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內的困境
到了我們從莫斯科回國的時候，河內的進攻已經洩了氣。這是由幾個因素造成的。北越沒有在佔領廣治之後一舉攻克舊京城順化，而順化如果失守則可能會有決定的意義。如同一九六八年一樣，河內發動這次全國規模的攻勢，與其說是為了達到軍事上的目的，不如說是為了造成心理上的影響。和上次一樣，這次攻勢也以軍事上的失利告終。三條戰線證明是很難密切配合的，供應上就更為複雜；因此西貢方面能夠調動它的少量戰略後備部隊去應付出現的每一個威脅。力量的分散還意味著北越需要花將近三個星期才能把進攻順化的援軍調來，到那時南越的部分戰略後備部隊就已經調到順化了。西貢的空運師既在安祿又在順化一帶作戰。在中央高地和第一軍區都使用了海軍陸戰隊。而南越各師比以前任何一次戰鬥打得都好。我們大量增援了B-52轟炸機，到五月底達到二百多架，使進攻的部隊處於可怕的密集火力之下，因此大部隊的進攻越來越困難。由於河內的司令官沒有指揮大規模部隊作戰的經驗，問題就越發多了。坦克、炮兵、裝甲部隊等各兵種彼此失掉聯繫，進攻常常陷於困境。所以到了六月中旬由於我們的轟炸和佈雷發揮了威力，北越的軍隊就被阻擋住了。
六月九日，我在向總統所做的對五月八日開始的封鎖所取得的成果評估中說，南越的前景看來「光明多了」。封鎖迫使北越所有的供應都依靠鐵路運輸，而鐵路線又正在被我們的空襲切斷。一千多輛火車車廂退回到了邊境的中國一側。結果，供應不得不改用卡車，而卡車的裝卸很花時間，在雨季裡遇到極大困難。敵人的通訊聯絡中講到了彈藥的短缺，我們的飛行員報告地對空導彈的發射有明顯的減少，這表明河內可能對儲備物資實行了定量供應。河內廣播電台抱怨：向農業、產業和交通運輸業提供勞力遇到了「一些困難」。貪污腐化和黑市成風促使北越用激烈的調子對它的人民進行告誡。
我的備忘錄繼續寫道，河內看到莫斯科和北京對我們五月八日措施的反應，只能認為審慎和節制得使人氣憤。蘇聯拒絕取消最高級會談使北越深感不安和惱怒。我們出訪的前夕，河內公開警告（不指名的）它的共產黨夥伴們不要把「民族利益置於世界革命利益之上」（這就是說置於河內利益之上）。幾天之後，五月二十一日，我們正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一位蘇聯發言人明確表示，莫斯科知道河內指的是誰。他直率地警告說，河內「極為專斷地解釋了」蘇聯對北越的「義務」，並且指出，其他共產黨國家，甚至包括中國，都贊成「和平共處」。自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以來，河內不斷（雖然不是直接地）攻擊最高級會談和在那裡達成的協議。
我們進行的兩個最高級會談毫無疑義使北越產生了孤立的感覺。我們看到，這些會談對北越領導、公眾和武裝部隊的士氣都有影響。而且會談極大地加強了尼克松在國內的地位，這樣就搞掉了河內可以對我們施加壓力的主要武器。六月，我們第一次收到了微弱的暗示，說河內可能正在擬定停火計劃。夏季，這一點變得更加清楚。到了九月中旬，正如我將要說明的，它已確鑿無疑了。
廣治陷落後，南越的士氣一落千丈。有謠傳說，美國已同意把這個國家的北部移交給河內（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共產黨幹部散佈的）。尼克松在北越港灣佈雷的決定結束了這個謠傳。阮文紹懷著重新燃起的希望和決心，把他的人民團結了起來。我認為，我們處於一個強有力的地位，可以恢復秘密會談。
許多人把談判看成是軟弱的表現。我總是把談判看成是取得精神上和心理上優勢的一種武器。有些人把在沒有壓力下願意進行談判當成是不必要的妥協。在我看來，它是加強自己戰略地位的一種手段，因為談判的對手知道，我們沒有任何必要作出妥協。當然，尼克松六月十二日批准與河內接觸，並不是出於理論上的原因，而是出於實際上的考慮。我們建議六月二十八日和黎德壽舉行秘密會談，因為我在訪華以後和到聖克利門蒂逗留之間的週末是空閒的。我們的信件建議秘密會談應先於全體會議，即重複去年春天的那一套做法。如果河內仍然要求在秘密會談之前舉行一次全體會議，我們準備同意七月十三日舉行一次全體會議，七月十八日進行秘密會談。尼克松情願選擇這個時間，因為民主黨代表大會將於七月十日開幕，那時我們就可以宣佈會談即將舉行。而我選擇的六月二十九日卻要冒風險，因為存在著在民主黨人開會前夕宣佈會談失敗的可能性。
當我們等待河內答覆的時候，有兩件事更加說明了北越的孤立。
六月八日，我問多勃雷寧，我們在莫斯科就聽說波德戈爾內要訪問河內，這件事究竟怎麼樣了。他說蘇聯人仍在等待正式的邀請。根據我對克里姆林宮的這些敏感而任性的小夥計的瞭解，這個解釋顯然是可信的。後來，六月十一日我正在日本作短期訪問時，多勃雷寧告訴黑格，波德戈爾內定於六月十三日動身去河內，要求我們在波德戈爾內待在越南期間停止轟炸北越。像尼克松對勃列日涅夫講過的那樣，我們的答覆是，在波德戈爾內逗留期間，我們將不轟炸河內十英里以內和海防五英里以內的地區，除此以外，我們的行動不受任何限制。六月二十二日勃列日涅夫向尼克鬆通報說，河內領導人以「認真的態度」聽取了波德戈爾內對美國談判立場的說明。他們準備以求實的精神恢復談判，並不堅持只討論北越的提議。如果屬實，這倒是我們從來沒有從北越人那裡聽到過的語氣。過去，河內對不符合它各種「論點」的意見都看作「不合理和不合邏輯」而加以拒絕。勃列日涅夫在信的結尾建議美國應當提出一個談判日期。
這使人困惑不解，因為我們在六月十二日向河內提出的正是這樣的建議。難道是河內對莫斯科保密？還是勃列日涅夫在催促我們迅速答覆我們在六月二十日才收到的河內信件？那個信件比通常的溫和多了。同批評我們的人的臆測相反，轟炸和佈雷使河內的態度有很大的改進。河內在例行公事般地羅列一些不痛快的事——轟炸、佈雷和中止全體會議——之後，用近乎《聖經》般的語言談到了問題的實質：「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出於善意，同意舉行秘密會談。」然而它的善意並沒有使它放棄堅持先開全體會議的意見。河內的信件聲稱，黎德壽和春水正在河內忙於事前安排的工作，所以不可能在七月十三日以前出席全體會議。這又是一個有趣的徵兆；河內沒有作這樣解釋的習慣。他們建議七月十五日舉行秘密會談，這個日期是在民主黨代表大會之後，這樣就一舉為尼克鬆解決了政治難題。
還有一個情況使河內的孤立更加突出。我是在北京收到河內的信件的。從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我在北京向中國領導人介紹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情況，主要是為了保持我們和中國的新關係的勢頭，並使河內感到困窘。我的訪華沒有使越南問題有新的發展。像往常一樣，周恩來對停火比對政治解決更感興趣。他很清楚，停火更容易安排，他迫切希望在美中關係方面去掉越南這個使雙方不和的因素。北京不同於莫斯科，它沒有興趣看到美國準備拋棄自己的朋友的表現；在尋求同蘇聯抗衡的力量這個長遠目標中，北京的利益實際上繫於美國信譽的可靠性。對河內在印度支那稱霸的野心，中國總是感到一種潛在的不安。周恩來對尼克松五月八日的建議（實際上是停火建議），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重申了中國在歷史上有負於河內的一貫說法，避免作出越南戰爭涉及中國民族利益的任何表示，暗示中國對越援助大部分是食品。這同柯西金四個星期以前告訴我們關於蘇聯對越的供應情況相類似。考慮到中國的軍事產業比較落後，周恩來講的很可能是實話。河內的兩位保護人實際上是在告訴它的敵手，他們不再給河內提供軍事裝備，這時候河內的處境就不那麼美妙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回到國內的那一天，我們答覆了北越人。我們同意七月十三日恢復全體會議，並提議七月十九日舉行秘密會談，這樣安排主要是對尼克松的出訪計劃更為適應。對於河內的抱怨，我們簡單地予以駁回：「為了有助於造成適當的會談氣氛，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六月二十日照會中的指責將不予回答。」六月二十六日多勃雷寧來到白宮，追問我在北京究竟幹了些什麼。同時他還問了越南的問題。他說，我們把秘密會談推遲四天將會引起河內的很大疑心（這暗示了我們對手的新的迫切心情，他們在今年早些時候拖延了四個月才確定會談日期）。多勃雷寧告訴我，他猜測河內可能要等到美國大選前景更加明朗時，才會最後決定是否結束戰爭。
這個看法有先見之明。河內的確在觀察我們的大選，但是它究竟是想拖到十一月大選之後再舉行談判呢，還是就在大選前夕進行認真的談判，當時我還不能肯定。在六月二十六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我告訴尼克松：在河內對你是否重新當選有比較清楚的瞭解之前，它是不會作出決定的。我送給他六月十日河內黨報上一篇文章的摘要，文章對麥戈文有所讚揚，但是沒有貿然地預言他能取勝。北越對它的盟友的氣憤隱隱約約地在對尼克松的譴責當中透露了出來，說尼克松即使「借了和平鴿的翅膀飛到遠處去旅行」，他仍然是一隻鷹。
這只「鷹」當時正面臨著作出另一次撤軍的決定。我們留在越南的軍隊人數已經很少，所以六月底的期限到來時，並沒有大量削減的餘地。但是尼克松決定宣佈在兩個月內撤軍一萬名。他叫齊格勒補充說明，除了志願人員以外，不再派遣應徵的士兵了。徵兵曾經是許多大學校園騷亂的主要原因，現在學生不再受到應徵去越南服役的威脅了。秋季學校開學時，學生們的抗議活動已經停止了。尼克松在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宣佈撤軍的後一天和民主黨代表大會前一周半，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得意洋洋地宣佈了恢復美越談判全體會議。不出所料，《紐約時報》抱怨說，這個安排同政治上的日程表搞到一起了。我向一個記者指出，這是河內選擇的日期。因而只有兩種可能的結論：要麼是河內想要促成尼克松重新當選——這是不大可能的；要麼是河內想要保持在大選前解決問題的選擇自由——情況正是這樣。
對僵局的考驗
恢復談判具有相當重要的象徵性意義：它表明河內不再把他們取得軍事勝利或者尼克松競選失敗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了。如果河內確信它會贏得勝利，它就會配合新的大規模攻勢來選擇恰當的談判時機。如果它相信它能使尼克松從政治上垮台，它就會設置障礙，發表含糊的和平倡議，以便煽動美國國內的反對派，把尼克松政府描繪成為和平的障礙，就像它在復活節攻勢前所幹的那樣。河內堅持恢復全體會議，而不管這些會議是同民主黨代表大會在同一時期舉行，這表明河內對取得全面勝利的可能性越來越懷疑了。
我始終認為，不論結果如何，河內的攻勢最後都會導致認真的談判。如果河內在戰場上得勝，尼克松就會被迫按照河內的條件解決問題。如果河內的攻勢被阻，並且民主黨可能的候選人喬治·麥戈文看來將在競選中取勝，河內就會等待，把賭注押在麥戈文提出的極為有利的條件上。（麥戈文的條件對河內來說，比秘密談判中河內向我們要求的條件好得多。）如果進攻失利，並且尼克松看來有可能在競選中取勝，河內就會盡力和我們達成協議。我私下也推測過，如果到九月十五日尼克松在民意測驗中能領先十分以上，河內就會大大改變它的談判策略，設法立即達成協議。為此目的，河內就得做兩件事：必須探知我們的意圖，從而搞清我們的目標；與此同時，必須設法縮小分歧，以便在大選餘下的幾周內迅速達成最後協議，如果它決定這樣做的話。
我不同意我有些助手的看法，他們認為河內在這次攻勢之後會把戰爭拖下去。由於河內投入正規軍隊作戰，它會感到恢復游擊戰在技術上是有困難的，而這種做法還會面臨思想上的障礙。這就等於承認，他們經歷了十年使國家精疲力竭的浴血奮戰之後，又回到了原來的老地方。除非一切辦法都歸於失敗，河內才會採取這種方針；只要還有別的辦法，它是不會走這條路的。
但是，如果說河內在軍事上處於危險的境地，那麼我們則在士氣和政治上處境困難。尼克松總統果敢地決定轟炸和佈雷，取得了一些迴旋的餘地，但是如果不能相當快地見效，它會被認為是一個「失敗」而遭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要求「政治」解決的呼聲將會增高。從我們國內辯論發展的情況來看，這實際上將意味著我們要接受越南提出的關於組成聯合政府和要我們限期撤軍的要求，而對方只要釋放戰俘就行。（麥戈文甚至不準備堅持把釋放戰俘作為正式條件，而僅僅表示「希望」我們的撤軍會導致越南釋放戰俘。）在五、六、七三個月份，公眾對最高級會談的成功以及轟炸和佈雷的反應極好。然而就是在這個時候，參、眾兩院就各種結束戰爭的修正案進行了十九次表決。這些修正案並不是全都不能接受的，其中有些還包含了我們立場的某些部分。可是沒有一項能把我們的立場全都包括在內。所有這些修正案全都大同小異地提出用撤軍來換取釋放戰俘。支持者和反對者的分歧已經縮小到一點上：我們應該堅持停火呢，還是以撤軍換取歸還戰俘就可以達成協議？
在這個問題上參議院有三派意見。人數越來越多的一個少數派（大約有三十名參議員）贊成為美國撤軍規定一個期限，「期望」由此而導致河內釋放我們的戰俘。大約四十名參議員贊成只有釋放戰俘才能撤軍。人數越來越少的一個少數派主張撤軍取決於停火。到一九七一年底，代表用撤軍換取戰俘的多數派有了發展，在整個一九七二年人數一直在增加。要求先停火後撤軍已經成為一項保守的建議，在解決方案中包括這類建議的修正案在兩院總是遭到否決。因此，參議院占統治地位的「和平」立場就是要從越南脫身，儘管戰爭在越南人中間還繼續在打。我們將結束十年之久的戰爭以換取我們的戰俘，而讓我們的盟友聽天由命去吧。
我們設法阻止各種無條件撤軍的要求，但是我們得到的支持越來越少了。七月二十四日一項堅持以撤軍換取釋放戰俘的庫珀-布魯克修正案在參議院以五票多數獲得通過。同一天，亞拉巴馬州參議員詹姆斯·艾倫以有監督的停火也作為撤軍的一個條件的建議又以五票之差被否決。一項中斷經費來源的修正案遲早要被通過。至少，河內完全有理由相信，它有了一個可靠的安全閥：如果交出戰俘，美國國會就可能停止戰爭。不管國會的打算如何，所有一再出現的提案同我們的談判立場那樣不同，明顯地削弱我們在這場不可避免的討價還價中的地位。我們不可能同意參議院的意見，我們已經承諾把撤軍和停火聯繫在一起。我們仍然認為：在進攻那些依靠我們的人的戰爭還在繼續的時候，撤軍是殘忍的，可恥的，並且會損害其他方面的更大利益。拋棄我們的盟友，讓他們受到蹂躪，會使我們所作的犧牲前功盡棄，並使我國的外交政策蒙受恥辱。
因此，我們決心尋求一個公正的妥協辦法。軍事形勢正在好轉，但眼下似乎還看不到有全面勝利的可能。到了六月份，西貢雖然採取了攻勢，可是南越軍事作戰進展情況還看不到有重大或迅速改善的希望。直到九月中旬才收復了廣治。雖然從三角洲調了一個新的師到西貢周圍地區，但是通向安祿的公路從沒有重新完全打通過。第二十一師在第四軍區表現很好，可是像南越任何其他部隊一樣，一旦調出它的徵兵地區就變得遲緩而消極。我們面臨一個軍事上僵持的局面。從最近還深信會取得全面勝利的河內的觀點來看，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挫折。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形勢看成是我們全面勝利的一個徵兆，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然而，我們仍以前所未有的最有利的地位進入了談判。如果我的分析正確，九月份的民意測驗將出現轉機。因此，我方在七月份所作的任何讓步都不太可能影響河內的打算。而事實上我們的讓步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如果我們恪守自己的原則，就不能越出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或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軍事建議和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建議，最多是裝潢一下門面。所以我是帶著輕鬆樂觀的心情為談判做準備的。根本性的決定必須由河內而不是由我方作出。在河內對選舉的可能結果作出分析以前，我們的上策是保持冷靜，不拿出任何特別的新建議，希望以此加強對河內的壓力。只有在河內對尼克松競選的前景作出最後判斷之後，關鍵的時刻才會到來。
後來，出現了一個謠傳，說尼克松出於國內政治的原因急於要在大選前結束越南戰爭。這個說法遠非事實。正如我反覆說明的那樣，尼克松一般對談判都有很大懷疑（除非他有近乎絕對的成功把握），對同北越的談判更是如此。他認為談判不會有任何結果。隨著他競選的前景越來越好，他覺得沒有什麼國內的原因需要進行談判。七月份，他感到定期宣佈我同黎德壽進行秘密會談對使他的民主黨對手心神不定還有些好處。但是在麥戈文提名托馬斯·伊格爾頓參議員當副總統候選人遭到慘敗後，尼克松甚至對這樣做也失去了興趣。幾個星期以後，他越發相信他已經把麥戈文得到的支持縮小到自由派左翼的一小撮人，不論他在越南問題上怎麼做，這些人都會加以反對。另一方面，甚至按我們早些時候公開提出的條件來解決問題，都很可能使尼克松冒著失去保守派支持的風險，而尼克松認為這些人是他的基礎。尼克松認為大選前不可能有什麼進展，或許他根本就沒有這種願望。甚至大選後，他也寧願在坐下來談判之前再來一次軍事升級。
