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的先遣任務
在尼克松總統宣誓就職三週年的時候，我們正忙於準備一件大事：美國總統訪問北京。這在一九六九年是誰也不能想像的。一九七二年初，我們有希望在其他方面取得進展——比如對蘇聯的關係和談判結束越南戰爭——但是，同中國舉行最高級會談才是我們當前的中心任務。
中國對我們重要，並不是因為它力量強大。周恩來反覆強調說中國不是超級大國，這是言之有理的。事實上，如果中國更強的話，它就不會這樣一心一意地尋求同我們改善關係了。北京需要借助於我們來擺脫孤立，並抗衡它的北部邊境上潛在的致命威脅。我們需要借助於中國來加強我們在外交上的靈活性。我們能夠隨心所欲地選擇時機干預世界事務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始終是參與世界事務的，但是，無論在物質上或道義上，我們的優勢地位都不如以前了。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他力量中心，並努力在它們之間保持平衡。對華採取主動還使我們的國家政策恢復了應有的立場。它把印度支那還原到它恰當的位置——一個大陸上的小小半島。它的戲劇性效果減輕了美國人民在我們從東南亞撤退時必然要感到的痛苦。它也使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的看法恢復了平衡。
新年伊始，一個美國技術小組飛抵北京。這個小組由我的助理亞歷山大·黑格准將率領，他的任務是設法使我們的先遣人員的想像力能有一點約束。霍爾德曼和尼克松決定到中國去運用他們關於公共關係的信條。他們不厭其煩地向不知其中奧妙的人解釋說：印刷新聞，即報紙，對公眾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而電視卻能在幾分鐘時間內改變人們的觀念。況且他們感到，文字記者給他們吃過的苦頭超過了電視記者，這次北京之行將是報復的大好機會，辦法是在隨行記者團中大大增加電視工作人員。這一決定給電視系統的負責人打開了方便之門。因為，電視網播送節目的時間有限，所需的電視記者和技術人員的人數，即使為了進行飽和採訪，也是有限的；又因為，白宮公共關係專家給了電視系統綽綽有餘的新聞人員名額，這樣，好多近十年來不作新聞報道的上層人物就得到了一次免費訪華的機會，而有些報紙卻完全被排斥在外了。
從電視的角度來說，中國的時間比我們早十三小時，這就提供了額外的方便：上午的活動可以在晚上電視的黃金時間傳到美國，晚上的活動可以在早晨的電視上作實況轉播——要是東道主能合作的話。因此，想法子使那些文化革命中倖存下來的中國官員們充分認識美國公共關係的神奇作用，就成了先遣人員的一項任務了。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中國人有抵制野蠻人入侵的古老方法。這些參加過長征的老戰士們一弄清我們先遣人員的來意，就立即意識到，由美國總統介紹給美國電視觀眾，從而立即成為受歡迎的人，有很大的好處。他們急切地同意了霍爾德曼的想法。當時，北京和美國之間沒有直接的電視轉播設備，這只是一個暫時的問題；安裝了一個地面接收站，通過衛星轉發電視片，問題就解決了。中國人信守毛澤東自力更生的格言，買下了地面站，拒絕讓我們的電視廣播公司自己花錢來建造地面站。
一月初黑格打前站之行，解決了我們的先遣人員的主觀願望和中國是個主權國家這個不方便的現實之間的絕大部分矛盾。安全部門不讓總統乘坐中國的轎車，但是中國領導人卻認為，如果他們突然改乘美國大型高級轎車的話，「群眾」就會不理解。最後雙方妥協，尼克松如果個人外出活動，可以坐他自己的防彈轎車；但如和周恩來一起外出，就要乘坐總理的車。類似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人要為總統提供在中國境內飛行的座機。經過一番內部鬥爭，安全部門才勉強同意：我方根本不能對東道國說，他們的飛機不保險。如果安全部門堅持己見，我們就可能無法在中國旅行了——認識到這一點，問題也就解決了。總的來說，中方以很高的技巧和我們的先遣人員打交道。只要他們同意了的事，都以出奇的效率兌了現。至於旁的要求，那就消失在穿不透的婉拒的迷霧中，永遠也不會有照面的機會了。
黑格和周恩來就政治問題進行了兩次私下會談。黑格向周恩來介紹了我方對於不久前結束的印巴危機的看法。周恩來同意我們對待這次衝突的態度。他認為，蘇聯在印巴次大陸推行的政策，並不是中美和解所激發的一種變化，而是俄國擴張主義趨勢的歷史性表現。關於越南，周恩來重申對河內的道義上的支持，並敦促迅速結束越南戰爭，以削弱蘇聯在印度支那的影響。黑格還向周恩來遞交了一份美方對擬議中的最後《公報》有關台灣的敏感段落的新對案——這是我一九七一年十月之行未及解決的主要問題。周恩來只是答應說，在總統來到之前給予考慮。關於台灣問題的這幾句話的談判，後來在總統訪華期間佔用了很多時間。
我不知道哪個總統的出訪有過這麼細緻的計劃，也不知道哪個總統本人做過如此認真的準備。一本本厚厚的參考資料（在我的指導下由我的助手溫斯頓·洛德和約翰·霍爾德裡奇編輯的），收錄了有關這次訪問的主要目標以及有關已和中方商定的議程中各項議題的文章。這些文章估計了中國在各個議題上可能採取的立場，以及總統可以應對的論據。我在七月和十月同周恩來的各次談話也都分類摘錄了。還有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人的長篇分析，由中央情報局和我的班子裡的中國問題專家理查德·H·索羅蒙編寫，作為背景材料。還有西方中國問題學者寫的文章和書籍中的長篇節錄，這些學者包括埃德加·斯諾、羅斯·特裡爾、丹尼思·布拉德沃思、費正清、C·P·菲茨傑拉德、斯圖爾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馬爾羅。尼克松極其細緻地閱讀了所有的參考資料，這可以從他到處在重要語句下面畫線一事上看出來。像慣常那樣，他把論據一一銘記在腦子裡，待到和周恩來會談時小心背出來應對，同時又力求造成出口成章的印象。
我們從馬爾羅的《反回憶錄》中選出的段落，竟然促成尼克松在最後一分鐘邀請這位法國偉人來白宮做客。當年法國把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莎》借給我們展出時，約翰和傑奎琳·肯尼迪夫婦曾為馬爾羅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那次盛會對尼克松的影響真不小，以致他想比他所嫉妒的前任更勝一籌。肯尼迪的晚會主要是個藝術集會，這在尼克松的眼光裡無非是「花花絮絮」，而他和馬爾羅的會見卻純粹為的正經事。他和這位法國作家的合作不是為了搞一場社交活動，而是為了準備一項歷史性的使命。
不幸的是，馬爾羅對中國的瞭解太過時了，他對中國近期目標的預言是完全錯誤的。比如他認為，中國邀請尼克松說明它需要經濟援助；中國人對尼克松的評價將取決於他能否提出一項援助中國的新馬歇爾計劃。考慮到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的思想，這是不可能發生的；說得好一點，馬爾羅的想法是早了好幾年。
不過，馬爾羅的直覺卻證明了藝術家的洞察力常常比專家或情報分析家更能抓住問題的本質。馬爾羅的許多判斷後來證明是非常深刻的。他說，中美和解勢在必行，這是中蘇分裂的必然產物。越南戰爭不會構成障礙，因為中國的行動是它國內需要的反映。中國在越南的作用只是一種「假象」；中國決不會有效地幫助越南；中國對越南的宿怨太深了。中國人並不信仰任何思想體系；他們首先信仰的是中國。
馬爾羅說，美國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非實質性問題。重要的倒是我們在太平洋的政策。如果日本不再相信我們的核保護，它就會轉向蘇聯。如果我們能繼續把日本和美國拴在一起，這就可能促使蘇聯乃至中國更加需要去專心致志地滿足本國人民的需要。馬爾羅警告說，過些時候，早的話可能在兩年以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對日政策就會發生矛盾，而需要小心調整了。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決不能被人家看出是在猶豫不決；整個亞洲需要美國堅定。馬爾羅說，中國所尋求的首先是統一、榮譽和尊嚴。到頭來也是想要解脫經濟困境的。
那是一場極精彩的表演，聽眾的思想卻還為十年來的成見所禁錮，不能加以充分欣賞。馬爾羅一面用幻想家的眼光把聽眾吸引住，一面口若懸河，一瀉千里。與其說他作了一個前後連貫的分析，倒不如說他描繪了一系列出色的場景。馬爾羅已經有快十年未去中國了；他顯然沒有跟上形勢的發展；也不掌握內幕情況。他有的只是敏感、銳利的洞察力和精明的理解力。我們的任務就是把他的直覺同我們逐漸獲得的實際知識相結合。
二月份是在期待中度過的。一月底的時候，我們和北京有過一次令人不快的意見交換。聯繫總統一月二十五日的講話，我們向中方詳細通報了我們屢次遭到河內拒絕的情況。周恩來回復了一封尖刻的信，指責我們想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糾纏到越南問題中去。這樣講，一半是事實，一半倒是啟示。我們本來希望中國會對河內施加壓力。但是既然北京採取不捲入的姿態，我們也很滿意。
二月九日我們發表了總統的年度外交政策報告。在尼克松執政的前四年，這種報告每年都是由我和我的工作人員起草的。我們感到難過的是，不管我們怎麼認真推敲，我們總達不到我們的根本目的，不能使新聞界把它作為一份美國外交政策基本哲學的聲明來對待。報界每年報道的幾乎都是關於印度支那的一節；我們想啟發人們討論美國在全世界的目標，而結果總是引起關於對越南策略的辯論。不過，一九七二年的報告中有一段關於中國的內容，回答了去年七月十五日戲劇性公告發表後人們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我們目前對台灣的義務是什麼；我們是否正在「轉移我們的重點」，從東京轉到北京；這對我們的對蘇政策會發生什麼影響。總統的報告肯定了所有現有的對盟國的義務；我們不會因打開對華關係而放棄和日本的二十年密切關係。在我們抵達北京前不到兩星期發表的這份報告，重申了我們對台灣的「友誼、外交關係和防務義務」；強調了「有關各方和平解決這一問題將大大有助於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
至於蘇聯，我們作了一個老一套的闢謠表態，說我們的政策不是「針對莫斯科的」。但事實上，正是蘇聯的威脅使中國和美國走到一起來了；我們的合作反映了一種地緣政治的現實，產生於對蘇聯軍事力量不斷增長的憂慮。我們可以避免挑釁行動；但我們卻不能消除這種新關係的明顯影響。如果處理得巧妙，它能夠促使蘇聯克制一點，合群一點；如果處理得不高明，可能正好促成企圖避免的那種危機。
二月十一日，總統對中國作出了另一個姿態。他批准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副部長委員會提出的關於鬆動對華貿易關係的一套新建議。二月十四日宣佈了這一消息。從那以後，所有可以賣給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商品同樣可以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我們對北京的最後一個單方面的經濟姿態。
二月十七日，總統在同國會領袖們進行簡短的告別會見以後，來到停在白宮草坪上的直升機前。僅此一次，尼克松未唱高調。他只是談到有許多來信來電預祝他成功。他表示希望，後人會用「阿波羅十一號」的宇航員留在月球上的那塊紀念牌上寫的「我們為了全人類的和平來到這裡」這句話把他的這次旅行載入史冊。
抵達北京：握手
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為了避免人們對鋪張浪費的批評，他在一個陸軍基地停宿，可是一發現這裡的艱苦環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亞速爾群島，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個小防區司令官的房子裡，看上去大有愛國的自我犧牲精神。旅途中，我從霍爾德曼那裡領教了如何保證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電視鏡頭。齊格勒顯得十分緊張，因為他被告知說，在北京期間他不能在新聞發佈會上談任何實質性問題，他已經在害怕遭受記者的折磨，這些人受新聞報道時限的驅使一定不會輕易放過他。整個旅途中，尼克松時而擔心手下平常能幹的工作人員會不會忘了公共關係中的某些細節，時而認真而潛心地為訪華做準備。看完了所有的參考資料之後，他在長時間的飛行期間就像打連珠炮似的向我發問。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點我們到達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讓中國領航員登機。同我以前的幾次訪問唯一不同之處是，現代化停機樓前的一根旗桿上這次有一面孤單的美國國旗在飄揚。我幾次經過這個機場，都沒有看到過其他任何一個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飛的飛機的影子。在上海歡迎尼克松的是喬冠華，他名義上是外交部副部長，但實際上是外交部的關鍵人物。據說他是周恩來最親密的助手之一，這也很有可能，因為這個給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來的風度、博學和智慧。在場的還有我前兩次訪問時認識的章文晉（西歐美大司司長）和王海蓉（禮賓司副司長，據說是毛澤東的親屬），他們兩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從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國人慇勤好客名不虛傳，準是認定未開化的外賓快餓壞了，因此以創紀錄的速度給我們送來了豐盛的早餐。這一下子使白宮的工作人員心裡為難了，因為他們知道，從此尼克松會要求他們加快賓夕法尼亞大街的服務速度。我們到達北京的時間是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即美國東部標準時間星期日晚上十點三十分，正是電視觀眾最多的時刻。
