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外政策的構思，經過月復一月的努力已逐漸形成。其內容有：北大西洋聯盟內部的關係；打開對中國的關係；以及從而使莫斯科對於認真的談判持比較合乎情理的態度。但是，越南戰爭是我們的一場噩夢，它隨時可能使我們的一切抱負化為泡影。如果我們按照河內可以接受的條件結束戰爭，就會使我們在國外的其他一切事業處於危險之中，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我們把戰爭繼續打下去，一直打到取得決定性的戰果，這樣，國內就會有四分五裂的危險，我們也不能這樣做。因此，我們的航向是介乎兩種相互對立的需要之間。我們既需要給予我國公民以希望，使他們感到戰爭會有個盡頭；同時我們又需要讓河內面臨足夠的風險，以迫使他們接受一種和我們的國際義務和國家榮譽相符合的解決辦法。
到了一九七年夏天，我們國內關於越南問題的論戰雙方，都由於柬埔寨問題造成的創傷而感到筋疲力盡。政府想削弱河內的進攻能力，已經達到了目的。但是這樣做的代價是，造成了心理上的衰竭狀態，即那年夏天，行政部門關於越南問題的整個構思都貫穿著一種擔心，怕又會引起一場示威行動；尼克松裝著泰然自若的樣子，但是連他也在擔心。因此，由於人們感到厭倦，就暫時停止了行動；而大家如果取得一致意見，倒很難做到這一點。此外，蘇伊士運河、西恩富戈斯、約旦和智利的危機也拖住了政府的一部分精力，並使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區。
在一件事情上我們交了好運。我曾經建議，任命布魯斯為巴黎談判的大使，尼克松也深表贊同。布魯斯當時立即接受了這一任命。到了一九七年夏天，當我們再度在國內陷入越南問題的困境時，布魯斯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他要求花兩個月的時間研究越南問題，然後提出建議。他不想給人以接到新指示的印象。只有當河內認識到，單憑堅持它的主張已不能取得新的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它才會老實一點。
這起了鎮靜作用，因為在柬埔寨問題上引起一陣混亂之後，尼克松的情緒波動得很厲害。七月四日，尼克松在聖克利門蒂會見布魯斯和菲爾·哈比卜這個巴黎談判班子的時候，他談話的口氣是堅定的。儘管要擔政治風險，他還是會堅持到底。他並不認為戰爭降級或單方面撤軍會打動北越人；我們每撤一次軍，河內就變得更加強硬。如果談判失敗，尼克松就會把克制的想法置諸腦後，恢復大規模轟炸。但是一周之後，在七月十一日，他私下對我發牢騷說，戰爭使他在國內失去支持，因此必須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結束戰爭；如果他的政敵中任何一個人可望當選為總統，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會受到損害。他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把全面轟炸和完全撤軍結合起來。但是，到了七月二十二日，他在白宮和布魯斯、埃爾斯沃思·邦克和我共進早餐，這時他對我們的持久力抱有更為樂觀的估計：
我完全相信，我們結束這場戰爭的方式將會決定未來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我們結束得好，我們就能夠維持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地位。美國人民贊成和反對的各佔一半。傳統勢力反對我。但是即使全國只有我一個人要這樣做，我也要幹到底。我們做任何事，其結果不是這樣就是那樣……我上任時就沒有得到過所有今天反對我的人的支持，而沒有他們的支持，我也能再次當選。
但是，到了八月十日，參議員哈里·伯德和戈登·艾洛特勸說尼克松盡快結束這場戰爭。這次談話又使尼克松心緒不寧。他對我說：「在我們現在需要左派支持的問題上，左派是支持我們的。他們現在還在爭取的只是撤軍，那是他們的問題。但是當右派開始要求撤軍的時候，不論由於什麼原因，那是我們的問題了。」因此，他想封鎖北方，恢復轟炸，同時撤出我們的全部軍隊，從而把事情推進到一個緊要關頭。我提醒說，我們在柬埔寨為了維持一次縱橫二十英里長達八個星期的軍事行動，就遇到那樣大的麻煩；有鑒於此，除非發生受到全面挑釁的情況，否則我們是不能堅持這樣一種方針的。而且撤軍會被認為是和我們的軍事行動恰恰相反的信號。尼克松的部署很可能使西貢在北方的大屠殺中崩潰。尼克松沒有再說下去。
在整個夏天，從我們收到的研究報告可以斷定，路經柬埔寨的北越供應系統已被破壞，而且以柬埔寨為根據地的敵軍已被嚴重削弱。更重要的是，在越南南半部——所謂第三、第四軍區——的北越軍隊，現在已不得不放棄在南越展開攻勢的打算，而被用來保護新根據地和訓練柬埔寨游擊隊；他們的進攻能力被嚴重破壞，要恢復至少需要一年。盟軍的傷亡相應地減少。在我們對柬埔寨採取行動之前的一年裡，陣亡美軍的人數在七千人以上。採取行動以後的一年裡，減少到二千五百人以下。以後的一年裡，又減少到五百人以下。
但是，政治問題依然存在。河內並沒有被削弱到絕望的程度，它繼續要求單方面撤退所有美軍和推翻西貢政府，毫無妥協的意思。向我們提出的條件無非是無條件投降，出賣那些指望我們幫助的千百萬人民，使他們置身共產黨統治之下。國內反對我們的人嘲弄我們關於體面的含義，但是他們主張確定無條件撤軍的日期，卻是一種既無濟於事又丟失體面的行動。到了八月底，參議院進行關於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的辯論，該修正案規定美國撤軍的期限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允許總統在緊急狀況下延長期限六十天。這一設想得到許多報紙社論的支持。《華盛頓郵報》說，它會「結束這場騙局」。[1]《聖路易郵報》認為，我們反對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是「撕去偽裝」，暴露出我們的目標在於軍事勝利（它已成為不名譽的詞）。但是一旦以立法形式規定了最後的撤軍期限，那麼已經很小的談判餘地就會消失，我們連爭取釋放戰俘的討價還價能力也會喪失，因為除了推翻一個友好的政府和把千百萬人民置於粗暴的獨裁統治之下外，實際上我們已經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可以向對方讓步了。為了體面地結束戰爭，我們需要使敵人看到我們的意圖有一種捉摸不定的伸縮幅度，但是國內反對我們的人卻一個勁兒地要消除這個幅度。
如果公眾相信我們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而敵人又對我們的策略捉摸不定，我們討價還價的地位是很理想的，但由於國內意見分歧，事態的發展恰恰相反。在國內，我們的信譽總是欠佳，而我們的對手對於我們正在被推向什麼方向卻瞭如指掌。而且，一旦我們接受了固定的撤軍日期，如果再想回過頭來要求國會批准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聲稱可以得到的延長期限，也不會是一件像人家說得那麼簡單的事。確立這個期限的那股力量肯定會竭力維護它。而且問題的焦點不會表現得很明確。修正案得到通過，就可能足以導致南越人心渙散，軍隊瓦解。泰國和老撾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將設法作出適應新形勢的調整，泰國可能會關閉我們在越南進行空戰所必不可少的基地，老撾的梭發那·富馬幾乎肯定會要求我們停止轟炸胡志明小道。任何一個負責的政府都不可能僅僅由於希望使批評它的人放心而接受這些風險，後來的情況表明，其中大部分人是不會就此罷休的。事實上，我們後來還是設法在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規定的期限內撤出絕大部分美軍，而且在十五個月之後撤出了剩下的軍隊。我們留下足夠的兵力以抵擋北越在一九七二年展開的攻勢。但是我們是在沒有拋棄盟友的情況下撤退的，而且如果我們在一九七年九月就為自己規定一個無法照辦的公開宣佈的日期，情況就會很不一樣。
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在一九七年九月一日以五十五票對三十九票遭到否決。從形式上看，政府獲勝了。但是，這三十九名參議員不顧政府對他們發出警告，提醒他們這是在通過一項會造成潰敗局面的法案，但他們卻仍然設法為和平談判劃定框框，這對採取一項有連貫性的戰略所需的心理基礎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儘管修正案後來遭到否決，但事情並未了結，它會月復一月地捲土重來，而且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這生動地向河內表明，我們的地位正在遭到削弱，因此，北越對認真進行談判的興趣減少了。而且，北越對談判不熱心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們撤軍的速度太快，以致使越南化給人以輕信敵人的感覺；撤軍的結果使我們失去了討價還價的一支槓桿。我們本來可以提出加速撤軍，以換取對方同意由人民進行真正自由的政治選擇，以此作為討價還價的槓桿。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也難以讓北越人接受自由選擇的概念，因為在這方面他們沒有可以遵循的經驗。他們是靠槍桿子奪取政權的；又靠鬥爭擴大其勢力。他們是虔誠的馬列主義者。在他們看來，代表人民「真正意願」的好戰的上層人士具有政治上的正統性；而持不同政見者必須受到再教育或者被消滅掉。越南的歷史也提供不了幫助。過去的統治者都是秉承天命來治理國家的，而且成功地保持住統治的地位。我們提出過成立公正的選舉委員會和進行自由投票的辦法，但都被河內輕蔑地拒絕了；西貢為了遷就一個有錢的施主，才勉強接受了這個自由投票的辦法，因為要生存必須仰仗施主的支持，雖然施主的天真成性經常招來橫禍。根據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越南歷史，人們怎麼能夠設想，共產黨鬥爭的目標只不過是要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或者設想，有哪個越南人居然會接受這個聯合政府；這只有留給研究群眾心理學的人來回答了。
我在七月二十日寫信給尼克松，再次提醒他，依靠越南化的戰略和依靠談判的戰略是不能永遠並行不悖的。每一次單方面撤軍都會削弱我們討價還價的地位。如果在不至於威脅西貢生存的限度內，我們已經以最快的速度撤軍，那麼，再要加快的幅度就是有限的。因此，我們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送給河內。這條路再走下去，也許到了一九七一年中，我們不得不在越南化和談判二者之間進行選擇。一九七年七八月間，正是主要為了想找到一些尚未發現的可能辦法，以打破僵局，政府的考慮集中表現為就地停火的想法。賽勒斯·萬斯在不當巴黎談判代表之後、[2]艾夫裡爾·哈里曼、《紐約時報》[3]和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以前就提出過這樣的建議。這一妥協性建議得人心的地方在於，雙方都放棄了取得軍事勝利的打算。在一九六九年，對於那些還不願意鼓吹美國投降或規定撤退期限的溫和反戰人士來說，就地停火已經成為一種最受歡迎的模式。許多高級官員，出於各種動機，同意他們的看法。國防部有些官員主張停火，為的是緩和一下預算方面的壓力和抽出經費來購置軍火。國務院也要求採納這一建議，部分是由於想討好國會和新聞界，部分是由於本能地希望不斷以新的建議來推動談判。對所有這些想法，尼克松一般是不屑一顧的。總統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發表演說之後的第二天，曾寫信給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具體批駁了各種停火的倡議。但是，羅傑斯在十一月八日還是要求，作為爭取鴿派的手段，我們應當支持曼斯菲爾德提出的關於在越南實現停火的提案。國務院在十一月十日正式向白宮提出備忘錄，建議提出一項停火的倡議。
不幸的是，存在著兩重較大的障礙。北越人對於任何停火都沒有表示過興趣。在一九六九年，南越政府、我們的軍事指揮官以及我們在西貢的大使館都深信，就地停火會加速南越的軍事崩潰。越南問題特別研究小組研究了停火對每個省的影響。小組的結論傾向於肯定西貢方面的判斷。
但是，我們對這個想法仍不放手。我們根據的理論是，如果在原則上接受停火建議，我們就應堅持下列條件，即應給南越人以應有的生存機會。我在一九七年二三月間，向黎德壽建議在老撾和柬埔寨停火；我把這項建議包括在我們準備討論的越南問題的內容之內。
但是黎德壽拒絕進行這種談判。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之前，他總是以鄙視的態度教訓我說，不先實現政治解決，停火是不可能的。而且他提出的政治解決方案無異於赤裸裸的共產黨接管。我不明白，河內之所以不屑於停火是因為它認為農村對它比我們更為有利，還是因為它害怕我們會在停火後把軍隊留在越南，還是因為馬列主義的教條使它不信任任何關於均勢的概念。不論出於什麼原因，河內對於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演說中提出的建議置若罔聞，而且對於在十一月三日再次提出這項建議仍不理睬（這兩次建議採用的形式都是要求局部停火，但其含義是不言自明的）。
我在一九七年五月下令進行一次專門的研究，並提出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以便供六七月間舉行的各政府機構聯席會議討論，其間，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在七月二十一日舉行了會議。大家一致認為，要求軍隊重新集結或撤退的停火方案是會遭到河內拒絕的。他們可能接受的唯一方案是就地停火。我們在柬埔寨的軍事行動獲得成功，使現在就地停火的風險不算太大；北越人已經重新集結了軍隊，把軍隊撤到離邊境較近的地方，以保護柬埔寨共產黨的訓練基地。但是，我們的研究報告預測，如果就地停火，西貢對居民的控制至少會削弱百分之六。
但是，在這一年夏天，在國內形成了一種一致的看法，主張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議；這表明我們在國內的處境就好像是在走鋼絲一樣。在政府內部，各種意見依然如故，除了尼克松已經逐步認識到，當我們在柬埔寨採取行動而在國內造成創傷之後，有必要提出某種和平建議。在政府之外，這種看法也日益得勢。就在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遭到否決的那一天，《華盛頓郵報》稱之為「鷹派和鴿派的不尋常的代表人物」的十四名兩黨參議員[4]寫信給尼克松，要求他在巴黎和談中努力實現「在國際監督下在全越南就地停火」。到了九月十八日，又有十六名參議員參加進來。同時，克拉克·克爾的爭取政治解決越南問題全國委員會站在最前列，鼓吹這一建議。政府中持各種觀點的人都暫時聯合在這個共同的想法之中；有一些人認為，雖然這個建議幾乎肯定會遭到拒絕，但仍應提出，以堵住批評政府的那些人的嘴；另有一些人認為，這是打開了一個缺口，是為一些他們還不願明說的更為徹底的建議開路的；還有一些人則真正認為，提出停火建議會打破談判僵局。
連阮文紹也持合作的態度，而且就像他每次遇到一些無法避免的事情時所採用的策略那樣，他乾脆主動建議這樣做。阮文紹對於美國國內厭戰情緒的增長深有體會，他的處境進退維谷，人們要求他接管人數不斷減少的美軍的防務，主動提出和日夜宣稱決心要把他消滅掉的那些對手分享權力，而且還要實施政治改革。這些任務即使只完成其中的一項，就連穩定的社會結構也會受到考驗；何況他的國家正處在內戰之中，而且駐有數十萬外國軍隊，要全部完成這些任務是不可能的。他能幹到這個地步應歸功於他的才幹。阮文紹深知，他是反戰人士的攻擊目標，他們詆毀他是和平的真正障礙；而且他也知道，只有國破身亡才能平息這些攻擊。和所有越南人一樣，他不能理解，權力怎麼可能分享。他懂得他需要的是時間，而且即使一切順利，結果也只是個平局。為了換取時間，阮文紹向他古怪的盟國作出了他認為損害最輕的讓步；這個盟國試圖以單方面削弱自己的地位誘使一個死敵表示出靈活性。因此，他對我們的建議持合作態度，部分是由於他認為這場賭博值得一試，還由於他猜測河內會拒絕接受停火，還由於他可以借此從不斷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的壓力下鬆一口氣。
因此，八月間，在布魯斯站穩腳跟之後，尼克松決定建議停火。他定下的最後期限是夏末。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決定具有深遠的長期影響。提出的就地停火只是臨時性的。一旦得以實現，接著就要舉行結束戰爭的外交會議，我們可能在會上繼續要求北越撤軍。如果北越拒絕撤軍，我們也可以在南越保留一支留守的部隊。但是誰也不會真的相信這種可能性。現在戰爭還在進行，國會要求我們單方面撤軍的壓力卻在增加。在這種氣氛下，不論河內對它的軍隊採取什麼措施，國會是不會允許我們在已經實現停火的情況下在印度支那維持駐軍的。因此，在一九七年決定建議就地停火，這就預示著一九七二年達成的解決辦法。就地停火的建議中就含有北越軍隊會在南方留下去的意思。如果我們沒有能力以武力把他們趕跑，也同樣不能通過談判做到這一點。但是，就在我們提出正式建議之前，北越人又在講話了。
阮氏萍女士的八點綱領
隨著柬埔寨行動的結束，我在七月五日通過沃爾特斯向北越人遞交了一封信，建議在七月二十五日以後的任何一個週末和黎德壽會晤。河內一如既往，一直到六個星期之後的八月十八日才作出答覆，建議在八月二十九日和春水會晤。這次我們沒有表現得像二月間那樣迫切。會晤終於在九月七日舉行了，這正是我們否決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的一個星期之後。
我秘密飛往巴黎，走的是現在已經走熟了的那條航線。我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起飛，降落在法國中部布爾日附近的阿沃爾軍事基地。這次我的主要助手是溫斯頓·洛德，他參加了所有的會晤，而且負責為我進行準備；還有我的工作班子裡的越南問題專家迪克·斯邁澤。我們一行乘法國總統的噴氣式座機，前往維利亞庫佈雷機場，沃爾特斯將軍在那裡迎接我們。我們在他的公寓裡住了一夜；他向他的女僕介紹我是基爾希曼將軍（我的同事也都各有化名）。然後我們前往巴黎市郊舒瓦齊勒羅瓦區達迪路十一號的一所熟悉的小樓，去會見我們的越南對話者。
春水迎了上來，他的菩薩般的面孔滿帶著笑容，後面跟著一些熟悉的人物。有梅文蒲，他是北越駐巴黎的總代表；其他兩名助手；還有一名譯員，三年來他以同樣的聲調和在完全相同的句子上加重語氣的方式，發表著同樣的標準化的演說，已變得異常純熟，豈不知他這樣做的結果是快把我氣昏了。
我曾告訴過尼克松，由於我們在柬埔寨採取行動的結果，我料想這第一次會晤，除了謾罵以外，什麼內容也不會有；由於春水是我的對手，取得進展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如果河內想認真地談判，就會派政治局委員黎德壽出場。但是，會晤時並沒有謾罵，幾乎沒有提到柬埔寨，後來我居然能夠向尼克松報告說：「這類會議——包括和越南人舉行的一切會議——以此次會晤的氣氛最為友好。」他們似乎放棄了規定在六個月之內撤軍的時間表的要求（後來證實這是一種幻想）。他們一再表示願意繼續舉行會晤。春水甚至允許我說明我們提出的關於成立混合選舉委員會以監督選舉的建議。在舉行關於越南問題談判的這個遙遠的地方，來自河內的談判代表居然聆聽我們的建議，可以算得上是一種進展；我於是得出一種天真的結論，認為春水可能會考慮我們的建議。
但是實際上情況沒有什麼變化。春水的講話，以及他所得到的指令都仍是老一套。這個階段的談判是時斷時續的，因此每一系列談判的首次會晤總是極其友好的。（後來當河內到了認真進行討價還價的時候，卻使用了相反的手法；開始時的立場總是強硬的。）北越談判代表企圖以此為誘餌，誘使我們把所有可能作出的讓步都端到桌面上來。下一輪會談開始時，這些讓步就又成為新的起點。
我的開場演說事先經過仔細推敲，但犯了所有談判代表的通病，總是誤認為憑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就可以打破僵局。我用以前向尼克松提出我的看法時大體相同的言辭，告訴春水，我們正在接近一個三岔路口：
我再一次請求你們和我們一起走談判的道路。這是符合雙方的自尊心和目標的。我們認識到你們的猜疑很深，但是猜疑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因此鬥爭將繼續下去。這就是戰爭的本性。
我們如果再不抓緊時間，談判解決的可能性即將消失。錯過這個時機，你們實際上就非得大動干戈不可了。我不想預測，你們對於得到我們支持而且自身的力量也得到加強的南越大動干戈，會有什麼結果。我也不想預測，戰爭會打多久。但是，你們必須認識到，這樣做會使同美國談判解決越來越困難。
因此，現在時間還來得及，讓我們走向談判解決吧！
然後我說明，我們的立場有了兩點變化；其中有一點是重要的，另一點只是裝飾門面。我們的重大讓步是，明確表示美軍將在戰後全部撤退，不留下留守部隊、基地或顧問。為了裝飾門面，我把我們在私下談判中表明的立場同我們向公眾表明的立場統一起來。四月間，我曾向黎德壽提出過一個在十六個月之內撤軍的時間表。由於我們已經向公眾表明，我們建議在一年之內撤軍，我現在提交給春水一個十二個月的時間表。（我們仍然是在共同撤軍的前提下談論這個問題的。）我建議舉行自由選舉，由西貢、共產黨和中間人士代表組成的混合選舉委員會進行監督。我們並不想事先內定選舉的結果。我說：「我們無意干預由我們在這裡一致同意的辦法所造成的政治演變。」國際觀察員也將起保證作用。
這些建議說來也有些荒唐。國內要求單方面撤軍的壓力每月都在增加，我們卻在這裡要求北越人最好現在同意共同撤軍，免得以後我們以單方面撤軍來逼迫他們。而且我們是在設法勸說一個極其教條主義的列寧主義政權把一輩子鬥爭的成敗繫於一場自由選舉的結果，這個政權在自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冒過這種風險。
無論如何，春水無權對河內的立場作哪怕是很小的改變。而且他對我的外交辭令也不感興趣。他在談到他們要求美軍在六個月限期內撤退時言語有些晦澀。十天之後我們瞭解到，這只是由於河內很快就要公佈一項新的建議。春水沒有花多少時間談論撤軍問題；凡是瞭解我們國會辯論情況和我國新聞界反應的人，誰也不會懷疑，要求單方面撤軍的壓力正在有增無已。他不同意我們任命戴維·布魯斯為首席談判代表，儘管在二三月間，黎德壽在每次會議上都申斥我們沒有任命一位聲望不相上下的人士來代替亨利·卡伯特·洛奇。現在春水卻說，任命布魯斯為首席談判代表無非是結束了我們本來就不該造成的局面而已。這並不說明體現了對等的原則。
春水最感興趣的是河內希望在南越實現的政治結構。儘管河內很希望我們快點離開越南，它卻給我們指定了一項最後的光榮任務。我們在推翻所有曾經是我們盟友的領導人之前，不得離開越南。這些人包括阮文紹總統、阮高其副總統和陳善謙總理，而且不久還似乎包括了幾乎所有知名的南越領導人。春水說，如果我們不推翻這個政府，「就不能達成協議」。春水無視過去和目前的經驗，告訴我：「越南人愛越南人。在越南人自己內部尋求解決辦法總是要來得容易些。」春水竭力否認北越在南方駐有將近二十萬軍隊（此外在老撾和柬埔寨還有大量駐軍）是為了施加壓力；他說，北越在那裡駐軍是由於當地人民的自由選擇。我開玩笑說，請他在戰後到哈佛大學去開設馬列主義講座；他拒絕了，並說馬列主義不是為了輸出的。這一點在今天印度支那的居民聽來真是一件奇聞。這些話當中最精彩的要算是那些一再重複的豪言壯語：「我們什麼都不怕。不怕威脅。不怕打下去。不怕談下去。我們什麼都不怕。」會議結束時，我們同意研究雙方的發言，並在九月二十七日再次舉行會議。
