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作出決定
在越南的攤牌臨近時，我們的軍事和政治地位都很強。南越頂住了，我們也沒有恐慌。我們大大地加強了空中和海上的力量；對北越的轟炸又恢復了。我的莫斯科之行以及早些時候總統對中國所進行的戲劇性訪問，至少暫時緩和了國內的壓力。顯然，戰爭沒有使我們的外交癱瘓，美國政府正在為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而進行重大和成功的努力。莫斯科和北京互存戒心，各自考慮到在對美關係中所下的賭注，小心翼翼地對它們的北越盟友保持一段距離。
但是，河內仍留有進攻的一手，它至少要再作一次全面努力，否則不肯罷休。四月二十四日，就在它接受我們關於五月二日進行秘密會談的建議的當天，河內在中部高地發動了軍事進攻。強大的攻勢直逼昆嵩和波來古兩個省會，殲滅了南越二十二師的大約半個師。對西貢北面六十英里的另一省會安祿的進攻也大大地加強了。北越顯然不相信我們國內的批評者一再要我們作出的善意姿態有什麼用處。他們想使我們在恢復會談時在軍事上處於最不利的地位；他們希望在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壓力發揮作用之前就使南越垮台。
然而，不論在對新的攻勢進行反擊之前的等待狀態有多麼難熬，我們還是得於五月二日同黎德壽進行會談。對我們的挑戰既是軍事性的，又是心理上和政治性的。我們需要使內政、外交和軍事行動密切配合。在我們反擊時，必須明確，是河內要進行較量，而不願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對我們來說，國內的支持是任何軍事措施取得成效的關鍵因素。我們採取的行動愈是逼近美蘇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就愈能促使蘇聯領導開成最高級會談，蘇聯領導層也愈有可能對我們的軍事行動作出最小的反應。
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順利。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們透露了我對莫斯科的秘密之行；晚上我們宣佈恢復巴黎和談全會。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尼克松宣佈下一批撤軍計劃。這是三個月前宣佈的七萬人撤軍計劃完成後再次強加給我們的另一批，由於有此撤軍計劃，每撤一批，我們的困境就加劇一次。留下的軍隊愈少，如果我們不斷地撤，影響就愈大。照當時的撤軍速度，不久我們就沒有什麼剩餘的部隊可作談判的籌碼了。但是，如果我們放慢撤軍的速度，批評我們的人就會宣稱越南化是個失敗，就會在對北越攻勢後果的日益不安的情緒之外增添另一個國內的複雜因素。
我們既不能停止撤軍，又不想加重西貢肩上的負擔，感到左右為難，於是就按老辦法同各部門商量。像往常一樣，萊爾德主張最大限度的撤軍，認為是安定輿論的最好辦法。他想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間撤出五萬四千人。這樣，我們剩下的部隊就只有一萬五千人。他爭辯說，這將表示我們有信心能頂住攻勢，同時使公眾相信撤軍仍會繼續。我不同意他的意見。在緊迫的威脅面前，這樣的縮減在我看來太過分了，從談判的角度考慮，也太缺乏靈活性。這可能使西貢喪失士氣，而且失去我們手中所剩的同河內打交道的籌碼。最後，尼克松決定兩個月內撤軍兩萬，在此之前同艾布拉姆斯將軍達成另一項諒解，大部分撤軍將於這一階段末才實行；到那時，我們預期北越的攻勢已近結束。宣佈撤軍的最大好處是，尼克松在電視上談軍事局勢時可以給人以希望，而不致使總統的談話完全針對北越的攻勢而充滿危機的氣氛。尼克松在橢圓辦公室裡所作的講話既堅定又溫和。他把我們不斷提出和平建議的記錄同敵人不斷集結兵力準備發動新攻勢的做法相比較。這一「入侵」是「一次越過國際邊界而進行的赤裸裸的、無端的侵略行為」。北越的十三個正規作戰師有十二個在南越、老撾和柬埔寨。南越的部隊在地面上打，美國從空中和海上給予支援。尼克松宣佈了撤軍兩萬人的計劃。他指示威廉·波特大使參加第二天的全會（由齊格勒在前一天宣佈），表明我們願意談判。尼克松可以為我們的記錄感到自豪：
到七月一日，我們可以撤出一九六九年在越南駐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敵人入侵之前，我們已把空襲的架次減少了一半。我們為和平提出了極為慷慨的條件。我們所拒絕的只是敵人提出的推翻南越合法政府而強行建立一個共產黨獨裁政權的要求。
不管我們進行的轟炸引起多少義憤，都不能抹煞這是唯一的遺留問題這一事實。尼克松被反對派看作不道德的人，他加深了反對派的仇恨，因為他重申了他所認為——以及我所同意——的基本道德問題：
我不知道今後誰來擔任總統。但我確實知道，今後的歷任總統會到各國去旅行，正如我為和平而出訪一樣。如果美國背叛了信賴我們的千百萬越南人民，不論誰擔任美國總統，都無權享受尊敬，也得不到尊敬，而美國如要繼續發揮應有的偉大作用，幫助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這種尊敬是必不可少的。對越南人民的背叛就等於是拋棄我們的道德觀念，放棄我們在各國中的領導地位，招致世界處處都以強凌弱。這將是拋棄實現和平的機會。我們決不幹這種事情。
以後的事態發展證明尼克松是正確的；印支各國人民的命運完全不出他之所料。反對他的人有理由對戰爭深感苦惱——總統和政府也有同感。但是他們應該承認，不單是他們感到苦惱，也不單是他們具有美德，他們的政府正在努力體面地處理關係到我國前途和千百萬人生命的複雜問題。
河內對我們宣佈撤軍的答覆是發動了另一次進攻，這次進攻是針對最北面的廣治。（準備工作一定早在總統講話之前就進行了。）四月二十七日，就在我同黎德壽見面前的五天，北越用這次戰爭中最猛烈的炮火和大量坦克發動了進攻。以後幾天裡，南越第三師被殲。廣治於五月一日陷落，北越佔領了第一個省會，該省大部分地區也大勢已去。南越許多部隊驚慌失措，沒有秩序井然地撤退的計劃，當官的先聞風而逃，南越士兵同數以千計的老百姓一起奔向順化。北越的炮火無情地轟擊難民人群。我們估計有兩萬人傷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平民。北越軍隊故意炮轟南逃的難民，打死了一千多名平民。事實上，逃出廣治的難民這樣遭伏擊而被打死的人數幾乎肯定多於北越聲稱的在八個月後（即十二月）B-52飛機轟炸河內所造成的傷亡人數〔註解：河內電台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宣佈，轟炸十二天後初步統計的死亡人數為一千三百人。[1]〕。對於北越的殘暴行為，公眾沒有提出抗議。
尼克松越來越坐立不安。我們一直轟炸到北緯二十度，但在五月二日我同黎德壽會談之前避免轟炸河內和海防。面對河內新的進攻，尼克松急於有所作為。四月三十日他對我說，他已「決定」取消最高級會談，「除非問題得到解決」。同往常一樣，國家安全助理的任務之一——這是尼克松所期待的——就是剔除他並不真想執行的「決定」。有一條好的經驗是，總統講的次數越多和越強調的指示，越不是認真的。霍爾德曼之所以成為不可缺少的人，就是因為他有特殊的本能，能揣摩他的反覆無常的上司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霍爾德曼後來因執行了一些命令而遭貶黜；但有些命令他沒有理睬，或者執行起來打了折扣，這是應該得到肯定的。在外交政策上，我也有這一責任。我勸尼克松在五月二日會談之前堅持不要使戰爭升級。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我們就可以瞭解，河內究竟是要攤牌還是要進行談判。
四月三十日，尼克松給我送來一份長篇備忘錄，命令於下週末（五月五日至七日）用B-52飛機對河內和海防進行三天轟炸，顯然不顧我同黎德壽的談判結果如何。備忘錄表明，就同在我去莫斯科的時期一樣，尼克松再次憂心忡忡，擔心因安排秘密會談而使北越佔便宜。他再次說，除非局勢好轉，他決心取消最高級會談。[2]那天晚上，尼克松在得克薩斯州約翰·康納利的農場向記者發表談話，他警告河內說，如果它繼續在南方進攻，那就要「冒很大的風險」。
五月一日，勃列日涅夫寫信給尼克松，提出只要我們克制，談判的前景將會改善。這是陳詞濫調，同一九六八年為使我們停止轟炸而用的話沒有什麼兩樣，只是經過一百四十七次毫無結果的全體會議之後變得更陳舊一點而已。勃列日涅夫反其意而用之，提出只要克制，也能促進最高級會談的前景。
尼克松從信中看出，他對河內和莫斯科勾結的所有懷疑都得到了證實。[3]然而在我看來，勃列日涅夫的干預只不過是標準的言辭。他的信沒有什麼威脅口氣，只是談到了轟炸對最高級會談「氣氛」的影響，沒有暗示要取消最高級會談。鑒於那天晚上我就要前往巴黎，隨便推測也沒有用處。我們的行動得取決於黎德壽的態度，而不是蘇聯說什麼話。毫無疑問，如果會談失敗，就需要採取一些新的、根本性的決定。不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五月二日秘密會談
我同黎德壽的會談是無情的。與當時的傳言截然相反，北越人並非被人誤解的可憐的改良主義派。他們是死硬的革命者，威嚇周圍鄰國，不惜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來攫取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遺產。此外，根據我的經驗，一旦北越人認為自己有了強有力的軍事地位，他們就變得最硬——而一旦在戰場上陷入困境，他們就變得最軟。五月二日星期二，這一天對我們的情緒穩定是不幸的，因為黎德壽相信他處在優勢地位。廣治在前一天淪陷了。波來古也岌岌可危。安祿已被圍困。（包圍安祿證明是北越的失算，要是他們留出一條退路，守衛安祿的部隊大概會像廣治的部隊一樣逃跑，安祿就會淪陷。）黎德壽以為南越的崩潰已指日可待。河內總是強調它不怕軍事壓力。顯然它不認為我們也不怕軍事壓力。
黎德壽一開始就採取攻勢。他先指責美國中斷秘密會談——這真是厚顏無恥，因為恰恰是河內在三天前通知取消了十一月二十日的會談。在那以前，他們拖了兩個月不答覆我們關於改期的建議，以後又幾次推遲約定的會期，以配合北越的攻勢。我們已決定要攤牌，加之我連夜飛越大西洋直接趕來出席會談，又勞累又緊張，使我發了脾氣：「我不知道你生活在什麼世界上，但是我的印象是你們推遲了秘密會談。事實上，一位自稱是你的代表的人給我們發了信，黑字就寫在白紙上。」
