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之行
一切總統出訪都必然被說成是了不起的外交行動。凡是曾陪同總統出訪過的人，在多數情況下，都不會認真看待這種說法。外交是通過對峙進行的。對峙是雙方藉以考驗對方決心的一種辦法。即使政府首腦自命不凡想來解決僵持不下的局面，也很少有時間這麼做；他們會晤的時間過分短促，禮賓要求也過分累贅。因此，政府首腦出訪的主要理由通常都是為了製造一種象徵，為下級談判規定期限，並使領導人有機會相互衡量。出訪也是表明意圖和強調所承擔的義務的一種辦法。
當然，還有一種比較狹隘的政治利益。說尼克松決定第二次訪問歐洲時，並未意識到這種訪問可能給即將舉行的國會選舉帶來什麼影響，這等於否認他具備登上總統寶座的才能。他畢竟曾經力圖在這個時期同蘇聯舉行最高級會談，也曾在一個短時期內轉過同英國、法國以及聯邦德國政府首腦舉行會談的念頭。這樣一次會議是維利·勃蘭特為了推動和使人贊同他的東方政策而建議的。蓬皮杜逡巡不前，因為他希望避免給人一種暗示，即勃蘭特是代表整個西方進行談判的。前面已經談到的尼克松對東方政策的看法使他並不亟於用如此戲劇化的方式表示贊同。因此這次旅行的中心是訪問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和愛爾蘭，此外還要在第六艦隊停留一夜，並在契克斯同新任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共進午餐。以地中海為焦點並在第六艦隊停留，都是為了強調我們仍然決心要在這個地區的安全和演變方面起自己的作用。從一九六七年以來，蘇聯在中東的影響不斷增加。我們剛剛經歷了蘇伊士運河沿岸和約旦秋天出現的危機。利比亞政權已被激進派接管。
尼克松出訪是從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達羅馬開始的。我在巴黎會見春水後也到羅馬同他會合。那年秋天，意大利政壇正處於錯綜複雜的變動的陣痛中。照局外人看，這種變動似乎只是政府的例行改組，事實上是加劇了一九六三年「向左翼開放」以來作為意大利政壇特點的左傾趨勢。尼克松一九六九年訪問意大利時，由馬裡亞諾·魯莫爾擔任總理的政府完全由天主教民主黨人組成，但策略上得到社會黨人的支持。在一九六九年那個「火熱的秋天」，共產黨控制的工會顯示力量，發動了一系列激烈的罷工，常常以暴亂告終。工會成功地設法通過了一個所謂勞工法規，消除了許多不公正現象，並使工會在勞資談判的力量對比中佔了決定性優勢。西歐共產黨人當時還沒有發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好處；尼克松對意大利的兩次訪問都碰到了共產黨發動的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反對越南戰爭並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對總統本人的暴亂。
六月份舉行的意大利地區選舉暫時制止了共產黨的進展，但在參加聯合政府的各黨中造成了新的摩擦。得票略有增加的社會黨人把自己的勝利解釋為群眾贊成進一步向左轉。右翼政黨的潰敗使他們更加相信這種解釋。天主教民主黨人由於黨內左右兩翼的鬥爭而陣容混亂，四分五裂，其左翼同共產黨的區別主要在於他們信仰宗教，其右翼同新法西斯黨的區別主要在於他們信仰民主。組織紀律嚴明的共產黨人正在推動整個政壇的各種力量向左轉。他們奉行黨的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制定的戰略，有系統地向社會上各種關鍵性組織——工會、司法界、學校——進行滲透，以便最後發動攻勢，參加政府。
七月七日，魯莫爾辭職；埃米利奧·科隆博成為四黨（天主教民主黨、共和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聯合政府的總理。阿爾多·莫羅任外交部長。這個政府本身是短命的，但各黨聯合則不是如此。「向左翼開放」的口號已經非常得勢，以至沒有社會黨人參加就無法進行統治。而社會黨又同共產黨在許多省組成了聯合政府，因此不願過分擴大他們同共產黨人的距離。這樣一來，共產黨對意大利政府的影響雖然是間接的，卻在與日俱增——這是同「向左翼開放」這個口號的創始者的意圖完全背道而馳的。事實上，他們的影響已經如此巨大，以至詭計多端的莫羅最後認為，他可以利用共產黨使社會黨陷入軟弱無能的境地。如果任何事都需要共產黨默許才行，使這種做法正式化也無不可了。因此，在莫羅的贊助下，共產黨的影響就從心照不宣的否決權逐漸演變成正式的否決權。
當時，對我來說，這些趨勢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美國政府內外都存在激烈爭論。人們不是否認共產黨的影響實際上在增長，就是認為即使增長也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它可能使天主教民主黨感到震動，從而著手進行改革。無論怎麼說，對這種情況並無具體辦法可想。天主教民主黨的政治領袖似乎深信，美國高級人士的定期訪問可以證明意大利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從而改善他們的前景。我們非常樂於從命：尼克松的訪問和我後來擔任國務卿時進行的某些訪問都有這種含意。我從未看到任何證據可以說明總統或其他高級人士的訪問對意大利政治產生任何影響。但是，另一方面，要找到相反的證據也非易事——誰也不知道，如果不進行這種訪問被說成美國怠慢意大利的話，會在什麼程度上加劇意大利向左轉的趨勢。
大家普遍感到無能為力。這種感覺反映在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國務院致總統的備忘錄中，後來我把它保存在無聊建議的卷宗裡。備忘錄要求我們「密切注視這個問題，對利用智謀慎重而有效地表明我們觀點的手段不斷進行估計」。至於如何做到既慎重而又有效，備忘錄的作者則審慎地保持沉默。說句公道話，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有些問題是美國政策制定者無法控制的。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能夠採取的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把可能的結果說成是可取的結果，從而避免加快不利趨勢的發展。（照我看來，一九六三年的「向左翼開放」和一九七七年同歐洲共產主義調情就是在這方面犯了錯誤。）
我們到達羅馬已是夜晚。出於安全考慮，歡迎儀式是在奎裡納爾宮庭院中舉行的。演奏國歌時，絢麗多彩的持槍騎兵排成整齊的行列。意大利迷人的國歌可能是全世界國歌中最缺乏尚武精神的，聽起來幾乎像一支圓舞曲，很難使人按著它的曲調邁步走向戰場。儀式結束後出現了一陣混亂。奎裡納爾過去是教皇的夏宮，是歐洲最大的這類建築之一。摩肩接踵的記者和官員把我們擠得七零八落，使人想起來就惴惴不安，因為如果有誰走錯了路，可能需要幾個星期才能把他找回來。最後，混亂的人群集中到一間寬敞的接待大廳中央。有人把尼克松和我領出來同薩拉蓋特總統重新會合，就國際形勢進行第一次私下回顧。
朱塞佩·薩拉蓋特使人印象十分深刻，遠遠超過意大利其他領導人。他思想豐富，行動果斷，是美國的一位摯友。不幸的是他受到兩種牽制。他所屬的社會民主黨在「向左翼開放」這個口號影響下日益萎縮，對權柄的控制日益減少。儘管他擁有相當大的道義影響，國家元首的憲法地位使他無法積極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但是他的意見永遠是值得聽取的。薩拉蓋特擔心共產黨影響增長。照他看來，相信共產黨的進展會局限在意大利是一種幻想；如果不予制止，這種進展肯定會擴大到歐洲其他地區。但是他沒有提出任何補救辦法。他暗示美國一定能夠想出什麼錦囊妙計來。
他口若懸河地談到美國行動在歐洲造成的心理影響。我們國內關於越南問題的辯論正在損害歐洲對美國穩定和堅定性的信心，這將對許多歐洲國家的政治發生影響。東方政策使薩拉蓋特感到不安；它是聯邦德國設法單獨同莫斯科做交易的辦法，一部分是美國信譽降低的結果。美國必須謹慎從事，使人看到同蘇聯關係的緩和是擁有實力的結果，否則整個歐洲都會傚法德國。
這次談話使尼克松有機會宣佈他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承擔的義務，不惜誇大其詞。他願意在這個問題上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險，而且不打算「束手待斃」。這句話頗為動聽，雖然對我們面臨的抉擇也許做了某種戲劇性的誇張。尼克松面前根本不存在他描繪的那種嚴峻抉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我們外交政策中仍然得到國內某種擁護的唯一支柱；大多數新孤立主義者對我們捲入其他任何地區的事務都進行攻擊，但是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則繼續表示忠誠。根本不存在尼克松在這個問題上喪失政治生命的可能性。後來外交部長也來參加會談時，尼克松雄辯地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如果我們不是由於缺乏捍衛自己利益的經濟力量，而是由於缺乏維護和加強這一偉大聯盟的意志、決心、智慧和領導能力而讓它遭受失敗或陷入四分五裂，那將是人類的一個悲劇。」尼克松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七十年代早期在無數國家中，在各種暴亂、苦難和分歧中受到挑戰的正是重申民主信念的意志力。
在位於羅馬另一座山上的國賓館馬達馬別墅進行的討論並不比前一次明確。這次會談表明，要進行真正的對話還存在根本性障礙。我們最關心的意大利政治問題被排除在正式討論之外。反過來意大利領導人似乎認為外交政策問題同國內的難題是比較次要的、不相干的，因為這些問題是他們無能為力的。參加會談的圈子越擴大，討論中陳詞濫調就越多，這種情況並非偶然。
程序同奎裡納爾宮會談一樣。首先由科隆博總理同尼克松私下談，只有譯員參加（有時我在場做記錄）。然後是一次規模很大的會議，雙方幾乎全體正式成員都參加。私下會談之所以必要是為了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意大利總理同美國總統、甚至同英國首相擁有同等行政權力。但是除了極罕見的情況外，他並不具備這種權力。意大利歷屆總理都是由許多股各自為政的勢力組成的聯合政府的主席；他們反映了一種政治均勢，而不是一種行政權力。他們不是通過決策，而是通過妥協起作用的。在這方面，意大利政府倒是同日本政府差不多，雖然它更趨向於把分歧化整為零，而不是協商一致來解決分歧。無論怎麼說，科隆博顯然是一個過渡性人物。他只是裝裝門面。在幕後，比他強大得多的莫羅正以間接的、幾乎難以察覺的方式準備實行根本性變革，使天主教民主黨人力圖拔除其革命螫刺的共產黨接近權力所在之處。這次會談之所以沒有完全離題，是因為尼克松獲悉，造成約旦危機（見第十五章）的那次劫持飛機事件中某些人質要路過羅馬。當時未加思索就決定讓尼克松和科隆博乘直升機前往機場，對人質獲救表示滿意——把他們的僚屬留在親切的社交氣氛中繼續互相逗弄。
這些會談都擠在一個上午，因為制定日程的人把訪問梵蒂岡安排在下午，總統打算從那裡前往第六艦隊。這種安排導致了一連串事件，無意中激發了尼克松的一項愛好，給白宮工作人員帶來無窮的煩惱。
意大利總統在奎裡納爾宮的城樓上舉行午宴，從這裡可以眺望「不朽城」[1]鱗次櫛比的房頂和勻稱美觀的廣場。在這麼優美的環境裡，由於尼克松的日程排得太緊，一頓精美的午餐只用了大約五十五分鐘就把菜上完了。這向他證明，他的一項愛好顯然是能夠實現的。差不多有兩年光景，他的同事一直聽到他抱怨國宴令人感到說不出的厭煩。他軟硬兼施地要求加快白宮宴會上菜的速度，以便減少他不得不同客人閒談的時間。他親自過問哪幾道菜可以加快上菜時間，哪幾道菜根本可以取消。有時他為了減少談話時間甚至有意讓翻譯遲到。但是，即使在霍爾德曼無情的催促下，他曾達到的最快上菜速度——也可以稱為白宮宴會的世界紀錄——是一小時二十分鐘。奎裡納爾宮那次午宴開創了一個新紀錄，這是他從來不讓白宮工作人員忘記的。可惜，像羅馬帝國的許多成就一樣，事實證明這項新紀錄也是無法趕上的。甚至霍爾德曼也不能把白宮的上菜時間再減少十分鐘以上。奎裡納爾宮以整整快十五分鐘的優勢保持了上菜速度的冠軍，這使總統心裡一直煩惱，喋喋不休。
對梵蒂岡的訪問使我們有機會同羅馬教皇保羅六世共同回顧國際形勢。他是我擔任公職期間見過的最敏銳、最有頭腦的人之一，曾經率領教會致力於解決他的前任的巨大改革引起的混亂。約翰二十三世在改組現存結構以後就去世了，他還來不及確定改革的最後方向。這個任務留給了保羅六世。保羅六世在梵蒂岡擔任外交職務多年，很瞭解改革可能產生它自己的勢頭，從而改變改革者的意圖。聖徒由於動機純潔而取勝；制度必須有持久的準則才能支持下去。教皇保羅六世在許多方面象徵著時代的艱難。他比我見過的幾乎所有其他領袖人物都更瞭解在專制打著自由的旗號前進時道德上出現的困境，也更瞭解「改革」為什麼有製造缺乏靈魂的官僚機構的危險。他努力奮鬥，要為良心和人類尊嚴保存一席之地，並深深感到一個既需要迅速改造、又需要經久不變的道德準則的時代的極度痛苦。他儘管渴望和平，但認為決不能以正義為代價。保羅教皇並不是缺乏預感，但是他從虔誠的信仰中得到力量，拒絕屈服於這些預感。對他的敏銳的智慧和感受來說，這個世界在某些方面過分粗鄙，使他不願正面迎擊他瞭如指掌的某些趨勢，而是努力減輕世界的苦難。我每次覲見他都深為感動，並且自慚形穢，因為政治領袖任期有限，只能關心眼前可得，而宗教機構卻能長久致力於永恆的事業。
保羅教皇對國際事務具有廣泛而精湛的知識。他同尼克松對世界形勢的評價總的說來是一致的。尼克松有一處講到拉丁美洲教士中存在左的傾向時，逐漸談得有些忘乎所以。教皇溫和地打斷他的話頭，微笑著說：「總統先生，事實上這更多的是我們的問題，而不是你的問題。」
訪問梵蒂岡期間，出現了一幕現在回想起來引人發笑但在當時卻令人難堪的場面。我們的先遣人員想出了一個餿主意，要總統直接從聖彼得廣場乘美國軍用直升飛機前往第六艦隊。教廷認為這天的軍事花樣已經夠多了，就委婉地建議在教皇單獨會見尼克松後接見總統隨行人員時，我們的國防部長不要參加。日程就是據此安排的。當教皇和尼克松單獨晤談時，參加另一攤子會談的人員中不包括梅爾·萊爾德。但是，單憑分發一紙印好的日程是無法把萊爾德這樣機靈而老練的政客排除在教皇接見之外的。正當總統一行走進教皇的接見大廳時，萊爾德突然出現了，嘴裡還叼著根老不離嘴的雪茄。當人們問他來幹什麼時，他支支吾吾地說是來找直升機的。當然，明明一眼就能看到直升機停在梵蒂岡入口處聖彼得廣場紀念碑的兩側，萊爾德怎麼可能認為這些飛機會在梵蒂岡宮殿內部幹什麼名堂，這是誰也搞不清楚的。我勸萊爾德至少在教皇面前得把雪茄藏起來。
我們一行人分為兩排，同並肩而坐的尼克松和教皇形成直角。正當教皇發表優美而簡短的講話時，萊爾德的衣服口袋裡突然冒出煙來。他設法撲滅雪茄引起的這場火災，起初動作還不顯眼，最後無法可施就開始用手拍打口袋。有些人所在的角度使他們無法看清國防部長在教皇面前自我犧牲的全部戲劇場面，把他滅火的動作當成了鼓掌，於是也跟著鼓起掌來。梵蒂岡的官員們虧得有兩千年的傳統涵養，才能夠裝作若無其事，讓這些事按計劃結束。
怪事接二連三。尼克松每次出國旅行，先遣人員都要創造他們手冊上所說的「攝影機會」，並且安排好時間，使片子可以趕上晚間電視廣播。對色彩和群眾場面也提出了寸步不讓的要求。霍爾德曼最大的長處並不是對主權概念的理解。在他的鞭策下，先遣人員會突然提出一些要求，使外國政府對美國時髦的公共關係學感到莫名其妙，但這些政府又不願冒犯總統的隨行人員。因此，梵蒂岡雖然懷疑在聖彼得教堂門口出現軍事裝備的畫面是否能真正反映教會的精神使命，最後還是做了讓步，因為提出的理由是總統的日程排得太緊，只好這麼辦。
