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新來的吧？」這是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25年後，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對不起」。）他已經反客為主向我發問了，然而我才是記者，我才是應該提問的那個人。
同事已經告誡過我，採訪史蒂夫·喬布斯可不是什麼好差事。前一天晚上，我和《華爾街日報》舊金山分社的新同事們邊喝酒邊聊天，他們告訴我，第一次和喬布斯見面最好穿件防彈衣。其中一位半開玩笑地說，採訪喬布斯更像是打仗而不是提問。當時是1986年4月，喬布斯已經成為《華爾街日報》的傳奇。據傳，另一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就曾被他羞辱過，喬布斯直截了當地問他：「你到底理解了嗎？你有聽懂半個字嗎？」
20世紀80年代早期，我在中美洲採訪時，是真的需要穿防彈衣。我在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待過一段時間，採訪的對象五花八門，有穿越戰區的卡車司機，有駐紮在叢林裡的美國軍事顧問，有窩藏在據點裡的反政府武裝指揮官，還有待在宮殿裡的總統。我還採訪過那些桀驁不羈的億萬富翁，比如石油大亨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佩羅集團創始人亨利·羅斯·佩羅（H. Ross Perot）和亞洲首富李嘉誠（Li Ka-shing），也曾採訪過諾貝爾獎得主比如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還有搖滾巨星、影視紅人、信奉一夫多妻制的教徒，甚至是刺客的祖母。我也算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沒有那麼容易被嚇倒。我家在加州聖馬特奧縣（San Mateo），從我家開車到位於帕洛阿爾托（Palo Alto）的NeXT電腦公司總部需要20分鐘時間，在這短短20分鐘的車程裡，我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擔憂，到底如何才能取得最佳的採訪效果。
我之所以會如此焦慮，是因為我將要採訪的對象是一位比我更年輕的傑出商業領袖，這在我的記者生涯中尚屬首次。當時我32歲，喬布斯只有31歲，卻已經聲名顯赫，與比爾·蓋茨（Bill Gates）共同被譽為個人電腦產業的締造者。互聯網的狂熱時代還遠未到來，神童們的橫空出世還有待時日，喬布斯是技術領域最初的超級巨星，碩果纍纍、績載史冊。他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在位於洛斯阿爾托斯（Los Altos）的車庫裡搗鼓出來的電路板最終演變成了一家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大公司。個人電腦似乎有著無窮無盡的潛力，喬布斯作為蘋果公司的共同創始人之一，也有著無限的可能性。然而，1985年9月，喬布斯迫於壓力選擇辭職。早些時候，他曾向蘋果公司董事會宣佈，要挖走一些關鍵崗位的員工，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專門生產電腦「工作站」。媒體得知消息後興奮異常，詳細剖析了他的離職之舉，《財富》和《新聞週刊》都把這場鬧劇作為封面故事發佈在雜誌上。
之後的6個月，沒有人知道這家新公司的動向，主要是因為蘋果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想要阻止喬布斯挖人，不過最終蘋果還是撤訴了。後來，喬布斯僱用的公關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給我的老闆打電話，說喬布斯願意接受主流商業刊物的採訪，願意透露一些NeXT電腦公司的具體情況。接到這項任務後，我非常激動，同時也保持著一份警覺，我可不想被這位極具人格魅力的先生給騙了。
