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
我們從中國回來四個星期以後，等待已久的北越對我們的攻勢終於爆發了。三月三十日，北越炮兵和步兵部隊對東北部的廣治省的南越基地發起了協同進攻。北越的三個師完全無視四年前就停止轟炸達成的諒解，在全部由蘇聯提供的二百多輛坦克和大量新型的一百三十毫米無後坐力炮的支持下，蜂擁越過非軍事區。其他部隊作好了從老撾沿著九號公路入侵南越北部的準備，把一年前南越進攻老撾的方向正好倒了一下，想通過阿紹谷地進攻順化。中部高地出現了部隊集結，這是一個凶兆，威脅著昆嵩和波來古市。還有三個北越師正從柬埔寨進入包括西貢在內的第三軍區，那裡敵人隨時都可能發起進攻。把越南衝突假裝成「人民戰爭」，假裝成南方游擊隊起義的做法已經放棄；這次是北越正規軍以師的規模發起入侵。
在華盛頓，正如每當一件大事開頭時那樣，很難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兒。早在三月三十一日（復活節前的星期五），萊爾德國防部長就說敵人的攻勢是大規模的；但五角大樓的報告最初是令人寬慰的。據報艾布拉姆斯將軍並不認為這次進攻已經到了危急階段。南越的炮火支援基地看來固守著。沒有必要由最高領導作出什麼決定。頭兩天，人們只把攻勢當作敵人的一次重要試探，部分原因是戰鬥看來還進行得不錯，也可能文職官員害怕如果這就是等待已久的共產黨攻勢，尼克松就可能會把他時常警告要作的全面報復付諸實施。
四月一日，尼克松授權美國空軍可對在非軍事區以北二十五英里以內的北越軍事集結行動進行空襲。但是，我們遇到了越南戰爭中經常碰到的一件頭痛的事：惡劣的天氣妨礙空中行動。由於雲層總是在二千五百英尺以下，能飛到北方的次數很少。我一天給穆勒海軍上將打幾次電話，問他我們的飛機是否飛上去了，他在頭四十八小時的答覆是否定的。可憐的普爾·穆勒，他忍受了我的糾纏和挖苦，其實這不怪他。我們的空軍似乎全是由嬌生慣養的飛機組成的，只能在七月的沙漠作戰時飛行。我說，如果這些飛機不能飛，也許可以在地面上滑行二十五英里到北方去吧[1]。
四月二日，南越人被迫撤出緊挨非軍事區南邊的十四個據點。敵人的攻勢已經開始，這點不再有什麼懷疑了。下兩個月對越南化將是一次決定性的考驗。如今我們可以看清，過去三年所做的努力和忍受的痛苦是有成效的呢，還是像一縷輕煙被微風一刮就消失了。
我相信，不管這次攻勢的結果如何，它將結束戰爭。這是河內的孤注一擲。不管怎麼樣，現在將進行認真的談判了；談判的實質要取決於哪一方在戰場上得勝。如果南越垮下來，戰爭將以潰敗結束。如果西貢在我們的幫助下抵擋得住全部北越軍隊，那麼河內除了讓步妥協以外，就別無其他選擇。
還有更大的利害關係。如果我們在越南垮台，我們外交政策中耐心企求的意圖將陷於危殆。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即使能夠舉行——將在這種背景下舉行：由蘇聯提供武器，接連兩次向美國的利益發動進攻得逞（第一次是印巴，現在是印支）。在克里姆林宮那些冷酷盤算力量對比的人的眼裡，我們的談判地位將軟弱得可憐。中國可能重新考慮同美國建立聯繫的價值。我們的盟國，不論它們怎樣看待我們的越南政策的是非曲直，也將懷疑我們的判斷力和我們掌握事態發展的能力。在世界其他地方，那些迷信武力的人會得到鼓勵；這可能使中東亂了套，我們設想政治投降會產生的嚴重後果，將由於軍事崩潰而更為嚴重。我們決心防止這一災難發生。我們將挫敗這個攻勢，而按體面的條件結束戰爭。現在我們面臨著越南戰爭中最後的一次考驗，但也許是一次最痛苦的考驗。
集結兵力
一九七二年的敵人攻勢早在預料之中。一九六八年北越人就表明他們懂得在總統選舉年搞一次重大打擊的影響。他們這次的攻勢正好發生在越南化過程的緊要關頭，這時美國駐軍已減少到一個零頭，這誘使河內想試一試南越人究竟是否能夠接替美國，自己保衛自己。我們一九七年進軍柬埔寨和一九七一年對老撾的旱季攻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亂河內的時間表，以便防止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這種意外事故。由於只有在十二月到七月的旱季才實際有可能發動攻勢，我們的打擊曾迫使河內每年要花費寶貴的時間來修復供應線和補充儲備。我們希望，爭取到的每一個月時間都將增強南越的抵抗能力，而對河內力量的每一次削弱都將減少他們發動攻勢的有效性。果然北越的攻勢比我們預料的晚了兩個月，而且從未取得協同作戰的勢頭。
整個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河內的公開聲明發出了不祥之兆。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迪克·赫爾姆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匯報會上報告說，就在非軍事區對過，敵人大量增援，大有發動攻勢之勢。大約就在那個時候，河內對我們進行秘密談判的興趣明顯下降；關於七點建議和九點建議的談判被黎德壽打斷了。沃爾特斯將軍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向河內提出的我方新建議沒有得到答覆。原定十一月二十日同黎德壽的會晤在三天前被取消了，據稱是由於生病。我們提議在另一個雙方都方便的日期開會，但對方卻置之不理。
從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開始，艾布拉姆斯將軍就一再發出警報說，攻勢迫在眉睫。他在一月二十日報稱，預料敵人將力圖「使我們面臨他們所能造成的最困難的局面」。艾布拉姆斯預料不遲於二月上旬，即在尼克松即將去北京之前就會發動攻勢。他要求授權讓他空襲非軍事區以北地區，來破壞敵人的進攻準備。他最後提醒說，這將是決定性的戰鬥，他作為戰地司令官事先需要有最大限度的靈活性。艾布拉姆斯敏銳地說：「歸根結底，當所有這一切都結束時，北越南部那些受到襲擊的具體目標將不會構成什麼大問題。問題倒是，越南化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一月二十四日我召開了一次高級檢查小組會議來考慮艾布拉姆斯將軍的請求。沒有人急於恢復對北方的空襲。白宮認為這會影響北京之行；國務院害怕這會毀掉談判的前景；國防部不願承擔新的預算負擔。大家都害怕如果恢復對北方的轟炸，即使局限在一個地區，也肯定會使輿論嘩然。有人縮小我們面臨的威脅以進行自慰，這是迴避作出決定時常用的手法。小組的一致看法是，進攻將來自中央高地。對於艾布拉姆斯將軍對非軍事區對過敵軍集結的關切，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一月二十六日，萊爾德找到了一個典型的折衷方案。他建議總統採納艾布拉姆斯的部分建議，但不讓他轟炸北方。萊爾德同意加強南方的空中活動，並在非軍事區設置更多的探測器。當然，這些探測器會告訴我們是否發生了攻擊，但卻不能阻止攻擊或加強我們的抵抗力。我贊成萊爾德提出的拒絕授權對北方進行新的空襲，理由有二：在尼克松訪問中國以前的兩個星期，這樣做似乎並不明智；而且我認為轟炸只有持續進行才有意義，但除非對方大規模挑釁，否則不能作出這樣的反應。我們不得不過分克制一些，來堵住那些碰到一次危機就要責怪本國政府的人的嘴。因此我贊成在我們能夠對攻勢規模作出判斷以前，暫緩授權恢復轟炸。