不幸的是，正是規定的動身時刻，先遣人員突然想起尼克松在羅馬還沒有碰到群眾場面。這本來不是什麼異乎尋常的事。羅馬有史以來就一直在接待外國要人的訪問。數百年來英雄輩出的羅馬的居民對政治領袖都感到有點膩煩了。從根本上說，羅馬是教皇的城市；只有教皇的活動才引人注意。就是約翰·肯尼迪在羅馬也沒有能夠招徠群眾。但是霍爾德曼對歷史對比毫無興趣。他運用了多年來在美國搞無孔不入的競選活動時積累的智慧：要製造情緒激動的群眾場面，最好的辦法是堵塞交通。由於尼克松夫人按照當時海軍的規定是不能訪問艦隊的，所以當場決定由總統用小汽車把她送回旅館。於是臨時組成一個車隊在交通最繁忙的時刻向羅馬市中心出發，其他人則在梵蒂岡宮殿門口的直升機中等候。這次行動完全成功。我們這些沒有參加車隊的人過了兩個小時才重新見到我們的頭頭。當直升機終於起飛時，滿面笑容的霍爾德曼告訴我們，這次交通堵塞確實是一次不朽的成就，聚集了大批人群，激動的情緒幾乎無法控制。這一切在電視上看起來是動人心弦的。至於教廷對直升機在聖彼得廣場等待兩小時有什麼想法，誰也無法知道，大概是不錯的吧。
我們晚間到達「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開始了對第六艦隊的訪問。在海上游弋的艦隊至少使門外漢有一種抽像的玄而又玄的感覺。它服從聽不見的命令，對罕能親眼目睹的危險作出反應。受它影響的人幾乎從來看不見是什麼在保護或威脅他們。在最近一連串危機中，第六艦隊都是美國軍事力量在中東的主要表現。它有助於決定事態的發展，但同出事地點至少保持了二百英里的距離。雖然第六艦隊很容易受到蘇聯陸基飛機的襲擊，它仍然擁有決定性影響，因為攻擊它就會使美國全部力量傾巢而出。戲劇性地加強美國海軍力量是一個關鍵信號，說明我們決心防止約旦危機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於我們逐漸失去陸基，剩下的基地也受到政治限制，第六艦隊就更加重要了。
按照預定計劃，我們應在航空母艦上過夜，第二天要參觀火力表演。但這是一次一切都不能按計劃進行的旅行。羅傑斯、萊爾德和我正在軍官餐廳裡看電影——片名《被稱為笨蛋的人》——時收到一份路透社電訊，其中引用未經證實的消息說納賽爾已經去世。我把電訊遞給了羅傑斯。他說，如果真有此事，我們肯定已從官方渠道獲悉。我傾向於同意他的看法，於是大家又看起電影來。約十分鐘後，我逐漸感到不安；這條電訊的內容不可能毫無事實根據。我溜出來同華盛頓聯繫，得到的答覆是典型的：只知道開羅廣播電台幾個小時以前中斷了正常的節目，開始播送哀樂，其他沒有什麼消息。華盛頓方面慎之又慎地報告說：「我們認為這種情況是很不尋常的。」無須特別大膽就可得出結論：有一位高級人士去世了。
尼克松已經就寢，霍爾德曼不准我們在獲得已經證實的消息之前叫醒他。我和僚屬拚命工作，為這次旅行制訂可供選擇的計劃。我們猜想鐵托將去參加納賽爾的葬禮，從而使我們訪問貝爾格萊德的計劃告吹。在效率一貫很高的白宮通信局幫助下，電報開始飛往各地，電話打向了四面八方。我們曾經轉過念頭，想把在馬德里和貝爾格萊德停留的時間顛倒一下。但是我國駐馬德里大使館認為，要求準備工作提前四十八小時完成將在後勤方面造成無法克服的障礙；我們的先遣人員一想到這一點就簡直急得發瘋。另一方面，這四十八小時把總統怎麼辦也是難於解決的問題。像總統隨行人員這樣龐大的隊伍不經廣泛準備硬是要蜂擁到一個國家去是不行的。第二天早晨，我們正在考慮幾種不同方案時，鐵托把我們從困境中救了出來。他認為總統第一次訪問貝爾格萊德的象徵意義比參加已經去世的友人的葬禮更為重要。在此期間，當納賽爾的死訊得到證實時，我叫醒了總統，把消息告訴了他，並取得他的同意，要派一個高級代表團前往參加葬禮。我還把他在貝爾格萊德停留問題當時還懸而未決的情況通知了他。
過了幾個小時，大約是半夜兩點鐘左右，我突然驚醒，想起第二天預定要舉行火力表演。照我看來，在地中海燃放烈性炸藥來紀念納賽爾逝世似乎是一種極端麻木不仁的行動。我把自己的判斷同羅傑斯和萊爾德核對之後，沒有再叫醒總統就取消了火力表演。
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可悲的錯誤。總統助理不應當不斷用瑣事打擾總統；他們稍加等待就會比較瞭解總統的選擇，足以用總統的名義作某些決定。但是他們最好搞得有把握點，因為除了總統的信任外他們並沒有什麼權威。結果證明，尼克松一心想要看火力表演。我幾乎肯定可以說服他放棄此事。但是讓他第二天早上面對既成事實，使他罕見地表演了一番那種尼克松特有的脾氣。一連二十四小時，我都受到誰都可以看出總統不快的小動作的捉弄。例如在那天總統一次活動中，把我分配到備用的直升機上去坐。在第六艦隊旗艦上開會時讓我坐在外圍。這場風暴不久就過去了。對於印巴危機之後我的遭遇來說，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預兆。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正確的，但也得到一個教訓，使我明白了自己權力的局限性。
我們在貝爾格萊德機場上受到身著藍灰色制服、佩戴金色肩章的鐵托元帥的歡迎。三十年代中等階級的價值觀念，在歐洲任何地方都不像在東歐各國的「無階級」社會中那樣完整地保持下來。否則鐵托的服飾同一位共產黨國家元首是很不協調的。在生活極為枯燥無味、官僚主義令人窒息、計劃無所不包的東歐，推動人們前進的並不是無產階級思想或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甚至經過長達一代的共產黨統治之後，維持國內團結的力量仍然是在具有較多國際性的西歐幾乎已經絕跡的那種民族主義。
約瑟普·布羅茲·鐵托這時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傳奇人物中仍然在位的唯一倖存者。他是很有名氣的游擊隊頭頭，是敢於向斯大林挑戰的第一個共產黨領導人，是民族共產主義的發明人，現在又是不結盟運動的鬥士之一。到一九七年九月為止，他已當權二十五年。他渾身散發著一個已經消滅一切可能競爭者的人具有的那種權威。他的風度像歐洲中部的中等階級——彬彬有禮，明顯感到生活的樂趣，有一種頗為自滿的幽默感。但他也很小心謹慎，有時臉上掛著笑容而眼神卻看不出笑意。他已經學會對付資本家而又不一定接受他們的影響。他在戰後初期是最倔強的共產黨領導人之一，一九四六年甚至同美國發生過短暫的對抗。那時南斯拉夫擊落了一架沒有武裝的美國運輸機，扣留了機組人員。
在他同斯大林決裂之後，西方對鐵托就另眼相看了，把他對維護自己的政權的關切看做是——不小程度上是由於他玩弄技巧的結果——公開放棄曾經有助於建立這個政權的價值觀念。一個幾乎被人忘掉的事實是：使鐵托同斯大林決裂的問題是民族自治，而不是共產主義理論的正確與否。鐵托在飽經滄桑之後仍然信仰列寧主義。維持生存的需要迫使他多方尋求免遭蘇聯侵略的保證，但並沒有明顯改變他一生獻身革命形成的信仰——也不應當如此期望。只有強烈的信仰才能使一個人經歷陰謀和游擊戰各種艱難險阻和考驗而堅持下去。他為什麼要在勝利的時刻放棄信仰呢？
由於不願正視這個事實，結果造成了無窮無盡的誤解。南斯拉夫在巴爾幹各國當中——較小的程度上也在東歐——是一個對我們有利的因素。它象徵獨立的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威脅。但是在歐洲以外，鐵托仍然奉行自己的信念，總的說來對西方的利益或理想是不客氣的。他對發展中國家革命的同情和莫斯科並無顯著差別。實際上，鐵托在迎合激進的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方面甚至更加積極；他認為獲得這些國家的擁護可以支持他自己的獨立，進一步從政治上限制蘇聯的壓力。反過來說，他脫離蘇聯而自行其是使他對發展中世界的影響比東歐任何衛星國政權可能擁有的影響都更大。因此，南斯拉夫在國際論壇上很少支持我們的立場。舉例來說，它是聯合國有關波多黎各獨立的一年一度的決議案的提案國之一。在中東，它一般是支持阿拉伯激進派的。
我對這種情況處之泰然。南斯拉夫同斯大林決裂並不是為了幫我們的忙；它奉行自己的方針也不是為了促進我們的利益。但是，無論鐵托的動機是什麼，南斯拉夫的獨立自主改善了我們的全球地位。斯大林擔心它給東歐其他國家提供破壞性範例是很正確的。此外，歐洲安全由於鐵托拒絕參加《華沙條約》而得到加強。最後，有一條界線是他不會超越的：如果他同我們對立的程度使他的安全必須取決於蘇聯的善意，那是他受不了的。他需要我們來維持他的平衡感。因此，我們並不是非討好他不可。我們沒有理由要卑躬屈膝，也沒有理由不積極以同樣的激情維護我們自己的利益，就像他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所表現的那樣。
南斯拉夫和我們有可能在好幾個方面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要瞭解共產黨世界和發展中世界的趨向，貝爾格萊德是一個有用的消息來源。它可以把我們的態度轉告給它的朋友，儘管它同我們的意圖有許多不同，因此執行中間人的任務並不可靠。高級人士定期交換意見是很重要的，目的是盡可能協調政策，同時強調我們對南斯拉夫獨立的關切。
我們並沒有設法爭取南斯拉夫同意我們的觀點。我們瞭解，它奉行的不結盟政策同印度一樣，都反映了對本國利益的冷靜分析。嚴肅的不結盟國家——不是指那些遠離一切危險、專做口號交易的國家——力圖估計他們在影響國際均勢方面能走多遠。他們不會拿自己的安全或幸福冒險，以堂吉訶德的姿態反對我們（除非美國自己因循苟且、感情脆弱，使他們情不自禁要這麼做）。無論我們的政策對他們的宣言如何表示「諒解」，他們也不會冒同我們聯繫過分密切的危險。看來荒謬的是：如果我們同他們太接近，他們就不得不走遠點；我們同他們疏遠時，他們又不得不向我們靠近點。這幾乎是不結盟的自然法則。總而言之，我們不受那種感情用事的幻想的影響，並不認為不結盟是某些具體的不滿或誤解造成的。但是我們對不結盟國家、尤其特殊的是對南斯拉夫表示讚揚，承認他們奉行的是一項嚴肅的政策。我們接受南斯拉夫漂亮的詞藻也不能把它爭取過來；我們捍衛自己的利益也不會使它永遠同我們敵對。
鐵托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毫不感情用事，略帶教條氣息，但總是趣味盎然。我們這次訪問發現他主要關心的問題是中東。他警告我們不要把全部籌碼都押在以色列方面。他認為納賽爾是中東地區的卓越領袖，納賽爾的去世對和平的希望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打擊。鐵托告訴我們，蘇聯在九月危機中曾敦促敘利亞和伊拉克撤出約旦領土，這同我們自己的情報是符合的。他的某些僚屬希望探詢美國在蘇聯進攻南斯拉夫時將作出什麼反應。鐵托從來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可能因為他自尊心太強，也可能因為他瞭解在他有生之年不會出現這個問題。尼克松這時已訪問了兩個東歐國家首都，即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其象徵意義是有目共睹的。美國將特別注意東歐奉行獨立外交政策的國家。我前面說過，中國後來注意到了這一點。
我們訪問貝爾格萊德時，唯一值得提到的另一特點是使我們的共產黨主人有機會接觸到美國公共關係的奇跡。苦惱不堪的霍爾德曼在貝爾格萊德又碰到了他曾在羅馬予以克服的同樣難題：缺乏包括群眾的「攝影機會」。他的難題是由於先遣隊一個無法解釋的疏忽造成的。總統到任何國家去都必須有的活動項目之一，就是向無名英雄墓獻花圈。這是一個考慮周到的姿態，必然會吸引群眾。總統在貝爾格萊德的日程上第一項就是獻花圈。不幸的是，南斯拉夫的那個墓位於貝爾格萊德郊外約二十英里處。先遣隊顯然是由於疏忽而沒有報告——或許這段距離根本沒有給他們留下什麼印象。當車隊蜿蜒前進、愈益深入一個鬱鬱蔥蔥、沒有任何群眾干擾人們沉思默想的森林地帶時，全體先遣人員攜帶的報話機就愈益頻繁地響了起來，其中可以聽到大發其火的齊格勒和霍爾德曼表示難以置信的交談。不過霍爾德曼有辦法對付這種挑戰。總統的汽車在返回途中突然離開車隊，帶著其他所有的車駛向貝爾格萊德市中心。被弄得莫名其妙的護送警察最後終於趕到。這次又造成了一次交通大堵塞，被迫停下的觀眾的情緒又達到不尋常的高度。這時，尼克松跳上車頂向群眾招手致意，確實激起了真正的熱情。
無論鐵托對總統訪問如何滿意，他對我們訪問的下一站是馬德里不會感到高興，因為我們是從一個年邁的獨裁者的首都前往另一個甚至比他更年邁的獨裁者的巢穴。佛朗哥是法西斯在歐洲處於優勢時上台的。他雖然對同夥的獨裁者欠了債，這並不妨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自己的國家保持中立。但是在幾個法西斯帝國垮台時，佛朗哥發現自己處於不友好的國際環境中。不過到尼克松前往訪問時，他已在西班牙人民具有歷史淵源的褊狹性格和自豪的民族主義幫助下經受了各種壓力而生存下來。他促進了西班牙工業的現代化，逐漸放鬆了自己的統治，並為他身後建立比較自由的制度奠定了基礎。七十年代許多用老眼光看待事物的人覺得難於承認西班牙實行鎮壓的程度比任何共產黨國家和大多數新興國家都要小得多。
現已年老力衰的佛朗哥主宰國家命運已經超過一代人時間。西班牙似乎懸在空中，等待一個人生命的結束使它可以重新進入歐洲的歷史。地理位置使西班牙不言自明地對西方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只是由於這種原因，我們才關心佛朗哥身後西班牙的政治，希望它一反歷史傳統，能夠溫和地演變。我們面臨的選擇是：排斥並反對現存政權，或者是同它一起工作，擴大接觸，從而擴大我們的影響，為佛朗哥身後時期進行準備。我們選擇了後面一種方針。
當時需要立即處理的問題是我們同西班牙的軍事關係。從五十年代以來，兩黨輪流主持的歷屆政府都同佛朗哥政府簽訂了有關美國戰略轟炸機和北極星潛艇基地的協定。在佛朗哥行將就木的時候，又提出了基地租借協定問題。同越南戰爭時期採取的大多數軍事措施一樣，這些協定也受到反對派的譴責。他們認為這是同一個法西斯國家做出的不必要的、道義上站不住腳的安排。美國政府認為，在中東發生動亂、我們在地中海的其他基地都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決不能放棄西班牙基地，以至加深美國進行全球性撤退的印象。我們也看不出同一個任期顯然即將告終的年邁的獨裁者進行對抗有任何意義。這種對抗將刺激眾所周知的西班牙民族主義和自尊心。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鼓勵佛朗哥身後的西班牙走上民主道路也將是一項錯綜複雜的任務。西班牙歷史的特點就是喜歡走極端，充滿死亡和犧牲、悲劇和英雄事跡，因此產生了無政府狀態和專制、混亂和紀律嚴明時期交替出現的蔚為大觀的場面。西班牙人似乎只能容忍讚揚，而不能相互容忍。溫和、漸進的改革——更不用說是民主的、而不是激進或暴力的改革——在西班牙是史無前例的。國際上的排斥有使西班牙感情用事的危險。在這整個關鍵性的過渡時期，我們都同未來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以及西班牙政府和社會的溫和分子保持著友誼。說實在的，美國對七十年代西班牙的演變所作的貢獻是我們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就之一。
尼克松並不是在馬德里停留的第一個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曾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進行過一次勝利的訪問。事實上，尼克松夢寐以求的事之一，就是保證歡迎他的群眾至少等於——而且他希望還要超過——他既尊敬而又羨慕的前任那次訪問時的規模。擔心是毫無道理的。馬德里對尼克松的接待是盛大的。唯一不幸的缺點是在尼克松到達後，機場控制塔忘了關閉跑道，以致噴氣發動機的轟鳴淹沒了歡迎詞。由於雙方講話都琢磨得只剩下陳詞濫調了，歷史不大可能因為沒有聽到講話感到遺憾。在場面盛大的入城途中，那種光彩奪目、適合攝影的鏡頭就連霍爾德曼也無可抱怨了。他的上司和佛朗哥筆挺地站在敞篷汽車上，兩旁有持槍騎兵護送，周圍是歡欣若狂的人群。他可以一本正經地說，人群一旦超過幾十萬，唯一的問題就是宣佈一個看來合理的數字，從而使尼克松不必擔心這次接待同艾森豪威爾那次訪問比較會相形見絀。