黎德壽不肯罷休。他繼續攻擊說，河內的攻勢實際上並不是攻勢，因為這是美國挑起來的，美國是真正的侵略者。他引用起美國的批評者的言論來支持他的論點，這就導致了一場激烈的舌戰：
基辛格：「我不願聽美國國內人物的講話，我已對特別顧問講過。」
黎德壽：「我想引用富布賴特參議員的一句話來向你表明美國人自己是怎麼說的。」
基辛格：「我們國內的討論和你毫不相干，而且我懂得這位參議員說了什麼。」
黎德壽：「我想給你一點證據。這是美國人說的話，不是我們說的話。四月八日富布賴特參議員說，南越解放力量的行動是對你們破壞巴黎會議的直接答覆——」
基辛格：「我已經聽說過，無需作翻譯。我們還是開始討論吧。」
黎德壽：「我想引用——」
基辛格：「我已聽過了。請往下談。」
當最後開始談判時，我陳述了我國的立場，暗示我們已同蘇聯討論過這一立場：
我們今天同你們見面，原來希望你們有些建設性的話可說。要使談判有效，需有三個條件。第一，你們的攻勢必須停止。第二，必須恢復一九六八年的諒解。第三，必須進行嚴肅的、具體的和建設性的談判，導致迅速結束衝突。
我們準備對最後一點作出貢獻。我們願同你們合作，為和平解決做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是我不想低估我們這次會晤時形勢的嚴重性。你方假裝準備同我們秘密會談，同時卻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現在你方有責任提出具體的建議。
我暫時只想說這一些。此外，我瞭解你們的盟友已經把我們的一些想法告訴了你們。
但是黎德壽既無具體建議，也無其他建議。他僅僅是裝裝樣子而已。河內從沒有對我們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的建議或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尼克松講話中對這項建議的修改作出任何答覆。黎德壽藉機搪塞，不作進一步討論。他引用羅傑斯國務卿所說我國八點建議「並非最後通牒」的話，提出要我方從底盤談起：「讓我們看一看你們有些什麼靈活性，我準備討論你們新的靈活性，新的立場。我們知道時間對你們不利。」
美國建議包括停火、全部撤軍、一個盟國的政府首腦辭職一個月後舉行國際監督下的自由選舉、共產黨也能參加選舉。對這樣一個建議河內感到有哪些不足之處，連說明一下這點禮貌都從沒有給過我們。這次也不給我們作任何說明。春水只是向我宣讀了他們三個月以前就公佈過的「兩點說明」。既然這次會談導致了一些重大的決策，需要瞭解一下它的調門：
基辛格：「這有什麼新的東西？我已經讀過，我知道它的內容。我們有什麼好答覆呢？我們逐條討論過第七點和第九點。這裡有什麼東西是我們去年夏天沒有討論過的呢？」
春水：「這裡說……（繼續宣讀兩點說明中的第一點）。」
基辛格：「我讀過了，沒有必要再念了。這不是我的問題。這是我們在去年夏天討論過的。我們在去年夏天作了詳盡的答覆。還需要作什麼補充答覆呢？」
春水：「你們沒有規定你們撤軍的具體日期，你們只提出一個六個月的期限。」
基辛格：「我知道你又在要求我們做去年夏天所拒絕的事（在協議外確定一個撤軍的最後日期）。我是想問，你們有沒有提出什麼新東西需要作出補充答覆。」
春水：「既然你們拒絕，我們就不得不繼續提出我們的要求。你們越是拒絕，我們越要繼續提我們的要求。
「兩點說明的第二點是關於南越的政治問題。（他念第二點。）『美國政府應當真正尊重南越人民的自決權。……』」
基辛格：「我讀過了，我對這些文字瞭解得很清楚。」
春水：「但是你們沒有反應。」
基辛格：「我們拒絕它，不是因為我們不懂，而是因為我們太懂了。」
春水：「既然你們仍然拒絕答覆，那就表明你們還沒有懂。所以如果你要我們再念一遍，我就念。」
基辛格：「不必了。」
就這樣，經過這麼多星期的努力而得來的我同北越人近八個月來的第一次秘密會談，光是聽河內向我宣讀它的公開立場，既無說明和修改，又無談判的意圖。我說，確實是沒有什麼可談的了。黎德壽的想法卻不然。他認為，我太久沒聽他描述美國的奸詐和越南的英勇的史詩了，他現在就給我補課。我提出，開始討論的一種辦法也許是回到三月二十九日即越南發動攻勢前的局面，這樣我們可以結束轟炸，並撤退援軍。黎德壽輕蔑地拒絕了，認為這只對我們單方面有利。我歸納了當時的情況：
特別顧問先生和部長先生，我很讚賞這次關於戰爭歷史的談話，但我覺得你們並不準備為迅速解決戰爭而進行認真的談判。既然如此，我對於長途跋涉來開了這麼簡短的會議感到遺憾，我提議休會，到一方有了新的話要說時再開會……
我想十分清楚地說明，我們在二月份曾通知你們，我們準備討論我方的八點建議，包括你方的幾點建議。你們完全拒絕討論我方的八點建議。既然你們只準備討論你方的建議，而這些建議我們已於去年夏天就進行了探討，那麼現在已沒有討論的基礎。我們已請你們對我方的建議提出反建議，但也不見下文。我們問你們的建議中有沒有新東西，你們僅是向我宣讀你們的建議。上星期我們已把我們希望談些什麼告訴了你們的蘇聯盟友，他們說他們將向你們轉告。我感到難以理解的是，既然你們瞭解我們想討論些什麼，那為什麼還要同我們見面呢？
我要絕對清楚地講明，以免產生誤解，我們準備討論真正不預先規定南越政治前途的任何政治進程。你方建議的實際後果只是在西貢設置一個你們模式的政府，對於這種提案我們不準備討論。去年夏天我們對你們說過，現在再說一遍。
講到這裡，春水顯然認為記錄還不夠完備，就重申要求阮文紹立即辭職——「越快越好，如在……明天，就更好……」在他辭職後，剩下的「西貢政權」應當改變政策，取消鎮壓制度，放棄越南化。當我問他為什麼一個越南政府要放棄越南化的政策時，他又回到了河內一成不變的組成由三方面參加的聯合政府的要求，即由既無首腦、又無警察和軍隊的反共政府成員同中立派（是經河內同意的）和得到北越軍隊支持的全副武裝的共產黨人聯合，這一聯合政府再同以河內全部野戰軍為後盾的全副武裝的越共進行談判。這就是春水所說的「南越的真正形勢」。
春水當時真是沖昏了頭腦，抱怨起西貢限制報刊自由來。這又引起了一陣舌戰：
基辛格：「在北越有誰能發行報紙嗎？我問這，只是為了開開我的茅塞。」
春水：「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制度完全不同，我們不把這種制度強加給南越。如果他們現在要我們實行像南越一樣的制度，我們拒絕。」
黎德壽：「但我們認為社會民主制度是最民主的政府形式。」
既然這兩位對手如此好鬥，我決定利用這次機會把一樁事情確定下來，這件事引起了我國公眾一年多來的爭論。河內在公開場合一直製造一種軍事和政治問題可以分開的印象，似乎只要我們撤軍，我們的戰俘就可以獲釋。但在同我的所有會談中，它卻一貫地完全拒絕這種想法。正如我已經指出，報界和國會不斷地敦促要向這個方向努力。下面一段對話解決了這一問題：
基辛格：「去年整個夏季——你們很清楚——有一連串記者和參議員們來訪問你們。他們得到的印象是，你們只準備討論軍事解決辦法。你們固然從未說得如此明確，但你們以巧妙的手法給他們留下了那種印象……
「讓我簡單地說明我們所要談的問題。我們準備單就軍事問題，就是撤軍和戰俘加在一起，重開談判。但我的印象是，你們目前不打算談這一問題。我想確定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黎德壽：「你總算有了正確的理解，因為我從來也沒有把這兩個問題分開。我同新聞記者談話時，沒有告訴他們。報紙只是亂加猜測。」
基辛格：「但你未加以勸阻。」
黎德壽：「他們猜測得太多了。」
到此足夠說明，繼續會談已沒有什麼意義了。同尼克松的擔憂相反，黎德壽甚至都沒有打算拖延時間。我們的看法已經無關緊要了；他在規定條件。他的表現似乎是認為我們的立場會一天比一天更站不住腳。河內不想利用談判來防止美國的報復，因為它不願使自己的行動自由受到約束。黎德壽堅持要對這次會談的事實及其內容保守秘密——也許是為了不使我國公眾獲得任何進展的希望。他驕恣狂妄地交來「一些文件供你們參考」。原來這些都是每次全體會議以後北越新聞官在吹風會上經常散發的宣傳材料。正當我起身要離開有史以來最短——只有三個小時——的會談時，黎德壽把我拉到一邊，以同謀者的口氣說，他方的前景「良好」。
骰子已經投下去了。我曾主張在我們探索了每一條外交渠道之前不要作出全面的反應。我原認為最好先檢查一下，是否已為一次大規模的打擊積聚了足夠的力量。我想在外交上最大限度地孤立河內。關鍵的是，我們的談判記錄必須是無可指責的，能頂得住今後國內的憤怒。現在毫無疑問，我們不得不攤牌了。只有用軍事手段來擊敗北越攻勢這一辦法了。我們可能得到蘇聯對這種必要措施的默許，但在北越攻勢的結果分曉之前，莫斯科顯然不能或者不肯影響河內的決策。我們別無選擇。也許莫斯科會取消最高級會談。但是如果西貢在蘇聯武器的壓力下垮了，最高級會談就不值得召開。是應該下決心的時候了。
在北越佈雷
五月二日我在從巴黎回國的路上電告白宮和西貢，敦促開始準備作關鍵的抉擇。黑格告訴我，總統收到我的初步報告鎮定自若，但也無可奈何。黑格向他轉告了我的建議，在我們分析這次會談的含義之前，請總統不要作出任何決定。我覺得我們不能因失望而感情用事，而要制訂一項精密的行動計劃。黑格的電報中還有一條令人沮喪的消息，順化郊區的南越基地在敵人猛烈攻擊下已經撤退。這個古都一陷落就亂了；南越可能已處於瓦解的邊緣。
過了一會兒，黑格又發來一份電報。尼克松硬要下令於五月五日星期五開始用B-52飛機對河內進行兩天的轟炸。（以前是在週末轟炸三天。）他認為這對公眾輿論和南越的士氣至關緊要，也是對蘇聯和北越發出的一個信號。尼克松再次考慮要取消最高級會談，把這稱為「兩黨政治」問題——意思是說這已超出了我的職權範圍。黑格瞭解我的觀點；他再次說，他已告訴尼克松要謹慎，不要「使我們既丟了最高級會談，又達不到我們在東南亞所尋求的目的」。黑格要我在歸途中考慮一下有哪些可供選擇的做法。他和一架直升機將在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等我，把我送到華盛頓海軍造船廠和「紅杉號」總統遊艇，在那裡尼克松將商談我們的戰略。
「紅杉號」顯然已經不如以前漂亮了。它的下層有帶頂的甲板，緊挨著的是一間牆板嵌得很厚的餐廳。樓上是曬太陽的甲板，晚飯前尼克松喜歡在那裡喝點飲料散散心。發動機發出討厭的響聲，干擾餐廳的談話。艇上的傢俱笨重、粗俗；牆上掛滿了平淡的海上風景畫。「紅杉號」能夠去弗農山駛一個來回；但一想到它在公海上會出什麼事就會使人發抖。然而它起著一定的作用，總統可以用它來躲避白宮裡的造成幽閉恐懼症的緊張氣氛。因為白宮既使人興奮，又把人囚禁起來。住處和辦公室在同一樓裡可以產生一種被孤立的感覺，似乎總統和他的助手們獨處在風暴之中。白宮容易使生活在裡面的人既過分自信又產生多疑症；因此有必要定期地從它的壓力下解脫出來。「紅杉號」是就近的一處庇護所；它比戴維營方便，更適於進行非正式的隨便交談。但它後來被拋棄了，真是可惜。對於那次決定命運的討論，這條遊艇是非常合適的。