我驅車朝帕洛阿爾托開去一，路向南，恰好回顧了硅谷的發展歷程。從聖馬特奧的92號公路到280洲際公路，「」田園牧歌式的八車道公路繞過聖安德烈亞斯湖（San Andreas Lake）和水晶泉水庫（Crystal Springs Reservoir），水庫的水來自塞拉斯山脈（Sierras），為舊金山地區儲存飲用水；穿過位於門洛帕克（Menlo Park）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財大氣粗的風險投資家們在此雲集；越過一座兩英里長的斯坦福直線加速器（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加速器軌道就在公路下方，彷彿將大地劃開了一道裂縫；沿途還會經過斯坦福校園後方那片廣袤的山丘地帶，射電天文望遠鏡矗立在山丘上，草地上點綴著棵棵橡樹，白色面孔的赫裡福德牛在草地上悠閒地散步。冬日和春日的雨水將這片山丘草地澆灌得碧綠蒼翠，如同高爾夫球場的草坪，而不是常見的暗黃色，草地上還點綴著橙色、紫色和黃色的小野花。我對舊金山灣區（Bay Area）不太熟悉，當時並不知道這是一年中景色最迷人的時候。
我在佩奇米爾路（Page Mill Road）下了高速，惠普和另一家生物科技先驅阿爾扎公司（ALZA Corporation）就在這條路上一，些提供專業化服務的公司也坐落在這條街上，比如安達信咨詢公司（Anderson Consulting，現在叫埃森哲Accenture）和威爾遜–桑西尼–古奇–羅沙迪律師事務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不過最先經過的是隸屬於斯坦福大學的斯坦福研究園（Stanford Research Park），綠草茵茵的園區裡建了很多低矮的研發實驗室，給了研發人員施展才華的空間。施樂公司（Xerox）著名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就坐落在園區裡，喬布斯就是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了配備鼠標和圖形界面的電腦。喬布斯把NeXT的總部也選在了這裡。
一位年輕的女公關帶我走進一幢四四方方、混凝土結構、玻璃幕牆的兩層辦公樓，來到一間小會議室，透過會議室的窗戶只能看到停車場。喬布斯已經在會議室了。他朝我點點頭表示歡迎，示意那位女士出去，還沒等我坐下，就拋出了剛剛提到的第一個問題。
我不確定他想要的答案是簡單的「是」與「否」，還是他真的好奇我究竟是誰，以前做過什麼。我假設他想聽的是後者，於是我開始列舉在《華爾街日報》當記者時曾經去過的地方和報道過的行業。從堪薩斯大學研究生院離開後，我去了達拉斯，報道過航空業、航空公司和電子工業，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和無線電器材公司（Radio Shack）就在達拉斯。這期間，我還報道過約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他是得州石油商人的兒子，1981年射擊了裡根總統，為此我還背上了罵名。
「你是哪一年高中畢業的？」他突然插話道。「1972年」，我答道，「我在大學待了7年，但最終也沒拿到碩士學位。」他又插話道：「我也是1972年高中畢業的，這麼說我們是同齡人。」（後來我發現他跳過一級。）
我繼續解釋道，我曾在中美洲待了兩年，後來又去香港待了兩年，為《華爾街日報》撰寫地緣政治類的報道。我還在洛杉磯待過一年，最終來到了舊金山，舊金山一直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地。說到這，我感覺這場談話越來越像是在面試，只不過喬布斯對我的話沒任何反應。
「你對電腦有一丁點兒瞭解嗎？」他又插話道，「那些主流刊物的記者沒一個懂電腦的，屁也不懂。」他邊說邊搖頭，流露出傲慢的神色。「上一個來採訪我的《華爾街日報》記者連內存和軟盤有什麼區別都不知道！」
