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在克里姆林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六早上，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我們乘「空軍一號」專機前往莫斯科，當時的情緒樂觀，甚至有些興高采烈，並沒有過分低三下四的感覺。儘管河內以及我們國內反對派發起了攻勢，但我們堅持了自己的立場。我們是不失尊嚴地前往莫斯科的。由於上個月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事件，我們得到了少有的公眾一致的支持。保守派因為我們在北越港口佈雷而欣喜，他們認為，美蘇最高級會談的舉行表明蘇聯作出了讓步。自由派看到最高級會談終於舉行也感到鬆了一口氣。誠然，有一些社論撰寫人感到擔心，我們可能正在走入一個類似使一九六年赫魯曉夫-艾森豪威爾巴黎最高級會談突然落空的陷阱。[1]然而，登上專機的我們都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
在赫爾辛基，美蘇兩國人員正就限制戰略武器進行談判，他們差不多每天都解決一些爭議中的問題。在我四月份莫斯科之行期間，我們實際上已經同勃列日涅夫商定要發表一個聲明，規定解決國際糾紛的原則。最高級會談的舉行，是我們四年來堅持「聯繫」原則的勝利，這個原則就是：光談判軍備控制還不夠，還要涉及蘇聯援助越南以及蘇聯在中東應採取克制態度的問題，這些是美蘇在其他領域中取得進展的必要的先決條件。最高級會談是有時限的，迫使我們抓緊時間除了達成關於限制戰略武器和兩國關係原則這兩項重要協議以外，還談成了一系列別的協議。兩國領導人基本上沒有參加這些問題的實際談判。有幾次出現僵局時，通過多勃雷寧和我這條「渠道」也就迅速解決了。由於雙方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希望在最高級會談上簽署一份事先準備好的文件，這促使雙方都表現出一種妥協精神。結果搞出了六項實務性協定供雙方領導人簽署，即：保護環境合作協定、醫學衛生合作協定、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層空間的合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建立海上船舶避碰規則以防止海上事故的協定以及建立美蘇聯合經濟委員會。
然而，即使正式簽署了這些協定，也不足以消除衝突的根源，而美國國內對於這種根源是什麼的問題也存在深刻分歧。自由派在當時（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一書發表之前）傾向於認為，蘇聯人現在已經成熟了，會願意完全通過外交來清理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陳年舊賬，大不了只要我們自己盡力表現善意，剩下為數不多的緊張局勢的真正原因也是不難消除的。保守派則對最高級會談感到不安，總之，他們寧願高喊反共口號，好像憑這些口號就可以摧毀蘇聯帝國的城牆似的。他們沒有考慮，在我們國內因越南戰爭而出現的歇斯底里氣氛中，我們如何能長久地採取這種做法。我們的看法既不同於自由派，也不同於保守派。我傾向於保守派對蘇聯動機的分析，在策略上我盡力採納自由派的某些意見。總統動身之前，我為他準備了一份備忘錄，綜述了蘇聯在世界各地的政策，說明以下的嚴峻情況：
美蘇兩國從根本上改變兩國關係的前景並不光明。當然，如果簽訂一項限制戰略武器協定將表明兩國關係取得一些進展，並預示今後兩國關係將較為正常，特別是如果經濟關係能有所改善的話。這兩個問題與蘇聯利害攸關，將促使它同美國建立一種不那麼動盪的、更為穩定的關係。與德國簽訂的條約得到批准、柏林協議開始實施後，也將促使蘇聯更加關心同有關國家保持穩定的關係。
另外，在歐洲地區，蘇聯人感興趣的是有助於自己勢力範圍的安全，而不是真正解決歐洲問題的安排和協議。中東和亞洲的利害衝突將是長期的。
由於蘇聯政權的意識形態及其國內政治結構方面根深蒂固的原因，蘇聯的對外政策將仍然是同西方尤其是同美國相對抗的。蘇聯領導人及其任何可能的接班人具有世界大國的野心，而且他們相信自己有力量用物質資源支持這種野心，這些都表明蘇聯將越來越加強對西方利益提出挑戰，而且在某種情況下將甘冒在此之前看來是太大的風險。
但是猶豫是不行的。我們不得不執行一種複雜的政策，隨時準備對付蘇聯的擴張主義，同時希望局勢可能好轉。但這種政策會遭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夾攻。我們不要讓蘇聯獨家代表世界人民渴求和平的願望；而如果美國被看成是世界緊張局勢的根源，那我們就不能維持在自由世界的人民中道義上的領導地位，因為不可避免的事實是，核武器的出現要求我們利用哪怕最微小的機會，來促使雙方保持克制態度。如果我們堵住蘇聯人的一切擴張機會，並隨時準備同他們進行真正的合作，我們就有可能培養克制的習慣，而帶來更富有建設性的前景。
五月二十一日，我們為了適應時差，在薩爾茨堡停留了一天。我在這裡給記者吹風時，著重談了上面的意思，我說：兩個擁有全套武器裝備的大國，應該「以和他們的力量相稱的遠見」來指導自己的行動。
我們在薩爾茨堡的住處堪稱我們進入莫斯科前的壯觀的序幕。我們住在城外約十英里處的克勒斯海姆城堡，裡面有高大的巴洛克式大廳和幽雅整齊的花園。有一道籬笆把記者們隔開，只給他們一次機會拍攝尼克松和我兩人沉思地漫步在整齊的樹籬之間的碎石路上的鏡頭。我現在不記得當時我們在討論什麼，但是在那種場合，我們往往是談論棒球賽，而不是什麼深奧的國家大事。
尼克松會見了奧地利總理布魯諾·克賴斯基。克賴斯基為人精明，眼光敏銳。他常通過在鬧糾紛的國家之間進行撮合，成功地把奧地利形式上的中立變成超過其力量的影響力。這種平衡術之所以奏效，應當歸功於他八面玲瓏，腦筋靈活，掌握分寸恰到好處。他遊歷很廣，對人對事有極精闢的見解。此人極有風趣，他審時度勢的眼力遠遠超過許多較強大國家的領導人。歷史上不平衡的現象之一就是某些國家的力量和它的領導人的才能不相稱（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就是當代另一個突出的例子）。克賴斯基和尼克松有說有笑地就國際形勢交換了看法。克賴斯基作為一個政壇老手，不得不欽佩這位在競選中敢於孤注一擲並獲得了成功的人。尼克松後來說，他希望克賴斯基能同某些幅員較大的歐洲國家的社會黨領導人交換位子，尼克松認為那些人的眼光和堅定性是差勁的。
我們在薩爾茨堡時得到消息說，勃列日涅夫最近加強了他在國內的地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正式批准他關於舉行最高級會談的決定。烏克蘭黨首腦彼得·謝列斯特被開除出政治局，同時被降職為副總理（在共產黨國家裡，黨內職位要比政府職位重要得多）。這件事使會議具有重要意義。謝列斯特被認為是一個有影響的強硬派，勃列日涅夫通過把此人搞下台向蘇聯統治集團顯示他自己是總管。這一人事變動提高了我們在談判中的地位，因為勃列日涅夫現在處於更大的壓力之下，必須在最高級會談上取得重要成果。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我們出發前往莫斯科。這時尼克松情緒很好，雖然他仍在擔心如何拿出「美蘇關係基本原則」宣言，因為羅傑斯國務卿還不知道有這個宣言。我告訴尼克松說，我將設法使勃列日涅夫在提出這個宣言時，裝作這個宣言是在最高級會談上產生出來的樣子。老實說，我對蘇聯人能否做得不露破綻，也是缺乏信心。不過尼克松只好同意，他暫時還感到懊惱，準備像在杭州突然拿出《上海公報》時那樣忍受羅傑斯再發一次雷霆。
在其餘的時間裡，尼克松研讀了我的工作班子和國務院合編的大量背景材料，專心致志地為最高級會議進行準備。有一份備忘錄分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處境，建議尼克松避免使對方感到我們處於壓力之下，「必須在這次為期一周的會議中解決所有問題」。第二份備忘錄具體介紹了蘇聯政治局內鉤心鬥角的情況。第三份介紹了勃列日涅夫的為人和他要達到的目標，並把他同中國領導人作了對比：
勃列日涅夫一夥領導著一個在許多方面與我國勢均力敵的超級大國。他們講話的份量來源於蘇聯在當前戰略力量上與美國處於平等地位。而中國領導人的力量來自中國的悠久歷史和它必然要實現的未來兩者的結合。
鑒於中美關係當時發展的階段和特點，周恩來可以同我們大談歷史和哲學。而勃列日涅夫則要談具體問題，如：歐洲安全會議的程序，限制戰略武器協議的主要內容，在海防港佈雷，以及中東地區畫線，等等。顯然他不會像葛羅米柯那麼瞭解一切具體細節，但人們會很詳細地向他匯報，這樣他將充分掌握情況，準備在具體問題上同你周旋。他需要取得成果和談成協議；但在這一過程中，他也會毫不猶豫地進行策略上的討價還價。
尼克松在材料上勾勾畫畫，還向我提了一些尋根究底的問題。他讀了四月份我和勃列日涅夫會談紀錄的提要。但他這次不像北京之行時那樣緊張和提心吊膽。他瞭解莫斯科，因此信心較足。另外，他心中有數，這次要談的主要問題，在我四月份訪蘇時，以及通過各有關部門的談判，已經基本解決了，這一點當時還沒有對外公開講。尼克松的主要任務將是同蘇聯領導人縱談天下大勢，而這正是他的所長，他當然相信自己應付得了。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我們的座機在莫斯科降落。在這一整天裡，太陽都沒有決定是否露面來參加抵達儀式。它對於最高級會談的最後判斷，就如同美蘇關係一樣令人捉摸不定。在我們抵達之前，太陽一直躲在雲層裡，因而抵達儀式是在濛濛細雨中舉行的。歡迎儀式剛一結束，雨就停了。我們到達克里姆林宮時，莫斯科春季那北國的微光照著幾分鐘之前才升到塔頂上的美國國旗。這國旗表明了一個非同一般的情況，即一位美國總統下榻在這裡。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尼古拉·波德戈爾內和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到機場迎接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按外交禮儀辦事，他是黨的總書記，不必在這種場合露面。他幾乎從來不去機場歡迎非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然而，一些經驗豐富的新聞評論員一看機場上沒有他，認為必有文章。歡迎儀式的氣氛不像在北京時那樣拘謹。顯然是上頭佈置下來的，要搞得比北京的歡迎儀式熱一些，但又要不致引起河內的不快。在停機坪的一邊有為數不多的人在揮舞著紙旗，各界要人則列隊排在停機坪的另一邊。可以讓心理學家來判斷中蘇兩種做法，哪一種顯得更為冷清，是北京那空曠的停機坪呢，還是這裡小得可憐的群眾場面（這說明壓到了最低的規格）。這個歡迎儀式是蘇聯強暴的力量和表面上的效能的絕妙的混合物，使人隱約感到這部了不起的機器只要出一些小毛病，就會全部停止轉動。威武的儀仗隊剛剛列隊走過，我們就被人亂哄哄地帶領到長長的一排停放著的蘇聯吉爾牌轎車跟前，這種轎車外形像一九五八年美國帕卡德牌車子，坐在上面使人覺得它的底盤就像蘇聯輕型坦克所用的一樣。
莫斯科寬闊的大街上實行了戒嚴，我們的車隊由約五十輛轎車組成，向克里姆林宮急駛，好像決心要超過我秘密訪問那次的車速，而且大概是超過了。公共汽車封鎖了所有的小街道，防止「群眾」向美國總統表示敬意。不時可以看到路障後面一群群的人好奇地探望著，但我們離他們太遠，無法看清他們的表情。
克里姆林宮令人產生陰森森的感覺。人們總覺得這裡令人生畏的城牆反映著它所經歷的那些充滿殘暴事件的歷史。然而從審美觀點看，卻是另一種情況。這裡本來是莫斯科城堡，到了十五世紀，經過意大利建築大師們的改建，變成金碧輝煌的宮室，它艷麗的色彩和古典的建築風格使得生活在嚴冬中的俄羅斯人可以短暫地領略到一種不那麼嚴酷的環境。高踞於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像一座鼓舞著疲憊不堪的旅遊者的美麗的海市蜃樓。黃褐色的宮殿正面，飾有白色貼臉，從紅磚城牆牆頭微微露出。人們走進那寬廣的庭院，要不是迎面看到許許多多金色尖塔聳立的典型中世紀教堂，就會恍如置身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市。至於那個半現代主義的大會堂，完全是新斯大林主義建築師們硬塞進比例勻稱的廣場裡的醜八怪。但是它的大理石和玻璃組成的不協調的結構並未能破壞克里姆林宮整個佈局的和諧，這要大大歸功於當初那些設計師的匠心。
尼克松就下榻在沙皇昔日的宮室裡。那裡還有一個珍寶館，陳列著價值連城的珠寶、衣袍和馬車，以及其他沙皇時代珍貴文物，如：伊凡雷帝的寶座、鮑裡斯·戈杜諾夫的盔甲、葉卡捷琳娜二世的袍服、法貝爾基的蛋[2]，等等。蘇聯政府設置這個珍寶館，其用意大概是為了發揚民族自豪感，同時通過陳列品的說明，來提醒公眾牢記這些財寶是通過剝削獲得的。總統的下榻處是在一條長廊的一端。長廊上陳列著擺設用的大花瓶，勃列日涅夫曾十分得意地向我炫耀過這些花瓶。由於受到精心保管，花瓶仍然亮澤如新。不管是誰負責擦拭這些花瓶，他肯定是大力支持接待我們訪蘇的決定，儘管我們在印度支那採取了那種行動。總統住的那套房間十分豪華，配有精緻的洛可可式傢俱。要通過幾間會客室才能到達總統的寢室。白宮高級官員住在隔著一個庭院的平行的一排房間裡。他們的窗子朝外，景致較好，但房內陳設不那麼華麗。傢俱是共產黨時期製作的，也就是說式樣笨重，不很舒適。羅傑斯住在紅場附近新建的俄羅斯飯店裡，乘車約五分鐘即可到達總統下榻處。不瞭解情況的人會覺得這段距離很近。但是這比北京國賓館那兩幢相挨的樓房更加加深白宮和國務院之間心理上的鴻溝，就好像羅傑斯是遠在西伯利亞似的。
這樣華麗的總統行宮，可惜並不適於處理公務。我們的保衛人員認為房間裡肯定裝有極先進的竊聽器。但尼克松不肯開動防竊聽干擾器，因為他受不了這種嘈雜聲。結果每逢要商量真正機密事情時，我和他只好鑽到停在外邊的美國轎車裡，指望它的防彈玻璃窗能擋住瞄準汽車的電子設備。
但是我們剛剛抵達莫斯科，還不大在意這個問題。克里姆林宮的歷史以及他是訪問蘇聯的第一個美國總統，使尼克松心頭別有一番感慨。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前來寒暄了幾句，就告辭了。最高級會談終於開始了。
問候和會晤
過了約一小時，就在歡迎宴會前一會兒，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兩人第一次會了面，這大概是倣傚毛澤東的做法。勃列日涅夫堅持要單獨會見尼克松。尼克松按照自己以往的做法，沒有帶國務院的翻譯。而這次我也被排除在圈外了，我對此感到不是滋味。他和往常一樣，沒有口述正式記錄，只是口頭向我吹了吹風。我不得不請求蘇方那位高級翻譯維克托·蘇霍德列夫複述當時的談話內容，叫我的秘書朱莉·皮諾速記下來。顯然他絕不會使人覺得他的領導人在這一次談話中居於下風，這使我想起迪安·艾奇遜的一句名言：任何人在自己整理的談話記錄中，絕不會如實反映自己在辯論中失利的情況。蘇霍德列夫把這次會晤介紹得好像大部分時間是由勃列日涅夫一個人作長篇獨白。他一上來就說，鑒於美國在越南的行徑，蘇聯方面同意和美國舉行會晤是不容易的。這種說法聽起來有些道理，但是在一個星期的會談中天天重彈這個老調，未免令人生厭。蘇方主持會談的領導人老是用這段話作開場白，言下之意就是：美國應當對蘇聯的克制態度給予報答。
勃列日涅夫強調他十分重視從根本上改善美蘇關係，因此他宣稱他把「美蘇相互關係原則」看得比擬議中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更重要。他說參加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雙方代表所提出的區區小事「何足掛齒」。這一番表白也可能是真實思想，也可能是作戲。為了渲染最高級會談的作用，兩國領導人往往裝做好像多虧他們親自過問，終於打破了沒有頭腦的下級官員所造成的僵局。勃列日涅夫強調他對歐洲安全會議感興趣。幾周以前他曾突然向我提出雙方簽訂一份互不使用核武器進攻對方的協議，現在他又向尼克松提出這個問題，想看看他的反應如何。
尼克松這時並不急於談判具體問題。他引述勃列日涅夫四月份和我會談時講的一些話，很想以此顯示自己進行了多麼充分的準備。他避開越南問題。他表示「原則上」同意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他說剩下的只是程序上的若干障礙。這句話可以作任何解釋。他把討論禁止使用核武器的事推給了我，弄得我又要在一年時間裡忍受蘇方的胡攪蠻纏。他還示意準備討論中東問題。這兩位領導人都不是因為擅長於處理具體事務而身居高位的，這時他們所能達成的一致看法就是雙方的官僚機構都不可靠和不靈。尼克松向勃列日涅夫建議還是像戰時那樣，重大問題由國家首腦拍板，下屬官員只要具體貫徹就是了。尼克松說：「如果一切決定都讓那班官僚去做，我們別想取得任何進展。」勃列日涅夫笑著附和說：「他們一定會把我們埋在文件堆裡。」
兩位領導人發現彼此在這一點上有共同看法後，又互相介紹了一些自己國內的麻煩。勃列日涅夫說他不能不讓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參加大多數的會談；尼克松回答說，羅傑斯還不知道有這個「相互關係原則」呢。他請勃列日涅夫幫忙，在提出這份文件時照顧一下美國官場的程式。勃列日涅夫對此心領神會，欣然答應。
國宴原定在晚上八時開始，但由於這兩位領導人的會晤沒有結束，參加國宴的客人只好等著。這倒也好，使人以為雙方已在討論重大的問題。宴會在克里姆林宮的多稜宮內舉行，這是十分精緻的十五世紀建築物，有穹窿形天花板，四牆全是宗教壁畫。因為地方較小，客人比中國歡迎宴會少，大約有二百人，包括蘇聯的上層領導人物和雙方代表團的正式成員。這裡的宴會不如北京那樣井井有序，像是亂紛紛的家庭聚會。大家在等候首腦的時候，漫無目的地走動，但基本上雙方代表團各自待在一起。蘇聯領導人到達的時間不一。沒有搞列隊迎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終於出現了，他們見到熟人時說說笑笑。這時不再舉行什麼儀式，大家入座就餐，比原定時間晚了約一小時。
尼克松和波德戈爾內（按照禮儀，他的地位同尼克松相當）發表了冗長但無特別內容的祝酒辭。波德戈爾內重申蘇聯致力於和平共處，宣稱這是自從列寧時代以來指導蘇聯行動的準則。我們原希望蘇聯會宣佈改變它的一些做法，因為沿用舊章並不是沒有危險的。波德戈爾內沒有回答這樣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蘇聯是把緩和緊張局勢作為一種策略運用於改變世界均勢的長期鬥爭呢，還是真正要改變它的政策？