尼克松作出決定的過程往往是曲折的。一般情況下，他總是以命令的形式提出主張，他希望有人對這些主張提出不同意見。直至作出最後抉擇之前，他總要提出幾個往往是矛盾的選擇。但到作最後抉擇的時刻，神經質的激動就會讓位於平靜和果斷。在真正危機的時刻，尼克松總會進行冷靜的分析。他可能會把他的顧問圈子縮小到很少幾個意見同他一致的人；他一定會躲進行政辦公樓裡他的密室，手拿黃色拍紙本坐著，寫出他的決定。他會把親信叫來，進行沒完沒了的討論，對同一些問題談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人們幾乎開始盼著發生某種大的災難，以便有借口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工作。但在外交政策事務上，一旦進入這個階段，他每次總會抓住問題的實質，採取果敢的行動，哪怕看來會危害到他的眼前的政治利益。
這一次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圍坐在「紅杉號」的軍官餐桌旁，我向總統和黑格描述了同黎德壽會談的情況。這次會談的特點不在於北越毫不妥協，甚至殘忍狠心。前幾次會談也是這樣的。五月二日會談所暴露的特點是，河內自信勝利在望，連喬裝談判都不需要了。黎德壽本來可以在語氣上顯得和解一些，提出一些含糊的方案，這就會使我們為難，即面對取得外交突破的可能性，究竟要不要使衝突升級。比如說，提出就地停火——在共產黨部隊到達順化郊區、包圍安祿、威脅昆嵩和波來古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接受，就會使西貢喪失士氣；如果我們拒絕，就會動搖國內的支持。黎德壽不屑採取任何策略，表明河內判斷南越的潰敗已經開始，我國進行報復也不能挽救局勢。我們的行動必須能引起震驚，使北越停步，使南越振作。
尼克松仍熱心於用B-52飛機在五月五日星期五對河內和海防進行轟炸。我不相信這一下子的行動就能解決我們的需要。我勸尼克松等到星期一，給我四十八小時的時間來制訂一個持續行動的計劃。此外，我瞭解艾布拉姆斯將軍是反對的：他仍然想把所有的B-52飛機投入南方的地面戰役。作出什麼具體反應主要是個戰術問題。但是尼克松、黑格和我一致認為應當採取一次大的軍事行動，而且要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就此作出決定。
尼克松最關心的是迫在眉睫的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對艾森豪威爾一九六年的經驗記憶猶新，尼克松下定決心，最高級會談如需取消或推遲，應當由他採取主動。我認為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不得不冒一切必要的危險。如果黎德壽正確，南越眼看就要崩潰，我們也就不能再去莫斯科了。當蘇制坦克正在南越城市的街道上隆隆駛過，蘇聯的武器六個月內第二次決定性地被用來反對我們的利益時，我們不能同蘇聯領導人握手言歡。我已給了河內一切妥協的台階，並給了蘇聯最大的鼓勵以停止支持河內的攻勢。現在需對這一策略進行考驗。我們必須擊敗河內的攻勢，在印度支那重新建立心理上的均衡。至於是先發制人地取消最高級會談，還是讓蘇聯去做決定，在我看來這件事應由尼克松來作出政治判斷。
他堅持認為，如由莫斯科宣佈取消最高級會談對他來說是丟臉的事，而且可能造成政治災難；如果不得不取消，那必須由我們自己來取消。他下令準備對北越進行一系列嚴厲報復的軍事措施；由於我對他說，這很可能促使蘇聯取消最高級會談，他就指示我，在假定他對莫斯科先發制人的基礎上制訂計劃。在下一周初他將向全國發表講話，解釋他最後決定採取的軍事行動，並宣佈他取消最高級會談。但是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將繼續進行；協議可由低一級的官員用低調的方式來簽署。決定命運的「紅杉號」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我們的第一個行動是警告蘇聯領導人，我們正在作出重大的決定。五月三日，由索南費爾特、洛德和我起草的一封總統的信送給了勃列日涅夫，通知他我同黎德壽的會談毫無成果。信中對勃列日涅夫說，我們看來，河內試圖強迫我們接受等於是投降的條件。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我們在得到巴黎會談的經驗之後，不會再提出新的建議；從河內的行為來看，沒有理由相信新的建議會有積極的效果。信中還談到了就要作出的「決定」。這封信暗示，蘇聯至少應負部分責任。信中還冷冰冰地要勃列日涅夫緊急地「對形勢作出估計」。
五月三日的其他時間被用來制訂軍事計劃，其中包括對二十度以北的各種程度的空襲。尼克松和我深夜在林肯起居室一起研究這些選擇，但沒做任何決定。霍爾德曼也參加了其中的幾次討論。他對軍事行動沒有什麼看法，但強烈反對我們取消最高級會談，並把這個意見說了出來。他認為採取主動沒有好處；相反只會使總統顯得感情用事而有損他的形象。尼克松建議霍爾德曼和我徵求一下約翰·康納利的意見。
五月四日星期四中午，我們前往財政部拜訪康納利。財政部長的辦公室不像三十年代建造的如內政、商務和司法部等內閣辦公室那種墨索里尼式的大而無當，也沒有地方公司那種特大的董事會會議室的氣氛，而國務卿辦公室自一九四七年以來的景況就一直如此。財政部長的辦公室很雅致，大小適中。安德魯·傑克遜正是在這裡用他的手杖一點，解決了關於財政部辦公樓定位問題的爭論，從此永遠隔斷了白宮與國會山之間的視線，也破壞了朗方[4]對華盛頓街道安排的精心設計。
霍爾德曼和我坐在一張沙發上，康納利坐在我們對面的一張安樂椅上。他瞇眼斜視，這是他在估量一種挑戰時的習慣。我們解釋說，總統決心恢復對河內、海防地區的轟炸，首先進行三天B-52轟炸機的襲擊，並已決定在莫斯科可能採取行動前首先宣佈取消最高級會談。霍爾德曼說他不贊成取消最高級會談。康納利用大嗓門支持霍爾德曼的意見。他不願聽到取消最高級會談，這在同內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好處。無論取消還是不取消，我們都會被指責威脅東西方關係；假如我們首先宣佈取消，那麼在通常的連珠炮似的批評外還會增添對我們魯莽從事的指責。我們應做我們認為必要的事情，把難題踢給蘇聯，這一切都是蘇聯的武器闖的禍。無論如何，康納利認為蘇聯還不一定會取消最高級會談。
康納利一說，我就知道他是對的。一個月來，我一直在推行一種策略，用最高級會談成功的前景來誘使蘇聯默許我們的軍事行動；既然事情已做到這種地步，對我們辛勤勞動的功效連試也不試，那是沒有道理的。我原來附和尼克松的初步決定，是尊重他對國內政治後果的瞭解比我高明。但當被公認為政府中最出色的政治智囊的這位內閣成員認為取消最高級會談會有損我們在國內的地位時，我慚愧地認識到，在「紅杉號」上我犯下了作為總統助理的極大過失：同意一些論點，僅僅因為它們合總統的口味。我的義務是用毫不含糊的語言對我所負責的事務提出意見。顯然，在「紅杉號」上我沒有從外交政策的角度來反對取消最高級會談。事實上，我的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目的本來就是把取消最高級會談的責任推到蘇聯身上，盡可能使蘇聯難以取消。康納利的堅定立場給了我一次改正錯誤的機會。
康納利的第二個貢獻是強調指出，我們不僅不應取消最高級會談，而且不應因為擔心蘇聯會取消就不做我們認為該做的事。我們不論採取什麼措施都得果敢，向蘇聯挑戰，只要我們不瞻前顧後、縮手縮腳，實際上會更安全。他說，主要問題在於，什麼是最有效的軍事反應。這也一針見血。政府的討論太集中在小事上了。但好的答覆往往不如好的問題。顧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就是要指出中心問題。康納利做到了這一點。
我對康納利說，我們需要採取這樣一種軍事步驟，能立即使河內受到足夠的震動，改變越南事態發展的方向，同時要能承受得住美國公眾輿論的批評。用B-52飛機對河內和海防進行三天轟炸能引起震動，但時間太短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它也可能被由此而產生的國內公眾抗議所抵消；對批評者來說這會是天賜良機。（而且還得說服不贊成這一做法的艾布拉姆斯將軍，雖然他的空軍力量已擴充到大大超過他所建議的程度，但他仍然堅持需要把他的全部力量用於在南越的關鍵戰役。）我所傾向的策略是採用我手下的工作人員在一九六九年首先制定並由黑格於四月六日再次提出的計劃：以佈雷來封鎖北越。
我贊成封鎖，因為這可以迫使河內節約物資，這樣就可以至少在通過中國建立可靠的新的陸地路線之前放慢進攻速度。由於大部分物資供給是蘇聯的，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我更贊成佈雷，因為這樣可以一勞永逸；不需三番五次地派截擊艦艇去搞對抗。雖然從正面阻擊攻勢的任務仍需由在南越的部隊來擔當，一旦敵人在南方的供給枯竭，佈雷就會對談判產生強大的壓力。我同意需對二十度以北進行轟炸，包括河內和海防，特別是集中轟炸同中國的公路和鐵路聯繫，河內將試圖依靠這些公路和鐵路的聯繫來戰勝封鎖。但應當由戰鬥轟炸機來進行不斷的轟炸，而不是由B-52轟炸機來進行戲劇性的轟炸。
我同康納利談完後，就立即到橢圓辦公室把這些論點向尼克松作了報告。尼克松欣然接受，這說明儘管原來虛張聲勢地作出了取消最高級會談的「決定」，尼克松內心是很不願意作這樣的決定的。他安排下午三點鐘召開會議；僅由他、黑格、霍爾德曼和我四人參加。同時我向穆勒海軍上將瞭解參謀長聯席會議對佈雷有什麼看法以及何時可以進行佈雷。穆勒的積極性很高，他在六十年代就一再建議過佈雷。他還參加制訂過一九六九年「鴨鉤行動」的計劃，四月初黑格還就此徵詢過他的意見。他認為在印支時間五月九日（華盛頓時間五月八日晚上）就可進行佈雷。
我們按預定時間在行政辦公樓尼克松的密室碰頭時，總統情緒很好，沉著冷靜，採取分析的態度。激動的唯一徵象是，他不像往常那樣靠在安樂椅上，把腳擱在小沙發上，而是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拿煙斗做著各種手勢，偶爾噴出團團煙霧。我過去從未見過他有這種舉動——然而這僅是我的首長的無窮無盡的驚人舉動中的一例。從某一方面來說，他正在扮演麥克阿瑟的角色，在另一方面，他正在下狠心作出事關他政治前途的決定。撇開演戲這方面不說，他的態度乾脆、果斷，他的提問是有頭腦和一針見血的。他想瞭解，為什麼佈雷比海軍封鎖的辦法好。我回答說，主要的好處在於只要作一次決定；雷布好後就沒事了，直到它們自動失靈，這通常要在四個月之後。與此相反，封鎖則每天都會引起同蘇聯的對抗。每攔阻一條船，古巴導彈危機的老戲就要重演一次；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挑釁，蘇聯也會對此作出回應，這大概還要出現在電視上。某種疏忽或借口引起嚴重事件的危險性太大了。
