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三年農曆十月八日（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由遜清郵傳部尚畫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是為我國最早的一家銀行。盛宣懷逝世以後，這銀行一直由傅筱庵掌管，可是，從民國二十四年起，外國報章維志提到杜月笙，每每以「銀行家」、「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為其第一個頭銜，順手拈來一個例手，英國人在公元一九三三（民國二十二年出版的「上海名人錄」中，即曾載有：
「杜月笙，生於一八八七年，上海人，自幼從商，目前是上海法租界最有權勢的居民是著名的慈善家，一九三二年任命為法租界公董局華董。他又是上海中國通商銀行、中匯銀行董事長，正始中學創辦人，上海急診醫院董事長、商會監事、華豐造紙公司、紗布交易所、大達輪船公司、寧波仁灣醫院董事長……」
中國通商銀行怎麼會從傅筱庵手中，移轉到杜月笙的名下來呢，這話，得從民國二十二年「廢兩改元」，和二十四年的「實施法幣政策」，這兩件黃浦灘上，以至全國各地的驚風駭浪大事說起。
我國貨幣向采銀本位，往民國二十二年之前，尤其銀兩和銀元並用，輒常混淆不清，而早年開設的銀行，又不分官辦抑或民營，一概部有資格發行紙幣，發行鈔票的利益大極，可是風險則擔得更大。由於國人重硬貨而輕鈔票的心理，時局一有變化，或者偶然傳出風聲，往住就會發生擠兌，而把準備不夠充份，兼以調度周轉乏力的銀行逼倒，影響金融市場，為害至鉅。
當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國家已告統一，凡此金融上的混亂現象，勢必加以匡正。尤其一九三O年（民國十九年）時代，世界經濟恐慌，英、美、日等各國相繼改革幣制，實行英鎊、美金、日圓貶值，藉以渡過難關。反觀我國剛在民國二十二年，大力推行「廢兩改元」政策，恰值國際銀價步步高陞，於是從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白銀外流淨值竟達九億二十七百萬元。國家經濟受不了這麼重大的打擊，於是通貨緊縮，物價大跌，百業蕭條而產業瀕危。國民政府迫不得已，乃在民國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十一月四日，採取斷然措施，停止使用銀本位，採行「無限製法償通貨管理制度」，實施「法幣政策」。規定法幣發行按十足準備，其中現金六成，保證準備四成，規定法幣一元兌英鎊一四二五便士，對美匯率為美金二角九分七厘五毫，同時頒令一切白銀收歸國有，集中發行於國家銀行，並組織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定期檢查，以固幣信。
民國二十三年起即已發生的金融危機，為什麼挽救良策「法幣政策」要到一年多以後方始公佈，關鍵正在於「集中發行於國家銀行」這一句話上，因為國家發行法幣，以往有權發行鈔票的公私銀行都必須分別加以清理，否則，國家銀行使唯有被迫大量發出法幣換回各銀行的鈔票，那麼，不但國家銀行要代所有銀行背上包袱，尤且，極可能使法幣一登場便步上「通貨膨脹」的噩運。
山雨欲來風滿樓，全國各銀行都面臨生存與否的嚴重考驗。
官方把消息瞞得很緊，而且，在進行「清理」的過程中，一切的一切都保持高度的機密。
經過調查，有發行權的銀行一共是十二家，除了官辦、官商合辦者外，必須「清理」或控制的，一共有六家，中國通商銀行便在這紙黑名單中，位列第三，據統計，到民國二十三年底為止，中國通商的發行額，計達三千四百三十萬元。
官方對症下藥，所採收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秘密集中「有懈可擊」的四家民營銀行鈔票，然後擇定有利時日，持往兌現。倘若兌不出現來。便以「準備不符規定」的事實，報由官方施加檢查，當這些銀行情勢危急，再以維持金融為名，加入官股，指派董事或董事長，予以全面控制。
中國通商銀行以其悠久的歷史，傅筱庵穩健平實的作風，加上盛宣懷全家及其關係方面的經濟潛力，照說是很不至於發生問題的。但是，很不湊巧，由於兩項意外的因素，使傳筱庵陷於困境，無法自拔，坐使這一財力雄厚、信用素孚的中國第一家銀行，像斷線風箏一樣的從自己手中飛去。
首先是中國通商歷年來賺了不少的錢，傅筱庵眼見民國二十二、三年之交，上海地價暴漲，建築事業大行其道，他乃為之霍霍心動，深感良機決不可失，於是他斥資一千萬，在河南路鬧區蓋了一座巍然矗立，美奐美輪的「中國通商大樓」，連地價帶建築費用，這一千萬元即已佔據銀行發行額的百分之三十弱，即以當時而言，也是一項大膽無比的空前投資
第二次意外，則是北洋軍閥全面失敗，若干年來他們還在秘密集會，蠢然思動，傅筱庵和北洋軍閥早有來往，關係非比尋常，國民政府偵悉傅筱庵有資助北洋軍閥，陰謀禍國的嫌疑，立即下令通緝查辦，於是，躲在租界上的傳筱庵，便畏罪潛逃，而且一逃便逃到了日本「地界」，亦即北洋軍閥在日人庇護之下的根據地，東北遼寧遼州半島上的大連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