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和我十月十二日回到華盛頓後，立即來到行政辦公樓裡尼克松的秘密辦公室。這是兩間房的套間，外間有張圓桌，幾把椅子，牆上到處掛著以尼克松為題材的漫畫原稿。沒有接待處，也沒有接待員。我從未看到外間被使用過。除了由尼克松直接邀請，或由霍爾德曼傳達總統指令邀請的人外，誰也不能到這個尼克松躲藏的地方來。因此用不著等候室。尼克松的辦公室是相當長的長方形，盡頭有個壁爐。窗戶外面是陽台，下臨西行政街，這是條兩邊有牆的窄街，把白宮和行政辦公樓隔開了。辦公室的百葉窗幾乎總是關著。尼克松喜歡把他的辦公室搞得像蠶繭一般密不透風。窗前有張很大的寫字檯，旁邊的牆角里有張安樂椅，椅子前面有張小沙發。寫字檯右邊是一張小圓桌和幾把扶手木椅。
尼克松坐在安樂椅上總是把兩條腿擱起來，即使在辦公時也是如此。他的助手們坐木椅。會一開得長，他們就會逐漸感到不自在起來，而只要總統陷入沉思默想的神態，情況往往如此。
但是十月十二日的情況不是這樣。尼克松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讓我和黑格匯報。我多少有點洋洋得意地告訴他說，看來我們似乎已全部實現了一九七二年的三項主要目標，前兩項是訪問北京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接著我極為詳盡地介紹了越南協定的條款，解釋了它們同我們自己一月和五月提案的差異，這些差異幾乎都對我方有利。尼克松最關心的是阮文紹的反應。我很樂觀，樂觀得有些天真，因為我們所做到的比多年來共同策劃的還要多。尼克松回想起黑格就皺眉頭；[1]我卻想不起這類值得皺眉頭的事。這沒有關係，因為黑格很贊同這項協定。
尼克松叫了牛排和葡萄酒來慶賀這件事。我簡述了同黎德壽商定的初步「時間表」。十月十七日我將回到巴黎同春水會晤，設法在兩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上取得進展，即在南越被扣留的平民問題和南越部隊軍事裝備的替換問題。我們還需要就老撾和柬埔寨的停火達成諒解。爾後我將從巴黎飛往西貢，在那裡從十月十八日逗留到二十二日。十月二十二日晚我去河內，十月二十四日返回華盛頓。協定將於十月二十六日宣佈，三十一日簽字。日程安排很緊，後來發現它過分樂觀了。那是河內想逼我們做的。我從沒有想加快進程。我們的基本目的當然不是使河內滿意，而是利用河內的急躁情緒和短促的期限迫使它快點解決爭議問題。從這個觀點來看，我的策略是成功的。
總統同意了，我們立即開始向河內施壓。溫斯頓·洛德還在巴黎核對越方和美方的文本。他奉命告訴春水，只要河內答應作四處修改，尼克松就同意基本草案，「如果沒有這些修改，美方不能接受這個文件」。這些修改包括對一些問題作更加確切的規定，如禁止滲透、對南越的軍援以及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削弱了的權力。我動身前，這些文本在巴黎都已準備妥當，本來可以在那裡交付討論。文件是從華盛頓送去的，以增加緊迫感，使它們帶有總統的權威並使「時間表」為我所用。
這裡應該談到這一段時間華盛頓和河內之間來往的電報。所有這些電報都是由我和我手下的工作人員起草的。有些作為無署名的信發出；當我們想強調重要性時，電報就以總統的名義發出。在我代表尼克松進行的所有其他談判中，凡以他名義發出的函件，我都給他一份抄本，他當然有時間撤銷任何函件，但從未這樣做過。他一旦提出了總方針，就無意於親自參加談判的過程。文件的寫法也不會引起他的興趣。他有時聽我口述某一個文件之後會評論一番，但對具體措辭的微妙之處和語調區別不感興趣。在越南談判的這個階段他沒有介入，當時流傳說他學過法律的敏銳的眼光發現了漏洞，這一點純屬虛構。他批准了協定草案，未加任何修改。他懂得協定的生命力取決於執行的積極性而不在於法律條文的巧妙解釋。
繼續使他擔心的是同西貢鬧翻的可能性。他決心不惜代價加以避免。如果阮文紹停止不前，我就應實行退卻，到大選後再締結協定。發指示容易，落實指示難，因為河內仍可用發表協定文本的辦法來迫使我們表態。我並不認為事情會發展到那種地步。我當時還存有幻想，阮文紹會高興地贊同這個協定，因為它在幾乎所有主要方面都比我們兩年來得到他的同意而提出的方案要好。
尼克松相當肯定，認為對大選來說不需要有一個協定；協定的好處太小，犯不著為之冒任何風險。我見過了尼克松後就直接去找霍爾德曼。霍爾德曼走得更遠，他認為協定是一種潛在的負擔，他確信支持麥戈文的只剩下反戰狂熱分子了，即使尼克松安排了耶穌第二次降世，他們也不會投他的票。另一方面，協定可能會使保守的支持者不安，從而減少尼克松獲勝的票數。總之，不是利用越南談判來影響大選；而是利用大選來加速談判。大選起了通常由最後通牒起的作用，其差別在於大選並不涉及威信問題，而且它的時間是憲法規定的，無法修改。
十月十三日，黑格和我同羅傑斯共進早餐，向他作了情況介紹。他很高興，認為協定標誌著美國立場的完全勝利。鑒於我們之間公事關係緊張，這確實是很高的褒獎，也是他氣量寬宏吧。既然停火日期在望，我意識到我這個小班子的力量已經快不夠了。許多技術性議定書需要有專門知識的人來起草。我請羅傑斯幫忙；我這個人不習慣於求他幫忙，但本來應該有此習慣。羅傑斯同意了，他把助理國務卿威廉·沙利文派給我去幹這件事。沙利文是前駐老撾大使，後擔任國務院越南工作組組長，他曾多次能幹、大膽和異常積極地完成過吃力不討好的任務。這次他在我手下工作表現得很漂亮。作為副手，他十月份陪我作了一次環球旅行。他向老撾和泰國領導人介紹了我們談判的情況，並在同越方作技術性會談的最後階段中擔任我方首席代表。沙利文對最後一輪談判的貢獻是不可缺少的。
十月十三日，我的日程可以表明我們籌備工作的緊張情況。這天，我同其他人一起工作的安排如下：上午十點四十五分到十一點零五分同沙利文和內格羅龐特，十一點零五分到十一點零九分單獨同沙利文，十二點四十分到下午一點零五分同沙利文和內格羅龐特，兩點四十分到三點三十分又同沙利文和內格羅龐特，三點三十五分到四點零九分同總統，五點三十六分到六點二十四分同沙利文、洛德（剛從巴黎回來）和內格羅龐特，八點二十分到八點五十五分同洛德和內格羅龐特。
這天，埃爾斯沃思·邦克發來電報，警告說不管達成什麼樣的協定，我們都可能在西貢遇到風浪。像慣常那樣，阮文紹避而不見。現在每次交換意見他總是推托——上次說是打破傷風針，這次又是胃不舒服。黃德雅主動提出了另一個理由：阮文紹對美國大使館在十三日（星期五）辦公感到驚訝。邦克淡淡地回敬說，他已問過占星家，說是沒有關係。然而邦克提醒我，阮文紹變得像一九六八年那樣處於一種被圍困的心理狀態。不管我們給他帶來什麼，他幾乎肯定不會買我們的賬。他似乎相信，如果戰爭繼續打下去，他「在一兩年後能得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但他沒有告訴我們好在哪一方面，也說不出在河內十月八日接受我們自己的方案後，我們已失去美國人民能夠理解的作戰目標，還怎麼能把這場戰爭繼續下去。
我讓邦克交給阮文紹一份關於我們的前景的扼要分析材料：
我抵西貢前（現暫定星期三夜間）將會見春水部長，預料對方會提出一項政治方案，其中對阮文紹的要求將遠比黑格上次訪問時向他介紹的另一種安排所要求的為少。此項政治方案將和早在達成全面原則協議之前兩周生效的就地停火聯繫在一起。鑒於這種可能性，阮文紹現在必須懂得，我們本來早就可以按讓他下台的條件解決戰爭。因此，他同我會晤時不能抱著對抗情緒，而應採取積極態度，這樣我們就可以確定一種能鞏固他未來的控制權的安排。我相信河內正在醞釀這種政治安排，阮文紹必須拋開目前同我們對抗的做法，同時準備在就地停火的方式上表現出合乎情理的靈活性，以換取河內的政治讓步。
邦克在十月十四日向阮文紹轉達了這份關於擬議的解決辦法的材料。我們一直沒有得到回音。
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我向多勃雷寧強調了我們對懸而未決的問題的重視。我要求蘇聯保證在問題解決之後限制武器供應。已從河內得到了協定草案文本的多勃雷寧對此避而不答。尼克松給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中要求蘇聯作出類似的保證，也被迴避掉了。更使人擔心的是河內顯然已在雙方同意的草案的翻譯上做了文章。據多勃雷寧說，協定草案的越南文本把擬議中的「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稱作一種「政治機構」。而我和黎德壽在巴黎曾花了好幾小時才達成一致在英文中稱之為「管理機構」，以強調它的非政府性質。越南語的譯文當時未定下來。[2]我對多勃雷寧指出，河內的譯本根本不能接受。
我們也致函北京，要求限制供應武器，他們沒有答覆。但當時，中國對河內武庫的貢獻太小，不足以影響越南南方的結局。
十月十六日我同黑格和副國務卿亞歷克斯·約翰遜共進早餐。黑格在我離開後將在這裡留守。接著我同總統談了四十五分鐘。上午十一點，我肩負著集中了我們四年來結束印支戰爭的希望的使命前往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一上飛機，就讀到尼克松給我的一張親筆條子，上面寫道：
親愛的亨利，在你前往巴黎的時候，我想寫下我們討論過的一些意見供遵循，這對你是會有用處的。第一，不要管美國大選，只要該做的就做。第二，我們不能錯過體面地結束戰爭的機會。就大選而言，問題解決後只要不變卦，在年輕選民中就能起好的影響，但是我們不需要靠它來取勝。變卦會造成損害，但也不會致命。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樣的事實或印象，即我們強行要求了或者同意了一個聯合政府。總之，還是回到我原來的指示，做一切該做的事以爭取體面的和平，但不要由於大選而急於求成。
巴黎的插曲
我同春水十月十七日的會晤沒有我上周同黎德壽會晤那樣具有戲劇性。春水無權作出重大修改。我們改進了政治條款，明文規定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可以監督大選，但無權下令進行大選。新的選舉必須首先得到南越各黨派的一致同意——這是阻撓問題解決的妙方。國家委員會——聯合政府的最後殘跡——不僅給了西貢以否決權，而且它本身被剝奪了權力，無事可做。河內的政治方案就此壽終正寢。
