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就到了1958年的年關，王衛國在郭家溝已經生活了快半年時間。
過了年，村裡的學校就到了招收學生的時候，不少孩子家長已經為孩子準備好了書包。王衛國羨慕他們。但一貧如洗的家庭哪能拿出錢來給他報名上學，給他買筆買紙買課本？更何況他還承擔著家裡好多活兒。他把熱烘烘的心裡拱動的願望強壓住，沒有向父母張口。
一天晚上，寒冷難耐，慈祥的大媽將睡在身旁的衛國冰涼的雙腳，拉到自己被窩裡取暖，暖熱了兒子的雙腳丫子，卻發現，兒子並沒有安心入睡，小身體在被子裡不停地活動。
大媽問兒子，衛國，在做什麼？
衛國回答：我在練習寫字。
大媽手摸過來，發現兒子正在用小手在肚皮上畫著。大媽明白兒子的心事，大媽覺得兒子受委屈了，禁不住流下淚來。大媽說，過了年，媽給衛兒買本子，買鉛筆，送衛兒上學去。
1958年的春季開學，一天早晨，大媽把兒子從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掛了一個書包，輕聲說：「上學去吧！」
那一刻，衛國的眼睛一下子濕潤了，他說：「大媽，我不會逃學的。」
大媽帶著兒子去了本大隊的馬家店小學報了名。課本發下來，王衛國感覺太簡單了，想跳過第一冊和第二冊，直接從第三冊讀起。他把這一想法告訴了大媽，大媽找到老師劉振安商量。劉老師讓王衛國在土崖上寫幾個筆畫稠的字，王衛國不僅寫下來，也能讀出來。劉老師又出了兩道算數題，王衛國就傻眼了，劉老師講解說，加法就是添上，減法就是去掉。衛國理解了。
路遙讀初小的馬家店小學
劉老師說，好吧，可以為你破例，作為插班生，直接讀第二學期的課程。女同學劉鳳梅事後回憶：
我與路遙是同村人。不過，這個同村的概念是行政村，自然村卻是兩個，我們村叫劉家圪，路遙的村叫郭家溝，兩村只有一河之隔。站在我們兩家的院子裡可以遙遙相望。公社化時大隊部是設在我們這個村的，隊上有事，常常通過大聲喊話通知對方，因為那時村上還沒有電話之類的設施。
我們的小學設在馬家店。這是一所坐落在河畔的用廟宇改做的學校，三孔窯洞教師辦公佔去一孔，四個年級的學生擠佔了兩孔，操場則設在河灘裡。路遙比我低兩級，我們分別坐在兩孔窯洞內，但是上操、課間活動是在一起的，嬉笑打鬧，無盡的歡樂充斥在童趣中。童年的路遙是淘氣的和富有個性的。那一次，他與一個大他三歲的孩子打架，儘管他是倆人聯手，還是被打敗了。他倆不服輸，去找那個孩子的家長算賬，卻沒能如願，就雙雙趴在人家的門框上嗚嗚地哭。這是受了委屈的宣洩，也是不甘罷休的挑戰。因為他們不像一般孩子那樣，受了欺負，要不害怕了，從此躲著對方；要不告訴家長，讓家長替自己「報仇」。（劉鳳梅《銘刻在歲月中的思念》）
當少年王衛國來到郭家溝時，正值1957年，這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歲月——全國性的反右鬥爭在這一年展開。自然，即使是全國性的運動，這與靠土地生存、本本分分莊稼人的生活也是相去甚遠的。然而到了1958年，一個難以逃脫的現實，擺在了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力圖在探索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打開一個新局面。會後，「大躍進」運動迅速在全國範圍內發動起來。
「大躍進」運動在盲目求快、急於求成的思想影響下，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農業強調「以糧為綱」；工業強調「以鋼為綱」，要求在5年以至3年內提前實現原定15年鋼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的目標。各地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
