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七年九月的三個星期的時間裡，有三大危機降臨在尼克松政府頭上，它們發生在相距數千里的世界上的幾個角落裡。
這三大危機的情況是千差萬別的。第一次危機是發生在一個沙漠王國——約旦——的內戰，交戰的一方是王國政府，另一方是企圖進攻鄰國的基地的武裝游擊隊。第二次危機是蘇聯突然企圖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建立一個核潛艇基地，這可能引起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第三次大危機是南美一個大國——智利——的總統選舉，引起與共產黨人聯合的激進分子可能接管政府的危險。這些事件的起因，從根本上來說是不相同的，它們在美國政策方面所引起的關注也是不相同的。然而，這些事件卻代表著——或者對我們來說似乎是代表著——共產黨人的全球性挑戰的不同的側面。沒有共產黨人的策動和鼓勵，這三次危機都不可能成功。蘇聯在軍事上進入埃及，而且它煽動阿拉伯的激進分子，這引起了約旦的危機；蘇聯在古巴的海軍基地是一次蘇聯的直接挑戰；而智利的選舉，儘管情況還不清楚，卻說明一個國家在歷史上首次通過民主程序有加入到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可能性。
約旦危機
有史以來，中東的邊界是隨著流沙而變動的。在公元六二二年伊斯蘭教誕生以後的五百年中，阿拉伯國家在政治建設上曾經有過一段光榮的歷史。而在以後的幾乎同樣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裡，它卻發現它自己是處在不同的外國統治者的支配之下。國家地位變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概念，差不多是預言家腦子裡的幻想，也是一場激勵著狂熱的信徒和英勇的行動但卻是難以實現的夢想。這些外國統治者的最後一個帝國——奧斯曼帝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而被驅逐出這個地區。可是，接替它的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像許多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相反地，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中東在歐洲列強的保護下，分裂成為若干個半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各自在為爭取獨立而鬥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下，後來它們全都贏得了充分的主權。
哈希姆約旦王國就是這些國家中的一個。哈希姆約旦王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叫外約旦，它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一個國家，[1]當時國際聯盟給予英國以委任統治權，管理巴勒斯坦——那時的巴勒斯坦包括從伊拉克直到地中海的所有的土地。一九二一年，英國從其委任統治地分割出一塊渺無人煙的沙漠地帶，為和英國站在一邊的哈希姆小酋長國創建了一個王國，因為這些小酋長國在別的地方的希望都落空了。就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一些有才能的統治者和勤勞的人民共同建立了約旦人的國家。而且從它建國之日起，它在中東就成為一個克制、進步和穩定的因素。由於巴勒斯坦的分治，哈希姆王國的統治延伸到了約旦河的西岸。它在這裡以其特有的開明政治治理國家，直到它由於過分地強調阿拉伯團結一致，以致捲入一九六七年的納賽爾的魯莽的冒險活動為止。[2]結果，它那人口稠密和土地肥沃的約旦河西岸就被以色列佔領了。
巴勒斯坦游擊隊——從多次阿拉伯和以色列戰爭中流亡出來的巴勒斯坦難民——在約旦建立起了他們自己的組織，特別是在一九六七年以後，他們建立了牢固的基地，並從這裡對以色列和以色列所控制的土地發動了襲擊。另外，代表最激進的阿拉伯政權的一萬七千名伊拉克軍隊，仍駐紮在一九六七年戰爭中保存下來的約旦東部。國王侯賽因如果把上述兩股勢力中的任何一股從他的國家趕走，就會被斥責為缺乏「阿拉伯團結精神」。這些激進的武裝力量的存在，既說明了在納賽爾時代阿拉伯激進主義的抬頭，也使侯賽因的權威長期處在虛弱的地位。巴勒斯坦游擊隊和伊拉克人在施行他們的威力方面也毫不手軟。游擊隊不顧為約旦帶來的風險，襲擊以色列；伊拉克人也在約旦境內進行軍事調動。
約旦軍隊是傳奇式的阿拉伯軍團的後代，這個軍團是由英國約翰·格拉布爵士（格拉布帕夏[3]）在四十年代訓練出來的。這支軍隊大部分由狂熱地效忠於侯賽因國王的貝都因人[4]組成。但是，在一九七年，這支部隊發現它要在兩條戰線上作戰，既要保護國王侯賽因，對抗巴勒斯坦游擊隊隊員（和伊拉克人）；又要保衛約旦領土，防禦由於巴勒斯坦游擊隊襲擊以色列而引起的以色列人的報復。約旦（以及六年之後的黎巴嫩）理解到，收容游擊隊的國家要冒很大的風險。他們經常處在不能控制自己命運的危險之中，因為別人決定著他們的戰爭和和平的問題。實際上，如果游擊隊成長為一支非常強大的力量，他們早晚要取代東道國政府的權力。
到一九七年夏季，這位年輕、能幹而有膽識的國王處在嚴重的危難之中。游擊隊對於他努力促進和以色列人在政治上的和解感到極為不滿，因而就不斷地對他的軍隊進行襲擊。六月九日，曾試圖暗殺他。侯賽因免去了他的軍隊中若干領導人的職務，並親自出來擔任指揮。但是，他不願意得罪巴勒斯坦人，因為這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曾在他的統治之下，並希望他們和約旦王國重新聯合在一起。安曼的情況在惡化。六月十一日，我向尼克松提出報告說，我們的臨時代辦（我們的新任大使迪安·布朗當時還沒有到任）認為「局勢已陷於崩潰」。我們駐安曼大使館已奉命撤退眷屬和非必要人員（如果全都決定要撤離，大約有四百人）。
就在同一天，我召開了一次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這是我們應付危機的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機構。我們面臨著兩大緊急事件：第一，撤離美國人員，如果必要，則使用軍事運輸工具；第二，如果侯賽因請求援助，以使他的政府有能力對抗巴勒斯坦游擊隊，或者是來自伊拉克或敘利亞的外來干涉，而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甚至比納賽爾更加激進和更加親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作出什麼樣的答覆。
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上，關於美國採取軍事行動是否明智，而且是否實際可行，意見很不一致。如果約旦軍隊對機場失去控制，那麼撤退美國人員就可能需要空運一些部隊去保護，對於這個前景，不管是政治領導人也好，軍事領導人也好，都沒有很大的熱情。如果國王請求美國進行干預，以保證他的統治能繼續下去，那麼，問題就更大，阻力也更大，甚至制訂應急計劃也有點猶豫不決。我們在柬埔寨採取的行動還沒有結束，我們的兵力分散在世界各地，白宮周圍的示威糾察線表明，我們國內存在不團結。在約旦採取軍事行動，從技術上來講也是很困難的，因為自從一九五八年在黎巴嫩登陸後的十多年以來，我們既失去了當時可供利用的中轉地區（利比亞、希臘和土耳其），也失去了利用這些地區供中東戰爭之用的權利。人們不願考慮美國進行軍事干預還由於，許多人認為，即使干預取得成功，也會使得侯賽因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區喪失信譽，或許等於宣判他在政治上的死刑。
如果可能，我傾向於支持侯賽因。納賽爾一直死心塌地依靠蘇聯，並支持所有的激進主義運動，正如我想要設法整一下納賽爾那樣，現在對我來說，似乎重要的是證明，和美國保持友誼是會受益的。侯賽因一直提倡溫和有節制，反對激進思潮，避免空喊流行的反西方口號。他處在困難的境地之中，是因為他不願意讓游擊隊放手去亂干一氣。他的垮台會使整個中東趨於激進。以色列不會默認在約旦邊界沿線建立起來的游擊隊基地。爆發又一場中東戰爭就會成為非常可能的事。因此，在我看來，約旦是對我們控制這個地區事態能力的一次考驗。尼克松同意我的這種看法。六月十七日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說：
我們不妨假定，在夏季晚些時候，我們會接到來自黎巴嫩或約旦希望能得到援助的請求，或者，黎巴嫩出了一些事情，我們該怎麼辦？……有這麼一天，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可信賴的程度將受到考驗。真正的問題將是，我們會採取行動嗎？我們的行動必須根據這種觀點來加以考慮。我們必須作好準備……這個問題真的是一個軍事問題，或者是關於我們的可靠性是否可作為那個地區的一種力量？
六月二十二日，我重新召集了一次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利用總統所表示過的願望，使一些計劃最後得以完成。那時，迫在眉睫的危險是緩和下來了，各個部門也正在準備計劃，應付他們認為不會發生的緊急事件。雖然撤退美國公民的事情還在進行，但是由於這次危機，侯賽因的地位已大大削弱。我的工作人員哈爾·桑德斯在七月初為總統起草的一份報告中，通篇儘是不吉祥的詞句：「哈希姆政權的權力和威信還會繼續下降。約旦的國際信譽將會遭到進一步的損害……由於巴勒斯坦游擊隊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這無可避免地將使約旦河流域的停火遭受更大的破壞……侯賽因面臨著一個吉凶未卜的前途。……」
因此，在約旦問題上的考驗時刻似乎迫在眉睫了。我們的應急計劃——儘管是半心半意制訂的——卻幫了我們的大忙。到了九月初，星星之火突然蔓延成為一場火災，而且幾乎釀成一場遍及中東的燎原大火。
伊拉克和約旦攤牌
在各屆政府的經歷中，事件往往是在情報機構沒有預測到的情況下發生的；說實在的，它們也許是不能預見的，因為最熱衷於預防事件發生的受害者也會感到意外。在平衡遭到破壞時，一開始是件小事，其不斷擴大的波浪使它發展成為一次危機，而這種危機如不變成無法控制的洶湧波濤，就會突然轉變成風平浪靜的沉寂，表明新的平衡又形成了。在危機時期，構成制定政策的因素突然變得不可捉摸。在由危機引起的動亂中，政治家們一定是在經常性的壓力下採取行動。說起來好像很奇怪，這種情況賦予人們一種不尋常的進行創造性活動的能力；一切事情突然取決於控制局勢的能力和澄清混亂的而且似乎是偶然發生的事件的能力。按照理論來說，這種情況的發生應該不以使用武力為前提；然而，人們有時只有威脅著要使用武力，才能避免動用武力。
有人可能會想像，處理一場危機就像人們都發了狂似的；關鍵的決策人物乘坐高級轎車雲集白宮；神經緊張的助手們，手持剛剛收到的火急電報衝進房來，向已慌了手腳的官員提出各種問題。我發現這種想法並不確切；當然危機時期是處於高度緊張狀態的，但是，它也具有異常平靜的特點。所有日常瑣事都被擱在一邊，推遲處理，或者由下級官員代辦。個人衝突減少了；往往由於成敗關頭，事關重大，以至於平日的嫉妒心理也收斂起來了。在一場危機中，只有最堅強的人才努力負起責任；其餘的人都裹足不前，因為他們知道，一旦事情失敗就需要找一個替罪羊。許多人以一致意見作為屏障，他們不願意拿出自己的意見；其他一些人則全力以赴地把他們的反對意見記錄在案，以便事後為自己開脫。少數準備同形勢作鬥爭的人，往往迎著風暴，從容不迫。他們的四周雖是一片動亂，但他們在極度的沉寂中獨自工作；隨著危機臨近解決，沉寂將轉化為疲憊、歡樂或絕望。
九月一日，巴勒斯坦游擊隊企圖在三個月內第二次行刺國王侯賽因，襲擊他的汽車隊，這件事在約旦激起了所有的部隊大動干戈。戰鬥立即就在效忠國王的軍隊和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爆發了。伊拉克人威脅說，要動用駐紮在約旦的部隊，「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來保護巴勒斯坦游擊隊的行動」。前一天晚上，國王已經通知我們大使館的官員，說他可能被迫採取更加劇烈的措施。國王表示希望美國給予支持。侯賽因認為，美國公開發表一項強硬的聲明可能會制止外國的干涉；如果和蘇聯共同發表一個聯合聲明，那就更好了。
