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上旬，史蒂夫給我位於加州福斯特城的家庭辦公室打電話，告訴我一個重要信息。
幾個月以來，我一直在努力促成史蒂夫、安迪·葛洛夫、比爾·蓋茨和邁克爾·戴爾的聯合採訪。之所以要做這次聯合採訪，是因為我想寫一本書，叫作「打江山，守江山」（Founders Keepers），主要描繪幾位企業家的心路歷程：極客究竟如何成為行業領袖；埋頭苦幹的發明家究竟如何自學成才成為企業帝國的建造者；企業日新月異不斷發展、自身的財富與影響力也不斷擴張時，企業的創立者究竟如何才能穩坐江山。
我本來2005年就想開始寫這本書，但卻在尼加拉瓜度假時染上了重病。8年前植入我體內的人工心臟瓣膜染上了心內膜炎，並且很快擴散到了全身，在我脊柱內又變異成腦膜炎，感染了我的腦內膜。肺部和腸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馬那瓜的醫生幫我撿回了一條命，但讓我陷入昏迷之中，而且給我注射了過量的抗生素，雖然抑制了病情，卻讓我喪失了65%的聽力，一隻耳朵完全失聰。我的僱主時代公司安排醫用飛機把我送回了斯坦福醫院，我在特護病房裡待了3周，醫生搞不清楚我為什麼會病得那麼嚴重。
這段時間裡，史蒂夫來看過我幾次。我被注射了很多鎮靜劑和止痛藥，因此頭腦模糊，甚至產生了幻覺。一次史蒂夫來看我時，我迷糊地認為史蒂夫要在拉斯維加斯與披頭士樂隊的鼓手林格·斯達（Ringo Starr）和貝斯手保羅·邁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一起上演一台披頭士樂隊紀念演出，史蒂夫會上台彈吉他，扮演約翰·列儂的角色，我則被邀請擔任伴奏，我真誠地為自己無法參加演出而感到抱歉，而且我還跟史蒂夫解釋說，因為聽力的喪失，我可能永遠都沒辦法擔任伴奏了。等我恢復理智後，我妻子洛娜告訴我，聽了我的胡話後，她和史蒂夫都忍不住大笑。她還告訴我，史蒂夫臨走時說，「我已經關照他們給你VIP待遇了，如果還需要什麼就給我打電話。」
後來的幾年裡，我在新墨西哥州的聖達非慢慢康復，我和史蒂夫保持著郵件往來。我給《財富》雜誌撰寫了最後一篇封面報道，將4次對約翰·拉塞特的系列採訪改寫成第一人稱的敘述。儘管史蒂夫和拉塞特關係很好，但他全程都沒有參與採訪，也沒騰出時間來拍照。似乎他已經決定不再與我合作，也許是我在醫院的那段胡話讓他覺得我已經達不到以前的水準了，無法講述蘋果（或皮克斯）的故事，也許是別的原因。我始終不知道確切原因。
儘管他不想再與我合作完成雜誌報道，但對我想寫的書卻很感興趣。我們討論過幾次後，在2008年春天，我告訴他想找8位企業家做一次圓桌訪談，作為書的核心內容。「8個人太多了，」他說道，「每個人都想出鏡，所以談得不夠深入。」他建議，「你的書應該圍繞個人電腦來展開，找4個人就夠了，我、比爾、安迪（葛洛夫）和邁克爾（戴爾），我們幾個能深入交談，主題更加明確。我們知道彼此的優點和弱點，交流時會更坦誠，讓你的故事更好看。」
他甚至自告奮勇要去搞定那3個人，但我告訴他沒這個必要，因為只要告訴他們史蒂夫也參加，另外3個人一定會點頭。史蒂夫會參加這一消息就如同一根魔法棒，另外3位果然很快同意了，雖然他們也很忙。來來回回商量了幾次後，我們將採訪定在了12月18日星期四，地點是在安迪位於加州洛斯阿爾托斯的家族基金會辦公室。4位都同意共進午餐，並且把整個下午都空了出來。
我咨詢了史蒂夫的助理拉尼塔·伯克海德（Lanita Burkhead），什麼樣的食物才能滿足她那位難搞的老闆，她提議壽司，或者再加個沙拉和草本茶。我把這個信息告訴了安迪的助理特裡·墨菲（Terry Murphy），由她去準備食物。
然而，12月11日午後，家庭辦公室的電話突然響了。「布倫特，我是史蒂夫，」還沒等我開口說話，他就徑直說道，「我很抱歉，下週四不能參加訪談了。」
我無法相信我所聽到的話，「史蒂夫，為了這場訪談我們已經準備了6個月，每個人都把那天空出來了，拉尼塔上周還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如果你不在的話，訪談就沒法進行了。」
「我不在訪談也能進行。」他說。
我沒有出聲，只是靜靜地等待他的解釋。
「布倫特，我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消瘦得很厲害。你知道我是素食主義者，我現在開始喝巧克力奶昔和奶酪，幾乎什麼都吃，但體重還在下降，你肯定不想看到我現在的樣子，其他3位也不想看到。勞倫覺得我不能再拖了，必須馬上去治療，我也這麼認為。」
我詢問了他上一次手術的情況；為什麼他一直堅稱自己已經康復了；這次是否依然是胰腺的問題，還是有別的什麼問題。他告訴我是內分泌紊亂，導致食物無法被吸收。他說，「我吃去下的東西直接穿腸而過了，什麼都沒留下。」
「不管是什麼問題，我得把手頭的事全部放下專心治病，這是目前唯一的大事，是我虧欠家人的。我還沒告訴董事會，也沒告訴庫克和其他人，但我馬上要休病假了。麥金塔展會快要舉辦了，我必須在展會前宣佈這一消息，因為我沒法出席展會。」
接著，他的語調變了，「我的健康狀況你一直都清楚，你應該知道不能告訴別人吧，這是我和你之間的秘密。這就是我打來電話的原因，我希望親自告訴你，雖然我的確很想參加訪談，但實在力不從心。」
我坐在家庭辦公室的長椅上，試圖想像史蒂夫現在的樣子。在去年6月於洛杉磯莫斯康展覽中心舉辦的全球開發者大會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那時候他看上去很瘦，但依然充滿活力，無論是iPhone、iMac還是應用商店裡的應用，全都銷量喜人，剛出爐的筆記本電腦MacBook Air同樣廣受好評。
「我應該怎麼跟比爾、安迪和邁克爾解釋呢？」我問，「他們肯定想知道為什麼你會在最後一分鐘選擇退出。我可以告訴他們你感到身體不適嗎？我不會再多說什麼了。」
剛開始史蒂夫沒有回答，過了幾秒鐘後，史蒂夫苦笑著說，「告訴他們我就是一個混蛋，也許他們心裡就是這麼想的，你就幫他們說出心聲吧。」