我認為，如果事情發展順利的話，對河內來說美國大選將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期限，等於是一個最後通牒。河內對這只「鷹」在連任後的四年中可能要做些什麼感到害怕，也許寧願在美國大選前解決問題。河內可能不得不放棄它利用宣傳性的建議動員新聞界和國會來折磨我們的慣技，而尋求真正的談判。也許河內不會急於這樣做。因為我認為大選後我們的情況實際上會更糟糕，這個看法同河內可能作出的分析和我們自己通常的判斷是相反的。我見過的所有的民意測驗表明，新國會的成員態度將大體和原來的國會一樣，或者甚至比原來的還要差些——這一前景由於尼克松為了獲得有史以來競選總統的最高選票，決定把他的競選和國會選舉盡可能分頭進行，可能性就更大了。這樣，實際上，以立法手段結束戰爭的壓力在十一月以後肯定會重新增長起來。當我們一月份提出追加預算以支付在越南發動攻勢期間的增援費用時，反對派就會以此作為一個方便的靶子。萊爾德估計我們可能需要四十到六十億美元。尼克松已經收到萊爾德的一份建議，主張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以後撤回增援部隊，免得追加費用高得難以控制。具體說，萊爾德提出從一月份開始撤回九十八架B-52轟炸機和三個F-4空軍中隊。河內一旦瞭解我們的部隊正在減少，它就會重新採取等著瞧的辦法。國會的組成人員一趨明朗，河內就會恢復它的心理戰。
不管怎樣，我認為是否舉行談判不完全由我們選擇。如果河內發覺我們在設置障礙，它可能會「公之於眾」。假如河內接受我們建議的要點並且予以透露（實際上後來河內在十月份就是那樣幹的），那麼不論尼克松的選票如何遙遙領先，都將使我們在國內陷於十分尷尬的地位。那時我們必將重患越南戰爭的典型併發症，似乎一步步被推向妥協。不管結局如何，這是丟人的事。我認為，戰爭必須在表明美國政府控制著局勢的情況下結束，這就需要保持外交上的主動權。為了所有這些原因，我在尼克松的默許下——如果不是熱情支持下——進入談判。
六月，北越誇口說，恢復全體會議是他們對美國的巨大勝利。他們重演故伎，邀請他們認為是美國的重要人物訪問河內，藉以對美國施加壓力。這次請的是些勞工領袖和新聞記者。我在六月三十日警告多勃雷寧，如果河內重演去年的把戲，在進行嚴肅的秘密會談的同時又公開地加以破壞，我們就中斷會談。多勃雷寧同情地咯咯笑了起來（至少我認為他的笑是同情的表示；不管怎樣，我的這個信息是會傳達給河內的）。
我們在七月十九日開始的秘密會談中的基本策略將是，在摸清河內的意圖之前不提新的建議。我將設法逐漸把河內政治建議中的有效內容排除掉，比如，用我們的聯合選舉委員會這個使人安心的建議去對付他們的聯合政府的建議。如果河內表示合作，我們就可以逐步端出我們原來所提出的兩者並存的辦法：一方面解決軍事問題，一方面把政治問題基本上留待有關各方協商解決。這種解決辦法將維護我們的盟友，給他們一個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實際上這正是我們始終想爭取實現的。
七月初，我們派黑格去西貢估量戰爭形勢，並且同阮文紹商談我們打算在會上採取的立場。黑格七月三日見到了阮文紹，可是這位領導人同我們過去和他打交道時不一樣了。現在阮文紹的軍隊經歷了戰爭的考驗；他認為河內再也不會把他打敗了，如果有我們空軍的支援，這一點就更無疑義了。他幾乎準確地算計著，他可以利用尼克松一再重申不願再用約翰遜一九六八年施加壓力的戰術，使我們的大選為他服務。此外，他對河內遠比我們瞭解得清楚。在整個尼克松政府執政期間，他對我們的談判建議從未提出過任何異議，真正的原因在於他估計到這些建議都會遭到河內的拒絕。他認為這些建議是他為了繼續取得美國的支持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在一九七二年他早在大多數美國人之前就嗅出了妥協的氣味。像我一樣，他似乎相信一場認真的談判已迫在眉睫。但是我們的問題和他所面臨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妥協將是南越大量問題的開端而不是結束。我們將要撤走；南越還要留在那裡。河內永遠不會放棄它謀求勝利的不懈努力，南越遲早得孤軍奮鬥。對阮文紹來說，進而爭取全面勝利似乎更明智一些，而且也許並不比現在可能達到的妥協代價更高。不幸的是，這並不是我們要作出的抉擇。即使河內不會馬上接受我們的建議，新的國會也會迫使我們用比我們希望談判的條件更壞的條件（用撤軍換取戰俘）來解決問題。阮文紹要繼續謀求勝利是可以理解的，要取得這個勝利需要美國以及南越繼續奮鬥好幾年。但是這樣做，在美國國內是不允許的。如果在國會的表決使我們不得不退出戰爭之前能夠爭取到尼克松五月八日提出的條件，那我們將算是幸運的。
所有這一切，猶如遠處傳來的最初雷聲，在黑格出訪期間看得還不是那麼清楚。七月三日黑格拿著我和溫·洛德準備的談話要點，向阮文紹介紹了莫斯科最高級會談關於越南問題的討論和我六月份訪問北京的情況。他還向阮文紹講了我們的新建議：停火、遣返戰俘，四個月內撤軍以及阮文紹在新總統選舉前兩個月辭職的問題。和以前的建議唯一不同的是，規定阮文紹辭職的時間更早一些，就像尼克松已經近乎答應過勃列日涅夫的那樣。黑格對我們的策略作了說明：「美國一直試圖把軍事戰線上採用的強硬措施和談判桌上的通情達理結合起來」。黑格向阮文紹提起我正在考慮的一種可能性，「河內設想尼克松總統十一月份選舉中會取勝，在他再次當選之前同他打交道可能比當選以後更容易一些」，因此河內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會採取比較溫和的姿態。
阮文紹的回答表明，他並不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這一點他並沒有完全明確地說出來，因為在他看來，河內並不像黑格預言的那樣感到有談判的壓力。他爭辯說，除非實現聯合政府，否則河內是不會同意把事情了結的。永久性的停火肯定將導致河內的失敗，因為這樣他們就再也不能重新開戰了。三個月以後，當河內接受的正是這樣的永久性停火時，阮文紹已經把這一點忘記了。他似乎很擔心我們的官員可能在大選期間強求暫時停火。他堅持對此必須加以拒絕。他反對任何形式的沒有監督的停火；當時我們不瞭解這句話的含義（完全是新的含義），他認為任何就地停火都是不能監督的。他巧妙地否定了一九七年十月七日以來我們在他的贊同下一直提出的和直到五月八日總統再次肯定了的建議。（當然，參議院很快就公開表明在沒有任何停火的情況下撤回全部美國軍隊以換取戰俘）。阮文紹對在南越新的選舉前兩個月要他提出辭職這一點沒有異議；如果有助於談判，他甚至願意在選舉前四個月就下台。看來他和他的河內同胞有一致的信念：誰控制了選舉機器，誰就會贏得最後的勝利。
黑格答應把他的這些想法轉告華盛頓。他結束談話時向阮文紹保證，「美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在談判桌上謀求此種解決辦法，貶低戰場上取得的勝利，或者給予河內通過軍事行動無法取得的好處」。阮文紹向尼克松和我表示了最熱烈的問候，可能他還沒有意識到黑格最後談到的「保證」中預示了阮文紹剛剛拒絕的就地停火，因為這個「保證」的結果必然是，我們不能謀求超出陸地上軍事形勢所許可的好處。黑格剛剛參加了為結束越南戰爭最為冷酷無情的一齣戲的開幕。
當我七月十九日動身去巴黎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認識到我方主要角色之間一些細小、微妙的分歧的全部含義。至少在七月份，尼克松同意談判主要是為了利用談判使他在國內的反對者陷入混亂。阮文紹相信，拒絕聯合政府的建議，就可以安全地避免談判帶來的風險和消除在沒有美國參與而獨自保衛南越的不安心理。我則認為，我所期待的僵局的突破，要到九月下半月才會出現。這樣我們大家就可以一起支持這樣一項談判方針：基本上堅持既定的立場，把河內在作出最後決定之前為了縮小分歧而可能作出的任何讓步都記下來。
我於七月十九日在達爾戴街十一號幽暗的宅邸裡會見了黎德壽。前十四次談判，除了第一次以外，都是在這所房子裡舉行的。可以俯瞰花園的小餐室裡又擺了一張鋪著綠色呢毯的方形會議桌。美國有些人把北越人想像成愛好和平、性情文雅的人，對美國任何炫耀權力的行為都感到惱火，而對美國的善意表示則特別急於回報。我們的體驗卻不同。我們知道北越人肆無忌憚地侵略了所有的鄰國；他們的作戰方式一部分是靠恐怖手段。美國顯示力量，他們儘管很反感，但一向還是認真對待的。他們對不反映現有力量對比的善意行動是蔑視的，認為這是道義上虛弱的表現。五月二日，他們以為自己要勝利了，就表現得十分傲慢。現在，雖然到目前這段時間裡我們在他們的港口布了雷，並且取消了對轟炸的一切限制，他們卻表現得和善而友好了。
我首先分析了我們以前談判失敗的原因。河內拒絕區分哪些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哪些應留待歷史解決，這就注定戰爭非打到底不可。我慢條斯理並且多半用哲學的措辭說話，免得以為我們正面臨大選的壓力。我強調指出，我們的情況在大選後會有好轉（儘管事實上我並不相信這點）。我警告說，任何利用談判來影響我們選舉的企圖都會立即導致談判的破裂。我在開場白的結尾講了總的原則。我們願意在戰後同河內共處。我們不想在東南亞保持永久性的基地。我們不願把自己的選擇強加給自由選舉出來的西貢政府。我沒有講任何具體的建議。
北越方面主要是黎德壽主持會談，這說明他們是認真的。他是一位和過去不同的「可愛的先生」[1]了。我僅在前一年七月見過他一面，當時他要我們在南越選舉中拋棄阮文紹。現在他講話不論在實質或作風上都充滿了和解精神。他對我開的玩笑哈哈大笑，巧妙地奉承我在學術上的成就。我們不再需要受罪去聽越南為爭取獨立而進行英勇鬥爭的史詩了。黎德壽強調說，河內在尼克松總統第一屆任期內就迫切希望解決戰爭問題。他一再問我們是否會尊重達成的任何協議，不論這些協議是否簽過字。他說，只要雙方都重新審查各自的立場——等於承認他們不是一貫正確，這是前所未有的——他將盡「極大的努力」使這次會議成為一個轉折點。他斷言，河內會記住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所承擔的責任，即使這些責任和越南人沒有直接關係——這又是一個令人吃驚的變化。他只是簡單地、敷衍了事地談了一下轟炸和佈雷；令人驚訝的是，他甚至沒有要我們停止這些行動，只是重申了一九六八年的說法，說結束轟炸和佈雷會給談判創造一種「有利的」氣氛。一九六八年我對這一說法還有點相信；在有了四年的經驗之後，我才知道事情和他的說法恰好相反。
爭論一會兒之後，我提出了五月八日的建議，但略去了關於阮文紹提前辭職的那部分。「可愛的」黎先生拒絕了這個建議，但爭吵比過去少多了。他重申了河內關於組成三方民族和睦臨時聯合政府的標準建議，但有一處作了改動：他暗示，一旦阮文紹辭職，在同共產黨人進行最後談判期間，政府其他人員可以留任，甚至可以接受美國的援助。我們的會議進行了六個半小時，是迄今為止最長的一次。我們同意八月一日再次會晤。
我離開時對黎德壽說，我的行動現在很受注意，會談無法保守秘密。記者會提出許多問題，而我們不得不迴避或者不能如實回答。所以，我建議每次會議舉行之後要發佈消息，但不透露細節。當尼克松一月份透露了秘密會談時，河內曾大言不慚地聲稱，只是由於美國的極力主張，它才勉強同意對會談保守秘密。現在真的試了一下，黎德壽就抱怨起來了。顯然在使公開的外交活動陷入僵局，讓美國人民感到失望的同時，他是不會放棄秘密刺探我們立場的有利條件的。我沒有給他任何選擇的機會。進行會談的事實將公開。對以後的幾次會談，每一次我們都作了宣佈，從而使河內武器庫中一個心理戰武器不再起作用了。事實上輿論界並未認真報道會談情況或者跟蹤我或黎德壽的行動。這表明對和平前景普遍抱有懷疑態度。十一天內宣佈舉行了兩次秘密會談，加上到西貢的一次訪問，都沒能動搖人們認為這純粹是一次選舉把戲的普遍信念。沒有人說明為什麼在搞這種把戲時河內會給予合作。
我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總結了第一次會談的結果：
他們沒有講任何使他們無法嚴守原來立場的話，但是他們在第一次會議上表現得相當積極，如果他們真想解決問題，我們對他們的期望也不過如此，特別是由於我們沒有把在蘇聯討論的整個一攬子計劃拿出來，一定使他們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他們確想有所前進，則可能會按照我們一月二十五日建議朝著停火和政治原則相結合的方向前進。但是這種情況最早也要再舉行幾次會談之後才能出現。此外，他們還可能利用談判強調阮文紹是全面解決問題的唯一障礙……
回到美國後，我向多勃雷寧和黃華介紹了會談的情況。在會談休會期間，我們又遭到記者週期性的攻擊，這一次主要是說我們有意地轟炸北越的堤壩，危及成百萬人的生命。這又是一次經常出現的反戰辯論，為了增強人們對尼克松政府的「不信任感」和暗示尼克松政府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來的。如果我們否認，河內就會提出某個堤壩上的一兩個彈坑作證；如果我們「承認」轟炸導彈基地的一顆炸彈可能誤炸了堤壩，就會惹來像七月十六日《紐約時報》上這樣的標題，「如何才能沒有瞄準卻又炸中了堤壩」。尼克松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十七日以及萊爾德在七月六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都堅決否認轟炸堤壩是美國的方針。這個道理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是這樣，堤壩早就被炸掉了。七月二十七日尼克松反問道，為什麼人們那麼關心對堤壩假想的轟炸，而很少談到由於最近北越的進攻而造成八十六萬南越人的無家可歸呢。過了幾個星期，關於轟炸堤壩的傳說消失了，後來也再沒有出現過。
在此期間，我們又同阮文紹交換過一次意見。我們又一次把後來證明是根本性的分歧當成是策略上的誤解，不過它卻是今後事態發展的一個預兆。我們按照慣例告訴阮文紹，在下一次全體會議上我們將提出七月十九日沒有拿出來的建議：阮文紹擬在新的大選前兩個月而不是一個月辭職。我們還要提出停火應在簽署原則協議時生效，而不是像河內一直堅持的，停火要推遲到政治問題達成協議時才生效。我們要避免陷入圈套，即把原則協議變成一個用釋放戰俘來換取我們撤軍的協議，使河內可以任意對南越進行戰爭。
雖然阮文紹在七月三日同黑格的談話中同意辭職的建議（他甚至暗示可以同意更早一些辭職），而且第二條關於立即停火的規定在我們看來完全對他有利，但現在他對這兩點都表示反對。他說，我們可以非正式地而不是以書面形式提出他在大選前兩個月辭職的事。他把停火同北越在三個月內撤走全部軍隊聯繫在一起。對第一點，用一個折衷方案和私下的具體保證就很容易解決。要北越撤軍這一點是新的。一九七年十月七日公開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議是經他同意的。也是經他同意後，我們正式放棄了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秘密建議中提出的互相撤軍的要求，而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主張不用撤軍就實現停火。
阮文紹的新建議是無法實現的。在戰場上沒能迫使河內放棄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不能使它讓步。我們把無條件停火作為我們整個公開立場的基礎，要違背這一點而繼續把這場戰爭打下去是絕對辦不到的。美國大多數參議員甚至反對單方面撤軍需要以停火為條件。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曾經提出過一項建議，禁止在停火以後繼續向南越滲透。要是真能這樣做，由於通常的人員消耗，實際上將逐漸削弱北越在南方的軍隊。連這樣的建議在美國也幾乎得不到公眾的任何支持；但是我們還是決心堅持它。想要比這個要求更進一步，那將是愚蠢的，只會引起國會通過決議迫使我們放棄所有的條件。但是我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同阮文紹爭論下去，因為這似乎同僵持的談判沒有關係。
八月一日我在巴黎同黎德壽的會談是最長的一次，進行了八個小時。我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把它描繪成「我們曾經舉行過的最有意思的會談」。黎德壽解決問題的熱情還沒有高到使他放棄一開始就攻擊我們誠意的策略，這次他集中火力攻擊我們宣佈舉行秘密會談一事。然後，經過整整一個小時的爭論之後，「可愛的」黎先生也只好在現實面前讓步了。他很清楚，假如我們決心公開，那麼就沒有辦法對舉行會談一事保密，當然除非他威脅要中斷會談。
很清楚，他根本不願意中斷會談。因為八月一日黎德壽在繼續後退，這次後退是從七月十九日開始的。我拿出了我們的新「方案」，但是黎德壽意識到這個方案裡主要是一些裝飾門面的修改。這一次他指責我沒有拿出什麼「新東西」，算是說對了。我們先是討價還價，然後又重彈老調，花了將近三個小時之後，黎德壽要求暫時休會。休會延續了一小時零一刻鐘，是中斷時間最長的一次。這次休會使彼得·羅德曼最先注意到會議的氣氛起了有趣的變化，因為他作為記錄員最需要補充養料。在以前的會議上，北越人擺出來的是很一般的快餐，其中有越南春卷（茶餃）和軟飲料。在八月一日的會上，水果、點心都端上來了，小吃的花樣更多了。於是，羅德曼為後代記錄了，「快餐比上次會議更豐盛，茶餃也更鼓些」。這表明羅德曼有難以置信的胃口，而且四年來令人失望的談判使我們落到不得不在小事情上進行猜測的地步。（八月十四日，又出現了酒和米糕。）
休會之後，「可愛的」黎先生就佈雷和轟炸問題教訓了我一頓。當我表現不耐煩時，他才最後談到正題。他有一整套北越的新建議。
兩年半來，河內一直在用規定無條件撤軍期限來折磨我們。他要我們承諾一個撤軍時間表，不論以後在談判中出現什麼情況，都要我們履行，而我們的部隊實行停火以後，戰鬥卻還要在南越進行下去。我們的對策是同意規定一項撤軍時間表，但要看其他條件如何，實際上就是要實現在整個印度支那的全面停火。河內的建議是片面的，甚至是傲慢的，可是它在美國卻逐漸得勢。它體現在參議院的幾項決議和麥戈文的競選主張上。現在，黎德壽撤回了這個建議。他願意按照比反對黨候選人提出的還要差的條件解決問題，這非常清楚地表明河內對即將舉行的大選的判斷。黎德壽同意，我們商定的任何時間表都要等所有問題解決之後再開始實行。無條件撤軍的期限不存在了，這個期限曾使美國國內在辯論中產生嚴重分歧。