國務院對這個信息的復電簡直沒有一點兒急迫感。負責的官員所關心的是要保持他們的和平倡議，不願在一個已經裝滿了埃及違反停火協議行為的盤子裡，再加上約旦問題。因此，他們並沒有（據我所知）立即將這件事提交給白宮，甚至各機構間都未進行商談。相反地，第二天卻發出了一份態度不明確的復電，通知國王說，由美國出面發表公開的警告會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問題，必須加以慎重考慮——一紙陳詞濫調，沒有給那位受困擾的國王侯賽因以什麼幫助。他們起初持這種冷淡態度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中東問題專家的傳統看法認為，阿拉伯人都很容易激動，以至任何一個警告都可能驅使他們採取瘋狂的行動。在我看來，這種看法是把善於言詞和反覆無常混為一談；在危機中，我發現大多數阿拉伯領導人都是謹慎行事和深思熟慮的。
九月一日傍晚，伊拉克發出另外一個最後通牒式的警告說，如果約旦不在夜晚十一點停止炮擊巴勒斯坦游擊隊，伊拉克軍隊就將採取行動，加以制止。國王的親信顧問賽義德·拉菲（過去在哈佛大學曾經是我的學生）通知我們的大使館，重新提出了國王的請求，要求大國發表聲明。他還向我們打聽我們是否知道，如果伊拉克採取行動，以色列將會怎麼辦。
後面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伊拉克是最激進的阿拉伯國家，以色列絕對不可能允許伊拉克的軍隊向以色列的邊境移動。在巴勒斯坦游擊隊佔領約旦河流域的情況下，以色列也的確不可能坐視不理。但是，對於國王來說，有以色列的武裝部隊加入到他的戰鬥行動中來，那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他在維護其政治獨立性的同時，無意毀壞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道義地位。關於以色列的意圖問題並不是個新問題。這個問題起初是由侯賽因方面於八月四日提出來的，當時伊拉克軍隊以一種訛詐的姿態駐紮在約旦東部，拒絕按照規定的時間停止他們的軍事調動。我們駐以色列的大使當時向華盛頓提出報告說，如果伊拉克軍隊向西推進，以色列有可能進行還擊；他沒有向以色列政府提出這個問題。國務院近東司對於這個問題三心二意，在那個時候，對於約旦提出的質疑沒有加以答覆。由於形勢緩和了下來，答覆的必要性也就暫時消失了。
到了九月，像慣常沒有解決好的爭端那樣，問題又重新出現了，因此有必要對於以色列人的反應作出判斷。國務院採取了老一套的拖延做法，也許因為它不希望使對付埃及-以色列違反停火協議的努力進一步複雜化。九月二日，我們駐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拜訪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謝爾蓋·維諾格拉多夫，態度很平和地請求蘇聯對他們的伊拉克朋友施加影響，要他們克制一些。維諾格拉多夫裝出一副很關心的樣子。他說，蘇聯對於維護有利於和談的條件是很感興趣的，但是他對伊拉克的最後通牒卻一無所知，因此莫斯科很難拿出一個官方的主張來。維諾格拉多夫表示了他個人的看法，認為伊拉克不會干涉約旦的事務——但是他接著又說，中東的事情，誰也無法預料。總之，莫斯科保持著行動的自由。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在整個夏末都留在莫斯科沒離開這一事實，就令人毫不懷疑地認為，蘇聯人不想在平息局勢方面投下什麼本錢。因此，這件事還得用戰爭來解決。
九月二日，在安曼，賽義德·拉菲又向我們的大使館提出報告說，伊拉克人進行威嚇之後，沒有採取行動。三天後，他又重申，對大國發表聲明力促對方採取克制態度一事有興趣。我們的臨時代辦反映了國務院的看法，以一項異乎尋常的聲明答覆了約旦重新提出的關於以色列意圖的質疑；聲明說，他不能想像約旦會接受其敵人以色列的幫助，來反對一個阿拉伯兄弟國家。當然，國王非常機靈，他不會以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並且也非常聰明，不會需要美國官員就他自己提出的質疑的含義給他上課。
就在這個期間，安曼的形勢不斷有所好轉；約旦政府和溫和的巴勒斯坦游擊隊領導人之間開始舉行談判。九月三日，比姆在莫斯科對蘇伊士運河沿岸發生違反停火協議的行為提出我們的抗議。在那次談話過程中，維諾格拉多夫把約旦的事情描述成不好也不壞；他沒有提到關於蘇聯為伊拉克進行調解的事。為了強調我們對約旦事態發展的重視，尼克松於九月四日在聖克利門蒂接見了我們的新任駐安曼大使迪安·布朗。
九月五日，危機似乎平息了。出現了另一個跡象，蘇聯人突然向我們提出警告，要以色列不要越過運河，他們說以色列人快要這樣做了。（正如以前所描述過的，這也起到了轉移人們對埃及人和蘇聯人違反停火協議的注意力的作用。）蘇聯人的老一套手法是，在一場他們不願插手的危機快要平息下來的時候，發出一陣威脅；很明顯，他們希望在事後給人們以一種印象，即蘇聯在解決問題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從而提出要求補償。（例如，一九五六年，在英國已經很明顯地作出了撤出運河的決定時，蘇聯向倫敦和巴黎送去一份言辭嚴厲的警告，要求停止入侵蘇伊士運河。）儘管巴勒斯坦游擊隊接管約旦的行動受到阻遏，然而國王的權力已遠不能恢復如舊了。伊拉克軍隊仍在約旦調動，這使人很容易想起，國王在他的國家裡的權威已不如往昔了。美國的態度——只限於神經緊張的說教——是模稜兩可的，遠沒有採取任何能具體影響形勢的行動，更不用說控制形勢了。不管怎樣，平靜只是假象，實際上事態現在正像脫韁之馬般地向前發展。
劫持飛機的危機
從來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說明巴勒斯坦游擊隊為什麼在這個時期採取他們自己後來說成是「黑九月」這樣的行動。在這個月初，納賽爾和蘇聯人成功地把他們的導彈系統移到運河地區。美國正準備敦促以色列參加約旦已決定要參加的談判，希望以色列從西岸撤退。如果一切順利，談判對於阿拉伯人有許多可取之處，以色列在運河沿岸的軍事優勢被打破了。一旦談判開始，以色列所受到的壓力會成倍地增加。但是巴勒斯坦游擊隊中的極端分子則矚目於其他方面；他們的目標不是同以色列實行和解，而是要把它毀滅掉。他們還沒有被承認是一個政治實體——在國際上他們被當作難民看待；在阿拉伯世界，他們被當作既可怕而又要加以迎合的對象；而在以色列人看來，他們則是些恐怖分子和罪犯。他們並不追求政治解決，因為在政治解決中，他們對提出的要求要作出妥協。他們尋求建立一個由他們控制的基地，並利用這個基地對以色列發動決定性的進攻，並把它消滅掉。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反對在外交上取得進展的圖謀是有其理由的。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也逐漸在約旦取得了一些地盤，他們正走向自治。由於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而遭到失敗，他們毀了自己的前途，最後被趕到黎巴嫩去了。而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製造的危機卻給了美國一個機會來收回大部分上個月由於舉棋不定而失去的東西，並且為後來幾年的外交行動開闢了道路。
這場危機於九月六日爆發了，當時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這個巴勒斯坦游擊運動中最極端的一派中的幾個成員，劫持了幾架飛機。一架泛美航空公司飛往開羅機場的747珍寶噴氣客機上的乘客被釋放了，而飛機在著陸後不久就被炸毀。一架美國環球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和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DC-8飛機由巴勒斯坦游擊隊分子駕駛，開往離安曼約三十英里的道森機場的一條泥土跑道上。九月九日，一架英國子爵10號飛機也被劫持，和別的飛機一道飛到道森機場。一架以色列飛機遭到劫持，但未成功，因為機上的保安人員把劫持者制服了。
這些劫機事件牽涉到好幾百名乘客，其中有瑞士人、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和其他國家一些人。最容易受到攻擊的是以色列人和有雙重國籍的人——也就是說，那些既持有以色列護照又持有美國護照的人。九月七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提出要釋放除以色列人和雙重國籍的人以外的所有的乘客，用來交換被囚禁在瑞士、德國和英國監牢裡的巴勒斯坦游擊隊隊員。他們把以色列和雙重國籍的乘客扣下，用來交換被監禁在以色列監牢裡的游擊隊隊員。他們限七十二小時內答覆。
美國眼下所關心的是，在其他人質被釋放之後，要防止美國人和以色列人一道被扣留不放。我們也不能讓外國人把美國公民分成若乾等級。我們知道，以色列的政策是決不向訛詐低頭。它擔心的是，一旦讓步，就不能再囚禁游擊隊隊員了；而恐怖行為將更加猖獗。我們自己的看法也大致相似。歐洲的有關國家則認為，他們不能採取這種不妥協的態度。我們敦請他們至少進行交涉要統一行動。
九月八日，羅傑斯在他的國務院辦公室裡召集了一次晨會，應邀參加的有萊爾德、赫爾姆斯、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喬·西斯科和我。
在第九章中已經討論過關於EC-121飛機被擊落一事，也提到所謂的「戰情室綜合征」，其中有時包括這樣的指責，說官員們製造一些危機，以便實現他們在軍事上的英勇和男子氣概的浪漫主義的想法。這完全是一派胡言。首先，正如我已經談到過的，戰情室並不舒適，佈置得並不雅致，而且實際上空氣是很沉悶的。再者，這裡的討論往往是高度技術性的。由於附近就有最先進的通信設備，那些在戰情室裡商議事情的人，都能立即獲得最新情報。因為他們一般都是內閣的下級官員，很有可能通過系統地分析，作出一些決定，然後送交上級機構進行審議。
輕率地作出決定的危險並不出在這裡，而是出在橢圓形辦公室、內閣會議室或者是內閣成員個人辦公室裡召開的特別會議上。那裡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把聽起來似乎有理的事誤認為是真理，滔滔不絕的講話壓倒了冷靜的分析。就在這裡，在沒有工作人員從事具體工作的情況下，可能會作出沒有事實根據的決議，在這說話需要精確的關鍵時刻，有些人說話只是為了譁眾取寵，而不是在說明事實真相。這裡比戰情室更使人易於根據短暫的和表面的意見一致來批准沒有經過檢查的設想，這裡既存在無所作為，也存在不顧一切後果的危險。頭頭們不能真正地瞭解他們提出的建議會帶來什麼後果，除非用作戰中的專門術語來說明才行。
在羅傑斯辦公室裡開會的情況也是這樣。不切實際的想法支配著漫無頭緒的討論。譬如說，人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來討論用某種神經毒氣對付飛機劫持者的可能性，這種神經毒氣能使中毒者在不知不覺中癱瘓。由於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軍火庫裡有沒有一種合適的毒氣，這就使得他們無法討論下去；同樣地，他們也不知道如何去施放這種毒氣；特別是如何組織軍事行動或者如何維持這種軍事行動。羅傑斯在會議結束時所得到的信念和他召開這次會議時的信念一樣——沒有辦法。動用美國部隊在軍事上是行不通的，侯賽因不會採取軍事行動來反對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的干預可能成為侯賽因的催命符。
在下午召開的有總統參加的一次會議上重複了同樣的論點。萊爾德、羅傑斯、約翰遜、西斯科和我都出席了，一道出席的還有I·埃德加·胡佛和約翰·米切爾，他們談到了劫持飛機在國內產生的影響。總統沒有作出決定。他早先曾私下對我說過，應把劫持飛機當作摧毀巴勒斯坦游擊隊的一個借口。在這次會議上，他沒有發表這樣的意見。他倒是說過，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他寧肯美國出面進行軍事干預，也不要由以色列人來幹。羅傑斯表示反對，他說我們將為一個實質上是無益的行動付出巨大的代價。
總統轉而問我，我回答說，我們面臨著兩個問題，即人質的安全和約旦的前途。如果巴勒斯坦游擊隊能夠利用約旦作為他們的主要基地，並在這個過程中破壞了國王的權威——他是這個地區少數幾個以溫和和親西方著稱的統治者之一——則整個中東將會走向革命化。在我們提出和平倡議後的兩個月，運河沿岸的軍事平衡可能會由於欺詐行為而被改變；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沿約旦前線的政治平衡也會被武力所破壞——我們不能夠對此加以默認，站在圈子外面乾著急，搓著手歎息，一個勁兒地主張恢復和平談判，從而表明我們對此無能為力。
