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內公開秘密
十月二十三日，我從西貢回華盛頓的路上感到心神不寧。當時我和同事們正在埋頭研究卡了殼的和平協定草案的細節，尼克松卻最不願意聽這方面的情況。他正處於競選連任總統的最後關頭，這是他在二十五年極度緊張的政治生涯中的最後一次競選。他的抱負是要以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多數取勝，並認為只要注意不讓競選的最後兩個月發生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因此，他希望越南方面不要冒出新的引起大選中爭論的問題，而想在兩個星期之中避開越南問題，等大選一過馬上予以處理。他指示我設法保持事態沉寂。我確信，我們在越南的敵人和盟友都不會讓事態沉寂。
撇開大選考慮，尼克松當然是急於結束越南戰爭的。然而他善於抓住事物的關鍵，懂得如果在大選前達成和平協議，而阮文紹一造反，這種協議就可能顯得是投機行為，使事情變得糟糕。鷹派就會對維護協議失去信心，而鴿派則得到了不予支持的口實。麻煩在於，儘管尼克松的分析是正確的，但掌握對抗時機的卻是河內，而不是我們或阮文紹。
我盡了最大的努力，雖然神經越來越緊張。到十月二十三日為止，我和同事們在外奔波已超過兩個星期：巴黎、華盛頓，又到巴黎、西貢、金邊，然後回華盛頓。在此期間，我們很少有四小時以上的睡眠時間，情緒急劇變化，從希望到懊惱，從洋洋得意到悲觀絕望。現在我們也還不能松勁。千辛萬苦擬就的協定草案有毀於固執成性的越南雙方之手的危險；華盛頓的大選熱潮和黨派鬥爭情緒有可能使美國脫離正道。我們不知道，如果我們回到這場無休止、無結果的戰爭，對已經接受我們自己提出的條件的莫斯科和北京的盟國進行轟炸和封鎖，莫斯科和北京能對此保持多久的沉默。
我努力支撐著局面。十月二十三日我已通知河內我正歸途回華盛頓，但願意會見黎德壽以完成談判工作。十月二十四日，我要求駐西貢的邦克同阮文紹和陳文林外長保持密切聯繫。邦克須向兩人明確表示，我們打算努力取得和平協定。我們可以容忍阮文紹作某種「做給國內看的姿態」，但他必須記住，他的基本支持力量在於我們對他的信任：「……不論他從目前這個基本上很可行的方案中再得到什麼讓步，它們根本補償不了最終失去美國支持的可能性……」同一天，莫斯科送來一封語氣較悲觀的信，提出如果我去河內，我們將仍然能夠「完成整個工作」。在西貢目前的思想狀況下，這樣做顯然是不可能的；但這封信至少表明北越仍很希望繼續前進。我對多勃雷寧說，我們準備完成協定，這個諾言甚至在美國大選後仍有效。我還向中國駐紐約的黃華作了通報，請他回想在杭州深夜就《上海公報》進行最後一次談判的情景。當時周恩來同意我們重新談判，從而確保了公報在美國得到普遍的贊成。如果中國能對越南施加影響，勸它以同樣明智的態度恢復談判，結果將會令人滿意。十月二十五日，北京送來一封信（顯然是在接到黃華有關同我談話的報告之前就起草的），勸我們抓住目前「極為有利的時機以結束越南戰爭」。中國人明確責備西貢製造麻煩，表示相信我們有誠意（這是不同尋常的姿態），但是加了一個虛擬的反問：「……怎麼能禁止世界人民產生疑問呢？」
與此同時，河內駁斥了我十月二十三日的去信，指責我們的態度不「嚴肅認真」，並且不祥地說：
如果美方繼續利用各種借口拖延談判，推遲簽訂協定，越南戰爭必將繼續下去，美方必須對它造成的一切後果負全部責任。
如果美方確係嚴肅認真並有誠意，就必須嚴格履行它對雙方商定的協定和時間表作出的承諾。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的上述聲明是極為嚴肅的。美方應該充分重視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在這封信中闡明的觀點。
在這封信中，河內的語氣雖然堅定，但卻沒有以往信件中的蠻橫好戰的氣勢，它沒有威脅取消協定的意思。河內要求在河內時間十月二十四日給予答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收到信時已是北越時間十月二十五日。然而，我們還是在十月二十五日立即給了一個口氣很平靜的答覆。我們說，不斷重複無根據的指責只會把事情越搞越糟。我們建議在十月三十日開始的一周內再次會晤，我將「帶著實現最終解決的指示」前來。一俟達成協議，即使西貢不參加，我們也將停止對北越的轟炸：
我們在十月秘密會談中採取的方針是美國的既定政策。美國決心盡快結束戰爭，並將盡最大的努力消除已產生的障礙，至遲在十一月底之前。
同一天，這封信的抄件由信使送給了中國人。我還隨時向多勃雷寧通報情況。但我們這封信沒有對河內的決定產生影響。因為在十月二十五日夜間，即在信還沒有到達河內以前，河內就把秘密公開了。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早晨五點三十分我被叫醒，得知河內電台廣播越方對事情經過的說法已有好幾個小時了，先是用越文，接著用法文，最後用英文。河內電台披露了一個月來的談判記錄：在十月八日的秘密會談中，北越採取了「極其重要的新的主動」，提出一份新的和平協定草案。河內電台準確地概括了草案的要點。「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建議，越南民主共和國和美國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中旬簽訂這項協定」——這就承認是河內要求在美國大選前簽署協定，而不是我們。河內電台援引我的話，說我承認新建議「確是一項重要的、具有根本意義的文件」。它還報道了美方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的信件，說美國總統稱協定文本是「完備的」，並且對河內作出的讓步表示滿意。河內電台接著敘述了「時間表」，以及河內應美方要求多次同意推遲執行「時間表」的情況，並說，然而美國尋找種種「借口」不按時間表行事。因此，河內「強烈譴責尼克松政府缺乏誠意和缺乏認真態度，」並且要求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簽署協定。河內電台最後用相當消極的口氣號召「全國各地的戰士們」不顧「一切艱險和犧牲」堅持鬥爭。
事實上，在這次報道方面河內並沒有勝過《紐約時報》多少。同一天（十月二十六日）上午，該報刊登巴黎、西貢和華盛頓三地有關停火的報道和佔五欄寬的標題：「據稱美與河內就停火時間表達成協議，預期西貢即將同意。」最明目張膽的洩密來自巴黎，在那裡弗洛拉·劉易斯自稱從「法國高級人士」處獲悉，黎德壽和我「就停火及其後的政治解決達成了很大程度的諒解」。（這些法國人幾乎肯定是從北越人那裡得到消息的，正如德博什格拉夫所預示的那樣。）一周來，當阮文紹斥責河內的建議為不可接受時，從西貢也不斷洩漏了消息。他在十月二十四日的講話中宣佈：「在最近的將來可能實現停火，」誠然這句話被淹沒在一長串尖銳的譴責聲中，他反對任何不包括北越從南越撤軍或包括成立三方聯合政府內容的方案。馬克斯·弗蘭克爾在發自華盛頓的報道中說，「美國官員」認為「只要西貢或河內不採取極端愚蠢的行動，最近幾周內，也許甚至在十一月七日大選日以前」就可能實現停火。十月二十五日，我在同弗蘭克爾共進午餐時，只告訴了他這個總的前景，而沒有細談，目的是使河內放心，並對西貢保持壓力。
我在十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後來被指責為尼克松的競選花招，以圖在競選的最後階段增加人們對和平的希望。引起這場軒然大波的不切實際的「時間表」是河內而不是我們提出來的。直到九月中，我還看不出迅速結束談判的可能。十月八日河內在巴黎提出建議，放棄了成立聯合政府的要求，這才打破了談判僵局。正是河內堅持作為解決問題的一項條件，須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簽署協定；為了利用河內的迫切心情，我表示同意。現在，宣佈和平協定的是河內，而不是美國。這時，尼克松顯然希望保密到大選過後，在舉行最後一輪談判以前才予以公佈。只是在選舉總統前兩個星期，河內指責我們推翻關於和平解決的協議了，美國政府才作出反應。
河內一公開秘密，我們別無他法，只好闡明我方的立場。我舉行記者招待會的目的就是要挽救這個將能結束十年痛苦經歷的脆弱協定，免於因越南人的仇恨心理而化為烏有。尼克松和我一致認為，我不能不對河內電台的廣播作出答覆。我有兩個目的。一是讓河內放心，我們將遵守基本的協議，但保留提出西貢對協定的修改意見的可能性。二是向西貢表示，我們決心按自己的方針行事。難辦的是既要這樣做，又要不使南越顯得成為實現和平的唯一障礙，從而引起批評者再次對我們進行抨擊，這種抨擊將瓦解盟國南越的政治結構。尼克松和我並沒有討論這件事對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在這方面，尼克松給我的唯一指示是要我強調，我們同河內商定的條款比麥戈文所願接受的更為有利（這當然是事實）。但後來我始終沒有機會指出這一點。
就這樣，我的第一次全國電視講話碰巧是在尼克松首任總統期間的最後時刻進行的。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以前，除宣佈我的第二次訪華以外，我向報界介紹情況都是提供背景，這就是說，我或被稱為白宮發言人，或被稱為政府發言人，而從未被說出姓名。在印巴危機期間《華盛頓郵報》違反關於背景的規定後，我舉行的大部分記者招待會都是公開的。但是白宮的公共關係負責人認為我的口音會使美國中部的人感到不舒服，因此只允許在我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照相，不能錄音。十月二十六日，他們最後決定在我的口音問題上冒一下險。
事實上，我從西貢回國後一直擔心，如果顯然不能按商定的「時間表」在十月三十一日簽署協定，河內將會把事情公開。因此，我對此是有思想準備的。我手下的工作人員針對記者最有可能提出的問題擬就了答覆口徑，並編集了我多次提醒黎德壽我們須同西貢商量的話，以及情報部門關於共方企圖在停火前夕搶佔盡可能多的地盤的報告。我在舉行記者招待會前和尼克松一起翻閱了這些材料。我打算在招待會上重申基本協議；堅持在這個框子裡作某些修改；向河內保證我們是有誠意的，同時警告它不得施加壓力；維護西貢要求作出修改的權利，同時告誡它不能要求作根本性的改變；並承諾致力於迅速達成協定。我沒有事先想好將使用的確切措辭，我將即席講話，但是我們討論了我講話的主要內容。尼克松批准了整個做法，還另加一條要求，要我在講話裡刺一下麥戈文（我實際沒有這樣做）。
在記者招待會上，我按上述方針行事。我在開場白中用了「和平在望」這句話，以後它不斷給我帶來麻煩。我說：
現在我們已經瞭解到越南雙方各自的意見，顯然這場打了十年的戰爭快要結束了，而且它對所有參加各方都是極其痛苦的經歷……
我們相信和平在望。我們相信協定近在眼前，該協定以總統五月八日的建議和經修改的、對各方都是公正的我方一月二十五日方案為基礎。在這樣一場極其複雜的戰爭中……在取得最終解決的過程中，偶然出現一些困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認為已走完了大半路程，目前阻礙達成協定的問題跟已經解決的問題相比是次要的。
我維護了南越人民參與締結和平的權利，「他們受盡苦難……在我們離開南越後，他們仍將留在那裡。」他們政府擔心的事是值得充分重視的。我們將堅持對協定作出修改的要求，但這些問題是在短期內即可解決的。至於美國人民，我們意識到戰爭給他們造成的巨大痛苦：
我們很清楚這場戰爭在我國所造成的分裂和痛苦。總統十分關心通過談判結束戰爭，並且以符合我們原則的方式加以結束，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實現和平的行動能恢復在戰爭的某些時期失去了的團結，和平協定能彌補裂痕，而不致引起新的分裂。這依然是我們的政策。
最後，我告誡河內和西貢雙方：
如果協定條款不適當，我們決不會被迫倉促達成協議。如果條款適當，我們也不會因受干擾而不去達成協議。我們相信，上述態度加上另一方的某種合作，將使我們能很快恢復美國的和平與團結。
十月二十六日是充滿激情和複雜活動的一天。我壓倒一切的考慮是要保住協定。如果戰爭繼續，國內的分裂局面將會在缺乏根本原因的情況下加深。但是越南雙方是否會回到談判桌上來，我們都沒有把握。在那次記者招待會上，我無疑是把賭注押在運氣上。因為「和平在望」這句戲劇性的話容易被人們認為象徵著政府在越南問題上繼續激烈辯論的氣氛中所採取的兩面手法；我在公開場合中重複我在私下已告訴越南雙方的話，說我將試圖在下一次談判中達成協定，這也容易被人們認為是搞兩面手法。公平地說，尼克松並不知道我會使用「和平在望」這句話。這是向雙方表示我們決心繼續努力的一個言簡意賅的信息，向河內表明我們不會食言，向西貢表明我們不受干擾——不過後來事實證明，這個信息過於樂觀了。
儘管事後人們紛紛責難這句話，從根本上來說，這句話還是對的。當然，如果我重開那次記者招待會的話，我會另選一個不那麼戲劇性的說法。談判在十一月二十日復會（河內在拖延了近四個星期後才同意恢復）。一九七三年一月九日，實現了解決所有原則分歧的突破；協定於一月二十三日草簽。語義學家或許會爭論說，用「在望」一詞來形容為期六周的談判是不是有點牽強。事實是這場使無數人喪生的、痛苦的十年戰爭，在我那次講話後幾周內就結束了。
主要的問題是使河內回到談判桌上來。我在舉行記者招待會前打電報給邦克，要他確保阮文紹不會破壞整個協定；阮文紹的評論一定要和我的話合拍。我把我的打算告訴了多勃雷寧。他似乎認為（他沒有得到什麼指示），在經過一段冷卻時期後，談判可能會恢復。接著我們開始了幾天緊張的聯繫工作，尼克松時常外出作競選旅行，這增加了麻煩。我的解決辦法是，有些信息由我自行發出，只把以他的名義發的信件的大致內容在電話上同他商定。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工作了，先發出信件的電文，文本由尼克松回華盛頓後再簽字。
十月二十六日晚些時候，北越發來一封令人費解的信，試圖解釋他們公開秘密的理由。北越似乎拒絕和我再次會談，雖然信中沒有通常那種好鬥的語言。這封信提出「最好的」（注意，並不是「唯一的」）辦法是在現有的協定文本上簽字。但是，信的最後兩段清楚地表明，河內可能還是願意繼續談判：
雖然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公佈了有關越南民主共和國和美國秘密會談的情況，它仍重申，進行認真的談判是迅速結束戰爭、恢復越南和平的最好方法……
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將始終抱著誠意和認真態度繼續談判，以便按照越南人民、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願望，早日結束這場戰爭，恢復越南的和平。這將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和美國之間建立以平等互利為基礎的新關係創造有利的條件。
但是，第二天（十月二十七日）北越駐巴黎的發言人阮成黎看來向後退了。他告訴記者，只有在美國願意在十月份協定文本上簽字的情況下，黎德壽和春水才會再次見我，他說：「如果簽字日定於三十一日，而基辛格想在三十日見黎德壽或春水，邊喝香檳酒，邊等待簽字，那麼我想對這個要求的回答將是肯定的。」阮成黎提出「和平就在筆端」，不僅是「和平在望」。我們對此不予理會，只對河內前一天的來信作出答覆，重申建議舉行最後談判，並答應在取得協議後四十八小時完全停止轟炸。我把這封信的抄件送給了中國人。
接著，蘇聯送來一封信，溫和地指責美國不遵守已商定的時間表，並且暗示說美國和阮文紹的分歧可能是故意製造出來的。（當然，莫斯科並沒有同駐有蘇聯紅軍的國家的政府發生嚴重分歧的經驗。）我們以尼克松的名義起草了答覆（當時他正在肯塔基州競選），重申我方的基本建議，並要求莫斯科幫助恢復談判。我和我的助手們表明，在我的記者招待會後二十四小時，我們已經學會了更為恰當的措辭：尼克松的信告訴勃列日涅夫，和平的目標肯定「唾手可得」。
接著，我們聽到了阮文紹方面的消息。十月二十八日，黃德雅送來一份吵架的長篇備忘錄，說河內廣播的內容和我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跟西貢被告知的情況之間存在矛盾，並稱對河內透露的各個時間表感到「吃驚」。（事實上，阮文紹很瞭解我打算從西貢飛往河內，後因他反對協定而取消。）黃德雅還重複了西貢對「管理機構」一詞的反對，他說這表明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是一個「變相的聯合政府」。我們獲悉，阮文紹已派使者去我們的其他亞洲盟國申述他反對協定的理由。這促使尼克松親自參與起草了又一封給阮文紹的信。尼克松表現了義氣，說我在十月二十六日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反映了他自己的觀點。他強調說，他在大選後不會改變方針：
正如我們雙方的團結是我們在戰爭中至今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一樣，這種團結也將是取得今後成功的最好保證，今後的形勢是鬥爭將在更大的程度上在政治範圍內繼續進行。但是，如果我們雙方產生分歧的明顯趨勢繼續發展，美國支持你和貴國政府的重要基礎將遭破壞。在這方面，貴國外長關於美國正在談判投降的說法是不公平、不合適，並且是有害的。
請你放心，我關於和平解決辦法最終性質的決定將絲毫不受美國大選的影響，同時你不應幻想我關於應該爭取早日實現和平的政策在大選後會有所改變。
同一天，我叮囑國務院的沙利文繼續準備關於執行基本協定的各項技術性議定書，並要黑格指示五角大樓做好準備，以便在恢復執行增加西貢軍事裝備數量的「再加碼」計劃時，運送重要的軍事物資。（在阮文紹拒絕協定後，我放慢了向西貢運送這些物資的速度。）
十月三十日輪到河內來信了。我們被告知，河內正在仔細研究我方的建議，並將在日後給予答覆。總的來說，我認為這是個好徵兆：河內顯然不願同意在自己公開建議的十月三十一日簽字期限以前舉行新的談判。如果這樣做，它就會丟面子；河內很有可能在十月三十一日在宣傳上大肆攻擊我們。我對正在陪同總統旅行的霍爾德曼說，存在著三種可能性：河內可能取消協定，中斷一切談判；它可能堅持原協定而拒絕進行任何談判；它也可能恢復談判。我認為最後一種可能性最大，但須在原建議的簽字日期後經過一段適當的間隙。
第二天（十月三十一日），北京再次過問這件事，不過像過去一樣，它的態度和它的北越盟友的態度略有差別。河內把全部責任都推給美國，而中國人最憤怒的語言又是針對西貢的，要求我們「堅決制止」西貢的行為。更大的挑戰是，中國人顯然把我們在越南的行動和美中關係聯繫起來。中國人在信中說，如果美國延長戰爭，拖延談判，「那麼人們又將如何看待美國自稱願意努力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聲明呢？」
當一個人作了承諾之後，唯一保險的做法是表現出堅定不移的態度。猶豫只會招來新的壓力。除了越南和平以外，我所堅決承諾的政策莫過於改善對華關係了。但是，我們不能允許旁人利用這一點來對付我們。因此，我們回了一封語氣堅定的信（像過去寫給中國人的信一樣，信上沒有簽名，信紙上沒印發信機關或發信人的名字，連水印也沒有）：
考慮到中國方面曾同美國方面就尊重基本原則問題進行過多次談話，中方一定懂得，美國不能把盟國當作傀儡來對待。這樣做既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原則。越南民主共和國總是以為，並多次公開說，美國完全能控制它的朋友；這是造成目前困難的根本原因之一。美方願提醒中方，基辛格博士在同周恩來總理的多次談話中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國對在中國領土上作客的西哈努克親王這位友好領導人的一絲不苟的禮遇。美方指出，美國和它的朋友之間存在的問題並不比此容易，美國所遵循的原則也並無不同。
在我們竭力保全協定的同時，我國關於越南問題的公開辯論又趨激烈。看來命裡注定我們在結束戰爭時將和進行戰爭時一樣處於分裂狀態。十月二十六日消息的透露引起一時的震驚之後，造成了全國歡樂的氣氛；絕大多數公眾大大鬆了一口氣。與此同時，甚至戰爭的結束都未能平息這十年的怨恨。在許多批評我們的人看來，聲稱得到體面的和平似乎是對他們的侮辱。出現了兩種主要的攻擊我們的論調：有人攻擊說，整個事情是幫助尼克松取得大選勝利的騙局——所有的民意測驗結果都表明這是胡說；另有人攻擊說，同樣的條件四年前就能爭取到——這完全不是事實。某些反戰的批評者虛偽到極點，他們學著阮文紹的腔調，批評協定（特別是在北越部隊的部署問題上）存在不足之處。他們過去逼我們單方面規定全部撤軍的最後期限。他們早就放棄了停火要求；不要求北越人撤出老撾和柬埔寨；不要求禁止對南越的滲透；不主張繼續援助西貢。他們抨擊這些要求是好戰的典型，甚至更壞的東西。現在我們取得了比這些遠為有利的條件，他們還是很不願意承認；政府也許不像他們的無稽之談所認為的那麼不講道德和愚蠢；政府可能還是有一種合乎理性的戰略的。
喬治·麥戈文采取的是第一種攻擊論調。十月二十九日他在《同新聞界見面》的節目中聲稱，他「感到不解的是，為什麼要在競選運動的最後時刻實現解決……我實在不清楚最近幾天發生了什麼根本變化，以致尼克松先生能在我們投票前夕宣佈，我們已取得了一項解決辦法。」麥戈文避而不談此事是河內宣佈的。他對阮文紹的態度比對河內更為嚴厲；他要保留對任何使美國承擔在戰後援助阮文紹義務的協議重開談判的權利。〔註解：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與麥戈文宣佈過的立場相比，協定草案中的條款在許多方面確實對美國更為有利：麥戈文堅持美國單方面結束軍事行動；目前的協定則規定各方彼此停火。麥戈文堅持要美國撤出泰國和近海地區；協定則沒有對印度支那以外的美國軍隊作出這種限制。麥戈文只是表示「希望」，如果我們撤退，戰俘能獲釋，對戰爭中失蹤人員能有所交待；協定則要求在六十天內做到這兩點。麥戈文堅持要拋棄阮文紹；協定則使南越政府不受損害。麥戈文堅持要結束美國對南越的軍援和經援；協定則允許繼續援助。麥戈文並不堅持要河內撤出老撾和柬埔寨；協定則保證這一點。麥戈文沒有談到對停火實行國際監督；協定則包括這一點。[1]〕到了十一月五日，麥戈文已不只是猜疑，而是確信這是事實了。他在伊利諾斯州的莫林市機場上對一群人說：
當基辛格博士出來說和平「在望」時，他是在欺騙美國人民。他知道他說的是假話。他和尼克松先生都明白，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目的是要愚弄美國人民，為共和黨拉選票。