尼克松答辭的主旨是，我們要努力進入大國真正實行克制的時期。同在北京時的言論相比，此刻他沒有採用誇張手法。他表示希望這次最高級會談將以它的成績而不是氣氛留在人們記憶中。他說：
我們應當注意到，核大國負有嚴重的責任在任何危機中採取克制態度，並採取積極的行動避免直接的對抗。
巨大的力量帶來巨大的責任。正是在責任沒有伴隨著力量而來的時候，和平就會受到威脅。讓我們的力量始終被用來維護和平，而永遠不被用來破壞和平。
我們還應當認識到，大國有責任影響陷於衝突或危機的其他國家，使它們的行動變得溫和。
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就這樣吉利地開始了。然而，它從未像北京最高級會談那樣緊湊，而是比較雜亂無章。我們同中國之間沒有多少實務關係，因此北京那次最高級會談可以集中於建立哲理和心理上的聯繫，以便根據對國際形勢的共同理解來協調各自的政策。但是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卻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美蘇兩國在地緣政治上正進行激烈的競爭。另外，蘇聯領導人心裡很虛，對一些難以捉摸的問題掌握不了，因此他們對於理論性的討論缺乏自信。這些人是靠無情的清洗同夥中的競爭者而起家的。他們對自己人都不信任，怎麼能信任資本主義的政治家呢。集體領導制度使他們更不自在。錯誤的決定如果是集體做的倒還罷了，如果是因為某個人過分信任誰而出了問題，那就不可饒恕了。因此，蘇聯領導人總是要靠文件和書面的解釋來求得萬無一失。哲理的討論使他們明顯地感到神經緊張；他們覺得這樣的討論不是隱藏著詭計，就是施放煙幕；他們總是急於把討論引向具體問題，爭取能簽訂具體協定。但由於談判過程中太斤斤計較，即使達成了書面協議，也是互不連貫，激不起人們的善意。給人的感覺是，只有形成文字的東西才會得到遵守（如果真能做到的話），而沒有形成文字的就完全不算數。對於蘇聯領導人來說，所謂文件的「精神」是毫無意義的。
實際上這就意味著尼克松和蘇聯領導人的會談缺乏一個中心主題。雙方在越南問題上有過一次唇槍舌劍的會議，此外陸陸續續談了幾次，東拉西扯的，內容包括歐洲、中東和經濟關係等問題，既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也沒有談出什麼深刻的政治見解。總之，無非是把雙方通過私下渠道反覆磋商寫出的東西不作多大改動就拿來正式宣講一番罷了。內容有的是已談成協議的概要，有的是要達成的協議的提示。剩下來不及談的問題，一股腦兒交給我和葛羅米柯。我們兩人只好天天開夜車。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總統去列寧格勒參觀，我留下和葛羅米柯會談了一整天；五月二十八日總統在準備向蘇聯人民發表電視演說的講稿，我們又在會談。
最高級會談的時間表本身就夠亂的了，再加上蘇聯方面訂的日程頂多只能供參考。印在我們日程表上的會談時間基本上不算數。有時，因為蘇聯領導人內部研究問題，出席政治局會議或者乾脆不露面，我們不得不等上幾個小時。哪怕雙方事先說好了開會的時間、地點和要討論的內容，也總是不算數。（僅僅蘇聯最高領導人是這樣，葛羅米柯外長卻是很遵守時間的。）人們鬧不清楚，無數次的拖延以及不斷改變會談的題目，究竟是搞心理戰呢，還是僅僅反映了蘇聯的工作作風。總之，在我同蘇聯高級領導人的交往中，他們的做法一向如此。一九七三年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那一次，在整個按日程應該是與總統舉行會談的時間裡，他卻坐在戴維營住處的陽台上（從那裡完全可以看見尼克松的住處），一直在和自己的顧問談話，而讓總統等了足足兩個小時，連一句解釋或道歉的話都不說。也是那一年，我去訪問莫斯科時，原定的一次會見讓我足足等了四個小時還沒有動靜，於是我對蘇聯的一位禮賓官員說，我不如乾脆在莫斯科休假過冬算了。這句氣話到底起了作用，不到半小時勃列日涅夫就露面了（也許他這時本來已準備好了）。每逢出現這種意外的耽擱，多勃雷寧總要設法前來陪著我，笑容可掬地打圓場，不過他顯然不能夠也不願意透露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日程表上每天都規定舉行一次儀式，通常定在下午五時，簽署那些事先已談妥的事務性協議。蘇美兩國代表團全體成員到時在克里姆林宮內富麗堂皇的聖·弗拉基米爾廳後邊的一個大房間裡集合，還有一群新聞記者、攝影師、官員和旁觀者等候舉行簽字儀式。這個休息室好像是一個暴發的產業巨頭的娛樂室：盆花的陳設看不出有什麼規格，雜亂擺著一些笨重的傢俱。這些傢俱費錢不少而毫不雅致。美蘇兩國代表團很尷尬地分開待在房間的兩個對角里，蘇聯的辦事人員大概毫無同非共產黨國家的外國人接觸的經驗，根本不懂得在非正式或個人接觸中如何行事。他們優雅的風度不足，卻有一股子愣勁。一得到信號說籤字的時間到了，他們就以俄羅斯人特有的不顧一切的蠻幹精神硬搶在驚愕的客人前面擠過門道，就好像事關蘇聯國家的威望，非搶在美國代表團之前到達簽字的現場不可。這種愛國精神的確可欽可佩！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裡，每次舉行簽字儀式時，蘇聯代表團（不論人員的組成多麼不同）總是搶先入場，這一點必須載入史冊。每次出席簽字儀式的競走中他們總是冠軍。
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二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時，就暴露了蘇方日程安排方面漏洞百出。會議在聖凱瑟琳大廳內舉行，這個宮很寬敞，金碧輝煌，傢俱不多，四周有精緻的燭台，一張長條桌上鋪著米色呢子，兩邊擺著雕花椅子。美國人從這間長型房間的一端進來，蘇聯人則從另一端進來。兩國代表團見面後，亂作一團，各人很費勁地找到自己的座位，面對面坐定下來。美國方面，尼克松坐當中，羅傑斯和我坐在他的兩旁；白宮和國務院的全套人馬都參加會談。尼克松在這樣的場合肯定不會講出什麼有意義的話來。勃列日涅夫坐在蘇聯高級官員的中間，兩邊是波德戈爾內和柯西金。此外，蘇聯代表團中還有葛羅米柯、多勃雷寧和譯員蘇霍德列夫。桌子中間放著一排冒著氣泡的格魯吉亞礦泉水和水晶杯子，這彷彿是一條疆界，把桌子分成兩邊。照例讓新聞記者和電視攝影記者照了幾分鐘，然後最高級會談的正式會談宣告開始。
會談一上來就碰到了沒有預料到的問題。我們原先以為首次會議主要談歐洲問題，因此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員為總統準備了這方面的資料。可是會上根本沒有談到歐洲問題。這使得那些準備材料的工作人員對蘇聯十分反感。作為總統的謀士，被弄得在自己上司面前顯得缺乏先見之明，其惱怒可想而知。
勃列日涅夫致歡迎詞時重複了很快成為老一套的話，即蘇聯同意舉行這次最高級會談是「很不容易」的。接著花了半個鐘頭時間向其他與會者介紹雙方通過私下渠道早已談妥的決定事項。勃列日涅夫建議每天下午舉行一項協定的簽字儀式。尼克松表示贊成，說這樣一來，每天莫斯科的晨報就有新聞可以報道，而美國的電視台也可以每晚播放簽字儀式。至於尼克松暗示莫斯科的報紙需要他的幫助才找到新聞可刊印，勃列日涅夫聽了作何感想，那只有等到他的自傳出版後才能知道了。然後尼克松談了一陣他自己如何重視這次最高級會談。他很巧妙地使對方懂得雙方繼續存在分歧，指出他本人素有「冷戰武士」的雅號。柯西金冷冷地插話說，他以前似曾聽到過這類傳聞。
甚至當談話的內容轉到經濟關係和限制戰略武器問題時，也沒有停止打趣。勃列日涅夫半開玩笑地說，如果美國以百分之二的利息向蘇聯提供為期二十五年的三四十億美元貸款，美蘇關係就會得到很大的發展。柯西金插話說，這樣的話蘇聯就可以向美國提供大量真正的伏特加酒，這種酒比我們美國人常喝的那種由移民釀的伏特加酒好得多；勃列日涅夫建議說他要和基辛格合辦一個公司。尼克松回答說我已經掙夠了錢。我不知道他從哪裡得到這種錯誤的印象。
尼克松不大喜歡這種閒聊，因此他很快把話題一轉，談起貿易、貸款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進展三者互相聯繫的問題。他說如果能簽訂一項限制戰略武器協定，那就有助於他爭取國會支持發展美蘇貿易關係。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堅持說貿易有它本身的重要性。冷不防波德戈爾內突然插話說，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比貿易關係更為重要，因為它關係到國家的安全。勃列日涅夫表示同意，但又補充說貿易問題是「人民最為關心的問題」。然而波德戈爾內還不肯罷手，他重申限制戰略武器問題是更為困難、更加重要的。這時羅傑斯發言重複尼克松所說的，除非雙方就其他一些問題也達成協議，否則就很難得到國會支持給蘇聯以最惠國待遇。波德戈爾內仍堅持說，貿易固然重要，但限制戰略武器問題更為重要。柯西金終於改變立場，強調指出：當美蘇兩家實際上仍然壟斷著核武器時，達成一項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是很重要的；的確是「沒有其他替代辦法的」。尼克松為了避免羅傑斯像在杭州時那樣大發雷霆，就建議由葛羅米柯和羅傑斯來談歐洲安全問題，這也就暗示著其他一切問題概由我來處理。勃列日涅夫心領神會，於是建議由葛羅米柯和我主持限制戰略武器問題的會談。他十分策略地補充道，我們兩人在工作過程中不妨也研究一下指導我們兩國關係的總原則。勃列日涅夫還提到，雙方在赫爾辛基進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代表還有一兩個問題未達成協議，他建議由他和總統於下午四時來討論這些問題。例行公事終於辦完，第一次全體會議達到主要目的後，便休會了。葛羅米柯顯然是個倒霉人，因為他奉命既要分別同美國兩個官僚機構談判，還要參加每次的全體會議。
這次全體會議為以後各次會議定下了調子。除了限制戰略武器的討論和關於越南問題的最後一次短會以外，在其他場合，蘇方概由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和勃列日涅夫組成的三駕馬車同時出場。通常總是由勃列日涅夫代表蘇方開場，但他極力表現出，他是徵得了同事們的同意的，並給他們充分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波德戈爾內發言古怪，至少對美方來說，他是難以捉摸的。柯西金比較穩重，發言能說到點子上，勃列日涅夫講完開場白，就由柯西金主談經濟問題。有一次全體會議，勃列日涅夫沒來，就由柯西金主持。
美方談判人員的組成取決於談判的內容。因為蘇聯人不斷變換談判的題目，因而有一次竟為安排對口人員參加會議亂成一團。我參加了所有的高級會談，而且也是參加限制戰略武器問題和越南問題會談的唯一高級顧問。羅傑斯、彼得·弗拉尼根（總統的國際經濟事務助理），還有龍·齊格勒參加了五月二十三日第一次全體會議以及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的會議，討論經濟問題。羅傑斯和他的國務院的顧問們參加了五月二十四日討論歐洲問題的會議。五月二十六日討論中東問題時，蘇聯領導人全體出席，而我方卻只有三個人出席：總統、我以及作為記錄員參加的彼得·羅德曼。在這次最高級會談期間，國務院人員顯然比北京那一次參加了更多的會談，所以我們避免了曾經在北京最高級會談末期造成不愉快的那種內部爭吵。
蘇聯的權力結構：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
和蘇聯高級領導人舉行的這些會議儘管不得要領，但卻使人看到了蘇聯權力結構的一些有趣的情況。勃列日涅夫雖然在政府裡沒有職務，但顯然是首腦。不過他似乎仍需要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撐腰，和他共同掌管政治局。不管怎樣，他竭力表現出和他們一起決策的樣子，甚至還堅持讓美方在邀請蘇聯領導人回訪美國時提到他這兩位同事的名字，這一邀請是包括在公報內容裡的。在軍事方面，勃列日涅夫作為國防會議主席看來握有全權。因此他單獨一人與尼克松討論限制戰略武器事宜。關於越南問題，他似乎也有決斷權，這說明蘇聯和河內的關係主要是作為黨務來處理，只有一次例外，那一次他們三人聯合起來壓尼克松，柯西金表現得最激烈。
在勃列日涅夫的同事當中，柯西金給人的印象最為深刻。雖然他的權力和權威都在勃列日涅夫之下，也不負責敏感問題的具體會談，但他對各種問題的發言總是很有把握，十分精確。看來他比勃列日涅夫更全面地掌握具體細節。我們的專家們認為柯西金比勃列日涅夫開明一些。根據我自己同他接觸的印象，我認為這是膚淺的看法。他作為總理，實際掌管著蘇聯政府——除公安和對外政策以外——的日常工作。這必然使他多少要有點實用主義。顯然他對西方的技術很著迷，他可以滔滔不絕地談論增加蘇美貿易的好處，但是他也從來不放過機會聲稱，他把蘇聯市場向我國的出口貨物開放是幫了我國更大的忙。我認為，除了經濟問題，柯西金在其他問題上的觀點，例如對外政策上，如果不是僵硬的，也是拘泥於正統的。很可能他是以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嚴格照章辦事來平衡他在管理經濟方面的實用主義。
柯西金比其他蘇聯領導人有風度和有教養。這也許是由於他在蘇聯上層權力機構混了三十多年的緣故。例如，當年柯西金躋身於由二十幾個人組成的蘇聯最高領導集團中時，勃列日涅夫還只是一個黨的中層官員。另一方面，柯西金是個不倒翁，這很可能是因為他沒有搶當最高領導人的野心。從斯大林以來的蘇聯歷任領袖都很器重他的才幹，而都不把他看成是潛在的競爭者。他的生涯主要是在政府部門裡度過的，在黨的機構內缺乏任何可資爬到最高地位的權勢基礎。同時，柯西金要是不精通克里姆林宮的做官之道，他也就不能爬到如此接近最高權力的地位，更不能在那上面待得這麼久而不摔下來。例如，在那次推翻赫魯曉夫的宮廷政變中，柯西金一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之所以長期不倒，是由於他的行動並非為個人野心而服務。可以舉一個關於他忠於職守的生動事例：當他的夫人病危時，他仍照舊處理日常公務，甚至當他聽到夫人逝世的消息後，他仍站在列寧墓上檢閱紅場上的遊行隊伍，一直堅持到底。
柯西金非常善於估計各類人物，顯然這是在蘇聯的體制中長期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勃列日涅夫善於玩弄談話對手的慾望、野心和弱點，這似乎是他的本能。而柯西金這樣做時給人的印象是，他是經過巧妙算計的。他甚至曾使美國商務部長莫裡斯·斯坦斯異想天開地以為，只要他們兩人像講究實際的商人那樣攜起手來發展經濟關係，就可以醫治世界的痼疾。不少美國大企業家會見過他以後，對於簽訂大宗合同的前景垂涎欲滴，準備回到美國後為取得信貸和出口許可證同執拗的政府大幹一場。即使在越南戰爭期間，柯西金也十分巧妙地在艾夫裡爾·哈里曼一類的來訪者面前展現了軍備控制的前景，條件是美國須屈從河內的條件，結束在印度支那的衝突。
柯西金不苟言笑是出名的。美國有些專家覺得在他冰冷的表情後面還是有幽默感的，我可是一點也沒有看出來。如果不是我想跟他說句輕鬆話的唯一的企圖碰了壁，就是他的幽默太微妙了，我體會不出來。蘇聯人和中國人一樣，堅持要尼克松在從莫斯科到基輔的旅行時乘他們的飛機。和往常一樣，這一要求遭到我們的保衛人員的反對；但也和在中國時一樣，反對意見最終還是被壓了下去。最高級會談結束後，在伏努科沃機場舉行了送別儀式，我們便登上了蘇聯的專機。這架飛機比我們的「空軍一號」大一些，氣派則更大。當時世界新聞界人士都在場，眾目睽睽，而飛機的引擎卻怎麼也發動不起來了。這可把蘇聯東道主們急壞了。等到備用的飛機準備好以後，柯西金衝上飛機說：「告訴我們，你想如何處置我們的航空部長。如果你想把他就地槍決，我們也照辦。」他那副神情好像是說到就要做到似的。我想給他打圓場，就說有的事情是毫無辦法的。例如一失手把麵包片掉在地上時，總是塗著黃油的一面著地，而且地毯越貴重，麵包越愛掉。硬幣掉地時，也總是滾向遠處，從來不朝人這邊滾。很明顯我是想幫人開脫責任，但柯西金餘怒未消，他惡狠狠地瞧了我一眼，說：「沒那事。我的硬幣掉地時，總是滾到我身邊的。」
至於波德戈爾內，此人最難捉摸，也許他毫無城府。可以看出他的權勢在我們的東道主當中是佔第三位的，雖然按照禮賓順序他應排在柯西金之前，他的職務相當於國家元首。他外表像個仁厚長者，似乎比他的同僚們顯得隨和一些，不過他接連不斷地抽煙這一點表明，一個人要爬到蘇聯權力金字塔尖附近，精神多麼緊張啊。他魄力不如勃列日涅夫，機智不如柯西金，他按照自己的身份講話，有時插話不很得體，但他從未使人以為他是一個要取勝、要占統治地位或是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人物。
這就是尼克松在大多數會談中，特別是在五月二十四日晚上那次討論越南問題的激動的會議上所面對的三駕馬車。
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第一輪會議：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
到舉行最高級會談時，限制戰略武器的會談已經進行了將近三年了。我方負責具體問題會談的是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代表團，團長是格裡·史密斯，他有魄力，在外交上和在華盛頓的官場中都有一套辦法。會談輪流在赫爾辛基（這是蘇方喜歡的地方）和維也納（由於某種原因，尼克松喜歡這個地方）舉行。當時，雙方代表團正在赫爾辛基舉行最後階段的談判。
每當這些正式會談出現僵局時，就得由白宮通過幕後渠道來干預。在一般情況下，都是由多勃雷寧和我兩人就僵持不下的問題達成原則性協議，然後由雙方代表團在技術方面敲定，形成文字。這種情況第一次發生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多勃雷寧和我商定把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都列入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從而使會談取得了突破。第二次發生在一九七二年四月我在莫斯科進行會談期間，勃列日涅夫同意把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包括在應予凍結的進攻性武器之列。