這句話讓我目瞪口呆。「你真的想讓我這麼說？」我覺得他們3個應該都不會相信，他們知道史蒂夫不會故意讓我忙乎半天後選擇退出，他可能有點混蛋，但還不至於那麼混蛋。「只希望你不要告訴他們真實原因，現在還不能說。」
我告訴邁克爾、安迪和比爾，史蒂夫由於私人原因沒法參加聯合採訪，其他什麼都沒說。大概過了一個月後，蘋果宣佈史蒂夫由於「複雜」的健康問題而休病假，消息宣佈後，我曾去比爾的辦公室拜訪過他，比爾告訴我他想和史蒂夫取得聯繫，但不知道以什麼方式聯繫他比較好，他們倆已經有很長時間沒說過話了。我給了他史蒂夫的家庭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郵箱地址和助理拉尼塔的電話號碼，不過在給他聯繫方式之前，我跟他說了「混蛋」的典故，比爾也喜歡這種機智幽默的借口，我們倆都笑了。
根據蒂姆·庫克的說法，他和負責媒體事務的凱蒂·考頓最先得知史蒂夫需要進行肝移植手術，當時是2009年1月，也就是史蒂夫給我打電話的幾周以後。庫克從2008年開始就發現史蒂夫的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到了2009年，史蒂夫幾乎不來辦公室了，庫克每天都會去他家匯報工作，非常擔心出現最不想看到的結果。庫克說，「每天去他家時我心裡都不好受，能感覺到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虛弱，腹腔積水導致腹部凸起，他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憊、煩躁。
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選受者名單上排了號，這個名單是無法通過開後門隨意更改的。在一次床邊會談時，史蒂夫告訴庫克，他覺得自己獲得肝源的概率比別人高一點，因為血型比較稀有。在庫克聽來，這句話毫無邏輯，雖然等待名單上與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確少一點，但是這種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實上，史蒂夫能獲得合適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庫克離開史蒂夫家後憂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個血型測試，結果發現也是稀有血型，他覺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種血型。他開始研究，發現活體肝移植也是一種選擇，美國每年都會進行大約6 000台活體肝移植手術，無論對於捐贈者還是對於受體來說，成功率都很高。肝臟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給受體的那部分健康肝臟會長大，而捐贈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臟還會長出來。
庫克決定去做檢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適做活體移植。「我覺得他快要死了。」庫克解釋道。他去了一家離灣區很遠的醫院，因為不想被別人認出來。檢查做完後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臥室裡只有他和史蒂夫兩人時，他開始提議捐獻自己的部分肝臟。「我真的想讓他接受，」他回憶道，「但我話還沒說完，他就打斷了我，『不行，』他說，『我絕不允許，我永遠不會接受！』」
「自私的人不會是這樣的反應，」庫克說，「因為肝臟問題，他已經奄奄一息了，面前有一個健康的人能夠救他。我說，『史蒂夫，我的健康狀況沒問題，我做過檢查了，這裡有報告，做手術對我來說沒什麼風險，我會康復的。』但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確定要這麼做？』，不是『讓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況似乎……』，而是『不行，絕對不做！』。他說這話的時候，差點要從床上跳起來。我們共事13年，他只對我吼過四五次，這是其中一次。」
「人們並不瞭解他的這一面，」庫克說，「沃爾特·艾薩克森寫的傳記並沒有真實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只是在重複一些陳詞濫調，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書後，你會覺得史蒂夫就是個貪婪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但這不是事實。我永遠都不想和書中描繪的那個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費。」談到這一點，其實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庫克一樣，在對不同人的很多次採訪中，他們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並沒有真實反映出真實的史蒂夫，完全解釋不了為什麼他們願意與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這些蘋果前員工還有另一個共識：為史蒂夫工作的這些年是他們生命中工作業績最為突出的幾年。
