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青、袁國梁兩人去見到了杜月笙，卻是「老夫子」正發氣喘，臥病在床，他在床上聽完了袁國梁的報告，為替學生子撐腰，他不遑思索，一口答應，當時他問袁國梁說：
「我做福澄的董事長，該入多少錢的股子呢？」
袁國梁喜不自勝，於是便答：
「老夫子加五千萬元的股子好了，這筆錢，由我替老夫子墊。」
杜月笙連忙搖搖手說：
「笑話，笑話。」
他馬上命人喊徐懋棠來，徐懋棠的父親原是匯豐銀行的買辦，上海人有句打話：「吃不窮，用不窮，匯豐買辦。」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餘蔭，很有點錢，他參加恆社甚早，戰前即已擔任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看家，勝利以後一仍舊職，卻是又添了一項替杜月笙理財的工作因此，杜月笙決定投資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當場開了一張法幣五千萬元的支票交給袁國梁，由袁國梁寫一張臨時收據，手續便告完成。
袁國梁和王先青對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已畢，兩人又雙雙展謁師門，請杜月笙定一個召開股東大會的日期，杜月笙卻望望袁國梁，回答他說：
「這個事業是你的，我們大家不過捧捧你的場，你自家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能事事依靠我們啊。」
當時，這幾句叮嚀，似乎有點多餘，然而袁國梁細細玩味，杜月笙這樣交代一聲，實在
是語中肯棨，兩面都光，他正是藉此聲明，他投資福澄、答應擔任董事長，完全是為了支持袁國梁，他特地表明自己遇事不出主張，掛名義當董事長的立場，好叫袁國梁放心大膽辦事，同時，也為他自己不過問福澄的業務，預作聲明。
不過，在口頭上，開會日期這樁小事，還是得請杜月笙做個決定，袁國梁繼續請示，杜月笙便面帶微笑的向王先青說：
「先青，你來定個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說：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點點頭，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麗都開會。」
開會結果，由於江陰三大亨聽說福澄股東們要推選杜月笙為董事長，自忖「亨」不過，知難而退，於是杜月笙順利當選。
杜月笙從事紡織工業，始於抗戰時期，一頗具規模的「沙市紗廠」，自湖北沙市，西遷重慶，因為股東意見不合，內部發生糾紛，幾乎就要關門大吉，杜月笙鑒於紡織工業在抗戰期間的重要，出資收購股權，將沙市紗廠接過來加以經營，後來他又應聘擔任過公營的中國紡織公司董事長。西北之旅，組織西北毛紡織廠，勝利返滬，在福澄公司聯營紗廠之後，杜月笙更發起刱辦了榮豐一廠、二廠，兩廠擁有工人兩千零二十六名，此外他也是擁有七七七名工人的恆大紗廠，以及遠在西安的利秦紡織廠董事長，所以，杜月笙也算上是紡織業鉅子。
民國三十五年秋，
「中華民國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舉行第一次大會於上海。這是日趨壯大的我國紡織工業戰後一大盛事，自全國各地搭乘飛機出席會議的代表多達一百多人。當時我國紡織工業劃分為區，如上海一地稱為第六區是。各區又有區公會，「聯合會」系由各區公會合組而成，其重要性自可想見。
