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的一個下午，天氣寒冷，史蒂夫將車開進了「安拉的花園」（Garden of Allah）的停車場，「安拉的花園」是舊金山南部馬林郡（Marin County）塔瑪佩斯山（Mount Tamalpais）上的一家休閒會議中心。他看上去疲憊、沮喪又憤怒，而且遲到了。從蘋果公司總部庫比蒂諾往南開的280公路和101公路擁堵不堪，他剛剛在庫比蒂諾參加完蘋果的董事會。董事會是由受人尊敬的亞瑟·羅克（Arthur Rock）董事長主持的，會議的情況不盡如人意。史蒂夫和羅克幾乎在每件事上都無法統一意見，羅克把史蒂夫當成孩子來對待，他喜歡秩序和流程，堅信IT公司會遵循一定的規律、沿著一定的軌跡發展壯大。他之所以對此深信不疑，是因為他以前投資過的IT公司都遵循了這樣的規律，特別是位於聖克拉拉（Santa Clara）的芯片製造商英特爾。羅克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科技領域投資人，但最開始他並不想投資蘋果，因為他不喜歡史蒂夫及其合作夥伴史蒂夫·沃茲尼亞克。羅克看待蘋果公司的方式與史蒂夫完全不同，在史蒂夫看來，蘋果能讓電腦變得更加人性化，完全打破了等級森嚴的組織架構。但在羅克看來，蘋果僅僅是一家他投資的企業而已。史蒂夫發現，和羅克開董事會完全起不到振奮人心的作用，只會讓人筋疲力盡，因此他很渴望能開著敞篷車，飆車到馬林郡，擺脫董事會上無休無止卻毫無意義的爭論。
但是灣區在下雨，沒法打開車的頂棚，而且濕滑的道路讓交通變得亂糟糟的，即使開著最新款的梅賽德斯–奔馳450SL，也感受不到絲毫樂趣。史蒂夫對汽車的熱愛就如同他對蓮黑膠唱機（Linn Sondek）的熱愛，以及對攝影大師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的鉑鹽印相法的熱愛。事實上，他對於電腦的設想直接來源於汽車：功能強大、造型優美、效率高超，沒有多餘的配件。不過，這樣的天氣，這樣的交通，使開車也變得索然無味。史蒂夫來參加塞瓦基金會（Seva Foundation）的會議，結果遲到了半小時，塞瓦基金會是他的朋友拉裡·布裡安特（Larry Brilliant）創辦的，布裡安特看上去就像一尊穿著跑鞋的佛。基金會目標宏大：徹底消滅印度一種會使人致盲的疾病，印度有幾百萬人受到這種疾病的困擾。
史蒂夫停好車，下了車。他身高6英尺（約1.8米），體重165磅（約75公斤），留著棕色及肩的長髮，深邃的目光彷彿有著穿透力，這樣的身材和長相走到哪裡都引人矚目。因為剛參加完董事會，西裝革履的史蒂夫顯得光彩照人。他自己也不知道對西裝有什麼感覺，在蘋果公司，員工想穿什麼就穿什麼，他自己經常光著腳出現在員工面前。
「安拉的花園」是一幢造型奇特的建築，坐落在塔瑪佩斯山的山頂上，從那裡可以俯瞰舊金山灣。建築融合了加州的藝術特色和瑞士農舍的風格，四周種了很多紅杉和柏樹。這幢建築建於1916年，原本是為一位名叫羅爾斯頓·懷特（Ralston Love White）的加州富人而建，1957年以後變成了休閒會議中心，由聯合基督教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運營。史蒂夫穿過車道的草坪，走上幾級台階，進了大樓。
任何路過的人，只要瞥一眼會議室裡坐著的人，就知道不是教會舉行的活動。會議桌的一邊坐著拉姆·達斯（Ram Dass），他是猶太人，卻信了印度教，是瑜伽修行者，1971年寫了一本史蒂夫很喜歡的暢銷書《活在當下》（Be Here Now），講的是冥想、瑜伽與靈修。他旁邊坐著感恩而死樂隊（Grateful Dead）的主唱和吉他手鮑勃·韋爾（Bob Weir），樂隊將於12月26日在奧克蘭體育館為基金會舉辦一場慈善演出。斯蒂芬·瓊斯（Stephen Jones）和妮可·格拉塞（Nicole Grasset）也來了，瓊斯是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學家，他和布裡安特曾經在印度和孟加拉國參加過世界衛生組織消滅天花的行動，當時這個項目的負責人就是格拉塞，最終天花被成功消滅了。反主流文化人士最為追捧的威維·格雷（Wavy Gravy）和他的妻子也在座，他們的旁邊坐著印度亞拉文眼科醫院（Aravind Eye Hospital）的創始人凡卡塔斯瓦米（Govindappa Venkataswamy）博士，這家醫院為幾百萬因白內障而致盲的患者動了手術，讓他們重見光明，當時印度白內障的患病率很高。布裡安特給基金會設立的目標是支持像V博士（布裡安特對凡卡塔斯瓦米博士的稱呼）那樣的專家，在南亞貧窮的鄉村地區開設醫院，幫助盲人重見光明。這一目標和消滅天花一樣宏大。
史蒂夫認識其中的幾個人。羅伯特·弗裡德蘭（Robert Friedland）和史蒂夫打了聲招呼，正是弗裡德蘭促成了史蒂夫1974年的印度朝聖之旅。他當然也認識韋爾，儘管他覺得這支樂隊在情感的表達與深度方面都不及鮑勃·迪倫（Bob Dylan），但還是很喜歡這支樂隊。這次會議是布裡安特邀請史蒂夫出席的，他們的相識緣於5年前的印度之行。弗裡德蘭給史蒂夫寄了一篇1978年的報道，詳細描繪了消滅天花的行動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也談及了布裡安特籌建基金會的計劃，史蒂夫立馬給布裡安特寄了5 000美元，作為基金會的啟動資金。
參會人員形形色色，有印度教徒，有佛教徒，有搖滾歌手，有醫生，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大家都聚在這間由聯合基督教會運營的會議室裡。在這間會議室裡，雖然史蒂夫不能像在蘋果公司那樣成為發號施令的老大，但他應該覺得如魚得水。史蒂夫經常冥想，也理解精神昇華的內涵。事實上，他去印度就是為了向尼姆·卡洛裡·巴巴（Neem Karoli Baba）大師學習（人們也稱之為馬哈拉傑–吉，Maharaj-ji），不過在史蒂夫到印度的幾天之前，大師已經圓寂了。史蒂夫想要創建的不僅僅是一家普通的企業，他胸懷改變世界的強烈渴望。這間會議室裡湧動的反傳統、反建制的人文思想以及多學科的交流融合應該正是史蒂夫所渴望的。但是，由於某種原因，他卻無法融入。
這間屋子裡至少有20個人他不認識，他做自我介紹的時候，大家依然在交談，並沒有安靜下來，看來很多人根本不認識他，這一點讓他很驚訝，尤其是在舊金山灣區。蘋果公司已經取得了傲人的成績：電腦的月銷量從1977年年末的70台增長到了如今的3 000多台，沒有一家電腦公司有如此驚人的發展速度，史蒂夫相信明年的銷量會更高。