關於替換軍事裝備的問題，春水堅持平等的原則，我們堅持一對一地替換廢舊武器。春水最後接受了我們的意見，但要以南越釋放所拘平民為條件。我拒絕了這個主張，西貢也決不會接受的，這是由越南雙方去解決的政治問題。此外，我們覺得河內關於在老撾和柬埔寨停火的保證不能令人滿意。我告訴春水，除非我們解決協定文本以及有關的諒解，否則我去不了河內。而且他的領導人應該明白，我們只有得到西貢的同意，方能前進。這樣，我可能有必要從西貢返回巴黎，再搞一輪談判。或者，也許有必要在完成西貢之行後再次會見黎德壽，比如說在萬象。春水嘟囔了一番，但顯然他無權給我明確的回答。
同時，在華盛頓，尼克松徵求了他的高級顧問們的意見。十月十六日，他同萊爾德國防部長和艾布拉姆斯將軍進行了磋商。黑格告訴我，他們兩人都極力贊同協定。艾布拉姆斯強調說，如果我們按目前的規模再打一年（當然我們幾乎不可能維持目前的規模），我們在軍事上也好不到哪裡去。十月十八日，羅傑斯和亞歷克斯·約翰遜對尼克松說，他們認為協定草案是河內的「徹底投降」，特別是在政治問題上。黑格報告說，尼克松興高采烈。總統建議我把同阮文紹的會晤當作「打撲克」，不到最後不出「王牌」。例如，我不要立刻把協定中的政治部分告訴阮文紹，而應暗示河內的要價比實際的還要高。然後，當我拿出現有文本，作為我們的「底牌」時，阮文紹就會得到最大的鼓勵來跟我們走。我沒有聽從這一勸告。我早就認為，看過協定文本的人已經太多，我們沒有什麼牌可玩的了。後來證明，直來直去也沒有多大好處。
去西貢的途中，我以個人的名義致電河內，重申了我對春水說過的話，「只有在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我才能去河內。電報中包括了我們對幾個爭議點提出的條文。為了表示強調，當天十月十八日晚些時候我再次發電河內，這次是以總統的名義，重申只要有任何問題懸而未決，我就不可能訪問河內，並提議黎德壽同我會晤，最好在萬象，如有必要可在巴黎。這樣，河內心愛的「時間表」就要再往後推三四天。
我已同黎德壽約定，在談判的最後階段，我們將減少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在我前往巴黎時，我們已減少了對二十度線以北地區的轟炸。電報說，等協定文本完成，在我到達河內前二十四小時，我們將停止對北方的一切轟炸。同時華盛頓正為加強西貢的軍事力量做最後的準備，為一對一替換提供一個盡可能大的基數。這回對南越大規模空運軍事裝備的行動取了一個相稱的代號，叫做「再加碼」。
在去西貢的長途飛行過程中，情緒是樂觀的。除了約翰·內格羅龐特，我們都認為阮文紹會對這個協定十分高興。我們再次審查了協定條文。就地停火會讓西貢保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向南越的滲透被禁止了；聯合政府的惡魔祛除了；國際監督有了；越共幹部大概會留在南越的監獄裡；美國對西貢的軍援可以繼續。誠然，我們沒有得到河內從南方撤軍的允諾。但是如果關於不滲透這一條得到尊重的話，這一威脅將因力量消耗而減輕。這一切有一個前提，協定要得到執行，特別是越南各方都能理性地估計自己的前景。但這辦不到，因為他們遭受了太多的痛苦，而且對彼此造成了太多的痛苦。越南雙方極度仇恨和猜疑，無法想像和平，現在終於找到的共同點，僅僅是為了想羞辱對方，並把我們拖進他們激情的漩渦裡去。各方看來都願意毀滅自己，如果能夠使死敵同歸於盡的話。
同阮文紹協商
每逢危機，埃爾斯沃思·邦克總能起鎮定的作用。當你在舷梯下一眼看到這位穿著整潔講究（似乎他的衣服甚至在西貢的熱帶暑氣中都不發皺）、腰板挺直的細高個時，你就會深信不存在因急躁慌亂或因缺乏獻身精神而招致失敗的危險。邦克是我國偉大的外交家之一。他是在商業上做出一番成績之後，年事稍高時才參加政府部門工作的。他無需再向自己或他人證明自己的能力。他的志願是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作出貢獻，他認為美國的利益同一切自由人民的安全和希望是一致的。埃爾斯沃思的價值不表現在自我標榜的言辭上，而是反映在高度負責的切實工作中。他已快八十歲而還顯得很年輕，具有典型美國式的樂觀主義。他駐在西貢已經五年，為屬於不同黨派的兩任總統服務並得到他們絕對的信任和欽佩。在我們國內最痛苦的時期，他從沒有氣餒。當有些應對我國捲入越南戰爭負更大責任的人在躲避風頭的時候，邦克在電視台演講並發表文章支持政府。我有關越南問題的秘密外交，他全都與聞其事；他來華盛頓時，都收到每次秘密會談的完整摘要記錄和詳細的介紹材料。在我為政府工作的這些年裡，他始終支持駐在國政府，在官方會議和公開場合為之辯護，反對指責它是和平的主要障礙。沒有人比他更不應該受到阮文紹的那種冷遇：沒完沒了的等待、一拖再拖的約見、規避乃至當面撒謊的答覆。面對所有這些，邦克很少抱怨。他工作起來態度溫和，講究紀律，任勞任怨。他為目前的進展費盡了心血；他同我們所有人一樣，嚮往著體面的和平。瞭解他的人都不會懷疑他能對體面的必要性作出確切的解釋。
我們到西貢不一會兒，我便同邦克、邦克的副手查爾斯·懷特豪斯和艾布拉姆斯將軍在大使樸素的官邸小圖書室裡碰頭。選這個地方作官邸並不是因為它優雅別緻，而是因為它位於一條死胡同的盡頭，可以減少安全上的危險。在這裡，我第一次有機會讓邦克和他的同事們看最新的協定草案。邦克的反應是草案比他原先設想能獲得的東西還要多；即使再少一點，也還是可行的和在道義上說得過去的。他的意見得到了艾布拉姆斯將軍的贊同，艾把他對尼克松講的重申了一遍，即按目前水平再打一年也得不到什麼好處。他還補充說，如果我們撤出增加的兵力，削弱我們的努力，條件很可能會惡化。他報告了一則令人不安的消息，北越已發動了攻勢「高潮」，特別在西貢周圍，明顯地想（正像我敦促西貢努力去做的一樣）在停火之前盡可能多地奪取土地。艾布拉姆斯認為這場攻勢是個麻煩，但他相信能夠加以擊敗，不會丟失大片的土地。
查爾斯·懷特豪斯是在場唯一提出要大家小心的人。他同意同事們對協定的判斷，但懷疑阮文紹會在美國大選前加以接受。對西貢來說，切斷同美國的臍帶將是心理上痛苦的打擊。阮文紹將需要好幾個星期來使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做好接受協定的準備。不管條件如何，阮文紹都會盡可能久地進行搪塞和拖延。後來事實證明，懷特豪斯是說到點子上了。
我也請教了我國駐韓國大使菲爾·哈比卜，他是我請到西貢來的。哈比卜的意見對我很有份量。他原籍是黎巴嫩人，生於布魯克林，受教育於愛達荷大學。他同溫文爾雅的外交人員典型正好形成對照。他粗獷和直率，同那種「穿條紋長褲」的形象相差十萬八千里。他在越南工作或處理越南問題差不多已有十年了。巴黎和談過程中，他曾是好幾任大使的副手，並且是代表團中保持連續性的唯一因素。他挑選了大部分在南越地方上工作的事業心很強的年輕外交官員。他是一個十分正直的人，他的思想已從樂觀的理想主義迅速陷入陰鬱的絕望之中。他要我們離開這塊埋葬了這樣多希望的墓地，但要不失尊嚴。他要以符合我國國際義務的方式來結束戰爭，才能不辜負外事隊伍和他的同事們。他始終主張靈活性，但也主張現實主義；主張嚴肅的談判，但不要變相或不變相的投降。他得說服韓國同意最後的協定，韓國是我們的盟國，曾向越南派過五萬名軍隊，它的安全也有賴於對美國可靠性的信任。他對協定草案感到很高興，認為它超過了他最高的希望。韓國盟友會認為這是一個勝利。這樣，所有熟悉談判和越南事務的美國高級官員都贊同了我們的努力。
要是阮文紹能說出，哪怕是私下說出懷特豪斯所說的意思，那麼以後幾周的大部分混亂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要是我們當時立刻認識到阮文紹不是反對協定的具體條文，而是反對搞協定這個事實本身，我們肯定會改變我們的做法。不論阮文紹的立場如何不合理，我心中有數，尼克松不願在大選前同南越鬧翻。但是阮文紹始終不肯認真地討論基本問題。他是用越南人的方法進行鬥爭的：旁敲側擊，泡蘑菇，不斷搞小刺激，不澄清也不解決真正的問題。這是幾百年來越南人用以先破外國人的銳氣，然後英勇反擊，進行一拼的方法。不能說這種方法不起作用；不幸的是，它不能鼓起人們的信心，還使盟國特別難辦。但是越南人，不論北越人還是南越人，都不認為信心、信任或友誼是決定性的。他們幾百年對付外國人而生存下來，靠的不是信任而是耍弄外國人。
十月十九日的會晤就是這等模樣。到達總統府時，讓我在記者面前等了十五分鐘。然後阮文紹的助手黃德雅出來把我和邦克帶到總統面前。阮文紹沒有同我們寒暄。他冷冷地接過尼克松的信。信中寫道：
基辛格博士將向你最詳細地解釋擬議中的協定的條款，協定由他帶著，因此我不準備在這封信中進一步細談了。然而，我希望你知道，我認為我們只有接受這一協定而無其他合理的選擇餘地。協定代表了對方的主要讓步，我堅信這個協定的執行將使你和貴國人民有能力保衛自己並決定南越的政治前途……
最後，我必須說，正像我們在戰爭中冒過風險一樣，我認為我們也必須為和平而冒些風險。我們打算忠實地遵守同河內達成的協議和諒解，而且我知道這也是貴國政府的態度。我們期望對方採取對等的行動，並已把這一點明白無誤地告訴了對方和對方的幾個主要盟國。請你放心，我們將把他們的任何背約行為當作最嚴重的問題來看待；那將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
尼克松在我和我手下工作人員起草的打字文本後面又親筆加上了以下這些話：
基辛格博士、黑格將軍和我長時間地討論過這個方案。我個人相信，這是我們能夠得到的最好的方案，它也滿足了我的絕對的條件——越南共和國必須作為一個自由國家而存在。基辛格博士的意見得到我完全的支持。
如果以前不是的話，那麼這次應該是阮文紹真正表態的時候了。畢竟，美國總統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國家的信用都作為賭注押在支持南越上面了，現在這位總統的使者來到面前，總應該和他推心置腹地談一談吧。可是不，阮文紹讀完信不置一詞。他把我請到隔壁房間，那裡，正好同三周前黑格來時一樣，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齊集，還加上南越駐華盛頓大使和駐巴黎和談大使。我們方面除我外，有邦克、懷特豪斯、艾布拉姆斯、沙利文、洛德和譯員戴維·恩格爾。阮文紹不作任何介紹，立刻宣佈由黃德雅擔任口譯，氣氛馬上定了調。鑒於每個在座的越南人至少能聽懂英語，這說明阮文紹不會給我們什麼好看的。黃德雅把我的講話壓縮掉差不多一半，嘲弄了他作為譯員的責任。我於是指出，難道越南話比英語更簡練，否則黃德雅把我的話給吃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想知道他刪掉了什麼）。黃德雅謙遜地說：「我是壓縮的大師。」
