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勵精圖治的小康局面，面臨情勢嚴重的挑戰，日本關東軍進攻瀋陽北大營，實現其「武力侵略東三省」的陰謀，當時的東北最高軍政長官，─—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適在北平，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向他請示，張學良訓令遵照他在九月七日致東北邊防公署的魚電辦理：「……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可與之抵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於是，日軍在東三省境內鯨吞蠶食，縱橫無阻，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下令放棄東北最後據點錦州，東北軍撤至長城之南。二十一年一月三日日軍開入錦州城，在城樓上揚旗歡呼，東北三省全部淪亡。
當時國內的情勢，正所謂災患頻仍，千瘡百痍，長江中流的大水災，災民多達一億，江西剿赤，耗費了政府大部份的兵力與財力，蔣主席有重整軍備，抵禦外侮的決心，但是格於現實環境，必須爭取時間，以使計劃完成。尤其民國十九年汪兆銘勾結西北閻錫山、馮玉祥各軍通電叛變中央，兵連禍結的中原大戰方告解決；汪兆銘又在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偕唐紹儀、李宗仁、陳友仁等在廣州背叛黨國，成立「偽軍政府」，八九月間更唆使粵桂軍隊進窺湖南和江西，七月二十日又有馮玉祥舊部石友三在河北順德叛變；蔣主席南征北討，鞍馬倥傯，我國由於政治、經濟、軍事上的重重困難，實際上也是無法抵抗日軍的侵略狂飆。
但是全國士氣民心，卻是無比的高昂，尤其是上海的民眾，經過民國十四年的五卅慘案，和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日軍在濟南阻撓我北伐大軍，殘殺我國軍民這兩重深仇大恨，對於日本軍閥的橫暴凶殘，無故構釁表示痛心疾首，新仇加上了舊憾，一時反日浪潮又像怒潮澎湃似的展開。
杜月笙在六年以前即曾挺身而出，公開支持民眾反日運動，他在五卅慘案中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六年後的「九一八」，他個人已在政治、金融、工商、社會事業各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從而使他更有力量，更加堅強，於是他登高一呼，努力黽事，將上海人日漸高張的愛國熱潮，充份發揮無遺，上海人組織機構，跟日本軍閥從事正面的戰鬥。
日本軍閥侵略東北，在東北軍不抵抗主義下順利進軍，兵不血刃的席捲東北三省，他們一直到十一月五日大隊日軍進至嫩江橋，新任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率部奮起應戰，從五日到二十日，在這半個月裡他所倡組的東北義勇軍，浴血抵抗擁有飛機重炮的日軍大隊，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本莊繁為之親臨指揮。東北義勇軍英勇抗日的消息傳入關內，舉國為之興奮欲狂，義勇軍首領馬占山、蘇炳文、李杜、王德林等成了萬眾崇仰，全國人士引為無上希望的民族英雄。
杜月笙早在九一八事變變作之後，把握上海民心煥發，敵愾同仇的時機，邀同虞洽卿、王曉籟、王延松、陳霆洸，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全力支持之下，組成了規模龐大，以上海三百萬市民為後盾的「上海市反日救國會」。
在第一次籌備會議席上，上海市黨部委員陶百川慷慨陳詞：
「我以為本會的名稱，應該改為『上海市抗日救國會』，因為抗日更積極，更能發揮我們的力量。」
他的意見獲得一致的支持，上海抗日救國會正式成立，推杜月笙、虞洽卿、王曉籟、王延松、陳霆洸、陶百川等為常務委員，並互推陶百川擔任秘書長。
由於「反日」改成了「抗日」，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緒益見昂揚，杜月笙鑒於五卅運動的時候，對於英國人採取經濟抵制的策略極著功效，他再度建議從「禁止日貨」入手，迅速的在各衝要地點成立檢查所和保管所，籲請上海市民，全面拒買拒賣洋貨，檢查所人員並採取直接行動，到處搜查日本貨物，一旦有所發現立即加以沒收，交給「保管所」去加以儲存。
「檢查所」和「保管所」需要大批的執行人員，抗日救國會除了召募愛國人士和學生義務擔任，主要的人力來源還得靠杜月笙發動群眾，並且，在愛國工人中遴選出大批的幹部。─—陸京士在上海從事勞工運動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勞工之間的一座橋樑，他負責杜月笙和勞工大眾的聯繫，也是杜月笙處理勞工問題的最高顧問，私人代表。
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運動在黃浦灘上雷厲風行，各地檢查所、保管所紛紛成立。天後宮橋檢查所由郵務工會出身，杜月笙的門人於松喬負責，他和一位名叫劉心權的熱血青年，以「射人射馬、擒賊擒王」之勢，一上來便到「合昌祥」綢布莊抄出兩大箱日本棉布。於松喬吩咐跟去的檢查員，將這兩箱東洋貨充公，按照抗日救國會的規定，載送到「保管所」去暫行封存。
與此同時，於松喬和劉心權，也回到了天圯宮橋「保管所」，坐候好戲開鑼。─—因為這兩箱東洋布大有來頭，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紗布同業公會理事長，合昌祥的大老闆，在上海商場影響力極大的陳松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