黎德壽也開始修改他的政治要求。他仍然堅持聯合政府的主張，但是他提出兩點讓步條件。到目前為止，河內要求的臨時聯合政府中，共產黨指派三分之一成員，並對其他三分之二的成員有否決權。然後，這個沒有武裝的政府還要同全副武裝的共產黨影子政府談判一項決定性的解決辦法。現在黎德壽建議把三方組成的聯合政府變成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政府；它不必同共產黨進行另外的談判。此外，黎德壽還放棄了他所提出的機構中對非共產黨成員的否決權，這反映了河內的緊迫心情。在由三方組成的聯合政府裡，共產黨和西貢將各自指派三分之一成員以及其餘三分之一的所謂「中立」派中的一半成員。換句話說，三方組成的聯合已變為一半對一半（這樣西貢就有了否決權），而不是霸佔全部權力。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聯合政府，我們確信，河內的靈活性不會到此為止。
一旦黎德壽開始作出讓步，他是很富於創造性的，其程度就像他在製造障礙時令人厭惡一樣。接著他又提出一項加速談判的程序性建議。這個建議完備之至，需要在玄學方面有高深的修養，才能弄清他擺在我們面前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成串會議的聯繫。西貢和南越共產黨將要就若干政治問題進行談判；越南三方將要討論影響整個越南的問題，所有四個方面（包括美國）將討論有關停火的問題。對我們來說，這個錐形程序建議的重要特徵是，當前的南越政府，包括阮文紹，在每個討論中都可以作為一個平等的成員參加。河內原來堅持在談別的問題之前阮文紹必須先辭職，它顯然正在從這一立場全面後退。
我認為黎德壽的建議很認真，就把厚厚的整個文本送交邦克和阮文紹去研究。我在寫給總統的備忘錄裡（在這份備忘錄上尼克松對這次冗長的交涉作了表示懷疑的批語）指出，河內的新建議可以作為走向把軍事和政治問題分開的第一步，兩者分開是我在一九六八年《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推薦過的觀點，也是哈里曼和萬斯在過渡時期極力主張我們做的。黎德壽過去一直堅決拒絕這種做法。但是如果現在北越確實在開始鬆動，我們的策略就必須是繼續拒絕任何聯合政府的建議。最後可能是採取這樣一個保全面子的辦法：停火、交換戰俘和撤軍等軍事問題將得到最後解決，而政治問題留待越南各方去進行長期的、也許是無結果的談判。
當然，我們正在進入危險的水域。當河內要我們毀滅一個盟國政府時，我們在道義上完全有理由拒絕它。但是現在河內正在進入一個是非不那麼分明的灰色地帶，準備真的接受政治鬥爭的解決辦法，界線就開始模糊了。形式和實質就會混為一體。形式問題對我們脆弱的西貢盟友比對我們遠在一萬英里以外的美國可能更加危險，因為在我們撤退之後，他們將不得不為自身的自由而戰。秘密會談——新聞記者仍然沒有予以注意——越來越認真，事情就越來越清楚，西貢的意志力這個難以捉摸的東西就成為關鍵的問題。
暫時我們還沒有必要作出決定。河內走得還不太遠，還沒有能夠動搖我們的一貫立場，即解決問題的唯一障礙是我們不同意推翻一個盟國政府。尼克松認為沒有必要作更多的讓步，因為他寧願在大選以前把整個談判馬上擱置起來。我同意我們應當穩坐不動，因為我想把我們的主張可以進行的一些修改拖到最後才拿出來。據我分析，河內要到九月下旬尼克松競選的前景更加明朗時才會作出最後決定。有趣的是，多勃雷寧也同意這個估計，看來他對我們的談判是知道底細的。我認為我們應當做的是，對北越的主動作出一點反應，並不時提出我們的書面建議。這樣的建議應當在適當的時候拿出來，使河內沒有任何借口把事情公開出去，引起美國國內另一次激烈的爭論。尼克松同意這個做法。
為了保持對河內的壓力，以便進一步削弱河內的政治立場，並同盟友協調政策，尼克松同意我應當在下一次定於八月十四日的巴黎會談之後立即訪問西貢。這樣做的另一個好處是有利於我們的拖延戰術，它使我有借口對河內八月一日的建議至少可以推遲兩周再回答。如果我的估計正確，我們的大選期限會對河內產生壓力，那麼河內將被迫迅速亮出手中的底牌。這是在戰爭中第一次我們的對手，而不是我們自己，受到時間的逼迫。
後來黎德壽也要走了。他告訴我們他已奉命回河內。這就證實了他們要作出根本性的決定。因此八月十四日的會議雙方都在拖延。我交給河內一批文件，這些文件的法律形式多於實質性內容，其中包括：以前兩次會議為基礎的原則聲明；答覆河內八月一日提出的十點建議的十點談判文件；關於接受他們八月一日提出的分組討論的方針但要改變各組議題的程序性文件。軍事問題提得直截了當，前一年就已接近解決。我們修改了一些提法，但沒有改動實質內容。我們根本沒有提出政治性建議，托辭是我即將去西貢訪問。我們同意在我從早已安排好的對莫斯科的訪問回來後的九月十五日再會面。
三次會談之後，有了明顯的進展。這完全是河內採取的主動。它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還沒有快到以後難以倒退的速度。河內放棄了要阮文紹立即下台的要求。它同意西貢政府參加談判討論，在某種意義上等於是承認了西貢政府的合法性。它放棄了為美國無條件撤軍規定一個期限的無理要求。河內擬議中的聯合政府，在此以前明顯是作為共產黨接管的幌子，現在已經改為兩家平分政權。
在我看來，河內似乎還部分失去了它原有的自信。黎德壽的行動幾乎是太急切了；各種建議迅速地接踵而來，勢必使我要等著看一看他手中可能還有什麼別的貨色。程序性計劃勢必導致拖延，因為它安排了那麼多的討論，每一種討論都可能在一些技術性問題上擱淺，而河內卻要求所有討論終了以後停火才能生效。這個議程對一般準備等著瞧的一方比對急於解決問題的一方更合適，而北越在頃刻之間竟變成了急於解決問題的一方。
但是河內給自己留下了很多漏洞。聯合政府的概念甚至按照河內提出的條件都仍然是無法接受的。它給了控制大約百分之十人口的一方以百分之五十的權力。互相殘殺了二十年的雙方之間平分權力，一定會是虛假的東西。它肯定將成為一場新爭奪的開端。我們如果撤軍，並把同公眾真正的支持不相稱的權力給了我們盟友的對手，那麼在這場爭奪中會使我們盟友的士氣受到削弱。程序的討論既可以說成是要阮文紹參加對他本人讓位的談判，也可以說成是承認阮文紹的合法性。河內還沒有作出決定性的選擇，它還有很大的機動餘地。
我在八月十四日會談後報告總統說：
北越人將注視著美國民意測驗的結果和南越形勢的發展，以決定是否在十一月以前作出妥協。他們面臨一個痛苦的選擇。美國政府願意給他們一個相當好的機會在南方攫取權力但拒絕保證他們一定勝利，他們可以同這樣一個政府做一筆交易。或者他們可以堅持下去，明知這樣做幾乎肯定地意味著他們面對的將是同一個政府，而這個政府再度取得任期四年的委託，表明美國人民不願在作出了十年犧牲之後再蒙受恥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通過談判取得問題的解決；談判的記錄表明，我們的立場越來越無懈可擊了；我們仍然有可能取得體面的和平。
尼克松在我的報告上寫給艾爾·黑格的批語反映了他的真實態度：
這意味著在十五次會談中我們都沒有取得進展！[2]
艾爾：很明顯，沒有取得進展，而且也不可能期望有任何進展。在大選前必須勸阻亨利——我一直是這樣做的。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僅僅秘密會談這一事實如果對我們有點用處的話，那麼用處也是很小的。我們可以預料，反對派很快就會抓住這一點。
對基辛格會談的希望的破滅可能在政治上有害，特別是由於他的西貢之行（不管我們如何不事張揚）可能喚起人們的希望。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制定一個向公眾宣傳的計劃，或者停止談判，或者在繼續談判時給人們一些取得進展的希望。
很清楚，如果我建議在大選前停止一切談判，尼克松是不會不高興的。但是我沒有那樣做，因為我對形勢的分析和他不同。
訪問西貢
八月十七日，我懷著期待的心情到達西貢。在這之前，我在瑞士逗留了一天，同我的父母和兒女們一起，慶祝雙親結婚五十週年。這一天得到了安靜的休息，因為我離開了河內的狂熱信徒和西貢的孤注一擲的人們，他們各自都在尋求打開勝利之路的錦囊妙計。我們的處境是這樣的：要在一致相信沒有妥協餘地的雙方之間找出折衷的辦法，我們受到對於為戰爭出力感到厭煩的公眾的壓力，並且也受到那些決意在幾乎任何條件下結束戰爭捲入的國內反對派的攻擊。
西貢到處都在傳說我到這裡是來強力推行和平的。這個城市具有一種不協調的和典型的病態的懶散氣氛，充滿摩托車和軍車的嘈雜聲，毫不掩飾地炫耀舒適生活的慾望，使人不禁要問，西貢能否動員人們全力以赴地去戰勝那些以戰爭為唯一職業、也許是唯一嗜好的敵人。埃爾斯沃思·邦克大使像往常一樣泰然自若地在新山一機場迎接我。他認為阮文紹覺得自己的力量比任何時候都強，由於對力量新的自信，阮文紹會變得更加固執。阮文紹以為南越在軍事上佔上風；他在不太順利的時候同意作出的讓步，現在他覺得毫無意義了。據邦克講，看來他確實是害怕和平。他的一生也是只知道戰爭，他的發跡全靠美國支持。一個要南越人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生活的世界充滿了恐怖，而他的自尊心不允許他承認這一點。
我和阮文紹的會見起初並沒有證實邦克的預見。我們在現代化的總統府會晤。這座建築坐落在西貢中心兩條林蔭大道的交叉處，似乎在蔑視法國殖民主義和越南歷史的陳跡（越南歷史在這個國家的這一地區充其量也只能稱得上是短暫的，這一地區僅僅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才從柬埔寨掠奪過來）。陪同阮文紹的有阮富德，他在阮文紹手下大體同我的職位相當，還有阮文紹的外甥、新聞助理和心腹黃德雅。阮富德是法國教育制度的出色產物，他以令人氣惱的煩瑣推論的巧妙手法從抽像的定義中得出毫不相干的結論。對於臭名昭著的黃德雅，則美國要負某些責任。他在美國受過教育，現在剛剛三十出頭，在美國期間他看了許多有關精明的年輕人以自己的才智獲得成功的電影。他就像過去扮演強盜的艾倫·萊德一樣地出了名。他穿的是最時髦的好萊塢式的服裝，講一口流利的美國英語，他的越南出身只給他留下搞陰謀的非凡能力。他使阮文紹固有的疑心更加增大了。邦克和我都相信，他耍了許多鬼把戲，使所有的誤解更加深了。
阮文紹和往常一樣莊重而有禮貌地迎接了我們。從他炯炯的雙眼看不出他內心的想法。在他認為似乎行將勝利的時刻，對急於通過妥協解決問題的超級大國，他心裡不可能不懷有蔑視的想法。我向他保證美國不會使自己在越南的長期奮鬥以恥辱而告終。我們絕不會和那些認為阮文紹是和平障礙的美國人站在一起。我希望在離開西貢時我們能作出一致的評估和取得一致的立場。我想北越可能已經丟掉了在選舉前停火的機會。有待談判的問題很多；河內建議的程序會助長拖延。但是不論河內有什麼打算，華盛頓和西貢都必須採取和解的姿態才能繼續得到公眾的支持，而「如果能找到合理解決的辦法，我們當然樂於接受，一如你們」。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我把原計劃在九月十五日向黎德壽提出的建議交給阮文紹去考慮。我們不改變我們的軍事建議，只是把撤軍的限期從四個月減到三個月。這一點關係不大，因為我們在五月八日提出四個月撤軍截止限期，實際撤軍已經過去四個多月了。在政治方面我們將拒絕聯合政府的建議，但是對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以來的三年中我們一直提議的聯合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則將詳細發表我們的意見。
從那時起，美國的每個方案都建議組成一個有共產黨人和所有其他政治力量參加的選舉委員會——換句話說，就是某種由三方組成的方案。我現在的想法是要通過將選舉委員會改名為民族和解委員會而不改變其職能的辦法，把聯合政府的方案搞掉。於是，我建議要在理論上詳細說明這個組織是三方組成的（這是共產黨的提法，在我們過去的建議中只是有這種含義而不明講）。不過雙方都將各自指定第三個三分之一的一半——這就是黎德壽提出的權力平分法。重新命名的選舉委員會將根據全體一致的原則作出決定。這樣西貢就在委員會的組成上和在委員會的工作中具有雙重否決權。我從沒想到阮文紹可能會反對這個方案，因為這個方案裡的聯合機構僅是門面的東西，選舉委員會實際上不會起什麼作用。為了進一步強調這個委員會只有監督選舉的職能，我們的新方案裡還有另一條，它規定共產黨參加選舉產生的政府的人數必須按照得票的比例。我們估計，在二十個席位中共產黨可能得到兩個。正像我向阮文紹說明的，「在美國，政治上的反對派被安排在內閣，不是為了使他們有影響，而是為了剝奪這種影響。」對這一論點，阮文紹是理解的。
我頗為這個方案感到自豪。我以為它可以一勞永逸地結束所有關於聯合政府的念頭，而且如果河內拒絕我們的建議，我們還可以借此在美國國內為自己辯護。但是，最後發現阮文紹並不同意我對自己起草方案能力的高度評價。
現在阮文紹身上表現出一個新的重要的特點。他以前從未遇到過一個他認為可能被河內接受的美國建議。過去他一直同我們站在一起，以便有權取得美國的支持。但是在面臨認真的談判時，他同我們的看法就開始出現越來越大的分歧了。有些方案只是使我們過去的建議更加動聽一些，現在他卻認為是重大的改變；我們認為是策略性的步驟，他卻把它們上綱為對抗。他在尋找一個可以追溯既往的理由，以便抹掉三年來談判的成果。
我們沒有馬上理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仍然以為阮文紹和我們是同心協力的，因此將他的保留歸咎於起草方面的問題和他目光短淺的顧問。我們準備耐心地尋找一個解決辦法。然而，他使我們越發迷惑不解的是，他對我們採取了越南人專門用來對付外國人的令人捉摸不定的手法：他從不在任何事情上挑起爭論；倘若要他表示同意，他卻永遠使你可望而不可即。這使我們傷透腦筋。根據和黎德壽打交道的經驗，這個手法我應當能夠認得出來的。阮文紹對我的陳述沒有馬上提出異議。他遵循的是我們後來非常熟悉的一套辦法：他似乎同情地聽我們講完，再提出尖銳的問題和修改意見，討論具體的實施辦法。他說他同意我的看法，談判前景不很光明——這有一種使他寬慰的作用。他懷疑河內會提出停火，因為他說停火只對我們有利。這對尼克松總統將是一件「禮物」，而共產黨的士氣將受到挫傷，他們得不到任何政治成果，卻要放下武器（五個星期以後，他又激烈地反對這些論點）。我同意，河內大概不會放棄它的政治要求，但是我提醒他，我們實際上已經對我們公開提出的建議承擔了責任：「如果他們回過頭來（我不想哄騙你）說應當實現停火，我們就必須加以接受。」
阮文紹交給我一份八頁長的備忘錄，批駁黎德壽八月一日的建議。它是由阮富德精心擬成的，內容瑣碎而極盡挑剔。我瀏覽了一下，以挖苦的口吻說，它給我留下的明確印象是，西貢不接受河內建議的每一個細節，而我們呢，也不會接受的。在談話結束時，我又指出——這已是第三次了——如果河內接受了我們五月八日的建議，我們將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同意。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還是在總統府，阮文紹交給我一份新的備忘錄，共四頁，對我們的方案提出約二十處改動。其中有十五處很容易就被接受了，其他幾點困難較大。阮文紹要把「就地停火」這句話改為「全面停火」，除了意味著南越部隊不想在停火後就地停頓下來以外，未說明任何別的理由，甚至對我們權力平分的三方組成的民族和解委員會，阮文紹也表示反對。他說那將抬高共產黨的三方組成的原則，肯定會在南越人民中引起疑慮。我回答時，再次解釋了我們的方針。我們需要贏得時間。我們要保護自己，不讓河內公佈它的建議。我們只是詳細闡述兩年多來我們所提出的建議。我們一貫公開申明，各方面，包括共產黨人在內，在選舉委員會中都會有代表。我們實際上是在埋葬關於聯合政府的建議。為了這些目的，我們要使有的提法含糊一些；我們不能因為純理論問題而讓談判破裂。另一方面，我指出（已是第四次了），如果河內建議無條件停火，我們就只好接受。阮文紹重申了他的看法（再次為後來的事實所嘲弄），即北越人害怕停火，因為「一旦他們接受停火，他們就再也打不起來了，我們會把政治談判永遠延續下去」。阮文紹看來最怕的是，我們可能要作出一些政治讓步。他不那麼關心停火的時機問題。其實這是誤解；阮文紹反對的是任何看來要接近於解決的東西。不管如何，我們最後決定不改變在停火問題上的現有提法。
但是阮文紹的自相矛盾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他能毫無困難地指出旨在消除死敵之間的分歧的談判文件中的含糊提法。但是這些草稿措辭上的修改都沒有涉及問題的要害。對阮文紹來說，要害是國內問題，最終涉及非共產黨政治機構在南越的生存：「我對人民、軍隊、政治團體和國民議會的義務，首先就是不使他們感到震驚。」他得說服他的人民，使他們相信，簽訂一項協定既不是失敗也不是對南越的內部穩定的威脅。為此，他總是需要時間。「即使我們接受了你的建議，我們也得研究一下如何去向人民解釋。」在這一點上阮文紹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後來對他催得太急了，不利於南越國內的穩定。但是阮文紹本身令人惱火的談判手法使我們無法看清他的真實想法，這也是事實。
我們逐漸才弄明白，我們碰到的不是起草協議的困難，而是思想上的根本分歧。事情的真相是阮文紹和他的政府對通過談判取得和平根本就沒有準備。他們有一些等於讓河內無條件投降的模糊想法。他們不滿足於僅僅能夠生存下去，而是要獲得取勝的保證。他們寧願繼續進行軍事爭奪而不願面對一場政治鬥爭。就像八月三十一日邦克、總統和我在檀香山會晤回顧過去討價還價的情況時邦克所說的那樣，「他們擔心自己還沒有完全組織好，還不能同這樣一個強硬的、有紀律的組織進行政治上的較量。」
但是我們有自己的緊迫事情要做。四年來，我們在為一場戰爭進行戰鬥和遭受苦難，我們正在設法從這場戰爭中解脫出來。為了保持我們的榮譽和信用，我們受到了難以忍受的社會分裂。只是因為我們使公眾相信，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把共產黨政權強加在一個盟友身上，戰爭努力才得以堅持下去。但是如果河內接受我們停火的建議，我們就不能沒完沒了地承擔繼續進行戰爭以取得徹底勝利的義務。如果尼克松不這樣決定，國會就會把我們的噩夢變成現實，並且通過投票逼使我們不提任何有意義的條件就退出戰爭，在世界各地損害美國總統的威望。