各地代表紛紛抵達上海，正值杜月笙纏綿病榻，輕易不出大門一步，代表中不乏多年友好，卻是不但不能親往迎迓，略盡地主之誼，連代表們經大會當局安排的各項節目，他也無法參加一次。正在深感抱愧，一日，忽有七位紡織業代表連袂來訪，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七位訪客之中有六區公會的秘書長奚玉書、無錫榮家紡織業的主持人榮爾仁，還有唐星海、恆社弟子袁國梁等。
寒暄之後表明來意，原來這七位紡織代表是代表中的代表，緣由當時國內公營紗廠廠家既多，代表票數亦伙，民營紡織代表業已獲得確息，公營紗廠集中選票，使「聯合會理事長」這個重要職位，推由公營紗廠代表擔任。
唐星海、榮爾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陳詞，公營紗廠是官辦的，他們平時即已得到官府畀予的若干便利，倘若「聯合會理事長」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獲，民營廠商越加少了一個有力的發言地位。七位紡織代表懇請杜月笙出馬，角逐「聯合會理事長」一席，他們針對杜月笙的愛國心理，乃以大義相勸，他們說：
「紡織事業非特關係國計民生，對於國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響，試看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以後之能夠富強，便由於他們紡織工業的發達。」
杜月笙何嘗不曉得這些大道理，對於「全國紡織公會聯合會」理事長一席又何嘗不見獵心喜？但是他信心猶未恢復，自忖並無把握，於是不管七位代表怎麼說，他都是婉言推辭，他說他大病未癒，身體不好，實在是難任繁劇。忠救軍交給你指揮
因為要潛入敵後上海，吳紹澍乃又想起了「老夫子」、「師座」杜月笙，還有一位早年在漢口結識的朋友，王新衡曾於民國二十三年前後，在漢口擔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上校秘書。杜月笙和王新衡聽說吳紹澍肯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很高興，杜月笙為他作多方面的部署，體貼周到，比杜月笙太太兒女冒險出入滬濱尤且勝過幾分。同時，王新衡也欣然應允吳紹澍的請求，介紹吳紹澍謁見軍統局局長戴笠。
戴笠聽說杜月笙的一個學生子，要到上海去擔任三青團書記，從事地下工作，他不惜優禮相加，邀吳紹澍吃飯，為他祖餞，一壯行色，而且席設戴公館，邀吳紹澍相熟的王新衡作陪。席間，戴老闆純粹是一副自家人姿態，他率直的告訴吳紹澍說：
「你只管放心到上海去，你要曉得，杜先生和我關係不同，我已經下命令給上海附近的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阮清源，我給你指揮忠義救國軍的權力。」
可是，吳紹澍個子雖大，膽子卻小，他自潛入上海，便一直匿居租界，輕易不敢外出。三青團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大多由曹俊、王先青等負責執行。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號外一出，吳紹澍便曉得租界不能再作庇護所，他借口轉赴重慶向中央述職，旋即撤離上海，卻又不敢真回重慶去，因此他躲在忠義救國軍基地之一的安徽屯溪，直到三十三年秋，方抵重慶大肆活動。而因為協助中央留滬忠貞人士緊急撤退，走避不及，遭受日軍或汪偽逮捕的除吳開先進監牢吃過「生活」外，猶有代吳紹澍負責的三青團駐滬重要之士如曹俊、王先青等，數不在少，至於中央委員蔣伯誠，則是在瀕臨抗戰勝利前夕，患高血壓而在中風狀態之中，因為他的夫人杜麗雲外出而被敵偽釘梢，發現秘密寓所，由於風癱在床、無法移動，逃脫牢獄之災，而由日本憲兵隊一面延醫診治，一面派人日夜監視