到達北京這一歷史性時刻是事先作了準備的。尼克松和霍爾德曼早已決定，當電視鏡頭拍攝總統第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時，他應該是單獨一個人。尼克松讀過我在七月訪華後寫的報告，知道周恩來對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絕和他握手的怠慢之舉耿耿於懷。總統決定，當他糾正這種失禮行為時，不能有其他美國人在電視鏡頭中出現而分散觀眾的注意力。羅傑斯和我要留在飛機上，直到他們握手結束。抵達北京之前，我們被這樣告誡過至少十幾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記了。但是霍爾德曼還是不放心。到那時有一名粗壯的副官擋住了「空軍一號」的通道。我們的中國東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出了什麼事情。因為在通常的情況下，他們是尾隨總統沿舷梯魚貫而下的。尼克松單獨一人和周恩來的歷史性握手完滿結束以後，我們大家才像變魔術似的出現。
我們站在寒風凜冽的停機坪上，歡迎我們的是一支儀仗隊、體態優雅而纖弱的周恩來以及一批穿著同樣毛式制服的中國顯要人物。這些人穿著都一樣，但當然是嚴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歡迎儀式是極為低調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組成的儀仗隊以外——這個儀仗隊的嚴格紀律是我隨總統出訪中印象最深刻的——整個儀式簡樸到了極點。這樣極度的簡樸反映了一個真理，只有最緊迫的必要性才使這兩個國家走到一起來——它們的其他關係根本不配享有國事訪問常有的那種喜人的歡迎儀式。
中國人事先沒有告訴我們，是否會準備任何形式的群眾歡迎。當我們的車隊駛入市中心的時候，霍爾德曼在和齊格勒的無線電通話中還抱著一線希望，認為真正的歡迎儀式可能在天安門廣場等待著我們，那裡會有多麼值得上鏡頭的人山人海。這個希望落空了。中國本來到處都是人，可這時卻被擋在橫街小巷裡，所以當我們的車隊快速通過廣場時，巨大的廣場空無一人。車隊駛過紫禁城的紅牆和它對面那龐大而墩實的人民大會堂；駛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巨幅畫像（這幅斯大林畫像肯定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了）；開進了坐落在釣魚台湖畔的國賓館。
我們下榻在兩幢樓裡。總統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員（我也包括在內）住在大一些的樓裡；國務卿和他的隨行人員住在幾百碼遠的一幢小樓裡，這樓我在前兩次訪問時住過。這兩幢樓各有餐廳和廚房，這樣就把兩批美國官僚之間的日常聯繫壓縮到了最低程度。中國人很熟悉美國行政機構內部奇怪的相互制約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樣安排了在白宮和國務院之間的鴻溝。
一到總統的賓館，全體人員都被帶到寬敞的會客室裡就座，這裡的沙發擺成一個圓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塊空間。周恩來的夫人在那裡迎接我們，在場的還有葉劍英元帥、代理外長姬鵬飛、副外長喬冠華和其他官員。接著送來了茶水。周恩來主持了友好的交談，時而開幾個玩笑。和往常一樣，他一一招呼了美國代表團中的每一個成員。
就這樣，尼克松第一次親自領略到中國式的外交。蘇聯人一般比較生硬；中國人拐彎抹角。蘇聯人堅持特權；中國人講究普遍的原則，表現出自信心，試圖使實力問題顯得無足輕重，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蘇聯人把友好作為談判成功後的獎賞。中國人在談判之前就把友誼作為韁繩。他們至少在形式上使對方成為私交，這樣就微妙地限制了對方能提出的要求。蘇聯人所居住的國家曾屢次遭到入侵，近期則主要利用武力擴大自己的勢力，他們連對自己提出的道義主張都沒信心，心虛到不敢承認犯錯誤的可能性。他們從絕對正確的教條轉移到不可改變的立場（不論他們的立場改變了多少次）。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在這一片地區執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評作為工具來為自己服務。他們徵求來訪者的意見——這是一種贏得同情和支持的謙虛姿態。這樣做還可以使來訪者說出自己的價值標準和目的；結果他就約束了自己，中國人以後就能夠引用他自己的建議（而且時常這樣做）。蘇聯人脾氣暴躁，有時口是心非，給人留下一種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國人則強調中國價值標準的獨特性，因為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們表現了一種不為壓力所左右的優越感；他們甚至用暗示「原則問題不容談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對方施加壓力。
在建立這種關係的過程中，至少在和我們的接觸當中，中國外交家證明是完全可靠的。他們從不搞小動作；他們不討價還價；他們很快就亮出底牌，進行說理，頑強地加以辯護。他們信守協議的意義和精神。正如周恩來喜歡說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每次對中國的訪問都像是一出認真排練過的戲，什麼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顯得那麼自然。中國人記住每一次談話的內容，從低級官員到最高級政治家說的話全都記住。中國人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拼圖遊戲中的一塊，儘管一開始我們這種簡單的頭腦還沒有看清整個的圖案。（後來，溫斯頓·洛德和我確實學得很擅長這樣做了。）我前後訪華十次，好像是在跟一個有機體進行一次連續不斷的談話，這個有機體能記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個頭腦在指揮。這種會晤令人振奮，而有時又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樣嚴格的紀律和徹底的獻身精神使人不禁產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無能為力——這是外國人在接觸到中國文化時常有的感覺。
尼克松這次訪華也是這樣。到喝完茶的時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個月前我在秘密訪華時所感到的一樣——自己已經被接納進了一個有嚴格限制的俱樂部，雖然那時連一次實質性的談話都還沒進行過。
毛澤東
實質性的談話沒有耽擱很久。兩點三十分，我們才吃完豐盛的午餐，有人來告訴我，周恩來有急事在會客室裡等著要見我。他不像往常那樣先開開玩笑，而是直接對我說：「毛主席想見總統。」我問他能否帶溫斯頓·洛德同往。他同意了，並且和往常不同地固執地說：「主席已經請了總統，他想很快和他見面。」我決定裝作冷淡一點，便問周恩來，在當晚的宴會上他準備念講話稿呢還是作即席發言。他表示將念稿。我又問他，我們講話稿的語氣應該溫和一些呢還是強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語調相配合。周恩來有些不耐煩地說，他將把他的講話稿事先給我一份。最後我說我就去請總統。
這樣，總統和我坐上了中國轎車前往紫禁城，同現代歷史上的一位巨人進行第一次會晤。洛德作為記錄員也跟來了。洛德的出場沒有張揚出去，以免國務院更加不高興。實際上國務院的人員一次都沒有列席過同毛澤東的談話。五天之前，尼克松就告訴我說，他想讓羅傑斯國務卿和馬歇爾·格林助理國務卿去忙別的事情，這樣他就可以同毛澤東和周恩來討論敏感的問題。中國人也沒有邀請羅傑斯列席，這可能是因為國務院在上一年曾說過台灣的法律地位「未定」。然而我是可以堅持讓羅傑斯也來的，如果我這樣做的話，尼克松和中方都不會拒絕。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本來有特權、甚至是義務，提請總統修改他認為不明智的決定。但是我沒有這樣做。這個疏忽在技術上無可非議，但實質上是不應該的。本來不應該把國務卿排除在這次歷史性的會見之外。
毛澤東這個畢生致力於徹底改變中國傳統的價值標準、結構和面貌的統治者實際上住在紫禁城內，像他所蔑視的歷代皇帝那樣深居簡出，神秘莫測。沒有人能事先和他約定見面的時間。去見他的話，那是奉召去朝見君王，而不是應邀去會見政府首腦。我曾五次見過毛澤東。每次我都是像尼克松一樣突然受到召見的。有一次我訪華時，毛澤東表示有興趣見見我的妻子南希。當時她正在商店裡買東西，但這對我們的中國東道主來說是不成問題的。一個似乎確切瞭解她行蹤的禮賓官員立即把她從一家商店裡拉出來，帶到毛澤東跟前。而陪同她的國務院安全官員失去了保護對象，被撇下來在那裡衝著一個不懂英語的售貨員表示對於在北京中心發生綁架事件感到震驚。
我們的車接近毛澤東的住處時通過一個紅色的大門，門前有兩個人民解放軍戰士毫無表情地注視著東西走向的寬闊大街，這條街是拆掉舊城牆而修建的。繞過紅牆，我們經過一條甬道，開頭的一段路兩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觀平庸的牆院後面有些什麼樣的建築。過了一大段路，兩旁的房屋不見了，這裡一邊是湖一邊是樹林。毛澤東的住房單獨在一處，外表簡單平常，這裡可以是任何一個低級官員的住處。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轎車一直開到正門前的門廊下。我們走進一間小會客室，然後穿過一條寬的過道，我來訪問時至少有兩次看到這裡擺著一張乒乓桌。
走過過道，就來到了毛澤東的書房，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周牆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著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導人的會客室。在我最初幾次訪問時，房間的一個角落裡擺有一張簡易的木床，後來就不見了。我們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排擺成半圓形的沙發，都有棕色的布套，猶如一個儉省的中產階級家庭因為傢俱太貴、更換不起而著意加以保護一樣。每兩張沙發之間有一張鋪著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補兩張沙發扶手間的三角形空隙。毛澤東身旁的茶几上總堆著書，只剩下一個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發的後面有兩盞落地燈，圓形的燈罩大得出奇。在毛澤東座位的右前方是一個痰盂。來訪者一進入房間，毛澤東就從沙發上站起來；在我最後兩次見他時，他需要兩個護理人員攙扶，但他總是要站起來歡迎客人的。
在會見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權的領袖人物時，人們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傾倒於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於他的地位和聲望。會見毛澤東的情況卻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見是突如其來的以外，接見並無任何儀式。房間內的陳設就和屋子的外觀一樣簡單樸素。毛澤東就站在那裡邊，周圍都是書，他在中國人當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著注視來客，眼光銳利而微帶嘲諷，他的整個神態似乎在發出警告說，他是識透人的弱點和虛偽的專家，想要欺騙他未免是徒勞的。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身旁有一個女護士協助他站穩（在我最後的幾次訪問時，他由她支撐著）。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裡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
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見證。他的一生是傳奇式的，他是中國南方一個農民的兒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這吸引了許多追隨者，他率領他們舉行了六千英里的長征，結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來。他們從一塊完全陌生的土地出發，先打了日本人，後打了國民黨政府，直到最後他住進了紫禁城。這證明了永恆的中國的奧秘和威嚴，即使經過一場自命要消滅一切舊制度的革命也能夠繼續存在。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有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
在我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他的最後一次私下會晤時以及同年十二月福特總統訪華時，毛澤東幾乎不能講話了。他發出一些模糊的聲音，唐聞生、王海蓉和另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後寫在紙上讓他過目，證明她們理解對了之後，才進行翻譯。但即使那時，在死亡的陰影下，毛澤東的思想還是清晰而帶嘲諷的。
毛澤東幾乎從來不一個人獨白，這同我認識的所有其他政治領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數政治家那樣，要旁人給他準備講稿，然後記誦而裝作即席講話，或者照本宣科。他輕鬆自如，似乎隨隨便便地引導著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從中表達出自己的真意。他在開玩笑之中夾帶出主要的論點，牽著對話者轉來轉去，找機會插幾句時而富有哲理、時而冷嘲熱諷的話。總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許許多多離題很遠的語句當中，以致意思是表達出來了，同時卻規避了義務。毛澤東的省略的語句像牆上的人影，雖然是現實的反映，卻沒有現實的內容。他的話指點了一個方向，但卻不規定前進的道路。毛澤東有時也下幾句斷語。這種斷語使聽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種令人迷惑並略帶威脅的氣氛。這個情況竟像是面對著來自另一世界的神靈，他偶爾揭開掩蓋著未來的帷幕的一角，讓我們瞥上一眼，但從來不允許我們看到全貌，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過。