他坐下，開始聽大家發言。籌建基金會的計劃已經確定了，現在正在討論的問題是如何向全世界宣傳基金會，如何介紹基金會的計劃以及參與基金會的人員。史蒂夫發現絕大多數觀點都非常天真，更像是家長會上討論的內容。除了史蒂夫，大家都在熱烈地探討著如何做好一本宣傳小冊子。宣傳小冊子？這就是這群人能想到的最佳宣傳方式嗎？這群所謂的專家也許在他們自己國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但是在美國，他們那一套顯然已經落伍了。如果缺乏卓越的講故事的能力，再宏大的目標都無濟於事，這是顯而易見的。
討論還在繼續，史蒂夫發現自己在神遊。「他走進會議室的時候，顯然還帶著參加蘋果董事會的派頭，」布裡安特回憶道，「但消滅失明、天花等疾病與運作一家公司是截然不同的。」他時不時會大聲插話，語帶諷刺地評論為什麼這個想法或那個想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布裡安特說道，「他很快就成了個惹人嫌的傢伙。」終於，史蒂夫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站了起來。
「聽著，」他說道，「我告訴你們，我對市場營銷略知一二，蘋果公司賣出了10萬台電腦，我們剛剛起步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塞瓦現在的處境和蘋果幾年前的情況是一樣，唯一的差別在於你們這群人根本不懂市場營銷。如果你們真的想幹一番事業，想改變世界，而不是像那些默默無聞的非營利組織那樣混日子，就得把裡吉斯·麥肯納找來，他是營銷之王。如果你們需要的話，我可以把他找來。你們應該找最優秀的人，不能退而求其次。」
整個房間安靜了幾秒鐘。凡卡塔斯瓦米小聲問布裡安特：「這個年輕人究竟是誰？」會議桌的各個方位都響起了質疑史蒂夫的聲音，史蒂夫一一反駁，把一場原本友好的討論變成了一場混戰。他完全忽略了這一事實：在座的參會者參與過消滅天花的行動，救助過印度的盲人，促成過跨國界的協議，使他們得以在多個國家開展行動，甚至包括戰亂國。換句話說，這些人完全瞭解如何才能幹一番事業，但是史蒂夫卻絲毫不關心他們取得的成就。他很享受混戰、質疑與衝突，在他有限的經驗裡，要做成大事必然會經歷這些。爭吵越來越白熱化，終於布裡安特插話了：「史蒂夫。」接著他又提高嗓門叫道：「史蒂夫！」
史蒂夫抬起頭，因為被打斷而顯得很不高興，他急於要繼續闡述觀點。
「史蒂夫，」布裡安特說道，「很高興你能來，但現在別再說話了。」
「我必須要說，」史蒂夫說道，「你們來找我幫忙，我也樂於幫忙。你們知道應該幹什麼嗎？應該把裡吉斯·麥肯納找來，我來介紹一下，他是……」
「史蒂夫！」布裡安特再次吼道，「別說了。」但史蒂夫仍然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他必須要表達自己的觀點，於是他手指著參會人員，繼續滔滔不絕，就好像用5 000美元的捐款買到了這個發言的機會。流行病學家、醫生和樂手們只能面面相覷，終於布裡安特忍無可忍。「史蒂夫，」他低聲說道，努力想保持平靜，但顯然無法做到，「請你離開。」布裡安特陪著史蒂夫出了會議室。
15分鐘後，弗裡德蘭溜出了會議室，很快又回來了，悄悄走到布裡安特身邊。「你應該去看看史蒂夫，」他向布裡安特耳語道，「他在停車場裡哭。」
「他還沒走？」布裡安特問道。
「是的，他在停車場裡哭。」
布裡安特是會議的主持人，他向參會者說了句抱歉，快速走出會議室，去找史蒂夫。史蒂夫的奔馳敞篷車就停在停車場的中央，他正趴在方向盤上抽泣。雨已經停了，開始起霧了，車的頂棚是開著的。「史蒂夫，」布裡安特彎腰湊到門邊，給了24歲的史蒂夫一個擁抱，說道：「史蒂夫，沒事的。」
「對不起，我太激動了，」史蒂夫說道，「我彷彿生活在兩個世界裡。」
「沒關係，我們回會議室吧。」
「我要走了，我知道自己失控了，我就是想讓他們聽我發言。」
「沒關係，回會議室吧。」
「我要進去道歉，然後我就走了。」他說道，也是這麼做的。
1979年冬天發生的這件小事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也是故事的開端，史蒂夫·喬布斯即將踏上改變之旅，最終成為這個時代最為高瞻遠矚的商業領袖。12月造訪「安拉的花園」的那位年輕人完全是矛盾的綜合體，所以才會把會議搞砸。他創建了史上最成功的公司，但又不希望別人僅僅把他看成商人。他渴望導師給予指導，但又討厭有權有勢的傢伙。他服用迷幻藥，經常赤腳走路，穿著邋遢的牛仔褲，喜歡公社式的生活，但又狂熱地迷戀著製造精良的德國跑車，熱愛在高速路上飆車的感覺。他希望支持慈善事業，但又討厭大多數慈善機構的低效無能。他極度缺乏耐心，認為唯一值得花力氣去解決的問題應該是需要好幾年才能解決的難題。他信奉佛教，卻又是個頑固不化的資本家。他傲慢地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隨意地斥責比他更聰明、更有經驗的專家，但是卻能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在營銷方式上的弱點。他有時極度粗魯無禮，事後又會幡然悔悟。他有時固執己見，但同時又渴望學習。他已經離開了會議室，但又決定回去道歉。在「安拉的花園」，他展現了所有傲慢、無理、醜陋的行為，在描繪史蒂夫·喬布斯的書中必然會提到這些行為。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慢慢地展現出人性中更為溫和的一面，然而大眾往往並不知道。要真正瞭解史蒂夫，瞭解他令人不可思議的心路歷程，瞭解他所經歷的轉變，就必須要認識、接受他的兩面性，並且把這兩面結合起來。
他是個人電腦產業的領袖和代言人，然而當時他還只是個小伙子，只有24歲，所受的商業教育還不多。史蒂夫最大的優點與最大的弱點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只不過在1979年之前，他的弱點還不足以阻礙他的成功。