在所有的訪問中，只有這次發出的信息最明顯是象徵性的，就是為了說明美國繼續關心這個地區。關於基地的談判在訪問以前就結束了；佛朗哥去世後如何過渡是一個十分微妙的問題，即使非常轉彎抹角地談也是不行的。由於另外一種原因，同佛朗哥進行的談話——至少對我來說——缺乏值得回憶之處。當尼克松在我陪同下拜會佛朗哥時，按照日程應當進行實質性會談。但是我們發現這位年邁的獨裁者經過車隊長途跋涉後已精疲力竭。當總統談話時，他昏昏沉沉差不多睡著了。這對我有一種神秘的催眠作用。儘管我拚命想要為西班牙和美國之間的對話有所貢獻，至少要保持醒著的狀態，我仍然不禁進入了夢鄉。當佛朗哥和我由於操勞過度而安靜地閉目養神時，只留下尼克松和西班牙外交部長格雷戈裡奧·洛佩斯·布拉沃去交換意見了。我參加會議是為了作記錄。如果現在歷史上對這件事有什麼記載，那得感謝擔任翻譯的沃爾特斯將軍。他那時是醒著的。
我們離開西班牙飛往英國，在英國首相鄉間別墅契克斯進午餐。尼克松在那裡同愛德華·希思舉行第一次會談。尼克松擔任總統時，同希思關係非常複雜。沒有任何其他外國領導人比希思更得到尼克松尊重，特別是希思同他的外交大臣、尼克松十分崇敬的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搭配在一起時更是如此。英國競選期間，尼克松毫不掩飾地偏袒保守黨。雖然歷次民意測驗和他的全體顧問——包括我們駐倫敦大使館在內——的意見都同他唱反調，尼克松仍然深信希思會取勝。當他的預言實現時，我正在墨西哥城看世界盃足球賽。他得意得一晚上給我打了四次電話，向我表達他的高興，並讓我可以確認他有先見之明。他最希望同希思保持一種他不會同其他任何外國領導人保持的親密合作關係。他說，在一個重要國家中現在終於出現了同我們有共同情誼的人物，一批不依賴我們、無須我們不斷扶持而我們可能從他們那裡得到許多教益的領導人。
這種關係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就像一對夫婦一樣，人們都勸他們應當相親相愛，他們自己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以求不辜負這種期望，然而毫無成效。希思和尼克松從來沒有建立起一種親密的個人關係，而這是尼克松至少起初就渴望建立的。這兩個人的性格都相當嚴肅，氣量較小，渴望人家接受他的意見，而又不能表現為寬宏大度，消除彼此的隔閡。在所有英國政治領導人當中，希思是我開始擔任公職時最瞭解而且最喜歡的。儘管我們在政府任職期間存在某些意見分歧，我們至今仍是很好的朋友。他是我見過的最能幹的世界領導人之一。他開始地位較低，後來飛黃騰達，成為浸透英國貴族傳統的一個黨的領袖，未能擺脫英國階級歷史造成的種種心理狀態。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就必須冷酷無情；這種冷酷並不是天生的，因此更加引人注目。他以態度冷淡著稱，但這種冷淡更多只是一種表面現象。他是一個熱情而溫和的人。他預見要遭到拒絕時，就用一種表面上彬彬有禮的態度加以迴避（常常伴隨著並不表示喜悅的一笑）。從許多方面來看，他在戰後英國政治領袖中是最不典型的。同其他人比較起來，他有一種同大陸歐洲人更相近的喜歡理論的傾向，使他的想法比較抽像，有時接近於空談。
在所有英國領導人當中，希思可能也是同美國在感情上牽連最少的。這並不是說他反對美國，而是說他沒有受到兩次大戰形成的親切關係中那些感情因素的影響。對於大多數英國領導人來說，無論地理上實際情況如何，美國都比「歐洲」距離更近。這是從過去時代遺留下來的感覺，那時英國力圖越過大洋去實現自己的抱負，而大陸只是危險的源泉，不是發揮自己才能的地方。但是希思深信英國的前途在歐洲，因此英國應當真心實意地、而不是無可奈何地或專為自己打算地同歐洲攜起手來。當麥克米倫努力要參加共同市場時，他是英國的主要談判代表。這次努力在一九六三年由於戴高樂的否決而流產。希思頗為相信戴高樂派的論點，認為主要障礙在於英國同美國的「特殊關係」，因此他擔任首相時決心不再重犯麥克米倫的錯誤。他把自己同歐洲緊緊聯繫起來，認為美國是一個友好的外國，有權得到能夠反映它的力量和重要性的考慮，但「特殊關係」則會妨礙英國在歐洲的使命。希思並不要求在華盛頓享受比歐洲任何其他領導人更高的地位。實際上，他幾乎是堅持拒絕接受任何優惠待遇。
這就產生了看來是荒謬的情況。尼克松不信任威爾遜，而對希思非常欽佩。但威爾遜卻竭力想同尼克松建立比希思更輕鬆自如、更帶個人性質的關係。對於共和黨政府來說，工黨對國內問題的觀點遠不像保守黨的觀點那樣同它志趣相投；在某種意義上，保守黨可以說是它的姊妹黨。但是工黨同共和黨政府建立了比保守黨更加親密的關係。在某些情況下，這是希思的性格和信念造成的。在另一些情況下，這則是保守黨思想深處一些因素的表現。保守黨尖銳地感覺到歷史上廣泛得到承認的英國的全球作用的衰落。某些保守黨分子不免對美國在去殖民化過程中起的作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富蘭克林·羅斯福施加的限制到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危機——感到怨恨。
無論原因何在，希思是同華盛頓疏遠的。我們毫無代價地向他提供了進行磋商的優惠地位，而這是他的前任需要耐心地、堅持不懈地和不惜阿諛奉承加以爭取的。他寧願不利用這種機會。由於作出這種明顯的拒絕，他為英國進入歐洲鋪平了道路，但使他和華盛頓的關係複雜化了。希思當選英國首相後，沒有像尼克松曾經希望、也是戰後歷屆英國領導人企求的那樣，同總統立即會晤。儘管尼克松曾經對負責他的全部電話聯繫的人明確說過，他拒絕接「未經甄別的」電話這條規定對英國首相並不適用，儘管我再三勸英國大使約翰·弗裡曼要鼓勵這種接觸，他們還是很少親自通電話。因此，這位英國新首相執行了尼克松就職時美國那些鼓吹歐洲一體化的人曾經呼籲、而當時明確遭到拒絕的辦法。實際上，邀請尼克松到契克斯做短暫的逗留——即使氣氛極為親切——也是為希思把正式磋商再推遲幾個月的目的服務的。它使希思可以對他的歐洲同事說，這次會晤只是非正式的禮節性拜會，由於時間緊迫不可能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他還可以在開始同大西洋彼岸對話之前，同歐洲同事磋商。
希思對歐洲情緒的判斷是否正確，這必須由未來的歷史學家去確定。特別是在勃蘭特和蓬皮杜都同他相反、正在加強自己的國家同我們的聯繫時，他真有必要以同華盛頓的親密關係為代價來取得歐洲的信任嗎？除了稍微改變了一點氣氛外，他實際上付了什麼代價嗎？希思在奉行長遠的方針時是富有遠見、堅韌不拔的。他使英美關係比較正規化，也可以說是使它適應不可避免的現實。儘管如此，這樣一位令人畏懼而又富有魅力的人居然看不見無形因素的重要性，總是可惜的事。
表面上看，契克斯的會晤可以說是再好沒有了。尼克松把英國同美國的做法混為一談，仍然認為英國新政府之所以比較冷淡是因為它需要站穩腳跟。（由常設文官和擁有在議會中處理問題的長期經驗的、為數很少的黨領導人組成的英國政府，通常都不需要很長的調整時期。）會談分兩次進行。午餐前，希思會見了尼克松；同時在座的只有英國內閣秘書伯克·特倫德爵士和我。午餐時，羅傑斯和亞歷克爵士也參加進來。整個還不到兩小時談話時間。意味深長的是根本沒有討論歐洲問題，只是尼克鬆泛泛談到，我們願意對英國同歐洲共同體的談判給予審慎的協助，這個建議也沒有接下去談。全部談話都涉及國際問題：飯前談越南和非洲，後來談中東。希思最擅長這種對話——尖銳、果斷而且精明。他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同我們一樣。他要我們注意非洲和印度洋的戰略意義，而當時這些問題在我們的議事日程上還沒有提到很高的地位。他同意我們的看法，即我們從越南脫身的方式將影響東南亞以外地區。他說：「如果蘇聯感覺你們是在屈辱中退卻，他們就會在歐洲重新積極推行他們的政策。」亞歷克爵士以向我們介紹他參加納賽爾葬禮的情況為幌子，溫和地催促我們在中東、特別是在四國會談中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尼克松則有不同看法。他同我一樣，認為激進勢力還沒有到無計可施的地步。他認為無論我們做什麼，都避免不了新的危機。這個問題來不及加以解決，因為按照日程我們必須啟程前往愛爾蘭，否則就會到得太晚，失去大家喜愛的「攝影機會」。這次會晤是有益的，友好的，甚至是熱情的，但奇怪的是毫無結果。這是前途更為錯綜複雜的預兆。
總統旅行的最後一站是愛爾蘭。我為尼克松準備的情況介紹談到了可能實現的最高目標：「在愛爾蘭停留並無巨大國際意義。但愛爾蘭在國際事務中並不是完全被動的。它一直是一個富有建設性的、可靠的中立國家；將來也可能起這種作用。」這個目標是有價值的，但通常並不需要總統用整整四十八小時親自予以注意。老實說，這次停留的意義屬於國內政治方面。它使尼克松可以讓愛爾蘭血統的美國選民注意到他關於自己的祖先是愛爾蘭人的說法，同時也是為了答謝一位富有的美國捐助者——我們就住在他豪華的城堡裡。這位捐助者決定上演一場愛爾蘭歷史劇，其主題充滿激情和戲劇性，以至演出從半夜一點開始，直到四點半左右才結束。我的工作人員和我由於坐在總統附近，成了他發洩怒火的對象，雖然我們同日程的安排毫無關係。
尼克松對愛爾蘭的訪問是按照卓越的先例進行的。事實上，為我們制定的日程算是輕鬆的。一位異想天開的先遣人員原來提出的日程建議尼克松在都柏林領導一次聖帕特裡克節[2]遊行。幸好時間並不合適，而且也沒找到任何借口要總統三月份訪問歐洲，否則大家就要發瘋了。
在愛爾蘭停留本來是例行公事，卻出乎意料地提供了這次訪問中最大的新聞之一。這是戴維·布魯斯和菲利普·哈比卜從巴黎飛來同我們研究越南談判問題引起的。（下面一章將談到，當時正為總統準備一篇建議就地停火的重要演說。）這次會議使報界就越南問題及其和平前景又大肆猜測。甚至當尼克松在愛爾蘭尋本求源時，也無法迴避這個問題。
戴高樂的葬禮和希思的訪問
我們回國剛一個多月，尼克松就又到了歐洲，這次去是為了參加悼念夏爾·戴高樂的彌撒。尼克松立即決定參加，這就確定了禮賓規格，並且保證其他許多國家元首都要出席了。部分是由於這個原因，蓬皮杜同尼克松會晤時顯得異常的熱情。蓬皮杜重申他願意英國參加歐洲共同體。他支持我們在解決越南問題方面採取的總的態度，並再次對德國發展的長遠趨勢表示警惕。
這次倉促進行的訪問不可能不發生稀奇古怪的事就平安過去。尼克松起初表示他希望彌撒一結束就啟程回國。我勸他說，如果他不留下來參加下午較晚的時候蓬皮杜為各國代表團舉行的招待會，就會失去許多善意。霍爾德曼對此大為惱火。他之所以反對，一部分屬於特權問題，因為總統的日程是他的管轄範圍，他不喜歡別人干預。更重要的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瞭解尼克松非常需要按時休息；這是使他的決策保持連貫性的基本保證。當霍爾德曼拚命保護總統的日程——特別是新聞稿上委婉地叫做「工作人員時間」的休息時間——的時候，他是在為祖國效勞，並且為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作為外交政策標誌的強硬決定作出了貢獻。
但是，一旦我在干預他的寶貝日程方面取得勝利時，霍爾德曼就面臨一個實際問題，即如何把等待的時間填滿。同尼克松的許多僚屬一樣，霍爾德曼曾一再聽說他的上司喜歡馬克西姆飯店。因此，他提出尼克松可能願意同他的正式隨從人員到那兒去午餐。讓美國總統在巴黎聖母院參加追悼儀式後出來就去馬克西姆飯店，當然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想法。但是尼克松在我國大使阿瑟（迪克）·沃森寓所用過一頓豐盛的晚餐後情緒甚高，對此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當時就計劃要這麼做了。我按照典型的官僚方式，用技術上的理由把我從原則上反對的意見包裝起來，指出在參加追悼儀式後給總統拍一張飲酒的照片是不行的。我的意見遭到否決。按照命令還是得去馬克西姆飯店，但用餐時禁止喝酒。幸好我們的大使頗為明智。上天保佑，是他而不是一個先遣人員奉令去同飯店聯繫。我把沃森拉到一邊，警告他說，如果法國公眾對我們這種麻木不仁的舉動表示的憤怒影響到官方關係，他的日子將極不好過。他那天晚上應當什麼事也別幹。如果有人抱怨，由我負責。事實證明，尼克松睡了一夜後也改變了主意。第二天早晨，當我告訴他這種舉動將把他這次旅行得到的全部成就一筆勾銷時，他指示我取消一切準備工作。我毫不為難就答應要迅速執行這個命令。
一九七年十二月，即一個月之後，愛德華·希思到華盛頓同尼克松進行第一次正式磋商。英國將要參加歐洲共同市場，這件事使歐洲同美國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達到嚴重程度，雖然這種緊張並不是它造成的。潛在的原因是看法上存在衝突。這種衝突基本上是美國和已經恢復活力的歐洲之間的經濟競爭引起的。某些爭論稍微有點虛幻的味道。我們談到非歧視性貿易，然而忽視共同市場從性質上說就是歧視性的；共同市場畢竟是通過提高關稅和其他障礙建立起來的——這些障礙是為了減少從外部世界進口，對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並不適用。英國即將成為共同市場成員國，這件事使我們不得不正視歐洲一體化這個概念所固有的、然而長期遭到忽視的問題。希思的訪問使問題明確起來；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他十分清楚地說明了英國政策中新的優先考慮的項目，強調指出他壓倒一切的目標，就是使英國參加共同市場。一旦參加，英國在我們關心的問題上將起建設性作用。但他不能冒險在事先對我們作任何讓步。他既不希望就共同市場問題同我們進行雙邊談判，也不希望給人印象，似乎他是美國安插在歐洲的內應——就這件事來說，他也確實不願充當內應。過去任何英國首相都不會考慮對美國總統說這種話。當時存在的親切氣氛和尼克松表示諒解的答覆都不能掩蓋一個事實，即我們正面臨英國戰後外交政策的一場革命。
無論這種改變多麼令人痛苦，這場革命也有它積極的方面。不管英國是否事前同美國統一看法，它的全球性經驗和實用主義作風必然在歐洲的各種理事會中起有益的作用。希思強調英國進入歐洲對我們的主要好處屬於政治方面，而不屬於經濟方面。他這樣說肯定是正確的。（當然，這必然引起一個問題，即我們準備為政治上的好處付出多大的經濟代價。）此外，他同尼克松就世界事務進行的交談說明——同在契克斯的時候一樣——雙方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協調的。
同歐洲所有其他領導人一樣，希思對德國發展的長遠趨勢表示疑慮；雖然同他的所有同事一樣，他幾乎肯定沒有在波恩做這種表示，而是把表達所有人似乎都感到擔心的這副重擔留給我們——如果說是留給什麼人的話。他反對勃蘭特建立柏林問題常設會議的想法，認為要避免勃蘭特的政策變成一系列單方面讓步，盟國必須使蘇聯真正認識到有來有往的必要性——特別在柏林問題上是如此。尼克松表示同意，並對他解釋了我們所謂連環套的概念。他向希思再次保證，他不會允許蘇聯通過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獲得戰略優勢。他們還研究了印度支那問題，意見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作為英國首相的希思是在冷靜地權衡利害得失的基礎上、而不是在感情基礎上制定他對美國政策的。這對美國領導人是一種新的經驗。另一方面，希思的信念同我們幾乎完全一致。因此，從自我利益出發也會導緻密切的合作。