向以知人善任著稱的戴笠，有一次親訪杜月笙於重慶汪山寓所，當時杜月笙手下的三位得意門生，陸京士、朱學范、吳紹澍都因戴笠借將，而為戴老闆擔任重要工作。兩位好友促膝而談，杜月笙偶然問起這三個人如之何，戴笠坦然答道：
「朱學范浮而不實，弊過於詭；吳紹澍天生反骨，必須隨時留心，唯獨陸京士有忠義之風，比較可靠。」
戴笠這一段話，杜月笙曾不止一次的對他親信心腹透露過，戴笠固有知人之明，杜月笙又何嘗不閱人多矣，吳紹澍脫離共產黨、絕緣改組派、反噬陳立夫、辜負三青團，種種背主求榮，反覆無常的行徑，他焉有不知之理？照說，他在淳安便該不再跟這種天生反骨的小人搭訕，可是，杜月笙將入老年，他的為人處世，已臻爐火純青，及於化境。年輕的時候他以智屈人，善用機心，及長便悟覺做大事業，應付大場面的人必須先具有容物的雅量，是所謂「有容乃大，無慾則剛」，於內則「浩然胸懷」，在外即「木訥恂謹」，能如此，方可以柔克剛勝過機心多多。
所以，吳紹澍趁著杜月笙肩承大任，戴笠、梅樂斯齊集淳安，淳安成為光復上海的司令台，而且在富春江上敵鋒進逼，抗日勝利乍露曙光之際，飄然自重慶遠來，展拜師門，晤見戴老闆，其政治作用之濃厚，明眼人一望可知。杜月笙卻不提舊憾，不問來意，一如往昔的殷殷相待，他留吳紹澍多住兩日，可以促膝長談，也可以等著見見戴老闆和梅樂斯將軍，他叫朱品三為吳紹澍安排住處，朱品三唯有把自己的床鋪讓出來，為師門迎賓引見，栗碌終日後，還要等到客廳無人，纔能極不情願的去困會議桌，硬木板。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杜月笙以為自家一片誠心，坦率衷懷，可以化百煉鋼圍繞指柔，以德服人，使吳紹澍左叛右變，至少不會反到自家頭上，他這一著棋，錯得相當厲害。邵洵美兩月牢獄災
有一天杜月笙親自送客，偶然在廊廡發現一個形容憔悴，神情落寞的老朋友，新月派詩人邵洵美，法國留學生，盛宣懷盛宮保的孫女婿。邵洵美豪於賭，雄貲財，當年也是福履理路一八一號座上豪客之一因而又有「賭國詩人」之稱。邵洵美素來美豐儀，好修飾，翩翩濁世，頗有卓犖不群之概。當時杜月笙看到邵洵美落得這般狼狽，不禁大為駭異，一追詰，居然他還是被軟禁在西廟裡的。於是他急問緣故，據邵洵美說，他家兄弟三人，志向各不相同，他這位老大，到底是跟徐志摩相提並論的詩人，重氣節，忠於國家民族，但是他的二弟邵式軍，卻竟認賊作父，甘為虎倀，擔任敵偽時期的上海統稅局局長。邵式軍替東洋人總綰稅務多年，苛捐雜稅，大肆搜刮，是淪陷區民眾最最痛恨的一名大漢奸邵式軍自己則刀口舔血，其富幾可敵國。邵洵美深以他二弟的作為，不僅為國家蟊賊，抑且貽家門之羞，所以他和三弟邵小如抗日殺敵之志益堅。邵小如曾往上海近郊招兵買馬，要打游擊，因為自己的一份家財大部散光，於是問他漢奸二哥邵式軍索取經費，邵式軍倒也照給，只說兄弟政見不同，不妨「各行其是」。但是後來東洋人施加壓力，邵小如終被邵式軍毒斃，當時邵洵美撫屍大慟，他想盡方法，逃離上海，正待通過淳安，轉赴大後方參加抗戰。詎料被調查局淳安站長查明他是大漢奸邵式軍的哥哥，乃以形跡可疑，暫予軟禁，已經關了兩個多月。
杜月笙聽了，心知他這些話決不會有所虛假，而且他也頗為訝異，自他以次，一大幫上海朋友住進了西廟，將近一月，邵洵美見囚於同一廟宇，斷無不知不曉之理。他這位大詩人到是有骨氣，硬來兮，寧可不明不白的坐監牢，偏不向杜月笙等人求援。於是，當天他便向戴笠力保邵洵美，戴老闆點點頭，邵洵美乃由階下囚，轉為座上客，終於恢復了自由。
