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抵達香港，時在二十九年元月五日下午，杜月笙、黃溯初等人心頭懸著的一方巨石，方始輕輕落下。祇是頂要緊的人到了，日汪密約，原經高宗武的內弟沈稚泰，攝成底片，交由高宗武夫人秘宓收藏，攜來香港。然而，將此一賣國密約，公諸於世，令普天下人認識日閥之狠毒，與乎漢奸之可悲，還有問題；因為，陶希聖的家眷，陶夫人和五個孩子，到然留在上海，必須設法逃出，否則，一定會遭敵偽的毒手。
民國五十二年六月一日，陶希聖在「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六期發表「重抵國門」長文，對於陶夫人和五位哲嗣的逃離虎口，有很生動詳盡的敘述，謹將原文摘錄一段：
「二十九年一月四日上午，我從上海法租界環龍路住宅乘中到南京路國泰飯店前門。下車之後，進入大廈，從後門叫街車到黃浦灘碼頭，直上輪船。中午，船開了，航行到公海之後，我纔從船上打電報給冰如（按：即陶夫人）報平安。至五日清晨，冰如纔把我寫好留在家中的幾封信，叫人送到愚園路。
「愚園路諸人（包括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及周佛海、陳公博等）得知我離滬往港，大為驚駭。我的住宅門口，一時之間，有親友來問訊，亦有便衣人員偵查與監視。廚子被調走了，工役不能出門。家中沒有飯菜吃。家中沒有飯菜吃，只是將日前剩下的飯菜燒熱吃。冰如帶著女兒和小孩子為避免煩擾，躲到法國公園裡，鎮日不吃亦不喝，在那裡枯坐流淚。大孩子們仍然各自上學。
「這種情勢何能持久。冰如決計到愚園路去看陳璧君。六日一早，她打電話請見，陳當即允見面一談。
「陳接見冰如，首先說道：『我派人到你家裡去，你總說你是陶家的親戚，不承是陶太太。你是做什麼政治工作的？』冰如坦然解答說：『我是鄉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飯，養孩子，不知道什麼政治。希聖在外邊做什麼，我不知道。他跟隨汪先生十五年，為什麼要走，事前也沒有商量。』
「她又說：『我們家眷從香港搬到上海，只有兩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他不會接家眷來到上海。』
「她接著說：『香港為是非之地。他這一去，難免不說話。等到他一篇文字發表了，那就遲了。』她又說：『我相信他不會輕易發表什麼。我決定自己到香港去，連勸帶拉，要他回上海。』
「陳璧君不肯答應冰如的要求，推辭的說：『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冰如再三說：『我這回去，只帶兩個小的孩子。三個大孩子仍在這裡上學。』說到這裡，陳纔有允意。她去請汪到客廳來。汪起先這還是未曾鬆口。恰好這時，林柏生送一封信進來，汪看信之後，面色大變。他將信遞給冰如看。冰如說不會讀信。原來這信是我從香港寄給汪的。信的意思是請他們保障我的家屬的安全，如果他們陷害我家屬，我只有走極端。至此，汪陳纔一口氣答應派冰如到香港去。只要希聖回上海，什麼條件都可以做到，並且要他在一星期之內先回一確信。
「冰如得到允許之後，立即買船票，趁法國郵船離滬往港。她帶了四兒晉生及五兒范生，留下女兒琴熏，大兒泰來，三兒恆生。當冰如從十六鋪碼頭上船時，三個大孩子在碼頭上，眼見他們的母親帶著弟弟們上船，船上與船下，都痛哭失聲。這一去是生離還是死別，是無從預知的。
「冰如到港後，我們住在九龍尖沙嘴亞敘裡道。她先打電報給陳璧君，『希聖即可偕反上海』。汪陳接到電報之後，隨即離上海到青島去了。
「我與杜月笙先生籌劃，如何救那三個孩子出險。我們商量的結果，派曾資生到上海，與萬墨林取得聯絡，圖謀偷運出口的方法。
「墨林原住法租界華格臬路杜月笙的老公館。上海淪陷後，他移居杜美路新公館。新公館的牆外，是一座煤球廠。
「資生與墨林聯絡好了，便打電話給琴熏，指點了一個辦法。琴熏接到了電話，即將泰來和恆生送到滬西二姑母的煤鋪去。她自己攜帶一個小包裹到法租界萬五姨住宅裡寄放。他們對那兩家的說法，是住宅吵鬧不安，他們要想在親戚家裡小住一兩天。安頓好了，琴熏仍迴環龍路。
「次日清晨，琴熏帶書包到霞飛路西段上學，她從學校前門進，從學校後門出，坐上一輛準備好的街車，到滬西，接了泰來和恆生，到杜美路那座煤球廠。那廠裡是黑黝黝的，幾乎對面看不見別人的面孔。孩子們碰著的，都是些陌生人；那班陌生人支配他們分乘三輛街車，分途直駛十六鋪。他們在碼頭上，互不聞問。他們分乘舢板從意大利郵輪的尾部，被拉上輪船。他們在輪船上，分別四處坐下。孩子們都知道，若是三人之中，有一個被捕下船，其它兩人也只有各自逃生，不能關照。
「意大利郵輪出了吳淞口，到公海上，三個孩子和曾先生才聚會在一間房艙裡。兄弟們走到一處，不知道是笑還是哭。每一個眼眶裡都是淚珠
「一月二十日，孩子們到了香港，我們才在二十一日把『日汪密約』發表出來，從重慶來與我們接洽發稿者，就是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