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對待王曉籟尊崇禮重，無微不至，他幫他鞏山了上海魚市場的總經理職位，推戴他登了上海第一團體主持人的寶座，遇有事情或表現的機會，他寧可使王曉籟站在他自己的前面。凡此種種尤嫌不夠，他深知王曉籟開銷大收入少，王曉籟交往的都是達官要人，名流巨賈，他自己出則鮮車怒馬，入則錦衣玉食，又復廣置姬妾，到處留情，何況他是著名的多子王，兒女三十餘人，每餐開起飯來，便像小學校裡寄宿生用膳，光是娃娃軍，就要開個四五桌，其家庭和個人耗用之鉅，由而可想。尤其王曉籟自幾錢莊統統倒掉以後，他不曾辦過事業，也未能擁有一間商店，因此日本人皆嘲笑他為︰「上海市商會會長—無業遊民」，他能力強，手腕高，卻是一向生計艱難，入不敷出，於是，杜月笙下令他所擁有的事業，處處要給王曉籟支一點錢，集少成多，維持王二哥的開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譬如，當杜月笙開設代售獎券，穩賺大錢的大運公司，他使規定公司每月付給王曉籟車馬費一萬大洋
虞洽卿垂垂老矣，時代的巨輪，連他的精神活力和頭腦手腕一齊漸次淘汰，民國十六年以後的大上海屬於杜月笙時代，「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王曉籟把這一點看得很清楚，也很透澈，他和虞洽卿無可奈何的隔閡疏遠，轉過身來與杜月笙如影隨身，須臾不離，他們同吃同喝同玩同樂，齊一步伐，同打江山，成了最親密的夥伴。觀乎民國二十年杜祠落成，王曉籟非特和虞洽卿、黃金榮同任「總理」，三大亨之一的嘯林哥反而只落了個協理，尤且粉墨登場演了出「八百八年」，即可概見怕在杜月笙跟前所用功夫之深，與乎當時他的杜門位置已在張嘯林之上，而徑與黃金榮分庭抗禮了。
由於國華銀行一案，登門拜訪杜月笙的錢永銘，往後和王曉籟同樣成為杜月笙的至交密友，錢永銘（新之）是浙江人，但卻出生於上海，世家子弟，卓犖不群，他自法國留學歸來以後，便在上海銀行界工作，早期他對黃杜張這一幫子人的觀感，據他告訴法學專家，後來同為杜氏友好的呂光說：
「租界時代，上海五方雜處，繁複不可盡述。有些人憑恃著租界的勢力，和當時國政的寙敗，產生不少地方上不正當的力量。我們做銀行業務的人，跟外間的接觸甚多，但是對於這些勢力圈中的人，老實說，既不能臭味相投，也不願引以為友，更何況折節下交！」
這便代表了當時上海上流社會中人，對於杜月笙等人的一般看法。刻薄一點的講，要說是「疾惡如仇，避之有如蛇蠍！」似亦並不為過。
錢新之這個人，可以稱為工商世家，接受歐西教育，新派智識份子成功者的典型，他說得上是少年得意了。早在民國十一年六月，增資為國幣兩千萬元的交通銀行股東會，公選南通狀元，中國第一位實業鉅子，民元的實業總長張謇擔任「總理」，而以少年翩翩，博學多才的錢新之出任「協理」。—當時的張狀元高齡已達七十歲，常住南通，他自己創辦的龐大事業，實已使他「險難重重」、「無日不為實業籌款」，所以，他當交通銀行總理只不過是掛個名而已，一應行務，多由錢新之負責主持，他對交通銀行的重大貢獻，是抑止民國十年中交兩行的擠兌風潮，窮為了提高交行幣信，他以雄渾的魄力，設立分行發行總分庫，專營發行業務。這就是說︰但有交通銀行的地方，交行發行的鈔票，隨時可以兌現。
當了整整三年的交通銀行「老闆」，民國十四年五月交行改組，他和張狀元同時辭職，繼其任者為北政府時代的「二總統」、「大財神」——梁士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