「史蒂夫對很多事情都非常關心在乎，」庫克說，「他對很多事充滿了激情，並且追求完美，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他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做到最好，他相信小團隊比大團隊效率更高，能完成更多工作，他也相信選擇對的人比隨便找個人將就要好一百倍。這些都是事實，有些人卻把他的激情誤認為傲慢。當然，他肯定不是聖人，我並沒有這麼說，我們都不是聖人，但說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對的，並沒有真正理解他。」
「1998年剛認識史蒂夫時，他自信、傲慢、充滿激情，但他身上也有溫柔的一面，那溫柔的一面在之後的13年裡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你會看到他溫柔的一面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出來。蘋果員工或員工配偶一旦生病，他會想盡一切辦法確保他們得到最好的治療，絕對不是隨便客氣一下，而是真心實意地幫忙，他總會說，『如果需要幫忙的話，隨時給我打電話。』」
「他有勇氣承認錯誤，然後做出改變，很多功績卓著的大人物並不具備這一特質，與史蒂夫一樣位高權重的人一般不願意像他那樣調整戰略。除了核心價值觀，他不會對其他任何事情固執己見，他願意做出改變，而且改變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這絕對是一種天賦。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條學習曲線，而且學習的領域非常廣泛。」
庫克在2014年宣佈出櫃。他說，「史蒂夫還一直督促我組建家庭，並非因為他喜歡管別人私事，而是因為他切實體會到了家庭對他生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也能擁有自己的家庭。」（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員工當然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他給我母親打電話，其實他並不認識我母親，我母親住在亞拉巴馬州。他說他正在找我，但他知道該怎麼找到我！然後他和我母親談起了我。其實通過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滿溫柔與關愛的那一面，他有那樣的基因。僅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絕對不會有溫柔的一面。」
史蒂夫最終做了肝移植手術，他同時也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市排隊等待供體肝臟，這麼做完全是合法的，想在其他州排隊的唯一要求是必須能在收到通知後的8小時內趕到醫院，史蒂夫有私人飛機，完全能做到這一點，而且孟菲斯市醫院的醫生認為，以他的健康狀況來看，在做完手術後能夠康復。2009年3月21日，他和勞倫飛往孟菲斯動手術，因為出現併發症，幾天後又進行了第二次手術。他和勞倫在孟菲斯待了兩個月，其間情況並不樂觀，親朋好友紛紛前來探望，包括喬納森·艾維、妹妹莫娜·辛普森和律師喬治·賴利（George Riley），可能是想和他道別。艾維甚至帶來了一件設計團隊的特殊禮物，鋁制MacBook Pro的微縮模型，MacBook Pro將在6月上市。每件產品發佈後，設計團隊都會給史蒂夫做一個小模型，但這次情況特殊，因此這件禮物很特別。
史蒂夫當然活了下來。他後來告訴鮑勃·伊戈爾，曾經考慮過在手術後離開蘋果，花更多時間陪伴家人。但埃迪·庫埃說，「事實上，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兩個，一個是蘋果公司（也包括皮克斯），另一個就是家庭。」兩個他都需要。他又回到了工作崗位，就如同2004年手術後回歸崗位那樣充滿了活力。在去世前，他還需要再建一座里程碑：iPad。
從技術角度看，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打造iPod時，團隊需要學習全新的操作系統；打造iPhone時，團隊將個人電腦變革推向巔峰，將三台設備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級電腦中。打贏了這兩場戰役後，史蒂夫和他的團隊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經驗，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電腦。早在2004年，史蒂夫讓紫色項目團隊停止研究平板電腦，把注意力轉向手機，如此一來，蘋果的平板就成了iPhone的延伸，團隊的任務是把iPhone放大，而不是把iMac縮小，這就意味著iPad使用的是智能手機常用的ARM微處理器，而不是電腦常用的英特爾芯片，英特爾芯片耗電量大得多。這也意味著iPad將延續iPhone的多點觸控屏幕和虛擬鍵盤。最重要的一點是，iPad將大大受益於iTunes應用商店，史蒂夫當初的反對之舉顯得頗具諷刺意味。iPad讓軟件開發商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因為屏幕更大了，能做的事更多、更炫酷了。iPad軟件的定價和iPhone軟件差不多便宜，因此比iPhone軟件更受歡迎。iPad的誕生進一步催化了蘋果應用商店的發展，也進一步擴大了這一全新的軟件市場的影響力。
隨著iPhone和iPad的雙連擊，蘋果完全重塑了電腦軟件市場的開發和銷售方式。以前軟件的銷量一般只有幾千件，軟件開發商的定價必須足夠高才能賺到錢，現在市場受眾多達幾億，讓以前根本沒有競爭實力的小開發商也有了生存的可能。無論你想幹什麼，都能找到一個相關應用（也可能是兩個、三個，甚至更多）。在個人電腦領域，這一切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軟件銷量太小，定價太高。