之後的幾年，史蒂夫矛盾的個性所帶來的影響慢慢顯現。他的優點造就了蘋果的拳頭產品：1984推出的麥金塔電腦（Macintosh）；他的弱點造成了蘋果公司的混亂局面，僅僅一年後，他就被逐出了公司。離開蘋果後，他的弱點又導致他極力想為NeXT公司打造的創新型電腦產品以失敗而告終。他的弱點也讓他遠離了電腦產業的核心，一位好友甚至稱他已經「過氣了」。史蒂夫的這些弱點極大地影響到了他的商業聲譽，以至於1997年他出人意料地被請回蘋果公司時，甚至是評論員和同僚們都覺得蘋果公司的董事會「瘋了」。
不久以後，他卻上演了商業史上最壯麗的王者歸來，帶領蘋果打造了一系列讓人眼前一亮的劃時代產品，也使這家行將就木的電腦生產商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上最有價值、最令人敬仰的公司。如此轉變不是一個偶然的奇跡。離開蘋果的那些年，史蒂夫·喬布斯學會了如何發揮自身的優勢、控制自身的弱點。然而，關於史蒂夫的那些傳說中，都沒有描繪這一點。在大眾的印象裡，他就是一位獨裁的暴君，擁有把產品點石成金的魔力，同時又是個十足的混蛋，沒有朋友，缺乏耐心，也不遵守道德底線。他出生時就是天才與混蛋的結合體，終其一生都是如此。
如果史蒂夫一直保持著在「安拉的花園」表現出的個性，1997年重掌蘋果後，他絕不可能扭轉乾坤，絕不可能帶領這家龐大、複雜的公司慢慢變革，最終走向輝煌。他個人的成長歷程與公司一樣非常複雜，我還沒見過有哪位商人像史蒂夫那樣經歷如此重要的成長與轉變。個人的轉變當然是漸進的，每個成年人應該都有體會，我們窮盡一生與自身的天賦和缺陷做鬥爭，學著如何去管理自己的天賦與缺陷。這是一個無窮無盡的成長過程，但成長的結果並非成為一個截然不同的人。史蒂夫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他學會了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優勢，控制那些會阻礙成功的弱點。那些弱點並沒有消失，也沒有被優點所取代，只不過他學會了如何管理自我，如何控制自己的天賦與不足，可能並不是控制全部，但至少能控制大部分。要瞭解這些轉變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這些轉變能促成蘋果的東山再起，就必須要全盤考慮史蒂夫在那個12月的下午，在「安拉的花園」表現出來的所有矛盾個性。
史蒂文·保羅·喬布斯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受到優待的，這主要源於撫養他長大成人的養父母，養父母認為他是非常特別的孩子。史蒂夫1955年2月24日生於舊金山，他的生母喬安妮·席貝爾（Joanna Schieble）決定放棄他的撫養權。當時席貝爾在麥德遜市的威斯康星大學讀研究生，1954年與一位來自敘利亞的政治學博士在讀生阿卜杜勒法塔赫·錢德裡（Abdulfattah Jandali）墜入愛河。席貝爾懷孕後搬到了舊金山，錢德裡繼續留在威斯康星大學讀書。保羅和克拉拉·喬布斯（Paul and Clara Jobs）是一對工薪階層夫妻，沒有孩子，在史蒂夫出生幾天後收養了他。史蒂夫5歲時，全家搬到了山景城（Mountain View），很快又收養了一個女兒帕蒂。有些文章把史蒂夫這段被領養的經歷描繪為「被拋棄」，認為這段經歷是他暴躁易怒的行為的誘因，特別是在他職業生涯早期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行為。但史蒂夫反覆告訴我，保羅和克拉拉非常愛他，也很寵他。史蒂夫的遺孀勞倫·鮑威爾·喬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說：「他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擁有這樣的父母。」
保羅和克拉拉都沒上過大學，但他們向席貝爾承諾，一定會讓史蒂夫上大學。對於中產階級下層家庭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鄭重的承諾，也開啟了他們對史蒂夫有求必應的模式，無論史蒂夫需要什麼，他們都會盡力滿足他們唯一的兒子。史蒂夫很聰明，他從五年級直接跳到了七年級，老師甚至想讓他跳兩級。跳到七年級後，史蒂夫在學業上依然毫不費力，但常常受到同學的欺負與冷落。他求父母幫他轉到更好的學校去，儘管轉學意味著要花一大筆錢，但父母還是同意了。保羅和克拉拉收拾行李搬到了洛斯阿爾托斯的一處城郊居民區，這個地方位於舊金山灣的西面小坡，原本是一片李子園，後來改建成居民區。這片住宅區位於庫比蒂諾–森尼韋爾學區內，是加州最好的學區之一。在那裡，史蒂夫如魚得水。
保羅和克拉拉不僅讓史蒂夫感覺到自己是受到優待的，也培養了他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別是在手工工藝方面。保羅·喬布斯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包括回收商、機械工、汽車修理工等，他很喜歡各種手工藝，也喜歡搗鼓各種器械，週末通常會做傢俱或是改裝汽車，他教會兒子要沉下心關注細節。保羅並不富有，因此也會收集一些值錢的零部件。「他在車庫有一個工作台，」史蒂夫接受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採訪時曾說，「在我五六歲的時候，他把工作台隔出一小塊，對我說：『這是你的工作台。』他還給我一些小工具，教我如何用錘子和鋸子，教我如何做東西。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有益的經歷，他花了很多時間陪伴我，教我如何做手工，如何把各種裝置拆開再裝好。」後來，史蒂夫向我展示新款iPod或是蘋果電腦時，始終記得父親的告誡：對於一個櫥櫃來說，別人看不到的底面與表面的拋光一樣重要；對於一輛雪佛蘭汽車來說，別人看不到的剎車片和汽車的油漆一樣重要。在他講述關於父親的故事時，我能感覺到史蒂夫的多愁善感，他把自己在數字電子領域卓越的審美能力都歸功於父親的培養，儘管保羅·喬布斯可能永遠都無法理解數字電子產品。