但是我主張利用等待期間來最大限度地增加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堅持要萊爾德改變一下我們撤軍的組成，以便留下盡量多的直升機，保持機動性。我還建議加強我們的B-52轟炸機、全天候飛機和航空母艦。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尼克松在二月二日召開了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還邀請了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參加。凡是強硬方針可能遇到反對而需要支持時，尼克松總是請康納利來參加會議。總統講話的調門兒反映了我給他準備的論點（我沒有找到會議的紀錄）：
我將不接受這樣一種情況，即由於美國沒有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而遭到失敗，或者是由於我們自己領導有缺點或缺乏決斷而遭到失敗。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來幫助南越人，以確保他們具有手段和意志來對付河內今年的挑戰。
歸根結底，我們不能指望敵人會同我們進行認真的談判，除非他們認識到繼續戰爭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這將要求我們在下一個旱季全力以赴。在這次痛苦的衝突中，我想不出會有比現在更為關鍵的時刻了，希望你們每個人想到什麼能保證勝利的進一步措施，立刻向我提出來。
尼克松只在極少情況下才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作出決定。他要避免在會議室裡承受壓力。他不願意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僅僅是咨詢機構。因此他等到下午才下令增援，加派一艘航空母艦，更多的B-52和全天候飛機。
同時，我們面臨著國內局勢中自相矛盾的需要。這至少促使砍掉了我們戰備措施中的一部分。一月十三日，正當北越集結部隊時，我們卻認為有必要宣佈在五月一日以前再撤出七萬名美軍。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我們撤出了我們就職時駐在越南的五十四萬五千人中的四十八萬零五百人。我們在這樣做的同時，改善了軍事形勢，擴大了南越政府控制的地區。但是要求撤退的慾望是貪得無厭的，撤退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目的。因此到三月初，雖然決定性的攻勢明顯逼近，我們卻處於這樣一種異常的境地：一方面加強不算在部隊限額之內的武力——B-52飛機和航空母艦；另一方面又繼續履行撤出地面部隊的諾言，並計劃宣佈下一批撤軍訂在五月一日實現。尼克松和我都認為，我們無法冒著風險去採取最明智的決定，那就是在面臨大規模攻勢的時候停止撤軍。
這樣，三月份就成了等待和作出自相矛盾的決定的一個時期：撤退和增援並行；一面提出要報復的警告，一面又心存僥倖，希望也許河內只是虛聲恫嚇。我們既不著急，也缺乏信心，而是聽任事態自流發展。艾布拉姆斯將軍預料對方會越過非軍事區同時在中部高原發起進攻，現在開始考慮敵人還可能同時從第三軍區對面的柬埔寨境內越界發動第三路進攻。三月十日，我告訴尼克松說，對方可能在十天以內在南越從三條戰線上發起進攻。我勸他暫緩對北方採取行動，等到所有公正的人都能看到尋求武力較量的並不是我們，然後我們再狠狠地進行打擊。同時，應該運用最近抵達的空軍增援來干擾敵人在南越、老撾和柬埔寨的兵力集結，盡可能長時間地阻延對方發起攻勢。尼克松提出了他認為是一種「丘吉爾式的策略」：讓我們在東南亞的所有飛機停飛若干天，然後一下子全部出動，進行大規模的打擊。我認為這樣做沒有什麼害處，但也沒有很大的意義。萊爾德卻同意這樣做。因此所有飛機在地面待了兩天，到第三天全部上了天。我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不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使河內的情報分析人員大傷腦筋，拚命想弄清楚我們想幹什麼。不管是什麼原因，是由於空中襲擊也好，還是由於我們前兩個旱季的進攻也好，敵方攻勢的日期在不斷推遲。但是我們得到越來越多的情報表明，過不了很多星期，全面攻勢一定會來臨。
運用外交策略
北越進行軍事準備威脅著越南的三條戰線，我們則在三條外交戰線上——在河內、莫斯科和北京積極做工作。我們繼續執行尼克松在一月二十五日的講話中說明的戰略，那一天他透露了我們在同河內進行秘密談判，以向美國人民表明政府已探索了通向和平的每一條途徑，並向河內表明，談判的大門仍然是敞開的。總統發表講話後的次日，一月二十六日，我在白宮的記者招待會上說：
現在的問題是，會不會發生另一輪戰爭？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制止這次攻勢。甚至還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越方所以要發動攻勢，正是要給隨後的談判奏前奏。至少他們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八年都是這樣做的。因此，讓我們再次告訴他們，「這是不必要的。讓我們現在就結束這場戰爭吧。」
那天晚些時候，我對另一個記者私下也談到了這點。我告訴他，今年晚些時候北越人大概會在軍事上孤注一擲，如果失敗了，他們會在類似我們目前提出的建議的基礎上進行談判。
尼克松和我都想盡快結束戰爭。但是我們兩人對做法的意見，有一點細微的差別。我的想法是織一個複雜的網，這會給我們最大的選擇餘地。我雖然贊成在軍事上作出強烈的反應，但從來不想僅僅依靠力量，也不想光依靠談判。我認為，外交和軍事應該相輔相成，我總是主張在採取一個軍事行動以前，或至少在這樣做的同時，採取一個外交行動，即使我認為成功的希望不大。如果外交行動被接受，我們就實現了我們的外交目的。如果被拒絕，一個和解性的建議會有助於爭取公眾支持我們的軍事行動。這樣做可以防止批評者指責我們坐失機會，從而增強我們堅持體面條件的能力——這正是我們在越南的行動的目的所在。當然，我們同北越人的談判是秘密的，但在進行談判時，我始終考慮到公眾最後的反響。如果對方逼人太甚，我們就可以透露內容，過去我們通過尼克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講話，就曾這樣做過。
尼克松對於談判一般持謹慎態度。他較多關心失敗對公眾的影響，而較少關心增加我們選擇的餘地。他害怕河內以及支持他的保守派選民會把談判看作軟弱的表現。我同意他下面的看法，即河內正企圖利用談判來破壞國內對我們的支持。但我認為我們不能採取拒絕談判這樣的對策。這只能置我們於被指責不準備妥協的地位，而招致當年搞垮林登·約翰遜和分裂國家的那種壓力。我相信，如果我們接受河內的外交挑戰，我們就可以詳細說明體面和平的條件，使形勢轉為對我們有利，至少我們可以駁掉那種指責我們沒有盡力爭取結束戰爭的說法。
因此，我總是勸尼克松要在河內面前沒完沒了地提些建議——哪怕只是關於會晤的建議。這樣我們就能夠以具有可供選擇的方案的姿態來對付共產黨方面不時提出的新建議（八點建議、七點建議、兩點說明等等）。這使我們有機會試探河內是否願意解決問題，也給了我們一個拒絕的立足點，如果還未提出體面的條件的話。有幾次我們放棄了這一姿態——比如取消全體會議或拒派大使參加和談——就很快發現我們在程序問題的公開辯論中受到北越以及我們自己的報刊，電視和國會裡批評者的衝擊。因此我力主在尼克松一月二十五日發表講話時，同時私下給河內帶信，建議恢復秘密會談。尼克松勉強同意了，這個信於一月二十六日發出。
