
必須指出，在九月二十三日國家安全委員開會的時候，我們還不知道敘利亞坦克已經撤退，約旦的危機已經結束了。因此，總統的拖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還是感到非常不安。我認為，我們擬訂的政策可能會誘使蘇聯人在加勒比海的行動升級。我不能理解，如果蘇聯在古巴的軍事設施仍舊沒有拆除，我們怎麼能從九月份的低調姿態轉而在十一月份展開對抗；或者是，如果蘇聯採取逐漸擴張的辦法，我們又怎麼去為攤牌作出解釋呢？如果在這期間蘇聯人接受了我們關於最高級會談的建議，問題將會變得幾乎無法處理了。總之，我們拖的時間越長，當我們向蘇聯人提出挑戰時，我們和蘇聯雙方將會更難作出抉擇，控制這場迫在眉睫的危機也就更加困難了。
九月二十四日——在敘利亞坦克撤退後的第二天——我在戰情室召開了一次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貫徹執行總統關於古巴問題的決定，雖然我很不同意這個決定。討論的內容全都是關於發佈新聞的導向，假定西恩富戈斯的軍事設施的消息被捅出去了，而總統又還在歐洲的話。會議決定，如果這個問題被公開提出來了，國防部將擺出基本事實，但不加評論；國務院將對於把進攻性武器運進古巴表示「關切」；而白宮則僅僅聲明，總統已經接到報告，並正在注意事態的發展。把事實詳情向政府各部門的新聞發佈官們作了介紹，其目的是想讓他們瞭解背景情況，做到心中有數，而不是供他們發佈新聞用的。正當我們在設法執行總統的決定的時候，由於官僚機構的極度混亂，這個決定已經無關緊要了。
首先，多勃雷寧在離開七個星期之後又回到了華盛頓。他於九月二十四日傍晚拜會我，臉上流露出友善之意，帶開玩笑地說，我違背了答應他在他離開的時候不製造危機的諾言（指約旦）；還說，他帶來了一封關於約旦和關於最高級會談的信件；他奉命要把這封信親自交給總統。我把這件事匯報給總統，但尼克松不願意接見多勃雷寧。他唯恐蘇聯人會拒絕最高級會談，他不希望親自接受這個斷然的拒絕。我告訴他說，蘇聯人可能不會拒絕他而是想要戲弄他，把最高級會談推遲到一九七一年。可是，我們兩人一致認為，讓總統等待六個星期之久，才得到對於一個八月間提出的要在十月間召開最高級會談的建議的答覆，這是一個無禮的行為，不應得到總統的親自接見。尼克松也不想在接見多勃雷寧時避談古巴問題，他也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討論西恩富戈斯問題而不激起令人討厭的危機，或者避免給人留下一個我們予以默認的印象。最後決定由我來接受多勃雷寧的信件；這是我們給蘇聯人以冷遇的最好的示意。當我告訴多勃雷寧時，他推托說他還得請示莫斯科。
最後，在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的上午十點，與往常一樣，多勃雷寧和我在白宮籌劃室會晤。我以總統即將啟程去歐洲，時間緊迫為理由，沒有和多勃雷寧作一般性的討論。多勃雷寧的信件不出我所料，蘇聯原則上同意舉行最高級會談，我們八月二十四日所提出的議程被接受了。多勃雷寧沒有解釋，為什麼要花費這麼長的時間才得出這個意味深長的結論。不過，蘇聯政府仍然傾向於在一九七一年春天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之後舉行這一最高級會談，這實際上是指不在六月以前舉行。接著，多勃雷寧想知道，總統是否想把莫斯科當作舉行會談的地點。但是，當我多次表示，總統的確曾有過這種想法時，多勃雷寧卻並沒有提出真正的邀請。他說地點和時間可以以後再作進一步討論。他還告訴我，柯西金總理將不參加一九七年十月的聯合國二十五週年紀念會，因而也就堵絕了在國會選舉之前舉行一次高級會談的機會。多勃雷寧還帶來了蘇聯領導人對於約旦危機的反應，這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我冷淡地回答他說，我以後再和他接觸。