之所以需要由上面進行干預，有幾個原因。一是洩密這個老問題。發給代表團的指示經過辦事機構，每個文件都要複製幾百份；不管代表團的每一成員如何守口如瓶，還是保不了密，至於某些對雙方都很敏感的政治問題則更是如此。二是我國政府中審議限制戰略武器問題的機構錯綜複雜，極費時間。想要痛快作出決定是不可能的；每個部門至少在最初階段都有一票否決權。三是尼克松決心要把談成限制戰略武器的功勞歸他自己，而不歸史密斯。為此目的，無數的指示不是直接從橢圓形辦公室發出，就是通過霍爾德曼送出。尼克松用心良苦是可以理解的。多年來，他被人唾罵為好戰分子，當選總統以來，反戰示威者不斷地組織遊行反對他。他希望留下一個和平締造者的好名聲，這不是一件壞事，也不是歪曲事實，儘管這使他的政敵很被動。尼克松一直關心著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進程，現在快要大功告成了。雖然尼克松喜歡說一些誇大其詞的話，如「一代人的和平」，但現實畢竟是經過多年的國內動亂和造成舉國分裂的戰爭後，逐漸出現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顯然，參加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正式代表團對白宮老是干預很有意見。幾年來，他們默默無聞地進行艱苦的工作，眼看自己嘔心瀝血爭取來的轉折點來到時，他們希望充當主角，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關鍵的決定是政治性的，不僅關係到雙方的外交考慮，也牽涉內政考慮，這不能歸咎於他們。另外，我們不能僅僅為了照顧我方代表團的情緒而放鬆打破僵局的努力。從上面來的干預對我們的談判人員來說是痛苦的，但這種干預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我們的後任也沿用了這個做法。）
舉行最高級會談時，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中還有三個問題有待解決。這些問題倒不是故意留下來的，當然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無疑都想留一個尾巴由他們兩人在儀式性的最後談判中處理，假如赫爾辛基會談的進展出人預料的話。事實上，我們在莫斯科期間，赫爾辛基的雙方代表團每天都取得一些進展。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最後由葛羅米柯和我）接過了留下來的僵局。整個最高級會談期間，雙方代表團繼續進行著他們的工作。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這種安排造成了相當緊張的局面。
尚未解決的三個問題是：（一）條約所許可的兩個反彈道導彈基地之間的距離多遠；（二）現有的洲際導彈和洲際導彈發射井的規格和大小允許增加多少；（三）哪一類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應該計算在內。遺憾的是，這幾個問題都是非常技術性的。我將設法用通俗的語言來闡述；理解這些問題對於研究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的爭執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讀者對這些細節不很感興趣，可以跳過這一節不讀。）
兩個反彈道導彈基地之間的距離一類的小問題是每一次談判的最後階段總要留下來的尾巴。當時雙方都已經沒有什麼可再讓步的了，所以這類問題往往既錯綜複雜又無足輕重。如果兩個反彈道導彈基地建造在能彼此呼應的距離內，它們就可以組成一個核心，並迅速擴大成全國一大片地區的防禦力量。問題就是要防止出現這種局面。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提議兩個基地間要保持盡可能遠的距離。我方建議該距離為一千五百公里（九百三十七英里）；蘇方提出一千三百公里（八百一十二英里）。兩者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事態很快表明，政治領導人無助於解決這類問題；結果它們自行解決了。
另外兩個問題更須認真對待。從政治上說，正因為它們難於處理，所以尚未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確定和限制「重型」導彈；也就是說，條約允許什麼規格的洲際導彈存在。進攻性武器的凍結禁止了新的洲際導彈發射井的建造，但卻准許了洲際導彈的「現代化」。只許在條約簽訂時已在建設中的發射井建完。這些條款對我方不構成特殊的問題，因為我們只有一種型號的重要的洲際導彈，即民兵式導彈，我們也沒有任何在建設中的新的發射井。但是，蘇聯有兩種主要型號的導彈：一種是「輕型」洲際導彈，即SS-11型，實際上這種型號要比民兵式大；另一種是「重型」的龐然大物，即大投擲量的SS-9型，美國的武庫中沒有與此類似的導彈。如果凍結洲際導彈的規定讓蘇聯能放手地把「重型」導彈裝進現在裝有SS-11型的發射井內的話，那麼，條約將是毫無意義的，而且蘇聯也將會不顧條約建造更大投擲量的導彈。
把「輕型」導彈發射並改裝為「重型」導彈發射井同樣也是受到禁止的，但是蘇聯卻試圖迴避任何雙方已同意的「重型」導彈的定義，以抽去這個條款的實際意義。美方建議，當量大於SS-11型的導彈不得裝進到那時為止安裝「輕型」導彈的發射井。蘇方始終拒絕這種限制或任何這種限制的變種。我們懷疑，蘇聯是不是正在製造大於SS-11型而又小於SS-9型的「輕型」導彈。所以，我方代表團又提出另一個方案，即每一個發射井的大小不許有任何變化。這對導彈本身的當量來說只是一個很鬆的抑制而不是一個限制，因為這個方案允許蘇聯更為有效地利用現有的發射井來增加他們的導彈規格。我們還碰到一個麻煩：五角大樓擔心，禁止改變發射井大小的條款可能會約束我們自己把發射井用於分導式多彈頭導彈（即民兵Ⅲ式）。（結果證明這是過慮，但是到那時為止，我們已經深深地陷入一個後來證明沒有必要採取的立場。）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方代表團提出了這樣一個建議，應該禁止「顯著地」擴大發射井。蘇方同意這個建議，但卻拒絕給「顯著地」下一個定義；美方建議，這意味擴大不超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蘇方斷然拒絕了這個建議。我方代表團建議由美方發表一個單方面的聲明——當然這對蘇方是沒有約束力的——我方認為「顯著地」是指百分之十到十五，但這正是蘇方所拒絕接受的。把達成一項協定的希望寄托在蘇方已經拒絕的單方面聲明上，看來對我們這些白宮官員來說簡直太冒險了；因此，我們把這個問題放進了最高級會談的議程中。
第三個問題更為複雜，那就是如何計算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在我的四月蘇聯之行時已經決定，允許蘇方在六十二艘潛艇上安裝九百五十枚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但沒有確定這包括哪些導彈和哪些型號的潛艇。蘇方的立場是，舊的H級核潛艇上的三十枚左右的導彈和安裝在更老式的柴油機發動的G級潛艇上的六十枚左右的導彈都不是「現代化」的，所以不應該計算在總數之內。換句話說，他們希望把九十枚老式導彈統統排除在協定之外。
按照萊爾德在一月份提出的計劃行事，我在四月份和勃列日涅夫達成如下協議：蘇方如果要把目前的導彈總數增加到雙方同意的九百五十枚，它必須銷毀一些舊的洲際彈道導彈和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但是，從哪裡開始銷毀——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的用語是「基數」——則留給赫爾辛基的談判代表們去討論。可以斷定，蘇方希望基數越高越好，以便把銷毀數壓到最低點；我方則希望基數盡可能低些，以便銷毀所有的老式洲際導彈和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統計工作十分複雜，因為我們最初的企圖是根據條約簽訂時蘇方將擁有的現代化潛艇數目來確定基數。蘇方聲稱他們有四十八艘，我們的估計則是四十三艘。即使我們當時同意了這個數目，我們也還會在這些潛艇上究竟有多少枚導彈的問題上爭論不休。蘇聯當時有兩種現代化的潛艇：每艘裝有十二枚導彈的D級潛艇和每艘裝有十六枚導彈的Y級潛艇。總而言之，當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著手這項工作的時候，頭緒還是很亂的。
開了兩次會議，第一次於下午四點至六點在聖凱瑟琳大廳舉行，第二次於七點二十分至九點五十分在克里姆林宮內總書記的辦公室裡舉行。第一次會議我是以記錄員名義陪同尼克松參加的。我發現我自己深深地捲入了這次談判，無法履行我的職責。所以在第二次會議時，我們讓索南費爾特作為記錄員同往。在這兩次會議上，陪同勃列日涅夫的是他親密的助手安德烈·阿歷克山德羅夫，他從不講話，還有譯員蘇霍德列夫。
這兩次會議表明，政府首腦不宜討論複雜的問題。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都不瞭解技術問題；他們都落後於赫爾辛基代表團幾小時，而代表團卻在就完全相同的問題進行著輕鬆的會談。
第一次會談把雙方領導人帶進了試圖確定「重型」導彈定義的濃霧之中。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勃列日涅夫採取的恰恰是蘇聯代表團所一貫拒絕的觀點，他說，蘇方沒有必要改變蘇聯導彈發射井的大小，而且蘇聯沒有意圖增加導彈的直徑；這意味著他們將接受凍結髮射井的大小和導彈當量的規定。換言之，他似乎傾向於我們在幾個月前最初提出的建議，而在那以前，蘇聯參加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代表團一直是頑固拒絕的。而且，勃列日涅夫似乎還同意一項對蘇聯實際正在製造的武器不利的建議。他聲稱，蘇聯沒有意圖增加蘇制導彈的直徑，結果證明他的話和事實不符。為了清晰地講明問題，我向勃列日涅夫解釋說，我們希望對發射井的改進有一個十分明確的限制，因為新的發射技術能提高導彈的威力。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爭論；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正是蘇聯人所想幹的。勃列日涅夫矢口否認我們明明掌握的事實；他甚至畫草圖來證明我是在胡說八道；當然我們不好當場戳穿他，以免暴露我們所掌握的情況的程度或情報來源。此外，每當我描述蘇軍武器的特徵時，他總是怒形於色。蘇聯人酷愛保密，以致每當我們透露一些我們所瞭解的有關他們的實力時，蘇聯領導人就會明顯地表現出焦急不安和怒不可遏。不過，為了表示誠意，勃列日涅夫正式建議，從禁止擴大發射井這一條文中去掉「顯著地」一詞，這樣一來發射井的任何擴大都被禁止了。
勃列日涅夫表明了蘇聯接受凍結導彈規格的立場，他的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看來給我們製造了一個問題，因為根據最近五角大樓的估計——後來證明是錯誤的——凍結髮射井的大小將有礙於我方在現有的民兵式導彈發射井內安裝分導式多彈頭民兵Ⅲ式導彈。所以，我們把勃列日涅夫的令人驚訝的建議擱置在一邊，這產生了奇妙的後果，兩位領導人好像換了位置：勃列日涅夫轉到了幾個月前美方的立場，而尼克松似乎採納了蘇方的赫爾辛基代表團的意見。四天後，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儘管如此，我們也可以接受。可是那時蘇方已撤回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議，蘇方鑒於這和蘇聯早已制訂的計劃有矛盾，所以不管尼克松如何反應，也必然要撤回。
最高級會談就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談判和赫爾辛基代表團採取的立場沒有多少出入。在這個問題上，勃列日涅夫的立場和蘇方代表團的立場是一致的：把老式潛艇和洲際彈道導彈換成新式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時，應以蘇方的四十八艘潛艇作為基數。尼克松讓我去應付這一部分的談判。我建議說，如果這四十八艘潛艇包括九艘老式的H級潛艇的話，我們可以接受。這一建議使勃列日涅夫大動肝火，因為即使是根據蘇方的計算法，這樣也會把蘇聯現代化潛艇的基數降到三十九艘；而且這將會迫使蘇聯拆除全部的H級潛艇或為了保留一艘H級潛艇（裝有三枚導彈）而放棄一艘新的現代化的潛艇（裝有十二至十六枚導彈）。因此，他把話題一轉，談起條約所許可的美方擁有潛艇的數目。我們堅持四十四艘這個上限，這使我們可擁有與蘇方的基數同等的導彈。（要達到這個數目，我們必須替換四十八枚老式大力神式洲際導彈。五角大樓多年來就想報廢這批導彈，但為了替換的原因，我一直要求保留著。）但由於我們實際上只有四十一艘運載導彈的潛艇，而參謀長聯席會議又拒絕在三叉戟型號潛艇建成以前製造新的潛艇，所以尼克松毫不在乎地對勃列日涅夫說，在條約的五年時限中，美方不會另外增加三艘新潛艇，雖然我們可以這樣做。
這時，大家都被桌面上的數字搞得暈頭轉向。雙方都同意休會一小時。我利用這段時間給傑勒德·史密斯打了個電話，告訴他事態發展的驚人轉折。
晚上七點二十分，我們在勃列日涅夫的克里姆林宮內的辦公室裡繼續開會。從大克里姆林宮沿街走，來到克里姆林宮盡頭一個拐角，勃的辦公室就在一幢巴羅克風格的樓裡。我們進入一條鋪著地毯的相當狹窄的過道，走上幾步台階，進到一部開動時搖搖晃晃的電梯裡。三層樓是政治局使用的，二層樓是部長會議的所在地。勃列日涅夫的辦公室至少有三十碼長，裡面擺著一張供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通常共有二十一人）開會用的大桌子。這張桌子頂端的垂直方向擺著勃列日涅夫用的特大寫字檯，寫字檯的一邊有一個電話控制台，上面佈滿了按鈕，給人的印象是，只有一個經過訓練的風琴師才懂得如何使用它。
兩位領導人立即又開始了會談。勃列日涅夫首先發言，他接受了我方關於兩個反彈道導彈基地應相距一千五百公里的建議。但是不幸的是，雙方領導人都不知道，在赫爾辛基的美方代表早已在當天上午就接受了蘇方的一千三百公里的建議。勃列日涅夫向我們提供了比我方談判人員已接受的更有利的協議。但差別也不大；最後，雙方還是維持了赫爾辛基談定的方案；兩種方案的差別畢竟是微乎其微的。
這一槍沒有打中要害，雙方領導人接著又衝進了確定「重型」導彈含義這一棘手問題。休會期間，我曾叮囑尼克松，由於要照顧到多彈頭分導式導彈的問題，請他在收到史密斯的報告之前，不要偏離我方代表團的立場，但他應該設法使蘇方同意我方關於「顯著的」一詞的定義。尼克松於是對勃列日涅夫說，我方堅持應規定發射井的尺寸不得有「顯著的」擴大（這一點蘇方早就接受了），並把「顯著的」含義確定為百分之十五（蘇方已經斷然拒絕了這一點）。勃列日涅夫在上次會議中本來已經提出過完全凍結髮射井的尺寸，現在他似乎有點困惑不解了，美方怎麼竟又不同意幾個月前自己所堅持的並能夠解除我們對蘇聯改進導彈的擔心的辦法呢。這時我感到，不妨把美方以前所提的雙方既限制發射井的大小、又限制導彈的當量的主張重新提出來，雖然蘇聯一直斷然拒絕這個主張。這對蘇聯的導彈發展將是一個更嚴格的限制，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改進現有發射井的效能。勃列日涅夫似乎也同意這一點了。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這是他最後一次在沒有顧問陪同的情況下同我們會談。
我仍然不明白勃列日涅夫當時是怎麼想的。他是在向我們作真正的妥協嗎？難道他知道我們的民兵式導彈的改裝計劃並估料我們會拒絕他的建議嗎？莫非他只是被技術上的具體細節搞糊塗了，以致未能區分發射井的大小和導彈當量的區別？
當兩位領導人轉而討論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時，他們只是在重複早些時候那次會議的爭論。最後決定，由葛羅米柯和我在第二天上午碰頭，看看我們能否草擬一項給雙方代表團的共同指示。但是，還未來得及開這次會議，尼克松和蘇聯領導人就在勃列日涅夫的別墅進行了一場氣氛緊張而且有點怪誕的交鋒。
別墅裡的交鋒
這場戲劇性的交鋒是從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綁架美國總統開始的。五月二十四日，勃列日涅夫邀請尼克松共進晚餐，討論「懸而未決的問題」；他曾表示蘇方只有最高領導人參加。把葛羅米柯也排除在外的做法實際上是向我方示意，把出席者只限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起初，對方告訴我們說勃列日涅夫想討論中東問題，但到了下午，多勃雷寧對我說，他的領導人考慮的很可能是越南問題；直到那時為止，雙方還沒有觸及越南問題，蘇聯領導人只是一再地說接待尼克松使他們多麼「為難」。因此，我就指定溫斯頓·洛德（他協助我處理最敏感的問題）以及約翰·內格羅龐特（他那時是我手下的越南問題專家）陪同我前往別墅。按原計劃，我們在每天一次的簽字儀式（那天是簽署空間合作協定）後一小時出發，我方保衛人員正在調集車隊前往。
勃列日涅夫把每個人都騙了。離開簽字儀式的時候，他突然建議尼克松和他馬上一起去別墅。尼克松答應了——他毫無辦法，因為勃列日涅夫簡直是把他推上了車。一瞬間，兩位領導人坐了勃列日涅夫那寬敞的吉爾牌轎車急駛而去。總統的助手們總是很機警地緊緊走在他們的上司身邊的，在出國訪問中特別是如此。我隨即跳上了一輛蘇方的後衛車，一邊向一個助手叫喊，讓洛德和內格羅龐特兩人自己想辦法趕往別墅。
我的這道命令是荒唐的。沒有任何美國人知道別墅究竟在哪裡，也沒有任何蘇方官員會告訴他們。當時，四周根本沒有美方的轎車可用。於是洛德和內格羅龐特拚命求助於好幾個蘇方的官僚。他們不動聲色地假裝一無所知——或是裝作不懂英文，或是拒絕擔風險去叫一輛車開往戒備森嚴的別墅。洛德和內格羅龐特簡直要急瘋了，因為沒有一個總統的助手會心甘情願地錯過任何一次高級會議的機會，而且他們還帶著我的全部備查資料。最後，他們在比爾·海蘭的幫助下找到安東諾夫將軍，他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負責外國領導人安全的局長。他同意讓他們兩人去別墅，並提供了一輛車，但是這一切是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和我）早已到達別墅以後才安排的。這時，小型車隊已經開出了莫斯科，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同坐一輛車，我坐在另一輛車裡。緊接在後的是總統自己的座車，裡面擠滿了保衛人員，美國總統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被蘇聯共產黨的第一號人物挾持走了，他們氣憤已極。