但是，還沒有等到下一次會議，共產黨人就發表了一項新的和平綱領。在這次秘密會議之後十天，九月十七日，阮氏萍女士在巴黎公佈一項新的八點「和平綱領」。春水事先沒有給我打招呼，這很難算是河內談判代表常說的「態度認真」的一種表現。顯然，河內對宣傳比對談判更有興趣。（在形式上，所有的建議都是由臨時革命政府的所謂外交部長阮氏萍女士提出的。在河內佔領南方之後，她被貶入教育部，並從此默默無聞，這說明了她真實的地位。）她的八點綱領要求美軍在九個月之內，也就是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前，全部無條件地撤退。這好像是一種寬宏大量，是把河內原先要求撤軍的六個月期限延長了，但事實上這是一種倒退。原先的建議是在協議簽訂後的六個月，而阮女士的新綱領規定的九個月是從即日算起的，不論今後談判出現什麼情況，都得按時完成撤退美軍的工作。一旦我們接受，即使河內把所有別的問題都弄僵了，我們仍不得不堅決執行這一期限。而且無條件撤退僅僅是一部書的上篇，下篇緊接著就是要我們在西貢成立臨時聯合政府。這個政府由三部分人組成：共產黨的臨時革命政府；主張「和平、獨立、中立和民主」的中立人士；以及除阮文紹、阮高其和陳善謙以外的「真正主張和平、獨立、中立和民主」的政府成員。至於誰是這些崇高目標的化身，當然要由河內來決定。換言之，河內提出的聯合政府將包括河內自己的人；經挑選出來的中立人士；加上失去美國軍事上的支持、從群龍無首的非共產黨力量中挑選出來的殘餘分子。但是河內的職業革命家不想留下後患。阮女士說，這個完全是拼湊起來的聯合政府，還只是「臨時性的」；它的任務是和共產黨的臨時革命政府談判一項最後的解決辦法。我們先把自己的盟友推翻掉，然後由共產黨佔優勢的政府去同共產黨人談判，決定南越的前途。
這就是河內演出的公正談判一劇的結局。國內批評我們的人攻擊我們沒有接受河內的這幅藍圖是一種頑固的寸步不讓的表現，只能歸咎於我們嗜血成性，一味追求軍事上的勝利。作為報答，河內同意不是釋放我們的被俘人員，而是僅僅「立即著手討論」這一問題，而在討論過程中，他們肯定還會想出一些新的要求來。只有在我們同意所有其他條件——包括出賣我們的盟友——之後，才會實現停火。
在這種氣氛中，我和春水於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舉行了會晤。由於總統正巧在那一天動身去羅馬，我在前一天公開到達巴黎，同戴維·布魯斯進行磋商，並同當時正在巴黎的南越副總統阮高其舉行會談。阮高其曾表示可能在十月間訪問美國，這使華盛頓一下子慌了手腳。許多共和黨眾議員候選人，包括在一般情況下投票支持政府的人，都認為這位來自美國已經在那裡犧牲了四萬多人的國家的副總統訪問美國，簡直是大難臨頭，這表明了當時人們的情緒。為了打消阮高其的想法，我們做了不少細緻的跑腿工作，而且提出一種替代的辦法，由我在巴黎會見他。羅傑斯連這樣做也反對，認為可能激起抗議者的憤怒。
我這次是公開到巴黎去的，這造成了一種新的事務性難題，因為我必須設法暫時銷聲匿跡一段時間，雖然外界已經知道我到了巴黎。和藹可親的迪克·沃森大使這時挺身而出，他表面上陪我驅車到市郊遊覽，等我們到了市區的邊緣，我換乘另一輛車子，由沃爾特斯將軍陪同我、洛德和斯邁澤到舉行會晤的地點去。
由於上次會晤是我開的場，這次就輪到春水了。他的講話證實，他確實研究了我們的以十二個月為期限的撤軍時間表。他現在提出自己的時間表，它實際上就是阮女士的九個月的期限，而且對撤軍作了具體安排，規定在頭六個月內把剩餘的大約三十五萬美軍，除留下兩萬人外，全部撤完。他的最後期限也是硬性規定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即使在遺留的問題上，談判完全陷於僵局，也得照辦。春水對八點綱領略加解釋。在美軍撤退時，在美國和共產黨軍隊之間實行「停火」；至於和南越軍隊的戰鬥是否會停下來，春水的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的盟友在挨打，另一方面卻要求我們撤軍。關於政府問題的那一點建議，並不適用於老撾和柬埔寨。至於政治問題，春水拒絕討論混合選舉委員會的問題。他堅持要撤掉阮文紹、阮高其和陳善謙。為了表示堅決，他這次還把曾當過總理的陳文香也包括在撤換之列。一年之後，我發現沒有一個我所知道的政界人士是我們頑固的對手能夠接受的。
在春水的講話中，唯一的新鮮內容是，他頗為不祥地聲稱，要實現有效的和平，就要在比南越更為廣泛的格局之內尋求解決辦法。所有的鄰國都必須成為「獨立和中立的」。我問他指的是哪些國家，他舉了老撾、柬埔寨、緬甸、印尼、澳大利亞和泰國。他說：「我們認為，這些國家應該走上和平中立的道路，以實現這一地區的和平。」（由於某種原因，新西蘭沒有包括在內。）我有點不信，就問他，越南戰爭是否要繼續打下去，直到所有這些國家都成為中立國家。他縮回去了。他說，這只不過是河內的「心願」。（實際情況是，截至撰寫本書時為止，就老撾和柬埔寨而言，它已經如「願」以償，而且正在威脅泰國。春水還可能真是一位預言家哩。）
且不說河內對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區如何野心勃勃，它在印度支那要求我們做到的是無條件投降和政治上背棄自己的盟友。它為我們撤軍規定了硬性期限，不准任何知名的非共產黨領導人參與政治活動，此外還要推翻現存的政府。這樣一來，唯一可能的結局就是共產黨接管，而且還要求我們配合。這不僅僅是一個我們不顧後果撤退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我們突然撤退而沒有作出替代性安排的問題。問題是：我們單方面撤退是不夠的；在我們撤退之前，我們必須進行一次政治改革，否則戰爭停不下來，我們留守部隊撤退時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證，而且我們也不能接回被俘人員。我們的難處在於：河內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之前一直堅持這一立場，只要它這樣堅持下去，就不可能談判解決。一邊是拒絕妥協的敵人；一邊是國會中的反戰運動，它既不承認河內是頑固的，也不支持我們採取軍事行動迫使河內降低條件。我們在這兩者之間左右為難。阮女士的公開建議，概括了我們在秘密會晤中聽到過的內容。河內的「私下」見解和它的公開見解是一致的。
我在九月二十七日同春水會晤之後，深信就地停火這個處在萌芽狀態的建議，會立即遭到拒絕。但是，由於政府中有許多人對它寄予很大的希望（瞭解秘密會談情況的人為數極少），隨著我們著手部署這項工作，政府內部的意見竟是罕見地完全一致。任何建議，只要能夠使談判脫離僵局，使報紙頭版不再刊登批評我們的消息，哪怕只有幾天不登也行，就會得到所有政府高級官員的贊同。十月四日星期日，尼克松訪歐回國途中，在愛爾蘭克萊爾郡的德羅摩蘭城堡與羅傑斯、布魯斯、哈比卜和我一起討論他的停火演說的內容。會開得再樂觀不過了，哈比卜認為北越人肯定會上鉤。我根據同春水談話的情況推斷（這些情況布魯斯完全瞭解），有點不相信，但沒有說出來。我想，總統的建議，最低限度可以暫時為我們減輕一下國內公眾的壓力。
會議結束時，戴維·布魯斯作了一篇我從未聽到美國談判代表這樣講過的發言。他說，他已意識到，總統受到來自多方面的壓力，要他作出讓步；他不想在這上面再增加壓力了，因為他認為總統打算發表的演說已經把話說到我們能夠作出讓步的極限了。他發現，由於談判代表缺乏耐心，造成很大損失；而由於他們追求虛榮，損失甚至更大。他生性並不缺乏耐心，而且現在年事已高，不想追求虛榮。他願意堅守這一建議。
演說將在十月七日發表，我們當即著手起草講稿。在預定要發表演說的前一天，尼克松又演了一出他的拿手好戲。他突然來到白宮新聞發佈室，向目瞪口呆的記者宣佈，明天晚上他將發表「自從這場極其艱難的戰爭開始以來對這個問題作過的最全面的講話」。他說話喜歡誇大其詞，因而可以肯定幾乎說不出任何和他事先的吹噓相符合的話來。尼克松提醒聚集在一起的報界人士，不要進行猜測。他說完這番會引起人們進行猜測的話之後，就回到橢圓形辦公室去，一方面為了新聞界中敵視他的人陷於狼狽和慌亂的境地而感到幸災樂禍，另一方面又怕他的過於熱情的講話會促使新聞界走漏消息而感到憂心忡忡。
尼克松在一九七年十月七日的演說中，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全面的綱領。若不是對手一心一意想奪取徹底勝利，它本來是滿可以作為談判基礎的。尼克松建議就地停火，包括在整個印度支那停止轟炸。他建議舉行一次和平會議，以結束所有印度支那國家的戰事。他表示願意就美軍全部撤退的時間表進行談判。他是在談到共同撤軍時提出這一點的，但是他故意用詞含混，以造成進一步探討的可能性。他請河內和我們一起，從南越人民的意願出發，尋求政治解決。他提出願意遵守雙方一致同意的政治解決方案，但是拒絕了對方「顯然無理的」要求，即要我們解散已經組織起來的非共產黨勢力，以預先保證共產黨會取得勝利。最後，他要求雙方釋放所有的戰俘。
這一次，關於越南問題的演說博得幾乎一致的好評。參議院通過一項由參議員查爾斯·珀西和一些其他參議員聯合提出的提案，把總統的新和平倡議稱作是「公平合理的」。參議員富布賴特表示希望總統的倡議可能帶來一次突破。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說這篇演說精彩極了，他將「全力支持」。正在明尼蘇達州競選參議員的前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把這項倡議稱為「可靠、值得歡迎和令人感動的」。艾夫裡爾·哈里曼這次也難得地表示贊同尼克松的倡議，但是再一次提出他一貫的看法，阮文紹政府對談判僵局負有主要責任，應防止它破壞停火。眾議院議長約翰·麥科馬克把這項倡議說成是「及時的，而且在戰略上和心理上都是有可靠基礎的」。[5]
報界也異口同聲地表示讚揚。十月九日的《紐約時報》稱尼克松的主張為「重大的新和平倡議」。《華爾街日報》寫道：「不論河內最終作出什麼反應，總統事實上已經表達了一種深得人心和通情達理的立場，因而只有蠻不講理的批評家才會反對。」通常反對總統對越南政策的《芝加哥每日新聞》寫道：「總統急切地試圖結束我國有史以來歷時最久和最淒慘的戰爭，幾乎持各種政見的美國人都理應全力給予支持。」[6]通常持反戰態度的《聖路易斯郵報》在十月八日歡呼尼克松演說中的「意義重大而又值得歡迎的變化」，他的「頗具政治家風度的建議」，他的「建設性的」和「負責任的」講話：「我們為此而讚揚他。」
但是好景不長。第二天春水在巴黎發表聲明，立即拒絕了尼克松的建議。他甚至拒絕在全體會議上加以討論。這樣，關於越南問題的辯論的老一套方式再次出現了。先是提出了某種建議；它成為人們熱情吹捧的主題；人們紛紛要求把它作為實現突破的一把鑰匙。最後政府接受這種主張，雖然有時違背了自己的本意。河內於是加以拒絕。這項建議會立即從公眾辯論中消失，然後另外一種逗人喜歡的計劃又風靡全國。用不了幾個星期，批評我們的人又會前來要求作出新的讓步。新的花招是要求單方面規定撤軍的期限，因為他們相信——雖然毫無根據——這是河內能夠接受的。[7]另一個花招是聯合政府。《聖路易斯郵報》在歡呼過總統的停火建議之後不到一個月，在十一月五日辯稱：
共產黨要求成立某種聯合政府。他們打了這麼多年仗，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們會滿足於低於這樣的要求。他們為什麼不要求呢？我們認為，聯合政府似乎會使雙方都承擔責任，也都接受權力，因而是避免尼克松先生念念不忘的戰後的殘酷報復的合乎邏輯的辦法。
不幸的是，河內無意和別人分享政權。它要求的聯合政府不包括我們的任何朋友在內。也就在十一月五日，艾夫裡爾·哈里曼在全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今天》中聲稱，尼克松政府「並沒有為達成協議進行過嘗試」。
我們在進行空中打擊的同時，派遣一支英勇的美軍突擊隊，襲擊了距離河內二十英里的山西監獄，因為人們認為，有六十名美國戰俘被關押在那裡。這一行動進一步激起了對我們的批評。這件事說明了制定政策應該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總統對什麼事情也不能輕信，他的安全事務顧問就更是如此了。他們對每一項假設都必須查問情由，對每一種傳聞都必須辨別真偽。聽起來頗有道理的事件，並不每件都是真實的，因為提出行動計劃的人總是有一種列舉事實以支持自己的立場的心理傾向。十一月二十日，對山西監獄進行了襲擊，計劃周密，行動英勇，但是依據的情報卻是極其錯誤的。這所監獄至少在三個月前就關閉了。我們知道有造成傷亡的危險，但是在決定動手時，所有的情況介紹都沒有提到監獄可能是空空的。襲擊失敗之後，我才聽說，有一名戰俘曾經用密碼寫了一份情報說，監獄已在七月十四日「關閉」。軍事分析家把這句話誤解為，大門上了鎖；由於認為這份情報無足輕重，沒有送給白宮看。
這次襲擊還留下了一個由於我的幽默感大發而造成的軼事。一個軍官向我介紹襲擊的情況時，為襲擊失敗而表示道歉。我對他說，不用道歉了。我還開玩笑說，美軍突擊隊一定把一頭小水牛給搶回來了，而且北越人一定在冥思苦想，弄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為了搶一頭小水牛而這樣興師動眾。一心愛國的軍官料想總統的安全事務顧問大概不至於完全胡言亂語，就向他的上級報告了我說的話。他的上級就開始尋找這頭水牛。這時戰場上的部隊深信華盛頓已經精神失常；他們報告說，他們對綁走小水牛的事一無所知。五角大樓不肯相信我是隨便說說的。於是發回一封電報，要求切實查明直升飛機上有沒有水牛糞。這件事的全部經過都記載在一本書裡。[8]
在襲擊山西監獄的同時，有兩百架飛機對北越的供應設施進行了為期兩天的空襲。這次空襲有三個原因：分散北越對山西的防備；對北越斷然拒絕我們的和平建議進行報復；以及使北越放鬆趁著旱季向南方運送物資的努力，現在運送的速度比上一年度快了一倍。國會和新聞界的義憤，仍同往常一樣集中在美國採取的行動上，而不是集中在河內的挑釁行動上。中心內容有兩條：轟炸從來沒有發生過作用，這是「有事實為證的」；還有就是，政府又在欺騙公眾了。對於當時許多熱衷於進行關於越南問題的辯論的人來說，這種空中封鎖的徒勞無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今天看來，情況遠非如此。有大量證據說明，在一九六八年我們發動新年攻勢時，河內快要打不下去了，但是又被我們單方面停止轟炸給救了。我敢肯定，一九七二年五月恢復轟炸，加速了戰爭的結束。一九七年我們進行的兩天轟炸，由於摧毀敵人供應而贏得的時間，是否超過由於激起反對而失去的時間，這是已有定論的問題，但絕不是無足輕重的。當時人們斥責我們為了能夠撤離越南而採取軍事步驟，就好像這些步驟正在使我們的行動升級。
無論政府還是反對派都沒有正確對待這次空襲。政府官員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激怒國會和新聞界，他們貶低我們這次攻勢的力量，以一種別出心裁的說法（「保護性反應」）加以解釋。聞到了血腥味的新聞界和國會故意裝出惶恐不安的樣子，以攻擊他們富有煽動性地稱之為好戰的政府。雖然政府缺乏信譽主要是由它自己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小的一部分是由那些不留情面的反對派所造成的。這些人的出發點是，認為政府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不可能具有道義上的依據，或服務於任何全國性目標。他們決心使正在竭力使我國從前任政府陷入的戰爭中脫身的現任政府喪失信譽。當時存在很深的偏見；有一位著名的高級教授很嚴肅地對我說，這次策劃對山西監獄的襲擊是為了引起一些戰俘被殺害，以便為戰爭升級製造借口。
到了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九日，克拉克·克爾的爭取越南問題政治解決全國委員會，又同尼克松在十月一日發表演說以前一樣地活躍起來了。以前這個組織曾經大聲疾呼說，美國提出停火建議實為和平的關鍵；現在我們提出了建議並遭到對方悍然拒絕，但是這個組織卻並不認為我們應該堅持立場，因為對方是沒有道理的。相反，它現在要求美國單方面在越南停火。它不認為河內拒絕我們的建議是由於本身的頑固，而認為是由於我們襲擊了山西監獄，進行了保護性反應的空襲，以及沒有延長聖誕節停火的期限。它硬這樣說，而無視事實上早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春水就已經拒絕了我們的建議。它認為，應該由美國作出進一步的讓步，以軟化河內的僵硬態度。克爾的委員會寫信給總統說：「在今後幾個月中，如果我們要想改變對方反對停火的態度，並不斷對他們增施壓力，迫使他們最後通過談判達成協議，那麼，外交努力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仍然深信，經過一番積極的外交和政治努力，最終是可以達成這樣的協議的。」該委員會沒有為這一信念提出任何論據，而我們倒掌握著大量的反面論據。
制定一項戰略
到了一九七年末，我們面臨著一項危險，我們對越南的戰略可能會發展成只是就我們單方面撤軍的速度進行的一場辯論。甚至在政府內部，人們也普遍感到厭倦。經常存在的壓力使每次即使是最小規模的軍事行動都成為對政府信譽的考驗，還要無休止地出席各種國會委員會作證，再加上新聞界——有的懷疑，有的敵視——不停地進行調查；所有這些情況都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不可能實行一項有連貫性的戰略。任何談判方案，如果不是和某種力量均勢的計算方法有關的話，簡直不可能使那些冷酷無情的河內決策者接受。批評我們的人認為，由我們作出所有的讓步以及善意和靈活性的表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很少要求對方拿出誠意，並且從未堅持過這種要求。但是在談判過程中，我們越是不斷作出單方面讓步，河內就越是想等待一下，看看我們日益嚴重的厭倦心理會使我們對它的立場作出什麼新的讓步。
由於國內的壓力，我們不得不作出單方面讓步，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九七年秋天，我們把撤軍時間表提前了。尼克松在一九七年四月二十日宣佈，在十二個月之內撤軍十五萬人。他有一個用意，那就是在實際撤軍的日期上，保留了最大限度的靈活性。總統在四月二十二日發佈書面訓令，肯定了他的意圖，即在一九七年餘下的時間裡，最多只撤軍六萬人；這就使我們從十月到第二年五月的旱季裡（旱季的時間因地區而異）有個緩衝。河內就是利用旱季通過胡志明小道運送物資的；共產黨的攻勢都是在二月以後發動的。總統採納了艾布拉姆斯將軍的意見，想把大規模撤軍推遲到一九七一年，以防止再發生一次新年攻勢，並有效地使用這支最後的得力的戰鬥力量，以防不測。但是，由於國會施加壓力，要求削減五角大樓的預算，也由於壓縮徵兵數額這一政治上的需要，我們沒有能夠實施尼克松的訓令。萊爾德在八月二十日寫信告訴我，「我們繼續受到」預算的「嚴密限制」。他說，因此，艾布拉姆斯將軍、我們的太平洋司令部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提出了」一份撤軍的時間表，要求在一九七年內撤軍九萬人，其餘的六萬人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之前撤完。
我在八月二十七日把這份備忘錄轉給了總統，並指出它的「嚴重含義」。備忘錄所規定的數字正和總統的訓令以及他對阮文紹的承諾相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而不是戰略上的選擇。我說：「建議加速重新部署兵力，實際上會抵消我們在柬埔寨的軍事行動對於我們的撤軍時間表原來可以帶來的好處，而不能利用這些好處作為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的槓桿。」
起初尼克松堅持原議。我在九月四日給萊爾德寫了一個便條，告訴他總統堅持按照原來的時間表行事。但是這是一場我們注定會輸掉的戰鬥。到十月，萊爾德顯然在按照他自己的財政上的考慮行事。他從來是什麼也不怕的。他建議在十月十二日星期一五角大樓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宣佈提前撤軍的消息。這時，我只好認輸。阮文紹對於我們這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處之泰然，因為他早已明白，對於我們國內莫名其妙的變化，爭辯是沒有用處的。他只是指出，為了接替撤走的美軍，他不得不把原來派駐在柬埔寨的一支特遣部隊撤回越南。把那支部隊派駐在柬埔寨，原想是用來保持公路的暢通，並使共產黨在那裡重建庇護所陷於困難境地。因此，我們是在把自己的國內問題轉嫁給西貢，而西貢又把它的困難轉嫁給金邊。最後金邊成了大家的困難的受害者。
這年秋天，表面上似乎平靜，卻迫切需要制定一項結束戰爭的戰略。由於受到在國會選舉中出現的意外挫折的影響，尼克松在十一月又回過頭來要重新恢復他原來在一九七一年宣佈的幾乎是全部撤軍的計劃，同時對北越進行封鎖並恢復大規模轟炸。我仍然懷疑，這種強行迅速解決的嘗試能否奏效。我們驟然撤軍，即使不會弄垮南越政府，也不會破壞越南化的前景，卻會給河內一種我們急於求成的感覺，因而封鎖和轟炸將收效甚微。河內會全力以赴地頂住，並且寄希望於我們國內的喧鬧來制止我們的軍事壓力。我對總統說，即使從政治觀點來看，他現在的問題是，在一九七一年撤退不如在一九七二年防止越南局勢的崩潰為好。
尼克松和我在一九七年十一月花費了許多時間來制定一項比較切合實際的戰略。我們不得不制止這種沒完沒了地在撤軍速度問題上耍花招的狀況。我建議，在目前這批要撤出的軍隊於一九七一年五月撤完之後，我們再宣佈一次大幅度撤軍，也許是在六個月之內撤出十萬人。這樣仍能保證南越在預定十月舉行的總統選舉的整個期間處於安全狀態。在那以後，在我們留下的軍隊只有十八萬人左右的時候，我們將繼續相當頻繁地宣佈小量撤軍，直到一九七二年夏天達到留下五萬左右的志願留守部隊為止。這五萬人將一直留到協議達成。我們將視情況在一九七一年的某個時間，宣佈美國不再參與地面戰鬥。我們還將在一九七一年的某個時間向北越建議較快地撤軍以換取停火。如果遭到拒絕，我們也會瞭解到，我們將在一九七二年面臨一場攻勢。這樣，戰爭的結局將取決於南越人是否能夠在美國空中力量的幫助下，抵擋住這場進攻。因此，和平終將在一九七一年底或一九七二年底實現，或通過談判，或由於南越的垮台。
然而，要使這項戰略奏效，完全有必要在這期間盡量削弱北越。我們在柬埔寨的行動已經至少把河內的後勤供應計劃推遲十五個月；我們希望，我們贏得的每一個月的時間，都會使南越人的力量得到加強。我們尋找各種辦法，消耗河內的供應，進一步推遲它發動攻勢的準備，並在一旦發動攻勢時進行抵禦。如果我們認真要實現越南化，我們不得不頂住國內的反對，同時在三個方面進行努力，一直到西貢能夠自力更生。這三方面的努力包括：撤退美軍；迅速加強南越軍隊；以及逐步削弱敵人。[9]
尼克松和我在一九七年十一月制定的戰略，實質上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得到了實施，而且也產生了效果。在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規定的日期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我們終於撤完全部軍隊，而且我們是在沒有推翻一個盟國政府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的。[10]
正是為了推行這項戰略，導致我們一九七一年在老撾採取了軍事行動。
我們在老撾的軍事行動
北越的公開講話咄咄逼人，這表明必然還會有一番較量。例如，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一百次全體會議上，春水嘲弄了我們在十月七日提出的停火建議。他隨意引用了美國反戰人士的話（這是慣用伎倆），要求我們對阮氏萍女士的八點綱領作出積極反應。北越黨報《人民報》在報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消息時，號召進行不懈的戰爭努力，不論戰爭如何「殘酷」和「曠日持久」。
在一九七年的最後兩個月裡，我請政府中和我的工作班子裡的專家，就今後兩年軍事和政治的前景作出估計。
在一九七年底，河內顯然需要在一九七一年花費大部分時間來保護、擴大和重建它的供應系統。預計河內將在一九七二年發動重大攻勢，以便對我們的總統選舉施加最大限度的影響。高級研究小組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舉行會議，試圖比較確切地預測南越人在一九七二年會面臨的局勢。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如果美國撤軍和敵人的供應工作都以目前的速度繼續下去，即使我們繼續在柬埔寨和老撾拖住敵人，南越人也還是可能短缺八個營的兵力，不能滿足它進行抵禦的需要。（用系統分析的行話說，這叫做「營虧缺」。）如果河內在一九七二年發動攻勢之前，在老撾和柬埔寨獲得決定性勝利，虧缺就會是三十五個營。
