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多數人來講，童年的回憶與那時的天氣是一體的。一提到童年，我總會想起頭頂那一片無垠的藍天及悶熱潮濕的天氣。皮膚上那總是黏糊糊的感覺，熱帶草原夜晚的涼爽感至今依然揮之不去。我出生在澳大利亞北昆士蘭的湯斯維爾市，大樹和灌木沿著海岸鬱鬱蔥蔥，海邊能夠眺望到磁島。夏天一到下雨時節，人們就做好發洪水的準備。現在想起來，童年的故鄉還是很美的。天氣裡的那股子熱勁深入骨髓，一輩子也不會離去。
湯斯維爾人住在郊區，很多人實現了擁有一棟小房子再加一輛小車的 「澳大利亞夢」。60年代後期，附近有座陸軍基地。當時人口約為八萬，地方經濟主要是羊毛和制糖，或其他地方運來的礦物木材加工。不知為什麼，當地有很多意大利人，不少在甘蔗農場裡做活，我記得他們之間非常抱團，意大利語還是當地第二大語言。很大程度上，湯斯維爾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地方，市民勤勤懇懇，老實憨厚，一年到頭的大太陽照得人懶洋洋的。澳大利亞本身就算世界的偏遠地區，而這裡又算是澳大利亞的偏遠地區。我媽媽那輩人反正就是這麼看的。她非常想出去看看世界，或者至少看看世界的變化。那是1970年。
那一年，我媽媽買了輛摩托車。她聰明機靈、點子多多，但無聊的中學生活讓她快要窒息。很快便迎來了18歲生日，於是她跳上了摩托車，這位名叫克裡斯蒂娜的姑娘竟然騎了2000英里一直到達了悉尼。她骨子裡還是個鄉下女孩，後來她也對我承認，初到悉尼，她一下子不知所措。但瞬息萬變的世界並不等人，人生就在她眼前鋪開。有一天，她站在帕丁頓的牛津街和格倫莫爾路交叉處的維多利亞陸軍軍營對面時，突然有一大群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人群從她身邊過去，就像一幅現代歷史畫卷般在她面前展開。她對反戰抗議並不瞭解，但很想加入這激情洋溢的人群。她站在街邊，耳邊忽然傳來一個溫柔的聲音。那是一位留著八字鬍、富有教養的27歲男子，問她是否和別人一起來的，聽到她說 「不是」後，便拉起了她的手。
約有6萬名澳大利亞士兵參加了越南戰爭，這是澳大利亞歷史上時間最長的戰爭：500名士兵喪生，傷兵3000名。1970年5月，就在我父母邂逅那段時間，澳大利亞的反戰運動達到了高潮，約20萬名反戰示威者在各大城市遊行，因為當時的法律不允許無照發放傳單，很多人還被抓了起來。澳大利亞人談到歷史時，經常將70年代稱作 「抗議年代」（同性戀遊行也是1973年在悉尼開始的），我的父母—那位聰明機靈、點子多多的姑娘和走進她生命中的那位富有教養的示威者—便是徹頭徹尾的抗議者。澳大利亞這樣一個保守的社會，突然找到了自己的聲音，還真是有些戲劇化呢。我肯定也從母乳中繼承了一顆反抗的心，深信 「特立獨行」是唯一有權指導人生的精神追求，正是這種精神孕育了我的一生。
1971年7月3日，我媽媽被送到湯斯維爾的巴塞爾醫院，下午三點左右，我出生了。按媽媽的話說，我當時一頭黑髮，圓圓滾滾，大吵大鬧，長得像個小愛斯基摩人。
別人都說，不管是當年還是現在克裡斯蒂娜（也就是我媽媽）都不喜歡別人指揮她做事，年幼的我很快也繼承了這個脾氣。外婆還記得我當年是個整天異想天開、充滿好奇心的孩子，我不想和她爭辯，但我覺得可能我小時候就對湯斯維爾陸軍基地表現出了強烈的好奇心。總之，外婆會一邊放著瑪麗亞·法蘭度裡那繞樑三日的希臘曲子，一邊搖著搖籃，很快我就會安靜下來。我幾個月大的時候，媽媽將家搬到了磁島的一所小房子，窗外佇立著婆娑作響的芒果樹和桉樹。