保衛人員最忌諱讓總統乘坐外國的飛機，其次是用外國的司機和乘外國的車輛。這一次就很能說明問題。這是一次折磨人的路程。莫斯科的主要大街上至少有六條車道，中間的一條是最高級人物專用的車道。在中央車道行駛的車在每一個交叉路口都可通行無阻。如果蘇聯公眾紀律差或不守交通規則的話，政治局委員都活不長，因為他們的司機以每小時七十英里的速度飛馳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全然不顧交通信號，他們知道當他們的車來到交叉路口時，肯定是通行無阻的。而且，整個車隊以賽車的速度一輛緊接著一輛。隨行的護衛車成剪子形一會兒衝向前、一會兒壓住後面。如果開道車突然剎車的話，一場大慘案是無法避免的。這是令人神經十分緊張的經歷。過一會兒，人們只好聽天由命了。我有生以來，唯獨在克里姆林宮的入口處未能完全克服眩暈欲嘔的感覺。在那裡，我們的車猛然橫穿來往交通非常擁擠的大街，過了這一關，又加足馬力向十五世紀的博羅維茨基城門衝刺，門洞剛夠一輛車通過。只要有一個人看錯交通信號，那麼坐在如此高速疾馳車中的蘇聯要人准要喪命。
從克里姆林宮到別墅，開快車也要四十分鐘左右。別墅坐落在地勢略高、樹蔭掩映的莫斯科河邊。附近看不到有其他的房屋。身穿制服的克格勃人員戒備森嚴地守衛著這座別墅，它採取蘇聯典型的建築風格，和列寧山上的賓館沒有多少差別。房子是兩層結構，舒適而不顯得豪華，但也不到雅致的地步。底層的一邊是一間面對著草坪的小辦公室和一間陳設舒適的起居室，草坪一直伸展到莫斯科河，岸邊停著一艘船。另一邊是電影廳。它的隔壁是一間小會議室，裡面有一張橢圓的會議桌，靠牆有一個帶擺的落地大座鐘，房裡的傢俱佈置得稀稀落落。和起居室一樣，會議室也面對著莫斯科河。
那天晚上發生了突然的、預料不到的變化。勃列日涅夫成功地把美國總統架到別墅的時候，顯得興致勃勃，接著又急匆匆地把總統帶上了船，開始了一次水翼船航行。我和阿歷克山德羅夫跟著上了另一艘水翼船。[3]我方那些保衛人員不快地坐在一艘顛簸前進的普通船上，遠遠落在後面。這一回，他們又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保護對像第二次被狡猾的蘇聯領導人架走了，這一次是在水上。
水翼船顯然試圖打破官方車隊的速度紀錄，據我所知，它是打破了。儘管這次行動完全打亂了計劃，使我們下邊的人亂成一團，狼狽不堪，但是這次游河卻使我的心情特別寧靜。河兩岸的叢叢白樺樹點綴著一片起伏不平的土地，鬱鬱蔥蔥，一直伸向遠方的地平線。這景色雖不是如何壯觀，卻令人心曠神怡。這就是俄國廣袤大地的一瞥。多少世紀以來，從東方或西方入侵的部落一再席捲這片土地，到頭來，他們都被一個具有持久忍耐力的民族征服了，這個民族頑強地守著鄉土，不顧暴虐，包括本族領導人肆行的虐政，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一小時以後，當我們返回別墅的時候，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已經來了，喪魂落魄的洛德和內格羅龐特也到了。但是在會議開始之前，我不得不先去解決克格勃和美國保衛人員之間的一場糾紛。這次，我方保衛人員決心不讓自己的保護對像再一次被人架去坐飛車。他們無疑對蘇聯同行的做法義憤填膺，所以，就把總統的座車一直開到了別墅的門廊口，堵住了大門，假如那時發生火災的話，必將造成一場大禍。不消說，克格勃人員現在恰似半小時以前美方保衛人員那樣怒火中燒。為了排解這次糾紛，我竭盡搞外交的渾身解數，總算說服了我方保衛人員把總統的座車從勃列日涅夫別墅的正門開走，作為交換條件，我答應使尼克松在回程時不乘外國的轎車，不用外國的司機。說句公道話，我國保衛人員所從事的實在是世界上最艱難的工作之一。唯有極端忠於職守的人才能擔負起保衛總統安全的責任——這是一項不容出任何差錯的任務。他們必須按自己的一套程序行事，不能允許有任何的例外。本書雖然寫了一些有關他們的趣聞，但我的確對我所熟識的以及保護過我的這些保衛人員十分欽佩和愛戴。他們是第一流的、極有才智的專業人員。
蘇聯領導人和尼克松終於走進了會議室，面對面坐在橢圓會議桌旁。勃列日涅夫首先回顧了各項問題的談判的情況，內容無關宏旨。他建議由葛羅米柯和我繼續關於限制戰略武器的會談，為赫爾辛基的雙方代表團擬出共同指示。尼克松附和這種精神，他羅列了一些看來可能取得進展的問題，例如設立一個美蘇經濟委員會。最後，勃列日涅夫順便提到，中東和越南問題也許值得在什麼時候討論一下。看來可能要整夜打太極拳了，於是尼克松決定乾脆把越南問題拿到桌面上來。他不這樣做的話，蘇聯領導人也一定會這樣做的，他們正在待機而發。
尼克松一上來就說，越南問題是「附帶的問題」，它不應該阻礙我們兩國關係中正在取得的基本進展。（想取得行動自由的一方總是說「聯繫」原則不適用於它。）接著，他扼要而堅定地闡述了我方的立場。他意識到，蘇聯和越南有密切的意識形態關係。但是我們沒有選擇眼下這個時機在越南「大干」。倒是河內在蘇聯裝備的援助下大打出手。一旦攻勢開始，「我們不得不作出反應，這就是我們所做的。」要是河內在談判中不表現出新的靈活姿態，我們也不能重新考慮我們的立場。他刺了一下蘇方說，莫斯科應該利用它提供軍事裝備所獲得的影響促使河內重新考慮一下。至於美國，我們決心結束戰爭，能夠通過談判方式最好，不得已也只好通過軍事方式。
話題一轉入越南問題，輕鬆友好的氣氛頓時消失。驟然間陰雲籠罩，氣氛逼人。三位蘇聯領導人輪番進攻尼克松。而尼克松呢，除了辯駁兩句話外，一直尊嚴而沉默地容忍著。蘇方講話不僅內容粗暴，語氣也十分蠻橫無理。勃列日涅夫首先開炮。他不僅指責我們最近的「殘暴」轟炸，還譴責了我們捲入越南戰爭的全部歷史，並說他認為美國這些行動旨在使蘇聯難堪。他回顧說，一九六五年柯西金訪問河內時，北越遭到第一次轟炸。他認為不需要採取軍事行動來結束戰爭。河內很願意談判；美方只須拋棄阮文紹，接受河內「合理的」政治綱領就行了。有幾次他露骨地影射美國的政策和希特勒的政策相似。勃列日涅夫解釋了為什麼蘇聯還是同意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原因，實際上，他的話證實了我方策略的正確性：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本來很難同意舉行這次最高級會談。但是我們還是同意了。我想解釋一下原因。最高級會談之前的準備工作使人抱有這樣一種希望：即兩個具有如此強大經濟力量、高度文明以及其他一切必要條件的大國能夠走到一起來，更好地改善我們兩國間的關係。
勃列日涅夫的缺乏前提的推理再一次揭示了蘇聯對中國極度神經過敏。他謾罵中國執行邪惡的外交政策，並把《上海公報》作為支持他這種說法的證據。在他看來，雙方各自申明自己的立場而不確立共同的立場，使得整個文件毫無原則性。
我們還未能弄清楚他對我們所簽署的《上海公報》進行莫名其妙攻擊的邏輯時，柯西金又上陣了。勃列日涅夫感情激動，柯西金講話有條理。勃列日涅夫拍桌子，柯西金冷靜而得體。但是正如我所說過的，三駕馬車中柯西金實際上是最厲害的一個。他回顧了他和林登·約翰遜的談話，說約翰遜起先預言會獲得勝利，但最後還是失敗了。他的意思是說，尼克松也將落得個同樣的下場。他尖刻地指責了轟炸給停泊在海防港的蘇聯船隻和蘇聯人員造成的損失和傷亡。他暗示說，河內可能會重新考慮它過去拒絕外國軍隊幫它作戰的決定。尼克松被這席話激怒了，反駁說我們不害怕任何威脅。說到這裡，柯西金轉而挖苦了一下中國，他說，北京在一九六五年就準備出兵越南，但遭到北越的斷然拒絕。柯西金建議我們搞掉阮文紹；莫斯科最高級會談是共同討論這類建議的合乎邏輯的場所；他有充分理由認為，河內會同意這一點。（我們也這樣認為。但我們並不認為我們需要蘇聯的幫助去向人投降。）
波德戈爾內最後一個發言。這三巨頭一個接一個地表明了蘇聯對中國的不安全感。他們巨大而複雜的鄰國中總有些什麼東西使得蘇聯人喪失理智。波德戈爾內說，去年夏天他在河內時聽說我秘密訪華的事。他安慰北越說尼克松也計劃要訪蘇——好像河內被兩家出賣和孤立要比被一家出賣和孤立好一些！接著他學著他的同行們的腔調說：對越南的戰爭是「非法的」，「純粹是侵略」。波德戈爾內用的形容詞和他同行們的一模一樣，儘管他的講話比較平淡乏味，語氣實際上還比較溫和。波德戈爾內發言的時候，勃列日涅夫在他背後來回踱步，口中喃喃有詞。我不明白，他是在設法給波德戈爾內的發言加重語氣呢，還是對他的講話感到厭煩。
突然間我恍然大悟，別看這些蘇聯頭頭口出狂言，十分粗野，其實是在演戲給人看。他們的口氣充滿敵意，態度極為蠻橫，然而所有的講話都沒有包含要採取實際行動的意思。蘇聯領導人明顯地避免進行威脅。他們提出的所謂建議只不過是重複北越在巴黎會談中的口號而已。他們明明知道，我們已經一再拒絕了這些建議，現在更沒有理由接受這些建議，因為軍事形勢幾乎天天在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變化。蘇聯領導人只是說一道空話，並沒有逼迫我們做什麼事。他們發言只是為了記錄在案。所說的話夠編成一份記錄應付一下河內就算了。
情況就是如此。尼克松十分莊重地聽完，然後堅定沉著地反駁。他說，他確信戰爭不久就將結束。他淡然地提到，蘇聯在使美越秘密會談於四月間得以重開這一點上是「起了促進作用的」；但北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頑固」，這使我們感到「有些沮喪」。他針對勃列日涅夫的停火建議說，我們接受這個建議，但河內卻斷然拒絕。他建議雙方在本周的晚些時候再討論越南問題。我們將繼續和北越談判，但是，如果他們不願意尋求和平的話，談判是毫無意義的。尼克松說，我們並不指望蘇聯來解決這個問題，不過，「也許你們可以幫一把忙嘛」。柯西金嚴厲地評論說，需要有一個新的建議，總統也同樣嚴厲地回答說，會談的時間拖得太長了。
這時，勃列日涅夫顯然認為記錄上的話已經足夠了，於是說：雙方「對一件世界大事進行了極認真的討論」，好像這是幾位教授之間的一場抽像辯論似的。他說，他從尼克松的話中得出結論，美國準備尋求一項合理的解決辦法——這話當然是不容爭辯的。柯西金插話說，現在蘇聯沒有任何一艘運載軍事裝備的船隻開往越南；「運去的只是麵粉和糧食，沒有任何武器彈藥」。這可能是暗示說，莫斯科正在向河內施加壓力；也可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所有的越南港口反正都被水雷封鎖了。
事實上，蘇聯領導人只有在這次會議上用盛氣凌人的口氣談到越南問題，在最高級會談其他場合都是把越南當作次要問題對待的。他們後來只有一次又提到越南問題：勃列日涅夫問尼克松，我們是否能更改一下我方一月二十五日的建議，使我們原先建議的讓阮文紹在新的大選前一個月辭職改為大選前兩個月辭職。尼克松暗示說，如果河內接受我們的其他條件的話，他也許會願意這樣做。
在別墅那個夜晚，蘇聯領導人在越南問題上串演了三個小時的戲，時間已經是十一點了。這時，正像幾小時前突然轉為敵對情緒一樣，現在又突然變為友好了。他們把我們讓到二樓餐廳，這餐廳幾乎佔了整個二層樓。儘管已經是半夜了，端上來的照樣是全套的四道大菜，晚飯開始時還是通常的滿桌的各色冷盤。
勃列日涅夫這時一反常態地變得沉默寡言了，可能是疲勞了，雖然他有幾次快活地插了幾句話。晚餐一開始，柯西金就開始敬酒，用蘇聯產的白蘭地酒拚命灌他的客人。這一頓飯的時間裡，他對每一個美國客人至少敬了兩杯酒。當他注意到洛德和內格羅龐特每次敬酒時都沒有飲盡杯裡的酒，他就拿美方這兩位最年青成員的酒量淺來開玩笑。每一個人都不談正經事，皆大歡喜。大家始終談談笑笑，雖然有時這種歡暢的場面未免有些矯揉造作。雙方好像心照不宣地同意恢復在討論越南問題之前雙方所形成的那種良好的私人關係，使之保持到最高級會談結束。俄國人浪漫而自豪地談起貝加爾湖——它巨大的面積、優美的景致、特別清澈的湖水。勃列日涅夫批評尼克松在一次講話中為了試圖說明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不準確地把貝加爾湖描述成是污染的湖泊。勃列日涅夫說，美國的五大湖才是污染嚴重的，而貝加爾湖則不是。他說，尼克松那篇講話稿大概是基辛格博士起草的，所以責任全在於基辛格，應該把他流放。尼克松說，那就把基辛格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吧。勃列日涅夫說可以把我流放到貝加爾湖，這樣我就能親自看看那湖多麼美妙。一說起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亞，立刻就引起一陣快活的喧鬧，至少在座的蘇聯人是如此。
但是，當勃列日涅夫說到，儘管已是午夜時分，葛羅米柯和另一個蘇聯高級官員正在莫斯科等候我前去繼續會談限制戰略武器問題，氣氛又嚴肅起來。經過車隊的飛駛、水翼船的航行、越南問題上的一番唇槍舌劍和一頓飽餐之後，我實在不想去見由不知疲倦的葛羅米柯帶領的一隊新人馬。雖然已過午夜，尼克松卻仍毫不憐惜地讓我前去。這就意味著我將面臨一場從凌晨一點開始的嚴肅會談。柯西金說，如果我失敗的話，把我流放到貝加爾湖去反而便宜了我。我說，他是在挑逗我，想看看一個喝醉酒的外交家是否神志還清醒。我暗自決定當晚拖延會談，除非蘇方出乎預料地接受我方的條件。
在五個小時中，雙方一會兒從談笑風生變成劍拔弩張，一會兒又恢復談笑風生。蘇聯領導人興高采烈地陪我們走下樓梯。我們坐上了美國的轎車隊，在蘇聯摩托車隊的護衛下急駛而去，這時幾乎可以聽到美國保衛人員鬆了一口氣的聲音。我和總統同乘一輛車返回克里姆林宮。他倒可以上床睡覺，我卻還得對付一組精力旺盛的蘇方談判者。
限制戰略武器問題的談判結束
五月二十三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結束限制戰略武器問題會談時建議，由葛羅米柯和我於第二天上午會晤，繼續進行會談。結果，葛羅米柯沒有露面。這是不足為怪的。因為在他們那位變化莫測的總書記作出幾點讓步後，蘇方的談判人員顯然需要重新研究對策。傑勒德·史密斯認為，我們一定是誤解了勃列日涅夫的話。而他的蘇聯同行們很可能擔心，我們極正確地理解了勃列日涅夫的話。由於蘇聯人內部開會，限制戰略武器問題的談判停頓了差不多三十個小時。到了五月二十五日早晨，繼別墅那次會談後，我一下子陷入了一場爭論中。
在談判空隙期間，我們得以徵求史密斯的意見。但這很費時間，因為同赫爾辛基的通信聯繫出奇地費事。總統出訪時，白宮的通信中心總是跟著總統走的，所以現在設在克里姆林宮。國務院的通信中心則設在羅傑斯的住地俄羅斯飯店。這種具體安排本身勢必造成各有關人員不能及時瞭解情況；在他們之間傳閱同一份文件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從赫爾辛基發出的普通情況電報須先通過國務院通信系統發到華盛頓，再轉發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然後送到俄羅斯飯店，再由設在那裡的國務院秘書組把這份電報連同其他很多「有參考價值的」電報一起送到設在克里姆林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然後放入傳閱文件夾裡，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只是在會議和其他工作之餘才拿出來閱看。如果他們覺得哪個材料比較重要，才寫個摘要送總統閱。
如有比較重要的事情，史密斯可以由「幕後」的渠道，通過華盛頓的白宮值班室發報給我。不過這要耽誤幾個小時，因為白宮值班室須用特別的密碼把史密斯的電報發往克里姆林宮裡的白宮通信室。我們同赫爾辛基之間本來有公開的電話線路，但是不能談任何機密的事情；使館裡有一部保密電話，但使館離克里姆林宮好幾英里遠。
回想起來，當時把雙方談判代表團都弄到莫斯科來就好了，他們可以就地配合最高級會談繼續工作。但由於尼克松十分計較別人爭功，即使我當時提出這個建議，恐怕他也不會同意的。對於這一點，我們永遠也搞不清，因為我並沒有提出這個建議，我自己的虛榮心和想控制最後談判的心理，對此也並非沒有影響。代表團多年來進行了耐心而細緻的工作，行將大功告成時卻被排除在外，他們感到惱火是可想而知的。而我們也為此付出了代價：談判代表被排除在理應讓他們參加的過程之外，事後他們可能採取比他們自己參加談判時更為強硬的立場。（在我們到莫斯科之前，代表團的立場一直是比白宮「軟一些」，這是赴國外談判的代表們的通病。）
史密斯在導彈發射井的大小和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問題上的反應說明了這一點。史密斯認為，最好把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協定可包括導彈當量的主張，同我們提出的確定導彈發射井的大小發生「顯著」變化的計算方法結合起來。他給我的電報中說：
如果你能在莫斯科取得蘇方同意，對下列兩方面不作顯著增加：1.洲際導彈發射井的大小；2.超過目前雙方部署的最大的輕型洲際導彈當量的洲際導彈的當量；並且進一步確定，「顯著」一詞的含意為不超過百分之十至十五，那將是大進一步。
史密斯對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態度不夠明確。他堅持協議一開始就規定老式的導彈必須加以淘汰。他沒有提出計算基數的方法，我猜想他是有意保留選擇的餘地。史密斯認為，如果我們不能就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做成適當的交易，那麼我們應該把凍結進攻性武器的種類限於洲際導彈。他這份電報的最後一句話流露了不滿情緒，覺得自己遠離決策的現場，並且總以為——儘管是錯誤的——總統的助理們對總統封鎖主要屬員的觀點而使總統接受自己的意見。這句話說：「我相信你將把這些意見報告給總統。」其實史密斯這些意見和他通過幕後途徑發來的一切電報都是一收到就送給總統看的。
在和尼克松從別墅乘車返回克里姆林宮的路上，我和他研究了所有這一切意見。我認為發射井大小的問題還不到須由總統作出決定的地步。我們首先得看一看蘇聯人會不會以及如何從勃列日涅夫建議的立場上悄悄地後縮；如果他們想後縮，我們就要逼他們同意，「顯著」一詞的含義是百分之十到十五。談判代表團主張發表單方面聲明，我認為這樣的聲明是無法執行的。只有當蘇聯方面頑固堅持它的赫爾辛基立場的時候，才需要由總統親自出馬。