當我回到辦公室時，出現了一陣混亂。那天早晨，專欄作家C·L·蘇茲貝格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裡，以《南方的烏雲》為標題，提出警告說，蘇聯可能在西恩富戈斯建立潛艇基地。國防部發言人在上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違背了我們原先仔細計劃好的新聞發佈方針，當有人提問時，他把所有的詳細情況都透露出去了。這是華盛頓的一次把指示搞錯了的典型事例。五角大樓新聞發佈官知道應急計劃中的指導原則，可是他不懂得，只能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能運用這些原則，而且不應提背景情況。因此，他主動地說出他所知道的一切，把過去幾個月來蘇聯的建築工程和海軍活動情況，一股腦兒地說了出來。
新聞界的反應可想而知。美聯社帶頭報道說：「今天五角大樓說，有確實的跡象表明，蘇聯正在古巴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潛艇基地。」合眾國際社報道說：「今天國防部說，有證據表明，俄國人開始在古巴建立一個潛艇基地。」毫無疑問，晚上的電視新聞和第二天的早報定將繪聲繪色地進一步大肆渲染。不能想像，如果白宮不對這次新的「危機」發表聲明，總統還能如期於兩天後離開美國。儘管梅爾·萊爾德和戴夫·帕卡德打來電話為這次五角大樓粗心大意的新聞發佈會表示歉意，但是事情已經搞糟了。萊爾德建議由國防部採取強硬的方針，以便讓白宮表現出和解的樣子。但是我不贊成這樣辦：「我們可以不加重視，並說這再自然不過了，以便可以照常進行這次旅行。但是這樣一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怎麼和俄國人進行對抗呢？而總統要做的卻正是要進行對抗。」
可是，儘管如此，五角大樓這次所出的洋相倒幫了我們的大忙。原來計劃的只發表基本事實的新聞發佈方針是太克制了，肯定會讓蘇聯人認為我們是默認了。總統出國旅行將為他們完成基地建設提供一個機會；而最後的無可避免的對抗對雙方來說都將是痛苦的，而且風險更大。可是現在我們將被迫執行我們所主張的行動方針。我告訴總統說，我們現在除了壓倒蘇聯外，沒有別的選擇，但是在做法上，我們應給他們留一條出路。我建議利用那天下午已安排好的關於尼克松地中海之行的一個新聞發佈會，對蘇聯人發出一個強硬的警告，反對他們在古巴建立潛艇基地；我將不提基地是否已經存在，以便給蘇聯人留一條明顯的退路。於是，我便召見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大使，假裝要回答他關於最高級會談的建議，然後直接向他提出抗議，並告訴他，我們認為西恩富戈斯是一個進攻性基地，因而將採取相應的行動，我們堅持要把它拆除掉。總統的旅行將為完成此事提供了一個間歇時機。
當要明確地作出抉擇時，尼克松往往是果斷的。他立即懂得，模稜兩可只會增加美國的危險。他批准了我的建議，並要我去請海軍上將穆勒調一艘驅逐艦到西恩富戈斯附近去，以強調我們的警告。尼克松在執行外交政策中的特點是果敢；他在啟程出國旅行前夕，正是以這種果敢的態度下令對蘇聯進行挑戰。因此，我就到白宮東大廳去召開白宮新聞發佈會——表面上是為了總統的旅行，當預料中的古巴問題被提及時，我回答說：
對於蘇聯在加勒比海的海軍活動，我們當然正關注著蘇聯在那裡的海軍活動，以及可能進行的工程建設的發展情況。我們非常密切地注視著這種情況。蘇聯可以毫不懷疑，我們將以最認真的態度對待其在加勒比海地區建立戰略基地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注意肯尼迪總統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的聲明。他的講話如下：
「就我們方面來說，在具備充分的核實和保證的情況下，如果所有的進攻性武器都從古巴撤出去，將來也不進入西半球；如果古巴不再將其用於輸出侵略性的共產主義的目的，那麼加勒比海將會有和平。」
