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派楊管北去經營華豐麵粉廠，第一步，他們在使華豐由小蝕進而大賺，然後利用銀行押款和賺來的錢，全力擴充設備，接下來便運用靈活的手腕：「閒話一句」的服務幫忙，針對絕大多數同業處在「麵粉大王」巨大壓力下的苦悶彷徨心理，廣結人緣，漸漸彙集一股新興的力量，他們不但要抗拒及解除榮家的重大壓力，而且，還要向麵粉交易所進軍，將榮宗敬、王一亭等大亨的把持局面，打得粉碎。
抓住兩個很好的機會，他們開始下手。
在上海一地，設有兩個麵粉業同業公會，一個屬於上海市，一個名為「蘇浙皖三省」，前者當然也落入榮宗敬、王一亭的掌握，後者早有楊管北的一席地，因為楊家在揚州、高郵等處都開設得有麵粉廠。
上海麵粉同業公會和三省同業公會一向對立，雙方矛盾極為尖銳，種因則在於榮宗敬等操縱交易所，內地廠商製造的麵粉，多花一筆運費、運到上海，反而要被交易所硬掗下去每袋兩三角錢的價格。
民國二十年，國民政府施行「裁厘加稅」政策，把前清咸豐三年太平天國軍攻陷南京，軍事緊急，餉源枯竭，乃在各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徵收稅捐的「釐金制度」取銷。此一害商苛民，施行已達七十八年的制度一旦裁銷可以說是國民政府的一大德政，可是，卻給內地麵粉廠商帶來很大的困擾，而使上海麵粉廠商又蒙利益。
因為，在沒有「裁厘加稅」之前，內地廠商就地採辦製麵粉的原料──小麥他們並無釐金的負擔，而上海廠商到小麥產地採購，沿途都要付出釐金。每一百斤小麥可製麵粉兩包，如在山東、湖北兩省買小麥運上海，即需負擔釐金每百斤一元，再經過蘇北或江西、安徽江南運到上海各廠，通常每包麵粉得付八角到一元的釐金，相反的，內地廠商（指江蘇、安徽、浙江三省）運麵粉到上海每包只需釐金一角內地廠商多花了運費，卻減少了釐金八九毛，勉強能夠和上海廠商競爭。
如今釐金取銷，上海廠商到內地去採辦小麥，沿途不需報繳，小麥運到上海製成麵粉每包只要繳特稅四角；因此，「裁厘加稅」，使上海廠商減低了每包四角到六角的成本。
內地廠商就糟糕了，從前他們將製成的麵粉運到上海，每包只要繳一角錢的釐金，「裁厘加稅」以後，他們只減了釐金一角，卻反而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特稅四毛，一出一進他們便需多付三角的特稅，跟上海廠商一比，他們要多出每包七角到九角的成本，再加上運費再加上被上海廠商硬壓下每包兩三角的售價，兩者的成本相差到一元以上，不要說跟上海廠商競爭，內地廠商簡直就要被迫關門。
杜月笙的華豐麵粉廠設在上海市，在「裁厘加稅」新稅制下他是受益者，內地廠商全部
倒掉，對他只有更好，以他自設的銀行，以及銀行界對他的全力支持，他正可以跟榮宗敬兄弟日俄開成那年一樣，利用銀行資金開設一串的廠，迅速建立他的「麵粉王國」，把紛紛倒閉的內地廠商銷場，一鼓作氣接收了。──但是杜月笙做起生意來，也是另有一功，他不但不利用這千載難逢的發財良機，反而挺身而出，自告奮勇，跑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的「蘇浙皖三省麵粉同業公會」裡去，告訴那些神情沮喪，急如熱鍋螞蟻的內地廠商說：
「你們各位不要著急，讓我們大家一道來想個辦法。」
就憑這兩句話，杜月笙人溺己溺，見義忘利的俠骨仁心，立刻便贏得了公會全體衷心的敬服和感激。
「閒話」由杜月笙拿出去，辦法卻要他的「智囊團」來想，杜月笙的朋友之中，有陳群、楊管北靈活腦筋，會寫文章，三個人一商量，由陳群執筆，寫出來一篇理由堂堂正正的好文章，根據國父遺教，建國大綱提倡內地實業這一條，由上海廠商杜月笙領導三省麵粉廠商全體，呈請江蘇省政府轉呈中央實業部，聲明擁護「裁厘加稅」政策，不過，內地廠商確有面臨倒閉的危機，因而要求中央特准「補助內地實業」，硬性規定上海廠商應納麵粉特稅一角，內地廠商則僅繳納特稅五分。
文章蓋好大家的圖章，成為正式呈文，一路呈上去，當時的江蘇省財政廳長是張壽鏞，──杜月笙的好朋友省主席是葉楚傖，──真正熟得很中央財政部長是宋子文，實業部長是孔祥熙，──雖然是新近攀交卻是交情很好。首先，江蘇省財政廳、省政府便順利通過此一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