全國性的「大躍進」運動開始了，緊隨其後，建立了農村人民公社，家家砸了自家的飯鍋，開始吃大鍋飯。
農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級農業生產社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組成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成立初期，生產資料實行過單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實行過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並取消了自留地，壓縮了社員家庭副業，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影響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是我國領導人在新中國成立後犯的一次大錯誤。
土改時，分的土地，又歸了農業社，農業社歸了農村人民公社，打下的糧食反倒比過去少了。本來靠下苦力氣，只要大伯王玉德的一個勞力，是可以顧上一個四口之家的，雖然不會富裕到哪裡，但是，家中的溫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然而，現在進入了人民公社，一樣的起早貪黑，苦沒有少受，力沒有少出，一年到頭掙下的工分，分下的糧食，卻不夠一家三口的口糧，更沒有一點點多餘的錢花。
每每到了要為兒子上學必須的花費付出，王玉德就不禁懷念起20世紀40年代，雖然兵荒馬亂，但只要肯吃苦，肯賣力，總是能夠一分辛苦有一分收穫，而且基本做到豐衣足食，不會為兒子上學的書本費和鉛筆費發愁啊！
王衛國體諒家中困難，也心疼老人，只要學習用具能湊合著用就行了，從沒有過多要求。
大媽問過兒子：衛兒，人家娃娃吃好的，你愛不？
兒子回答：愛哩，有時候愛得口水直往下流，可只要趕緊離開人家，眼看不見，也就不饞了。
兒子的回答，令兩位老人心疼不已。兒子太懂事了！所以，無論日子過得有多不易，自己受多少苦，也得供兒子把書念成。不唸書的孩子成不了事，一輩子只能在窮窩窩裡撲騰，哪裡能走出眼前一道一道山呢？
衛國雖然很懂事地安慰了大伯大媽，但是，他畢竟還是個孩子，而且是個敏感自尊的孩子。他內心裡是多麼想不要只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季才能穿上鞋，多麼想能有一條新褲子，哪怕只是上學時才穿上哦。因為在學校裡，當別的孩子擁成堆兒耍鬧時，衛國不得不孤零零遠遠躲開——因為他的褲子是破的，不敢到人前去。只有放學後，回到村裡那些沒上學的光屁股娃娃中間，衛國才感到自然舒坦，才敢無拘無束盡情玩耍。
當衛國穿著破褲子在村頭出現時，那些不曾上過學，在家以燒火和針線為功課的女孩子，就會把衛國拉過去替他將破洞縫上。儘管走不了幾步，剛縫上的地方又會開線，可衛國依然充滿感激。
熬過漫長的冬天，荒禿禿的山溝裡突然出現了彩霞一樣的杏花，衛國便滿心歡喜，天天去杏樹下觀望。山溝綠了，杏花謝了，青青的小杏長出來了。直到有一天，衛國再也按捺不住焦急的性子，攀上樹去，摘下幾個青杏，雙手捧著，翻溝爬坡找見為他補過褲子的女孩子，把杏兒送給她。青杏兒被汗手攥成了烏突突的顏色，可是女孩子很高興，咬一口，酸得直皺眉頭，女孩子和衛國卻甜甜地笑了。