然而，毛澤東有時也會無情地揭露一個問題的核心。在我後來的一次訪問中，我對鄧小平說，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我們都無所求於對方。第二天，毛澤東在見我時提到了這句話，同時表明了他對細節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駁了我的廢話，說：「如果雙方都無所求於對方，你到北京來幹什麼？如果雙方都無所求的話，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接待你和你們的總統？」在談到另一個問題時，他表示不滿意美國在抵制蘇聯擴張主義方面太軟。他把我們比作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燕子。從他垮了的身軀中痛苦地發出聲音說：「這個世界不安寧，暴風雨要來了。暴風雨快來的時候燕子忙。推遲暴風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卻是困難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被領去晉見的巨人。他用他特有的斜視的眼光迎接了尼克松，開玩笑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對這件事可不贊成了。」他用兩隻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在攝影記者面前熱情地向他表示歡迎——這件事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至少對當時在場的中國人來說是如此。毛評論了尼克松在飛機上對喬冠華說的一句話，即他認為毛澤東是可以同他談哲學的人。（這是又一個例子，說明中國人內部聯繫特別迅速，而且對毛的匯報很詳盡。）他開玩笑說，哲學可是個「難題」，對於這個題目他沒有什麼有意思的話可說，可能應該請基辛格博士談一談。但是他一再重複這個說法來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國際問題談論具體的細節。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客氣但又堅定地回答說：「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裡談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總理去談。我談哲學問題。」
尼克松的回憶錄對這次會見有生動而準確的記述。[1]談話中，開玩笑地提到我的女朋友以及我怎樣利用她們作掩護安排一些秘密旅行。還開玩笑地談到台北和北京領導人對罵時給對方戴的帽子。毛澤東還作了一個非同一般的表示：他更喜歡態度可以預測的保守派領導人，而不喜歡那些情緒搖擺不定的自由派人士。他對尼克松說：「你們選舉時，我是投你的票的。」這使尼克松吃了一驚。他接著說：「有人說你們是右派，共和黨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這些右派上台，我倒比較高興。」
毛澤東利用大家在取笑著談論尼克松的政治前途的機會，提到了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反對派。他說，有一個「反動集團反對我們和你們接觸。結果他們乘飛機逃到國外去了」。為了怕我沒聽出這是指林彪，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解釋說，這架飛機後來在外蒙古墜毀了。尼克松雄辯地介紹了他從反共立場到今天來北京這一段漫長的路程（他的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段話），所根據的論點是，我們兩國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兩國誰也不威脅對方。毛澤東趁這個機會對於美國的盟國作了一個重要的保證，似乎他只是在尼克松說話時才想起這個問題的，他說：「我們也不威脅日本和韓國。」
後來，我慢慢捉摸到毛澤東的談話有好幾層意思，就像紫禁城內的庭院，一個比一個深地套著，除了比例略有變化以外沒有什麼區別，而他最後的那個意思只有在長時間思考以後才能從總體把它抓住。尼克松回憶錄中記載的毛澤東的詼諧談吐之中夾帶有一些暗示和主題，猶如瓦格納歌劇的序曲，需要加以發展才能顯示出它們的意義。
例如，毛澤東在表示他決定要擴大和我們的貿易和交流時，說話有所省略。他的方法是向我們解釋中國在前兩年為什麼遲遲沒有對美方的主動行動作出反應。他說，中國採取了「官僚主義的」態度，一直堅持要在解決了大問題以後才能處理貿易和民間往來這類小問題。「後來我看到還是你們的做法對，我們就打乒乓球了。」這不僅是回顧歷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這意味著在最高級會談中雙方的貿易和交流問題將取得進展，像我在上一年十月份訪問時向周恩來建議的那樣。在我們的來訪得到毛澤東的祝福以後，所有的中方官員似乎都毫不困難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原來不懂的一些話，被他們引用來指明方向。在那以後的一個星期裡，所有的中方人員，特別是周恩來，反覆地追述毛澤東談話中的一些主題，而那次談話總共只延續了六十五分鐘，其中翻譯還花去了一半時間。
在那些戲謔、玩笑和輕鬆的俏皮話之間，我們必須小心留神，因為毛澤東是用一種故意顯得很隨便的方式來發表他的主要意見的，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敗的話，也不至於有失面子。他巧妙地把台灣問題放在一個次要的地位，把它當作中國內部的一項不甚重要的爭端；他甚至隻字不提美國在台灣駐軍問題。涉及這個問題的唯一有政治意義的話，只是那一次關於雙方如何對罵開的玩笑。就連這也是一種傳話的方式：中國人最終是會找到自己的解決辦法的。談到國共雙方在二十年代的合作時，毛澤東提醒尼克松說，「實際上，我們和他（蔣介石）的交情要比你們和他的交情歷史長得多。」在那次會見以及以後的任何一次會見中，毛澤東從來沒有對台灣問題表示過不耐煩，沒有規定過任何期限，沒有進行過任何威脅，或把它作為我們兩國關係的試金石。「我們可以暫時不要他們，過一百年再說吧。」「為什麼要這樣匆匆忙忙呢？」「這個（台灣）問題不是大問題。國際形勢才是大問題。」「台灣事小，世界事大。」這些就是毛澤東多次向我們說明的他關於台灣問題的思想。（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看法也是這樣。）但毛澤東跟周恩來和鄧小平一樣，在會談中很少談到這個問題。
當時毛澤東所關心的，以及我以後和他長時間會見時談論得更充分的，是國際大局的事，也就是蘇聯。當尼克松長篇大論地談到美蘇兩個核超級大國中哪一個威脅更大的問題時，毛澤東回答說：「目前，美國發動侵略和中國發動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們想撤回一些在國外的軍隊；我們的軍隊是不去國外的。」換言之，通過排除法，顯然說明蘇聯是毛澤東在安全方面主要擔心的對象。同樣重要的是這裡暗示的一個保證，後來周恩來也重複過的，這個保證消除了美國兩屆政府的噩夢：害怕中國會武裝干涉印度支那。在保證中國不會到國外進行軍事干涉以及在談到日本和韓國時，毛澤東是在告訴我們，北京不會對美國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戰。由於西方人是出名地遲鈍，毛澤東又提到周恩來和我會談時反覆提出的一個說法：「我認為，一般說來，像我這樣的人放了許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在聽到有人居然會認真看待中國到處牆上寫著的這種喊了幾十年的口號時，毛澤東放聲大笑，周恩來也跟著笑了。中國領導人在和我們打交道時已經超越了意識形態。他們面臨的危險使地緣政治佔據了絕對的首位。他們實際上是同我們訂了一個無形的互不侵犯條約，從而解除了一個方面的敵情。
然而，毛澤東的談話也不全都是戰略問題。甚至在我們短暫的會見中，他也擺脫不了那使他的成就蒙上陰影並給他的晚年帶來痛苦的噩夢：一切可能都只是曇花一現；這些努力、痛苦、長征、殘酷的領導權鬥爭可能都只是一個短短的插曲，而馴服了過去一切動亂的幾千年的文化卻會消極而勝利地繼續前進，淹沒一切，只在後面留下一點漣漪，好像一塊石頭落入池中一樣。尼克松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毛澤東不無傷感地回答說，「我沒有能改變世界，我只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
在畢生進行巨大鬥爭來徹底改革社會之後，這樣一個評價是謙虛的。無可奈何地接受事實的態度，突出地表明了革命的矛盾。「破」所需要的素質，往往不是「立」所需要的素質。動盪得越厲害，就越有可能導致一個比舊制度更加無所不在和更加有效的新制度。以自由的名義進行的革命往往只造就了新的權威機構。這不是偶然的。學者可以用人權的觀點來說明人的自由；歷史學家卻知道，自由不僅存在於法律制度而且也存在於公眾對制度的接受和人與人融洽的關係之中。一個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社會，即使在沒有法定權利的情況下，也能做到寬容和尊重人的尊嚴。在這樣一個社會的結構中，寬容是固有的。英國從來沒有一部成文的憲法，它的公民權利是由傳統來保障的。但是在一個分裂成派別的國家裡，在那裡少數派絕沒有希望成為多數派，也就是一部分人永遠受排斥，那麼這個社會在它的成員看來就是壓迫人的社會，不管名義上有什麼樣的法律保障。
現代集權主義的實質就在於它堅持單一的道德標準，同時破壞一切傳統的約束。為了劃一新道德，引起了自從宗教衝突以來不曾有過的感情衝動，並使政府獨攬了史無前例的大權。（美國革命不是這種意義的革命。它的目的不在於推翻現有的制度，而是使現行制度恢復原來應該發揮的作用。）要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具備非凡的自信心。除非一意追求自己的信念的勝利並且毫不懷疑應該為此付出痛苦的代價，還有誰敢強迫追隨者作出革命鬥爭必然要有的犧牲？正是為了追求這種具有無限魅力的真理——有時是神化的，有時也是邪惡的——才造成了現代歷史中的巨大災難和劇烈動盪。因為「真理」不受約束，「道德」不受限制，它們以自己為行動的依據。反對者不是無知就是邪惡，必須接受再教育或者被消滅。破壞越激烈，就越需要用紀律來強制建立新的秩序。自發性一消失，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強求一律。
毛澤東所創建的中國就是這樣的。他所推翻的許多制度無疑是腐敗的。毛澤東致力於在八億人口中爭取平等，把地球上歷史最長和從未間斷的自治時期所發展起來的制度連根拔除，這無疑是一種偉大的獻身精神，但是如此超級規模的事業必然帶來巨大規模的痛苦。社會本能的抵抗越來越大，激起了這位理想敢與天公試比高的巨人更加強烈的反應。
對毛澤東來說，共產主義就是真理。但是，當他實現了他青年時代的夢想時，他發現了一個更加深刻的真理——這是他和二十世紀所有其他的共產主義之父不同的地方。他發現，共產主義的演變可能最終會使這一主義的理想落空，而中國的本質可能把他所掀起的巨變轉化為它那似乎永恆的賡續中的一個插曲。為了創建無階級的社會，成百萬人死去了，但是當這個目標實現的時候，毛澤東發現，革命熱情和改造社會所必需的嚴格控制，這兩者到一定的時候就會和人民的傳統頂起牛來，而對於人民，他是又愛又恨的。這個發明文官制度的國家會把共產黨的幹部變成一個新的官僚階級，他們的真理的教條會使他們的特權空前牢固。孔子曾把這個國家的制度塑造成用來灌輸普遍倫理的工具，而這個國家不用很久就會吸收並改造其末代王朝所強加於它的西方唯物主義哲學。
參觀、會談和祝酒
我們談過了歷史之後，轉而討論如何從中歸納出指導政策的方針這個實際問題。固然我在前兩次訪問中已經相當詳細地向周恩來介紹了美國對世界事務的看法，但是唯獨總統才有最後的權威和說服力。在很大程度上事情將取決於中國領導人如何評估尼克松，如何評估他與中國人並行不悖地實施一項旨在維持均勢的全球性政策的能力。他們之所以對我們開門，真正目的就在於此。
由於我們兩國二十多年來一直沒有來往，沒有外交關係，也沒有彼此打交道可遵循的準則，對新的關係作一番正式的表述也有必要。因此最後《公報》是至關重要的。這個文件須能對共產黨幹部和資本主義觀察家同樣具有象徵意義，須能鎮住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左派和美國保守的右派的批評。它既要談到台灣，又要使它不再成為爭執的問題。它既要指出雙方真正的共同安全利益所在，又不能用挑釁性的語言來表達。要實現這些目標，口頭上說說比做起來要容易得多。在我十月份訪問中國時，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還有三段話尚未確定下來。一段是關於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第二段是關於中美間的貿易和交流，第三段便是台灣問題。雙方開了四次夜車才把這三段的內容定下來。
與此同時，北京最高級會談還展開了其他方面的活動，這些錯綜複雜的活動是由我們細緻的東道主和美國不那麼細緻的先遣人員精心安排的。中國人要利用他們燦爛的文化和文雅的禮貌來製造一種印象：全世界自稱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化身的國家之間發展越來越密切的關係，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美國先遣人員的目標卻簡單得多。他們只想爭取利用電視節目的黃金時間。雙方的目的結合起來，上演了一套引人入勝的節目——總統馬不停蹄地遊覽了許多中國建築藝術和名勝古跡：長城、紫禁城、明陵、頤和園和天壇。天壇位於現在的北京城區的南部，在那裡妄自尊大的皇帝竟搞了一組同心圓的石壇，規定它的中心就是宇宙的精確的幾何學中心點。
我沒有參加任何參觀遊覽活動。我在上兩次訪問中已經看過這些名勝了，固然是被細心的中國人用作豚鼠，來試驗時間安排和保衛措施，並看看我們這些外行的美國人在中國歷史奇跡面前作何反應。因此我就利用這些時間同喬冠華商討《公報》，並處理總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華盛頓事務。