如果從技術角度來看，iPad在史蒂夫職業生涯中的重要性比不上iPhone，但從某種程度上說，iPad實現了史蒂夫長久以來的目標：讓技術成為消費者進入信息世界的窗口，讓技術變得簡單而又強大，使消費者感覺不到技術的存在。在他職業生涯之初，這些目標讓他從一群技術迷中脫穎而出。這一目標也讓史蒂夫栽了很多次跟頭，因為技術的發展跟不上他的願景。但打造iPad時，他和他的團隊已經吸取了足夠多的經驗，能夠做到讓技術消失。作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家，他終於成功地將所有的技術付出全都隱藏起來。
2010年1月27日，史蒂夫在舊金山芳草地藝術中心發佈iPad時，他的快樂與驕傲溢於言表。這一次與往常不同，舞台上放了一張桌子和一個小沙發。史蒂夫走上舞台時，看上去非常憔悴，所有的觀眾與往常一樣起立鼓掌。他一邊在舞台上自信、有力地踱著步，一邊開始回顧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大屏幕上出現了一張他和沃茲的早年合影，接著出現了一連串數字：iPod銷量2.5億台，一年半的時間裡，蘋果應用商店的下載量達到30億次，公司年收入超過500億美元。他說，蘋果已經成為一家移動設備公司，以收入來看的話，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動設備公司。
儘管每一次發佈會上，史蒂夫都會先花幾分鐘時間回顧蘋果公司的發展歷程，但這一次卻產生了些許哀傷的氛圍，畢竟蘋果的發展歷程就是對他職業生涯的回顧。十幾分鐘後，史蒂夫坐到了沙發上，展示如何使用iPad，坐下當然是因為他身體不好，這一舉動讓哀傷的氛圍更濃了。不過，坐下的確能夠更好地展示iPad，他背靠沙發，用手指在iPad上完成了一系列任務：發郵件、瀏覽網頁、打開APP聽音樂、在YouTube上看視頻，甚至用手指畫畫兒。「iPad比筆記本電腦更好用。」他自豪地說。他在iPad上的每一步操作都投射在大屏幕上，與之前的發佈會一樣，此次發佈會目標明確：邀請觀眾通過iPad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異常簡單方便的操作讓iPad在不知不覺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儘管剛開始也有批評的聲音，不過公眾很快就意識到了iPad的魅力。第一代iPad是蘋果新發佈產品中銷量最好的，讓iPod和iPhone都黯然失色：到2010年年末，iPad銷量超過1 500萬台。
2009年，史蒂夫又一次充滿活力地回到工作崗位，一如2004年，但這一次情況有所不同。大家都知道他的任期終有一天要結束，即使大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但都知道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這一次史蒂夫沒有再用「痊癒」這個詞，而是「帶病生存」時間越長越好。史蒂夫並沒有與很多人談起過自己的病，也很少與核心團隊成員聊起這個話題，但死亡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大家都能嗅到死亡的味道。
鮑勃·伊戈爾意識到了這一點。正如伊戈爾所期待的那樣，自從皮克斯2006年被賣給迪士尼後，史蒂夫就成為迪士尼董事會成員，為迪士尼出謀劃策，但不會威脅到迪士尼的發展。史蒂夫和伊戈爾的關係非常密切，史蒂夫曾邀請他加入蘋果董事會，但由於存在委託關係，伊戈爾無法加入。正因為與史蒂夫友誼深厚，伊戈爾還拒絕了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拉裡·佩奇（Larry Page）和埃裡克·施密特的邀請，沒有出任谷歌的董事。「史蒂夫告訴我他會嫉妒。」伊戈爾笑著說。其實考慮到蘋果和谷歌的關係不太好，史蒂夫應該不僅僅是嫉妒，而是不願意伊戈爾出任谷歌董事。
做肝移植手術前，伊戈爾和史蒂夫每週要交流3~4次，冬季去夏威夷度假時也會見面。「我住在四季酒店，他住在科納度假村，我們經常一起散步。他每天先走到四季酒店，然後我們一起散步，隨意地聊天，他會試著說服我白菠蘿比黃菠蘿好。然後，我們坐在長凳上，聊聊音樂，聊聊世界，我告訴他迪士尼將在夏威夷建一座造價9億美元的度假村，他看上去不喜歡這個主意。我問，『你為什麼不喜歡？』他說這個想法沒什麼大不了的。我說，『9億美元，迪士尼將進軍夏威夷，沒什麼大不了的嗎？』他說，『把拉奈島買下來吧。』（拉奈島是夏威夷的一個小島，後來拉裡·埃裡森買下了這座島。）他覺得迪士尼應該在島上建一個主題樂園，用迪士尼專用交通工具把客人送至島上。這個主意完全不切實際。」
大部分時候，伊戈爾和史蒂夫會在班伯克見面，也就是史蒂夫去迪士尼總部開董事會的時候。雖然伊戈爾不是蘋果董事會成員（在史蒂夫去世後，他才成為董事），史蒂夫依然會咨詢他關於公司發展的建議，每次他來庫比蒂諾，史蒂夫都會帶他參觀艾維的設計實驗室。「我們會站在白板前一起頭腦風暴，」伊戈爾回憶道，「我們會聊收購計劃，還聊過聯手收購雅虎。」迪士尼召開董事會前，史蒂夫其實已經從伊戈爾處瞭解到了公司發展的情況。「我們總是心有靈犀，」伊戈爾說，「並沒有事前計劃過，但史蒂夫一旦提出什麼建議，董事會通常都會採納。」
董事會也不是每條建議都會採納，但史蒂夫依然會有禮有節地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他反對股票回購計劃，也就是公司從公開市場上買回自己的股票，這一舉動通常是為了向投資者表明管理層對公司很有信心。在一次董事會上，史蒂夫強烈反對股票回購，但公司還是做了。另一次，迪士尼打算與嘉年華郵輪公司建立合資企業，因為伊戈爾覺得董事會不會支持他花重金建造兩艘游輪。史蒂夫強烈建議伊戈爾設法獲取董事會的支持，結果董事會同意迪士尼自己建造游輪。「如果這生意能賺錢，」史蒂夫說，「為什麼要把你自己的品牌交給別人使用呢？」於是迪士尼自己造了兩艘游輪。