和平沒有在望，甚至連影子也沒有……[2]
《華盛頓郵報》十月二十七日的最初反應是含蓄地指出，鑒於河內「在春節攻勢後軍事力量枯竭」，或許在一九六九年就能取得類似的條款。一星期後，《華盛頓郵報》在十一月三日提出的論點是無論如何，為了取得協定中的這些條款，不值得在一九六九年後又打四年仗。顯然，社論撰寫人並不打算得出結論，我們必須為爭取更有利的條款繼續打仗；他也沒有提到這些條款的很大部分是我們兩年來一直所要求的——當時他對此不高興，認為我們要價太高。其他報紙，如《聖路易斯郵報》在十月二十七日也說相同的條款早就可以得到（這種說法毫無事實證據），同時認為，能使關於和平問題的討論沒有冷下去，在這方面如果有什麼功勞可言的話，則應完全歸於麥戈文。
到了十一月的第一周，「和平在望」這句話被利用來責問，為什麼安排停火需要這麼長的時間；人們不知道河內拒絕談判的事實，但他們本來應該從河內的公開聲明中看出這一點。十一月六日，《紐約時報》在社論中表現出不耐煩情緒，並暗示，關於和平的保證可能是為了掩蓋新的戰爭升級。十一月九日，《華盛頓郵報》的默裡·馬德找到了某些不願講出姓名的願意提供所謂內情的政府官員，這些人竟說：尼克松從未打算在大選前達成協定；這樣做會把事情搞得太「亂」；因此，他決定不顧已作出的堅定的保證，甘冒遭到河內指責的風險，拒絕在十月三十一日簽署協定。十一月十日，《華盛頓郵報》寫了一篇社論，責罵尼克松政府欺騙美國人民。
全國總的情緒遠不是這樣冷嘲熱諷；大部分人並不對早日結束戰爭抱有希望。我本人的態度是決心克服剩餘的障礙；尼克松坐立不安，他在做任何事情——特別是競選——的最後階段，總是這樣，彷彿這種憂慮預示著某種難以言喻的災難即將降臨。人們能夠從尼克松對自己在大選中取得壓倒勝利後的反應中看出，他開始向後退了。選舉前三天（十一月四日），我陪他去聖克利門蒂，我們中途在阿爾伯克基停留，以便他進行最後階段的競選活動。這一天，我們終於得到了河內接受我方關於恢復談判的建議的消息——河內同意在十一月十四日或「美方可能提出的另一日期」恢復談判。河內還主動重申它將堅持協定的文本——換句話說，它本身將不要求作任何修改。按老規矩，這封信也免不了重複河內所謂的「一貫的誠意和嚴肅態度」，對此印度支那各國人民領教了十多年，今後還得要領教。
我們等候答覆已有一個多星期，為了避免在大選前再進行聯繫，我們於十一月七日回信，建議在十一月十五日恢復談判。我們想給自己一點緩衝時間，以便黑格能去西貢協調我們和阮文紹的做法。同時，我們告誡河內，希望它不要發表「有傾向性的公開評論，或有選擇地公佈以前有關談判的文件，這樣做只會使爭取達成最後協定的工作複雜化」。十一月八日，河內在答覆中建議把談判日期推遲到十一月二十日，理由是黎德壽「病了」。（毫無疑問，他的日子很不好過。在停火前準備搶奪地盤的所有共產黨部隊現在都遭到了巨大傷亡。）因為黎德壽需要一星期的時間才能到達巴黎，河內要求「盡快」得到我方的答覆。十一月九日，我們通知河內接受他們建議的談判日期。談判工作又準備就緒了。
大選插曲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尼克松在大選中獲得了壓倒勝利後，出現了尼克松任總統時期最奇怪的階段。他在一九七一和七二年期間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成就：柏林協定、北京最高級會談、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和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越南戰爭即將結束。大選很可能出現我國歷史上最一面倒的結局。但就在他勝利臨近的時刻，尼克松變得更加孤獨，甚至同一些最親密的顧問也疏遠了。他過去一向能很好地克制住自己的不滿情緒，現在這種情緒卻越來越表露出來。彷彿勝利不是取得和解的時機，而是算老賬的機會。
大選後的那一天（十一月八日）上午，尼克松表露了他的情緒。前一天晚上，白宮工作人員幾乎通宵歡慶他的勝利，但即使在當時，我感到我所參加的慶祝活動缺乏這種場合通常有的自發的歡騰場面。對於總統的大多數跟隨者來說，他像一個退縮的影子；在參加慶祝活動的人中，只有少數人見過他。他的成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出之於獨處的紀律和勇氣，而不是對人的感召力；他們跟隨他，更多的是出於對嚴峻的才幹的欽佩，而不是對他個人的感情。但是，他們對本屆政府深感自豪，因為它引導國家渡過危機，進入有希望的安寧時期，甚至可能是一個全國團結的時期。
良好的氣氛在十二個小時內就被驅散了。白宮工作人員被要求在上午十一點在羅斯福廳集合。尼克松準時從緊靠橢圓辦公室的門大步走了進來。他毫無高興的表情。相反，他臉色嚴厲和冰冷，彷彿他一生中災難更大的時期仍在前頭。他的舉止絲毫沒有表現出他是在會見同他共過患難的助手；他彷彿把他們看作已一去不復返的時期的人物。他連坐也不坐，草草向大家表示感謝。大約五分鐘後，他請霍爾德曼主持會議，就離去了。
霍爾德曼立即轉入正題。他要求白宮每一個工作人員立即提出辭呈；我們要填寫一份表格，開列存在我們手裡的文件的目錄。他說，總統將在一個月內宣佈新任期的人事安排決定。大家聽了目瞪口呆。這是勝利後的第一天上午，而他們卻實際上被開除了。勝利似乎打開了被壓抑的對立情緒的大門，這種情緒如此強烈，以致連一個星期都等不得了。它不僅是針對對手，而且是針對同事和助手的。比爾·薩菲爾本來就準備在此時辭職的，在我們離開會場時，他對我說：「你知道，如果麥戈文競選獲勝，這些人本來可以多待兩個月，他們不會在一月二十日以前被開除。」一小時後，對內閣成員也演出了同樣令人吃驚的一幕。
是什麼原因促使尼克松對最親密的助手採取這種侮辱性的做法呢？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答。當然，我早知道尼克松一直認為自己是受騙了，因為他在一九六八年大選中的險勝和在越南問題上所受的壓力使他無法對官僚機構實行徹底的清理，而這些機構是他攻擊過的和不信任的，認為裡面充塞著留用的民主黨人。同更有魅力的領導人相比，尼克松自然沒有得到職業文職官員的全心全意的支持。然而，這並不能解釋圍繞這場政治大屠殺的幾乎瘋狂的急迫感。如果尼克松稍等幾個星期，所有的助理和內閣成員本來會按照慣例，主動提出辭呈。然後，尼克松可以按計劃，不慌不忙地保留或撤換人員。但是，當選後幾小時就要求全體辭職，還分發這些顯然是在競選期間就油印好的表格，那時許多受害者還在為他拚命地工作——這種做法對人是傷害和侮辱。這使解職一事顯得是報復積怨，而不是總統運籌未來後作出的結論。當然，尼克松日後的麻煩還有其他直接的原因，但是他在勝利時使人感到他對基本上友善的人這樣完全懷恨和無情，這肯定使他喪失了許多人的同情。（這件事對我沒有直接影響，霍爾德曼在羅斯福廳會議後就告訴過我，我的辭呈只是個形式而已。）
更為明智的勸告是否能使尼克松不採取這種做法，還是他橫下心要最終算這筆記仇的老賬呢？這個問題得等當時尼克松曾與之商量過的人寫出回憶錄方能獲得答案。他們還必須解釋為什麼尼克鬆開始大清洗時先拿自己的助手和工作人員開刀；而不是先對付他的宿敵——原來的文職官員。
十一月八日下午，我同尼克松、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乘飛機去比斯坎島。我再次感到勝利似乎並沒有使這個受折磨的人心滿意足。尼克松煩惱的是，他在大選中得票超過對方的幅度略小於約翰遜擊敗戈德華特時的幅度。他特別盤算著如何撤換內閣的大部分成員，喬治·舒爾茨是例外，他最近才接替康納利任財政部長。羅傑斯定於明年夏季離職，暫定由肯尼思·拉什替換他。尼克松在大選中獲得壓倒的勝利，實現了畢生的野心，卻如此忐忑不安，使我大為驚異。彷彿取得壓倒多數票本身就是他追求的目標，而他達到頂峰之後似乎生活再也沒有什麼別的目的了。
我們一抵達比斯坎島，尼克松就閉門不出。從這裡，他又同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去戴維營設計他的新政府班子。在此後的九天裡，我只見過他兩次，其中包括十一月十七日的一次談話，那是我在去巴黎前夕在戴維營匆匆見了他一面。當時很難有機會和他接觸。我們偶爾通一下電話。其他人根本找不到他。這位剛得到百分之六十一選票的領導人把自己同自己的人隔絕了。當時，尼克松已經給美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如果他廣泛接觸群眾，本可以贏得美國人民的心，而他卻比鬥爭年代更深藏起來，不通情理。對這個內向、寂寞、可憐的人來說，與世隔絕幾乎成了精神上的需要，他執意過孤獨的生活，給自己造成了許多痛苦。人們無法不得出這樣的印象：靠危機發跡的尼克松同時也喜歡災禍。
從秘密訪華以後，我個人和尼克松的關係變得複雜了。在那以前，我基本上是白宮裡一個默默無聞的助理。尼克松對於我擁有一個獨立的工作班子一事有些不滿，對於挑選他們的主要標準是否嚴格一致有些懷疑。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認識到正是靠這些人的才幹白宮才能夠主持外交政策的執行。這種跨部門的機構使尼克松控制了決策權，同時使他不必直接發出指示。我的「背景情況介紹會」描繪了一位駕馭形勢發展的總統形象，這正中尼克松的心意，並且也大致符合實際情況。我和被他稱為「喬治敦大學那幫人」的友誼或許使他感到不安；有些記者把我國外交政策中給人好感的部分過分地歸功於我，而把不得人心的行動歸咎於尼克松，這種情況使他的親信們不高興，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這些情況被當作是取得必不可少的服務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秘密訪華之後，我拋頭露面的次數大大增多了，這觸到了白宮的最敏感的神經：公共關係。當然，各屆總統都留意樹立自己的形象；說到底，正是這種精心的努力使他們成為總統。一個被他任命的人如果被新聞界描繪成一切建設性行動的發起者，哪一位總統也不會對之有好感的。尼克松的情況更為複雜，因為他認為自己畢生面臨著舊的權勢集團決心搞掉他的陰謀，他同時認為新聞界的注意力最終都取決於公共關係，而可惜不知怎麼搞的，他的助手實在缺乏公共關係工作的能力。因此，他越來越認為，我正毫無必要地同「喬治敦大學幫」中他的敵人私下來往，同時利用我處理公共關係的才能提高自己的形象，而不是他的形象。他這種想法也有一點道理，雖然事情並不像他認為的那樣受我控制。無論如何，這個問題暫時無法解決。由於尼克松不信任國務院這個機構，他不得不把談判工作委託給我。但是，從一九七一年印巴危機開始，白宮負責公共關係的機構總是利用機會來貶低我的重要性。尼克松本人也越來越暴躁。他給我的有些電報彷彿更多地是為了把他的不同意見記錄在案，而不是為了發指示，雖然當時他正在授予我越來越大的權力（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這樣做的）。
在越南談判的最後階段，尼克松和我從來沒有在有關我方談判立場的實質性問題上發生過分歧。白宮負責公共關係的部門透露說，尼克松在法律方面的訓練使他能發現協定起草工作中的缺點，這種說法沒有任何文件或其他事實為依據。（尼克松不一定瞭解每一宗透露；但是透露這種說法的人肯定相信總統是會讚許他們的。）要說我們兩人有什麼分歧，那就是他想避免在大選日之前攤牌，而我則認為，這種想法雖好，河內不會允許我們規避攤牌。他私下對南越總統的看法並不比我要好；他決心使南越總統就範，但這件事要到大選後去做。我名聲四揚，這促使尼克松想方設法來表明掌舵的是他，儘管他往往同意我設計的策略。人們只能從模糊的線索中推想出潛在的緊張關係，這種關係從來沒有在我們的個人接觸中表露過，每次接觸總是那麼彬彬有禮，從無分歧。（尼克松如何對待旁人我看得多了，我當然認識到這種客氣並不證明他對我有好感。）但是我開始意識到一種正在出現的競爭心理，它遲早會破壞我作為總統助理的有效作用，而越南戰爭結束階段所引起的激情加速了這種競爭。
我接受意大利女記者奧裡阿娜·法拉齊採訪一事使這種趨勢有了新的發展。在我同記者的歷次談話中，那次談話帶來的災禍無疑最大。十一月二日和四日，我在辦公室和她簡短談過兩次，談話不時被打斷，因為當時我正忙於促使談判繼續進行下去。我接見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虛榮心。她採訪過世界各地的名人。我當時還剛出名不久，對於能夠加入她所採訪過的偉大行列感到榮幸。我沒有花工夫去閱讀她的作品，因此不知道她對其他被採訪人詆毀和歪曲的事實。她的採訪記登載在十一月晚些時候一份意大利雜誌上。
我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價。她自稱引用我的話，把我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話敷衍成一篇完整的談話，無疑是我整個公職生涯中最大的自我吹噓。應該指出，我說過一些高度讚揚尼克松的話。根據已發表的採訪記，我稱讚他大膽挑選一位素不相識的人當主要顧問，並派此人去北京；我稱讚他精通外交，有膽量：「我之所以能做一些工作，完全是因為他為我創造了條件。」但即使這句話尼克松也接受不了。最使他惱火的是法拉齊安在我頭上的這句話：「美國人喜歡牛仔……單人匹馬進入小鎮或者村子……這種驚人的浪漫性格對我正合適，因為單干一直是我的風格，也可以說是我的技巧。」我相信，我不是在這種上下文中說那些話的，講的也不是我自己。我認為，我的話可能被巧妙地剪輯過；法拉齊女士一直拒絕向其他記者提供錄音帶。即使如此，她還是抓住了一點實質問題。當時，尼克松對右派的抱怨感到關切，本能地預感到災難臨頭，而我卻沉醉於全國寬懷和歡樂的氣氛中，因為絕大多數人確信，體面地結束越南戰爭的時刻即將來臨。不管報紙上的社論如何挑剔，那次「和平在望」的記者招待會使人們精神振奮。一年來和不同國家就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成功的談判，再加上和平在望，使我此時此刻異常驕傲，忘記了謙虛。法拉齊感染了這種情緒，雖然她任意剪裁了我的談話（這點我無法證實）。她用羅馬人的風格撰寫歷史；她追求的不是具體的事實，而是真實的心理狀況。[3]
這種意味著自稱我起了中心作用的話，肯定要得罪任何一位總統。尼克松更是感到受了傷害，他不無道理地確信，他的對手們故意誇大我的功勞來貶低他。這件事沒有立即引起後果。採訪記在美國發表時我正動身去參加十一月二十日和黎德壽的會談，因此尼克松沒有機會直接向我表明他的不快。十一月十八日（我動身的前一天），尼克松在白宮，但他不見我，我們只是在電話中簡單談了幾句。然而，《新共和》雜誌精明的政治評論員約翰·奧斯本在他對採訪記的尖銳分析[4]中抓住了危險的信號。當尼克松和我進入充滿激浪的新的一輪談判時，舵手和他的主要駕駛員之間的暗中不和無助於保持穩定的航向。
黑格再訪西貢
談判即將恢復，西貢是我們的主要麻煩。我們已經向河內、莫斯科、北京以及美國公眾作出承諾，將在下一次談判中達成協議。當然，阮文紹並不這麼著急。他拖住我軍作戰時間越長，就越能推遲孤立的可怕局面。此外，如上所說，由於「時間表」不能執行，共產黨在十月三十一日前的搶地盤行動中過早地暴露了他們的幹部；他們的部隊正被不斷削弱，阮文紹希望這種情況能繼續下去。他講話的傲慢口氣毫無改變。儘管尼克松多次寫信給他，他在十一月一日的公開講話中稱協定草案是一個「投降」文件。然而我們得到情報，他正在為停火做準備，並私下和助手們談到協定時用詞要客氣得多。
十一月十日，春水向記者發表談話，這次談話一反往常，是有益的：他證實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不是變相的聯合政府。他告訴法新社記者，該委員會「將不成其為政府」；目前的兩個政府將繼續並存，直到舉行新的選舉為止。看來阮文紹並不滿足。為了爭取得到他的支持，我們派黑格攜帶一封尼克松十一月八日的信去西貢，信中表明我們將繼續按現行方針行事。信中還對阮文紹的公開講話表示失望，並重申我們認為協定草案是合理的。我們答應改進某些條款。例如，我們將確保修改「管理機構」一詞的越文譯法，以便消除國家委員會是一個政府機構的任何含義。我們還將使協定明確規定該委員會將由各方任命相等的人數組成，這一點現在沒有明說。我們將謀求加強有關尊重非軍事區的條款，以便強調南越的獨特性質。協定中有一條有關越南部隊裁減的規定；我們將謀求把這一條改為至少撤出一部分北越部隊的規定。尼克松寫道：「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對協定作出這些改動。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此幻想，我們在改進這一我們認為已很滿意的協定的過程中能夠或將會超越這些改動。」尼克松勸阮文紹在「政治和心理上採取主動，擁護這一解決辦法，並以積極的態度執行它的規定」。尼克松要阮文紹作出明確的答覆。
然而，越南的文化傳統和阮文紹的性格都排斥明確性。阮文紹按當時的老規矩辦事。十一月十日他會見黑格，傾聽了黑格對總統信件的說明，提出一些聰明的問題，並答應在晚上考慮這個問題。十一月十一日，他又讓黑格和邦克大使面對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全班成員，並斷然拒絕了我們關於把他對協定文本的修改要求按重要性排列次序的建議。他堅持所有的要求都重要；他要求北越部隊撤出南越，但正如我多次提到的，一九七年以來這一點從未包括在我們聯合提出的建議中。他甚至使這個無法實現的要求變得更苛刻，想規定撤軍應如何進行，應攜出哪些武器。他在請黑格轉交尼克松的信中重申了這些要求，還要求改變擬議中的國際監督機構的人員組成。
在上述兩次會見之間，我發電報給黑格說：「你應向阮文紹說明我國新的參議院的組成情況。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如果我們不朝目前的方向前進，援款會被削減。」黑格向阮文紹強調了這一點，但阮卻是在進行威脅，或是在故意和我們作對。
黑格路過金邊作了停留，拜訪了我們在印度支那活動中的孤兒朗諾。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被拋棄了，但卻再一次表示支持我們的戰略。他同意在協定生效後立即宣佈單方面停火。（這樣做至少能取得外交上的主動權，因為紅色高棉人拒絕停火。）
十一月十四日，尼克松覆信給阮文紹（和往常一樣，信是由我和我的助手起草的）。這封信說明我們打算在和平協定中如何處理北越在南越的部隊。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修改協定，但是要想滿足阮文紹的要求是「不現實的」。尼克松接著寫道：
但比協定對這一問題是如何寫的遠為重要的是，一旦敵人再次發動侵略，我們將如何行動。請你完全放心，如果河內不遵守協定的條款，我打算迅速採取嚴厲的報復行動。
這封信是南越官員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公佈的信件之一，這是他們絕望的一招，想得到美國援助而使南越免於淪陷。他們有理由認為，他們是在相信上述保證的基礎上簽署了協定的。不幸的是，在一九七五年春季公佈這些信件正好符合了某些人的需要，他們從信中找到了拋棄南越的另一個借口，而不是拯救南越的理由。在一九七二年我們是完全打算實行這些保證的。我們當時相信，簽訂這項用四萬五千名美國人生命換來的體面的協定並不是為了讓北越人來踐踏它。我們無意簽署投降書。我們認為，我們有權實施這項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由河內簽署，並在國際會議上經十二國確認的莊嚴的協定。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尼克松在會見阮文紹時就是這樣說的。國防部長理查森在記者招待會上以及在國會作證時也是這樣說的。我在記者招待會上也多次強調這一點。[5]六個月後，在水門事件的影響下，國會卻通過一項法律，禁止我們行使國際法認可的強制執行和平協定的權利（美國在以色列-埃及和平條約問題上也正式確認了上述權利）。這種做法破壞了協定遵守者所依靠的危險平衡，並且是對已作出的犧牲的諷刺。
為了避免產生誤解和表明我們的誠意，十一月十七日我給邦克送去另一份我們將爭取對協定所作修改的總結材料，其中已把阮文紹向黑格表示的意見考慮在內。像慣常那樣，邦克無法在二十四小時內約見阮文紹，來遞交這份材料。最後，在十一月十八日，即我啟程去巴黎的前一天，阮文紹派令人討厭的黃德雅遞交了另一份備忘錄。備忘錄的內容表明，總統的三封措辭強硬的信件和總統特使的兩次訪問沒有產生任何作用。西貢不僅沒有按重要性排列它的修改要求，相反卻建議修改六十九處，涉及協定草案的幾乎每一個段落。阮提出派一個代表來華盛頓向尼克鬆解釋擬修改處——這是故意損我一下，也是另一個赤裸裸的拖延戰術，因為特使根本不可能在我啟程前到達華盛頓。我們以總統的名義回了一封冷冰冰的信，再次警告這些改動不可能全部做到，並且拒絕在同河內下一輪談判結束前接待南越特使。華盛頓和西貢交換意見近四個星期之久，但卻不能縮小雙方間的意見差距。阮知道他將不得不屈服，但只肯到最後一刻才這樣做，他將迫使我們對河內施加最大的壓力，同時利用我們要避免公開分裂的願望。
為了準備會晤黎德壽，我還需安排另一個會見：十一月十三日，我在紐約世紀俱樂部設晚宴招待中國副外長喬冠華。他當時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我向他介紹了我們在巴黎的最新打算。我表示，如果黎德壽在去巴黎途中經過北京，希望中國領導人能施加影響，勸他採取溫和的態度。喬沒有對此作出承諾，但也不支持河內的觀點。他勸我們作出讓步，說大國是有能力採取寬大態度的：「不應該僅僅為了得到南越而喪失全世界。」另一方面，也不應讓任何一方丟臉。喬的論調甚至比我們所瞭解的中國標準立場更顯得溫和：中國同情河內，但不願為盟國耗費資本。（這也正是莫斯科的態度，不過它的策略較為露骨。）
喬冠華特別感興趣的是柬埔寨。我在再一次呼籲在柬埔寨實現停火時，強調在柬埔寨問題上美中兩國的利益一致，因為我們都希望看到一個不受任何國家控制的中立和獨立的柬埔寨。喬對此沒有提出異議。他只是問我是否願意在下次訪華時（當時預定在一九七三年一月）會見西哈努克。我避開了這個具體問題，籠統地回答，如果西哈努克能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不會反對他：
現在我可以悄悄地告訴你，我們有可能和周恩來總理一起對西哈努克親王的事業取得一種公平的諒解。如果柬埔寨戰爭繼續下去，我們將不得不堅持我們目前的立場。但是，坦率地說，我們的目的是要防止柬埔寨變成河內的附庸。誰能夠最好地維護柬埔寨的獨立和中立，誰就符合我國的政策，我們認為，也符合貴國的政策。