共產黨的戰略是依靠游擊部隊和正規部隊（稱為主力部隊）互相配合，打擊對手。如果我們集中力量對付游擊隊，敵人的主力部隊就會佔領南越的許多地方。如果我們去對付主力部隊，游擊隊就會在鄉村撿便宜。只要游擊部隊和正規部隊之間的聯繫能夠被割斷，西貢就能集中力量對付其中之一並相當迅速地佔了上風。我們在柬埔寨採取軍事行動之後，直到一九七二年，在南越的南半部的戰事實際上已經停止；而且即使到了一九七二年，戰事也從未恢復到以前的猛烈程度。駐在柬埔寨的北越師正忙於重建和保護在柬埔寨的庇護所；他們只不過是越過邊境，在離邊境不遠的地方進行一些騷擾性襲擊。在北部地區，主力部隊和游擊部隊之間的聯繫繼續存在，北越的供應線較短。綏靖的進程相應地是緩慢的。
按照我們的統計，正是在這個地區，出現了部隊人數不足。但是數字沒有真正反映出問題的性質。問題不僅僅在於數字，而在於部隊駐紮的地點。南越軍隊的組織形式是：有四個軍區，每個軍區駐有兩個師、一個空降師、一個海軍陸戰師，以及作為戰略後備力量的各種別動和特種部隊。由於柬埔寨行動的勝利，在南越南部的第三、四兩個軍區，有多餘的部隊（行話稱為「營盈餘」）可以對付各種可以預見的意外事件。在北部地區，儘管在柬埔寨和老撾，戰局處於僵持狀態，我們預料會出現較大的部隊人員的不足。
但是，我們不能用把南部的「盈餘」部隊派到北部地區的辦法來解決我們的問題。除戰略後備力量外，所有的師都不得擅離它所駐紮的軍區，而且，一般認為南部的各師不適應於在北部的中央高原和非軍事區附近作戰。這是有幾方面的原因：各師的兵員都是從駐地招募來的，士兵的家屬就住在營地附近，經驗證明，一旦轉派到家鄉以外的地方去，這個師就會很快出現開小差的現象，士氣也會低落。（北越在一九七二年發動攻勢時，我們把在湄公河三角洲戰功卓著的第二十一師轉派到不到七十五英里以外的西貢地區，戰鬥的結局是很淒慘的。）此外，進行這種重新部署，必然會遭到有關軍區的指揮官的反對，而他們都是西貢政府賴以支撐局面的人物，他們認為——事實確是這樣——他們在首都的政治勢力和他們所統帥的部隊數字是有某種關係的。南越指揮官對於能夠經得起多大傷亡，也是擔心的，尤其是當附近的家屬認為這場攻勢是不必要的時候。由於所有這些原因，對統計數字的分析不能完全說明戰略上存在的問題。實際上，我們可以用來彌補北部地區的人員不足的只是一支可供調遣的戰略後備力量。
如果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就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如果要使越南化計劃有成功的可能，就必須使柬埔寨和老撾不被共產黨接管，而且必須使敵人的旱季後勤供應的進程放慢下來，或者如有可能，制止這一進程。一種明顯的解決辦法就是，在整個一九七二年旱季中在越南保留一個額外的美國戰鬥師，作為戰略後備力量。在它的保護下，第一、二軍區的綏靖進程將會加快，從而使南越各師騰出手來在一九七三年抵禦敵人主力的進攻。由於我們國內的情況，不能考慮採用這種解決辦法。因此，我們的問題只是，怎樣彌補這八個營的虧缺，是靠加強南越，還是靠削弱北越，特別是要靠破壞他們的後勤供應來削弱北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想發動一場聯合旱季攻勢的原因；它可以破壞共產黨的後勤工作，彌補預料一九七二年會存在的營虧缺，以及促使河內有進行談判的願望。一九七一年冬季也是美國戰鬥部隊參戰的最後一年。雖然我們兵力的重新部署以及我們國內的情況，使我們不能使用美軍來發動攻勢，但是我們的軍隊可以擔任固定的守衛任務，以使南越軍隊騰出手來進行破壞性的進攻。
我對在一九七一年展開旱季攻勢的想法極表贊同，因為政府各部門面對國內的風暴，無所作為，態度冷淡。當白宮負責制定對越南政策時，它們從來沒有對官僚特權有過什麼抱怨。政府各部門都非常希望白宮能負起責任，來對付國內必然會掀起的喧鬧。我作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認為有責任不是消極地等待災難的降臨，或者不過是憑著最有利於自己的假想去進行賭博。河內恢復供應工作的速度比去年快一倍，因此應發動一場戰役，盡可能長期地削弱河內的進攻力量，以便使我們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全。由於可能每年都要遇到這種破壞性的攻勢，河內亦可能願意談判。
最初，我認為展開旱季攻勢最好的地方是柬埔寨。我的用意是，動用西貢的戰略後備力量以及守衛邊界的一個師，消滅北越在柬埔寨的供應和部隊，並摧毀正在增長的柬埔寨共產黨的基礎。這樣做會消除南越南半部的後患，還會壓制仍在發展之中的紅色高棉，而且也許會使朗諾政府控制住大部分國土。阮文紹將能把他的戰略後備力量轉移到北部去擊退共產黨在一九七二年發動的進攻，或者是在北越的後勤準備工作在第二年得到充分發展之前，再發動一場破壞性的攻勢。甚至會有可能把一個正規師調往北部，進行綏靖。
我們在柬埔寨採取行動的有利之處是，幾乎肯定可以得到成功。在柬埔寨的北越軍隊仍然主要忙於遏制朗諾的軍隊；柬埔寨共產黨還沒有強大到可以自立的程度。北越幾乎沒有可供調遣的後備力量；北越部隊不能像在越南時一樣在柬埔寨人民中藏身。柬埔寨位處北越供應線的末端，因而不能大量得到補給。而且一項人人都可以看得見的勝利會加強南越的自信心，並在心理上起鼓舞士氣的作用，從而為在一九七二年幾乎必然會發生的攤牌作好準備。我的這一設想有個缺點，那就是它只是間接地解決了我們一九七二年在戰略上最大的隱患，即北越可能在中央高原或越過非軍事區發動進攻。
總統接受了我的建議。經他同意，我派艾爾·黑格和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班子到越南去，研究這方面的可能性。黑格回來時報告說，邦克、艾布拉姆斯和阮文紹都認為發動一次旱季攻勢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們提出的想法比我的要大膽得多。他們建議，在老撾境內靠近非軍事區的地方割斷胡志明小道，一舉擊潰敵人的後勤供應。
在老撾南部茂密的叢林中，在這塊河內曾經在一九六二年的日內瓦協議中正式承認其中立地位的主權國家的領土上，北越近十年來已經建立起一整套複雜的通道，把兵員和供應品源源不斷地運進南越。胡志明小道實際上是由全長一千五百多英里的許多通道和一個密密麻麻的小道網組成的。這個系統的中心是一個小小的省城車邦，所有的小道都彙集在這裡，而且供應品和人員也從這裡滲入南越。駐紮在胡志明小道的大約有四萬到五萬北越後勤部隊，以及保護它的守衛部隊。活動從每年的十月開始，到第二年的五月結束。這時雨季開始，道路泥濘，無法通行，北越部隊通常在這個時候隱退，等下一個旱季時再出動。
共產黨利用胡志明小道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間至少把六十三萬北越部隊、十萬噸食品、四十萬件武器和五萬噸彈藥或相當於六億發子彈運送到南越。自從西哈努克親王被推翻、西哈努克城的港口遭到關閉以來，河內幾乎完全依靠胡志明小道向它在南越的部隊提供後勤供應。
黑格轉達艾布拉姆斯將軍的意見說，如果能夠不讓共產黨使用胡志明小道，或加以有效的破壞，哪怕只有一個旱季的時間，河內在南越（和柬埔寨）發動重大攻勢的能力將會無限期地遭到很大的削弱，如果不是喪失殆盡的話。因此，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由美國軍隊在南越非軍事區附近，朝西一直到老撾邊境，建立封鎖陣地。北越在一九六八年的新年攻勢中曾經嚴密包圍過溪山這個重要的道路樞紐和簡易機場，從那時起我們已經放棄了這個地方；這次我們將重新攻克溪山。美國炮兵將轉移到老撾邊境。精銳的南越第一師將沿九號公路越過邊境進入老撾，奔赴車邦，並沿著暴露的北翼建立防禦性火力點。當這個師正在路上時，空降師將佔領車邦機場，並與從陸路開來的坦克縱隊連成一片。整個進擊行動將用四至五天時間。旱季的其餘時間將用於封鎖小道，並破壞據認為設立在這條小道上特別是在車邦附近的後勤中心。戰役如果成功，我們會贏得至少兩年時間，因為敵人將需要一年時間來重建後勤結構；如果南越在後來接著發動破壞性攻勢，那麼敵人需要的時間也許會更長。
至於柬埔寨，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個比我原來設想的規模要小的作戰計劃。他將調用第三軍區的一個南越師，越過邊界，進入北越正在建立新根據地的朱普橡膠園。由於第三軍區的指揮官是公認為南越最精明強幹、最果敢（同時也是最腐敗）的指揮官杜高智將軍，艾布拉姆斯頗為自信，認為可以最大限度地破壞河內在柬埔寨的後勤結構。這兩項計劃都深得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讚許。
在紙面上，這是一種很出色的構想。事態證明，它的主要缺點在於，和越南的現實完全不相符合。在越南以外的地方，南越師從未對頑強的敵手展開過重大的攻勢，而在越南境內，這種情況也很少。這次他們這樣做，將沒有美國顧問的幫助，因為庫珀-丘奇修正案不准美國顧問參與其事。這項修正案甚至禁止美國軍官指揮我們的戰術性空襲，從而嚴重地削弱我們進行空中支援的力量。華盛頓並不知道，越南部隊幾乎沒有會說英語的受過訓練的地面控制人員。每逢提出要求空中支援，必須通過雙方指揮部從上到下的各級機構，因此費時很多。從根本上說，在老撾這次行動中，南越師還沒有能力承擔這樣複雜的任務。南越的高級指揮部也沒有足夠的經驗，可以同時進行兩項重大軍事行動。最後，車邦正處在河內最容易得到增援的地方。它的戰略地位使北越能夠從北越和南越同時調兵。
肯尼迪總統在一九六二年曾經要我向固執的西德總理阿登納介紹剛剛上任的美國政府的一些軍事思想。阿登納對於肯尼迪這一輩的政治家總覺得不放心，對麥克納馬拉提出的戰略原則甚至更加懷疑。在我講得滔滔不絕的時候，他突然打斷了我的話，問我怎麼知道我介紹的情況是確實的。我回答說，是一位將軍告訴我的。總理又問，這位將軍是否身穿軍服。我說記不清了。他於是建議我請那位將軍穿上平民服裝把他介紹過的情況再說一遍；如果我仍然感到是這樣的，就再告訴他。
這一帶有諷刺性的意見本來應該使我們在一九七一年受益不淺。但是，相反地，由於這種大膽的設想，由於西貢和華盛頓負責制定政策的人們的看法一致，由於在柬埔寨的行動得手的影響以及由於形勢可能發生決定性的轉折，使我們頭腦發熱。不久，精力已經不是花在仔細分析形勢，而是花在部門之間耍弄手腕上面。尼克松政府就是依靠這種辦法作出決定的。
尼克松決定不再像上一年在柬埔寨問題上那樣，一個人承受批評的擔子。這次他要讓主要的內閣官員都來參與決定，迫使他們承受不可避免的公眾批評帶來的一些壓力。但是，他的決心還沒有大到想同時應付羅傑斯國務卿以及萊爾德國防部長的程度。尼克松因為不願對他的下屬發號施令，而且認為羅傑斯可能是最難對付的，因此想出一個主意，先設法讓萊爾德處於提出尼克松所喜歡的建議的地位，然後讓國防部長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裡成為維護這個計劃的人。所以他認為花費時間召開一系列會議是值得的；每次會議討論的主題都完全一樣，但每次會議都增加一個與會者——有的是尼克松事先不知道其看法的，有的是他認為可能表示反對的。其道理是，任何難對付的人，對於受到總統支持的一種一致意見，都更有可能順從，但如果出現大家自由發表意見的場面，可能性就不那樣大了。到一月末，我至少聽過三遍內容相同的情況介紹，幾乎感到厭煩了。尼克松裝腔作勢的本事十分高明。他每次聽，總是興致勃勃，好像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計劃。他提出的問題——每次都是同樣的問題——包含有疑問、嚮往和讚許的成分，頗為得體。其目的是要向新參加會議的人表示他這位領導正在注意聆聽，而且頗為讚許。而由於所有其他人都已同意，只有很倔強的人才會堅持反對立場。沒有人這麼試過。
因此，黑格先向總統報告他的印度支那之行，這次有我在場。然後尼克松又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湯姆·穆勒出席，拉他入伙。黑格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向尼克松作了內容相同的報告，這次有梅爾·萊爾德在場。穆勒沒有流露出他事先接觸過這事的樣子，表示支持在老撾採取行動的計劃。尼克松表示，他同意在柬埔寨的朱普橡膠園採取行動，對於割斷胡志明小道的打算也頗為讚許。他請萊爾德在一月初到東南亞進行計劃中的訪問時，再研究一下這一想法。
萊爾德總是瞻前顧後，他深知國內反戰壓力高漲，但是他也贊同採取可以減少撤軍帶來的風險的行動。他也許已經通過他自己的秘密渠道從穆勒和艾布拉姆斯那裡聽到一些關於可能在老撾—柬埔寨採取行動的風聲。不論出於什麼原因，萊爾德支持割斷胡志明小道的想法，認為這樣做可以為我們贏得至少一年的時間。他認為南越軍隊在沒有任何美國地面支持的情況下，首次展開重大攻勢，會明確地證實，越南化取得了成功。尼克松深感寬慰，原則上批准了這兩項計劃，只待萊爾德即將進行的訪問結束後，再作審議。
萊爾德自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開始進行他的訪問，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和西貢都在繼續進行策劃，但其他高級官員都毫不知情。萊爾德回國後，尼克松於一月十八日在橢圓形辦公室再次召開會議。參加者除十二月二十三日那次會議的與會者外，還有羅傑斯和赫爾姆斯。和以前一樣，唯一毫不知情的重要人物是羅傑斯，他將面對他的全體同事結成的聯合陣線。赫爾姆斯無足輕重，因為他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是不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議的。尼克松根據以往的經驗可以認為，赫爾姆斯在表示了他的看法之後，不會公開加以宣揚。召開這次會議的托辭是聽取萊爾德的訪問報告。
萊爾德的表演無懈可擊。他花了很多時間談論越南化的技術性問題、即將舉行的越南總統選舉、泰國軍隊在老撾的表現以及監視在柬埔寨運送裝備情況的必要性等。他實際上談到了除旱季攻勢外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問題。在聽他講話的人們完全失去戒備之後，萊爾德才把話題轉向旱季行動，但是他首先談到的卻是旱季行動對加快撤軍速度的影響，據認為這正是羅傑斯關心的問題。在萊爾德講話的整個過程中，尼克松一直在作出讚許的表示，有時也裝作驚訝的樣子提點問題，逐漸把談話引入預定的範圍。
但是萊爾德並沒有馬上點題。他向羅傑斯描述了南越在柬埔寨的一次小規模行動，四千名南越軍隊士兵參加了這次行動，以打通從金邊到出海口的四號公路；他逐步向羅傑斯提出了旱季戰役的想法。然後他說明南越打算摧毀在朱普橡膠園的根據地的計劃，而且很恰當地把它比作和前一年對柬埔寨襲擊相類似的計劃。由於萊爾德已經說明，不派美軍參與行動，因此誰也沒有表示反對這個計劃。時間過去將近兩小時，我們還是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這時尼克松宣佈休息十五分鐘，也許是為了欣賞一下他的顧問們表現出來的不尋常的和諧。
當會議重新開始時，萊爾德終於提出攻打車邦的想法，並出示了地圖。他指出，第一階段將從一月二十九日左右開始，美軍佔據南越境內沿九號公路的阻截陣地，並重新佔領溪山作為挺進基地。第二階段將從二月八日左右開始，南越部隊沿九號公路蛙跳式地進入老撾。
這時輪到唯一剩下的沒有事先與謀其事的主要官員表態了。羅傑斯的反應幾乎就是四個星期之前萊爾德反應的翻版。他自我安慰地說，傷亡數字不會增加很多，並表示支持萊爾德提出的計劃。他堅持說，要力爭行動獲得成功，這是至關重要的。萊爾德和穆勒明確表示有充分的把握。赫爾姆斯以前也沒有參加過會議，而且他的意見對於尼克松來說並沒有決定意義，但他卻成為認真提出問題的唯一顧問。他指出，擬議中的行動在過去曾多次考慮過，但總是由於過於困難而遭到否決。後來我聽說，四年之前，當時我們在越南的指揮官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曾認為，這樣的行動需要使用美軍兩個軍的兵力。雖然這時他仍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但卻並沒有在一九七一年向白宮提出過這種看法。
大勢已定。尼克松初步同意著手執行。我制定了日程表，從一月十九日開始舉行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首次在各部門全力配合下制訂詳細計劃。
這種精心策劃的方法之所以成功，是由於尼克松對他當時所選擇的戰略有清醒的分析，他勇敢地面對現實，認識到除非採取某種步驟使北越不能增強其力量，否則第二年南越的局勢會發展到確實危險的地步。發動旱季攻勢的想法是正確的，尼克松果敢地下令執行。但是，尼克松的辦事方法有毛病，這一點很快就顯出來了。由於把過多的時間、精力和才幹都用在設法使高級顧問意見一致上面，忽略了對計劃的缺點或對如何使其他的政府成員遵守紀律的問題進行研究。替魔鬼辯護是沒有用處的。尼克松在每次會議上，為了得到可能反對他的人的默許，會提出許多修改，以致最終把他設法實施的複雜計劃吞噬掉了。由於所有內閣成員都很關心國內對美國行動的反應，在每次策劃在老撾的行動的會議上，尼克松總是同意削減參戰的美軍人數，並對我們的行動加上新的約束。這些步驟就個別而言可能是次要的；但是積累起來的影響在實際上——尤其在心理上——就很可觀了。這種影響遍及各級指揮部，給戰場上的指揮官必然帶來踟躕不前的感覺；他們必須把精力既放在他們的主要工作上，也得放在這些約束上。而他們的主要工作正是：在戰場上取勝。
總統不能以執行決定時的猶豫不決來消除一項有爭議的決定帶來的災禍。在使用武力時必須認真體會俾斯麥的一句名言：「政治家在進入戰爭之初，本來振振有詞；到了戰爭結束時，他的理由聽起來卻不那樣有道理了。這樣的政治家，大難將至矣！」領袖的根本抉擇在於是否批准使用武力，如果他決定使用武力，他證明自己正確的唯一辦法就是取勝。疑慮不能拿來作為為失敗解釋的理由。執行中的縮手縮腳會使對方佔到便宜。失敗者儘管失敗得不厲害，也不會受到讚譽。總統一旦決定使用武力，就別無選擇，只有以最大的決心付諸實施，並把這種精神傳達給所有執行這一決定的人。任何國家對於無意堅持到底的軍事冒險或外交行動一定不要魯莽從事。
在處理比較直截了當並可以通過一次像我們在柬埔寨那樣的果敢行動就獲得解決的軍事問題時，尼克松治理國事的辦法是行之有效的。在派遣一名可靠的同事，帶上一個短小精幹的工作班子，採取有目的的單槍匹馬的外交行動時，例如打開對中國的關係，關於越南問題的談判以及對付蘇聯的各種外交行動，這種辦法也是有效的。在需要進行長期軍事努力時，如在老撾；或者當外交行動過於複雜以致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辦公室處理不了時——例如印巴危機——就會出現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缺乏一致意見或者甚至無法達成諒解，也不可能實現連貫性和承擔義務。在作出關鍵性決定時被排除在外的部門很可能會指責說，這是官僚機構在一意孤行。如果只有極少數人瞭解總統的意圖，而其中又只有一部分人同意這些意圖，往後就會在爭吵、分裂或（通常是徒勞無功地）試圖執行紀律上花費過多的時間。雖然主要原因在於總統複雜的個性，但我作為這些辦事程序的組織者和原動力，當然也對其中的缺點負有責任，正如我曾經由於政府的成就而受到過也許是不恰當的讚譽那樣。
一九七一年所發生的情況是，一旦羅傑斯遭到他手下的專家們的竭力反對，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一月十八日兩次會議上政府各部門的一致意見馬上就煙消雲散了。到了一月二十一日，事情已經很清楚，國務院裹足不前了。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會議上，副國務卿亞歷克斯·約翰遜開始表示反對，但並不否定原來的決定，而是使它遲遲不能付諸實施。這是約翰遜拿手的官僚手腕。拖延的辦法是，堅持要事先得到老撾首相梭發那·富馬的同意。
這是一個古怪的論點。北越悍然違反兩次日內瓦會議的協議，佔領老撾部分領土已達十年之久。他們實際上佔領了沿邊界線的全部領土以及老撾南部的大部分地方，作為在越南作戰的後勤基地。多年來老撾政府的法令在南部都是無效的。原來的人口就很稀少，而且都已被北越趕走了。我們轟炸胡志明小道至少已有五年之久，梭發那只是予以默許，但沒有正式表示同意。熟悉梭發那的人都不會不知道，他歡迎我們的行動，但又不敢表示贊同，因為這會使他無情的鄰國得到一個進一步升級的借口。這位領導人手下的官員都不能進入自己國家的南部，而且在北越進逼北部的情況下他只不過是在苟且偷生；設想我們進攻一個以南越為目標的後勤基地的合法立場，還需要得到他的贊同，這個想法真是太離奇了。只要稍稍熟悉梭發那的人都不會不知道，他會歡迎這一行動，但不會希望事先有人找他商量。他寧願採取的立場，正是西哈努克對於轟炸庇護地區的立場。由於沒有老撾官員在南部，他不瞭解情況，因此不能為任何一方的行動負責。
結果是，我們和在萬象的大使館文電往來，商量怎樣去和梭發那談這件事，花費了好幾天；而這當然正是提出這一想法的用意。使我們的官員中至少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失望的是，我們駐老撾大使麥克·戈德利報告說，梭發那可能給予默許，只要我們不斷把情況告訴他。我們指示戈德利，設法獲得更為具體的贊同。梭發那深知，他的國家的生存，有賴於北越的失敗，他再一次使反對我們在老撾採取行動的人大失所望。只要這次行動的時間不超過三個星期，他就給予有條件的同意。我們又把戈德利派回去，更正式地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梭發那懂得他的國家的利益所在，拒絕違背良心說話。不論試探他多少次，他都不表示反對這次行動；這就意味著，他心裡是歡迎這次行動的。
事情變得很明顯，國務院反對的不僅是程序上的問題。羅傑斯和我談過幾次話，他的意思已很清楚。因此，我向總統建議，請他克服那種不願意和自己朋友爭辯的心理，再召開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成員的會議。會議預定在一月二十七日舉行。
會議舉行之前，在一月二十五日，我和海軍上將穆勒一起，審議了軍事計劃。我提出——也許已經太晚了——一些令人擔心的問題。如果割斷胡志明小道可能起艾布拉姆斯所認為的那種決定性作用，北越將會頑抗。他們甚至可能正等著這個機會來挫敗南越。而且車邦位處交通樞紐，可以很快地從北越和南越調兵增援。我們能讓南越承擔起多大的傷亡風險？他們的作戰還能維持多久？考慮到南越師的機動化程度極低，補充兵員從何而來？這些師正在進行有史以來最艱苦的作戰，在這個時候，他們第一次失去美國顧問和美國空襲指揮官，會有什麼反應呢？而且在這種新的指揮程序中，我們能夠肯定我們的空中支持會是充足而又及時的嗎？如果目標如此重要，我們是否應該加強我們的空中力量呢？我向尼克松提出一份備忘錄，其中包含有這方面的問題，以備和穆勒進行研究之用，並安排好在一月二十六日和他們兩人會見。
事實上，尼克松沒有按照我的建議明確地提出問題，但是他以自己婉轉的方式設法談到了所有的問題。穆勒在作出保證時語氣是堅定的。如果敵人頑抗——他們很可能這樣做——美國空中力量將封鎖整個戰場，並造成難以恢復的重大損失。如果敵人不頑抗，他們的供應系統就會被摧毀。這次行動會保證越南化獲得成功，並增強我們加速撤軍的能力。割斷敵人供應，會有助於柬埔寨政府爭取生存的鬥爭。總而言之，可能會產生「決定性的」後果。
萬事俱備，尼克松在一月二十七日和他所有的高級顧問——羅傑斯、萊爾德、赫爾姆斯、穆勒、黑格和我——進行會晤。和往常一樣，會議的一半以上時間是用來談論無關緊要的問題的，如怎樣就美國在柬埔寨的空中行動提供證詞；對於南越採取小規模行動，打通柬埔寨的四號公路，應該如何對待公眾的反應；總統在去年六月曾發表談話，斷然放棄除以封閉通道為目的外的美國在柬埔寨的戰鬥行動，其確切含義是什麼；按計劃將在柬埔寨的朱普橡膠園採取的行動。
如此這般地談論了大約一小時，總統請海軍上將穆勒報告關於進攻車邦的計劃。穆勒的報告大體上和他向總統作的匯報內容相同。穆勒講完後，尼克松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總得讓羅傑斯出頭露面。羅傑斯談話異乎尋常地有力，他認為這次行動風險太大。敵人有關於我們計劃的情報。仗是肯定要打的。當我們在越南駐軍五十萬時，我們不肯採取這種軍事行動，因為我們當時認為力量不足，但是現在我們卻要求南越來採取這一軍事行動。如果西貢遭受挫折，我們會有把前一年的收穫全部丟光的危險，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動搖阮文紹的地位。然後他以不太能說服人的口吻，提出需要得到梭發那贊同的問題。他認為，由於這次行動，老撾首相很可能被推翻。