史蒂夫對迪士尼的零售業務幫助也很大。以前，迪士尼把零售商店授權給第三方經營，2008年，迪士尼收回了經營權。零售業務負責人第一次向董事會提交管理計劃時，坐在伊戈爾邊上的史蒂夫開始揉眼睛、坐立不安。那位負責人匯報到一半，史蒂夫忍不住嘟囔道「狗屁！」，聲音大到在場的每個人都聽見了。伊戈爾在桌子下踢史蒂夫的小腿，讓他保持克制。匯報結束後，史蒂夫問了那位負責人兩個問題：「客戶進門後，你想傳遞給他們什麼信息？店舖的主題是什麼？」
「那個人啞口無言，」伊戈爾回憶道，「屋子裡一片寂靜。」之後，史蒂夫建議伊戈爾立刻炒掉那個人，但伊戈爾並沒有這麼做。「史蒂夫總是很快就對一個人做出判斷，這是不對的，」伊戈爾說，「我覺得這是史蒂夫的缺點。我會告訴他，『我還沒對這個人做出判斷，給我點時間思考一下。』有時候我也會告訴他，『你對這個人的看法完全不對。』有時候他的判斷是對的，有時候我的判斷是對的，不過無論結果如何，他從沒有對我說過『早就告訴你是這樣了』。」
幾周後，伊戈爾帶著那位零售業務負責人和他的團隊來到庫比蒂諾，與史蒂夫和蘋果的零售業務負責人羅恩·約翰遜一起頭腦風暴。「他沒有重新設計我們的店舖，」伊戈爾說，「也沒有插手店舖的事，但他騰出一整天時間，幫我們想出了店舖的主題：這將是你孩子一天中最美好的二三十分鐘。」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允許他出差了，只能通過電話參加董事會。但只要身體情況允許，他還是會去班伯克參會，與伊戈爾見面交流。2010年的一個晚上，伊戈爾和妻子在自己家與史蒂夫和勞倫共進晚餐時，他突然意識到史蒂夫真的快要離開人世了。「我們都知道他的死亡是無法避免的，但我們都不願意真正接受這個事實，也不願意相信或說出來，」伊戈爾回憶道，「但這個事實已經很明顯了，史蒂夫那晚開始敬酒，他說，『我們倆取得了不可思議的成就，不是嗎？我們救了迪士尼，救了皮克斯。』他認為成為迪士尼的一部分讓皮克斯獲得了新生，迪士尼顯然也變得比以前更棒了。他哭了，我們各自的妻子也沒有忍住眼淚。我們的對話就好像在說：『天哪，看看我們的成就！真是太棒了，太不可思議了！』」
在蘋果，史蒂夫還是盡可能讓員工把自己當成健康的人對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忍著病痛依然在努力工作，」埃迪·庫埃回憶道，「開會的時候就能看出來，他在吃嗎啡，他很痛苦，但他依然積極參會。」
回到工作崗位後，他對工作重心做了些調整，大部分只是2004年調整的延續。他只關注自己真正在意的方面：市場營銷、設計和產品發佈，他也要確保自己去世後，蘋果公司依然能夠正常運作。其實他早就開始考慮這一點了，根據蒂姆·庫克的說法，早在2004年，他就開始尋找繼任、思考後史蒂夫時代，不過現在一切都加速了。
史蒂夫和前耶魯商學院教授祖爾·波多尼（Joel Podolny）共同創建了蘋果大學，專門培訓中高層管理人員。皮克斯大學為員工提供的主要是創造藝術類課程，而蘋果大學是為了讓未來的公司領導層回顧、解析公司歷史上的重大決策，逆向還原史蒂夫的決策過程並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同時也把史蒂夫的審美和營銷方法論傳承下去。「史蒂夫非常在意事情的緣由，」庫克說，「為什麼要做出某個決策。年輕的時候，他只是做完一件事，但後來他會花更多的時間跟我和其他同事解釋，為什麼他是這樣想的，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為什麼他要從這個角度看待事物。這也是為什麼他要創建蘋果大學，去培訓下一代領袖，讓他們瞭解我們的心路歷程，瞭解我們做了哪些愚蠢或偉大的決策。」
史蒂夫同時也非常關注新總部大樓的建造，新大樓選址在庫比蒂諾另一個社區，那裡原先是惠普的園區。他與諾曼·福斯特建築師事務所（Norman Foster Architects）共同完成了大樓的設計工作。新大樓的很多設想與皮克斯總部類似，當然具有蘋果特色。新總部大樓是一幢環形建築，4層樓高，能容納1.3萬名員工，有人覺得這幢樓像飛船。其設計初衷是為了促進員工之間的交流互動。每個樓層都由一條公共走廊聯通，自助餐廳能容納3 000名員工，80%的區域將被灌木叢和樹木覆蓋，包括環形建築的巨大中庭。建築本身就是一個技術奇跡，外立面沒有一塊平面玻璃，幕牆的玻璃都呈現出一定的弧度。餐廳有一扇四層樓高的滑動玻璃門，天氣好的時候玻璃門會打開。「我認為，」史蒂夫告訴庫比蒂諾市議會，「這幢建築很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辦公樓。」
史蒂夫設計建築物的原則一如既往。什麼樣的設計能讓建築物成為蘋果公司的理想工作場所，幫助蘋果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建築物離理想情況越接近，對蘋果的發展就越有利。史蒂夫相信蘋果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不可或缺、最富有創造力的公司，他希望盡一切可能讓蘋果保持這樣的狀態。「他希望員工發自內心地熱愛蘋果，」庫克說，「不僅僅是為蘋果工作，而是真正熱愛，真正理解蘋果的內涵和價值觀。他不會把價值觀貼在牆上，或是做成海報，但他希望員工能夠銘記於心，能夠為一個宏大的目標而奮鬥。」
史蒂夫堅信蘋果公司是個特殊的地方，與iPad一樣具有魔力，庫克在這方面的想法與史蒂夫相同，這可能也是為什麼史蒂夫敦促董事會批准讓庫克成為他的繼任人。「這是我和他的共同點，」庫克說，「我真心熱愛蘋果，真心覺得蘋果有更加宏偉的目標。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公司像蘋果一樣。」
史蒂夫飽受癌症的折磨，待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長。李·克勞去他家裡看望他，探討將於2011年春天播出的iPad 2廣告。「他身體不適、無法上班時，我不得不去他家，」克勞說，「但即使在家裡，他依然注意力高度集中，他會跟我討論廣告或產品或任何話題。」和克勞在一起時，史蒂夫不太會回顧過去或展望黑暗的未來，「他試著告訴自己死亡不會到來，他將一直活下去。他不想思考關於死亡的話題。」