希思的訪問結束了盟國進行深入磋商的又一個年頭。在遲疑了一陣子之後，我們支持了勃蘭特政策取得的突破。英國進入歐洲終將產生重大後果。但是，總的說來，我們打的是一場狙擊戰。一九七一年初，我們全力以赴地切斷北越在老撾的交通線，打開通往中國的道路，並在五月二十日，在同蘇聯舉行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取得了把進攻性武器和防禦性武器聯繫起來的突破。
來自各個不同方面的壓力容易使身居高位的人認為把問題拖下去就等於避免了困難；在更多的情況下，這種做法只會招來危機。一九七一年，我們同歐洲的軍事和經濟關係還是經常使我們傷腦筋的問題。
曼斯菲爾德修正案：政壇元老，挺身而出，力挽狂瀾
首先遇上的是軍事危機。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一日，事先誰也沒有來打招呼，我們突然聽說，文質彬彬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想重新提出他那心懷多年的建議，要把我們在歐洲的兵員裁減一半，即十五萬人。建議的形式是對延長徵兵製法案提出一項具有法律效力的修正案。曼斯菲爾德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參議員。他是多數黨領袖，因處事公道而受人敬重，因作風正派而受人愛戴。曼斯菲爾德不屬於哪一個激進的派別，但卻是參議院傳統勢力的一位知名人物；他是使我們巧妙得令人難以相信的互相制約的體系真正發生作用的一小股愛國者當中的一員。他是個激烈反對東南亞戰爭的人。但是儘管他的反對是猛烈的，卻從未有失民主政體所必不可少的禮儀和風度。在內心深處，曼斯菲爾德是個孤立主義者，熱切希望削減美國的一切海外義務；這反映出一種傳統的留戀過去的心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想設法使美國的道義準則一塵不染，不受強權的謀略和目光短淺的外國人的細小糾紛所左右。
因此，曼斯菲爾德提出的修正案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我們所有的研究結果都表明，我們在歐洲的常規兵力需要加強，而不是裁減；但是曼斯菲爾德修正案則會削弱兵力。如果美國參議院以通過一項大量裁減兵員的立法而青史留名，那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會和我們對外政策中的其他因素一樣，成為我們國內沒完沒了的政治論爭的犧牲品。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看到越南化的過程在歐洲重演，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會不得不閹割主體以拯救一個最小的局部。我們長期以來想使北大西洋聯盟的防務適應於新的戰略現實的目標就會遭到破壞。
問題是作為每年一度的防務預算辯論的一部分提出來的；批評政府對越南政策的人們越來越把這種辯論變為對我們軍事戰略的全部因素展開的一場攻擊。政府已經公開宣佈要實行志願兵役制，現在要求的是把徵兵制延長兩年。當這項法案被提交給參議院時，參議員曼斯菲爾德重新提出他那每年一度的建議，裁減美國在歐洲的兵員；這次採用的形式不是往常他提出過的「參議院決議」的形式，而是一項具有約束力的法律。他要求在第二天五月十二日進行表決。兩黨的主要參議員提醒白宮說，曼斯菲爾德很可能會佔上風。
這樣重要的法案未經小組委員會聽取證詞，居然能夠直通參議院，而且還真的有可能通過，這倒是那個時期人們的怨氣和破罐子破摔的情緒以及全國統一意志遭受嚴重破壞的典型寫照。我們的巨額財政赤字為任何關於削減海外支出的號召增添了力量，曼斯菲爾德的名望又使他的同事不願投票反對他。但是真正的問題還遠不止於此。美國參議院願意拿這項二十多年來經歷過五屆政府和在兩黨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結構去冒險，是因為患了當時全國性的流行病。政府決定加以反對。白宮立即（在五月十二日）發表聲明，提醒人們注意，這項修正案會「對大西洋聯盟的結構產生嚴重的損壞作用」。我們的下一步是推遲表決，以便爭取時間，贏得支持。我們爭取到推遲五天的時間。從涉及的問題來看，五天是少得可憐的，幾乎到了荒謬的地步，但是卻可能使情況發生變化。
我們決心打掉曼斯菲爾德修正案，但卻面臨著幾道障礙。首先是支持這項修正案的人的熱情高漲。其中許多人關心東南亞比關心西歐為重，他們中間有些人認為，拆散這個他們覺得是錯誤的和以冷戰為中心的對外政策結構是件好事，這個結構是國際緊張局勢的主要根源。但是決定性的因素是持自由主義態度的傳統勢力；本世紀以來它一直鼓吹，行政部門的堅強有力是至關重要的，現在卻轉變立場，強使國會承擔義務，以牢牢管住據說是權欲熏心、窮兵黷武的政府。
不容爭辯的是，國會應該在執行外交政策過程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在七十年代，感情壓倒了理智。在國會和總統的目標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或在國會試圖作出日常的戰術性決定的情況下，我們的制度便運轉不靈了。國會可以而且也應該審查外交事務的後果，它卻做不到。在它試圖這樣做的時候，結果總是不幸的。這一點我在第二捲回憶錄中還要詳細講到。國會的主要作用是通過永遠有效的法律。它是按照可以預測的情況行事的。外交則要求不斷按照情況變化進行調整，它必須給意外事件留有餘地；不可預測的事件在外交中是經常發生的。玩弄詞藻，隨機應變以及有時態度模稜兩可，這些都是外交上的手法。但是這些在法律上卻算是歪門邪道的東西，法律要求的是肯定和明確。立法和外交不僅在方法和後果上截然不同，做起來也不一樣。立法通常是相互衝突的利益集團之間達成妥協的產物，偶然結成的聯盟出現不久又消失了。隨著各種不同的向國會施加壓力集團的推動，國會中的這些聯盟和權力中心也發生變化。對外政策要求對於國家利益要有一貫的觀點。立法人的藝術在於能夠在某一個問題上撮合各種施加壓力集團，而外交政策的制訂者卻反覆同原來那些國際活動家打交道，難得能夠了結一個問題或者斷絕一種關係。
曼斯菲爾德修正案是一個經受多次挫折而結成的聯盟的產物。但是即使在產生這項修正案的聯盟解體之後很久，它仍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它也表明，由於國會對於對外政策這幅鑲嵌畫的瞭解是支離破碎的，它不能作出具有連貫性的戰術性決定。在提出修正案的那一周，我們結束了為了使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取得突破而舉行的談判；安排了去北京的秘密訪問；正在進行柏林問題的微妙的會談；而且安排了同北越人舉行的又一輪秘密會談。就算尼克松政府有時過度保密，在舉行敏感的談判時，或者在這種談判還處在籌劃階段時，國會必然是不瞭解情況的。事實上，即使涉及的政策已經是完全為公眾所知道的問題，國會造成破壞的能量也還是可觀的。一九七一年五月，國會知道正在舉行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柏林問題的重要談判，以及我們正在敦促我們的盟國加強它們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兵力，而且取得了某些成果。曼斯菲爾德修正案使所有這些政策岌岌可危。
參議院的一些習氣使問題更為複雜。即使那些一直支持北大西洋聯盟的參議員也感到左右為難，一方面要保持他們的信念，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忠於他們所屬的特定集團；一方面明知曼斯菲爾德修正案危害美國對外政策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又不願公然使一位受尊敬的同事遭受失敗。因此，支持我們的參議員提出一項妥協方案，即要求政府既同蘇聯又同我們的歐洲盟國談判共同裁減兵力，以避免具體的強制性裁減。還規定總統應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並在爾後每隔六個月，向國會報告這些談判的進展。
政府內部眾說紛紜。羅傑斯、白宮駐國會聯絡工作人員以及國務院，贊同這項妥協方案。他們認為，馬賽厄斯修正案無非使我們承擔了進行協商的義務；不失為避免進行強制性裁減的高招。萊爾德主要出於策略考慮，不同意這樣做。他主張直截了當地就曼斯菲爾德修正案不加修改地進行表決；他的看法是，修正案越是「糟糕」，到頭來我們佔上風的可能就越大。尼克松傾向於支持萊爾德的意見。他對北大西洋聯盟作過很多承諾。他的老練也使他理解，一旦接受裁減的原則，就等於打開攔蓄洪水的閘門。當時正好他主要關心的是，按照時間表將在一周之內達成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初步諒解（把限制進攻性武器和限制防禦性武器聯繫起來），但是他願意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以挫敗曼斯菲爾德修正案。他要我充當這次行動的主力。
我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我認為曼斯菲爾德修正案嚴重地威脅著我們整個對外政策。那些希望我們沉著應戰的國家可能會把我們舉國上下對於越南問題的苦惱歸咎於作出決定時的魯莽行事以及戰事的曠日持久。另一方面，對於我們在歐洲的兵力部署進行抨擊，卻會動搖我們戰後政策的整個基礎。我堅決反對擬議中的這項妥協方案。儘管它不要求立即裁減，但是它確立了裁減的原則，而且每隔半年提出報告，會重新激起要求單方面撤軍的壓力。已經有人——像參議員漢弗萊——把這項妥協性修正案說成是國會指示政府迅速進行裁減。而且還有一大批同樣內容的別的修正案正等待參議院的審議。這樣多各式各樣的妥協方案，只要其中有一個被採納在案，任何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兵力的計劃，不論其規模怎樣小，都會完全落空；我們的盟國會垂頭喪氣，而同蘇聯進行的關於共同裁減兵力的談判很可能草草收場。我們會走上使歐洲越南化的道路。
五月十二日那天，我花了大半天時間在電話上按照上述內容同支持我們的參議員進行了熱烈的辯論。像約翰·斯坦尼斯這樣老練的領導人深信，曼斯菲爾德掌握了足夠的票數，只有進行妥協才能阻擋得住他。我卻寧願要曼斯菲爾德修正案。所有的擬議中的妥協方案都有同樣的缺陷，它們使政府參與了關於裁減我們在歐洲的兵力的決定；而且一旦我們作出讓步，我們的處境就會很快地變得每況愈下。同時，直截了當地就曼斯菲爾德修正案進行表決，可以表明，儘管我們在越南問題上存在分歧，我們戰後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是能夠站得住腳的。尼克松政府第一次有可能調動起傳統勢力中的各種人物的力量，而這些人物曾經為戰後美國的許多偉大成就立下汗馬功勞。
這些人物中，迪安·艾奇遜要算是最突出的一個。欽慕他人本來不是我的長處，但是這一弱點並不適用於我對艾奇遜的看法。他的豐功偉績、豪情壯志以及他的道德信念和嫉惡如仇的態度，都是異乎尋常的。我見到他時，他剛離開他所熱愛的崗位，在完成一場偉大使命之後精神上感到空虛；他當時感到的寂寞，只有曾經為一項重要的事業操勞過一生的人才能體會得到。艾奇遜曾說，他的去職近似失戀。一九五三年，我到他的律師事務所去見他；他蓄著兩撇微微翹著的小鬍子，衣著合身而整齊，律師事務已經夠他煩心，想來不會願意幫助我這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去撰寫一篇關於朝鮮戰爭的某些秘密情況的研究報告。我提了一些書生氣的問題；後來相交深了我才認識到，他當時一定認為這些問題是學術性的和無關緊要的。當時他只是耐心地作答，有時答得有些尖刻，但總是明確的。一切都還算順利，最後我問到他對麥克阿瑟的一篇特別魯莽的報告的反應。這位老外交大師問道：「你是指我還沒有尿褲子的時候，還是指我尿褲子以後？」此後我們一直沒有機會再次見面。又過了些年，有一次他請我吃午飯，才向我談了對這位當時新政府中的顯要人物的印象：「他使我想起一個愛投擲飛鏢[3]但並不精於此道的人在一間擠滿人的房間裡練藝。」
艾奇遜是個很威嚴的人，儀態莊重，而且對公務態度嚴肅。他的力量總是用在為理想服務上面，而置個人恩怨於不顧。在三十年中，他把大部分時間用於開創和策劃美國的對外政策。他和他忠心耿耿地為之服務的總統一起，實現了從孤立主義到一種新認識的轉變，這種認識是：沒有美國的實力，世界就不會有和平；沒有美國承擔各種義務，世界就不會有希望。他倆雖不很相配，卻一起締造了北大西洋聯盟，同以前的敵國建立了合作關係，創建了幫助歐洲重建的經濟機構，而且還為當時備受戰爭蹂躪的世界帶來和平、安全和空前的繁榮。
在私交方面，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抵達華盛頓就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時，迪安·艾奇遜以文雅的風度——我幾乎可以說是彬彬有禮——向我表示歡迎，以及後來他為了設法彌合一位哈佛大學教授的觀點和現實生活的最低限度要求之間存在的差距，所表現出來的才智和耐心。有一次我問他對於一項特別傷腦筋的建議的看法：「我可以這樣提出嗎？」迪安回答說：「當然你可以這樣提出，但是如果你想要取得進展，就別這樣提出。」
迪安·艾奇遜珍視道義原則，但是他也鄙視那些以理想為借口而不去爭取可以爭取得到的東西的人。他常常會嘲弄人的弱點，但卻從不詆毀自己國家的準則。他努力爭取和平與自由，但是卻明智地認識到，在漫長的旅途中，個人力量的影響不可能超越某一個階段。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一次演說中曾講過一段話，艾奇遜常喜歡引用它：「哎呀！先生們，我們不能把夢想變為現實。如果我們能夠實現我們的夢想中最美妙的一部分，而且自己又心裡明白，我們的行為是高尚的，那麼我們就是夠幸運的了。」迪安·艾奇遜的確把他的夢想變為現實；而且，他的行為的確高尚。
在當時，他曾備受辱罵，有些辱罵就是來自現任總統的。由於他成為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和懷疑情緒的明顯目標，使他在擔任國務卿期間所表現的創造力、激情和成就變得暗淡無光。但是，他雖身處逆境，但態度從容、堅定，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而歷史給了迪安·艾奇遜最高的獎賞——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
尼克松在一九五二年的競選活動中曾經侮辱過艾奇遜，但是，艾奇遜在將近二十年後當總統需要他時，卻並沒有因此而拒絕幫忙。他忠於總統，而並不計較誰是總統。他曾幾次應尼克松的請求提出他的建議，而且總是默默無聞地提出。這次他表示願意公開幫忙。他對我說，他會打電話給所有他能夠施加影響的參議員，或者是報社——雖然他認為他和《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緣分可能已盡。他給了我一張「知名人士」的名單，勸我爭取他們的支持，其中包括約翰·麥克洛伊、喬治·鮑爾、麥克喬治·邦迪、賽勒斯·萬斯等。我對他說，我先試探一下，然後再向他報告。
「知名人士」的反應各不相同。艾奇遜同時代的人，例如麥克洛伊，無條件地向我們提供幫助。我自己同時代的人則還得顧到自己的前途；他們雖然不願意在行動上出力，但表面上還是幫忙的，他們基本上傾向於妥協。從年齡以及從反應上看，喬治·鮑爾都處在兩者之間。他告訴我們說，他的判斷是，有必要進行妥協。但是，他願為正義而鬥爭，不久他就卓有成效地並以他所特有的那種熱情投身於這一工作，以求完全擊敗曼斯菲爾德修正案。