除了最後這一點，羅傑斯的話是擊中要害的。不幸的是，尼克松簡直就不認為他的國務卿的頭腦是清醒的。去年討論在柬埔寨採取行動的問題時，他聽到過類似的反對意見，但是那些預料中的可怕的意外情況，一次也沒有出現。至於軍事上的把握，他相信艾布拉姆斯和穆勒的話。他聽戈德利說，不論梭發那公開可能採取什麼立場，他是持同情態度的。因此，他下令立即執行朱普行動以及車邦行動的第一階段計劃。（第一階段是指由美軍守衛通向老撾邊境的九號公路。）但是他也命令海軍上將穆勒研究，是否可以不調用空降部隊進攻車邦，或者進攻而不由美軍負責空運。（這裡的問題在於：運送南越軍隊的直升機在著陸時是否構成庫珀-丘奇修正案所禁止的「在老撾的地面戰鬥」。）熟悉尼克松的人都應該懂得，一旦他的話說到這個地步，就再也說服不了他。他既然下令執行第一階段計劃，就必定會下令執行第二階段計劃，不論他在最後下令之前需要費多大的周折。但是，並不是全體與會者都瞭解尼克松的。連穆勒這樣的老搭檔也不能肯定，尼克松實際上已在那一天下定了決心。他要求進一步研究空降部隊行動問題，給人以猶豫不決、舉棋不定的印象，在軍事系統裡逐級下達的時候，一定會被人誇大。
又一次軍事行動即將開始，這自然激起國會和新聞界的反對。六十四名眾議員在閱讀了關於美國為了支持南越在柬埔寨的行動而進行空襲的報道之後，在一月二十一日提出一項法案，禁止動用經費為在柬埔寨採取的任何軍事行動「提供美國的空中或海上的戰鬥支持」。顯然，他們的說法是，河內有權擁有不受干擾的庇護所，以便從那裡進攻我們的盟國，並在金邊建立共產黨政府。參議員喬治·麥戈文和馬克·哈特菲爾德，以及另外十九名參議員，重新提出了擬議中的從越南脫身法案；由於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法案要求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不是六月三十日）撤出一切美軍。
隨著老撾行動的第一階段開始，國防部要求，並得到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同意，把軍事調動的情況向西貢報界進行介紹，但規定不供發表；這樣就可以既保密，又防止報道上的失真和差錯。事實證明這是一種天真的錯誤。官方的情況介紹反倒使走漏消息日益嚴重。西貢記者團可能不發表這些消息，但是他們可以自由地把基本事實告知他們在華盛頓的同事，而後者是不受約束的。華盛頓記者團和電視網的表現是不同凡響的，他們不僅竭力暗示，盟國即將在老撾採取行動，而且把禁止發表消息本身也當做一條大新聞來報道，說這是欺騙和隱瞞的罪惡陰謀。
不久就發表了社論。《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在二月三日對計劃中的行動表示不安。《華爾街日報》在二月五日也參加進來，而且不甘落後的《紐約時報》又補登了一篇社論，強調指出，想切斷通過老撾的供應線是必然要失敗的，因為可以割斷的東西實在少得可憐。《紐約時報》的統計家顯然和中央情報局的統計家不一樣，後者曾經估計，在這次旱季裡，有一萬八千噸物資已經通過車邦。許多別的報紙也加入了大合唱。國務院在二月一日以艾布拉姆斯向西貢記者團介紹情況時採用的同樣的原則向共和黨參議員喬治·艾肯介紹了情況，結局是一樣的，不到二十四小時，消息就傳出去了。
對於尼克松來說，這一切真是使他太容易回想起一九七年關於柬埔寨的經歷了。而這次和一九七年一樣，他縮回到他的貝殼裡，尋求他認為支持他的政策的顧問們的支持。我在二月一日向阿格紐、康納利和米切爾介紹了關於老撾行動的情況。我向他們詳細陳述了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包括我自己贊同這次行動的傾向，以及羅傑斯一月二十七日發言的詳細摘要。正像我們預料的那樣，他們贊同進行這次行動，實際上找他們來正是由於這一原因。第二天上午，二月二日，我交給羅傑斯、萊爾德和赫爾姆斯一份長達五頁的備忘錄，其中列舉了正反兩方面的意見並包括了羅傑斯一月二十七日的論點；我請他們發表意見。沒有人發表意見。尼克松在當天下午五點會見了羅傑斯、萊爾德、赫爾姆斯、穆勒、黑格和我。沒有人發表新的論點。
那天深夜，在白宮聆聽過歌唱家貝弗利·西爾斯的演出之後，我又見到了尼克松。這次會見若不是翻閱日記我早已忘卻了。日記中說，我建議他再次研究一下擬議中的行動，不論這次行動無疑地在軍事上是多麼有利。人們對這次行動已經不會感到意外；我們的政府內部也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尼克松似乎很輕鬆，他好像對於和蘇聯人舉行最高級會談更加感興趣。
但是，尼克松一旦走上一條他認為是堅實可靠的道路，一般是不肯知難而退的。二月三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他對我說，他決定繼續幹下去，並情願在國內和對蘇關係上蒙受損失。然後他召見米切爾和康納利，他們都勸他進行下去。從十二點半到下午兩點，海軍上將穆勒和我在我的辦公室裡向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介紹情況。尼克松信步走了進來，把我們三人都帶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繼續商談。斯坦尼斯也認為這次行功是有道理的，這時尼克松下令「執行」。我把這道命令扣壓了幾個小時，以便再一次由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進行研究，並再一次和總統商談。到了下午六點，我把總統的決定通知了總統的主要助手們。
南越軍隊在二月八日越過老撾邊界，開始了第二階段的行動。參議員托馬斯·P·奧尼爾，以及三十七名聯合提案人，在二月九日提出了一項法案，不僅禁止美國直接干涉老撾，而且也禁止美國對在老撾的任何軍事行動給予任何支持。我們開始演希臘悲劇中的又一場戲，使我們這次全國性辯論的每個參加者，都按照自己的邏輯，造成了全國性的癱瘓狀態。老撾行動的目的在於既保存了南越的生存機會和我們的國際信譽，又使我們能夠更快地從越南脫身。這場辯論的主題是，我們的動機是什麼：每年撤軍十五萬的政府是否可能具有取勝的決心（勝利一詞早已變成一個附加詞）；既對盟國履行義務，又要結束戰爭，這種努力是否實際上是一種為了無限期地把戰爭繼續下去而使用的托辭。在整個這段時間裡，國會通過的決議像潮水般地湧來，千方百計扼殺一切靈活性或行動上的自由。
「蘭山719」軍事行動
這次行動是在將信將疑的情況下構想出來的，並受到各方面的非難，然後又在一片混亂的狀態中付諸實施。不久後，情況就清楚了，我們多次聆聽過的、說得頭頭是道的宏偉計劃，只不過是參謀人員的紙上談兵，而不是軍事現實。作為訪問過越南的人，我有這樣的印象，那就是：越南化計劃取得的最確定無疑的成就之一，就是我們把介紹軍事情況的技術傳授給南越人了。我把這種介紹情況戲稱為「癡人說夢」，其實質是，用大量事實，以無比自信的口吻，把聽眾弄糊塗，使他能夠跟得上、聽得懂就算萬幸。在一系列圖表、示意箭頭和統計數字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下，他失去了就內容提出疑問的機會。他從雜亂無章的材料中總算提煉出一個問題來，並深感自豪，因此也顧不上去堅持要求一個有道理的回答。
南越的作戰計劃是經過我們的軍事指揮員批准的，而且無疑是研究過的。這項計劃明確地預測，會迅速地切斷小道系統，接著系統地破壞整個後勤結構。但是從一開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南越師沒有受過必要的訓練來進行「蘭山719」行動所要求的那種大膽進攻。南越人把這次行動稱為「蘭山719」。[11]他們擅長在南越進行靜態防禦；他們的進攻行動通常是為了綏靖的目的在農村進行無阻擋的掃蕩。這次他們被送到異國，而且第一次失去美國顧問和美國空襲指揮官的幫助，卻被送去和主要供應基地就在附近的可怕的北越師對陣。他們小心翼翼地開展行動，這招致北越人採取事先擺好陣勢的打法；正如我在二月二十二日向海軍上將穆勒指出的那樣，北越人是擅長這種打法的。我提醒說，如果南越人繼續採取這種防禦策略，他們可能會被趕出老撾。
至於我們，到了一九七一年，我們在西貢的指揮部專心致志於下列工作已近兩年之久，即既要重新部署兵力又要防止出現災難。誠然，就在老撾行動正在付諸實施的時候，要求指揮部撤軍六萬，它簡直是難以兼顧：既要撤軍，又要執行進攻行動。它保持了沉默。而南越的作戰指揮部就設在離車邦五十多英里的一個安逸的永久性基地上，它沒有建立特殊的指揮結構，以進行有人向華盛頓報告說是「決定性的」行動；它沒有試驗過，究竟南越的空中指揮官是否能夠代替美國的空中指揮官。等到我們發現許多南越人不會說英語時，已經為時過晚。因此，沒有經過考驗的南越師失去了大部分原來的計劃賴以控制戰局的空中支持。由於一切照常進行，這次老撾行動不得不和在印度支那進行的其他任務爭奪財力。不可避免的結果是，我們的努力受到了挫折，而且對於出現決定性轉折所寄予的希望也破滅了。
第二階段行動在二月八日開始後，我們日益明顯地看到，只是在每天早晨一位不幸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上校向我介紹情況時，事情才和原來的計劃有相似之處。當事情變得不妙的時候，通常的辦法是，設法不讓政府最高級官員知道，希望問題會消失。這樣做的理由是，讓華盛頓知道過多的原始事實可能使人驚慌失措。但是問題並未消失。無法掩飾的現實是，南越部隊在滲透達到八至十英里時，簡直就是止步不前，並挖掩體以自保。我們無法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是在切斷供應線，搜尋貯藏物，還是在坐等北越的進攻。
軍事指揮官和大多數政府官員一樣，總是喜歡對自己的計劃作出很大的許諾。儘管這次軍事行動已經明顯受挫，在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之間，在六次不同的場合，有人向我提出保證開進車邦的新日期，但都沒有實現。我於是在二月十三日開始要求海軍上將穆勒指示艾布拉姆斯將軍「把南越部隊的實際流動情況和每個階段完成的時間同原計劃」進行比較，「並說明二者差異的原因」，以便對形勢作出評估。艾布拉姆斯將軍一直到二月十六日才作出答覆，提出一些主要和敵人防空炮火有關的技術原因，在一個外行人看來，這些問題在原先制訂計劃時本來是可以預見得到的。艾布拉姆斯最後樂觀地表示：「我相信最初規定的任務終將完成。」
但是在後來的四天裡，情況沒有發生很大變化。從戰場上傳來樂觀的報告，但遠與戰鬥中明顯的僵持的局面不相一致。一直到三月十八日這一軍事行動結束時華盛頓才發現，阮文紹總統曾在二月十二日命令他的指揮官在向西推進時要小心從事，而且規定一旦傷亡達到三千人，就立即停止全部軍事行動。由於可能有河內的人打進了南越的高級指揮部（河內對南越高級指揮部內情的瞭解比我們清楚得多），他們一定知道這一情況，因此能夠採取旨在造成最大限度傷亡而不是爭奪地盤的行動。我們如果事先知道有過這樣一項命令，白宮就決不會批准這個車邦計劃。
我在二月二十日再次要邦克提出他和艾布拉姆斯對形勢的估計，我補充說：「在我看來，我們必須明確認識到，這次行動的目的不在於奪取地盤或給養，而在於盡可能破壞和切斷這條小道本身。」為此，艾布拉姆斯和邦克拜訪了阮文紹和他的參謀長高文園將軍。邦克大使就這次談話提出報告說：「結束談話時，我們兩人都感到，毫無疑問，南越軍隊是堅定的，他們決心把這次行動進行到底。」就在那一天，我由於放心不下，要求黑格親自到越南去作現場判斷。但是由於萊爾德和穆勒都表示反對，這個想法沒有實現。他們兩人認為，白宮派專人去，等於表明對艾布拉姆斯缺乏信任，這一點他們不能贊同。
二月二十三日那天，正好穆勒不在華盛頓，按照資歷，威斯特摩蘭將軍代理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務。我趁這個機會，要求舉行一次情況介紹會，實際上我是想聽聽威斯特摩蘭的看法。根據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規定，白宮只能同聯席會議的主席打交道，而不能同個別參謀長打交道。因此，以前我們沒有機會直接找威斯特摩蘭。
威斯特摩蘭看起來就像是美國軍官的標準形象：身材修直，面貌英俊，態度認真。他和許多同事一樣，在投身越南戰爭之初是滿懷著自信和樂觀的，但是只落得個茫然和沮喪的結局。他接受了軍官手冊中沒有過先例的各種限令，去對付採用我們的軍官學院沒有教過的戰略的敵人，不久就陷入自從南北戰爭以來一直是美國指揮官的致命傷的困境：以後勤代替戰略。
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這樣的難得而明顯的例子以外，當代的美國將軍們總是寧願依靠投放大量作戰物資來耗垮敵人，而不是依靠大膽地打擊敵人；依靠優勢的物力，而不是依靠高超的謀略。在這方面，他們反映了我們非軍事化的、以技術為中心的社會的偏向。但是，對付一個只有按他自己的條件才肯打的敵人，消耗戰是不能取勝的。越南的地形條件、游擊戰的特性、庇護地區的存在，這一切加起來，使威斯特摩蘭不能像他所設想的那樣耗垮他的對手。相反地，隱身在居民之中，並能夠選擇出擊時機的北越人，卻耗垮了我們。然後就是一九六八年的新年攻勢，雖然這是北越在軍事上的一次慘敗，卻成了一次心理上的勝利，使我們走上撤軍的道路。（為了公正起見，必須強調指出，威斯特摩蘭是在受到政治限制的情況下進行工作的，這些限制使他不能採取任何可能被證實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重大部署——例如，在一九六七年就封閉胡志明小道。）
不論威斯特摩蘭失敗的原因是什麼，那些曾經勉強受到公眾讚揚但後來又由於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而受到公眾責罵的人們所受過的怠慢，他算是經受住了。不論誰出了差錯，都會變得湮沒無聞，而且因為只是功虧一簣才沒有青史留名，這種湮沒無聞的滋味就更加令人難受。威斯特摩蘭坐在陸軍參謀長豪華的辦公室裡，考慮著購買軍火的問題。由於他的職位，他享受著延期退役的待遇，但是他沒有受到制定政策的人們的理睬。他曾英勇地指揮過這場戰爭——雖然並非常勝，但從來沒有人徵求他對這場戰爭的意見。關於擬議中對車邦的進攻，沒有單獨徵求過他的意見，雖然有人告訴我們，他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其他成員一起表示過同意。
我在二月二十三日會見了威斯特摩蘭，他的看法很悲觀。他認為投入老撾行動的兵力不夠充足；他自己曾經認為需要用四個師美軍的兵力才能拿下和守住車邦；南越投入的兵力連兩個師都不到。而且他還認為，正面進攻不是破壞小道系統的最好辦法。他建議從溪山抽調空降部隊進行打了就跑的襲擊，以便在多處切斷小道。這樣可以使共產黨的供應系統陷入最大限度的混亂，而且，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樣做所冒的風險亦小得多。即使威斯特摩蘭對他的繼任者有一種天然的偏見，他的話在我看來還是很有道理的。
萊爾德和穆勒卻不以為然，他們的理由是，在考慮計劃的時候，威斯特摩蘭並沒有表示反對。他們深信，艾布拉姆斯如果知道他的前任在放馬後炮，一定會感到不高興。他們堅持戰場指揮官享有自主權這一空洞原則。但是指揮理論不能解決我們的根本問題，即弄清我們要破壞共產黨供應系統的目的是否正在實現。我們的行動無疑產生了一些效果。在戰鬥中消耗掉的給養在較遠的南方將得不到補充。關於找到貯藏物的報告，不可能全屬虛構，雖然人們不能不注意到，和上一年在柬埔寨的行動相比，聲稱找到貯藏物的那種炫耀勁頭要差得多了。
除此之外，事情就難講了。每天都有人告訴我們說，正在切斷小道。但是沿著小道的自動感應器卻報告說，在某幾段小道上，運輸量還是不小的。每天早晨向我匯報情況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上校辯解說，這是因為在戰爭的壓力下，敵人加緊在小站之間往返運送給養。我覺得這話說不通。事實真相可能是，給養的運送速度放慢了，也被消耗掉了；但並沒有中斷。
對戰役進行病理學研究是件有趣的事情，其中有一個題目，那就是：判斷追求目標到什麼程度就成為盲目迷戀了。對拿破侖來說是莫斯科，對德國人來說是凡爾登和斯大林格勒，對英國人來說是加利波利。這些地方在戰役的原定目標早已達到之後，還像磁鐵一般吸引著日益增多的物力。車邦的情況也是一樣，只是規模小得多了。我在二月二十四日向匯報情況的軍官提出了三個問題：（一）為什麼我們要進攻敵人有準備的車邦呢？在更往南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切斷小道嗎？（二）為什麼我們不繞過車邦往西推進，並發動一次直升飛機的進攻，以切斷二十三號公路（和泰國邊界平行的一條公路）？（三）如果我們決心拿下車邦，為什麼不投入更多的後備力量？他們的答覆只是把原定的行動計劃重複一遍；他們告訴我的是我們正在做些什麼，而不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到了二月末，北越調動四萬多人的兵力投入戰鬥，這個數字比我們得到的報告中預測的可能數字要大得多。[12]西貢的兵力，由於各守一方，卻沒有什麼變動。我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二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指出了這一危險，並且質問當時代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空軍將領約翰·沃特，繼續從正面進攻車邦究竟有什麼道理。他回答說：「收到的報告沒有說是什麼道理。」由於事實真相是捉摸不定的，要解釋我們的政策已經成為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我開始懷疑，甚至連五角大樓也不瞭解情況。
我在三月一日通過秘密渠道直接發電報給邦克，表示關切：
自從這次行動開始以來，總統收到了關於對計劃進行各種修改的報告，這些修改是由南越部隊所面臨的一系列非常實際的困難所造成的。他從報告中發現，戰場上的情況以及有關的作戰報告和預測的情況之間是有距離的。具體地說，我們發現自己處在下述境地：
（一）最初向總統匯報說，在開始進攻後四至五天內，南越部隊將攻克車邦；
（二）到了二月十五日，總統被告知說，由於天氣、給養問題、九號公路上的情況以及敵人的抵抗，會把實現這一目標的日期推遲八至十天；
（三）然後，總統又被告知說，車邦已不太重要，因為一切通過車邦的公路都已在車邦東南的地方被切斷了；
（四）然後，又告知總統說，將修改兵力部署，用兩個團的兵力沿九一四號公路和北面高地的一根位於西北方向的軸線發動進攻，其目的在於攻克車邦。
自從收到上述各種看法的有關情況以來，戰場上的情況並沒有證實我們有能力完成這些任務。這種情況很自然地在這裡引起了對整個行動的前景的關切。使我深感關切的另一個因素是，當敵人顯然已經投入全部力量的時候，南越部隊投入這次行動的力量卻是有限的……
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來固守城池。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所面臨的情況。如果我們不斷在事實面前遭受挫折，驚慌情緒恐怕是無法避免的。
但是，我們在西貢的指揮部在六年的戰爭中收到焦慮不安的文職官員拍來的這種勸說性電報已經不計其數了。他們的傾向是不理會那些頭腦發熱的華盛頓決策者們，繼續堅持下去；過去用這種辦法度過了許多危機，現在又何必要改變做法呢？邦克在三月三日拍回一封安定人心的電報，敘述了阮文紹和高文園對於勝利有獻身的氣概（但這並不是我們的問題）：「在這種行動中，人們不能拘泥於事先形成的關於理想做法的設想。必須保持足夠的靈活態度，以適應可能由於天氣、地形或敵人戰術的變化而造成的千變萬化的情況。」這個說法是無可指摘的，但是卻並不解決我們的嚴重關切；這種關切不在於做法方面，而在於：我們不論採用什麼計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破壞敵人的集結呢？他的結論似乎使我們放了心：「艾布拉姆斯將軍和我都相信，如果我們堅持我們的方針，在柬埔寨和老撾的行動定將影響敵人在南越的活動以及我們原先設想的撤軍行動。」
後來有幾天，情況似乎有所好轉。在一些南北越部隊交戰的戰役中，北越人勉強退讓了（如果我們得到的報告是可信的，情況至少是這樣）。在三月三日朝車邦方向發動了新的進攻，到了三月六日，南越人逼近目標簡直到了已經可以聲稱攻克的程度。但是不久，人們發生懷疑，他們要攻克車邦只不過是為了可以不丟面子地從老撾全部撤退。到了三月八日，艾布拉姆斯告訴我們說，已經佔領車邦地區的南越指揮官認為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急著想要撤退。
這個要求和我所理解的關於這次行動的任何設想都是背道而馳的。沒有理由為了佔領一個偏僻的老撾小城三天去冒這樣大的風險。這次行動的全部用意在於：破壞北越的小道系統，使它不能在旱季的大部分時間裡被使用，並毀壞一切找得到的貯藏物。我在三月九日提醒邦克注意這個問題，於是他和艾布拉姆斯再次拜訪了阮文紹，他們得到了一項更加令人迷惑不解的澄清：阮文紹沒有從老撾撤軍，他只不過是在輪換他的部隊。他將撤走他的戰略後備力量，但是會用新的部隊補充上去。這些新的部隊將用幾個星期的時間搜索貯藏物，然後將沿著九一四號公路通過六一一號共產黨根據地朝東南方向撤退，並摧毀沿途的共產黨供應系統。
有兩個因素使我產生懷疑。阮文紹沒有明確告訴我們他說的是哪些新部隊，而且我們也不能想像出來可能是哪些部隊；我們肯定沒有聽說過有什麼新部隊。過去十多天來，我們一直要求他把第一軍區的另一個師——第三師——調來。阮文紹拒絕了，他認為——爾後一年的情況發展證實他的看法是正確的——第三師不是久經沙場的北越人的對手。那麼，補充兵員從何而來呢？參謀長聯席會議每天早晨派來向我匯報情況的那個可憐的上校成了我嘲諷的對象。他每天對我宣讀官方的情況，但是大量事實卻證實南越人實際上在撤出老撾。他們甚至沒有提出任何托辭，說明他們為什麼試圖通過六一一號根據地撤出。我們不瞭解具體情況，但是南越人的傷亡已經達到阮文紹規定的限額：這次行動已經結束，雖然他們不告訴我們。
這時，我堅持要派黑格去親自瞭解情況。萊爾德也已經發現情況有些不對頭；他急於要別人分擔責任，於是很快就同意了。同時，我在三月十八日通過秘密渠道向邦克拍了一封電報：
我希望阮文紹懂得，他不應把美國總統的信任這筆本錢隨意揮霍掉。而且這可能是他得到大量美國支持的最後機會了。
到了三月十九日，黑格抵達越南，消除了所有的幻想。他報告說，經過三個星期的連續戰鬥，兩個南越師的指揮官已經不想把這次行動再繼續下去了：「我視察第一兵團之後深信，當前的問題已經不是能不能增派援兵和留在老撾不走的問題，而是迫切需要使南越軍隊懂得，必須在美軍密集火力掩護下，以一種有秩序和戰術上穩妥可靠的方式撤退出來。」
在那幾天裡，南越就開始大規模從老撾撤軍。除曾經出現過一些驚慌失措的士兵抓住直升機的降落裝置不放的個別不光彩的電視鏡頭以外，南越人脫身的方式總的說來還是過得去的。即使在最理想的條件下，白宮也難以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斷。這些鏡頭更使這種可能性完全破滅，而且華盛頓消息閉塞，加上這次行動偏離原計劃很遠，以致無法及時獲得其他不同的事實真相。
對柬埔寨的朱普橡膠園的進攻也同樣沒有結果。在杜高智將軍指揮時，曾經取得一些戰果，南越軍隊中像他這樣進攻意識很強的指揮官還是不多的。但是杜高智在二月二十三日因直升機墜毀身亡，這次行動就使南越人陷入那種他們所特有的小心謹慎的狀態之中，反而招致了它企求避免的那種後果。這次戰鬥行動逐漸停息了，儘管在柬埔寨的一個城鎮斯努附近受到一次局部的嚴重挫折。
一九七一年的旱季攻勢是個分水嶺。它標誌著美軍在印度支那參加的——即使只是作為支持者——最後一次進攻性行動。它顯然沒有實現我們的全部希望；但它也並沒有完全失敗。像在越南問題上經常遇到的情況一樣，事實真相是介乎政府的宣告和批評家們的謾罵這二者之間。對車邦的進攻給北越後勤集結造成破壞的程度，還不足以阻止河內在一九七二年發動攻勢。但是它延緩了這場攻勢，使它推遲好幾個月，一直到旱季快結束時才開始，而且把攻勢最大限度的波及面限制在離北越最近的一些地區。一九七二年敵人進攻的主要鋒芒來自非軍事區的那一邊，河內在那裡作戰，供應線最短，受到柬埔寨和老撾的行動影響也最小。北越人在一九七二年越往南打，力量就越小，因為在前兩年，我們的行動破壞了他們的庇護地區和供應系統。事實上，南越地面部隊和美國空中力量的結合，使我們能夠勉強地緩衝一下北越在一九七二年發動的攻勢。如果不是由於進攻老撾和柬埔寨造成對敵人的消耗的話，這本來是不可能辦到的。在我看來，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的兩次戰役，在一九七二年拯救了我們。