史蒂夫和克勞為iPad 2的廣告而奮鬥，廣告裡洪亮的聲音和詩意的語言非常像「非同凡想」，「非同凡想」預示著史蒂夫重回庫比蒂諾後蘋果轉折的開端。「我們堅信，光有技術是不夠的，」這是最終出現在廣告中的腳本，「更快、更薄、更輕——這些都是好事。但當科技擺脫了傳統模式，一切都變得更加愉悅，甚至具有魔力。唯有如此，你才能向前躍進，擁有這樣的產品。」畫面上是一根手指，輕鬆地操控著iPad的各種軟件應用。「這是史蒂夫要求傳達的產品信息，」克勞回憶道，「與他一貫的願景是相吻合的，從創業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技術能夠改善人們的生活，為每一個人所使用。」
有很多人懷疑他的身體狀況是否允許他親自走上舞台發佈這一產品，不過他做到了，2011年3月2日，他的介紹語與廣告的主旨類似。「光有技術是不夠的，蘋果公司的基因決定了這一點，」他告訴觀眾，「只有讓技術與人文相結合，才能讓我們的心靈為之歌唱。」與第一代iPad相比，iPad 2有了很大的改進，更加輕薄，而且配置了兩個攝像頭，前置攝像頭專門用於視頻會議和自拍，後置攝像頭像素更高，帶閃光燈，這要歸功於幾位相機工程師，他們在第一代iPhone發佈後加入了蘋果團隊。
然而發佈會當天，人們最關心的並不是產品的改進，而是史蒂夫已經病危的消息。他艱難地走上舞台後，外表是如此憔悴，引起了蘋果股價的下跌。這一次，他更加依賴核心團隊的其他成員，需要他們配合共同完成產品介紹和功能展示。
史蒂夫已經與病魔抗爭了很久，時不時會出現病危的症狀，醫生、同事和他自己都無法預測大限究竟何時到來。他在6月7日向庫比蒂諾市議會展示新總部大樓方案時，感覺很痛苦，聲音也很虛弱。史蒂夫似乎知道，這幢大樓應該是他為公司做的最後一項貢獻了，也是他對這個如家庭般的社區所做的最後貢獻了。他花了15分鐘時間向議會議員介紹了方案，用了5分鐘回答問題。一位女議員想開個玩笑，她說如果想讓市議會批准這個建設方案的話，蘋果公司應該給議會提供免費無線網絡，對此史蒂夫回答，「你知道，我是個很傳統的人。我認為我們已經納稅了，市議會必須要給我們提供服務。」
最後的幾個月，源源不斷有人去他家探病。比爾·蓋茨去過，奧巴馬總統也去過，與其他幾位硅谷領袖一起吃了飯。《紐約時報》記者約翰·馬科夫（John Markoff）和作家史蒂芬·列維（Steven Levy）都去了他家拜訪，列維寫過多本有關硅谷的書，其中就有描繪麥金塔和iPod開發歷程的書。某天下午，比爾·蓋茨在他家待了4個小時，「其實大家對我和史蒂夫的讚譽都有些言過其實，別人的功勞可能也算在了我們頭上，因為如果要把每個人的功勞都算清楚的話，故事就太複雜了，」蓋茨說，「我的意思是，史蒂夫的確功績卓著，如果要選一位對個人電腦產業影響最大的人物，大家應該都會選史蒂夫，這是公平的。但史蒂夫並不是上帝，並非上帝顯靈帶來了平板電腦。」儘管這兩位性格迥異，但依然建立了友誼和對彼此的尊重。「那天下午，我們並非想把對方比下去，」蓋茨說，「我們討論了曾經做過的事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在史蒂夫去世前的幾周，蓋茨給他寫了最後一封私信。
蘋果公司高管團隊的成員經常會去他家，他每況愈下的身體讓原本就很緊密的團隊關係變得更加密切。他們會和史蒂夫聊工作，有時也會一起看電影或一起吃飯。正如庫克所說，蘋果的創新就如同「跑步機」般永不停歇，他們的合作進一步加快了跑步機的運轉速度。「史蒂夫和第一代核心團隊的關係也不錯，」勞倫說，她指的是和史蒂夫一起拯救蘋果的弗雷德·安德森、阿瓦·特凡尼安和喬恩·魯賓斯坦，「但他更喜歡後來這個團隊，因為他們共同取得了很多不可思議的成就。」
8月11日週日，史蒂夫讓庫克去他家。「他說『我想和你談談』，」庫克回憶道，「那時候，他已經不出門了，我問他讓我什麼時候去，他說『就現在』。因此我馬上去了，他說他決定讓我當CEO。我當時認為，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應該覺得自己還能活很久，因為我們討論了很久由我擔任CEO、他擔任董事長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問他，『你有什麼現在正在做，但內心卻不想做的事嗎？』」
「這是個有趣的話題，」庫克笑著說，「他說，『由你來做所有的決定。』我說，『等等，我要問你一個問題。』我想說些激勵他的話，因此我說，『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看過一個廣告設計，覺得還不錯，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就能播放？』他笑了，說，『希望你至少來問我一下！』我問了他兩三次，『你確定要讓我當CEO？』因為當時我覺得他的身體情況在好轉，我工作日經常去他家，有時週末也去，每次見到他，都覺得他在好轉，他本人也是這樣認為的。很可惜，奇跡並沒有發生。」
多年來，庫克一直是CEO的最佳人選。在史蒂夫2004年和2009年請病假離開公司時，庫克已經承擔過兩次主持公司工作的重任，而且史蒂夫希望由內部員工來接替他的職務。「只有內部員工才能深刻理解公司的文化，」庫克解釋道，「如果我要離職，肯定也會推薦一位內部候選人，因為外人無法瞭解我們的事業和企業文化。我覺得史蒂夫還認為候選人必須具有披頭士精神，如果候選人僅僅想成為史蒂夫第二的話，是沒辦法很好地為蘋果服務的，而且我認為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真正取代史蒂夫，雖然很多人想往那個方向努力。他知道我不會傻到想去模仿他，也從不認為有這個必要。」
關於繼任問題，史蒂夫和庫克已經討論了好多年了，因此庫克並沒有感到十分驚訝，他們也探討過史蒂夫去世後蘋果的發展問題。根據庫克的說法，「他不希望我們問，『史蒂夫會做什麼？』華特·迪士尼去世後，迪士尼的發展停滯不前，史蒂夫非常痛恨這一點，他要確保蘋果絕對不會發生類似的事。」