從一切報道來看，尼克松的遊覽全部是按計劃進行的。不管計劃要參觀多少地方，最初出發的時間和最後返回的時間總是十分準確的。然而不管美國人做出多少節外生枝的事情，他們從來不感到中國主人催逼他們按照時間表行事。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和探索，也可以不這樣做；最後時間表總是一分鐘也不差。幾個月以前，我體驗到這種奇妙的安排時，曾問一個中國的禮賓官員，他們怎麼能夠把精確的時間和自由活動結合在一起，完全不像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禮賓司那樣著急而氣勢洶洶地顯示自己的才幹。這位中國外交官回答說，這很簡單。對外賓只告訴他們出發和返回的時間以及要去參觀的地點。不像通常禮賓官員所做的那樣，用詳細的時間表約束外賓（以顯示準備的周密），這樣外賓就不感到心理上的壓力。為供他們自己掌握，中國人把參觀時間按八分鐘一段分作幾段（為什麼是八分鐘仍然令人莫名其妙）。如果外賓在一個地方停留的時間過長，就從以後參觀項目中減少幾個相應的八分段；如果相反，可以加上一些八分段。
換句話說，中國人想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在時間表問題上不是要客人遵守主人的安排，而是主隨客便。這樣，中國的禮賓安排給人一種神奇的安逸感；這種做法看起來完全實事求是，更能有效地體現出對客人的尊敬和慇勤。
由於做了這些準備，各種參觀活動進行得像綵排的表演一樣。每一個場合，大批著名的電視評論員和老資格的記者圍了上來，熱切地想記錄主角的深刻思想。「這是偉大的城牆，」尼克松在長城對聚集起來的記者們說，表示他讚揚這一項人類最壯觀的創造。參觀活動都由電視轉播實況一事更加強調了，這項宣傳手段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在美國公眾的心目中，電視證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現實和中國的雄偉壯麗，這是多少外交照會都無法證實的。歸根到底，先遣人員也為歷史作出了他們的貢獻，而這一點我事先並沒有認識或重視。
每天晚上都有象徵性的活動——有宴會，有在體育館裡舉行的體操和乒乓球表演，還有令人眼花繚亂的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我到過中國十次，宴會對我來說似乎是老一套了。然而一九七二年二月經過東道主精心安排的宴會仍是那樣不可思議地新穎，表明東道主認為這次宴請的來賓是與眾不同的。他們事先得到了尼克松喜歡的樂曲的名單，每次宴會時他們技藝高超的軍樂隊便演奏其中的幾支。我們出使北京的七天中，有四個晚上舉行了正式宴會：周恩來的歡迎宴會、尼克松的答謝宴會、杭州市的宴會和上海市的宴會。此外，在北京周恩來還為美國代表團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
在首都的幾次宴會都安排在巨大的人民大會堂。這座大會堂是為紀念共產黨接管中國而建造的。這座建築物面對著天安門廣場對面紫禁城朱紅色的城牆，它兼有新古典主義和共產黨巴洛克的風格，呆板而一目瞭然，跟古代中國精巧而含蓄的建築風格形成鮮明的對照。廣場的一側雖被這座龐然的建築物所堵住，但是仍顯得十分寬闊，大會堂擺在那裡像一條擱淺的鯨魚。它的規模令人生畏，它所表現的企圖千古長存的雄心使人們暫時忘記對它的設計的通常想法。
在我歷次訪問中，宴會的程序都是千篇一律的。人們循著一個龐大而陡聳的分層樓梯走向似乎很遙遠的高處，然後進入宴會廳。有心臟病的人走上去恐怕就會喪命。（雖然有電梯，但每逢國家元首來訪時，參加宴會的人很多，不得不走樓梯。）中國領導人等候在樓梯的頂上。幾個木架子已預先排好，幾名有禮貌的官員按照嚴格的禮賓級別把我們排好，拍那必不可少的集體合影。不論代表團有多麼龐大，都會很快排好，不消三五分鐘就照好了。接著貴賓們在進行曲的伴奏下被引進宴會廳，同排成長隊的各界要人一一握手。宴會廳可容納多達三千人。在尼克松訪問時，赴宴人數約為九百，但是大圓桌安排得毫不使人感到空曠。主賓席設在講台的下方，台上有兩套擴音器，一套供領導人祝酒用，另一套供譯員工作用。我同尼克松夫婦和周恩來坐在同一桌，不過距離太遠，無法參加他們的談話。宴會的氣氛十分歡快。不僅一道道菜餚無休止似的端上來，而且桌上的每個中國人都按照中國的習慣注意使每個美國人的碟子裡隨時堆滿了食物。
當然還有無休止的祝酒。我們喝的是茅台，這是一種烈性酒。我認為，不用它來做飛機燃料，就是因為它太易燃了。對此我得到過形象化的證明。尼克松回到華盛頓後，要向他的女兒特裡西婭演示這酒的厲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裡，點著了火。豈知火竟不熄，他大為駭然；碗炸開了，吐著火苗的茅台流滿了桌面。美國第一家庭的成員奮勇協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撲滅，防止了一場國家的悲劇。否則的話，尼克松政府會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場，比實際發生的會更早些。
宴席上的中國人只有向美國人敬酒時才喝酒。嘴裡歡叫著：「乾杯！」那可是言下無虛，當真每次都喝乾的。敬酒的人顯示他的空杯，逼得對方不好意思不跟著乾杯，使誰都矇混不過去。中國人人數是我們的兩倍，而且喝慣了他們自己的酒，於是隨著宴會的進行，也就越發熱情奔放起來了。幸好宴會的祝酒詞是事先準備好的，宴會時只是宣讀一下。只有在上海高興得過了頭，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時，居然似乎提議同中國締結防禦性的軍事同盟。[2]幸好當時記者們也喝得有些糊里糊塗，而且他們也不想再發表任何超過《上海公報》的重要新聞了。在這些宴會上我的問題是，每次宴會之後我一般還要和喬冠華會談幾小時，來草擬《公報》。有一次我對他說，現在大家都很高興，我們不妨用漢語來討論《公報》。
但是這些宴會在美國早晨的電視節目裡實況轉播，卻達到了一個極為嚴肅的目的。它們迅速而戲劇性地向兩國人民表明，中美之間正在形成新型的關係。周恩來在第一次國宴上特別熱情的歡迎詞中說，儘管中美兩國意識形態不同，但仍可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他沒有提到台灣；他具體表示不會用戰爭手段解決懸而未決的爭端。這只不過是明確說出我們在私下裡已經知道的意思。這是又一次雖然是含蓄的保證，要我們無須再擔心中國對印度支那進行武裝干涉。五周以後，當越南人向我們發起攻勢時，這一瞭解對我們十分有益，特別是莫斯科也作出了類似的（雖然是口才較差的）保證。
尼克松的答詞帶有更加濃厚的感情色彩。他曾推敲了我給他起草的講稿，用他自己的語言進行了改寫，並且加上了毛澤東的語錄。他強調我們兩國具有超意識形態鴻溝的共同利益（但沒有具體指出這些共同利益是什麼）：
我們將給我們的孩子們留下什麼遺產呢？他們的命運是為那些使舊世界受苦受難的仇恨而死亡呢，還是由於我們有締造一個新世界的遠見而活下去呢？
我們沒有理由成為敵人。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取得對方的領土；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支配對方。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伸出手去統治世界。
毛主席寫過：「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現在就是只爭朝夕的時候了，是我們兩國人民攀登那種可以締造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偉大境界的高峰的時候了。
我經過多次訪問之後，對這些宴會、祝酒、音樂，都感到頗為尋常了。但是我得承認，當中國總理頭一次到每一宴席去繞圈子，向美國官方代表團的人員逐一敬酒，同時二十年前同我們打過仗的軍隊的樂隊奏起《美麗的阿美利加》時，我是深為感動的。不管怎樣，理查德·尼克松在喬治·華盛頓生日的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澤東的話來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顯然在外交上已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
這種象徵性的表示必須配上實質性內容才有意義。這件工作分三級進行。國務卿和中國外長以及他們的助手進行會談，討論我們的東亞司所關心的問題，即促進貿易和人員往來，也就是多年來華沙會談的問題。這組會談的另一個作用是使國務院的代表團在尼克松同毛和周會談時有事可做。（尼克松認為，而且也事先告訴過周恩來，「我們的國務院像篩子一樣極容易洩密」。）這組會談在國務卿下榻的賓館裡舉行。這裡主要的問題是防止在外長級會談中透露那些在其他會議上已基本解決的問題，例如《公報》的結構和內容，因為中國人在內部互通消息方面不像我們那樣受約束。我沒有參加他們的會談。
另一級會談是在尼克松總統和周恩來總理之間舉行的。早上有參觀訪問，他們每天下午進行會談。一共舉行過四次，歷時共十二個小時，輪流在人民大會堂和尼克松下榻的賓館裡舉行。尼克松和周恩來回顧了國際形勢，並且明確指出自從我秘密訪問以後發展起來的雙方相同的觀點和事實上的合作。我方參加者有尼克松、我以及我的助手溫斯頓·洛德和約翰·霍爾德裡奇。
第三級會談主要是由中國的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我來起草《公報》，偶然需要請示我們的領導。這種會談總共歷時約二十小時。此外，我還同周恩來會談了兩小時，他有兩次走進來參加我們的會談，讓我向他直接解釋我方的某一觀點。我們的會談是在一幢中國人專門用來商討問題的賓館樓裡舉行的。
但是在舉行所有這些會談之前，我和周恩來必須安排好誰將參加哪一種會談，以及他應知道些什麼內容。在我們和毛澤東會見結束二十分鐘後，周和我在專為起草《公報》準備的那幢樓裡商量了約一個小時。我的主要任務是向他說明，哪些問題應該在哪一組會談裡提出。我告訴他：「據美國民間傳說，中國人繁瑣，我們簡單；可是當我聽到自己的發言時，我感到我們很繁瑣，而你們倒痛快多了。」周恩來在同作風怪異的美國人打交道時雍容大度。蘇聯人進行秘密談判時，總企圖利用我們各種渠道之間的矛盾；中國人卻相反，一絲不苟。他們安排了會談的時間，並把情報分做幾類，各不串亂，就好像他們向來熟悉我們的奇怪做法似的。看來周恩來並不在乎給他的代理外長姬鵬飛安排做另外的事。他冷冷地向尼克鬆解釋說：「他有他的局限性。」
在我和周恩來開始討論實質問題之前，還有美方生活中另一件稀奇的事情需要加以處理。由於有了現代通信設備，不論總統走到哪裡，他總是掌管著政府的工作。然而每一個總統都認為他需要某件象徵性的大事來顯示他的權力。在這次訪問期間，曾經決定由總統當著全體記者的面簽署一項法案，規定為解決西海岸碼頭工人罷工進行仲裁。與此同時，他還要發表談話，要求國會就勞工法採取行動。那些負責公共關係的天才們無疑認為，從一個自稱為工人國家的首都發表消息，這些選題很理想。本來什麼都好辦，偏偏一名先遣人員提出一個想法，要讓尼克松把簽署過法案的鋼筆送給周恩來。我們這位一向處事泰然自若的東道主，頭一次不知道怎麼辦好了。他沒有聽說過這種贈送總統簽署過公開文件的鋼筆的做法。我向他作了解釋之後，他不願意參與其事。他婉轉地指出，接受鋼筆會不會給人一種干涉美國內政的印象。他好意地建議說，如果一定要送他鋼筆，可以在我們返回美國之後另送一支。最後我對周說，這件事還是算了吧，大家都省事。
我和周恩來終於開始審議《公報》了。有三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十月份我訪華時雙方就印巴問題起草了各自聲明的內容，但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期間發生了印巴危機，情況變了；看起來修改並不困難。我方認為有關貿易和交流的段落太單薄，需要補充，這是美國公眾用來衡量關係進展的一個標準。最後就是有關台灣的段落還沒有完成。在這個問題上，雙方都不能接受對方現在的草案。周恩來和我一致認為還需花許多時間進行談判。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雙方全體人員舉行了第一次簡短的正式會議。雙方已有默契，因此任何一方領導人都可以似乎自發地提出對方所設想的工作方案。周恩來把我在不到半小時前向他闡述的工作計劃作為他自己的想法提了出來，從而承擔了另設一攤外長會談的責任，使我們避免了許多內部的煩惱。尼克松也不甘落後，聲稱他反對含糊其辭的《公報》。他說在這樣重要的會議上，領導人要不怕說出他們的分歧，這樣才能顯示他們的力量。周恩來欣然同意，《公報》應按他十月份就提議的方法來寫。官僚主義的問題解決以後，尼克松高姿態地宣稱，他不是按各國的意識形態把國家分類的，而是要看它們執行什麼外交政策。那次會議到此結束。
第二次會談時，參加的人數就有限了，並且開始認真討論實質問題。星期二下午，尼克松熟練而扼要地向周恩來介紹了美國的政策。他再次指出，他的外交是以其他國家的對外政策為依據，而不問它們的國內結構如何。一九七一年七月他在堪薩斯城的演說，雖然是即席講話，但卻反映了他深思熟慮的看法，即一種以美、蘇、中、日、西歐五個力量中心為基礎的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美國對亞洲沒有領土野心，他深信中國對美國也沒有領土野心。因此兩國之間存在著建立合作關係的基礎。尼克松指出，美國同日本的友誼和結盟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因為這保證了美國成為西太平洋的一個重要因素，來和別人的野心抗衡，也可以防止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菲律賓以至韓國駐軍有助於中國的安全，因為我們在靠近中國的地區保持了一種力量均勢。尼克松綜述了我們通過談判解決越南問題所做的努力。我們並不像河內那樣，想把一種政治解決強加在越南身上。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我們就再也無法得到其他國家的信任——這是暗示我們的信譽和中國的安全也是休戚相關的。他警告說，如果河內在一九七二年再發動大的攻勢，我們將作出強烈反應。
談到台灣問題，尼克松詳細論述了我早先已向周恩來談過的一些基本原則，即我們不鼓勵「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解決方案，也不鼓勵其他國家來取代我們在台灣的軍事地位。尼克松表示希望在他的第二任期內完成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他沒有明說我方對此的條件，但是他毫不含糊地表示堅持要和平解決。他清楚地表明，我方撤軍要取決於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情況。尼克松一再說明他不能就台灣問題搞「秘密交易」；他的確沒有這樣做。