我向艾奇遜報告了各種不同的反應，他又有了新的主意。他說：「我看我們似乎要來一點兒萬炮齊發，而不是只放幾聲冷槍。」他敦請尼克松總統立即召集一批前任國務卿、國防部部長、駐德國高級專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司令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這批代表戰後兩黨外交政策的人物應該發表聲明，支持總統維持我們目前在歐洲兵力的決心。尼克松和我一樣，對艾奇遜的建議大加讚許。尼克松平日對傳統勢力既尊敬又看不起，對他們的支持既視為至寶又不屑一顧。這時尼克松看到，自從他擔任公職以來第一次——結果也成為唯一的一次——有可能得到傳統勢力的支持，而洋洋得意。如果能夠同這個集團搭上一座永久性的橋樑，使這位孤獨而心情複雜的總統的內心感到寬慰，多少悲劇可能從而得以避免啊！如果那些當年曾經支持過我國政策的人士這時也來幫助尼克松擺脫疑神疑鬼的陰暗心理和克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事情會怎樣發展呢？可惜事與願違，雙方都有責任。
五月十三日黃昏時刻舉行的這次會議可稱盛會。來到內閣會議室出席會議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有：艾奇遜、麥克洛伊、鮑爾、亨利·卡伯特·洛奇、萬斯、盧修斯·克萊、艾爾弗雷德·格侖瑟、勞裡斯·諾斯塔德以及萊曼·蘭尼茲爾。這是老一輩政治家的最後一次聚會；他們為了國家的利益結成整體，對自己關於世界秩序的看法充滿信心並始終為之獻身；美國的理想主義也就是借助這種看法使那些受到戰爭蹂躪的社會得以復興，並把敵國化為盟友。尼克松精神煥發，發表了動人的演說：他從未要求在座諸公在越南問題上支持他。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問題上他們也從未表示過不同意見。總統還追憶道，杜魯門總統向第八十屆國會提出北大西洋公約以及各種有關計劃時曾受到共和黨代表大會的支持。從那時起，在這個問題上，兩黨一直是一致的。他反對曼斯菲爾德修正案，正是體現了美國政策的連續性。他引用艾奇遜自傳的書名說，他也是個曾經「躬逢創世大業」的人。也許我們和共產主義世界的關係即將出現突破（他這時想的是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以及為我訪問北京所作的種種準備）。但是只有北大西洋聯盟保持自己的力量，我們才能實現這些目標。
所有在座的人都以同樣的精神作了回答，討論了一會兒關於妥協有無可取之處的問題。但是艾奇遜並不像尼克松那樣不願意直截了當地提出反對意見，他對妥協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在這關鍵性的時刻，艾奇遜拿出一篇簡短的表示支持的聲明，請其他人簽字。羅傑斯不知道，正是尼克松自己想出這個由艾奇遜提出草稿的點子；也許他被這位前任國務卿的高雅而自信的風度弄得不知所措；也許他還擔心將來怎樣和曼斯菲爾德共事下去；這時羅傑斯要求把草稿暫時擱一擱。艾奇遜懂得，一旦人們回到存在壓力的平時的環境中，現在已經取得的一致看法就會煙消雲散，因此要求當場在原則上達成一致意見，並盡快發表聲明，並不得遲於五月十五日星期六，也就是說，四十八小時以後。尼克松設法讓他的國務卿懂得他是同意這樣做的，因此，羅傑斯接受了大家一致的看法。
大家公推艾奇遜向報界宣佈消息。他是個說話不愛保留的人。他說，他得到的印象是，總統堅決反對曼斯菲爾德修正案及其任何變種。他說，在蘇聯不裁減兵力的情況下自己裁減兵力，這簡直是「愚蠢」，是「胡說八道」。他說，他認為我們會在表決中獲勝。他還告訴報界，總統向那些締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且二十年來一直注意著這個組織的發展的人們發出了呼籲。「我們全都作好了戰鬥準備。」有人問他，會為什麼開得那麼長。他回答說：「我們都是老年人，又都很擅於辭令。」喬治·鮑爾補充說，聽到總統講，他不想妥協，真是令人如釋重負。
尼克松已經初步得到公眾支持，當即前往比斯坎島，而把具體指揮戰鬥的任務留給了我。麥克洛伊在波恩對勃蘭特做了大量工作，後來勃蘭特發表了有力的聲明提醒說，如果美國單方面撤軍，就會留下「美國正在撤離歐洲這一不可磨滅的印象」，從而把緩和轉化為綏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處的布羅西奧寫信給總統提醒說，如果美國大量裁減兵力，會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能夠履行義務的信譽掃地」。
按照約定的時間，星期六總統在比斯坎島發表了簡短的文告，表示反對曼斯菲爾德修正案，並且立即得到早已安排好的一批鼎鼎大名的支持者的贊同。此外，前總統林登·約翰遜發表聲明表示支持；表示贊同的還有前國防部長羅伯特·洛維特、尼爾·麥克爾羅伊以及湯姆·蓋茲；前國防部高級官員羅斯韋爾·吉爾帕特裡克等；外交家羅伯特·莫菲、利文斯頓·麥錢特以及道格拉斯·狄龍；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司令馬修·李奇微等以及所有的前駐德國高級專員。只有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克拉克·克利福德沒有參加這項聯合聲明；前者由於身為世界銀行行長因而具有國際公務員的身份；後者的原因他本人不願透露。
新聞界的反應說明，維護過去的對外政策的傳統勢力仍有相當大的影響。《紐約時報》在五月十六日發表題為《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干的蠢事》的社論，批評這項修正案是在一個「不恰當的時機」提出來的，並預測說，除非參議院「完全失去責任感」，這項修正案肯定會被否決。該修正案的「被通過就幾乎會挫傷美國和其盟國現在正在進行談判的各種努力」。而且這篇社論還進一步指出，「即使這項修正案被否決，但如果票數相差不大，這種情況也會動搖歐洲盟友的信心」。
就在尼克松文告發表的那一天，五月十五日，我們得到了一種極其出乎意料的支持。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蘇聯的格魯吉亞加盟共和國發表了重要演說，其中特別明確表示，蘇聯願意開始進行關於在歐洲共同裁減兵力的談判。勃列日涅夫說，西方發言人正在詢問：「裁減誰家的武裝力量——外國的還是本國的——和裁減什麼武器裝備，核子的還是常規的？」他把這種猜測比作想要知道酒的味道卻只觀看酒的顏色而不去品嚐。「用外交的語言來說，這意味著：開始談判吧！」
政府、國會和新聞界對勃列日涅夫講話如獲至寶，抓住不放。對於本來就是勉強支持曼斯菲爾德的那些人以及政府中反對他的人來說，都是很好的遁辭。這兩種人都可以支持這樣一種主張，即：由於談判即將舉行，美國現在要單方面裁減兵力，不是時候。《華盛頓郵報》在五月十六日發表題為《勃列日涅夫把牌叫，尼克松時機到》的社論，要求早日舉行關於共同裁減兵力的談判。《紐約時報》和各大報都唱類似的調子。國務卿羅傑斯在五月十六日宣佈，已指示雅各布·比姆大使要求蘇聯官員進一步闡明勃列日涅夫建議的內容。我們贊同舉行這項我們還不能弄清其內容的談判；這樣，我們就可以順利地擊敗曼斯菲爾德修正案。
我們弄不明白，是什麼東西使勃列日涅夫鬼迷心竅，挑選了這個特殊的日子來提出共同裁減兵力的建議。這原是蘇聯的長期政策；他在三月的一次演說中曾說過完全一樣的話。曼斯菲爾德修正案一定使克里姆林宮甚至比我們的政府還要感到意外。莫斯科也不可能料想到這項修正案會引起軒然大波。勃列日涅夫建議的原意，無疑是想表示一下他們願意打開通向光明未來的門戶，以推動關於柏林問題的談判。儘管有曼斯菲爾德修正案這筆外快，蘇聯人還是一成不變地執行原來的作戰方案；這再生動不過地表明，蘇聯決策機構尾大不掉，毫無靈活性可言。那些總以為蘇聯的每一項部署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人應該好好想想這件事。蘇聯的力量一般都來自頑固堅持其立場和施加暴力，而並不來自戰略眼光或策略上的靈活。
和往常一樣，我們最大的問題仍然是，參議院和幾位政府大員有一種固有的妥協願望——一種連「知名人士」加上勃列日涅夫聯合在一起的影響都沒有能夠完全打消的願望。我向共和黨督導員、參議員羅伯特·格裡芬說明，沒有一項妥協方案是像他所想像的那樣「無關痛癢的」。所有妥協方案都要求政府接受單方面撤軍的原則以及定期向國會報告「進展」的義務。喬治·鮑爾當時正在國會積極拉票，我也提醒他說，儘管他認為有必要進行妥協，白宮會堅持自己的立場。儘管政府其他大員流露出不同意見，但卻並不代表總統的思想。
最後，在五月十九日舉行表決，這時人們的頭腦早已清醒過來了。受到政府堅決反對的妥協性修正案以七十三票對二十四票遭到否決。參議員彼得·多米尼克提出的類似修正案也以六十八票對二十九票遭到否決。參議員弗蘭克·丘奇這時建議對曼斯菲爾德的立場作出修正，只裁減五萬兵力，而不是曼斯菲爾德提案所說的十五萬。但是，又以八十一票對十五票遭到否決。當我試圖鼓勵一位支持我們的參議員去投票反對又是一連串的修正案時，他面有難色地對我說：「一個人一天能夠投幾次反對票？」這反映出當時參議院人們的情緒。最後，多數黨領袖曼斯菲爾德又慷慨陳詞，然後把他的修正案付諸表決。結果是六十一票對三十六票，被否決了。
第二天，五月二十日上午，尼克松宣佈在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談判中實現了突破。這真是一次險勝。我們在進入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決定性階段的前夕，剛剛勉強保住了二十五年來的對外政策，使它沒有遭到破壞。
這次辯論帶來了一個意外結果：它推動了關於共同裁減兵力的談判。在此之前，我們的戰略是拖延時間，部分地是為了把這項談判同別的問題聯繫起來，但是尤其是因為我們並沒有真正看準哪種方案可取。我們審議過的各種方案，都使中歐的兵力不平衡狀態更加嚴重。在中部戰線，華沙條約組織的兵力遠遠超過我們；而且一旦開始動員，這種初步的優勢還會迅速增長，尤其是因為離這裡不遠，就是蘇聯的歐洲部分，那裡駐有蘇聯許多師的兵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雙方按同一百分比裁減兵力，這種雙方同意的共同裁減，只會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問題更加複雜化。已經兵力分散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線會遭到削弱，而蘇聯增兵的能力卻並沒有下降。我們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雖然共同裁減百分之十不會產生重要影響，如果裁減百分之三十就會大大加強華沙條約組織的地位。這必然使人們認為，唯一可靠的協議是「不對等」裁減，換言之，即華沙條約組織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裁減更多的兵力。我們的官僚機構奉行的主張是：我們需要提出「可以作為談判基礎」的建議。因此，「不對等」裁減的概念首先在官僚機構裡就通不過，而且誰也不相信蘇聯人會接受這種「不平等」的辦法。關於曼斯菲爾德修正案的辯論使我們認識到，我們必須在進行共同裁減談判的過程中逐步明確我們的思想，而不是像我們願意的那樣，事前就做到思想明確。
在里斯本舉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外長會議大大推動了走向談判的進程；會議採納羅傑斯的計劃，要求秘書長布羅西奧早日進行試探。尼克松和往常一樣，一旦事成，就給自己大幫倒忙。他為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出現突破以及參議院表決結果欣喜若狂，想利用六月一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的機會從那些總是使他感到惱火的自由派手裡贏得一分。他宣佈，一旦正在進行的磋商結束，美國就準備「向前推進」，以便早日舉行談判。這樣，如果當時蘇聯人抓住這個機會，尼克松就會使我們幾乎非舉行這場談判不可，而對此我們卻沒有準備好。幸運的是，他們想等著討點小便宜，這使我們有時間收拾一下自己的屋子。
蘇聯人碰巧在關於曼斯菲爾德修正案的辯論正在進行的時刻提出在歐洲裁減兵力問題，此後不久，他們又把問題擱置起來。也許他們感到後悔，沒有想到幫了我們的忙，使我們能夠擊敗曼斯菲爾德修正案。也許在形成統一的見解方面，遇到了和我們同樣的困難。也許他們擔心，如果蘇聯真的撤軍，會影響他們對東歐的控制。也許他們想等到關於柏林問題的談判有了結果以後再說。也許勃列日涅夫只不過是說錯了一句話。
不論出於什麼原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剛剛表示有興趣舉行共同裁減兵力的談判，蘇聯人馬上就進行刁難，把舉行這項談判同他們最欣賞的舉行歐洲安全會議的計劃聯繫起來。而且他們以不願意舉行集團對集團的談判為理由，拒絕同布羅西奧舉行試探性談判。這正合法國的心意，因為巴黎認為，讓布羅西奧去談判有損於他們一向珍視的獨立。而且法國主張舉行歐洲安全會議，而不願舉行共同裁減兵力的談判，以抗衡勃蘭特採取的單方面外交行動。蘇聯人堅持要先舉行歐洲安全會議。除法國外，所有的盟國都支持我們；我們採取了兩種談判應該同時舉行的立場。我們成功地使共同裁減兵力的問題懸而不決，以防止國會通過美國單方面撤軍的決議。同時，我們還成功地拖延了談判的時間，而並沒有帶來不利的後果。
事實上，曼斯菲爾德修正案引起的辯論是美國國內關於對外政策的辯論的一個水平基點，雖然當時躬逢其盛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到那時為止，政府在全部政策性問題上，一直處於守勢。為了維護原有的方針，政府進行了全力以赴但似乎又是沒有希望的戰鬥，以免我們的防務預算遭到削減和單方面裁減我們的兵力。但是，在五月二十日宣佈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取得突破之後，我們開始掌握主動。接著是我秘密訪問北京，以後又是宣佈要在莫斯科舉行最高級會談，然後是幾乎接連不斷的針對「和平問題」而採取的驚人之舉，把我們的對手弄得不知所措。在後來的歲月裡——當這樣做沒有什麼危險時——一些攻擊我們最厲害的人，隨著當時的民情而改變了觀點，開始批評我們對盟國照顧不夠；緩和因「吹噓過度」而受到攻擊。我早就說過，我們認為建立在嚴格的對等基礎上的緩和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但是，不論我們對抽像的緩和有何看法，根據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情況，政府對蘇聯採取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措施，對於使美國及其盟國不致輕率地放棄責任來說，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有討論緩和的願望，這就促使勃列日涅夫採取主動提出共同裁減兵力，使我們的整個歐洲防務結構免受國會的粗暴攻擊。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為什麼在越南戰爭的時代，如果我們要使我們的國防和聯盟的團結不受破壞，就必須執行這樣的政策，以維護國家安全的要素。
經濟危機：第二次「尼克松衝擊」
曼斯菲爾德修正案以及由於同蘇聯談判而引起的激動暫時掩蓋了一場持續已達一年有餘的經濟衝突。由於三種事態發展的結果，這場衝突在一九七一年達到了高峰。這三種事態是：英國即將進入共同市場；任命約翰·康納利為財政部長以及對美元的日益增長的壓力。