相信自己是特別的，並且想把事情做到完美，這是史蒂夫從小接受的教育。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硅谷地區長大是非常特別的經歷。那時候，硅谷還不叫硅谷，它位於帕洛阿爾托和聖何塞（San Jose）中間的這塊區域，半導體、無線電通信和電子公司蓬勃發展，吸引了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電子工程師、化學家、光纖專家、程序員和物理學家慕名而來。高端電子產品的市場重心正從政府和軍隊向公司和工業產業轉移，大大擴展了各項新興電子技術的潛在客戶群體。史蒂夫所住的小區裡，很多孩子的爸爸都是工程師，在附近的新興技術公司總部上班，這些公司後來都成了科技巨頭，包括洛克希德（Lockheed）、英特爾、惠普和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
住在這個街區對數學和科學感興趣的孩子往往比在其他地方長大的孩子更能瞭解前沿技術的發展。年輕人的興趣逐漸從改裝高速汽車轉移到了電子產品上，極客們呼吸著烙鐵散發的氣味，傳閱破舊的《大眾科學》和《大眾電子》雜誌，從埃德蒙科技（Edmund Scientific）、希思（Healthkit）、埃斯蒂斯工業（Estes Industrials）、無線電器材（Radio Shack）等公司郵購零部件，自己動手做晶體管收音機、高保真立體聲音響、收發報機、示波器、火箭發射器、激光器和特斯拉線圈。在硅谷，做電子產品不僅僅是興趣愛好，也成為蓬勃發展的新興產業，和搖滾樂一樣振奮人心。
對於像史蒂夫這樣少年老成的孩子來說，沒有一件事情是研究不透的，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能研究透徹，就能做出任何想要的東西。「我的感覺是彷彿可以造出宇宙裡存在的任何東西，」有一次史蒂夫告訴我，「這些東西不再神秘。比如你看到一台電視機，心裡可能會想，『我從沒做過電視機，不過我完全可以做。希思公司的產品目錄裡有這種電視機，我做過目錄裡的其他兩種產品，這台電視機肯定也能做。』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所有的物件都是人類智慧創造的結果，並非突然出現在我們身邊的神秘之物。」
史蒂夫加入了「探險家俱樂部」，俱樂部有15個孩子，每週都會定期在位於帕洛阿爾托的惠普公司園區見面，探討電子項目，向惠普的工程師學習。史蒂夫就是在這裡第一次接觸到電腦，也讓他有機會結識惠普公司的創始人。惠普是第一家從車庫裡發展起來的硅谷公司，創始人有兩位，史蒂夫和其中一位建立的聯繫雖然微不足道，但也著實有趣。史蒂夫14歲的時候，為了完成「探險家俱樂部」的項目，從家裡給比爾·休利特（Bill Hewlett）[3]打電話，以個人的名義向比爾要一些很難找到的電子材料。最終，史蒂夫成功要到了材料，因為他已經具備了良好的講故事的能力。從某些方面來看，史蒂夫是非常典型的青少年極客，但他對人文學科也很感興趣，深深沉醉在莎士比亞、梅爾維爾和鮑勃·迪倫的作品中。他伶牙俐齒，和父母交流時總能想辦法說服父母，從而達成自己的目的，他與朋友、老師、導師甚至是後來非富即貴的大人物接觸時，同樣會展現出強大的說服力。史蒂夫從很小的時候就明白，說正確的話、講生動的故事能幫助他吸引別人的目光，達到自己的目的。
不過，在當地逐漸萌芽的技術圈裡，史蒂夫算不上明星。1969年，史蒂夫的朋友比爾·費爾南德斯（Bill Fernandez）介紹給他一位真正的技術明星：史蒂夫·沃茲尼亞克。沃茲尼亞克就住在附近的森尼韋爾市，他的父親是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師。沃茲是工程天才，史蒂夫則是天才的成就者，這是他職業生涯中的第一次偉大合作。
沃茲比史蒂夫大5歲，有點書獃子氣，比較害羞，遠沒有史蒂夫那麼自信專斷。同史蒂夫一樣，沃茲對電子技術的瞭解同樣源於自己的父親和鄰居孩子的父親，但無論在校內校外，他都比史蒂夫鑽研得更深入，在10歲剛出頭的時候，就用晶體管、電阻器和二極管做過簡易計算器。1971年，在單片微處理器尚未商業化應用時，沃茲設計了一個佈滿芯片和電子元件的電路板，他稱之為「汽水冰激凌電腦」，因為汽水冰激凌是他當時最愛喝的飲料。沃茲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硬件設計師，有著傑出的電子工程天賦，同時也具備了軟件程序員的想像力，他能看到電路板設計和軟件編程中的捷徑，別人卻無法做到。
史蒂夫沒有沃茲那樣的天賦，但卻有著與生俱來的渴望，想要把好產品送到盡可能多的人手裡，供人們使用，這一點讓他從一大群搗鼓電腦的業餘愛好者中脫穎而出。史蒂夫彷彿天生就是一位經理人，善於說服別人去追求只有他才能看到的目標，然後與別人通力合作，鞭策別人達成這個目標。這種才華的第一次展現是在1972年，他和沃茲展開了一次看上去不可思議的商業合作。
在史蒂夫的幫助下，沃茲做出了第一台數字「藍盒子」，這台機器能模擬電話公司轉接設備的信號，連接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任何一部電話。只要把這台使用電池的小設備放在電話的聽筒邊，就能騙過貝爾電話公司的轉接系統，免費撥打國內長途電話甚至是國際長途電話。當然，這麼做是非法的。
沃茲做出「藍盒子」電路板後，願意免費和大眾分享，幾年後，當做出第一代蘋果電腦（Apple I）的核心電路板時，他也是這麼想的。但史蒂夫卻建議把電路板組裝成完整的機器後賣掉，以便從中賺點錢。沃茲在完善電路板設計的同時，史蒂夫忙著整理必要的材料，給「藍盒子」定價。最後，這台非法機器的定價是150美元，大部分都賣給了大學生，他倆總共淨賺6 000美元。兩個男孩兒進入大學的寢室樓，挨個房間敲門，詢問住在裡面的學生這是不是喬治的房間。喬治是虛構的人物，被設定為專門盜用電話線路的飛客。如果學生對此話題很感興趣，他倆就會展示藍盒子的功能，有時候能成功賣掉一台。不過，銷售情況不算太樂觀，有一次一位潛在客戶居然用槍指著史蒂夫，逼他交出「藍盒子」。從那以後，他們就金盆洗手了。不過，這是個還不錯的開端。
在描繪史蒂夫職業生涯的書裡刻畫他的精神生活似乎顯得不合時宜。但史蒂夫年輕的時候的確非常虔誠，通過服用迷幻劑，也通過宗教信仰，努力探尋表象之下的深層次內涵和意識。精神追求大大拓展了史蒂夫的智慧與視野，讓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可能性，比如與眾不同的產品，比如徹底顛覆傳統的商業模式。