由於沒有人急於想對付這種分析所牽連到的複雜情況，討論便轉而談到防止劫持的問題。梅爾·萊爾德談到將來利用電子裝置來保證機場的安全。總統下決心說，他贊成既要使用武裝警衛，又要使用電子裝置；他轉而要我「協調」這個困難的嘗試，並要求萊爾德擔負起「主要責任」。他指示羅傑斯加緊提出外交倡議。十分鐘後，正當我對這一切到底是什麼意思感到困惑不解時，尼克松走進我的辦公室，並說，他認為我們有一個「可怕的官僚主義問題」；所有的內閣官員都希望要「幹點什麼」；他就讓他們每個人都有點事幹；我應該想出個辦法來。他沒有說如何做到這一點，或者甚至他到底打算做些什麼。
與此同時，我們收到來自安曼的令人不安的報道。據說，約旦軍隊出於受到他們認為的巴勒斯坦游擊隊的侮辱和挑釁，實際上已在舉行兵變。他們效忠於國王，但是拒絕作進一步的妥協，他們威脅著要為了國王的利益自己來處理這些事。要求侯賽因採取強有力的行動的壓力越來越沉重地加在他的身上了。
由於得到了總統的批准，為了要結束這場官僚主義的混亂局面，我於九月九日啟動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處理危機的機構。在那以後的十七天裡，國家安全委員會實際上每天開會，而且至少每天開一次會，討論可供選擇的方案，準備應急計劃，並在一個互相協調的基礎上執行各項決定。這不只是個程序性的步驟，它是對官僚機構的一個警告，如果約旦形勢惡化，不能再像過去在違反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協議問題上那樣搖擺不定了。我擔任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主席這一事實就是一個警告，即任何得不到解決的爭端將會被提交尼克松。
在一次危機中，總統是個關鍵性人物。他親自過問整個進程，以推動作出最後決定；可是他又不應該過分地陷入到細節中去，以致忽視對可供選擇方案的徹底研究。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時，肯尼迪明智地把自己置身於初步的討論之外。尼克松在一九七年的約旦危機中，以及幾乎在他的總統任內的所有其他危機中，都遵循了同樣的做法。事實上，在這種形勢下，他的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他並沒有緊張地干預戰術性的細節問題或者正在形成的構思，藉以裝得好像是在行使總司令的職責。他把這些方案的擬訂工作交給了在我監管之下的政府機構。在他表態之前，他總是猶豫不決的，有時到了令人惱火的程度。但是，他很會選擇時機，他本能地懂得，什麼時候最適宜於作出決定，這時他就果斷地採取行動，特別是如果他能夠置身於過多的個人矛盾之外的話。
在約旦危機的開始階段，我每天至少給總統送交一兩份，有時三份形勢報告。這些報告所提供的材料包括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建議、安曼事態的發展以及有關釋放人質問題談判的進展情況。由於有關單位都參加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可以認為，全部報告都到了內閣有關官員的手中，他們當然有機會向總統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見。在危機緊張階段——特別是最後三天——尼克松每天召開主要負責人會議來審查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建議。
九月九日，主要的問題是要確定一個方針。在我看來，一項成功的政策必須至少由三個部分組成：一項仔細的分析，以便確定實際的選擇範圍；細緻的準備工作；早日採取主動。在危機中採取消極態度會使人越來越無能為力，因為人們是被迫對爭端作出反應的，而且是在情況變得對自己最不利的時候。與此相對比，採取主動的一方能夠使對手的精力都花在進行分析上面。由於對手總是往最壞的方面設想，甚至較小的行動也會起到重要的警告作用，除非這些行動是非常明顯的虛張聲勢，以至引起人們的鄙視。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人們的行動必須堅持不懈，必須表現出堅韌不拔和堅貞不屈。猶豫不決或者慢慢吞吞會招致別人採取相應的行動來考驗你的決心。
九月九日，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從上午十一點三十分起在白宮的戰情室開了一個小時的會。情報部門介紹的情況表明，關於人質的期限延長了，但我們還不知道會延長多久。我們一致同意，美國必須施加壓力，防止歐洲國家企圖去單獨打交道；單獨交涉將使得他們別無選擇，只有向劫持者屈服。這將使美國陷於孤立，除了給以色列施加壓力外，沒有辦法來使我們的公民獲得自由；而以色列認為——和我們一樣——向恐怖主義者的訛詐屈服是決不可能的。實際上，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那位幹練的代表安德烈·羅查德——正同巴勒斯坦人進行談判——和我們持有同樣的看法。他給有關政府遞交了一份照會：「如果出現巴勒斯坦人不予合作而不釋放人質的情況，本委員會將被迫放棄委託給它的任務。」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防止談判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在我看來，我們就必須表明我們的決心，並開始施加壓力。採取有氣無力地責罵幾句的態度，只會延長我們忍受痛苦的時間。對於人質的命運以及國王的生存來說，美國的決心同樣都是事關重大的。實際上，國王和人質的前途已經開始令人難以理解地結合在一起。如果成百個人質在約旦的土地上被殺害，那麼約旦王室威信的下降就將成為世界上有目共睹的事。每次接踵而來而又沒有得到解決的危機，都進一步削弱了侯賽因。事態正在發展成為攤牌的局面。不是無計可施的侯賽因對巴勒斯坦游擊隊採取軍事行動，就是巴勒斯坦游擊隊推翻他。
在解決這個難題之前，沒有任何和平倡議會取得成功。以色列決不會和一個不能控制其國家的政府討論邊界問題。由於每個人都認為營救人質的行動只能留作最後一著，我列舉了需要作好準備來對付的三種意外事件：巴勒斯坦游擊隊襲擊人質，需要作緊急營救；安曼的秩序遭到完全破壞，需要撤退美國僑民；侯賽因和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進行攤牌，可能會把敘利亞和伊拉克都捲進來。對我們的軍事能力進行分析後表明，我們只有四個旅可以很快地調到約旦，而這樣行動將要動用我們所有的戰略後備力量。調動駐在德國的那個旅需要四十八小時，從美國調動第八十二空降師需要七十二小時。用這些部隊進行干預，將需要取得飛越別國領空的權利，或者是在地面上通過別的鄰國的權利。我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在二十四小時內提出計劃，以加強歐洲駐軍的戒備狀態；研究一下美國長期在約旦作戰的實際後果，每次危機需要動用多少部隊，以及遏制蘇聯干預所需要作的有關部署。
與此同時，有必要通知各個方面，我們在認真對待這件事。尼克松下令第六艦隊航空母艦「獨立」號東駛，就停在黎巴嫩的海岸以外，四艘驅逐艦隨同前往，二十四小時後再派二艘驅逐艦參加。六架C-130運輸機停在土耳其英瑟利克空軍基地，供撤退美僑之用。這些措施是在沒有公開宣佈的情況下採取的。我敢說蘇聯的情報機構可能由於美國國防部洩露出去的情報幫了他們的忙，將把這些消息公佈出去。我們一聲不響會使他們感到這些措施帶有不祥之兆。
當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考慮這些部隊在什麼情況下才動用時，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起來了。當好幾十萬美國人還在東南亞作戰時，誰也不樂意再在別的地方搞軍事行動。我們必須調動我們全部的戰略後備力量，並空運給養。我們將在別的地方容易受到蘇聯的突然襲擊。軍事行動將很難繼續堅持下去；我們的供應線很長，而且還必須穿過好幾個國家。戰爭打的時間越長，我們的處境就會越複雜。如果以色列依靠自己的力量對約旦進行干涉，我們就會為了不同的目標而同時在約旦進行作戰。如果我們陷入困難的境地，我們可能還得請求以色列來幫助我們擺脫困境，這對於我們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威信來說，甚至就更加糟糕了。
基於所有這些理由，我認為，為了我們的長遠利益，有必要把我們的軍事行動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區分開來。我的看法是，在撤退美國僑民時應該動用美軍，因為這件事可以速戰速決，而且也是代表美國的切身利益。但是，如果由於伊拉克或敘利亞的行動挑起一場較大的衝突，我主張讓最直接有關的國家擔負起主要責任。由於我認為以色列幾乎肯定會對伊拉克或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作出反應，所以我認為在那個意外事件中能夠最有效地利用我們的力量的地方，還在於阻止蘇聯干涉以色列。圍繞著這些問題，人們的意見逐漸趨於一致。
我向尼克松提出了報告。他仍舊堅持他早先的看法，只有美國能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他想要我們單獨採取行動來對付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干預，或者是對付巴勒斯坦游擊隊的動亂，要把以色列排除在外。
當總統安全事務助理與總統的意見不一致時，他的地位是非常微妙的。總統必須有這樣的信念，相信他的顧問將按照他的意思行事，並保證使他的願望會由各個政府部門加以貫徹執行。另一方面，如果他的命令是帶有危險性的，他又必須指望顧問向他提出警告。這對尼克松來說特別重要，因為他容易在一時衝動之下宣佈命令，而他又不希望這些命令得以貫徹執行。在約旦危機中，我同時準備了兩種應付意外事件的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方案體現了總統的意願，由美國單獨採取行動；另一個方案則反映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一致意見，美國應該高舉反對外來干涉的旗幟。這樣，在需要總統作出決定的時刻到來時，他將能夠進行選擇。
九月九日，蘇聯代辦尤里·伏龍索夫通知（通過西斯科）我們說，他們已竭力勸說約旦和伊拉克採取克制態度。然而，蘇聯的規勸是很難指望能撲滅戰火的。莫斯科告訴阿拉伯人說，節制政策很有必要，因為他們之間發生了衝突，只會幫助他們的敵人，特別是「以色列侵略者和他們背後的帝國主義勢力」——這是對我們的粗野的辱罵。在我看來，克里姆林宮是在玩弄約旦危機這張牌，正如它玩弄過停火協議這張牌一樣。他們表面上在一本正經地唱高調，但對扭轉走向危機的趨勢，卻沒有作出任何建設性的努力。蘇聯通知約旦說，它把我們看作是阿拉伯人的敵人，這是對約旦的傳統政策的基礎進行攻擊。把這樣的外交文件送交國務院而不緩和一下其中的語氣，這也是一種挑釁。莫斯科顯然還不認為，它是在冒一次嚴重的風險。
九月十日下午，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再度開會。巴勒斯坦人這個時候已改變了他們的要求，部分是由於我們設法保持住了聯合陣線的結果。英國、瑞士和德國表示，只有在所有的人質被釋放後，才同意交出被監禁的巴勒斯坦游擊隊的俘虜。巴勒斯坦人於是建議用所有的婦女、兒童和患病的乘客來交換被扣留在歐洲的巴勒斯坦游擊隊隊員；而所有的男人則要用那些被扣留在以色列的所有的巴勒斯坦游擊隊隊員來贖回。