同時，我們同莫斯科和北京進行了聯繫。尼克松致函勃列日涅夫；沃爾特斯將軍給中國駐巴黎大使黃鎮寫了一封信，當時黃鎮仍是同我們進行接觸的主要人物。這兩封信主要談的都是下面這一點：我們已走到自己能體面地提出任何建議的極限，如果河內發動軍事攻勢，我們將作出強烈的反應。
北京和莫斯科都變得不安起來。這兩家都不想被別人看成是對北越盟國不忠，以免在共產黨世界內部的鬥爭中失去支持。他們都不想替我們火中取栗，但是又都怕難於駕馭的河內會打亂他們同我們醞釀了多年的主要計劃。他們還擔心我們採取軍事行動，會使他們更加進退維谷。我們警告說，如果河內向我們挑戰，將遭到認真的報復。這是使莫斯科和北京神經緊張的最好辦法。
北京的答覆——通過私下渠道傳來；每當中國（或莫斯科）想避免公開喧嚷時都採取這種辦法——聲稱不瞭解越南談判的內情。它不提國家利益或意識形態的利益，而只說對這個受欺侮的民族欠了歷史上的債，負有道義上的義務。覆信意味深長地說，中國從未要求美國就越南問題作任何許諾，而中國自己也沒有作任何許諾。這確是事實。中國拒絕任何把它「捲進」印度支那的做法。看來北京對這整個事情實際上不願介入。由於中國力量有限，對河內的物質支持很少，它的冷漠態度同我們的目的並不衝突。於是我們沒有再逼中國。
莫斯科的語氣更硬，不過基本的意思也一樣。如果承認對談判內容一無所知，那是說不過去的；相反，蘇聯人誇耀自己對談判記錄很熟悉。一般說來，莫斯科是支持河內的立場的，但並不熱情。二月七日，多勃雷寧在轉達勃列日涅夫對尼克松的覆信時強調指出，對我們最新建議的反對理由並不是以莫斯科的名義提出的，這都是北越人的想法。莫斯科不能永遠堅持這種複雜的立場。但是蘇聯拖了特別長的時間——快兩個星期——才表示支持河內的談判立場。就連這個支持也是在北越大使謁見了柯西金總理之後才得到的。《真理報》把這次會見描述成是應大使之請而舉行的——這說明蘇聯不想把自己同附庸聯繫在一起。他們的會談是以「友好和同志般的坦率」的精神進行的，這在共產黨的用語中通常意味著存在某種分歧。塔斯社的評論也令人注目地冷淡。
但是我們不能讓莫斯科像中國人那麼容易地脫身。為河內的攻勢而集結的武器幾乎都是蘇聯的。如果說，莫斯科沒有鼓勵河內採取軍事行動（莫斯科自己總是這麼說的），那麼，肯定也是它使這種行動成為可能的。因此我們早就打定主意，在一旦發生攻勢時，就唯莫斯科是問。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多勃雷寧，如果河內硬要尋求軍事解決，那將危及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為了進一步鼓勵莫斯科對它的同盟者施加壓力，我在年初接受了克里姆林宮多次提出的邀請，去莫斯科協助籌備同蘇聯領導人舉行的最高級會談。但是，我表示去訪問得有一個條件，就是莫斯科必須採取某種行動來結束戰爭，最好是在莫斯科駐有一個受權能解決問題的北越談判者。
這些事蘇聯還沒有答覆，尼克松就訪問中國了。訪華回來後，我們收到了北京和莫斯科提出的據稱是對美國轟炸北越的低調抗議。顯然，河內向它的盟國提供了假情報，河內也用同樣手法來影響我們的輿論，並作為拖延談判的一個借口。其實這個指責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儘管一二月份出現了北越加緊集結兵力的不祥之兆，在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期間我們故意壓低了對北越的火力。三月份我們限制了我們的空軍行動，以避免沒完沒了地爭論我們是否「挑動」共產黨人的進攻。河內顯然逼迫了「兄弟般的」共產黨盟國去進行交涉，這些盟國無法拒絕，但只是敷衍了一下，這說明它們也感到為難。
正當所有的大國——美國、中國和蘇聯在一個比印度支那更大的畫面上構思時，有一批人腦子裡只有一種單一的想法和狂熱，這就是河內的政治局。他們不習慣處於防禦狀態，他們對總統一月二十五日講話的回答是，在二月二日對前一年七月提出的七點建議宣佈了「兩點說明」。但是這兩點既含糊又空洞，甚至連西方最熱烈擁護河內的人也不予支持。二月十四日，我們收到了對我們一月二十六日建議同黎德壽進行另一次會晤的信的答覆。使我們吃驚的是，河內同意了這個建議。它還破例地建議三月十五日以後對我們方便的任何日期都可以。
這種異乎尋常的和解口氣，與北越過去的做法是如此不一致，與他們在非軍事區北面搞的狂熱軍事準備是如此不協調，本來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過去河內還從未事先這麼早就提出開會的日期。（阮文紹作為越南人，在我們按例告訴他這一消息時，馬上注意到了這一點。）北越人過去從未讓我們就便決定會談的日期。如果我們多思考一下，我們應該看出，河內是想把恢復談判的時間和發動攻勢的時間配合起來。他們想讓談判在最大壓力下和我們最難辦的情況下舉行。但即便我們得出了這個結論，我們也不會改變做法的。從政治上和心理上說來，把反擊北越的時間推遲到他們發動攻勢以後，仍會使我們處在最有利的地位，以便反攻獲勝，並得到公眾對我們的報復行動的支持。
二月十六日，我們在動身去中國的前夕答覆了河內，建議三月二十日同黎德壽會晤。我們警告說：「想用軍事活動升級的方法向對方施壓的做法是不符合這些會議的目的的。」二月二十九日（我們離開中國以後），河內駐巴黎的代表武文充約見沃爾特斯將軍，告訴他河內「當然同意按美國的建議在三月二十日十一時三十分會晤」。這麼客氣地答覆也是非同尋常的。河內這麼早就同意我們建議的會期，這遠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但是我們沒有去特別注意其中的奧妙。
幾天以後，河內變了卦。三月六日，它通知我們說，三月二十日已經不合適了，它想把會議推遲到四月十五日。借口是站不住腳的，甚至是可疑的：他們說美國在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的前後，進行了大規模的空襲。這個指責不僅沒有事實根據，而且是可笑的，因為河內在虛構的一些所謂空襲之後兩個星期已經同意過三月二十日這個日期。至於在河內的答覆以後發生空襲，那和我們的策略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前一段時間，我們一直退避北方，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指控。
現在，我們清楚地看出，正是即將到來的攻勢決定了北越外交活動的時間安排。他們想先發動正在瘋狂進行準備的攻勢，然後利用我同黎德壽的會晤來遏制我們的軍事反應；他們以為在「談判」進行時我們會對反攻猶豫不決。但這次他們的手法太露骨，結果是弄巧成拙。我們謀求談判解決的公開紀錄越好，就越處於有利的地位，有利於對攻勢作出強烈的反應，像我們決心要做的那樣。這次我們謀求談判解決的紀錄，一旦公佈於眾，將是無懈可擊的。沒有一個公正的人會對河內無所顧忌的態度存什麼幻想。
因此我們只是在文字上作出了反應。三月十三日，我們回復了一封措辭十分尖銳的信，回顧了雙方交往的紀錄。我們「完全駁回了」河內的指責，指出，「只要仔細核查一下事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指責美國在三月一日到三月六日期間進行空襲是毫無根據的」。我們用外交語言把河內的領導人叫做撒謊者。我們拒絕在四月十五日會晤（我已初步計劃那時去日本訪問），建議改期四月二十四日。我們利用這個機會重申了我們對軍事活動升級的警告。