到一九七一年五月，英國進入共同市場的最後障礙已被克服。正如我已經說過的，維利·勃蘭特支持英國加入共同市場，至少部分地是為了平衡他的東方政策。蓬皮杜放棄了戴高樂原有的保留立場，因為他擔心最後會只剩下法國去面對一個可能走上民族主義道路的德國。希思和蓬皮杜於五月二十至二十一日會面，以解決都是高度技術性的遺留問題。後來，蓬皮杜為了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持強硬路線的戴高樂主義者，運用葛羅米柯會為之感到自豪的否定之否定的詞句宣佈了會談的主要積極成果：「認為我們不會達成協議的想法是沒有道理的。」他言而有信。到了七月，希思已經能夠宣佈他將於年底之前將協議提交議會。
二十年的努力和美國的鼓勵所帶來的這一成果，對美國來說應該是一件高興的事。不幸的是，當時正碰上越南戰爭的挫折促使人們仇視外國人的時刻。那些企圖動搖美國外交政策大廈的人現在同那些認為擴大共同市場對我們的經濟優勢是一種挑戰的人攜手合作。他們雙方都想設法減輕我們的國際義務。越采越多的人開始對歐洲實行優惠關稅制以及日本同我們貿易中出現順差進行批評。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處境日益明顯地不妙，使情況更加急迫。一些因素，如通貨膨脹、高工資的協議和愈來愈嚴重的支付赤字，合在一起便造成了從開春以來的拋售美元的浪潮。情況開始表明，只有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大規模地進行越來越多的干預，才能使兌換率不致發生重大變化。五月十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終於停止購進美元；馬克開始向上浮動，美元貶值。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升值，從理論上講，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對我國的出口是有利的；它使得我國的出口貨物價格低廉，而進口貨物由於成本增加也減少了。由於我們的金融當局一段時間以來一直要求改變匯率，這也算是某種「勝利」。但是這種調整匯率是由於歐洲人所認為的我們對美元的「好心的不聞不問」所造成的，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種可以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的施加壓力的戰術。
在這段時間，我自己在這場經濟問題的討論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從一開始，我就不打算在國際經濟問題上起重要作用。說得恰當一點，它不是我的主要研究範圍。到後來我才懂得，關鍵的經濟決策並不是技術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起初我想，我管國務院、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手頭的事就夠多的了，不能再管財政部、商務部和農業部了。我拜耶魯大學的理查德·N·庫珀教授為「導師」，突擊學習了這個問題的基本知識。我任命精明的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坦和羅伯特·霍瑪茲為我的工作人員。但是總的說來，我只限於觀察動靜和匯報情況。因此，我出席過關於這個問題的會議並向總統送交過情況備忘錄。但是我並不想掌管、更不用說控制制定政策的過程，像我在國家安全其他方面所做的那樣（但這並沒有使那些批評我「控制」國務院和國防部的人不去批評我沒有控制國際經濟政策）。
在組織和預算處處長喬治·舒爾茨的敦促下，白宮新設立了總統國際經濟事務助理的職位。雖然從技術上看，這削弱了我的權力，但我還是欣然接受了。彼得·彼得森是第一任助理。他和我建立了很密切的工作關係，而且我們的私交也很好。他為人精明強幹，見多識廣，教給我很多關於國際經濟的知識；我非常尊重他，因此，除非遇上對於外交政策關係重大的事情，否則我很少進行干預。在新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對白宮工作人員制度展開正面抨擊以前，我們一直配合得很好。
康納利是在一九七年十二月任財政部長的。尼克松認為他挑選這樣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民主黨人來擔任這一職務是一種不同凡響的舉動，因而在後來的幾個星期裡一直揚揚自得。因為尼克松對康納利沒有他同其他閣員的關係上的那種互相競爭和不安全的矛盾心理。康納利和羅傑斯、萊爾德不一樣，他在尼克松這一生的歷次危機中和尼克松沒有什麼接觸。因此，尼克松和康納利來往不用擔心自己不受尊重。康納利自命不凡，使尼克松把他看作自己身邊的沃爾特·米蒂[4]的形象。他是尼克松唯一不在背後說壞話的人。
康納利確實是內閣中最威嚴的人物。他很聰明，體態優美，外貌和舉止都使人感到他天生是個領導人物。他身材魁梧，軒昂之氣，溢於言表。但是，對於這種自命不凡的人物不應多加指摘；如果沒有異乎尋常的自信心，他們是絕不可能指揮若定的。他富有幽默感；但是，即使他放聲大笑，也從未給人以一種不能自制的印象。他從不畏縮，很有魄力。他有一次對我說：「在這個城市裡，人們衡量你的標準是你所消滅的敵人，被你消滅的敵人地位越高，你就越偉大。」約翰·康納利對他的對手從不畏懼。他喜歡為維護信念而戰鬥。不論人們對於他的觀點有何看法，反正他總是個領導人物。
他和許多靠個人奮鬥而成功的得克薩斯人一樣，願意正面進攻，而不願意迂迴作戰。他深信，治好越南病症的最好辦法是，我們的領導人能讓大家看到他們是在頑強地捍衛美國的利益。他說到做到，馬上用事實表明，硬要內閣成員通過白宮助理才能同總統打交道的那個臭名昭著的「宮廷侍衛包圍圈」，是阻擋不住堅決要見總統的內閣成員的。在國際經濟政策問題上，他乾脆不理睬彼得·彼得森。他拒絕通過彼得森來呈遞備忘錄或接受指示。如果他需要白宮的指導，他乾脆就從財政部穿過馬路走進橢圓形辦公室。他的行動表明，人們在許多文章中提到的這種白宮主宰一切的現象，既反映出正式的組織圖表中的問題，也反映出內閣對這一現象的消極默認態度。後來尼克松任命彼得森為商務部長，任職期間政績卓著，從而結束了彼得森的苦惱。但是，即使在這以前，康納利早已經把彼得森的作用降低為一個旁觀者了。
康納利認為，沒有理由要對外國人特別客氣。他認為歸根結底，國家只有在壓力下才會讓步。除非擁有勝過對方的力量，他對於協商是沒有信心的。他身為財政部長，這就決定了，我們同歐洲在經濟問題上的對話不會是死氣沉沉的。同時也決定了，歐洲的貢獻必須是實實在在的，而不僅是唸唸有詞地表示善意的儀式。
這就是國內官僚機構在一九七一年春的情況；當時，由於英國即將進入共同市場以及美元受到很大的壓力，一些久已成為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主要內容的問題和論點，突然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正如「分擔防務費用」的需要已經成為要求裁減美國武裝力量和節約政策的一種婉轉說法一樣，西方工業化民主國家的新興起的力量也被用作一種論據，說明國際貨幣制度需要進行結構改革。通常的趨勢是要求兌換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由於美元的定值已越來越明顯地偏高，這種要求事實上意味著美元將進一步貶值。隨著這一切而來的是一種新的經濟民族主義的論調，在西德馬克重新定值之後，這種論調更為甚囂塵上。
康納利在五月二十八日在慕尼黑以明顯的挑戰口吻談到歐洲和日本的責任：
我們目前近百分之九的國民生產總值是用於防務——其中近五十億美元用於海外，多半用在西歐和日本。為提供軍事保護拿出經費是領導者的職責所在；這個責任是不能也不容推卸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二十五年之後，人們合乎情理地提出問題，從這種保護得到好處的自由世界盟國之間，應該如何分攤這種責任所帶來的費用。
美國經濟已不再在自由世界中占統治地位了。友誼、需要或能力方面的考慮已不再能夠成為美國為共同的負擔承受如此重任的理由了。
而且，很坦率地說，美國人民再也不會允許他們的政府參與一些國際行動，在這些行動中，美國的真正長遠利益並不像我們與之打交道的那些國家的真正長遠利益那樣清楚地得到確認。
六月七日，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次會上，國務卿羅傑斯和助理國務卿納撒尼爾·塞繆爾斯作了一個措辭更為巧妙但內容同樣明確的講話。
自從我們的聯盟成立以來，這樣的言辭是前所未聞的。它震動了我們脆弱的官僚機構，幾乎也同樣地震動了我們的盟國，它們一向輕鬆地認為協商的原則使它們對美國的單方面行動擁有否決權。首先，康納利放的這一炮在華盛頓引起了一場爭論。保羅·麥克拉肯要求把關於我們對於正在出現的貨幣危機的對策的討論轉移到白宮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中去進行，因為所有的經濟機構（以及我的工作人員）都派有代表參加這個委員會。康納利並不喜歡人家用這種方式削弱他的權威。果然康納利的地位是明顯地與眾不同的。尼克松決定繞過他自己的系統，要求康納利在提出建議時只需同保羅·麥克拉肯、阿瑟·伯恩斯（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喬治·舒爾茨以及彼得·彼得森進行「協商」。他們中間誰也沒有能夠和康納利對壘的官僚手腕。國務院和國防部則完全被排除在外。
經濟機構一致認為，美元比值定得過高，而這種情況使得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處於更糟的地位。但是，他們對於採取什麼補救措施持有不同的看法。舒爾茨贊成繼續對美元採取「好心的不聞不問」態度，實際上是讓美元浮動。伯恩斯傾向於提高黃金的價格。麥克拉肯則主張通過多邊協商使兌換率具有較大的靈活性的正統立場。每一種方案都對外交政策有重大影響。對美元「好心的不聞不問」會被其他西方工業化民主國家看作是故意施加壓力的策略。提高金價將使一些國家處於不利地位，它們，例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我們的敦促下，一直在採取以美元而不是黃金作為儲備的辦法來幫助我們。多邊協商則給人以一種一切照常的印象；它會使所有主要參加協商的國家都擁有否決權。當時康納利贊成維持現存的固定匯率制度；這在當時被看成是一種非正統觀點，然而現在根據我們對浮動匯率的經驗看來，這種觀點就並不奇怪了。
到八月初，保護主義情緒以及關於對歧視性的貿易做法進行報復的議論有所增加。彼得森主張對日本實行進口限制，除非它對日元重新定值。康納利建議徵收進口附加稅。由於這個問題顯然即將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我召集高級研究小組開會。這是國務院第一次正式參與決策。討論沒有產生結果，因為大家都認為，我既無權，也的確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因此不會堅持什麼特殊的政策路線。因此每個機構都寧願等到在康納利主持下召開各部門主要負責人會議時再表示態度。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要求研究小組在八月十七日以前提出可供選擇的方案。
不到幾天的工夫，事態發展急轉直下，遠遠超過各機構間慢條斯理地進行磋商的步伐。康納利所預料的，或者說是盼望的危機臨頭了。八月九日星期一，美元對馬克的比值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低點。在星期三，拋售美元之風有所緩和。但是，在星期四，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不得不又一次購進十億多美元。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個工作人員在備忘錄中指出：
形勢不大可能好轉，除非對歐洲的貨幣重新定值（在目前危機的情況下，這是歐洲人最可能採取的行動方針）；美元貶值；或者美國採取措施限制外國貨物進口並鼓勵美國出口（這需要採取立法措施）。在歐洲人方面，他們大概也會作出巨大努力，限制其中央銀行手中擁有的美元數額，並對美元採取其他嚴格措施。
康納利這時敦促尼克松採取一系列徹底的措施；事實證明，他支持我的工作人員提出作為替代方案的所有措施。八月十四日星期六，在我動身去巴黎和黎德壽舉行秘密會晤之前，我同尼克松進行了一次談話。尼克松在向他的談話對手透露後者可能並不喜歡的消息時，常用的手法是三言兩語，一筆帶過。他漫不經心地提到，第二天晚上他將就經濟政策問題發表重要講話。他以爐火純青的手法，避而不談令人不愉快的主題，對我很輕巧地提到他打算徵收進口稅的做法，以致我一直到後來才明白這一招的厲害。對於他的這種手法我本來不應感到意外。幾個月來，我看到他兩次對羅傑斯使用同樣的手法，把國務卿羅傑斯排除在重大的政策討論之外，而且在後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裡，在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上，他又將對羅傑斯使用這種手法；這次還提出了精闢的論點，說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將使我們的盟國對他的新經濟政策的反應得到緩和。實際情況是，既沒有和國務卿商量，也沒有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商量，就作出了重要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決定。當時我隨便地問了一下國會持什麼態度的問題，未及多說。多說也沒有用。尼克松既已作出了決定，爭辯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後來外交政策方面的後果顯然很嚴重，那才是我發表意見的時候。
第二天，八月十五日，總統發表電視演說，提出了他的新經濟政策。在國內問題方面，他宣佈了各種減少失業和通貨膨脹的措施，例如發放投資貸款、取消汽車行駛稅、加快減免徵收所得稅的步伐、削減四十七億美元的政府開支、暫緩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以及凍結工資和物價九十天。不過，新方案的真正核心是採取措施保護國外的美元和扭轉貿易逆差。尼克松宣佈減少百分之十的對外經濟援助，對一切進口商品徵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稅，並停止把美元自由兌換成黃金或其他儲備資產。
尼克松一舉切斷了美元和黃金之間的聯繫，從而打開了實現有效貶值的道路。在採取這項行動的同時，他也制訂了對付國內的通貨膨脹和保護主義的計劃，從而開始了在國際上進行系統的調整的痛苦過程。這是他在外交上的大膽做法向經濟領域的延伸。自從一九四四年以來一直對國際貨幣關係起調節作用的佈雷頓森林協議被他打入冷宮。在後來的年代裡，這將產生許多大都是無法預見的後果。新方案的直接作用在於它對國外的影響。許多人認為這是對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宣佈進行一場經濟戰，是美國從它以前所主張的一種開放性的國際經濟制度後退了。西方工業化民主國家、特別是日本感到深受衝擊，因為這一方案宣佈得突然，某些措施是單方面採取的，而且它使人們不得不考慮正式改革整個國際經濟制度的問題。很明顯，我們正走向一個緊張的協商、衝突和對抗的時期。