同時，對老撾的進攻遠沒有達到我們的期望。原因有好幾個。我們的計劃工作人員對於南越人的作戰情況的瞭解，遠不如對於我們自己來得細緻。如果動用的是美軍的兵力，我們的計劃工作人員絕不會採取這樣重大的行動去進攻北越，勉為其難地把戰爭進行下去。由於來自華盛頓的各種壓力，我們在西貢的指揮部已變成了專門負責重新部署兵力的總部了。這一次突然要求它對於分別在兩個相距很遠的戰區進行的複雜進攻行動加以監督，同時又要按照一個它也不以為然的時間表撤軍。法律還禁止它派遣自己的地面人員隨著南越軍隊前進，哪怕只是為了協調我們自己的空襲行動，也不允許。由於預算遭到削減，我們空軍出動的架次也受到限制。我們在西貢的指揮部做事又很死板，它沒有打破常規，從而保證決定性的行動可能獲得成功。華盛頓則按照習慣性思維方式辦事，它更多地注意對付國內批評它的人們的抨擊，而不是對付戰場上敵人的攻擊。
至於南越人，在老撾的行動暴露出他們的許多老毛病。他們的計劃大部分都是抽像的，在計劃中亦毫不考慮當地情況，一味生搬硬套我們的指揮參謀學校中教的東西。我現在回想起來，甚至懷疑南越人是否真正理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們的目標當然不是車邦或其他地理上的戰利品。我們的目標是在整個旱季延緩北越的物資和後勤運輸，以便減弱一九七二年攻勢的鋒芒，因為那時美軍只剩下一部分部隊了。後來才瞭解到，阮文紹所要求的似乎是立竿見影，而不是長期的戰略。最重要的是，南越人的軍事組織中存在著傳統的弊病。他們後備力量薄弱，除防守性戰役外，經受不起重大傷亡。每個指揮官都懂得，他的政治勢力的大小部分地取決於他所指揮的部隊的力量和士氣，因此對於這筆本錢倍加愛護，似乎不願為很長遠的目標蒙受損失。南越人這次打得比以往出色，但是不容否認，沒有產生效果。一九七一年的旱季攻勢，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制止河內在一九七二年發動的進攻，但是幾乎可以肯定這次進攻的勢頭是被削弱了。當時的情況是，我們很可能在下一年又會面對另一次重大的軍事上的挑戰。
向華盛頓進軍
就在這個時刻，公眾抗議這只不甘心休眠的野獸——它是我們的噩夢、麻煩，而且很奇怪地也是我們的動力——又跳了出來。在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國內辯論的主題談到的是策略方面的問題；即使在目標不一致的情況下，為了實現某些更宏大的目標，對立的觀點有時也會找到共同之處。但是，如果對根本的前提沒有一致意見，這時反對的不僅是觀點而且是動機，爭論就可能帶有內戰的性質。
在老撾問題上，「信用差距」[13]與其說是政府的缺陷，毋寧說是反對派手中的武器。反對派故意追逼政府，以致受到困擾的政府官員不是作出一些後來被證實為謬誤的預言（著名的預言「隧道盡頭的亮光」是觀察和判斷上的謬誤，但不是謊言），就是對於事實閃爍其詞。這種情況又被濫用於破壞對政府提出的目標的信任。要求完全公佈事實的呼聲永無休止，但是卻無法滿足，其部分原因是華盛頓難以得到事實真相，如在老撾的行動；另一部分原因是只有甘冒失去成功的可能性的風險，才能夠公佈軍事或外交計劃中的某些成分。此外，許多批評者要求的當然不是事實真相，而是政治鬥爭中的炮彈。他們常常要求政府把他們已經得知的機密的內部情況公開發表。
有人在反戰綱領中要求共同撤軍，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兩年前，有人要求我們象徵性地單方面撤軍，以表示誠意。從那時起，已撤出數十萬美軍；美軍不再參加地面戰鬥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但是批評者現在要求我們無條件地規定一個最後完全撤軍的日期。不久他們就會提出要把阮文紹撤掉，換言之，就是要接受河內的條件。
《華盛頓郵報》——它是一份反戰言論比較激烈的報紙——在二月二十六日甚至反對尼克松說過的一句話：「只要還有一名美國戰俘被北越扣留不放，我們的軍隊就要留在南越。」他們沒有把這句話當作是一種轉彎抹角的說話方式，其實美國不會留下留守部隊（這是幾個月前已經在秘密談判中作出的讓步）。相反地，倒把它看作是承擔了無窮無盡義務的表現。《華盛頓郵報》寫道：「這也等於承認，尼克松政府並沒有一個單方面的、不變的計劃，以保證美國從這場戰爭中脫身出來……」但是要單方面地、一廂情願地結束戰爭，只有無條件地接受敵人的條件；如同河內明確表示過的那樣，單方面撤軍達不到這個預期的目的；它只會使河內繼續扣留我們的戰俘。通常支持我們的《華爾街日報》在三月三日也加入了大合唱。它分析政府在戰爭中追求兩個目標——撤出美軍以及保證在西貢的政府是一個非共產黨的政府。同時它提醒說，後一目標雖屬可取，但不應抹殺撤軍的必要性。《密爾沃基日報》在三月四日以更為生硬的方式表達了同一觀點：「只要我們待在那裡一天，南越人就會依靠我們。他們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如果他們現在還不能自立，那就無可挽救了。美國不能再繼續忍受這場血腥的、悲慘的和不道德的戰爭在國內造成的挫折和混亂狀態。」
不久在國會中也反映出這些觀點。從老撾的行動開始到結束，國會通過的決議不下五個，其目的都是在於限制總統對於發動軍事行動的決定權，禁止為在柬埔寨和老撾的作戰行動支付費用（我們的所有研究報告表明，這兩次行動在越南戰爭中起了關鍵作用），或者為無條件撤軍規定期限。參議院民主黨政策委員會在二月二十二日一致通過決議，要求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從印度支那撤退一切美軍，包括空軍和後援部隊。參議員沃爾特·蒙代爾和參議員威廉·薩克斯比以及十六名聯合提案人一起，在二月二十五日提出一項法案，禁止美軍在未經國會「事先的和明確的」批准的情況下，支持對北越發動進攻。這項修正案的意義不在於它對政府的意圖加以約束，而在於它設法以法律形式使此時此刻正在派軍隊肆意蹂躪所有鄰國的那個國家享有豁免權，從而也就使它沒有任何必要把自己的防務力量關在家裡。
從老撾撤軍之後，新聞界和國會的壓力都增大了。從四月一日到七月一日，參眾兩院一共進行了十七次表決，其目的在於限制總統指揮戰爭的權力，或者為單方面撤軍規定期限。（這使全年此類表決的總數達到二十二次。）參議院在六月二十二日以五十七票對四十二票通過了參議員曼斯菲爾德提出的「參議院的意見」提案，宣稱「美國的政策是盡早結束在印度支那的一切軍事行動，而且只要美國戰俘獲得釋放，所有美軍將早日撤出，撤軍期限為法案付諸實施之後的九個月之內」。雖然這種「參議院的意見」提案，一般並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這項曼斯菲爾德提出的提案卻說明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悲劇：反對派不願為自己的觀點承擔最後的責任，但是卻會竭盡全力使政府不能奉行一項有連貫性的戰略。
作為這種具普遍性的厭倦情緒的反映，人們越來越明確地主張，不論在越南問題上存在什麼合乎情理的目標，它的重要性也抵不過國內對戰爭的反感。在兩年以前，人們要求以越南化作為結束我們行動的手段；但現在，人們抨擊越南化是在拖延戰爭。《生活》雜誌在四月十六日批評政府不肯規定撤軍期限：「對撤軍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就等於是在打一場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的戰爭……認為戰爭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的國家，也會認為這種前景是不能接受的。」《紐約時報》在四月二十五日宣稱：「如果尼克松先生放棄越南化這種令人痛苦的妄想，並明確宣佈他主張只要對方同意釋放所有美國戰俘並保證美軍安全撤出，就在規定期限內早日撤出在越南的所有美軍，那麼他就一定會得到公眾廣泛的支持。」一些持比較溫和主張的人認為，在單方面撤軍的同時，應責成阮文紹總統擴大政府的基礎，和共產黨「妥協」——好像他是作出讓步的主要障礙，也好像實際上存在這種談判的可能性似的。《紐約時報》在四月六日發表社論說：「西貢的選擇在於，要麼無限期地把戰爭繼續下去，要麼談判達成妥協的解決辦法。採取行動擴大西貢政府，而且一旦共產黨接受停火就允許他們參加今年的選舉，這些將是走向政治解決的有效步驟。」
有些以前曾在約翰遜政府中任職的官員，在他們任職期間連個有限度的撤軍計劃都沒有提出過，此時卻繼續相信，作出單方面完全撤軍的許諾將會保證早日實現和平。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艾夫裡爾·哈里曼竭力宣揚這種觀點，從不放過任何一次機會。別的前政府官員亦成群結隊地在國會進行院外遊說活動，要求規定最後撤軍期限。對前一年停火倡議的頌揚聲一時間完全消失，代之以對政府未能提出新的倡議所進行的無情斥責，雖然所有的事實都表明，河內對我們的倡議已毫無興趣。不論在公開還是私下的場合，河內一直堅持，除非我們解散西貢政府，否則決不結束戰爭。也沒有人解釋過，一旦規定了撤軍最後期限，繼續打這場戰爭還有什麼意義；以及當我們已經宣佈放棄整個事業的時候，我們怎樣才能為新的傷亡數字進行解釋。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間，在華盛頓，群眾舉行了六個星期的示威遊行：越南戰爭退伍軍人反戰集會（包括點燭遊行、「以游擊戰為主題的戲劇」、國會聽證會以及象徵性地毀棄勳章的活動）；在政府辦公樓中散發反戰小冊子；以及大規模的五一節活動，如怠工、搗亂和破壞行為，以便「使政府住手」。[14]
厭戰情緒不只是批評我們的人才有。尼克松堅持他的方針，我也堅決維護這個方針，並不是由於我們想繼續打下去，而是因為我們不能同意，為了退出戰爭，居然不惜解散一個友好的政府（我們的上屆政府組織了一場政變使這個政府上台），並把依靠我們支持的千百萬人已經作出的犧牲視為兒戲。而且我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向美國的母親們說明：為什麼在已為單方面撤軍規定了期限的時候，還要她們的兒子去冒險。尼克松發現，要以落落大方的風度把這個問題說清楚是困難的。但是，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和在演說中還是作了一番值得稱道的努力：「問題很簡單：我們是應該在明明知道我們的行動會把這個國家交到共產黨手中的情況下退出越南，還是應該在使南越人有相當的可能性可以作為自由人民生存下去的情況下才退出去？」[15]
大多數批評我們的人對這個問題都感到厭煩，有的人還譏諷它是「無盡頭的」義務，但是這絲毫不能減輕這個問題的正確性和重要性。作為全世界自由人民的堡壘的美國，不能因為厭倦就輕率地背棄一個小盟國、十年的義務、四萬五千傷亡人員以及他們的家庭所忍受的痛苦。如果我們草率從事，這些家庭曾作出的犧牲就會成為事後回想起來的無謂犧牲。而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是增加了戰爭的危險。我在二月間舉行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說：
在九月間，中東呈現出千鈞一髮的局勢。無論哪一方，只要行動更冒險一些，本來是會爆發一場戰爭的……我們避免了中東的戰爭，依靠的也是我們堅定而克制的態度。如果我們沒有以過去（在東南亞）的行為建立起某種程度的信譽，在九月間我們堅定而克制的態度就不會有什麼作用。
我們無法使國內的反對派相信這個道理。他們並不認為河內所作所為有任何不嚴肅或挑釁的地方。每逢政府提出一項主張，幾乎總是有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要出來加以貶斥，或認為這種主張帶有欺騙性或是毫無意義的。每逢北越耍弄一次手法，不論是多麼淺薄的手法，他們都認為是一次鬆動，只是這個一心想打仗的政府過於遲鈍，才沒有加以理睬。尼克松宣揚自己的主張，而且對他們作了一些沉不住氣的批評，這當然於事無補。但是人們如果不願意承認，在越南戰爭期間，我國的一些最優秀的人士認為他們為和平服務的最好辦法就是詆毀自己的政府，就無法瞭解在越南問題上我們的悲劇。我在四月八日一次背景情況介紹會上曾經就這個我國最深刻的問題，作過扼要的敘述：
我記得在三年以前，人們通常認為，以談判為結束戰爭的有效辦法，是一種最開明的主張。
時至今日，許多人已經認為，以為談判仍然可以作為結束戰爭的手段的想法，實在是太愚鈍了。
曾經有過一段時間，人們認為我們應該以越南人代替美國人打仗。現在這種主張也受到了攻擊……
我們認為，必須給南越人一定的機會，讓他們自立。而且，經過這七年的戰爭和四萬美國將士的傷亡，如果美國總統還故意把南越交給共產黨，這樣做對國家所造成的後果，將使我們在今後許多年內深受其害，即使這種解決辦法使我們在當時感到一種暫時的寬慰。
我並沒有放棄希望，總認為我能夠彌合政府和批評者之間的這一裂痕。從一九七年四月一日到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我私下會晤學生和舉行抗議的青年人十九次，反戰學者二十九次，參議員和其他知名的批評者三十次——總數共達七十八次，也就是每週一次還要多。其中許多人是昔日學術界的同行；有些成了新交的朋友。
一九七年我們在柬埔寨採取了軍事行動，在此期間，我結識了一位年輕的和平主義者，他發誓要絕食到這次行動終結之日，或者到他能夠向總統當面陳述他的看法時為止。此人名叫布賴恩·麥克唐奈。他每天和他的朋友一起在白宮對面隔著賓夕法尼亞街的拉斐特公園裡靜坐一小時，以表示他們願意為結束這場戰爭而犧牲自己。一九七年六月初，由一位雙方都認識的朋友建議，我未經白宮許可，便到麥克唐奈在喬治城的簡單住處去拜訪了他。我雖然不同意他的結論，卻被他的一片赤誠所感動。我對他說，他是在為一個已經實現的目標而犧牲自己。已經作出決定，要撤出柬埔寨；我向他保證，我們會付諸實施。此外，他不能指望通過道義上的訛詐而見到總統；如果他停止絕食，我會盡力安排他會見總統。他停止了絕食。我們也按期撤了軍，但是我怎麼也沒有能夠勸說尼克松接見他。
以後我和布賴恩常見面，通常在我的辦公室裡，總是避免惹人注意。他常和他那不平凡的妻子艾麗斯同來。艾麗斯是一個在費城的黑人區做社會工作的年輕黑人婦女。幾個月之後，在黑人區的一次無端的殺人事件中，她被殘酷地殺害。憎惡暴力的文質彬彬的人物，竟遭此毒手，實在殘忍！我私自參加了她的葬禮。
一九七一年初，布賴恩產生一種極為浪漫主義的想法。他建議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見面，討論戰爭和我們的社會問題。我把他們請到白宮。這些朋友原來是一名修女和兩名普通的天主教徒。他們被指控為參與了一次所謂企圖綁架我的陰謀的未被告發的同謀犯。後來報界通過麥克唐奈的一位朋友得知這次會晤的情況，我便受到秘密警察和司法部長的訓斥，要我作出解釋。
一九七一年三月的一個星期六上午，我和布賴恩以及他的朋友在白宮戰情室會晤。我們力圖為造成我們社會分裂的隔閡搭個便橋。他們斯文地表達了他們深刻而又激烈的反戰主張；但是他們並不知道應該怎麼結束戰爭。我的問題是怎麼把一些不管是多麼深奧的不完整的想法變成政策。我們的問題是，政治家與預言家之間，實幹家與追求不朽真理的人士之間，總是談不到一起。
我覺得，這些憎恨一切殺戮、一心一意、始終如一的和平主義者，比那些只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而不譴責北越或印度或蘇聯的軍事行動的有偏頗的道德家們，更受到我的尊重。麥克唐奈認為，由於我們繼續打越南戰爭，在道義上我們正在瓦解自己；我們正在毀壞治癒社會創傷的一切機會。我們正在助長這種想法，認為人的生命是不值錢的，是無關緊要的，只有權力才是決定性的因素。我認為情況恰恰和他所說的相反。犧牲朋友，從而使所有依靠我們的人的信心發生動搖，這是不會確立我們在道義上的地位的。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正在患一種病症，其痛苦遠遠超出越南的範圍。人人顧影自憐，私下裡的那種憂傷的感情就如同參加一場聖餐儀式時的感情一樣。會議快結束時，我設法說明這場對話是議而不決的、令人沮喪和痛苦的：「總得有人，我不知道應該是誰，在關心局勢的人們和左右局勢的人們之間搭起一座橋樑。我承認，政府、掌權者以及能夠左右局勢的人應該搭五分之四的橋。但是，其餘的五分之一必須由你們來搭，而我甚至還不知道該怎麼向你說明，應該設法去搭這座橋。」
美國政府深感前景凶多吉少，但是出於對國家的長期利益的祝願，認為世界自由國家人民的安全，會由於一種基本上自我欣賞的退讓行為而受到危害。我們不能把上千萬的東南亞人民就這樣推向我們明知是壓迫成性和殘酷的統治。我們準備接受最低條件，但是我們不願和我們的對手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朋友，這樣做會使我們的國家名譽掃地。而且如果我們接受河內的條件，也只存在著兩種可能性：要麼我們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和我們的社會準則相符合的妥協；要麼在一九七二年再去面對一場軍事上的考驗。
恢復談判
我一心想要通過談判來結束我國在越南問題上的苦惱，以恢復它的團結和內聚力，沒有別的目標是我更為熱情地獻身於它的了。尼克松對此勉強默認；我已經說過，他總是比我持更為懷疑的態度，認為要先在軍事上攤牌，談判才能成功。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在老撾採取行動之後，我們首先對一九七二年的軍事前景作出評估，然後考慮應該怎樣修改我們在談判中提出的條件，以誘使河內採取靈活的態度。
在韋恩·史密斯領導下由我的系統研究工作人員所作出的軍事結論，證實是相當有先見之明的。他們認為進攻老撾為我們贏得了一年的時間。他們預測，由於我們在柬埔寨和老撾採取了行動，北越能夠發動重大攻勢的地區只有南越北部第一軍區靠近非軍事區的地方，以及——在較小程度上——第二軍區的中央高地。由於我們進攻柬埔寨，河內如果在第三軍區發動攻勢，也不會得到游擊隊的支持，因為在那裡長期堅持常規的進攻是不可能的。至於第四軍區，根本不存在主力部隊進攻的威脅。由於在老撾的行動破壞了河內的後勤系統，在旱季的後半季節到來之前，不大可能發動進攻，可能不會早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初。（這一估計只有三個星期的誤差；事實上，進攻是在三月底開始的。）問題在於，河內的估計是否也是這樣；如果是的，河內是否還會在一九七二年發動一場進攻，進行一場賭博；或者會在一九七一年試圖進行認真的談判。
我腦子裡帶著這些問題，重返巴黎出席下一輪秘密談判。當我們正在老撾作戰時，談判不可避免地冷了下來。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在一次全體會議上，春水要求美軍確定撤軍期限；作為報答，河內將保證我們撤退時的安全和「商談」戰俘問題。我們沒有在全體會議上討論這些方案，因為在上一年我們已經聽說過了，也因為美國和河內之間單方面實現停火是難以想像的。河內對期限的認識並沒有改變；一旦我們接受固定的日期，不論發生什麼別的事情，時鐘總歸是要向前轉動的。我們也懂得，如果河內有什麼新的有意義的東西要提出，它會留到下次和我秘密談判時再提。沃爾特斯將軍在四月二十四日和北越人在巴黎進行了接觸，建議在五月十六日「在新看法的基礎上」恢復談判。河內表現出特有的寬宏大量，一直等到五月十四日才答覆。不難想像，如果情況倒轉過來，我們讓河內等了三個星期才給予答覆，而且只是在對方提出的日期的四十八小時之前才給予答覆，我們的批評家會說些什麼。河內同意談判，但是提出要在五月三十日才開始。我們的反建議是五月三十一日，一部分是由於不願直截了當地接受河內提出的日期，同時也由於後勤和安全上的考慮。（這天是一次週末假期的最後一天，因此我離開住地不會被人注意。）
在這次談判之前，我向尼克松提出一項我打算提出的七點和平綱領。雖然尼克松基本上持懷疑態度，而且害怕河內會牽制我們，但是他還是同意把我們的建議作為一項「最後的建議」提出來。事實上，它是一項到那時為止我們所提出的最徹底的方案，經我和洛德以及我的工作人員斯邁澤共同擬定，並得到邦克的贊同，而且還經過阮文紹同意。這個方案的目的在於使我們的談判方案和我們的行動一致起來。
在擬定七點方案時，我們認識到，儘管我們單方面撤出大部分兵力，我們仍不能以這一行動來換取河內的全部撤退。我們會設法把留守部隊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同時我們也認識到，由於國會要求規定期限的壓力不斷增長——麥戈文-哈特菲爾德式的修正案得到的支持票越來越多，可以說明這一點——連這種退一步設想也遲早會變得不起作用。作為第一點，我們提出，願意規定一個全部撤退的期限。我們放棄共同撤軍的要求，只要河內同意不再向印度支那各國進行任何滲透。提出這個方案是設法使我們避免總是一味要求共同撤軍，而同時事實上在單方面撤軍。實際上，我們打算用撤出留守部隊換取對方的停止滲透。從理論上說，如果北越部隊得不到增援，就會衰萎。可以肯定，他們會違反不准增援的禁令（我們方案的第四點），但是，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他們同時也違反了關於撤軍的規定，就像事實上他們十年前在老撾所做的以及幾年後在老撾和柬埔寨要做的那樣。不論是什麼協議，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有決心使其實現。我們建議的第三點是，根據雙方同意的最後時間表，在國際監督下（第五點），美軍開始撤退時，在印度支那全境恰當地實現停火。我們的第六點要求保證老撾和柬埔寨的獨立、中立和領土完整，並由雙方重新保證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內瓦公約》。我們重申我們的建議，出於人道主義的理由，並作為美軍撤退時間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雙方立即釋放一切戰俘和無辜平民（第七點）。南越的政治前途留待南越人自己去解決（第二點）。不用多說，我們單方面撤軍，是以在所有其他問題上達成協議為條件的。只有在達成協議之後，才能開始計算期限。在本書的註釋中，有這一建議的全文。[16]
這一建議標誌著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外交鬥爭的轉折點。誠然，它的實質內容在十六個月後被河內接受了。它把軍事問題抽出來單獨解決。即：美軍撤退，停火，釋放戰俘。這是我就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之前，在一九六八年寫的、刊登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做法。阮文紹在一九七一年迫於無奈，接受了這一建議；這使我們誤認為，在一九七二年當他認為他正在獲勝時，他仍然會歡迎這一建議。
五月十一日的談判是在達迪路的那間陰暗會客室裡舉行的。美越雙方的代表團，再一次面對面坐著，中間是一條窄窄的地毯和誤解的鴻溝。這次談判後來成為和北越進行的第一次真正的談判。談判進行了三個月，終於失敗了，其原因是到最後，河內繼續堅持要我們先推翻我們的盟友和建立起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政府，它才會同意停火和釋放戰俘。
春水機敏過人，他不會不馬上意識到我們在軍事問題上的重大變化，但是他還在裝糊塗。他仍然主張，「正確而合乎邏輯的」解決辦法是，由我們規定一個單方面撤軍的期限，而不要和談判的任何其他方面聯繫在一起。他的立場毫無退讓，仍然是，即使我們規定了撤軍期限，河內也只能「商談」，而不能保證釋放戰俘；他們顯然以戰俘要挾我們，要我們推翻西貢政府。他也忍不住就我們搖搖欲墜的國內局勢把我教訓了一頓，於是我們進行了一場舌戰：
基辛格：我們會管好我們的輿論界，但是你們也要管好你們的。
春水：因為你們的輿論界談到了局勢，我們只好也說明情況了。
基辛格：在這種會議上我不聽這個。
春水堅持河內的政治條件，即：撤換阮文紹、阮高其、陳善謙和別的「好戰的領導人」。他甚至想在這方面幫我們一把。他根據自己對受控制的選舉的畢生經驗指出，即將在南越舉行的總統選舉，是我們以一種「自然的」方式擺脫這個盟友的大好機會。