有趣的是，尼克松沒有再提取消最高級會談的問題。不管他是被康納利的主張說服了，還是由於他自己長期來渴望完成艾森豪威爾訪問莫斯科的計劃，他著手採取比以往任何時候所考慮的都要強硬得多的軍事反應，同時卻願意把取消最高級會談的責任推給蘇聯。尼克松當機立斷，決定在北越港口佈雷。他將在五月八日星期一晚向全國發表講話，或者在此後佈雷盡早可以實現的時候。他將於星期一上午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使他的顧問們有機會發表他們的意見。最高級會談則讓蘇聯去決定。
這是尼克松任總統期間最英勇的時刻之一。他本來可以聽從得到國防部長支持的前線指揮官的意見，在南越戰場上全力以赴。這大概能使他在選舉中免遭失敗，但在年終要面臨幾乎同樣的問題而又沒有談判解決的前景。他本來可以像大多數領袖那樣臨時應付，把南越的垮台歸咎於事態發展失去了控制。他本來可以一心撲在最高級會談上，利用最高級會談來掩蓋他的越南政策的失敗。但是尼克松沒有這樣做。這一年正值大選，他卻甘冒政治前途的風險，採取大多數內閣成員都表示懷疑的方針。他寧可放棄最高級會談，因為他不願在蘇聯武器造成的失敗之中前往莫斯科。他堅持要有一個體面的撤軍，因為他相信越南戰後世界的穩定將取決於此。他的各條意見都是正確的。
我們無需繼續隱瞞很快就要作出重大決策；這些決策愈不出人意料，莫斯科作出魯莽反應的可能性愈小。五月四日，在巴黎舉行了成為常例的全體會議，這些會議僅在前一星期恢復。會議結束時，波特大使奉命拒絕確定下次會議的時間，理由是「現有的各種渠道都無進展」。五月五日，河內違背了自己原來所堅持的保密協議，透露說黎德壽和我曾於五月二日見面。河內沒有說明會談的情況，也沒有透露我拒絕了再次會談。相反卻散佈謠言，說我已同意組織聯合政府。這種赤裸裸的兩面派做法只能被解釋為試圖搞心理戰，製造假象，使西貢進一步喪失士氣。這種手段實在太明顯、太卑鄙了。然而聰明反被聰明誤，我們正好利用河內在五月二日會談中的頑固態度來說明現在不可避免地要採取行動。我們勸阮文紹對河內不予置理；我們方針已定，不會受干擾。他可以用他認為合適的任何方式來駁斥關於聯合政府的謠言。
我手下的工作人員和我承擔了通常是由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負責的制訂計劃的任務。我們通知了各有關的內閣成員，但為了防止洩密，總統不願在五月八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之前安排任何部門間的活動。我分別徵求了一些部門領導人的意見。穆勒很積極，他全速制訂計劃。佈雷可在華盛頓時間五月八日晚上開始。萊爾德持反對態度，他認為決戰地點在南越；佈雷對戰場的作用為時過晚，不能影響北越的攻勢。（我同意這一看法，但我關心的是河內在攻勢以後的行動。）他還認為北越會以陸路運輸來代替海上運輸。羅傑斯正在歐洲，他被叫回參加五月八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我預料他的朋友們不會贊成總統的決策。赫爾姆斯毫不含糊地表示反對。中央情報局的分析部門從來不是像後來新聞界和國會調查人員所說的激進的冷戰英雄，他們一般反映了政府中最自由派的思想。他們早就對越南放棄希望了，他們傾向於認為一切都是徒勞的。至少他們知道，如果作樂觀估計，結果估錯了，他們就會遭受巨大的損失。如果作出悲觀的估計，他們就不要冒多大風險。他們現在對萊爾德的建議提供了分析性的論據。他們說，河內將會以陸路代替海上進口，使用中國南部同北越鐵路系統連接的一個港口，或縱貫整個中國進行陸上運輸。
儘管我對赫爾姆斯懷有敬意和好感，但我認為這是無稽之談。我們的估計是，河內通過海防港接受二百一十萬噸的物資供應，其中包括它使用的全部石油。鐵路目前只運載三十萬噸，即海防港總量的七分之一。把其餘七分之六的供給轉移路線，即使可行，也需要時間，何況這還涉及蘇聯和中國的政治決策。中國不信任蘇聯，這是我親眼看到的，我不認為中國的海港或鐵路系統會自動提供給莫斯科使用。在我看來，一套以敖德薩、摩爾曼斯克和海參崴為基地的複雜的海上後勤系統要改成穿越一個不友好的國家用鐵路運輸，並不那麼簡單。在陸地上沒有輸油管，要把石油運輸幾千英里將是艱巨的事，至少也得幾個月的時間，同時河內的物資將日益減少。我們於是繼續制訂我們的計劃。
五月五日，我再次對多勃雷寧強調，正在制訂重大決策。我對多勃雷寧說，總統沒有發怒，他正在冷靜和深思熟慮地準備行動。我們不再要求莫斯科做任何事情。我們將照顧自己的需要。我們只要求莫斯科理解迫使我們到達這種境地的客觀情況。
五月六日，我盡力避免在老撾行動中犯過的錯誤，即沒有準備好足夠的力量就試圖發動大的襲擊。為確保我們在西貢的司令部對總統的決心不致產生誤會，我給邦克大使發了一份密電：
用最坦率的語言說，我們對折衷辦法不感興趣；我們要向河內顯示，我們當真不是開玩笑，我們要給予這樣一種打擊，使他們遇到最大的困難，對於應當如何對付我們的報復行動茫然不知所措。
無論你還是艾布拉姆斯將軍的心中不應有絲毫的疑問，我們要在這次行動中投入必要的力量。如果你們判斷，在北方的行動中需投入的力量使你們認為在南方也需要更多的空軍以應付戰術緊急狀況，那麼你們應當迅速提出來，我們將給你們派去。
艾布拉姆斯通過邦克答覆說，他的力量已足夠——這在美國軍事領導人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他軍事領導人對增加軍力的要求常常是貪得無厭的，至少一旦因沒有增援而失敗，也好作為一種擋箭牌。當然，艾布拉姆斯已在最近接受了總統的大量和出乎意料的贈與。儘管五角大樓的文官方面有相當多的反對，但他未經申請就得到了增援的五十六架B-52轟炸機，三艘航空母艦和一百二十九架F-4鬼怪式噴氣機。另外還有七十二架鬼怪式飛機正在途中。邦克補充了他本人對總統的勇氣的讚賞。
我同多勃雷寧的談話促使勃列日涅夫對尼克松總統五月三日的信作出了迅速的答覆。五月六日星期六下午，多勃雷寧交來一封信，其特點是同當時的真實形勢幾乎毫不相干。勃列日涅夫不顧一切事實，硬說我們對同黎德壽會談的「悲觀情緒」是「沒有根據的」。根據卡圖謝夫對河內訪問的情況，他可以向我們擔保，北越準備尋求政治解決。他隨即補充說，當然這需要有一個聯合政府。換句話說，我們只要接受河內的條件就可以有和平。對於這一點，沒有勃列日涅夫我們也能領悟。勃列日涅夫粗暴地提到《五角大樓文件》，說這是河內不相信美國的行動和意圖的理由之一——這一失禮很難不引起尼克松的強烈反應。勃列日涅夫提醒我們不要對河內施加軍事壓力，暗示這會對和平和蘇美關係「帶來嚴重的後果」。勃列日涅夫勸我們要「克制」，不要坐失通過談判解決戰爭的「機會」。但他表明莫斯科不會捲入外交，問題得在華盛頓和河內之間解決。
勃列日涅夫的信更加強了我們的決心。他沒有威脅要作出任何具體的反應。他所預見到的對和平的威脅講得很抽像，而且說是「不以我們的願望為轉移」。無論如何，美國不能因為蘇聯模糊的預言和沒有明說的威脅而耽誤行動。我們到行動之後才對這封信作出答覆。
為確保我們已考慮到了一切可能性，我在五月六日星期六的當天下午就同我手下的專家們碰頭：我的副手艾爾·黑格、蘇聯問題專家哈爾·索南費爾特、亞洲和越南問題專家約翰·霍爾德裡奇和約翰·內格羅龐特、理查德·肯尼迪、溫斯頓·洛德以及喬納森·豪司令官。此外，我邀請了中央情報局的首席越南問題專家喬治·卡弗。這是一次各方面人士的集會：有外交官、軍官、中央情報局的一位代表以及幾名無官職的專家。但他們對越南戰爭的看法各不相同，敢於講話。我們對總統決策的可能後果展開了辯論。蘇聯問題專家索南費爾特認為蘇聯會取消最高級會談。中國問題專家霍爾德裡奇預料北京會凍結同我們不重要的民間往來以外的一切關係。內格羅龐特爭辯說，這會對南越產生戲劇般的良好影響。卡弗重複了中央情報局的分析，認為陸路運輸線將能代替海上的進口。
我把贊成和反對這種行動的意見作了小結。贊成的意見認為，北越已面臨很嚴重的困難，現在又得應付新的壓力，但人力物力卻十分有限。進行佈雷能動搖河內認為時間對它有利的信念，提高南越的士氣，可以為我們在爭取交還戰俘的討價還價中增加一枚籌碼，可能加速談判的進展，可以恢復心理上的對蘇平衡，從而使最高級會談可能舉行。反對的意見認為，假如我們盡最大的努力也不能挽救南越垮台的命運，那麼投入的美國威信的賭注越大，遭受的失敗就越嚴重。取消最高級會談以及一切正趨成熟的協議，包括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可在預料之中。同北京的關係將會冷淡。國內也會有新的騷動，這可能使河內變得更加頑固。
我作了小結以後就徵求每個與會者的建議。溫斯頓·洛德反對我們的行動，他認為將得不償失。其他人的一致意見是干。還有一個一致的意見是，要干的話，就要幹得「徹底」，我們反正準備付出國內的代價，因此我們不如力爭成功。
同時，越南戰場上出現了暫時的平靜。安祿仍被圍困，北越仍在向前運送物資，準備進攻順化和昆嵩。這更使我們堅定信心，要在暴風雨再次到來之前採取行動，為西貢撐腰打氣。
星期天忙於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的準備工作。同兩年前在柬埔寨採取行動時相反，這次不是一種歇斯底里的氣氛，而是沉著和堅定。我向溫斯頓·洛德承認，我們三年來所作的耐心努力有可能毀於二十分鐘的講話。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我們在越南被蘇聯的武器打敗而同時看著總統去同勃列日涅夫乾杯，這是那些在越南冒險或陣亡的將士們在美國的父母所無法理解的。最好還是立場堅定，贏得尊敬，以後再收拾殘局。洛德和我把春光明媚的一天花在戴維營同總統一道趕寫他準備在第二天晚上發表的講話。像往常一樣，越臨近上電視，尼克松就越精神緊張。雖然每一次公開露面都使他膽怯緊張，但一旦當他逾越了心理上的障礙而作出決定時，準備的勢頭就開始了。雖然從技術上來說，行動決定還有待於第二天上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來作，但講話稿每修改一次就使得結果更加確定了。