第二天，我在向尼克松匯報上述談話時重複了我的看法：在柬埔寨實現停火後，西哈努克將再次成為一個因素，他「可以在適當的時機東山再起」。
越南協定沒有包括在柬埔寨停火的內容，這顯然是它的悲劇之一。但對於過錯何在不應有所懷疑。我一直要黎德壽在柬埔寨停火；他總辯解說他對紅色高棉人缺乏影響。西哈努克本人對紅色高棉的態度作了最好的概括：「一九七三年，越南（北越）人想使他們同朗諾談判，但這對他們來說是太危險了。如果這樣做，他們就得和朗諾分享權力，而他們想要獨攬大權。他們在一九七五年奪取了權力。」[6]我本來有興趣會見西哈努克以安排停火，但是共產黨力量執意要獲得全面勝利，而西哈努克只是掛名的領導人，同他談判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對北京的下一次訪問（後來在一九七三年二月成行）是我會見西哈努克的最初的一次機會。（結果發現西哈努克當時不在北京。）中國人理解我們的態度，因此周恩來請我們保護西哈努克，因為有謠傳說有人想趁他出國訪問的機會謀害他。我們立即表示同意。（後來我們還安排西哈努克的母親安全地離開金邊前往北京。）
必須要有各種力量的平衡和停火的前景，才能實現包括西哈努克重新上台的真正解決辦法——正如越南和老撾的情況那樣。除非存在著須加平衡的兩方，否則西哈努克根本不可能重新發揮他在一九七年前的那種平衡作用。矛盾的是，西哈努克需要一些非共產黨力量才能在金邊生存下去。由於全面勝利在望，嗜殺成性的紅色高棉將不需要他了。從一九七三年春季開始，我們謀求在停火的基礎上使西哈努克重新上台。我們願意這樣做，但遭到紅色高棉的拒絕。記錄表明（我將在本書第二卷中闡明這個問題），我們是同意，甚至是熱切希望西哈努克在這種條件下重新上台的，而且談判也已經開始。使一九七三年談判中斷的原因是，國會指令我們在那年年中停止轟炸；那時，勝利在握的紅色高棉對談判的興趣一點也沒有了——而西哈努克作為平衡者的作用就注定要喪失了。
恢復和黎德壽的談判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上午是我和黎德壽在十月十二日談判後的第一次見面，上次長達十六小時的馬拉松談判是在情緒激動中結束的。我們兩人在這段間隙時間裡日子都不好過。在河內政治局裡他的那批生性多疑的同事們看來，黎德壽一定是上了狡猾的資產階級的當，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利用我們接受和平協定草案的時機，北越開始了搶地盤的軍事行動。南越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北越使它的幹部暴露了身份，因而遭到了慘重的懲罰，或許是無法彌補的損失。我們利用河內自己規定的十月三十一日的期限取得了對方的一些讓步，如果河內按它通常的談判風格行事，它本來不會讓步，至少也要磨蹭許多月才讓步。我們在取得北越人讓步之後，卻又向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性不明確的要求。多勃雷寧對我說北越人惱火了，我是相信他的話的。
另一方面，我們的處境也不太妙。正如我預料到的，協定的主要內容一公開，國會對繼續進行戰爭所作的僅有的一點支持就煙消雲散了。我一向認為，河內十月八日的建議就包含這個意圖。一旦人們看出河內的建議比我們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提出的條件還要好，而我們卻拒不簽字，我們就會完全失去公眾和國會的支持。國會關於如果河內釋放美國俘虜，美國將停止對南越的援助的一項決議案肯定就會獲得通過，正像早先在一九七二年險些發生的那樣。
我舉行的「和平在望」記者招待會使我們避免了極端被動的局面。但是，談判一恢復，我們決定公開承認協定臨近而不是予以否認的做法使自己受到了壓力。尼克松認為我的記者招待會大大減少了我們的選擇餘地；而我則認為，黎德壽十月八日的建議才是轉折點，在他提出建議後，我們只剩下兩條路：要麼貫徹我們自己的計劃，駕馭局勢的發展；要麼被動應付，其結果必然是國會拒絕撥款。或許尼克松和我的想法都有點道理；我們都認為選擇餘地日益縮小這一點（雖然對原因的看法不同），使我們憂心忡忡。
我們對國會態度的擔心並非出於感覺，而是有事實根據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萊爾德對我說：「現在事情搞不下去了。」他是在上個週末會見一些參議員和眾議員後得出這種結論的。十一月三十日，在尼克松召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萊爾德重申了他的結論。沒有一位參謀長對此提出異議；尼克松也予以肯定，他估計國會在復會後兩星期內將停止援助。我的助手約翰·萊曼負責同國會的聯繫，他估計十一月份選舉新參議員的結果使我們失去了三位支持者的票，這種變化的重要性將日益顯示出來，因為各重要委員會中來自南方的主席的影響在不斷下降。不管原因如何，我們所面臨的是我從夏天以來一直擔心會出現的可怕局面：在國會復會日期逼近的情況下進行談判，手中又沒有更多的同河內討價還價的籌碼，以便維持這一進程。
在這種（對我們來說）前景暗淡的情況下，黎德壽於十一月二十日在伊維特河畔吉夫市鎮住宅門口迎接我。由於這次會談在十一月十七日已予宣佈，記者們有了充分的準備。他們嚴密監視美國大使館駐地和北越人住宅。在橫衝直撞的法國摩托車隊的護送下，我設法甩掉了記者。（要甩掉他們，必須要行動神速，我現在已記不清當時我冒險這樣做的原因了；大概是因為秘密談判的一些做法已成習慣，所以雖然事先已宣佈了談判日期，但還是襲用了老一套。）我這樣做是白費心思。黎德壽並沒有設法避開記者跟蹤，因此我在抵達時發現許多國家的記者和攝影師已在馬路對面安營紮寨。在整整六小時的談判過程中，他們一直等在外面。以後每次會談，他們都來了——十一月進行了另外五天談判，十二月進行了十三天，一月初進行了四天。萊熱的房子是獨立的，周圍是大花園和高牆。記者們在馬路對面搭了一個台，這樣攝影師就可以居高臨下，看到牆內的花園。他們本想看到房子裡邊，但是他們的希望落空了。這些記者冒著巴黎冬天的雨、雪、嚴寒，寂寞地守候著，反映了全世界對我們結束這場痛苦戰爭的努力的強烈希望。但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具體消息，只看到我進進出出，或者偶然看到黎德壽或我休息時在花園裡散步。沒有任何吹風會，連我和黎德壽在一起的相片也很少，因為通常都是由代表團一位較低級的成員在門口迎接我們，兩個代表團總是分別抵達和離開的。
為了緩和氣氛，我帶了一些禮物給黎德壽和春水。黎德壽得到的是幾本哈佛大學的畫冊，以使他熟悉環境，如果他有朝一日接受我的建議來哈佛大學講馬列主義課的話。另外我送給他一對筆供簽署協定用。我送給春水一本美國畫冊和斯圖本公司製作的玻璃馬頭，因為據說春水喜愛賽馬。這一姿態沒有能緩和見面時的緊張氣氛。黎德壽一開始就大談河內的誠意，指責美國違反「時間表」的兩面態度。他念準備好的講稿，警告我們不要企圖脅迫北越；他抱怨說，北越多次上過法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的當，但從沒有像這次上的當大。（他講這句話時幾乎有欽佩之意！）
我真言相告，由於四年來河內的頑固態度，我們對河內突然表示願意在十月份解決問題缺乏思想準備。我向黎德壽追述了我過去多次提醒他協定須徵得華盛頓和西貢兩地的同意。我談到德博什格拉夫採訪一事所造成的麻煩（我說，我是「以最近一次採訪的受害者的身份」這樣說的）。現在是朝前看並簽訂協定的時候了。
我的講話鼓舞人心，但由於我提出西貢要求的六十九處修改，講話的效果立即受到影響。事實證明，這樣做是一個策略上的大錯誤。這些要求極其荒謬，遠遠超出了我們公開和私下表示過的看法，這必然使河內更加強烈地傾向於持強硬態度，並在我們國會期限之前逼迫我們。我提出這些修改建議，是為了免得被人指責沒有精心維護西貢的利益，也是為了有助於取得阮文紹的支持。但事情往往是這樣，我們為記錄在案而採取行動，結果連一個目的也達不到。既然根本不可能對協定作那麼多的改動（正如我們提醒阮文紹那樣），阮文紹可以利用我們放棄的每一項修改來證明我們缺乏警惕，並且作為堅持反對的又一個借口。而且一旦我們開始後退，這就招致河內放慢步子，看看我們還會作什麼新的讓步。
黎德壽最初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他說，如果這些修改是作為最後通牒提出來的，那麼戰爭還將繼續四年。接著，他要求休會到明天，以便研究我們的建議。一天的談判過去了，毫無進展，而且現在時間對我們不利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們見面時，黎德壽強調了明顯的一點：我所要求的改動不只是「技術性」改動，而是實質性改動，不是幾處，而是多處。黎德壽拒絕了絕大部分的修改要求，接受了一些技術性的修改要求。更令人不安的是，他開始提出自己的修改要求。他收回過去北越作出的極為重要的讓步：釋放美國俘虜，而不把這事和西貢釋放越共政治犯聯繫在一起。報界根據五角大樓透露的消息報道說，在我國軍事人員撤離後，非軍事技術人員可能將幫助南越人；因此黎德壽現在增加了一項要求：所有美國非軍事技術人員須同軍隊一起撤出越南。他堅持北越對「管理機構」一詞的越文譯法。這些都是老式的竭力討價還價的做法，也是造成僵局的因素。顯然，此時的黎德壽已不是夏末的黎德壽了，那時他拚命爭取找到一個解決辦法。幸好，他還沒有像前三年那樣打蠻橫的政治仗。他至少保留了選擇的餘地。他可以很快解決問題，但也可以把我們不定期地吊在那裡。
阮文紹派來監視我的三位南越外交官對後一種可能性並不感到擔心，他們是西貢駐華盛頓、倫敦和巴黎談判的大使，當時都在巴黎。每天晚上，我在住所向他們通報情況。他們得到的指示很簡單。他們有權接受河內對足智多謀的黃德雅建議的六十九個修改要求作出全面讓步。但是他們無權考慮比這更少的東西，無權討論任何妥協方案，也無權考慮接受對協定作任何其他改動。河內保留堅持十月協定文本的選擇，它知道不管該文本是否有利，如果阮文紹不能對文本作任何修改，他就要丟盡面子而倒台。西貢堅持它提出的全部對案，其中許多條純粹是為了使來自北方的敵人難堪。我們被捲入幾十年來越南內戰所造成的仇恨的漩渦，而在國內則面臨著一觸即發的我們自己內部的衝突。
因此，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三個半小時的談判過程中，我又回到實質問題上來，把我和西貢的立場分開——從而冒了使我們再次面臨十月份困境的危險。我裝作逐段討論協定的條文，乘機放棄了西貢的許多吹毛求疵的要求，並把要求作的修改減少到尼克松十一月八日給阮文紹信中稱為必不可少的那一些，我在十一月十四日給西貢的備忘錄中已把這些要求具體化了。它們是：澄清用來形容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的「管理機構」一詞的譯法；加強關於尊重非軍事區的條款；找出方法解決北越在南方的部隊的問題；此外，我們希望在越南停火後更快地實現老撾停火（當時規定是在三十天以後），希望在停火生效時國際監督機構已能在場執行它的職務，並希望能進一步澄清有關向南越運進武器的條款。
黎德壽玩弄捉迷藏的把戲。應我的請求，他同意放寬關於替換武器的規定。原來的規定是「耗損了」的武器可予替換。現在，他同意我們像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那樣加上「毀壞」和「用完的」兩詞。按黎德壽的說法，這個改動的實際後果是「你們將可以放手運進武器了」。但他的靈活性只是表面上的而並不是真的，因為他堅持要求被拘留的越共分子和美國戰俘同時得到釋放，美國非軍事技術人員須同美國部隊一起撤離。如果按這樣的速度進行，我們就得在巴黎住上一個冬天了。
與此同時，華盛頓方面傳來消息。當時，尼克松和我的關係變得拘謹和緊張了。我知道他認為我十月二十六日的記者招待會削弱了我們的談判地位。這是事實——雖然我認為那次記者招待會挽救了談判並爭取了公眾。不管怎麼說，這一點現在已無關緊要；我們必須處理現實的局面。尼克松當時隱居戴維營，周圍儘是些公眾關係專家，他還是那樣怨氣沖天，他的心情處於任總統期間最陰沉的，或許是最充滿惡意的階段。尼克松發來一份口氣強硬的指示，上面標明「此件不是命令——同北越談判時可能有用」。指示內容如下：
總統對上次和黎德壽會談的氣氛和實質內容深感失望。在此情況下，除非對方像我們一樣願意採取合理態度，否則我指示你中斷談判，那樣我們將不得不恢復軍事行動，直到對方願意談判為止。必須打消他們似乎存在的想法：以為我們除了按他們的條件解決問題外別無選擇。你應該立即明確告訴他們，我們確有另一條路可走；如果過去他們對美國總統竟會在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前和大選前採取強硬行動感到驚異的話，那麼現在他們會發現，鑒於大選業已結束，總統更可以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一切行動來保護美國的利益。
霍爾德曼發來的另一封電報建議，在電視拍攝我和黎德壽在一起的情景時，我的臉部表情應更嚴肅些。換句話說，我在巴黎的微笑在戴維營不受歡迎。我從經驗中知道，強硬的言辭並不一定代表總統的意圖；再則在談判僅四十八小時後就進行威脅似乎為時過早。因此我利用了來電不是命令的這句話，努力使談判進行下去。
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另一次六小時的談判中，我集中力量爭取加強有關非軍事區的條款，以便為北方的滲透設置法律障礙。黎德壽願在非軍事區問題上作出一半讓步，以交換對協定的其他部分的修改，特別是政治條款以及有關俘虜和美國非軍事技術人員的內容。他建議我們同意：北越的一部分部隊事實上從南越的最北端撤出，以交換釋放在南越的政治犯。他不肯告訴我們將撤出多少部隊，拒絕了我關於撤出十萬部隊的建議，並且不願作出書面保證。我認為這筆交易是對十月份文本的一個重要倒退，因為我們在俘虜方面的讓步換來的只是一個含糊的保證，一個口頭「諒解」：數目不詳的北越部隊撤過非軍事區很近的距離。[7]
那時正值感恩節。北越人想得很周到，他們設豐盛的午宴來慶祝這一節日，請吃烤牛肉和雞。事後我打電報告訴尼克松，雖然我們使協定有一點改進，但是北越人的態度略有後退，因此，總的說來，協定草案比十月份談判時稍差一些。我向總統提出兩個方案：中斷談判，恢復對二十度線以北地區的轟炸（這就是他要我在二十四小時前告訴黎德壽的做法）；或者敲定對協定草案中有關非軍事區和武器的條款所作出的改進，另外爭取對政治條款作些修改，以照顧西貢的面子；協定的其餘部分就保持十月談判時的原狀。當然，我無法知道河內是否會接受這一方案；但我肯定它會遭到西貢的拒絕。我沒有對這兩種方案提出傾向性意見，〔註解：尼克松說我當時建議採取第一方案。[8]這種說法並無根據；事實上，我曾暗示傾向於第二種選擇。〕這說明我和尼克松的關係日益拘謹。我還有點小氣地指出，迄今情況的發展證實了我原先的分析：「看來我們以前的判斷是正確的，現在十一月七日的期限已過，河內十月份那種急於取得解決的勁頭也沒有了。」
但是尼克松急於表明他比我棋高一著。他回電說「由於國內對談判的期望提高了」（這是指我那次「和平在望」的記者招待會），他自己在二十四小時前提出的中斷談判的做法已不再可能了。他採納了第二種選擇，要我在談判中盡可能強硬些：
我認為，十月八日的協定本來肯定是對我們有利的。你應盡可能考慮西貢的要求，設法改進協定。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基本的現實情況，即我們除了按照十月八日原則的框框達成協議外，別無選擇。
尼克松現在寧願對西貢施加壓力，而不是對河內施加壓力：
你應告訴西貢代表，如果達不成協議，國會將停止一切軍事和經濟援助。還要告訴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將無法取得必要的國會支持。
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又改變了主意，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又發來一份電報，建議我還是中斷談判為好，借口使談判雙方有機會向上級請示。在那種情況下，他將授權在休會期間對北越進行大規模空襲。這並不是我所喜歡的策略。如果談判完全中斷，我贊成恢復對二十度線以北地區的轟炸，但是目前局勢還沒有發展到那種程度。不論怎樣，尼克松現在準備頂住我們堅持強硬路線將引起的國內風暴：
我們的目標依然是體面地結束戰爭。假如由於執行我們戰略的緣故和這次大選時間的偶然性，我們在公眾關係方面處於困境的話，我們必須嚥下這口氣，挺過去。
在發出這個指示時，我們大家都必須認識到，我們根本不可能像十一月三日（一九六九年）、柬埔寨問題（一九七年）和五月八日（一九七二年）時那樣，動員公眾輿論來支持我們。但是至少大選現已結束，為了對得起到目前為止作出犧牲的大批人們，我們必須採取正確的行動，即使這將使我們失去大量公眾的支持。
上述這些指示的實際結果是要我來拿主意。在此期間，西貢的大使們始終堅持頑固的立場，對他們提出的六十九處修改寸步不讓。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們獲悉阮文紹的助手阮富德將來巴黎加強陣容。如果西貢會表示出某種靈活性，我們也得等阮富德到後才能知曉。我還認為，如果美國和北越的代表團按老格式繼續談判下去，死板地討論協定，那將是一個錯誤。在黎德壽沒有得到新的指示，或者西貢不讓步的情況下，這樣做只會使僵局更僵。我們得等二十四小時才能得到西貢方面的消息。
因此我向黎德壽建議，他和我分別由一位顧問陪同，在老地方（舒瓦齊勒羅瓦區達爾戴街）會晤。他表示同意。十一月二十四日黑格和我與黎德壽和春水會見了一個半小時，進行了哲理性討論。我把尼克松來電中措辭較強硬的部分念給對方聽，特別是那些強調他願意冒軍事風險的話。我強調，我們決不會接受比已公佈的條款軟弱的條款——這就拒絕了黎德壽關於作有利於河內的修改的要求。黎德壽堅持他的立場。那次會談後，我打電報給尼克松，表示我傾向於推遲談判一周。這將向河內表明我們並不過分著急，並使我們再有一周的時間做西貢的工作，除非阮富德帶來什麼根本的改變。目前的情況是，西貢不會接受可在巴黎談判的任何條件。我將等到會見阮富德後再作出最後決定。
阮富德什麼也沒有帶來。尼克松來電中關於國會態度的說明觸動了阮富德，但這顯然改變不了他所得到的指示。我決定在第二天要求休會一周。看來在這種情況下，兩個代表團再開會是不明智的。因此，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黎德壽、春水與黑格和我在達爾戴街會談了兩小時。黎德壽勉強同意休會；我看他並不準備進行新的嚴肅的談判。我們商定宣佈在十二月四日復會。
就這樣，第一輪談判的結果是對協定文本作出了十二處改進——有些是很不重要的，河內則相應地提出了三四個對它有利的重要修改。我們不瞭解河內的最終意圖。黎德壽採取的可能是強硬的談判策略，這種策略也可能反映他越來越自信，心理趨勢正變得有利於河內。北越人可能估計只要他們頂下去，我們將會設法迫使西貢回到十月協定文本上來，從而破壞阮文紹政府的士氣。另一種可能是，國會將迫使我們退出這場戰爭。與此同時，尼克松又改變了主意。他現在認為我應使談判繼續進行。十一月二十四日晚，在休會已商定後，尼克松向我提出了這樣的「建議」。這種做法不符合尼克松的性格，只是表明他在戴維營很孤獨。在我見過的所有政治領導人中，尼克松對談判的規律認識得最深刻。他知道，談判進程本身很少能產生解決辦法；只有在各種利益和懲罰達到均衡時談判才能取得進展。我們需要使河內放棄關於釋放越共政治犯和撤出美國非軍事技術人員的要求。我們需要瞭解西貢在六十九處修改中會同意作出哪些讓步。所有跡象表明，目前越南雙方都不願作出一點讓步。為了避免使自己陷入無法解脫的僵局，並考慮能施加什麼壓力，我們需要有一段間隙時間。
我開始預感到在有關問題以外可能發生災難。有經驗的談判者會培養出第六感，直覺地感到對方在什麼時候願意解決問題。跡像往往在細小的事情上表現出來：有些要求提出了，但不極端堅持；有些要求作了微小的修改；妥協的門總是虛掩著而不關死。十一月份的那一輪談判毫無這些跡象；事實上，所有的跡象正好相反：河內作出的讓步是細微的，不肯定的；他們總是使解決的目標可望而不可即。一個說明問題的跡像是黎德壽一直不願讓雙方的專家討論議定書——這些文件須規定執行主要協定總條款的具體安排，例如，停火的時間和監督問題，國際監督機構的組成和權力問題。我再三要求北越提供議定書的草案或說明自己的想法，並說以沙利文大使為首的我方專家隨時願就這些問題進行談判。我們每次提出，黎德壽總用站不住腳的借口來推托，說什麼北越的草案尚未準備就緒。考慮到三星期前河內還堅持我們須在十月三十一日前簽署基本協定，這種做法令人吃驚。（這也說明，在議定書還無著落的情況下，確定「時間表」是多麼荒唐。）假如我的直覺是對的，那麼更糟的事情還在後頭；河內將採取拖延方針，而我們卻沒法使他們改變方針。我就是帶著這種不安的情緒飛回國內的。
華盛頓對談判初期的挫折反應當然不佳。這座城市充滿著有關人們發跡和敗落的傳聞。強有力人物的興衰是華盛頓社交生活和日常談話的基本材料。近四年來，總統對我的明確支持一直保護了我——印巴危機時期的短暫風波除外。我和一系列成功的談判聯繫在一起。新聞界可能對我太好了——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尼克松形成對照。現在，我將為此而受到懲罰。我也得罪了官僚機構中認為我權力太大的某些人，以及白宮人員中妒忌我接近總統和名聲四揚的某些人。甚至對我批評最嚴厲的人也沒有指責過我過分謙虛，由於我缺乏謙虛，在我顯出弱點時，肯定會招來旁人的挑戰。在華盛頓，尼克松顯然日益不安。災難臨頭的前景總是使那幫慣於說閒話、透露消息和影射攻擊的人活躍起來，他們通過旁觀者的態度悄悄地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這很像古羅馬競技場上的情景。你被判定像羅馬鬥劍士那樣去決鬥，直到你的公職生涯結束時決鬥才算告終。
在華盛頓，失敗是需要有人作犧牲品的。我成了當然的對象。新聞界提醒聽眾，我曾說過「和平在望」，雖然我必須說，那時新聞界對我還是同情的。白宮有些助手的態度就不一樣，他們開始採取預防性措施，使總統和談判的可能垮台脫離關係。像約翰·奧斯本、伊萬斯和諾瓦克，以及傑克·安德森這樣一些截然不同的專欄作家開始發表文章，說我在十月份那輪談判中超越指示行事，尼克松熟悉法律的鷹眼使他發現了協定原文起草中的缺陷，而尼克松站在阮文紹一邊反對我。許多話都是損人利己的謊言。在十月份沒有什麼指示可以讓我超越；尼克松沒有對協定的條款提出過任何反對意見。他私下對阮文紹的看法比我更缺乏同情，儘管他擔心得罪共和黨的右翼。但是在華盛頓發生這類洩露消息的事實本身往往比消息是否屬實更令人感興趣；它們不是表示總統不高興了，至少也表明有些助手認為攻擊總統身邊的某一個人不會引起麻煩。外國政府將根據高級領導班子中出現的分裂得出各自的結論。在這方面，白宮政治和宮廷生活沒有多少差別。