正如同硅谷的大環境孕育、塑造了史蒂夫對技術的樂觀態度，20世紀60年代的時代背景促使這位充滿好奇心的年輕人不斷去探索更深層次的真理。和同時代的其他年輕人一樣，史蒂夫浸染於反文化運動的浪潮中，充滿了質疑精神，渴望掙脫傳統的桎梏。史蒂夫屬於戰後嬰兒潮一代，他嗑過藥，沉醉於鮑勃·迪倫、披頭士樂隊、感恩而死樂隊和搖滾女王珍妮絲·賈普林（Janis Joplin）的反叛歌詞中，甚至喜歡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的爵士樂小號演奏，戴維斯的演奏比搖滾歌手更極端、更純粹、更抽像。他也會鑽研思想家的著作，比如日本鈴木禪師（Suzuki Roshi）、拉姆·達斯和帕拉瑪漢沙·尤伽南達（Paramahansa Yogananda），在史蒂夫眼中，這些大師都是哲學之王。那個時代所傳遞出的信息顯而易見：質疑一切，特別是權威；勇於嘗試；上路流浪；無所畏懼；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從庫比蒂諾的霍姆斯特德高中（Homestead High School）畢業後，史蒂夫去了位於俄勒岡州波特蘭的裡德學院（Reed College）上大學，從那時起，他的精神追求之旅已然開啟。沒過多久，這位任性的大一新生就開始翹課，只去上自己感興趣的課，一個學期後，他就退學了，父母並不知情。第二個學期，他開始旁聽各種課程，包括一門書法課，根據他自己的說法，麥金塔電腦字體設計的靈感正是來源於這門課程。他同時開始鑽研亞洲的哲學思想和神秘主義，而且嗑藥嗑得更頻繁了，甚至把嗑藥當成了神聖的宗教儀式。
第二年夏天，身無分文的史蒂夫回到庫比蒂諾，他只能再次住到父母家裡。他經常會去俄勒岡州的一個蘋果園工作，那裡同時也是一座公社。之後，他在庫比蒂諾找了份工作，在雅達利公司（Atari）當技術員。雅達利公司是由諾蘭·布什內爾（Nolan Bushnell）創立的一家電腦遊戲機廠商，家庭電視遊戲Pong就是這家公司的產品。史蒂夫不僅擅長修理遊戲機，還成功說服布什內爾幫他支付了去印度的旅費，條件是去德國修理幾台投幣遊戲機。史蒂夫去印度是為了追隨朋友羅伯特·弗裡德蘭的腳步，弗裡德蘭就是蘋果園的主人。
印度之行是一場浪漫的追尋之旅，去追尋真正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當時的文化背景恰恰鼓勵這樣的追尋。「你要把史蒂夫放到時代大背景中去，」拉裡·布裡安特說道，「我們在追尋什麼？那個時代存在著一條代際鴻溝，遠比現在左翼、右翼之間的鴻溝或是原教旨主義和世俗主義之間的鴻溝要大得多。儘管史蒂夫的養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但他還是需要與羅伯特·弗裡德蘭和其他一些在印度的朋友交流，這些人去印度是為了追尋內心的平和，他們認為已經找到了想要尋找的東西。而這也正是史蒂夫想要追尋的。」
史蒂夫去印度原本是想拜訪尼姆·卡洛裡·巴巴大師，人們也稱之為馬哈拉傑–吉，布裡安特和弗裡德蘭都曾師從於他。但在史蒂夫到達印度的幾天之前，大師就去世了，這讓他抱憾終身。史蒂夫在印度的生活隨心所欲、漫無目的，和其他前來朝聖的年輕人一樣，都是為了追尋無法從自己的家庭中獲得的更開闊的視野。他去參加了一場近1 000萬人參加的宗教集會。他穿著棉質的長袍，吃著奇怪的食物，一位神秘的大師還幫他剃了頭。他得了痢疾。他在印度第一次讀到尤伽南達的著作《瑜伽行者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a Yogi），這本書他之後還會多次閱讀。2011年10月16日，史蒂夫的追悼會在斯坦福大學紀念教堂舉行，每位到場的賓客都拿到了一本《瑜伽行者的自傳》。
根據布裡安特的說法，「史蒂夫並沒有把『苦行僧』這個概念當回事。」大部分印度苦行僧都過著如同和尚般清貧的生活，全部注意力都在精神世界裡。但史蒂夫野心勃勃、充滿鬥志，顯然不適合過苦行僧的生活。「禁慾只是個浪漫主義的想法。」布裡安特說道。回美國後，史蒂夫並沒有看破紅塵，也沒有完全摒棄東方的唯心思想，而是慢慢對佛教產生了興趣，因為與奉行禁慾主義的印度教相比，佛教與現世世界有更多的交集。一方面，他想追尋個人精神世界的領悟；另一方面，他胸懷野心，想要打造出足以改變世界的產品，佛教使他得以將這兩個目標融為一體。佛教對史蒂夫這樣一位不斷發掘自我潛能的年輕人產生了吸引力，即使後來史蒂夫逐漸成熟，佛教對這位在智慧上永遠躁動不安的人來說，吸引力依然不減當年。佛教的某些方面與他十分契合，為他的職業選擇提供了哲學依據，也為他的審美期待打下根基。佛教讓他覺得追求完美是合乎情理的，無論是對他人的要求、對自己的要求還是對產品的要求。
在佛教哲學中，生命常常被比喻成一條奔流不息的河，世間萬物、每個個體都處於永恆的變動中。以這樣的世界觀來看，追求完美也是一個漸進持續的過程，永遠都不可能徹底完成。這個觀點與史蒂夫的個性是完全契合的。看著眼前還沒做完的半成品，接下來要做的幾個新產品的設想就會自動出現在他腦海裡。他永遠不會對可能性設限，因此他的工作也永遠沒有完成的那一天。儘管史蒂夫幾乎不會進行任何自我心理剖析，但他在生活中不斷革故鼎新；儘管有時候他的固執己見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但他總是在不斷適應、不斷修正，依照自己的本能去學習、去嘗試。他本人也一直處於發展、變化的過程中。
即使是好友和同事也不太瞭解佛教在史蒂夫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更不用說外界了。「他有屬於精神世界的那一面，」麥克·斯萊德（Mike Slade）說，斯萊德後來成為史蒂夫的同事，分管市場營銷，「精神的那一面似乎顯得格格不入，與他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契合。」在當上父親之前，他會定期冥想，有了孩子之後，孩子佔用了他大量時間，他沒有多餘的時間進行冥想。鈴木大師的著作《禪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他讀了好多遍。他常常會和布裡安特聊天，聊到亞洲靈性思想與他事業的融合。多年以來，他每週都會安排日本僧侶乙川弘文（Kobun Chino Otogawa）來他辦公室見面，向乙川弘文咨詢如何才能在精神世界與商業追求之間找到平衡點。儘管沒有任何一位和史蒂夫熟識的朋友會把他看成「虔誠」的佛教徒，但精神追求的確對他的生活產生了微妙而又深遠的影響。