第二天，五月八日星期一，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總統的做法所造成的不正常氣氛中召開。出席的人都知道，他幾乎已經作出了最後決斷。因此，他們更關心的不是討論問題，而是各自考慮如何對付肯定會爆發的公眾的喧嘩。尼克松是背水一戰，精神抖擻：他直截了當，開門見山，一點都沒有他在平時遇到反對時躲躲閃閃的那種作風。他首先作了長篇大論的獨白，強調他決心不讓南越陷落。他相信「最高級會談舉行不成了」——不論我們採取什麼方針。如果我們採取強硬行動，就會「危害」最高級會談；如果我們無所事事，越南崩潰，他也就去不成。
穆勒海軍上將介紹了佈雷計劃和空襲掐斷鐵路的戰役。赫爾姆斯介紹了情報估計。中央情報局經分析認為，莫斯科「幾乎肯定會取消最高級會談」，也可能對柏林施加壓力。中國「大概」會像在美國一九六八年轟炸以前派出九萬名支援部隊一樣給河內提供直接的援助。陸路將有效地取代海路。赫爾姆斯最後作了一個不確定的預言，說河內將等待軍事考驗的結果出來以後再決定自己的行動。（雖然不太有啟發性，這卻是討論中唯一正確的預見。）萊爾德爭辯說，最關鍵的物資供給來自鐵路，無論如何，北越有四五個月的庫存儲備。他表示相信，南越「能頂得住。順化可能失陷，但境況不會像一九六八年那麼壞」。他的結論是，佈雷和空襲鐵路的戰役沒有必要。從財政預算的角度出發，省錢的解決辦法是給南越多送些設備。尼克松突然插問：「要是我們錯了呢？要是越南陷落呢？我們怎麼辦？你沒有考慮我們政策的風險。」
約翰·康納利和阿格紐副總統完全否定萊爾德的分析。阿格紐毫不含糊地認為，我們決不能讓南越垮台，否則在國際上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在中東和印度洋周圍。我們「講話衝動」，「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總統確實沒有其他的選擇。康納利表示贊同：「要是越南失敗，總統先生，你就什麼也沒有了。」
羅傑斯模稜兩可，既同意南越的失敗將是「我們政策的災難」，但又指出，擬議中的行動也許不會有效果，只能使我們的問題更加複雜。我們必須靠軍方來判斷這會有多大的效果。另一方面，難道我們不能再等幾個星期，而非得破壞最高級會談不可嗎？換句話說，如果行動成功，他就贊成，如果失敗，他就反對。他安慰總統說，即使我們一事不做，丟了南越，美國人民也會支持總統，因為他們知道總統已盡了一切可能。康納利強烈反對這個主張。越南的垮台會使總統的整個外交政策名譽掃地，任何借口都不會被人們所接受。
接著我們討論了如果我們採取行動，最高級會談的前景將會如何的問題。我發表看法說，「蘇聯取消最高級會談的可能性超過百分之五十」。康納利認為不一定。他認為，不管怎樣，由蘇聯取消比由我們取消好。
然後我對貶低佈雷作用的分析進行答覆。北越將不得不為原從海上進口的二百一十多萬噸物資另找路子。西哈努克港已關閉。他們擔心我們的空襲，只能在夜晚使用鐵路：「你不能搬弄這些數字而不作出更好的分析。說起來很簡單，他們有四個月的（儲備）能力，可以全力以赴，結束戰爭，但結束時他們將精疲力竭……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不會耗盡自己的供給。」
尼克松作總結說：
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人是否還想有所作為……照《時代》週刊、《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三大電視網的觀點，你可以說美國已經干夠了。「讓我們脫身吧；讓我們同俄國作成交易，縮回家來吧。」美國就不再是一個軍事和外交強國了。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美國就會向內看，自顧自，退出國際舞台。世界上每個非共產黨國家將生活在恐怖之中。如果美國足夠強大，並且願意運用自己的力量，那麼就可保存半個非共產主義的世界，而不讓全球赤化。
會議開了三小時二十分鐘，於十二點二十分結束。尼克松宣佈，他將在兩點鐘作出決定——按穆勒的說法，如果要使佈雷和總統發表講話同時進行，這是發佈「執行」命令的最後時刻了。尼克松叫康納利和我立即到橢圓辦公室去見他。他問我們，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有沒有發生什麼改變我們主意的情況。我們兩人都對他說，討論更加強了我們按計劃行事的信念。尼克松冷靜地說，他將這樣做。我應在兩點鐘把必要的文件帶到他在行政辦公樓的密室裡去。
我到達時，霍爾德曼已經在那裡了。我還沒有把命令交給尼克松，他就對我說，霍爾德曼提出了新的問題，我應當聽一聽。使我詫異的是，霍爾德曼講述了擬議中的行動會對公眾輿論以及總統在民意測驗中的地位產生極壞的影響。要是總統因此而被擊敗，我們就會喪失一切。我熱烈維護原來的決定，幾天來我們孜孜不倦地重複的理由仍然有效。還要考慮到，如果總統臨陣退卻——已向所有主要的盟國吹了風——他的領導地位就有危險，西貢也會驚慌失措。當尼克松上盥洗室時，我對霍爾德曼大發雷霆，他從未在實質性問題上瞎管閒事，我責備他在這樣的危機時刻進行干擾。在別無其他選擇的時候，他的職責是要給總統鼓氣，而不是用總統所不瞭解的問題來使他激動。霍爾德曼不好意思地憨笑，他的態度說明，是尼克松鼓勵他講這段話的。我已對我這位複雜的領導人的許多鬼把戲司空見慣；但這一招卻使我無法理解——直到後來揭露了錄音帶的事才使我想起可能有一種動機：尼克松要把我對這次行動的支持毫不含糊地記錄在案，以免可惡的「喬治城社交集團」又像在柬埔寨問題上一樣試圖把他和我區別開來。是也罷，不是也罷，尼克松從盥洗室回來，二話沒說，就在執行命令上簽了字。
懸而未決的最高級會談
我立即向興高采烈的穆勒傳達了命令。這正是他五年來一直提議要做的事情。他保證老撾發生的情況不會重演；不會因為軍方投入物資或注意力不足而使這次努力失敗。我給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打了電話。就像歷次面臨大事一樣，他們對未定階段的結束感到如釋重負。（當然有幾個人已為避免因失敗而遭指責作好了準備。）根據以往的經驗，我知道不管萊爾德在會上的態度如何，他總會堅決地、想方設法地維護和執行決定。羅傑斯會少出頭露面。赫爾姆斯會顯示他搞情報的英雄本色。後來情況果真如此。
星期天我花了近一個小時，同亞歷克斯·約翰遜一道制訂必要的方案：何時何人通知哪個國家。我的辦公室將負責蘇聯和中國；國務院將負責所有其他國家。這次一反常例，我在總統發表講話前不搞記者吹風會；讓總統的講話本身去表態。我將在第二天舉行正式的記者招待會，對所作的決定進行解釋。輪到在越南問題上接受激烈的責問，誰也不想同白宮爭出風頭；其他部門巴不得由我們來接受公眾不可避免的責難。總統將在晚上八點給國會領導人吹風。我在同一時間接見多勃雷寧。彼得·羅德曼將前往紐約，通知中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團。
這些準備工作就緒後，一切都很寧靜。我坐在辦公室裡，心想今後幾天將決定我們外交政策乃至尼克松政府的命運。我感到自己好像個拳擊運動員，在爭奪冠軍賽前的幾小時無法再提高自己獲勝的機會。為了緩和一下緊張的情緒，我把大部分間歇時間用來給朋友們打電話，閒談私事，他們對我這種不常有的關懷一定感到驚訝。後來，他們之中有些人讚揚我「鎮靜」。他們實在是過獎了。我是個宿命論者；他們不知不覺地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幫我消磨了時間，使我感到溫暖。當風暴來臨時，這種溫暖是不常會有的，而這種溫暖將幫助我承受今後的考驗。有一兩個人，他們讓我得到了對友好關係的最後一瞥，這種關係不久以後就永遠斷絕了。
晚上八點半，沉寂結束了。總統給國會領導人吹風時，[5]我會見了多勃雷寧，我是把他從飯桌上叫來的。多勃雷寧是個十足的職業外交家，在平時他表現親熱，以使外交交涉輕鬆順利，但一到危急時刻，他一點不講情面。他先開腔對我說，每次我在一篇講話以前見他，他就知道不會有好消息。我打趣說，危機時刻他常常不在城裡，而讓伏龍索夫首當其衝；顯然這次我們把他措手不及地逮住了。我交給他一封尼克松給勃列日涅夫的信。信的語氣既堅定又溫和，指出勃列日涅夫五月六日的信沒有改變時局，實際上肯定了時局。沒有任何細微的跡象表明河內將停止進攻並在可接受的基礎上重新談判。信中接著概述了總統將要在講話中宣佈的措施，還提出了結束封鎖和轟炸的條件：停止攻勢；實現國際監督下的就地停火（這樣就放棄了我於四月提出的北越須撤回在三月二十九日以後進入南越的部隊的要求）；以及四個月內美國從越南撤出全部軍隊。（這比我們原先提出六個月內撤出的立場又進了一步。）
尼克松的信採用了我四月份莫斯科之行所用的同樣策略：給最高級會談描繪出成功的前景，以鼓勵蘇聯克制。信中以引誘的手法總結了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原則宣言和擴大貿易方面達成的協議，並雄辯地談到「我們即將會見」可能取得的成就。尼克松在信的末尾暗示讚揚蘇聯領導人可能具有高尚的情感，並呼籲他們發揚這種情感：
最後，總書記先生，讓我對你說，這是一個發揚政治家風度的時刻。此時此刻，如果我們共同努力，就能結束越南衝突長期以來對我們兩國關係和世界和平所產生的不良影響。我隨時準備和你一道立即實現雙方都不丟臉而造福於有關各國人民的和平。我知道，我們在一起是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的。
經過幾個星期的來回反覆之後，尼克松的信就這樣表明我方願意按計劃舉行最高級會談。現在責任落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肩上，就看他是否準備取消了。
多勃雷寧很嚴肅認真。他詢問封鎖意味著什麼具體措施。他僅有一次失去冷靜，那就是當我問他，如果蘇聯在埃及的一萬五千名士兵眼看就要遭到被以色列俘虜時，蘇聯將會有什麼反應。多勃雷寧變得出奇地激動，透露了一些他本不打算說的話：「首先，我們從不把部隊派到他們不能自衛的地方去。其次，要是以色列人威脅我們，我們在兩天之內就把他們消滅乾淨。我可以向你擔保，我們有這種防備萬一的計劃。」他的脾氣很快緩和下來了。我相信他一直真誠地致力於改善蘇美關係（在蘇聯全球利益的框框之內），現在眼看幾年來的努力將毀於一旦，他的失望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多勃雷寧提出要一份總統的講話稿。由於尼克松直到最後還在進行修改，因此在講話前半小時稿子還在打字。多勃雷寧根本不信。他說，我對於他能保密十五分鐘都不信任，實在令人傷心。最後送來了一份副本。多勃雷寧指出，其中有一句提到我同黎德壽五月二日的會談是得到蘇聯的鼓勵的，莫斯科對此會感到很不舒服。我告退幾分鐘前往橢圓辦公室，那裡已經擠滿了攝影機和技師。我在旁邊的一個小辦公室同尼克松見面。他同意刪去這句得罪人的話。幸好，龍·齊格勒設法及時修改了要散發給記者的文本。當我告訴多勃雷寧時，他無可奈何地說，在同我國政府的交道中，他總算做了一點事。
