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六年以前，全國的金融重心，雖分南北二地—上海與天津，但是由於北政府設在北平，天津的金融實力，遠超過東南一隅的上海市。民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鼎南京，雖然內憂外患，荊棘叢叢，可是觸覺敏銳的金融家，已可覘知全國統一之局期不在遠，因此他們派出一支尖兵，由錢新之擔任代表，到南方來試探一下跟國民政府攜手合作的可能性，於是，錢新之便以華北系四行，中南、金城、鹽業、大陸等銀行四行儲蓄會經理和準備庫主任的名義，重回上海。自茲他便成了僕僕風塵於京滬之間的忙人，紅人與要人。
國民政府借重他的長才，先後請他出任過浙江省財政廳長，和財政部次長，甚至有一度鑒於他和法國上層份子，交誼密切，發表他為駐法公使。
像這樣一位熠熠生光，宛如巨星的人物，既為國民政府所倚重，又復是上海的金融重鎮，叫杜月笙怎不心向望之，急於攀交。但是，苦於杜月笙有跟錢新之結合的願望，錢新之卻認為並無「折節下交」，搞得「臭味相投」的必要。於是，一次兩次的碰壁，使杜月笙感到萬分的失望與惆悵。
但當錢新之碰到像國華銀行那樣棘手的事，國華生死存亡，千鈞一髮，錢新之受了唐壽民的懇托，復以自己本身，利害相觀，他環顧滬上，「得通者昌」之士，雖然所在多有，但是能夠不惜犧牲自己，成全尚未「攀交」得上的友人者，除了杜月笙，似乎不作第二人想。錢新之是冰雪聰明的一個人，他把握得住杜月笙的心理，曉得他決不會「舊憾新怨、睚毗必報」，毅然決然的去找他幫忙，果然，他這一寶押准了，杜月笙甘冒「撤銷擅自民眾大會議案」的大不韙，救下了險象環生的國華銀行，因此，當錢新之提及他和杜月笙的交往，便不得不承認，—他從內心中掬出其由衷感佩之忱，他很坦白的向呂光透露，他對杜月笙觀感改變的經過，他說：
「我們起初對『勢力圈』內的人，觀感如此，但是，殊不知真正的血性朋友，和有偉大氣度的杜月笙先生，就從這個圈子裡卓然特出，不由得我們不加敬佩﹗」
他又讚頌不置的說：
「杜月笙的名氣，漸漸洋溢，我從多方面知道他︰能重然諾，能敬重好人，能仗義疏財，能說公道話，能擔代人家所不能擔代的事。總之，是我們值得敬他，愛他，而且願興他結交的朋友。」
錢新之興致勃勃的講起他和杜月笙之間的一段往事，他說：
「記不得那一年的秋冬之間，上海工潮蓬勃，經濟和治安，陷於極度不安。法商水電工潮，因為待遇的關係，開了一場很大的風潮那時侯杜先生在勞工方面，已經有了力量，而他又天生有一種善為排難解紛的精神，經過多次的折衝，方始知道局方與工會方面所爭執不決的距離，相差十萬元。杜先生有毅力，也有力量，他自己籌了十萬元，將這一次風潮，輕經的平了過去。賠了餞，不願讓人知道。同時，又有上海的紡織業，勞資雙方也鬧了不小的糾紛，自然又找杜先生來調停其事，其復維和困難的情形，也不亞於法商水電工潮。結果呢，杜先生又不聲不響掏了腰包，把這件事也敉平過去。於是，大家就對他更進一步的敬愛，卻是只知道他解決了糾紛，還不曉得他貼了這許多錢呢。」
接著，錢新之又向呂光談起就在那一年，杜月笙顧了別人，顧不了自己，年關一到，雙腳直跳，迫不得已請他代為借錢應急的趣事。錢新之說：
「就在這一年，陰曆年關到了，杜月笙先生竟然窮得過不了年，拿了他僅有的房地產道契，托我轉向銀行借了三十萬元，方始渡過了難關。這三十萬元是他罄其所有押借來的，但是他家裡的賬房間，依然照他年年的慣例，預備著一束一束的本票支票或現款，救濟他的窮朋友，或經濟情況不好的親戚，甚至無論識與不識，凡有求他的，無不滿意而去。故所以他年年到了大年夜，還是鬧著窮，像這樣子的慷慨和熱心，從當時到現在，恐怕還找不出第二個人呢！」
由於以上的幾段談片，可以想見，不論是王曉籟，抑或錢新之，杜月笙力爭上游，攀結社會上層份子，他都是用他的虛心誠懇，捨己為人的精神。自然而然的改變了那一幫人對於他的觀感，於是感激敬佩，相交如魚得水。杜月笙和王曉籟、錢新之成為了好朋友，真是躊躇滿志，心花怒放。事業有別，潮流不同，舊侶自然淘汰，新知扶搖直上，從民國二十三四年到抗戰以前，「黃杜張」遂而一變而成「杜錢王」，「杜錢王」三位一體，杜月笙乃成為上海路路皆通，最有力量的社會領袖，君不見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史量才一死上海地方協會改組，便由杜月笙升任會長，而以錢新之、王曉籟兩位上流社會眾望所歸的大好佬屈為副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