1974年，史蒂夫回到美國後，又回到雅達利公司工作，主要做一些硬件修理工作，儘管諾蘭·布什內爾創建的這家公司算得上是行業先驅，卻管理不善，組織結構鬆散，史蒂夫有時會消失好幾周，去羅伯特·弗裡德蘭的蘋果園摘蘋果，居然沒有被炒魷魚，事實上，根本沒人惦記他。當時，沃茲在惠普做著一份穩定、高薪但挑戰性不大的工作。到目前為止，史蒂夫的人生軌跡還沒有顯現出任何跡象，表明他會在電腦技術領域取得驕人的業績，可能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將開啟新的篇章。之後的3年裡，他即將從一位邋邋遢遢、飄忽不定的19歲少年搖身一變，成為一家革命性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和領袖。
史蒂夫無疑是幸運的，讓他展示才華的舞台已搭建完畢。方方面面的變革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特別是在信息技術領域。20世紀70年代，電腦領域使用的主要是大型機，體積有房間那麼大，主要賣給航空公司、銀行、保險公司還有一些大學。為了得到一個計算結果，比如計算抵押貸款，編程的過程極其複雜煩瑣，至少對計算機專業的學生來說是如此，絕大多數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在大學裡第一次接觸到大型機，並學會怎麼讓大型機運行。在給大型機佈置的任務確定以後，先得用諸如COBOL或Fortran之類的編程語言把代碼一行行寫下來，一步步地寫明計算或分析的邏輯過程。然後，在一台鬧哄哄的機器上，把手寫的代碼一行行打到長方形的「穿孔卡片」上，大型機可以直接讀取穿孔卡片上的信息。必須確保所有的穿孔卡片都按順序排好，一項簡單的任務可能需要幾十張卡片，用橡皮筋扎一下就可以了，而複雜的任務需要的卡片更多，得用特製的紙板盒來裝。接著，把卡片交給電腦「操作員」，「操作員」會把各項任務排好隊，依次送到大型機裡。最終，大型機會把計算結果打印在一張綠白條紋的可折疊紙上。通常情況下，程序至少需要修改三四次，有時多達十幾次，才能得到想要的結果。
換句話說，1975年的電腦產業跟「個人」完全不沾邊，編寫軟件的過程勞心勞力、無比漫長。主要是幾家大型的官僚化技術公司在生產、銷售這些昂貴又難伺候的大型機。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1975年，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一家獨大，大型機的銷量比其他所有競爭對手加在一起還多。60年代，IBM的競爭對手被戲稱為「七個小矮人」，到了70年代，「七個小矮人」中的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和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退出了電腦市場，競爭對手只剩下了5家，即寶來公司（Burroughs）、Univac公司、NCR公司、控制數據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和霍尼韋爾（Honeywell）。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稱霸了「小型計算機」市場，小型計算機比大型機便宜，功能少，主要用戶是小公司或大公司裡的某個部門。市場上還有另外兩家公司，一家專門生產特別昂貴的產品，另一家專門生產特別便宜的產品。生產昂貴產品的是於1972年成立的克雷研究公司（Cray Research），專門生產所謂的超級電腦，主要用於科學研究和數學建模，這是當時最昂貴的電腦，售價超過300萬美元。生產便宜產品的則是於70年代早期成立的王安電腦公司（Wang），專門生產「文字處理機」，其設計初衷是供個人寫報告和通信稿，這是當時最接近「個人電腦」的產品。當時的電腦公司都集中在美國東部，比如IBM總部位於紐約北部田園風光旖旎的郊區，DEC和王安電腦公司的總部位於波士頓，寶來公司的總部在底特律，Univac公司的總部在費城，NCR公司的總部在俄亥俄州的代頓，克雷、霍尼韋爾和控制數據公司的總部都在明尼阿波利斯。硅谷唯一的馳名企業是惠普，不過惠普的主營業務是測量儀器和計算器。
當時的電腦產業與如今蓬勃發展、日新月異、不斷革新的技術世界截然不同。電腦公司更像是固定設備生產商，潛在客戶只有幾百家，這些潛在客戶資金實力雄厚，根本不在意價格，只在意性能和穩定性。因此毫不意外，電腦產業變得遠離市場，還有點自鳴得意。
在加州，一大群即將完全顛覆電腦產業的人組建了一個定期聚會的興趣小組，名為「家釀計算機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俱樂部在《大眾電子》雜誌1975年1月刊出刊不久以後就舉行了第一次聚會，那期雜誌的封面報道寫的是牛郎星8800（Altair 8800）微型計算機。硅谷工程師戈登·弗倫奇（Gordon French）在自家的車庫裡主持了第一次聚會，他和夥伴們花了495美元從微儀系統家用電子公司（MITS）買來零部件，組裝了一台「牛郎星」，並向俱樂部成員展示。這台看上去高深莫測的機器與立體聲音響差不多大，裝了兩排撥動式開關，還有很多小紅燈在閃爍。這個笨重的傢伙其實沒什麼功能，但是卻證實了一點：個人可以擁有一台屬於自己的電腦，可以一天24小時隨心所欲地使用，不用再排隊，也不用再打卡。比爾·蓋茨也看到了那篇文章，不久以後他就從哈佛退學，創立了一家名為微軟的小公司，專門給「牛郎星」設計軟件編程語言。
沃茲發現，這台「牛郎星」並沒有比他4年前做的「汽水冰激凌電腦」高級多少，而且4年前他用的零部件要比「牛郎星」差得多。「牛郎星」激發了沃茲作為一名極客的鬥志，他重新設計了微機電路板，編程與操作都比「牛郎星」方便得多。沃茲認為，撥動開關和閃爍的小燈其實跟旗語或是莫爾斯電碼類似，為什麼不能裝一個打字機那樣的鍵盤，直接把指令和數值輸入進去呢？為什麼不能讓電腦把輸入進去的指令和運算結果顯示在外接的電視屏幕上呢？為什麼不能安裝一個盒式磁帶記錄器，把程序和數據都記錄下來呢？這些功能「牛郎星」都不具備，如果有了這些功能，電腦就不會再顯得那麼高高在上、令人心生畏懼。沃茲決定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他打心眼兒裡希望自己的僱主惠普公司願意把他的設計變成產品並推向市場。