很抱歉這裡寫得像多愁善感的普魯斯特回憶風格，不過從小媽媽就教我用感官來感受這個世界。直到今天，我的腦海中還能浮現出她在搖籃上方懸掛的五彩圍巾。光線透過圍巾，將斑駁的陰影投射在我的手和腿上。我稍微大一點的時候，媽媽將我裝在吊兜或背包裡，帶我去各地玩，我特別喜歡那個小背包，給它取了個名字叫帕帕。我覺得早期童年非常重要，是培養孩子好奇心的關鍵時期。媽媽既讓我的世界充滿愛，也讓我的生活豐富多彩，她在這方面非常拿手。這樣的家長不是人人都有的，有些父母在孩子還沒學會張口說話前，就把孩子的性格壓癟了。磁島本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磁島是一個自由至上的地方，一個約千人樂在其中的伊甸園，一個將與外界格格不入的人盡情收納懷中的島嶼。你可以批評它只是一個綠樹成蔭、被外界遺忘的嬉皮士樂園，但它對我童年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就像南洋杉或棕櫚樹一樣，兒童生長的環境會塑造他今後的一生，磁島永遠會在我的心中佔據一個特殊的位置。
我說的第一句話是： 「為什麼？」小時候特別愛說這句話。我不喜歡被關在搖籃圍欄裡玩耍，但是對媽媽擺放在圍欄裡的書很入迷，慢慢地就學會了讀書。首先是瓢蟲出版社的兒童讀物，然後是人猿泰山、蘇斯博士和《動物農場》。從我很小的時候起，我們就一直搬家，但最後總會回到磁島上—當初正是詹姆斯·庫克以為島干擾了羅盤，才取名為磁島。我兩歲的時候，媽媽認識了一位名叫佈雷特·阿桑奇的男子，他是音樂家，巡演劇團成員，和媽媽結婚後待我很好。我的家庭活動很多都是在戶外進行的。我們天天游泳，後來我和外公還在桑登河和鯊魚海灘一起釣魚。我還記得和媽媽一起騎車從山上一路衝下，伸出雙手摘從頭上呼嘯而過的水果。我們不停地從一個地方跋涉到另一個地方，我總是有一股子探索的精神， 「為什麼」這句話一直掛在嘴邊。我父母對 「為什麼？」並不躲避，總會列出種種可能性，讓我自己決定答案。
等我到五歲時，就已經在很多地方住過了。對我們而言，北昆士蘭就像是一個流動的家：不管走到哪裡，熟悉的天氣似乎都會尾隨而至，我旺盛的好奇心也一直沒有減弱。媽媽並不是一天到晚都忙於做個活動分子，但她非常清楚變革擁有強大的力量。當時在阿德萊德住了一段時間，我們挨家挨戶宣傳禁止鈾礦開採。因為漁網給海豚帶來的傷害，我們家再也不吃金槍魚，後來當捕魚方式在社會抵制下終於被迫有所改善時，我們欣喜若狂，覺得這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勞。還有一次在利斯莫爾，媽媽因為參加了阻止雨林砍伐的抗議活動，被押進牢裡關了四天。她的那次經歷以溫和但堅決的態度給我上了一堂政治活動課。我們深信，只要努力，變革總是可能的。
與此同時，我也展露出了殘忍的一面。童年的我很像湯姆·索亞，一天到晚在戶外玩耍，學習如何掌控周圍環境，征服危險。年幼的我很喜歡玩放大鏡，總是拿著鏡子在灌木叢中遊走。我殘忍的一面是展現給糖蟻的，這些傢伙在地上爬來爬去，經常就在放大鏡下被活活燒死。螞蟻會爬上褲子咬人，最糟糕的是綠色樹蟻，它們出沒在澳大利亞樹林和低地，不僅咬人，還從腹部噴射出灼人的液體，灑在傷口上。螞蟻的種類數不勝數，但在我的小腦瓜看來，誰都躲不過我的放大鏡武器。放大太陽的力量來懲罰敵人，在我看來再自然不過了。五歲男孩和螞蟻之間的永恆戰爭就這樣在我身上得到了延續。