現在我覺得自己有點底氣了。「雖然我在大學學的是英語專業，但上大學的時候，我編過程，做過一些小遊戲，還設計過關係數據庫。」他轉了轉眼珠。「連續好幾年，我都在晚上給4家銀行打工，用NCR[1]小型機處理銀行每天的交易。」他正凝視著窗外。「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個人電腦剛上市的時候，我就買了一台，在達拉斯買的，序列號的前8位都是零。開始我裝了CP/M操作系統，搬去香港之前，我把這台電腦賣了，裡面只裝了MS-DOS（微軟磁盤操作系統），因為買家只需要MS-DOS。」
提到這些早期的操作系統和競爭對手的產品，他終於來了精神。「你為什麼沒有買Apple II（第二代蘋果電腦）呢？」
好問題，然而……為什麼我會允許這個傢伙向我發問呢？
「我以前從沒買過，」我還是回答了他的問題，「不過現在我有了，我讓《華爾街日報》給我買了台Fat Mac[2]。」我說服紐約總部的同事給我買了台蘋果電腦，我告訴他們如果要讓我報道蘋果公司，我就得熟悉蘋果最新的機型。「我用了幾周，到目前為止，比起IBM，我更喜歡蘋果。」
我成功撬開了喬布斯的嘴。「等著吧，」他說道，「等你看到我們這裡生產的產品，就不會想要Fat Mac了。」我們終於回到了採訪的正題上，這也是喬布斯一直想要談的話題——如何打敗他一手創立的公司，如何打敗蘋果的那些人，特別是蘋果現任CEO約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正是斯卡利把他趕出了蘋果帝國。
現在，他願意回答我的問題了，儘管他並沒有直接回答每一個問題。目前NeXT總部依然是空空蕩蕩的，我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打算在這裡組裝電腦？可這裡看上去不像是工廠。他是自己出資呢，還是已經找好投資方了？他賣掉了所有的蘋果股票，只留了一股，大約拿到了7 000萬美元，但這些錢還遠遠不夠實現他的野心。聊著聊著，他會突然跑題，談到完全出乎意料的話題。他邊聊邊喝裝在啤酒杯裡、冒著熱氣的白開水。他解釋道，某天茶葉喝完了，他突然想到喝白開水也不錯，他說道，「喝白開水也能讓人平靜。」最終，他又把話題拉了回來：高等教育界需要更好的電腦，只有NeXT才能生產更好的電腦。公司正在和斯坦福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合作，這兩所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學院名聲在外。「這兩所大學會是我們的第一批客戶。」
儘管他回答問題時避重就輕，傳遞出的信息也不多，但是喬布斯本人非常有氣場。他流露出的強烈自信讓我不得不認真傾聽他說的每一個字。他回答問題時字斟句酌，即使是回答意料之外的問題也是如此。25年後，在他的追悼會上，喬布斯的妻子勞倫證實了他從非常年輕的時候，就擁有「成熟的審美品位」。從他的回答裡，能聽出他對於自我判斷和品位的自信，而且在整個訪談的過程中，我意識到他始終在試探我是否能夠心領神會，是否能夠理解他以前所做的事和將要在NeXT做的事有什麼特別之處。後來我意識到，喬布斯之所以不停地試探，是因為他要確保每一篇關於他和他公司的文章都能夠達到他心目中的質量標準。喬布斯目前所處的人生階段讓他認為自己可以取代任何一個人、勝任任何一份工作，而且比原來的人幹得更出色，當然他的這種態度讓手下員工苦不堪言。
採訪進行了45分鐘，他為NeXT描繪的藍圖只有一個大概的輪廓，沒有細節，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是一，個早期的信號，預示了公司未來幾年會遭遇各種問題。然而，他卻願意討論其中一個細節：NeXT的商標一。他給了我本設計精美的宣傳冊，解釋了這個由保羅·蘭德（Paul Rand）設計的高大上商標是如何誕生、演變的。這本宣傳冊也是蘭德設計的，昂貴的半透明隔頁紙將厚重的乳白色紙張一一隔開，紙張上凸印著蘭德設計商標的整個過程，據說這個圖標用了「多種視覺語言」。根據冊子上的描述，NeXT的商標是一個簡單的正方體，黑色的背景上用鮮紅、朱紅、綠色和黃色印了NeXT的4個字母（紅綠對比和黑黃對比是最鮮明的對比色），並且字母傾斜了28度。蘭德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圖標設計師，IBM、ABC（美國廣播公司）、UPS快遞公司和西屋電器的商標都出自他之手。商標和宣傳冊的開價是10萬美元，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喬布斯愉快地付了錢。儘管是出於追求完美的目的，但如此奢侈鋪張，對於NeXT的發展並沒有什麼幫助。