作為個人的談話，他對莫斯科會作出什麼反應表示悲觀。他說，他瞭解尼克松，我們對五月二日會談的反應並不使他感到吃驚，雖然這一具體行動是他所沒有料到的。蘇聯很可能有激烈的反應；遺憾的是我們已成功在望。鑒於蘇聯作出決定的方式，政治局一旦通過新的更為敵意的政策，就難以改變；美蘇關係可能進入一段很長的冷淡時期。我回答說，在我的四月莫斯科之行以後，蘇聯政治局本不該誤解，五月二日會談的失敗一定會導致美國的激烈反應。多勃雷寧陰鬱地表示同意。但這總是一件遺憾的事；他在華盛頓任職期間，我們已取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密切的諒解。
晚上九點，尼克松向全國發表講話。講話的最初幾稿，原帶有同總統宣佈打進柬埔寨那次講話一樣尖銳和世界末日似的語調。到星期天晚上，洛德和我——同考慮非常周密的白宮演說撰稿人約翰·安德魯斯一起——又改寫了一遍。現在講話的語調中難過多於憤怒。講話中給河內和莫斯科都留下了出路。尼克松講話沉著有力，他強調，我們不能接受河內的條件，但仍希望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他追述了我們最近談判努力的前後經過：我的四月莫斯科之行，五月二日同黎德壽的令人失望的會談。他重申願意解決戰爭。但北越「傲慢地拒絕談判，一味強加於人」。因此，制止屠殺的唯一辦法是「不讓北越的國際亡命之徒獲得殺人武器」。他列舉了他正採取的軍事行動；他說明了他在給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概述的我國的談判立場。
事實上，這是我們提出的最遷就對方的條件：就地停火、釋放戰俘、四個月內撤出全部美軍。撤軍的期限是最短不過的了。就地停火的建議意味著美國將停止轟炸，而河內則可以保留在攻勢中所得到的全部好處。我們保證以全部撤軍來換取停火和歸還戰俘。尼克松以同信中相似的話公開對勃列日涅夫說：
近幾個月來，我們兩國已在談判中取得重大的進展。我們接近於就限制核武器、貿易和其他許多問題達成重大協議。
讓我們不要退回到前一時期的陰影中去。我們不要求你們犧牲自己的原則或朋友，但你們也不應允許河內頑固地抹煞我們一起為此耐心培育出來的前景。
我們美蘇兩國正在門檻前，即將進入一種新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有利於我們兩國，而且有利於世界和平的事業。我們準備繼續建立這種關係。如果我們做不到，責任就在你方。
同一天晚上，彼得·羅德曼向在紐約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遞交了尼克松給周恩來的一封信。黃華大使臉色憂鬱地讀了這封信，但未作評論；信的內容並沒妨礙他作一些愉快的閒談，並請羅德曼喝了幾杯茉莉花茶。尼克松在給周恩來的信中說，我們的談判建議是公正的，提醒他我們曾一再警告，我們將對敵人的攻勢作出強烈的反應。信上還尖銳而有預見地提到蘇聯，提醒周恩來，「想在印度支那長期待下去的不是美國」。信中表示希望，這次危機不會干擾美中關係的進展：
過去三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耐心地打開了建立在兩國深遠利益基礎上的新關係。我們目前面臨一個重要的抉擇。我們必須考慮一個小國的短期利益——它的所有合理的目標都如此顯然地能得到實現——是否可以被允許用來威脅我們已經取得的所有進展。我希望，在一時的激情冷下來之後，我們能集中精力於長期的利益。
第二天上午，我在白宮東大廳向記者吹風。這類解釋固然對我國公眾很重要，但它們也起重大的外交作用。每一次講話都是為了勸告莫斯科和北京默許我們的行動，以便孤立河內，推動它進行有意義的談判。我們最關心的當然是最高級會談，現在為期已不到兩周了。我採取了「一切照常」的姿態。我解釋說，我們還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莫斯科的答覆，但我們正「繼續為最高級會談做準備，從目前來看，我方無需推遲最高級會談」。我們認識到，蘇聯領導人要作出決定「在短期內還有困難」，但是我方仍然認為，東西方關係中出現一個新時期是有可能的。由於我不想使蘇聯人為難，我迴避直接回答關於我在訪問莫斯科時有沒有警告勃列日涅夫我們要採取行動的問題，我只是說，在我訪問之後，蘇聯領導人不可能再「誤解，如果攻勢繼續下去，會引起多麼嚴重的關注」。最後，我向河內發出呼籲：
且不說在目前的狀況下舉行真正全面的秘密會談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們相信，結束戰爭的最有效和最可靠的辦法是通過談判。我們敬重黎德壽是越方的嚴肅的和忠實的發言人。任何時候他準備討論符合我們的原則的方案時，我們就準備同他恢復談判。我們也將盡一切努力來理解他的觀點。
一時間，國會和新聞機構的憤怒淹沒了這些說明和發出的信息。參議員威廉·普羅克斯邁爾斥責總統的行動是「魯莽和錯誤的」。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認為我們的決策將會拖延戰爭。參議員喬治·麥戈文要求國會採取行動：「再也不能讓總統在印支問題上隨心所欲了……全國人民不能忍受這種情況。國會決不允許它。……西貢政權已不值得為之再犧牲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認為總統是「危害美國重大的安全利益」。參議員弗蘭克·丘奇也譴責這次行動。但他和很少幾個人承認我們已為談判提出重大的建議：「有一點被忽略了，即在同一講話中，他（尼克松）提出了實現和平的建議，這個建議需要得到更密切的重視，不僅是我們國會，而且河內和莫斯科都應給予重視……」[6]
新聞機構幾乎是異口同聲地怒斥。《紐約時報》的最初反應是在意料之中的：「如果一場新的美蘇危機阻礙了實質上已在赫爾辛基談定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那麼其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甚至要超過我們在越南面臨的許多危險。」[7]經過進一步思考之後，《時報》決定加大嗓門，斥責總統進行「絕望的賭博」。《時報》呼籲國會切斷一切從事戰爭的資金，「挽救總統免受自己之害，也挽救國家免受災難」。《華盛頓郵報》宣稱，尼克松「已同現實世界隔絕……莫斯科最高級會談舉行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甚至可能已被取消……這一灰暗情景中唯一使人寬慰的是，尼克松先生任職就要期滿，美國人民不久就可以有機會對他的政策作出直接裁判」。甚至連《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也覺得「這一決定是否明智和正確是大可懷疑的」。《波士頓環球報》承認尼克松的和平條件可算是「我國迄今最合情合理的建議」。但《環球報》就對於莫斯科的危險挑戰寫道：「在某種程度上，這似乎比我們捲入越戰本身更加不道德。」[8]
五月十日，以前在我手下工作過的九名職員簽署了一封對我的抗議信。雖然他們同我相處都只不過幾個月的時間，而且是在兩三年以前，他們不惜利用同我的關係來出風頭。在一封被廣為宣傳的信件中，他們以各種理由來攻擊佈雷和轟炸——不顧「常識」，總統的行動「危害了」緩和與軍備管制，顯然是「危險和大概會無效」。這一行動被認為是「毫無成效」、「餿主意」、「雙料地駭人聽聞」、「危險而虛偽」。
如果批評者多看一看事實，少發一點個人怨憤的話，他們應該會注意到，共產黨方面的反應比他們的要克制得多。當然，他們不可能知道，多勃雷寧和我在五月九日早晨談過話，我告訴多勃雷寧，西德總理勃蘭特和反對黨領袖雷納·巴策爾達成了一項協議，這將導致聯邦議院批准東方條約。我們並未有意作這樣的安排——我們不能影響西德議會的程序——但評論家們如此鄙視的「聯繫」是顯然的。我安慰多勃雷寧說，至少在東南亞以外的地區我們可以繼續解決具體問題（當然，也暗示了，如果蘇聯要強硬，我們也會強硬起來）。多勃雷寧接著說，由於這一天在蘇聯是個假日（歐洲勝利日），對總統講話的官方反應可能要略為推遲一些——在一場國際危機中，這真是一個特別的解釋。如果蘇聯領導人不打算打斷節日，他們也不會認真對待此次危機。然而，他猜想遲早會有一個聲明或一封信。我告訴他，我將送給他一份我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這一講話肯定了美蘇關係。
如我所說，批評我們的人不知道有這些對話。但有許多公開的信號，說明蘇聯的反應可能是低調的。河內嚴詞譴責「無禮的挑釁」，要求支持它的共產黨國家增加援助。但是，莫斯科和北京都不著急。蘇聯在日內瓦參加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人員繼續在工作。（我們已指示我國代表團就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繼續談判——但拒絕談越南問題。）由蘇聯貿易部長尼古拉·帕托利切夫率領的一個商業代表團正在華盛頓訪問，這是對商務部長莫裡斯·斯坦斯去年十一月訪蘇的回訪。代表團停止了一天的會談，但仍待在華盛頓。蘇聯的唯一公開評論是塔斯社五月九日的文章，摘要報道了尼克松總統的講話，而且有趣的是，要讀者注意尼克松保證我們的行動不是針對任何其他國家的。塔斯社悲歎，我們的行動不符合我們所宣稱的要結束戰爭的願望。
中國的反應更是微妙。五月九日他們發表一個公開聲明，抗議五月六日、七日和八日（總統講話之前）對中國船舶的襲擊，這樣就維持了最近幾個月來的特點：北京可能會抱怨美國對北越的行動，但只有在牽涉到中國人的生命和財產時，才會提出「抗議」（意味著政府的某種認可）。我們立即通知在紐約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將加倍小心避開中國的船舶。這一點實際上已只是假設性的空話，因為北越的港口現已封閉。那天晚上，中國給我們上了關於間接手法的另外一課。他們駐巴黎的大使館——這是我們日常事務的接觸點——實事求是地詢問關於眾議院領袖哈爾·博格斯和傑拉爾德·福特訪華的技術安排。這次訪問將在六月底進行，距今幾乎還有兩個月的時間。到這時我們已十分清楚，中國人做的事沒有一件是偶然的。北京在對我們說，這些訪問仍將進行，兩國關係的穩步改善沒有受到總統行動的影響。