除此之外，我也體會到了來自其他方面的敵意。我父母隸屬一個小型巡迴劇團，四處表演劇目，後來還加上了木偶戲—我猜，他們應該算是所謂的波西米亞人吧。父母都是反戰人士，也參與過反戰示威。既在城市中棲息過，又熟悉鄉間生活。他們的心態和世界觀與昆士蘭的傳統社會並不相符，尤其是與非嬉皮士大相逕庭。媽媽做過模特，當過演員，兩人也一起設計過舞台，還曾通過朗讀圖書賺過錢。在有些人看來，這根本不能算是正經的生活，這讓我對偏見也有了最初的認識。我們又一次回到了磁島，在山裡找了間小屋住下。空氣總是感覺黏糊糊的，炎熱的天氣讓人昏昏欲睡。在有些方面，這不僅是生理上的反應，也給心理造成了影響。今天當我想起島上那所房子時，我就會想到人們在天氣的制約下對自己施加的束縛。當年我們的一些鄰居就是這樣被束縛住了，尤其是在面對我父母的自由心態時表現得更加明顯。
我父母有把槍，用來對付山裡的蛇。比如，浴盆中就時不時會出現條蛇。有一天我們爬山回家，卻發現房子著火了。20多位當地人站在房子周圍，眼看著火苗在遊廊四周肆虐，卻沒有一個人伸手救火。突然間，屋內的彈藥爆炸了。我還記得一個鄰居放聲大笑，嘲笑我們受不了這樣熱的天氣。他們的反應給我的感覺非常陰險，而消防隊則用了整整40分鐘才趕到現場。這場火是我第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這之前許多年的光影、色彩、瑣事我的確也記得，但這場火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回憶。事件中體現出的人類複雜心態讓我從此為之著迷。當地人似乎很樂於看到特立獨行的人和敢於冒險的人遭到懲罰。我也可能是平生第一次注意到，權威機構會通過拖延行動來教訓當事人，官僚主義會讓人變得鐵石心腸。他們就那樣不管不顧，任憑火 「自然燒滅」，我似乎從中瞥見了邪惡在作祟。
地方政府的權力在這場火中表現得一覽無遺，而我則被其深深觸動了。當看到別人回顧一生，挖掘那些塑造其性格的節點時，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他裝腔作勢，很反感，但我身為新聞工作者，尤其是在寫自傳時，這樣做還是情有可原的。自很小的時候開始，我便對事物運作的方式十分入迷。剛學會用工具後，我就開始拆卸發動機玩。我造了很多木筏，還很喜歡玩機械積木。六歲時，我就試過造一個簡陋的金屬探測器。我最初的世界觀就這樣形成了：只要條件允許，就應該發揮一下好奇心，造個新東西出來。
很早我便意識到，這其實是有為人處世的成分在其中。我喜歡召集一群人，不但可以共同做事，做事的同時大家還能找樂子。一個廢棄了的大型板岩採石場曾經是我們的遊樂場。原來裡面開了個礦，但後來都荒廢了：儲物棚仍然沒倒，拖運設備遺留了下來，棚子裡面連開工日誌和爆炸裝置的有關工具都一應俱全。一群小夥伴常常到那裡玩。現在想想，當年的我們也許將其看作是自己的地盤，一個逃離權威的管束，讓我們獨立存在的樂園。石頭和廢棄的棚子上爬滿了四處流竄的藍舌蜥蜴和石龍子，有時候還有沙袋鼠出沒。採石場被竹林包圍，我偶爾會一個人去探索竹林間的奧秘。我記得有一天特別炎熱，我跌跌撞撞到了竹林深處。雖形單影隻，但不停前進的步伐給了我無窮的力量，終於到達深處時，我掏出了小刀，在一根大竹竿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時隔八年後，我再一次回到了原地，驚訝的是，這一次不費吹灰之力就穿過了竹林，但這絲毫沒有削弱當年回憶的美好。我的童年，大氣，鮮活，深遠，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期之一。我之所以渴望揭開世界中隱藏的謎團，正是和童年的探索經歷密不可分的。
我總共轉了30多次學。我其實就是這樣，人生的連貫性其實並不是體現在經常在哪裡泊車、經常怎樣繳費這種瑣事上，而是一種風格和價值觀的統一。我長大一些後，這種流浪者般的生活變得愈發不穩定，到後來媽媽和我幾乎淪為難民一般。但一開始的時候，感覺極好。四處遊蕩的生活讓我有一種人生會隨時隨地出現全新挑戰的感受。