如果談判破裂的話，阮文紹——同樣，還有我——都拿不出有說服力的軍事戰略來改變印度支那基本力量的對比。我曾經有過一個想法，讓南越人沿北越海岸登陸兩天，把北越正規部隊從南越引開。阮文紹稍微有點興趣，但是我們兩個人都認識到，這是騙人的鬼把戲，而不是戰略。阮文紹的水晶球也沒有顯示出什麼妙計。他認為，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即離現在還有十五個月——「如果我們不簽訂任何協議，……他們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物資供應、人力和正規部隊就會比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或一九七二年三月更少。」換句話說，再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戰鬥，而且假定美國空軍的支持未受削弱，我們就可以期待達到類似過去形成僵持局面的那種力量對比。我們認為美國公眾和國會都不會坐等這一前景的到來。我還知道預算費用吃緊，很快就會迫使我們削減增援部隊。
西貢和華盛頓之間的對話就這樣像希臘悲劇一樣地展開了，每一方都在尋求自己的需要，而得到的卻是它最害怕的東西。因為在實質上我們雙方都是對的。阮文紹是一位愛國者和才智非凡的人物。他以自己的才能和獻身精神堅持了越南的一場消耗戰。美國的反戰分子為了發洩自己的憤懣以及為了借口迫使美國政府投降而對他的臭罵是不公道的。但是他的迫切需要幾乎同我們的需要截然相反。
他和我們都認為，他是南越政府的合法首腦。要他承認那些企圖顛覆南越政府的人具有潛在的合法性就是破壞他的統治的心理基礎。可是甚至在最低限度的妥協方案裡都包含著給這些人以某種形式的承認。阮文紹由於國內的需要，不得不採取僵硬的態度。而我們想要保持對他的支持，就只能作出和解的表示。我們的目標是榮譽；我們可以（俗話說）為和平冒風險。但阮文紹的問題是生存。我們離開以後，他和他的人民將無限期地留下來；他沒有任何犯錯誤的餘地。
阮文紹的預感不是沒有根據的。為了滿足新聞界和國會裡我們反對派的無止境的要求，我們已經把我們的條件降低，遠遠低於朝鮮戰爭結束後二十多年來為維護韓國安全所需要的水平，而韓國比南越的條件要好得多。在朝鮮仍駐有五萬美國戰鬥部隊，而我們卻建議從越南撤出全部美軍，何況越南邊界要更長，防禦更難，面對的敵人也更加死硬。在軍事力量對比上基本有利於阮文紹的情況下，他所得到的僅僅是同一個自一九五四年以來從未遵守過協議的敵人實行停火。作為交換條件，美國全部撤軍，並且不可能再返回。阮文紹本來最希望的是美國繼續有增無減地給予支持，直到他的敵人瓦解為止。
我們不斷尋求某種妥協方案的努力，說明了我們同越南人之間在文化上的差異，因為妥協這個概念本身對越南雙方都是生疏的。
我們無法理解越南雙方根深蒂固的仇恨。他們彼此打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謀殺對方的官員，摧殘對方的俘虜。他們之間由於不信任和彼此造成的苦難而形成的鴻溝是無法用善意或美國人所傾向的那種妥協辦法來加以填補的。越南雙方都把每一次解決當成是在不久以後的某個時候一場新的鬥爭的起點。雙方對我所提出的每一項有意含糊的方案都加以研究，以確定這個方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給它提供一個使可鄙的對手丟臉的機會。為了取得這樣的勝利，雙方都以使人驚奇的狡詐而巧妙的手段不斷改變提法，特別是用越南語，它含義上的細微差別我們很難掌握。
幸運的是，八月底我對這些都沒有覺察出來，否則我可能就沒有勇氣去著手後來的工作；甚至阮文紹對此也沒有看得很清楚。事實上，他和我在跳一種小步舞，莊重而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及實質性的問題，彬彬有禮地裝著維持夥伴關係，毫無結果地按傳統而已過時的辦法行事。阮文紹從來不明確表示反對意見，這當然使得問題更為複雜化。像在巴黎的黎德壽一樣，阮文紹的鬥爭方式帶有越南人特有的曖昧以及夾雜著法國笛卡兒哲學氣味的傲慢，這種哲學把任何背離單方面宣佈的抽像原則都看成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我離開西貢時錯誤地認為已經達成了思想上的一致。阮文紹和我商定，我們將通過邦克交換信件，解決我們建議草案上餘下的幾處分歧。離開我九月十五日下一次開會還有許多時間——差不多有四個星期。
可是阮文紹卻保持沉默；我們從總統府那裡什麼消息也聽不到。黃德雅開始通過新聞界玩弄他的小把戲。我們為了西貢而在國內的辯論中吃了不少苦頭之後，也許對攻擊我們動機的話過度敏感，來自臭名昭著的黃德雅辦公室的這些攻擊越來越多地登在西貢的報紙上。埃爾斯沃思·邦克當時已七十多歲了，五年來他一直支持西貢，但是他們對待他的態度確實可以說是卑鄙的。邦克請求會見阮文紹，但是得不到答覆，或者拖了很久才受到接見，以致問題已經失去討論的意義了。例如，我們邀請邦克在八月三十一日來檀香山，因為尼克松在那裡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見的目的是商議一下我同黎德壽的會談情況。邦克要求同南越人進行磋商，瞭解一下他們的想法。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完成建議草案，以便在九月十五日提出來。但是儘管邦克作了多次努力，還是沒能及時見到阮文紹。至於對我們在八月十九日從飛機上用電報發出的、對於阮文紹交給我的備忘錄所作的評論，西貢也不願作任何回答。
我們又一次大部分接受了阮富德模稜兩可的提法，其中有一些我們認為比我們原來的草案反而對河內更有利。（例如，我們沒有接受西貢提出的把被俘的美國駕駛員單獨提出來要求早期釋放的改動；我們認為不應當區別不同的軍種。）但這不是問題的實質。在我們剛剛解決了一個問題之後，不知疲倦的阮富德和黃德雅就又提出來另一個雞毛蒜皮的小事。主要爭論的是西貢反對我們建議的關於民族和解委員會的構成問題。分歧出現在這樣一個吹毛求疵的小問題上：是像我們建議的那樣三個方面的組成人員應當具體指名呢，還是像西貢所希望的只是一般的提一下（感興趣的研究者可以參閱註釋中列舉的不同提法）。[3]
在夏威夷會議上，邦克向尼克松和我強調指出，他認為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我告訴邦克說，我們指望他告訴我們是否我們做得太過分了；他是我們的知音。我對他說，「我們作出了這麼多年的犧牲並不是為了現在去背叛。如果你認為這是不合理的，我們就加以改變。我們會付出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邦克再次肯定我們的方針是健全的，是唯一可行的。我們同邦克談話之後，就起草了一封總統給阮文紹的信，並由尼克松簽了名。信件中再次向阮文紹保證，「我們現在決不會去做我們過去三年半中一直拒絕做的事情」，去放棄南越。尼克松指出，現在的建議如果敵人接受了，就會維護西貢的利益，如果敵人拒絕，就會增加美國國內對我們共同方針的支持。
邦克於九月五日回到西貢。由於身上帶著總統的信件，他終於在九月六日受到阮文紹的接見，可是要到第二天才能得到對我們備忘錄的答覆。現在離我同黎德壽的會晤只有一周了，離我動身去莫斯科也只有兩天了。我打電報給邦克，指出我們的「新」建議實質上就是一月二十五日的建議，只是關於選舉委員會的構成說得略微詳細一些。至於選舉委員會中應有共產黨的代表，我們一直是這樣講的。
九月七日，阮文紹對邦克使用了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手法。他向邦克提了有關我們草案的幾個頗有見解的問題，並問我們如果草案遭到拒絕，我們打算怎麼辦。他傾聽著邦克仔細地說明我們根據西貢意見對我們的建議所作的修改。他給邦克的印象是他將給予合作，為此我祝賀邦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可是在九月九日阮富德和黃德雅交給邦克一份新的草案，又提出了新的問題。九月十日，我已經在去莫斯科的途中，我接受了其中的大多數意見，只是在民族和解委員會的構成上，要求能夠酌情作一些靈活處理。九月十三日，經過了一個月的往返商討，在我同黎德壽會晤前的四十八小時，阮文紹又拒絕了我們關於委員會構成的建議。他的拒絕並不是因為委員會使他不安，而是因為他對停火還沒有做好準備。
傲慢是弱者的護身符；它是人們在自己面臨驚慌失措時壯膽的辦法。不過這一點我現在看得比當時清楚。一九七二年九月，越南的另一方——我們的盟友——使我惱火而又無計可施。越南人總是以這種辦法來折磨實力比他們強的對手。經過一個月的交換意見，阮文紹在一個與最終結果無關緊要的枝節問題上卡住了，如果因此使談判中斷，我們永遠也無法向美國人民解釋。如果我們在九月十五日只是採取拖延做法，河內把事情公開，我們的處境就會非常不利。如果我們容忍阮文紹的做法，一切聯合外交行動就會化為烏有，就會出現我們國內批評者一直指責我們容許的情況，使阮文紹對我們的政策有絕對的否決權。
我們在此刻的方針就是我在一九六八年《外交季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和自那以後許多備忘錄和談判中所主張的：把軍事和政治問題分開，首先解決軍事問題（停火、釋俘、撤軍），把政治問題留給越南人自己去談判解決，讓多年來我們努力使之強大的西貢盟友有機會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求得發展。
八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我向阮文紹詳細解釋了我的方針。八月二十五日，我在給尼克松的備忘錄中也作了概述：
（1）我們要以體面的條件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或者至少在原則上取得突破。這方面我們必須確定不得把共產黨政府強加給南越，或者使這個政府的出現成為不可避免。
（2）如果不能獲得合理的解決，我們要在公眾輿論面前盡可能處於有利地位。為此，我們必須確保是由於對方的過分苛刻的政治要求才導致談判的破裂，以此來孤立國內那些想要我們接受恥辱條件的人。
河內和西貢都拒絕接受我的方針，因為需要越南雙方作出妥協，而他們卻仍然在渴望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多勃雷寧八月二十二日告訴我，黎德壽反對這一方針，其理由同阮文紹有令人吃驚的相似之處。據多勃雷寧說，黎德壽認為我所有的方案總的目的都是在結束戰爭的軍事方面，對政治前途則用一般原則來闡述，這樣河內就得同南越人談判如何執行這些原則，而「這個（談判）過程可能會永遠延續下去」。結果是南越的政治結構將會存在下去。河內不可能容忍這一點。阮文紹也反對給共產黨以實際存在的機會。雙方都感到放鬆全面勝利的要求有風險，是靠不住的。雙方似乎都害怕隨著停火而出現的政治鬥爭。雙方都在竭盡全力想使我放棄我打算走的艱難的路程，即給河內一個保全體面的方案，安排一項等於只解決軍事問題而同時又保存我們盟友政治結構的辦法。
黎德壽企圖使我超越形式問題而進入實際上不利於西貢的實質性的討論。阮文紹則設法阻止我在形式上作出讓步，以避免面對停火的現實，停火是他真正關切的事，因為這意味著美國的撤軍和結束轟炸。這樣，在戰爭臨近結束時，我們終於使越南雙方「一致」起來了——他們對美國的目的一致感到驚恐，最終都一致地不喜歡和不信任美國的主要談判者。
如果我的分析正確，我們在九月十五日的會議上還得作一些裝潢門面的讓步，免得河內得出結論，說我們在拖延時間，並向外界宣佈它的看來像是和解的立場，使我們失去國內支持。
我們現在有三個戰略性的選擇：第一，設法在大選以前獲得解決；第二，大選一結束就採取劇烈升級的做法，使事情發展到頂點；第三，照目前速度使衝突繼續下去，希望有朝一日河內會軟下來，並提出對我們更為有利的條件。我贊成第一種做法；尼克松贊成第二種。他同我所謀求的條件實質上是一樣的，但他寧願在贏得公眾對總統新的委託後，就立即戲劇性地用炫耀武力來取得這些條件。第三種做法實際上不是辦法。不論在政府內或政府外，按現行辦法繼續下去，我們的障礙會越來越多。八月份，梅爾·萊爾德為了減少他國防預算的困難，交給了總統一份備忘錄，建議將敵人反攻開始以來所增派的部隊立即削減百分之二十，將空軍出擊次數減少百分之四十，還要減少軍火供應。尼克松拒絕了，於是萊爾德提出了削減幅度更大的建議，一月一日生效（前面已經談到）。這種壓力肯定將隨著預算過程的進展而加重。
而且，我們又陷進了錯綜複雜的撤軍問題。八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宣佈再撤一萬二千人，這使我們駐越軍隊減少到兩萬七千人（比我們當時在韓國的駐軍少多了）。總統和我想讓公眾懂得這些可能是永久留守的力量，只有河內作出讓步，我們才能撤走這支部隊。但是五角大樓很快就透露說，它不認為這是撤軍的結束。過六個月我們無疑將面臨以萊爾德為首在預算方面施加的壓力，以及國會和新聞界關於實現單方面全面撤軍的要求，這將使我們失去一些有利的談判資本。
一月份國會一復會，我們必將面臨一系列新的議案，規定我們退出戰爭的日期，最好的條件也不會超過我們在巴黎可能贏得的條件。總之，我認為河內判斷尼克松在大選之後地位大大加強是估計錯誤。如果我們不在十一月七日以前趁熱打鐵，河內很快就會發現我們地位虛弱。那時我們就會再次面臨令人惱火地交織在一起的拖延、模稜兩可的讓步以及不時出現的河內一直想用來折磨我們的軍事上的「高潮」。
我可以贊成尼克松關於在大選之後搞戲劇性升級的辦法，如果在談判陷入全面僵局的情況下作為最後手段來使用，它總比再來一次無止境的衝突所帶來的長期痛苦要好些。可是它不能作為我們優先考慮的方針。否則將意味著尼克松在國內一片爭吵聲中開始他的第二屆任期；越南戰爭在我們社會裡所造成的創傷將變得更加難以治癒。國會的壓力將會加劇；我們將面臨一月三日國會復會的最後期限。即使忍受這些麻煩，我們將來得到的條件也不會比現在已經開始有可能取得的條件好多少。到了這樣晚的階段，我們不能把在巴黎的賭注再增加到高於我們兩年以來所提出，而特別在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提得十分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都難以得到國會的一致同意。
因此，如果河內決定在大選之前解決問題，我認為這是我們不可多得的良機。十一月七日以後，不論我們採取什麼方針，是忍耐還是戰爭升級，都得堅持下去，對河內來說再沒有期限的約束了；我們將被迫接受國會的沉重壓力。我們甚至不可能指望蘇聯和中國會無限期地默許，換句話說，我們可能需要在同他們的關係上付出一些代價。我認為，把那些使我們多年來得以處在極強有力的國內、軍事和國際地位的條件很好地結合起來加以利用，是比較明智的。現在是設法使河內作出最大讓步的時候了。
鑒於上述理由，我向尼克松建議，九月十五日我們向對方提出一份略加闡述的關於選舉委員會的建議，這是一九六九年五月以來我們立場的主要內容。它包括了阮文紹沒有接受的關於民族和解委員會構成的規定。我打電報向尼克松請示：
如果河內接受我們的建議——我們認為不太可能，那麼，由於開始了一場實質上是新的鬥爭，出現無數其他複雜情況，南越政府不完全同意我們建議的每個細節這樣一個事實變得不那麼清楚了。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想像南越政府會認為把我們之間存在的一點點分歧公開化會對它有利……
相反，如果河內拒絕我們的建議，我們認為非常可能，南越政府就完全有理由同我們站在一起。不可設想，一旦我們的合理建議公開了，並且河內拒絕了，南越會把過去同我們的分歧公開化。我們將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可以指出我們在談判中所採取的主動行動，來對付河內的宣傳。
尼克松對此一點都不熱心。他得到九月十一日公佈的盧·哈里斯民意測驗的鼓舞，這次民意測驗表明，美國選民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五十五對百分之三十二）都支持對北越繼續進行猛烈轟炸。百分之六十二對百分之二十二支持對北越港口佈雷。百分之四十七對百分之三十五反對在南越建立聯合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這是比數最高的一次）。麥戈文攻擊說，「亨利·基辛格到巴黎和西貢的旅行只不過是引起人們對和平抱有虛假幻想的宣傳把戲。」公眾以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二十六的多數對此表示異議。選民以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三十三的多數同意尼克松總統把美國軍隊從越南撤回美國的方針，而不同意麥戈文的辦法。（十二天前，八月三十日蓋洛普關於大選的民意測驗的結果是：贊成尼克松，百分之六十四；麥戈文，百分之三十；猶豫不決的佔百分之六。）
在這種情況下，尼克松認為採取我的建議在政治上得不到什麼好處。但是他的習慣是，涉及國家安全時，他就尊重外交政策的基本理論，同時他又提醒我，這對他的政治利益確實是有害的。黑格打電報到莫斯科對我說：
他（總統）說，國家安全委員會似乎不瞭解，美國人民對基於妥協的解決辦法不再感興趣，他們贊成繼續轟炸，希望看到美國經歷了這麼多年之後能夠取勝。我指出這種態度本身是不牢靠的，之所以產生這種態度僅僅是因為我們把一系列強有力的和即將採取的措施很好地結合起來，以重新樹立起總統的信譽……總統最後同意了，但堅持說在向你轉達他的同意時，我應當向你強調他的願望，要你明天在會談中表現強硬，在公開時合乎鷹派而不是鴿派的心意。我還告訴總統，這些會議到目前為止的記載是無可指責的，我深信明天會議之後，仍將是這樣。