八月十六日晚，我從巴黎回來，面對這一既成事實，這時我發現尼克松揚揚得意。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尼克松第二次使全世界目瞪口呆。他自己認為，正如他已經改造了國際外交那樣，他正在改革國際經濟。他對他造成的新聞上的轟動欣喜若狂。像他常常幹的那樣，他多次要我向他報告外國的反應，這些反應充其量也只是好壞兼有的。他對國內的讚揚聲感到高興。八月十九日，尼克松歡天喜地地在達拉斯停留（為了證明歷屆總統的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並發表了下述值得紀念的話：「和平的嚴重挑戰在於要我們每個人分別地再次獻身於這個宏偉的美國理想，並要我們全體『作為一個受上帝保佑的民族』也這樣做。有了它作為我們在精神上同戰爭相當的東西，我們就能進入一代人的和平。」有了這篇政綱，提出以和平作為在精神上和戰爭相當的東西，就不大會走錯路了。
我自己對八月十五日的措施的看法是不明確的。後來我開始擔心長期對抗對盟國關係會產生不穩定的影響。不過那時候我對自己的判斷還未自信到足以使我能根據新措施的優缺點來採取一種立場。事後，我認為，大概需要有某些衝擊才能夠推動協商。我主要關心的是，在對抗已經達到目的後就應快點收場，以免經濟問題壓倒外交政策方面的考慮。
從形式上看，這些措施是一種重新確定比價的努力，也就是說，為各國貨幣確定更加符合它的實際購買力的幣值，從而使某些盟國不能再享受那種不合理的便宜，即把他們的幣值確定在最有利於他們商品的出口的水平上。事實上，這樣做遲早會導致廢除固定匯率，而代之以我們現行的「浮動」匯率制，使每個國家的貨幣根據短期的供求關係找到自己應得的比價。
我們花了近兩年的時間使我們的盟國接受一項完全浮動的匯率制。這種制度的支持者本來認為，這樣做可以避免週期性的危機。在危機到來時，固定的匯率或者由於貨幣儲備不足而貶值，或者由於儲備過剩而重新定值。實行這種制度就可以每天進行「無痛」調整；投機商會從此絕跡；兌換率將更真實地反映作為基礎的經濟力量；各國不會為了支持「人為的匯率」而使自己的黃金和貨幣儲備發生破產。但情況的發展並不完全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新的制度比舊的固定匯率制更易受危機和恐慌心理的影響，而且其方式更富於戲劇性。它給投機商人提供了新的機會。匯率遠遠沒有牢牢地和經濟活動聯繫在一起，卻很容易受情況不明以及投機活動，特別是剩餘資本的轉移的影響。在舊的固定比價制度變換了形式的情況下，仍然花費了儲備來保持某種類似穩定的情況。當然，在一九七一年，還沒有人預料到石油輸出國組織會把油價提高五倍，從而製造出一筆數十億美元的新的游動資金。但是我們想估計一下尼克松-康納利方案的後果，這種後果還在發展之中，而且在當時是預料不到的。據我看，美元問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盈餘以及整個國際支付制度的問題，將會無限期地成為今後國際事務議程上的問題。一九七一年人們面臨的問題是，大家迫切關心在固定匯率制的範圍內調整幣值（這種固定匯率制後來又存在了兩年）。不僅是美元的匯率受到影響，其他貨幣之間的匯率也必然是相互關聯的。
康納利的戰略是，美國不提出解決危機的具體建議。他的理由是，徵收進口附加稅的辦法實行得越久，我們討價還價的地位就越有利。他擔心美國提出的任何建議都會受到所有其他國家的聯合反對，即使它們自己永遠也不可能達成一項一致同意的積極方案。因此，九月三日在巴黎舉行的財政部副部長會議和九月十五至十六日在倫敦舉行的財政部長會議等一系列會議都毫無結果。財政部副部長保羅·沃爾克宣佈，美國沒有解決危機的具體方案。會談處於「磋商而不是談判」的階段。
所以，關係就不可避免地會日趨緊張。其他工業國家不樂意被人逼迫去調整它們的經濟政策，雖然它們非常清楚，如果不是由於受到壓力，它們幾乎肯定根本就不會採取行動。許多國家對美國的獨斷專行感到震驚。一方面，我們要維持足夠的壓力，以促使我們所尋求的調整得以實現，另一方面，我們又擔心這會引起一場貿易戰，以及破壞幾十年來精心培育起來的政治關係。我們將不得不在這二者之間的一條羊腸小道上戰戰兢兢地前進。我設法在取得兩者之間的平衡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
康納利認為，不進行一點對抗，我們的貿易夥伴是不會作出匯率格局上的重大改革所含有的那種困難的抉擇的。起初我贊同他的觀點。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懷疑，這是由於康納利的得克薩斯州人的性格太強，以致喜歡為吵架而吵架。至少他認為，如果把對抗理解為堅決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一種行動，那麼它就會在國內加強政府的地位。但是，我認為達成協議的最佳時刻就是在對方還徘徊於和解和對抗之間的時候。一旦對方決定進行對抗，它必須在進行過一定的較量之後才肯罷休。因此，我選擇的辦法是，可以進行一段時間的強硬的談判，但要避免進行全面對抗，因為這會威脅到我們和盟國的關係。阿瑟·伯恩斯給我看過一張列舉我們的主要貿易夥伴準備採取的報復措施的單子，這些措施會產生一種總的說來對我們非常不利的後果，這更加深了我的看法。
我在等待開始這場爭論的時機，同時在兩個方面採取了行動。我利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正規機構，制定出政治和經濟的方針，尤其是對日本的方針，以便緩和一下八月十五日衝擊的影響，並為我們一旦度過目前的危機就可以開始的新的合作時期作好準備。副國務卿、前駐日本大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在這方面助了一臂之力。同時，我設法提出一些明確的目標，以便開始談判。我向尼克松建議，請他設立一個小組來制定一項談判方案。小組裡有康納利、保羅·麥克拉肯、喬治·舒爾茨和我。向阿瑟·伯恩斯通報情況。由於康納利反對，尼克松把彼得森排除在外，但是我非正式地和彼得森保持密切聯繫，他也幫了大忙。在十月份，這個小組大約每週聚會一次。它擬定了最後達成協議的基本方案。最後的方案主要是康納利、舒爾茨和伯恩斯的功勞；我不過是推動問題的解決，解釋政治上的含義以及最後把事情推向作出決定。
情況一度變得更困難了。尼克松在九月十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把取消附加稅的問題不僅和幣制改革聯繫起來，而且還和分攤負擔、貿易限制和非關稅貿易壁壘聯繫起來——這是一張不可能馬上解決的單子，因此有可能使附加稅問題成為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在九月二十三日又重複了同一主題。但是，到了九月底，小組的會議開始產生結果。康納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上把取消附加稅的問題僅僅和達成一項關於幣制改革的協議聯繫起來。形勢再度緊張起來，到了十月，康納利仍然拒絕提出關於幣制改革的具體方案；他認為，他還沒有充分利用當時的局勢。由於歐洲人和日本人自己內部還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實際的結果必然是繼續實行徵收進口附加稅的辦法，因此，存在著其他國家遲早進行報復的危險，會造成一場經濟上的民族主義的格鬥。此外，我擔心如果歐洲各國和日本發生一場可能歸咎於我們所採取的行動的經濟衰退，人們就會責怪我們。而且不僅我們的對外政策會遭受永久性的破壞，我們盟國的國內結構也會如此。新的經濟安排，不論如何有利，都不能彌補這一損失。
為了解決問題，我建議尼克松親自和歐洲各國的首腦進行交涉。我的原意是要舉行一次西方各國的最高級會談。但是蓬皮杜明確表示他不感興趣。他心裡明白，他搞不起一個歐洲的共同陣線。如果出現僵局，勃蘭特會受到極大的壓力，迫使他和美國站在一邊。因此，我們決定發起一系列的雙邊會談。關鍵就在蓬皮杜身上。希思會在法美之間持不偏不倚的態度。如果我們和勃蘭特站在一邊，就會引起法國的不滿；而且如果向蓬皮杜進行的工作失敗了，我們總還是能夠再回過頭來和勃蘭特站在一邊。我們選擇的戰略是，讓蓬皮杜通過和我們談判達成解決問題的協議來確立他在歐洲的領導地位。如果他完全不肯讓步，我們總還留著一手，可以設法孤立他。我認為事情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我的判斷是，如果美國的建議給以機會，大家都是願意解決問題的。而且我相信，尼克松不願意看到他親自參加的會議給公眾留下一個僵局的印象。
我們駐法國的大使迪克·沃森在十一月九日到白宮來看我，我請他在回巴黎時安排一下尼克松和蓬皮杜的會晤。蓬皮杜已經原則上表示同意了。這項計劃，由於雙方對於會晤地點的爭議，幾乎擱淺。法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異常敏感。確實輪到尼克松拜訪法國了，但是他不能只訪問一個國家的首都。但是，遍訪歐洲各國又會破壞分別進行談判的設想。另一方面，蓬皮杜不願接受我們關於選擇西印度群島中的一個法屬島嶼作為會晤地點的建議，因為這會使他不得不旅行一段不相稱的距離，這個島嶼雖然是法國屬地，但這樣做總免不了被人認為同他登美國的門也差不了多少。我們雙方最後都同意以葡萄牙的屬地亞速爾群島這個第三國的地方作為會址。會晤將在十二月十三日舉行。正如我預料到的，蓬皮杜堅持要我們在和他會晤之前不同任何別的歐洲國家領導人商談經濟問題。這表明，他想解決問題了。他要求，把原定在十二月十五日舉行的十個主要經濟大國的財政部長會議提前開掉，以保證首先達成的協議是法美之間的雙邊協議。尼克松表示同意。於是十國財長會議按預定計劃在十二月一日在羅馬舉行，沒有重大收穫。就這樣，為在亞速爾群島舉行的決定性會晤鋪平了道路。（同時還安排了和希思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在百慕大舉行會晤，和勃蘭特十二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在比斯坎島舉行會晤。）
我們動身前往亞速爾群島的那一天，正是印巴危機到達頂點的時候。在途中，尼克松和我得知，艾爾·黑格正在會見中國人。我們料想他們會告訴我們，他們是否已經決定要幫助巴基斯坦，從而使事情發展到一場總體戰爭的邊緣。即使在中國人的照會消除了我們作出軍事上的決定的必要性之後，我們在亞速爾群島的全部停留期間，仍然都全神貫注在制止印度向西巴基斯坦進行最後攻擊的問題上。
我在亞速爾群島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談判貨幣問題上。這並不是我的專長。由於美國和法國的國內政治變化莫測，使我陷入了這個特殊的境地。在美國方面，作為一個高級官員，我是深信這場經濟危機的政治代價正在達到誰也經受不起的程度，而且歐洲人是願意以合理的條件來解決問題的。總統一旦參與其事，他就希望獲得成功。而且，和他以往的態度一樣，他把這種成就看成是人們把他當作主要角色的一種證明——當時他還認為我可以替他吸引公眾的注意力，而不是一個競爭者。而康納利卻並不想讓人們認為他已經走向妥協。他很願意進行談判，但是他寧願等到以後出現僵局時再講話（他還起經常威脅著這場會晤的作用）。
至於法國人，蓬皮杜很想被人看作是解決問題的主要策劃者。他和財政部長瓦列裡·吉斯卡爾·德斯坦——已內定為他的繼承人——的關係並不融洽。蓬皮杜似乎決心要把他排除在談判之外。（這就使康納利無論如何也不能直接參加談判。）但是，從實踐上來看，這件事卻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因為如果蓬皮杜堅持自己掌握談判，他一定希望談判會成功。
就這樣，解決這場貨幣危機的談判，就在這位首屈一指的財政專家、職業銀行家蓬皮杜和我這個初出茅廬的新手之間進行了。即使在我極端妄自尊大的時刻，我也沒有想到，我會由於對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作出貢獻而被人銘記在心。我們一行人被安置在美國軍事基地的營房裡（除了總統是住在基地指揮官的一所小屋裡以外）；從那裡，我乘直升機前往處在島的另一端的蓬皮杜的優雅的別墅。只有沃爾特斯將軍陪同我前去，他將充當翻譯。蓬皮杜以常禮迎接了我，陪同他的有他的翻譯康斯坦丁·安德羅尼科夫親王。我們一起吃早餐，眺望著窗外綠草如茵，群山起伏。這裡是葡萄牙在大西洋的前哨，當年，這個小小的國家雄心勃勃但又是貪得無厭地四處開拓海疆，這就是留下的陳跡之一。
實際上，我和蓬皮杜的談判並不像我們在經濟學水平上的差異可能意味著的那樣一邊倒。康納利向我提供了他可以接受的一系列主張。我認為，如果進行一場技術性的談判，就是自找失敗。一旦我開始從我們的最高主張退卻，按邏輯推論，我就不會止步，除非我們一直退卻到最後的退卻線上。我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利用我的無知作為資本，以不熟悉技術情況作為武器。如果我只提出一種主張，然後就拒絕討價還價，就可以把它說成是——不帶敵意地——外行不能和內行相較量。因此我決定利用第一次會議觀察對手。會後我和康納利一起擬定一項主張，在第二天提出來。
為了弄清楚法國的真意，我以哲學和政治的語言向蓬皮杜提出這個問題。一項協議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於歐洲國家不能達成一項共同的立場，我們必須和一些歐洲國家達成這項協議。如果法國能帶這個頭，我們就再高興不過了。我被委派為談判代表，這件事本身就決定了我們要求的是和雙方的自尊心和需要相符合的結果。這是唯一政治上行得通的結果。在建立新的國際貨幣制度過程中，誰也經受不起一場「勝利」，因為只有全體成員精誠合作，新的安排才能得以維持。我是來談判的，不想把什麼東西強加於人。如果蓬皮杜提出他最低限度的要求，對我是會有幫助的。我會盡我所能使尼克松在下午和蓬皮杜商談這些要求時，作出諒解的反應。如果他們意見一致，我會在第二天早晨提出一項具體建議，如果他有意再次邀我共進早餐。
這個辦法證明是有效的。蓬皮杜禁不住發表了一些尖刻但並非完全沒有根據的議論。他認為我們的經濟政策似乎更多地取決於我們的選舉過程，而不是對世界問題的關切。他問我，如果他要求我們接受一些經濟限制，因為這會對他獲得某些選區的支持有幫助，我們會作出什麼反應。但是他提出這一論點之後，接著就向我就貨幣情況作了一番精闢的剖析。從他的話裡我領會到，蓬皮杜不會接受自由浮動制度。最後他會同意法郎略為升值——即使只是為了維護民族尊嚴——但是為了保持法國的競爭地位，法郎升值的幅度必須小於馬克。他不會反對美元貶值。美元貶值和歐洲貨幣升值的總差額大約為百分之九，法郎也按這一比例同馬克保持一定距離。而且蓬皮杜堅持要我們維護這種新的比價。如果我們同意這樣做，他願意對我們脫離有限的金本位制加以默認。雙方同意，上午他和尼克松的會談將是回顧國際局勢，下午商談貨幣問題。
午間休息時，尼克松、康納利和我研究了蓬皮杜的講話。康納利同意，在我和蓬皮杜再次共進早餐之前，他交給我一項關於確定新比價的建議。他對我的幫助太大了。
很難判斷，下午的會談究竟有多大成功，因為尼克松並不打算在經濟學方面青史留名。蓬皮杜重複他上午說過的話。他帶有先見之明地強調指出，自由浮動制度會引起混亂。他願意幫助確定新的比價，只要這些比價反映出經濟力量的對比。不能說尼克松對會談是完全熟悉的。他要的是解決問題，並不想商談匯率。如果給他打一針說真心話的血清，毫無疑問，他會表明，他最不想管的就是在新的比價中各種貨幣的位置。而且，正如以往他參加談判而不是僅僅交換意見時總是表現的那樣，他神經緊張到焦慮不安的地步。他翻來覆去作一些空泛的議論，有些是不著邊際的話。但是，蓬皮杜已經能夠從中領會到，對於上午談過的問題，一般來說是意見一致的。最後的細節則由蓬皮杜和我在早餐時再去制定。