我們加速制訂我們的應急計劃。一旦政府各個部門知道白宮的態度是認真的，當他們認為這種行動方針的風險最小時，他們往往可能會想出你所想像不到的行動方案來。在九月十日的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上，海軍上將穆勒報告說，以前一致同意採取的戒備措施使我們在歐洲的駐軍作出反應的時間幾乎減少了一半。他調集了兩艘潛艇，並把它們派往地中海去尾隨蘇聯的艦隊。在克里特島以外舉行的兩棲演習定於九月十四日結束。如果危機仍未解除，參加演習的部隊，包括一支海軍陸戰隊，可以停留在黎巴嫩沿岸一帶。我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一下美國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能夠在約旦維持一項軍事活動，如果總統想要按照他的意願由美國單獨採取行動。我知道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是反對這樣一種方針的，但是我並不希望處於這樣一種地位，即總統在「我們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事情……」的情況下就發佈命令。赫爾姆斯認為，侯賽因由於害怕敘利亞或伊拉克進行干預，很可能要設法避免和巴勒斯坦游擊隊攤牌。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說：「那將意味著他的末日。對於他來說，不通過戰鬥，他就無法重新取得控制權。」我認為，即使政府和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達成了一項新的休戰協議，對抗也還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項爭議，事態的進展將很快地提供答案，因為不需要在抽像的討論中加以解決。我們做了可能做到的事，來迎接即將來臨的風暴。
九月十一日，前兩天的戒備措施開始收效了。有關美國艦隊調動的傳聞被安曼的謠言公司解釋成美國即將出面干預。紅十字會代表羅查德報告說，「古怪的緊張氣氛」籠罩著巴勒斯坦游擊隊總部。他認為，他們很可能要採取某些行動來表明他們不會被嚇倒。所有的飛機周圍都攔上許多鐵絲網，以免被炸，但作為人質的乘客已被轉移走了。到了這天晚上，我們的威嚇不無效果，這已經很明顯了，當時巴勒斯坦游擊隊釋放了八十八名人質，其中有些美國人（但是沒有擁有美、以雙重國籍的美國人）。
這一天，在對待危機的辦法上，我與羅傑斯之間的意見分歧尖銳化起來。羅傑斯認為有必要讓那些神經緊張的敵手放心，我們是無意傷害他們的。我的看法則相反，認為我們一旦進行對抗，堅持到底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行動方針。羅傑斯認為平靜一下氣氛將有利於解決問題；我深信，促使人們尋找迅速解決辦法的原因恰恰在於：危機可能使局勢變得無法收拾。這時，羅傑斯向國會領袖們作了情況介紹，所持的論點還是三天前和總統談話時的論點一樣，即我們考慮了一切可能用來營救人質的軍事措施，結論是：沒有辦法——因此，軍事行動的衝擊無效了，而原來安排這些軍事行動恰好使人得出了相反的印象。幸運的是，巴勒斯坦人相信的是我們的行動，而不是我們的語言，他們可能把國會的情況介紹會看成是對他們的欺騙。
那天早晨，總統、萊爾德、羅傑斯和我在橢圓形辦公室會晤國會領袖。我突然被激動得發了狂似的西斯科叫出了會場，他帶來了一份報告，上面寫道，由於第六艦隊威脅性的行動，巴勒斯坦人威脅著要殺害尚未釋放的人質。我們盡快結束了和國會領袖的會晤，沒有引起驚慌失措。總統要羅傑斯和萊爾德留下來，並把西斯科叫了進來參加我們的討論。西斯科和羅傑斯強烈要求發表一個公開聲明，明確表示美國將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我表示反對。向巴勒斯坦游擊隊再次提供保證只會慫恿他們蠻橫地進行威脅，提高他們討價還價的地位，並給我們自己今後如果要在緊急情況下採取行動留下難題。相反地，我主張通知阿拉伯各國政府，說明殺害人質會引起嚴重的後果。尼克松支持我的建議。
結果，我草擬了一份經過細心推敲的含糊其詞的聲明交給龍·齊格勒去宣讀，這個聲明只是提請人們注意紅十字會發表的聲明，後者宣稱：我們沒有「打算」採取軍事行動。這是一份怎樣解釋都可以的聲明。西斯科和我又給阿拉伯各國政府起草了一份關於人質問題的警告性照會。儘管發這份電報是總統命令的，電文內容也是經他批准的，但國務院的阿拉伯問題專家最後還是出來進行干預。他們認為這種威脅可能恰恰觸發容易被激怒的阿拉伯人走向我們原來意圖的反面。我沒有堅持，並勸告總統不發也就算了。當時不是為了一份電報展開劇烈爭論的時候。事情取決於行動，而不是言詞。
經過總統的許可，我通知海軍上將穆勒，第六艦隊不必過分小心，不妨使用自己的無線電通訊。這樣一來，蘇聯很快就會知道我方艦隊的行動；我們用這樣一種方式來傳送警告，比用外交照會要厲害得多。九月十二日，巴勒斯坦人炸毀了三架機上無人的飛機，在公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他們繼續把人質扣留在安曼幾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尼克松和我談到，我們越來越有可能得把應急計劃付諸行動。我提醒總統說，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中各個部門一致認為，美國地面部隊最好是供撤退僑民之用，但是，萬一國王和伊拉克部隊支持的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進行攤牌，我們應當讓以色列打頭陣。總統仍舊不願意讓以色列插手；他希望由美國地面部隊來應付這兩種意外事件。當時，我們沒有必要急於來解決這些分歧。但是，由於尼克松的意願確有其現實上的重要意義，我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上提請調動更多的美國部隊進入該地區，而且速度要比在其他地區更快些。
九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我們最關心的是，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至少是德國人，可能還有英國人，將不顧在談判中的聯合陣線，而著手為了自己的國民去單獨交涉。巴勒斯坦人發表了一個聲明，說是將把美國人質和以色列人質一樣對待，這種擔心就更加劇了。蘇聯的軍艦開始尾隨黎巴嫩海岸以外的我國第六艦隊；不過就地中海的海軍力量對比而言，壓倒性優勢顯然是在我們這一邊，而且這種優勢還在與日俱增。自從九月九日以來，我們和蘇聯沒有進行過外交接觸。克里姆林宮似乎認為，對它最有利的方針就是，站在局外觀看約旦王國的分裂和美國日益窘困的處境。
事實證明，蘇聯的這個算盤是打錯了。每次危機總有這樣一個關口，其中一方必須決定，究竟是佔了一點上風就住手，還是繼續賭下去。如果蘇聯在九月十日左右敦促釋放人質和執行停火協議，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收穫本來會很大的；國王的威信將會大大削弱。約旦的不穩將會使蘇伊士運河沿岸的不安全狀況更為嚴重。蘇聯的威信將會顯示出來，並得到提高。但是，由於蘇聯人越來越貪得無厭——沒有在約束其代理人方面助一臂之力——他們在力量均勢發生根本改變之前給了我們恢復平衡的機會。
九月的第二周週末，巴勒斯坦人毀壞了全部的四架飛機，但是既沒有從美國方面也沒有從以色列方面取得根本性讓步。我們的語調越來越堅定；尤其是我們幾乎每小時都在這個地區增強我們的軍事力量。在這個時刻，不知道是因為我們的準備措施給他以心理上的鼓舞，還是因為他已瀕臨絕境，頑強而身材矮小的國王決心與巴勒斯坦游擊隊進行全面對抗。我們之中有些人預料的和另外一些人擔心的攤牌，最後終於降臨到我們頭上了。
和游擊隊攤牌
九月十五日晚上，新上任的我國駐約旦大使迪安·布朗從安曼發來一份急電，電文說，侯賽因已決定要在首都重建法律和秩序。國王將派親信部隊包圍全城，然後在九月十六日清晨宣佈成立軍政府。他不願意對爭端施加壓力，但是如果巴勒斯坦游擊隊進行抵抗，他準備動用必要的力量來確保他的權威。侯賽因急切地要求美國運用其影響，使以色列不要插手，或把局勢搞糟。國王還提到，如果其他的阿拉伯國家要進行干預，他可能要請求援助。迪安·布朗加上他自己的估計：儘管事態比以前更接近於攤牌，但是國王可能是在嚇唬人，也可能是在為一次複雜的談判採取打開局面的行動，以求最終妥協。布朗並不認為伊拉克或敘利亞可能會進行干預。我則不是這樣看這個問題。我認為，現在攤牌是不可避免的。明天的事態發展將會證實這一點。
布朗電報到達時，我正在乘直升飛機飛往弗吉尼亞州的艾爾利莊園的途中；它是東海岸許多早年私人莊園之一，現在已捐贈出來供慈善和學術活動之用。梅爾文·萊爾德在眾議院供職時，曾對公共衛生事業有所貢獻，為此，他是這次宴會的主賓。萊爾德邀請了他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還包括了在華盛頓的所有有影響的人物。整個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成員都身穿禮服出席，其中有帕卡德、穆勒、赫爾姆斯、西斯科和我。正當晚餐開始時，我接到艾爾·黑格打來的電話，他把迪安·布朗的電報內容告訴了我。不久，大約晚上九點鐘左右，我又接到一個電話。黑格通知我說，英國外交部的常務次官丹尼斯·格林希爾曾設法與我聯繫。由於我不在，他便將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見通知了黑格。該政府認為，約旦軍隊和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的一場惡戰似乎是避免不了的。他代表希思首相想瞭解一下我們作何打算，特別是如果國王侯賽因處於困境的話。我們對待以色列人進行干預持何態度，首相可能希望在當晚晚些時候和總統親自通話。
這是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的一個很好的例證，它使得最高級領導人在官方渠道之外能夠非正式地交換意見。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告信號。布朗的電報使人將信將疑，但是除非英國認為形勢嚴重，否則希思是不會考慮要和尼克鬆通話的。如果總統要和希思通話，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想法整理一下。經與萊爾德、帕卡德和西斯科商量後，我便召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成員，乘直升飛機返回華盛頓。
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在白宮戰情室裡開會，從晚上十點半一直開到接近午夜，然後又在我的樓上辦公室裡接著開下去。我們都穿著講究的晚禮服，研究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國王和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爆發戰爭；伊拉克的介入（不知什麼原因，在安曼和華盛頓，都沒有人認為敘利亞會進行干預）；美國至少是為了撤退僑民而進行武裝干涉。這次會議證實了上周的一些看法。國王可能會打敗巴勒斯坦游擊隊。如果巴勒斯坦游擊隊看來要得手，以色列幾乎肯定會進行干預；如果伊拉克採取行動，它也肯定會這樣做。大家一致認為，如果以色列採取行動，美國應該不介入，但是應該阻止蘇聯對以色列進行報復。為了表示支持，我們應該立即對國王提供物資援助。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得加強戒備。
九月十五日午夜前後，我通過保密電話[5]和格林希爾通話，這種電話是可以防止竊聽的。防止竊聽的辦法是，讓談話雙方都幾乎聽不清對方的話，促使談話人大聲叫嚷，以至於在談話人的聲音所及的地方別人不能充耳不聞。因此，就安全問題而言，這就造成額外的危險。我告訴格林希爾說，我們非常重視侯賽因的生存。總統還沒有作出最後的決定，但不能排除美國在沒有別的辦法時會進行軍事干預。
我對於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一致看法的形成是有影響的。我認為維持侯賽因的統治是十分必要的。向世界表明若和西方保持友好的關係，在執行一項溫和的外交政策時將會得到美國的有力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必須抑止中東的逐步激進化，而蘇聯把導彈和軍事人員運往埃及卻加速了這種激進化。必須表明，納賽爾利用蘇聯的威脅來對美國進行訛詐的手法，是枉費心機的。
依我看來，最有效的辦法還是迅速地和帶威脅性地加強我們在地中海的軍事力量，來遏制激進的阿拉伯政權對約旦的干預；對侯賽因國王給予心理上的支持；對蘇聯的反應進行較量和加以制服（如果必要的話包括進行軍事干預）。應該在地中海集結我們的軍事力量，發表使人捉摸不透的聲明，長侯賽因國王的志氣，滅他的對手的威風，以及遏制蘇聯。
於是，第二天早晨，即九月十六日，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又一次召開了簡短的會議，對決定進行研究之後，我發出一道指令，要求有關單位作出詳細的外交和軍事計劃，來應付下列意外事件：為約旦部隊提供物資援助；為撤退美國僑民進行武裝干涉；如果發生外來干涉，為了支持侯賽因，美國將進行空襲或地面攻擊（這是總統的選擇）；美國默認以色列的空中或地面打擊（這是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選擇）。我也要求對現有的「遏制蘇聯干預」的計劃作相應的修改，以適應形勢的變化。所有的計劃和方案都將在九月十八日中午以前加以研究。