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則不同。爭取使蘇聯淘汰掉盡可能多的老式導彈，無疑對我們是有利的。但是記住我們談判的實際立場也是同樣重要的。如果像史密斯所建議的那樣，不把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包括在協定內，那麼結果將是蘇聯在理論上能夠比協定所允許的數量（根據蘇聯過去五年的實際計劃，每年建造八艘潛艇）多生產二百枚新式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此外，他們還可以全部保留二百零九枚老式的洲際導彈和九十枚老式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是很容易的。實際問題是：不管莫斯科會談的結果如何，我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是反對美國在五年內——即擬議中協定的有效期間——執行任何建造新潛艇的計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凍結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蘇聯就可以多出五百枚導彈，我們的地位怎麼能改善呢？
對蘇聯究竟有多少艘潛艇，雙方要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為了避免這種數字遊戲，避免關於什麼才算實際「正在建造中」的潛艇這種深奧的辯論以及爭論有多少是D級潛艇、多少是Y級潛艇，我和我的工作人員提出了另一個方案。我們按先後次序排列了想要蘇聯人拆除的導彈，將這些數字從允許擁有的九百五十枚導彈的總數中扣除，然後提出導彈數量而不是潛艇數量的「基數」。要求蘇聯優先拆除的是七十枚設置在「加固的」發射井內的老一代的SS-7洲際導彈。這種導彈的投擲重量很大，而且設置在很難摧毀的發射井裡，如果不加以拆除，它們最終可能現代化，那就會大大增加蘇聯的實力。其次是大約一百三十五枚在「軟的」[4]發射場上的SS-7和SS-8洲際導彈。出於它們容易被摧毀，這使它們成為危險的、用於第一次打擊的武器；同時，這些導彈的投擲重量使它們具有非常大的破壞力。再其次就是H級潛艇上的導彈，大約有三十枚，它們的射程比較短（九百英里），但是潛艇是核動力的，因而可以長期作戰。排在最後要對方拆除的，是裝在老式G級潛艇上的六十枚導彈。這種導彈的射程更短（三百至七百英里），G級潛艇是由柴油發動機推動的，噪聲很大，續航能力有限。一個擁有一千五百枚洲際導彈和近一千枚新式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國家，不大可能派出易被發現、發射時須浮出水面的潛艇運載著六十枚短程導彈橫渡大西洋。事實上，自從一九六六年以來就沒有G級潛艇在我國沿海活動了。
我在返回克里姆林宮的路上向尼克松提出的建議是把七百四十枚「新式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作為基數，蘇聯如果想超過這個數字，就必須用拆除老式導彈來交換。如果蘇聯人想達到雙方商定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總數九百五十枚，他們就必須拆除全部老式洲際導彈。然後，我們將堅持，七百四十的基數應包括全部H級潛艇上的三十枚導彈，以後蘇聯可以將這三十枚導彈算在基數之內，也可以從九百五十枚的最高限額內扣除此數，兩者任它選擇。對於G級潛艇上的導彈，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但是我對尼克松說，我們可能還要來請示他，以便進一步作出決定。尼克松說，他要考慮一下這個方案，在我出發去參加預定在外交部舉行的同葛羅米柯的會談之前，告訴我他的意見。
當我回到設在克里姆林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時，發現我們在國內的陣地面臨崩潰的危險。五月二十四日，《紐約時報》的伯納德·格韋茨曼搞到一份洩漏出去的重要文件，使他能夠報道在赫爾辛基和莫斯科正在討論的基本數字。突然間輿論大嘩。參議員戈德華特和傑克遜對此表示了嚴重的關切。保守派要大鬧一場了。一時謠言四起，說我們「承認」了蘇聯在數量上佔優勢。黑格報告說，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人感到不安，他們幾乎要放棄我們出發之前他們已同意的立場，而這個立場包含了他們的迫切建議的大部分。
所謂我們「承認」了數量上的不平等，這不是出於誤解就是想蠱惑人心。這種不平等的根源在於：我們的前屆政府不用增長導彈發射器的數量而是通過增加我們多彈頭分導導彈的彈頭數量來對付蘇聯導彈力量的增長。約翰遜政府曾提出稱為「確保摧毀論」的戰略理論。他們放棄了以毀滅對方軍事目標為主的戰略，而以毀滅對方產業設施和居民為主來規劃我們的軍力。只要蘇聯導彈的命中率低，而且沒有搞出多彈頭分導導彈，那麼我們的洲際導彈實際上就是不可摧毀的，我們的戰略力量就不會受蘇聯導彈數量增長的威脅。因此，蘇聯人在六十年代增加導彈數量的時候，我們沒有增加自己的導彈。甚至當時我們發展多彈頭分導導彈也不是為了對付蘇聯增加導彈的計劃，而是針對他們的反彈道導彈的。我們當時有意識地決定集中力量發展「三叉戟」式新潛艇，而不增建現在那種型號的潛艇。由於研製新武器需要六年到九年的時間，七十年代初期尼克松政府受到很大的束縛，國會每年都反對新的發展戰略武器的計劃，並將國防預算削減到低於政府提出的最低限度，這就使政府的處境更加為難。凍結進攻性武器的主張最初是由國防部副部長帕卡德於一九七年夏季提出的，目的是防止我們在數量上落後的差距繼續擴大。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國防部長萊爾德在他的備忘錄中再次提出了這個要求，認為這是使我們能夠改進戰略力量對比的必要條件。大家知道，自一九七一年五月以來就對這個問題進行談判，當時並沒有人提出過任何反對意見。如果我們現在讓談判半途而廢，這個數量差距將會擴大。現在即將簽訂的協議可使蘇聯人減少他們的導彈數量，而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計劃都不會受到五年凍結期的影響。我們除了將談判繼續進行下去，別無選擇。
我向尼克松談了這些考慮。當我們於凌晨一時左右從別墅回來時，尼克松正趴在按摩台上，由肯尼思·裡蘭大夫給他揉背。這位大夫在治療腰疼和減輕疲勞方面有妙手回春之力，所以是總統隨行中十分重要的人員之一。我作匯報時需要繞很大的圈子，因為尼克松不願用擾頻器，而我們可以肯定蘇聯人正在竊聽。我想我這樣閃爍其詞並不會蒙蔽多少人。不過，讓蘇聯領導人知道我們國內的反對派限制了我們的靈活性，這並沒有壞處。（但願我們在河內的對手能同樣清楚地看到我們所受到的這種限制！）
尼克松光著身子躺在按摩台上，作出了他在總統任內幾項十分勇敢的決定之一。面臨著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代表建議在談判中放棄對潛艇的限制，而參謀長聯席會議又動搖不定，尼克松——在別墅參加了令人疲勞不堪的關於越南問題的談判之後——不顧失去他認為是自己主要靠山的右派的支持的危險，命令我按照我提出的意見去辦。他心裡很清楚，沒有人會支持既凍結洲際導彈又凍結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主張。但他還是對我說，如果五角大樓的意見超出了事先商定的底盤，可以不理它，對史密斯的意見也要堅決頂住。他決心不為國內政治鬥爭所左右，也不讓蘇聯人逼得作出超過我所建議限度的讓步。處於十足困境的尼克松採取了堪稱大膽的立場。
我在前往蘇聯外交部之前，給黑格發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傳達了總統的決定，指出他的任務是爭取支持而不單單是轉達人們的憂慮。他應當在這個過程中間問問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副部長拉什對史密斯所提的從協議中去掉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主張有何意見。
我辦完這些事之後，終於在凌晨一時十五分來到蘇聯外交部——這是斯大林時期建造的典型的俗不可耐的摩天大廈，形狀像結婚蛋糕——與葛羅米柯會晤。所有在座的美國人都不認識同他在一起的那個人。葛羅米柯向我們介紹說，他是斯米爾諾夫副總理。雖然勃列日涅夫在晚宴上曾提到過他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我和我的同事索南費爾特以及海蘭交換字條後才知道，他是蘇聯軍事產業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是管轄所有國防產業部門的黨政機構。此人腦袋像顆子彈頭，身體魁梧，樣子很精明。他表示只是由於最高當局的命令，他才不得不到這裡來幹這個大傷腦筋的差事的。由於蘇方很注意保衛保密，他大概不常同外國人打交道。他肯定從未與潛在的敵手談判過。我喜歡開玩笑的輕鬆風格最初弄得他十分狼狽，這顯然是同他心目中的這類場合的嚴肅氣氛格格不入的。當我開始描述蘇聯武器的特性時，斯米爾諾夫惱怒到了發狂的程度。人們不清楚，他究竟為什麼這樣惱火，是因為一個資本主義分子竟然對蘇聯發展武器的計劃瞭解得如此詳細，還是因為他的同事們——很可能包括葛羅米柯在內——從我這裡聽到了蘇維埃制度對他們這些人也保密的事情？不管是什麼原因，斯米爾諾夫顯得如此惱怒，以致葛羅米柯不得不把他請到會議廳外面讓他平靜下來。當會議復會的時候——這時已經二時三十分——我接著剛才的話頭繼續講，不料又引起此公大動肝火，只得再次休會。可是，當情緒上的對立逐漸消失之後，斯米爾諾夫和我處得非常好。我發現他是我與之打過交道的蘇聯領導人中最能幹、最聰明的一個。一旦他領悟到耍威風並非搞外交的訣竅時，他便表現出一種愛捉弄人的幽默感。
然而在那天熬夜的會談中，我們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斯米爾諾夫對武器問題瞭如指掌，但對外交則一竅不通，而葛羅米柯——當時他還沒有升到政治局委員——則倒過來：他是外交專家，雖然聽過有關武器系統的情況介紹，顯然還是一知半解。他可以按蘇聯的官方立場表態，但不能進行討價還價的談判。這個任務就落在斯米爾諾夫和我身上。葛羅米柯處於一種不尋常的地位，每當我和斯米爾諾夫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就說幾句話打圓場。
開始，葛羅米柯的心情甚至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來說也是極不痛快的。因為他承擔了一項棘手的任務：要他撤回勃列日涅夫前一天和尼克松談判時提出的幾乎全部建議。他處理這件事情很有辦法，他散發了據稱是概括各項問題進展情況的文件，裡面概括的與勃列日涅夫所講過的全不一致。他完全迴避同勃列日涅夫所說過的話作對比，讓我自己去找出其中的破綻。一個文件把兩個反彈道導彈發射場之間的距離定為一千三百公里。另一個文件談到禁止對發射井的大小作「顯著的」改變，但是既沒有提到導彈的大小，也沒有確定「顯著」一詞的含義。關於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葛羅米柯向我提出了標準的蘇聯立場，把蘇聯現代化潛艇的基數定為四十八艘。我立刻抓住了破綻，把葛羅米柯考了一下。倒不是希望葛羅米柯回到原議上——考慮到蘇聯武器規劃的現實情況，這是不可能的——而是想使他處於守勢，這樣我就可以消磨一段時間，以避免在我十分疲勞的情況下進行一場緊張的談判。我挖苦了一下蘇聯人，說他們的立場變了，要求他們澄清某些問題，還對他們的總書記說的話不算數表示驚訝和氣憤。這一來佔去了會議的大部分時間，並且確立了這樣一種態勢：即蘇聯人是欠了我們賬的。
葛羅米柯無非是老一套的做法。我已經指出，兩個反彈道導彈發射場之間的距離有二百公里的出入並不重要，到時候我會讓步的，但是要換取對方也作相應的讓步。關於發射井大小的問題，我決心把我國代表團沒有約束力的單方面聲明變為有約束力的雙方同意的定義。但是，我的主要目標是使蘇聯人拆除盡可能多的導彈發射器，作為凍結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協議的一部分內容。
為達到這一目的，我有兩張牌。第一是勃列日涅夫表示過的立場和葛羅米柯現在提出的方案之間有差別。第二是勃列日涅夫在別墅會談中表示，他急切盼望在星期五晚上簽署限制戰略武器協定（這時只剩下三十六個小時了），蘇聯所有的官員都會把這看作是一道非辦到不可的命令。在限制戰略武器問題上，感到有壓力的不是尼克松而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不僅給自己規定了這個期限，而且儘管美國對北越轟炸和佈雷，他仍舊讓最高級會談照常進行。他將謝列斯特清洗出了政治局。他比尼克松更需要獲得成功。而對尼克松來說，到了莫斯科就是勝利。因此，我像在北京那樣，放慢了談判的步子，來考驗一下誰的神經更堅強。（反正我有尼克松的一句話作後盾——只要他說話算數——他說，他準備在沒有達成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的情況下離開莫斯科。）
到了凌晨三時左右，已經沒有時間進行真正的談判了，我扼要地闡述了我方立場，提出了七百四十枚潛艇導彈的基數。乘斯米爾諾夫還沒來得及第三次發作，我先讓蘇聯人得一分，確認我們代表團同意兩個反彈道導彈發射場之間的距離為一千三百公里。葛羅米柯仁慈地結束了這次會議，他乾巴巴地說，現在時間太早了，也可以說太晚了。我們商定過六個小時再碰頭，以便解決剩下來的分歧。
我在凌晨四時左右回到克里姆林宮。暮春時節在緯度這樣高的地方，晨曦的微光已灑在金色的拱形屋頂、赭色的宮牆和紅磚砌成的雉堞上。下面是寂靜的莫斯科，它與俄羅斯大平原連成一片，一眼望去，無邊無際。在凌晨的寂靜中，我步行穿過克里姆林宮空曠的廣場，突然一種稀罕的感覺湧上我的心頭，好像有了一線希望，政治家正是憑著這種希望才能夠勉力應付紛至沓來的各種事件。雖然雙方還沒有達成協議，但是會議的調子使人覺得我們能夠按照尼克松所同意的底盤談成一項條約。也許我們正在參與一個將給人類喘息時間的事件，如果搞得好，將開始一個通向更加平靜的未來的進程。
但是，我們還不能夠想入非非，還有一些艱苦的談判有待我們去進行。上午十時，葛羅米柯沒有露面，多勃雷寧告訴我們說，蘇聯領導人正在研究限制戰略武器問題。勃列日涅夫沒有出席下午在富麗堂皇的聖凱瑟琳大廳舉行的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是討論經濟問題，這也不是尼克松特別擅長或喜愛的題目。蘇聯方面以柯西金為首，他的發言有條理，又很精確，比美國方面談得好，美國方面談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一般性問題。很明顯，勃列日涅夫正在研究蘇聯方面對限制戰略武器問題的立場。
我和我的班子則在緊張地研究數字的組合。數字的排列可以是無窮無盡，我們的目的是叫蘇聯人拆除盡可能多的導彈。關於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基數的數字遊戲——可以成交的是多少，裝有十二個和十六個發射管的潛艇各為幾艘，搭配起來，才能得出不同的總數——迫使我們進行大量的運算，在休會期間在厚厚的黃拍紙本上畫畫塗塗，在會議過程中這些本子很快就用完了。我們怎麼也鬧不清楚蘇聯人怎麼能在六十二艘潛艇這個數字基礎上得出九百五十枚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數字[5]。他們的算法很簡單：即假定他們絕大多數潛艇都有十六個發射管，儘管有幾艘只有十二個發射管。
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於下午五時二十分在聖凱瑟琳大廳復會。同往常一樣，僅在半小時之前才通知我們。但我們已準備好，看來蘇聯人也是如此。蘇聯方面出席的是：斯米爾諾夫、葛羅米柯、多勃雷寧和格奧爾基·科爾年柯（外交部美國司司長）。美國代表團由我、索南費爾特、海蘭和羅德曼組成。按照日程，雙方代表團都要去看為尼克松演出的芭蕾舞劇。蘇聯方面不管是葛羅米柯還是多勃雷寧都推脫不了這場禮賓活動；這樣，我們談判的時間只有一小時。討論是緊湊的，沒有時間開玩笑或者說空話。同華盛頓和赫爾辛基費勁地交換了一天意見後得出的結論是：禁止對發射井的規模作任何改變，原來不妨礙我們發展民兵Ⅲ式導彈的計劃。但是，我上面說過，這已為時太晚了。葛羅米柯以接受我們代表團在赫爾辛基的立場作為「妥協」，即僅僅禁止「顯著的」改變；蘇聯人還準備注意列美國單方面對「顯著的」一詞的解釋。我堅持說，雙方對「顯著的」一詞應有一致的解釋，即不超過百分之十五。葛羅米柯和斯米爾諾夫說他們要考慮一下。
隨後，我們轉入尚未解決的計算拆除多少枚老式導彈的基數問題。斯米爾諾夫接受了我前一天晚上提出的建議，即用導彈發射器而不用潛艇作為計算單位。但是，他只是將蘇聯人聲稱擁有的四十八艘潛艇乘十六（代表導彈發射管）換算成導彈發射器。這樣，蘇聯人就提出七百六十八枚導彈作為基數，而老式潛艇上的導彈還不算在內。這顯然是荒謬的，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有一些D級潛艇，每艘只有十二枚導彈。雙方進行了迅速的交鋒——在這個過程中我說：「我懂得算術，算術並不難，難的是政治。」——斯米爾諾夫接受了七百四十枚作為基數。
這樣，剩下的問題只是：什麼樣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包括在協定內。我建議H級和G級潛艇上的導彈都包括在內，這使斯米爾諾夫發火了。他強調說，將六十枚射程為三百至七百英里、安裝在柴油機推動的、發射前要浮出水面的潛艇上的導彈計算在內，這簡直是開玩笑。我想緩和一下氣氛，就說也許蘇聯人應當將他們的SS-9式巨型導彈裝在G級潛艇上，這樣可為我們一下子解決兩個問題。斯米爾諾夫懂得這是尋他的開心（因為這會使潛艇沉沒）。而葛羅米柯卻以為我提出了什麼新的主意。他說：「請說得具體一點。」斯米爾諾夫和我言歸正傳，又繼續爭論起來。最後，當時鐘敲響六時三十分的時候，斯米爾諾夫問我，我說的H級潛艇到底是指什麼，因為這是美國的代號而不是蘇聯的代號。我告訴他，我們是指攜有三枚導彈的老式核潛艇。斯米爾諾夫無意中說出，他一直是把它們計算在基數之內的——這點我和我們在赫爾辛基談判的代表過去都疏忽了。這樣，H級潛艇就包括在總數之內了。蘇聯人現在總共得拆除二百四十枚老式導彈，包括全部投擲量大的老式洲際導彈，才能符合雙方同意的九百五十枚新式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數字。（否則他們可以保留三十枚H級潛艇上的導彈，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只能有九百二十枚新式的潛艇發射導彈，而他們實際上就是這樣做的。）