當晚康納利和我擬定了向蓬皮杜提出的建議的最後文本。我對康納利說，要我進行討價還價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是我最不擅長的事情。我寧願提出一項介乎我們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之間的主張，然後堅持下去。這一主張應該是合乎情理的，因而是蓬皮杜在原則上能夠接受的，同時也是符合我們的需要的。從康納利的本性來說，他不願接受這種談判辦法，但是他最後認為，對於一位不明世故的教授，他也只好這樣辦了。
早餐時，我把康納利和我共同擬定的數字交給了蓬皮杜。這次會談的非比尋常之處在於，法美兩國居然為世界上所有的重要貨幣都擬定了匯率。實際上相當快地達成了協議，因為我們的建議認真地包括了蓬皮杜的合理要求。於是我們起草了一項文件，在下午雙方財政部長首次參加的會議上由所有主要官員加以批准。這項協議促使一星期後在華盛頓舉行了十國財政部長會議。所有其他國家也都表示同意。史密森氏學會協議[5]批准了新的幣制安排。
經濟危機結束了。至少在一九七四年之前，不再有危機存在。一九七四年，石油價格上漲五倍，使工業國家有必要對整個世界經濟制度進行重新估價。這樣做就必然會引起任何健全的管理結構遭到破壞時所引起的那種恐慌、混亂和焦慮的情緒。美國放棄了美元可以直接兌換黃金的規定，以便獲得一整套更為現實可靠的匯率關係。但是這個制度不能持久。儘管有史密森氏學會協議的支持，美元的自由浮動已經勢在必行。正如雷蒙德·阿倫正確地指出的那樣，由於美元不能直接兌換為黃金，我們的夥伴們面臨的選擇是，或則無限制地積累美元，或則同意美元貶值，儘管對他們來說這將帶來種種貿易上的不利之處。[6]我們在金融上是強大的；我們的夥伴們在貿易上卻越來越強大。新制度必然會對美元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遲早會要求對世界經濟制度進行甚至更具根本性的結構改革。
尼克松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採取的單方面決定，產生了預期的效果。盟國的內在關係變得緊張起來，但沒有破裂。在當時，我還難以判斷，在秘密的北京之行所產生的衝擊之後，緊接著就採取粗暴的單方面決定的做法，是否在許多年內不必要地損害我們與盟國的關係；或者是由於我們的盟國袖手旁觀，而使得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餘地。
高級磋商：最後一輪談判
一九七一年底之前，尼克松和我們最親密的盟國的領導人又進行了一系列的會談，包括法、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除貨幣問題外，沒有作出重大決定。多數帶根本性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但是我們從印度支那脫身之後，新方針的基礎已經奠定了。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能克服歐洲的矛盾心理。他們懷疑美國的忠貞不渝，但又不願在共同防禦中承受更大的負擔；要求緩和，但又害怕美蘇共同統治世界；堅持要求就美國採取的世界性行動進行磋商，同時對美國的選擇又表現為鬧獨立性，有時還持反對態度，來迎合國內的民意。
由於尼克松對於經濟問題缺乏興趣，在他和蓬皮杜在亞速爾群島舉行的會談中，政治性會談的確是這次會談中最有意義的部分。他們對國際事務有著相當類似的看法。兩人都深深懷疑蘇聯，但又深信有必要表明共處的願望，因為這是爭取國內公眾支持一項堅強的對外政策所必不可少的。兩人都尋求安全，但靠的不是空喊善意，而是加強防禦和國際均勢，中國在這種均勢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他們也存在分歧，因為蓬皮杜像戴高樂那樣預感到，不論尼克松如何善於搞外交，美國的國內力量遲早會促使它退出歐洲。因此，他主張建立最終要由歐洲共同防禦來支持的歐洲政治聯盟，這是美國至少從五十年代以來就表示冷淡的一種想法。蓬皮杜認為，在我們的核遏制戰略和歐洲安全的要求之間，有一種潛在的矛盾。他說：「我們要求的是保護，而不是事後復仇。復仇只能給九泉之下的我們一點小小的安慰。」蓬皮杜在一九七年二月和尼克松初次見面時，曾經勸尼克松和蘇聯和解。現在他的勸告已被採納，在莫斯科舉行最高級會談已經確定，蓬皮杜於是也染上了戴高樂對美蘇共同統治世界的那種長期存在的厭惡情緒。而且他非常擔心德意志民族主義最終將響應來自東方的汽笛聲。他認為解決這種困境的最好辦法無過於召開一次歐洲安全會議。他認為會議會使那些想單獨干的人卻步。但是，總的說來，蓬皮杜的思想是理智上的探討，尋找理由把盟國的義務和法蘭西的獨立二者結合起來。這二者的結合在美國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事實上，正是這種結合使法國能夠在整個第五共和國期間執行一項嚴肅而負責的對外政策。
對於這些一般性的回顧局勢，尼克松是個內行。他對全面關係瞭如指掌，而且可以精確地說明我們的立場，往往滔滔不絕。尼克松對於蓬皮杜對歐洲情況的分析，並無不同意見。他最初有些猶豫，但後來就贊同促進歐洲聯合。但是，他反對以美國撤軍的前景作為歐洲聯合的依據；他擔心這種前景會成為一種不幸而言中的預言。他集中談了對蘇關係和打開對華關係的問題。他表示了他自己對長期糾纏不清的東方政策的擔心。他保證，他的莫斯科之行和北京之行不會引起人們感情上的錯覺。他解釋了我們在印巴危機中的政策；蓬皮杜表示同意我們的分析。但是他也毫不懷疑，由於我們作出困難的決定，法國倒有一些可以見風使舵的餘地。由於我們將保護均勢，法國就將倒向印度這個更為強大、人口更多的國家。
蓬皮杜的反應反映出歐洲基本的矛盾心理。在局勢緊張的時候，歐洲人主張緩和；到了局勢緩和的時候，他們又害怕共同統治。在發生危機的時候，他們仰仗我們維持歐洲以外地區的均勢，而在我們承擔風險的掩蓋下，他們毫不猶豫地為自己謀取特殊利益。這種態度對我們的歐洲政策同時起著推動和制約的作用。它推動我們和盟國交換意見，達到空前的程度，但是最後又使我們面臨在最關鍵的問題上，尤其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作出最後決定的必要性。而且它還進一步推動我們形成自己對緩和問題的戰略。如果沒有這種戰略，歐洲各國的領導人就會自己去和莫斯科拉關係，並裝出一副牽制所謂的美國的好戰行動的樣子，以爭取自己國內左派的支持，儘管他們心裡是歡迎這種行動的。如果我們對東方集團有自己的選擇餘地，這些傾向就會受到約束，因為我們的盟國會擔心，如果逼人太甚，我們可能在一場和莫斯科拉關係的比賽中把他們甩在後面。
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和希思會談的情況也差不多，但是希思比較熟悉美國人的思想方法，在談論長期的發展趨勢時，沒有像蓬皮杜說得那樣明確。尼克松向他解釋說，我們把北大西洋聯盟放在比東西方關係更為優先考慮的位置上，希思對於這一說法比蓬皮杜容易接受。希思談論了他最喜歡的主題，歐洲聯合問題。他向總統保證，這種聯合是「競爭性的」，而不是對抗性的。它將採取一種有趣的，但並不是完全令人放心的模式；這種模式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美英的天然合作關係，而在六十年代提出「兩大支柱」主張的美國的大西洋主義者和希思以前的所有英國領導人都認為這種合作是理所當然的。希思還說明了他對實現大西洋合作的最有效程序的設想。首先應該舉行一次歐洲國家首腦會議或外長會議，以擬定一項共同的政策。然後會作出努力和我們進行配合——這是對以倫敦和華盛頓舉行事先磋商為基礎的舊有「特殊關係」的又一重大修改。希思談到歐洲防務問題時，口氣比蓬皮杜熱情一些。從希思身上，我們見到了戴高樂的比較溫和的英國化身這樣一種奇怪現象。
除了這些問題以外，希思的觀點和我們是並行不悖的。他和我們一樣，對歐洲安全會議持懷疑態度。他有點相信蓬皮杜的看法，認為這一會議可能加強東歐國家的獨立地位。但是他也贊同我的觀點，認為很難解釋蘇聯人為什麼會如此熱衷於推動召開這一會議。希思主要關心的是，不介入法美兩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爭論。他以需要等到德國的東方條約得到批准之後才能考慮這一問題為借口，建議我們把問題推遲到一九七三年考慮。
回顧世界局勢時，氣氛是熱烈而融洽的。英國與印度次大陸的歷史性關係是如此深厚，以至於希思不能支持我們比較冷靜的從地緣政治學角度對局勢的估價。兩位領導人談論了所有西方國家共同面臨的也許是最深刻的哲理性問題。問題是希思提出的：「我們越來越面臨一種不再能夠採取有效行動的世界局勢。你們能夠做的事還有多少？」這個問題引起尼克松的一篇比較有說服力的講話，我們在上一章裡已經引用了其中的一段：
我們從越南撤軍之所以動作遲緩，其部分原因在於要傳達這樣一種信息，即我們不準備不惜任何代價來結束戰爭。現在我們必須問問自己，為了避免戰爭，我們願意付出什麼代價。如果我們不願意，今後的日子就難過了。……華盛頓的傳統勢力有一種內疚感。他們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即讓我這個政治上的對手來糾正他們過去犯下的錯誤。此外，傳統勢力越來越被國內問題所困擾。知識界的傳統勢力由於他們自己所起的作用以及美國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思想混亂和沮喪。他們從來就不認為左派分子會造成什麼真正的危險。他們正在趨於內向。他們提出了問題，即我們是否將繼續參與世界事務。這篇冗長的講話要說明的問題是：我懂得這個問題；我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在世界上起我們的作用。日復一日，你在每天早晨醒來時會感到奇怪，我們究竟出了什麼事。我們有必要採取主動，為我們的人民帶來希望。一個政治領袖必須經常帶來希望——但是他必須經常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要丟掉幻想。
尼克松後來交了噩運，但不能抹殺這段講話的重要性。他是正確的；他對美國和對大西洋各國的問題的剖析是正確的。
最後一位客人是維利·勃蘭特。同其他歐洲國家的領導人一樣，在他說來，沒有什麼突出的問題。但是，勃蘭特同其他領導人不同，他並不聲稱自己在世界事務中起什麼作用；他為避免起這種作用而感到自豪。因此，要討論的問題就比較少了。我們商談了純粹的德國問題。東方條約和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當時都正等待德國議會的批准。勃蘭特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到比斯坎島拜訪了尼克松，當時我患流行性感冒臥床不起，未能參加會談。尼克松並沒有為此而打破他的常規，仍只由一名白宮助理陪同他會客（這次黑格代替了我）。羅傑斯和德國外長瓦爾特·謝爾單獨舉行會談。
會談的主題是東西方關係。在那些遙遠的日子裡，勃蘭特是研究蘇聯領導人的首屈一指的專家。他見過他們的次數比誰都多。我們的高級官員中，誰也沒有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或波德戈爾內打過交道——除了尼克松和波德戈爾內在參加戴高樂葬禮之後在愛麗捨宮的招待會上有過一次簡短的會面以外。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對我們簡直是一個謎。勃蘭特對於勃列日涅夫的看法總的說來是積極的。據勃蘭特說，勃列日涅夫最初對於對外政策是不熟悉的，但是在過去一年裡，有了很大的信心。他不再只是照本宣科了。勃蘭特認為，蘇聯人真心希望緩和，其部分原因是他們對中國感到擔心。他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支持他的東方政策表示滿意。尼克松冷冰冰地糾正他說，北大西洋聯盟對這項政策沒有表示反對。但是聯邦共和國必須既作出決定又承擔責任。勃蘭特提出，蘇聯人對於把關於德國問題的條約和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聯繫起來感到不滿。黑格的印象是，勃蘭特自己對於這種聯繫也不太熱心，他擔心會出現「反聯繫」——蘇聯會對通向柏林的通道施加壓力，以加速批准的過程。但是，由於德國的政治局勢，勃蘭特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上述情況。波恩議會如果看不到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順利實施，肯定不會批准那些條約。對於美國來說，勃蘭特所說的這種情況並不是沒有帶來任何好處的。由於這種情況，我們有了一根可以迫使蘇聯克制自己行動的槓桿，尤其是如果我們不得不對一場越南的攻勢作出反應的話。在德國議會投票表決之前，蘇聯人是不想發生一場世界性危機的。
尼克松就他將在到北京和莫斯科去舉行的最高級會談中採取的方針作了一番事先說明，也都是一些人所熟知的內容。勃蘭特認為，不應該把東西方貿易同政治談判聯繫起來。他認為，貿易是使蘇聯制度發生漸變的一種辦法。他也要求舉行一次歐洲安全會議。他引用了標準的歐洲論點，即正是東歐的那些最富於獨立性的國家要求舉行這次會議，作為支持他們自治的一種辦法。至於蘇聯人為什麼要求舉行一次會削弱他們對衛星國控制的會議，勃蘭特未能比蓬皮杜作出更有力的說明。
尼克松和我一樣，持比較懷疑的態度。他提醒說，如果舉行一次歐洲安全會議，就會為國會中的批評家們提供一個削減兵員的借口。他要求所有的盟國都要謹慎從事。尼克松和勃蘭特都提到，經過五月間的短暫的波動之後，蘇聯人對於共同均衡裁軍的念頭已經淡薄下來了。勃蘭特強調指出，他對於加強歐洲和美國的關係感到關切。這是一次成功的會晤，儘管並不打算取得成果，但也還是成功的。在一九七年末和一九七一年初，在歐洲和美國的領導人之間舉行了這些一般性的而且主要是哲理性的商談，這反映了尼克松政府的這幾年，正是我國同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的關係的多事之秋。聯邦共和國的東方政策即將大功告成。我們對這種政策的支持，有助於使它走上同大西洋聯合以及西方團結相一致的方向。由於英國即將進入共同市場而產生的經濟調整，在一段時期裡造成了緊張。但是，一項新的貨幣制度終於誕生，而且是以一種合作的方式——至少在最後階段是如此——議定的，因此，每一個主要的國家都感到維護這項制度和它自己休戚相關。儘管在國會遭到猛烈抨擊，我們還是維持住了西方聯盟的軍事力量。
要做的事還很多。一段緩和的時期顯然正在臨近。我們的聯盟是否能夠把形式和實質區分開來，緊張局勢一時的緩和是否會使我們放鬆維護均勢的努力，或者是為加強團結和新的創造性提供一種刺激因素，尚在未知之數。我們希望，在越南戰爭已經成為過去之後，可以在和大西洋各國的關係中注入新的領導力量，因為這種關係會——而且必須——繼續充當我國對外政策的基石。
[1] 羅馬的別名。——譯注
[2] 聖帕特裡克是愛爾蘭的守護神。聖帕特裡克節是三月十七日，也是愛爾蘭國慶節。——譯注
[3] 飛鏢是澳大利亞土著使用的一種武器，投出以殺傷野獸，如不中，會飛回原處。——譯注
[4] 米蒂是美國短篇小說《沃爾特·米蒂的私生活》中的主人公，此人平庸無奇卻夢想過豪華的生活。——譯注
[5] 由於這次會議是在史密森氏學會大廈舉行的，故名。——譯注
[6] 見雷蒙德·阿倫《特等共和國：美國和世界，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三》（劍橋，馬薩諸塞州：溫思羅普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二九三至二九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