那天早晨，我還給總統送去了一個報告，把昨晚的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上的結論作了一個概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大發雷霆。他滿腦子想的是競選運動，對於莫斯科的最高級會談仍寄予希望。他懷疑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究竟有什麼必要開緊急會議，並在我的關於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意見報告上寫滿了怒氣沖沖、字跡潦草的批語。他寫道，他傾向於完全不搞對抗，如果避免不了對抗，他想動用美國武裝力量；他反對以色列採取任何軍事行動，除非事先經過他的特別批准，而他卻又強烈地暗示，他決不會這樣做。對於他寧願直接地和單獨地顯示美國力量，我是不感到驚訝的。這是他的一貫見解。我深信，一旦研究了這種做法會造成的影響，以及我們的財力、物力，他就會改變主意。已經沒有時間來進行討論了，因為尼克松馬上就要動身前往堪薩斯城、堪薩斯州立大學和芝加哥去作一次競選旅行。
九月十六日平靜無事。西斯科和我飛往芝加哥，為中西部的編輯和廣播人員作背景情況介紹。國王按計劃宣佈成立軍政府，但沒有在安曼採取軍事行動。然而，他的確向布朗提出過，他特別擔心敘利亞，而不是伊拉克，可能進行干預。布朗在他的報告情況的電報中，對這件事輕描淡寫，政府中也沒有人認真對待這件事。我們的擔心仍集中在伊拉克，因為它在約旦有一萬七千名駐軍。在劫持飛機問題上，我們努力維持西方國家的聯合陣線，反對歐洲一再提出的為了他們自己的國民單獨交涉的要求。
九月十七日，這些都成了基本上是理論性的問題了，因為侯賽因大膽地命令其軍隊開進安曼。大規模的戰鬥爆發了，而且擴展到約旦北部巴勒斯坦人聚居地附近的伊爾比德鎮。那一天，我兩次召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開會。我們指示布朗大使通知侯賽因，美國對於他的努力表示同情，布朗將迅速地傳達任何關於物資援助的要求。我們還告訴布朗說，不排除美國給予軍事上的支持來對付外來的干預。我們還指示駐以色列的代辦聽取以色列對形勢的估計。（不管怎麼樣，尼克松定於十八日會見果爾達·梅厄。）我們通過經常與格林希爾通電話和英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我們將我們對形勢的估計告知伊朗國王，因為在任何一次中東危機中，他的支持都是關鍵性的。
但是，我們決定不同蘇聯聯繫。我告訴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我們和莫斯科談得夠多的了，卻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覆：「讓他們來找我們。」而且，我在一次和尼克松的談話中——在這次談話中他批准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建議——也表達同樣的論點：「我認為，我們應該一句話也不說，顯得莫測高深。他們會瞭解到（我們的軍事活動）。」
既然約旦爆發了內戰，那麼迅速部署美國的軍事力量，對於打消對方任何冒險的念頭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航空母艦「薩拉托加」號本來停泊在馬耳他島的海面上，奉命駛往黎巴嫩沿海和「獨立」號會合，並有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十二艘隨同前往。第三艘航空母艦「約翰·F·肯尼迪」號也被派往參加第六艦隊；它由波多黎各啟程，要航行九天才能到達那裡。不過這艘航空母艦的行動，蘇聯的情報機關一定會很快發現的。包括一千二百名海軍陸戰隊的兩棲特遣部隊剛剛在克里特島演習完畢，奉命停駐在離黎巴嫩沿海三十六小時航程的地方。巡洋艦「斯普林菲爾德」號將與它會合。運載直升飛機的航空母艦「關島」號和隨同行動的特種混合艦隊正開往勒任營，去接運另一批海軍陸戰隊。這些艦隻都奉命要趕緊開往地中海。
尼克松當時在芝加哥，我和他詳細地討論了所有這些問題。他很熱情地批准了所有的部署；這些部署是很符合他的浪漫主義性格的：「主要的是，要不時搞點小對抗、小刺激，這是再好不過的了。」只是費了很大周折，才說服他不對外公佈我們所有的軍事行動，如果這樣做的話，就會引起很嚴重的危機氣氛；對外公佈這些事會產生事與願違的惡果，因為這樣做就必須在公眾面前做許多消除疑慮的工作，會部分地抵銷我們軍事部署的效果。這一天下午，尼克松改變了主意。這時他同意，最好不發警告，繼續調動軍隊，用冷漠而滿不在乎的態度對待蘇聯。
他盡可以大膽地慷慨陳詞，因為那天早晨他與《芝加哥太陽時報》的編輯們進行了一次不許作記錄的談話，他把所有的消息都說了。我曾極力要求霍爾德曼使這次新聞發佈會成為一般化和低調的，但是在外旅行的白宮官員對於低調一詞的定義的理解是難以逆料的，特別是在大選之年。當尼克鬆開始會見記者時，他剛好得知約旦爆發內戰的消息。儘管他的自我克制能力很強，但也經不住在高度緊張時刻的感情衝動。由於這個消息以及他剛批准過的軍事行動使他感到激動，尼克松告訴那些感到驚異的編輯們，如果伊拉克或敘利亞要干預約旦，只有以色列或美國才能夠制止他們；他寧願由美國來擔負這個責任。（他寫信告訴我說不進行對抗，這也是他的主意。）由於被這個場合的情緒所激怒，他又說，他要讓蘇聯人為他們在蘇伊士運河沿岸用導彈來冒險的行為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我們的干預能起作用的話，我們就要進行干預。」這樣聳人聽聞的新聞不被人記錄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太陽時報》很快就把這句話原原本本地照登了。儘管由於齊格勒堅持要按照不准記錄的規定辦事，當時即予以收回，但這卻恰恰提高了這一新聞在外交政策上的影響。[6]
儘管在那件事之後，尼克松感到後悔，我則認為，總的來說，他的聲明還是有益的。當我從美國新聞署署長弗蘭克·謝克斯皮爾那裡得知這件事時，我告訴他說，這件事並沒有使我感到有什麼不安。首先，它將向我們的官僚機構表明，我強烈要求在地中海集結軍隊是反映了總統的想法，而不是反映我個人的特質。實際上，這使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的真正選擇在於：或者是各機構之間進行正常的規劃；或者是以專題討論的方式解決，但是他們卻不能參加這種討論。有一次，我設法使羅傑斯相信，我並沒有要尼克松這樣做，這件事使我們之間的關係得到了一個短時期的改進。
至於對那些使我們最為不安的國家，如蘇聯和激進的阿拉伯國家，尼克松聲明的影響可能是有益的，因為它表明我們的態度是認真的。下午我向尼克松報告說，當約旦軍隊殲滅他們附近的巴勒斯坦游擊隊時，伊拉克部隊袖手旁觀，沒有動靜。而這一天美國的行動，包括總統的聲明，卻一定加強了我們那位勇敢的朋友，約旦國王的決心。
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是穆斯林的安息日。這一天，約旦軍隊有步驟地恢復了對安曼的控制，儘管進行得比較緩慢。約旦軍隊在北方曾遇到頑強的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抵抗，實際上，巴勒斯坦人在這裡宣佈成立了一個「解放區」。十英里之外的敘利亞發出了恫嚇的叫囂，伊拉克軍隊仍舊按兵不動；約旦軍隊都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納賽爾則一聲也不吭。
這天白天，尼克松在白宮接見了果爾達·梅厄。他們之間的談話多半涉及以色列人的援助要求，以及蘇聯和埃及在蘇伊士運河沿岸違反停火協議的事。這說明，這兩位領袖都已經深信約旦國王可能會佔上風，危機快要過去。尼克松說，他希望以色列不要魯莽行事，梅厄總理則向尼克松保證，以色列不會不通知美國就採取軍事行動，而且也看不出有必要採取軍事行動。
這一天，報紙也在集中猜測總統在芝加哥所作的評論的含意。不利的反應是，人們紛紛提出警告，如果我們打算要執行總統的戰略性選擇，來一次美國的單獨軍事行動的話，我們將面臨困難。那位受人尊敬的佐治亞州參議員、撥款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強硬路線的一貫支持者理查德·拉塞爾，打電話給羅傑斯，告訴他說，他堅定不移地反對在中東使用任何美國軍隊。
九月十八日，莫斯科顯然也已經得知美國的行動。蘇聯代辦伏龍索夫打電話給助理國務卿羅傑·戴維斯，傳達了蘇聯政府的口信。莫斯科對待指控他們在運河沿岸違反就地停火協議的那種傲慢而又冷淡的態度煙消雲散了；一周之前，它為遏制各方而極力散播的帝國主義危險論也銷聲匿跡了。相反地，蘇聯表示關注中東日益「複雜的」形勢；言論中卻不帶責罵的口吻。莫斯科表示「希望」美國同意蘇聯的看法，所有的國家「包括那些不屬於這個地區的國家」都謹慎行事。它還進一步「希望」美國在這方面對以色列施加影響。至於蘇聯方面，它已力促約旦、伊拉克、敘利亞和埃及政府共同來結束約旦的內戰。「我們也正在尋求一些辦法來把我們的觀點傳達給巴勒斯坦運動的領袖，提請他們注意」——從而讓我們明白（亦可能是真話），莫斯科和巴勒斯坦游擊隊已經失去了聯繫，與他們的行動沒有牽連，特別是關於人質問題。
當蘇聯貫徹執行其外交政策的風險較小，或者當力量均勢對它有利時，蘇聯外交政策的主題中就沒有關於可怕的後果這樣的「警告」，也沒有任何關於美國與約旦國王勾結之類的指責。他們的語調裡帶點兒哀怨之氣，再次保證蘇聯政府「一如既往」主張在安全理事會第二四二號決議的基礎上解決中東危機。塔斯社的一篇評論也持類似的語調，它警告我們不要干預，但用詞是模稜兩可的，克里姆林宮在中東的代理人不可能不注意到這一點。
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證實一種分析，這種分析是我的工作班子裡的哈爾·索南費爾特在那一天的早些時候作出的，他預料蘇聯可能對我們的部署和外交政策作出反應：
實際情況是，蘇聯人看到美國在這個地區使用軍事力量是決不會甘心的。他們一定會對此加以詆毀，找我們的麻煩（包括胡鬧一氣，並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為基地，對第六艦隊進行近距離偵察），並全面地反對我們。最使他們感到擔憂的先例是，我們表現出能夠而且將要使用海空軍力量的樣子，使得他們憂心忡忡，總是在掂量在其後的一次新的危機中，我們對以色列的支持會達到怎樣的程度，我們在國際上的一般姿態將會是怎麼樣。（如果我們的軍事行動是成功，或者看來是成功的話，這樣的情況對我們可能是有利的。）
我們深信，蘇聯是在尋找解決辦法，這種看法從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瓦西裡·庫茲涅佐夫和美國駐蘇大使比姆，於九月十九日的一次談話中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實；就在九月十九日這一天，約旦軍隊在對巴勒斯坦游擊隊的作戰中取得雖然較慢但卻是無可否認的進展。庫茲涅佐夫再度表示「希望」我們不要干預約旦，因為這將為所有關注這個地區的國家帶來「困難」。他探問第六艦隊集結的目的何在。比姆回答說，關於我們軍隊的部署情況，他並不知情。這既是事實，也是最可能加深蘇聯的不安的回答。
在我看來，最好的策略是不提供保證，而是造成一種形勢，在這種形勢下，蘇聯只有促使其激進的朋友不進行干預和使危機確實結束，才能感到日子好過些。這就是為什麼我主張暫時不給予答覆的原因。畢竟，蘇聯讓我們等待了十天，才對我們提出的關於違反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協議的照會作出答覆。提出保證會事與願違，而堅決不妥協又會變成一種挑釁；在這兩者之間，沉默是最好的折衷方案了。
總的來說，我認為危機正接近於尾聲。我們的信譽已大大恢復。九月十九日傍晚，我打電話給尼克松——他當時在戴維營——把蘇聯方面的信息向他作了報告。我認為這是一種即將退卻的徵兆。尼克松對於好消息總是不敢輕信，表示懷疑。他說，什麼時候蘇聯人自願地作出保證，那一定又是在搞鬼。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敘利亞的坦克侵入了約旦。
敘利亞入侵