事後想起來，我認為我們本來可以按西貢的建議好歹去試一試，而不需要加上我的改動。幾乎可以肯定河內不會中斷談判，因為它害怕尼克松顯然將要重新當選。此外，我現在覺得，這種做法在戰術上也是明智的，它也許會減少阮文紹對我們的不信任；當然由於我們之間的看法不同，任何做法最後都不可能防止破裂。就談判而言，這一切都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們的建議根本就沒有討論過。九月十五日，黎德壽提出了北越七月份以來四次會議中的第三個新建議，這樣，我的建議就無關緊要了。
插曲：九月十五日和九月二十七日的會談
從莫斯科回來途中，我於九月十四日晚在契克斯停留，向希思首相介紹我同蘇聯領導人會談的情況。我們已宣佈，我還將去巴黎，向蓬皮杜介紹情況。但是，要打破保守秘密的習慣是困難的。為了獲得同黎德壽會談所需的六小時時間，我於九月十五日清晨從英國一個軍事機場乘小飛機飛往巴黎。我們在克拉裡奇斯飯店的套間外掛上了「請勿打擾」的牌子，而且讓總統座機停留在希思羅機場上，當天晚些時候再飛往巴黎，以此來掩蓋我們的行蹤。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甚至是幼稚的、不值得一做的把戲，因為我們無論如何將在這天晚些時候宣佈同黎德壽的會談。從那時起一直到談判結束，我們都沒有作出特殊的努力替我的行動保密。而且實際上，在談判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們還提前加以宣佈。
正如在過去的越南談判中經常發生的那樣，這次會談本身就使所有精心策劃的計劃失去意義。黎德壽繼續使用他自七月十九日會談以來一直使用的溫和的、幾乎是悅耳的調子。他不再重複在談判最初三年中那種虛張聲勢的言語，說什麼美國和世界輿論將會迫使我們解決越南問題。他用幾乎有點哀傷的口氣一再詢問，我們是否願意迅速地解決問題。我含糊其辭地重新作了保證，有意增強他的不安心情。最後，我提出了我們的全盤計劃，包括阮文紹反對的那段內容。黎德壽認為計劃基本上沒有什麼新的內容而不予考慮，他的看法倒近乎事實。可是他並不堅持他先前的主張，反而提出一項新的十點建議。這項建議的要點是削減民族和睦政府的（這是他僅在我們上次會談中提出的）某些權力。在八月十四日，河內說過，民族和睦政府成立以後西貢政府就要結束，而黎德壽現在卻提議，即使在越南問題解決之後現存的兩家政府還可以繼續存在下去。民族和睦政府只局限於監督協議條款的遵守和外交政策的執行；這一政府又是「臨時的」，可存在到最終解決越南問題為止，然而，卻沒有明確規定最終解決的步驟。每個省將成立民族和睦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管理所有有爭議的地區。西貢將負責它控制的所有地區的對內政策。但黎德壽又說——即使在匆忙的時候，他也不願意輕易放棄在細節上佔先——既然大部分地方都是有爭議地區，那麼民族和睦政府就將接管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黎德壽還作了一些擺擺樣子的讓步，例如把對我們撤離的最後限期從三十天延長到四十五天（我們建議三個月）。
我斷然地拒絕接受他的政治建議，這點黎德壽肯定會預計到的。我告訴他，我們不接受任何改頭換面的聯合政府。跟他以前的做法相反，他的反應只是以最溫和的口氣形式上抱怨我們缺乏「誠意」，而且談得似乎更加努力了。他突然想知道，我是否準備就達成原則協議規定期限？在達成這樣一項協議以後，他在八月一日草案中建議舉行的各種會議將著手談判對該協議的執行。只要我們不再作出更多的讓步，我覺得同意一個期限也無妨。我們雙方同意以十月十五日為期。各種會議仍將留有充分餘地來完善原則協議的內容。
為了贏得更多的時間，從而對黎德壽施加更大的壓力，我提議，我們在下一次會談中把全部時間用於決定對已達成一致意見的各問題的措辭。這些大多是軍事方面的問題。黎德壽是妥協的模範。他表示同意，但指出，在政治問題上取得的進展將有利於解決軍事問題；政治進展已不再是一個先決條件了。然後，他建議最好是在一周內舉行一次為期兩天的會議。我同意了這一不同尋常的要求，但把日期推遲到九月二十六日。我們越是把黎德壽推向他的最後限期（美國大選）——這是他自己選定的，對這一點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清楚——他越是可能樂於遷就我們。我在這次會談後立即送給尼克松的總結備忘錄中這樣寫道：
他們如此熱衷於進行對話，到底想圖些什麼，還不很清楚。使他們進退兩難的是：繼續進行會談將加強我們的國內地位和談判成果，而絕不會限制我們在軍事抉擇上的靈活性；如果他們中斷會談，他們就沒有在十一月前解決越南問題的任何希望，而我從會談中感到他們是強烈地希望在十一月前解決問題的。
我的推測是，他們對你重新當選總統以及這件事對他們的含意極為關切。但是，由於他們實行集體領導，他們在作出政治性讓步時可能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而為了擺脫會談的僵局，他們必須作出這種讓步。他們繼續提出令人不能接受的要求，這也許是因為他們缺乏想像力，也許是因為他們希望不到萬不得已不作必要的讓步。
實際上，我們正處在戰爭中最有利的談判地位。南越軍隊在九月十五日收復了廣治，這是河內在進攻中攻佔的唯一省會。也在這一星期內，民意測試顯示，美國公眾對尼克松處理越南戰爭的支持在不斷增加，而且，在預測大選方面尼克松獲得的支持比麥戈文領先得也最多。越南南方共產黨第06號指示也在那時（我們在幾周後才獲悉）通知共產黨幹部們，將努力「迫使」尼克松在大選日之前結束戰爭，這是河內使其人民對基本上按照我們的條件達成一項協議做好思想準備的做法。
九月十五日的會談原來是在舒瓦齊勒羅瓦的達爾戴街十一號舉行的最後一次例會。雖然我力求行蹤隱蔽，但黎德壽卻做得不太成功——或者是不太謹慎。他來到巴黎這件事被人察覺了。幾天前，他甚至向記者們暗示將同我會談，但是那一次沒有給我們帶來什麼困難。（我在莫斯科時，黎回答一位記者詢問有關同我會談事說：「在幾天內你會得到回答的。」）一群有事業心的哥倫比亞廣播電台-電視台記者尾隨著黎德壽從他的住處到會談地點，結果攝下了我進入和離開這個迄今是一所神秘的房子的鏡頭。以後各次會談在哪裡舉行，要由北越人尋找地點了。
九月十五日會談後，使我感到滿意的是，我們再次拒絕了聯合政府的建議；同時我相信，河內確實也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接近於把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河內既然已走到了這地步，它遲早會亮出它的底牌的。這一前景也使阮文紹再次感到沮喪。邦克又無法獲得約見阮文紹的機會來通報我同黎德壽會談的情況了。但是，邦克告訴了我他自己的估計，他認為我們的「耐心和堅持似乎正在獲得報償」。他又說：「我認為，我們在遵從他的（阮文紹的）意見時一直表示出諒解和非常克制，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堅定地表明，我們也有自己的迫切需要。」
邦克沒有見到阮文紹，而在九月十六日，邦克收到了一封阮文紹給尼克松的信，表面上是對尼克松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件的回答。信的措辭精明（可能是曾在美國攻讀的黃德雅寫的），信中表示同意美國總統的所有基本點。突出的是，信中沒有對我們在關於聯合政府、關於監督下停火和關於不再進一步滲透等關鍵問題上堅持原則表示讚賞，卻警告說，不應再作出任何讓步：
……不應鼓勵共黨分子使用一種更加巧妙和付出更小代價的辦法來通過所謂的談判解決和政治和平解決去接管一些國家。……因此，繼續極不符合邏輯地向共黨分子作出讓步只能鼓勵他們更頑固地堅持他們的立場和進行侵略。
阮文紹抹煞我們以前提出的所有建議都是得到他的同意的這一事實。他說，我們已經提出的條件「確實是過於積極、很可以理解和合乎邏輯的，在這方面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了」。（把我們以前的建議說成是「可以理解和合乎邏輯的」，這是令人寒心地重複了北越人的用語。）阮文紹的責難既是不必要的，也是傷人心的，因為我們無意在下次會談時提出任何新的東西。
阮文紹終於在九月十七日屈尊讓邦克向他介紹我同黎德壽會談的情況。阮文紹認為有兩種可能性：北越人可能準備在美國大選前在原則上達成一項協議，或者他們對我們的策略還無把握。我當時多少還以為阮文紹的敵對情緒是出於誤會，就向邦克發了一份關於九月十五日會談的更為詳細的記錄，還附了一份關於我在莫斯科討論越南問題的記錄，內容實際上是很有限的，因為我覺得莫斯科對在巴黎進行的頻繁討論不會有多少貢獻。然而，成功的希望似乎只使阮文紹更加固執。他於九月二十日在順化發表的講話中尖銳地宣佈：除了南越人民外，「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商談或接受任何解決辦法」。九月二十三日，我再次試圖彌補裂痕，寫信給邦克說：
阮文紹應該明白，在我們所面臨的敏感時期，他對談判的表態會對河內的策略產生重大的影響，講清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如果阮文紹真的擔心我們可能在條件沒有成熟的情況下解決越南問題，他就必須懂得，華盛頓和西貢之間出現分歧的實際後果將會是促使河內在秘密會談中更快地解決越南問題，以便利用他們發覺的美國和越南政府之間的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西貢的政治混亂。這將打亂我們試圖保持的經過慎重斟酌的步調。我們此時的策略是迫使河內的立場進一步發生變化，在繼續對河內施加最大限度的軍事壓力的同時，維持在巴黎進行建設性活動的外表。因此，必須使阮文紹同我們緊密地站在一起，以便向河內顯示我們的團結。
北越人對他們洩露達爾戴街會談地點的責任感到有些不安，他們為九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七日的會談找到了一個新的地點。到那裡去，我們必須走過一條似乎為了使我們回想起我們的東道國法國的過去、今天和將來而事先計劃好的路線。我們離開巴黎，經過布洛涅森林向西南方向駛去，越過隆尚的賽馬場；然後我們繞過紀念勒克萊爾將軍於一九四四年解放巴黎的路線的紀念碑，穿過戴高樂曾在一九六二年遇刺脫險的小克拉馬的十字路口，經過在薩克萊的核研究中心。在幽靜的鄉間小鎮伊維特河畔吉夫市鎮的勒克萊爾將軍街一八號，高高的綠色木柵欄後邊的大庭園裡有一座白粉牆的兩層樓房，這就是我們會談的新地址。我們的環境變得更加優美雅致了。
北越人不願說出他們是怎樣找到這所房子的，只是說它是由「朋友」借給他們的。這些「朋友」結果是法國共產黨。這所房子原來是立體派畫家費爾南德·萊熱的家和工作室，他曾是一個共產黨員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一九五五年去世時把這所房子贈給了他衷心感戴的共產黨。就在這種很不相稱地掛著一些萊熱的引人注目的抽像畫的仿製品（也許有一些原作）和掛毯的環境裡，我們開始了一輪極為重要的越來越具體的談判，以求結束戰爭。在我於十月二十六日舉行「和平在望」記者招待會之前，我們的新會址還得太太平平地多保密兩個月不讓人發覺。直到十一月下旬，當我們又回到伊維特河畔吉夫市鎮時，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就成群結隊地緊緊尾隨著我們。
黎德壽和春水都像在九月十五日時那樣表現出同樣迫切希望早日結束戰爭的心情。他們先用了兩個小時闡述一個工作計劃（據北越譯員阮定芳說是一個「時間表」）[4]，打算在本月內解決越南問題。這個「時間表」很快就取代了越方多次會談一開始都要重彈的河內解放鬥爭史詩的老調。黎德壽像是在作開場禱告似地提出了加速進行談判的建議，我則給予響應。我們進行討價還價，因為我認為，「時間表」問題也和其他任何話題一樣可以消磨時間，使河內越來越逼近它自己提出的最後期限。我們最終表示同意這個「時間表」。然後，黎就親自把這件事記在一個小筆記本上，本子上畫滿了藍色的框框，使記錄的事情顯得更為莊重。下次會談的時候，又照此重複一遍。但是，隨著時間的消逝，這個「時間表」也就被遺忘了。有一次，他在惱怒時大聲喊道：「我在把它記下來，但我要你知道，我不相信它。」
當我們最終著手研究實質性問題時，黎德壽又提出了要我訪問河內解決最後分歧的主意。如果我們談判告成，這次訪問就列入「時間表」。黎德壽在對雙方立場的分歧和相似點進行有條理的逐點評論後，提出了另一項新的全面建議，這是在五次會談中提出的第四次建議。（過去，他們提出的方案至少要堅持六個月。）甚至在我說了我將不發表任何新的看法以便用當天晚上的時間來考慮他的評論之後，他還是提出了新的建議。（這樣也好；我要提出的不過是措辭上的一些小的修改。）
黎德壽的新方案——他把它叫做「最後的」提議——進一步削減了共產黨對成立三方聯合政府的要求，並且更加接近於我們的建議，即原則上只成立一個混合選舉委員會，他仍然要求成立一個沒有阮文紹的「臨時民族和睦政府」，但他再次減少了它的職責。民族和睦政府將向現存的政府提供咨詢意見，含糊地負有在雙方間進行斡旋的責任，但它既沒有執行也沒有處理外交政策的權力。如同我們所建議的民族調解委員會那樣，這個民族和睦政府將「根據一致同意的原則進行工作」——換句話說，任何成員都有否決權，即使在有限的職責範圍內，也什麼都幹不成。我後來向總統報告說，這個政府仍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從河內的角度來看，它是一種重大的變動」。我認為，「這是同他們的下述做法不矛盾的，即最終把他們建議成立的聯合政府變成一個無關緊要的委員會，以便顧全面子，掩蓋就地停火和雙方對各自領土保持事實上的控制。」
河內作出的一個更加令人吃驚的讓步是，黎德壽建議，在解決越南問題後，河內的軍隊將撤出老撾和柬埔寨，而且在老撾的美國俘虜也將獲釋（他說在柬埔寨沒有美國俘虜），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我們曾經堅持在印度支那範圍內實現停火，要求釋放所有在印度支那的美國俘虜，要求北越人撤出其他印度支那國家。除了遣返俘虜外，這些要求在美國國內都沒有獲得很大的支持。可是現在所有這些要求正在實現之中，甚至送來的快餐質量也大有改進。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他們給我們送來了魚子醬、蝦、麵包片、白酒和雪利酒，外加水果和春卷。
既然我們的策略看來是在生效，我就只限於提交對方一些關於下列問題的簡單草案：國際保證，對停火實行國際監督的技術細節，以及交換俘虜。黎德壽由於越來越急於要使談判取得迅速進展，他生氣地表示，我只是在爬行，而且只注重次要問題——事實確是如此。
我告訴黎德壽，他的很多新建議都比以前進了一步。但是，繼續要求阮文紹在一項最後協議簽字後必須離職是荒唐的。我再次強調，我們永遠不會直接地或找一些借口來拋棄我們的同盟者。黎德壽強調了他們的建議是「最後的」。我重申，美國人民將永遠不會贊成通過建立一個共產黨政府來結束一場他們已經付出巨大代價的戰爭。最後的結果必須由人民來自由決定——這是黎德壽很難理解的概念。他對西貢總統選舉中的獲勝者就能得到一切這一點感到煩惱；他想知道，擬議中的選舉是否可以不選總統，而選出一個國民代表大會。最後，黎德壽問道，我們建議的全國調解委員會除了監督選舉外，是否還能給予更多的職責。他已準備在下次舉行為時三天的會談。他建議會談在十天以後十月七日舉行。他說這次會談是「決定性的」。為了稍微增加一點對他的壓力，我同意在十月八日舉行。
這一切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我們已經在原則上解決了所有的軍事問題：停火、滲透、撤軍、釋放戰俘、國際監督和老撾問題。在柬埔寨問題上我們沒有達成協議。黎德壽仍在極力要求旨在損害西貢的政治方案。但是他急於要在十月初舉行一次為期三天的會談這件事毫無疑問地表明，我們還沒有聽到河內的最後決定。也許最後決定證明是不能接受的，而且當我們著手把在原則上同意的東西起草成協議時，我們所做的全部工作可能成為泡影。但是，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下一次會談要麼取得突破，要麼將迫使我們進行另一次軍事較量。
阮文紹希望些什麼，我是一清二楚的。西貢不斷挑釁性地洩露大量消息。感激別人對自己的幫助並不是越南人的特性。阮文紹認為我們理所當然地應該為他的國家進行頑強的後衛戰鬥，否則他就要把作出所有讓步的責任都推到我們身上。但是，既然已經到了這一關鍵時刻，很明顯地有必要同阮文紹再進行磋商。
尼克松在西海岸地區進行競選活動。九月二十七日，我從巴黎回國後幾小時內就和在洛杉磯的霍爾德曼接通了電話。我建議派黑格到西貢去和阮文紹一起研究我同黎德壽下次會談時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尼克松同意了。
我提議，我們向阮文紹提出一些下次會談中要提的政治建議，供他選擇。我們可以同意進行國民代表大會的選舉，而不是總統選舉；撤銷總統選舉的建議將避免阮文紹辭職。我們可以要求擬議中的全國調解委員會在達成和平協議一年後來審查憲法，使憲法同和平協議的條款相一致。在我看來，這是一條最有把握的途徑，因為西貢在這個委員會中擁有絕對否決權。
結果，所有這些點子都是徒勞的。黑格大可不必進行這次旅行。黑格非常欽佩阮文紹，但這次卻受到了標準的阮文紹式的待遇，這種待遇同河內認為它處於有利地位時黎德壽在巴黎使用的手法很相似。十月二日，黑格和阮文紹第一次在總統府會晤了兩小時四十分鐘。阮文紹態度平靜，口氣和解。他問了一些經過認真推敲的問題，想摸清盡可能多的情況。黑格按照我和我的助手們起草的談話提綱，說明我們利用河內的急躁情緒來獲得更多讓步的策略。相反地，如果我們沒能抓住爭取和平的機會而造成持續的僵局，在美國國內可能會招致攻擊，從長遠來看，就將威脅到我們援助南越的能力。黑格解釋了我們在九月十五日談判中的做法。我們表示願意提出有點新內容的建議，這個態度對於促使談判持續下去是重要的。河內實際上已經提出了一項「有了重大修改的建議」。我們需要在下次談判會議上為同樣目的提出一些有新內容的東西。黑格扼要地說明了尼克松批准的各種選擇方案。