當然，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如果所有的進攻性武器都從古巴撤出去，將來也不進入西半球。」
當然，本屆政府仍然奉行這種政策。
在新聞發佈會上後來有人問我，總統現在出國旅行，時機是否不合適。我回答說：
我們在關注著古巴事態的發展。此時此刻，我們還不能準確地說出事態的真正含義。我們將繼續監視他們，並在適當時候採取看來是必要的行動。我們有精良的通訊系統。不可能出現急轉直下和戲劇性的事態，我們將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
我舉行的關於總統出國旅行的這次新聞發佈會是不供報紙發表的——在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之前不供發表，最早也得在總統離開的那個星期日見報。新聞記者們要求龍·齊格勒准予立即發表我的這次古巴問題聲明。我同意了。
下午五點三十分，我的新聞發佈會結束後兩小時，我在籌劃室再次會見了多勃雷寧。我召見多勃雷寧的托辭是答覆他就最高級會談所詢問的各點；我們也能夠利用關於最高級會談問題的討論，把對抗情緒緩和下來。我告訴他，我們原則上同意舉行最高級會談，建議在一九七一年六月或九月舉行，視準備情況而定。可以在莫斯科舉行。
然後，我便轉向會談的正題。毫無疑問，多勃雷寧已從通訊社的電訊中看到那天下午我在新聞發佈會中所談到的背景情況。我字斟句酌地暗示，美國還沒有弄清楚蘇聯在西恩富戈斯行動的確切性質。我希望他懂得，我說這番話只是給他的政府體面地撤退而不必進行對抗的機會。我們認為，西恩富戈斯的工程明白無誤地是一個潛艇基地。莫斯科不應該存有幻想；我們將以「最認真的態度」來看待繼續建造這項工程這件事；基地不能保留。如果出現不得已的情況，我們將不惜採取其他措施，包括公開的措施。如果這些艦隻——特別是潛艇供應船——離開西恩富戈斯，我們將把這件事當作一次訓練演習而了結。
多勃雷寧完全是個外交上的行家。他通常是和顏悅色、和藹可親的，但是他也懂得，什麼時候和顏悅色是於事無補的，什麼時候他慣用的歷數我們罪行的故伎是不適用的。現在的爭執是關係到兩個大國的重大利益的交鋒。因此，他一本正經地設法弄清楚我們所提問題的程度和範圍。美國是否在聲稱，一九六二年的協議已被違反？我反駁他說，這是想鑽法律條文的空子，為自己辯解。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採取行動時，並沒有聲稱是因為違反協議。對我們來說，古巴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地方。我們把這一連串的事情，從伏龍索夫八月四日的花招開始，看成是極端背信棄義的行為。這些設施是以最惡劣的欺騙手法建成的，不能予以保留。多勃雷寧問，我們是否將在這個問題上掀起一場大的新聞攻勢，他顯然是在估量，如果撤退，會丟多大的面子。我回答說，我們並沒有打算這樣做；總統離開美國去歐洲旅行十天，這段時間內，在這個問題上將不再舉行新聞發佈會。這樣，蘇聯就有機會考慮是準備和解呢，還是要進行對抗。我們作了兩手準備。我們已下定決心，不允許蘇聯在古巴建立潛艇基地。不論一九六二年協議的措辭如何，其實質不可能是以海上導彈基地來代替陸上導彈基地。多勃雷寧冷冷地說，他將向莫斯科匯報，並再和我們進行接觸。
我們遵守諾言，沒有舉行政府新聞發佈會。羅傑斯和萊爾德隨同總統去旅行，因此比往常更容易保持新聞政策的連貫性。事實仍然是，在敘利亞對約旦的入侵結束後四十八小時，我們又瀕臨另一次對抗，這一次是和一個超級大國對抗。
消除危機