史蒂夫告訴庫克要任命他為CEO的8周後，情況突然急轉直下。「他去世前的一個週五，我和他一起看了一部電影，」庫克回憶道，「我們看的是《衝鋒陷陣》（Remember the Titans，講述的是黑人橄欖球教練如何逆襲取得成功的故事）。我非常驚訝他居然想看這部電影，他對體育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們邊看邊聊，聊了很多，我覺得他很快樂。然而那個週末，情況卻急轉直下。」
約翰·拉塞特接到了勞倫的電話，讓他趕緊來見史蒂夫最後一面。「我待在他的臥室裡，那間屋子本來是書房，後來改造成了他的臥室。我們聊了皮克斯和迪士尼，後來他對我說，『我累了，想睡一會兒，』於是我起身準備離開，想了想又停下腳步，轉過身去，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和吻，對他說，『謝謝你，謝謝你為我做的一切。』」
「他很特別，」拉塞特說，「有一小群人和他的關係一直很親密，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都很想念他。2013年11月，我去舊金山參加勞倫50歲生日派對時，到得比較早，蒂姆也來了，他走過來和我聊天，很自然地聊到了史蒂夫。我說，『你想他嗎？我真的很想念他。』然後我給他看了這個。」拉塞特邊說邊翻開iPhone通信錄列表。「我至今還存著史蒂夫的電話號碼，我說，『我永遠無法把這個號碼刪掉。』庫克也拿出了他的iPhone給我看，他同樣存著史蒂夫的號碼。」
「生命需要不斷地更新與成長，」吉姆·柯林斯說，「大部分領袖並非生來就如此偉大，而是經歷了漫長的歷練與成長。史蒂夫正是這樣的，他的故事並不是成功的故事，而是成長的故事，我真希望自己能看到史蒂夫3.0版本，看他從55歲到75歲的經歷一定很有意思，一定會比之前更加優秀。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到史蒂夫3.0了。」
「一家偉大的公司具有三個特質，」柯林斯把話題轉到了蘋果公司，「第一，漂亮的財務數據；第二，別人無法輕易取代的與眾不同之處；第三，持續發展，隨著技術與市場的演變而不斷演變，不會因為一位領袖的離開而停滯不前。第一點和第二點蘋果已經做到了，史蒂夫正和時間賽跑，試圖幫助蘋果達成第三點。是否能持續發展是對蘋果的最後考驗，目前還沒有答案。蘋果有許多優秀的人才，應該能夠做到。」
史蒂夫去世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蘋果都是一家傑出的企業。2011年年末，可以非常肯定地說，蘋果是最成功、最富有創造力的美國企業。蘋果一直致力於利用小團隊之間的合作，以高效、非官僚的方式持續打造卓越的產品，儘管到史蒂夫去世時，公司的規模已經達到了6萬人，但這一傳統仍舊沒有改變。比起1997年史蒂夫剛回蘋果時，2011年公司利潤率更高，收入來源也更豐富。高管團隊久經沙場，而且很少出現人員變動，除了阿瓦·特凡尼安、喬恩·魯賓斯坦、弗雷德·安德森和托尼·法德爾，其他成員基本沒有變過，成為公司品牌與歷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蘋果公司非常擅長設計、生產、營銷卓越的產品，史蒂夫曾經希望公司做的每一件事情蘋果都一一實現了。
2011年10月5日週二，史蒂夫去世了，共舉辦了3場悼念活動。他於10月8日下葬，有大約40人出席下葬儀式，包括4位蘋果員工——蒂姆·庫克、凱蒂·考頓、埃迪·庫埃和喬尼·艾維，董事會成員比爾·坎貝爾、阿爾·戈爾、鮑勃·伊戈爾、約翰·多爾、埃德·卡特穆爾、麥克·斯萊德、李·克勞以及勞倫和史蒂夫的4個孩子，還有一些親戚也參加了葬禮，包括兩位妹妹帕蒂和莫娜·辛普森。大家聚集在位於帕洛阿爾托的阿爾塔梅薩公墓，圍繞著史蒂夫的靈柩，有幾位送葬者講話，有幾位朗誦了詩歌，儀式結束後，大家去了約翰·多爾家舉行追憶活動。
10月17日，數百人在斯坦福大學紀念教堂參加了史蒂夫的追思會。iPhone4S於兩天前發佈，這是史蒂夫去世後公司舉行的第一次發佈會，預售訂單的數量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款產品。只有獲得邀請的人才能參加追思會，客人有史蒂夫的好友及家人、克林頓夫婦、U2樂隊主唱波諾、議員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史蒂芬·弗雷（Stephen Fry）、拉裡·佩奇、魯伯特·默多克和Adobe創始人約翰·沃諾克。U2樂隊演唱了史蒂夫最喜歡的鮑勃·迪倫的歌曲《每一粒沙》（Every Grain of Sand），瓊·貝茲演唱了《慢慢走起來，親愛的馬車》（Swing Low, Sweet Chariot），莫娜·辛普森朗誦了一篇感人的悼詞，拉裡·埃裡森和喬尼·艾維也致了辭。史蒂夫的女兒艾琳在追思會開始前點燃了蠟燭，裡德談了自己的感受，麗薩朗誦了一首詩，伊夫朗誦了「非同凡想」的腳本。儘管在場的人很多，但活動現場依然十分溫馨、感人，馬友友演奏的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拉開了追思會的帷幕，勞倫的致辭尤其感人肺腑：
我和史蒂夫的相遇就是在這裡，斯坦福大學，那是我搬到加州後的第二周。他來這裡演講，演講結束後，我們又在停車場相遇，一直聊到凌晨4點。他在一個下雨的元旦向我求婚，求婚時手裡拿著一把剛摘的野花，我當然回答我願意。接著，我們開始共同生活。