在這期間，巴黎圓桌會議仍在克萊貝爾大街進行。開始談判這件事使我國在一九六八年發生分裂。但這一談判在外交史上已經出了名。在歷時四年的談判中，開了一百四十多次會，連最小的問題也沒有解決一個。這麼長時間的定期會議，連一項哪怕是雞毛蒜皮的成績也數不出來，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這一紀錄永遠也不會被打破；後來問題的解決是在另外的場合上取得的。定期會議在維持和平進程中的唯一作用，是在一百七十四次毫無結果的會議之後，舉行協議的最後簽字儀式。）雙方全權代表每週在「華麗飯店」聚會。每方的大使宣讀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再作一番辯駁，然後就休會。會後，各自向記者吹風，介紹自己在會上的雄辯發言。對春水和阮氏萍女士來說，記者招待會顯然比會議本身更為重要。
在這齣戲裡，代表美方的先後有三位傑出的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戴維·布魯斯和現在的威廉·波特。他們在履行職務中表現出來的獻身精神和能力是說不盡的。他們每人都得到菲爾·哈比卜的得力支持，哈比卜是我所瞭解的最傑出的外交官員之一，他是個充滿活力和百折不撓的副手，他使我們的代表團團結一致，並且對上級起了很好的助手作用，直到一九七一年他被任命為駐韓國的大使。明知沒有希望取得突破——他們知道，取得突破得通過私下的渠道——卻要忍受一週一次的長篇訓詞，這需要有非同尋常的耐心、獻身精神和自我約束。關於我同黎德壽會晤的情況，已向他們作了充分的介紹，我時常徵求他們的意見。（我甚至曾請布魯斯一起與會，但由於他的南越同事並不列席，布魯斯認為還是不參加而只聽介紹為宜。後來在一九七二年談判的最後階段，威廉·波特參加了秘密會談。）
尼克松從來就不喜歡在克萊貝爾大街舉行的全體會議。他把這些會議同暫停轟炸聯繫在一起，並認為停炸幾乎使他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選中敗北。他認為這些會議給了北越人一個宣講的場合，可以每週利用電視破壞我們在國內得到的支持。所以他經常設法貶低這些會議的重要性。一九六九年他拖了七個月不派人接替已退休的洛奇。現在他又抓住了機會。
當河內拖了一個星期未答覆我們三月三十一日的信時，尼克松中斷了巴黎會議。他在三月二十四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是在試圖打破對方的疲勞戰術；敵人是在用巴黎這個場合進行宣傳，這樣下去「是斷然沒有希望的」。
我倒不怎麼贊成這一做法。我認為更好的辦法是把中斷巴黎會議留作對北越攻勢的報復手段。北越人肯定會攻擊說，這個中斷行動再次證明我們態度僵硬。他們會發起一個宣傳運動迫使我們回到會議桌上來。美國國內的批評者也會抓住這件事做文章。我們遲早得讓步。這種原來是施加壓力的策略到頭來會被看作是外交上的退讓。結果正是如此。河內是不會放棄宣傳場合的；他們把巴黎會議看成是停止轟炸的法律基礎。一九六九年我們沒有派人接替洛奇的時候，他們曾提出談判的進展必須以我方派出首席代表為條件，現在他們也竭力要恢復巴黎會議。三月二十七日，河內在接近完成攻勢準備的時候，同意我們提出的四月二十四日舉行秘密會晤的日期，但條件是在秘密會晤以前要恢復公開會議。
我建議尼克松表示同意。因為全體會議上的議題畢竟大多在我們的控制之下，如果由於我們拒絕出席全體會議而使秘密會談無法舉行，那我們在宣傳上就會不利。全體會議總是在會前一周定下來的，因此我建議由波特大使提議在四月十三日開一次新的全體會議。如果四月二十四日的秘密會談沒有什麼結果，我們可以再次中斷全體會議。到那時我們會更瞭解攻勢進展的情況。尼克松同意了。
四月一日，當我們還不清楚究竟這次越過非軍事區的進攻是一次大規模的攻勢還是一次試探時，我們對北越的建議作了答覆。我對邦克說，我們的目的是「寫下一篇無懈可擊的通情達理的紀錄」，並且最後一次警告河內，我們的克制已經到了極限。我們告訴河內，波特將提議在四月十三日開全體會議，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計劃在四月二十四日舉行秘密會晤。我們的答覆最後又一次嚴重警告說：
美方指出，北越近幾天來在非軍事區附近和其他地方的軍事行動，以及從北越領土向南越上空發射導彈是同這些會議的目的不符合的。美方的反應極為克制，目的是盡量使談判有機會取得成功，但是如果軍事行動繼續加緊，美方不能置之不理。
這次外交小步舞即將被激烈的戰鬥所壓倒。四月二日我們向北越人遞交信件的那一天，攻勢的全部規模已經清楚，這包括北越破壞一九六八年關於尊重非軍事區的諒解。但是這次我們做的外交上的準備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我們盡了最大努力避免一場軍事較量，因此我們在心理上處於一種堅強的還擊地位；在軍事上，我們決心要取得勝利。
採取什麼軍事策略？
在進攻的規模變得明朗化的時候，我們政府中出現了幾派想法。有一批重要官員認為應聽其自然，繼續我們目前水平的援助，不要因為危機而增加援助。持這種觀點的是國防部文職官員、國務院的好多人以及我手下的系統分析專家，他們的論據是，越南化的最後考驗即將到來。因此，我們應該加強南越的自衛力量，而不應增加我們自己的努力。我的工作班子向我提出的一份總結備忘錄裡寫道：「我們都認為，現在關鍵不在於我們做什麼，而在於南越人做什麼。」
但是尼克松和我都不認為事情是這樣。北越已殘暴而無所顧忌地選擇了武力較量，他們已捉弄了我們好幾個月，利用談判做大規模入侵的煙幕。三年來，他們拒絕了一切認真談判的努力。三月二十日，攻勢發動前十天，北越總理範文同作了一個非常惡劣的公開講話，拒絕作出任何妥協，他說，「現在美國侵略者同過去一樣，正鼓吹這種論點：『談判中雙方應各走一半路來相互靠攏，七點建議必須同八點建議調和一下，云云。』這是強盜邏輯。」若要和平，美國必須停止「對阮文紹傀儡政權的一切支持和許諾」。現在，一如既往，只給我們一條擺脫戰爭的出路，即解除我們盟國的武裝，無條件地撤退。我們拒絕了在會議桌上投降；我們也將拒絕在戰場上投降。
從四月二日起，尼克松和我一天幾次研究形勢。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幾乎每天都開會。四月三日，我告訴總統，這次攻勢將促使問題早見眉目。如果由於我們實行節制而遭到失敗，我們將得不到什麼好處。如果我們擊敗了攻勢，我們就能從中獲得一項解決辦法。北越人這次可是孤注一擲了。如果他們失敗，那他們除了談判就別無其他選擇。如果等到美國大選以後，他們就可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位總統，他的反應無法預測，已引起他們的害怕，而且競選壓力過後，他在最後任期內可以放手行動了。
尼克松不需要什麼提醒。他多年以來就警告說，他將對北越的攻勢作出強烈的反應。他怎麼說就怎麼做。儘管政府部門強烈反對，他還是下令一再加強我們駐東南亞的海空軍力量。他取消了對飛行架次經費預算的限制。他指示海軍對北越海岸的襲擊再向北推進二十五英里。四月四日，他授權對北越的戰術空襲可深入到十八度線，向東南亞增派了二十架B-52轟炸機，四個F-4戰鬥轟炸機中隊和八艘驅逐艦。四月一日，我告訴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總統決心擊敗越方攻勢。如果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被趕出越南，我們的整個外交政策將處於危險的境地。河內已把這麼多兵力投入這次攻勢，如果一旦被制止，就幾乎肯定不得不坐下來解決問題。我要求每一個有關部門對擊退這次攻勢給予絕對的優先地位。