忽然之間又得著消息，一路出道的老弟兄，金廷蓀金三哥，自從那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和九龍柯士甸道杜公館失去聯絡，單身一人，背個包袱，冒險逃出香港，長程跋涉到東江河源。在賑濟委員會救濟站上，以普通難民的身份，領了十五元國幣，就此轉折向東，經福建而抵達浙西。金三哥投奔不了大後方，更恥於吃東洋人的飯，他一腔忠忱，大節不虧，以黃浦灘上的大亨，而在寧波附近的一個鄉村，隱姓埋名，開了一小押店便這麼茹苦含辛的渡過三年半光陰。
杜月笙無意間得到金廷蓀的下落，大為興奮，立刻便派專人前往迎接，他請金三哥搬到淳安來，老弟兄音信中輟三年半，這一下，他歡天喜地的說：
「正好勝利結伴同回黃浦灘！」
打發往迎金廷蓀的專人去了，杜月笙便開始不時的問：「金先生到了?？到了?？」他一直問個不停，卻是，金廷蓀猶未抵達，那萬眾同歡，普天與慶的抗日勝利，在八月十日深夜傳到了這座浙西小城。
時值杜月笙一行進駐淳安的第二十七天，亦即離渝東來的第四十五日，八月十日星期五，天氣晴朗，將近午夜，業已就寢的西廟中人，突然被劈劈啪啪的鞭炮，夾著人語喧嘩吵醒，乍聽見嘈雜聲浪時，還吃了一驚，待至聞及街頭有人歡呼，方知這是望眼欲穿的勝利來臨，於是眾人紛紛披衣起床，爭相走告，杜月笙的一支人馬全都集中在他房間裡，有人在笑，有人鼓掌，有人直說「恭喜恭喜！」但是也有人保持審慎態度，不敢遽予相信，他們之間有人說：
「戴先生呢？要問過了他才可以確信啊。」
當時又有人說：
「戴先生齊巧不在淳安，依我看，還是等著明朝天亮看東南日報哪能講?！」
顧嘉棠聲音洪亮，快人快語，他正在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就怕有人遲遲不信，掃了他的興，當下，他一拍大腿說：
「淳安人不是戇大，深更半夜會得瞎放鞭炮，歡呼勝利！就講不是東洋蘿蔔頭投降，至少也是前線打了大勝仗！喏，我早曉得有這一天，從重慶帶來兩瓶三星白蘭地，此刻讓我去拿出來，大家痛飲三杯！」
說罷，他翻身入內取酒，酒拿來，又鄭重其事的向大家說：
「這兩瓶酒是專為慶祝勝利喝的，要末就通通喝光，否則我不打開！」
大家正在興高采烈，於是七嘴八舌的嚷喊：
「當然當然，我們一定喝光！」軍統監管敵偽資產
杜月笙吩咐朱品三往送陸京士啟程赴滬，當時，陸京士和曹沛滋、趙雲昭等人一道動身，承船沿富春江東去，陸京士鼓棹東航以後，朱品三還報杜月笙，杜月笙還為愛徒此行憂心忡忡，一連幾天，他直在喃喃自問：
「就不曉得京士他們阿可以平安無事到上海啊？」
但是陸京士一行著實不曾辜負杜月笙和戴笠的殷勉和期許，當日本天皇詔令日軍無條件投降，政見分歧，唯力是視的日本全國人民都陷於惝怳迷離，無所適從的重大矛盾之中。在華的三百萬日軍放下武器，齊同解甲，固屬萬眾一心，敗亦猶榮的正大光明之舉，由而表現了「萬世一系」的天皇威信，因此也使蔣主席保存天皇之議在同盟國中順利獲得通過。但是窮兵黷武，不惜玉石俱焚的日本少壯軍人，畢竟也流露了他們悲憤欲絕的反抗意識，日本本土發生暴亂流血事件，位居全國之中湖北武漢，也有一位時任報社社長的胡蘭成，在日軍暗中支持之下，想要「平視」重慶中央，「倒要與他們別別苗頭」，胡蘭成和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鄒平凡宣佈武漢獨立，一時「李太平師、汪步青師皆來歸」，
「連同各縣保安隊，擁兵數萬，拒絕接收」。便在黃浦江外，吳淞口上，更有駐滬日軍奉到命令，將大批軍火武器裝上輪船，駛往船跡罕到不為人知的海面，一一投諸海中