上世紀50年代是陝北歷史上的清平盛世。幾近戶不掩扉，道不拾遺。清平盛世中雖然沒能糰子換蒸饃，但也確使不少光棍娶了老婆——這是一個著名的人口高峰，也是一個教育普及的黃金時期。和路遙同齡的農家孩子幾乎都被動員進了村辦小學校。從「五星紅旗」到「我們的教室真漂亮」，課本給孩子描繪了一個既陌生又美好的環境。這一切和生活中的種種不足形成了諸多反差。這些反差隨著課本知識的增多愈來愈明顯，愈來愈刺激著孩子們的心。（海波《少年路遙》）
在馬家店小學讀了四年初小，1961年夏天，王衛國初小畢業考上了高小。進入延川縣城關小學讀書。
考進縣城的王衛國，困難迎面而來。雖然他家不是最窮的農家，但他卻是城關小學最窮的學生。
延川縣城關小學，位於延川縣城的唐坡上，是縣上的中心小學，分初小和高小兩個部分。高小部共兩個年級四個班，大約有180名學生。
這些學生又能分為兩種，一是縣城機關、事業、企業的幹部、職工子女和城關大隊農民的子女；二是城關公社四十個村子裡農民子女。前者在家裡吃飯、住宿，為走讀生；後者在學校裡住宿、上灶，為住校生。住校生的數字我也說不出確切，但可以肯定不會超過二十人。因為只有一個男生宿舍，一條土炕最多能睡十個人，而女生比男生更少。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時農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體到路遙他們這一級，平均兩個村子才有一個上高小的孩子。
那麼什麼樣的孩子才能上高小呢？一、家庭情況特別好的，二、雖然家在農村但父親在外工作的。和這些孩子比，路遙當然是最窮的學生了。（海波《少年路遙》）
住家距城關遠的學生，需要住校、上灶。住校生要給學校灶上交小米、白面、雜面，還有菜金。個別家庭貧寒的，拿不起米面，「低標準，瓜代菜」。在家裡蒸成菜葉加糠麩的糰子，帶到學校的灶房，加熱了吃。這種學生被稱為「半灶生」。還有一種則是連加熱的飯都不能提供，有一頓沒一頓的吃冷餐。
著名的三年困難時期，王衛國正在延川縣城關小學上學。這個由文廟改建成的學校窮得充滿了傳奇故事。別的不論，僅就吃飯一項就足以打發掉任何人的寂寞和神經衰弱。
吃飯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人們的尊卑貴賤全由吃的好壞而定。條件最好的當然要數家在縣城的學生，他們不論吃瞎吃好都有父母親的關心照顧。而那些遠離父母的住校生卻不然，每吃一頓飯，就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搏鬥。
住校生吃飯分三等：上等的吃「報飯」——想吃什麼，想吃多少全由學生自己定好，提前一天填表登記報上去，由炊事員按表匯總加工。吃飯時，炊事員一邊唱名報數，一邊分飯。儘管時有表格出錯，冒名頂替之類小事端發生，但秩序還算井然。
熱鬧處在中等學生吃飯的場地。這些學生家裡沒有合格的麵粉交納，無法報飯，靠每星期天回家取熟食或薯類維持營養，屬於吃「煎飯」的階層。所謂「煎飯」就是每人自備一個白布口袋，提前把熟食、薯類塞進去紮好，上面寫上自己所在班組及名字後，送到廚房由炊事員攏起來蒸進一個大鍋裡。這樣做顯然弊端很多：且不說味道互串，酸甜中和之類的小遺憾，最難的是分飯！炊事員一揭鍋蓋，滿窯洞熱氣蒸騰，餓急了的孩子們便蜂擁而入。無數只手在熱鍋裡亂撈亂摸。撈到的飛快地「倒」著手踉蹌而去。沒撈到的越加奮勇無畏地擠。在熱氣騰騰的大鍋裡找自己的口袋談何容易。因而總是出去的少，進來的多，瞎子打蛇，亂舞成一片。或有人燙了手，或有人被踩了腳，或有人既燙了手，又踩了腳同時還拿錯了口袋。於是呼喊聲、咒罵聲、乞求聲、討要聲、碗筷的破碎聲、女同學的哭泣聲響成一片。前來維持秩序的值周老師和總務主任有心辨明是非曲直，眼睛卻被水蒸氣蒙了，只好貓腰中跺腳，閉著眼睛亂吼，反而更增加了混亂的程度。