周恩來和往常一樣，在聆聽尼克松發言時面無表情，而在他自己發言時則一針見血。他使人清楚地感到，他最擔心的是蘇聯的擴張主義。南亞事態是最近的一例，儘管印度的帝國主義野心在蘇聯煽動衝突之前就早已有所發展。中國人認為主要問題是維持世界均勢。他認為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隔閡已經結束。現在的任務是共同反對霸權主義。
周恩來處理越南問題的方法，可稱是迂迴曲折的傑作。他更多地用悲傷而不是憤怒的口氣反駁尼克松。他表示同情越南，但卻沒有提出兩國利益一致。他把支持河內的義務說成是因為中國在帝王統治時期欠下越南的舊債，而不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更不是基於民族利益的一致。中國對正在進行的談判不發表評論。他重申，中美之間的分歧將用和平方式解決。我們把這話理解為：中國不會武裝干涉越南；北越不是中國政策的延伸；而周恩來處理越南問題主要是把它放在蘇聯在東南亞的長期野心這個背景上來看待的。他關於迅速結束越南戰爭的主要論點是，戰爭拖住了美國，使我們的力量不能用在世界上其他更為重要的地區。他只敷衍了事地批評了我們在談判中的立場。他勸我們從越南撤軍。他沒有認真堅持河內以及批評我們的人所主張的關於建立聯合政府和推翻阮文紹的政治綱領。
關於台灣，周恩來一再強調中國人希望和平解放台灣，不過仍然堅持這是中國的內政。周和毛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觀點是，台灣問題上的持續的分歧是第二位的，我們第一位的共同關心的事是國際均勢。對台灣的意見分歧，將不讓它影響戲劇性地發展起來的、建築在地緣政治利益上的新關係。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報》的基調是把台灣問題留到以後再解決，以便兩國彌合二十年的鴻溝，在雙方利益相符的領域執行並行不悖的政策。
這就是多次會談內容的精華，這些會談是以獨特的間接方式和微妙的暗示來進行的，尤其中國人方面更是如此。沒有作相互的承諾，甚至並沒有嘗試規定協調的行動。一種奇特的夥伴關係形成了，這種關係正因為從未正式明文規定而更為有效。這種關係始於我七月份的秘密訪問，在我十月份先遣訪問時繼續發展。隨著尼克松在中國巧妙而明確地表明了美國的態度，這種關係達到了頂峰併合法化了。在我以後的六次訪問中，這種關係又有了細節上的發展。兩個大國不是通過正式協議，而是通過協調各自對國際問題的理解，協調它們與此有關的利益來尋求合作。這樣的關係不僅是法律上的需要，而且也成了一種心理上的需要。
這就是為什麼周恩來在同尼克松會談的幾乎全部時間裡，既不談《公報》（只曾簡短觸及），也不談有關行動計劃的決定。在尼克松訪問期間，以及我幾次單獨會見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或中國大使時，我們討論的中心都是保持均勢的必要性、國際秩序和世界政治的長期趨勢。雙方都理解，如果在這些問題上觀點一致，那麼自然就會形成一種並行不悖的戰略；如果觀點不一致，即使就個別問題達成了策略性的決定，那也會是臨時性而缺乏成效的。
《上海公報》
事實上，雙方正冷靜地使觀點趨向一致。然而這種並行不悖的戰略確實需要有一種形諸文字的表示。這次訪問結束時的《公報》，對於全世界和中美兩國人民將是一個象徵。《公報》還要指導兩國政府機構（它們將不會知道全部談判的情況）執行新的方針。因此《公報》要成為檢驗兩國關係的標準，而只要華盛頓繼續正式承認台北是全中國政府的所在地，那麼中美之間的外交關係就不會是正常的。
我已經說過，有關很多有爭議的問題的措辭大部分已在我十月的那次訪問期間得到解決，其中包括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把雙方衝突的觀點一併列出。把這些對立的觀點寫進《公報》，反而使得那些我們能夠採取一致立場的事情更加突出，更加可信，特別是在反對「霸權」（這是對蘇聯擴張主義的新的叫法）方面。這樣，《公報》也不大可能被雙方曲解或作不一致的說明，而通常的文件倒傾向於把分歧點和共同點一樣搞得含糊其辭：把分歧點搞得似乎雙方協調一致，而在共同點上則是避免被人指責為合謀。《公報》使我們雙方的盟國和朋友都感到比較放心。
但是，台灣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我十月間那次訪問時，我們已經同意，雙方都可申述自己的立場，就像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北京聲稱自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它說，台灣的前途是內政。在美國的聲明中，我同意對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的觀點不提出異議：「美國政府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而北京方面則同意在他們的聲明中不抨擊美國和台灣的共同防衛條約，甚至對此隻字不提，而只要求美軍撤走。雙方同意聲明主張中國統一，但在由此而引申出來的若干問題上，直至尼克松到達北京時，雙方仍有分歧。中國方面要我們聲明，和平解決是美國的「希望」。我們卻堅持要申明這是美國的關心，而且堅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這是一項具有連續性的義務。中國方面要我們無條件答應從台灣撤出全部美軍。我們只肯把撤軍說成是一個目標，即使這樣，我們仍然堅持，要把撤軍跟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緩和整個亞洲的緊張局勢聯繫起來。
在喬冠華和我為解決這些分歧而花的二十個小時內，就像在我那次秘密訪問時一樣，雙方都把對方推到最後的時限，看誰的彈性更大些。巨大的決心用極其友好的態度掩蓋起來。雙方都裝作好像根本沒有最後時限，這是向對方施加壓力的最好辦法。緩和的態度增加了緊迫感，卻不致使個人關係過分緊張。雖然在任何談判中都避免不了施加壓力，但這些會談還是用異常微妙的手法進行的。雙方都小心翼翼地不提什麼無可挽回的要求，也不搞似乎一方走一步必須對方讓一步的討價還價。由於不同的原因，台灣對中美兩國來說都是關係到原則的問題。如果暗示一下原則可以出價購買，那會是唐突的。因此，雙方都顯出好像必須用對問題的共同理解，而不是通過激烈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一個共同問題。我們極力非常坦率地解釋各自國內的需要，因為我們知道，假如《公報》是通過耍手腕談成的，或者不被國內所接受，它就不能存在下去。我們認識到，在有些問題上，談判雙方唯一能做到的是以莊嚴的姿態爭取時間。在台灣問題上，就是把最終解決留待未來，而這種未來將由《公報》其餘部分建立的關係以及《公報》談判的方式加以締造。
在尼克松處理白宮事務的時候，喬冠華和我利用第一天的談判時間逐行審查《公報》現有的草案，肯定我們已經達成協議的部分。我解釋了我們在台灣問題上的需要；喬冠華表示他無權改變中國方面原提的建議。我決定把這事暫擱一天，利用第二天二月二十三日的談判時間向中國人介紹了我們準備在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中達成的協議。
中國人顯然對我們的對莫斯科政策感到不快，但他們不得不使自己適應於這個三角外交的現實。美中共同利益之所在是防止蘇聯利用任何手段——包括進攻中國——來破壞全球的力量平衡。但是，永遠同莫斯科處於敵對狀態對美國不利，除非莫斯科向國際平衡挑戰。作為核超級大國，我們還有義務減少核對抗的危險。北京無疑希望看到一個更簡單的格局，即華盛頓和莫斯科公開敵對。這樣就能使北京少絞腦汁，並且提高它討價還價的地位。我們必須做的事要更為複雜。北京的國內的需要把它推向對抗；而我們則需要向我國的公眾和盟國表明，衝突並非我們所引起，否則國會就會裁減我們的防務，盟國也會離開我們。我們只有採取和解性的政策，才能夠得到支持，以便在危機時刻採取堅決的行動。我們準備抗衡蘇聯的擴張行動。但是我們不願事先摒棄真正緩和同莫斯科緊張關係的這一選擇，如果到時候這種緩和能夠實現的話。因此，我們必須使得北京明白我們的目的，而不致對我們的行動感到吃驚。我們把採取的每一步行動都告訴北京。我們力圖避免有任何美蘇共同主宰的印象。我們不能讓蘇聯對美中關係有否決權，同樣也不能讓中國對美蘇關係有否決權。這是一場三度空間的遊戲，任何簡單化的做法都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如果我們顯得游移不決或者是傾向於莫斯科，就會逼得北京對蘇聯言和。但如果我們採取中國的立場，我們並不能給北京幫忙；事實上，我們這樣做很可能促使蘇聯來個先發制人，進攻中國。這樣的話，我們就會面臨極其危險的決策。
喬冠華和我的最後時限是二月二十六日，這天上午尼克松要離開北京去杭州。在旅途中是沒有什麼機會談判的，而且中國領導人也很難再召開政治局會議批准談判結果。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我們談判的第三天，尼克松和隨行人員去遊覽長城，而喬和我之間開始了真正的談判，這時只剩下三十六個小時了。在那天上午兩個半小時的談判中，喬再次提出中國的方案，即：美國「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他要求我們聲明——和其他條件沒有聯繫——美國「將逐步減少並最終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我拒絕了這個方案，我說這會破壞整個關係，因為美國的公眾輿論決不會答應的。下午，喬和我進行短暫的會晤，讓我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實際上是稍微修改了一下我們原來的建議。我們把撤軍同一個「前提」聯繫起來，這前提就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緩和遠東緊張局勢（這樣就同越南問題聯繫了起來）。喬答應進行研究。晚宴之後，過了午夜，喬拒絕了這個建議。於是我們陷入了僵局，而這時只剩下大約十八個小時的談判時間了。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尼克松遊覽故宮，喬和我又談了九十分鐘。我們兩人都沒有顯出著急。我們隨便交換著意見，「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讓雙方都可以裝作說的話並不約束自己。我堅持美國撤軍一定要有某種條件，尤其是要有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個前提。那天下午，尼克松休息的時候，喬和我又見了兩次面。下午兩點三十五分，喬提出了一個方案，這第一次符合了我們的基本原則。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軍，中國就不再反對我們表示關心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我答應迅速答覆他。
我和我的同事、然後又和總統進行了商量以後，下午三點三十分左右，我和喬再次見面。我已想出一個主意，就是把全部撤軍這個最終目標和我們願意在此期間逐步撤出軍隊這兩個問題分開，而迄今為止這兩點是包括在一個句子裡的。我建議把最後撤出同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個前提聯繫起來，而把逐步減少軍隊同逐漸緩和「這個地區的緊張局勢」聯繫起來。喬表示對此有些興趣，並提出一個略有不同的寫法。他說最好提和平解決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說這樣寫，含義更積極些，更顯示出是雙方的意見；而用「前提」聽上去像是華盛頓單方面強加的東西。我覺得這樣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反而更好，這裡含有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承擔義務的意思。不論怎樣，我相信台灣的命運不會取決於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別。喬那時還沒有準備接受把撤出美軍同我們的另一項要求，即緩和「這個地區的緊張局勢」聯繫起來。
我相信我們已經取得了突破。在任何談判中，都有那麼一個點，達到那一點，雙方就走得太遠而不能再回頭了。相互讓步積累起來，自然會造成一種勢頭；到達某一點以後，後退會使談判者的判斷力成為疑問。毛澤東曾用他慣常的間接方式對尼克松談過同樣的道理，雖然同時假稱協議並不是必不可少的。他說：「……如果頭一次我們失敗了，人們就會問，為什麼我們頭一次不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只能是我們走錯了路。如果我們第二次成功了，他們又會說什麼呢？」毛說的是對的。第一次的失敗必然會使後來的成功遜色。「但我們相持不下又有什麼用處呢？」
周恩來那天下午參加了半小時談判，這清楚地表明他相信，我們第一次就不會失敗的。我們不需要周來證實談判處於僵局；他的出現表明他將負責作出必要的妥協。我再次說明，我們不能無條件地承諾撤軍；而撤軍條件，哪怕是部分撤軍，也必須是現實的和能夠向我國公眾說得通的。我們確實關心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而東南亞的戰爭事實上也將影響我們在台灣的部署。只要誠實地闡明我們所關心的這些事情，我們就能夠在美國為《公報》講話。否則，我們將被迫單方面公開申明這些同樣的條件，這樣就會破壞我們相互間的信任，而這種信任正是我們這次談判和訪問的最主要的目的。周說，他將考慮我的論點。
事實上，在談判的激烈程度和這個問題的內在的重要性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協調。周非常明白，台灣問題不可能在總統訪問期間得到解決。不僅如此，企圖這樣做還會同中國要和美國建立合作關係的目標背道而馳。這樣做，會在美國引起國內的風波，或者在北京造成僵局。這兩種可能性都會把兩國間的新關係窒息於襁褓之中。雙方的根本目的都不在領土，而在地緣政治。雙方都已作出結論，自己需要對方來保持力量平衡。從安全的角度考慮，中國的需要大一些；從心理的角度考慮，我們的需要大一些。我們需要使我們的外交有更多的周旋餘地，並且在國內外經過痛苦的十年之後，使人民看到一些希望。