淳安方面，戴笠和梅樂斯在八月十五日聯袂遄返西廟，淳安西廟於是成為接收京滬尤其是上海的司令塔，梅樂斯不諳上海情形，戴笠和杜月笙有商有量，密謀大計，並且迅速施行。由戴笠和杜月笙部下混合編組而成的忠義救國軍自上海近郊紛紛向市區推進，但是這兩支人馬猶嫌未能分佈各處，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日軍駐上海有第十三軍松井太久郎部，下轄二十七、六十、六十一、六十九諸師團，正規軍在十五萬人以上，偽軍則有一百餘部八九十萬人，駐上海的精銳之旅數不在少，這麼龐大的敗降大軍如何集中繳械？還有價值至鉅的銀行現金、敵偽物資，再加上中共新四軍解散後，中共全力擴充的七師共軍，也在浙江天長地區以近水樓台之勢陰謀攫奪京滬。上海市區尤有大批共黨份子潛伏，見獵心喜，躍躍欲動，所以若論全國第一要埠上海之接收，誠所謂千頭萬緒，其亂如麻。自八月十日夜日皇宣告無條件投降起，淳安西廟總部情況之緊張，工作之繁忙，令人難以想像。所幸戴、杜預為部署，胸有成竹，當中共誘大漢奸周佛海以「東南民主聯軍總司令高位」，命他掌握數十萬偽軍和東南富庶之區一舉投共，戴笠卻早在兩年以前接受周佛海為國立功贖罪的請求，預先埋伏下一著得力的棋子，勝利來臨，周佛海立將偽稅警團、偽保安部、全部偽軍交由中央接管，同時保存好偽中央儲備銀行的黃金五十萬二三一○兩，白銀七百六十三萬九四四五兩，銀幣三十三萬，美金五百五十萬，日幣九百二十三萬圓，日本公債二十億圓，原封不動的移交我國財政當局。周佛海在上海接受淳安戴笠的指揮，戴笠又有杜月笙運籌帷幄，用地方勢力相配合，益以軍統局人員奉中央之命負責監管接受上海敵偽資產，偽政府數十萬偽軍之皤然來歸，東南財富與通都大邑之確實掌握，可謂不發一兵一卒竟能傳檄而定。由此可見軍統局、戴笠、杜月笙等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具見八月中旬以後淳安西廟的重要性，及其栗碌繁忙的情形，曾經躬與斯役的曹沛滋謂西廟為抗戰勝地之一，洵非虛語。一席歡宴熱淚盈眶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戴笠在杜美路七十號杜月笙寓，成立「上海辦事處」，事實上便等於是他的東南總部。上海辦事處的重要人員極一時之選，如王新衡、李崇詩、龔仙舫、尚望、何龍慶、陳祖康等均屬之，辦事處所轄的單位很多：忠義救國軍、中美合作所、軍統局均在其內。辦事處成立不久，戴笠便邀杜月笙同為主人，舉行了一次盛極一時的宴會忠義救國軍的重要幹部，上海地下工作首領，一例欣然赴宴。八年來並肩作戰，冒險犯難的夥伴，濟濟一堂，同慶抗戰勝利之終於來臨。
杜美路七十號戴總部的幾間大廳全部打通，擺下三十桌酒席，最上面的一桌坐的是杜月笙、戴笠、馬志超、王新衡、李崇詩、陸京士等。戴笠笑說萬墨林抗戰八年勞苦功高，也拖他到首席上去，和他爺叔杜月笙同坐。
這一席盛宴中，戴笠的情緒既興奮而又激動，戰友聚飲，酒興更濃，他即席致詞，高聲說道：忠義救國軍是他得杜月笙的助力而親手建立。抗戰八年裡迭經苦戰，屹立東南，牽制敵人廣大的兵力，而且迭建奇勳。抗日勝利後安定局面、維持治安，所建立的功勞更大，他越說到後來越加情不可抑，挽著杜月笙的胳臂大聲疾呼：
「我們都知道杜先生對於本軍的重大貢獻，所以我要說：沒有杜先生，就沒有忠義救國軍，沒有忠義救國軍，就沒有今天的勝利慶祝！」
頓時，歡呼四起，掌聲雷動，有人雀躍，有人高叫，人潮滾滾的湧向首席，「杜先生，杜先生！」的喊聲此起彼落，震耳欲聾。忠救軍的幹部爭先恐後的來向杜月笙致意，敬酒，情緒熱烈，達於沸點。多年以來的心力交瘁，多時以來的悒鬱苦悶，唯有在這一剎那得到衷心的安慰，充分的補償；杜月笙許是悲喜交集，深切感動，當時他竟熱淚盈眶。他唇角掛著澀笑，眼睛盯住戴笠，眼神裡滿孕意外之喜與深心感激，到底是心腹兄弟，知己朋友，方能給他這一縷溫情。