根據阮文紹的反應，黑格認為已使他消除了疑慮。（阮文紹似乎以為我們會再次要求他承諾在新的選舉前辭職。）黑格報告說，阮文紹的態度是「我們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富於建設性的態度了，而且看來他會比原先更傾向於抱合作態度」。
不久，他就會知道情況恰恰相反。他預定在十月三日同阮文紹的會見突然給取消了。同時，尼克松於十月二日在戴維營會見了葛羅米柯。在黑格的樂觀的報告影響下，尼克松告訴葛羅米柯，我們將在十月八日的會談中提出我們的最後建議。如果這一建議遭到拒絕，在選舉期間就不再舉行談判。此後，我們將轉而使用「其他辦法」。
十月四日，阮文紹徹底地攤了牌。他同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體成員一起會見黑格，激烈地攻擊了美國建議中的幾乎全部內容，包括那些他早已同意了的。他不願意討論我們向他提出的一些變通的建議。阮文紹有時還痛哭流涕。（此後不到三星期，我碰到了同樣的情況。）黑格報告說：
我們剛同阮文紹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了三小時五十分鐘的會談，出席會談的人包括陳文香副總統、陳善謙總理、陳文林外長、總統外交政策助理阮富德和總統特別助理黃德雅。我和邦克駛近總統府的時候，我們明顯地感到一場對抗即將發生。交通顯然已經停止一些時候了，我們進入總統府時，總統府裡危機的氣氛十分清楚。當我和邦克被召去總統辦公室時，我們卻被徑直引到會議室，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們在那裡等著我們。阮文紹用越南語首先致詞，黃德雅站在黑板前面充當譯員……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我們正面臨著越南政府對美國各項反建議的堅決而又一致的反對。
尼克松的反應遠不是他在回憶錄中所追憶的那樣對阮文紹深表同情。[5]十月四日上午，尼克松告訴我，黑格回國是錯誤的，雖然回國是在計劃之中的；他認為黑格應該留在越南對阮文紹做些工作。邦克最好同阮文紹再進行一次「坦率的」談話，必須讓阮文紹瞭解，尼克松不願使自己處於尷尬的地位。尼克松授權讓我在十月八日繼續進行會談。他自我安慰地認為，也許河內不管怎樣都會拒絕考慮我們的建議。同西恩富戈斯危機時一樣，他想把事情拖到大選以後。「依我看，如果他如此不講道理的話，我們在大選以後勢必同他斷絕關係。你知道，我是指胳臂扭不過大腿。」我告誡尼克松說，河內最終接受我們的九月十五日建議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這個建議綜合了我們過去十六個月中提出的各項建議）。我認為這是我們最好的一次機會了：「我們不可能通過另一年的轟炸來取得更好的條件了。」尼克松說，他同意這一看法。我重複了對策略的看法：我們使「時間對北越人不利」。我說出了我的懷疑，阮文紹恐怕是希望我們對他施加壓力，以便讓我們負擔責任。
結果決定，我將堅持我們於九月十五日採取的立場，不再提出阮文紹拒絕接受的任何一項變通的建議，沒有必要進一步惡化我們同阮文紹的關係。我們將要求河內對軍事問題說得更具體些，然後我們才提出一個新的政治方案。如果河內接受我們九月十五日的建議的話，我將要求休會，以便前往西貢。尼克松告訴我，那時我應該「迫使他（阮文紹）接受我們的建議」。
很明顯，尼克松希望迫使阮文紹接受建議這件事——近四年來我們一直避免這樣做——不宜在大選前發生。我可沒有把握這會不會發生，因為我們於九月三十日收到了河內的一封信，再次表明河內急於要迅速解決問題，並可能作出一些新的讓步：
越南民主共和國（河內）認為，下一次為期三天的會談是至關重要的，現在是就談判的方針作出明確決定的時候了。只有兩種選擇：要麼雙方對一些已經提出的問題的實質達成協議，這樣就有助於實現雙方已達成諒解的談判日程安排，即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底前結束戰爭並簽署一項全面協議，時間能提前則更好。
要麼雙方就無法達成協議，談判陷入僵局，戰爭將持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承擔全部責任……。
就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來說，它將詳細研究美國方面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十點建議，並本著建設性的精神和認真的態度參加下一次會談，為同美國方面就一些實質性問題達成協議而進行最後的努力。
同時，我們的任務是盡可能搞好十月八日會談的環境。我們必須阻止阮文紹將我們的爭議公開化，這會損害我們同河內的談判地位，損害尼克松在國內保守選民中的地位。但是我們也必須通知他，談判的進展可能會迫使我們回到黑格已同他磋商過的一些政治建議上去。我於十月五日起草了一份給阮文紹的電報，以尼克松的名義保證在作出任何最後決定前都要同他磋商。第二天，我打電報給邦克說，要讓阮文紹研究黑格向他提出的政治建議，即關於選舉總統、選舉國民代表大會，或者甚至是由選舉委員會來審議憲法的建議，「使他不能抱怨他沒有足夠時間來考慮這些建議的各個方面，如果有必要這樣做的話。」
在為十月八日的會談做準備時，我讓國務院參與了這項工作。副國務卿亞歷克斯·約翰遜和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威廉·沙利文擬定了有關國際監督機構和實施停火的工作文件，這些文件是非常有用的。然後，我終於在十月七日星期六上午動身前往巴黎，此行成為我們同河內進行四年之久的旨在結束戰爭的談判的高潮。
突破：十月八日會談
這一次，我和全體隨行人員都在沃森大使官邸下榻，這是在時髦的聖奧諾雷郊區街上的一所剛維修一新的大樓。預計要進行三到四天的談判。我由黑格陪同，因為他對西貢的態度有最新的第一手的瞭解，同時如果達成協議，他也能幫助我說服尼克松接受。我的工作班子裡的理查德·T·肯尼迪留下來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十月八日星期天，秋季的巴黎天氣晴朗、空氣清新。上午十時三十分，我由黑格陪同到達在伊維特河畔吉夫市鎮的那所仍然是秘密的白粉牆房子。會談開始時，雙方開了一些玩笑。我向黎德壽和春水表示歉意，因為他們在星期天誤了上教堂，或者是誤了去觀看正在隆尚舉行賽馬的機會。北越人很樂於保持當時的這種氣氛：
基辛格：「在法國，馬在跑道上跑的方向同美國相反。我聽說，在巴黎和奧特伊爾有一個賽馬場，當馬跑到賽馬場的另一邊時，就被樹木遮住了，所以你就無法看見這些馬了，據說，賽馬騎師就在那裡決定讓哪一匹馬獲勝。」
黎德壽：「但是我們呢？我們是向著和平還是向著戰爭進行一場比賽呢？」
基辛格：「向著和平，而且我們正在樹木的後面。」
黎德壽：「但是，我們將征服這些樹木呢，還是樹木將阻礙我們？」
基辛格：「不會阻礙，我們將解決問題。」
黎德壽：「如果你們從這些樹木背後出來，我們也將這樣做。」
基辛格：「我們都會從樹木背後出來的，我們會解決問題。」
黎德壽：「那麼，兩匹馬將在同一條路上。」
基辛格：「但是，我們要越過終止線時，你們會說，『你們還不夠具體。』」
在會談開始時談笑了一陣子後，我注意到在黎德壽麵前放著兩個綠色的大文件夾。我就問他，他是否想把文件夾裡的東西讀給我聽。春水邀請我先發言——很明顯，他們想知道我是否已帶來了比他們準備接受的更好的條件。我回答說，我們在黎德壽最近提出的政治建議中發現了一些積極的因素，比如一致同意的原則，但它仍舊有一些重大的缺陷：
在協定簽字後，你們將使現任總統下台；你們將廢除現行的憲制結構；你們將從西貢直至村莊一級建立一些新的半官方機構。
……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所產生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即使一個因素未必是決定性的，但它們加在一起同時發生，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最後，我挖苦地說，我知道西貢因此而受到的損害並不是故意造成的，我純粹是本著合作的精神作這些評論的。
然後，我轉而談軍事問題。我強調軍事問題具有「特殊的迫切性」。河內最近提出的建議中有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特別是停火的方式、北越軍隊撤出老撾和柬埔寨、結束經由老撾和柬埔寨向南越的滲透以及釋放在老撾和柬埔寨的美國俘虜。雖然在談判中暗示要解決這些問題，但沒有具體的建議。我們將堅持在整個印度支那實現停火，但是我們對具體的安排並無成見。即使老撾和柬埔寨的停火要分別作出安排，兩者也應該同時生效。我交給對方一系列有關所有技術性問題的簡短的解釋性文件——實際上就是國務院起草的文件。
我還提交了一項「新」的和平建議，這項建議實際上只作了一些表面上的改動，把民族調解委員會的職能說得稍微具體一點，該委員會將監督選舉以及委員會同意的其他事務——由於西貢的否決權，這種事務不可能很多。監督下進行的選舉的性質沒有正式地具體化。如果像尼克松告訴葛羅米柯的那樣，這是我們的「最後建議」，那麼這只能向黎德壽表示，我們在保持西貢的現有結構方面一步不讓，而且也沒有作出任何其他重大的政治讓步。
很明顯，這也是黎德壽得出的結論。他沒有像在過去三年中那樣隨時會暴跳起來，只是說：「我建議現在休息，然後我再發表意見。」會談於十二點三十八分告一段落。接著送來了豐盛的午餐，而北越人統統上樓去了。下午一點，黎德壽回到會議室，同我在快餐桌旁閒談。他打趣地說：「戰爭結束後，我有一天將帶你去看胡志明小道。」他又離開了一會兒，去看他的同事們。然後，他又回來對我說，既然我給了他們「這麼多文件」，北越人希望休會時間長一點。他建議會談於下午四點繼續進行。我表示同意。
我和我的工作人員在充滿著秋天清新空氣的庭園裡散了一會兒步，輕聲交談（以防灌木叢裡有竊聽器）。為了消磨時間，我想開車去轉一圈。有人（也許是蓋伊上校）建議去朗布依埃——十四英里外的森林和古城堡。我表示同意，我們七個人乘上兩輛小汽車，由蓋伊和他的同事駕駛，向西順著三六號國家公路馳去。我們並未到達朗布依埃。車開了十分鐘後，我有些侷促不安，想同黑格秘密地磋商一番。於是，我就要蓋伊上校在一個我和黑格可以漫步的地方停車。蓋伊把車開到一個地方，那裡大路兩旁綠樹成蔭，車一停，眼前豁然開朗，出現一個小湖，這裡看來也是一個野餐勝地。來郊遊野餐的人們把印著方格圖案的桌布鋪在地上，放上食品；情侶們雙雙地躺在樹蔭下面。初秋的法國，天空是蔚藍的。我們這些奇特的、專心一致的美國人順著雜草叢生的小徑漫步，絲毫沒有引起這些巴黎人的注意。我和黑格在湖邊快步走著，回顧了會談中的策略，然後往回走。美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同樣是心事重重，緊張地等待著兩小時後即將發生的一切。
對我們來說，目前的這種實實在在的寧靜氣氛同我們的焦急心情相比，簡直是令人難以忍受。下午四點，我們就會知道，這麼多人曾經忍耐了將近十年的苦痛是否會換來體面地結束越南戰爭。
會談按時復會。黎德壽沒有旁敲側擊。他立即拿起他的綠色文件夾。他說，如果我們按照我們已取得一致意見的時間表，迅速地結束戰爭的話，「我認為我們不能像現在這樣來進行談判」。他在談判中提出的所有的程序和各種方案（我也勉強地如法炮製），他現在都認為是不夠的了。這些程序和方案「十分複雜，討論起來要花很長時間，要花好幾個星期」，因此，「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並像我們所有人希望的那樣，確保迅速結束戰爭，迅速恢復在越南的和平，我們現在就談判的內容和方法提出一項新的建議，一項非常現實、非常簡單的建議。」
黎德壽建議，美國和北越簽署一項協議，解決它們之間的軍事問題——撤軍、釋俘和停火。在南越的政治問題上，「我們將只在大的原則方面達成協議。在簽署這項協議後，立即實現停火。」不能讓政治問題——「最棘手、最困難的問題」——來拖延我們的談判（「拖延」一詞譯員阮定芳先生是用法語說的）。黎德壽現在不再要求在實現停火前組成一個聯合的民族和睦政府了。實際上，他放棄了聯合政府的整個概念。這個政府現在只是一個由南越兩方在三個月內建立的一個「民族和睦管理機構」，負責執行已簽署的各項協議，實現民族和睦（不管這意味著什麼），和「組織」尚未具體規定的大選和地方選舉。南越的兩個「管理機構」——西貢政府和共產黨的臨時革命政府——將繼續存在下去，並擁有自己的軍隊。
這個「民族和睦管理機構」由於須經南越兩方的批准，可能永遠連成立的希望都沒有；它的職能還須由兩個死敵來談判決定，然後還要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則來工作。[6]為了要求聯合政府，北越人付出了十年的巨大努力，忍受可怕的苦難，落到現在這樣只有一個淡淡的影子，這是沒有什麼可稱道的。而且我相信，在今後的談判中我還可以進一步降低這一「管理機構」的重要性。河內在四年中一直要我們取消我們盟國的政治機構，代之以一個聯合政府，現在它已經基本上放棄了它的政治要求了。
其他一些協議條款也有助於消除我們的擔心。三年來，河內一直堅持，結束對南越的美國軍事援助是解決越南問題的絕對先決條件。現在黎德壽放棄了這項建議。「替換武器裝備」（即軍事援助）是允許的；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繼續向南越提供物資。雖然河內閉口不談撤退它的軍隊（實際上，河內甚至不承認在南越有它的軍隊），但是它接受了我們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建議，停止對南越的滲透。如果河內遵守這項諾言，它在南越的力量將必然遭到削弱。此外，還將實行國際監察和監督——儘管黎德壽認為這「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並建議在實現停火後再加以討論。當然，我們之間還有一些分歧。黎德壽仍閉口不談在老撾和柬埔寨的北越軍隊（雖然他以前曾同意撤軍）；他不願意承諾河內在那裡停火的責任，因為這將違反不干涉這些國家的原則。我挖苦他說：「但是你們在那裡駐有軍隊，也是違反這個原則的。」黎德壽表示他現在要像以前在作戰時那樣堅決地為和平而努力。如果他是確有誠意的話，上面這些問題就可以在以後幾天內得到解決。他知道，否則就不可能達成協議。黎德壽在發言後，交給我一項協議草案的全文。
黎德壽一再堅持說，他的計劃表示他們已接受了我們的建議：
這就是你們自己建議的，和你們一樣的建議……因此，我們的建議表示了我們的善意，表示了我們迅速結束戰爭的真誠願望。而且這和尼克松總統自己提出的建議是一樣的——停火、釋放俘虜和撤軍……。至於南越內部的政治和軍事問題，我們在一些原則上達成協議，將由南越各方來討論……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減少棘手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你們先前建議過的事情：停火和停止敵對行動、撤軍、釋放俘虜……。這是你們的建議，我們為了結束戰爭而以巨大的誠意接受了這一建議。……因為這一新建議同尼克松總統自己提出的建議完全相同：停火、結束戰爭、釋放俘虜和撤軍……而且，我們在一些政治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原則。你們也這樣建議。我們將讓南越各方來解決這些問題……
事情就是這樣。河內終於把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別了開來，我曾在過去四年中極力主張這是解決越南問題的最好辦法。河內接受了尼克松五月八日的建議，並承認不用推翻南越政府作為停火的代價。河內對我們有關總統選舉的建議置之不理，這樣就沒有必要再提阮文紹在總統選舉前暫時引退的事了。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已經作罷；南越的政治結構問題由越南人來解決。
將近四年來，我們一直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然而，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它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富於戲劇性。一位年邁的革命者以單調沉悶的聲音，把十年流血的終結體現在模稜兩可的法律詞句之中，和平就這樣來到了。
我和我的大多數同事馬上就懂得了我們聽到的這些話的意義。應我的要求立即休會後，我同洛德握著手互相說：「我們成功了。」曾在越南服役的黑格激動地說，我們維護了那些在越南服役、犧牲和受苦的軍事人員的尊嚴。黎德壽的文件中肯定還有許多令人不能接受的東西。在對方發言結束後的半小時休息時間裡，我的其他一些同事，特別是約翰·內格羅龐特集中研究了這些不能令人接受的東西。但是，我知道文件的實質是停火，撤退美國軍隊，釋放俘虜，以及不再進行滲透——這是我們提出的基本計劃，並從一九七一年五月起就堅持說這個計劃是必不可少的。
經常有人問我，在我擔任公職期間什麼時刻使我最為激動。我參與了許多轟動的事件，我曾經大權在握，我也看到過壯觀和隆重的場面。但是最使我感動的時刻是在那個涼爽的秋天的星期天下午，當暮色降臨到寧靜的法國大地的時候，那所掛著抽像畫的寬敞而又寂靜的房間裡只有那張綠絨面桌子上燈光明亮，兩個代表團面對面地坐在桌子兩旁。我們想，在印度支那的流血事件終於要結束了。我們正開始實現我們這麼長時間來所追求的目標——符合我們的榮譽和在世界上的責任的和平。我們將有可能去醫治戰爭給我們自己的社會所帶來的創傷。