事情本來可以當場解決，但是我們必須休會，讓尼克松和周恩來進行短暫的會談，繼之以另一個宴會。周恩來的祝酒詞很短，並且提到「我們雙方之間有著巨大的原則分歧」。儘管尼克松和周恩來一個星期來在他們一般的講話中不斷地重複這一點，儘管周在結束他的祝酒時愉快地表示中國人將致力於同美國的友誼，一些不安的記者們仍舊認為他們覺察到談判中突然出現了「緊張氣氛」，因為這個祝酒詞裡似乎有些細微的暗示，而且宴會的整個氣氛似乎也不如第一天晚上那樣熱烈。當然，由於雙方同意對談判的要點保密，在沒人指點的情況下，記者們挑出最有戲劇性的可能性加以強調，那是可以原諒的。事實是，到開宴會的時候，《公報》的關鍵問題已經解決，只不過我們代表團內部還有一些小小的爭論。尼克松和周恩來在星期五下午的一小時會談中，根本沒有提到《公報》。如果說主賓席上的談話興致有所減弱的話，那部分是由於連續開夜車，人們普遍都感到很累了，那些談判者更是疲憊不堪；還因為我們都是按照禮賓順序就座的，也就是說，在一次又一次的宴會上，我們都是和同樣的人為鄰。不消說，到那時，大凡搜腸刮肚能找到的閒聊話題，我們都談遍了。美國新聞界自我為中心地認為，有他們在場，也就是深入的新聞採訪，使尼克松經不起中國人的「壓力」，因為他需要一個成功的結局——殊不知中國人下了一樣大的賭注，也許是更大的賭注。不論原因如何，報紙上出現了聳人聽聞的標題：「宴會祝酒詞暗示麻煩」（《華盛頓星報》），「尼周會談似陷僵局」（《華盛頓郵報》），還有一些毫無具體根據的關於僵局的長篇報道。
星期五這次宴會之後，喬和我在晚上十點三十分再次會晤，並在十五分鐘之內解決了關鍵問題。他立即接受了我向周恩來解釋過的所有的美方措辭。在這次會晤中，我們取得喬對以下提法的同意，即：我們認識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省」，這樣就消除了彼此從屬的含義。這有關的一段現在行文如下：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我讓人把台灣這一段打印出來，送到隔壁樓裡給尼克松。像在所有的談判中一樣，我們在主要目標上取得一致意見後，尼克松就讓我主持會談。他對不同的措辭方案沒有特殊的興趣，直到出現了一個須經他最後批准的文本。有一次，我請他給台灣問題的一份草案作了批注，然後拿給喬冠華看，以加強我堅持撤出美軍要有條件的立場。現在，決斷的時刻到來了。我們手頭上有了一份我認為可以接受的方案。星期五晚上十點五十分，尼克松和我逐字逐句地研究了這份草案。和前幾份草案比較的結果，說明我們達到了我們的基本目的。我們將重申我們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我們對於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軍事力量的原則表示同意並把它作為一個最終目標，而且聯繫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景（暗示有一定的根據可以期待它的實現）；撤軍將取決於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雙方都明白，美國在台灣防務中的作用並不依靠駐在台灣的那點軍隊，這為數很少的軍隊主要是為我們在東南亞的活動服務的通信人員。美國對台灣安全的真正作用是由一九五五年的共同防禦條約規定的。在《上海公報》中，雙方都沒有提到這一點，而尼克松在去北京前一個星期發表的總統外交政策報告中重申了這個條約繼續有效。不僅如此，中國之行許多破格作法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這一次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當我後來於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時，重申了我們對台灣的防務所承擔的義務。
《公報》中關於台灣的這一段文字，並不是哪一方的「勝利」；建設性的關係不能建立在這種「勝利」的基礎上。在主權國家合作進行的事業中，一項協議只有在它得到遵守時對雙方都有利，才能夠持久。這次實際上是把台灣問題暫時擱置起來，而雙方都維護了自己的基本原則。雖然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繼續存在，我們和中國的修好卻加速進展了，因為雙方都嚴重關注世界均勢所受到的威脅。
尼克松批准了關於台灣的這一段以後，我和喬關於其他未決問題、主要是貿易和交流問題的談判，很快就結束了。中國方面原來的草案上只簡單地、不明確地提了一句。但是我們強調，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這個領域裡的進展將是衡量美中新關係的一個尺度。喬現在接受了我們的建議，把關於貿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擴充。我們把《公報》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到凌晨兩點，大功告成。文本只待雙方領導人確認了，而前幾次的經驗告訴我們，這將不過是個形式。
星期六，在乘坐一架中國飛機（特工人員對此十分憋氣）離開北京赴杭州前，臨時在北京機場候機室裡開了個短短的全體會議，目的在於使外長們也同兩國政府首腦在一起讓記者拍拍照，出點風頭，同時批准前一天晚上的工作結果。不幸的是，有人一時疏忽，忘記通知儀仗隊我們並不馬上出發。結果，周恩來和尼克松乘坐的汽車一到達機場，他們就開始立正。而在全體會議進行的五十分鐘中間，儀仗隊始終在刺骨的嚴寒裡立正站著。他們表現了驚人的紀律性和忍耐性。
會議進行得很愉快，只是討論《公報》有點減色和不便，因為我們離開賓館前打印工作剛剛結束，所以我們代表團的大部分成員還沒有看到《公報》。大家請兩位外長談談他們在這個星期裡會談的情況。這花的時間不長。為了避免冷場，周恩來談到尼克松參觀十三陵時的一個小插曲。有一個目光敏銳的美國記者，發現一些穿著花衣服在玩耍的孩子像是經過很好的排練，於是對他們是不是自發地在這裡玩兒提出了疑問。周恩來很有風度地表示抱歉說：
有人搞來一些孩子，想讓十三陵顯得漂亮些，這是製造假象。你們的記者向我們指出了這一點，我們承認這樣做是不對的。當然，我們不想掩蓋在這件事上的錯誤，我們已經批評了做這件事的人。
我自己沒有去十三陵。我承認我事先並不知道他們要那樣做。我還是昨天晚上從你們的報道中瞭解到這件事的。後來一調查，我發現事情確實如此。我要感謝那位記者。到杭州和上海時，我可能有機會這樣做。
周對於掩蓋真相是危險的這番話顯然沒有給他的最重要的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尼克松很得體地回答說，他真高興見到那些小女孩，不管她們是怎麼去的——然後抨擊了新聞界，說是不可信。周恩來承認這個錯誤，需要極大的自信心和高度的機敏。這不但表現了可欽佩的坦率，而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強調中國人在原則問題上的嚴肅態度，這裡甚至連錯誤的可能性都不能容許。可惜，周的話似乎並沒有通過素以效率著稱的中國官僚機構傳達到下面。在杭州我們又碰到身著彩色民族服裝的孩子在做遊戲——那是在那個時期在其他情況下中國城市灰色的街道上絕對看不到的場面。兩年後，那時周因病不再主持政府工作，我在蘇州又碰到同樣的情景。看來，這是歡迎貴賓的標準做法，連偉大的周恩來都無法將它取消。
可以愉快地說，我們離開北京以後，這次旅行的公事部分就宣告結束。位於長江下游出海口的杭州，確實是中國最美的城市之一。杭州建於羅曼蒂克的湖畔，到處是精緻的花園、廟宇和殿堂。氣候溫和，春來得早。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學術和詩歌的發祥地。十三世紀馬可·波羅訪問杭州的時候，讚美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它是這樣的美，以致「人們以為自己置身於天堂之中」[3]。黃鎮大使在巴黎時曾告訴沃爾特斯將軍，中國有句俗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總統在游西湖時對周恩來說，這裡的風景「看起來像是一張明信畫片」，西湖的詩情畫意被沖淡為尼克松式的散文了。
我自己只在杭州遊覽了一次。這裡最美的風景之一是一個湖心小島，而這個湖本身又位於被一個更大的湖所環繞的島中心。中國人在裡面的那個小島上修了一系列簡單的建築，恰似一扇扇窗框，通過它們，人們看風景好像看畫一般。漫步時，我眺望著那些秀麗的小山，它們宛如從水裡長出來的高大植物。在框邊上，一棵孤獨的柳樹嫵媚地垂著。一切都安謐與恬靜。突然，沃爾特·克朗凱特蹣跚著闖入了畫面。他顯得有點疲勞，身穿更適合於到極地探險的厚厚皮衣，脖子上掛滿了各種各樣的照相器材，壓得直不起腰來。我雖然喜歡沃爾特，但這恬靜的景色畢竟被他破壞了。
我們這一行美國人的情緒無論如何同這景致的平靜不相協調。在去杭州的飛機上國務院的專家們拿到了《公報》，草擬過程他們一點都沒有參加。可以預料的，他們覺得《公報》不夠圓滿。這是把職業外交家排除在談判之外必然要付出的代價。那些沒有參加談判的人不熟悉所克服的障礙，自然可以盡情樹立理想的目標（如果由他們主持談判，恐怕第一天就會催著放棄這些目標的），並拿它們同手頭的這份文件進行對比。或者他們可以挑剔《公報》的文體，指出一些巧妙表達之下的、重要的微妙差別——要是沒了他們的火眼金睛，誰也看不出來。我曾建議讓助理國務卿格林參加我們的談判小組，但尼克松不同意，生怕走漏消息，也因為他寧願總的一次而不要日復一日地同羅傑斯就《公報》的起草問題進行不可避免的對抗。正像沒讓羅傑斯參加同毛澤東會見那件事一樣，我本該堅持自己的意見；現在我們付出代價了。
我們剛剛到杭州，羅傑斯國務卿——正像在柏林談判以後一樣——就對總統說《公報》不理想。他交給總統一份他的工作人員準備的單子，列舉著應進行修改的地方，既多又瑣碎。例如，他的專家們對「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這句話提出了異議。他們覺得這句話太絕對了，或許有一些中國人不這樣認為呢。他們建議把「所有中國人」改為「中國人」——我這個沒經過訓練的頭腦實在難以理解其中的差別。另一個建議是要去掉「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句中的「立場」二字。如此這般重要的修改大約有十五處，其中包括一個合理的建議，即在英文文本中，美國的立場聲明放在前面，而在中文文本中，應當把順序顛倒過來。（這是傳統的外交慣例。）
尼克松氣得發瘋了。他認識到自己在政治上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他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對訪華的反應已經搞得他夠緊張的了；他害怕這些右派會攻擊《公報》。他預見到，關於國務院對美國所作的讓步不滿的傳聞，很可能成為導火線。他也知道，在已經告訴中國人他同意《公報》之後又要求重新討論，很可能使此行變得很不愉快——特別是，要解釋這些修改建議的重要性簡直是不可能的。他穿著睡衣，煩惱得在杭州漂亮的賓館裡氣呼呼地來回走動。他威脅說，一有機會，他就要「收拾一下」國務院——從很多年前我在皮埃爾飯店第一次和他見面以來，每隔一段時間，他總要重複一次這種威脅，然而他從未說過到底要做什麼，而且也從未付諸實施。他一會兒說他說話算話，過一會兒又說他不能帶著一個分裂的代表團回國。我建議在飯後由我再找喬冠華談談，儘管這很難啟齒。如果中國人堅持原來的草案，我們只得遵守我們的承諾。
雖然這一席南方菜特別精美，我卻沒能好好享受，心裡老嘀咕著宴會後要幹的事。喬冠華和我在晚上十點二十分會晤。我決定，我們唯一的希望在於坦率。我說明，在正常情況下，總統一拍板《公報》就算妥了。但是這一次，如果我們僅僅宣佈一些正式的主張，還未達到我們的全部目的；我們需要動員公眾輿論來支持我們的方針。因此，如果喬能夠進行合作使國務院覺得自己也作了貢獻，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隨後，我提出建議要修改的地方。
我的論點沒有完全說服喬。他尖銳地回答說，雙方已經走得很遠了，而且中國為了照顧美國的願望已經作出了很多讓步。聽到我們說總統已經接受，政治局前一天晚上已批准了《公報》。現在離發表《公報》不到二十四小時，怎麼來得及重開討論呢。然而中國人是注重實際的，而且中國領導人是明智的。給對美新關係奠定一個心理上的基礎，比喬的這些正當的反對意見更為重要。喬暫停了我們的晤談——無疑是為了請示總理——回來時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中國人不能考慮修改台灣部分；他們已經對我們的意見作出重大照顧；他們的領導人進行過很多辯論才批准了這個文本。任何要修改這一部分的企圖都會排除第二天發表《公報》的可能性。但是喬準備討論我們的其他建議，看看是否有可取之處。
於是，我們又開了一次夜車。中國人在放了不少「空炮」之後，同意了對《公報》中台灣部分以外的大多數文字修改。凌晨二時，另一個「最後」草案終於完成了，再次提交雙方首腦正式批准。次日清晨，獲得了這種批准。星期日中午，在上海，喬和我又用了兩個半小時檢查新完成的文本。我們逐字逐句讀了一遍，甚至核對了標點符號，並做了一點文體上的改動。（《公報》全文見附註。）[4]
然後，我向喬冠華扼要介紹了當天下午我準備就《公報》對記者發表的談話。雙方決不要自稱取得勝利，也不要自作聰明地進行解釋。這是對幹練的（而且時常是對工作有幫助的）章文晉部長助理的一個不很隱諱的告誡，他區分意思上細微差別的能力很了不起。我的主要目的是讓喬明白，在對記者的談話中，我要重申美國對台灣防務承擔的義務。我希望中國方面對此不要作出什麼反應。喬回答說，他指望我會處理得很好。
我在上海產業展覽會宴會廳裡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肯定是中國土地上革命以來發生的最自相矛盾的事件之一。一個外國官員在這裡說明，他的國家將繼續承認與他談判對像政府相敵對的那個政府，而且還要用武力保護這個敵對政府，防備他的東道主對之進行侵犯。我引述了幾個星期前剛剛發表的總統外交政策報告中的若干有關段落，重申防禦條約繼續有效。中國人很明智，沒有作任何反應。我們的主人知道輕重緩急。
從中國人對《公報》文字翻譯的處理，也可以看出他們能抓住主要之點。在所有的會談中，我們都用北京的譯員，主要因為尼克松認為國務院的譯員會走漏消息；而且，他們的譯員也比我們的強得多。有人認為這是一個不利條件，其實不然，因為中國方面受英文文本的約束。（再者，中國方面很多人懂英文，而霍爾德裡奇則懂中文。發生爭議時，有英文文本在那裡管著。）由於時間緊迫，我們甚至連檢查一下中文譯文的機會也沒有——在跟俄國人打交道時，要是省略了這一步，那簡直就是自殺，我們在宣佈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取得突破時就吃了這種苦頭。但周恩來是不搞小動作的；他明白，相互信任要比辯論中的得分更為重要。令人吃驚的是，我們發現中文譯文比英文本對我們的立場還更有利。後來，我把我的工作人員理查德·索羅蒙做的一個分析交給了總統，這個材料的末尾寫道：
在台灣、印支戰爭和文化交流三個問題上中英文本之間發現有重大差別。然而，在幾乎所有情況下，中文本把英文本中意思含糊的地方講得明確了一些，或者把我國立場闡述得對我們的目標更為有利，而不是不利。