路遙屬於第三等級。即既交不起麵粉，所帶的「糠糰子」又不能去煮。只好吃「冷餐」。吃「冷餐」的學生自然最沒面子，只好用其他刺激來平衡。這刺激就是看書或編織笑話，這樣做有點像自娛也像自嘲，但這卻是一種創造。拿笑話當飯吃的孩子非等閒之輩！（海波《少年路遙》）
王衛國帶去的糰子，是「團力」最差的——糠麩少苦菜多，如果拿到學校灶上去熱，肯定是散了架取不出來的。吃冷餐實在不得已。學校規定，「半灶生」在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課上完後，可以離校，回家取乾糧。雖然到了夏季天氣炎熱時節，糠菜糰子很容易發霉變酸，這樣的食物是不能再吃的，但是貧困人家的孩子不捨得丟棄。每到吃飯時，和王衛國一樣貧困的學生，總是躲在牆角旮旯，閉著眼睛，屏住呼吸，將這種發酸發霉的菜糰子迅速放進口中，嚼也不嚼幾下，狼吞虎嚥幾大口，再喝一碗刷鍋水。這就是他們的一頓飯。儘管難以下嚥，但總比餓肚子要強。不然怎麼辦呢？沒有其他吃的了，不吃酸了的糠菜糰子，只能餓肚子。
在王衛國的印象中，他的童年從沒吃過一頓飽飯，他那時常常呆想的就是：人要是啥時候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該多好啊！
少年王衛國知道，他吃的東西雖然比不上別的同學，但比大伯大媽吃的就好多了——老人吃的東西裡糠更多，「團力」更差。
王衛國離開家到縣城讀書後，大媽很是掛念兒子，幾乎逢集就進城。她常常挎著個籃子，籃子裡不是紅薯、洋芋，就是南瓜、水果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至多也就只能賣個幾毛錢，而一旦錢到手，她就挎著籃子，趕15里路，跑到學校送給兒子。
在家裡已經揭不開鍋蓋的時候，大媽的籃子裡，仍有紅薯，有南瓜，還有摻著糠的窩窩。南瓜是老人自個兒在窯背上種的，紅薯是留給來年的苗種，窩窩面是向村裡人討借來的，家裡再作難，就難在大人身上吧，不能讓兒子在學校裡斷了頓。
當時延川縣城有一個電影放映站，有一部放映機，三個職工；租了一個有圍牆的院子作為放映場，一張票一毛錢。一毛錢，就把王衛國隔在了電影場外，隔在了現代生活之外，這是城市與鄉村的距離，是一個難於逾越的鴻溝。
一毛錢，相當於一個縣城小幹部日工資的十分之一（當時級別最低的幹部月工資為30元），但差不多相當於一個男性農民一天的工值（當時大部分農民的日工值為一毛多錢，有的連一毛也不到）。不但王衛國「消費」不起，一般農家子女都「消費」不起，能看電影的大都是縣城裡的幹部子女。
電影裡的插曲成了音樂課堂上的學習曲目，電影裡的人物成了師生們議論的主題，電影裡有特色的對話成了同學們的口頭禪。每次看完電影，城裡的學生就要和老師一塊議論幾天，而路遙他們只能站在一邊「憨態態」地聽。不但沒有了學習和娛樂的機會，同時還喪失了在同學中的話語權——那些理應追隨他的農家孩子們都轉而聽別人講電影中故事去了，他被徹底地「晾」在了一邊。
這是路遙無法接受的。他已經習慣了當「孩子王」，自尊心和好勝心逼迫他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他想的辦法就是看書、看報章雜誌，因為書報上說得更具體、更全面、更深刻，從而更有「推廣價值」。
那時，延川縣城裡有一個新華書店，一個閱覽室，規模都小得可憐。新華書店年銷售額不到三萬元，其中學生課本、農民過年貼的年畫和財神、灶君像銷售佔絕大部分，剩下來就是孩子們看的連環畫；閱覽室是一孔大窯洞，放有四五份報紙和七八種期刊，由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先生」照看著。由於閱覽室地處「鬧市」，每天總有進城的農民在門口休息和「拉話兒」，但很少有人進去。那時候路遙是這兩個地方的常客，一有時間就來這兩個地方看書、看報。先在新華書店看，看得時間長了，售書員就會很客氣地趕他走：「這是書店，要看，到閱覽室看去。」（那是一位非常溫和的女人，我和路遙常學她說的這句話）路遙只好遵命，「移師」到閱覽室接著看。次次依然，如此反覆。（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