第一次採訪結束後，我並沒有撰寫任何文章。一家剛起步的公司和一個高大上的商標沒有任何新聞價值，無論是誰成立的公司、誰設計的商標。（另外，當時《華爾街日報》從不刊登圖片，也沒有任何彩頁，所以即使我想報道NeXT的商標，《華爾街日報》也無法向讀者展現出NeXT商標精緻的美，何況那時候讀者也不關心設計的問題。）
這次採訪是我和喬布斯的第一次交鋒，沒有產出任何專題報道，我們之間的交鋒與談判還將持續25年。與絕大多數記者和被採訪對像之間的關係一樣，我和喬布斯之所以能維持這樣的關係，是因為我們身上都有對方想要的東西。我可以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封面報道，之後我又為《財富》雜誌工作，可以在《財富》雜誌上撰寫封面報道；而他的故事讓讀者非常著迷，我想要搶佔先機，比其他記者更快、更好地將他的故事帶給讀者。喬布斯想讓我寫他的新產品，而我的讀者對他本人也很感興趣。他想要讓我描繪出產品的精妙設計與巧奪天工，而我更想挖掘產品背後的故事，分析公司在競爭中的起起伏伏。我倆的互動就像是一場交易，我們都希望哄騙對方簽訂有利於自己的協議。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和喬布斯是打橋牌的隊友，有時候又覺得自己被騙了，手裡拿著一副爛牌。喬布斯常常讓我覺得他勝我一籌，儘管有時候這並不是事實。
儘管那次採訪以後，《華爾街日報》並沒有刊登任何報道，喬布斯對凱西·庫克（Cathy Cook）說這次採訪進行得還不錯，我也「還行」。凱西當時正為艾莉森·托馬斯公關公司工作，自那以後，喬布斯經常通過凱西來邀請我去NeXT聊聊最新的進展。事實上，值得報道的內容並不多，至少達不到《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標準。直到1988年我才寫了關於NeXT的第一篇報道，那一年喬布斯推出了NeXT公司的第一台電腦工作站。但每一次採訪的經歷都十分有趣。
有一次，他叫我去聽他吹噓如何說服羅斯·佩羅（Ross Perot）向NeXT投資了2 000萬美元。表面上看，佩羅投資喬布斯的公司非常不合理，佩羅是一位愛國的海軍老兵，剃著平頭，溫文爾雅，喬布斯卻是個喜歡光著腳的素食主義嬉皮士，而且不喜歡用除臭劑。然而，我比較瞭解史蒂夫，也採訪過佩羅幾次，我知道他們倆其實非常相似，都是另類而又理想主義的自學成才之人。我告訴史蒂夫，他絕對應該去達拉斯電子數據系統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總部拜訪一下佩羅，即使不為別的，也應該去看看辦公大樓的車道兩邊陳列的老鷹雕塑和美國國旗，那些都是佩羅的收藏。史蒂夫笑了，眨了眨眼說道：「去過了，也見識過了。」他問我是不是覺得他瘋了，居然會喜歡佩羅這樣的人。「任何人見過他以後，怎麼可能不產生一點好感呢？」我答道，「他很有趣。」史蒂夫笑了笑表示同意，還補充道：「說實話，我覺得能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相仿的年齡逐漸成為交流的橋樑而非障礙，我們青少年時期的經歷比較類似。儘管比爾·蓋茨也與我年齡相仿，我也寫過很多關於他的報道，但他的父母不是工薪階層，也從沒上過公立學校，我和史蒂夫的父母都是工薪階層，而且我們都上過公立學校。我們三個都躲過了去越南服役挨子彈的命運，因為當我們18歲時，徵兵制被廢止了，但比起比爾，我和史蒂夫更像是反戰、和平時代的產物。我們都狂熱地愛著音樂，也癡迷於各種機械小裝置，我們敢於嘗試各種古怪的新想法、新創意。史蒂夫是被領養的，我們偶爾也會聊起他的這段經歷，但是這段經歷對他性格產生的影響並沒有社會和政治大環境的影響大，我們長大成人的時代也是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