有媽媽和佈雷特在身旁，心裡沒有一絲恐懼，我們全身心投入到一個又一個全新的體驗之中。童年早期那段時光，我過得非常開心，陶醉在探索的歡樂及不守規矩的叛逆心態中無法自拔。
我帶領的小團伙裡，機靈鬼怪的點子也有，歧視和偏見也不少見。曾經有段時間，我們視意大利人為敵。當地的意大利人有個把地鋪平的習慣。比如他們買下一座房子後，會將房屋四周爭奇鬥艷的勒杜鵑全部鏟掉，把花園用板子鋪平，上面再豎起古希臘多立克柱。我當時對這種做法非常反感，現在想想的確是有些慚愧啊。在年幼的我看來，必須要堅決反對這種剷除花叢的做法。可能我是屬於那種非要找個事情來反對反對的孩子吧。有一天，爸爸媽媽準備晚飯時發現西紅柿不夠了。鄰居那家意大利人有好多西紅柿，所以媽媽去問他們要，可是被拒絕了。這下子我可火了。第二天我開始在我家花園裡挖地道，一直通向鄰居家花園。不光自己幹，還叫來幾個小兄弟拿鏟子和蠟燭一起挖洞。挖地道可不是輕鬆的活兒，但最後終於挖通了。我們悄悄地穿過地道，來到籬笆另一邊的花園，偷走了兩籃子的西紅柿。我把一籃子交給了媽媽，她高興得咧嘴笑了。我們靜靜地等待著事態的發展，結果兩個警察很快便找上門來，他們竟然也咧開了嘴笑。兩人什麼也沒做，就是站在那裡，時不時踮起腳尖，無聊地搖晃著。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犯事兒。我們把一籃子西紅柿交了回去，西紅柿事件頓時成為街坊鄰里的笑談。不管怎麼說，我起碼把另外那籃子藏得好好的，心裡不由竊喜。
我也不知道童年的我究竟是性格古怪還是怎麼的，但確實是一根筋。有次父母把我送到一所類似華德福學校的地方接受教育，學習充分表達自己。我記得當時學校裡有一個滑板，一個討厭的小女孩非要獨霸。既然學校教育我們不加掩飾地表達自己，我就拎了把錘子在她的頭上敲了敲。這下子可鬧大了。雖然她最後沒什麼事，但我還是被迫輟學。
全家人就這樣不停地搬遷著。提到童年的學校經歷，我一般會想起離布裡斯班130英里的利斯莫爾。可以說利斯莫爾是當時澳大利亞的反主流文化運動中心，後來又成為背包客的聖地，尋求非傳統生活方式的人紛紛到那裡定居。1973年，有 「澳大利亞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之稱的寶瓶節在寧賓一帶召開，很多人在音樂節結束後便留了下來，成立了許多合作社。我父母開辦了一家木偶劇場。那些年間，反對大企業欺壓的情緒在空氣中蔓延著。地方乳業受到了巨頭諾科的衝擊，有 「大灌木叢」暱稱的澳大利亞雨林被大肆亂砍濫伐，土地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傷痕。我小區裡的人都非常關心社會公益，我也在他們的影響下變得十分熱心。我當時就讀的學校坐落於谷爾曼加村。我很喜歡看到人，特別是男人能夠挺身而出，堅持自己的立場，我的金老師便在這方面培養了我。我當時年紀還小，便已經覺得很多老師過於刻板拘謹，但金老師堅韌的精神讓我敬佩。他精明強幹，我和他在一起覺得很安全。我覺得自己的個性雖大多來自於所謂的天生氣質，但後天的經驗也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這位好老師在我心目中就是精明強幹男性的楷模。儘管如此，學校在我眼中還是無聊到死。我不是說自己有多麼聰明，但我特別渴望能夠學到東西，可是課程進度實在是太慢了。我記得曾經向神祈禱，求他能加快速度。我說道：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但如果真有，我願意用兩根小指來換使學校進度快一點。」