當然，我們無法阻止因舉行新聞發佈會而引起的新聞界和國會中的猜測。第二天，《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美國警告赤色分子在古巴建立潛艇基地》的文章。但是新聞的中心仍是總統即將啟程去地中海旅行一事。關於古巴問題的傳說慢慢地在傳開，人們對於尼克松在危機中出訪並沒有提出批評。《華盛頓明星報》引用巴裡·戈德華特參議員的話，認為五角大樓透露的蘇聯可能在古巴建立核潛艇基地一事，「是蘇聯令人擔心地爭奪世界統治權」的一個證明。該報也引用了邁克·曼斯菲爾德參議員的話說：「我的確是以焦慮的心情來看待這件事的。約翰·F·肯尼迪總統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後所發表的聲明說，進攻性武器不得進入西半球，以確保『加勒比海的和平』。根據這段話來看，這件事給我們提出了最嚴重的問題。」專欄作家詹姆斯·賴斯頓於九月二十七日以《古巴問題和冷戰已再次出現》為題的一篇文章的提要中寫道：「美國和蘇聯領導人之間現在產生了一些非常嚴重和危險的問題。他們顯然在東南亞、中東和古巴問題上彼此錯誤地估計對方，這對於他們和世界和平來說，可能是個悲劇。」
但是，這正是越南戰爭的年代。幾乎立刻出現了攻擊政府的第二批反應。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正當尼克松一行離開華盛頓之時，J·威廉·富布賴特參議員在電視節目《問題與解答》中表示了他的懷疑：「差不多每年正當我們即將在參議院討論撥款法案的時候，就會出現這一類的報道；因此，它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不是真實的。」他談到，說蘇聯無權到古巴來，這是一種「站不住腳的提法」。他懷疑，我們能否把蘇聯人從古巴嚇跑，因為他們現在擁有「均勢地位了」。我們官僚機構中的懷疑派的看法出現在九月三十日《紐約時報》頭版的一篇報道中，是由塔德·蘇爾克寫的：
美國官員今天聲稱，美國只擁有沒有把握和過了時的情報可以說明，蘇聯可能打算要在古巴建立一個戰略性潛艇基地。為此，這些官員——包括情報機構的成員在內——說他們也無法解釋，為什麼白宮選擇上星期來警告莫斯科，反對他們建立這樣的基地。
弗蘭克·丘奇參議員也談到同樣的話題。他在十月一日一次情報簡況介紹會之後談到，目前的證據並不能得出這樣或那樣的言之成理的結論。十月四日，我們的官僚機構中的另一派人的懷疑論點由《紐約時報》尼爾·希恩加以報道：「軍事分析家們說，他們還不能肯定西恩富戈斯陸上的新建工程到底意味著什麼；但是他們說，它可能是一個供潛艇人員住宿和文娛活動之用的小規模設施……總之，這些分析家認為，俄國人不需要，可能也不希望在西恩富戈斯建立任何大型基地，供『揚基』級核潛艇[4]之用。」參謀長聯席會議卻並不持這種觀點；促使蘇聯建造他們想建造的東西和要擴充他們正在建造的東西的原因，正是由於我們無所作為，這也是很明顯的。
這些評論家都沒有注意到，蘇聯人一言不發，既沒有否認，也沒有措辭激烈的抗議。在整個事件期間，只發表了一篇不大像樣的評論，抗議敵對性的宣傳。
蘇聯人認真地對待我們的聲明。當我們於十月五日回到華盛頓後，多勃雷寧就立即十分迫切地要求接見。多勃雷寧在第二天帶來了兩份照會，第一份照會完全是為了保全面子，而做給他們的阿拉伯代理人看的。照會中對我們九月二十五日提出的保證表示滿意，我們在那封信裡說，如果別的國家不插手，我們也將不干預約旦。克里姆林宮願意把我們重申的一貫不變的立場，說成是一種建設性的貢獻，或許還要把它作為蘇聯外交政策的成果送給他們的阿拉伯代理人。我認為沒有必要和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爭論；在外交上，只要對方願意表示今後持克制態度，人們就樂得接受。
更為重要的是蘇聯的另一份照會，它涉及到西恩富戈斯。照會一開頭就提出過去來往文件所重申的一九六二年協議，照會的結尾是一項明確的保證，蘇聯沒有在古巴建立基地。
蘇聯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在古巴——包括在西恩富戈斯港地區——採取違反上述協議的任何行動。
照會在重彈蘇聯抱怨美國在海外建基地的老調，並指出蘇聯在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已經提出了限制彈道導彈潛艇的活動範圍的建議，照會的結尾寫道：