五月十日下午，多勃雷寧來到白宮的籌劃室，向我遞交了蘇聯的一份簡短的抗議照會。意味深長的是，照會只限於談到我們轟炸所造成的蘇聯船舶的損壞，還有人的生命損失。照會要求保證不再發生這類事件，對佈雷的事一字未提。抗議來自秘密渠道這一事實表明，蘇聯不想公開表態。多勃雷寧甚至向我們談了他的「個人看法」——不大可能是他個人的觀點——莫斯科決定採取這種做法「令人鼓舞」，但要得出最後結論也許「為時過早」。他幽默地問，我認為蘇聯政治局會作出什麼決定。我回答說，我把我的答案用信封封起來，到危機結束後，我們兩人一同拆開來看。（我沒有這樣做，但如果要寫的話，我的條子上的預測會是：莫斯科將把最高級會談推遲到一個確定的較早的日期。）我提醒他，尼克松總統關心兩國關係中的新時代。多勃雷寧詳細地詢問了我們的停火建議。我們兩人都巧妙地談到了兩國領導人「如果」相見將要進行的商談。
多勃雷寧下得一手好棋。會見結束時，他出其不意地問，總統是否已決定接見貿易部長帕托利切夫。這個問題使我吃驚不小；這只能意味著蘇聯領導人決定同意照常同我們打交道。我試著模仿這位大使，故意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說我大概能夠安排一次在橢圓辦公室裡的會見。我也下一點棋，我說，像這樣的場合，按習慣應邀請攝影記者。多勃雷寧認為這樣做十分恰當。
在每一次危機中，緊張的氣氛不斷地積累，有時幾乎難以忍受，直至出現某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同多勃雷寧的談話，雖說尚非轉折點，但減輕了壓力。我們知道最高級會談仍將舉行。只要不取消，每過一天，舉行的可能性就愈大。這樣河內就被孤立了；我們在賭博中就獲勝了。我迅速安排尼克松總統在第二天上午會見帕托利切夫。
五月十一日，我們醒來就聽到塔斯社發的第一個正式聲明。這個聲明為時既晚，語調也溫和。蘇聯認為我們的行動是「不能允許的」，並「將從其中得出適當的結論」。它勸告美國回到巴黎的談判桌上去。蘇聯政府「堅決」要求美國「毫不拖延地取消」軍事措施——莫斯科明白，這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航行自由應受到尊重——這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我們沒有阻撓海上的船舶。至於對北越的援助，塔斯社使用了一些奇怪的語言。它說，蘇聯「人民」（即：不是政府）「關心」鬥爭。蘇聯「人民」將繼續給越南人民提供「必要的支持」（不是像河內所要求的「更多的」支持）。聲明散發著拖延時間和猶豫不決的氣息。
尼古拉·帕托利切夫到橢圓辦公室來作三十分鐘的禮節性拜訪時，態度可不是如此。記者和攝影師們被帶進來目睹所謂「老一套裝出來的友好」。[9]但這一次，不論是不是裝出來的，笑容可掬的照片傳遞了蘇聯的信息，毫不含糊地意味著最高級會談的舉行。甚至做給新聞界看的逗樂也有含義，而且按蘇聯的標準來看極為巧妙，所談的題目（我不知道為什麼）是「友誼」一字在波蘭語和俄語中的不同發音。唯恐有人不理解，帕托利切夫在離開白宮時滿面堆笑。一位電視記者問他，最高級會談是否仍將舉行。蘇聯部長回答說：「我們從沒有什麼懷疑，」對美國人的似乎無比的遲鈍表示驚異，「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難道你有什麼懷疑嗎？」
當天，多勃雷寧和我共進午餐，繼續照常商談最高級會談的準備工作，最後剩下的疑慮也排除了。多勃雷寧說，美國對蘇聯在越南的作用「看得過高了」。我強調要緊的是解決戰爭。就我方而言，我們準備只解決軍事問題，或就政治解決的一般原則達成協議。在午餐中間，多勃雷寧的一名助手送來了一份俄文電報，這是勃列日涅夫對尼克松五月八日信的答覆。蘇聯使館通常提供譯文。這一次，多勃雷寧的助手以另一種方式盡主人之誼，要是信的含義取決於精確性的話，很有可能達不到原來的目的。但是，即使粗略的口譯也使人毫不懷疑，勃列日涅夫想避免任何對抗，儘管信中有對我們的行動的後果提出警告這種常見的恐嚇。我裝作不懂地問，勃列日涅夫的警告是針對新的行動呢，還是針對已經採取的行動。多勃雷寧似乎對我的遲鈍有些不耐煩，他回答說，總書記的意思顯然只能是指五月八日所宣佈的措施以外的其他措施。既然多勃雷寧顯然好為人師，我就問為什麼信中不提最高級會談。多勃雷寧回答說，既然我們在五月八日的信中沒有問起此事，蘇聯政治局就認為沒有必要答覆。（對於任何熟悉蘇聯外交策略的人來說，這種細膩的做法真是新鮮事。）我問我們是否本應就最高級會談提出問題。多勃雷寧說：「不，你們對困難局面處理得很不錯。」
最高級會談有望了。危機過去了。
五月十一日，從北京也來了信息。《人民日報》評論員表示堅決支持越南人民，對在北越佈雷表示「極端憤慨和強烈譴責」。但是，評論員既沒有罵尼克松，也沒有表示中國對轟炸鐵路要作出什麼反應。中國是越南的「可靠後方」，也就是說，中國不會採取行動。更為令人驚奇的是，《人民日報》刊登了尼克松總統講話的全文。中國領導人大概想要讓本國人民瞭解美國對蘇聯的挑戰。不管動機如何，這是中國「群眾」第一次讀到河內的頑固態度和美國的和平綱領。對此，北越政治局裡的頑固分子只能理解為兩大盟國對他們冷冰冰的疏遠。
蘇聯的東歐盟國很快跟上了步調。波蘭副外長公開表示，尼克松訪問波蘭的計劃仍然有效。既然很快就要舉行面對面的會談，波蘭無需多談在北越佈雷的事。換句話說，連形式上的抗議都免了。
這時，新西蘭、澳大利亞、泰國、韓國和英國也都公開表示充分支持。北約中的其他盟國和日本私下表示理解。誰也沒有表示反對。辛德林格電話民意測驗表明，有百分之八十六的美國公眾支持總統的講話；「意見研究」測出支持數是百分之七十四。蘇聯的反應抵消了幾乎所有反對的聲音。
從此以後，同多勃雷寧一道為最高級會談所作的準備工作繼續友好地進行。五月十二日，他和我已開始商談禮賓問題，比如交換什麼樣的禮品。接著，重點是商談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最高級會談的其他問題。
五月十一日，我判斷河內已十分孤立，願意恢復接觸了。我給仍在巴黎的黎德壽送去了我在五月九日記者招待會上講話的節錄，強調我們願意恢復談判。作為答覆，黎德壽機敏地給我送來了他在五月十二日記者招待會上講話的節錄，他重申堅持要成立聯合政府，雖然所用的語言比五月二日對我所使用的語言要溫和得多。這再一次表明，公眾認為只要我們表示「善意」，河內就願意和解，這只不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事實恰恰相反。五月十二日，黎德壽曾肯定表示願意無條件地恢復談判：
如果尼克松先生真想進行認真的談判，就我們來說，我們忠於自己的嚴肅立場和良好意願，我們願與美方一起尋求對越南問題的合乎邏輯的、合理的解決辦法。二十年來，越南人民在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中，為了和了解決越南問題，曾於一九五四年同法國政府進行談判，並於一九六二年同美國一起參與了和平解決老撾問題。因此，現在沒有理由不通過談判來解決越南問題。這個問題當然取決於尼克松先生的態度。
現在我已斷定，一俟河內的攻勢結束，就要恢復認真的談判。
越南的攻勢停下來了。北越對順化的進攻從未能充分展開。昆嵩沒有陷落；連被圍困的安祿也沒有陷落。南越為解安祿之圍而發動的反攻極其艱苦而緩慢。但在南方B-52轟炸機的戰術使用顯然破壞了北越力量的集結，再過幾個月，佈雷會使北越愈來愈難以積聚給養來發動另一次大的攻勢。
出乎意料的是，同國內辯論的激烈程度相比，在我們同蘇聯的對話中，越南已完全不再是爭執之點了。五月十二日，多勃雷寧交給我一封信——通過秘密渠道——勉強接受了總統對蘇聯船舶和海員受損所表示的遺憾以及防止今後發生這類事件的保證。對封鎖北越一事隻字未提。五月十四口，我們回復了一封語調緩和的信，重申保證尊重蘇聯的海上航行。我們還告訴莫斯科，尼克松總統不在國內期間，河內不會受到進攻。其含義就是，對越南其他各地，包括海防，轟炸仍將繼續。後來就這樣做了。
五月十四日傍晚，多勃雷寧遞交一封信，勸我們恢復巴黎談判，如果能在最高級會談之前宣佈恢復巴黎談判，「這對蘇美會談將會有許多好處」。蘇聯建議，雙方都不提先決條件，全會和秘密會談齊頭並進。蘇聯的這些建議「只代表我們自己」，並不代表河內。然而，克里姆林宮準備把我們的反應轉告北越。
顯然有人坐不住了。在恢復對北越全面轟炸和封鎖之後還不到一個星期，蘇聯就在努力恢復「沒有先決條件」的談判——這與河內原先自鳴得意地堅持自己的「正確」條件有了很大的差距。要是莫斯科自動地提出了這些主張——它自稱是如此，但我有懷疑——河內的孤立比我們任何人敢於希望的還要快。要是河內在用莫斯科作為中介，那就表明河內終於退回到較為可以進行談判的立場了。
我們認為宣佈恢復全會為時尚早。這可能引起美國公眾思想混亂，也可能引起要求我們在軍事上克制，而此時爭取迅速解決的最好辦法是顯示我們的堅定性。五月十五日，我交給多勃雷寧一封沒有署名的信，原則上同意重開全會。但是，為了避免引起不切實際的幻想，應當先同黎德壽舉行秘密會談，如果取得進展，全會就可恢復。我們的信中原有一段措辭強硬，警告說，如果北越在軍事行動上進一步升級，將會造成「最嚴重的後果」。多勃雷寧對於被要求轉達這一威脅表示為難，我就讓人把這一段帶刺激性的話打在另外一張紙上，稱之為「口信」。多勃雷寧收回了他的反對意見，接受了這一形式的口信。這便是折衝樽俎之士的小小勝利。
五月十七日，多勃雷寧告訴我，莫斯科已用最強硬的語言勸北越接受我們的程序建議。對此河內從未給予答覆——也許因為河內的計劃制訂者對這種新的挑戰缺乏應對的策略，也許因為他們擔心新的會談的失敗會導致戰爭的另一輪升級。
同時，我幾乎每天都同多勃雷寧見面，為最高級會談擬訂議程和日程。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者正在商定最後的文本。各種輔助性的談判正取得迅速的進展。五月十七日，多勃雷寧應邀在戴維營過夜。在同總統共進早餐之後，他對我說，莫斯科將不遺餘力地使最高級會談成功。然而，多勃雷寧提出，鑒於越南的關係，在莫斯科的公開歡迎不可能像原來計劃的那樣熱烈。這狡猾的一拳擊中了尼克松的痛處——在公眾關係的領域裡。（這也暴露了蘇聯群眾的所謂「自發性」。）
北京也表示有自己的優先考慮。五月十六日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在紐約同我談話時，重申了中國支持它的朋友的官方路線。但當我指出，我們至少已向北京發出六次警報，如果河內一定要以軍事來解決，那我們決心作出強烈的反應，黃華對此沒有表示異議。我們在越南的行動也沒有阻礙黃華邀請我在六月訪問北京。我們不僅在越南取得了行動自由，而且也能夠同時繼續締造我們外交政策的更大格局。
尾聲
新聞機構和國會很快就改變了立場，退回到原來的一些老生常談，只是抨擊「不分青紅皂白的」轟炸，並要求通過立法限期結束戰爭。有些人讚揚蘇聯人的克制，對尼克松勇氣的讚揚卻是寥寥無幾。