每到星期三、星期六下午，到了「半灶生」離校回家取乾糧的日子，王衛國心慌意亂地熬著到了下課，就急匆匆地趕回宿舍，取上乾糧布袋，但是不是馬上回到郭家溝，而是徑直跑到閱覽室。
延川縣文化館小小的閱覽室，幾份書報擺在黃油漆桌子上，供人們閱覽。王衛國一本一本、一份一份地閱讀過去，不到下班關門時間，不會離開閱覽室。
有時，被前來閱讀的老師撞上，老師奇怪王衛國怎麼還沒有回家去取乾糧，王衛國就搪塞老師，他是要和村裡夥伴約好了一塊兒回家的，人家讓他在這裡等著呢。
常常因為閱讀書報，王衛國很晚才回到郭家溝家裡，大伯、大媽抱怨他為什麼這麼晚才回來呀？為什麼不早早起身呀？王衛國總是編謊說，校長不准「半灶生」提前離校回家。
小小的圖書館和簡陋的閱覽室，為少年王衛國打開了一扇窗戶，透過窗口，王衛國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
在畫報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車、火車、鐵路、海洋和輪船的模樣；在報紙上看到了蘇聯、越南、古巴、利比亞和巴勒斯坦這些遙遠的國家，知道了卡斯特羅、卡扎菲和第一個進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這一切令他振奮，覺得自己應該向這些人學習，做一個響噹噹的人物。每次看完回到學校，他都忍不住向同學們說說，這不但吸引了絕大部分同學，也引起了老師和一些學生家長的注意。和農村時一樣，城裡人也覺得「這個孩子前途不可限量」。老師開始重視他了，一些有眼光的幹部也鼓勵孩子和路遙交朋友，以便「近朱者赤」。於是，路遙再度成了同學們眼中的「英雄」，全校最著名的學生，不但同學們這樣看，老師也這樣看。（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
延川縣的城關小學，畢竟比馬家店小學多了許多課程，比如美術課、音樂課。王衛國最怕上美術課。因為沒有繪畫用的紙和水彩筆，這讓王衛國很是苦惱，每到上美術課，他只有呆呆地坐著，看同學們調色、畫畫，要麼就找個借口離開教室，不到下課不再回來。
美術老師發現了這個逃課的學生事出有因，就會將教案紙送他兩張，再幫他借其他同學的水彩筆。這時候，王衛國會快速地在紙上畫畫，然後交給善解人意的老師，老師理解這個家庭貧困的學生，學期結束時，也不會為難王衛國，總是給他個及格分數。
遇到上音樂課，卻是令王衛國很開心。這是王衛國的強項。生母馬芝蘭雖然識字不多，卻很有藝術天分，張口唱出的陝北民歌不會重樣。村子裡過年過節鬧秧歌時，母親可以即興自編自唱，就連那些唱秧歌的老把式，她也沒放在眼裡。童年時的王衛國，經常聽到母親吟唱那麼婉轉動聽的民歌，而王衛國的本家五叔，也是能歌能唱能說的民間能人，彈三弦、說鏈子嘴，樣樣信手拈來。
身邊有這些多才多藝的親人，耳濡目染，王衛國非常迷戀陝北土地上那些富有人情味又生動活潑的信天游，那些飄蕩在山峁溝壑間悠揚質樸的陝北民歌，悲涼、滄桑、纏綿悱惻，高亢動人，跳動著生命的韻律，總能讓少年王衛國怦然心動，靈魂震顫。所以，在音樂課上，王衛國興奮之極，他不僅高門大嗓，而且大膽表現，學得非常快，別的學生還沒有學會時，他已經唱得行雲流水了。音樂課上，王衛國常常得到老師的表揚。得到表揚的王衛國，唱歌更加賣力，直到把臉漲得通紅。班上或學校舉辦文藝晚會，也是他大展身手的好機會，扮演個兵匪或狗腿子，也是惟妙惟肖。