在情況瞬息萬變的時刻，那些處於決策中心的人被潮水般的報告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些報告中有推測、消息、希望和焦慮。必須運用他們自己的主見，把這些成分篩除出去。很少見到一幅有連貫性的圖景；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有政策制定者把事態聯繫起來，才能得出連貫性；由於正確估計了形勢和他自己創造性行動的限度，他抓住了這種挑戰，並把它變成一種機遇。在危機中，這種敏捷性類似一個運動員的敏捷動作。決定必須很快地作出。身體的耐力和洞察力一樣，都同樣受到考驗，因為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弄清楚，國內或國外的每個關鍵性人物都是在同樣的情報和目的的基礎上來進行活動的。不論平時官僚機構內部如何鉤心鬥角，在危機時刻，我確信每個機構都得到同樣的情報，而且所有的領導人和他們的主要同僚在全面的規劃中都是志同道合的合作者。
在約旦危機期間，從雜亂無章的報告中分辨出事情真相，是特別困難的。在國王的軍隊開進安曼之後，我們大使館和宮廷之間的聯繫中斷了。國王和裡法伊偶爾和大使通電話。我們大使館和宮廷之間斷斷續續地進行無線電通訊，但這是公開的電訊，很可能被竊聽，因此不可靠。幸運的是，我們有迪安·布朗駐在當地，他是我們的最能幹、最勇敢和最有學問的外交家之一。他不時地坐在裝甲車裡去尋找國王和裡法伊，顯然，這種通訊辦法是快不了的。英國人則運氣比較好，他們的使館比較靠近宮廷，因此，國王偶爾可以通過倫敦給我們送來信息。這種做法不可避免地在傳遞過程中會產生延誤，因為英國還想加上它自己的看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倫敦有點兒擔心我們可能魯莽地採取行動，所以他們就更要這樣做了。這種判斷是錯誤的，但是他們得到這種印象卻是情有可原的，因為至少白宮認為，如果倫敦告知別的國家首都，事情有發展成為不可收拾的危險，這樣做倒可以制止一場輕率的行動。倫敦巧妙地掩蓋了他們對我們的疑慮，而且也成功地對我們暗示，它主張採取一種比較穩健的步調。
九月十九日，星期六，我們收到的第一批消息說，敘利亞坦克已經開進約旦二百五十碼左右，佔領了陣地。但是由於消息來自開羅的一位英國官員，而倫敦方面又認為不必要直接通知我們，因此我們並不認為英國政府很重視這件事。我們也一樣不重視它。儘管通訊困難，我們相信，如果侯賽因十分擔心的話，他是會想出辦法來通知我們的。
但是，在九月二十日星期日發生的事情已是無可置疑的了。大約在華盛頓時間上午六點左右，國王和裡法伊分別和布朗通了電話，報告說敘利亞坦克兩次大規模入侵臘姆薩。約旦軍隊擊毀了三十輛坦克，並把敘利亞軍隊打退了。侯賽因請求美國援助，但卻沒有提出具體要求。在華盛頓時間下午十二點三十分，裡法伊講得較具體些了，他代表國王請求美國進行偵察，以判明敘利亞是否增兵了。差不多與此同時，又有兩個敘利亞裝甲旅越過約旦邊境，並在廣闊的戰線上發起進攻。直到下午晚些時候，我們才證實了這個消息。
我毫不懷疑地認為，對於這種挑戰必須予以還擊。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中東的危機就會加深，因為激進分子和給他們撐腰的蘇聯就會採取主動。如果我們成功了，阿拉伯的溫和分子就會獲得新生。總的來說，我是樂觀的。從局部和總體來說，力量均勢對我們有利。那天傍晚，我向總統表示了這種看法：蘇聯「不是控制不住局勢，就是要想強行攤牌。如果他們是控制不住局勢，我們就會很容易地取得勝利」。我毋需再說，如果他們決定要攤牌，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
羅傑斯、西斯科和我進行了一番會商，並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西斯科和我共同起草了一個聲明，用羅傑斯的名義發表，斷然要求立即撤退敘利亞軍隊，並且警告說，衝突有擴大的危險。那天下午，西斯科召見了伏龍索夫，並且將一封責罵性的信交給了他。形式上是給蘇聯九月十八日信件的回信，我們照會中的要害部分內容如下：
在這個時刻，由於敘利亞裝甲部隊已入侵約旦的領土，並在沿約旦邊界的敘利亞境內進一步集結了進攻性部隊，局勢是進一步而且是危險地加劇了。美國政府譴責這種入侵約旦的行徑，並要求入侵部隊立即撤退。敘利亞的這種令人不能容忍和不負責任的行動，如果不立即停止和退回，就會使得目前的衝突擴大化。美國政府呼籲蘇聯政府使敘利亞政府知道它目前行動方針的嚴重危險性，敘利亞必須從約旦領土上毫不拖延地撤出這些軍隊，並停止進一步干預約旦。蘇聯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衝突擴大化將帶來的嚴重後果。就美國方面來說，美國政府正促使這個地區的各方都採取克制態度。
星期日下午，我建議——總統在戴維營批准了這個建議——把駐在德國的空降旅從演習地區調回到它的基地登機處。而那是在九月十八日危機似乎趨於緩和時，我們批准這個旅進入該演習地區的。早就計劃好的這次演習活動，把這個旅作出反應的時間延長到十小時，而在它的原駐地，按照它的戒備狀態，其反應時間將減少到四小時。一個營奉命準備空降。下午五點，我們要求我們駐波恩大使館將這個空降旅的活動通知德國政府。我們解釋說，由於可能要從約旦撤退美僑，這個旅有必要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這個旅奉命進行迅速而公開的活動，但並沒有採取任何安全防範；我們希望蘇聯的情報機構很快地就注意到這種情況。德國政府很有可能把我們的活動轉告給歐洲的各友好政府。迪安·布朗奉命將我們的公開聲明和我們給蘇聯的照會通知侯賽因，並且不把美國可能進行干預的大門關閉。
下午，敘利亞新的進攻的規模已經很清楚了。我們一直不斷地通過設想美國或以色列作出軍事反應來策劃我們的行動；政府裡所有的人都認為，這兩個國家不應同時採取行動。九月十七日，我將總統主張主要由美國軍隊抵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干預一事，轉告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我要求必須根據三條標準來審議各項行動方針：誰具有較為充分的採取行動的理由？誰能夠更為有效地把其行動堅持下去？誰擁有防止逐步升級的最大能力？我還要求提出主張美國採取行動的最充分的根據，以及主張由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而美國則不直接出面，同時遏制蘇聯的最充分的根據。這些文件於週末送到了總統手裡，我不知道他是否看了。
為了向總統提出一份最後的建議，我於九月二十日星期日晚上七點召開了一次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從這時起一直到第二天上午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對我們在華盛頓的人來說，危機表現為幾乎不停頓地開會和打電話。要能最精闢地描述這種情景，只有一小時一小時地回顧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
從傍晚七點十分到七點五十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主要負責人在白宮地下室的戰情室開會，主要是彼此匯報過去幾小時內所發生的事情，再次審議應付突發事件的計劃。情報和軍事情況介紹表明，情況不相上下。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就瑣碎事情進行討論上。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僚主義毛病。應國王的要求，將派去兩座流動野戰醫院。所爭論的是，這兩座醫院究竟應該作為美國的捐贈，還是應該由幾個國家聯合組建。我們迅速地研究了美國進行干預的利弊；我們的信念增強了，我們的軍隊最好用於牽制蘇聯，使它不能干預以色列的行動。如果由我們單方面採取有效行動，我們就必須動用我們全部的戰略後備力量；這樣，我們就會在兩個相隔得很遠、幾乎無法聯繫的戰場上分佈我們的軍隊，並在新的突發事件面前顯得無能為力。我們的軍隊只能在沒有重型裝備的情況下開進去，並只能從航空母艦上得到空中支援。我們唯一的陸上供應線是通過以色列，這就把我們和以色列聯繫在一起，但是美國採取行動的主要理由，卻是要把以色列和約旦隔離開來。如果我們碰到困難，我們還得請求以色列給予協助。總之，如果約旦的形勢失去控制，所能採取的補救辦法只有對敘利亞進行大規模打擊，而以色列部隊是最適宜用於這一目的的。
晚上七點五十分，總統從戴維營回來，打電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裡去。這個星期天下午，他和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以前我曾多次按照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一致意見的精神，一再談到我對美國單方面採取軍事行動的擔心；這一天晚些時候，他改變了看法；就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開會之前，他曾告訴我說，如果要在軍事上作出反應，不應該由我們來出頭。我很快把最新情況告訴了尼克松。我建議他把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高級成員叫到他的辦公室裡去，把他的一些想法告訴他們，並在心理上為他們鼓勁，這種效果只能來自總統的領導地位。儘管他現在的看法與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主張他不要透露他改變了看法，以便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能夠重新提出全部可供選擇的方案，不要受想迎合總統的意願這種心理的影響。這樣他就肯定能作出最正確的判斷。他可以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結束後再作出正式決定。
一旦到了要作出決定的關頭，尼克松就會以一種怏怏不樂和不顧一切的勇氣去行事——一方面他對國際上的現實情況有他自己的見解和認識；另一方面，他本能地認為，不管他碰到什麼事，最後總是注定不會圓滿的，他就在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況中心力交瘁。在那個時刻，最大的問題是要防止勇氣變為魯莽行事，防止堅定的態度變為虛張聲勢。在這種情況下，他不顧短期的政治上的好處，他要做的，是他認為國家的利益要求他做的事。對任何總統來說，這已經是盡到最大的責任了。很多總統還做不到這一點。
從晚上八點到八點二十分左右，尼克松會見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主要負責人——亞歷克西斯·約翰遜、托姆·穆勒、迪克·赫爾姆斯、戴維·帕卡德和喬·西斯科。他對他們進行了一次鼓舞士氣的講話，並對他們的努力表示讚賞。他說，他們的工作就是拯救國王，使他免受外來干預。尼克松希望，他們不考慮他們原來認為他的意願是什麼而自行作出判斷。他強調，我是他的代言人。
晚上八點二十分，相當受到鼓舞的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成員離開了總統辦公室，在樓下戰情室繼續進行他們的審議工作。我留下來用十分鐘的時間和總統一道研究了可供選擇的方案。我們兩人一致認為，如果我們繼續保持堅定，但不表現為好戰，並把手中的牌打好，我們是會佔上風的。
晚上八點二十分左右，丹尼斯·格林希爾也用保密專線打來電話。由於我在橢圓形辦公室，是黑格在戰情室接的電話。格林希爾傳來的是那天早晨侯賽因給美國大使的口信，而且侯賽因在兩小時之前又重複發了一遍：鑒於形勢惡化，國王要求立即進行空襲。
晚上八點三十五分，我又參加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這次會議一直開到晚上九點十五分左右。英國人傳達的口信加強了我們原先的傾向，即我們按兵不動，讓以色列採取行動。我們沒有掌握足夠的情報或軍事目標情況，因此不能動用美國武裝力量迅速對國王的請求作出反應。同時如果美國牽制蘇聯，使之不進行干預，就必須加速我們的準備工作；這樣，我們也可以提高我們進行空戰的能力，以防備萬一事實證明以色列並不像我們所估計的那樣願意採取行動。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批准了下列送交總統的建議：
⊙再進一步提高駐德國空降旅的戒備狀態；
⊙命令第八十二空降師處於全面戒備狀態（這個消息毫無疑問會洩露出去，從而迫使莫斯科和大馬士革迅速作出決定）；
⊙命令一架偵察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飛往特拉維夫機場，獲取目標情況（毫無疑問，這會被蘇聯和埃及的雷達發現，他們會認為這標誌著美國的軍事行動就快要來了）。