我開始說明了我們的方針。我說，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努力是由很少一部分人堅持著的，他們頂著國內的巨大壓力。許多人急於結束美國的捲入以換取美國戰俘的歸來。如果人們看到我們放棄一個合理的談判方案，特別是我們自己提出的方案，壓力將會變得難以控制。我意識到在這一點上，阮文紹所需要的東西和我們的不一樣。他要向他的人民表示他是堅定的，我們要表現我們是靈活的。我強調說，我們關心的不是美國大選前的兩周，而是大選後的幾個月。攻勢以後增加的軍事開支已達四十一億美元，這筆錢必須在明年一月份提請國會批准。這將提供一個中止援助的方便機會。兩年多來，我們在西貢的同意下提出了一套明確的方案，現在河內已經接受了這個方案。如果我們現在拖延，就連國會中支持我們的人也決不會理解。這才是我們面對的死期限。我忘記了尼克松關於「王牌」的建議，花了一個小時介紹整個協定文本，說明停火這一節如何滿足了我們提出的每一項建議，而政治條款又如何比我們公開或秘密提出的條件要好得多。最後，我談了自己認為的中心問題：
我們在一起作戰已有八年多了。你們作出了很大犧牲，我們的損失也不小。如果我們現在能一起締結和平，也不算枉受苦一場，還能一起在越南建立一個我們曾為之飽受患難的結構。正是本著這種精神，總統讓我來同你們談話。我是作為朋友到這裡來和你們解決一個共同的問題，以便我們能夠繼續友好合作。
結果表明阮文紹對外國人的雄辯無動於衷，和黎德壽三年來在巴黎的表現一樣——或許我是過高估計了自己講話的說服能力。通過黑格和我以往同他接觸的經驗，我應該已經認識到他所採取的策略。他提出了一些聰明的問題，但沒有一個涉及協定的中心。阮文紹想知道我認為協定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們五月八日的提案；簽署協定的方式；國際監督機構何時開始工作；我建議的時間表如何——這一切暗示，如果答覆滿意，他是會接受的。突然他問道，協定是否是尼克松再次當選所需要的。作為回答，我讀了尼克松在我離開華盛頓時送到飛機上的手寫的條子。
我們同意第二天上午和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體成員再次進行討論。另一次會談定於第二天下午進行，由艾布拉姆斯、高文園（南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我同阮文紹討論「再加碼」行動預計的額外軍援供應。這時邦克、我和我的同事們很樂觀。阮文紹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對討論「再加碼」計劃的積極態度說明他正走向解決問題。我向尼克松發電匯報，對前景作了比我們大家實際感覺到的更謹慎的估計。任何略有經驗的使者都知道應該許諾得比自己料想能做到的為少。這樣如果遭到意外失敗，可以減少失望的情緒；而如果成功呢——讓我們坦白承認——就可以抬高自己的成就。我的匯報如下：
要判明阮文紹的反應現在還為時過早，從過去的訪問中，我們知道他不到第二次會談不會亮牌。我覺得我們面臨著大家都預料到的困難任務；能否成功還難說。……總之，我已十分清楚地說明，我們認為這是一項很好的協定，它可補償多年的損失並充分保護越南共和國政府和阮文紹。它比任何人期望的解決辦法都要好得多，它是我們在軍事和外交上堅決支持南越的結果。
十月十九日下午的會上，艾布拉姆斯向阮文紹說明了我們將要留給越南部隊的軍用物資以及在停火前通過「再加碼」計劃要增加提供的軍需。其中包括一百五十架飛機，準備在十四天內交付。阮文紹再次問了些中肯的問題；對我們這些遲鈍的腦筋來說，聽起來似乎他正在慢慢地同意協定了。比如，他對我打算訪問河內一事沒有直接提出反對意見，只是說如果他接受協定，他將不會認為這個訪問不合適。
在第三次會談前，收到了來自另一個越南的信息。現在河內給我的電報必須發到西貢。河內離此地只有八百英里，電報卻要周遊二萬英里。河內把電報發給巴黎的蓋伊上校，他通過白宮的內部渠道發給在華盛頓的黑格，黑格再通過白宮內部渠道轉來西貢。我們給河內發電時，順序就倒過來。我們的電報從西貢先到華盛頓，經巴黎，然後到河內。
然而，十月十九日下午的電報卻是一則二十四小時內的答覆。電報表明河內不願在萬象或巴黎另行會晤，它建議我們仍按原日程行事。為了使我們能按原日程行事，河內在關於平民俘虜和武器替換這兩個余留的問題上作了讓步。河內不僅接受了我們的實質性立場，還接受了我們從飛機上發去的文字。實際結果是，停火後除了在南越監獄中的越共幹部外，所有俘虜都將獲釋。武器替換的規定，加上實際上已在進行的對南越部隊的大規模增援，等於允許美國無限制地對西貢提供軍事援助。
黑格把北越的答覆電告我時，他估計正確地加上了這句話：「我想此電會極大地增加你在今天會談中的困難。」河內全盤接受我們的要求，竟被認為給我增加困難，這是極大的諷刺。但實際的確如此。再加上河內加緊奪取土地的行動（黑格也指出了這一點），它給我們造成了一個大問題。河內的軍事進攻將使說服阮文紹的工作變得難做得多；如果阮文紹不幹，河內的電報就會使我們在國內幾乎不可能繼續保持現在的立場。關鍵掌握在西貢手中；它的態度將決定戰爭是否很快結束。
西貢卻不著急。但踩鋼絲的時候，最危險的就是停滯不前。一旦上了鋼絲，除了繼續前進就別無他法。我們已利用「時間表」索取了一些讓步，從而放棄了再加拖延的餘地。在美國大選前，如果巧妙地利用拖延手段，可以改善我們討價還價的地位。大選後，再拖延就會越來越對河內有利。既然看出我們軍事和政治地位在十一月七日以後不會得到改善，河內會把這個過程倒轉過來，並且發現把我們逼近國會復會的死限期，利用我們需要四十至六十億美元補充撥款一事來壓我們，對它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我們現在的選擇餘地確實有限。河內一直有把事情公開的機動權。據我的看法（即使在事後我也沒有改變這個看法），如果談判是在國內喧囂的壓力下半公開地進行的話，我們就不能取得像現在幾乎每天送到面前的這些讓步。我們就會被迫接受協定，不論阮文紹的意見如何。我們真正的選擇並不在拖延和協議兩者之間，而在於是在河內、國會和公眾輿論的壓力下簽協定，還是按自己的政策結束戰爭，表明我們是控制了事態的發展，能使我們的犧牲達到一定的目的。
因此，我通過白宮形勢辦公室「代表總統」給河內回了電。電報稱，協定內容是「完整的」，但在三個方面未解決的問題有待取得「諒解」：在老撾和柬埔寨的美國俘虜；結束在老撾的戰爭；柬埔寨的前途。我們把對這幾個問題的建議文字送到巴黎以便轉給河內。關於老撾，我們要求達成諒解，越南停火三十天後在老撾實行停火。關於柬埔寨，河內堅持說它在那裡的影響並不起決定作用，這點後來證明並不假。我們要求黎德壽以書面聲明確認，在那裡的進攻行動將予停止，北越撤兵並結束滲透活動。同時我們提出一個新的「時間表」，把我抵達河內的時間推遲了四十八小時。
西貢並不急於讓我遵守什麼時間表。撤退美國軍隊對我們來說是勝利，對盟友來說卻是噩夢。即使只實現停火，他們也根本不能想像，沒有我們他們會好到哪裡去。預定十月二十日同阮文紹和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談從上午九時推遲到下午二時。會談進行了三個半小時。越方成員和前一天相同，我方代表團只少了比爾·沙利文一人，我已派他到曼谷和萬象向泰國和老撾領導人介紹協定草案去了。
會談由阮文紹開始，他再次未同美國代表團寒暄。他表示對河內的動機深為懷疑，擔心遇到所謂的「埋伏」。然後黃德雅念了一連串的極其聰明的問題，中心圍繞著北越在南方的部隊、澄清武器替換的規定、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的組成和作用，以及如果協定遭破壞時美國的態度。我詳細地加以回答，重複了前一天的論點：禁止滲透將造成北越力量的縮小；武器替換的規定實質上意味著無限制的美國援助，因為西貢的軍火本來就不少，還要按「再加碼」計劃增添；國家委員會的作用由西貢去談判，西貢對它的組成和作用也有否決權。
至於美國對破壞協定行動的反應，我重申了尼克松的保證，萬一北越大規模破壞協定，美國將採取行動強制實施協定。後來有人提出，未經國會明確授權，總統無權給予這種保證。這種觀點我們不僅是第一次聽說，而且會認為不能想像，美國在為了一個光榮事業打仗多年、喪生四萬五千人之後，可以眼看著以犧牲換取的和平條約橫遭破壞而袖手旁觀。如果按這種詭辯，外交就無法進行，談判會成為兒戲，協定會得不到維護。在越南，這意味著協定將是投降的托詞。如果那樣，我們本來早就可以做到，還能少受很多痛苦。榮譽、體面、信用和國際法一起毋庸置疑地要求我們許諾遵守協定並且監督它的執行。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由國際會議批准的、莊嚴的結束戰爭的條約還有什麼意義呢？這一點我們私下裡對阮文紹和他的同事們說了。尼克松、埃裡奧特·理查森（在擔任國防部長時）、我和其他官員公開地也說過。[3]在我們看來，這是協定引起的問題中爭議最少的一個。我們認為，如果有了一項美國人民可引以為自豪的和平計劃，我們將處於道義上和政治上更有利的地位來幫助西貢維護它的自由，這比目前這種無限期的戰爭使美國分裂的情況要來得有利。這種判斷在正常年代中是否能得到證實將永遠不得而知。協定簽字後不久，水門事件破壞了尼克松的權威，壓制國會反戰決議的堤壩決口了。我們試圖通過締造和平來平息的分裂情緒再次爆發出來。對於那些一心想證明十年反戰抗議是正確的人，這造成了又一次機會——這次是勝利的機會——在南越獨立的廢墟上吹噓自己。
最初的隆隆聲
那年十月，在西貢總統府裡的美國代表團成員沒有一個想像到會有這種結局。我們真誠地相信我們既在維護美國的原則，也在維護南越的自由。使我們心煩的並不是對國內輿論的懷疑，而是阮文紹看起來不能抓住機會。甚至通常沉默寡言的艾布拉姆斯將軍也在十月二十日插話敦促阮文紹接受協定草案：
我相信，這裡的現有領導機構有能力保住這個國家和政府。我同意基辛格博士的意見：保住這個國家不能靠任何協定，只有靠警惕和決心。