在這類事情上，個人考慮和政策考慮總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總統自然想擺脫他和可能發生的災難的關係；在我這件事上，還有一個複雜的因素：尼克松和他的親信長期心存不滿（這不無道理），認為人們把外交政策方面的勝利過多地歸功於我。而我呢，一面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一面又確實擔心，如果我們不保持團結和冷靜，我們將難以度過日益逼近的危機。我設法向霍爾德曼和齊格勒說明這個道理，我還指出，過分地想把總統和我的努力分開，其結果會適得其反；畢竟我們最終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那時總統將不希望顯得太脫離談判工作。像去年印巴危機時一樣，霍爾德曼和齊格勒對此不表明看法。
這一切純粹是官場遊戲，但對談判卻發生了很不好的影響。它鼓勵了阮文紹持頑固態度，並企圖利用他想像的尼克松和我之間的分歧。它還必然鼓勵了河內在談判中寸步不讓。如果河內重新施展它一貫的消耗戰略，希望誘使我們壓西貢就範，這將是我們的一場災難，因為這樣河內至少能實現它破壞我們盟友的士氣和生存的長期目的。我們決心防止出現這種局面。事實上，尼克松和我在實質問題上的觀點仍然很接近；像過去一樣，尼克松在危機中頭腦冷靜，很有分析能力。然而，當時我們無疑處在進退維谷的地位。一方面，阮文紹執意不給我們活動餘地；另一方面，河內更是把西貢和華盛頓——以及我國政府內部——日益暴露的分歧看作是拖延談判的機會，看看從中能撈到什麼好處。我們決定攤牌，首先是和西貢攤牌。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要邦克再次告訴阮文紹，我們的最低條件依然不變。為了加強我們的地位，我們現在同意阮文紹以前關於派一位特使前來的建議，並請他立即派阮富德從巴黎來華盛頓，以便尼克松和他研究我們的最終立場。（意在打消阮文紹利用尼克松和基辛格之間分歧的任何希望。）邦克同意這種做法；他和我們一致認為，阮文紹不會幫忙來便利我們的工作，也不會承擔對談判的責任，但他會接受談判的結果。
十一月二十九日，阮富德抵達華盛頓會見決心已定的尼克松。事實上，總統還認為我建議的談話口徑有些「太軟」。他打算向我示範，應如何取得一個乾脆的結果。由於沒有接觸過越南人的談判風格，他不瞭解越南人避免攤牌，他們那種軟磨的做法往往使人無法確定究竟問題在哪裡或者究竟在哪一點上取得了一致意見。阮富德帶來阮文紹給尼克松的一封滔滔不絕的長信。這封信回顧了西貢在得到不再要求它作出新犧牲的諾言（據說被破壞了）以後，被迫作出的所有讓步。當然，阮文紹的觀點是有些道理的；不幸的是，阮文紹認為我們對他施加了難以承受的壓力，而批評我們的人卻認為這表明我們在談判中採取了毫不妥協的態度。我們不得不在這個漩渦中航行；在這樣遲的時候採納阮文紹的意見，必將使國內對我們的剩下的支持喪失殆盡。此外，阮文紹的信絲毫不顧談判的過程以及我們國內的困境。他在信中重申了他在十月份的全部論點，彷彿重複能迫使我們採取至少從一九七年十月以來從來沒有採取過的方針。如果他的「正義」要求不能得到滿足，他提出要訴諸世界輿論。這是毫無希望的；世界輿論早就忘了河內派軍隊踐踏所有鄰國主權的侵略行為；雖然一九五四年以來印度支那的每一場戰爭都是河內發動的。但它卻成功地使人們相信它是美國「壓迫」的受害者。世界輿論正在對我們，而不是對河內施加壓力，並且肯定會加快它的壓力。
尼克松向阮富德簡要地說明這種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們不能在現在拋棄近三年來我們聯合提出過的和平建議。把一個由共同挑選的人員組成的、沒有多少具體職能的並且須經一致同意才能採取行動的組織稱之為聯合政府未免可笑。不論怎樣，我們的戰略已定。不管西貢持何種態度，尼克松將根據這個戰略行事，西貢不能決定談判的結果，但能決定我們以後提供援助和強制貫徹協定的能力。尼克松的話很強硬，但還不足以使對方作出明確的反應。阮富德否認有進行對抗的意圖。相反，他的目的是密切合作。另一方面，他無權超越他的總統的既定觀點。尼克松派頭很大地建議阮富德和我坐下來擬定一個實際的解決辦法；他自己的決定早就作出了。換句話說，我們回到開始的地方，一點也沒有進展。阮富德無權解決問題，阮文紹又決不會向我屈服。
結局早就定了。我在我的辦公室裡兩次會見阮富德，在這中間他又一次簡短會見了尼克松。尼克松再次向阮富德強調，雖然他準備謀求對協定作進一步改進，但是他強制貫徹協定的能力比對協定條款作出任何修改更為重要。他對阮富德說，他相信我們能夠發現滲透活動；並把那天上午他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討論的應急計劃告訴了阮富德。尼克松說，不簽訂協定，美國就不可能繼續提供援助。他表示願意會見阮文紹，以重申我們將在協定簽訂後繼續給予支持。最好的辦法是「齊心協力，爭取最有利的協定，然後在得到美國經援和軍援，特別是美國對強制貫徹協定的堅強保證的情況下共同前進」。最後，他告訴阮富德，如果協定談判失敗，國會大概會在一月中停止撥款。所有這些話對於呆板的阮富德沒有起任何明顯的作用。會見結束後，尼克松無可奈何地對我說，阮文紹在玩弄威脅手段，我們大概沒有其他辦法，只能和他鬥。
正如尼克松告訴阮富德的那樣，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他和萊爾德及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一起開會。萊爾德估計國會肯定將表決停止撥款。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們傳信息給河內，表示我們將在十二月四日作出最大的努力，並正在減少在北越的空軍活動，以表明我們有誠意。根據我的建議，總統命令我方飛機出動架次減少百分之二十五。這大概是個錯誤；我不記得北越有哪一次對我們單方面的克制作出過相應的表示。更有可能的是，他們認為這種行動是由於軟弱所致。總之，河內在十一月三十日的答覆中接受了我方的這一表示而故意不予重視：北越認為有必要指出「迄今為止，美國事實上並沒有減少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狂轟濫炸，特別是B-52型飛機的轟炸」。此外，河內把僵局完全歸咎於美國和南越的行動。同一天，我們作了措辭尖銳的答覆：
正如美國一貫指出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對目前困難的片面解釋無助於迅速解決這場戰爭……顯然有一天，雙方將面臨如下的抉擇：要麼早日實現和平，要麼延長衝突，其後果無法預見。美國將作出最大的努力，但如果沒有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的類似努力，這是不可能成功的。
十二月四日談判恢復時，我的處境不太妙：國會越來越失望；勢不兩立的越南兩方擅長互相作弄，而我被夾在當中；國內關於我作為談判者的地位不那麼牢靠的風言風語也刺傷了我。
十二月會談：談判中斷
看來在十二月四日開始這輪談判時，如果重複過去那種無結果的交換意見，將是沒有多大意思的，尤其因為現在雙方代表團加上技術專家已經擴大了。因此，我打電報給黎德壽，建議我們在開始時先進行另一次「坦率的」私下談話。河內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提出仍在達爾戴街二號會晤。那次以黎德壽和春水為一方、黑格和我為另一方的談話可以用許多詞彙來形容，但不能用「坦率的」一詞。黎德壽沒有像往常那樣堅持要我先發言，他一開始就重複他在以前會談中使用過的激烈言詞。他指責我們企圖加強所謂的西貢「傀儡政權」。他批評我們拒絕釋放越共政治犯——這點他在十月份是接受了的。他又重彈了關於北越不怕軍事壓力的高調。我在回答中試圖向黎德壽表明，我們真誠致力於和平——過去這種嘗試一直是徒勞的——這次還將是這樣：
特別顧問使用了慣用的手法，指責我們不守信用，動機不良。有的時候人們應該懷疑，但有時也應該表示諒解。在我們看來，事實究竟怎樣呢？（十月二十六日）我曾公開承認你們在十月份提出了一項重要建議，其實你們並沒有這樣做。如果特別顧問稍加思索，他會認識到，當時中斷談判對我們很有利，很多人建議我們這樣做並譴責你們不守信用。為了保持和平的勢頭，坦率地說，也是為了使越南的其他派別承擔義務，更快地行動起來，我們拒絕了這種建議，從而使自己處於明顯的不利地位。……十月八日，你們提出一項重要建議。如果當時我說，我得去西貢商量此事，需要休會兩三個星期，那你們又會怎麼辦呢？我們總算設法打了三年交道了。你們知道，再浪費許多月的時間本來是很容易的。這樣做對我們很有吸引力。但我們經過考慮同意了一個加快的時間表，心裡很清楚這樣做的風險。我們國家擔了風險，因為你們將有機會做你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我們參加談判的人也都擔了個人的風險。因此你們必須懂得，你們指責我們不講信用特別使我們生氣。……考慮到我們已取得的進展，如果我們不能簽訂協定，那將是歷史的悲劇，荒謬的歷史事件。假如從各方應做的事和具體義務的角度來分析這項協定，我們已經解決了幾乎所有的問題。因此，實際上需要談判的問題不多了。我們要麼在本星期內解決問題，要麼就永遠解決不了。
以上就是我們對情況的看法。我知道你們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我們可以花整個星期的時間來討論歷史、善意和嚴肅態度等等。然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看看能否在短期內解決問題的智慧，因為長期的事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將作出最大的努力。你們可能認為這還不夠。實際上，我認為我們能夠迅速解決問題。我們有兩個計劃，一個是戰爭計劃，一個是和平計劃。對你們談我們的戰爭計劃沒有意思。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談得夠多的了。還是讓我談談我們的和平計劃。
按照該計劃，剩餘的問題在兩天內解決，即在十二月五日夜晚解決。黎德壽和我達成協議後的第二天上午，阿格紐副總統將由黑格將軍陪同前往西貢向阮文紹通報情況。四十八小時內我們就可以全面停止對北越的轟炸。我們最遲將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簽署協定。我扼要說明了我們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修改要求。
但是，像過去每次一樣，黎德壽沒有被雄辯所打動；他是研究力量對比的專家；當他看到力量對比對他有利時，言語不能使他改變主意。輪到他發言時，他玩弄了一大通辭藻，聽了使人非常惱火。他要我作出「巨大的努力」；他保證自己將作出「努力」。當他一次又一次這樣講時，我問他是否也應該在自己的「努力」前加上個形容詞。不，這位強硬的河內政治局委員回答說，原因是他近來已經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我卻只報之以「努力」。他怕我沒有領會他的意思，重複說：「我們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想盡了辦法。（我們）剩下能作的努力很小了。」
因此十二月四日下午，我們兩個代表團再次會面，這次是在北越人挑選的新地點聖然姆，從巴黎乘車西行約一小時。我上午的講話顯然毫無作用。黎德壽甚至沒有稍微作一點努力，他壓根兒不努力。他搶著發言，對我們的策略進行猛烈的譴責。接著，他拒絕了我們在上午私下會談中提出的所有建議。同時，他還收回了他在十一月份談判中對十二條修改中的九條的接受。他還堅持他提出的對十月協定草案的全部修改要求。我向總統匯報如下：
他拒絕了我們的全部修改建議，要求修改有關被拘平民的條款，並要求從南越撤出美國文職人員，這將使南越空軍無法維持。他還收回了他在上星期作出的某些讓步。總之，我們最終得到的協定將比開始時差得多。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他的態度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基礎。在此後的談話中，他堅持他毫不妥協的立場。除了接受他今天下午提出的東西以外，他給我們的唯一選擇是回到十月協定草案，雙方都不提任何修改要求。
我認為，除非黎德壽準備冒談判中斷的風險，否則他不敢提出這樣的建議。回到大使官邸，我和助手們花了好幾個小時仔細閱讀會談的記錄，想從一些微妙的語句中找到一線希望。我們什麼都沒有找到。沃森大使已經辭職，接替他的約翰·歐文還未上任，因此我們佔用了整個大使官邸。工作人員忙於重新起草文件，秘書們正在編寫材料。每天晚上，餐廳幾乎通宵開放，供應美味可口的飯菜，但吃飯的人卻越來越愁眉苦臉。
那一天晚上，我得出結論，防止談判破裂的唯一希望是告訴河內共產黨的後台——莫斯科和北京——他們所面臨的前景。我請在我的華盛頓辦公室值班的迪克·肯尼迪告訴多勃雷寧，我們即將面臨類似今年五月份的局面，要求蘇聯作出像上次那樣的反應。為了給莫斯科時間，讓它的影響起作用，十二月五日我要求黎德壽把原定於當天下午舉行的談判推遲二十四小時，「原因是十二月四日的談判使情況變得嚴重了」。
我向尼克松報告說，我認為我們不能同意回到十月的文本上去（更不用提接受河內提出的更差的協定了）。儘管當時我認為十月草案是好的，鑒於其後發生的事情，現在接受它將會引起災難。如果西貢提出的修改要求我們連一個也無法使其實現（或者更壞的是，我們接受一項比以前還差的協定），那將等於毀了南越政府。最糟的是，「這將使我們失去監督協定執行的一切能力，因為如果共產黨人知道我們甘願忍氣吞聲作這樣的讓步，他們也就知道我們不會有能力對違反協定的行為作出反應。」
因此，我們唯一可走的道路是採取很可能使談判中斷的方針。這裡存在著兩種現實的可能性：一、我們可以放棄一切新的要求，簽署那個包括北越在十一月同意的十二條修改在內的協定。二、我們可以繼續謀求實現阮文紹要求的某些新的修改，把它們減為兩個：放棄「管理機構」一詞，而增加一個不讓河內有干涉南越內部事務的合法權利的條款。「如果對方同意這筆交易（這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將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取得有意義的改變。如果是這樣，這一輪額外的談判將是值得的，我們對付西貢將處於較強的地位，雖然我們還將有一大堆問題。」我贊成採取第二種方針。但是，我提醒總統，這兩種辦法肯定都會遭到河內拒絕：
中心問題是，河內似乎已決定向我們提出正面挑戰，跟今年五月我們所面臨的一樣。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們是把賭注押在估計我們不願做那些必要的事上；他們想通過我們同西貢的分裂或者在國內垮台而取得全盤的勝利，而不冒談判解決的風險。這是根本的問題；其餘都是策略問題。如果他們願意現在就解決問題，我可以提出他們接受得了的方案，而不必來麻煩你了。假設他們走另一條路，我們就會面臨今年春天同樣的難以決定的問題。
我認為談判很可能中斷，而且我認識到，在十月份後迫使談判加快速度，我是有責任的：「如果談判中斷，我在回國後將和你談談我個人的責任和所起的作用。當然，眼前的任務是挽救我們國家的聲譽，並盡量在我國人民和世界面前處於有理的地位，以便在東南亞奉行一項有原則的政策。」我又另加一頁紙，表示如果總統接受我的建議，他應作電視講話向美國人民解釋這一決定。黑格、洛德和我在俯瞰大使館幽雅花園的我的臥室裡開會討論了這段附加的話。黑格特別認為，必須使總統瞭解，僵局不僅意味著軍事升級，而且還可阻止外行人提出一些強硬的建議，而自從大選以來，處於奇怪情緒中的尼克松經常接觸的全是這種外行人。
這些外行人是不贊成尼克松在獲得壓倒多數的大選勝利後向美國公眾宣佈這種不好的消息的。但是我們之間在實質問題上沒有分歧。因此尼克松雖然同意我的分析，卻拒絕了這個建議。十二月五日他回電讚許我的談判策略。他同意我的看法，如果談判中斷，我們必須加強軍事壓力。他甚至很想在我十二月六日恢復談判前就命令B-52飛機轟炸河內一海防地區的設施。他徵求我的意見，是否應命令穆勒海軍上將加強我們軍隊的戒備狀態，還問我是否想回華盛頓磋商，以便有更多的時間。不過，他根本不同意我關於作電視演講的建議：「但是，我認為提高到總統一級來講這件事會迫使俄國人和中國人作出反應，在美國國內則頂多只能引起好壞參半的反應，還可能使西貢變得比現在更難以對付。」
無論是尼克松和他的助手，還是我本人，雙方都囚禁在自己的一個天地裡，彼此之間只有邊緣的接觸。我對談判形勢很敏感；尼克鬆了解談判對國內的影響。我認為自己瞭解影響外交的各種利害得失因素。尼克松不太掌握策略方面的情況，但他在處理公眾關係方面很有頭腦——或者說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確信，電視講話毫無作用。如果他是對的，我看不出有什麼方法繼續執行有效的談判方針；因為，只有使河內怕我們會恢復軍事行動，才能使它把談判進行下去。我們一定會遭到雙重的失敗。無論如何，我反對作出賭氣的反應，這樣會使公眾情緒不安，同時又拿不出成功的前景。
我在給尼克松的回電中表示，現在提高我軍的戒備狀態還為時過早，在談判期間不宜進行轟炸，而我在只會談一天以後就返回華盛頓，會加強危機感，正中河內的下懷。我自殺性地再向尼克松建議，如果會談中斷或休會，他必須作電視講話，進行解釋。尼克松施展了他的高招，要霍爾德曼代表他來向我施壓。這位白宮辦公室主任在一份很不尋常的電報中把尼克松暗示的想法講得一清二楚。霍爾德曼說，如果談判陷入僵局，應該休會而不應中斷談判。在這種情況下，我要用低調向報界介紹情況。他一點沒告訴我，對越南和平努力的垮台如何用「低調」介紹。
尼克松認為已經不剩下什麼公眾輿論好爭取了，他的這個判斷可能是對的；如果真是這樣，並且河內也持這種觀點，那麼談判注定要失敗了，延長談判將無濟於事。十二月六日我給霍爾德曼回電說：
感謝你十二月五日來電。我們還是面對現實為好。如果在四十八小時內達不成協議，我們也許可以假托談判休會，爭取時間讓我能回國再吹風。但是很快我們就會無法阻止越南兩方把僵局公佈於眾。此外，如果我們恢復全面轟炸，那就更會如此。因此，一旦出現僵局，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屈服，要麼爭取美國人民支持，再作一次努力，我不相信北越會頂得住。要爭取美國人民的支持，最終只有總統親自出馬才能成功。如果你認為應該先由我做，我當然樂於一試。總統參加這項工作的可能性可以留待以後討論。
在我再次同黎德壽會晤以前，莫斯科給了我們答覆。克里姆林宮勸我們要有耐心，表示相信河內的和平誠意，並向我們保證——在黎德壽談話四十八小時後——北越仍願意在十月文件的框架裡簽署一項協定。多勃雷寧私下補充說，莫斯科正在同河內進行接觸，他建議我繼續談下去，給克里姆林宮更多時間去施加影響。
我同黎德壽十二月六日的會談沒有引起變化。雙方重複了各自的立場。對個別條款談了一下，但是我們純粹是原地踏步。黎德壽仍然拒絕讓專家開會談判詳細的議定書，甚至拒絕討論雙方無爭議的條款，這一點突出證明河內不願意解決問題。黎德壽說他們正在「研究我們的文件」，而他們的文件還沒有準備好。因此，無論他和我作出什麼決定，在專家們完成北越拒絕開始做的工作之前，有了決定也無法付諸實施。我們商定在第二天（十二月七日）作最後一次努力；雙方應說明各自最低的條件。這是華而不實的花招，幾乎肯定要失敗，因為這會引誘雙方都等待對方作出讓步。我把我打算講出去的底盤告訴了總統。我還提醒總統，即使最後出現突破，我們仍將面臨下列問題：
九月中以來我一直對你說，這項工作要冒很大風險。任何解決的最終結果將主要取決於雙方的信任和政治表現。我們目睹越南雙方之間的刻骨仇恨和病態猜忌，還知道河內無意放棄它的戰略目標，因此我們必須正視一個事實，即這個協定可能缺少所需要的最起碼的信任基礎。因此，協定很可能垮掉。為了防止河內和它在南越的同夥在邊緣地區進行蠶食，我們當然必須保持隨時準備和願意進行干預的姿態……
同時，黑格也提醒副總統做好準備，一旦第二天談判取得突破，他就動身去西貢。
尼克松在回電中指示我在下次會談開始時像檢察官那樣提出一連串問題，設法釘死河內採取的一系列頑固立場，以便一旦談判休會或中斷，可以有強有力的記錄為證。接著，我應請河內提出最後的建議。[9]尼克松的作法是有優點的，儘管我認為尼克松對我的能力估計大大過高，以為我能逼黎德壽作出明確的答覆。我對策略有不同看法，並把我的看法告訴了尼克松。可以說，我的生硬語氣反映出總統和我這個顧問之間的關係缺乏發自內心的熱情。
感謝你十二月六日來電。我理解並將遵守你的指示。但是，我認為執行指示的策略順序應該不同。今天下午談判時，我將首先爭取河內接受你已批准的我方最低要求（第一方案）。如果黎德壽拒絕，我將提出你來電第一段中列出的一系列問題，包括撤退問題。然後我將要求休會，以便我回華盛頓同你磋商，下星期我們將和對方聯繫恢復談判的時間。我認為，如果今天談判一開始就提出問題，那將是嚴重的錯誤，因為這樣做很可能立即遭到反駁，使我們在會議一開始就陷入僵局。
我可以想像尼克松當時的情景，最知情的高級顧問都不在他身旁，他們（包括黑格）都和我在一起。他會冥思苦想，把問題寫在他的黃色拍紙本上，而他的那些公眾關係事務天才們整天向他獻計獻策。在我辦公室留守的理查德·肯尼迪雖不是越南問題專家，但他做事認真，一絲不苟。十二月七日我曾請黑格送給他一份情況小結，以便他能起一點穩定的作用。我認為，搞公眾事務的那些人想避免承認出現僵局的做法，必將使我們日後更難處理目前看來不可避免的休會局面。矛盾的是，只有當河內確信我們願意冒失敗的風險並承擔後果時，它才有可能作出最後的讓步。如果談判失敗，損失最大的莫過於「和平在望」這句話的作者了。但是，僵局是無法永遠掩蓋下去的，如果我們不敢面對僵局的後果，我們就不可能克服僵局。黑格用他最漂亮的陸軍文體發電給理查德·肯尼迪，其中部分電文如下：