換言之，我們加強了美國或以色列快要進行干涉的印象。
在我看來，在一次危機中，看來似乎是「穩健的」和「安全的」辦法往往是最危險的辦法。漸進的逐步升級誘使敵對一方在每次活動中要賽過對方；誰打算帶點兒溫和作風行事，就會被解釋成優柔寡斷；提出保證可能被理解為提供了一張一目瞭然的清單，從而鼓勵對方伺機而動，延長了固有的危險形勢。一個領袖必須仔細和深思熟慮地選擇，在什麼問題上進行對抗。他只應該為重大目標進行對抗。一旦這樣做了，他就負有迅速結束對抗的責任。為此，他必須表現出不可動搖的決心，他必須準備迅速而又勇猛地逐步升級到如此的程度，致使敵方不能再賭博下去。
晚上九點二十七分左右，我邀西斯科一道同我去向總統提出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建議；他是處在所有電報往來中心的官員，讓他瞭解白宮想法的細微差別是十分重要的。這也會幫助羅傑斯及時瞭解情況，他決定留在家裡守著電話等待事態發展的消息。首先，我們必須找到總統，因為尼克松決定去玩保齡球。我們在特工人員的幫助下，最後在行政辦公大樓地下室的一間不引人注目的保齡球室裡找到了他。尼克松安詳地聽取了我們的匯報，批准了我們的建議。這時候，他手裡不協調地拿了個保齡球，他沒有穿西裝，也沒有打領帶，這副模樣是難得見到的。他說，不管怎麼做，必須成功；他下決心要制止敘利亞的進攻。他同意，我們必須立即和以色列大使建立聯繫。我告訴他，我將立即打電話給拉賓。
晚上十點左右，我回到白宮我的辦公室裡，打通了電話。原來拉賓正在紐約出席招待果爾達·梅厄的晚宴。必須把他從宴會大廳主席台上請下來，叫到一個相當安全的地方；儘管如此，在整個通話過程中，我還能聽到遠處亂哄哄的講話聲。我先告訴拉賓，西斯科也在電話機旁。我問道，關於敘利亞的行動，以色列掌握了什麼情報。拉賓說，據以色列估計，大約有二百輛敘利亞坦克開到了伊爾比德地區。我告訴拉賓，我們接到了請求援助的要求，但是沒有掌握什麼情報。以色列能否在黎明時派飛機去偵察一下（按中東的當地時間，再過三小時就是黎明了），並把他們的看法告訴我們。拉賓是個不受人愚弄的人，他問道，如果偵察得到的情況表明，敘利亞軍隊明顯地向前推進，我們是否贊同以色列進行空襲。我回答說，我們還是分析了偵察的結果後再作計議。我們正在討論這件事的過程中，我又接到國王傳來的緊急口信，這一次是直接傳給我們的。我對拉賓說，我過一會兒還得給他打電話。
侯賽因的口信是兩小時之前通過電話傳給我們大使的。其中說，在敘利亞的一次新的大規模入侵（兩個旅在中午發動進攻）之後，情況嚴重地惡化了。約旦軍隊已被切斷彼此間的聯繫；伊爾比德被佔領了。首都的軍隊感到動盪不安。在國王看來，要拯救約旦，非得立即進行空襲不可；他可能很快還會要求地面部隊也採取行動。侯賽因一反他以前的習慣做法，要求我們把他的困境轉告給英國。
晚上十點十分，西斯科和我在我的辦公室一起打電話給羅傑斯，把和拉賓的通話以及國王剛傳來的告急口信告訴這位國務卿。我們說，我們傾向於向總統提出建議，同意以色列進行空襲。羅傑斯也認為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晚上十點十二分，西斯科和我現在認得路了，於是就又返回到保齡球室去。（自從那個命運攸關的夜晚之後，我再也沒有去過那個保齡球室。）我們把國王的請求和總統自己的高級顧問們的一致意見告訴了總統。他接受了我們的建議，並批准我們去找拉賓。晚上十點二十五分，西斯科和我又回到我的辦公室。
晚上十點三十五分，我又給拉賓打電話，西斯科也在電話機旁等著，剛好打完電話，尼克松的保齡球也打完了。他像往常一樣，衣著整齊，走進了我的辦公室。我把從約旦得來的消息告訴了拉賓，但沒有詳細說明來源。在同總統和國務卿討論過之後，我現在能夠告訴他，如果以色列的偵察結果證實了他對我說過的那番話，我們就贊成以色列進行空襲。我們將補償以色列的物資損失，並盡我們的最大努力，阻止蘇聯的干預。拉賓小心謹慎地把我的話重複了一遍，以肯定他沒有聽錯。他還得請示總理。
晚上十點四十五分，鑒於以色列有可能在我們的夜晚時間採取行動，我就把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召回來開了一次午夜會議，並要求我的工作人員（主要是哈爾·桑德斯和理查德·肯尼迪）集中所有的有關情報。然後，我打電話給英國大使約翰·弗裡曼，把國王的口信轉告給他。我告訴他，我們和以色列大使進行了接觸，但沒有詳細地談。尼克松仍在我的辦公室裡，在我不打電話時他就和我閒談。
晚上十一點十五分，我用保密電話和希思首相的私人秘書通話，把國王的口信念給他聽，並告訴他我們和以色列大使進行了接觸，以色列將派飛機偵察，以決定下一步所採取的行動。尼克松建議我不要用保密電話，因為在賓夕法尼亞大街上聽到我大聲講話的人，可能比在公開電話中竊聽談話的人還要多。
晚上十一點三十分，拉賓將梅厄夫人的答覆用電話告訴了我們。以色列在天一亮就派飛機去偵察。伊爾比德附近的情況「十分令人不愉快」，以色列的軍事領導人深信，空中作戰已經不夠。以色列將在詳細研究偵察到的結果後，再把它的想法告訴華盛頓；但是不經過進一步磋商，決不採取行動。尼克松也聽到了我這邊的答話，但他沒有說什麼。接著，他就離開了我的辦公室。
午夜，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再次在戰情室召開會議。我把上次會議以來所發生的事情向他們作了簡略的介紹。我們討論到，如果以色列在爾後二十四小時內發動進攻，我們將怎麼辦。我要求今晚就下列四個問題進行緊急研究：如果蘇聯採取行動，有何對策；對以色列和約旦進行援助，以補償其損失；對國會作情況介紹的方案；向盟國作情況介紹和敦促蘇聯不要介入的外交計劃。關於蘇聯人，我強調：「我們有兩個目標：一是，叫他們對敘利亞施加影響，要他們撤退；二是，讓他們不要以為只要對以色列施加壓力，就可以使他們避免處於以色列採取行動的困境……我認為，現在多嘮叨將給我們今後多添麻煩。」
凌晨十二點四十五分，我打電話給待在家裡的羅傑斯，把和拉賓的談話以及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開會情況告訴了他。我問他有沒有什麼問題。他說沒有。這一次，我們高級官員之間是團結一致的。凌晨一點左右，我打電話給尼克松，把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開會情況向他作了一個簡略的匯報。他聽取了我提出的關於各政府部門預測蘇聯會作出什麼反應的情況歸納。當我告訴他，國防部擔心蘇聯會對以色列發動一次空中打擊來進行報復時，他哼了一聲說：「我不相信。」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凌晨兩點，我回家睡覺。
凌晨五點十五分，我被黑格叫醒，他剛剛接到拉賓的一個電話。儘管還沒有收到關於偵察結果的報告，拉賓說，以色列人認為，單靠空襲已經不夠了；可能也有必要採取地面行動。以色列希望在兩三小時內知道美國的看法。
凌晨五點三十五分，我打電話叫醒總統，把拉賓的初步反應告訴了他。我敦請他推遲作出決定，先召集他的高級顧問在上午七點三十分開個會。但是尼克松知道，以色列提出的關於採取地面行動的請求會引起嚴重的爭論，他不想讓這種局面出現。他說：「我們現在就作出（決定）。」他和我就以色列進行地面攻擊的利弊作了簡短的審議。他要我打電話給西斯科，瞭解他的看法。
我先和黑格商量，不經過羅傑斯而直接打電話給西斯科是否明智；我剛得出結論說，我必須先告訴羅傑斯，這時，尼克松回電話了。尼克松已決定批准以色列進行地面攻擊，並且口述了一個經過認真考慮了的口信轉給拉賓。他說：「我已經決定了。別再問別人了。告訴他（拉賓），『干吧。』」
我不想讓總統不先同高級顧問商量，就冒同蘇聯進行一場重大對抗的風險。以色列採取地面軍事行動，可能觸發一場中東戰爭。我對尼克松負有責任，應該先和羅傑斯及萊爾德進行磋商，而且情況也沒有緊急到這樣的地步。不經過一番動員，以色列肯定是不能夠採取地面行動的。我打電話給西斯科，他說他同意總統的決定。我又打電話給羅傑斯，他有很大的保留，特別是由於約旦並沒有正式請求給予地面支援。萊爾德的態度不明朗，他要研究一下情報。在這些電話的間歇中——這些電話都是在我家裡打的——尼克松不時地打電話給我，為他的決定補充細節。早晨七點十分，我再次敦請總統召開高級顧問會議，因為他們的意見不一致。這次他勉強同意了。黑格通知拉賓說，要到上午九十點鐘，美國才能給他答覆。
從這時開始已沒有必要逐小時地加以敘述，因為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已把主要問題交待清楚了。我們的政府成員一致同意以色列進行空襲，但對以色列採取地面軍事行動有不同的意見。我認為這個問題並不要求立即作出決定，雖然以色列威脅著要進行地面戰爭使情況更加複雜化，但它的答覆也提供了一次政治解決的機會。因為，如果以色列認為有必要採取地面行動，它就必須進行動員。動員至少需要四十八小時的時間。而以色列不動員是不行的，因為不管我們的反應如何，它都不能容許敘利亞取得勝利。因此，我們就有一段喘息的時間——如果約旦國王能夠頂得住——而在這段時間裡，對敘利亞施加的壓力將會增強到如此程度，以至不用進行戰爭，也許危機就會自行消除。當敘利亞在進攻約旦時看到以色列部隊在戈蘭高地包抄它的側翼，它一定會感到非常不安。納賽爾很可能要求結束軍事行動，因為這次軍事行動可能會使他很快面臨難以應付的進退兩難的局面，而這種局面曾導致一九六七年的災難：要麼袖手旁觀，從而破壞了阿拉伯國家的團結；要麼進行干預，甘冒另外一次蒙受恥辱的失敗。而且這種相似的考慮也一定壓在蘇聯人的心頭。總之，以色列的動員再加上我們自己的軍事部署，會把我們所有的敵人弄得「心神不定」，並且也提供了不經過戰爭而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時間。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八點四十五分，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行了會議。儘管會上討論的主要是一個突出的實際問題，即如何回答以色列所問到的我們對地面軍事行動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但實際上又發展成為一場如何處理危機的哲理性辯論。羅傑斯主張，如果行動要逐步升級的話，則應非常緩慢而有分寸地進行。尼克松和我卻認為，那樣做才最可能使危機變得無法控制。羅傑斯基本上反對以色列採取地面行動，他舉出許多理由，其中包括怕和蘇聯人進行對抗。尼克松和我則認為，如果我們想避免同蘇聯人對抗，那就必須迅速造成一種他們不願意面對的捉摸不定的險情，而不要讓他們想逐一對付我們的循序漸進的行動。羅傑斯則要看敘利亞人是否從伊爾比德向南移動再作出最後的決定；在我看來，只有敘利亞人從約旦北部的「解放區」全部撤出，危機才能結束。尼克松最後決定，西斯科可以通知以色列，美國原則上同意以色列採取地面軍事行動，但還要看約旦國王的意見而定，而且在作出最後決定之前要商量一下。
我對於徵求侯賽因的意見一事表示懷疑。因為在我看來，只有在約旦人瀕於崩潰的情況下，以色列才應該進行干預。我們不應該把國王在阿拉伯世界的已經處於不穩的地位作為抵押品，向他提出一些他難以回答的問題。有些事雖然侯賽因沒有提出要求，但是卻很可能默認。對於目前應付危機來說，不論是要求還是默認，都沒有什麼關係。以色列已經悄悄地開始動員，再加上我們的軍事部署，這將構成一種威懾力量並成為一種現實。
如果以色列政府真想打仗，我們附有條件的答覆可能會引起它的一些疑慮，而這些疑慮還會傳播到我們的敵人那邊去。幸好以色列有它自己的戰略估計，不用徵得我們的最後答覆，它就自己進行動員，其步伐恰好也是我們所希望的。由於以色列政府尋求保證的要求是不可能滿足的，實際上它已表現得非常小心謹慎，它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問到萬一發生戰爭，美國將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為回答這些問題就花了大半天時間進行準備。在那段時間裡，沒有必要作出關於採取地面軍事行動的決定。在此期間，兩個以色列旅正開往戈蘭高地，威脅著在約旦的敘利亞部隊的側翼。
那天早晨，收到了法國總統蓬皮杜打來的電報，他對於美國有可能進行干預一事，表示「非常關切」，並敦請尼克松作決定時要慎重考慮。這個電報並沒有什麼特別可取之處，但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法國想要在一次危機中疏遠我們。然而，它起到一種振聾發聵的作用，表明我們的軍事部署正引起人們的注意。使巴黎感到擔憂的事也可以使莫斯科和大馬士革感到焦慮不安。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的其餘時間是用在參加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會議上，討論加強我們的軍事準備工作，並為以色列所提的問題起草一封回信，在一定程度上不讓以色列在我們與第三國關係上擁有否決權。