然而，談判者不應該暴露自己的感情，這可能成為對方手中的武器。在我們復會時，出於戰術上的原因，我在這一歡欣鼓舞充滿希望的時刻只能講這些話：「當然，我還沒有機會來研究你們的文件。從你的發言中，我相信，你們已經在我們的談判史上揭開了新的重要的一章，有可能使我們的談判迅速取得成功。」我提請黎德壽注意，任何談判的結果都必須先由尼克松總統批准，然後再徵得西貢的同意。只有在那時才能談得上像他迫切要求的那樣，我去訪問河內。最早時間可能是十月二十日。我要求讓我用當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的時間來研究越方的文件，並在十月九日星期一下午兩點再進行會談。黎德壽同意了。我同一個朋友共進了晚餐。回到使館後，我就指示溫斯頓·洛德和約翰·內格羅龐特改寫黎德壽的文件，進一步地削弱政治性條款，強調我們援助南越的權利，用美國以前提出的建議中的措辭加強那些反滲透的條款，並堅持要北越人撤出老撾和柬埔寨。
後來，我獨自在巴黎的大街上漫步，順著塞納河西岸一直走到巴黎聖母院。我在聖夏佩勒附近過塞納河，經過盧浮宮，然後穿過協和廣場回到美國大使官邸。任何其他城市都沒有像巴黎那樣，過去和現在是如此地協調。有些城市要古老一點，但是同目前的現實聯繫較少；有些城市極為現代化，但不使人有一種同過去相銜接的感覺。在巴黎，歷史同當代世界交融在一起，它給人以鼓舞，卻不令人感到不知所措。塞納河西岸使人們回想起巴黎當初是不大的。巴黎聖母院所傳播的信念使一個農民的社會建築起高樓大廈，體現出對上帝的幻象和永恆的憧憬。十九世紀的巴黎顯示出如何能使大自然為藝術服務（雖然這些寬廣的大道具有更為實用主義的目的——為向造反者開槍提供毫無阻擋的場地，並使巴黎人更難於建築街壘）。當我在巴黎的街頭踱步、陷入沉思之中的時候，這些對巴黎的看法在我的腦海中掠過。一個令人興奮的目標已經在望；很多事情將取決於以後幾天裡我幹的是什麼，我建議的是什麼，以及我尋求的是什麼。
我有三種選擇。我可以說黎德壽的計劃不行而在原則上加以拒絕；我可以在原則上接受他的計劃，並通過談判予以改進；我可以進行拖延，如借口要返回華盛頓去磋商。
我決定繼續談下去。多年來，我們已經確切地說明了我們的條件：我們不會直接或間接地推翻一個盟國政府；我們希望在整個印度支那結束戰爭；我們將堅持越方遣返我國俘虜，並提出了在作戰中美方失蹤人員的名單。我們要北越從鄰國撤走它的軍隊。我們要求結束對南越的滲透。黎德壽的協議草案滿足了所有這些條件；該草案實際上接受了我們於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提出的建議。不僅如此，對我們來說，新建議的政治條款比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建議的要好得多。同我們的在六個月內舉行總統選舉以及阮文紹在選舉兩個月前引退的建議相比較，黎德壽計劃中規定的大選十分含糊，無法付諸實施。「民族和睦管理機構」甚至比我們三年來極力主張的聯合選舉委員會的權力還要小，因為需要監督的選舉還沒有商定。而且我確信，在一場迅速進行的談判中，我們可以進一步沖淡政治條款。
至於軍事條件，建議在越南就地停火是無條件的。黎德壽曾暗示，停火可以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交給我們的協議草案包括要求從老撾和柬埔寨撤出所有外國軍隊的條款；當然我還得想法子抓緊撤軍的時間，並弄確實：黎德壽是把北越軍隊算作「外國」軍隊的。此外，我們的剩餘部隊撤離時，河內準備遣返美國俘虜。應該承認，協議草案中確實沒有一項北越軍隊要從越南南方撤出的條款。但是在一九七年十月七日提出的停火建議中，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提出的七點秘密計劃中，在尼克松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的公開建議中，我們都已經自動放棄了這項要求，而且徵得了阮文紹的同意。值得回憶的是，以前提出沒有這一條款的各項建議時，沒有一個人——在這點上不論是鷹派或鴿派，或是阮文紹——表示過反對。從原則上說，要求北越撤軍當然是合理的。但在實踐中，經過十年的戰爭和三屆政府，這證明是無法實現的。我們只能通過全面戰爭，徹底打敗河內才能達到這一目標，但是這樣做我國公眾和國會是不會支持的。因此，我們在以後的日子裡雖然繼續堅持要求河內撤軍，但是我們不能把它作為最後解決越南問題的條件。我們早已把它放在後邊了。我們最多只能堅持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計劃中的條款，禁止向南越滲透更多的人員和物資，而黎德壽現在已接受了這一點。如果這一承諾得到遵守的話，就將導致北越兵力的消耗；如果這一條款遭到違反的話，那麼，即使有了撤軍條款，我們的處境也不會好一些，因為條款同樣不會得到遵守。
我還考慮了如果我們拒絕接受這項建議，而河內卻予以公佈——這幾乎是肯定的——將會產生什麼後果。（事實上，河內確實在十月下旬公開了這項建議。）如果我們拒絕河內接受我們自己的建議，可以想像得到公眾的抗議會多麼強烈。可以肯定，這將迫使我們回到談判桌上來，而那時我們就要在下列情況下進行談判：國會和新聞界都大聲指責我們玩世不恭，沒有誠意，對自己提出的建議出爾反爾。根據我的判斷，我們的最好辦法是繼續進行談判，把河內逼向它自己規定的以我們大選為最後的期限，對它施加壓力，並利用河內急於求成的願望來取得進一步的好處。
當然，我也知道，總的來說，尼克松是寧願把我們的會談拖延到我們的大選以後，然後再全力以赴地對付河內和西貢。但是這種選擇實際上並不存在。拖延時間將迫使河內把我們的談判情況公之於眾，那時我們就要理虧了。我們沒有理由拒絕，甚至不能再拖延時間。越方的建議比我國國會、新聞界和公眾所想像的任何能夠得到的條件都好，也比我們所要求的要好。如果河內確實公佈它的建議的話，這項建議將成為談判的起點，而沒有任何改進的餘地，這種改進我幾乎肯定能夠借運用最後期限的壓力在三四天緊張的秘密談判中爭取到手。
同樣重要的是，軍事升級的辦法——這就是大選以後再冒一下險的含義——富於戲劇性，但不切合實際。那時，我們在軍事上的成就不會同現在有什麼區別，可能還不如現在。對北越，除了尚未在北越北部三分之一的地方使用B-52轟炸機進行大規模轟炸外，我們已經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在河內公佈接受我們的條件後再開始在那裡使用B-52轟炸機進行攻擊，我們就不能自圓其說。而且，我們大選之後河內不久就會重新發現我們在國內地位的脆弱以及預算的壓力將迫使我們單方面根據萊爾德的財政計劃削減我們的軍隊。那時候，我們必須通過一系列的新的談判僵局來考驗相互的忍耐力，以求解決我們同河內的爭執——這將進一步增加我國國內的分歧，使結束戰爭同進行戰爭一樣痛苦。
這是那天關係重大的晚上、我在巴黎的街上漫步時，認為是最關鍵性的問題。我們對我們的西貢同盟者有道義上的責任，不能拿信任我們諾言的成百萬人的命運做交易。但是，我們沒有責任保證他們取得完全的勝利，他們自己也說不出什麼是完全的勝利，這種勝利將需要我們承擔今後多年無限制的義務，這種義務我們在過去三年中已經公開聲明放棄了。我們向南越派遣了成百萬美國人，運去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設備，使我國社會蒙受損傷達十年之久。我們為加強南越自衛能力贏得了時間。但是，我們最終對本國人民也有著道義上的責任：不讓他們的分歧再繼續下去而超出我們的榮譽和國際責任所允許的範圍，用有利於彌合美國人民的分歧的方式來結束戰爭，而不是使他們分裂。為此，談判必須迅速，以免由於國內的各種疑慮使我們喪失解決越南問題的機會。如果我們能夠取得一項任何人都認為不可能的解決辦法，符合我們多年來提出的基本條件的話，我國國內就會有機會實現和平。鴿派可以為戰爭結束而興高采烈，鷹派可以因維護了美國的尊嚴而感到自豪。如果我們採取果敢的行動，就可以結束戰爭，使我們所付出的犧牲具有某些意義：結束戰爭是由我們自己意志決定的，不是由於無窮無盡的分歧搞得精疲力盡的結果。而且用這種方式，我可以償還一小部分我對國家欠下的債，這個國家庇護了我和我的家庭，使我們免遭迫害、仇恨和暴行。
由於所有這些理由，我選擇了第二條道路——在原則上接受黎德壽的計劃，並立即著手談判來改進這項計劃。我知道，一旦賭注已下，尼克松就會支持我。他不會出於選舉的考慮而放棄解決越南問題。他將會明白，等待比繼續前進更冒風險。毫無疑問，霍爾德曼將會贊成往後推遲，以免激起保守派的反對。但是，除了事實上不存在這種選擇以外，尼克松在越南這樣的關鍵問題上從來也不聽取這種意見的，現在他也不會這樣做。我回到美國大使官邸後同黑格討論了我的結論，他表示同意。黑格想起我們的軍事部門將終於體面地同這種可悲的、意義不清的衝突脫離關係，他同我一樣為這一重大時刻而感到激動。如果還能夠通過談判取得我們仍然需要的對黎德壽計劃的改進——我相信能夠取得——他認為不能取得比這更好的條件了，除非再經過一年或更長時間的密集轟炸和國內令人苦惱的動亂。
深夜，我拍了一封暗語電報給霍爾德曼：「請告訴總統，今天的第一次會談取得了一些明確的進展，他可以相信，結果將是積極的。」電報沒有詳細說明情況，但是如果尼克松總統希望推遲解決越南問題的話，他完全可以下令暫停談判或要求提供進一步的情況。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他沒有反應。同時，我也給埃爾斯沃思·邦克發去了一封簡短的電報，要他預先告訴阮文紹，「對方可能在這幾次談判中提出一項停火建議」，因此「阮文紹有必要指示他的指揮官們迅速行動，最大限度地奪取一些關鍵性的地盤」。邦克照例無法送交這份電報，因為他見不到阮文紹。阮文紹於十月八日去玩滑水橇，踩上了一個釘子，打了一針破傷風預防針，後來發高燒臥床不起，至少黃德雅是這樣說的。但是邦克注意到，阮文紹於十月六日告訴他，他的軍團指揮官們已經得到了奪取地盤的命令。
我把同黎德壽的會談推遲到下午四時舉行，因為我們需要時間來準備一項反建議草案，打算利用他熱衷於一項「時間表」的心情來獲取最大限度的讓步。十月九日會談開始時，我送給春水一條軍裝的領帶，作為對他在星期日工作的報償。他說，他將在協議完成後戴上這條領帶。（後來他戴了。）會議一開始我就強調說：黎德壽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我相信這將使我們達成協議」。我把我們的新建議交給越方，並逐點仔細地討論了它的各項條款。我們接受了一些條款，修正了一些條款，取消了一些條款，並對我們自己的建議增加了一些條款，加強了關於滲透、替換物資以及有關老撾和柬埔寨的條款。黎德壽表示在研究這個文件以前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在口頭上強烈表示，迫切地希望解決問題，他以前拖延談判時也曾表現出同樣的強烈程度：
這樣看來，形勢是有利的。現在我們——你們和我們——應該努力迅速地達成一項協議，要迅速而又富於成效。因此，我們各自如果為了解決越南問題而要提出什麼問題，就應開誠佈公地提出來，並迅速地予以解決。我們能夠寫進協議的，就寫進去。我們不能寫進協議的，我們將取得互相諒解。
兩小時後，我們休會。這一次，北越人需要一上午的時間來研究我們的草案。下次會談定在第二天下午四時舉行。
散會時，黎德壽交給我一份冗長的文件，他建議應由美國和河內簽署。文件為南越雙方舉行政治談判制定了方針。當然，這完全違背了我們的把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區別開來的策略。這是不可能在黎德壽十分重視的「時間表」內進行談判的。他對這一點一定是知道的，但是也許他在南越的越共同事們堅持要他這樣做，而他也就為了記錄在案而這樣做了。我表示注意到了這個文件，並將對它進行研究，但從此再也沒有去管它。黎德壽也一樣。
我又給霍爾德曼發了一封簡短的電報：
此時，我相信我們有機會通過保持堅定立場來取得重大的進展，預計明天的會談就會有進展。關鍵的問題是要確保不發表任何對目前幾輪會談表示憂慮或關切的公開聲明。更為重要的是對實質性問題保持緘默。我們正處在緊要關頭。
明天的會談結束時，我們將看到明確的徵兆。
這次又沒有答覆，也不要求進一步提供情況。
我們匯報不多，主要有兩個原因。在白宮中沒有留下一個能為總統分析各項條款的越南問題專家。通常做這項工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都同我在一起。總統對國務院極不信任，因而不去同它磋商；而且，無論如何，國務院的越南問題專家們對有關的情況並不知情。更重要的是，在競選運動將近結束的幾個星期裡，總統見到最多的是那些公共關係「專家」和那些極想為眼前利益而利用談判的政治活動家。我和黑格都知道，尼克松會讓任何碰巧走進他辦公室的人看一份特別令人感興趣的電報。如果這個人是查爾斯·科爾森——尼克松同他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就很難預料會發生什麼問題。〔註解：在十二月，尼克松確實讓科爾森看了一些我的電報，但在當時沒有造成什麼損失。科爾森完全誤解了這些電報的意思，後來他在他著的書裡顯著地引用了這些電報。[7]〕我感到特別擔心，因為喬治·麥戈文內定於二十四小時內，即十月十日晚上宣佈他對越南問題的方案。他肯定會向河內提出比河內要求的還要多的東西。我覺得不應當給尼克松的政治顧問任何東西，使他們禁不住要加以利用，為了一時宣傳的好處，顯得麥戈文荒唐可笑，而去冒著破壞四年談判的風險。無論如何，我確信，在迅速變化著的策略形勢下，我是嚴格地根據總統的方針行事的（特別是我們在十月四日談話中確定的方針）。十月八日草案比黑格經尼克松批准在不到一周前交給阮文紹的那個草案對我們要有利得多。而且，此時不需要尼克松作出任何決定。
為了避免河內產生誤解，我告訴黎德壽，我們的所有談判結果在獲得尼克松總統批准前都還是非正式的。而且，為了使華盛頓不產生憂慮，我給總統發了一份個人電報：
這一輪談判是如此複雜和敏感，以致我們無法詳細報告這些會談的內容，以免洩露出去。我們完全清楚我們正在干的意味著什麼，我們過去沒有使你失望，現在也不會使你失望。在我回國直接向你匯報以前，對麥戈文作出答覆時或在其他場合請千萬不要透露任何有關目前談判的內容。
我加了一條只給霍爾德曼看的附言：「請保持沉著。我知道你那裡情況易變，但是過分緊張只能危及這裡的成果。」
很少有哪一位總統會默許這種做法的。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尼克松有時會做出使人氣得發瘋的行動；可是真正關鍵性的問題處在成敗關頭時，他卻幾乎有著英雄般的氣質。他一定感到很緊張；他不可能不心神不安。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他卻準備讓一個遠在巴黎的顧問來決定一場衝突的結局，這場衝突分裂了他正努力領導的國家，並可能威脅到他自己的總統地位。不去對一場可能決定大選結果的談判施加影響，這需要非凡的毅力。這場談判肯定要決定在他擔任第二任總統期間是平安無事還是危機四伏。這就是尼克松的自我克制。他甚至抑制了人所共有的好奇心，連一次電話都沒有打。
兩國代表團於十月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在伊維特河畔吉夫市鎮再次開會。前一天晚上，我就交給黎德壽一封信，列舉了我們關於安全以及老撾和柬埔寨問題的各項要求。目的是促使他在提出對案時在這些問題上盡可能地持合作態度。黎德壽抱怨說，我們的要求使問題「複雜化」了，我是在施加「壓力」——好像這種做法對來自河內的好心腸先生們是一點也不熟悉的。然而，我們還是著手處理各項具體問題，在長達六小時的會議中開始了令人厭煩的工作：對照兩個草案，協調它們的不同點，暫時擱置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並開始談判對一些不宜寫進越南和平協定的問題的單獨書面協議，比如老撾問題。
第二天，十月十一日，我們繼續會談。我們進入了馬拉松式的會談（雖然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一直進行了十六個小時，從上午九時五十分持續到第二天清晨二時多。那次會談的記錄長達一百二十頁密行打字紙。我們代表團所有成員都抱著很大希望，全力以赴，這點從我的秘書艾琳·德魯斯的身上可以看出來。她在這次會談中一直在做速記。她拒絕別人去替換她，部分也是因為會談經常看來就要結束，可是又冒出一些其他問題，但更主要是因為她想參與這一結束越南戰爭的歷史性事件。
敘述這些詳盡的談判過程中的曲折情況是沒有多大價值的。我們的談判環境並不缺乏超現實主義的特色。在抽像畫的包圍之中，我們逐點審議了兩個草案。發生了不同意見，兩個代表團就舉行顧問會議，討論是否能提出其他可供選擇的方案。然後，需要打字和翻譯。在等待的時候，我和黎德壽總是在一起閒談。我把所有的僵局歸罪於春水，並建議把他從房間裡驅逐出去。黎德壽威脅說，如果我不是更通情達理一些，他將撤去我在哈佛大學的教授職位（他的威脅結果比我的威脅更有意義）。這種笨拙的玩笑並不能掩蓋緊張或振奮的心情，也不能使我們忘記我們的責任，掩蓋我們的滿腔希望，即我們最終將達到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充滿希望和苦惱去追求的難以捉摸的目標。
我們很快就在停火、兩個月內撤出美國軍隊、同時釋放俘虜等問題上達成了協議。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使政治條款不包含任何要建立聯合政府的內容，對雙方其他政治義務的措辭，要做到即使不履行這些義務，河內也沒有恢復敵對行動的借口。因此，我們把河內關於南越兩方必須在三個月內就一項政治解決辦法達成協議的條款，改成了一個軟弱的方案——他們將「盡力」達成一項解決辦法——把一個客觀上的義務轉變為主觀上作出努力的承諾。我們加上了一致同意的原則，削弱了原為聯合政府的「民族和睦管理機構」，並把它變成一個模糊不清的近似於我們的選舉委員會的機構，稱為（把雙方建議的名稱合併起來）「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黎德壽十月八日提出的草案中的政治條款以及自十月十一日以來的談判最終結果都放在註解裡[8]。）後來，我於十月十九日在西貢同阮文紹和他的顧問們舉行會談時描述了這些政治條款：