他改變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和他都很有主見，但他具有我所不具備的審美品位。要排除所有障礙、看清已經存在的現實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史蒂夫具有更驚人的天賦：他能看到尚不存在，但應該或必須存在的事物。他的大腦從不會被現實所束縛；相反，他能看到現實所缺乏的內容，然後著手改變現實。他的想法完全出自其直覺以及內心的自由，因此，他總能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史蒂夫愛美，痛恨一切醜陋之物，這一點也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剛結婚時，我們曾與莫娜和裡奇一起吃飯。我記得那次大家聊了很久，一直聊到了深夜。開車回家的路上，史蒂夫開始批評飯店的燭台，莫娜同意他的觀點。我和裡奇則面面相覷，嘀咕道，「燭台是照明用的嗎？」史蒂夫的眼睛不會放過任何微小的事物，他總會去探尋每件事物的外形、品質和背後的意義。他仔細觀察，然後以追求完美的態度進行創造。
他的立場看似不近情理，但我慢慢瞭解了其背後的邏輯，瞭解了他那不可思議的嚴苛標準，他也始終是以非常嚴苛的標準要求自己的。
他從內心深處覺得只有加州才算得上是家，夜晚的山坡上亮起的燈光有種無與倫比的美。在史蒂夫的靈魂深處，他就是加州人，他所需要的自由只有加州才能賦予，他也受到了加州的鼓舞與影響，從大地、山間、果園和橡樹林裡汲取著養分。加州的創新精神激勵著他，催生了他的創新慾望。莊嚴壯麗的大自然為大膽想像創造了完美的條件，他也的確大膽想像，他是我見過的最無拘無束的思想者，與他一同思考是一件非常愉悅的事。
和我的孩子們一樣，我也在年輕的時候失去了父親。我並不想這麼早就失去父親，我的孩子們也不想。但太陽依然會照常落下、升起，明天的太陽將照亮我們的悲傷與感恩，讓我們帶著目標、回憶、激情與愛繼續生活。
追思會剛結束不久，我就離開了。我難以平復自己的心情，又想起了夏天和他最後一次對話的情景，後悔不已。那次，他給我打電話，問我想不想和他一起散步，順便聊聊天。現在回想起來，他應該是想和我告別，那個夏天，他與很多人進行了告別。但當時由於各種原因，我心情不好，也沒有意識到他的病有那麼嚴重，我非但沒有接受邀請，反而表達了我的不滿和憤怒，因為在我得腦膜炎後，他就拒絕再與我合作。聽完我的抱怨後，他顯得很吃驚，電話裡一陣沉默，接著他說他感到很抱歉，我敢肯定他是真心的。他還告訴我，依然希望我去看看他，與他一起聊天、散步。我曾心不在焉地和他助理約過時間，不過後來出了點狀況，我立馬放棄了，這讓我後悔不已。
如果我在追思會後去了離斯坦福教堂不遠的羅丹雕塑園，就會拿到一本用棕色紙包著的《瑜伽行者的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a Yogi），每位客人都會拿到一本，我可能還會碰到很多硅谷的大佬，他們一手推動了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變革。約翰·多爾、埃裡克·施密特和邁克爾·戴爾在現場，年青一代創業家也來了，比如謝爾蓋·布林、楊致遠和馬克·安德森。蘋果創始之初的核心員工也在場，包括沃茲、裡吉斯·麥肯納、巴德·特裡布爾、安迪·赫茲菲爾德和比爾·阿特金森。李·克勞、詹姆斯·文森特（James Vincent）也在，NeXT的骨幹也來了，比如蘇珊·巴恩斯和麥克·斯萊德。後來比爾·蓋茨也來了。
「比爾5月去史蒂夫家拜訪時，」斯萊德說，「認識了史蒂夫的小女兒伊夫，伊夫和蓋茨的女兒詹妮弗都喜歡馬。我和比爾到了接待會現場後，因為我認識的人比他多，就去找別人聊天了，感覺自己把他給拋棄了，有點良心不安，不過後來想想，畢竟他是個大人，就沒去管他。半小時後，我去找他，發現在雕塑公園的中央有幾排長凳，史蒂夫的家人坐在那裡，勞倫和孩子們都在，比爾居然坐在長凳上和伊夫聊天。他就坐在那裡和她聊了半個小時馬，與其他人一句話也沒說。」
最後一場追思會於10月20日在蘋果公司舉行，近一萬名員工聚集在橢圓形的草坪上，全球所有的蘋果零售店都暫時關門歇業，零售店的員工通過蘋果的虛擬網絡觀看活動的現場直播。蒂姆·庫克第一個發言，蘋果的廣告裡曾用過酷玩樂隊和諾拉·瓊斯（Norah Jones）的音樂作品，他們進行了現場表演。但最引人關注的兩位發言人是喬尼·艾維和比爾·坎貝爾，坎貝爾作為董事會成員，多年來一直是史蒂夫的顧問。
「史蒂夫變了，」坎貝爾說，「沒錯，他向來富有魅力、充滿激情、聰慧過人，但我看到他漸漸成長為一位優秀的管理者，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有些技術領袖認為，如果消費者不會使用某些設備，那是因為消費者太笨，但在史蒂夫看來，這些領袖過於傲慢，他說，『如果消費者不會使用那些設備，是因為我們太笨。』」接著，坎貝爾又聊到他所認識的史蒂夫。「過去的七年半里，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會確保他所愛的人、與他關係親密的人都能瞭解實情，對這些人，他會表現出無比溫暖與幽默的那一面。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
艾維之後發言，同樣談到了友誼。「他是我最親密的忠實朋友，我們共事15年，」這位英國人說，「他依然會嘲笑我有些詞的發音。」但艾維聊的大部分內容都與工作有關，包括工作的樂趣以及與史蒂夫共事的樂趣。「史蒂夫喜歡各種不同的想法，也喜歡打造產品，他以近乎崇敬的態度對待創新的過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儘管創新的想法最終會產生無窮的力量，但是在形成之初卻非常脆弱，很容易就會錯失。他非常在意美與純潔。」
如今，每個人都能通過iMac、iPhone、iPad或三星Galaxy或微軟Surface來觀看追思會的回放，追思會既莊嚴又感人。「往右看，往左看，往前看，往後看，」坎貝爾說，「結果很重要，是你讓這一切變成現實。」追思會既是對過去的回顧，也是通往未來的起點，史蒂夫很在意這一點。「追思會的持續時間不會很長，」酷玩樂隊主唱克裡斯·馬汀（Chris Martin）一邊說一邊開始表演結束曲，「史蒂夫想讓你們快點回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