無論如何，我們願意重申，蘇聯方面將嚴格遵守古巴問題協議的蘇方部分，將來也將繼續遵守，其前提是美國方面，正如尼克松總統已經重申的，也要嚴格遵守協議中的美方部分。
多勃雷寧還口頭補充說，他雖然不能保證蘇聯潛艇永遠不訪問古巴的港口，但他準備代表蘇聯政府斷言，彈道導彈潛艇將永遠不在負有作戰任務的情況下訪問此等港口。我回答說，我們應確保兩國政府對「基地」一詞作一致的理解。我不久將再和他會晤，提出一些明確的看法。
蘇聯的答覆語調顯然是積極的，保證他們不在古巴建立海軍基地——即使這個定義到當時為止還是含糊不清的——而且蘇聯的行動也是與此一致的。在我發表了對報界的聲明後，港口設施的建設停止了，供應船開到了碼頭停泊，而不是充當浮動維修設施。第二天，艦隊中的兩艘艦隻也駛離了。
十月九日，我把關於作戰性質的「基地」的書面定義送交給多勃雷寧，這是倫布蘭特·C·魯賓遜上尉和我共同擬訂出來的，他是我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聯絡參謀。這個定義是：
美國政府理解到，蘇聯將不在古巴建立、利用或准許建立任何設施，以此用來補給和維修能夠攜帶進攻性武器的蘇聯海軍艦隻，即潛艇或裝有可以安裝核彈頭的地對地導彈的海面艦隻。
這個照會接著特別闡明五種根據協議不得進行的活動。為了強調我們的決心，我們加上了「總統的照會」這個標題。
多勃雷寧接受了這個文件，並說他得等待莫斯科的指示。然而，他可以先告訴我，塔斯社很快就要發表一個正式聲明。十月十三日這篇聲明發表了，重申了蘇聯十月六日照會的主要精神。國務院發言人把這一行動說成是「積極的」。而它也確實是積極的；關於潛艇和海軍艦隻上的進攻性導彈問題，便首次成為一九六二年協議內容的一部分。
兩周之後，我們有趣地深入觀察到蘇聯人是怎樣考慮問題的。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於十月二十二日拜會了總統。十月二十三日，我在紐約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裡和多勃雷寧談了一次話，因為尼克松還沒有放棄尋求在大選之前就最高級會談問題發表公告的努力，這是一種注定——對我們來說是好事——要令人失望的努力。多勃雷寧提出古巴問題，他說，葛羅米柯感到驚異，因為總統在稍為提到這個問題之後就一直沒有再談過它。當然，葛羅米柯想要知道其中的情由。我們會不會策劃什麼新名堂呢？對於那些鬼肚腸多而思想上一貫好猜疑的蘇聯人來說，總統不談這件事一定會有極為不祥的含義。事實上，尼克松之所以沒有繼續談這個問題，是因為他不希望在他的國務卿面前，多談這個敏感的基辛格-多勃雷寧來往信件問題。我問多勃雷寧，如果總統繼續談這個問題，葛羅米柯將如何回答。多勃雷寧說，葛羅米柯已奉命要說下面一段話：「我們在古巴沒有基地，我們也沒有建立海軍設施。我們不打算建立海軍設施，我們將嚴格遵守一九六二年的協議。我們還想把八月以後的來往文件變成一九六二年協議的一部分。」多勃雷寧還說，我們列出的不准進行的活動不能構成一項正式協議，因為沒有對等的原則；但是，蘇聯懂得我們所指的基地的含意。換句話說，「總統的照會」變成了這個協議的一部分。
但是，蘇聯人做事是決不會乾脆的。蘇聯的潛艇供應船和救護拖船，由四艘商船和五艘古巴巡邏小汽艇伴隨，於十月十日的確駛離了西恩富戈斯港。然而，十月十五日，它們又駛進了古巴北海岸的馬裡埃爾港，到十月三十一日才駛離了馬裡埃爾港。然後，它們向東沿了這個島國轉了一圈，又於十一月七日再次回到西恩富戈斯港。
我於十一月十四日憤怒地向多勃雷寧提出了抗議。十一月二十四日，四處出訪的伏龍索夫告訴一個新聞記者，一艘潛艇供應船的任務就是照料潛艇；這就是它的工作，不過是在海上而已。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告訴多勃雷寧說，在古巴港口或沿海維修潛艇將會「導致美國和蘇聯之間最嚴重的局勢」。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總統在一次電視談話中發表聲明強調：「如果核潛艇在古巴港口或沿海進行維修，那就是違反協議。」一月五日，白宮詳細地闡述了這個聲明，強調要禁止「在海上任何地方」由古巴開出的潛艇供應船來維修潛艇。[5]