星期一下午尼克松總統曾在他的辦公室召見我和萊爾德國防部長，並問我對這件事有什麼想法……我對他說，我認為現在是採取下一步驟的時候了。初次撤退和隨後逐步撤退都是困難的，但隨著信心、能力和技巧的增進，事情就好辦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南越的防務越來越為自己所承擔。我對南越人民和軍隊向來很尊敬和欽佩，但從一開始我就認為，為了你、你的自尊心和貴國人民，總有一天安全和政治力量要完全由你們自己掌握，最後只有我們的空軍力量在一側待命，我們的裝備和補給輸入你們的港口。
這時，阮文紹嘴裡滑出話來了，他說真正擔心的不是協定，而正是缺乏艾布拉姆斯剛才講得如此重要的自信心。艾布拉姆斯勸阮文紹不要把河內估計得過高，因為北越犯過嚴重錯誤；他們曾一再錯誤估計了形勢。一九六八年如果他們把圍困溪山的兩個師調往順化，我們會永遠也解不了這個城市的圍。同樣，在一九七二年攻勢中河內「愚蠢地」分散了兵力。「他們現在主動提出建議，是因為打輸了，而且他們也清楚這一點。這是他們第一次對這場戰爭變得聰明起來。」不幸的是，阮文紹從艾布拉姆斯的講話中得出了反面的結論，並用艾布拉姆斯的論點去反對他：「艾布拉姆斯將軍，關於他們本應把兩個師從溪山調往順化一事，他們沒有這樣做是由於我們將領的才能；共產黨打輸一事也是由於我們將領的才能。」在這種聲稱自信的表面後面，隱藏著更深的疑慮；阮文紹不願接受艾布拉姆斯關於共產黨愚蠢的說法。如果勝利來自南越人的本領（或運氣）這個更加偶然的因素，列舉北越一些失敗的例子是不足以增加他的信心的。
這是問題的中心，是任何系統分析或關於越南化的宣告都不能抹煞的。在美國人參戰八年之後，南越人還是不敢在沒有美國直接參與的情況下對付河內。他們的噩夢不是這項或那項條款，而是怕單獨對敵。對西貢領導人來說，停火意味著美國剩餘部隊的撤走。他們不相信河內會放棄支配印度支那的野心。他們的確將需要獨自決定自己的前途了；在內心深處，他們想到這點就惶恐不安，而且又不好意思承認。他們的意見也不錯。我們自己也認為，美國軍隊駐在韓國對朝鮮半島的軍事上和心理上的均勢是不可缺少的。
我們實際已走投無路，這並不是阮文紹的過錯，而主要是由於我們國內的意見分歧。但阮文紹即使在理性上能理解我們的立場，作為越南愛國者他也不能公開加以接受。我們得到的條件是可能得到的最好條件，確實比我們要求的還要好。從理論上講，這些條件可以使南越能繼續生存下去。但它們本身並沒有給西貢以保持均勢所需的信心和聚合力，雖然在戰場上實際已達到了均勢。
即便如此，西貢總統府裡的許多討論都離了題。南越人提出了不少起草方面的建議，這再次使始終摸不透越南人的複雜心理的美國方面以為西貢正朝著同意協定的方向前進。阮文紹在會談結束時說，第二天上午他將忙於同國民議會領導人和其他政界要人磋商，使他們有個思想準備，這番話使我們的印象更加深了。我們把下次會談定在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在此期間由外交部部長陳文林為首的專家小組和美國代表團舉行技術性會談，擬出修改協定文本的共同立場，以便向河內提出。我們知道這將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因為我們已告訴河內說協定文本已經「完備」——儘管有關的諒解（或議定書）還沒有完成。
同阮文紹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的會談後，我向華盛頓匯報如下：
從會談清醒而有些悲哀的氣氛來看，很清楚，他們為要割斷同美國的臍帶正經歷很大的心理上的困難。他們大概意識到，這筆交易按美國標準來說是好的，但是他們注意的重點是留下來的北越軍隊以及協定遭受破壞的可能性。他們一面對自己將領的才能顯示出自豪感，一面繼續流露出害怕共產黨的狡猾和缺乏自信心。他們無疑感到需要更多的時間，但是可以看出他們的時間是永遠也不會夠的。他們知道自己不得不做的事，而這是很痛苦的。甚至他們可能是對的。如果我們能再多打兩年仗，他們就好辦了。
……我覺得他們正慢慢地跟上來，並努力從思想上接受這個方案，但他們需要我們繼續參與才能維持自尊心。
正像我四月份秘密訪問莫斯科時一樣，現在我發覺自己和華盛頓之間的通訊聯絡狀態又使有效的交換意見極為困難，而且由於形勢變化加快，誤解越來越大，加上期限的壓力、賭注的巨大和戰爭最後階段引起的強烈感情，使情況更為複雜。西貢時間比華盛頓早十三小時。因此我晚上發的關於會談的報告到達華盛頓是在上午九、十點鐘。為了保密，我們兩頭都有一套複雜的雙重譯碼系統，各用兩套機要人員。由於西貢宵禁，每收、發一次電報，我們的通訊員都得有特別的護送。這一切造成了額外的拖延，因而華盛頓遠遠跟不上我們的會談進程。到黑格可以同總統討論我們的電報、起草供尼克松審閱的回電並把它發出的時候，華盛頓的辦公時間一般都結束了，第二天上午我才能得到華盛頓的復電，而一般那時我已進入了另一場會談。這樣，兩邊總是在就已經過時的事件或建議進行著脫節的評論或匯報。
毫不奇怪，我開始患上了派出在外執行任務的外交官遲早都要患的典型的綜合神經過敏症。有時我覺得華盛頓更感興趣的是怎樣對過去的事情表態，而不是對我們的關鍵性的決定分擔責任。例如，十月十九日我發出一份抱有相當希望的報告後，尼克松回電讓我告訴阮文紹：
我親自深入研究了同河內一起擬定的協定草案，我相信，接受這個方案符合南越政府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請用最強烈的措辭勸告阮文紹，我擔任總統的這四年和在此之前未當總統的時期，沒有一個美國政界人士比我更堅定地主張不能把任何共產黨政府強加給南越人民。而且，也沒有一個美國政界人士比我更有力地支持阮文紹總統本人。你要請總統放心，今後他可以無保留地繼續依靠這種支持。
但是第二天，作為同高級顧問磋商的一部分，尼克松會見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這位即將退休的陸軍參謀長突然對就地停火這個概念本身提出反對。這太令人驚訝了，因為就地停火是我們從一九七年十月以來的立場的一部分，經過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同意，而威斯特摩蘭是其中成員之一。尼克松沒有把這次談話告訴我，他給我發來了另一份電報，在四天中第五次叫我不要管即將舉行的大選，而強調同阮文紹的團結：
在你同阮文紹繼續會談的時候，我希望再次強調，做任何事都不應受到美國大選期限的影響。我已得出結論，要趕在充其量也是一個失敗的大選前達成解決很可能會嚴重損害美國國內的局勢，如果人們能夠指責我們現在急於解決，得到的條件不好，要是等到大選之後就能更好的話。最主要的是取得阮文紹的真心實意的接受，免得有人指責我們強迫他接受了一個不利於防止共產黨奪取南越大片土地的解決方案。
像我昨天分析的那樣，我們制訂任何協定都必須有阮文紹的自願參加。決不能搞強迫結合。我知道存在著河內把協定公開的危險，但是我相信處理這件事還比較容易些；如果大選前同阮文紹鬧翻，或者協定容易被人批評為美國撤軍的借口，那處理起來就困難得多。
我第一次聽到這條指示時很受感動。現在我開始產生一種小人之心的想法，這是不是一旦事情搞壞，拿我出來當替罪羊的做法。在尼克松的所有助手中，我最少捲入競選活動。從九月初起我幾乎一直在國外。我從未參加過同政黨策略有關的會議。根據外交政策是兩黨共有的原則，我拒絕出席任何籌款活動。我多次回絕了約翰·埃利希曼的要求，他自稱傳達尼克松的命令，要公開一些涉及到前幾屆政府名譽的文件以幫助競選。（這是在通過「新聞自由法案」使這種做法成為慣例之前的事。）一九七二年八月，我在一封這樣的信上用筆寫道：「我反對——這是廉價政治。」尼克松始終沒有向我提起這件事，但他對我的觀點很清楚。我的戰略方針在許多備忘錄中作過解釋，就是利用河內公開表明的在我國大選前解決問題的願望，並把它用作死限期來索取讓步。無論在口頭上或書面上，我都從未採用過與此相反的論點，即達成協議將有助於我們的競選前景。有諷刺意味的是，尼克松對我進行影射的指責——說我是為了大選而急躁從事——後來被旁人用來指責他自己了。事實上，對他來說，大選的考慮倒是要求推遲達成協議。我那時被兩周來每天十五到十八個小時的工作弄得精疲力竭，被飛行時差弄得頭昏腦脹，被兩批偏執狂的越南人攻擊得心情煩躁，於是向黑格發了一封尖刻的復電：
屢蒙惠賜評論，獲益匪淺，不勝感激。必須記住，任何解決方法再好也是靠不住的，並會帶來一陣子的爛污事。情況再好，也不能指望南越人高興，因為他們就要失去我們的軍事存在，以後得設法適應從一九六二年以來他們從未面臨過的局勢。
如果要我停止這一進程，請明言相告。另一方面，這裡大家——包括邦克、艾布拉姆斯、哈比卜和沙利文——都認為這是我們所能達成的最好交易。我們必須拿大選的考慮和下列事實加以權衡，即：我不能想像戰俘問題在正常情況下能在幾個星期內得到解決。
無論如何，如果我得到明確的信號，就準備停止這一進程。
沒有發來這樣的信號；說句公道話，也不可能發出這樣的信號。因為在西貢事態變化開始加速，超出了我們的通信系統所能處理的程度。
同阮文紹攤牌
正如我已說過的那樣，十月二十一日我們仍然認為我們正在逐步同西貢達成諒解，儘管這對阮文紹來說是痛苦和不光彩的。上午，我會晤了以陳文林外長為首的南越專家組，把他們對草案的修改意見過了一遍。
修改意見共有二十三處。有些是重大修改。西貢要刪掉把「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說成是一個「管理機構」的一句話，以避免在翻譯上的爭論。西貢要求加重對非軍事區的提法，強調它作為分界線的性質，規定越區襲擊是非法的。西貢堅持條文中不提臨時革命政府（河內在南方的政治機構）。其他的修改意見看來都關係不大，雖然以遲鈍聞名的西方人的思想也許還摸不透那些表面上含糊和不重要的詞句的有害性。要爭取對我們已經宣佈「完備」的文本作那麼多修改會遇到困難，我和我的同事們對此不抱幻想。但我們答應西貢我們再試試，而且是真誠地。我們花了整個上午，尋找他們提出修改的理由，以便確定我們在河內提出西貢的建議時按一個怎樣的輕重緩急的次序。氣氛是專業式的和嚴肅的，試圖估計哪些修改是爭取得到的和現實的。