但是要把這一決心變成戰場上的行動，證明是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天氣惡劣。討厭的天氣使我們的飛機在第一周無法起飛。更基本的是，十年的克制和三年的撤退過程中我們的軍事將領所形成的精神狀態。我在四月五日對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說：「我們的印象是，我們的將領們腦子裡已經形成了一套看法，認為我們需要的是把活動減少到最低限度，而他們撤得快就可以得到獎賞。他們缺乏進取精神。」
即使這樣打了招呼，戰地司令官（得到萊爾德的支持）和白宮之間還是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四年來，艾布拉姆斯將軍尊嚴地履行了一個美國將軍所接受的最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他在一九六八年接手指揮五十四萬軍隊，但立刻就被越來越多的限制拴住了手腳，他不斷地接到軍事上說不通的命令。一九六九年中開始，又要他一面越來越快地縮小他的部隊，一面維護南越的安全和使南越軍隊能夠挑起自衛的擔子。艾布拉姆斯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到一九七二年河內發動攻勢的時候，在西貢控制下的農村地區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多，南越的大多數部隊有了很大改進。但是艾布拉姆斯將軍心裡清楚，他是負責在這場戰爭中進行牽制行動，其中哪怕是一小支美國地面部隊戰略後備隊也幾乎肯定會對它起決定作用。三年來，他的司令部已變成一個撤軍司令部。而現在卻要他打贏這場關鍵性的最後戰役。
艾布拉姆斯將軍不能很快就適應這一新的情況，這樣說並不是有意貶低這位傑出的軍事領導人。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作為白宮顧問的短暫任職期間，當時他是負責柏林應急計劃的裝甲師師長，他向我作了一個極好的情況介紹。那時他充滿了膽略和想像力。但是在西貢的四年失意挫傷了他的銳氣。他自己的信念和對文職上司的服從發生矛盾，使他無所適從，因而越來越變得因循守舊了。他甚至拒絕為老撾行動改變正常的作戰程序，這使那次行動未能獲得決定性的結果。（但主要的缺點是企圖以不足的兵力取得決定性的結果。對於這點，所有高級官員，包括我自己在內，應該承擔責任。）一九七二年，他嚴格地從局部意義來看待北越攻勢。三年來，華盛頓一直催他撤出越南，而現在突然又要他用縮減的兵力去獲勝。他的反應是，就戰地司令官的權力問題發出暴躁的、有時是學究式的牢騷。這終於迫使我有一次惱火地告訴穆勒說，總司令也是有某些權力的。
妨礙艾布拉姆斯開闊視野的原因之一是整個戰爭中組織空戰的奇怪方式。這暴露了五角大樓的官僚主義，而不是軍事現實；它實際上表明華盛頓的組織上的要求壓倒了戰略需要。為了組織空中行動，把北越分成好多片——叫做路線分區——由不同的司令官管轄不同的目標地區。負責整個戰役的只是遠在四千英里以外的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至於在一九六五年怎麼會建立這些路線分區的，理由何在，這個問題只能由研究官僚心理學的人去解決了。
第七航空隊負責河內地區、西北鐵路線和非軍事區北邊的目標（第1、5和6A路線分區）。第七艦隊的飛機負責海防和北越東北部的目標（第2、3、4和6B路線分區）。所有這些部隊，除了一個例外，分別向太平洋空軍司令部和太平洋艦隊司令部匯報工作，而這兩個司令部再向檀香山的太平洋司令部匯報工作。艾布拉姆斯將軍只有權管轄北越最南端地區的目標（第1路線分區）。在這一地區，第七航空隊要向他匯報工作。B-52轟炸機的分配又是另一碼事，而且同樣複雜。這些轟炸機由我們的戰略空軍司令部控制，它們的分配，在南越和在北越最南端是同艾布拉姆斯商量進行，在其他路線分區則同有關的司令部商量進行。
總之，存在著一種制度化了的精神分裂症。一旦飛機飛離第一路線分區的目標，艾布拉姆斯就管它們不著了，因此他無法判斷在北方的空中行動是減輕了對他的直接壓力呢，還是分散了力量。他傾向於後一種看法。在北越的空戰，在構思上和組織上都同在南越的戰爭相脫節。這種情況，至少像華盛頓的政治限制一樣，使空中戰役沒有什麼規律可循，還經常引起關於優先權的爭論。在我的敦促下，尼克松幾次試圖改革這種指揮體制，而且他在恢復對北越的無限制轟炸以前確實下令進行改革。但是萊爾德和穆勒強烈反對。原先確定這種做法的既得利益者反對任何改革。萊爾德和穆勒感到，他們手上的事情已經夠多了，不能在這樣晚的時候再在內部引起爭論。因此這件事流產了，就像尼克松過去幾乎每次在組織方面進行改革的企圖一樣。於是他決定，正當他在總統任職期間遇到外交政策上最大危機的時候，他不能去冒內部分裂的風險。
因此，西貢司令部和其他決策者之間，在我們的空軍究竟應該被限制在南方作戰還是應該像尼克松迫切想幹的那樣開始去轟炸北越這個問題上，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場爭論。雖然可調動的飛機數量現在已比艾布拉姆斯——甚至五角大樓——所要求的還多，但在西貢的司令部卻規定所有這些飛機只能在南越使用。萊爾德支持艾布拉姆斯，因為他認為這能最好地證明越南化的有效性。尼克松（我也是如此）看到這會造成僵局。這樣做不會對河內及其蘇聯和中國保護人形成足夠的壓力。河內可以乾脆停止前進，安然待在它新近征服的領土上；莫斯科和北京將沒有什麼決定可做。儘管北越無視一九六八年關於停止轟炸的諒解，也將得到便宜。既然已經挑戰了，尼克松就決心一決雌雄。在軍事上定局以前，他認為再在外交上周旋已沒有意義了。
我同意尼克松的看法，我們必須把戰爭擴大到北越；只有這樣才能迫使戰爭打出結局。同時，我認為北越人的行動部分原因也是出於虛弱。河內對秘密會晤一拖再拖這個事實表明，它在為這次攻勢集結必要的兵力方面一定碰到了很大的困難。攻勢發生在艾布拉姆斯將軍原來認為是對河內最有利的時間以後兩個月，而即使在這時，北越也從來未能協調好它的三路攻勢。在中央高地的進攻和對安祿的進攻，時間間隔很長，使我們能投入我們的全部空軍力量分別對付它們，甚至可以把西貢的戰略後備隊調來以有限的方式對付對方互不協調的進攻。北越的這些困難反映了我們的柬埔寨戰役、老撾戰役和空中阻攔行動的綜合影響。此外，我們同北京和莫斯科的聯繫無疑使河內感到心理上的壓力。幾個月以來，我們就一再讀到河內同它的兩個強大盟國之間意見分歧的報道。特別是河內對北京的不快，在黎德壽向我談論中就有所反映。
雖然尼克松和我一致認為應作出全面的軍事反應，但在聯繫到河內的兩個保護人莫斯科和北京來考慮如何對待河內這個問題上我們看法有分歧。如果北越的攻勢成功，就不能舉行美蘇最高級會談，我們在這點上看法完全一致。在蘇制武器使我們蒙受恥辱之後，尼克松是不能去莫斯科的。但是尼克松想把河內及其兩個盟國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而我則主張對莫斯科、北京和河內要區別情況施加壓力，以便孤立北越，使它喪失鬥志。尼克松把外交看成是內在軟弱的表現，而我則認為外交是一種武器。尼克松想把北京特別是莫斯科的動機同河內的動機混為一談，而我則主張對保護者和附庸的利益作出嚴格的區分。最後，尼克松同意我提出的策略，即盡量把河內和兩個共產黨巨人分開，只要這不影響對北方加緊空襲。但對於這種做法，尼克松從未真正感到舒服，這在以後幾星期中的幾次關鍵時刻就表現了出來。