史蒂夫之所以願意維持和我的關係，還有一個重要原因。20世紀80年代末期，電腦的世界正處於變局之中，只有激發起公眾對他的下一代偉大產品的熱切渴望，讓他們朝思暮想、屏息而待，才有可能吸引到足夠的潛在客戶和投資者，史蒂夫特別需要投資者的支持，因為NeXT用了將近5年時間才推出第一代工作站電腦。史蒂夫一直都非常明白媒體報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價值，這也是裡吉斯·麥肯納（Regis McKenna）所謂的史蒂夫「過人天賦」中的一部分。麥肯納是史蒂夫早期最重要的導師，他曾經說過「史蒂夫在市場營銷方面有著過人的天賦，在22歲的時候已經有了敏銳的直覺。他知道索尼的偉大之處，也瞭解英特爾的偉大之處，他希望自己的產品也能享有如此聲譽」。
史蒂夫知道蘋果公司的報道是由我負責的，好幾年時間裡，他會時不時給我打電話爆一點蘋果的「料」，都是他從還留在蘋果工作的前同事那裡聽來的，有時候他只是談談自己對於蘋果公司無休無止的高層變動鬧劇的看法。到90年代初，蘋果已經變得一團糟，史蒂夫是可靠的情報來源，而且我漸漸發現他打電話的時機絕對不是隨便選的，每次都是有動機的：有時候是想挖掘一些競爭對手的信息，有時候是想讓我看看他的產品，有時候是對我寫的文章表示不滿。對於最後一種情況，他還會跟我抗爭。90年代後期，他又回到了蘋果公司，我認為有必要給《財富》雜誌再寫一篇關於蘋果的報道，於是給他發了封郵件。我們已經幾個月沒聯繫了，因為我做了一個心臟手術，在我住院期間他曾給我打過電話祝好，現在我已經康復了一，打算再撰寫篇報道。他給我回了郵件，寥寥數語：「布倫特，我記得去年夏天你寫的那篇報道對我和蘋果公司都很不友好，這讓我很受傷，你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爛報道呢？」不過幾個月後，他還是讓步了，配合我寫了另一篇封面報道。
我們的關係長久、複雜，卻讓彼此獲益。如果我在行業活動中碰到史蒂夫，他會把我當成朋友介紹給別人，這一點讓我受寵若驚，也讓我感到有一絲怪異，我的確應該算得上是他的朋友，但並非所有的時候都是如此。有段時間，他在帕洛阿爾托辦公，辦公室離《財富》雜誌所在地很近，我時不時會碰到他，我們會停下腳步天南海北地聊上幾句。有一次，我還幫他挑選送給妻子的生日禮物。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去過他家很多次，每一次都比較隨意、不拘禮節，我和其他CEO（首席執行官）的接觸並不是這樣的。然而每時每刻，我們之間關係的本質是非常清晰明瞭的：我是記者，而他是被採訪對像和文章的主題。他很喜歡我寫的某些報道，另一些卻讓他很生氣，比如上文提到的讓他回了郵件的那篇報道。我始終保持獨立，而他也會隱藏一些信息，這構成了我們關係的邊界。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我們之間的關係漸漸疏遠。21世紀頭10年的中期，我們都病得很嚴重，他在2003年被確診為胰腺癌，而我在2005年去中美洲期間感染了心內膜炎和腦膜炎，昏迷了14天，醒來後幾乎失去了所有聽覺。當然，他對我病情的瞭解遠遠勝過我對他病情的瞭解。有時候，他也會向我透露一些病情的細節，有一次我們還比較了手術後留下的疤，就像電影《大白鯊》裡的昆特（由羅伯特·肖飾演）和胡珀（由理查德·德萊福斯飾演）那樣。我在斯坦福醫院康復期間，他來看過我兩次，主要是來檢查自己的腫瘤，順便來探望一下。他給我講了關於比爾·蓋茨的笑話，還因為我沒有戒煙把我訓斥了一頓，他總是喜歡對別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畫腳，勸了我好幾年讓我戒煙。