那天晚上，一件最重大的事情發生了。蘇聯代辦尤里·伏龍索夫會見西斯科，遞交了蘇聯對我們前一天向他們提出的要求敘利亞立即撤軍的照會的覆文。覆文的速度——與上次答覆我們抗議違反停火協議拖延了一個星期相比，這一次僅用了二十四小時——表明克里姆林宮的確是焦慮不安的。考慮到我們的威脅性、幾乎是公然炫耀的軍事部署，覆文的語調是非常溫和的。蘇聯政府注意到，我們似乎和他們同樣關心約旦形勢的惡化，而且我們「也」（原文如此）認為，別的國家干預約旦的事務是不能容忍的。蘇聯人先這樣轉彎抹角地把自己打扮成反對敘利亞干預的樣子，然後表示他們「希望」——一種非常柔和的外交言辭——我們也敦促以色列採取同樣的方針。為了明確表示它在強迫敘利亞撤退，蘇聯的照會還補充說：「蘇聯政府在和敘利亞接觸中，也奉行同樣的方針。」
西斯科巧妙地使蘇聯人的預測陷於混亂，他是按照要使蘇聯人最大限度地擔心美國可能採取軍事行動這一戰略行事的。當伏龍索夫問到約旦是否請求我們給予援助時，西斯科回答說，他沒有被授權討論我們與約旦國王交換意見的事。當伏龍索夫探聽第六艦隊活動的目的時，西斯科只把這個問題記了下來。總的來講，我認為伏龍索夫的外交姿態是令人鼓舞的。蘇聯人是在表示，他們在促使敘利亞停止入侵，除非他們是在欺騙我們。當我們每天都在地中海加強我們的實力，而且以色列也在動員時，要想欺騙我們，那是十分愚蠢的事。
下午六點，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了另一次會議，這也是會上的一致看法。會議只是介紹了一些事實，並認為在明天之前毋需作出什麼決定。
這二十四小時過得十分緊張，也可能是具有深遠和決定性意義的時刻。本來約旦眼看要垮台，現在形勢開始扭轉過來了。首先，這應歸功於國王和效忠於他的軍隊的英勇。但是，也是由於我們的軍事部署和保證給予物資援助加強了他的決心，同時也在他的敵手中間引起疑慮，從而使他們舉棋不定。我非常有信心地告訴總統說——在他快休息時我們通了兩次電話——不要取消原定於九月二十七日，即下一個星期天開始對地中海國家的訪問：「如果以色列人星期四不採取軍事行動，那麼局勢就安定下來了。」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早晨八點半，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正在開會，喜訊傳來了。由於我們所採取的行動給約旦人壯了膽，再加上敘利亞空軍（在一個名叫哈菲茲·阿薩德將軍的指揮下）顯然不參加戰鬥，約旦人便開始從空中攻擊伊爾比德周圍的敘利亞坦克。據估計，敘利亞損失了一百二十輛坦克，其中六十至九十輛被約旦火力摧毀，其餘的在技術上出了毛病。伊拉克部隊——這是我們原來所擔心的——仍然按兵不動。埃及通知我們，蘇聯人作了很大的努力，讓敘利亞重新考慮它在約旦的行動方針。以色列在戈蘭高地繼續增加部隊。由於軍事局面穩定下來了，西斯科和我一致同意，我們應再次要求拉賓，在沒有事先商量好之前，以色列不要採取軍事行動。與此同時，為了保持壓力，我們也進一步加強了準備。我們增派飛機前往歐洲，戰鬥機和運輸機都有。所有的聯合指揮部都處在加強情報收集的戒備狀態中。第八十二空降師的兩個營，處在六小時即可趕到出事地點的特殊戒備狀態中。
我的日程表記載了我和總統反覆開會。中午，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只進行了一個半小時，會議結束時，總統作出了一項決定，給侯賽因送去一封表示鼓勵和支持的信。正如我告訴總統的，基本上說來，我們已達到做了所有可以做到的事的地步；我們應付突發事件的計劃基本上已經完成，不管他選擇哪一個方案都可以應付。最大限度內可供調配的壓力都已經被調集起來；最後的決定取決於別人如何估計這些壓力和如何作出反應了。
那天下午，我們收到了兩份復電，一份來自約旦，另一份來自以色列。侯賽因對於以色列的空襲，心情矛盾，對於以色列的地面部隊支持則持否定態度。以色列通知我們，他們如果採取地面行動，只限於在約旦境內（那就是說，他們不攻打敘利亞）。以色列也要求進一步澄清我們的意圖——這是要我們相信，以色列並不急於捲入。這兩份電文是互相牴觸的。但是，到那時莫斯科和大馬士革作的最後選擇將取決於已經出現的事態發展，即我們軍事力量的增強和以色列的動員。
和蘇聯代辦的一次談話增強了我的樂觀主義情緒。我一反過去從不出席使館招待會的做法，決定參加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埃及使館舉行的一次宴會，以表示我們的政策不是反阿拉伯的。伏龍索夫興致勃勃地在眾目睽睽之下把我叫住，問我為什麼不回答蘇聯昨天的照會。我說，除了星期日我們提出的要求之外，我們再沒有別的可說的了；敘利亞軍隊必須撤出。伏龍索夫問我，如果敘利亞停留在他們現在的地方，我們是否認為已經足夠了。接著伏龍索夫就假裝出一副關心我們處境的樣子。他斷言，約旦並非是蘇聯的重大利益所在，而美國的干預則會使自己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中陷入可怕的困境。我打趣地說：「假使是那樣的話，你們該輕鬆了，因為不管出現什麼情況，你們都會贏。」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其他客人都可能聽得見的情況之下，包括記者在內。顯然，伏龍索夫急於想讓大家都知道他的觀點。《華盛頓明星報》記者喬治·謝爾曼於第二天寫道：
伏龍索夫異乎尋常地坦率，說蘇聯希望敘利亞結束干預。
他說，蘇聯和敘利亞的接觸還沒有結束。而在受到質疑的情況下，他明顯地把敘利亞以及以色列和美國都包括在一個範圍裡；他用一種籠統的說法表示：「我們認為不應該存在任何外來干預。」
全世界的蘇聯外交官都發出類似的論調。一個仍然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是，在約旦事件見分曉之前，這些壓力是否會對大馬士革發生作用。
在設法結束任何一次危機時，問題在於調準壓力，以便既能使對方最大限度地產生解決問題的願望，又不能使對方產生這樣的印象，即一次對抗是無法避免的。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也許最關鍵的時刻就是對方看似準備解決問題的時候；這時容易出現松勁情緒，而且也許會做出一種善意的姿態來緩和一下事態的進程，那是很自然的事。這幾乎是個經常發生的錯誤，要知道，只有克服了危機，並且實際上已達成一種解決辦法之後，才是進行和解的時機。此時，溫和的態度才能被視為寬容和友善；在此以前，溫和的態度則會使充滿希望的前景化為泡影。因為對方到了最後一分鐘，仍有可能懷疑是否有必要付出那樣的代價來解決問題。一九五一年在朝鮮，在停火談判開始時，我們就停止了軍事行動，幾乎可以肯定，這反而延長了談判的時間；現在回憶起來，我對一九六八年在越南停止轟炸這件事也持有同樣的觀點，雖然我在當時持有不同的看法。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即使敘利亞已有可能撤退，我還是強烈要求加強我們在地中海的力量。九月二十三日是關鍵的一天。如果敘利亞部隊還不撤退——例如，如果他們只是就地固守——壓力的高峰就會過去。這時，要麼以色列不惜一切進行干預，要麼我們被人們認為是虛張聲勢。這樣，戰爭就有可能再打起來——否則敘利亞人就會在約旦保持一個「解放區」，把國王的生存當作抵押品。我認為，最聰明的辦法是加大壓力，直到我們已確知敘利亞軍隊已經撤退為止。現在就停止行動，則肯定會暴露秘密，並可能在關鍵時刻給敘利亞送去一個錯誤的信號。因此，四艘驅逐艦奉命駛離美國，開往地中海；還指定了兩艘攻擊型潛艇於九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九日駛過直布羅陀海峽。當天早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上繼續擬訂反對蘇聯干預的應變計劃。
這就是在那天早晨晚些時候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羅傑斯和我所產生的分歧的實質。隨著危機趨向於解決，羅傑斯突然發現，兩天之前總統當他的面批准的支持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的保證是一種無盡頭的義務，要求正式予以取消。在我看來，現在不是爭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因為爭論的內容肯定會被洩露出去，並將不可避免地使以色列人、蘇聯人和敘利亞人對於我們的決心產生疑問。在我們確知敘利亞人的坦克撤走之後，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弄清楚這一段經歷。而且昨天我們就表明，我們不贊成以色列單方面採取行動，而以色列除了非常小心謹慎之外，也沒有任何別的表示。總統支持我的看法，但是他要求西斯科對拉賓重申我們的要求：沒有經過商量，不能採取行動。以色列在那天晚些時候，無條件地作出這項保證。
根據我的記錄，從上午九點三十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到下午兩點五十分之間，我和總統單獨會見了五次。到了下午兩點五十分，我們收到了確鑿的消息，敘利亞的坦克正從約旦撤退。
一切都已過去，留下的只是勝利後的一片歡樂。我打電話給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每個成員，感謝他們的大力支持。我特別讚賞西斯科的作為。他是國務院和白宮之間不可缺少的聯繫人，此外，他還迅速而有效地進行了外交活動。侯賽因打電報給總統，表示了他的感謝和敬仰；我們還安排了向國會和新聞界介紹情況的會議。
甚至阿納托利·多勃雷寧於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也回到了華盛頓，好像是在說明，正常狀態已經恢復了。他於九月二十五日拜會了我，對於我們沒有答覆蘇聯九月二十一日的照會，他表示痛心。我指出，一年來，蘇聯的每個照會之後接著而來的便是與照會不相稱的不友好行動；因此我們只好等著觀察事態的發展。多勃雷寧向我提出保證說，蘇聯對於敘利亞入侵約旦的事一無所知。他向我保證說，在敘利亞部隊越過邊界線之前，蘇聯的顧問就已經離開了敘利亞！這簡直是不打自招了。他表情輕鬆地說，克里姆林宮的想法是，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並表示希望商談中東的問題。我迴避了這個問題，並說要把它轉告給總統。與此同時，我也向他提出保證，除非其他外來勢力進行干預，否則美國不會在約旦採取軍事行動。
那一天，我們也給以色列發出下列電報：
根據最近所獲得的情報，入侵約旦的部隊已撤回敘利亞。我們認為，以色列所採取的措施對於這次撤退作出了顯著的貢獻。以色列對我們的部署作出迅速而積極的反應，我們為此表示感謝。如果出現另外一次進攻，情況將會不同；因此，我們認為，我們之間就敘利亞入侵約旦問題所交換的一切意見已不再適用。我們想，以色列同意這點。如果出現新的情況，我們必須得重新交換意見。
中東的溫和派力量得到了保存。侯賽因國王憑自己的勇氣和果斷取得了成功。但是，要不是他和美國為友，這一切都會是徒勞的。蘇聯人退縮了，這使得日益認清莫斯科面目的阿拉伯人，對莫斯科看得更清楚了。
約旦危機過去了。但是平靜並沒有維持多久。在敘利亞坦克撤出後的四十八小時內，我們又面臨另一次危機——這次是由於蘇聯在古巴建立海軍基地。
[1] 一九二一年，英國以約旦河為界，把巴勒斯坦分成兩部分，西部仍稱巴勒斯坦，東部稱外約旦，英國在外約旦建立了在它統治下的外約旦酋長國。——譯注
[2] 這是指第三次中東戰爭，也即「六五」戰爭。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和蘇聯的縱容下，對阿聯、約旦和敘利亞發動戰爭。六天之內以色列佔領了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西奈半島、戈蘭高地等大片土地，阿拉伯國家戰敗，被迫接受停火。——譯注
[3] 帕夏是當時土耳其等高級軍官的頭銜。——譯注
[4] 貝都因人是在阿拉伯半島和北非沙漠地區從事遊牧的阿拉伯人。——譯注
[5] 所有美國政府使用的綠色保密電話機，通常都釘有一塊紅色的圓牌，上面寫著「保密電話」的字樣。由於我的工作人員愛開玩笑，我的保密電話機上刻著語法上有錯誤的德文「使人安全的電話」。
[6] 事實證明，尼克松並沒有為此而很生氣，他事後還向這篇文章的作者彼得·利沙戈爾表示祝賀，稱讚他巧妙和謹慎地處理了這一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