潛艇供應船於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駛離了加勒比海。但是，另外一艘潛艇供應船卻代替了它，該船於二月二十四日隨同另外一支蘇聯海軍特遣艦隊抵達古巴，其中包括一艘核動力攻擊潛艇。我向多勃雷寧提出了三次抗議，並在一次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之後，於二月二十二日遞交給多勃雷寧一份照會，表明一艘供應船在過去一百六十六天中，有一百二十五天待在西恩富戈斯，這是違背協議的。供應船和潛艇駛離了。但是，另外一支蘇聯艦隊於五月又來到了古巴，這次是一艘供應船和一艘核動力巡航導彈潛艇，在一次「訓練航行」中，到那裡作了一次「短期休假」訪問。顯然，蘇聯人認為，訪問港口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空子，要無情地加以利用。各種可以想得出來的編隊方式都試過了——除了最重要的一種，即一艘供應船和一艘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編在一起。
我們又提出了另一次嚴重抗議。於是這艘供應船再次駛離。
必須記住，所有這一切幾乎全都是通過秘密的外交途徑來處理的。其過程主要是通過總統的渠道來進行一系列書信往來，並得到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內的各機構協同配合的支持。我們認為，為了給蘇聯體面地撤退的機會，最好的辦法是採用靜悄悄的外交，而不是學一九六二年的做法，進行戲劇性的對抗。當蘇聯進行初期工程建設時，我們便採取了堅定的立場，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危機，並達到了我們的目的。軍事工程已經停工，高射炮掩體也拆除了，通信設備一直沒有被使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托馬斯·穆勒海軍上將於一九七年十一月九日告知底特律經濟俱樂部說，蘇聯在古巴沒有潛艇基地。
當然，蘇聯人鑽了訪問港口的空子，給我們帶來了一陣子麻煩，但是沒有岸上的設施，訪問港口在策略上來說是無用的。而正式地禁止訪問港口將廣泛地牽涉到美國海軍的調動，以及我們關於海上自由航行的原則。一九七年我們對古巴的擔心是，蘇聯依仗其在加勒比海的基地，擴展其針對美國的彈道導彈潛艇的能力。這是要加以制止的。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他們所進行的欺騙。我們也不會忘記這個現實，即蘇聯的克制——在這種克制已經實現的時候——也只是由於我們對爭端施加了壓力和展示出堅定不移的決心的結果。尼克松政府曾多次告知莫斯科，我們準備實現一個時期的互相克制和妥協。一九七年秋，莫斯科決定要考驗我們一下，究竟這種願望是反映了我們的優柔寡斷，還是由於越南戰爭而引起的國內虛弱，或者是一個持嚴肅態度的政府所採取的策略。莫斯科在得到了回答之後，才又把西恩富戈斯理所當然地擱置下來了。
[1] 理查德·尼克松著《理查德·尼克松回憶錄》（紐約，格羅西特和鄧拉普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二二至二二一頁。
[2] 指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至十一日以色列向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發動的戰爭。——譯注
[3] 例如，一九七年九月三日《巴爾的摩太陽報》中的報道。
[4] 指蘇聯的一種Y級的核潛艇。——譯注
[5] 《紐約時報》，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