雖然我斷然拒絕接受他所附加的政治性建議，他卻顯然很想繼續討論我們的新軍事性建議，這使我感到，河內可能正在重新考慮它的政治要求。總的說來，春水比平時更為慎重地對待我們的主張。他一次也不曾斥責這些主張「沒有新的內容」。他一再表示，河內將認真研究我們的建議。由於我們挨斥責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因而認為這種最低限度的談判前提是一種新的靈活性的表現。有一次他甚至說：「如果你的建議總的來說已被接受，那麼，下一次我們就應該準備商談所有具體問題。」他強調說，河內願意談判。他不再像平時那樣堅持：沒有充分的政治解決，停火是辦不到的。他一再要求，再舉行一次談判。他破天荒地表現得不耐煩，提出了一個比七月一日早得多的日期。我們同意在六月二十六日舉行談判。我們不久後就得知，黎德壽已經離開河內來巴黎，途中將在北京和莫斯科停留。我們似乎第一次感到即將出現認真的談判，而且還有別的跡象說明可能出現突破的。我們也在為我即將秘密訪問北京（華盛頓在六月二日收到肯定的邀請）作最後的準備，而且我們還在探索和蘇聯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可能性。這是大有希望的時刻。
當然，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春水一直在巴黎作出逗弄人的公開暗示，以慫恿國會施加壓力，要求規定期限。在六月三日的全體會議上，他一面重複說，政治和軍事問題，是「兩種關鍵的而又不可分割的問題」，同時又含混其詞地補充說，撤軍期限是「當前的關鍵問題」。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六月八日的晚餐會上，向與會的進行院外反戰遊說活動的律師發表講話時宣稱，他有「理由認為」，規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撤軍期限，會換來戰俘的釋放。但是當春水自己在受到記者尖銳的提問時，卻否認了這一點。卡爾默·羅伯茨在六月十日《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一篇訪問記後說：「美國和北越在巴黎和談中的中心問題一直是南越的政治前途，儘管最近在國會和別的地方，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撤出美軍和釋放戰俘的問題上。」
也就是在六月，國會的一個院首次通過法案，否決政府對越南的政策。六月二十二日，在主要報紙發表社論的一片讚揚聲中，參議院以五十七票對四十二票通過曼斯菲爾德修正案，要求總統在河內同意釋放全部美國被俘人員的條件下，在九個月之內從越南撤出全部美軍。這實際上起到了使我們在秘密談判中提出的七點計劃中有五點失去意義的作用。河內這下子懂得，它的冒險是可以有恃無恐的；如果這些壓力繼續增加，就沒有必要去進行談判，以便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實現停火，或保證停止滲透，或保證尊重老撾和柬埔寨的中立和獨立。如果它同意釋放我們的被俘人員，很可能國會會強烈要求無條件全部撤出美軍。
現在回顧起來，我懷疑我們為保密而付出的代價是否太高了。河內要求保密，因為它想使我國政府失去通過談判爭取輿論支持的可能性。我們接受了它的要求，因為我們認為取得成就比公佈談判內容更為重要，而且還因為經驗證明，不論我們提出什麼建議，批評我們的人還會進一步推動我們向前走，從而有損我們的地位。毫無疑問，這種保密在一九七一年使河內欺騙了我們；但是把情況公之於眾是否就會制止這種狀況，或者甚至早就會造成談判的僵局，這是一個永遠也捉摸不透的問題。
最後，六月份，也是五角大樓文件被人公佈出來的那個月。若不把這件事和我們在中國問題上採取的主動以及關於越南問題的談判聯繫起來看，就不可能理解為什麼政府的反應如此強烈。在這場戰爭中，河內破天荒地放下了架子，表示願意研究美國的建議。我們認為，不論我們的看法是否正確，河內正在接近於作出根本性的決定，是否要在十月南越舉行總統選舉之前結束這場戰爭。然而，就在河內正擬作出決定的時刻，我們的報紙上突然披露了成千篇文件，都是那些企圖詆毀美國在越南問題上所作的一切努力的人洩露出去的。報紙詆毀的對象固然是美國的上屆政府，但是這並沒有改變我們的問題。只要河內斷定，我們的國內支持，不論出於什麼原因正在減退，它就必然會堅持自己的立場。戰爭要打下去。在一九七一年，除了投降以外，不存在實現和平的可能性。現在我並不認為，公佈五角大樓文件對於河內不肯在一九七一年達成協議的決定有重大的影響。但是，盜竊文件的人或政府在當時都不可能知道這一點。
黎德壽和我在六月二十六日舉行會晤時，情況是很理想的。為了保證不被人發現，我選擇一條新的路線前往巴黎。我安排了一次對倫敦的兩天的訪問，我的好朋友內閣大臣伯克·特倫德爵士向我發出了邀請。他找到的借口是想瞭解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度的運轉情況；英國人很懂得，要把這種制度移植到英國的內閣制上來，是幾乎辦不到的事情，所以這種借口與其說是用來騙英國人的，倒不如說是用來騙美國人的。但是，要一名英國文官硬說英國在官僚政治方面還有什麼要向美國學習的地方，這還是需要勇氣的。在規定進行洽談的兩天中的第二天，伯克建議到郊外走走。所謂的「郊外」，原來是英國的軍用機場，在那裡，我乘一架英國飛機前往巴黎。但路上出了個意外的故障，維拉庫佈雷機場關閉了一小時，因為法國總統要從那裡啟程。最後我們到了達迪路。十四個月來破題兒第一遭，黎德壽已經在那裡等我了。
在我們心目中，他已經是「阿德」了。這時的「阿德」簡直是滿面春風。平時會談都在會客室舉行，這次他卻把我們帶進一間小餐廳，裡面有一張鋪著綠檯布的會議桌。在我們秘密會談過程中，還是第一次在這樣的環境中進行正式的討價還價。他的用意在於表明，他是來辦正經事的，不是來進行謾罵或心理戰的。黎德壽一心一意要製造友好的氣氛，他甚至允許我在他慷慨陳詞攻擊美國在柬埔寨的背信棄義行為時打斷他的話。我再次強調指出，我們和西哈努克被推翻一事毫無關係，這時，「阿德」的答覆簡直為認識論別開了生面。他竭力裝出一副大方的樣子說：「我暫時相信你和金邊的政變無關。」黎德壽唯恐我受寵——即使是有限的——若驚，因為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宣告。黎德壽立即又補充說，他的說法是出於禮儀，而不是出於信念。
在談話中，黎德壽使我明白了北越和它的共產黨盟國之間的關係。我在一月九日曾告訴多勃雷寧，我願意和北越再次舉行秘密談判，而多勃雷寧回答說，河內寧願通過現有的巴黎渠道打交道。現在黎德壽對我們利用中間人這一點大發怨言。他也明顯地暗示說，在我們在老撾採取軍事行動之前很久，河內就提出過要直接接觸。但是結局卻是令人憂傷的。如果黎德壽講的是真話，莫斯科一定是扣壓了河內的答覆。我們在策劃在老撾的行動時，本來肯定會考慮這項答覆的。如果多勃雷寧講的是真話，河內就是在挑撥我們和克里姆林宮之間的關係，也許是想打消莫斯科想強迫河內接受一項解決辦法的念頭。我認為多勃雷寧講真話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從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利用過莫斯科作為同河內打交道的中間人。我們告訴莫斯科的事情，總是同時也通過巴黎告訴河內，而且通常要提前很久。
最後，我們進入談判的正題。春水是形式上的主要談判代表，他一開始就對我們五月三十一日的建議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黎德壽作為春水的特別顧問，接著作了長篇大論的空泛的發言，他敘述了談判的整個過程，並指責說，我們的聯合軍事行動干擾了通過談判找到解決辦法的進程。雙方都很謹慎，避免說出任何含有拒絕意思的話。而且，每逢我作出尖銳的答覆時，他們的語氣很快就緩和下來。
經過兩小時的唇槍舌劍，大家休息喝茶。春水上樓去了，很可能是在準備他的下一個發言。但是黎德壽卻破天荒地找我一起在屋後的小花園裡聊天。我也邀請他在戰後到哈佛大學去開馬列主義講座。黎德壽巧妙地回答說，對於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他的觀點可能是一帖烈性藥。我請他相信，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比我更可能會親切地接待他。
休息過後又開始了互相之間的刺探。最後我說：「我們提出了我們的建議。如果你們沒有別的自己的建議要提出，我也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這句話觸痛了春水，於是他開始長篇大套地講述越南的歷史。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這番話是北越的新的九點建議的一篇前言。由於河內在每個關頭都要顯示一下它在道義上的優越性，春水在提出河內的綱領時，半開玩笑地說：「我們提出的建議（比你們）多兩點，這證明我們結束戰爭的願望比你們真誠。」
河內在提出的綱領中建議我們的撤軍期限定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說，還有六個月。這比起阮氏萍女士在去年九月提出的八點建議來是後退了，但是和麥戈文-哈特菲爾德修正案的最新版本卻是吻合的。它首次明確表示同意，在我們撤軍的同時，在越南的美國被俘人員將被釋放——而不僅僅是「商談」這個問題，這也滿足了曼斯菲爾德修正案的要求。在達成協議之日，將實行就地停火，並接受國際監督和保證。有關政治性的建議比較含糊其辭。河內知道，我們絕不會同意它的聯合政府方案。因此，這次只要求我們「停止支持」阮文紹、阮高其和陳善謙，以便建立「一個主張和平、獨立、中立和民主的新政府」。「停止支持」盟友的含義很廣，可以指撤出美軍，一直到停止一切經濟和軍事援助，或者甚至默認別人推翻盟友的行為。
其中有一段提到尊重老撾和柬埔寨的中立和獨立的義務（我們的第六點），規定印度支那各國之間的問題應由各國在互相尊重主權的基礎上予以解決。這倒是不錯的，但是接著又說，河內「準備參與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援引了《日內瓦公約》，好像這些協議是專為美國訂立的。他們的意思是，各種限制並不適用於北越，而在決定印度支那各國的前途方面，河內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還提出了一條要求——我立即加以拒絕——要美國賠償「美國在越南進行過戰爭的地區所造成的破壞」。這些建議是作為一個「結合在一起的整體」而提出的；換言之，河內不願意支持已經成為我們國內辯論的主題的以撤軍換取釋俘的主張。
關於越南問題的談判一直被一種神秘的氣氛所籠罩，而且兩年來備受共產黨的刁難和國內的抨擊，現在河內第一次對我們的主張作出了回答，真使我和我的同事們感到欣喜萬分。儘管河內的回答並不能算是寬宏大量的，只是用過去打交道的標準來衡量，能夠算得上是前進了一大步。河內第一次把它的看法作為談判的文件，而不是作為一整套蠻橫的要求提出。黎德壽一再強調，這些都是供談判的項目，請我們提出反建議。在和黎德壽打交道時，哪怕是很小的善意，人們也會感到高興。北越人使用「美國應該」一詞，而沒有使用傳統的、蠻橫的「美國必須」一詞，這一點在我的工作班子裡的河內問題專家看來，已經是一大進步了。黎德壽提出，他願意待在巴黎，直到談判結束。
事實上，我認為，對我們來說，河內建議中的每一項，除要求賠償以及對於政治解決辦法的含糊其辭外，不論措辭如何令人難以接受，還是可供談判的。如果在政治解決辦法上的含糊其辭所掩蓋的是要我們推翻西貢政府這一原來的要求，那麼我們將再度陷入僵局。但是如果它標誌著一個從原來的立場上後退的階段，那麼就有可能找到一項解決辦法。我向尼克松報告說：
直到目前為止，他們的反建議和談話的真正含義還是不清楚的。除非按照我們能接受的條件，否則很有可能通過談判也達不成一項解決辦法。他們的立場和看法，是和他們想贏得時間的企圖相一致的。然而，這也是和向我們的看法靠攏的願望相一致的，因為如果他們想這樣做，他們必須首先為他們的政治要求鬥爭一番，以顯示是我們不肯讓步。而且，他們也用不著把黎德壽派到巴黎來戲弄我們；不論怎樣講，還弄不清楚這種手法會給他們實際帶來什麼好處；現在我們等著瞧，不會有什麼損失；他們的建議有一些積極的因素，也有一些難題，而且他們表現出很想進一步具體地進行談判。
河內提出願把兩個類似的文件中的平行的主張加以調和，這是我和我的同事們以前沒有遇見過的事情。我向尼克松建議——他表示同意——在我的環球（包括北京）旅行結束時，我將在七月十二日提出一項反建議，設法把河內的文件和我們的文件糅合在一起。但是那次談判還沒有舉行時，北越再次施展他們耍兩面派的慣技，指責我們在國內的辯論中不守信用，這使我們極為憤慨。他們的花招是由阮氏萍女士出面耍弄的。七月一日，正當我行將開始環球旅行的時候，她發表了一個新的七點方案，其中一部分是和黎德壽的九點方案相同的，只不過有些闡述得更為詳盡，但有些完全刪去了，而且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
阮氏萍女士巧妙地利用了美國公眾的辯論，把關於撤軍的條款和關於釋放俘虜的條款排列在一起，並製造出一種二者互相聯繫、也許可以從一攬子裡面抽出來的印象，從而使那種以撤軍換取釋俘的簡單化的主張成為人們懸盼的前景。在其餘各點中，隻字不提柬埔寨和老撾，在某些問題上比較含糊其辭，在另一些問題上又不肯妥協。例如，阮氏萍女士的建議提出聯合政府問題時，用詞比較尖銳，採取了人們熟知的方針。它還規定，要先成立這樣的政府才能實現停火，而不是像黎德壽所說過的，一旦我們簽訂協議，停火即可實現。
幾乎就在同時，黎德壽在七月六日向《紐約時報》的安東尼·劉易斯明顯暗示，阮氏萍女士的第一點——以撤軍換取釋俘——的確是可以和其他條款分開解決的。這完全是在瞎說。在秘密談判中提出的九點建議與此正相反，明確地把所有的條款聯繫在一起，稱之為「結合在一起的整體」。（黎德壽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和我談判時承認，持劉易斯觀點的記者只不過是在「猜測」。）美國的知名反戰人士，包括參議員喬治·麥戈文，也接受過類似的欺騙性訪談。不論是記者還是議員，都毫不猶豫地對河內的話信以為真，而把我們的話當成謊言。「阿德」興高采烈地以前所未有的冷嘲熱諷的態度對記者說，如果我要求他會見我，他願意這樣做。
阮氏萍女士的方案產生了預期的效果。國會和新聞界同聲指責政府放過了又一個絕無僅有的謀求和平的機會。七月三日《巴爾的摩太陽報》社論談到了「在巴黎的突破」。七月八日《華盛頓郵報》說，看到了「越南問題的新轉機」。七月九日《芝加哥每日新聞》說，嗅出了「微弱的和平氣息」。七月十二日《新聞週刊》登出一條標題：《是走向結束戰爭的道路嗎？》艾夫裡爾·哈里曼也參加了進來，他在七月十五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說，阮氏萍女士給了我們一個「合適的機會」去結束戰爭。七月二十三日《生活》雜誌毫不懷疑地寫道：「我們希望尼克松總統抓住這一機會。」
正是由於和批評我們的人所說的相反的原因，我們不能隨意表明，這個「機會」是偽裝的，而且是和秘密——以及公開——談判的整個記錄不一致的。我們保密是由於很想實現突破，但這卻使我們玩世不恭的對手可以令我左右為難，既不敢否認我們的公開立場，又不能公佈秘密會談的記錄。
難怪對談判總是持懷疑態度的尼克松，在我進行環球旅行的時候，向我下了一道又一道的指示，要我在巴黎的談判中持強硬態度，並提出問題的實質。在我參加的幾乎所有的談判中，我總是遇到他的這種矛盾心理。通常要說服他同意開始談判，每次去巴黎之前總是要經過一番多少有些周折的內部爭論。一旦這道難關越過了，尼克松總是會批准我交給他的談判計劃。然後，當我開始談判的時候，他又會向我發出大批措辭強硬的指示，而這些指令卻並不總是和計劃相符合的，而且有些是根本行不通的。其原因可能是他對妥協的過程感到不放心，也可能是他甚至害怕在外交舞台上會被人拒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無疑就是他對歷史記載極為敏感，這使他總想使自己看起來比他的同事更堅強一些；因此，不論發生什麼事，都是安然無恙的。但是，他從不堅持這些比較周密的考慮，他總是重新退回到原計劃上去。
此時此刻他的矛盾心理更為複雜，因為他想在一九七二年總統選舉之前擺脫越南問題，而又不至於使西貢政府垮台。對北京的秘密訪問獲得了成功，尼克松當時的欣慰的心情使他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變得強硬起來，甚至要突然宣佈全部撤軍同時又進行全面空襲的想法又一次出現在七月十日黑格的電報中：
你應該懂得，他正在認真考慮另一套方案，那就是他早先提出過的要迅速撤軍，而同時又對北越進行大規模空襲。顯然這封電報的話說過了頭，而你必須根據你在上一站（北京）的會談情況來解釋他的指示。我的確認為，你應該體會一下這裡的氣氛。
尼克松果然在七月十二日早晨用公開線路打電話到巴黎，向我發出明確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指示，儘管他同時又重複表示贊同我即將提出的反建議。他的理由是，法國人會竊聽到這個談話——這倒是可能的——他們又會去警告河內——這是比較值得懷疑的，因為要趕上我和黎德壽在當天下午舉行的談判，這在技術上是不太可能的。
我這次到巴黎雖然是比較順利的——我公開取道巴基斯坦抵達巴黎——但是黎德壽公開邀請我去談判卻引起報界的注意。大批記者守候在雷納街大使公寓我的住所的門口。我想了個辦法，讓戴維·布魯斯故意在大家都看得見的情況下來到我的住所，並宣佈他是來報告巴黎談判的情況的。我在前門把他迎進公寓，當他坐定後，我馬上從後門溜進院子，沃爾特斯將軍坐在他的私人汽車裡，在那兒等我。他想得真周到，甚至還為我準備了一頂帽子。我們縮緊了身子坐在車子裡，唯恐記者們守候在後門口——他們沒有這樣做——一切都按照沃爾特斯事先來電吩咐的那樣去做。沃爾特斯覺得有意思極了，他可能會為了讓他參加這場演出而倒貼我們一筆錢。他的台本是用最奇特的五角大樓行話寫成的，題目是「前往和離開某地的行動計劃」，內容如下：
（一）在行動之前，提前一天把我的（沃爾特斯的）雪佛蘭牌裝有活動頂篷的私人汽車，牌號6CD408，停放在大使公寓的後院中。
（二）我在十二點四十五分步行抵達大使公寓。基爾希曼將軍（我的代號）和我從大使公寓的後樓梯下樓，坐進我的汽車，離開這所房子的後院。我們繞道而行，來到我家紐利區夏科大街四十九號。
（三）抵達之後有兩種可能採取的辦法：
甲、基爾希曼將軍走出汽車，走進有電子裝置的門，他進門後，門便自動關閉，然後乘電梯到地下室。與此同時，我開車進入地下室。我的隨從准尉在我進入之後，鎖上車房的大門。然後我們從後門來到聖詹姆斯路；
乙、基爾希曼和我一起走進車房。執行甲項的其餘部分。
（四）我的隨從准尉留在我家裡，保證沒有人接電話，並不准任何人進入我的住所。
（五）基爾希曼將軍和我走到離某地十條街的事先商定的地方。我們在這裡見到坐在一輛出租汽車裡的我的秘書，他剛「偵察」好該地區。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就到該目的地去。
（六）我們經過聖詹姆斯路回到我的地下室，換乘我的雪佛蘭牌私人汽車，出門來到夏科大街，然後回大使公寓。
我們最後執行的是方案第（三）條乙項，因為沃爾特斯不相信我能夠在沒有人幫助的情況下找到地下室。方案執行得很順利，主要是因為沒有人盯梢。
最後，我再一次和黎德壽、春水面對面地坐在一張鋪著綠檯布的長方形桌子面前。但是談判的架勢和從前不一樣了，我的北京之行從根本上改變了它，雖然黎德壽這時還不知道。春水又是代表河內首先發言。他扮演的角色就像是鬥牛中的騎馬鬥牛士。他對我們進行攻擊，也許是為了讓黎德壽研究我們的反應。當談判真正開始時，黎德壽接替了他的位置，單方面宣讀河內的老一套觀點。
不出所料，七月十二日的談判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開始。我指責北越不守信用，公佈了阮氏萍女士的七點方案。春水又從他的百寶囊裡取出各種指責，作為反擊，大部分是關於我們在南越的軍事行動，既是含義不清，又是毫不相干的。他和我都知道，在南越，雙方都沒有採取重大軍事行動。但是，北越並不想就這些問題窮追下去。他們似乎急於進行談判。他們還不知道我已到北京去的事，還以為他們可以左右我們；也許他們要看看我們是否會屈服。
但是，在河內看來，「談判」一詞並無固定的含義。黎德壽和春水把他們的建議稱為「具體」和「尊重事實的」；而我們的建議，不論怎樣具體，都是「不現實」和「含糊不清」以及「抽像的」。「現實主義」的標準，要看是否符合河內的觀點。「阿德」認為他能出席談判，本身就是一項讓步；他願意討論我們的建議這件事本身——即使只是為了拒絕這些建議——就是善意的表現。他每次提出新的要求，總是要說明他掌握著推理、事實和歷史的根據，然後作一番極為冗長的說明，使我有一次不禁提出，如果他重視推理，而對歷史少說幾句，我們大家都會受益。
連正式的決議都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含義。例如，從表面上看，我們在五月三十一日提出的七點建議和他們在六月二十六日提出的九點建議，在根據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公約》確認柬埔寨和老撾的獨立、中立和領土完整方面，是非常近似的。但是，每當我們快要把這些問題作為已經解決的問題擱在一邊的時候，黎德壽就理直氣壯地指出，河內已經在履行《日內瓦公約》（此時此刻幾十萬北越軍隊正在這些國家裡巡遊）。可是當我提出這一問題時，黎德壽就冷冰冰地說，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有越南人；有時如果他想講究點形式，他就說北越人在那裡是為了保護老撾和柬埔寨的中立。而且北越人對於撤軍的期限問題含糊其辭，弄不明白他們是想把這一點放在協議裡面，還是想把它和其餘的談判問題分開，單獨處理，就像阮氏萍女士指出的那樣。
但是，儘管枝節橫生，在七月十二日的會上，雙方還是進行了認真的談判。我們把雙方提出的文件逐點進行比較。在多數問題上（全部撤出美軍的原則，釋放被俘人員，重新確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內瓦公約》，以及最後實現國際監督下的停火），顯然是可以達成協議的。但存在著兩項基本的分歧：要求賠償；以及河內堅持要我們推翻西貢政府。儘管我過去曾駁回河內關於要求賠償的主張，但是這個問題不是沒有妥協餘地的。它主要是形式的問題，而不是實質的問題。我們在秘密談判中多次表示，而且尼克松曾公開宣佈（在他之前約翰遜總統也曾如此），在戰後，我們將對整個印度支那，包括北越的經濟恢復工作予以慷慨解囊。但是我們願意出於自願地這樣做，而不是一種自贖。
政治問題還是不可避免地成為鬥爭的中心。黎德壽反覆強調：「我嚴肅地告訴你，你們一定要撤換阮文紹……你們有許多辦法（可以做到這一點）。」他一再說，一種辦法就是讓我們利用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這一大好時機。雖然他的話裡只點了一個人的名，但是不久就顯露出他的真意，他要求撤換的是一切河內認為不「贊成和平的」人。由於河內主張要一直戰鬥到底才肯罷休，誰反對它這樣做就是在引起戰爭，因此就是不贊成和平，也就必須予以撤換。黎德壽和春水輪番哄騙我接受他們的建議，用這樣的辦法處置所有主要的非共產黨的政界人物。如果我們這樣做了，我們就會「前進一大步」，而「為達成協議創造有利條件」。（河內謹慎從事成了一種病態心理。它從不作無條件的許諾。即使我們接受它關於推翻阮文紹的要求，那也只是創造了「有利條件」；河內為自己留下提出更多要求的餘地。）
批評我們的人曾經主張，我們可以只解決軍事問題，然後脫身。對此，黎德壽明確表示反對。英勇頑強的河內人奮戰一生，不是僅僅為了謀求一個停止戰鬥的機會。黎德壽在六月二十六日對我說：「沒有一場戰爭不是為了實現政治目標的。軍事行動的目的在於實現政治目標。軍事手段只是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聽起來就好像克勞斯威茨還活著，而且就住在北越。
經過幾個星期，九點建議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七點，我和我的同事都為之欣喜萬分。大家都希望，黎德壽關於推翻西貢政府的激烈的要求，只不過是在走最後的一著，以便向他在河內的同事證明，我們已作了最大限度的讓步，而現在他們最好還是適可而止。毫無疑問，他也一定這樣看待我們的行為。他一定認為這是值得一試的事情，那就是：以不尋常的靈活態度，堅持談判下去，看看等到所有其他的問題都已解決之後，我們是否會把南越的非共產黨人拋出去餵狼。
談判進行了四個半小時。我們約定兩周後在七月二十六日再度舉行，並表示在此期間可以互相研究對方的立場。我按照沃爾特斯的辦法的相反順序，回到了大使公寓。大約晚上七點鐘，戴維·布魯斯和我出現在公寓的前門口，向等待著的新聞界宣佈，我們已經完成了對談判的研究。
在七月二十六日舉行會談前，我向尼克松遞交了備忘錄，說明我們已經使分歧縮小為一個問題——關於西貢的政治安排。