雖然吃的穿的都比縣城的同學差，但是，王衛國書讀的比任何一個孩子都多，當許多孩子還不知道《三國演義》是本什麼書的時候，王衛國卻能夠在課堂上，繪聲繪色地講述《三國演義》裡精彩的片段。至今，王衛國當年的班主任老師馮延平都清晰地記得王衛國繪聲繪色給同學們講述「年少成名的馬超」的故事。
1963年，14歲的王衛國在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艱難中高小畢業了。
剛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的陝北農村，依然處於極端的貧困之中，沒錢、沒糧，是廣大農村普通人家真實的生活狀況，大伯家同樣是有這頓沒下頓的煎熬，殘酷的現實，讓大伯愁眉不展，無可奈何。到了報考初中時，大伯對王衛國說，中學就不要念了，回來受苦吧！
王衛國明白家中貧困窘迫的處境，也理解大伯的心情，但生性好強的王衛國硬是上了考場，他想證明自己：「哪怕不讓我讀書，我也要證明我能考上！」
當時，有1000多名考生一同上了考場，延川縣立中學只錄取100名左右。在激烈的競爭中，王衛國脫穎而出，榜上有名，以優異的成績考上當地最高學府——延川中學。
然而，家裡實在無力供他繼續讀書了。
當他興沖沖地把錄取通知書拿回家後，迎接他的卻是「一盆冷水」：大伯大媽不讓他上學了，要他回家來好好「過光景」。
這個決定在現在人看來簡直不近情理，但在當時的陝北農民看來，不但合於情理而且切合實際，尤其像他們這樣的家庭。現在，讓我們看看他大伯是怎麼考慮問題的。
就在路遙整天想入非非時，大伯卻在考慮著完全不同的問題。那時陝北人普遍早婚，許多孩子在十四五歲前就訂婚了，一到十八歲就該結婚了。俗話說：「老人欠兒子一個婆姨，兒子欠老人一口棺材」，他大伯最著急的正是這件事情。年輕人到了這個年齡還沒有結婚，做家長的在人面前就抬不起頭。大伯那年四十多歲，路遙也十四歲了，村裡同齡孩子都訂下了婆姨，唯獨路遙還沒有，這使大伯感到壓力很大。在他看來，唸書是個小事，能認識自己的名字，能算開賬就行了；好好修一院窯洞，給路遙娶個婆姨才是大事，才是「活人過日月的正道」。
他反覆把這個道理講給路遙聽，意在「以理服人」。可是路遙就是不聽，兩個人越說越遠，有時甚至吵了起來。這時他動搖了，不是覺得路遙說得有道理，而是害怕自己方法不對頭。於是，他放下手裡的莊稼活，連著趕了幾次集，把親戚、朋友拜訪了一遍，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三個臭皮匠，合一個諸葛亮」，在這個大問題面前，他表現得慎而又慎。（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
大伯找人商量，是讓兒子繼續讀書，還是盡快回到家中「受苦」？找到的人也都是窮人，日子過得比他更緊巴，這些人的看法是：「窮不供書，富不教學，吃飯穿衣得看家當。」窮人們以為，像大伯這樣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學，簡直就是笑話。
聽了這些話，大伯打定了主意。他本來就是個不多說話的人，主意放在肚子裡，卻不與兒子交流。當兒子再提起上學的事，他只是打哈哈。
開學日子逼近了，大伯給兒子王衛國收拾好了勞動工具，對兒子說：「衛兒，跟我上山鋤地去。」
屬牛的兒子，倔強地將繩子剁了好幾截，把鋤頭扔到溝裡。大聲哭喊著：我想上學，我要上學，我要到城裡去上學！
大伯看著像頭小公牛一樣發怒的兒子，心疼，卻無能為力。