這時候，史蒂夫·喬布斯介入了，他的投機取巧與說服能力已經初露端倪。他認為沃茲不需要再給惠普打工，他倆應該成立一家屬於他們自己的公司。史蒂夫知道沃茲才華橫溢，他設計出來的電腦一定價廉物美、容易操作，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每位成員可能都想要一台。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沃茲還在不斷完善他的設計，史蒂夫則在考慮如何才能籌集資金買到需要的零部件，做出一台原型產品。每隔幾周，他們都會把最新的成果帶到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聚會上，向這群要求苛刻的觀眾展示一到兩個新功能。史蒂夫說服沃茲把俱樂部的成員變成他們的潛在客戶，向他們兜售原理圖，甚至可以賣印製電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拿到原理圖或電路板後，俱樂部的成員可以去買自己所需要的芯片和其他零部件，組裝成自己想要的微機。他們找了一位共同的朋友，請他幫忙繪製電路板，為了籌到繪製電路板所需的經費，史蒂夫賣掉了視若珍寶的大眾麵包車，沃茲則賣掉了HP-65可編程計算器。那位朋友幫他們設計並製作了幾十塊電路板，總共花了1 000美元。不過，史蒂夫和沃茲很快就收回了成本，他們將電路板以每塊50美元的價格轉手賣給俱樂部的其他成員，每塊淨賺30美元。
這可能算不上什麼大買賣，但對於這兩位深信微機能改變世界的年輕人來說，這筆買賣意義非凡。「我們認為微機會對美國的家家戶戶都產生影響，」沃茲多年後回憶道，「不過，我們產生這種想法的原因其實是錯的，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是技術達人，都會自己編程、自己解決問題。」史蒂夫決定把新公司命名為Apple（蘋果），關於這個名字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無論如何，這的確是個好名字。李·克勞（Lee Clow）是史蒂夫的長期廣告營銷合作夥伴，多年後他告訴我：「我覺得史蒂夫的直覺是要帶給普通人他們聞所未聞的技術，而且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這種技術，從而徹底改變他們的生活。這種技術應該是友好、平易近人、討人喜歡的。史蒂夫在給公司起名字的時候借鑒了索尼公司的做法，索尼公司原名是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Tokyo Tele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Corporation），聯合創始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a）認為，公司名字應該變得更平易近人一點。」
蘋果這個名字預示著史蒂夫將要帶給公司的是無限的創意和可能性。蘋果能讓人產生很多的聯想：伊甸園裡，夏娃偷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實，完成了人性的啟蒙；約翰尼·阿普爾西德（Johnny Appleseed），第一位在美國大規模播種蘋果樹、帶來大豐收的傳奇人物；披頭士的唱片公司也叫蘋果，為此兩家公司之間漫長的訴訟打了好多年；蘋果掉在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的頭上，碰撞出偉大的思想火花；美國常被比喻為蘋果派；充滿傳奇色彩的神射手威廉·泰爾（William Tell）一箭射中放在兒子頭上的蘋果，救了自己和兒子一命；蘋果還意味著健康與多產，當然也代表了自然界。極客們絕對想不到用蘋果這個詞，他們想出來的都是類似於華碩（Asus）、康柏（Compaq）、控制數據、通用數據、DEC、IBM、斯佩裡·蘭德（Sperry Rand）、德州儀器和威普羅（Wipro）這樣並不朗朗上口的名字。蘋果這個名字也預示著企業的目標是將人文與創意融入科學與工程中，最終公司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正如克勞所說，把公司命名為蘋果是一個偉大的決定，史蒂夫從內心深處相信自己的直覺，並根據直覺起了這個名字。相信直覺是優秀的企業家必備的個性特點，對於想要創造出人們聞所未聞的產品並以此謀生的人來說，直覺是不可或缺的。
當然，史蒂夫的直覺也有出錯的時候，蘋果公司第一個商標的設計就是一個錯誤。第一個商標是一幅複雜的鋼筆畫，畫的是坐在蘋果樹下的牛頓。學書法的學生也許會喜歡如此精緻的線描，但對於一家野心勃勃的公司來說，這個商標過於晦澀難懂。這個商標是羅納德·韋恩（Ronald Wayne）設計的，韋恩以前也是雅達利公司的工程師，後來被史蒂夫挖到了蘋果。韋恩就像一位充滿智慧的斡旋人，史蒂夫和沃茲一有不和，他就會從中調停。三人簽了一份合夥協議，史蒂夫和沃茲各擁有45%的股權，剩下的10%歸韋恩。不過，很快韋恩就後悔了，覺得自己沒準備好冒這個險。1976年6月，他以800美元的價格將10%的股權賣回給史蒂夫和沃茲，一年以後，蘋果公司啟用了新的商標。就如同披頭士樂隊被解雇的鼓手彼德·貝斯特（Pete Best）一樣，韋恩錯過了本該屬於他的輝煌。
1976年的愚人節，蘋果合夥公司正式在加州註冊成立，公司成立不久後，史蒂夫和沃茲又去了一次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展示他們組裝完成的新電腦。沃茲成功地解決了所有問題，在一塊長15.5英吋、寬9英吋的電路板上，他安裝了一個微處理器、幾塊動態隨機存儲芯片、一個中央處理器和一個電源，只要把電路板連接到鍵盤和監控屏上，就可以完成幾件顛覆性的事：在家用自己的機器編寫電腦程序，不用遠程連接到主機上；可以通過鍵盤鍵入指令，指令馬上會出現在黑白的電視屏幕上，便於修改。這兩點對於微機來說，都是全新的功能，完全顛覆了以前的微機設計。沃茲還為摩托羅拉6800微處理器編寫了BASIC（培基）語言，作為Apple I的大腦核心，BASIC是電腦業餘愛好者使用的最簡單卻也最重要的編程語言。雖然沃茲對這台電腦並不完全滿意，但他做出的產品的確是第一台嚴格意義上的「個人電腦」。史蒂夫已經意識到這一成就的偉大之處，當時的電腦產業與「個人」兩個字完全不沾邊，「個人電腦」無疑能在行業中激起千層浪。因此每當有人問他和沃茲準備做什麼樣的產品時，他都會回答「個人電腦」。