我同邦克一起吃了午飯。將近下午兩點時，我們兩人到了他的辦公室等候被召到總統府再次會晤南越國家安全委員會，當時我們都很樂觀。在約定的時間沒來電話。過了約一個小時，黃德雅給邦克來電話，叫我們等著；會見改到下午五點鐘，說阮文紹有空就會通知我們的。對於會見推遲，他們既沒有道歉，也未作解釋。黃德雅只是講完通知，就把電話掛了；他大概一定看到亨弗萊·鮑嘉在電影裡是這麼幹的。下午四點半，即在原定的會晤時間後兩個半小時，阮文紹的車隊路過美國大使館，警笛聲震耳。直到下午五點半，總統府仍然沒有傳來半句話，這就引起了一次歷史性的事件：邦克發火了。他試著直接打電話給阮文紹，答覆是總統正在召開內閣會議。他於是要求同黃德雅講話，回答是這位新聞秘書不在樓裡，找不到他。又過了一個小時，即在原定的會晤時間後約五小時，阮文紹給邦克來電話，說內閣會議仍在進行，結束後馬上見我們。又過了三刻鐘，黃德雅來電話說阮文紹將在次日早上八點見邦克和我。邦克抗議說，會見的推遲意味著華盛頓作決定的時間至少要耽誤二十四小時，黃德雅乾脆把電話掛了。
我們回到邦克的官邸，坐在他那小小的書房裡，回味剛才發生的一切。很明顯，南越人需要時間討論一些重大的決定。但是他們的無禮態度暗示即將發生一場對抗。原因何在呢？阮文紹還沒有表態，他以前只是提問題。上午的專家會議看來開得還不錯。我們答應到河內把西貢的意見都提出來，當然我們不能保證結果如何。阮文紹和他的同事們都還沒有提出什麼原則問題，雖然有關北越軍隊的條款顯然使他們感到很不安。不管他們關切的是什麼問題，任何盟國都無權這樣對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而對邦克的態度也是極不公正的。我們感到了越南人狡猾地在外國人心中引起的無可奈何的氣憤。阮文紹一定以為我們的策略離了他不行；我們越認識到缺少不了他——不管用多麼惡劣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他就越能使河內丟臉，越能投合越南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他的討價還價的地位也就越強。
這不是我的想像；在總統府發生的一場大動肝火的爭吵很快表明了這一點。大約在晚上九點鐘——也就是在我們原來約會時間七小時之後——阮文紹打電話給邦克。他幾乎歇斯底里地抱怨說，三個星期前黑格到西貢來的使命是要組織一次推翻他的政變；而由我率領的代表團成員們正在繼續這個企圖。他要求我們住手。邦克和我是阮文紹多年的主要支持者，我們頂住了來自河內和反戰批評者們要我們搞掉西貢政府的要求。黑格在越南打過仗，他對阮文紹很欽佩。我們為了保全這位領導人吃了不少苦頭，現在竟被指責為企圖推翻他，這確實如同吞苦藥丸一般。雖然邦克這個人稟性溫和，他也不免發怒，把阮文紹的指責頂了回去。但是我們想發火也沒有時間，除了忍受，我們別無他法——阮文紹已經正確地估計到了這一點。我們讓日程捆住了手腳，我得在七十二個小時內到達河內，而我們的越南盟友內部在感情上分崩離析。總統府來的電話使人明確感到氣氛正在變成敵意的；他們既沒有提出具體的反對意見，我們甚至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或是該解決什麼問題。我們開始希望河內拒絕我們十月二十日交給他們的有關老撾和柬埔寨的條文，以使得問題變成純理論性的。但是我馬上產生了懷疑。我向華盛頓報告如下：
一個熟悉的模式正在出現。這使我們的地位極為脆弱。如果河內對我們最近發去的信再次表示認可，而我又拒絕去一趟，他們就會清楚地知道我們的困難所在。他們一定會公開要求我們簽署一項我們已經同意的解決方案。
我的預見證明是正確的。十月二十一日晚上，河內再次接受了我們所有的要求。北越人同意了我們有關老撾和柬埔寨的所有提法。他們通知我們，在柬埔寨沒有美國俘虜，但是在老撾的俘虜將同被拘留在南、北越的美國人一起釋放。他們也同意我在十月二十日通知他們的新「時間表」。我們的計劃在一切方面的進展都非常成功——只有對我們在西貢的盟友這方面卻例外。事實正如黑格在一份電報中指出的那樣：「我們現在很困難，你今天上午同阮文紹的會見是關鍵性的。」
幸好（在當時條件下）河內犯了一個錯誤，提供了拖延的正當理由。傑出的記者阿諾·德博什格拉夫突然獲得了去河內的簽證。更有意思的是，他並沒有申請簽證。一到河內，他馬上得到範文同總理的接見，而他也並未提出要見範文同。接見的談話將於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屆時我還在西貢，河內知道我將仍在爭取獲得南越同意的過程中。[4]河內也許仍在照先前的「時間表」而作這種安排的；在談話發表的當天我本應已經在河內了。不論哪一種安排，這次接見是不守信義的侮辱性行為，而且由於推遲的緣故幾乎成為致命的了。因為範文同在談話中對協定草案提出了北越方面有傾向性的解釋，這不僅同我們的解釋相矛盾，而且不符合談判商定的文本。他說阮文紹「落後於事態發展」；將成立「過渡性的三方聯合政府」；雙方將釋放所有拘留的人（包括平民）；美國將付給賠償。德博什格拉夫報道說，河內已經把協定定稿告知外國外交官，並正準備像是「慶祝勝利」的活動。範文同的談話肯定會激怒南越人，引起他們最嚴重的懷疑。這也使我們認識到黎德壽最近採取靈活態度是出於需要，而不是改變心腸。這次談話反映了他們的軟弱和兩面手法。範文同承認在達成解決方案後阮文紹仍將留任。通過那些有傾向性的詞句，他已表明協定實際上是就地停火，這點以前一直是被河內輕蔑地拒絕的。南方將繼續存在「兩支軍隊和兩個政權」。
幾乎同時，尼克松發來電報，就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同阮文紹的會晤給我作了指示。大家都同意這次會見是決定性的。指示要我盡量推動阮文紹，但不能鬧翻。我到河內去也將這麼做。最好的辦法是把最後達成協定的時間推遲到美國大選之後，並使越南雙方在此以前保持安靜。對於我如何達到這些目的，指示講得不清楚。（這使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這麼一個人，他說解決潛水艇問題的辦法是把海洋的水加熱，把潛水艇煮得只好浮起來。有人問他怎麼煮法時，他回答說：「我給你們出了主意，技術問題由你們自己去解決。」）但是尼克松的指示雖沒有提出明確的做法，它無疑表明選舉的考慮越來越促使尼克松要推遲解決，而不是像批評他的人後來所說的那樣要加速解決。
更有幫助的倒是尼克松親自起草的給阮文紹的一封信。尼克松在信中重申他認為協定按當時的文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信中還加了一條嚴重警告，這在我們盡力支持阮文紹之後，一定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如果你現在認為協定不能接受，而對方卻顯示他們為滿足對他們提出的要求作出了極大的努力，那麼我認為你這樣的決定將產生最嚴重的影響，使我無法繼續支持你和南越政府。
越南的事情總是難以預測的。次日（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八點同阮文紹的會晤，在經過不祥的預兆之後，沒有導致對抗。實際上，看來竟好像阮文紹在前一天演出一場鬧劇是為了表示一種獨立的姿態，使他能在最後的時刻附和我們的意見。越方有阮文紹和黃德雅，我方是邦克和我。阮文紹重申了對協定的反對意見，這些意見我們已經熟悉了。他重點反對北越軍隊繼續待在南方一事和國家委員會的組成——這個委員會沒有什麼作用，阮文紹在其中將有否決權，後來這個委員會根本沒有產生。我逐點回答了阮文紹的問題，把尼克松的信交給了他。他不失尊嚴地回答說，對我們來說，問題是如何結束我們對這場戰爭的參與；而對他說來，這關係到他的國家的生死存亡。他不僅要考慮協定的條款，而且要考慮南越人民是如何看待它的。因此他正同國民議會的領袖們磋商。他還要聽取他的顧問們詳細匯報我們對他們提出的修改意見的反應。他將在下午五點再次會見邦克和我，給我們最後的答覆。
邦克和我在會見後感到鼓舞。我樂觀地給華盛頓發報說：「我想我們終於取得了突破。」我請邦克給華盛頓發一份更詳細的報告，因為我要動身去機場赴金邊訪問。邦克發報說：「我們兩人在會見結束時都感到我們最終取得了突破……我們在會見結束時都更有信心地認為阮文紹將努力設法解決他的問題。」邦克在報告中還指出，河內想在停火前盡量多佔領土的企圖已徹底失敗。邦克還說，敵人的能力和他們的心願之間有很大的差距。「我們的結論是，儘管共產黨下了指示，敵人也試圖執行這些指示，但敵人無法有效地執行，而且在執行過程中遭到了傷亡。」
為了使越南的另一方保持安靜，我給河內發去了一封電報，誑稱我是在金邊接到他們的回電的。我的答覆要等我當天晚些時候回來後才能發去。
戰爭快結束了，有關柬埔寨的安排最複雜，同其他所有解決方案相比是漏洞最多的。
關於老撾和柬埔寨問題的處理有兩套文件。河內主張，在越南協定草案中，它只能就自己的行動作出承諾。例如它可以承諾從老撾和柬埔寨撤出自己的軍隊。至於交戰各方間的停火和釋放美國俘虜的保證，黎德壽只能答應河內盡力去說服它的盟友。而且河內作這種努力的承諾只能寫在同我們的秘密諒解中，不寫在越南協定正文內。因此，根據越南協定第二十條，河內保證從柬埔寨和老撾撤軍，不利用柬、老領土對本協定的任何簽字一方，就是說南越，採取軍事行動。
秘密諒解後來證明更為複雜。河內自信對它在老撾的盟友——巴特寮（老撾愛國戰線黨）——有影響。因此黎德壽答應在越南停火後三十天內在老撾實現停火，並為此簽署一份諒解書。至於柬埔寨，黎德壽表示他們對紅色高棉的影響較小。他只是籠統地口頭保證說，一旦戰爭在老撾和越南停止，「戰爭就沒有理由在柬埔寨繼續下去」。雖然我一再努力爭取一項更明確的關於柬埔寨停火的義務，得到的僅僅是河內書面肯定了黎德壽對我口頭說的話。我決定勸朗諾在巴黎協定簽字後馬上單方面建議停火（他後來是這樣做了），我還警告黎德壽，如果紅色高棉方面的反應是發動新的攻勢，這將「違背……本協定所根據的設想」。[5]我願意冒一下險，相信如果北越撤走軍隊並停止滲透的話，朗諾部隊在我們的有限支援下能夠遏制當地的柬共分子。事實上我們也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如果我們僅僅因為柬埔寨的停火安排有漏洞而拒絕簽署一項能歸還我們的俘虜和使北越撤出印支國家的越南協定，那我們在國內就會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這之前我曾派比爾·沙利文去曼谷和萬象，因為他認識泰國和老撾的領導人，他任駐老撾大使時同他們打過交道。沙利文帶回了他們的熱情支持。據他說，梭發那·富馬歡呼：「他們徹底失敗了。」泰國領導人的反應也差不多。但由於我們的援助有限，而且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條款措辭含糊，我想我有責任親自去向朗諾說明情況。