亨利知道本星期你的處境困難，因此感到應讓你瞭解他個人對當前形勢的看法。我想強調的是，他在危機時期同總統相處的經驗證明，在基辛格博士不在的情況下，總統得到的大部分咨詢意見來自白宮的一些人，這些人的目的和背景使他們集中考慮公共關係問題，雖然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考慮重大問題期間可能導致對實質性事項的嚴重忽略。……當然，你必須是能提出實質性咨詢意見的唯一來源。亨利希望你不要提出其他的估計，也不要附和有些人對國會態度或公眾輿論的評論，這些人的職務就是專門向總統提供這類評論的。因此，你提的咨詢意見必須總是從國家安全的實質問題出發，在這方面，顯然我們將需要有一段時間，以便使公眾輿論對萬一談判失敗有思想準備。但是，沒有必要讓這些考慮影響我們對河內的策略。河內早就知道存在哪些分歧，以及他們必須滿足我們的哪些最低要求。問題很簡單：他們願意這樣做嗎？如果我方的策略手法表明我們想避免正面迎擊他們的頑固態度，這只能使情況變得更糟，使他們更堅決地頂下去……
河內完全知道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如果他們滿足我們的最低要求，執行協定一事本身還需要總統行使最果斷的領導來推動，因為我們現在知道，雙方將是抱著最少的誠意來簽訂這個協定的。另一方面，如果由於河內甚至不能滿足我們的最低要求而導致談判破裂，我們無疑只有在最勇敢、最果斷的國家領導人的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這種領導不是光考慮公眾關係問題，而是主要根據對國家利益的現實估計行事，正是由於這種估計，我們才走到了現在這個地步……
十二月七日長達四小時的會談表明，根本問題恰恰是河內繼續在搞拖延戰術。看來，河內估計時間的推移只能改善他們的處境，而我們則進退維谷。雖然這一點還不是馬上就很明顯，而且我們仍然希望「讓步」會帶來突破，事實上十二月七日標誌著真正僵局的開始。黎德壽的談判風格稍有改變。他放棄了以前幾次會談中那種明顯的頑固態度，開始作一點讓步。但他總是設法使文本不能達成協議。他堅決不同意讓專家們討論議定書；這是他阻止達成協議的另一個方法，並使主要談判更加顯得抽像和脫離實際。他慢慢地開始用威脅的口吻講話，這表明他認為河內在心理上佔了上風。
黎德壽的所謂「讓步」很奇怪。第一天，他收回了他在十一月份已經同意的十二條修改中的九條；現在他退還六條；他還放棄了關於釋放在南越的被拘平民的關鍵性要求（河內在十月下旬曾放棄過，後在十一月又反悔了）。另一方面，他對非軍事區條款的態度又使人感到不妙。十一月他曾接受一項重要修改，加強尊重作為南北越的分界線的非軍事區的義務。黎德壽現在要加一句話，意思是非軍事區的法律地位將由南北越加以討論。正如我一再對總統說的那樣，這樣做將「使非軍事區的整個地位成為疑問」，更不要說禁止滲透的問題了。協定中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前一天少了些，但是我們還沒有能重新取得黎德壽在四天前收回的、越南在十一月作出的全部讓步。我在給尼克松的電報中正確地預言說，下次會上我們可能得到一二條我們最起碼的補充要求，但這也正是黎德壽想要我們做的：用接近協議為釣餌，使我們繼續談下去，阻止我們使用武力；但又保持距離以維持壓力，以便在最後一分鐘還有可能實現瓦解西貢政治機構的目的。我對協定的整個背景情況越來越擔憂了。我向尼克松報告說：
我們進一步摸了河內的意圖之後看出，他們絲毫沒有放棄對南越的目的或野心。他們只是決定修改策略，從正規的主力戰轉到在協定草案的框架內搞政治和造反鬥爭。
因此在協定簽訂後我們也不能預期有持久和平，只是河內會改變手法而已。美國如不表明高度警惕，隨時準備採取行動強制執行協定，我們大概將難以維持協定，事實上，美國的決心隨時可能受到考驗。我們又回到我原來的問題上來了：是現在就放棄協定繼續打下去好呢，還是等以後對方違反了莊嚴締結的協定，我們再被迫採取行動好？
我建議採取後一種方法，但是黎德壽在迅速使和平的前景失去令人高興的因素。
如我所料，尼克松接受了我的建議；他的回電表明，他幾乎寧願簽訂任何一種協定，而不要休會。他指示我爭取對十月草案作出「某種」（無具體說明的）改進。發來這封電報之前，總統、國防部副部長肯尼思·拉什和穆勒海軍上將在戴維營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了加強軍事行動的應急計劃。拉什和穆勒完全同意十月協定草案是健全的，並認為如果該協定不能得到執行，國會在六月三十日後肯定將停止撥款。尼克松幾個月來一直對我說他主要擔心的是右翼選民，現在卻轉而認為繼續打仗是得不到公眾支持的。當然，我從電報的字裡行間看出，他把失去公眾支持歸咎於我那次「和平在望」的記者招待會。不用說，我認為這是借口；我認為，河內在十月八日接受我們方案這件事本身就使我們失去了公眾的支持，而西貢的頑固態度使得我們的處境更糟。我們兩人的想法都對，但這對形成的後果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在十月八日和二十六日我們都沒有選擇的餘地。無論最後我們受到什麼懲罰，我們採取了大膽的做法，它使我們避免了更大的危險。
從根本上說，尼克松和我互相推卸責任都是不應該的，也是毫無意義的。如果談判成功，就會竭力搶功勞，像現在逃避責任一樣。如果談判失敗，我是理所當然的犧牲品——這是無可非議的，不管我對問題的分析如何有道理。是我推行的做法造成了目前的局面；總統的親信有義務保護他們的頭頭。由於我是單獨行事，我在這方面負有特殊的責任。
當然，考慮這些問題對巴黎談判沒有幫助。我處在為難的夾縫裡，西貢任性，河內持含蓄的傲慢態度，華盛頓則有一套稀里糊塗的看法，幾乎要不惜一切代價使談判繼續下去，這使我們無法用壓力來逼迫解決問題。
在十二月八日的四個半小時的談判中，黎德壽仍然拒絕討論議定書，同時勉強作出一些並不落實的讓步。黎德壽和我最後商定索性不用「管理機構」一詞，這個詞的翻譯已引起了很多煩惱。[10]他還確認他願意恢復原來有關被拘平民的條款。這些是重大的進展。然而，黎德壽為自己留下了足夠的餘地。在非軍事區定義問題上他還是寸步不讓，使非軍事區的地位成為問題，從而間接地為河內長期滲入南越提供了合法的根據。他再次要求全部撤出同南越軍隊一起工作的美國非軍事技術人員。這樣做實際上將使西貢軍方的全部先進裝備處於癱瘓。不過，我們現在總算只剩兩個問題有待解決了：非軍事區問題和美國非軍事人員問題。同我們已經解決的問題相比，只要有誠意，這兩個問題在一次會談中即可解決。根據這個假定，我派黑格返回華盛頓。如果我們在十二月九日解決問題，我要他準備第二天上午同副總統一起去西貢，以便徵得阮文紹的同意。
然而，黎德壽搞拖延戰術之狡猾，可與他製造僵局的凶狠，以及在十月份的一小段時間內解決問題的靈活相比擬。十二月九日的三個半小時的談判看來取得了進一步的進展。但是，每次表面上的成功都使我們情緒更加低落，感到對方在把我們引入無盡頭的迷宮，因為不管解決了什麼問題，黎德壽總能使每次會談至少留下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這一回黎德壽把我們早在十月份已經得到的東西「給」了我們，這就是把美國非軍事人員留在南越維修先進軍事裝備的權利。但是他在非軍事區方面寸步不讓，因為他知道，允許通過非軍事區進行軍事調動能使禁止滲透的規定無效，而這一點是協定很重要的部分。黎德壽搬出一條理由，這是我們在和共產黨談判經驗中從未碰到過的。他說，在十一月他同意非軍事區必須得到尊重的條款以後，河內政治局否決了他的意見。他說，他還在等待新的指示；其他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一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居然聲稱自己行事越出了指示，這是前所未有的。根據我們對北越人工作程序的瞭解，也極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至少這是我現在的想法，當時我不知為什麼傾向於相信他的話。）
我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有關尊重非軍事區條款的措辭應按兩周前商定的那樣不變。但我準備在另一節，關於在實現統一之前，南北越南應為在各個領域建立正常關係迅速開始談判的規定後面，增加這樣一句話：「討論的問題中將包括准許平民穿行臨時軍事分界線的問題。」這樣寫的好處是暗示，在雙方達成協議前，禁止穿行非軍事區，而軍隊通過非軍事區則是永遠禁止的。黎德壽擔心找不到論據反對這個折衷方案，又玩弄了一個新花招。他突然說自己頭痛，血壓升高，感到虛弱；他看上去像一個痛苦的老頭。他裝得這樣像，我只好提議休會。黎德壽從來不放過一點機會，他提出他要休息一整天才能恢復，就這樣巧妙地把談判又拖了四十八小時，當然把副總統去西貢的事也報銷了。然而他慷慨地同意讓專家們會晤——當然還不是開始討論議定書（他還沒有向我們提供河內的草案），而是統一協定各現有文本的措辭。我一同意了這個工作程序——確實，面對這樣一個明擺著的病人，我沒有其他辦法——黎德壽目的已達，病也就玄妙地好了，我們接著談笑和抬槓達一小時。
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了，我滿懷希望在下次談判時（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一）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對黎德壽仍然估計不足。前一天的專家會議開得還可以，儘管他們花了七個小時才統一了已經多次商定的文本措辭。但是地平線上出現了一塊烏雲，因為北越企圖修改協定中關於各方「應嚴格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關於柬埔寨和老撾的協定的規定。北越建議刪掉「應」字，這樣一改，這句話就不成其為義務，而變成敘述事實——當人們想到當時還有十多萬北越軍隊正在這兩個國家橫行時，這項建議使人感到十分不安。
從十二月九日晚到十日清晨，我以總統的名義給黎德壽寫了一封短信，告訴他尼克松仍在考慮而尚未批准我提出的關於非軍事區條款的折衷措辭。總統很想保留原來的措辭。我認為這樣做後，河內會把我的建議看作是一個真正的讓步。〔註解：尼克松比我還高明，儘管他是在事後才看到信的，他卻說這是他自己的指示。[11]〕但是，這樣明顯的花招騙不了黎德壽。十二月十日他回了一封短信，說他在河內的上級認為，他們的立場——使非軍事區的地位成為問題——才是「最正確和最合理的建議」。
在巴黎，最快活的是奉派監視我的西貢大使代表團。他們唯一的任務是每天晚上聽我吹風；他們奉命堅持西貢提出的六十九條修改而不聽任何折衷意見——顯然是為了考驗我在黎德壽麵前還剩得下的一點點心理平衡。沒有什麼折衷可談的。美國代表團越來越低落的情緒使南越人很高興，幾乎不加掩飾。
十二月十日我還收到黑格有關尼克松一系列令人糊塗的行動的報告。這表明遠距離指導複雜的談判何等困難。尼克松先打電話給多勃雷寧說，他已推翻我建議的關於非軍事區的折衷措辭，並要求莫斯科幫助我們使河內回到十一月商定的方案（尊重非軍事區，甚至連允許平民通過非軍事區的規定也沒有）。接著，尼克松對派阿格紐去西貢一事又變了主意，擔心他去後可能和阮文紹站在一起反對自己的政府；他現在想派康納利了。黑格打消了他的這種想法，因為私人使者講話的份量總比不上持有公職的使者的講話（康納利已不再是財政部部長），還因為阿格紐以親右派出名，他支持協定將具有更大的影響。黑格最後轉達了總統關於談判的指示：
假設你能把星期一的會推遲到下午舉行，你在非軍事區的問題上應持強硬態度，以證實總統的態度是堅定不移的。如果莫斯科真的幫了我們的忙，那麼河內可能屈服。如果河內不屈服，總統認為（我知道你也這樣認為），我們不應在星期一使談判中斷。在這種情況下，你應再舉行一次會談，如能盡快在星期二上午舉行最好，這樣我（黑格）就有最充分的時間同副總統於星期二晚上離開華盛頓。這樣做便於我們安排副總統的個人日程，對副總統的西貢之行作低調的宣佈，並協調好同邦克和阮文紹的聯繫。在星期二的會談中你應繼續持強硬的姿態，到那時如果莫斯科最後確實施加了影響，效果應該顯示出來了。如果黎德壽還是不讓步，那麼你就把我們的折衷方案作為美方的最後讓步提出來。如果這也不靈，如我們預計的那樣，總統甚至願意徹底讓步，而希望我們仍能說服阮文紹接受協定。
換句話說，尼克松在多勃雷寧面前否定了我的折衷方案，認為它太軟弱。與此同時，他指示我提出該方案，並要我作為最後一著接受河內的方案。他想通過嚇唬多勃雷寧佔得上風，但是他最終還是準備屈服的。在正式立場和準備接受的條件之間差距這樣大的情況下搞詐騙是不可能奏效的。
不論怎樣，十二月十一日黎德壽和我會談時，他比我們棋高一著。他不想達成協定，至少在這一輪談判中是這樣。顯然他也想到過我們可能會屈服；因此他果斷行事，避免出現只需我們在一個問題上讓步就能達成協議的尷尬局面。他很快就排除了這種險情。首先，他推翻了我們認為已經解決了的簽字程序。（這是一種複雜的安排，讓西貢可以簽字而無須承認共產黨的臨時革命政府。）其次，在同意不再要求撤出協助南越軍隊的美國非軍事技術人員之後四十八小時，他堅持這只是指不在協定的公開文本上寫明，以避免使我們難堪。他現在要求有一份秘密的書面諒解文件，寫明我們將撤退技術人員。他又表示抱歉地說，還沒有準備好討論任何一項議定書。至於非軍事區問題，他要到第二天才能得到指示。總之，黎德壽表明他不準備在那天解決問題，而且（由於存在著懸而未決的問題）第二天也不太可能解決。這種做法本身使人惱火。北越人拖延達成協定是雙料地欺侮人，因為他們明知美國副總統四十八小時以來一直準備著離開華盛頓去西貢把談成的協定強加在執拗的盟友頭上，我通過黑格向總統報告如下：
明天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是他們根本沒有急於談成的表示，相反卻很有剛愎傲慢的表現。……
顯然，從上星期四以來，本來哪一天都容易達成協議。河內很可能認為，我們是處於被動地位，並由於國內外公眾的期望而不敢把戰爭再拖下去。他們可能認為西貢和我們之間發生了不可彌補的裂痕，而聖誕節的即將來臨又使我們不可能恢復對北越的轟炸。如果情況真是如此，我們將面臨一次重大的決策。我認為，如果我們現在完全屈服，將使協定無法得到實施。總統還須瞭解，此時在導致南越垮台的條件下接受協定將對他日後的歷史地位產生嚴重影響。
十二月份的各次談判輪流在兩處舉行，一處是伊維特河畔吉夫市鎮（萊熱公館）共產黨的會議廳，另一處是一位美國商人的漂亮的市內公寓，坐落在納伊。我們每天在勇敢的法國警察的護送下乘著快得使人毛髮聳立的汽車前往會議地點。兩處都搭起了木頭站台，以便聚集在那裡的記者能看到談判代表在休息時散步的情形。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室內談判的氣氛越糟糕，北越人在門口迎送我們時就越熱情；他們無疑是想造成一種印象，似乎談判正在取得進展，以防止我們產生搞軍事升級的想法。考慮到總統指示不要作出談判就要中斷的暗示，我偶爾在攝影記者視線以內同黎德壽進行友好的交談——這使我再次受到霍爾德曼的指責。
十二月十一日談判後，我收到黑格的電報，進一步澄清了華盛頓的想法。總統要我留在巴黎，只要還存在解決問題的一線希望；如果我認為僵局已無法打破，我可以回去進行磋商；談判可以休會但不要長期中斷；如果總統決定恢復轟炸，將讓我向報界吹風。應我的要求，黑格向多勃雷寧介紹談判情況，讓他知道，蘇聯答應進行的調解顯然沒有奏效。多勃雷寧含糊地講了些願意幫助的話。我不斷向中國駐巴黎大使黃鎮通報情況。儘管他待我再友好沒有了，但他甚至不假裝北京會出什麼力。我在同黎德壽再次會晤前，聽說阮文紹向議會作了一篇很強硬的講話，再次拒絕接受目前談判的基本內容。
當我回想那段時期的事情時，我很欽佩那位無畏的領導人的勇氣，雖然他受到幾十萬敵軍的進攻和唯一盟國的壓力，但他仍堅持施展複雜的手腕，在矛盾的急迫事宜之間周旋。同時他千方百計向本國人民表明：他不是美國的傀儡而是真正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即使在和平時期他也有能力領導人民抵抗共產黨入侵者；而且他不是和平的障礙。他靠機智和決心繞過暗礁險灘，總的來說做了對本國人民有益的事。當時我們需要的東西各有不同。因此他無情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做法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是諷刺我們作出的犧牲，損害他自己在美國的地位，並逼迫我們付出越來越大的財力和人員方面的代價。
尼克松寫給我一封信，要我在十二月十二日談判時念給黎德壽聽。這封信和他前一天要我最後屈服的指示相矛盾，而表明無論尼克松耍什麼花招，一旦他對問題作出了分析，他是能夠正確行事的。他估計將休會，因此他指示我告訴黎德壽，我們決不會接受錯誤的解決方法，而如果北越不改變它的頑固態度，美國將不會作出新的讓步。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以沙利文為首的我方專家同以阮基石副外長為首的對方專家再次會晤。北越人仍拒絕討論我方的議定書草案，也不提供他們的草案。與此同時，黎德壽接到了有關非軍事區問題的指示。他建議刪去我關於允許人員通過非軍事區的建議中的「平民」一詞。換句話說，河內想保留軍隊通過非軍事區的權利——這是一個巧妙的外交手腕，它使我們對能否禁止滲透活動產生了更大的懷疑。為了安撫我們，黎德壽最後拿出了他們有關停火和國際監督機構的議定書草案。然後，他先發制人，通知我他決定於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四）離開巴黎回河內，旅程需花四五天時間。他將無法解決問題，除非他親自說服政治局中的頑固分子，這些人一直跟他為難，特別是在非軍事區問題上。如有必要，他願回來，但他認為我們可通過交換電報解決遺留下來的問題——這顯然是荒謬的，因為有許多技術細節尚需研究解決。我們實在難以相信黎德壽是個主和派，只是被主戰的同事們阻攔，才不能作出讓步；但是黎德壽這樣說有助於他拖延談判，又不致（這是他的希望）使我們有借口進行報復。黎德壽同意第二天再談一次，為爭取實現突破作最後的努力，並在會上研究總算開始商討議定書的專家們所作出的結論。
十二月十二日晚，我向華盛頓匯報如下：
總的情況表面上似乎不錯；但是我得出了如下的結論：河內已決定拖延時間，這或許是因為我們同西貢發生了公開分歧；或許是因為他們有瞭解南越人情況的秘密渠道，知道我們之間交換意見的情況；或許是因為他們領導層內部有分歧，在是否簽訂協定問題上正舉棋不定。他們慣用的手法是：每天給我們恰到好處的甜頭，使我們繼續談下去，但不作出能導致簽訂協定的決定性讓步。另一方面，他們想確保我們得不到有力的借口來採取強硬行動，他們採取低調的做法，防止我們恢復轟炸。如果他們想解決問題，在過去幾天裡他們隨時可以用三小時就解決問題。但他們有意避免這樣做。……
他們已使問題減少到這種程度，以致通過一次電報聯繫就可以完全解決。但是，如果不施加強大的壓力，我認為他們不會發出這份電報。
我們連夜研究了北越提出的幾個議定書草案。正如我向尼克松匯報的那樣，這些議定書草案「實在不像話」。關於國際監察和監督委員會的規模、組成和職務的草案，使監督機構受這麼多否決權的制約，以致不能想像它能視察任何東西。委員會由共產黨方面提名的兩名成員（匈牙利和波蘭），和我方提名的兩名成員（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亞）組成，須經全體成員一致同意才能進行任何調查或提出任何報告；個別成員無權提出少數人的報告。此外，委員會自己沒有交通工具，它進行視察必須徵得被視察一方同意，還要請該方提供吉普車、電話或其他設備。黎德壽帶著嘲諷的口氣開玩笑說，他們在共產黨區域也許只能坐水牛車。為了避免無意中還留下漏洞，北越草案還規定該委員會的視察員人數限於二百五十人（包括後勤人員），由他們來視察長達七百英里叢林帶和更長的海岸線上是否有滲透活動。按照河內草案的規定，國際監察機構太弱而雙方（越共和西貢）聯合軍事委員會卻太強。我們原來設想聯合軍事委員會主要起聯絡作用，他們卻規定該委員會設有直到區一級的分支機構，這樣就要在聯絡機構的名義下把共產黨硬派到南越的每個地區。第二天，我用挖苦的口氣向黎德壽提出反對意見：
我們覺得，你們的草案過分誇大了越南人的好客傳統，以致使國際監察和監督委員會小組幾乎不可能視察任何東西，他們將發現自己每時每刻在越南主人的包圍之中（眾笑）。根據我們的分析，聯絡官的人數將是委員會成員的四倍，不熟悉你們的好客程度的西方人可能會誤認為自己成了俘虜（眾笑）。因此我認為，應讓這些委員會成員有更大的主動性。其次，據我們對你們草案的瞭解——恐怕我們是瞭解的——草案規定，委員會的一切交通工具和生活必需品都由它工作地區的一方提供。特別顧問已經指出，委員會成員可能得坐水牛車旅行。但我們主要關心的是委員會的宗旨，而委員會在發現違約行為方面的積極性大概比違約的一方要高吧。按你們的規定，調查不但首先須得到違反的一方的同意，還須靠它提供一切通訊和交通工具。
關於停火的條款同樣荒唐。這些條款規定，所有的南越飛機應停止起飛，甚至所有在南越水域內的軍艦都應停止航行。在規定停火內容的幌子下，河內提出解除南越全部的自衛力量。難怪我的越南問題助手約翰·內格羅龐特說河內在十二月那輪談判中使用的談判手法是「笨拙的、囂張的、實質上是蔑視美國」，是「華而不實的、庸俗的、有時顯然很幼稚」。
十二月十三日黎德壽在同我進行最後一次談判時明顯地使用了上述各種手法。這一天最終導致了談判的破裂。這是我方和平談判代表團團長威廉·波特第一次參加和黎德壽的談判。這使波特懷念全體會議上那種比較安靜的氣氛，雖然談判同樣毫無結果。十三日上午，文字專家再次碰頭，以確保雙方根據同樣的商定文本在進行工作。早些時候的專家會議多少是實事求是的，而在這次會議上，北越人卻突然提出十七條新的、毫無道理的句子，實際上是把黎德壽在同我談判中已經放棄的北越以前的要求重新搬了出來。十二月十三日，我同黎德壽的談判時間全部浪費在重新討論所有的實質性問題上。
黎德壽在文字上一直耍著的一個花招可以作為例子。十月份他曾提議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應「領導」某些具體的活動。我表示反對，認為這將意味著委員會擁有某種政府性質的權力，與協定的前提不符。於是黎德壽想改用「監視」或「監督」，這些詞在越南文譯法中正巧是用同一個字來表達的。我對這些也不同意。最後，我們商定用較弱的「促進」一詞。在核對議定書的越文文本時，我們發現河內一直保留了這個令人反感的越文字。
更加嚴重的是，在翻譯會議上北越人重新引起了對「各方應尊重（關於老撾和柬埔寨問題的）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定」中使用將來時問題的爭議；他們再次刪去了「應」字。這不僅推翻了黎德壽前一天作出的讓步，而且令人十分不安，因為黎德壽反對使用「應」字提出的理由是北越早已尊重這些協定，因此使用將來時會造成誤解。根據這樣蠻橫的解釋，關於尊重老撾和柬埔寨中立的協議變成了確認河內有權在老撾和柬埔寨駐軍。