史蒂夫去世後，關於他的報道鋪天蓋地，有文章、圖書、電影，還有電視節目，大部分只是在重複關於史蒂夫的那些傳說和成見。這些傳說和成見從80年代起就開始流傳，那時媒體剛從位於庫比蒂諾（Cupertino）的蘋果公司總部挖掘出這位神童。當時，史蒂夫沉浸於媒體的追捧中，對於媒體並不設防，那段時間也是他生活最為散漫、放縱的一段日子，因此媒體在把他描繪成天才的同時，也免不了揭露他的卑劣以及對同事和朋友的漠不關心。後來他開始對媒體設防，只在需要宣傳產品時才與媒體合作，因此這些早期的報道就成了大眾獲知他個性和思維方式的唯一來源。這也許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他去世後，關於他的報道展現的幾乎都是一些成見：史蒂夫是一位天才，在設計方面天賦過人，講故事的能力超凡脫俗，可以產生「扭曲現實」的魔力；他就是個自以為是的混蛋，一味地追求完美，完全不顧他人的感受；他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從來聽不進任何建議，而且從出生伊始，就是天才與混蛋的結合體。
以我對史蒂夫的瞭解來看，這些成見沒有一個是正確的。在我看來，史蒂夫比我在其他任何文章裡讀到的形象都更複雜、更有人性、更多愁善感，甚至更聰明。他去世幾個月後，我開始整理我對史蒂夫的採訪筆記、磁帶和文檔，又回憶起很多已經淡忘的內容：有我採訪他時隨手寫下的筆記，有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當時沒有用在報道裡的故事，有我們互發的郵件，還有從來沒有轉成文字稿的磁帶錄音。我還找出一盒史蒂夫送我的磁帶，當時約翰·列儂（John Lennon）的遺孀小野洋子（Yoko Ono）送給史蒂夫一盤磁帶，是歌曲《永遠的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在錄製過程中的各種不同版本，史蒂夫又翻錄了一盒送給我。這些舊物都藏在車庫裡，在整理舊物的過程中，關於史蒂夫的很多記憶湧上心頭。這些舊物我整理了好幾周，整理完後我做了個決定：對於大眾頭腦裡關於史蒂夫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見，光抱怨幾句是遠遠不夠的，我要憑借我對他的瞭解，向公眾展現一位更完整的史蒂夫，在他活著時是沒有辦法如此展現的。採訪史蒂夫的過程引人入勝而又充滿戲劇性，他的一生就如同莎士比亞的戲劇，充斥著傲慢、陰謀與豪情，充斥著十惡不赦的壞蛋與笨手笨腳的傻子，有幸運女神的垂青，有好心好意的忠告，也有出乎意料的結果。如此短的時間裡有如此多的跌宕起伏，在他活著時，人們根本不可能完整地刻畫出他的成功軌跡。現在，我要將目光放長遠，重新審視這位自稱是我的朋友的人——史蒂夫。
對於史蒂夫的職業生涯，大家最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既然史蒂夫是如此前後矛盾、魯莽衝動、固執己見、不顧他人感受，並被趕出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公司，他又如何最終成為一位受人敬仰的CEO，如何讓蘋果公司起死回生，如何打造出那麼多決定了大眾文化走向的產品？這些產品不僅將蘋果公司推上了全球最有價值公司的寶座，也改變了全球數十億人的日常生活，這些人來自不同的社會經濟階層，擁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史蒂夫本人並不熱衷於探討。儘管史蒂夫善於自我反省，但他並不喜歡追憶往昔，他曾在郵件裡對我說：「回顧過去沒有什麼意義，我情願向前看。」
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必須分析他是如何改變的，在誰的影響下做出了改變，以及他又是如何將心得體會運用到公司的運作中去的。在翻看舊文件的過程中，經常會回憶起史蒂夫那段「被放逐」的歲月，也就是從1985年離開蘋果到1997年重回蘋果的這段時間。人們很容易忽略史蒂夫這12年的經歷，因為這12年間，他經歷的低谷沒有離開蘋果時那麼有戲劇性，取得的成就也沒有他重回蘋果後那麼輝煌。這12年間，史蒂夫的經歷紛繁複雜、模糊不清，很少上頭版頭條，但這段時間卻是他職業生涯的關鍵時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學會了如何控制脾氣與行為，學會了很多東西，最終造就了他的成功。如果忽略這段時間，就會掉進只關注成功的陷阱。通過分析失敗的原因，分析光明的坦途為什麼會變成死胡同，我們也能學到很多東西。史蒂夫最後10年所展現出的遠見、理解、耐心和智慧，正是從這12年的不斷嘗試與探索中獲得的。潘多拉魔盒中的一切不成熟，包括挫折失敗、溝通不力、判斷失誤、價值取向偏差等，都是史蒂夫通往成功坦途的必經之路，只有經歷了這些不成熟，史蒂夫在重回蘋果之後才會變得頭腦清晰、脾氣溫和、不斷反思、始終如一。