這是一次令人慚愧的會見。雖然朗諾確有理由感到不安，但他沒有像西貢那樣挑剔或無禮。柬埔寨人所得的援助同我們每年給西貢的援助相比是極少的，但他們繼續信任我們。朗諾對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表示贊同，儘管他知道他的國家是印支國家中唯一沒有具體規定停火日期的——不過北越人已肯定地承諾要撤出。朗諾甚至答應在協定簽署時由他發表一項聲明，表示堅決支持。
因此，金邊之行也是令人痛苦的，不過痛苦的原因同我在西貢會談時的情況正好相反。在所有曾指靠我們的領導人中，朗諾是最不變心的了。在所有受北越在印支謀求霸權之害的人中，柬埔寨人民的民族抵抗精神是最強的，而且得到的外援是最少的。由於我們國內的爭論相持不下，柬埔寨確實為此受牽累最大。我們的部隊從（北越在柬埔寨的）庇護所撤出以後，那些曾譴責一九七年進軍的人竭力阻撓給這個被圍困的國家任何有效的援助，似乎為了懲罰自由柬埔寨人，說他們作為受害者的風格還不夠高。那種認為我們不能陷進柬埔寨泥坑的主張使國會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把給柬埔寨的援助限制在約三億美元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數目（相當於我們花在越南的錢的百分之三左右），限制了派在我們駐金邊大使館的武官的人數，並且禁止派遣軍事顧問。我們的立法甚至不准我們的武官訪問柬埔寨部隊。關於我們要陷進柬埔寨泥坑的說法只是貌似有理，或者是基於一種錯誤的和越南等同的想法。北越在南方的部隊戰線已經拉得太長；河內無法給他們增兵；只要柬埔寨力量有所加強就一定會對他們造成強大的壓力。紅色高棉起初是無足輕重的。我們的自我克制只是讓可憐的柬埔寨人只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對付河內的死敵，而使當地殘忍的紅色高棉獲得時間為最終的征服積蓄力量。事情本來可以不是如此的。我們放棄了機會，沒有武裝那些渴望進行抵抗而且能在抵抗中使北越——不是我們——陷入消耗戰的人。不論人們對我們最初的進軍是否明智這一點持什麼觀點，有些人為了要維護柬埔寨的獨立而發怒，但是當北越和紅色高棉決心要征服柬埔寨時，他們卻使維護這個國家的獨立的抵抗無法有效。他們的邏輯是難以理解的。
後來，朗諾寬宏大量地贊同了協定，宣佈了單方面停火，並呼籲進行談判。滅絕種族的敵人不理他的呼籲；在一年內美國國會通過立法禁止用我們的空軍力量去幫助他。柬埔寨人民應該得到更好一些的待遇。
越南的特點是，別人單是失敗還滿足不了安排越南命運的復仇之神的慾望，他們還必須使別人心碎。我抱著成功有望的喜悅心情回到了西貢。我以為我們取得了朗諾的同意，就可以回家了。邦克和我在下午五點鐘準時會見了阮文紹和黃德雅，談了將近兩個小時。會見結束後我給黑格發去了災難性的消息：「阮文紹拒絕了整個方案或者它的任何修訂本，他也拒絕在此基礎上再進行任何談判。」
這是一次奇特的會晤。阮文紹能講流利的英語，但他不講。他講著講著，幾次流出眼淚。邦克和我都認為這眼淚與其說是出於悲傷，不如說是出於怨恨。黃德雅當翻譯，在翻譯到有關段落時，他也哭了。
會晤時，先由我向阮文紹介紹了我在金邊、曼谷和萬象磋商成功的情況。阮文紹不以為然，說他並不感到奇怪，這些國家沒有被人「作為犧牲」。他說美國顯然同蘇聯和中國「串通」要出賣南越。他不參加這種交易。他第一次透露，起碼在一年前他就感到自己被出賣了，當時我們建議他同意在新的總統選舉前一個月提出辭職。雖然當時他接受了建議，沒有提出抗議，而且在不到三個月前還重申了這一點，這件事顯然在他內心留下很深的傷痕。他說：
自從美國要我辭職，並且在辭職時間上同我討價還價之後，如果我不是軍人的話，早就辭職了。因為我看到，我認為是朋友的人拋棄了我。不論對我個人的恥辱會有多大，我將繼續打下去。我最大的心願是能簽署一項和平協定。我並沒有告訴任何人說美國人要我辭職，那樣美國人會同我一樣不光彩。我裝成是我自願提出辭職的。
我平心靜氣地回答說：
我欽佩你講話中表現的勇氣、獻身精神和英雄主義。但是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對你關於我們串通蘇聯人和中國人的說法不能不表示十分氣憤。你想這怎麼可能呢？我的總統為了幫助你們，在五月八日甚至冒了可能毀掉他整個政治前途的危險。我們同蘇聯人和中國人談是要他們向河內施加壓力。我們真誠地相信，擬議中的協定維護了南越的自由——我們的原則同你們的原則是一致的，而且我們維護了這些原則。你只面臨一個問題，而尼克松總統面臨的問題卻多的是。你認為我們毀了你的想法，不會為任何美國人所理解，尤其是尼克松總統。
說到具體問題，我們沒有承認北越有權留在南方。我們使用了日內瓦協定的語言，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制訂實際解決方案的最好辦法。如果我們真想出賣你，另有許多更容易的辦法。
我指出我們現在有一個實際問題：「我們已經打了四年仗，把我們整個外交政策押在保衛一個國家上面。你剛才說的話使我們很痛心。」顯然，如果他不同意，談判就無法進行下去。我要回華盛頓去了。如果我們不想嘲弄我們已作的犧牲，那麼避免一場對抗是符合我們兩國利益的。我建議在我動身之前向他作辭行拜會。我們定的時間是次日，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早上八點鐘。
如果說十月八日當河內最終放棄它的所有政治要求那一天是我在為政府服務生涯中最激動的時刻的話，那麼現在是我，至少是迄今為止，最傷心的時刻。不論現在再發生什麼，阮文紹的反應決定了戰爭不會很快結束，或者不會以能夠彌合我們國內分裂的方式結束了。我曾熱烈希望我們能帶來和平，以使那些作出犧牲的人感到他們的痛苦是值得的，使反對過這場戰爭的人能把這一和平看作是他們努力的結果。作為一個團結的人民，我們便可轉而致力於建設富有希望的新國際秩序中的積極任務。阮文紹的行動很可能使和平談判毒化我們的未來，正像戰爭的進行抵押了我們的過去一樣。如果我們不能按照「時間表」在十月三十一日前達成解決，河內必將公開指責我們撕毀和平協議。如果河內把和平條件公佈於世（它無疑會這樣做的），那麼批評我們的人——他們一直要求我們降低條件以求解決——將不接受任何辯解而責備我們未能簽署協定，何況河內已經接受了我們自己的建議。河內可以確切地歷數他們從十月八日直到十月二十一日一再作出的讓步。任何對越南問題有所瞭解的人都懂得，我們只有延長戰爭才能爭取到一個更好的協定，而國會已明確表示決不支持延長戰爭。如果我們不能大體按照目前的條件謀求解決，國會將通過立法簡單地用撤軍交換俘虜，從而迫使我們退出戰爭。河內既已放棄它的政治要求，一定還會立刻抓住這個機會；這對河內來說比目前的方案要好得多。那樣戰爭結束的方式將很糟糕，對西貢將遠為不利，對我們國內的分裂作用將大得多。
然而，我沒有反悔的餘地了。阮文紹的行為確實惡劣，但我們的爭吵是為了一條原則：即美國沒有出賣朋友。我同意尼克松的意見，攻擊阮文紹不符合我們所作出的犧牲。我的責任是把事情辦好，而不是讓事情滑向混亂。在這四天中阮文紹使我們越陷越深，他對此要負重大責任。如果在我到達的當天阮文紹就表明他的真實態度，我們肯定會給河內發去另一種信息。然而我們不能動個人感情而把千百萬美國人已為之忍受痛苦達十年之久的事情全都鬧翻。我們也不能冒險讓阮文紹的歇斯底里發展成更大的絕望而把我們的分歧公開化，從而促使河內又一次拒絕妥協。但是我們也不能讓阮文紹認為他難住了我們，或者我們會放棄我們的大目標。我們必須使他清楚地認識到，任何時間的推遲都只是策略性的，是為了給他一個機會來掩蓋我們的分歧，並提出小的改進要求而不能要我們根本推翻我們解決這場戰爭的決心。
對待河內，我們也要走一條同樣細的鋼絲。我們必須使北越政治局相信，我們決心基本上按現有的條款締結協定。但是我們也要使河內懂得，他們不能利用我們和西貢之間的分歧以求在最後的時刻逼我們做我們四年來一直拒絕做的事，即推翻南越的政治結構。
當我和洛德在西貢同遠在一萬英里以外的華盛頓的總統和黑格整夜多次聯繫時，上述考慮是我們交換意見的中心思想。戲劇性的事件常是在不相稱的環境中發生的。我們的總部是我在邦克官邸裡的一間小臥室。在那裡我們無法同華盛頓進行迅速的聯繫。保密電話不通，公開的電話不保密。雙重密碼制使通信十分緩慢，以致華盛頓還沒有答覆我們的前一封電報，我們已發去了第二封。在西貢已經是午夜了。我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洛德坐在我的床上寫下我的話。然後他到隔壁房間起草電報稿。院子裡有一名司機和一名通信員，等著把洛德的電報手稿送到大使館通信中心——已事先搞好聯繫，有把握不致因戒嚴而受阻。在起草兩封電報的間隙時間，洛德和我就考慮我們面臨的難題和選擇。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想法是要在河內發火以前趕回華盛頓。更使人著急的是，用電報聯絡一次只能把我們的一套想法發去。像對話那樣交流思想是不可能的，不成熟的想法寫成了正式的建議，而且也被當作正式建議來考慮。有幾次，線路兩頭的人都改了主意，但是話還未來得及傳給對方，白宮和我已經在答覆作廢的電報了。
星期天我和阮文紹之間的災難性的會晤一結束，西貢時間晚上約八點我就給黑格發報說，我們現在有兩種選擇。我可以按原計劃去河內，把西貢的修改意見提出來，然後來回地跑（當時還沒有「穿梭外交」這個詞），直到南北雙方意見達到一致。第二種辦法是我馬上回華盛頓；同時黑格將通知多勃雷寧，我們在西貢遇到了重大的障礙，我們只得同黎德壽再開一次會，向對方說明。我們希望蘇聯協助，使河內保持克制。我建議說：「顯然我是贊成第二種辦法，而提出第一種辦法（去河內）僅僅是為了表示考慮全面而已。」