我先是按照尼克松喜歡的辦法去做，甚至指責莫斯科要對河內的攻勢負責。同時，為了鼓勵莫斯科同北越割斷關係，我強調大局的利益正受到威脅。四月三日，我在白宮的籌劃室會見多勃雷寧，指責蘇聯是河內攻勢的同謀。如果攻勢繼續下去，我們將被迫採取一些措施，這些措施肯定要使莫斯科在最高級會談之前面臨困難的抉擇。同時我們將不得不取消對莫斯科的一些特殊照顧。比如，莫斯科曾要求我們勸西德領導人批准東方條約，這個問題定於一個月左右之後進行表決。我們不願意對德國的內政干預到這種程度。我們就以北越的攻勢為借口來避免做我們本來就不願意做的事。我對多勃雷寧說，在目前情況下，我們不能在波恩起積極作用。莫斯科不能一方面要求我們在歐洲提供幫助，而另一方面卻在東南亞挖我們的牆腳。我們提醒克里姆林宮注意，北越的行動可能危及蘇聯的一些基本目標。
同一天，我派溫斯頓·洛德秘密去紐約見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去的正式理由是答覆中國關於美國船隻侵入帕拉塞爾（西沙）群島（越南沿海的一列群島）周圍的中國聲稱的領海所提的抗議（應該指出，這一抗議是私下提出的）。這牽涉到對領海範圍的爭論。北京聲稱領海為十二海里，而我們歷來的立場是主張三海里。中國人是熟悉洛德的，因為每次去中國都有他，而且他列席了同中國領導人的每次會議。洛德遞交了一份「口信」，通知黃華，在不影響我們在領海問題上的法律立場的情況下，我們的海軍將奉命不進入離這些島嶼十二海里以內的地方。但是我們信的主要部分是提醒北京注意我們在越南的重大利害關係。我們用了過去對中國的信中從未使用過的尖銳語言，抗議中國公開支持北越的侵犯。我們指出，關於這一問題對美國的極端重要性，北京不能有任何誤解。我們還（可以說是有預見地）強調，美國在印度支那受辱，並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信中警告說，「各大國有責任對這個問題發揮緩和的影響，而不要惡化局勢」。企圖「迫使美國接受軍事解決只能導致不幸的後果」。我們重申我們「極端重視」改善我們同中國的關係——言外之意是警告說，越南是一個障礙。
第二天四月四日，我們開始指出蘇聯應對這次攻勢負責。按照我的指示，黑格要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在定期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北越侵犯南方之所以可能，是由於蘇聯提供了武器。麥克洛斯基或許是我知道的最有能力的新聞官員，他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以致引起其他機構發表一系列附和的評論，引起人們猜測說：整個美蘇關係，包括最高級會談，已經岌岌可危。這稍稍超過了我們的意圖，但這是正確方向中的偏差。
同一天，我們又決定讓河內知道我們是認真的。我們曾通知河內，我們將在四月十三日恢復巴黎談判的全體會議。按照議程越不重要程序越繁瑣的做法，這在正常情況下需要在一周以前，即四月六日以前，作為正式建議提出。現在攻勢的猛烈程度與日俱增，再要求召開全體會議已屬荒謬。因此，我們要駐巴黎人員在四月六日向對方轉個信，告訴河內我們已改變了主意：
北越政府已對南越政府的領土加緊軍事行動，這也是對一九六八年諒解的最露骨的違反。鑒於這一軍事活動的嚴重升級和對日內瓦協議及一九六八年諒解的公然違反，波特大使現在將不建議於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召開全體會議。四月二十日是否召開全體會議的決定，將取決於當時的情況。
我們隻字未提四月二十四日的秘密會談，而把取消秘密會談的選擇留給了河內。
結果我們四月六日的信正好同北越對我們四月一日初步建議的覆信錯過了，北越的信表明了河內想從秘密會談得到些什麼。這個傲慢的對手，自己正在違反過去的所有諒解發動攻勢，卻說同意召開秘密會談，條件是要我們遵守關於停止轟炸北方的「協議」。事實上，由於天氣的關係我們還沒有真正恢復轟炸。然而，北越在自己已經破壞「協議」的每項條款的情況下，竟然要求美國遵守，這確實需要特厚的臉皮。
四月六日，我又同多勃雷寧進行會晤。我告訴他，當前的情況是不能容忍的。正如我一月份警告他的那樣，北越發動攻勢將迫使我們以決定性的軍事解決辦法來結束這場戰爭。至於蘇聯人，他們不是參與計劃這次進攻，就是由於玩忽而使這次進攻成為可能。不管哪一種解釋都產生了不愉快的前景。我簡要地回顧了我們為最高級會談所做的準備，讓莫斯科感到各項協議正在形成，要是會談開不成他們會損失什麼東西。我強調指出，我們現在將堅持結束戰爭，如果可能就通過談判，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
我們一面施加外交壓力，一面繼續增強我們的兵力。四月九日，我們又派了二十八架B-52去關島。四月十日，又命令第五艘航空母艦去越南。巡洋艦「新港號」和另一艘航空母艦從大西洋被調到東南亞。四月的第一周結束時，雲霧已消散到可以開始對北越的戰術目標進行轟炸的程度。我們授權飛機可以空襲北方遠至十九度線的地方。
反戰的批評者把軍事當局描寫成急不可耐地要散播死亡和破壞；如果他們知道，幾乎所有的增援至少是在五角大樓的文職領導人的反對之下實現的，一定會感到驚奇。五角大樓的文職官員對預算支出感到不安，急於利用這次攻勢來解決越南化的命運，他們都堅持認為戰場上的力量已經足夠。如果按系統分析的精密計算方法，這可能是夠準確的；但要實現攤牌和阻遏外來干涉的政治目標，那就不夠了。如果我們想促成外交解決，就必須製造一種鐵了心要取勝的印象，只有這樣才能使蘇聯要麼積極幫助結束戰爭，要麼默許我們加強軍事壓力，而這一點我們在外交手段失敗時是決心這樣做的。尼克松強有力的領導使五角大樓從多年暈頭轉向所造成的麻木中驚醒過來，而我則通過日常監督貫徹他的決定的情況和通過運籌外交策略來支持他。
當增援力量在東南亞集結的時候，我的工作班子就制訂使用這支力量的應急計劃。由黑格根據我的指示制訂的日期為四月六日的一份計劃，概述了在南越部隊抵擋不住這次攻勢時我們應採取的行動。計劃規定轟炸北越全境的軍事目標（除了靠近中國邊界的一個緩衝區），並對北越所有的港口佈雷。實際上這就是將於五月八日執行的計劃。
尼克松有一陣子曾想在電視上向美國人民報告一下這次攻勢的情況，並指定薩菲爾起草講話稿。[2]幾天以後，約在四月十日，又放棄了這個計劃，覺得為時過早。如果南越人能守住，那就沒有必要製造一種危機氣氛。如果北越的進攻獲得勢頭，我們就不得不採取激烈的措施，而那時總統發表講話就是時候了。但是正如我對總統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失敗，即使發表十篇演講也不會對我們有什麼好處。我們進行了一次心緒黯淡的哲理性的交談。尼克松沉思地說，如果我們失敗，那是因為歷史潮流已朝著另一個方向移動，失去的將不僅是南越，而且是整個自由世界。我回答說，「不，如果失敗，我們必須勒緊褲帶，把這股潮流頂回去。」
我們一直沒有放鬆外交壓力。四月八日，我寫信給維利·勃蘭特的顧問埃貢·巴爾，提醒他我們正在重新估價我們整個的對蘇政策。在六個月的時間內，由蘇聯提供武器發動了兩次侵犯美國利益的進攻，這實在太過分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懷疑緩和政策還有什麼價值。在批准勃蘭特的東方條約問題仍懸而未決的情況下，巴爾肯定會把我們的這些情緒轉達給蘇聯駐波恩大使。而且他會提醒莫斯科，我們並非不具備施加壓力的手段。