在越南戰爭的全過程中，我命裡注定要受老同事和新首長的兩面夾攻。那一階段，我最傷心最沮喪的遭遇也許是五月十七日，即我們去莫斯科之前三天，在白宮的羅斯福廳同七位名牌大學校長的會見。這些人都是最有名望的美國大學校長，他們實際上是來對我說，就越南戰爭來說，沒有什麼合理性判斷可言了。其中有一位抱怨說，現在進行的破壞是「為了不明的原因，為了誰都似乎不願捍衛的事業。」我試圖說明北越入侵以及更有甚者河內堅持要我們同他們搞在一起強行建立共產黨統治等問題，他就用大學生的情緒來作擋箭牌：「即使情況可能如此，戰爭正使大批青年對國家產生離心離德。」我回答說，我知道大學生的絕望情緒，但是「我們在政府裡的人有責任不僅要傾聽大學生的言論，而且要把它納入長遠的計劃之中」。我們願意採取「任何合理的步驟」，但把越南交給依靠暴力的敵人不是什麼合理的步驟。另一位問，他應當如何向大學生解釋戰爭的代價。我只能反問，在經歷了八年戰爭之後，如果我們替河內做了它自己所做不到的事，他將如何作出解釋。
但那是一次和聾子的對話。這些名牌大學校長對我們和北越爭論的問題的是非曲直不感興趣。他們是來發洩感情的。其中有一位說，即使西貢陷落，大學生中誰也不會真的介意。另一位承認我們的原則可能是「有說服力的」，包括「不讓一個集團支配另一個集團」的原則，但既然我們在別處沒有幫助同樣處境的人們，為什麼我們在越南非這樣做不可呢？換句話說，除非我們處處都捍衛每一條道德標準，否則我們就沒有權利在任何地區捍衛任何原則。但真正的問題歸結於他們關心的一樁更實際的事。他們中有一位承認：「如果戰爭繼續升級，我不知道如何繼續管理我們的大學……到九月份我們將面臨什麼？」對於這種推理方法，說服工作就無法做了。下面一段對話可資證明：
基辛格：「如果我們要為你們所關切的事效什麼勞的話，我們就得從軍事行動上來考慮。……停止援助進行自衛的人們——反對一個既英勇也殘酷的人民——在我看來甚至算不得是個道德問題……這次攻勢將建立新的力量平衡，不是偏於這邊就是偏於那邊。如果西貢陷落，新的平衡就成為事實。如果西貢沒有陷落，這也將是一個新的事實。北京和莫斯科的反應也是新的事實。如果攻勢失敗，他們就不能繼續下去。
「但是我們最好還是在爭論中體現一些同情心，最好不要主觀上假想我們之中有些人想要殺人，而另一些人對戰爭的痛苦享有專利，最好還是提高我們辯論的水平，尋找我們可以進行合作的事。在越南問題上我們永遠也達不成一致的意見。現在的辯論就像彼此錯過的兩列火車一樣，誰也不承認對面那列火車上也有嚴肅的人。
「我們認為——你們可能會覺得很古怪——我們要體面地脫身，這對於社會的健康和國際制度的穩定很重要。」
大學校長：「我們盡量在爭論中體現公平和理性——但這就要冒我們自己生命的危險。這是個事實。」
換句話說，全國最了不起的大學校長們已失去了對他們學校的控制，指望美國總統為了減輕他們的困難，改變一項涉及近七萬美國軍隊和世界上好幾個大國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國家政策，這還要以道德的名義來做，哪怕其公認的後果是把原來依靠我們的幾百萬南越人民拱手交給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拒絕和害怕的獨裁政權。對這些問題不加周密思考，現在充斥了大學校園的激情根本不聽理性的分析。認為美國總統應該負責維持大學秩序的想法是新奇的，尤其是這種想法來自見解開明的學者中間。這集中反映了我國社會中公共機構的領導人已失去威信，反映了中年人屈從於青年人，也反映了那些最應該講理性的人竟不再用理性講話了。
從營壘的另一方面，從尼克松那裡，我經常受到訓斥，因軍方在進行戰爭中魄力不足、心腸不狠而受到責備。五月九日，他給我下達了一個備忘錄，要我尋找新的方法用空中力量打擊敵人：
我們有力量摧毀敵方的戰爭能力。唯一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有使用這種力量的意志。我同約翰遜的區別在於我有充分的意志。如果我們現在失敗，那只是因為官僚們和官僚機構，特別是國防部裡的官僚們——他們當然得到國務院中同僚們的大力支持——會設法侵蝕我已經表示要採取的強硬和決定性的行動。這一次，我要軍方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提出他們自己的意見，而且是建議採取很強硬的、咄咄逼人的和有效的行動的意見。[10]
五月十日總統又下了一道專橫的命令，這只是許許多多專橫命令中的一個，表示他相信心理戰的效果。同往常一樣，他荒誕地過高估計中央情報局在這一地區的能力。他想要放出風聲，說整團整團的北越部隊被消滅，北越的士氣正在崩潰。尼克松認為中央情報局對這些事「完全缺乏想像力」。五月十三日的一份備忘錄稍微降低了原來強硬的調子說，派往越南的三個新的空軍中隊應該使我們能撤出增援部隊，從而加快我們的撤軍計劃。到五月十五日，尼克松提議我們集結在南越的所有坦克在可以有效使用的地區「對敵人發動至少一次突然進攻」。他猜想——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些想法不會都得到穆勒、艾布拉姆斯、黑格和我的讚賞，但他要黑格和我回憶巴頓和麥克阿瑟的打破常規的非凡才能，並勸我們讀一段丘吉爾的鼓舞人心的文章。他有理由地悲歎，軍方在遭受文官當局多年領導無方之害後，在得到更大自由的時候也不能發揮想像力作出響應了。（他承認艾爾·黑格「當然是個例外」。）五月十八日，黑格得到了應得的榮幸，收到總統的一份備忘錄，命令當總統一行在莫斯科期間，轟炸仍將繼續。（黑格奉命留在華盛頓。）尼克松寫道，在訪華期間，他曾限制轟炸，這次他不能重犯同樣的錯誤。在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之後，他要用B-52轟炸機對河內一海防地區進行更多的空襲。五月二十日星期六，就是我們出發前往莫斯科的那一天，又給黑格留下了一份很長的備忘錄，對尼克松出國期間針對北越的軍事行動下達了進一步的指示。他不想讓報界有任何根據去亂說，我們在這一階段「鬆弛下來了」。他要進行「無情的空襲」，而且希望要大加渲染。
尼克鬆緊張的神經也該有機會得到一些鬆弛了。儘管他有種種弱點並好虛張聲勢，事實是他行動大膽並取得了出色的勝利。他向蘇聯，並在較小程度上也向中國發出了挑戰，結果同兩國都改善了關係。他防止了南越在軍事上的崩潰，要是南越一九七二年在軍事上崩潰的話，就會從根本上影響到這些關係以及我們外交政策的整個格局。對於是否取消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一事，在經過幾個星期不耐煩的考慮之後，他最後選擇了較聰明的策略，利用蘇聯在開成最高級會談上所下的賭注來抑制蘇聯的反應，在越南贏得了行動自由，並使我們建立更為建設性的美蘇關係的耐心努力終於取得成果。
回過頭來看一看，所有的發展似乎都是必然的。實際情況是，我、我手下的蘇聯問題專家、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都預料蘇聯會取消最高級會談，總統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作出決定的。（不過，我曾主張採取軍事行動，因為在明顯的軟弱無能的條件下舉行最高級會談是不值得的。）危險沒有發生這一點，無損於尼克松甘冒風險的勇氣。
事後可以看出，為什麼蘇聯不願同我們對抗。面對風雲變幻的世界，克里姆林宮已懂得美蘇關係的極端重要性。不管我們在國會中會遇到什麼樣的麻煩，我們看來會在真正的軍備競賽中佔優勢——即使不是立即如此，當美國公眾的情緒在日益緊張的形勢影響下發生變化時肯定會如此。在蘇聯人的心目中，「聯繫」並不是口頭上隨便說說。取消最高級會談會使蘇聯墮入最可怕的夢魘：美國同北京建立了關係，而沒有同樣的美蘇關係與之保持平衡，這也會破壞蘇聯的整套歐洲政策。三十年來，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莫斯科對德國問題一直心事重重；勃蘭特的東方條約在德國議會中就要作出決定，但它們的命運正處於一髮千鈞之際。我們的行動將起關鍵的作用。一場新的冷戰幾乎肯定會破壞勃蘭特的整套政策；蘇聯小心翼翼地制定的歐洲戰略將毀於一旦。取消最高級會談也會危及蘇聯的經濟前景：勃列日涅夫已作出戰略決策，要尋求同西方特別是美國進行貿易，並獲得它們的技術；如果沒有最高級會談，這個希望也就成為泡影。在中東等其他許多關鍵地區，對抗的時代給蘇聯領導人展現了不愉快的前景。
克里姆林宮瞭解自己的弱點，因此割斷了與地球對面難以駕馭的小盟友的緊密聯繫。莫斯科繼續準備舉行最高級會談。等於幫助我們抵消了國內的反對，這樣我們就可以放手行動來擊潰北越的攻勢。我們的緩和戰略——對蘇聯兼施威脅和利誘——使我們有可能不受拘束地、體面地從越南脫身。尼克松可以不失尊嚴地前往莫斯科，因為我們沒有犧牲那些信賴我們的人；他可以信心十足地前往莫斯科，因為我們外交政策的連鎖格局已經頂住了異常大的壓力；他可以滿懷希望地前往莫斯科，相信我們正為全球均勢奠定基礎，這種均勢能給焦急不安的熱核世界帶來安全和進步。
[1]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紐約時報》。
[2] 尼克松四月三十日給我的備忘錄的節錄，見《尼克松回憶錄》（紐約：格羅塞特和鄧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九三至五九四頁。
[3] 見《尼克松回憶錄》，第五九四頁。
[4] 朗方（L'Enfant），建築師。——譯注
[5] 我沒有出席五月八日的領導人會議。對這次會議的敘述見威廉·薩菲爾著《下台以前》（紐約：加登城道布爾戴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四二二至四二七頁。
[6]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三日的《國會季刊》中引用了參議員們的話。
[7] 一九七二年五月九日《紐約時報》社論。
[8]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和《波士頓環球報》的社論。
[9] 見馬文·卡爾布和伯納德·卡爾布著《基辛格》（波士頓：利特爾和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四年版），第三一頁。
[10] 《尼克松回憶錄》中引用了這個備忘錄，見第六六至六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