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了杜月笙的決定完全正確，王曉籟經過杜月笙兩度大力支持，登上上海市商會會長的寶座，他對杜月笙感恩圖報，銘心鏤骨，關於市商會方面的事情，他不但唯杜月笙馬首是瞻，甚且，他更主動的為杜月笙事事小心，處處留神，但凡對杜月笙有利的，他莫不自發自動，借筋代籌，因此，杜月笙所謂的「他做等於我做」，照說應該改為「他做勝於我做」才對。聲應氣求，休戚與共，杜月笙能夠得到王曉籟這裡方面之才的好幫手，確實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由此可知，民國二十年以後的杜月笙，權勢大到什麼程度？連同代表數百萬商民的一項最重要職拉，他都可以不顧物議，不理諫阻，但為籠絡羈糜，隨手送人。至於得之者是否實至名歸，能不能勝任愉快？都一概不在他的考慮之列，像這樣的事在他一生之中做得很多王曉籟之當選市商會會長，不過是顯著事例之一，凡此因情感或利害關係所作的輕率扶定，當然會使杜月笙遭到或多或少的批評。
就杜月笙本身而言，他將王曉籟從虞洽卿集團拉過來，可謂為民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清黨成功以後的另一重大收穫，莫以為上海是「只重衣冠不重人」，「笑貧不笑娼」的功利主義社會，其實在骨子裡，上海人依然有很嚴格的階級界限，而且五花八門，派系林立，花樣經特別多的。舉一個頂頂膾炙人口的例子，早先在大英地界，「非紳士」不得執手杖，違者立將當家受辱，下不了台。滬上豪富哈同，由於經營地產，擁資億萬，他的住宅位於南京西路銅仁路側，佔地數百畝，佈置曲折、建築閎麗，為滬上私人花園之冠，便是上海著名的勝跡「愛儷園」，又稱「哈同公園」。上海最繁華的一條大馬路，後改「南京路」，從黃浦灘起到跑馬廳上，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便都在這一條馬路上，戰前地價最便宜的也得大洋三四十萬元一畝，創全亞洲地價新紀錄，這條大馬路幾乎全是哈同一人的產業。哈同是在華洋人最富有的一位但是他偏就沒有執手杖的資格，因為他是猶太人，素為英國佬所輕視，尤其他出身微賤，初到上海在道勝銀行充當司閽，當時他曾與英國紳士們情商，可否讓他躋身「紳士」之列，對方的答覆是可以考慮，如果你願意用制手杖的最名貴木料，把一條大馬路鋪砌起來。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名貴木料製成的手杖價在兩三元之譜，用這種木料鋪馬路，委實是駭人聽聞，但是哈同為了「力爭上游」，居然忍痛照辦而因此他鋪造了一條全世界空前絕後的最奢侈豪華馬路，整個路面俱用一小塊一小塊的名貴木料鋪砌當時的建築費用巨達美金數百萬元，哈同花了這麼高的代價，僅只為了高昇一級，讓自己也能像個紳士般的，拿根手杖，徜徉街頭。
明乎此，便可以知道杜見笙爭取王曉籟是何等的重要，王曉籟跟杜月笙不同，他得虞洽卿的提攜，交遊范國都是上海的資本家、銀行家、工商界高階層人士，這般人根柢穩固，雄於財勢，投手舉足均與國計民生相關，比杜月笙的社會階級高了許多。他們之間有不少和杜月笙建立友誼，但是絕大少數都對杜月笙「敬而遠之」，不屑來往，杜月笙深知自己先天的缺憾急切難以彌補，高階層人士人數太多，他無法採行各個擊破，便唯有利用王曉籟，作為獲登彼岸的橋樑。
王曉籟在高級社會是很夠份量的，他是所有資本家、銀行家、工商鉅子的密友，他過去發過大財，如今是一身重擔，兩袖清風，但是他在前清中過秀才，辛亥革命他尤為響錚錚的一角，民國十五年七月下旬，蔣總司令親入湘鄂指揮北伐前夕，他曾以滬商代表的身份專程赴廣州晉謁，七月二十三日尤蒙蔣總司令款以晚宴他是上海上流社會最活動之一人杜月笙和他成為如影隨形，結為一體的搭擋、友好，恰好是權勢均沾，相互為用，王曉籟透過杜月笙運用廣大的群眾力量，杜月笙則藉王曉籟的居間介紹，奔走聯絡，跟所有的上層社會人士結而為一，分庭抗禮。這兩個人的結合，無異使杜月笙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全上海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五十人中（上海市公安局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七日公佈的人口統計），他開始無往不利，普遍的受到歡迎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