自從忠救軍建立，杜月笙把他的各地基層幹部，全都交給了戴笠，因為自己不諳軍事，他很少過問忠救軍的事務，如今經過戴笠八年間的心血灌溉，居然成為這麼強大而精銳的一支隊伍，確使杜月笙十分驚異，喜出望外。忠救軍的大多數幹部，仍舊是杜月笙的手底下人。嬲著「杜先生」「請乾一杯，請乾一杯」鬧得最凶的馬柏生，原來是杜月笙手下隔著好幾層關係的一名浦東鹽梟，他召集一批弟兄，響應杜月笙的號召，加入忠義救國軍，佔住了奉賢縣城誓死不退，他的驃悍善戰使頑敵日軍為之膽寒，奉賢孤城竟在他的喋血苦戰下，奇跡般守了八年之久。戴笠壯其志，民國二十七年便委他為奉賢縣長，其間他應召到過香港，謁見杜月笙和王新衡，當由王新衡替他安排行程，飛赴重慶赴戴局長召見。杜月笙還記得，馬柏生在登機前夕被他一位朋友拖去打麻將，打到超過了飛機起飛的時間，待至趕抵啟德機場，赴渝航機早已破空而去，耽誤了戴局長召見這件大事，當時氣得馬柏生反目成仇，凶性大發，他在機場拔出手槍，要去跟那位請他打麻將的朋友拚命，還是杜月笙一聲喝令，叫他不可魯莽，飛機趕掉明天再走便是。馬柏生敬酒時自己談起這段往事，逗得全場為之哄堂大笑不止。
戴笠肩負肅清全國漢奸的重責大任，肅奸重點當然還是在上海，他仍舊需要杜月笙多方協助，幾乎每天都有事情，親赴顧嘉棠家中和「月笙哥」促膝密商。當時的肅奸工作實有重大的窒礙，進行起來相當的棘手，尤以共黨藏污納垢，大量收容漢奸國賊，偽軍尚未改編，可作漢奸保鑣，還有敵偽財產的轉移和隱匿為然，「捉漢奸」千頭萬緒，那有想像中那麼簡單？戴笠是先訂立了制度，擬具調查、逮捕、逆產清管種種辦法，然後因地因時制宜，擬定程序，按圖索驥，由於事前周詳嚴密的準備，所以一動起手來便雷厲風行，威猛嚴峻，大有一網打盡之勢。京滬一帶，梁鴻志、陳春圃、傅式說、鄭洪年、梅思平等紛紛落網，大小漢奸被捉多達三百二十一人。陳公博、林柏生、陳君慧、莫國康等逃到了日本，陳璧君、褚民誼等逃到了廣州，都根據確實可靠的情報，全部抓到上海來。周佛海和丁默村在勝利以前曾經秘密自首，接受過軍統局的運用，掩護地下工作，保全上海、杭州的治安，雖說有功，但是能否抵罪尚待法官決定，因此照樣逮捕下獄。
上海萬眾矚目，最有銅鈿的兩名漢奸，其一是擔任敵偽統稅局長多年的邵式軍，其次為協助盛宣懷的侄公子盛老三盛文頤，假宏濟善堂名義，在上海公開買賣鴉片煙的羅洪義。邵式軍是上海世家子弟，抗戰勝利以後便自他愛棠路那幢渠渠華屋裡神秘失蹤，據說是到蘇北去投了中共，愛棠路美輪美奐，豪華無比的邵式軍大廈，也就成為上海市黨部的辦公處。務請交出羅洪義來
羅洪義是杜月笙的及門弟子，屬於舊派，長袖善舞，八面玲瓏，對於老頭子杜月笙畢恭畢敬，唯命是從，東南淪陷，日軍實施毒化政策，由盛文頤主辦宏濟善堂賣鴉片，羅洪義有份。汪偽政權成立，群奸角逐，頭一樁大事便是跟日本人爭取鴉片經營權，成立了「寓賣於禁」的「禁煙總監部」，羅洪義由於專門人才的關係，依然為個中要角。抗戰八年，他便在上海專賣了七八年的鴉片煙，「水過土濕」，他到手的錢財那是天文數字。當杜月笙抗著金字招牌，擔起兩肩一口，赤手空拳入四川，到重慶，既得創辦事業，又要接濟朋友，尤須支付上海方面的鉅額開銷羅洪義便開始撥款接濟，他的銅鈿實在賺得太多，有了一條通重慶的大道，他便盡量多撥些錢到重慶去，一方面供應老頭子的開銷一方面也希望杜月笙給他存點下來，買進些黃金、美鈔儲蓄券，備作日本戰敗，冰山一倒，他將來的活命之資。據估計，羅洪義先後撥給杜月笙的錢，在上海墊付的各種款項概不計入，居然還有七八百萬元之譜。
日本投降，上海光復，杜月笙到了上海，羅洪義自知十手所指，法網難逃，唯一的路子，祇有托他老頭子杜月笙的庇護，所以杜月笙住進愛文義路顧家，羅洪義立刻跟進，他無日無夜，足不出戶，跟牢在杜月笙的身邊，寸步不離。他曉得祇有如此，方始逃得過被捕下獄，判刑定罪的霉運。
羅洪義躲在杜月笙的左右，戴笠早已知情，他不說破，是希望杜月笙自家向他提起這一件事，雙方面可以從長計議。戴笠辦案，一向公私分明，腳步站得極穩，而且他愛惜羽毛，斷不容損及自身聲譽。上海肅奸，跑了一個頂有錢的邵式軍，黃浦灘早已風風雨雨，嘖有煩言，如今第二號富豪漢奸又被杜月笙收容，外間更是議論紛紜，倒要看看鐵面無私的戴笠，如何公私兼顧，處理這一樁漢奸案子？