顯然，我們是不能為他們完成他們自己的政治任務的。阮文紹儘管有種種缺點，但是他無愧為忠實的盟友。此外，最近公佈的五角大樓的文件，暴露出美國曾插手推翻吳庭艷的政變，這使我們更不宜於動手撤換阮文紹。最後一點，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我甚至沒有把握，如果我們要撤換阮文紹，我們能否辦得到，除非我們準備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對抗，而這場對抗的唯一肯定的結果就是南越的政治結構和所有人的自尊心都將被毀壞殆盡。
我重申，我們不能以搞垮南越政府為代價去換取和平。尼克松對此亦表示同意。然而，如果河內想就一項真正具有開放性的政治進程進行談判，我們可以提出以下的建議：我軍全部撤出；關閉我們的基地；以及保證南越的中立地位。我仍然認為黎德壽很有可能會放棄他的政治要求。
我的估計是錯誤的。我們在七月二十六日再度舉行了談判，並進一步取得了進展。我們在除政治問題外的所有問題上，都使雙方的方案互相吻合。但是，事情變得越來越清楚，這些讓步只是一些旨在誘使我們推翻阮文紹的香餌。即使在這些我們似乎正在取得進展的問題上，狡猾的越南人也為自己留下無數進攻我們的可乘之機。戰爭之神如果在觀察這場談判，絕不會認為河內來的人是代表一個不發達國家的。他們頭腦複雜，行動一致，擅長於巧妙地處置各種方案的細微差別，而且永遠是富有耐心的。他們以殘酷的鬥爭在會議桌前贏得了自己的席位；他們不會為了妥協、以感情去博得對方的善意或者自由選舉等開明的想法這樣一些資產階級的概念而放棄自己已經得到的果實。不幸的是，只有史詩裡的英雄才是富有人情味的和動人的。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獻身精神往往使他們一意孤行；他們的英雄氣概使他們顯得驕橫；他們不同於凡人，所以不受普通世俗交往的約束。我們不幸成為河內一心想在印度支那稱霸的障礙。他們一面和我們作戰，一面輕蔑地利用許多支持他們的人，即我們國內的批評家們的感情上的錯覺。在這兩方面，他們都是同樣地不遺餘力和精明強幹。
我提出了我曾經和尼克松一起研究過的各種建議。對於美國提出的關於中立地位的保證，或者對於他們蔑視的自由的政治進程，黎德壽和春水毫無興趣。關於由雙方達成對美國軍事援助的限制的協議問題，他們連聽都不願聽；他們想切斷西貢的一切軍事供應。一連三次談判，他們都集中火力提出這個問題，即既然我們能夠把這個「好戰的、法西斯的」阮文紹扶上台，就一定也「有能力」撤換他。春水這一次提議和我們在撤換阮文紹的問題上達成一項秘密諒解：「我們不要求你們發表公開聲明。你們應該秘密地撤換他。」我說這樣做難以遮人耳目，春水堅持說：「這項諒解只有你們和我們知道，決不會洩露出去。」在前一階段談判中，他明確表示，僅僅換人是不夠的：「如果你換了人而不改變政策……等於沒有變化。」河內要的是統治西貢，而不是妥協。黎德壽一心想幫我的忙。他甚至向我提出他作為革命家的職業性見解。在一次休息的時候，他把我拉到一邊向我提出，如果我們不懂得怎樣通過總統選舉把阮文紹撤換掉，那麼暗殺是個好辦法。我斷然拒絕，使黎德壽一時怔住了，這是我難得見到的事情。他顯然不明白我為什麼這樣激動。但是他很快就恢復了鎮靜。當我們又回到會議桌前時，我以幾乎悲痛的音調歸納了我對河內的政治「解決」的看法：
我們做了許多事情，可以使你們支持的力量更易於參與一場政治進程，並對政治前途施加影響。我們表示願意接受南越的中立，宣佈我們從南越撤軍，接受對我們給予南越軍事援助的限制，公開宣佈我們並不支持南越的任何一種特定的力量，並嚴格執行。我們願意聽取這方面的其他建議。
我們辦不到的是你們要求的事，即達成一項秘密協議，去撤換一個仍然是我們盟國的國家的領袖；此外，這會引起無窮無盡的爭論，究竟和平政府的含義是什麼；你們在這個和平政府裡擁有否決權，因為只有你們才懂得擁護和平是什麼意思……
我們想結束戰爭。我們不想阻擋南越人民前進。我們不是越南永久的敵人。但是你們不能期望我們做那種辦不到的事情。
就這樣，七月二十六日的談判又沒有能夠解決問題。和平的前景依然是那樣渺茫。
南越的總統選舉
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把注意力集中在定於十月三日在南越舉行的總統選舉上面。河內已經表明，它意識到這次投票是撤換阮文紹的一次機會。在美國，有許多誠懇而關切的人士，他們認為在南越舉行的這場公正而民主的進程，將會打開談判的大門。為什麼會是這樣，從未有人加以解釋。所謂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不允許別的政黨存在的，從來沒有舉行過選舉，而且對於自由選擇這一概念橫加嘲弄。春水和黎德壽就像行家裡手那樣地有把握，不斷向我說明，自由選擇的概念是毫無意義的。誰控制著政府，誰就能當選。從越南的歷史來看，他們實際上是正確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在基本上和諧的社會裡發展起來的，在這些社會裡，少數派接受選舉的裁決，因為他們希望總有一天他們自己會成為多數派。但是這種情況是幾個世紀發展的結果。即使在美國，民主自由也經歷了一個世紀才到達成年人享有普選權的階段。在越南，我們正在設法做的是，強使民主傳統的發展進程在幾個月之內完成，而這個國家的人民二十年來一直在一場內戰中互相殘殺，在那裡，失去政權意味著不僅丟官棄職，而且還有生命的危險。
儘管存在著重重障礙，但是還是取得了重大進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在簡單得多的情況下，推遲過多次選舉。但是，就在幾十萬北越軍隊入侵南越的情況下，南越還是舉行了幾次選舉。在一九七年八月舉行的國會上院的選舉中，十六個黨派進行競選，反對派的佛教組織卻獲得了多數票。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舉行的下院選舉中，代表十二個主要政黨和團體的一千二百名候選人爭奪一百五十九個席位，而這次，又是反對派的佛教組織取得多數議席。在南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子，舉行了地方行政長官和委員會的選舉；而且將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投票選舉省長和市長。[17]
根據一九六七年四月頒布的、在美國指導和協助下起草的越南共和國憲法，規定南越的總統任期為四年。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的首次總統選舉中，阮文紹獲得百分之三十五的選票而當選。第二次總統選舉預定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星期日舉行。就這樣，在美國參加越南事務有史以來的關鍵時刻，主要根據美國的意願強加於越南的選舉倒成了新的動盪不安的根源。
國務院孜孜不倦地敦促阮文紹向共產黨人提出新的政治建議；國務院的許多專家主張成立聯合政府。（我一直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對這項方案這樣感興趣，我們的官僚機構似乎把這項方案粉飾為治癒內訌的標準靈藥。美國雖是一個和諧的社會，但要是任命一名反對黨成員擔任內閣職務，就會成為一條新聞，而且是很少發生的情況。認為把一直在互相殘殺的人們聯合在一個政府裡，就可以結束內戰，這種想法是荒謬的。一般地說，聯合政府是一種手法，或是一種借口，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最不需要這種手法的地方，它最能發揮作用。）現在國務院把它的全部熱情傾注在自由的總統選舉上面。國務院在五月十九日發出詳細指示，要求在越南的美方人員「在言語和行動上」保持中立。在選舉期間，美國將繼續給予援助，但是應「慎重從事，以免被誤認為美國支持或反對某個人的競選」。官僚機構中有許多人希望，阮文紹會被願意接受聯合政府主張的一位候選人擊敗。但是，我卻希望民主選舉會對我們盟國增加支持。
只有在一場真正的政治角逐中，並在至少有兩名真正的候選人參加競選的情況下，才能夠談得上保持中立的原則。因此，我們後來的處境很奇怪，我們竟在尋找一名對手，和這位作為我們的盟友正在指揮戰爭的總統決一勝負。有兩個人呼聲最高，即副總統阮高其和楊文明將軍。不到一年之前，美國的批評家對阮高其厭惡到如此程度，以致我們取消了他原定對華盛頓的一次訪問。但是，現在又有人想方設法要把他捧成一名候選人。當楊文明領導推翻吳庭艷總統的軍政府時，吳庭艷和他的兄弟吳庭儒的罪名之一就是陰謀組成聯合政府。現在楊文明倒成了許多批評家的希望所在，因為他的晦澀的言辭使人認為他會接受共產黨加入他的政府。顯然河內喜歡他。春水有一次暗示，可以同意由他取代阮文紹。（春水和往常一樣，是含糊其辭的。如果我們接受他的建議，他也沒有承擔明確的義務。）但是，如果春水說的曖昧的話是當真的，那麼其原因肯定是在南越的主要人物中，楊文明是最無能和最懶散的人。[18]所有瞭解楊文明的越南人在這一點上都是意見一致的。如果河內對他表示同意——這一點還不清楚，那是因為如果他當上總統，他是所有候選人中最容易被推翻的一個人。（在一九七五年共產黨接管西貢的前兩天，楊文明終於當上了總統。他被兩名北越士兵帶出總統府，從此沒有再露面。聯合政府也就到此結束。）
當然，還有阮文紹。他當上總統並非偶然。他無疑是南越軍事領袖中最令人生畏的人，可能也是政界人士中最能幹的人。他和多數身居高位的人物一樣，代表著個人野心和崇高動機的結合。那些並不感到行使權力是使自己振奮精神的一副補劑的人，很少能夠行使這種權力，而且幾乎從來沒有得到過它。同樣地，那些缺乏堅強的道義準則的人，是經受不起和偉大的職責分不開的那種彷徨、壓抑和痛苦的。阮文紹顯然對於他的職位覺得樂在其中。在這一點上，我所認識的行政首腦中和他一樣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也是一個講原則的人，強烈反對共產黨，篤信宗教，愛國，頭腦很機敏，極其英勇地保護他的同胞，使他們不受來自南越國內外的衝擊。那些設法尋求借口要我們拋棄他的人堅持要給他加上種種罪名，但是言過其實了。他上台時接管的文官政府，當時已被推翻吳庭艷的那場狂風暴雨式的政變弄得四分五裂。一支游擊隊正準備通過系統的恐怖活動推翻他的國家。在長達六百英里的杳無人跡的邊界上，外敵正在入侵。他有一個盟國，先是派來幾十萬軍隊，遍及他的國土，並訓練他的軍隊應付一種並非東南亞方式的戰爭，然後又一邊加緊撤軍，一邊敦促他向貪得無厭的對手作出越來越多的讓步。這個盟國簡直是他的一種負擔。他懂得如果他同時干所有這些事，他的政府非垮台不可。但是，凡是他認為可以辦到的事他都做了，而且超出了許多人的預料，包括進行了一場大規模土地改革。我們國內的批評家們都是些得寸進尺的人，對於許多人來說，他是一隻順手拈來的替罪羊；但是這不是由於他的過錯。在談判沒有到達最後階段的時候，他並不是談判的障礙，而且——我還要進一步說明——即使在當時，他的處境也極為困難。他完全瞭解我同黎德壽談判的情況，每項建議都經過他的同意，而且每次會議，我們都通過邦克向他提供一個紀要。我們是用初級密碼和邦克通消息的。黑格還定期去西貢瞭解情況，並將最新情況告知阮文紹。阮文紹對於我們雖然疑慮重重，但是他對於我們這個釜底抽薪的盟國，卻表現得毫無怨言，而且神態超脫、尊嚴，還帶點輕蔑。（儘管阮文紹對於我通過談判達成最後協議的方式懷有刻骨仇恨，我還是要在這一點上說他的好話，因為這是他應該得到的。）
阮文紹深信，南越正處在狼煙四起的年代，經受不起長期的權力不穩的局面。他的軍隊在老撾剛剛遭受重大傷亡。他的盟國正在加緊撤軍。他知道我在和河內談判。而且，由於他熟知我們建議的要點，並確實表示過贊同，他是瞭解河內會在每次巴黎談判中堅持要推翻他的。他秉性多疑到了病態的程度——典型的越南人性格——這肯定促使他害怕河內的建議可能對我們有誘惑力。他也不想下台。在一九六七年之後，事實一再提醒了他，他是僅僅以百分之三十五的多數在那次選舉中獲勝的。這一次他下決心要獲得更多選民的信任。因此，他並不過多地講究方式，就運用起他的職權來了。
在他的對手方面，他們沒有興趣參加一場即使公正地進行也肯定會落選的選舉。楊文明輕而易舉地收集到足夠的簽名使他獲得了競選資格，但是對於競選，仍在猶豫不決。阮高其有競選的願望，但是由於阮文紹毒辣的手法，在收集簽名方面發生了困難。南越最高法院重新使阮高其獲得競選資格，但是此時他和楊文明都已決定退出競選了。邦克大使勸說他們兩人參加競選，但沒有成功。他們要求的東西，實際上和黎德壽是一樣的，即美國保證他們成功。由於阮高其和楊文明不願參加競選，因此這場選舉就成了一場公民投票。選民面臨的選擇是：投票支持阮文紹；或者毀損選票；或者抵制選舉。百分之八十七的有選舉資格的選民參加了選舉，而阮文紹獲得了百分之九十四的選票。
在競選期間，我認為阮文紹運用職權迫使其對手放棄競選是一種不明智的舉動。我在七月間去西貢時，故意招搖過市地去拜訪了阮高其、楊文明和佛教徒反對派的領袖，以顯示我們對於進行一場有角逐的選舉是感興趣的。我在八月一日通過秘密渠道拍發了幾封電報給埃爾斯沃思·邦克，支持國務院發出的正式指示，要他探索是否可能找到別的反對派候選人，或重新規定一個選舉日期，使他們可以獲得競選資格。我在電報中告訴邦克，阮文紹不應懷疑美國公眾對他的毒辣手法的反應的深刻程度。但是，尼克松和我都不願意把阮文紹拋出去餵狼。誠然，除非斷絕一切軍事和經濟援助，從而為河內辦了它想辦的事，還沒別的可以把他拋出去餵狼的切實可行辦法。我們認為，我們支持西貢的政治結構，並不是出於對阮文紹的照顧，而是出於我們國家利益的需要。我們經受住了暴風雨。如果認為河內為了沒有在西貢舉行一次公正的選舉而感到痛心，那真是大錯特錯了。河內感到煩惱的是，我們拒絕以選舉為借口來撤換南越的非共產黨政治結構的領導人。
我在八月十六日再度會晤北越人。黎德壽沒有來，留在河內了，這就決定了談判不可能取得突破。談判開始時，我把一些關於阿波羅號幾次登月的不屬於機密的技術資料交給春水，因為黎德壽在上次會談中曾問到過這幾次登月的情況。春水不禁講了一句俏皮話，說我們雖然曾把人送上月球，但是我還是遲到了半小時。（這是由於我同中國駐巴黎大使黃鎮進行了私下會晤。）但是當我們轉入正題後，就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談判已陷入僵局。雙方都明白，軍事問題是可以得到相當迅速的解決的。每一方都定期地就其立場作一些小的調整，使雙方在軍事問題上的方案甚至更加接近，以便誘使對方在難以處理的政治問題上作出讓步。我們原先建議，在我們最後完成撤軍之前的兩個月，必須釋放所有我方被俘人員；我們作了修改，現在我們同意撤軍和釋俘可以同時完成。我們把我們將在戰後向所有印度支那國家提供的經濟援助的粗略估計告訴了春水，但不作為協議的一部分，或作為賠償。河內同意，我們在印度支那全境的被俘人員將獲得釋放，而不是像他們原先主張的那樣，僅僅釋放越方扣押下的被俘人員。
但是，這些都不能掩飾，我們雙方都沒有能力解決政治問題。我們不會按照河內要我們推翻盟國政府的條件去媾和。為了堅持我們的原則，我們願意經受國內的動亂——動亂的焦點在於無關緊要的、基本上已經得到解決的我們單方面撤軍的時間表。有一次特別激烈的交鋒結束時，我把僵局作了一番歸納，還對春水的從屬地位說了些帶刺的話，而且虛張聲勢地說，時間（和許多事實相反）是在我們這一邊的：
好了，部長先生，我知道你得按指示行事。而且我也知道，你未經授權，是不能聽信我的話的。而且你將反唇相譏，什麼事情都是由於我們的過錯。可惜的是……可悲的是，如果我們繼續打下去，那麼一年之後，我們就還會在原地徘徊。而且總有一天，我們會達成一項其條件和我們現在討論的差不多的協議。我們告訴過你們，如果你們能夠在政治角逐中獲勝，我們不會阻擋你們。這是你們遲早必須做的事情。但是從你的話裡可以看出，你們現在不準備這樣做。我的經驗足以使我懂得，不論我說什麼，也改變不了你的信念，更改變不了你所得到的指示……我唯一要說的是，我希望有一天河內會以願意媾和的態度來找我們聯繫。有了這樣的態度，部長和我就可以找到媾和的模式。在這以前，在我們見到這樣的態度以前，我們定會在原地踏步不前。
而這正是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們在十四個月之後會晤，接受了基本上是我在一九七一年談判中提出的條件。
春水出於某種考慮，堅持要在大約一個月之後再度會晤。他的迫切態度給予我們一線希望，或許河內的政治局正在利用這段時間來研究自己的立場。雖然尼克松很想斷絕這種越來越徒勞無功的接觸，但我還是勉強說服了他，使他相信舉行會晤會增加我們在談判中的分數，給河內又一次修改自己立場的機會，而且我們「沒有什麼可以丟掉的，除了我難受三十六個小時以外」。我們現在如果斷絕接觸，會毫無所得，更何況河內現在也還沒有攔阻我們，不讓我們做我們要做的事。於是我們九月十三日在巴黎又再度會晤。黎德壽還是沒有出席，這使我們不能再有什麼懷疑，這個時期的談判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春水沒有說出什麼新的東西，實際上他只是宣讀了一篇宣傳稿，和在克萊伯大街舉行的全體會議上一再發表的講話是一路貨色。談判舉行了兩個小時就休會了，這是舉行秘密談判以來最短的一次。我們分手時達成了諒解，如果任何一方有什麼新的內容要講，可以重新打開渠道。
這年夏天在國內的辯論以及我們談判的唯一結果就是，使我們國內的批評家跟上現實。參議員喬治·麥戈文有機會在九月十一日和春水會晤四小時。他得到的確鑿無疑的印象是，共產黨建議媾和的基礎是以確定美軍撤退期限換取釋放被俘人員。雖然我認為這樣的交易和河內的九點方案顯然是不一致的，但是還是命令威廉·波特大使在正式巴黎和談的第一百二十九次會議上進行探討，以便一勞永逸地結束人們的種種猜測。波特會後對記者說：「我們整天都在設法要他們對於他們在個別發表談話時說過的話加以正式確認或否認。但他們拒絕這樣做。」實際上，北越人不久就消除了以前他們公開立場不明朗的狀況，並再次宣佈，釋放我方被俘人員要以政治解決為條件。與此同時，他們把麥戈文和幾名記者也置於哭笑不得的境地。《華盛頓郵報》第二天報道說：
北越今天提出強硬的和平條件，使他們兩個月來設法表現得比較忍讓的精心策劃的努力付諸東流。
河內代表春水明確表示，美國必須「同時」宣佈不再支持南越總統阮文紹和撤退全部美軍，然後美方被俘人員才能得到釋放……反戰的參議員喬治·麥戈文（民主黨人，代表南達科他州）發表過的比較樂觀的印象，以及河內的政治局委員黎德壽發表過的、迄今被人深信不疑的談話，都歸於破滅。
《華盛頓郵報》記者，不幸的喬納森·蘭德爾，幾個月來一直根據北越人常常發表的隱晦的談話，報道相反的消息。蘭德爾在九月十六日全體會議結束後央求北越新聞發言人說：
你認識我幾乎三年了。你難道不明白我們為何什麼事情也弄不清楚？你難道不知道我們思想上的混亂？要麼是情況真的不清楚，要麼因為我是個笨蛋……你今天說的話不僅和我們過去的理解以及發出去的報道的含義相反，而且也許連詞義也相反。我真是摸不著頭腦。
我理解蘭德爾的感受。我們是同病相憐的人。
揭開秘密談判的內幕
春水重申了河內僵硬的談判方案，但奇怪的是，這對我們國內的辯論產生的影響甚微。即使像參議員亨利·傑克遜這樣強硬的人物，在九月十日也要求停止對越南援助，除非阮文紹舉行一次有競爭的選舉。《紐約時報》在九月十八日指責尼克松關於要在南越留下去直到西貢能夠自己防止共產黨接管政權之日為止的主張。《芝加哥論壇報》甚至在九月二十日刊登弗蘭克·斯塔爾的一篇專欄文章，敦促我們立刻撤離越南。美國轟炸北越引起了報界的憤怒。這種轟炸部分是為了對敵人襲擊我們的偵察機作出反應，但主要是為了向越南表明，破壞談判是不能不付出代價的。九月三十日，參議院通過了曼斯菲爾德修正案的新文本，提出要在六個月內撤出全部美軍，以此作為我國的政策，而要求的條件僅僅是對方釋放我們的被俘人員。各方面對此都表示贊同。帶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越南化和南越抵抗的力量，河內比我們自己的參議員或社論作者更有信心。河內堅持要我們推翻南越政府，這就說明，它對於我們撤退之後，它是否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它的目標，並無把握。
在這樣的氣氛下，我在九月十八日向尼克松遞交了一份長篇分析文章，綜述我國在對越南外交政策上所持的態度。我重申，如果我們由於倉促撤退或過多的政治讓步而推翻了南越的政治結構，朋友和敵人在緩過氣之後就會得出結論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領導作用正在轉化為越南戰爭之後的退讓政策。我們在越南的不光彩的下場也會給我們的社會留下深刻的傷痕，引起互相指責和加深現存的權力危機。我仍然相信，我們撤離越南應該是一種政府的政策行動，是有尊嚴的，而不是屈服於壓力或由於喪失意志。
我認為，用越南化的辦法可能會達到上述目的，但它有著先天的不可靠性。如果堅持把越南化進行到底，就必然會到達一個微妙的境地，我們的撤退會造成南越政治前途的不穩，從而在最後時刻破壞整個的事業。如果能夠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就會使南越有相當的機會生存下去。我們一直認為這是更為可取的。採取一項政策行動來結束戰爭，而把南越的前途留給歷史的進程去自然解決。
我的分析繼續指出，但是，我們現在發現自己在浪費談判的本錢。儘管由於公眾的抗議而造成種種苦惱，越南化使美軍的人數、傷亡和費用都穩步下降，在國內為我們贏得了時間。而且它對河內造成兩種壓力：第一，我們有步驟地撤軍，這向北越表明，如果他們要我們很快或全部撤離，他們得付出代價；第二，越南化提出的前景是，最後一個加強了的越南政府將能獨立存在。我分析說，不幸的是，我們的第一筆本錢幾乎全都耗盡了。我們國內的壓力和官僚機構的缺乏紀律性結合在一起，幾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向北越人保證，我們很快就會全部撤出越南。他們對於唾手可得之物，又何必去花費代價呢？直到一九七一年秋季以前，我們的第二筆本錢——西貢的力量日益加強——仍然能夠使河內躊躇不前。南越政府保持相當程度的穩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美國幫助把總統任期四年寫入南越憲法，這種穩定現在也遭到了威脅。在南越，總統選舉、美國撤軍以及國內的不同政見這幾件事湊在一起，正在再度引起騷亂。阮文紹政府和軍隊中的某些人開始腳踏兩隻船，準備向越共投誠。
我在備忘錄中繼續寫道，在美國，要求迅速脫身的勢頭正在高漲。我們現在面臨著真正的危險，國會將通過法案，確定一個我們必須撤軍的日期，或許還會限制我們對南越的援助。在政治和道義上都令人感到痛心的事實是，反對派中的許多人已經不管問題的是非曲直了。他們越是認為我們正在撤出，就越是設法在我們撤出的問題上強加許多限制條件，以便把他們明知我們本來就可以做到的事歸功於他們的敦促。但要想趕在這種情緒的勢頭的前面，是不可能的。
我得出結論說，由於所有這些理由，第一，我們不能再用好心的萬靈藥去削弱越南的政治結構，因為這是我們剩下唯一的一張牌了；第二，我們應該在我們的本錢用光之前，在談判上再作一次努力。以撤軍換取釋俘的建議已經遭到春水的拒絕，他堅持要撤掉阮文紹，對西貢的政治舞台來一個徹底的大掃除。把越南化進行到底，是不會使我們的被俘人員返回的。無論如何，關於軍隊人數和援助數額的限制性法案很快就要通過了。最後，在沒有大規模挑釁的情況下，要進行升級在國內是通不過的。
因此，我要求尼克松批准一項政治問題方面的新的談判倡議，這是一項和我們所負的義務、我們作出的犧牲以及我們的榮譽相適應的最大限度的倡議。我建議，修改我在八月十六日提出的八點——其中主要是關於軍事問題——並作出一項規定，即在最後協議簽字後的六個月內，在南越舉行一次新的總統選舉。由一個代表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各種政治力量的選舉委員會在國際監督下主持這次選舉。在這次選舉之前一個月，阮文紹總統將辭職，由參議院議長代行其職務。在這時候，餘下的小部分美軍也將撤走。我們還將把撤軍的最後期限從九個月縮短到七個月。
尼克松在九月二十日批准了這項建議。黑格在九月二十一日去西貢。阮文紹在九月二十三日接受了這項建議，他告訴黑格，他還準備宣佈，一旦實現和平，他甚至不打算在一場新的選舉中當候選人。我們認為，這樣做太過分了，我們建議他不要把話說死。但是阮文紹在他當選前三天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宣佈，如果實現和平，他將掛冠歸里。
過去，我們有任何新的倡議，總是在會議上提交給河內。現在我想，如果在要求開會時一併書面提出我們的倡議，可以節省時間。而且，如果河內拒絕開會，反而發動這場他們幾乎肯定會發動的進攻，我希望把我們的倡議記錄在案。十月十一日，沃爾特斯將軍拜訪了在巴黎的北越總代表，要求在十一月一日會見黎德壽。沃爾特斯宣讀一份電文說，春水部長在九月十三日發言說，如果美國方面提出一項總建議，北越方面願意配合。我們的倡議就是答覆這一發言的。我們的倡議是為了在一九七一年底以前達成一項公正的協議作「一次最後的嘗試」。[19]