讓我來總結一下這些政治條款，我們認為它們體現了共產黨的主張遭到重大失敗……建立一個民族和睦臨時政府的要求已經取消。越南共和國軍隊同共產黨軍隊合併的要求已經取消。目前的政府可以繼續存在下去，接受美國不加限制的經濟援助和大規模替換裝備的軍事援助。唯一的要求是，現政府要同對方談判成立一個委員會。如果這個委員會能夠成立的話，除了為成立你們決定要的機構而進行你們同意的選舉時擁有管轄權以外，我看不出還有其他什麼管轄權，而且它活動的範圍將取決於你們的談判。換句話說，我們堅持了基本立場，我們讓南越人民決定南越的未來，我們承認的政府是越南共和國政府及其總統。
事情的另一面當然是，河內在軍事問題上更為固執地討價還價。因此，我們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後才取得黎德壽的同意，停止一切對南越的人員滲透，軍事裝備則可以在國際監督下根據一對一的原則進行替換。（黎德壽要求「平等」待遇，意思是共產黨將有權向南越輸入武器，數量同我們供給西貢的相等。西貢軍隊的規模要大得多，所以我們就堅持我們的方案，這意味著現有的設備可以替換，但不增加。我們取得了成功——也許因為河內無意遵守這項條款。）
在每次會談中，我們提出了各種方案，堅持要求北越人承諾從南越撤出他們的軍隊。我們從未獲得他們的承諾。黎德壽把它作為一項原則問題加以拒絕，因為他認為南越不是一個外國，而且這樣一項條款將意味著完全的投降。我們最終達成協議，禁止滲透，並決定在停火後，南越兩方將討論「減少雙方軍事力量和使撤出的軍隊退役的步驟」。我不抱幻想。每當我們或河內尋找一項體面的辦法來擱置某個問題時，我們就讓南越兩方去解決，我們知道兩方可能永遠也不會對任何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我們加以默許，因為我們兩年來一直建議就地停火，而且河內也接受我們提出的折衷方案，禁止人員的進一步滲透。這將通過消耗逐漸地排除在南越的北越軍隊，前提是河內遵守這些條款或者我們予以強制實施。（這一前提適用於整個協議。如果由於對協議能否得到遵守有懷疑，就不去達成一項令人滿意的協議的話，那麼這場戰爭就永遠也不可能通過談判來結束，而必須一直打到底。）
在老撾和柬埔寨問題上也花了不少時間。有三個在幾星期內解決不了的問題：用什麼法律形式來表示所承擔的義務；外國軍隊，包括北越軍隊的地位；以及如何在那裡實現停火。第一個問題發生的原因是黎德壽聲稱越南和平條約中不能涉及老撾和柬埔寨的內部問題。我們以另外的書面文件寫上我們的協議而解決了這一問題。黎德壽同意，從柬埔寨和老撾撤出外國軍隊應該是越南協議的一部分。經過反覆爭論後，他同意，所有外國軍隊將撤出老撾和柬埔寨，而且在撤出這點上越南軍隊應視為外國軍隊。在老撾和柬埔寨停火問題上，我們幹得不太出色。我堅持要在一個確定日期實現停火，日期要在我們全部撤軍之前。黎德壽答應在協定簽字三十天後在老撾實現停火。他堅持說河內對柬埔寨共產黨人的影響不是決定性的。我們當時抱懷疑態度。以後發生的情況表明，只有這一次黎德壽是講了實話。
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南越監獄裡的三萬名所謂平民犯人，其中約有一萬名越共幹部，其餘的是罪犯。黎德壽十月八日的建議草案要求把他們同所有戰俘一起釋放，我認為西貢不可能釋放越共游擊隊的骨幹分子。我建議，這一問題留待南越兩方去解決，他們將「盡力」謀求解決。黎德壽表示反對，他反對也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實際上等於使所有南越共產黨俘虜仍舊留在西貢的監獄裡，對他的越共夥伴來說，這顯然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可是要把我們說服阮文紹釋放越共俘虜作為釋放美國戰俘的條件，這對我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個星期後，北越人放棄了他們的要求——這是一個我們使越方作出重大讓步的例子，我們是用這個問題不解決就無法迅速達成協議來逼他們讓步的。
最後，我和黎德壽同意在協議中籠統地提一下首先由約翰遜總統在一九六五年提出，然後由尼克松再次於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明確提出的建議：戰後，美國將為印度支那的經濟恢復作出貢獻，文件中用了更富詩意的措辭：「醫治戰爭的創傷」。我明確指出，我們這樣做是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的，也是為了人道主義的原因，為了改善我們兩國未來的雙邊關係（從而也更有力地促進河內遵守協議）。但是我們當時拒絕接受——以後也不斷拒絕接受——任何認罪或賠款的原則；我還表明，協議將必須獲得國會的批准。
對其他問題也進行了無休止的技術性討論，這些問題包括國際監督機構和國際和平會議的出席者。最後，於十月十二日清晨二時——在不停頓地進行了十六個小時的談判以後，也是在最後三十個小時中已進行了二十二個小時的談判以後——我和黎德壽準備結束談判。除了關於美國有權為南越軍隊替換軍事裝備的提法和關於被西貢監禁的平民問題外，我們解決了所有主要的有關越南的問題。我們還需要制定一個在老撾和柬埔寨實現停火的更確切的規定。然而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達成協議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還需要花些時間，我們已注定要成功了。我不無預見地開玩笑說，談判的結果可能只是使越南各方聯合起來反對我。
我們終於體驗到一種在難以忍受的緊張中進行的艱巨努力結束以後的寬慰心情。三年多來，我和黎德壽互相考驗對方的忍耐力，試圖打破彼此的防衛，尋求使對方失去選擇的餘地。在敵對各方間進行外交活動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事情，特別是這種外交活動要在和解的形式下進行。雙方都冒著損害外交政策目標和內部團結的風險；雙方被迫撇開了他們投入這場鬥爭時所抱的重大目標；雙方就未來進行賭博。我們不至於幼稚到相信河內的頑固不化的領導人已經放棄了他們終身為之奮鬥的願望。然而，我們已經為那些信賴我們以及同我們一起努力的人們的自由和獨立進行過鬥爭，我們現在可望用類似的共同努力來保持和平。
那天清晨，我們陶醉於長期以來一直難以實現的光明前景，心情異常愉快。因此，我和黎德壽都作了簡短髮言，內容同三年來我們在談判中有時進行的激烈交鋒完全不同。黎德壽以我們這些年來已經極為熟悉的調子發言：
我們已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你們也是如此，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過去幾天內作出了最為巨大的努力。在談判過程中，我們有時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有很多次，給人們的印象是談判可能要破裂，但是我們所作的努力是巨大的。可以說，我們的談判已經使我們在許多問題上基本達成協議，雖然協議還不完全，還留下兩、三個問題沒有解決。但是通過努力，毫無疑問我們將達到我們的和平目標。
如果和平得到恢復，我可以說，在我們兩國人民的關係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這是把敵對關係變成友好關係的一頁，不僅是眼前的友好關係，而且是長期的友好關係。簽署解決越南問題的文件和結束戰爭的這一天將是我們兩國人民喜慶的日子。我們和你們可以保證堅決遵守我們在這裡達成的協議。在達成協議後，我們將保證遵守我們簽署的文件。這就是我在兩、三天後回河內前所要說的話。
我作了答覆，但是不想同黎德壽的最後幾句話的荷馬式風格比美：
特別顧問先生，我極為欣賞你的評論。我從一九六七年起親自參加對越南問題的談判，並從一九六九年起同特別顧問進行談判。我們經歷了十分艱難的時期，但是我們度過了這些時期，因為正如我們的人民認識到的那樣，我們都認識到和平是應該爭取的最重要目標。我昨天告訴你，我們兩國曾幾次停戰，但這一次我們必須實現永久的和平。
但是，當我們從敵對走向友誼時，我們應該記住，我們雙方都遭到了很大的苦難，我們對那些受難的人們負有責任，不要把這場戰爭描繪成為某種模式的戰爭，我們都不要宣佈勝利或失敗。
當然，現在我們的真正勝利是我們能夠彼此建立起持久的關係。因此，當我和我的同事們來到河內時，我們將向英雄的北越人民表示敬意，並在我們的關係中開始一個新的紀元。
我們是懷著這種心情回華盛頓的。洛德和戴維·恩格爾（我們能幹的譯員）留下來確保我們和北越人根據同一文本進行工作，並澄清一些技術性問題。我們剛結束馬拉松式的會談，四天來平均每晚只睡三個小時，但是他們還必須在第二天下午和晚上連續花十個小時在技術性問題和措辭問題上進行耐心仔細的推敲。我們其餘的人踏上歸途，介乎極度興奮和極度疲勞之間。
在這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沒有從尼克松那裡得到任何消息，雖然我的電報已經無疑地表明，我認為談判可能已近尾聲。十月十日會談結束時，我發了另一封隱語電報，暗示即將出現突破：「請將下述電報交霍爾德曼轉呈總統：我們決定在這裡再耽一天，預計我們可能獲得一項重大突破。不管是否如此，我們將於明天下午回國。根據我的判斷，我們已接近一項突破，值得在這裡再耽一天。」在參加了十六小時的會談回來後，我立即發了另一份電報給霍爾德曼，這份電報沒有什麼引人注意的過於詳細內容：「這裡剛結束一場很長時間的會談。因為現在要制訂出一項細緻的策略計劃，明天我需要有充分時間同總統在一起全面地研究形勢，千萬千萬。」霍爾德曼回電說，總統正在進行競選旅行，因此我應於下午五點以後到達。尼克松希望在五時後同我和黑格共進晚餐。
除了越來越強調指出停火的可能性外，我們對西貢的態度並不十分明確。我有些不夠坦率，希望給阮文紹留下一個河內堅持比實際上更高的政治要求的印象。這樣，我給阮文紹看最後協議文件時，就可以說河內從原來的立場大大後退，因而贏得讚賞，並使他更願意接受這項協議。儘管阮文紹還不知道對實現停火的政治條件已大為削減，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停火即將實現。
我於十月十一日打電報給邦克：
即使聽來過於重複，必須叫他（阮文紹）作出最大的努力去奪取盡可能多的地盤，特別是第三軍團駐守的西貢周圍人口聚居的關鍵地區（第三軍區）。
在此重大轉折時刻，我認為停火很少可能在兩星期以內實現。因此，既沒有理由驚慌，也沒有多少時間可讓越南共和國軍隊的指揮官再事拖延了。
我在第二天又接著打了一份長一些的電報，總結了我們目前的形勢，作了以下結論：
此時，我的判斷是，看來他們不久準備同意就地停火，這當然得到了戰地情報的證實。為此，你必須對阮文紹特別強調以下兩點：
（1）奪取盡可能多的地盤的必要性；
（2）在政治方面採取更大靈活性的必要性。
當然，我們打算在政治方面保持堅定的立場，但是出於戰術上的原因，我們可能不得不在這方面討論一些要承擔的義務。
第二點是不夠光明正大的，目的是為了使阮文紹的注意力轉向政治性條款，我知道在政治性條款方面我們將得到我們所要求的大部分東西。為了增加阮文紹對政治性條款的不安，我把黎德壽於十月九日提出的「行動方針」文件寄給邦克，該文件提出後早就擱置起來了。這不是一個非常正派的做法，而且它也沒有起到什麼作用，雖然這是由於另外一個原因。
我決定暫不把我們的協議全文送交阮文紹，部分地是出於安全的考慮，因為我們對他的周圍的人越來越不信任，因為我們（正確地）認為有可能進一步改進這一協議，而特別是因為我想他將對結果感到高興，因此在我們訂出我們的策略計劃之前，沒有必要讓他知道詳細情況。我和黑格確實相信，由於我們成功地埋葬了聯合政府的設想，阮文紹必然十分高興，要他同意就地停火只是一件例行公事——他畢竟兩年來一直是同意的。在我們看來，最大的障礙將是令人憎惡的黃德雅和書生氣十足的阮富德，他們會對協議極力吹毛求疵，不懂得這一協議是能夠取得的最好的妥協了。約翰·內格羅龐特對阮文紹的反應更為擔憂，他證明比我們其他人更有預見。
十月十日，喬治·麥戈文提出了他自己對越南的和平計劃。該計劃向河內要求的要比河內已經對我們讓步的還要少。然而，甚至美國溫和的評論家中絕大部分已放棄了按照我們建議中的各項條件去實現和平的希望，更不用說我們草案中的更為有利的條件了。我們帶回國的這個文件將證明那些支持政府而熬過這一階段的人們的祈求是正確的，這樣就會結束過去十年來對政府的信心不斷下降的情況。同時，反對我們的人們也會同我們一起支持這個文件，因為它終於實現了他們為之努力奮鬥的和平目標。所以，我們希望過去幾天裡的具有重大意義的結果之一，將從全國的嚴峻考驗中獲得團結與和睦的精神。我們能夠醫治我們自己的戰爭創傷。
後來，大家於十月下旬知道了取得進展的消息，以及協議於一九七三年一月簽訂時全國的反應確實是普遍地感到寬慰，並開始出現全國和解的動向。但是，也有一些刺耳的調子，不過這些調子淹沒不了全國人民在我們完全撤出越南後的滿意心情。有些人聲稱，我們到一九七二年解決問題的條件在一九六九年就存在。就是對越南問題瞭解很少很少的人也不會支持這種論點。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八日之前，河內從來也沒有同意過放棄它的成立聯合政府這一不能接受的要求。（河內只是在這以前幾個星期才慢慢放棄堅持要推翻南越政府的要求。）僅僅在十月八日開始的談判中才出現以下這些重大的讓步：允許南越軍隊存在，美國可以繼續向西貢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北越人從老撾和柬埔寨撤軍，在老撾停火等等。
要說我們所尋求的只是在西貢徹底垮台之前的「體面的間隙」，這也是不正確的。我們所有參加談判十月十二日協議的人深信，我們通過一項體面的解決辦法，而不是通過一個「體面的間隙」來證明十年的苦痛是值得的。我們有理由認為：由美國慷慨地武裝起來和支持的西貢將能夠對付一般違反協議的行為；美國將準備實施這項協議，並對重大違反協議的行動進行懲罰；如果河內無法征服南越，它在經濟援助下可能作出重建北越的選擇；我們還可以利用我們同莫斯科和北京的關係來鼓勵河內採取克制態度；在我們的援助下，南越政府將在協議所贏得的時間裡變得更加安全和日趨繁榮，並在政治鬥爭中進行有力的競爭，而在這場鬥爭中大部分人民無疑是忠於南越政府的。也許越南各方甚至可能制訂出暫時和平相處的辦法。
我們料想不到，轉眼之間水門事件便使這些設想大都成為泡影。我們到達華盛頓時，陶醉在幸福之中，對將來要發生的事情還一無所知。我們興高采烈，以為我們帶回來了和平與尊嚴。
[1] 此處英文用「Ducky」，意即「可愛的」，與英文拼音的黎德壽的「德」（Duc）諧音。——譯注
[2] 事實上，這是我和北越人舉行的第十六次秘密會談。
[3] 美國草案的有關條文如下：委員會的組成如下：——越南共和國代表，由越南共和國政府指定；——民族解放陣線代表，由民族解放陣線指定；——南越各政治和宗教派別的代表，同越南共和國政府和民族解放陣線雙方都沒有關係，由越南共和國政府和民族解放陣線雙方協商指定。阮文紹總統和他的下屬向我們提出的修改草案如下：委員會將由南越各政治和宗教力量和派別的代表組成。民族解放陣線被認為是包括在上述力量之內。代表名單由雙方商定。我們寧願具體一些，因為它給了河內三方組成的形式而沒有實質內容。我們的方案把聯合政府變成了一個雙方數目相等、西貢享有否決權的選舉委員會。我們認為，西貢的方案對它本身更為不利，因為它會給民族解放陣線以否決權，甚至有否決委員會西貢代表的權力。
[4] 我絕沒有取笑任何人口音的意思——他是一個出色的譯員。但是黎德壽堅持要遵守的時間表成了在十月份談判破裂的關鍵問題。「時間表」這個詞——以英國方式發音，但把重音奇特地放在最後一個音節——黎德壽不知重複了多少遍，以致阮先生的發音在我記憶裡怎麼也忘不掉了。
[5] 見《尼克松回憶錄》（紐約：格羅塞特和鄧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六九頁。
[6] 黎德壽的十月八日書面計劃中沒有這項有關一致同意原則的內容，但是他在口頭建議中提到了這一點。我肯定他是會接受一致同意原則的，因為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建議中提過這一條。他確實接受了。
[7] 見查爾斯·科爾森著《再生》（新澤西州：奧德·塔班精選書籍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七六頁。
[8] 把河內原來的草案和十月十一日產生的協議文本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出結果。黎德壽提出的十月八日草案如下：停火後，南越兩方將立即本著民族和睦、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消滅對方的精神舉行協商，以建立由三方組成的民族和睦管理機構，並遵照南越人民對和平、獨立、民主和中立的願望解決南越的其他一切內部問題。南越雙方將盡快在實施停火後不超過三個月的時間內，就南越的內部問題籤署一項協議。十月十一日的文本如下：停火後，南越雙方將立即本著民族和解與和睦、相互尊重和不消滅對方的精神舉行協商，以建立一個由三方同等人數組成的管理機構，稱為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委員會將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則進行工作。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開始行使職責後，南越雙方將就建立各下級委員會的問題進行協商。南越雙方將遵照南越人民對和平、獨立和民主的願望，盡快就南越的內部問題籤署一項協議，並盡力在停火生效後三個月內完成這項工作。在後來的談判中取消了「管理機構」這一詞，使這一規定進一步減弱。越南人對這一詞的譯文曾引起爭議。見第三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