四月九日，我邀請多勃雷寧來白宮觀看中國拍攝的有關我的北京之行的電影，因為多勃雷寧表示有興趣看。這當然是一場獨特的三角政治表演。散場時多勃雷寧抱怨說，我們在東南亞集結兵力是不祥之兆。我回答說，「阿納托爾，我們幾個月來一直警告你們，如果發動了攻勢，我們將採取激烈的措施來一勞永逸地結束這場戰爭。現在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多勃雷寧說，莫斯科非常願意看到我和黎德壽預定在四月二十四日舉行的秘密會談能取得成功，並且已經把這一點告訴了河內。
顯然，莫斯科感到緊張了。我正告多勃雷寧，在戰鬥繼續的情況下我們將不會再同意會談。我們將堅持結束這次攻勢，否則我們將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他並沒有被這一威脅所激怒。蘇聯人看到對手是強大和認真的時候，是很少逞威風嚇人的。多勃雷寧說，他將向莫斯科轉達這個警告，他相信對此會盡早作出答覆。
正如我在其他敘述危機的章節中指出的，一旦發生了對峙，停止對峙要比繼續對峙下去更為危險。一方暫停行動會使對方犯疑：反應是否已到了極限；並且會使對方動手試探是否可以保持現狀。只有當對手看到不值得冒這樣大的風險去達到目的時，對峙才會結束。為此必須把風險搞得很大和無法估量。因此我們繼續增加外交和軍事上的賭注。四月十日，總統參加了國務院舉行的一次儀式，由他在一項禁止生物武器的多邊公約上簽字。多勃雷寧也在場。尼克松利用這個機會提醒蘇方說，「各大國特別負有重大的責任不去直接間接鼓勵任何國家對鄰國動武或進行武裝侵略。」這是又一次不太隱晦的警告：我們要莫斯科對河內的攻勢負責。
一小時以後，我找多勃雷寧交談，進一步說明總統的話。我們將不會坐待河內重新使用在前兩輪秘密會談期間欺騙我們的手法。如果河內在談判過程中再公佈新建議，秘密渠道將到此結束。多勃雷寧利用這個機會提出，美國可以帶一百名記者去採訪莫斯科最高級會談。顯然，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足以改變克里姆林宮的優先順序。
為了保持壓力，我問我的蘇聯事務首席顧問哈爾·索南費爾特，在克里姆林宮領導人很感興趣的美蘇談判中，有哪些是我們可以放慢速度的。索南費爾特建議：暫且不要使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蘇關於出售糧食的談判產生結果；在其他談判中避免不必要的友好接觸；在解決租借法案欠款問題的談判中堅持強硬要求；凍結其他雙邊談判；利用蘇聯商業部長尼古拉·帕托利切夫五月初來華盛頓訪問的時機向他表明我們的強硬路線；如果局勢惡化，取消帕托利切夫的來訪。我批准了所有這些步驟。有一個建議沒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是騷擾蘇聯去古巴的船隻——這看來過於挑釁性了。
我們加緊軍事壓力的地方是越南。甚至在總統在國務院簽字儀式上提醒蘇聯注意以前，十二架B-52轟炸機已轟炸了非軍事區以北約一百五十英里處北越港口榮市附近的供應站。尼克松政府在北越使用B-52轟炸機，這還是第一次[3]。這是一個警告，說明如果攻勢不停止，事情可能會失去控制。
四月十日是忙碌的一天。中國外交部對我們空襲北越發出了一次少有的公開批評，它還歡呼共產黨人在南方的勝利。雖然採用了論戰的口氣，但我們認為發表一個聲明是在這種情況下要做的最起碼的事情。譴責我們轟炸是為了表明意識形態方面的團結；歷數共方的勝利是為了事先阻止向中國要求更多的援助。我們注意到，中國的聲明中沒有保證通常表示的「堅決」支持，也沒有像過去的聲明那樣要求美國接受河內的條件。整個春天和夏天，中國大多數的抗議都通過秘密的渠道提出，即使在那種場合，也幾乎無例外地僅僅對美國飛機或艦隻侵犯中國的領空或領海提出抗議。
現在攻勢已在所有三條戰線上全面展開。共產黨人出動幾個師越過非軍事區插入第一軍區的廣治省。在中央高地也發起了進攻；再往南，進攻的矛頭指向省會安祿。我們在四月十一日作出反應，取消了預定於四月二十日舉行的全體會議。我們告訴河內，「鑒於北越繼續公然破壞非軍事區，並把軍事行動擴大到南越第三和第四軍區，四月二十日舉行巴黎會議的全體會議已不會有什麼用處。」我們在信中提出，四月二十四日仍舉行秘密會談，如果秘密會談開得成功，再恢復全體會議。
但是對河內的壓力也開始產生效果。雖然北越的攻勢正酣，但它面臨著美國集結兵力的可怕威脅，而我們的轟炸則出乎它的預料。南越人雖然在逐漸後退，但仍在堅持。他們進攻過分謹慎，但在防守方面打得不錯。四月十五日，河內拒絕了關於四月二十四日同黎德壽舉行秘密會談的建議，除非我們同意恢復公開會議。不過河內這樣做時表現了異乎尋常的半心半意，說明它不知所措。它建議四月二十七日恢復全體會議，五月六日舉行秘密會談。來信指出，選在五月六日是為了給黎德壽時間來法國。過去河內很少這麼快就答覆，也很少對自己的決定作什麼解釋。
我們決定堅持自己的策略。四月十六日，我們建議秘密會談照原定日期在四月二十四日舉行，然後我們就出席四月二十七日的全體會議。北越人於四月十九日就作了答覆——這次又是前所未有地快。河內譴責了對北越「殘暴地」加緊進行空中和海上襲擊，包括B-52空襲河內和海防（見下文），然後對它過去的建議又加了一點小甜頭。它堅持四月二十七日開全體會議，五月六日舉行秘密會談，但是說如果美國表示願意恢復全體會議，黎德壽將馬上動身來巴黎。
雙方顯然在打太極拳，對秘密會談是既想開，又不想開，但都特別謹慎地避免背上取消會談的責任。實際上，雙方都努力不把門關死，以等待合適的時機。北越想把會談掌握在我們遭到大規模失敗後最丟臉的時刻召開。我們則想等到蘇聯完全被牽進去以後才召開。讓我們確定某種同時同意召開秘密會和全體會的方案是很簡單的；這樣做能很快解決問題。但是這張牌我要和莫斯科玩。
現在好多事情都要看我們同蘇聯打交道如何而定。四月十二日，蘇聯人已開始認真地把自己牽進來。在一次回顧最高級會談籌備情況的午餐會上，多勃雷寧表示，我計劃中的（但不久就取消了）同黎德壽的會晤很重要。他對我擔保說，蘇聯領導不想看到攤牌。我回答道，蘇聯已經把自己置於這樣一個地位，讓一個可悲的小國來隨意危害已經談判了多年的任何東西。蘇聯在這一年簽訂兩項補充援助協議的時候，心裡肯定明白自己給北越提供了發動攻勢的物質條件。蘇聯領導人究竟指望什麼呢？難道他們認為，尼克松總統會冒被打敗和讓六萬九千名美國兵被俘的風險嗎？多勃雷寧反駁說，北越已幾次提議立即遣返所有的美國人。我說，「阿納托爾，這不值得評論；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本月必須開會，而且必須開出具體結果，不然就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後果。」
多勃雷寧回答說，今年年初就在議論的我對莫斯科的訪問看來現在迫切需要實現。議程除了加速最高級會談籌備工作以外，可以包括越南問題。我對多勃雷寧說，我將向總統提出這個想法。
這個建議引起尼克松極複雜的心緒。尼克松渴望舉行最高級會談。他將是去莫斯科訪問的第一個美國總統，這激起了他的歷史感。過去艾森豪威爾吃過閉門羹的地方他去成了，他嚮往青出於藍的宿願也就實現了。當然，他時常談到要取消最高級會談，但是熟悉他的作風的人都明白，正如有時他喃喃自語說他這個人並非少不了，[4]這種質疑的話其實是為了增強自己的信心。我在印巴戰爭時期痛苦地體會到，誰要按他這種話當真去做，就會倒霉。另一方面，尼克松不想在處於軟弱地位的情況下去莫斯科，而且他懷疑蘇聯在搞鬼，要把我拖入莫斯科曠日持久的談判中去，以便推遲我們計劃中的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或使之複雜化。尼克松還有一件很擔心的事，就是如何向羅傑斯解釋他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又要去執行一項秘密使命，這次是去莫斯科，而將近四年來，他卻一直沒有讓他的國務卿去訪問這個地方。（羅傑斯曾想去莫斯科打前站，以同我去北京打前站比美，但尼克松沒讓他去。）