我十二月四日來到巴黎是帶著尼克松要解決問題的指示來的。黎德壽把我拖在那裡達十天之久，這是我們進行的最長的一輪談判，我們離達成協議的日子似乎一天比一天更遠了。十二月九日（星期六）會談結束時，黎德壽和我一致認為只剩下一個問題（非軍事區問題）沒有解決。到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一）會談結束時，又有了兩個新問題（非軍事技術人員和協定的簽字程序）。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會談結束時問題更多了（星期六和星期一留下的三個問題、協定文本中的若干問題，以及議定書中的幾個新問題）。每天，在北越作了弊的諒解或議定書草案裡總要冒出幾個問題，而這些問題我們原以為在協定中早已解決了。經過一整天的談判，黎德壽會在大多數問題上作出讓步，但也總要留下足夠的問題，或者重新提出一些老問題，以阻止達成協議。每天留下的問題往往不同。雙方之間並不存在難以處理的實質性分歧，問題是北越人看來決心不讓協定大功告成。正是這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導致我們在五天後開始了聖誕節轟炸。
十二月十三日談判結束前，我警告黎德壽注意華盛頓越來越不耐煩了：
我們兩次來到這裡，每次都下決心迅速解決問題，每次都準備向你們提交我們將嚴格遵守的時間表。為了開始執行我們提交的時間表，我們讓副總統等待了十天。我們認為在最近一周，每天取得的進展僅足防止談判破裂，而不足導致達成解決辦法。我欽佩特別顧問使談判拖延下去的本領。
我們商定告訴報界，我們將就下次會晤的時間保持接觸。雙方專家將繼續討論議定書問題。
我們回華盛頓的那次旅行，少說也是情緒陰暗的。由於沒有提供專機，我們只能乘一架空中指揮機。這架飛機既不舒適，噪聲又大，沒有舷窗，擠滿了通信設備——後來發現其中沒有一件可用來和白宮取得聯繫。我們被關在陰暗的艙內，在實際上和在象徵意義上都與世隔絕，可以對兩個月來的好壞遭遇進行思考。在我的公職生涯中，沒有其他目標像這樣牽動我的感情了。如果對方有一點誠意，我們十天來談判的問題本可以在兩天內得到解決。華盛頓和西貢之間發生裂痕，美國政府內部明顯的意見分歧，即將復會的國會將對政府採取比上屆國會更加敵對的態度——河內顯然認為這種形勢為他們創造了不可錯過的好機會。不久前河內還急於解決問題，而現在它又在施展它傳統的心理戰術了。無論在打仗還是在講和，越南似乎注定要使美國人傷心。
但是不論出於何種原因，我們不能長久沉浸在自憐的情緒之中。我們必須設法駕馭事態的發展，而不只是唉聲歎氣。我仍然認為我們能夠很快結束戰爭，但這需要經過另一段將加深國內創傷的困難時期。和我的希望相反，和平進程將不是治癒創傷的階段。我們感到惱恨的主要原因是，越南雙方都利用我們要解決問題的迫切心情進行訛詐，並使我們不能對他們採取有效的制裁行動。我們的首要義務是重建一個更好的「風險平衡」，使他們雙方都認識到我們決心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在從巴黎發回的最後一份電報中把我方的各種選擇總結如下：
目前我們的處境如何？昨天我說明了我們的基本難題。由於我們失去了有效的壓力手段，河內幾乎在蔑視我們，與此同時，西貢破壞協定的目光短淺的手段使我們失去了僅餘的幾根支柱。……不久，我們將失去施加影響的一切手段，而如果我們不能達成協議，或使我方的被俘人員獲釋，國內對我們的壓力將越來越大。我們將既達不成協議，也保不住西貢。
現在，我們基本上可有兩種戰略選擇。第一，我們對河內採取嚴厲的態度，用轟炸和其他辦法極大地增加對河內的壓力。這包括重新佈雷，在本週末對發電廠進行兩天的大規模襲擊，並出動B-52飛機進行幾次轟炸。這樣做將表明他們要為過去十天的行為付出一定的代價。與此同時……對西貢施加壓力是必不可少的，這能打消阮文紹已使我們屈服的想法，而且我們可以表明，我們既不容忍敵人的頑固態度，也不容忍盟友採取的這種態度。
第二種做法是維持目前的表面關係，約定明年一月初再次和黎德壽會晤。這可以用來試探可能性極小的假定，即屆時黎德壽會得到新的指示。如果我們再次碰壁，我們將對河內採取強硬的態度。我們將放棄目前的努力，責備越南雙方，但把主要責任歸咎於河內。我們將提議雙方就撤軍問題達成交易，並用停止轟炸來換取被俘人員。如採用這種方針，我們也得做西貢的工作，以便一旦在一月份達成協議或者談判失敗（這是很可能的）能使阮文紹同我們一塊兒走，這也是為同河內達成雙邊協定打下基礎。
聖誕節轟炸
所謂的聖誕節轟炸常被描繪成一場駭人聽聞的大破壞，它出於罪惡的動機，並且毫無意義。從多方面來說，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我對十二月談判的闡述無疑說明了河內實際上已經作出戰略決策要延長戰爭，破壞一切談判，並在最後時刻再次爭取徹底勝利。尼克松和我是在十分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回頭考慮採取軍事行動的。
我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心情鬱悶。不管現在發生什麼事情，戰爭的結束很可能像戰爭的進行一樣引起分裂。如果我們不採取果斷的步驟，越南雙方會越離越遠，十月份一度接近協議的東西會重新拆散；我們再也不可能得到這樣的條款了，除非我們採取大規模的、持久的軍事行動，而美國國會和公眾決不會支持這種行動，即使他們支持，我們的國家也會因此而徹底分裂。我認為，我們擺脫困境的唯一辦法是立即同時向河內和西貢攤牌。
在十二月那一輪談判期間，我努力向尼克松強調：如果我們不願使戰爭無限期拖下去，或接受一項無法監督執行的、可能使西貢垮台的和平協定，那麼談判中斷（或休會）將意味著我們必須加緊向河內施加軍事壓力。我曾希望尼克松向美國人民解釋僵局的形成，並實行軍事升級。當時我忙於談判，沒有時間仔細考慮到時候我應建議採取何種軍事措施。黑格曾請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班子準備一些計劃文件，這些文件主要是關於取消我們於去年十月自己規定的對轟炸的限制，即把B-52轟炸機的活動範圍限於二十度線以南，而對人口集中地區只能使用戰鬥轟炸機進行空襲。我在巴黎時沒有提出具體建議。
尼克松的態度更為複雜。從根本上說，為了結束戰爭他現在幾乎願意接受任何條件。儘管我時常接到一些聽起來好戰的指示，意在念給北越人聽，他對我在行動方面的建議要溫和得多。他指示我繼續談下去，在當時情況下這樣做只能使僵局更僵；還要我退到我們的最低立場之後，並在非軍事區問題上接受共產黨的方案。我可以肯定，如果在十二月份河內在非軍事區或非軍事技術人員問題上作出一二項微小的、裝門面的讓步，尼克松本來會欣然加以接受——比我要樂意得多。他並不想恢復轟炸。他非常害怕在新任期開始時在電視上宣佈再次擴大戰爭。
然而河內越來越貪婪了。華盛頓和西貢之間的明顯不和使北越人受到鼓舞，他們大概準確地估計到新的一屆國會在明年一月的動向，因此他們以為能獲得一切，使我們屈服，並渙散西貢的士氣。北越人在同尼克松打交道時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們把他逼到了死角。尼克松在似乎一籌莫展時具有最大的危險性。他決心不讓第二任期像第一任期那樣再受國內創傷的折磨——特別是在解決辦法彷彿近在眼前的時候。
另外有一個人，雖然還不是內圈人物，但在日益接近內圈，他在決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就是我的副手艾爾·黑格。他不久即將被提升為陸軍副參謀長。他原來是支持進行談判的，但是阮文紹拒絕前進和河內拖延談判的情景使他產生了懷疑。十二月那一輪會談使他確信，只有施加大規模的軍事壓力才能克服河內蠻橫的阻礙。他贊成使用B-52轟炸機對北越進行大規模空襲。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晚上，我從巴黎抵達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時，黑格向我明確表示了這個意見。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尼克松、黑格和我開會討論我們的方針。我們一致認為，如果我們無所作為，我們將陷於癱瘓，實際上成了河內玩弄的花招的俘虜。即使在一月份恢復談判，也不能指望河內會改變策略。要我們接受十月協定草案的壓力將會增加。在發生了這一系列事情以後再接受十月協定草案，將意味著巨大的失敗；這對西貢將是心理上的嚴重打擊；而我們在遭到徹底失敗後，必將失去強制執行協定的能力。當然，這正是河內如此傲慢的原因。西貢方面將認為沒有必要採取靈活的政策；鑒於美國國會無疑正急於停止援款，西貢堅持它原來的方針反正冒不了更大的風險。我們知道軍事行動得不到政府其他部門的支持，而且會在國會和新聞界引起強烈的反對。既然總統不願親自向公眾說明他的理由，這必將使我們進一步喪失僅有的一些公眾支持。當我正在從巴黎回國途中的時候，萊爾德送給尼克松一份備忘錄，反對作出軍事反應；他聲稱，拉什和穆勒支持他的觀點。當黑格同穆勒核實情況時，穆勒主席認為他的觀點「被誤解」了。
所有參加十二月十四日橢圓辦公室會議的人都認為有必要作出某種軍事反應。起初大家對採取什麼軍事行動有不同的看法，那次會議似乎沒有書面記錄，因此現在難以回想起當時的詳細情況。根據尼克松的記憶，我當時極力主張加強對二十度線以南地區和老撾南部的轟炸，[12]但對人口稠密區完全不要轟炸。我記不起我當時有這樣的想法；我記得，我贊成按十月份自我限制的規模恢復對整個北越的轟炸，但在人口稠密地區只使用戰鬥轟炸機。而黑格則主張使用B-52轟炸機，特別是對二十度線以北，理由是只有大的震動才能使河內回到談判桌邊來。尼克松接受了黑格的看法。我開始勉強同意，後來才被說服。現在我仍認為，從根本上說，尼克松和黑格的看法是對的。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採取大的、使人震驚的步驟，使事態按我們的意志發展，盡快結束戰爭；要麼就放任自流，進行另一輪無結果的談判，延長戰爭，加深國內分歧，承受越來越大的傷亡。除此以外，別無選擇。
尼克松選擇了強行解決問題的道路——恢復猛烈轟炸，並且第一次連續使用B-52飛機轟炸北越。選擇B-52一方面是為了達到震驚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其他的飛機不能全天候飛行。我在前面曾提到過，夏天我們針對北越的轟炸計劃中有一半因天氣原因而被迫取消。穆勒估計十二月的氣候條件將更加惡劣。（事實是，在B-52對北越進行轟炸的兩週期間，只有十二個小時是戰鬥轟炸機能夠活動的天氣。）尼克松正確地估計到，取消對轟炸的自我限制要付出巨大的國內代價；但只有在轟炸失效的情況下，事情才會不可收拾。他寧願短期大幹一下，而不願作出長期的、非決定性的努力。
後來有人傳說尼克松和我在使用B-52轟炸機問題上發生分歧。這是虛構的。事實是，鑒於河內在巴黎談判中的行為，我同意甚至建議加強軍事壓力。我認識到尼克松和黑格關於使用B-52轟炸機的論據有說服力，因此後來同意了。一旦尼克松作出決定，我就毫不猶豫地執行了，認為這是各種困難選擇中的上策，不過我對於和平前景的後退感到痛苦和惋惜。
如果說尼克松的決定我欽佩，那麼他拒絕向公眾作解釋一事我卻不那麼贊同。他已下令在十二月十七日重新佈雷，十二月十八日恢復轟炸。這些行動必然會引起廣大公眾的激憤。但是尼克松決定避開火線。他要我就巴黎談判休會的原因向報界作低調的解釋；這樣戲劇性的事件如何用低調來解釋，過去我在巴黎就不清楚，現在在華盛頓仍然不清楚。我對這份差使沒有意見；事實上是我主動請戰的。然而，如果輿論大嘩，只有總統才能使它平息，使公眾瞭解我們前進的方向。我成為攻擊的目標是應該的，正如成功時我曾經並將再次成為中心人物一樣。如果談判破裂而無法挽救，我決定辭職並承擔失敗的責任。
然而，當時最緊迫的需要是消除公眾的擔憂，並在尼克松的決定必然引起的軒然大波中設法挽救國家的自信心。尼克鬆解釋說，他關心的是不要危及談判；他保持沉默便能避免使我們的行動帶有最後通牒的性質，這樣河內還可以回到會議桌邊來而不丟面子。[13]這是他關心的一部分事情；但我認為還有其他更複雜的原因。尼克松在大選獲勝後那種孤僻和陰沉的怨恨情緒當時仍左右著他。他極不願意在新的一屆政府剛開始時再次經受擴大戰爭所帶來的感情上的痛苦。他對能否成功遠比我缺乏把握；他多次向我表示過懷疑。他在內心深處是願意作出讓步，回到十月份的協定草案的。他不願和與此相衝突的談判計劃聯繫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使用B-52轟炸機是他的孤注一擲，正如三月攻勢是河內的孤注一擲一樣——如果成功，那很好；如果失敗，則可以用來向右翼表示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在那段時間裡，尼克松和我的關係是有矛盾的，他贊成軍事上硬些，談判中軟些，而我的意見多少有點和他相反。我贊成談判立場硬些，在開始階段軍事戰術則可以更靈活些（不過，我必須重複，我在思考以後馬上同意了使用B-52轟炸機的決定）。
在巴黎繼續進行的專家會談上，北越人的行為使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有必要採取軍事措施。沙利文留在巴黎談判關於釋放戰俘的議定書，這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北越人一直採取拖延戰術；直到最後他們才提出越文本草案，因時間太晚，不可能在當天對此進行任何討論。這份草案沿襲他們在前幾次會談中的慣用伎倆，把黎德壽已同意從基本協定中刪去的有爭議的條款塞進議定書中。例如，議定書中再次出現有關釋放被拘留的南越平民的具體義務，這是黎德壽以前至少三次放棄過的，最後一次是在五天以前。沙利文用諷刺的口吻匯報說：「估計明天在吉夫會談時將得到這個可怕的議定書的英文本，我們將立即通過這一渠道報回。我們將在吉夫作出巨大的努力。」（這是黎德壽的口頭禪。）
接著沙利文回華盛頓，我方參加巴黎和平談判代表團團長威廉·波特大使留下同春水討論議定書和諒解性協議。他們於十二月十六日會晤；春水比黎德壽更傲氣。在實質性問題上他不僅拖延，而且拒絕討論任何問題，他用了一個死結似的借口，說他只有在處理了所有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後，才能討論其中的任何問題。（當然，他不處理個別問題，也就不可能處理所有問題。）波特在報告中描述了這樣的氣氛：
從十五點三十分至十八點十五分，我們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代表在納伊會晤，春水自始至終停步不前。
雖然昨天我們商定了議程：（一）關於老撾和柬埔寨問題的諒解，（二）關於國際監察和監督委員會的議定書，春水表示沒有準備好討論這兩個問題。
我們交出關於老撾和柬埔寨問題的諒解的修正草案，要求他們對此進行評論，並對以前交給他們的關於在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互相諒解草案加以評論。春水表示收到了這兩個文本，但說他在討論了所有諒解之前，不能作任何評論。
接著春水滔滔不絕地談論北越對我方協定有關監察和監督部分的看法，他表明雙邊委員會要龐大而無所不在，而國際監察和監督委員會則要渺小而與世隔絕。……
談判結束時，春水厚著臉皮說，越南民主共和國希望盡快取得進展。這只能更加說明，今天的談判中北越純粹在拖時間，他們的做法打破了在克萊貝爾創造的頑固記錄。（指在克萊貝爾大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的四年毫無成果的全體會議。）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於十二月十六日走進白宮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大廳，對談判出現僵局進行解釋。尼克松對我進行了具體指導，在十二月十五日和十六日送來兩份私人備忘錄；第一份有五頁紙，第二份兩頁，字寫得密密麻麻。中心意思是，我不應對十月二十六日「和平在望」的吹風會進行辯解；他用了各種巧妙的挖苦的話責備我那次吹風是造成目前困難的原因。尼克松要我強調總統在帶領我們度過這段困難時期中的首尾一貫、鎮靜、堅定、耐心和遠見。後來人們注意到，我在十二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到總統的名字十四次，而在十月二十六日吹風會上只提了三次。[14]我知道霍爾德曼手下的人會計算我提到總統的次數，考慮到尼克松的指示，我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
我設想吹風的目的是指出這是責備應該受責的人——河內，並再次明確告訴西貢，我們決心簽訂一項協定。我比較詳細地說明了談判中斷的原因，強調是河內屢次橫生枝節。我說：「我們不會在訛詐下接受協定，也不會在慌亂中接受協定，而且請允許我說，我們不會受花言巧語蒙騙而接受協定，除非其中的條件合適。」這些話又是講給兩家主要的聽眾——河內和西貢聽的，但我也知道，美國人民的希望是繫於目前僵局的結果：
我們現在處於可以使和平臨近的境地，[15]但是實現和平需要我們作出決定。因此，我們想再一次重申我們的基本態度。
對西貢，我們同情他們人民的痛苦和政府的擔憂。但是如果我們能得到一項總統認為公正的協定，那麼我們將簽訂這項協定。
對河內，我們已在十月二十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明了我們的基本目的。我們要結束戰爭，而不僅僅是實現停戰。我們要從敵對狀態前進到關係正常化，從正常化前進到合作。但是如果只是繼續變相的戰爭，而且用間接的方法造成我們一向表示不能容忍的局面，那樣的安排我們是不接受的。
我們一向說，一項公平的解決辦法不可能使各方的條件全都得到滿足。我們繼續打仗並不是為了使我們的盟友大獲全勝。我們希望使他們有合理的機會參加一種政治結構，但是我們也決不會接受一項實際上使對方取得勝利的解決方法……
自從我擔任現職以來，我在工作中從來沒有像最近參加談判中那樣，感到有這麼多人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這些談判上面。想到千百萬人的希望，想到諸位女士和先生中的許多人的希望，我有時感到痛苦；你們曾站在各個談判地點外面盼望重大的事件發生，而在裡面，最後三天，談判桌上卻輕率地提出了一個接一個的枝節問題。
因此，我們要告訴河內，我們準備本著十月份開始談判時的那種精神繼續談判。我們準備維護這樣一種協定：它規定無條件釋放美國及其盟友的全部被俘人員，它不把政治解決辦法強加在任何一方身上，它實現國際監督下的停火，並規定在六十天內撤出全部美國軍隊。這是一個對雙方都公平的解決辦法，只要求各方作出決定維護各項已被接受了的條款，並停止那些純粹是嘲弄人類希望的做法。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能夠有一個符合人類希望和各方正義感的和平。
新聞界最初的反應是有分寸的，客觀的，儘管並不那麼寬宏大量。他們幾乎都把我的這次講話同我早先「和平在望」的談話進行對比。他們這次又找到一個字眼可以做文章了；我說，這次講話是要避免出現一場「猜謎遊戲」。《巴爾的摩太陽報》十二月十八日社論的題目是：「越南猜謎遊戲收場」；《華盛頓郵報》十二月十九日在題為「和平猜謎大遊戲」的社論中得出結論：美國政府至少是「上了北越人的大當」。《紐約時報》在同一天的社論中寫得更明確，社論標題是「欺騙還是天真？」而且總的來說，傾向於認為政府的動機是欺騙人民。
至於在目前的僵局中美國應怎麼做，或者我們本來應對北越十月八日的建議作出什麼反應，這些博學多才的評論員卻不提半點主意。顯然他們存在著矛盾心理。當情況似乎有進展（儘管很艱難）時，《紐約時報》在十二月十四日一篇題為「誰贏得了什麼？」的社論中曾批評白宮不肯承認擬議中的協定將「嚴重削弱西貢的地位」。（當然，協定條款比《紐約時報》多年來主張的聯合政府和單方面撤軍的安排要有利得多。）談判一出現僵局，所有的批評者又都回到他們原來的立場，認為美國在戰爭中唯一剩下的正當目的就是搞回俘虜。很少有人對這個看法提出異議，或者問一下如果我們只救被俘人員，而拋棄盟友，那些依賴我們的其他盟友還會信任我們嗎？如果我們不只是同美國俘虜一起悄悄溜出來，聽任北越侵略者擺佈印度支那人民，而是準備堅持若干最低的要求，那麼我們除了執行尼克松指示的戰略外還有什麼別的路可走呢？我們現在又回到那個老問題：無論我們以前提出過什麼要求，能使我們保全面子的最低條件是什麼？
這類問題很快就被人們對有名的「聖誕節轟炸」的高潮的抗議聲所淹沒了。轟炸在十二月十八日恢復，持續了十二天。十二月二十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表達了普遍的看法，認為轟炸從未奏效，這次也不可能產生什麼結果（這裡的前提就難以成立，而且不管怎麼說，河內是不同意的）。十二月十九日《聖路易斯郵報》敦促我們拋棄「可鄙的」南越總統阮文紹，並呼籲國會立法，使美國退出戰爭。
憤怒情緒日益高漲。沒有人對所謂美國政府是在一場毫無目的的恐怖戰爭中蓄意屠殺平民百姓的說法提出異議。一些報紙的社論標題代表著這種說法：「在越南的新的瘋狂」（十二月十九日《聖路易斯郵報》）；「死亡之雨繼續傾瀉」（十二月二十日《波士頓環球報》）；「這樣能結束戰爭嗎？」（十二月二十二日《芝加哥日報》）；「恐怖由天而降」（十二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人間羞恥」（十二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湯姆·威克語）；「和平名義下的恐怖轟炸」（十二月二十八日《華盛頓郵報》）；「毛骨悚然」（十二月二十八日《紐約郵報》）；「喪盡理性」（十二月二十八日《洛杉磯時報》）。這只是一小部分例子。我從舊時朋友和憤怒的公民那裡收到一些十分辛辣的來信。（當一月份達成協議時，他們卻一個也不寫信給我。）人們紛紛指責我們不道德，搞欺騙；另一個人們喜歡用的詞是「野蠻」。人們似乎想當然地認為，北越人是無可責難的，而我們正開始執行屠殺平民的政策。
國會的批評雖然比較克制，但也在增加。馬斯基參議員稱轟炸是「災難性的」，並說他將「要求進行解釋」。賈維茨參議員以中斷撥款相威脅，並警告說，白宮自由行動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了；薩克斯比參議員說，尼克松似乎「失去了理智」。多數黨領袖曼斯菲爾德參議員稱這次行動是「石器時代的策略」，並許願要提出法案，規定結束戰爭的日期。萊斯特·沃爾夫眾議員表示了同樣的想法。唐·裡格爾眾議員說這是一次「可怕的暴行」。肯尼迪參議員說：「這應該激怒所有美國人的良心。」全國和平行動聯合會協調員傑裡·戈登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人民再次受騙上當。和平並沒有在望，戰爭卻加劇了。在越南的屠殺不但沒有結束，反而升級了。」[16]毫無疑問，國會將很快採取行動停止對南越的援助。