現在，在全部達成協議之前我們面前還有兩個問題，即如何處置G級潛艇上的導彈，以及如何對待發射井的現代化問題。我們同意在看完芭蕾舞之後繼續會談。
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以它傳統的帶些雜技動作、稍嫌華麗的風格演出了《天鵝湖》。演出中間休息的時候，在貴賓室裡為總統一行上了晚餐。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作陪，勃列日涅夫作為黨的書記不參加任何禮賓活動。他也很可能在同斯米爾諾夫一起研究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問題。在芭蕾舞第三場剛要開始之前，當燈光慢慢暗下去的時候，觀眾席上一位意大利記者的妻子對著尼克松喊了反對越南戰爭的口號。這對莫斯科來說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件。波德戈爾內立即叫人開燈，他和尼克松在貴賓包廂裡起立接受觀眾的鼓掌。這個姿態做得很漂亮。
演出之後，我向尼克松說明，如果我們能夠妥善解決G級潛艇上的六十枚老式導彈問題，就能很快達成協議。我和我的同事們想出了一個方案，打算在晚上談判時提出。這是個妥協方案：只要不對G級潛艇上的六十枚導彈進行改進，我們將不堅持把它們計算在總數之內，但是，G級潛艇上現有的導彈不能用新潛艇上的導彈來頂替。這樣做可以達到兩個目的：為了不超過九百五十枚的限額，蘇聯人就得拆除一部分洲際導彈和核潛艇上的導彈；另外，他們不得把新式導彈裝在柴油機潛艇上，否則就要算在總數之內——他們大概不會這樣做，因為這類潛艇比較容易發現，續航時間也短。尼克松同意了我們的方案。
雙方談判班子於晚上十一時三十分在聖凱瑟琳大廳再次會晤。我們一上來就談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基數問題。我概括地談了我的理解：蘇聯方面已接受七百四十枚導彈作為基數，這個數字包括H級潛艇上的三十枚導彈。當蘇聯方面肯定了我的話之後，我又提出了G級潛艇上的導彈問題。斯米爾諾夫聲稱，蘇聯人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基本建議，而我們卻老是提出一些無關緊要的新問題來拖延達成協議。我向蘇聯人讀了黑格給我發來的電報，電報說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人堅持蘇聯的九百五十枚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必須包括G、H和Y級潛艇上的導彈[6]。華盛頓還拒絕史密斯所建議的只凍結洲際導彈的主張。華盛頓寧可搞不成協議也不要一個允許自由發展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協議。漸漸掌握談判之道的斯米爾諾夫反駁說，他那裡也有一些聽了會令人嚇一跳的電報，他將在下次會議帶來（這很可能是真實情況）。葛羅米柯堅持說，蘇聯方面已經作了最大限度的讓步，不可能再讓了。
我還是提出了我們的妥協方案。對此，蘇方沒有接到指示，因此，談判就回到關於發射井大小的問題。但是，蘇方堅持在赫爾辛基所達成的那個初步協議，禁止「顯著」地擴大發射井。美國可以就「顯著」一詞的含義自己發表一個單方面的聲明，這對蘇聯人當然是沒有約束力的。我強調指出，蘇聯方面不應當實用主義地引用美國代表團的話來反對總統的意見；總統有權否決他下屬的意見。只有對「顯著」一詞的含義作出一個雙方同意的有約束力的定義，我們才會同意禁止「顯著」地擴大發射井。葛羅米柯表示，蘇聯方面必須舉行一次高級會談來研究我們關於發射井的大小和G級潛艇的立場。我說，這樣一來，第二天（星期五）晚上就簽不成字了，而勃列日涅夫似乎是有這種想法的。葛羅米柯同意我的說法。大家發現，星期六也不合適，因為總統要去列寧格勒。我們暫時商定將簽字時間改在五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晚上，當然，這要取決於所有的問題是否都能在這以前解決。會議於午夜十二時三十二分結束。
我向尼克松匯報說，談判陷於僵局，只有蘇聯人可以打破。我們不能再讓步了。星期五晚上不可能舉行簽字儀式，即使談成的話，也只能在星期日簽字。尼克松感到失望，但未提出異議。他喃喃自語地說，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的簽字儀式可能會沖淡他預定在星期日晚上對蘇聯人民的電視講話。他心情侷促，但決心堅持下去。
記住這些事情的前後過程是重要的，因為後來有人批評說，由於我們給自己定了時限，結果談判時急於求成。事實是我們自己並沒有確定時限，而是利用勃列日涅夫所定的時限來壓蘇聯方面，我們甚至曾建議推遲四十八小時簽字。星期四晚上會議結束時，談判的結果取決於蘇聯方面的決斷，我明確地向他們表明，我們的讓步已經到了極限。我們這些讓步實際上與在赫爾辛基的美國代表團的立場是一致的，或更前進了一步（例如在發射井大小的問題上）。[7]後來對蘇聯是否遵守協議發生爭論的一些問題——都是提得沒有道理的，只有一個例外——沒有一個是在莫斯科期間談判過的。
到了這時，出席最高級會談的美方人員只好坐等星期五蘇聯內部高級會議的結果了。我對蘇聯人會接受我們的「最後」建議頗有信心。他們不可能眼看著持續了近三年的談判，斷送在發射井的大小（他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搖擺表明雙方立場很接近），和G級柴油發動機潛艇上導彈的更新問題（稍加分析就會發現更新這種導彈是毫無意義的）。
因此，我給黑格發去一份電報，請他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妥協方案正式表態。電報用堅定的語氣論證了我們的建議。我在概述了我方建議後指出：
總統不想讓五六十枚射程只有三百英里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成為達成協議的障礙，因為這項協議將明確規定蘇聯的洲際導彈和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限額——如果不予凍結，他們不出五年就可以很容易突破這個限額——且不說協議還規定他們必須淘汰掉二百四十個導彈發射器。
同時，還應懂得，現在提出的基數使蘇聯在Y級潛艇上的導彈降到七百一十枚。這樣，蘇聯必須拆除大約二百四十個導彈發射器，包括全部H級潛艇上的導彈，才能符合協議准許的總數。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回答典型地反映了五角大樓的政治手腕。他們同意我們的建議（這建議只不過對我們動身之前參謀長們所同意的立場稍作改動而已）。但是他們卻提出了條件，即總統應保證採取「必要的行動以確保和加速實施我們正在進行的發展進攻性武器的計劃，並改進現有的武器系統」。這一點我們反正是決心要做到的，而且本來就是我們主張凍結的原因之一。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論點在邏輯上是可以找到毛病的：他們堅持加速實施我們的戰略武器計劃的根據，並不是近十年來蘇聯武器的發展，而是蘇聯柴油發動機潛艇上六十枚過了時的、射程很短的導彈。要是蘇聯人知道這個理由的話，他們很有可能同意把G級潛艇上的六十枚導彈包括在內，以換取我們保證不加速實施戰略武器計劃。（我們是會反對這樣做的，但美國國會裡會有很多人支持這個辦法。）
我們安下心來等候蘇方內部討論的結果，我們國內的支持顯然是有保證的，只不過赫爾辛基那裡有一些牢騷，史密斯似乎確信我們有事瞞著他。（其實我們把情況都及時通報給他。問題在於蘇聯人作決斷費時。）於是史密斯和我鬧起彆扭來。他本來接受了我提出的有關G級潛艇的方案，這下變卦了，說這個方案讓蘇聯人保留這些潛艇，是給他們「白白佔了便宜」。我相信（也許我的看法不對），要不是他感到自己被隔得遠遠的，不能把他完全有理由認為是他搞起來的談判一氣呵成而沮喪，他是決不會採取這樣的態度的。然而，現在我們只能把安撫受委屈的心情留待以後再說，所以我給他發去了一個措辭很不客氣的復電：
難道你能說，讓佔了蘇聯導彈總數不到百分之三、安裝在無法現代化的、發射時需浮出水面的柴油機潛艇上的六十枚射程為三百至七百英里的導彈，竟是給人「白白佔了便宜」？我們放棄了哪些要做的事情？蘇聯人得到了什麼？他們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數量受到限制，G級潛艇現代化遭到禁止，還要拆除二百四十個導彈發射器。如果蘇聯人拒絕了這個妥協方案，我倒要問一問：當我們那時面對著G級和H級潛艇，比現在多二百四十個的導彈發射器和更大數量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時候，我們的安全如何能更加強呢？
蘇聯方面的決定來得十分突然。上午十時左右，多勃雷寧來到我在克里姆林宮的房間告訴我說，政治局從上午八時起一直在開會，不知要開多久。上午十一時，我們接到通知說，葛羅米柯和斯米爾諾夫要求在聖凱瑟琳大廳緊急會見我。雙方於十一時十五分會晤。葛羅米柯一上來，不僅接受了我們對G級潛艇和發射井大小問題的主張，而且同意我們的措辭。蘇聯人還同意對「顯著」一詞搞一個共同的定義。
我們感到更為吃驚的是，葛羅米柯堅持按原定計劃在當天晚上就舉行簽字儀式。我到今天還不明白蘇聯方面為什麼如此迫不及待。這也許是蘇聯談判代表的特點吧，不管他們曾經怎麼扯皮，一旦協議在望，他們就生怕自己費盡心血的成果會被最後一刻發生的事故或者是被捉摸不透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作弄而前功盡棄。也可能我在介紹我國國內的反對意見時，說得十分令人信服，蘇聯人擔心出現預料不到的反對意見，使辛辛苦苦作出的調整付諸東流。還有，他們可能竊聽了我們同華盛頓通的電話。大部分讓步要由他們作，對他們來說，是相當不容易的，要是到了最後一分鐘失敗了，那是很丟臉的。很可能蘇聯方面只是遷就勃列日涅夫，因為他在本周初就把自己的聲譽押在星期五舉行簽字儀式一事上了。
不論蘇聯方面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們沒有理由予以拒絕。他們畢竟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和我們的措辭。唯一站得住腳的反對理由是兩項條款最後文本（所有其他的條款都已經完成）的起草匆忙了一些（但是其中一項是我們代表團的建議），而且自尊心受到傷害的人們要從赫爾辛基飛到莫斯科來。十一時三十分，我要求休會以便去徵得總統的批准。十一時四十七分，我回來告訴葛羅米柯我們同意這樣辦。他和我又將協定文本仔細核對了一遍。我們商定共同向赫爾辛基那邊發出訓令；雙方的訓令將是一樣的，以防止含意不清而浪費時間。索南費爾特和科爾年柯兩人著手起草訓令稿，完了送交葛羅米柯和我批准。這次最高級會談的歷史意義現在得到了保證：過去從來沒有對美蘇雙方談判代表發過同樣的訓令。
隨著外交政策上一項重大工作的完成，人們這時會產生一種肅穆的心情。我說：「我認為這是我們兩國關係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有機會同諸位一起為此工作，我感到非常榮幸。」
葛羅米柯是不喜歡誇張的，他用俄文回答說：「我們對你們方面辦事的風格表示滿意，我們也努力這樣做。我們所談的問題確實是困難和微妙的，到今年八月，專家代表團為此花了幾乎三年的時間。總算是功德圓滿，這確實是一個里程碑。」然後，他用英文開玩笑說：「我們顯著地感到滿意，甚至超過了百分之十五的程度。」
第一次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就這樣結束了。
但是，我們的工作並沒有完。如同在中國那次一樣，我們因為自己辦公事的程序付出了代價，必須再次安撫行將大功告成時還被排除在局外的談判代表團。我們在莫斯科不比在杭州那次順利。因為在技術方面考慮不周，而造成了一些忙亂。葛羅米柯和我在中午商定共同起草一項發往赫爾辛基雙方代表團的訓令後，我就叫索南費爾特用公開電話告訴史密斯即將發訓令給他。由於訓令只涉及兩個問題，也許只要五句到十句話就行了，我們以為雙方在赫爾辛基的代表團結束工作後乘美國飛機能夠及時趕到莫斯科參加八點半的簽字儀式。沒想到我方代表團的飛機是活塞引擎式的，要飛兩個半小時才能到達莫斯科。而且我們也沒有計算通過白宮值班室轉發電報所耽誤的時間——更糟糕的是，這封電報在白宮值班室同其他電報混在一起，沒有受到優先處理。結果，蘇聯的訓令四十分鐘就到了赫爾辛基，而我們的過了兩小時還沒有到。儘管索南費爾特已向史密斯說明，這是個共同訓令，但史密斯這時十分惱怒，拒絕按照蘇聯的文本進行工作，他這樣做是對的。但是，經過反覆的電話聯繫——也顧不得保密問題了（反正沒有關係，因為蘇聯人和我們已經達成協議）——費了很大的周折總算說通了，雙方代表團開始工作並在飛往莫斯科的美國代表團的飛機上完成了共同的文件。這是多年辛勤勞動的最後一次巨大努力。
這時，我們將簽字儀式推遲到晚上十一點鐘，以便使我方代表團能夠參加，並使史密斯能和我一起出席預定於晚上十時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早就安排在這天晚上的、尼克松為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舉行的答謝宴會提前一小時舉行，利用前面一段空餘時間。
不幸當史密斯和他的同事們到達機場時，另一件失禮的行動進一步刺激了他們本來已經十分不舒暢的心情。我們派了使館的車去接他們。但不知什麼原因，車子不讓開到機場裡面去。這是蘇聯方面故意整人呢，還是哪個小職員頑固堅持按常規辦事——我猜是後者——不管是什麼原因，這意味著在史密斯對一項值得驕傲的成就作出了無可否認的重大貢獻後，竟然沒有一個美國人在機場迎接他。（當然，所有在莫斯科的美國高級官員這時都在參加尼克松為勃列日涅夫舉行的宴會，但這更糟糕。）史密斯沒有去找美國車子，而是要求他的蘇聯同事謝苗諾夫幫忙。史密斯想到大使館去和我一起出席新聞發佈會，但是蘇聯司機卻硬把他送到克里姆林宮。此外，史密斯的發言提綱卻給另一位同事帶走了，他坐著另一輛車到大使館去了。克里姆林宮裡什麼事也沒有，因為美國代表團絕大部分人員已去我們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廈，在那裡宴會即將結束，新聞發佈會就要開始。我推遲了新聞發佈會開始的時間，等候史密斯，心想這老兄不知出了什麼事情，史密斯不僅要和我一起在新聞發佈會上講話，而且（我以為）簽字的正式文本還在他手裡呢。
我手下的人員彼得·羅德曼在克里姆林宮弄到一輛蘇聯政府機關的車子把史密斯送到大使館。史密斯終於露面了，他氣急敗壞，語無倫次——這倒難怪他。我至今也未能使他相信，所發生的一切不是故意整他，而是一連串的錯誤引起的。出席最高級會談的人對他的遲到幾乎同他一樣不安。他完全是粗枝大葉工作的受害者，但也應當承認，尼克松政府裡辦公事的方式往往會使正派和能幹的人受到這種虧待。這一般是無意造成的，有時則是故意的。史密斯無疑應受到更好的待遇。
說明了史密斯有道理的一面後，我也應當指出，他氣量小，常常怒形於色。他憋不住一肚子的委屈，大動肝火，差點使新聞發佈會砸鍋了。新聞發佈會是在斯帕索大廈隔壁的大使館食堂內舉行的。我開始講話了，但史密斯卻在一旁低聲發牢騷說，他還不知道條約究竟包括什麼內容哩。這樣的話不會使新聞界信任我們，於是我中斷了講話，把史密斯帶到旁邊休息室裡，勉強才使他平靜下來。於是我又繼續介紹協定的總原則。接著，史密斯簡單分析了協定的條文，他的介紹熱情不足，但具體而精確。因為大家都要去出席簽字儀式，他講完後剩下的時間只能提一兩個問題了。《紐約時報》的記者馬克斯·弗蘭克爾是我所認識的最能幹的記者之一，他強調說，他覺得應該提醒我們，如果不讓新聞記者多提問題，把反對派肯定要抓的含混不清的地方加以澄清，那將會造成宣傳上的大失敗。
簽字儀式進行得相當順利，蘇聯方面的出席人員照例比我們先一步來到大廳。事畢，史密斯回到他住的旅館；我則返回克里姆林宮下榻處，工作人員們分散進行慶祝。我覺得進一步吹風已毫無意義，因為它只會更多地暴露我們代表團內部的緊張關係。
深夜，齊格勒打電話來說，弗蘭克爾的話應驗了。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報道醞釀著一場災難。協定的條文技術性太強，美國代表團內部的分歧又太明顯。幾分鐘之後，默裡·馬德打電話來也講了同樣的印象。記者們裝作他們與自己所報道的事無關的樣子。這是荒唐的。不管他們與此事是否有關，根據他們的報道是否客觀可以衡量出他們的業務水準。而最優秀的記者是熱情支持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開始出現制止核武器競賽的可能性時，他們很想親臨現場。他們想把自己看到的情況如實報道出去，但這次他們會給我們充分的機會來說明真實情況。
霍爾德曼從齊格勒那裡得到了同樣的消息，並且告訴了尼克松。霍爾德曼急得要命，擔心這項條約得不到應有的歡迎，尼克松害怕他的右派選民起來造反，他把史密斯的行為看成是喬治敦區和東部權勢集團合夥反對他的陰謀的一部分——這是非常不公正的。史密斯確實受到了委屈（可是他後來還是有力而又巧妙地為協定進行了辯護）。因此，尼克松和霍爾德曼堅持要我單獨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對條約的背景進行更好的說明。
這就是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凌晨一時開始的那次奇怪的記者招待會的由來，那天正好是我四十九歲生日。我站在蘇聯國際旅行社旅館——美國隨訪記者團的總部——「滿天星」夜總會的樂隊台上。有人這樣描述：這個夜總會「看上去像是一九三五年式的玫瑰園舞廳。基辛格站在舞池裡，這位外交界的弗蘭克·西納特拉[8]，不時地抓住他唯一的支柱——立式擴音器」。[9]我經過三個通宵的會談已經精疲力竭，但還是花了一小時盡可能清楚地說明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凍結進攻性核武器協定的條款，回答了問題，並努力解釋了這一套複雜文件的意義，指出：這些文件要麼是個轉折點，要麼是對超級大國軍備競賽的進一步推動；要麼是較為和平的國際秩序的預兆，要麼是一連串新危機前的間歇。