一個身居高位的人，他的虛榮心從來不能同他對國家利益的認識完全分開。我迫切希望去莫斯科，無疑是受到我的喜歡戲劇性的性格的影響；但是主要的根據在於，我們不會失去多少東西，而所獲的卻會很多。莫斯科表示願意在高級別上無條件直接參加討論越南問題，這還是第一次。光是這一點就肯定會使河內感到不安。克里姆林宮騙不了我們，它能贏得的時間無非是我待在莫斯科的那些日子。至於最高級會談的籌備工作，它提供了把莫斯科的利益同河內的利益分開的手段。最高級會談成了對莫斯科的物質刺激，引誘它壓河內妥協，或者默許我們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如果我這次去促進了最高級會談的前景——這是可能的——這就有助於緩和蘇聯對我們在東南亞採取報復行動的反應，那時莫斯科會清楚地瞭解，起來反對我們要付出什麼代價。當然，莫斯科可能在玩弄同樣的牌。但是，假如我們受到羞辱，我們在越南失去的要比莫斯科得到的多。因此，奇怪得很，我們處在一個更強的談判地位；我們的威脅更加有說服力。
尼克松起先同意我的論點。四月十二日，他授權我通知多勃雷寧，我將於四月二十日抵達莫斯科。我甚至再次建議在莫斯科會見一位北越的高級官員，這個建議不大可能被接受，但卻很有用，它可使克里姆林宮處於被動而我們則處於願意談判的地位。但是尼克松的情緒發生了波動。四月十二日，他敦促我在莫斯科不僅要談越南，也要談最高級會談。但是到了四月十五日，他又擔心勃列日涅夫會和我糾纏，這樣在軍事上我們的手腳將被拴住一個星期。如果我們打出封鎖北越這張「得分牌」，最高級會談肯定會告吹。他對我說，或許我們應該先發制人，自己來取消最高級會談。我就對他說，即使我在莫斯科，我們也可以轟炸北越全境，只除了河內和海防這兩個敏感地區。況且我去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張「得分的牌」，它可以緩和我們國內的批評者和蘇聯的反應。我也不信最高級會談一定會取消。於是尼克松同意說，我去訪問「是一件好事……我想，去是對的；你非去不可」。現在他相信，「你和我都同意採取的策略是對頭的」——但是他顯然仍然信心不足。不管怎樣，尼克松的回憶錄一清二楚地表明，到了四月十五日這天晚上，他重新得出了我應該前往莫斯科的結論。[5]
為了使河內和莫斯科確實懂得我們的決心，我建議，而且尼克松也批准了派出B-52進行兩天的戲劇性轟炸，目標是河內和海防地區的油庫，同時由海軍艦隻對海岸進行炮轟。這次襲擊於四月十五和十六日這個週末進行——是不顧艾布拉姆斯的反對，但得到萊爾德的支持而進行的。湊巧，四月十五日正是河內拒絕我們關於四月二十四日開會建議的日子，河內這個決定——把電報來往需要的時間計算進去——顯然是在襲擊之前作出的。這樣一拖，就給了我們轉入主動的機會。在冒險的時候，幾乎總是大膽一些好。我們於四月十五日給蘇聯人發了一份措辭強硬的電報，質問道：如果蘇聯連在已同意的日期召開一次會議都辦不成，那麼我訪問莫斯科時還能就越南問題取得什麼進展？
那天晚上多勃雷寧來我家討論這份電報，並勸我按計劃訪問莫斯科。他肯定已經從收報機瞭解到B-52的空襲，但沒有提起此事。他以極為友好的態度議論說，大國應該善於撇開局部性的分歧，解決根本性的問題。我回答道，「阿納托爾，對我們來說，這不光是個國際性問題，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內問題。我們不能允許我們的內部結構不斷受到這個一萬英里以外的國家的折騰。這場戰爭必須結束，要麼同其他大國一起結束它，要麼自己單獨來結束它。」
第二天，四月十六日上午，多勃雷寧向我宣讀了蘇聯領導人發來的一份電報，電報說他們已向河內轉達了我對秘密會談的流產的不滿。河內表示如果全體會議也能恢復，它「可以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召開秘密會談。這使人迷惑不解，因為河內前一天還拒絕四月二十四日開會。還有一個複雜情況，即河內的同意要取決於停止對北越的「擴大了的」轟炸。河內還沒有答覆我關於在莫斯科會見北越代表的建議，它顯然在作各種試探。在它的答覆裡，前幾年那種傲慢、自信的神氣已不見了。
最後，這天晚上，蘇聯提出了正式抗議。我們在轟炸中無意擊中了海防港裡四艘蘇聯商船，造成了人員死亡。像中國人一樣，只是在危及蘇聯人的生命財產時，蘇聯抗議轟炸北越的口氣才變得認真起來。關於B-52的轟炸，莫斯科僅限於表示遺憾，說是它「使局勢嚴重地複雜化了」。但克里姆林宮仍向我們保證，已將我們的看法轉達給河內。考慮到我訪問莫斯科四天前我們還在轟炸河內和海防，這種態度是相當克制的。值得注意的不在於莫斯科僅僅是批評我們一下，並未提出抗議，而在於甚至在他們的附庸受到前所未有的襲擊時，他們仍然堅持對我的邀請。顯然，在尼克松已訪問北京之後，莫斯科不會輕易地冒取消最高級會談的風險。
在以後的幾天裡，尼克松重又擔心我這次去可能不會有什麼決定性意義——這預示著他以後對此感到的不安。我回答說，我去莫斯科，是爭取使我們一旦同河內攤牌時，盡量處於最有利的地位，這是一盤棋中的一步；訪問本身不可能有什麼決定性意義。但即令是一次沒有決定性意義的訪問，也可以有助於達到決定性的結果。
剩下的還有一件事需要擔心，就是怎麼告訴國務卿。尼克松決定採用去年用過好多次的經過考驗的辦法。我在莫斯科時，他將去戴維營，實際上他將替我「打掩護」，因為表面上將宣佈他正同我在一起研究形勢。在我離開以後，尼克松將在戴維營向他的老朋友透露，我們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要我們去討論越南問題的邀請，鑒於事情緊迫，他當時馬上就接受了。
至於北京，四月十二日我們通過秘密渠道收到了對我們四月三日去信的僵硬答覆。中國對北越表示聲援，並警告說，我們越陷越深了。但中國的信沒有提出威脅，而且還在結尾時重申中國願意同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當我秘密動身去莫斯科的時候，我思忖著，河內這次攻勢並沒有使我們驚慌失措；如果河內拒絕談判，我們已聚集了強大的力量，足以挫敗它。我們正在分化河內和它的盟國。究竟是舉行談判還是再次進行殘酷的武力較量，以後幾個星期就會見分曉。
[1] 飛機架次未遂率之高，很使我煩惱。在我的要求下，萊爾德在八月十九日送來了備忘錄，列出了使人沮喪的統計數字。一九七二年從五月八日到八月十二日，原定對北越一級目標進行的空襲取消了百分之五十三，其中百分之四十二是由於天氣。
[2] 薩菲爾從演說撰稿人的角度對此事的敘述，見《下台以前》（紐約：加登城道布爾戴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四一七至四二頁。
[3] 一九六七年約翰遜政府曾對北越使用過B-52轟炸機。
[4] 例如，見《尼克松回憶錄》（紐約：格羅塞特和鄧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九一頁。
[5] 《尼克松回憶錄》，第五九至五九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