與此同時，我也很喜歡編造那些專門用來唬小孩的故事。我對這個還特拿手，編出一個又一個聽起來像真事的故事，讓小夥伴們聽得如癡如醉。我很喜歡向夥伴灌輸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一次我鄭重其事地堅持說，如果流血的話，在泥巴裡滾一滾就能徹底止血。當年的我，把大人們當作神一般崇拜，媽媽在我的眼中簡直就是至高無上的神。但自然而然地，我慢慢發現其實成年人也是會犯錯誤的。當看到掌管大權的大人們只不過是手裡有權力，但不一定總是正確的時候，對我的衝擊還是很大的，真正的人生也許就是從那一刻開始。我親眼看到大人們的冷漠，有時候還目睹大人們的暴虐行為。當年的澳大利亞仍然是個大農村，沒有互聯網，飛機一般人也坐不起，在學校做了錯事會被鞭笞。我轉過那麼多學校，每次來到新地方，都會試著在新的學生等級制度中闖出自己的位置來。與此同時，我也試圖將等級制度徹底顛覆。這就招致同學們對我施暴，針對我的偏見和不公待遇也時有發生：我自己有時候也帶頭鬧事，這在澳大利亞鄉下可是會很受罪的。有一次在一所學校，我不明不白地就被拖到校長辦公室，因為某種神秘的 「違反紀律行為」被籐條毒打。後來才得知，學校有東西被偷，同學們都誣陷是我幹的。
童年的我很喜歡讀書，也喜歡玩磁鐵。外公說我小時候總是背著一大包書去上暑期學校，其中包括一部厚厚的艾伯特·愛因斯坦傳記。因為這個，同學們可能更加討厭我了，但如果你沒有在乎別人怎麼看你的習慣，以後也不會在乎。物理的世界和頭腦的世界在我的童年完美地契合，年幼的我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兩個世界之中。可以說，正是這段經歷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對計算機的熱愛，我的正義感，我對權威的態度等等都是由此而來。正是在谷爾曼加的這段時光孕育了我真正的人格。
童年時，我還有一些啟發道德感的經歷，它們對人格的發展起到了正面推動作用。有一次某個地方召開反戰集會，我父母主動為集會創作了一出街頭劇目。媽媽用泡沫塑料造了把M16步槍，刷得漆黑，安上條肩帶。繼父從軍事剩餘物資店弄來了一套軍服穿上，全家去肉店買了兩品脫的血。我現在還記得當時路人對我們投來的好奇目光。繼父渾身潑上了血，後來因為那把假槍被警察抓了起來。此後媽媽還幫過一名搞游擊科研的人研究澳大利亞馬拉靈加沙漠地區核試驗地的情況。1952年到1963年間，在澳大利亞政府允許下，英國開展了 「大」、 「小」兩種規模的核武器試驗。 「小」型試驗是指將核彈置於常規爆炸物中點爆或炸掉，或放在飛機上然後指揮飛機墜毀，造成的惡性後果遠遠超出政府當年公開的數據，放射物質擴散到大片地區。然而英國和澳大利亞政府卻一直否認核試驗對當地駐軍或原住民有任何危害。這當然是個彌天大謊，但直到多年以後兩國政府才公開承認。媽媽的這位朋友希望能夠挖出真相，有一天凌晨兩點鐘，我們從試驗地回來，開車載著他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突然，他發現我們被人跟蹤，於是趕緊下車，我們則繼續向前開，不久就被聯邦警察攔了下來。警官說，媽媽可以算是個不稱職的母親，半夜兩點還帶著個小孩外出。他告誡媽媽遠離政治，自那之後她真的遠離了政治，但我可就不同了。