來自國外的、以同樣的假定為基礎的批評也很多。瑞典政府把我們比做納粹分子（當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一個中立國）。丹麥、芬蘭、荷蘭和比利時政府也都指責據稱對城市的轟炸。法國外長作了影射批評。北約組織中沒有一個盟友支持我們，甚至沒有人暗示一下理解我們的觀點——特別令人難過的是有些國家在自己的防務中堅持對非軍事目標進行大規模襲擊的策略，而對我們卻持這種態度。有趣的是，北京和莫斯科雖然也批評，但卻公道得多，大概因為它們更清楚我們在河內遇到了怎樣的態度。北京外交部聲明和新華社的評論罵我們的轟炸是「新的野蠻罪行」，因為這發生在「談判即將進入最後階段的時候」——這同西方流行的指責，即所謂談判是騙局的說法大相逕庭。莫斯科在它那公式化的譴責中也強調需要締結協定。如果我們的猜測正確，莫斯科和北京是在告訴河內，讓它別指望利用美國的轟炸強迫他們為戰爭繼續下去承擔無限制的義務。河內的保護人用含蓄但卻明白的語言告訴河內，讓它解決問題。而泰國、韓國等出兵幫助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行動拍手叫好；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直接處在共產黨前進道路上的國家公開不反對我們的行動，而私下還表示支持。西貢當然感到高興；西貢官方發言人情不自禁地挖苦我說，整個事情的發展使我陷入了「窘境」。
當時遭到譴責的主要是「對人口稠密地區進行了不分青紅皂白的地毯式的轟炸」。這句話在評論員中流行起來後，立即變得活靈活現。事實不是這樣。一位對事實進行過調查的學者寫道：
當時能得到的證據和事後的現場報道證明這些指責是站不住腳的。北越人自己聲稱死亡人數為一千三百至一千六百，儘管河內和海防的部分居民已疏散到別處，這個死亡數字——雖然造成平民傷亡總是憾事——肯定不能證明進行了恐怖轟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打擊德國和日本人民士氣為明確目的的空襲曾使成萬的人喪命。根據東德的一種估計，一九四五年二月對德累斯頓進行的三次襲擊約使三萬五千人斃命；根據官方統計，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至十日用燃燒彈對東京進行的轟炸造成了八萬三千七百九十三人死亡，四萬零九百十八人受傷。倫敦《經濟學人》雜誌寫道，「這次河內死亡的人數比四月份北越人炮擊安祿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數和五月初從廣治外逃的難民遭埋伏被打死的人數要少。這就使指責尼克松先生為新的希特勒的說法顯得十分不真實。」死亡人數中有一部分無疑是北越人自己造成的，因為他們發射了大約一千枚薩姆導彈，很多都落在河內和海防市內，傷了自己人……
《紐約時報》記者馬爾科姆·W·布朗對他在河內看到的情況感到非常驚訝，他寫道：「北越宣傳機器大大誇張了美國轟炸造成的破壞……」《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彼得·沃德訪問河內後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指出：「河內確實遭到了破壞，但是地面上留下的痕跡否定了關於轟炸不分青紅皂白的指責。有幾發炸彈顯然是投偏了，落在平民居住區，但那裡的損失同有選擇的目標地區的全面破壞相比是輕微的。」[17]
無論軍事事實如何，我在華盛頓處於風口，這場颶風的成因不僅有南北越南的憎恨、國內批評者的歇斯底里，還有尼克松和我之間令人痛心的裂痕。甚至在聖誕節轟炸前，白宮就想方設法同我保持一定的距離。我用「白宮」一詞是因為我懷疑尼克松是否曾明確指示要這樣做。與此同時，他肯定對已開始同他爭奪公眾注意力的我這個助理感到不安。十二月初，《時代》雜誌完全出於好意打算挑選尼克松和我並列為「當年名人」，這件事使尼克松更加惱火了。《時代》的這個打算我是在動身去參加十二月份那輪談判前夕得知的。我馬上就猜到我的上司會怎樣看待這件事了，他氣量有限，肯定不能容忍別人搶出風頭（同他的助理並列為當年名人就是這種情況）。我和龍·齊格勒商量，他對很可能出現的反應看法與我一致，於是我向《時代》雜誌提出請求，一層層地直到總編輯赫德利·多諾萬，大概是史無前例地要求不要在封面上登我的像。多諾萬回答說，如我再糾纏不休，他將把我單獨列為當年名人，我才只得罷休。
尼克松對我的名聲提高日益感到不安，這種情緒必然傳染給他手下的工作人員，這些人正熱心於樹立尼克松的威信，很想在我飛黃騰達幾年以後貶低我，以便從中得到好處。[18]一個總統助理很快就會發現，總統的信任是他力量的唯一源泉；失去總統的信任，他的地位就一落千丈。我離開華盛頓前往巴黎參加十二月份談判時，以及我在巴黎逗留的整個時期，報刊上出現了一些文章，說我正被貶黜，勢力在下降。十二月四日《華盛頓郵報》登載的勞倫斯·斯特恩的文章就是這樣說的。他援引了一位前白宮助手的話：「目前的形勢是，如果巴黎談判出了毛病，責任將完全落在亨利身上。基辛格和總統在協定問題上存在不少分歧。」（尼克松想同我保持距離，這無疑是他不願向全國作電視講話以解釋談判僵局的主要原因。）十二月七日《底特律自由新聞報》登載了一篇類似的文章，所有紐豪斯系的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十二月十八日，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在《新聞週刊》上撰寫了一篇相似的文章。維克托·佐爾扎和伯納德·格韋茨曼這兩個有經驗的蘇聯問題專家猜想我很快在十二月二十日就可能被撤職。在華盛頓，這種猜測往往成為事實。各種傳說的一個共同說法是，我在十月談判中越權行事，在「和平在望」的記者招待會上說話太不謹慎。尼克松把我勒住了；他使我強化了我們的立場。
這些胡言亂語很不錯，只要散佈它們的公共關係事務天才們有理由相信談判將取得成功，因而他們事後能夠聲稱一切進展應歸功於總統的干預。但是談判一中斷，他們就只能自食其果。尼克松必定被指責為頑固分子；我被認為是搞調和的。（事實不是這樣。尼克松只是在十二月這輪談判期間才過問談判的具體條件，而且在這方面他一貫要我作出更大的、不夠審慎的讓步，特別是在非軍事區的問題上。總的來說，在十月和十二月之間我們在策略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分歧。）轟炸開始後，許多記者就採用了前幾個星期白宮負責公共關係事務的人拚命向他們灌輸的看法，即所謂尼克松持「強硬」立場，我持「軟弱」立場。
我沒有向任何記者表示過我曾反對使用B-52轟炸機的決定。但我也沒有設法制止別人這樣猜測，一方面這是對前幾個星期的困擾的消極反應，另一方面是出於一種不很高尚的動機，想避開攻擊。有些記者把我因媾和努力眼看要失敗而產生的真正的情緒低落錯當成我在道義上有不同意見。儘管我確是遭到許多挑釁，儘管我當時的做法主要是保持沉默，而部分是由於厭倦情緒所致，這段時期我的公職生活確是不值得引以為豪的。
尼克松對專欄作家說我反對轟炸一事大為惱火，他這樣做是有道理的。雖然我和尼克松只有工作關係，一個安全助理和總統之間不可避免地要保持日常接觸，但有很多跡象表明總統並不喜歡我。若干年後，我讀到尼克松曾要科爾森為他收集我每天打電話的記錄；科爾森把記錄給了總統，我不知道這有多長時間。[19]我也不知道這些記錄究竟是包括談話的內容，還僅僅是通電話的人的名單。但是我已充分意識到我的公職該結束了。我前面曾提到，如果談判失敗，我將立刻辭職，承擔全部責任。如果談判成功，我將努力把解決方法搞成，直到情況穩定，然後到一九七三年底辭職。如果沒有水門事件，我無疑能實現這個計劃；一九七三年最初幾個月，我一直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然而，處在危機中間，我有責任竭力補台。
這意味著努力使我們回到談判桌上去。
談判恢復
那種認為轟炸是在破壞談判前景的預言，就像將它譴責為屠殺平民的說法一樣廣泛，一樣謬誤。事情恰恰相反。十二月十八日，即恢復轟炸那天上午，我們通過巴黎渠道向河內發了一封電報，指責北越「故意並輕率地拖延談判」。我們對打破談判僵局和恢復談判的日期都提出了建議。我們提議回到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輪談判結束時（即黎德壽撤回他的讓步以前）的文本，而從十二月份的談判結果中，只保留刪除「管理機構」這一條以及擬議中的簽字程序。我準備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後的任何時間會見黎德壽。
十二月二十日在巴黎技術性會談中，北越對恢復轟炸作出了第一個反應。當時替代患流感的波特的海沃德·艾沙姆還在枉費精力地為爭取議定書取得進展而同河內的副外長阮基石進行討論。阮基石宣讀了一篇按河內標準算是極端溫和的抗議。但「堅決」拒絕「輕率」的指責，並將技術性會談休會到十二月二十三日，這在當時的情況下算是一個最起碼的姿態。
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們把阮基石的抗議作為借口，向河內發出另一封電報。我們沒有後退，而是在「輕率」上面又加上了「歪曲」的指責。事情到了一個決定的關頭，因此我們建議再次會晤——這次有個期限：
現在的抉擇是繼續衝突下去，還是在協定近在咫尺的時刻為達成解決而嚴肅地作出最後努力。美國方面傾向於後一種選擇，並建議黎德壽特別顧問和基辛格博士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進行會晤。基辛格博士可以抽出三天時間來完成協定。
我們提出，如果河內同意在這個基礎上會晤，從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起在整個談判期間可對二十度線以北地區停止轟炸。
阮基石如約出席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專家會談。他又宣讀了一份抗議，並要求再次休會，這次沒有提出新日期，而是請我們提出——這是抗議的小小「升級」，戲劇性地表明河內不願被指控為中斷談判。
十二月二十六日——B-52轟炸最厲害的一天——我們直接從河內收到一封電報。它拒絕了我們前一封電報的「最後通牒式的語言」，但卻接受了我們的條件。它用幾頁的篇幅以對河內來說算是心平氣和的語言綜述了它對十月以來事件的看法。然後它同意，轟炸一停止馬上恢復專家會談。還說，黎德壽由於健康原因在一月八日前不能參加會談。河內重申「它一貫嚴肅的談判態度」和「同美國方面解決遺留問題」的意願。從十月中以來，我們還沒有從北越人那裡聽到過這樣客氣的話。
我把情況報告給了正在比斯坎灣的尼克松。他要確保我們走在國會復會前一步。因此他堅持在停炸的同時宣佈恢復談判。我提出把雙方的諒解敲死。我建議我們第一，要求一月二日恢復專家會談；第二，重申我們十二月十八日提出的建議；第三，堅持把我和黎德壽的會談限制在三四天之內。與此同時，我們將繼續轟炸。尼克松勉強地同意了。設想著可能的結局，他對一旦會談成功在電視上露面一事變得相當熱心。如果河內再執意阻撓，吹風會就得由我來主持。我安撫他說，既然河內反應很軟，事情不至於變得這樣。
河內是多麼急於使轟炸停下來，第二天就表露出來了。那天我們又收到他們一封電報，其中表示願意在停炸後立即恢復技術性會談，並重申黎德壽準備在一月八日同我會談。
我們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復電，提出了我向尼克松概述過的條件：技術性會談要在一月二日恢復；黎德壽和我將於一月八日會談；談判要規定時限。我們提出警告，不要在議定書裡塞進「基本協定已經適當解決了的事項」，恢復談判要和停炸同時宣佈。為了給河內最大的甜頭以誘使它迅速答覆（並滿足尼克松在國會一月三日復會前宣佈恢復談判的心願），我們答應在得到對這些程序的最後確認後三十六小時之內停止轟炸。我們在電報結尾處又提出新的警告：
美方願重申樂於迅速達成協議。但這需要越南民主共和國停止它那種阻礙在十二月份達成協議的做法。如果雙方回到十月份的善意態度，剩餘的問題就可迅速解決。美方將本著這種精神為完成十月談判作出最後努力。
不到二十四小時後，河內就作出答覆了——考慮到往返巴黎發電所需時間和時差因素，這真是令人驚訝的速度。十二月二十八日，它確認了我們的建議以及它「一貫嚴肅的談判態度」。
第二天，我們告訴河內，我們將在華盛頓時間下午七點起停止轟炸。最後，我們再次鄭重申明：
美方願申明，它將為尋求在十月框架中商定解決辦法而作出最後的重大努力。美方願指出，這次基辛格博士在巴黎停留的時間將不能超過四天。如果重複十二月份那種做法，將導致會談的垮台。
美方抱著善意恢復談判，但促請越南民主共和國仔細研究美國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的去電。能否從敵對階段轉入正常化階段，現在必須作出決定。這仍然是美方的目的，美方將以極其嚴肅的態度爭取其實現。
同時，雙方必須在公開講話中做到最大限度的克制。
宣告是在十二月三十日發表的。我可以肯定，我們贏得了這場賭博，下一輪談判將會成功。我們現在可以進入結束戰爭的最後階段了。
剩下的問題是我們在西貢的難弄的盟友。我們不希望阮文紹認為，對北方的進攻預示著持久戰爭的新階段，也不希望他被批評我們的大嚷大叫所迷惑。十二月十七日，和我一樣對阮文紹感到失望的尼克松讓我起草一封信，由黑格將軍再跑一趟西貢送去：「我不希望他因為看到我們打擊河內而感到得意……」
我起草了一份措辭很堅決的信稿交給了尼克松。尼克松一反他對我的草稿一貫不加修改就簽字的做法，把這封信加強到幾乎是野蠻的程度。這封信是他「最後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要繼續談判解決是他的「不可更改的」決定；他要阮文紹「決不可」誤認為針對河內的軍事行動意味著「美國願意或打算將美國的軍事捲入繼續下去，如果河內滿足我所提出的解決條件的話」。尼克松親筆寫了最後的一段：
我已叫黑格將軍聽取你對我這一次絕對最後的建議的答覆，讓我們一起按著我批准的方針努力尋求問題的解決，要不然就分道揚鑣。讓我最後強調，黑格將軍前來西貢不是為了同你進行談判。現在是組成聯合陣線同我們的敵人談判的時候了。你必須現在就作出決定，你是願繼續我們的聯盟，還是要我同敵人尋求一個只對美國有利的解決方案。
即便是這樣一封信，尼克松還嫌不夠強硬；他要我讓人把信隔行打字，以便他把語調改得更加尖銳。
黑格於十二月十九日飛抵西貢並會見了阮文紹。黑格事先給總統府發去一封電報，堅持要同阮文紹私下會晤，而拒絕會見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全體成員。不論人們對阮文紹的態度看法如何，他那種始終如一的精神確實值得欽佩。黃德雅陪同阮文紹，邦克陪同黑格。阮文紹重演了過去的戲。他聽完了黑格的話，機敏地作了評論。他（正確地）說，黑格的使命實際是就繼續美國支持的問題進行談判。他預言，美軍全部撤走之後，河內將恢復游擊戰，把它的挑釁控制在足以引起美國報復的水平以下（後來證明這也是完全正確的）。他把尼克松的信描述為最後通牒，並答應第二天給予回答。
在此期間，黑格對朗諾作了例行的、叫人感到臉紅的拜會。朗諾表示，只要北越恪守協定，並將他們的軍隊撤出他的國家，他是有信心的。他重申他願意提出單方面停火。這樣做的意圖是把繼續戰爭的責任加在紅色高棉身上。儘管如此，這是一個很勇敢的決定；朗諾儘管有很多缺點，卻很好地代表了本國人民的和平願望。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日，黑格打電報給我：「我很高興加入你十月份加入的同一個俱樂部」。他和阮文紹的約會暫定在上午十一點。後來約會取消了，讓黑格聽候通知。三點半的時候，他終於受到接見，並交給他一封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拒絕尼克松建議的信。阮文紹撤回了他對政治條款的異議，但對北越部隊繼續待在南方不能接受。黑格和我向尼克松建議，不論怎樣要把同河內的會談繼續下去。如果阮文紹還不跟上來，我們就單方面同北越達成用撤軍交換我方俘虜的協定。我現在相信，阮文紹的信比我們想像的更精明。在信裡，他並沒有說將拒絕簽署協定。他拒絕接受的是他（正確地）認為有損主權的東西。他願意屈服於不可抗拒的力量，但不願參預進去。從他的角度看問題，他是正確的；雖然我們不理解，實際上他是為我們進入最後一幕開了綠燈。
尼克松任總統期間，沒有任何涉外事件像聖誕節轟炸引起那樣的群情激憤了。他也沒有像在這件事上受到那樣不公正的對待了。這不是野蠻的報復行為。按照河內自己的數字，也沒有造成過多的傷亡。它肯定比另一個選擇，即戰爭繼續下去所造成的傷亡要小得多。很難使人避免得出這樣一種印象，即各報十年來在越南問題上的不滿情緒、三十年來對尼克松的敵意以及——讓我直說吧——這次對他選舉大勝的惱火，合在一起使它們異口同聲地在社論裡發洩了偏激的情緒，壓倒了一切理智。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其他任何選擇都將造成十二月份策略的無休止的重演。面對持續戰爭的前景和繼續的尖銳分裂，考慮到氣候條件使一般的轟炸無濟於事，尼克松選擇了唯一可用的武器。他的決定加速了戰爭的結束。就是回過頭來看，我也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辦法能夠做到這一點。
一月談判
恢復談判一開始就不怎麼吉利。一九七三年一月二日，眾議院民主黨黨團以一百五十四票對七十五票通過要求停止對印支軍事行動的一切撥款，而提出的唯一條件是安全撤回美國軍隊並釋放我們的被俘人員。他們不要求在包括越南在內的任何印支國家停火，不要求建立非軍事區，也不要求停止滲透。國會威脅要放棄我們在印支的所有盟國。一月四日，參議院民主黨黨團以三十六票對十二票通過類似的決議。可是河內卻感到它不能等待幾乎可以肯定的終止援助而繼續進行談判，這足以證明河內是處在多麼困難的境地了。
一月二日，關於議定書的技術性會談恢復了，美方以比爾·沙利文為首，河內方面以副外長阮基石為首。據沙利文報告，開始時的氣氛是「極端陰沉的」，但後來雙方還是談起正經事來了。沙利文按我的指示一開始就聲明，十二月份的拖延手法再也不能接受了。這使會談進行得還算實在。北越代表團在開場白裡譴責了一下轟炸，後來再也未提此事。沙利文報告說：「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沒有表現得像剛剛『擊敗美國戰略空軍』的英雄那樣。他們都顯得垂頭喪氣，不過到了下午阮基石活躍了一些。」
後來的幾天內，阮基石和沙利文解決了四個有爭議的問題，把另外四個留給我和黎德壽。這還多少有些令人鼓舞。在黎德壽出場之前，河內顯然不會把它所有的牌都亮出來的。
一月四日，尼克松召集羅傑斯、穆勒、萊爾德和我開會。大部分時間由萊爾德和穆勒介紹最近轟炸的情況，他們用圖片說明「激光制導彈」對付軍事目標的成功。其他時間談公共關係問題，參加者各講各喜愛的話題：尼克松強調了新聞界，特別是電視網的虛偽和雙重標準；萊爾德想談轟炸的結果；羅傑斯尋找能在國會吹風的材料；我請大家都不要講急於求成的話，因為它可能破壞我當時感到相當樂觀的談判。
一月五日，尼克松和阮文紹又交換了信件。我們的信（由工作人員起草）重申了我們最後解決的條件，並在結尾處寫道：
我只能重複我經常說的話：南越生存下去的最好保證在於我們兩國的團結一致。如果你堅持你們目前的做法，這種團結就要遭受嚴重威脅。我們的國會復會以來採取的行動已清楚地證實了我們提出的許多警告。
如果你決定同我們一起行動，我相信你會這樣做的，我保證在和解以後的時期繼續進行援助，而如果北越破壞協定，我們將全力給予回擊。最後，我再次籲請你同我們團結。
阮文紹在一月七日作了未置可否的回答，他要求尼克松指示我提出他所關切的問題，而一點也沒有表示贊同我們的計劃。另一方面，他也沒有說要拒絕簽字。
一月六日，尼克松和我在戴維營會見，研究最後的策略。他要我接受現有的無論什麼條件，只要達成協議就行。和那些捧他的人所說的相反，他甚至說他願按十月的條件達成協議。我表示異議，指出十月條件雖有優點——我認為它們是較合適的——但現在它們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西貢的垮台。南越人在對抗了河內和我們之後，總得要拿到一點收穫才行。無論如何，我肯定情況還不至於像尼克松所設想的那樣。那天，黎德壽到達巴黎，發表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聲明。其實那聲明表面上強硬的語調使我們更加樂觀。黎德壽大模大樣地宣稱，他來巴黎是為「迅速」達成協議作一次「最後的」努力。既然這正是我們同意恢復談判的條件，他只是在把我們作為前提所堅持的東西當作最後通牒的條件提了出來而已。他還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在十月草案中作任何「不合理」的修改，這就為作「合理」的修改敞開了大門。
隨後，一月八日，黎德壽和我在伊維特河畔吉夫市鎮再次見面，進行雙方都曾有言在先的最後一輪談判。那些無處不鑽的記者們爬在臨時看台上，而現象和實質仍然是混淆難辨。十二月份當黎德壽拖延談判的時候，他在外面裝得和我很友好，可在談判桌上的態度卻令人憎惡。現在呢，為了迎合我們新聞界對轟炸的激憤，完全避免在人們看得見的地方同我握手。甚至在門口一個迎接我的人都沒有。門是由看不見的服務員從裡面開開的。這些現象使新聞界發出許多自鳴得意的消息，說什麼在我們進行轟炸以後氣氛是多麼冰冷。實際上，在記者看不到的室內，關係是相當熱乎的。所有的北越人列隊歡迎我們。第一天，黎德壽很利索和就事論事，當我們開始快速解決問題時，他的友好更升級了。
第一天的會談進行了四個半小時，沒有肯定的結果。黎德壽對轟炸進行了老一套的敷衍了事的譴責，語調比他的機場談話溫和得多。在我簡單地駁斥了一下之後，我們開始陷入關於哪些問題有待解決的程序爭論。我們最後一致認為是非軍事區問題以及簽字方法問題，後者因需要避免把西貢置於不得不承認南越共產黨的地位而複雜化了。在雙方都重申了各自的建議之後，就休會了。雖然黎德壽顯然還不準備表明他願意走多遠，但他想方設法地預示了靈活性。散會時他強調，第二天發言時要把我們的要求考慮進去——這種話以前我們從未聽見過（午餐休息時，他把我拉到一邊，再次強調說他不好對付政治局裡的同事們，他們認為他太靈活了。果真如此，我倒想像不出他那些持強硬路線的同事們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審慎地向總統報告說：