但是河內的冷酷無情和蠻不講理的領導人只有在沒有別的出路時才肯妥協，他們是以打持久戰為職業的。如果他們要妥協，他們得首先證實他們沒有別的選擇餘地，而現在他們還沒到那個地步。他們決心在軍事上再碰一次運氣。在離開建議會晤的日期只有六天的時候，河內於十月二十五日，以慣有的那種傲慢態度作出答覆。沒有作出友好的表示，對我們的建議也未予評論，也沒有表現出想在一定的時間裡解決問題的願望。河內冷冰冰地建議在十一月二十日舉行會晤，提出的理由是「特別顧問黎德壽目前在河內有活動，春水部長還在進行治療」。河內甚至不屑於把在河內的活動說成是「重要的」。沃爾特斯報告說，照會是在一次迄今為止最簡短的會晤中遞交的。他哀歎說「沒有隨意交談，也沒有喝茶」，只是把事先準備好的稿子宣讀一遍。
我們在十一月三日發出一份簡短的照會，同意河內提出的日期，然後像往常那樣等著聽黎德壽離開河內的消息。但是，什麼也沒有聽到。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在我準備動身去巴黎前不到四十八小時，河內通知我們，黎德壽不能出席會晤，因為他「突然患病」。沒有另行提出日期，在通知中也沒有表示打算解決問題；仍然隻字未提我們提出新的重要倡議——願意讓一位盟國領導人辭職——儘管我們向他們提出這個倡議已有一個多月。唯一的和善姿態——也是一種瞧不起人的表示——是提出春水「仍然同意」會見我。但是從以前會晤的全部記錄中可以看出，春水沒有進行談判的權威。
我們在十一月十九日作了長篇回答，我們總結了談判的狀況，結尾說：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北越方面通知美方，特別顧問黎德壽現在正在生病，不能出席十一月二十日的會晤。美方對此表示遺憾。在這種情況下，舉行會晤是沒有意義的。
美方隨時準備會晤特別顧問黎德壽，或北越的任何其他政治領導人，以及春水部長，以便在對有關各方都是公正的基礎上迅速結束戰爭。美方等待聽取北越方面提出關於合適的日期的建議。
我們沒有得到答覆。北越人正處在為一九七二年重大的軍事攻勢進行策劃的後期階段，正竭盡全力準備作一次最後的較量。
有許多因素促使河內採取這樣的決定，包括他們一輩子也改不了的那種偏執狂。但是，在我看來，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國內部的分歧。北越人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再施加一次軍事壓力，就可以迫使我們基本上無條件投降。北越的政治局知道，如果他們提出釋放被俘人員，國會就會強制要求撤軍。他們企圖迫使我們弄垮西貢，以便使他們獲得完全的勝利，他們這樣做不會招致任何損失。在會晤中，北越人沒有一次不引證我們國內反對派的言論。有一次，當黎德壽表示，由於反對派的壓力我們會不得不讓步時，我發火了：「特別顧問先生，你是世界上最極權主義的國家之一的發言人。你們在你們的國家裡無情地消滅了任何反對派的蹤跡。還是把對於反對派應該怎樣解釋這件事，留給那些容忍反對派存在的人去做吧！對於你們一無所知的事情，還是不要去解釋為好。」自那以後，「阿德」很少再提到我們的公眾所造成的窘境，但是無法從他們對形勢的估計中消除這一因素。
當然，我們的批評家並不瞭解我們提出的所有建議。這可能是我們為了保密而付出的不必要的代價，因為我們認為，對於認真的談判來說，保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河內對「政治解決」的看法已經記錄在案；不需要很多分析技巧就可以確定，它等於是要由共產黨接管。實際情況是，多數反對戰爭的人在這時已不再關心爭論中的具體問題，他們只是渴望結束戰爭。儘管尼克松多次公開暗示我們正在謀求解決，但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政府在三個月內就能夠安排好同北京和莫斯科舉行高級會談，而在同河內談判方面卻是行動遲緩。《紐約時報》十一月十七日的社論寫道：
總統一再提到他想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願望……但是他並沒有採取新的行動，使他和河內在巴黎已經建立的直接渠道重新恢復活動。他也沒有作任何努力，來回答越共在七月間提出的七點建議所提供的好機會；時間已過去四個多月了，而對越共的建議基本上未作答覆。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參議員麥戈文在同一個問題上施加壓力：
說我們在巴黎的談判代表曾和北越人把釋放我們的被俘人員和美國從印度支那全部撤出的問題聯繫在一起進行討論，這根本不是事實——總統知道這不是事實。[20]
在此期間國會強烈要求以撤軍換取釋俘的決議案一直有增無已。參議院不斷通過這些決議案；眾議院多次予以否決，但是否決票數卻在逐步下降。四月一日，以一百二十二票對二百六十票否決；六月十七日，以一百五十八票對二百五十四票否決；六月二十八日，以一百七十六票對二百一十九票否決；十月十九日，以一百九十二票對二百一十五票否決。國會規定的最後撤軍期限顯然快要到了。十月十三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決議，把美國對柬埔寨的援助限制為二億五千萬美元，美國在柬埔寨服役人數限制為二百人。最後，在十一月五日，參、眾兩院會議就曼斯菲爾德修正案達成妥協的一致意見。新的措辭指出，「美國的政策」是要求結束軍事行動，並「迅速撤出印度支那」，其條件就是釋放所有的美國戰俘，並提供在戰鬥中失蹤人員的情況。提案刪去了曼斯菲爾德原來提出過的六個月期限，但敦促並請求總統確定一個日期，並就以分階段撤軍換取分階段釋俘問題通過談判達成協議。這時，河內已經明白，這次交易的條件不會比以撤軍換取釋俘更差了。
我們之所以沒有完全崩潰，是因為北越人自己已經筋疲力盡了。他們可能還有點力氣可以再猛攻一次，但是他們的軍事力量已經耗費殆盡。他們的後勤力量遭到破壞；我們對莫斯科和北京採取的外交行動使他們不能把我們國內公眾對於不同意見的狂熱完全煽動起來。兩周之後，我們發表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公告，使得報紙頭版不再為預定要用來吹捧阮氏萍女士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的七點建議的世界性宣傳運動保留版面。由於在十月十二日宣佈尼克松要在莫斯科舉行最高級會談，俄國人也不去和河內親近了。我們把兩個共產黨大國變成了促使我們國內公眾團結一致的同謀者。
旱季一開始，北越的大量後勤集結使人完全相信，共產黨快要發動軍事攻勢。我們必須掌握主動。在十二月，我們不顧報紙的社論和國會的憤怒抨擊，對二十度線以南的供給基地進行了兩天的轟炸。我們給莫斯科和北京送去強硬的照會，概述了我們與北越人交換過的意見，並警告說，如果北越發動攻勢，就會招致最嚴重的報復行動。我們並不認為它們會對談判提供幫助，但是我們認為，在即將舉行的最高級會談中，它們可能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可能會轉達我們的警告。中國沒有作出答覆，這本身就是直到那時還被認為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國家所作出的一種不介入的重要表示。多勃雷寧耍了一手新花招。我們是定期就世界局勢進行商談的，但在有一次商談中，他試圖把河內不肯妥協的態度歸咎於中國。他說，中國邀請我去北京訪問這件事，是在公佈之前三十六小時才讓河內知道的，這使河內大發雷霆，以致河內把談判擱置起來，以表明必須和它談判才能實現和平，而不能由大國把和平強加給它。
隨著關於中國問題的公告給人們帶來的歡樂漸漸消失，美國選舉年的臨近，北越的攻勢迫在眉睫，我們在國內的地位肯定又會遭到攻擊。除非人們清楚地看到，我們已經作出一切努力通過談判結束戰爭，而且已經跨出了額外的一步，否則我們是無法度過這場風暴的。總統候選人和別的批評家都撿起了河內散佈的欺人之談，說我們沒有響應阮氏萍女士的七點建議，但實際上我們的確已經響應了——而且部分地接受了——黎德壽在秘密談判中提出的類似的九點建議。有人不斷地向我們施加壓力，要我們定出一個撤軍的最後期限，而當時我們在秘密談判中已經提出過期限，但被拒絕了。因此，尼克松決定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向美國人民公佈我們的談判記錄。
在作出這項決定之前，在西貢還發生了一場棘手的爭執，因為當阮文紹贊成我們提出的建議時，他並不知道，在十一月二十日按預定計劃和黎德壽開會以前，事實上我們已經把這項建議告訴了河內。[21]當阮文紹知道我們在公開表明立場時已經不再提共同撤軍時，他也感到不快。他知道我們五月三十一日的建議，而且也表示過贊同，這項建議並沒有提出共同撤軍的主張；現在他宣稱，凡是公開正式改變立場都會削弱他在國內的地位。（這是後來一九七二年發生爭執的伏筆。）最後，阮文紹同意了尼克松的這篇演說，以及在講話中重申的美國在談判中的立場，因為他知道反正我們已經在撤退，而且他也可能心存僥倖，河內既然對私下提出的建議尚且不作答覆，就更不可能去接受一項公開的建議了。
尼克松的這次演說是他所作的最富於戲劇性、最感人的一次演說。他擺出了我和北越舉行過的十二次秘密會談的談判記錄。他透露，我們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曾提出過撤軍的最後期限，但遭到拒絕。他重申我們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提出的關於政治解決的建議：在國際監督下，舉行有共產黨參加的自由選舉，而且在選舉前一個月，阮文紹願意下台。他甚至比我們上一次在秘密談判中提出的建議更進了一步，把撤軍期限從七個月減少至六個月。尼克松重申：「這個計劃唯一沒有做到的是，聯合我們的敵人來推翻我們的盟友；而美國是永遠不會這樣做的。如果敵人需要和平，他就必須承認協議和投降之間是有著重要區別的。」
對於我們長期以來作出努力的光榮記錄和我們新建議的氣派，人們感到大吃一驚。總統競選人的反應是，小心翼翼地表示支持。跑在最前面的是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他稱這項計劃是「一項受歡迎的倡議」。休伯特·漢弗萊的反應則是一種他所特有的感情的衝動：「這又怎麼了，還有的是問題哩！」他的意思是，尼克松的演說已經把越南問題作為政治問題解決了。[22]一月二十七日《華盛頓郵報》粗暴地把該計劃稱為「老一套的騙局」，但是《紐約時報》在同一天暫時放棄了它幾個月來吹毛求疵的做法，小心翼翼地表示了支持，如果不是對每一條規定，至少對整個做法是支持的。多數報紙的社論都持這一態度。
不到一星期，許多批評家又鬧起來了。僵局——河內拒絕了我們的建議——又一次被看成完全是政府的錯誤。但是這一次的批評表明，在心理上我們已經取得了勝利。批評家能夠提出僅有的不同建議是，單方面撤軍的交換條件只有對方釋放被俘人員（此建議已遭河內拒絕）；以及推翻南越政府。參議員馬斯基在二月二日發表講話，施加了新的壓力。他主張甚至在我們單方面撤軍以後，美國也應該停止給阮文紹一切援助，除非他和共產黨達成協議。（這是一種「反正你是輸定了」的提法：因為河內能夠接受的唯一條件是要推翻阮文紹，他的出路只有被處死或者自殺。）這個方案成了反戰分子提出抗議以及報紙發表社論的新綱領。但是反對派的基礎越來越薄弱了。戰爭很不得人心。不過有一點是很明顯的，不管公眾如何厭倦，他們並不打算聯合敵人去打倒一個盟友。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我們長期和不懈地進行談判的實際情況現在已經清楚。事實是，河內用過高的和蠻橫的要求不斷地阻礙問題的解決。
在尼克松發表演說之後，我每次離開華盛頓，報界總是很快就盯上了我。因此，後來每逢開會，就在我已經到了巴黎而且已經在開會的時候，再由白宮公佈開會的消息。這樣做有它的好處，它不斷地提醒公眾，談判正在進行；同時也提醒反對派，任何時候都可能出現戲劇性的突變。
我們把總統的演說詞遞交給莫斯科和北京，並特別警告說，如果發生新的攻勢，我們將作出強烈反應。勃列日涅夫以安慰的口吻回答說，他認為和平還是可能的。北京無疑已經受到如同多勃雷寧告訴我的那種河內發出的指責，在一月三十日作了尖刻的答覆，指責——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在設法使中國陷入圈套。我們作了尖銳的答覆。但這種交鋒並沒有影響三個星期後在北京舉行的最高級會談。
對於北越人來說，他們是落後了。這對我們來說是新經驗。在過去六個月中，我們兩次以計謀戰勝他們（第一次是我去北京的旅行）。一月三十一日，他們在巴黎發表了他們方面的信件，包括黎德壽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六日遞交給我的九點和平建議，作為答覆。[23]河內發言人阮成黎把雙方的和平方案作了比較，他說，兩者的差異是「根本性的差異——如同白晝與黑夜一樣」。阮成黎聲稱，河內一直要公佈會談的內容，但「根據美方的希望」沒有那樣做；但是，「為了把談判出現僵局的責任轉嫁到越南民主共和國身上」，美國「破壞了信約，為談判製造了嚴重的障礙」。他沒有說明，我們公佈了河內一直想要公佈的立場怎麼會給談判製造障礙。
很明顯，河內感到它提出的論點根據不足，而且處於守勢，因為不久，在二月二日，河內就發表了對它的九點建議的兩點「說明」。這是對它的原方案略加修改的版本。現在河內明確表示同意，在我們撤出最後一批軍隊之日，釋放被俘人員。但這是和一項政治方案聯繫在一起的，該方案要求阮文紹馬上辭職，並解散「壓迫機器」，指的是警察、軍隊、綏靖計劃。經過大大削弱的南越政府的餘部，要去和高度武裝的共產黨談判，以建立一個具有人們熟悉的三方結構的聯合政府。即使最熱愛和平的組織，從這些主張中也很難找到立身之地。這並非偶然。在一年以後我們結束談判時，黎德壽以一種挖苦而直言不諱的口吻說，那兩點「說明」並沒有說明什麼，提出它只是為了答覆我們的倡議，使北越有一些「新的」立場，好答覆我們的建議。
不論用任何正常標準來衡量，一九七二年初，我們對越南的政策是相當成功的。在改善我們的盟友的軍事處境的同時，我們撤退了四十一萬多軍隊。我們從外交上使河內和它的主要支持者分開。在國內，我們經受了本世紀以來對政府政策最嚴厲的抨擊。我們在做這些事的同時，堅持了不背棄盟友，也不使友好國家的人民遭受壓迫的原則，以履行我們在世界上的職責。我仍然相信，如果我們在越南完全垮台，我們對北京和莫斯科採取的主動都將無法實現。只有我們在天平上還佔有一定份量的時候，這兩個國家才會認真對待我們。而且我們還向美國人民顯示，即使在內部分歧十分嚴重的情況下，美國也還掌握著重大的富於創造性的主動權。
如果幾乎無法避免的一九七二年共產黨的軍事進攻壓服了南越人，這些事也就無關緊要了。但是在國內，我們處於堅強的地位，可以採取有力行動為南越說話。如果我們能夠經受住共產黨的進攻，總統就可以抱著我們能開始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希望到北京和莫斯科去。
[1] 見《華盛頓郵報》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社論。
[2] 參見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雜誌。
[3] 參見，例如，一九六九年八月五、二十一、二十四日和十月十五日《紐約時報》社論。
[4] 包括起草信件的亨利·傑克遜、休·斯科特、邁克·曼斯菲爾德、巴裡·戈德華特、雅各布·賈維茨、華倫·馬格納森、鮑勃·多伊爾、艾倫·拜布爾、托馬斯·J·麥金太爾、溫斯頓·普勞蒂、伯奇·貝、查爾斯·珀西、米爾頓·揚和特德·史蒂文斯。
[5] 一九七年十月九日《華盛頓郵報》：《國會領袖和新聞界普遍讚揚和平計劃》。
[6] 一九七年十月十一日《費城問事者報》文章：《報界支持和平倡議》。
[7] 例如，莫頓·霍爾珀林和萊斯利·蓋爾布在一九七年十月十一日《華盛頓郵報》上提出過這種建議。後來霍爾珀林在一九七年十一月七日《紐約時報》上又一次提出來。
[8] 本傑明·弗·謝梅爾著《襲擊》（紐約哈珀與羅氏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二四三至二四四頁。
[9] 順便提一下，韓國處境遠比南越有利，但是即使在停戰二十五年之後，也從未有人要求從那裡全部撤軍。
[10] 有一件我們未能預見到的事情，就是水門事件的慘敗。正是這一慘敗損害了政府的權威，大量削減了援助，致使南越財源枯竭，並使國會通過了各種禁令，使我們在北越無故違反和平協議的情況下，不能採用強有力的辦法使和平協議得以實施；這些情況最後決定了南越的命運。
[11] 蘭山是北越的地名，在古代，越南人曾在那裡打敗過中國人。
[12] 我曾經和伊扎克·拉賓談論過這次在老撾的行動。他是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的英明的參謀長，當時任駐華盛頓大使。他預測北越的反應會是，從南越臨時抽回幾個師並從南方發動進攻，而不是像我們料想的那樣從北方發動進攻。事實證明他說對了。
[13] 指政府官員的言論與事實不符。——譯注
[14] 《華盛頓每日新聞》曾經發表過一份關於分別舉行的十幾次有計劃的反戰集會和活動的簡明時間表；見朱迪·盧斯著《這裡的示威遊行時間表》，刊登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該報第三版。
[15]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向全國發表的講話，參見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七日和三月四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16] 我在五月三十一日向春水提出的建議如下：第一，我們準備為把美軍全部撤出南越確定一個期限。正如我以前表示過的那樣，我們將會為其他盟國軍隊的撤退規定出大體相同的時間表。第二，越南人民和其他印度支那各國人民應在自己內部磋商一切其他外來軍隊撤出印度支那各國的方式。第三，當美國按照雙方最後同意的時間表開始撤軍時，應在印度支那全境實現有效的停火。第四，作為停火協議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規定外來軍隊不得繼續滲入印度支那各國。第五，對停火協議及其條款的實施應實行國際監督。第六，雙方應該重申，保證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公約》，尊重老撾和柬埔寨的中立、領土完整和獨立。可以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正式加以確認。第七，我要求重申，我們建議立即釋放在印度支那全境被雙方扣押的全部戰俘和無辜平民。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應立即在人道主義基礎上得以解決。如果這一點辦不到，作為我們在這項最後的建議中提出的解決辦法的組成部分，也必須把這些人員釋放。我們期待：——在達成協議之日起，你方提出在印度支那全境在押的全部被俘人員名單。——釋放被俘人員應在我們按照雙方同意的時間表撤軍的同一天開始。——釋放被俘人員應至少在我們最終完成撤軍的兩個月之前完成。我們準備具體商談並取得迅速進展。我們擬定這項建議是為了回答你們的建議。我們期望你們將以一種建設性的精神對待我們這項最後的建議。
[17]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在全國舉行的北越國會「選舉」中，99.88%有資格投票的選民參加了投票，政治局領導人平均得票數都在99%以上。沒有反對派。相比之下，南越沒有那麼高的效率，但手段也沒有那麼毒辣。
[18] 我的工作人員約翰·內格羅龐特很有見解地指出，楊文明若是當上總統，將難以向敵人作出讓步，因為北部的天主教徒和高級軍官不信任他；但是，主張「強硬路線」的阮文紹卻可以作出這些讓步而不至於失去這些保守分子的信任。
[19] 由沃爾特斯遞交的我們新的八點方案全文如下：1.美國同意從南越撤出全部美軍以及其他南越政府的盟國的軍隊。撤軍的方式如下：——只要本原則聲明能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之前簽訂，所有美國和盟國的軍隊，除少數必要的技術顧問、後勤人員，以及為了實施第六點提到的停火所必需的人員外，將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前撤出。撤軍的最後期限無論如何不得遲於本原則聲明簽訂後的七個月。——留下的人員，在第三點提到的總統選舉前一個月，也就是在第三點也規定了的南越現任總統和副總統辭職的同時，開始逐步撤退。撤退將在舉行總統選舉之日完成。2.釋放在印度支那全境被俘的全部軍事人員和無辜平民的工作將和第一點提到的撤軍同時進行。雙方將在本原則簽訂之日提出一份在印度支那全境被俘的軍事人員和無辜平民的全部名單。釋俘工作將和撤軍同日開始，而且只要本聲明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簽訂，就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以前完成。釋俘工作的完成無論如何不得遲於本聲明簽字後的七個月。3.關於南越的政治前途，規定指導原則如下：南越的政治前途將由南越人民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自己決定。在簽訂以本聲明的原則為基礎而擬定的最後協議的六個月之內，將在南越舉行一次自由和民主的總統選舉。這次選舉將由一個代表南越各種政治力量的獨立機構來組織；它將在最後協議簽訂之日開始履行職責。該機構的職責之一，將是審查候選人的資格。南越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可以參加選舉並提出候選人。對這次選舉將實行國際監督。在舉行總統選舉前一個月，南越現任正、副總統辭職。由參議院議長領導的看守政府負責行政工作，但與選舉有關的工作則仍由獨立的選舉機構負責。美國方面宣佈：——不支持任何候選人，對南越的選舉將保持完全中立。——尊重這次選舉結果以及南越人民自己制定的任何其他政治進程。——準備和南越的現有任何政府確定軍事和經濟援助的關係。雙方同意：——南越應同印度支那其他國家一起採取中立的外交政策。——越南的重新統一，應取決於南、北越雙方在不受任何一方的強制和吞併以及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進行的商談和達成的協議。4.雙方尊重一九五四年關於印度支那的《日內瓦公約》和一九六二年關於老撾的《日內瓦公約》。外國不得對印度支那各國進行干涉。將由印度支那人民自己來解決自己的事務。5.印度支那各國現存的問題，將由印度支那各方在互相尊重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予以解決。有待解決的問題包括貫徹實施印度支那各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留在它們本國邊界以內的原則。6.從最後協議簽訂之時起，在印度支那全境將實行全面停火。作為停火的一部分，外國武裝力量將不得繼續滲透到任何印度支那國家中來。7.對於本協議的軍事方面將實行國際監督，包括停火及其條款，釋放戰俘和無辜平民，以及從印度支那撤出外國武裝力量。8.對於印度支那人民的基本民族權利，印度支那各國的中立以及本地區的持久和平，將作出國際保證。雙方表示願意為此目的以及其他合適的目的，參加一次國際會議。
[20] 麥戈文講話，轉引自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華盛頓郵報》。
[21] 這只是一個借口。一年以後，當我們就協議的最後條件攤牌時，阮文紹告訴我們，他對建議本身很反感；但當時，他沒有給我們隻字片言的暗示。
[22] 馬斯基和漢弗萊講話，轉引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新聞週刊》。
[23] 我在一月二十六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已經說明，我們不會去發表河內的文件，但如果河內這樣做，我們也「不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