學校對我來說一直是個問題。金老師雖然教會了我各種各樣的事情，也是我的男性模範，但依然打消不了我覺得學校就是浪費人生的念頭。也許我真的是天生就討厭 「體制」，而學校對我而言就代表著體制。我開始違反學校禁令，蓄起長髮。說來也奇怪，我這一輩子都因為頭髮被別人嘲笑和議論，從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爸爸媽媽建議我剪掉一頭亂蓬蓬的金髮，也是為了讓我自己好打理，但我就是不聽，越反叛就越得意。不久之後，我就不按常理繫鞋帶了。我發明出一種複雜的方法，將鞋帶繞在腳踝上，不系成蝴蝶結形狀，而是打成一個結扣，後來還向其他孩子推廣。接下來，我決定連鞋都不穿了，老師們立刻把我當罪人一樣看待。只要一轉學，我就是學校的新生。這種現象發生太多次了，每次都以新生身份面對新的同學，我需要通過叛逆的行為來揚名立萬。我家沒有電視，經常入不敷出，有時候全家還去菜市場撿別人不要的洋白菜。我一向樂在其中，人生正因為這樣才豐富多彩，這才叫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少年時期，我只有一段時間因為家庭背景而有些不好意思，不想讓媽媽開著那輛廢銅爛鐵似的車送我去學校。但那只是例外，自卑的情緒很快就過去了。
我們全家都很喜歡動物。別人因為覺得我家都是一群嬉皮士而嘲笑我們，但我們其實只是熱愛自然，天生不愛隨波逐流而已。曾經有段時間，我家養了一群下蛋的雞，還養了三頭羊供奶。寵物狗波斯爭寵的對象是和我家一同周遊四方的獸群：一頭驢、一匹小矮馬和一窩老鼠，都是媽媽導演的燭光 「秀」上的演員。我家在一處菠蘿田間的小木屋裡住過一段時間，生活被一群負鼠攪得不得安寧。一隻灰色的大鳥澳洲鶴也在此定居。當年的我們，似乎是在逃離現代生活。我現在能夠看到，早從童年起，我就下意識地努力針對人和事物之間的關係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多年以後我學習量子力學時，才認清這段歷史，而當年的我只是在費力地應付並接受父母呈獻給我的世界。話雖如此，童年還是很快樂的，有段時期因為自己養了一窩蜜蜂，高興得樂不思蜀，別的什麼都顧不上去想。
我九歲時，父母離異。當時似乎沒有給我帶來多大的打擊，但現在回想起來，那代表了我人生中一段天堂般時光的終結。之前提到過，我的童年彷彿湯姆·索亞一般活在魅力無窮的探險世界中，然而即將到來的冒險卻失去了一些往日的明媚，變得黑暗沉重。很多人心中，童年早期身處的安全環境如同天堂一般，對我來說，儘管居無定所，四處遊蕩，憎恨學校，但那段時光卻是大自然帶給我的啟蒙。清新的世界，湛藍的海洋，空氣中瀰漫著白色桉樹的芳香。當然了，人性總是比物質環境複雜得多，如果人生不被沉重所困，也就不叫真正的人生了。佈雷特也有他內心痛苦掙扎的一面，最終媽媽在他身邊再也待不下去，帶我搬到了利斯莫爾一家街邊店舖樓上的公寓，與遊牧劇團成員住在一起。媽媽常常去集市給人臉上畫彩繪賺錢養家，後來我和同母異父的弟弟會推著小車跟著她四處走動。有段時間我還學會了口琴，演奏起童年藍調。
媽媽和我也試過在城裡體面地過下去，但後來我們在不安的驅使下，就像湯姆·索亞沿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一般，再次踏上了遊蕩四方的旅途。我們之前已經到過澳大利亞很多地方，接下來的幾年間更是走訪了全國各地，但至少在五年內，我們總覺得似乎是在躲避追趕，現在看來，那些年頭就如同之前快樂的日子一樣，對我塑造未來的人格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同佈雷特在一起的時間陽光明媚，我們無時無刻不沉醉在藝術、音樂和自然美景之中。佈雷特的巡迴劇場迅速打包上路的本領也為日後維基解密的游擊戰奠定了基礎。然而，接下來的日子裡，一個名叫利夫·梅奈爾的男人卻讓我們切身體會到被黑暗力量追逐的恐懼。他就是我平生第一個尾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