協定的條款對上述兩種情況都可以適應。條款凍結了反彈道導彈的部署，我們在反彈道導彈技術上處於領先，儘管國會沒有讓我們利用這種優勢。我們在這方面像在越南問題上一樣感到無能為力。我們有足夠的後援來推行自己的基本規劃，但是，反對這樣做的勢力也相當大，這些人會從中作梗。因此我們討價還價的餘地就比應有的要小。我們凍結蘇聯進攻性武器的部署，這是一個高招，因為他們在這方面佔有優勢，如果不予凍結，這種優勢可能繼續發展。蘇聯人放棄了二百四十枚投擲量大的老式導彈；如果他們要使G級潛艇現代化，就得算在限額內。我們在進攻性武器凍結期間本來就沒有部署導彈的計劃，所以協定基本上對我們毫無影響。我們用防禦性戰略武器的限制換取了對進攻性戰略武器的限制。
如果我們想在進攻性武器方面趕上去，我們就需要這個協定。同時，如果我們要探索一下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我們也需要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以保持戰略均勢。但是，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也有助於我們弄清搞緩和是蘇聯的一個花招呢，還是他們政策上的一個新轉折。我們決心防止再次出現只有蘇聯人在實施發展戰略武器計劃的局面[10]。同時，我們也準備訂出相互克制的規則。我們不同意核時代使力量平衡失去意義的觀點。我們也不同意將國家安全完全押在核對抗政策上的主張。
這些看法迫使我們注意搞平衡。結果是自由派可以指責我們對控制軍備做得太少、對加強防務做得太多；而保守派則可以指責我們在談判中妥協太多。我們所尋求的是這樣一種政策，它既能保持我們的實力，又能保留我們在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方面的各種選擇餘地。我們準備走一條羊腸小道，一方面顯示我們是致力於和平的，另一方面又表明，我們不會讓人利用我們要求和平的願望進行訛詐；我們意識到，我們再也不應該作出會給本世紀各代人帶來全球性衝突的錯誤估計，但是，我們隨時準備對付蘇聯的擴張和他們破壞力量平衡的行動。保衛和平、維護正義，態度堅決但不好戰，既保持警惕又不挑釁，這些將是今後對我們外交政策的檢驗。這大體上就是我在那漫長的深夜，在莫斯科一間舞廳的奇怪的環境裡努力向疲勞不堪的記者們說明的意思。
結果，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受到尼克松的許多老對頭的歡迎，《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帶頭鼓掌。但它也受到尼克鬆一些傳統支持者的攻擊，說它「不平等」。當沒有協定的時候，儘管數字年復一年對我們不利，某種軍事力量的對比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當在不妨礙美國的武器發展計劃的情況下制止了蘇聯實力的增長時，這種軍事力量對比突然又受到指摘。沒有幾個批評者理會我在莫斯科記者招待會上所提出的論點：問題不在於「（協定）把什麼局面固定了下來，而在於協定防止了什麼局面的出現。問題還在於如果不搞凍結，我們的處境如何」。由於搞了凍結，蘇聯人放棄了增建進攻性武器的機會，而我們卻沒有放棄什麼。
另一種批評不大好對付。某些考慮周到的觀察家們擔心我們的公眾會產生一種虛假的安樂感，因而放鬆警惕，不再支持必要的加強防務的努力。起初，情況並非如此。限制戰略武器協定達成後的第一年，我們開始了一系列發展新的戰略武器的計劃，以便趕上蘇聯：B-1轟炸機、MX機動導彈、巡航導彈和三叉戟潛艇導彈系統。確有一位參議員忠告我說：如果第二個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也像這次一樣，使我們發展戰略武器的預算如此增長的話，那麼我們在財政上就負擔不起了。後來，「水門事件」的悲劇使行政部門在同國會的鬥爭中軟弱無力，這大大削弱了我國外交政策的力量。
但是，對上述這種問題不應當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一個民主的國家能否將決心與希望、實力與和解結合起來？我不能同意這樣一種絕望的看法，即我們不是走向極端的安樂感，就是走向極端強硬。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全面估價這次最高級會談影響時還要進一步討論。我在這裡還必須感謝史密斯，他在莫斯科發火是可以理解的，後來他為批准限制戰略武器協定進行了頑強而又靈活的鬥爭。
葛羅米柯與中東
在限制戰略武器問題解決之後，最高級會談上的緊張氣氛一掃而空。此後，沒有對解決任何懸而未決的國際問題作出認真的努力。意味深長的是，尼克松和蘇聯「三駕馬車」關於中東問題唯一的一次討論，是在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簽字前的那個下午舉行的，這就保證蘇聯人不會搗亂，而我們則可以堅持我們的戰略——將中東問題繼續凍結到蘇聯人願意談判妥協時為止。因此，尼克松認為這次討論主要是一次牽制性行動。他建議葛羅米柯和基辛格秋天再談，而我們爭取就某些一般原則達成協議以便指導下一步的談判。（尼克松甚至給沉著的蘇聯譯員蘇霍德列夫出了個翻譯上的難題，他建議上述這一切將是對於「nutcutting stage」〔解決問題的階段〕的準備，蘇霍德列夫徑直譯為「砍下硬果的階段」，蘇方人員聽了，顯然不知所云。）公報裡對中東問題怎麼寫，首腦們也將這件事交給葛羅米柯和我去辦。
葛羅米柯和我確實把這項任務作為星期日下午（我們預定在第二天回國）會談的最後一個問題來處理。蘇聯人處境困難，其實比我們所瞭解的要更加困難。埃及對莫斯科未能推動中東問題的解決開始不滿起來。但是克里姆林宮學究式的談判作風和生硬地堅持極端的立場，使他們提不出可以吸引我們支持的建議。蘇聯人永遠無法解決這個我們花了三年時間使之加劇的矛盾。只要他們支持激進的阿拉伯人的綱領，我們就沒有理由同他們搞聯合行動。沒有我們，這個綱領只能通過戰爭才能實現，而在這場戰爭中，追隨蘇聯的國家是要打敗的。這樣，克里姆林宮僵硬的中東政策向阿拉伯世界表明，它無力影響事態的發展，從而逐步喪失自己的影響。
就我們而言，只要維持現狀，直到蘇聯人改變立場，或者溫和的阿拉伯國家轉向我們，要求通過實際可行的步驟解決問題時，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一旦搞清楚莫斯科不願改變立場，我就設法使公報中對中東問題的措辭盡可能地平淡。最高級會談的時限對我們有利，在公報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不準備退讓的一方處於更有力的地位。對方只有以不惜推翻整個會議成果相威脅，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但由於已經達成了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和「美蘇關係基本原則」的協議，實際上可以排除這種可能性。結果是寫上了一段毫無意義的話，支持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並聲明雙方都贊成在中東實現和平。這一段文字還要求達成「和平解決」和在該地區實現「軍事緩和」，實際上含蓄地接受了現狀。不僅開羅而且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都肯定會對此感到不滿。（公報中關於中東問題的一段文字見註釋。）[11]為什麼蘇聯領導人願意搞一個雙方一致的措辭，而不是像《上海公報》那樣「我方認為……你方認為……」的寫法，這得等他們寫出回憶錄後才知道。如果分開來寫，蘇聯方面就能更充分地表明他們的觀點，並且可以很明確地將違反公報的責任推到我們身上。很可能蘇聯的官僚機構認為傳統的形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蘇聯領導人對中國人的仇恨也許使他們不能學習這個和尼克松北京之行聯繫在一起的榜樣。
幾乎同樣不可解釋的是，在最後一天，星期日，葛羅米柯和我一起花了四個小時力圖就解決中東問題的「一般原則」達成協議。我不明白為什麼他竟然會認為我們願意在一個平淡的公報裡加上一系列具體的原則。不管怎樣，我們在公報問題上的策略必然決定我們對原則的態度。我實際上施展的是拖延戰術。葛羅米柯經驗豐富，明白我的做法，他也不施加什麼真正的壓力。十分明顯，蘇聯人不希望在中東問題上搞僵。結果就若干「原則」達成的臨時協議，實際上並未超過現有的聯合國決議，而且有的原則也很含混，對於如何執行將來大有談判的餘地。（這些原則的書面文本見本書的註釋。）[12]這些原則造成的實際結果是肯定了中東的僵局。多勃雷寧和我返回美國後還要進一步推敲這些原則。很可能蘇聯人向追隨他們的阿拉伯國家進行了試探，遭到了拒絕，所以，以後就再也沒有催促我們。我們也沒有。一九七三年最高級會談上又提出了這些原則，同樣毫無結果。
我的拖延戰術遇到的最大障礙來自自己的工作人員。我在會見葛羅米柯時，為了盡可能地耗費時間，一再請他重複他的某些提法，以便使我能夠「更好地理解」。我方負責記錄的彼得·羅德曼顯然覺得是不相信他記錄的可靠性，就老打斷我，遞給我看葛羅米柯建議的準確內容——這是他在對方第一次提出時就逐字記錄下來的。我不斷用胳膊碰彼得也未能阻止他，每當我們討論葛羅米柯單子上的一項新「原則」時，彼得就把記錄遞過來。爾後，對他這種過分熱心，我狠狠說了他一通，以至於後來他和溫斯頓·洛德在談判時再也不當著另一個代表團的面遞給我什麼文件，即使我要也不給。他們的理由是搞不清楚我是真的要文件，還是進行拖延的借口。一個月之後，訪問中國期間，我向洛德要一個文件，他明明有，卻說沒有，怕又犯同樣的錯誤。我只好沒有文件繼續會談。彼得和溫斯頓要求我搞一套手勢、暗語甚至隱語，這樣他們就知道我是否真的要我所要的東西，我沒有同意。後來，我偶爾向洛德或羅德曼要一份文件時，都使他們大笑不止，這一定使和我談判的國家元首或外長對我手下這些據說是整得服服帖帖的工作人員顯然完全不顧紀律的行為感到目瞪口呆。
後來表明，這次最高級會談使得薩達特忍無可忍了。六個星期之後，七月十八日，他對莫斯科的長期積怨最後爆發，趕走了蘇聯的軍事顧問和技術人員——這是最近中東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之一。我在第三十章還要進一步談這個問題。
對我們來說，越南和中東是同一類問題。我們認為，事態的發展是有利的。一次成功的最高級會談肯定會增加河內的孤立感。說到底，我們所要求於蘇聯人的無非是默許我們單方面的行動，我們正在達到這個目的。至於蘇聯人想在公報裡寫上某種共同的聲明，這部分是為了安撫他們深為不滿的盟友，部分是因為勃列日涅夫在別墅會談時說過，像《上海公報》那樣寫上互相對立的觀點是「無原則的」。葛羅米柯和我都知道，可能找到的唯一的共同文字對雙方都會有所損害。但是，我們實際上舉行了兩次會談，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都是白費力氣。顯然這兩次會談的記錄不是為給河內看的，所以絲毫沒有別墅會談時的那種裝腔作勢的官樣文章。葛羅米柯不具有高談闊論的作風，他沒有把時間浪費在指責對方上。他當然很想向河內表白，蘇方在最高級會談上從我們這裡爭得了一些新的「讓步」。但是，我們不可能遷就他。除非使河內相信，我們不會再讓步了，否則它是決不會同我們解決問題的。必須打消以為拖延會迫使我們作更大讓步的一切想法。
因此，我嚴辭拒絕了葛羅米柯一再提出的關於建立聯合政府的試探。我指出，奇怪的是，河內想把我們留在越南，讓我們來替他們推翻阮文紹。這樣的事我們決不幹。解決問題只有兩條道路：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提出的軍事條件（主要是停火、美軍撤出和遣返戰俘），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我們重新提出了這個建議；或者是總統一月二十五日演講中提出的全面軍事政治解決方案。如果這兩條都失敗了，我們將採用軍事手段結束戰爭。葛羅米柯對這些觀點沒有爭辯。
當第二天早晨我們再次會談時，我拿出了內容溫和的由三句話組成的一段文字，作為雙方關於越南問題的共同聲明。（在整個公報的草案上為這一段空出了地方。我說我們也許可以就讓它空著吧，這當然是個新的做法。葛羅米柯看上去很不高興。）不出所料，葛羅米柯拒絕了我們的草案。這樣一來，除了沿用「無原則的」《上海公報》的格式外，沒有別的辦法了。於是雙方陳述了各自的立場。蘇聯對河內的支持表達得很溫和，雙方沒有共同的觀點。總之，河內被撇在一邊了。
這樣，在尼克松訪問列寧格勒時，葛羅米柯和我從頭到尾討論了整個公報。我沒有去成列寧格勒這件事，成了葛羅米柯和我兩人經常開玩笑的話題。蘇聯人答應給我補上，說在我下次去蘇聯時將安排去列寧格勒。後來，我多次訪問蘇聯，列寧格勒每次都在我預定的日程上。但每次都由於在莫斯科工作太緊張，不得不取消這個項目。我最後對葛羅米柯說，我不相信真有列寧格勒這個地方，安排這個項目主要是哄我好好合作。葛羅米柯反問道：「那麼我們的革命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呢？」我不能不回答說：「在聖彼得堡嘛。」
公報以讚揚的口吻提到歐洲安全會議，提法與莫斯科同我們歐洲盟國簽署的聲明相似，也未提具體日期。我們的策略是將歐安會同中歐裁軍談判聯繫起來，再將二者同結束越南戰爭聯繫起來。我們對於發展經濟關係的態度也是如此，這將是使蘇聯在政治上克制的一根胡蘿蔔。沒有對具體貿易安排進行談判；成立了一個美蘇經濟委員會，從總的方面來加速擴大貿易。美國商業部長彼得·彼得森定於七月訪問莫斯科，開始就有關解決蘇聯在租借法案項下的債務和給蘇聯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談判。起草公報的工作進展順利，只有這一次美國代表團內部沒有鬧糾紛。
我從中國之行中吸取了教訓，認識到應該請國務院參加這項工作。負責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丁·希倫布蘭德擔負這項任務，他穩重而熟練地完成了任務。在最高級會談快結束的時候，葛羅米柯未加說明地拿出了四月份雙方已商妥的「美蘇關係基本原則」。希倫布蘭德也是個行家，他懂得這些原則現在的措辭不可能是蘇方人員單獨起草的；但是他非常機靈，沒有在這方面多加糾纏。所以我們第一次在白宮和國務院沒有發生對抗的情況下度過了這次最高級會談。
在我們這種講究實際的社會裡，原則聲明往往是短命的；很明顯，這種聲明本身是無法執行的。在莫斯科簽署的這些原則，肯定了避免對抗的重要性，相互克制的必要，反對企圖利用其他地區的緊張局勢取得單方面的好處，兩國都放棄在任何地區要求特權（我們將此解釋為是對勃列日涅夫主義的否定），表示雙方願意在此基礎上和平共處，並為建立長期的更為建設性的關係而努力。
當然，這些原則並不是法律契約。它們只是確立了一套行動準則，以判斷是否真正取得了進展。對方違反這些準則時，我們可以據此進行指責。四年來，我們一直表示堅信，對政治家來說，再沒有比減少核戰爭危險更為崇高的職責了；通過經常不斷的侵略所獲得的利益，同核戰爭的危險比較起來，肯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我們看來，通過控制軍備減少核戰爭危險的努力，應當同蘇聯方面停止不斷改變全球力量對比的努力聯繫起來。我們致力於和平共處；我們同樣也決心維護力量均勢和自由。如果我們在阻止蘇聯破壞行為方面盡到了自己的責任，那麼共處就是靠得住的，才能認為緩和的原則標出了通向更有希望的未來的道路。
這時，在最高級會談結束前還有三件事：尼克松同勃列日涅夫單獨會談（有我參加），雙方代表團再作一次簡短的會談，還有就是在克里姆林宮宏偉的聖喬治大廳舉行一次盛大的招待會。
尼克松和我在濛濛細雨中從沙皇的宮室步行到幾百碼之外總書記的辦公室。我們離開他辦公室的時候天氣和來時一樣變幻不定。在一整天裡，陽光和陰雲不斷爭奪對天空的控制權。我們的情緒很高。儘管我們在越南問題上持強硬立場，我們還是保住了最高級會談。我們在莫斯科達到了全部目的。當然，前途是不明朗的，蘇聯人的意圖十分難以捉摸，我們還必須結束越南戰爭。但是，我們很快就能控制國內危機。我們正在奠定國際秩序的基礎。看來我們對自己的前途比較能加以控制了，這是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難以做到的。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之間最後一次單獨會談比較輕鬆，帶有總結性。勃列日涅夫問，如果有一位蘇聯領導人——具體說就是波德戈爾內——訪問河內，我們是否認為這是有幫助的。葛羅米柯頭一天已對我說過，勃列日涅夫可能會提出這個事情的（意在讓尼克松和我有時間事先商量一下）。我們認為，莫斯科不大可能根據我們的好惡來決定他們高級領導人的訪問。因此，表示反對是沒有意義的。勃列日涅夫就一件他們肯定要幹的事情徵求我們的意見，是想作個姿態。毫無疑問，波德戈爾內是被派去安撫河內的不滿情緒的。不過，這種訪問也不會有什麼壞處。如果莫斯科真想約束河內，河內就將更加陷於孤立。尼克松說，他歡迎波德戈爾內此行。勃列日涅夫總是想撈點資本，他建議在波德戈爾內訪問期間，我們對整個北越暫停轟炸。尼克松料到會提出這個要求，只同意不轟炸河內和海防——只要波德戈爾內不在那裡待三個月。勃列日涅夫然後問，是否可以勸阮文紹在選舉前兩個月而不是一個月辭職，這樣，波德戈爾內可以把這一點作為最高級會談的一項成果，尼克松表示，如果我們其他幾個條件都被接受了，他準備對他一月二十五日演講的內容作相應修改。勃列日涅夫無疑將這事通報了河內。我們以後再也沒有聽到談起此事。因為稍後，到了夏天，河內決定走另一條道路。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回過來又討論了關於達成不使用核武器諒解的主張。尼克松巧妙地將此事推給專門渠道去討論，就目前的設想，這個問題肯定會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以及我們和中國的關係方面造成極大的混亂。勃列日涅夫主動重申了關於古巴的一般「諒解」，特別是關於潛艇問題。另外，他還保證朝鮮具有和平意圖。（這樣，在三個月內，我們在北京和莫斯科都得到了關於朝鮮的保證。）接著，勃列日涅夫很隱晦地提出一個問題，很可能這就是克里姆林宮對於緩和抱有這樣大興趣的原因：他暗示蘇美兩國還是注意北京的核計劃為好。但尼克松沒有對他表示鼓勵。兩國領導人最後同意盡量約束針對對方的宣傳。