我越想越覺得到河內去沒有滋味。如果我去，我將陷入幾乎肯定不會有結果的會談之中；同華盛頓的聯繫也困難；難以預料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麻煩。如果事情鬧僵，我頂多只是個過客。我得盡快回華盛頓。後來發現，好笑的是尼克松在華盛頓開始擔心我會去河內，而我在西貢則開始擔心他會違背我的建議接受第一種選擇而命令我去河內。因此，我還沒收到對第一個電報的答覆，就又發了一個報：「我再三考慮，認為唯一可行的途徑是去找蘇聯，並須立即行動以便趕在下述口信的前頭，該口信須於今天（星期日）巴黎時間晚上十一點在巴黎交出。」（西貢時間是星期一早上七點，也就是說還有約十個小時。）
口信是以總統的名義準備在巴黎交給北越人轉河內的，旨在爭取足夠的時間讓我在河內發火之前趕回華盛頓。口信全文如下：
總統以感激的心情讀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的來電。該電使總統提出的有關老撾、柬埔寨和美國俘虜的各點都得到了滿足。
正如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所知，為了爭取達成協議，美國方面在西貢、萬象、金邊和曼谷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越方也知道，美方始終認為它不能單方面行事。不幸的是，在西貢遇到的困難比原先預料的更為複雜一些。其中某些困難所涉及的事情美方認為有責任向越方提出。
總統謹通知總理，在這種情況下，他已請基辛格博士立即回華盛頓研究下一步的行動。
總統必須指出，越方接見阿諾·德博什格拉夫的談話是違背信義的，對造成西貢目前的情況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總統請越方在他向越方遞交更長的信來說明他的考慮之前，不要採取公開的行動。總統的信將在二十四小時內送去。
美國方面重申信守協定草案的實質和基本原則。
在那時，就我們而言，我們已經決定要回華盛頓，而且已經通知了河內，白宮卻答覆了我的頭一封電報。尼克松強烈反對到河內去的主張，儘管這個意見就在那時也僅僅是為「考慮全面」而提出來的，同時還提出了一個具體的相反建議。[6]黑格以尼克松的名義給我發來大批電報，強調去河內是不明智的。太平洋兩岸的火氣都上升到危險的程度了。我回電說：
我想我們現在無論如何不能表現出任何驚慌。每個人都應顯得很樂觀，要給人以我們很接近達成協議的印象。如果我們被追問得厲害，我們應該只說，會談的最後階段總會出現一些技術上細節問題的。如果我們真的被逼到牆角，我們應集中談在南方的北越部隊的問題。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阮文紹成為公眾咒罵的目標，這不是為了他，而是為了我們自己。如果阮文紹成了反派角色，那麼即使我們最後能克服他的反對意見，我們八年來所做的一切就全成問題了。
我相信，用不了幾個星期，我們仍然可以取得一個合理的結局。我已經要邦克向阮文紹做工作。所有情報都表明，他正在積極準備停火。所以他很可能讓步；特別是如果我們在大選後繼續保持堅定立場的話。另一方面，如果他不讓步，河內和我們仍然有希望簽署一項協定，我們可把它推薦給其他方面，讓他們接受。這就可以給阮文紹一個機會說他的意志被人強姦了，但是最終他會讓步的。我們只能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才搞一筆純雙邊的交易。
到關於我的（已取消了的）河內之行的混亂已經消除時，另一個矛盾又產生了；這次是關於我提出的對北越全面停炸的建議。我們曾向北越人表示，在我抵達河內二十四小時之前將全面停炸。我沒有想到我們會在這個問題上食言，在河內接受我們的全部建議後還繼續進行大規模的轟炸。（對二十度線以北地區的轟炸原來說在我到達西貢時就停止的。）另一方面，我本應該懂得在大選前停止轟炸會刺激尼克松最敏感的神經。雖然總的說來尼克松對約翰遜總統是很尊敬的，但他相信（約翰遜）一九六八年停止轟炸是一個選舉花招，目的在於使他在最後一秒鐘還難以肯定取勝。他此後不斷對他的同事們說，這是單方面的出賣。無論如何不能期望尼克松再搞看來是同樣的花招。他拒絕了我的建議，雖然他同意繼續轟炸二十度線以北地區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阻礙協議的是西貢，而違反日程的是我們。
關於我的河內之行和對阮文紹的態度，華盛頓和我雖然意見一致，但有激烈的爭論。關於停炸的意見確有分歧，但奇怪的是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卻很冷靜，並獲得了合理的解決。尼克松是對的，我的反應是過分了。對北越二十度線以南地區的轟炸仍然繼續，其目的是切斷對在南方還在繼續的戰爭的供應。
我最多只睡了三個小時後，由邦克陪同去向阮文紹辭行，那是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八點鐘。那是一次令人悲傷的會見。我試圖消除不愉快。阮文紹儘管有許多毛病，他是愛國者，曾為國家的獨立而英勇鬥爭。我想，一定不能把他推過邊緣，使他採取魯莽行動或公開對抗。我告訴他，我已要求再次會晤黎德壽，向他們提出西貢的建議。我希望阮文紹在此期間不要同我們公開爭論。我們方面不會公開批評阮文紹。為了不使他產生幻想，我強調我們認為協定草案是好的，我們將在該協定的範圍內繼續往前走。我們將爭取有盡量多的修改建議被接受，但我們不會改變草案的基本內容。最後，我對這位勇敢的南越總統強調我對他作為一個愛國者和軍人的敬意。但是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訴他，如果戰爭按照目前的規模再打六個月，國會將切斷我們的經費。我說：
重要的是不能使我們已經作出的犧牲變為白費。如果我們繼續對立下去，你會獲勝，但最終我們雙方都會失敗。美國的報界、新聞界和知識分子都把他們的利益寄托於我們的失敗，這是事實。如果這幾天我顯得急躁，那是因為我眼看要失去良機……我不是想說服你，而是想要你理解我們試圖做的事。如果我們不以我們的關係為重，我們就不必制定新的計劃——我現在懷著悲痛的心情而走，原因也就在此。我們將盡力而為，邦克會同你聯繫的。
阮文紹現在冷靜多了，他再次重述了他對協定的反對意見，立場稍有軟化。他現在強調要加強有關非軍事區的條款（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這些條款關係到滲透和增兵的問題）以及有關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這一軟弱機構的組成問題的條款（這是雞毛蒜皮）。他同意在南方的北越部隊問題可以以北越撤軍但不宣佈的方式得到實際解決。（我們沒有得到河內的這種許諾。如果擬議中的協定得到遵守和滲透停止，那麼北越部隊實際上會逐步消亡。）阮文紹還鄭重其事地表示同意我對美國國內形勢的分析。他說，但是這對南越來說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他表示決不會公開批評美國。他說：
我（昨天）答應了要避免任何對抗，而且說我不會公開承認尼克松總統和我之間有什麼分歧……
我仍然把尼克松總統看作是朋友和戰友。不論我是否當總統，我將努力創造條件使美國能幫助越南。如果我成為美國提供援助或爭取和平的障礙，我可以不當總統。我無意批評尼克松總統。我只是想指出，同今後柬埔寨和老撾會出現的形勢相比，我認為這個方案對南越不利。但是朋友之間沒有理由產生仇恨，所以我建議我們忘掉過去說的話。
在向西貢表明我們將按目前的協定繼續進行努力以後，我們還要說服河內也相信這一點，同時不使它利用西貢和華盛頓之間的裂縫。在即將離開西貢的時候，我以總統的名義給巴黎的蓋伊上校發了一個電報，讓他轉交給河內的代表。我挑的時間是巴黎時間下午三點，在西貢是晚上十點，也就是說我早已登上去華盛頓的歸途了。加上電報轉遞的時間，我也許能在河內作出反應之前趕到華盛頓。電報的關鍵段落是這樣的：
美國總統謹通知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如下緊急事項：
美國有誠意地執行了同越南民主共和國在巴黎討論過的總原則和實質內容。越南民主共和國一定已獲悉基辛格博士和他的同事們在老撾、柬埔寨、泰國和特別是在西貢所作的巨大努力。
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同時也知道，美國的一貫立場是它不會把一個單方面的解決方案強加於它的盟國，美國只會在協商的基礎上前進……
總統重申他堅信在最近的將來協定就能達成。越南民主共和國和美國雙方有必要以我們會談中迄今一直表現的同樣的誠意共同探討目前的困難。
為此，總統建議特別顧問黎德壽和基辛格博士盡早在巴黎再次會晤，商量解決剩下的問題。基辛格博士將在越南民主共和國規定的任何日子前來巴黎。在目前情況下，在這些額外的會談結束之前，基辛格博士不可能去河內。
為了表示誠意，美方將維持目前對轟炸的限制，直到會談結束。
美國方面必須警告，任何想公開利用目前的暫時困難的企圖，只會使談判延長。
戰爭打了這麼久，造成的感情對立已如此之深，在通向最終解決的道路上出現一些暫時障礙是難免的。
美國仍然決心探索每一條通向和平的道路，並敦促越南民主共和國領導以同樣的善意和合作精神同它一起努力，正是這種善意和合作精神使得談判已非常接近於達成解決。如果繼續保持這種態度，目前的問題肯定可以得到克服，而且應該在已達成的協議的基礎上早日獲得解決。
歸途
這一個星期是富有戲劇性的，也使人精疲力盡。我們是十月十六日上午出發的，當時希望回國時能帶回符合我們價值觀念的和平，結束我們全國人民的痛苦。我們沒有成功。我們確實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河內在十月八日提出的原草案本身就是一個這樣的突破，在其後的兩周內又有重大改進。和平條約草案的條件已超過了我們兩年來所提的要求，為此我們可以感到自豪。雖然我們的歸途籠罩著失望的陰影，它也充滿了決心。雙方立場已如此接近，雙方的投資已經這樣多，現在很難倒退了。在今後幾天裡，我們將努力使破鏡重圓。多少人的希望寄托於我們的努力，為了他們，我們現在不能灰心。