從這次會議還不能得出什麼有意義的結論。現實一點說吧，在B-52集中轟炸之後，要讓他們在談判的第一天就在爭論問題上妥協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可能在採取技術性會談中的基本做法，在那裡第一天他們也未作出多少讓步。另一方面，也可能他們又在像十二月份那樣頂我們。按照這種設想，上周技術性會談的進展只不過是他們的一種手法，用來抵消他們在國際監督機構問題上的立場在宣傳方面的弱點。明天上午十點再開會，這次他們的意圖應該表現得比較清楚了。
一月九日的第二次會談出現了突破。同在十二月份一樣，會談在越方和美方兩地間交替進行。蓋伊上校在離凡爾賽不遠的聖儂-拉佈雷泰什的一個高爾夫球場附近發現了一所美國商人的住宅。那裡在會議休息時間，可以在綠油油的環境裡比較安靜地散散步。我們很快就發現，黎德壽是為達成協議而來的。他建議，讓阮基石和沙利文用全天時間搞議定書，而不要參加我們的主要會談。我同意了。他接著說：
為了證明我們是在嚴肅地、真心實意地尋求盡快解決問題，我們應該充分考慮彼此的立場。自然，雙方都要作些讓步，並且要禮尚往來。如果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那就不可能達成協議。這些你同意嗎？
我很同意；不過事實上我的誠意幾乎沒有得到考驗，因為黎德壽實際上接受了我們十二月十八日的建議。他同意了選舉後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輪會談最後的草案文本，包括會談期間他所作的全部十二處修改。他同意了我關於非軍事區的折衷方案，這是他在十二月份堅決拒絕的。那天正值尼克松六十壽辰。我向華盛頓報告說：
今天我們以在談判中取得重大突破慶祝了總統的生日。總之，我們解決了協定文本中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在簽約方法上取得了重要進展，在有關諒解方面也取得了建設性的開端……
越南人以前曾幾次傷我們的心，所以在一切敲定之前我們還不能說成功。但是氣氛和實際解決問題的作風和十月份差不多，這是十月份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
儘管最近幾周我和尼克松的關係比較緊張，我還是應該從心底承認：
我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由於總統的堅定性，以及北越人看出來他將不為國會或公眾壓力所左右。黎德壽不止一次地向我說過這些看法。因此在以後的幾天裡我們必須保持強硬的姿態。絲毫的急於求成的表現都會是自殺性的。
尼克松馬上回電：「我很欣賞你的生日祝賀和報告……如果對方照此行事，明天不走下坡路，你今天的工作是我六十年中所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禮物。」
重大事件很少有戲劇性的結尾。它們往往消失在眾多技術細節之中。一月在巴黎，也是這樣。非軍事區問題解決之後，剩下的首先是如何簽署文件才不致迫使西貢承認作為共產黨方面的臨時革命政府這樣一個神學似的問題了。經過幾天的討價還價，我們搞出一個方案。按這個方案，文件裡不提臨時革命政府；據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一個文件居然不把它的主要締約方面全都提到，結束越南戰爭的協定可算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媾和各方也沒有在同一頁紙上簽字。南越共產黨和河內同簽一張；西貢和美國簽另一張。談判在一九六八年從爭論桌子的形狀開始；在一九七三年它實際上也是以爭論同一個問題而結束的。
僵局一旦打破，緊張氣氛幾乎全部隨之消失。除非河內發生突變，否則達成協議是勢在必行了。黎德壽是關鍵。他現在同意，河內將在越南停火後的十五天內促成在老撾停火。唯有可憐的柬埔寨只能滿足於口頭保證。黎德壽重申了河內同紅色高棉的矛盾：
我曾多次對你們說過，我們要和平，我們要越南和老撾的和平，越、老和平後，我們還要恢復柬埔寨的和平。因此，我對你們說過，越南和平了，部分的客觀條件以及我們的主觀願望對柬埔寨的和平是有利的。但是老實說，我們同在柬埔寨的盟友談問題，不如同在老撾的盟友談問題那樣容易。但是我深信，在越南和老撾恢復和平將為在柬埔寨恢復和平創造有利的條件，一些對此有利的客觀條件。但是就我們而言，我們越南和平了，我們盟友的國家老撾也和平了，我們還想在另一個地方打仗那是不合邏輯的。
河內同紅色高棉之間可能有些麻煩事，但是國會和公眾不可能支持由於在柬埔寨問題上模稜兩可就推遲停火。幾個月來我曾為爭取在柬埔寨停火作了最大的努力，但都不管事。這很令人遺憾。印支各國之中，柬埔寨人表現得最高尚，而且為他們的愛國主義犧牲得最慘——甚至是由於我們國家裡有些人自稱對我們所謂破壞了柬埔寨的中立表示義憤，然後在我們的部隊早已離開柬埔寨，而北越軍隊和紅色高棉正在剝削那個無辜的國家時，又竭力阻撓向柬埔寨人提供充足的援助。
在接近成功時，我們小組不再有十月份出現突破時的那種歡快情緒。十二月份的談判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兩個越南間持久的相互仇恨。我們知道，同阮文紹還有一場尖銳的鬥爭。我們已經知道，河內領導人的一層和藹的外表是多麼薄。我們可以肯定，他們專心致志的霸權狂戰後還會繼續下去。不過，我們雖知道維護協定需要鬥爭，但對做到這一點也是有信心的。我們現在已不存什麼幻想，但是總有一種寬慰的感覺，因為危機已接近克服，而國內終於有希望出現一個治癒創傷的時期了。
我和我的同事們比爾·沙利文、溫斯頓·洛德、約翰·內格羅龐特、戴維·恩格爾和彼得·羅德曼，接近尾聲時又加上了國務院副法律顧問喬治·奧爾德裡奇，在談判期間每天工作十五小時，忙於審核草案，給南越人吹風，和華盛頓電報來往。（總是考慮周到的納爾遜·洛克菲勒派來幫助我們解除背部疲勞酸痛的肯尼思·裡蘭醫生給了我們很大安慰。）已經商定，在我們於巴黎完成各種文本後二十四小時之內黑格將去西貢。四十八小時之內對北方的一切轟炸都將停止。大約在一月十八日將宣佈我於一月二十三日前後回巴黎以完成協定。從失敗噩夢中解放出來的白宮，現在轉而大力抓公共關係了。總統想在一月二十三日草簽以前親自露一下面。電報來往頻繁。這時想選一個時機發表一項既有意義、又是低調而不致引起北越再度設置障礙的公告，但慶祝總統就職的活動使選擇時機更複雜化了。西貢的任性解決了這個問題，它一直到一月二十三日才表示了同意協定。尼克松明智地決定，在所有各方最後簽字之前，他決不應拿總統的威望去冒風險。
最後，一月十三日，星期六，我們在聖儂-拉佈雷泰什的會晤地點，再次完成了協定草案，連同所有的諒解和議定書。兩個代表團之間除了在休息時簡短談笑以外，從來沒有什麼社交接觸。在最初的幾次會議上，幾乎不上什麼吃的。後來，每個代表團在它的地方供餐，但不是在一處吃。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我們第一次在一起用餐。我叫人把菜端進來。越南人和美國人在餐桌上相間而坐。黎德壽和我為兩國人民間的持久和平和友誼祝了酒。
在十一月二十日以來的談判中，發生了幾個變化。關於我們繼續向西貢提供軍事援助的規定已予擴大到實際上允許無限制的軍事援助。描述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的「管理機構」一詞去掉了，表明它實質上是無權的機構。由於取消了原草案中這個委員會在「維持停火、維護和平」方面的作用，它的職能進一步縮小了。對於非軍事區，以引證過去建立該區的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的確切規定的方法，明確加以肯定。又加上這樣一條，即各方保證不利用柬埔寨或老撾「去侵犯彼此和其他國家的主權和安全」。這一旨在建立安全地帶的規定，目的是加強以前那個要求撤出外國軍隊的規定。現在擴大到一千一百六十人的國際監督機構已經準備好在協定簽字之日開始工作。幾處中傷美國的提法已勾掉了；另外有幾處技術方面的改進。為有效實施協定所需要的所有議定書和諒解都已定稿。
值得不值得花這麼大力氣呢？這些變化是否重要到足以說明戰爭最後這幾個月的痛苦沒有白受呢？對我們來說，大概並不。但對西貢來說，幾乎確實如此，因為這次戰爭的目的畢竟是為了爭西貢的生存。很明顯，我們認為十月協定是適宜的，否則我們就不會以它做基礎。但是，任何協議的生命力都有賴各方的誠心合作。一旦阮文紹不幹，我們只得忍受實際接著發生的一切。良心不允許我們把南越盟友不能接受的和平強加在他們身上，用這種方式來結束一場本來是維護南越獨立的戰爭。如果在選舉前的兩週期間我們企圖這樣做，我們就會理所當然地被譴責為拿千百萬人的命運玩弄政治把戲。而且這種企圖肯定會失敗。後來還是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在協定文本中做了約二十處修改，和以終止美援相威脅之後，才取得阮文紹的默許。
要求美國撤出的和平，對南越人來說是個打擊。對於這樣一個十多年來飽嘗共產主義的恐怖和戰爭災難的民族，不能突然把它加在他們身上。阮文紹需要為此做好細緻的準備，並且使自己仍顯得是一個越南民族主義者。他需要使他的人民適應我們撤退後的情況，並用不屈的姿態加強他們獨立的心理。儘管他用的越南式做法很惡劣，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他幾乎破壞了我們美國內部的團結，但這都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他勇於鬥爭；從他的觀點以及他瞭解河內的動機的現實來看，他是正確的。但這些都不能開脫他那種極端的、近乎瘋狂的策略，以及他對我們的需要全不照顧的態度。
我曾仔細思考過，如果我在十月份同阮文紹打交道更加主動一些，這些問題是否能避免？如果我讓他早些參加進來，也許他對我的意見會少一條。但是如果我把十月八日的原始建議告訴阮文紹，他的反應也不會有兩樣，而且由於建議還沒有改進，他會抗拒得更為強烈。西貢反對協定的游擊戰會立刻打起來。這樣，我們費盡氣力用接受「時間表」為代價而爭得的幾點改進便會化為泡影。河內會更早地就把文本公佈出去。我們將遇到強大的壓力，要我們加以接受。我們談判的地位就會削弱。河內十二月份的那一套做法會更早地出現。我們的談判會失去基礎。因此步子穩當些，反而幾乎肯定會使協定更糟得多，改變不了西貢的態度，加劇我們國內的分裂，增加談判破裂的危險。在十月份就把協定確定下來，也許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後來無法繼續談判，安全通過這場痛苦戰爭臨近結束時不可避免的混亂局面。
至於十二月份那些令人頭痛的事，責任在於河內。西貢提出的六十九處修改意見，雖然令人難堪，當時幾乎全都處理掉了。我們已經接近完成了——河內忽然作出一個顯然是戰略性的決定而停止談判，至今我也不能肯定完全瞭解它的緣由。因此，當時需要的關鍵性的「改進」不是什麼有爭議的具體條款，而是解決問題還是根本不解決問題之間的差別。在我看來，為此而經受十二月份的痛苦，還是值得的。
阮文紹軟下來了
一月十三日我回美國，在華盛頓只停了一下，為把黑格帶到比斯坎灣去。白宮負責公眾關係的人要縮小我的形象的做法仍然看得出來。好多記者在等候，可是指揮塔命令我的飛機停到霍姆斯台德空軍基地一個遙遠的角落，連望遠鏡鏡頭都看不到的地方。
在這一時期，我和尼克松關係中的奇怪之處，如前所述，在於儘管有一種潛在的緊張——我可從他的親信的態度中推斷出來，而且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大多有所反映——我們彼此打交道還是很客氣的。這個為了保衛自己的地盤可以這樣無情、凶狠和狡猾的怪人，在私人交往中能夠相當地和善。在午夜前後，我向尼克松報到。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直至凌晨兩點半（我的生物鐘是早晨八點半），回顧了談判和經受過來的長期的折磨。雖然尼克松對我的一些做法使我不快，雖然他的一些策略我也不同意，那天晚上我卻對他有一種奇特的溫情感。他帶領我們的國家走過了危難的時期，他神秘地作出自己的決定。他對我的信任使我感到榮幸。最後，他努力維護了他所認為的國家的力量和尊嚴，而且他使國際外交起了革命性的變革。他的成就有賴於很大的才智和很多的知識。在勝利的時刻，他出風頭是當之無愧的，但他遭到厄運的時候也未曾逃脫照明燈無情的照射。我們在這種溫情的氣氛中研究了我們的處境，以及如何取得現在看來如此接近的和平。我們用一種近乎友愛的語言交談，就像經過苦鬥的老戰友最後重逢一樣，儘管我們都多少意識到彼此之間的嫌隙已經太多，難以再合作下去了。
黑格將於次日晚（一月十四日）赴西貢，帶去一個最後通牒，即使阮文紹不參加，我們也要簽署文件了。一月十五日，白宮將宣佈停止轟炸；一月十八日，宣佈我將於一月二十三日返回巴黎去「完成協定」。尼克松將在那天晚上向全國發表講話。外交部部長的正式簽字將於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舉行。作為對羅傑斯的一個安撫，我已同意不出席大功告成的場合。我們為之而鬥爭、祈禱、希望，也許甚至憎恨的東西——我們在印度支那的捲入的結束以及和平——很快就要實現了。
可是，我們還沒有得到西貢那個勇敢的小個子阮文紹總統的同意呢。尼克松決心壓服他。他對我說，「殘酷算不了什麼。你還沒有見過什麼叫殘酷呢，如果這個狗娘養的不聽話，等著瞧吧。」一月十六日，黑格轉交了尼克松給阮文紹的一封措辭辛辣的信。信裡總結了協定的一切好處，並列舉了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談判中所爭取到的改進。關鍵的一段如下：
因此我義無反顧地決定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草簽協定，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簽署協定。我將這樣做，如果必要的話，單獨這樣做。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將不得不公開說明，你的政府阻礙和平。後果將是無可避免地立即終止美國的經援和軍援，這將是你們政府的人員變動所不能阻止的。然而我希望，鑒於我們兩國在戰爭中曾經共過許多患難，我們將能夠繼續在一起維護和平並從中得到益處。
黑格奉命要求在一月十七日晚以前給予答覆。
但是阮文紹還不肯屈服。他抱怨說，草案還缺乏「平衡」。他現在承認他的部隊將能對付留在南越的北越人；但是他們繼續留在南方是他有責任反對的一種心理上的挑戰。黑格認為，就像我們多次認為的那樣，阮文紹最後還是會同意跟我們一起走的。
阮文紹再次使我們感到吃驚。一月十七日，他交給黑格一封給尼克松的信，要求再作一次努力以爭取作些修改，這次是修改議定書。但他一定也清楚，這是白費勁。文本已經凍結，談判不能重開了。尼克松當天就作出答覆。回信再次綜述了前封信所提的論點和威脅，並要求一月二十日——總統就職日——早晨給以答覆，那時黑格給該地區其他國家吹風後將返回西貢。屆時不復，將被認為是拒絕。「後果將由越南政府承擔責任」。
在我們的建議下，兩位堅決支持西貢的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和巴裡·戈德華特於一月十八日公開警告說，如果西貢在協定問題上作梗，它將危害它和美國的關係。在尼克松規定的期限的最後一天，一月二十日，阮文紹答覆了。他說，他將派外交部部長陳文林前往巴黎，負責最後一輪談判。這無疑是一個挽回面子的方法，暗示他將簽字。他仍要求在文字上作些修改；他一定清楚，這一姿態純為記錄在案而已。尼克松馬上回答說，他要求阮文紹第二天中午表示同意，不然他將告訴參院領袖說，阮文紹已拒絕合作。這將會引起種種隨之而來的後果。（這幾封信，和幾乎所有其他信件一樣，除去十二月十七日那一封外，都是我和我的助手所寫，由尼克松簽發的。）一月二十一日，阮文紹不失體面地軟下來了。只要求美國發表一個單方面聲明，承認西貢為南越的合法政府，並說河內無權在那裡駐軍。這同我們對協定的理解是一致的。協定並不准許外國駐軍，而且在好幾處提到「南越的主權」。我們做了這樣的保證。
我當時相信，至今仍然相信，這個協定本來是可行的。它反映了地面部隊的真正均勢。如果這一均勢得到維護，協定也可以得到維護。我們當時相信，西貢的力量足以對付游擊戰和低水平的違約行為。我們將採取報復行動的威脅可能遏制大規模的違約行為。我們希望，既然兩黨的兩位總統都曾許諾給所有印支國家，包括北越以援助，如果新的情況能鞏固一個足夠長的時期，我們甚至可能把河內的注意力（和人力）轉到建設任務上來。河內確實指示它在南方的幹部準備進行長期的政治競賽。我們將利用我們同莫斯科和北京的新關係來促進克制。
我們對河內的長遠目標不抱幻想。我們進行了四年痛苦的戰爭和令人心煩的談判，目的也不只是為了取得一個「體面的間歇時間」以便撤出。我們決心盡最大努力使西貢能在安全和繁榮的環境中壯大力量，以便在任何政治鬥爭中取勝。我們所尋求的，不是垮台前的間歇，而是體面的持久和平。如果不是由於水門事件引起行政權力的崩潰，我認為我們本來是會成功的。
[1] 麥戈文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的講話中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參看同年四月四日他在電視節目《今日》中的談話以及二月九日合眾國際社報道的他在新罕布什爾州的談話（有關老撾和柬埔寨問題）。
[2]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紐約時報》。麥戈文在電視節目《與新聞界見面》中的談話。見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日《華盛頓郵報》。
[3] 見奧裡阿娜·法拉齊《採訪歷史》（波士頓：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版），第一章。
[4] 見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共和》載約翰·奧斯本文章，重刊於奧斯本：《觀察尼克松的第四年》（紐約：利夫萊特公司，一九七三年版），第二至二一頁。
[5] 例如，見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尼克松的記者招待會；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尼克松的演說；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尼克松總統和阮文紹總統的聯合聲明；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理查森國防部長在《同報界見面》專題節目中的講話；一九七三年四月二日理查森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證詞；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理查森在出席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會議前對記者的談話；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我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記者馬文·卡爾布的談話；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威廉·沙利文大使在《同報界見面》專題節目中的談話，以及美國國會、參議院和撥款委員會收集的資料，《向南越提供緊急軍援以及經濟和人道援助》（一九七五年），第九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一九七五年）上《撥款委員會聽證記錄》，第十九至二四頁。
[6] 引自威廉·肖克羅斯《西哈努克的立場》一文，載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紐約書評》。
[7] 回顧起來，我認為對這一建議或許值得作更加充分的研究。但我依然認為要南越釋放幾千名越共幹部是一筆不公平的交易，這樣做的後果意義要大得多。
[8] 見《尼克松回憶錄》（紐約：格羅塞特和鄧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七二一頁。
[9] 十二月六日總統給我的電報全文見《尼克松回憶錄》，第七二九至七三頁。
[10] 在十月協定草案中，各方同意刪去「建立一個管理機構，稱為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中「管理機構」一詞，只說各方同意「建立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
[11] 《尼克松回憶錄》，第七三一頁。
[12] 《尼克松回憶錄》，第七三三頁。
[13] 《尼克松回憶錄》，第七三六頁。
[14] 例如，見馬文·卡爾布和伯納德·卡爾布：《基辛格》（波士頓：利特爾和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四年版），第四一三頁。
[15] 我現在用詞比較謹慎了。
[16]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華盛頓郵報》。
[17] 見岡塔·盧埃著《美國在越南》（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四一三至四一四頁（腳注從略）。
[18] 對白宮人員當時情緒的很好的敘述見威廉·薩菲爾著《下台之前》（紐約州：加登城道布爾戴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六六六至六七頁。
[19] 見查爾斯·W·科爾森著《再生》（新澤西州：老塔班市精選書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七九至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