大家不應當過分強調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尤其是在一系列事件增強了雙方在國內的地位，出現了緩和氣氛的時候。顯然，蘇聯也達到了一些目的，只有十足的外行才會以為，在大國間的談判中，一方可以獲得一系列單方面的勝利。即使這是可能的，也是極不可取的。任何國家都不會長期遵守一項不符合它的利益的協定。明智的政治家是會慎重權衡自己的目標的；有些「勝利」是不值得爭取的，因為它們要以未來作抵押。使蘇聯人民感到有希望改善同西方的關係，這顯然是符合蘇聯意圖的。克里姆林宮無疑希望緩和會渙散民主國家的反抗意志。但是，克里姆林宮的一些強硬派（例如謝列斯特）是反對緩和的，他們擔心緩和對蘇聯有風險。我認為勃列日涅夫有幾種動機。他雖然仍希望促進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但他也要和平，並願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和很多國家的領導人一樣，他也許盡可能長時間地避免作最後的抉擇。但這不等於說，未來似乎仍未可卜。總之，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兩人都把寶押在他們或許能按照各自社會的目標和價值標準來駕馭局勢。這裡沒有預先注定的結果。
上述這些前景使最後那次招待會具有一種出奇的熱烈氣氛。克里姆林宮的聖喬治大廳裡明亮如晝，在大吊燈的閃閃燈光下簇擁著蘇聯的顯要人物（米高揚和德米特裡·肖斯塔科維奇都在場）、中上層官員、外國名記者和外交使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一同入場，他們穿過人群，走到大廳的上首，那邊專為高級領導人安排了座位。接著奏了兩國的國歌。前幾個月的緊張在這一激動人心的時刻消失了，我們當時在場的很多人都突然覺得也許我們真的參加了開闢一個更美好時代的事業。儘管有種種保留意見，那天晚上在莫斯科至少能夠看到一個新世界的模糊輪廓，在這個世界裡，人類將超越他們注定要遇到的危機和風險，進入克制和合作的領域。
最高級會談取得了什麼成就？
六月一日，尼克松從莫斯科回到國內時的情景是引人注目的。他在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降落後便乘直升機到國會山。在那裡，他受到了國會領導人的歡迎，並立即被請到國會兩院聯席會議去作報告。他的講話既充滿希望（有時還故意露出洋洋自得的神情），又十分謹慎。他說：「（最高級會談）為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之間建立一種新型關係奠定了基礎。」他同時強調說：「我們衡量最高級會談的標準是會談的具體成果而不是它的氣氛。」他列舉了達成的各種雙邊協定，包括限制戰略武器協議，說它們標誌著「兩個主要核國家走向共同克制和限制武器的時代的第一步」。但他也強調了保持強大的國防力量的極端重要性，指出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對美國發展進攻性武器的計劃沒有限制。他把「美蘇關係基本原則」比作標出雙方維護和平應走道路的「交通圖」。他還提醒議員們，「保持自由世界同盟的力量、團結和堅定性是我們在世界上爭取和平與安全的一切其他行動的基礎。在我們謀求同昔日的敵人改善關係的時候，我們決不做對不起我們在世界上的朋友和盟友的事。」
尼克松的講話很好地總結了我們的成就、任務和機會。但是他並未能使人忘記往事，或相信他有了新開端——似乎尼克松一生始終擺脫不了這個問題，這是他的悲劇。他所採取的每一步驟的意義都被他一生中積累起來的爭論和不信任所淹沒。他很快陷入這樣的矛盾處境：他這位昔日的冷戰勇士現在被人指責為過分熱衷於同蘇聯搞緩和。那麼實際情況又如何呢？
無論從最高級會談的內容還是從歷史背景來看，這都是美國政策的一項重大成就。我們挫敗了河內，而且還完成了同莫斯科的重要談判（在舉世矚目的北京之行三個月後），這使未來變得更有希望，從而使人們對越南問題有了正確的認識。蘇美和中美最高級會談使莫斯科和北京的切身利益同他們和我們的關係密切相連，這有利於我們使河內完全陷於孤立。最高級會談後還出現了另一個新氣象，在整整一年時間裡，我們擺脫了越南人一直加以利用的我們國內的動盪。再加上北越軍事攻勢的失敗，幾個月內和談出現了突破。美蘇最高級會談對中東形勢的發展同樣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在下文將說明，美蘇最高級會談標誌著溫和的阿拉伯領導人開始向華盛頓靠攏的轉折點。十八個月後，昔日的冤家對頭在美國的支持下走上了通向和平的曲折道路，最高級會談便是這整個進程的一個步驟。
但是最高級會談的根本成就在於它規定了民主國家和蘇維埃制度共處的基本原則。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體現了我們的下述信念：核軍備競賽愈演愈烈，對任何國家都沒有好處，也不能加強任何國家的安全；美蘇關係「基本原則」至少在書面上表示應該採取負責的政治行動。這兩件事互相關聯，體現了我們堅定的看法：緩和緊張關係不能只建立在控制軍備的基礎上，最終的試金石是在國際行動上保持克制。在莫斯科期間，一天簽訂一項雙邊協定——關於環境、空間和技術合作，海上事故，建立經濟委員會等——這些協定將逐漸把人們的利益與和平聯繫在一起。當然，道路是漫長的，但是要在核時代保持和平就必須這樣做。
我們好像在走鋼絲：既要致力於和平又不能為謀求和平而摒棄一切其他原則，使我們從精神上解除武裝；既要保衛自由，又要表明：毫無節制的爭奪有可能導致一場核浩劫，從而使我們喪失一切，包括自由。只有具有崇高權威、深孚眾望的領導人，才不會從鋼絲上掉下來——這樣的領導人既不會溫情地把共處看作是個人之間的良好關係，也不會不顧後果地為了共處而共處。究竟理查德·尼克松領導的政府能否在這個問題上得到公眾必要的支持，我們不得而知。我認為，他對國際事務的理解是不含溫情主義的，這是一個寶貴的優點。總之，不僅在培育美蘇關係方面，而且從更廣的意義上說，在發展國際關係新格局方面，水門事件阻礙了當時已展示的前景的完全實現。
因為在我們所能預見的將來，美國的任務是重建和保持我們在莫斯科開始確立的對蘇政策的兩大支柱：既準備對抗蘇聯的擴張主義，又表明願意為將來進行合作。偏重兩者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使世界更為安寧。如果把和解本身作為目的，冷酷的蘇聯政策就會把它變成進行訛詐的工具，並以此掩護它追求單方面的利益，蘇聯有時就是這樣做的。當很有希望的美蘇對話因為我們採取的行動而中斷時，我們在獲得國內支持和盟國的團結一致方面就要付出代價。一項政策要取得成功，需要兩條：鼓勵蘇聯克制（例如利用經濟關係）和懲罰冒險主義（例如美國作出堅決的反應，包括對正在抵制蘇聯、古巴或激進派壓力的朋友給予軍事援助）。
和解必須有一個紀律嚴明的行政部門和信任政府的國會和公眾；還要求人們對國家的利益有深刻的瞭解，並懂得這一領域的事件和問題和另一領域的情況有什麼聯繫。這是很複雜的工作，過去在這方面毫無經驗。我心裡也有點矛盾，我對蘇聯的動機非常懷疑，決心阻止蘇聯的擴張，我鄙視那些對蘇聯的推進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或坐等歷史來加以糾正的批評家們。從一定程度上講，我對緩和問題的興趣帶有策略運用之意，即以此作為增加蘇聯的猶豫和削弱它在中東等地區影響的一種手段；同時也是出於國內的考慮，是為了對付「和平」運動的壓力，一旦不得不攤牌時，我們就能把群眾動員起來。此外，還有一點反映了我們時代空前未有的挑戰。我深信當代領導人在道義上有責任讓人民始終看到進行根本變革的前景（不管這前景多麼渺茫），看到我們將盡最大努力使毀滅人類的大決戰不致因為疏忽或缺乏遠見而降臨到我們頭上。
不幸的是，尼克松的國內基礎逐漸受到了削弱，使我們不能完全實現我們的設想和戰略。由於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夾攻，對美蘇關係的爭論越來越激烈。三年來一直攻擊尼克松好戰和死硬的自由派，雖然沒有指責緩和本身，現在卻實用主義地指責他在美國「過分鼓吹」緩和。意味深長的是，在美蘇緩和的全盛時期，即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上半年，這種指責還寥寥無幾。到了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批評開始出現，當時蘇聯鎮壓了持不同政見者。一九七三年八月，安德烈·薩哈羅夫呼籲批准傑克遜修正案，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爆發（有些人斷言這是蘇聯人挑起的）——在這個節骨眼上，水門事件又鬧開了，總統的地位大為削弱。誰也沒有提出證據來說明何謂「過分鼓吹」。相反，只要翻閱一下這個時期的大量講演、對報界的聲明和採訪談話，就可以看到政府一直是很謹慎的，既指出已經獲得的實際成績，同時也一再指出美蘇關係中的局限性、不明確的地方和固有的競爭，以及保持警惕的必要性。
本屆政府在受到一百年來少有的國內最激烈的攻擊下，在西恩富戈斯事件上還是壓倒了蘇聯，抵禦了印度和敘利亞代理人戰爭，在對蘇關係中確定了「聯繫」原則，總統第一次對東歐進行了訪問，力爭加強國防，承擔了前屆政府在印度支那的義務以便維護美國反對侵略的全球信譽。對於這樣一個政府竟然還橫加指責，足見美國國內裂痕之深。
當然，尼克松愛好誇張的作風在選舉年裡是不可能有所收斂的。他開始時表示「希望」出現一代人的和平，但很快就聲稱這是一大「成就」。一九七二年競選快結束時，他又升高調子，稱之為「一個世紀的和平」。白宮負責公共關係的人們不厭其煩地提出這些主張——儘管我不斷表示了不同意見也不管用。但是排除尼克松講話中搞競選的因素，他的正式講話總要強調蘇聯和美國制度的相互競爭性以及引起兩國激烈爭雄的深刻的思想鴻溝。總統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作的外交政策報告就是很好的例子。報告強調了力量平衡和國際關係中克制的必要性，再次強調了我國和盟國的關係，指出緩和並不意味著危險的結束，重申美國願意和其他國家分擔責任，但美國不會放棄自己的責任。
然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以及緩和問題，確實引起了更深刻而合理的憂慮，這些憂慮不同於歷來從左的方面反對尼克松的人——當尼克松支持緩和時，這些人搖身一變為反共分子——所持的那種不問青紅皂白、亂反一氣的態度。過去支持尼克松的很多保守派開始擔心的倒不是政府的政策，而是這一進程帶來的心理影響。美國經過了多年的痛苦和動盪，渴望能鬆口氣。像尼克松訪問北京和莫斯科這樣的舉世矚目的事件，不僅代表了真正的成就和清醒的估計，而且在美國人民經歷了十年之久的動盪和內疚之後，使他們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情緒。在工作勞累和遭到非議之後，肯定會出現心潮起伏、寬慰和興高采烈的心情。保守派擔心，美國人歷來對蘇聯的意圖時而樂觀時而憂慮，現在可能一下變為高枕無憂，長此下去，就會一蹶不振。他們預言，當美國和蘇聯的領導人（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起談笑風生地出現在美國電視螢光屏上時，雙方的差異將被沖淡，美國的信仰將受到損害。他們不相信——儘管總統在講話中提出很多保留——在我們宣佈開始了新時代後，我們怎麼可能還保持警惕。他們懷疑美國是否能保持既對抗又合作的自覺性。
他們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歷史記錄有利於他們的論點。同蘇聯制度的共處沒有一個時期是長久的。每次都被克里姆林宮用來作為另一次進擊的跳板。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這是個絕望的忠告。謀求和平共處顯然有它危險的一面，但也不能說，採取積極對抗政策會更成功。前者可能削弱我們的鬥志，後者則會危及我們國內的團結和與盟國的關係，因為我國政府將會被人越來越猛烈地譴責為國際緊張局勢的根源。我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美國人民只有嘴上叫得很凶才算保持警惕。因為這樣做會使我們的敵手獨家代表世界上一切謀求和平的願望，逐漸使美國政府處於孤立狀態。美國人應該學會接受維持世界力量均勢的地緣政治方面的挑戰。我們有義務制止蘇聯擴張主義，這些清醒的認識給我們的政策以動力。但是，正因為美蘇衝突還有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方面，所以我們認為，如果看不到保持軍事均勢以外的方面，我們就會削弱自己。在全國充滿對越南問題的歇斯底里的叫喊聲時，這樣做肯定是自討苦吃。一九七五年在緩和遭到攻擊時，美國國會也沒有表現得更願意抵抗蘇聯在安哥拉的冒險行徑——而且很多鷹派人物竟和多數人一起阻撓美國在安哥拉採取行動。我們決心抵禦蘇聯的侵略行為，但我們認為，如果我們的政策能同時指出希望，那麼我們獲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些。鑒於我們的歷史經驗和不久前所經歷的痛苦，究竟能否走好這條羊腸小道，究竟是否注定要在過分的和解和過分的敵對之間反覆搖擺，還不能下定論。這仍然是每屆政府的基本任務。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我在向國會兩黨領導人通報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情況時，說明了我們面臨的問題：
我們要深深反躬自問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相信蘇聯人，而是我們能不能相信自己。有些人對協定表示不放心，倒不是反對協定的條款，而是擔心這個協定會使人們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當然也不能要求我們僅僅為了實施一項我們反正要實施的、保障我們民族生存的計劃，而保持本可避免的緊張局勢。我們不應該在全國造成這樣的心理，即只能根據我們反對什麼來採取行動，而不能根據我們贊成什麼來採取行動。
因此，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開闢一條充滿希望而不是幻想、具有遠大目標而不是徒有溫情的新道路？我們能否既寬宏又強大？一個國家很少有機會對這些問題作出有意義的回答。
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使我們有機會開始回答上述問題。但命運不讓我們完成這個進程，而使我們內部爭論不休，虛擲光陰。也許短期內給予結論性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美蘇關係對美國人民是個長遠的挑戰，而我們的安全以及創造美好世界的前景都取決於他們的反應。
[1]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華盛頓郵報》。
[2] 法貝爾基（一八四六—一九二），俄國人，會做琺琅蛋，揭開蛋殼裡面有微型宮殿，內藏珍寶，復活節時沙皇常用這種蛋送人。——譯注
[3] 勃列日涅夫喜歡各種式樣的汽車，我方送他一輛凱迪拉克牌轎車。他把這兩艘水翼船之一回贈給了尼克松。
[4] 即在地面上的。——譯注
[5] 例如，這些運算當中之一得出迷惑人的結果：34艘Y級潛艇×16枚導彈=544；加上28艘D級潛艇×16枚導彈=336；兩者相加總數為880；外加30枚H級潛艇上的導彈，等於910。
[6]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張實際上使蘇聯人可以用放棄G級潛艇上六十枚短程導彈的辦法來換取設在發射井內的投擲量較大的洲際導彈。這不如總統批准的妥協方案對我們有利。
[7] 在赫爾辛基的美國代表團曾另搞了一項關於潛艇導彈的方案，該方案通過重新給「正在建設中的」一詞下定義，得到的實際結果將與現在的方案大體相同。代表團還試圖對「重型洲際導彈」的定義達成協議，因為臨時協定禁止將「輕型」洲際導彈發射器改造成「重型洲際導彈」發射器。由於蘇聯人不同意，我方代表團受權發表單方面聲明，說明我們所希望的定義是什麼，並表示我們期待著蘇方將「對這一點給予應有的考慮」。我們過高估計了這種單方面聲明的約束作用。（請參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我對國會的情況介紹。）
[8] 弗蘭克·西納特拉（Frank Sinatra），美國著名歌唱演員。——譯注。
[9] 見馬文·卡爾布和伯納德·卡爾布《基辛格》，第三二八頁。
[10] 我們返回華盛頓後，六月二日，我同梅爾·萊爾德有一次談話，我對他說：「我們應該利用這次凍結迎頭趕上去，否則，我們就不配當政。」萊爾德表示完全同意。
[11] 一九七二年美蘇聯合公報關於中東問題的一段文字如下：雙方闡述了它們對這一問題的立場。雙方重申它們支持按照安全理事會決議第242號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美蘇兩國注意到有關各方和聯合國秘書長的特別代表雅林大使進行建設性合作的重要意義，申明它們願意幫助他完成使命，並宣佈它們準備為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盡自己的努力。美蘇兩國認為，實現這樣的解決將為中東局勢正常化打開前景，特別是將使得有可能考慮進一步步驟以實現該地區的軍事緩和。
[12] 一九七二年五月最高級會談期間，我們同葛羅米柯商定的「工作總原則」內容如下：一、最後協議應是全面的，包括所有各方和所有問題。這並不妨礙協議可以分階段實施，某些問題和爭端也可優先解決。二、協議應包含以色列從一九六七年所佔領的阿拉伯領土撤軍的規定。三、如果出現邊界調整的問題，應由有關各方自願商定。四、雙方就安全問題所作的安排可包括非軍事區、聯合國人員在沙姆沙伊赫的臨時駐紮以及由蘇美適當參加的最有效的國際保證等項目。五、協議應導致交戰狀態的結束並建立和平。六、蒂朗海峽和蘇伊士運河的通航自由應該得到保證。這和埃及對運河的主權是完全一致的。七、承認包括以色列在內的所有中東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是作為解決基礎的基本原則之一。單方面的意見美方的立場是，在完成協議的某個階段應該由各簽字國進行談判。蘇方的立場是，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應該在公正的基礎上並按照聯合國的有關決議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