我時常回憶這段充滿風雨的日子；我想如果我們對阮文紹表示更多的同情是否可能導致另一種結果。最理想的辦法也許是，我們應給他更多時間以為行將發生的事情做好思想準備。但是速度也使條件大大改善。把我個人對他的尊敬撇開不論，我不相信一個放慢一些的日程或者更早地同他商量會改變他的態度。這是一件悲劇性的事，不是人們估計中的小錯誤。雙方各沿自己必須走的道路前進，走到了這一點，注定要相撞。阮文紹立場的邏輯要求他擺出一副敢於不妥協的姿態，以證明華盛頓和河內不能決定他的命運——正如河內對我們的做法，逼我們趕快，部分是由於想表明阮文紹是我們的傀儡。不論我們怎麼做，阮文紹總是要搞點動作以爭取時間，並找辦法同我們對抗，正像他過去在黑格和我去訪問時也頂過我們一樣。
我們的失望產生於一種誤解：我們未能及早地摸透，阮文紹真正反對的不是具體的條件，而是任何妥協。結束戰爭必然要引起阮文紹和我們的衝突，除非河內徹底投降。主權按它本身的定義就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使阮文紹不能全部控制他的領土的結局對他都是一個挫折。他也許無力改變地面上的力量對比，但是這遠不意味著他會接受現狀作為一種法律義務。他曾接受過各種意味與此不同的妥協方案，不是出於信念，而是作為取得美國繼續支援的代價。我們美國提出了一系列建議繼續支持西貢——這些他都接受了——以表明我們願意作出特別的努力。但是這些建議，包括就地停火、新的選舉和美國撤軍的影響加在一起，等於給了西貢以不同於河內的法律地位。這是最使他傷心的。從阮文紹的觀點看，他是對的。他是用越南人的辦法進行鬥爭的。固執、頂撞和旁敲側擊，這些是他的武器。下面這些都不是他的錯，即在一九六一年我們發動了一個戰役，其策略是美國人民無法支持的；在一九六三年他是得到我們鼓勵推翻吳庭艷的軍官之一。他大概過高估計了我們的機靈和力量；他以為我們懂得他的保留態度。我們方面則誇大了他口頭上講的話；我們不加懷疑地認為他對我們說的是他的真意。到了一九七二年底，這些矛盾就變得難以一下子解決了。用另一種方法也許只會增加他進行拖延的可能性，同樣不能避免出現僵局，也許反會使僵局出現得更早，使它更難於擺脫。阮文紹的目的是獲得全勝；我們則要一個體面的妥協。到了一九七二年十月，這兩種立場已無法調和了。
在歸途中我知道華盛頓會有很多人主張先把和約草案丟開，等大選以後再去賭博。我決心維護條約草案，不管我們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壓力——要頂住河內要求簽署現有條文的壓力；頂住西貢關於放棄協定的要求；頂住華盛頓想走回頭路的傾向（其結果將會使事態失去控制）。我從黑格十月二十一日來電中就已經感覺到上述這種傾向，當時阮文紹的頑固態度已初露端倪。黑格建議：如果事情鬧翻，我們就應該反對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說它是一個聯合政府，並對協定提出異議，說河內想通過它來加強自己的安全，同時只作出含糊的保證。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幾年來所提的條件都比不上現在的條件有利。尼克松曾在十月十二日批准過一個更差的草案。在所有重要段落上，河內剛剛接受了我們的語言。十月二十二日，我給黑格復電說，我們不該「貶低一項我們無力再作重大改進的協定，而應把它看作是巨大的勝利」。十月二十三日，我又給黑格發去了一封措辭尖銳的電報：
關於你對協定內容的描述，我願意提醒你，當我們談成時，你曾說這是一個好的協定。其後，協定在有關柬埔寨、老撾、國際會議、美國俘虜、南越戰俘和替換條款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進。至於要求阮文紹放棄他的領土主權，這不正是停火協議所往往意味著的麼？我們早在一九七年十月就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後來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和五月又重提過。這些方案難道不都會導致當前這種局面嗎？
許多戰爭都是由於不幸的膽怯而失敗的。但是軍人們不能抓住解決問題的時機也造成過巨大的悲劇。
我認為時機已經到來了。我在飛機上給華盛頓發電說，如果河內把事情公開出去，我就舉行記者招待會，承認有這個協定，並表示協定是一個重大進展，但要堅持說，有些細節尚待商討，不受人為的時間限制。我將通知河內，協定的基本內容不會被放棄，但需作某些修改；我將通知西貢，我們將給它更多的時間並爭取作一些修改，但是協定的基本結構不能改動。
這一策略，被總統所接受，後來促使我在回國後舉行我的第一次電視記者招待會。一句話總括了這一戲劇性的事件：「和平在望」。
[1] 《尼克松回憶錄》（紐約：格羅塞特和鄧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六九三頁。
[2] 十月達成協議時，黎德壽和我商定了一個提法，各方承諾「建立一個管理結構，叫做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河內想在越南語譯文中把「管理機構」一詞譯成含有政府當局的意思。十月十二日在巴黎的技術性會談中，洛德和恩格爾明確拒絕了這一越南文譯法，並堅持用一個不含政府意思的較弱的詞。此事留待以後解決。要不是河內十月二十六日發表了協定，致使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甚至很細小的問題，都變成了威信問題，幾乎可以肯定它很快就會在這一點上讓步。
[3] 例如，見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尼克松的記者招待會；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尼克松的演說；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尼克松總統和阮文紹總統的聯合聲明；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理查森國防部長在《同報界見面》專題節目中的講話；一九七三年四月二日理查森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證詞；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理查森在出席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會議前對記者的談話；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我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記者馬文·卡爾布的談話；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威廉·沙利文大使在《同報界見面》專題節目中的談話，以及美國國會、參議院和撥款委員會收集的資料，《向南越提供緊急軍援以及經濟和人道援助》（一九七五年），第九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一九七五年）上《撥款委員會聽證記錄》，第十九至二四頁。
[4] 我們在十月二十一日事先收到了接見記錄文本；德博什格拉夫提供了接見的原始記錄以換取戈德利大使同意他利用駐萬象大使館的通信設備把他的新聞稿發往紐約，除此別無其他迅速而可靠的電台可用。
[5] 我在十月二十日給河內發去的一封電報中列述了如下的有關保證：關於柬埔寨，美國方面是按照黎德壽特別顧問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和十月八日、十一日同基辛格博士秘密會談中所作的下述聲明而行事的：「越南戰爭和柬埔寨戰爭這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越南戰爭解決後，戰爭就沒有理由在柬埔寨繼續下去」（九月二十七日）；「一旦越南問題得到解決，柬埔寨問題當然也就解決了；越南戰爭的結束將產生很大的影響，也許能立即使柬埔寨的戰爭結束」（十月八日）；「我們之間的一項諒解是，越南民主共和國將遵守如下原則，即所有外國軍隊，包括它自己的軍隊必須停止在柬埔寨的軍事行動，從柬埔寨撤出並且不再派入」（九月二十六日）；「越南民主共和國在柬埔寨將遵循同它在南越和老撾所遵循的同樣的原則，即它將不向柬埔寨運進部隊、軍備和戰爭物資」（十月十一日）；「如第十八條（後來是第二十三條）所述，本協定規定的義務將於簽字之日起生效」（十月十一日）。美國方面重申基辛格博士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闡明的觀點：如果在柬埔寨問題解決之前在那裡發生危及目前局勢的進攻性活動，這將違背第十五條（b）〔以後是第二十條（b）〕的精神和本協定所根據的設想。十月二十一日，河內在書面回信中確認了上述各點，並書面保證它將「積極為恢復柬埔寨的和平而努力」。
[6] 使事情更為複雜的是，尼克松看來還在答覆我前一天發去的電報，那些電報所談的完全是另一個問題。看來他以為我決心要去河內，而記錄並不能證明我是那樣。他在回憶錄中引用了我在十月二十一日發出的一封電報作為證明（《尼克松回憶錄》，第六九九頁），而該電報所處理的是不同的局面。十月二十一日上午，當南越小組對協定提出二十三處修改意見後，我們便面臨著在什麼地方以及如何把這些意見向北越人提出的問題。為了不使河內把事情公開化，我建議我可以按照「時間表」去河內，提出修改要求，以圖把我的訪問作為一種手段，使協定的達成拖到選舉之後。這一電報是在夜裡傳到華盛頓的，因此耽擱了約十二個小時沒有處理。（《尼克松回憶錄》第六九九頁引語是摘自我更早的時候發去的一封電報，當時我的印象是，只要文件能作些改動，西貢將會接受。）到那個時候，阮文紹已經取消了原定當天晚些時候舉行的會議，並像已描述的那樣怠慢了邦克。在這種情況下，我撤回了我原來的建議。我還沒有收到對第一封電報的復電就給黑格去電說：「我將盡力防止在這裡把事情鬧翻。無論如何，我看不出阮文紹會從中獲得什麼好處。我將找借口取消河內之行。」由於某種原因，對第二封電報既沒有已被收悉的消息，也沒有給予答覆。但是建議仍然要去河內的第一封電報卻成了雙方感情衝動地交換電報的話題。更令人生氣的是這些電報已經時過境遷，毫無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