這的確是不幸的——尤其對父親來說。他本來是盼望我考不上初中的。他大概覺得，要是我考不上的話，我的失學就會是因為我自己的不爭氣而造成的，就不是他不供我了——他是實在無力供我繼續上學了。在本村上小學或者在鄰近的鎮子裡上初中，都可以在自己家裡吃飯，這好歹總能湊合的。而到縣城去讀書，對一個農家戶來說，就是好年頭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何況眼下又到了什麼樣的境地！難道能帶著野菜和榆樹皮去上公家的大灶嗎？
我知道，他現在實在是沒辦法了——要是有辦法的話，可憐的父親就是賠上老命也不會委屈我的。看看吧！眼下我們的光景都快爛包了。糧食已經少得再不能少了，每頓飯只能在野菜湯裡像調料一樣撒上一點。地裡既然長不起來莊稼，也就不會有多吃的野菜。父子二人全憑一點當年餵豬喂剩的陳谷糠和一點榆樹葉子維持著生活。（路遙《在困難的日子裡》）
看著別的孩子興高采烈地去上學，王衛國心如刀絞，痛苦不堪。情急之下，他想起大伯的拜識（結拜兄弟）——大隊書記劉俊寬。王衛國哭著去找劉俊寬，說：「乾爹，我想上學，我想上學，你給我想想辦法吧。」
看著乾兒子求學心切，為上學哭得這麼傷心，乾爹劉俊寬心裡十分難過，可如何幫助乾兒子呢？劉俊寬家中也不寬裕，也是要糠菜充飢的。劉俊寬沉思了半晌。站起身來對乾兒子說，好，乾爹給你借糧去。
那年月，家家都是一樣的窮，都是一樣的朝不保夕，要想借到糧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日裡，俠肝義膽、為人仗義的乾爹劉俊寬，在那一帶的群眾中有很高的威望，這時候得到了回報。他跑了很多人家，總算借到了兩斗黑豆。
有了糧食，就有了上學的希望。王衛國興奮不已，他立即扛上兩斗黑豆，拿著簡單的鋪蓋，匆忙趕到縣城。誰知，當天下午，王衛國又情緒沮喪地返回村裡。再次哭到乾爹劉俊寬窯洞裡。
「乾爹呀！延川中學不接收我了！」
劉俊寬驚訝地問：「為什麼？」
王衛國說，學校有規定，新生超過一個禮拜就不允許報到了，「我已經超過一個禮拜了，被除名了」。
劉俊寬聽罷此話，起身擦了把王衛國的流滿淚水的小臉，劉俊寬不假思索地拔腿就向延川縣城趕去。
曾經在延川縣城工作過幾年的劉俊寬，與延川中學校長杜永福關係很好。劉俊寬趕到延川縣城，直奔延川中學，找到校長杜永福，將王衛國家的情況對杜永福作了詳細介紹，希望杜校長能給予特殊照顧。
杜永福校長十分愛惜人才，當然，更多是感動於劉俊寬的古道熱腸，杜校長接受了劉俊寬的請求，他當即召開校委會研究討論，很快，學校決定，破例接收王衛國入校。
爭取到延川中學上學這件事，在王衛國後來成為作家路遙的人生中，是極為關鍵的一步。不僅僅是上學本身，而是這一步的邁出，讓王衛國認識到，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人事關係，是可以把握自己人生命運的重要因素。
此時的王衛國，已經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以己為靠，以己為燈。他要為自己設定人生軌道，走自己的路；自己的事情自己辦，自己命運自己安排。
在一個夏日的早晨，我終於背著這些「百家姓糧」，背著爸爸為我打捆好的破羊毛氈裹著的鋪蓋卷兒，懷著依戀和無限感激的心情，我踏著那些遠古年代開鑿出來的崎嶇不平的山路，向本縣的最高學府走去——走向一個我所熱烈嚮往但又完全陌生的新環境。我知道在那裡我將會遇到巨大的困難——因為我是一個從貧困的土地上走來的貧困的青年人。但我知道，正是這貧困的土地和土地一樣貧困的父老鄉親們，已經都給了我負重的耐力和殉難的品格——因而我又覺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路遙《在困難的日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