關於台灣的前途，中文本甚至比英文本還更少給人這樣的印象，似乎美國接受了中方關於台灣是中國領土的觀點。中文本更有力地表明了我國無意捲入有關中國人對台灣問題的立場的爭論，並且更突出地表達了我們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
《上海公報》和《公報》所確定的新關係一樣異乎尋常。《公報》的開頭部分載明瞭雙方在朝鮮、越南、日本等許多問題上的不同觀點。美國的立場是用和解性的詞句闡述的，強調了我們主張和平解決、維護世界各國人民的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的原則。這是我們首次向中國人民申述我們的價值標準，我們努力強調美國代表著人道和希望。中國方面的措辭較為強硬，但比之一貫的文風，調子已經是大大降低了。對於文化革命中提拔起來的幹部來說，要使自己看得慣中國領導人和美國人會談已經夠難的了；要完全拋棄革命高調，那是不可能的。很明顯——毛和周也多次承認——偶爾放些「空炮」是為了記錄在案。
這些強烈對照的聲明反而更突出雙方闡述的共同觀點中所體現的中美關係的革命性轉變。中國和美國實際上等於聲明放棄以武力解決兩國間爭端。雙方宣佈共同反對其他國家的霸權野心。雙方同意不參加任何旨在反對另一方的協議。雙方同意促進交流和貿易。雙方以維護各自尊嚴、自尊和義務的方式處理了台灣問題。
《上海公報》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成功地指導了兩個大國間的關係達七年之久，從來沒有對《公報》的解釋發生爭議，直到一九七九年它為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公報》沒有秘密條款或補充條款。《公報》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的文字，而且在於它背後的含義。《公報》的重點並不是台灣問題或雙邊交流（儘管新聞界作了這樣的強調），而在於國際秩序。《公報》把兩個曾經彼此敵對的國家帶到一起，並不是因為它們想解決雙邊問題——這些問題再推遲一個時期也無妨——而是要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來處理普遍關心的安全問題。
我們的中國之行漸近尾聲了。在上海舉行了最後一次宴會。此時此刻，緊張情緒煙消雲散了，人們開懷暢飲茅台酒。尼克松對一切都很滿意，頗有些情不自禁，發表了他的即席祝酒詞（前面已提過此事），險些提出美國為中國提供軍事保護。喬和我對開夜車已習以為常，似乎不再開一次就不舒服似的。我們從二月二十七日晚十一點零五分到二十八日零時三十分再次晤談，討論了越南問題。我說明了我們的談判立場，比尼克松向周說的更為詳細，並表明如果河內謀求軍事解決，我們決心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擊退河內的攻勢。喬重申了中國對北越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但他同週一樣，解脫了中國同河內的談判立場的干係。這些是美國和北越之間的事，中國不打算發表意見。他沒提出任何警告。也沒有暗示，如果美國實施了它的威脅，會受到什麼懲罰。
在我的這個工作日結束以前，我還參加了另一次談話。凌晨三點鐘，我被叫到尼克松的房間，那是在我們下榻的一家多層飯店的上面一層。窗外是龐大無比的上海市，閃爍著幾點稀疏的燈光，使人幾乎想不起這裡居住著近一千一百萬人口。其他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之中。中國的大地伸展在我們面前，無邊無際，但又模糊不可見。尼克松把霍爾德曼也叫醒了。他向我們談到這段時間的緊張和興奮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時往往產生的隱憂。尼克松談到了他取得的成就，徵求認可和鼓勵。我們全都滿足了他，部分地因為對這個孤獨的、受折磨的、欠沉著的人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同情，部分地還因為熬過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個星期之後，萬念俱灰，一心只想睡覺了。不過，尼克松所需要的鼓勵也是容易給的。尼克松性格中富於幻想的一面所造成的言過其實之處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有些方面也令人同情。他確實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是他想出了對華主動的主意（雖然我也獨立地得出了這個結論）；他推進了這個計劃，冒著單獨干的國內政治風險，並在訪問中國期間表現得令人欽佩。
二月二十八日一早，周恩來在陪同尼克鬆去機場之前來和他話別。這是估量了彼此的能力，並對彼此的目的感到放心的兩個人之間一次文雅和惜別的談話。因為永遠不能肯定西方人是否真正領會其中的意思，周再次闡述了中國在台灣和越南這兩個很可能馬上就引起麻煩的問題上的立場。講到台灣，他再次勸我們要有耐心。他說：「作為一個大國，我們已經讓台灣問題擱置了二十二年，我們還可以再等一段時間。」關於越南問題，他講得巧妙極了。他重申了對河內的支持，但是再次表明這種支持不是基於民族利益，或者意識形態上的一致，而是基於幾個世紀以前中華帝國對越南欠下的歷史舊債。中國顯然可能作出一些物質上的犧牲；但中國不願冒戰爭風險來償還這筆舊債。這位敏銳的總理堅持說，中國之所以避免在《公報》中聲明和越南有任何特殊關係，是因為不想給人們留下錯誤的印象。周對尼克松說：
我們非常同情那個地區的人民。我們相信，他們和我們是緊密地連在一起的。我們原想把這些寫進《公報》，但後來考慮到這樣也許會產生其他後果，所以就沒有這樣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們已經勝利了的人民，只有幫助他們的義務，而無干涉他們主權的權利。我們欠他們的債，是我們的祖先欠下的。解放以後，我們就沒有責任了，因為我們推翻了舊制度……基辛格博士可以作證，去年七月以來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然而，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的關鍵不在那裡，總統先生、毛主席和我本人都明白這一點。
確實，我們是互相瞭解的；越南戰爭不會影響我們關係的改善。北京申明採取克制態度，並說緩和緊張局勢的關鍵不在印度支那，這就使人們確信無疑，北京的重點不在於它南部邊界以外的戰爭，而在於同我們的關係。三個月以後，莫斯科也表明了同樣的重點，只是更加粗率罷了。儘管彼此仇視，也許正因為彼此仇視，莫斯科和北京在這點上意見是一致的，這就是不能讓北越壓倒它們更大的地緣政治上的考慮。我們的外交，克服了一切不利的情況，已接近把河內孤立起來了。
評價
尼克松的訪華之行是在高漲的情緒中結束的，但後來中美關係的發展並不是靠這個來推動的。中國領導人儘管富於魅力和意識形態熱情，他們是我所見到的最不感情用事的推行均勢政治的人。從古代起，中國的統治者們就不得不抵抗強大的異族鄰居和潛在的征服者。儘管他們時常處於軟弱的地位，他們還是勝利了，因為他們深刻瞭解外族的心理和偏見，並能利用它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十九世紀，中國是唯一逃脫歐洲列強的完全佔領和征服的捕獲對象。儘管受盡了侮辱和欺凌，但中國巧妙地利用西方關於主權的法律概念（中國以前沒有與之完全相等的概念）和外國不得干涉內政的主張，還是維持了自主權。縱觀中國的歷史，每當受到威脅時，它總是設法以夷制夷，而作為最後的手段——例如在十九世紀——就使它們為了爭奪瓜分中國而互相殘殺。有一次，周恩來對我解釋在殖民主義時代中國怎樣避免了非洲和印度的命運，他說：「一方面是由於要求統一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面，這麼多國家都試圖從中國撈取利益，以致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控制它。」
當尼克松政府就職時，爭奪合法性的兩個中國政府在使用驚人相似的方法處理著它們的外交問題。蔣介石是從軟弱的地位上同我們打交道，毛澤東同樣是從軟弱的地位上在同蘇聯周旋。兩人都幹得很成功。
毛和周運用著中國人高超的政治家手腕，用意識形態加強歷史和文化傳統以提高自信心。他們發現尼克松是一個天然的夥伴。尼克松擔任總統的時期，正是人們普遍反對實力政治的時期；批評他的人斷言，美國要取勝只能靠它的動機的純潔性。但是，需要加以糾正的，正是以這種幻想為基礎的、難以預言和興之所至的政策。一些脫離國家利益的、感情用事的口號，過去曾使我們動搖於極端孤立主義和干預過多之間。據說，新的「道德觀」目的在於使我們從承擔過多義務中解脫出來。但是，以道德標準為基礎的主張既易於用來發起十字軍遠征，又能夠用來使我們無所作為；當初正是這種主張使我們捲入了遙遠的事務。美國的這種反覆無常破壞了國際均衡，並使那些依靠我們的人感到不安。從維護和平的角度來講，它最終將是很危險的。知識界對尼克松的厭惡使他們看不到這樣一點，即我們確實同意他們公開表示的願望，應該量力而行，有多少能力才承擔多少義務。我們之所以和他們中的許多人分道揚鑣，是由於我們認為，以一種感情衝動去代替另一種感情衝動是不明智的。其實，關於越南的辯論之所以達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其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無論支持或者批評當初捲入越南的人，都持有全球道德使命這種傳統的觀念。
尼克松政府顯得如此「不美國」的是，它試圖擺脫各種激情互相衝突的混亂狀態而建立一種比例感，並適應於和我們過去的觀念完全不同了的今日世界。必須醫治那種要麼倒向孤立主義，要麼從事全球干涉的病態搏動，代之以根據對國家利益更長遠的考慮而作出決斷。價值標準和原則將激勵我們的努力，規定我們的方向。但是，因激動而莽撞行事，或因懊喪而閉門不出，都是無用的。我們必須學會接受不完善的選擇、部分的兌現、搞平衡和耍手腕這種不能令人滿意的做法，靠道德價值標準支持我們的信心，但同時認識到這種標準要分階段地、在很長的時間裡才能加以實現。
美國人民讀到均勢這個概念時，經常會看到前面加了「過時的」這個形容詞，在這種情況下要讓他們接受上面這個經驗教訓是很困難的。我們時代最富於諷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要由尼克松這樣一個有缺點的、在某些事情上胸襟非常狹窄的人來採取主動，領導美國接受一種符合新的現實狀況和適應核時代的可怕危險的和平概念，而對此最能理解的外國領導人則是兩位頭髮斑白的長征老戰士，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公開表示，同美國自由主義反覆無常的代表人物相比，他們更喜歡尼克松。他們對尼克松的讚揚，不僅是中國式的巧妙的奉承。俾斯麥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寫道：「感情用事的政策無互惠之可言。」對主權國家來說，可預料性比飄忽的美妙言辭和怪誕的道德說教更為緊要。它們採取什麼行動，必須視其他國家長期的實際行為而定；它們的國內生存和國際安全都可能取決於此。正是這種超越哲學和歷史的共同地緣政治利益，使得這位原來的反共分子和那兩位世界革命的旗手走到一起來了。
通過後來幾年精心培育的交往，美中之間發展了一種相互支持的關係，但又幾乎從未用明說的方式協調雙方的策略。中國領導人原來對美日同盟關係持敵視態度（《上海公報》裡仍有所反映），但他們很快就認識到（部分是由於我們不斷地勸說），這是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持續利益的一種保證以及對日本獨行其是的一個制約。不久他們就大力支持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密切關係了。有一次，毛竟然建議我下次訪問亞洲時，在東京逗留的時間一定要和在北京的時間一樣長；應當照顧日本的自尊心嘛。我接受了這個建議。中國人甚至強調美日關係比美中關係更加重要。我們同北京關係的一個優越之處在於，中國沒有迫使我們或者日本改變輕重親疏名次，也沒有誘使我們去競爭北京的歡心。
幾年來，中國對西歐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強大起來的關心發展到如此程度，以致我不禁半開玩笑地把人民共和國稱作我們較強的北約盟國之一。西歐領導人在北京聽到的關於大西洋防務重要性的大課肯定只能比他們在華盛頓聽到的措辭更為嚴厲。而且，中國人勸美國密切和歐洲的關係，正如對日本那樣。中國默默鼓勵我們在菲律賓和泰國駐軍，而且中國在支持平壤的基本路線的同時，從未真正促使我們從韓國撤軍。中國正確地認為，美國軍隊在上述地區的明顯存在對於保持亞洲和歐洲的均勢是至關重要的。我每次訪問時，中國領導人總是勸我們密切注視具有關鍵意義的歐亞大陸南部邊緣地區的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這三個國家是美國的（也是中國的）親密朋友，它們的安全阻礙蘇聯向印度洋的突破，並鉗制中東親蘇的激進主義勢力。在中東本身，中國領導人不斷鼓勵我們的談判努力，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削弱蘇聯影響的最好方法。他們對拉丁美洲不大感興趣，但是他們顯然對古巴充當蘇聯人的代理人加以鄙視。中國人比除法國以外的其他西歐國家更關切和瞭解蘇聯培植的激進主義勢力在非洲的蔓延。
在大部分動亂地區，中國一直是一種穩定力量。中國的動機無疑不是要鼓勵美國的野心，而是要遏制蘇聯的擴張。只有在一種情況下，這種態度才是反蘇的，那就是如果莫斯科的擴張衝動是與蘇維埃制度本身如此血肉相連，以致非擴張就活不下去的話。只要莫斯科執行一種有節制的外交政策，美國同北京和莫斯科都保持密切的關係就無不可調和的矛盾。
如果以為中國的目標在各個方面都和我們的目標完全一致，那將是非常危險的。北京當然願意看到我們和蘇聯人吵得厲害，這樣它無須付出任何代價就可以和華盛頓建立合作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美國提供的保護就將是「不花錢的」。中國領導人無疑企望一種明確的結盟關係，勝似看到美國執行對莫斯科和北京保持等距離的政策，其間，美國略為傾向於北京，只是因為它是兩個共產主義巨人中較弱和受威脅較大的一方。就我們來說，我們對這種新關係的永久性不抱幻想。北京和華盛頓為方便而合作，這種關係變得帶有感情色彩，這主要是由於中國人在影響心理方面頗有技巧，而美國人則對一個不復存在的、也許從未存在的中國抱有懷念之情。一旦中國強大得足以自立的時候，它可能就會拋棄我們。再過一陣，它甚至可能轉而反對我們，如果根據自身利益的考慮它認為需要這樣做的話。在這之前，如果蘇聯還不曾首先對中國發動軍事進攻以圖擺脫孤立地位的話，可能被迫真正緩和同我們的緊張關係。但是，不管中國的長期政策如何，我們的中期利益在於同它合作，並支持它的安全和頂住外來壓力。