戴笠等杜月笙自動說明，他將提出羅洪義必須投案的主張。可是杜月笙絕口不提，他苦於人言可畏，不得而已，終於有一天他把軍統局上海負責人召來，這位上海負責人也是杜月笙的要好朋友，戴笠跟他開門見山的說：
「羅洪義在敵偽時期販賣鴉片，坐收漁利，這個人不能不辦。」
「可是……」
「我曉得，羅洪義躲在杜先生那裡。我現在就是要你見杜先生去，你請杜先生立刻把羅洪義交給你，接受審判，依法論刑。」
「我怎麼跟杜先生說呢？」
「很簡單，」戴笠說得斬釘截鐵：
「你告訴杜先生，他究竟是要我戴某人這個朋友呢？還是非保牢羅洪義不可？如果他要顧全他和我的交情，那麼他就交出羅洪義，否則的話，我為顧全友道，可以放他一碼，祇是從今以後，我和杜先生不再有朋友的情份。」
「中間人」很為難的去了，照戴笠的話，一五一十跟杜月笙說個明白，杜月笙聽完以後，矍然而起，言下頗有憾意的說：
「我收留羅洪義，一來是顧念師生之情，二來則當年的地下工作，只要我有事情交代他，他從不推辭，多少也有些微勞。羅洪義賣鴉片的事我曉得，我總以為他不曾做過偽政府的官，此刻他既已因漢奸案被控，雨農兄指明要他這個人，莫說他在我這裡，即令他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捉回來，交給戴先生歸案。」
言訖，馬上撥對講電話，叫羅洪義進來，當面交給來人帶走，羅洪義一語不發，拜別先生便去投案。他後來被判處徒刑，服刑到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方始獲得開釋，是時杜月笙已經避難香江，羅洪義便也到香港去，隨侍師門，按日到杜公館報到侍疾，一如往昔。
戴笠初到上海，便聽說吳紹澍氣焰萬丈，翻臉不認師門，而且明裡暗底，以杜月笙為假想敵，對杜月笙橫施打擊，盡情污蔑。杜月笙和吳紹澍的師生之誼，戴笠肚皮裡一本賬清清楚楚，他愛重杜月笙，兼以義憤填膺，忿懣不平，著實發了大脾氣。他認為杜月笙功在黨國，理應受到全上海人的尊敬，殊不料讓他自己的學生子打得這麼樣凶法，戴笠的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換任何人都要知所警惕，不寒而慄。但是吳紹澍自以為他已將黃浦灘捏牢，莫說是戴笠，即連若干黨國元老，院部首長，他也不放在眼睛骨裡。因此，他對戴笠冷眼睥睨，愛理不理。
當時上海市長錢大鈞，接到重慶中央的電令，囑他早日恢復上海市臨時參議會，最好是敦請高風亮節，東南人望的革命元老陳陶遺，擔任上海市臨時參議會議長一席。
吳紹澍集中全力攻擊杜月笙，迫使杜月笙深居簡出，免生是非，杜月笙的勢力乃在黃浦灘上暫時銷聲匿跡。吳紹澍自以為得計，卻是忽略了大上海五方雜處，派系林立，從上海開埠以來，自古到今從無一人能使上海定於一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脈互通，息息相關，他從「河濱裡的泥鰍熬到跳龍門的鯉魚」，是他積數十年之奮鬥努力，廣結人緣，所得到的。杜月笙數十年裡無日不放交情，無日不甩鈔票，方始漸漸的泥多佛大，水漲船高，他在黃浦灘的地位不可能毀之於一夕一朝而吳紹澍儘管身兼六要職，將上海權力機構兼容並蓄，全部通吃，他固然炙手可熱，勢莫與京，但是老上海曉得他的底細，他越打擊杜月笙，杜月笙越是悶聲不響，逆來順受，便越發增進上海人對杜月笙的同情，與乎對吳紹澍的鄙夷。人心向背，一消一長，吳紹澍天天乘坐保險汽車，前呼後擁，揚長而過，上海人和他之間的距離便無形中越來越遠，一時乃有「好官你自為之，要我支持休想」的敵意存在。於是，吳紹澍步步登高，老百姓敬而遠之，他要錢沒處要，要人湊不齊，一應庶政，進行得疙裡疙瘩，毫不順利，天長日久，他也難免發急，直到這時，吳紹澍開始憬悟，政府與民眾之間，橋樑確實是相當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