放逐期快結束時，儘管數次誤入歧途，史蒂夫仍然成功拯救了NeXT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這的確是了不起的成就。NeXT保證了他職業生涯的後續發展，而皮克斯給了他財務自由。他在這兩家公司的經歷決定了蘋果的未來，也在某種程度上定義了我們現在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史蒂夫從不輕易妥協，學習任何東西也絕不會淺嘗輒止，這幾年，他就像一台學習機器，無論學習的內容有多困難，他都會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中去。
沒有人可以活在真空中。結婚、組建家庭徹底改變了史蒂夫，也對他的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麼多年來，我和史蒂夫私下接觸過很多次，也見過他的妻子勞倫和孩子們，但我還算不上他的家庭密友。2012年，我開始著手寫這本書，那時候才發現我對他的家庭生活瞭解得並不多。他的密友和同事當時都沉浸在悲傷之中，也對已經出版的描繪史蒂夫的刊物感到很憤怒，因此他們剛開始並不願意和我聊。但情況在慢慢地好轉，我有機會和他最親密的朋友和同事交談，包括出席了他私人葬禮的僅有的4名蘋果公司員工，這些交談展現了史蒂夫的另一面，他的這一面雖然我已經有所察覺，但理解得並不深刻，當然也從沒在其他任何刊物中讀到過。史蒂夫具有卓越的心理區隔能力，這種能力讓他在重回蘋果後，可以有條不紊地管理好公司各種繁雜的事務，讓他在癌症病魔纏身時，依然可以專注於工作，也讓他在工作之餘能夠享受生活，但除了密友，他不會把自己的私生活向別人透露半個字。
當然，他並不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即使在晚年也是如此。對有些員工來說，為這樣的老闆打工簡直如同煉獄般可怕。他的有些行為在我們普通人看來可能不可理喻，但是按照他的價值標準來衡量，也算合情合理。史蒂夫是一位忠誠的朋友，一位循循善誘的導師，一位溫柔慈愛的父親。他深信自己的工作所創造的價值，也希望身邊的好友能夠和他一樣，深信他們的工作所創造的價值。埃德·卡特穆爾（Ed Catmull）是皮克斯動畫工作室的總裁，也是史蒂夫的朋友和同事，他曾經說過，雖然史蒂夫如此「離經叛道」，卻有著和普通人一樣的感情、優點和弱點。
我之所以如此熱愛商業報道，是因為即使是錙銖必較的商業帝國也有其人性的一面，這也是我從優秀的商業記者前輩那裡獲取的經驗。史蒂夫還在人世時，我就知道他有人性的一面，我從未見過像他這樣對自己的產品有著如此熱情的人。但直到我開始寫這本書時，才真正意識到，史蒂夫的個人生活和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相互重疊、互相影響的。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理解史蒂夫是如何成為當代愛迪生、福特、迪士尼和貓王的結合體，如何締造出蘋果東山再起的傳奇。
第一次採訪結束後，史蒂夫起身送我，我們沿著NeXT總部大樓寬敞整潔的走廊走到門口，沒有任何寒暄。對於史蒂夫來說，採訪已經結束了。我出門時，他都沒有說再見，只是站在那兒，透過玻璃門，看著停車場入口處，一群工人正在那裡安裝NeXT的立體商標。我開車離開時，他依然站在那裡，凝視著這個昂貴的商標。他從骨子裡知道，馬上要開始干轟轟烈烈的大事了。當然，他並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
[1] NCR公司是全球領先的技術公司，為全球零售、金融、製造、旅遊及交通等客戶提供服務。——編者注
[2] Fat Mac，是存儲巨大的蘋果電腦的暱稱。——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