要理解對華主動對於國際穩定所作的貢獻，我們只消問問自己，如果在越南戰爭期間和以後時期，蘇聯的全球冒險主義之外又加上中國對亞洲的壓力，世界會是個什麼樣子。對華主動使美國人民重新獲得了希望，也使我們有機會對國際格局形成一個新概念，雖然我們那時剛剛從一場大傷元氣的戰爭和國內極度痛苦的十年中解脫出來。因此，打開對華關係的最終意義與其說在於正式的交換意見，毋寧說在於從尼克松之行中產生的默契。在這種默契的基礎上形成了非正式的、然而是共同的戰略，據此，兩個抱著不同的、甚至是相牴觸的目的的國家採取了特殊的並行不悖的行動。這是外交政策實施中的無形因素的勝利。
尼克松的隨行記者團並不關心此行的深遠意義。一個星期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簡直使他們發瘋了，沒完沒了的宴會和要命的敬酒使他們暈頭轉向。他們大概打心眼兒裡認定了尼克松的首創勁兒是鬧不出什麼名堂來的。他們吃飽喝足了，缺的是刺激。於是，他們如同老虎撲向扔進鐵籠裡的鮮肉一樣抓住了《上海公報》。二月二十八日的《華盛頓郵報》在報道的開頭寫道：
尼克松總統答應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要求，第一次公開保證從台灣撤出所有美國軍隊和軍事設施。……總統所作的這些重大讓步看來換回了一些比較次要的東西，這就是，中國同意對美中之間的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新聞交流和貿易往來「提供便利」。
這裡的許多觀察家在權衡總統所作的讓步時，感到中國人在這場交易中佔了便宜。……看來，中國官員對這次討論的結果感到高興。
作者根本沒有注意到關於霸權和不使用武力的段落，同樣也忽略了我們承諾從台灣撤出的條件。
有一個電視評論員發現，《公報》裡沒有提到或重申美國對台灣防務的義務，於是得出結論說，中國在《公報》中「所得甚多」，而所失甚少。其實，中國在《公報》裡沒有對美台防禦條約進行慣常的譴責，同樣可以被引證為中國的一個讓步，而喬冠華也確實是這樣對我講的，因為看來中國放棄了它長久以來所堅持的立場。無論如何，這位評論員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我在中國的土地上重申了我們對台灣的防務所承擔的義務。
二月二十八日《底特律自由新聞報》上一位同樣深刻的觀察家說：「他們得到台灣，我們得到蛋卷兒。」《新聞日報》對它的報道冠以這樣的標題：「別了，衝擊波」和「一致認為：對華外交搭橋，美國付價太高」。《波士頓環球報》的標題是：「尼克松在台灣問題上讓步；保證撤離」，並援引了一位澳大利亞記者的內行的評論：周為台灣部分「奮鬥了一個星期，並得到了他所要的東西」。《費城公報》口氣一樣：「尼克松飛回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讓步」。在信任危機的時代裡，人們無法相信，只是在中國人接受了我們的方案之後這筆交易才達成的；然而事情確實如此。
後來，特別是尼克松回國在華盛頓發表談話、重申我們的義務未受影響以後，這些聳人聽聞的標題才平息了下來。《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聰明地寫道：「尼克松總統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決定要做的事。」只要防禦條約依然有效，「什麼都沒改變」。《華盛頓郵報》二月二十九日的一篇社論對《上海公報》進行了有水平的分析，並代尼克松反駁了關於「出賣」台灣的譴責——鼓勵這種譴責的人中也有這家報紙自己的記者。不過這類消極報道終究還是被尼克松訪問北京的有目共睹的影響所淹沒了，幾乎每一個美國家庭都能夠從自己的電視屏幕上親眼看見這個影響。這一次白宮的公共關係戰略終於成功了，而且還發揮了外交上的作用。電視圖像壓倒了印刷文字；公眾在看了美國總統在往昔的敵國的首都受到歡迎的場面以後，對於就文件所進行的複雜分析便簡直不感興趣了。
中國之行以後，對雙方真正優先考慮的事不存在任何疑問了。有好多年，美國是同北京有政治關係而又無須同台北斷絕外交關係的唯一國家。尼克松訪問後的年月裡，中國領導人反覆向我們強調毛的觀點，即台灣是個次要問題；主要的共同問題在於保持世界均勢。除了名義以外，我們實際享有了外交關係；我們通過固定的渠道和北京最上層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同大部分多年以前就承認北京的西方國家政府相比，我們同北京的來往要頻繁得多。一九七三年（越南問題解決後）在彼此首都建立聯絡處以後，兩國甚至有了事實上的大使館來增進只有在友好國家之間才存在的經濟、文化和民間的往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只要敵對政府的大使館還在，中國領導人就不願到華盛頓來。
有人認為，貿易和交流的重大發展是我們的目標，這些目標沒有達到，我們應該感到失望。其實，這對雙方來說只是佔第二位的。從中國方面來說，阻力主要來自毛的意識形態和「中央王國」關於自力更生的信念，而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外交關係；毛在世時，沒有哪個國家在這方面搞得比我們好多少。一九七七年，特別是一九七八年，中國的新領導開始雄心勃勃地要同西方發展經濟和教育交流了；美國是一個主要參加者，並沒有由於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前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而受到什麼懲罰。
但是在離開北京回國的飛機上，由於當時還不知道事情的這種發展，人們有一種奇怪的複雜心理。尼克松很瞭解國際事務，知道他贏得了一場真正的外交上的勝利。但同時，他也有足夠的政治頭腦使他意識到，如果第一批新聞報道決定了公眾的情緒，支持他的老保守派可能使他面臨怎樣的危險。帕特·布坎南，這個自視為尼克松保守主義良心的演說撰稿人，悶悶不樂了。按照總統親信的優良傳統，他把總統的走上歧途歸咎於邪惡的顧問（就是指我）。（自由主義的良心，雷·普賴斯，也常有同樣的想法，並攻擊同樣的目標。）尼克松在他的機艙裡獨自煩惱，不知道回去後會碰到什麼情況。其實這毫無必要。美國人民為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進行了多年爭吵，搞得精疲力竭，現在看到一位總統為和平而努力的鏡頭，深受感動。尼克松在安德魯空軍基地受到以副總統為首的兩黨參議員和眾議員的熱烈歡迎。他借此機會向聽眾們再次講述他的成就，但同時說明，我們沒有放棄「美國對任何其他國家承擔的任何義務」。
晚上十點鐘，我到達我的辦公室，五分鐘之內，我和兩位保守派領導人，羅納德·裡根州長和巴裡·戈德華特參議員通了電話。他們都說，如果真像我在上海而總統在安德魯空軍基地所說的那樣，總統沒有背棄我們對台灣的義務，他們一定支持總統。裡根還開玩笑說，中國之行是一部很棒的電視「預告片」，應當把它搞成連續的多部電影。
次日，尼克松會見了參眾兩院的兩黨領導人，並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興致一高，他甚至想也許能夠一舉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散會時，他叫住富布賴特參議員，勸他不要再在越南問題上進行公開批評，因為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如果再繼續爭辯下去，「弦會繃斷的」。尼克松用手指著目瞪口呆的富布賴特說：「怎麼樣，比爾，同意了吧？」這位傑出的參議員有點疑惑地站在那裡，點了點頭（也許是搖了搖頭）——在國會聯絡處工作的記錄員湯姆·克羅洛戈斯對這一點不能肯定。
我向新聞界作了介紹，比在上海能說的要詳細，還非正式地會見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伴隨重大事件而動的機器開動起來了。對各國大使要進行通報。最痛苦的是我和「台灣大使」沈劍虹的會見。雖然事實上我們沒有作任何有損台灣安全的承諾，但事情的整個進程必然對台灣的地位不利。最不厭其煩地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要數日本大使了。早先，他沒有察覺我的秘密的北京之行，這次總想靠不斷提問來挖出個新的大秘密。
中國之行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由於美國公眾從中國之行獲得了希望，越南問題變得不那麼像是不可解脫的夢魘，而更像是應當迎接而取勝的挑戰了。這屆政府既已使國際關係起了革命性的變化，要責怪它忽視美國人民最關切的問題就不那麼容易了。
然而，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一種古怪的現象，這就是，成功似乎比失敗更使尼克松感到不安。他好像擔心自己沒有受到充分的評價，並被這念頭折磨著。他不斷地督促助手們展開宣傳運動，引起人們對中國之行的更大注意。他認真地閱讀報刊，以便能夠迅速反駁任何批評。他讀到一個評論家的批評，說在《上海公報》裡中國立場的陳述比我們的更為咄咄逼人。於是，尼克松三月九日送給我一份備忘錄，讓我對新聞界說明，我們「決定」用溫和的語氣闡述我們的立場，是經過深入的思考和分析的。尼克松說，他喜歡這種做法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已開始，當時他在蘇聯做了一次講話，這篇講話載在他的《六次危機》一書中，他要我去讀一讀。其實，是周恩來最早提出了我們分別陳述不同觀點的想法；那一段的大部分是周和我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起草的，沒有請示華盛頓；而且，尼克松只是在我返回美國之後才得知了我們採用的方法和起草的內容。雖然如此，他還是要我向新聞界說明——我想他也使自己相信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尼克松在備忘錄裡寫道：
你可以首先指出，我之所以決定用這種語氣陳述我們的立場，有兩個基本原因。第一，我們闡述我們立場時語氣越強硬，中國人在闡述他們立場時的語氣只能更強硬。由於我們用了一種很堅決、但並非好鬥的方式表明了我們的立場，他們雖然在原則上也沒有妥協，但措辭卻不像這些年來他們發表的聲明那樣粗暴……
對於中國領導人和幹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對於中國的群眾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聽到美國表明自己的立場，因此我決心在這個文件裡盡最大努力用這樣一種語氣闡述立場，以使中國人聽到時不會認為這完全是不可信的。當然，如果我們用更為咄咄逼人的措辭來說明我們的立場，這會成為是不可信的，因為如果語氣太嚴厲的活，在另一極端進行了二十二年的宣傳會使讀到《公報》或者從收音機裡聽到《公報》的人根本無法相信它。
當然，尼克松應當由於《上海公報》而受到充分的讚揚。無論是誰做的具體工作，對政策負責的總是總統。當我十月回國後馬上把雙方分別聲明的文本交給尼克松時，若是換個膽量小點的總統，就會退而採用別的比較正統的表達方式。這一小小插曲並沒有貶低尼克松在歷史性地打開對華關係上表現出來的膽略。然而，它說明了一種追求把幻想變成現實的癖好，一種耽於沉思盤算而紛繁複雜的習性，加上更為顯露的一些性格特點，最初是玷污了、而後來則毀掉了這位在外交政策方面成績卓著的總統。
尼克松暗示的東西，由霍爾德曼挑明了。三月十四日霍爾德曼送給我一份備忘錄，要點是批評我在介紹情況時對實質內容花的時間太多了；我應當對新聞界——特別是在電視上——強調，是總統個人的偉大品質使我們取得了成就，這樣才會對總統更為有利。為了幫忙，他還列舉了總統的十個特點。由於霍爾德曼從沒有列席談判，他只能從一個來源得到這些材料。任何一個熟悉橢圓辦公室工作程序的人都會從這份備忘錄聯想到一個常見的情景：霍爾德曼手持黃色拍紙本（所有白宮工作人員，包括我在內，都隨身攜帶這東西，似乎是我們的行頭的一部分）把首腦的沉思冥想記錄下來。霍爾德曼的有些描述是中肯的，其他一些則簡直是荒誕不經；而整個看法則是牛頭不對馬嘴。領袖們從強調他們的成就中可以得到最大的好處，而歷史所關心的當然也只是他們的成就。認為尼克松的聲望更多地取決於對他的行動的宣傳，而不是這些行動本身，這種想法害了他的這屆政府。這說明，即使在他最有成就的時期，他也是缺乏自信心的。這使他狂熱地尋求支持，這是一種無法滿足的無休止的尋求。這使得尼克松從來都不信賴事態發展本身的勢頭。這使他想對自己最無可爭議的成就加以吹噓，或者在有極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面前仍感到不放心。這就是造成災難性的水門事件的心理上的原因。
一九七二年我讀著這些備忘錄時覺得又可笑又可氣，因為那時這些事件還離得太近。今天我讀到它們的時候，卻不禁有些傷感和同情——對於一個孤獨的人，他在獲得高超成就的時刻，當事實本身不言自喻的時候，卻要搞一張成就一覽表和許多讚美的形容詞來加強自己的信心。尼克松達到了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兩個強大國家的領導人互相估量了對方，並且認定他們能夠執行並行不悖的外交政策，使世界外交起了革命性的變化。
戰後的兩極世界時期結束了。對美國要求的將是更多的創造性、更大的忍耐力和更圓滑的處世方法——但是也提供了新的機會。在這個進程的結尾，是我們在動亂的四年當中所盼望的、為之遭受了痛苦的東西：在越南通過談判達成體面的和平。[5]
[1] 見《尼克松回憶錄》（紐約：格羅塞特和鄧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六至五六四頁。
[2] 「……這座偉大的城市，在過去，曾多次遭到外國的侵略和外國的佔領。我們美國人民，同中國人民一起，忠於這樣一項原則：決不允許這個城市，或者中國的任何部分，或者這個世界上的任何獨立國家，再度遭受外國的控制，外國的佔領。「總理先生，我們兩國人民今晚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們的手中。」
[3] 見羅斯·特裡爾的《鐵樹開花：中國五大城市》（波士頓：利特爾和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一七一頁。
[4] 《上海公報》全文如下：（略。——譯注）
[5] 本章略有刪節。——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