然而，俱樂部成員對他倆的作品反應平平。電腦之所以有趣，是因為用戶可以設計、組裝自己的機器，這也是為什麼俱樂部的名字叫「家釀電腦」。Apple I已經組裝完畢了，只要接上鍵盤和電視屏幕、插上電源，就能直接開機使用了，完全失去了組裝的樂趣。有些成員還認為史蒂夫違背了俱樂部倡導的免費分享精神，居然向他們兜售已經組裝完畢的機器。
史蒂夫與群體性思維向來格格不入，他是一位獨立的自由思想者，想法常常與所在的群體衝突。史蒂夫和其他成員完全不是一類人，成員間興致勃勃的技術探討經常讓史蒂夫覺得很無聊。成員中只有少數幾位擁有宏大的商業理想，成立了自己的微機公司，其他大部分人只是埋頭鑽研電子技術難點，比如存儲芯片與微處理器最高效的連接方式，以及如何在便宜的電腦上玩那些只有大型機才支持的遊戲。雖然史蒂夫對電子學和電腦設計都比較瞭解，還曾吹噓過自己的編程技能，但在1975年，他對於攻克技術難點並不感興趣，也沒多大熱情。他只在意把這項強大的技術帶給普通大眾後會產生的影響。
接下來的那些年，史蒂夫有紅運當頭的時候，也有時運不濟的時候。皮克斯總裁埃德·卡特穆爾常說，既然你無法控制運氣的好壞，唯一能做的就是隨時做好準備。史蒂夫對周圍的環境有著異常敏銳的洞察力，一旦有機會出現，他會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因此，當山景城「字節」電腦商舖（Byte Shop）的老闆保羅·泰瑞爾（Paul Terrell）主動來找史蒂夫和沃茲，表達了對蘋果電腦的興趣並希望能和他們合作時，史蒂夫覺察到機會來了。第二天，他借了輛車，直奔「字節」電腦商舖。那是一家很小的店舖，位於硅谷的主幹道國王大道上。泰瑞爾說，如果兩位史蒂夫能在截止日期前交付50塊安裝完畢、所有芯片都焊接到位的電路板，他會以每塊500美元的價格買下來。史蒂夫和沃茲把電路板賣給俱樂部成員時，每塊售價只有50美元，泰瑞爾開出了10倍的價格，讓史蒂夫很驚訝。史蒂夫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承諾會按時交付，儘管他和沃茲根本沒錢去買零部件，也沒有「車間」或是「勞動力」來完成工作。
從這一刻起，史蒂夫的機會主義和充足的幹勁兒將對他和沃茲之間的關係產生決定性影響。沃茲比史蒂夫大5歲，他讓史蒂夫看到了工程設計的內在價值，他的成就更堅定了史蒂夫的信念：只要和技術天才合作，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但史蒂夫卻擁有操縱沃茲的能力，但操縱的結果並非都是有益的。早在1974年，雅達利公司想要重新設計它的熱銷產品Pong，諾蘭·布什內爾讓史蒂夫開發一個原型，如果能大幅度減少每塊電路板上使用的芯片數量，就給史蒂夫一大筆獎金。史蒂夫讓沃茲也參與進來，承諾酬勞對半分。沃茲最後使用的芯片數量比布什內爾最初設想的還要少，因此除了700美元基本酬勞外，史蒂夫還拿到了5 000美元的獎金。根據沃茲的說法，史蒂夫最後只給了他350美元，而不是當初說好的對半分，也就是2 850美元。史蒂夫的官方傳記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在書中寫道，史蒂夫並不承認坑了沃茲的錢。但沃茲的指控的確是真的，因為之後還有好幾次，史蒂夫也坑過別的合作夥伴的錢。
和其他幾位合作夥伴一樣，雖然沃茲對史蒂夫逐漸感到失望，但他也承認，如果沒有史蒂夫，單靠他自己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的。泰瑞爾花了2.5萬美元買下了50塊電路板，按照沃茲原來的想法，電路板全都免費送出去了，一分錢都賺不到。
兩位年輕人曾經賣掉了幾台「藍盒子」，不過跟這單生意相比，「藍盒子」只是試水之作，不值一提。他們從未如此大規模地生產過任何產品，也從未正式為企業融資，更別提真正賣掉過一件有價值的產品了。但這些困難都沒有讓史蒂夫打退堂鼓，他開始狠抓生產的每個細節。他徵用了父母家裡的一間臥室，把它當成臨時生產車間，拉來了同樣被父母領養來的妹妹帕蒂，讓她把半導體器件和其他零部件焊接到電路板上的指定位置。後來泰瑞爾又下了一次單，要再買50塊，於是史蒂夫讓他父親把正在改裝、準備賣錢的汽車從車庫清理出去，然後把生產線搬到了車庫。他找來了比爾·費爾南德斯，高中的時候，就是費爾南德斯把沃茲介紹給了史蒂夫。為了加快生產進程，他還找來好幾個街坊鄰居的孩子來幫忙。他還租用了代接聽電話服務和一個郵政信箱。他不惜一切代價，全力以赴。
迷你版的生產線很快便在車庫開始運作，在車庫的一角，史蒂夫的妹妹和朋友正忙著焊接芯片。沃茲的工作台就在旁邊，他主要負責檢查已經完成的電路板。在車庫的另一邊，他們輪流把焊滿零部件的電路板放在加熱燈下，測試電路板長時間工作的穩定性。史蒂夫的母親專門負責接電話。每個人都加班加點努力工作，週末也不休息，史蒂夫比任何一個人都專注。他不斷地鞭策團隊成員，一旦有狀況發生，總能迅速做出應對。一位女生因為有幾塊芯片沒有焊接好，他就把她調離了焊接崗位，讓她當記賬員。史蒂夫脾氣急躁，沒什麼耐心，團隊成員犯了什麼錯誤，他都會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他還是一個孩子時，史蒂夫就覺得沒必要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史蒂夫也學到了團隊管理的第一課：他的脾氣如果使用得當，會是非常有效的團隊激勵工具。這一課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史蒂夫的監督下，這支雜牌軍順利做完了泰瑞爾訂購的所有電路板。儘管Apple I的銷量並不是很好，還不到200台，但是那年夏天，史蒂夫在車庫裡完成了第一次嘗試。他組建了一支配合默契的團隊，奇跡般地做出了富有創意的產品，儘管一開始他們並不確定是否真的能完成。當然，這樣的嘗試肯定不是最後一次。史蒂夫先去大學晃了一圈，卻半途而廢，接著踏上了去往印度的朝聖之旅，還藉著致幻劑的效力思考人生，又在雅達利公司實習了一段時間。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他已經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了。
[3] 惠普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