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五年，路遙大部分時間在縣城，是眾所公認的「食客」，走到哪裡睡到哪裡，住在哪裡吃在哪裡，他有才華，寫東西出手快，思路新，但家庭生活困難，也眾所周知，和他交往多的幹部，家在城裡的同學，都樂意接濟他，吃飯自不待言，借幾塊零錢，他不記起還時，也就免了，繼而進化到想方設法讓他吃公家，有資格辦會議的，拉扯他跑小腿。搞各種文藝調演，他是從始至終的工作人員，別人未到他先到，結賬時，縣文教局副局長惠明清還不忘給他留幾張飯票。政工組編詩歌集，當然用得著他，編歌曲集，也把他擴大上；甚至黨校組織出外參觀，校長白光明找個理由也把他捎帶上，去當年「鬧紅」更盛的吳堡，過黃河大橋，涉足軍渡；上榆林，進毛烏素沙漠，入沙柳叢，《車過南京橋》和《塞上柳》就是這樣觸景生情的。（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
看著路遙一步一個腳印地進步的曹谷溪，驚訝而且驕傲，也更加對路遙投入了關心。曹谷溪關心的不僅是路遙的創作，曹谷溪還惦念著已經離開了路遙的北京知青林瓊。
曹谷溪不斷地給林瓊投寄每期出刊的《山花》小報，為的是向林瓊報告路遙的最新消息，傳遞路遙的成長以及路遙的與眾不同的信息。作為兄長加摯友的曹谷溪心有不甘，總想要林瓊與路遙重續舊好。
然而，倔強固執的路遙，在結束了一場虛幻的愛情之後，就斷然不再重溫舊夢，而且，這時候，有另一個北京女知青的身影，已經深深地印刻在路遙的心中，這卻是曹谷溪後來才意識到的：
在通訊組做培訓學員的路遙，住在曹谷溪的2排18號窯洞裡，兩個人同住一個土炕，共用一個書桌。與經常來這裡和谷溪商量工作的正式通訊幹事林達，自然抬頭不見低頭見。也許是路遙從林達身上看到昔日林瓊的影子，她們有著同樣的成長背景與環境，有著北京城裡人的生活風度，有著女知識青年的特殊氣質，或者，更多的是因為林達的開朗、誠摯和幹練，使得路遙重新燃起了一種希望的火花，他開始覺得不斷地有話要向這位北京姑娘傾吐。（曉雷《男兒有淚》）
平時話語不多的路遙，一般不愛與人交流，但是他喜歡和北京知青交往。在與延川插隊的優秀北京知青像陶正、張五愛、孫立哲等清華附中的學生交往過程中，路遙獲益匪淺。是他們為路遙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大門，讓路遙感覺，他不再是黃土高坡的一個農民後生，他的人生，可以開始一種全新的征程。
所以，當只有19歲，屬兔子的北京知青林達出現在路遙眼前的時候，路遙也立即將這個清瘦、白淨、文質彬彬又待人和氣的女孩子印在了心裡。
當時的路遙對北京女知青的傾心，不僅僅是在意她們的外表和性格，更多的則是被她們的學識、心胸和視野所吸引。這些因素之中一旦產生了感情，則又交織了愛情的成分。
1969年我（指谷溪——作者注）被調到了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政工組通訊組工作。剛開始當幹事，後來成為組長。當時，通訊組的正式成員是我和林達、石煥南三人。通訊組的主要任務是向報紙和廣播站提供新聞稿件，但我熱衷於文學創作。創作活動也成了通訊組的業務。後來，張興祥、路遙、陶正這些人來到了通訊組。他們在那兒被培養成民工創作人員。（〔日〕安本 實《路遙的初期文藝活動》）
在北京知青中，林達參加工作算比較早的。她先是插隊在延川縣關莊公社前盧溝村，後來擔任了關莊公社婦女幹事，再後來，曹谷溪將林達調到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林達在延川縣算是官方正兒八經耍筆桿子的角色，也是曹谷溪的得力干將。
林達與路遙的初戀女友——林瓊，都是清華附中的學生，又同在關莊公社盧溝村插隊，曹谷溪向林達介紹說：
路遙是一個多好多好的青年，說路遙多麼有才氣，說路遙對他的戀人感情有多深……其目的就是想通過林達去做工作，讓路遙與他的戀人重歸於好。但是事情沒有按照我的想法發展，我失敗了。始料未及的是：林達悄悄地愛上了路遙！（曹谷溪《關於路遙的談話》）
林達非常欣賞還正在野路子上闖蕩的路遙的文學才情。雖然路遙只是個在縣文藝宣傳隊裡打雜的，是個編節目、管戲箱、拉大幕什麼都干的農民工。當初戀的失敗正在折磨著路遙的自尊和考驗著他的自信的時候，林達的出現，撫慰了路遙一顆受傷的心。
毋庸置疑，林達是在路遙的人生最為苦悶的階段，走到路遙身邊的。正是青春年華卻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了學業，投入了巨大熱情的政治運動又拋棄了他，在路遙工作無著，前途未卜，加之路遙傾注滿腔熱情熱愛的一位姑娘離他而去，失意與苦惱煎熬著他。在與命運拚搏中，林達的愛情，恢復了路遙的自信，為他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林達長於寫作，頗有才思，《山花》第四期刊有她以程遠的筆名發表的散文《在燦爛的陽光下》（後被收進《知識青年在延安》叢書）。為了促成路遙和林達結合，谷溪想方設法將林達由關莊公社婦干調來縣委通訊組搞通干。創作組在縣城、新勝古、賈家坪等處舉辦業餘文創人員學習班，總是同時抽調他倆一起參加，採訪實習，有意無意地將他倆編入一組，路遙程遠，筆名對仗工整，志同道合。幾年後，他倆給自己的獨生女兒取名路遠，熟人盡可察知其意。（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
在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林達住的是集體宿舍，而路遙與曹谷溪居住的窯洞，往往是門庭若市。剛剛相戀的路遙和林達，在一個古老而封閉的小縣城裡，哪怕在馬路或是河畔雙雙悠閒地漫步，都可能造成縣城的一大事件。可是，又到哪裡可以自由自在地與戀人談天說地、談情說愛呢？這個時候，路遙只有去求助曹谷溪想辦法了。
古道熱腸的曹谷溪，為了兄弟路遙，總是會想出辦法來。曹谷溪的2排18號窯洞下邊一排窯洞前，有他掌握的一個秘密地方，那就是他的照相暗室。一間平房分作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放辦公桌，可以做案頭工作；後半部分修了蓄水池，通了自來水，安了特殊燈光，可以洗相放相。除了通訊組組長曹谷溪本人，別人無法涉足這個領地。
如今路遙求助，谷溪想到了這個去處。他把路遙和林達領到這裡，開了門鎖，等他們進去之後，又閉上門，開始封鎖了一個正在進行的秘密。
這個暗室對這個時候的路遙來說，太美妙，太理想，簡直就是他的伊甸園和方舟，只要林達有空閒，他就找谷溪要鑰匙，別人面前不好明言，就寫條子遞上去，谷溪就偷偷把鑰匙塞給他。這個暗室中，谷溪許多重要的攝影作品是在這裡沖片、顯影、定影的，如今路遙與林達的故事漸漸也從這裡開始顯影。對於路遙來說，那是一個落難公子遇到了京城來的多情公主；對於林達來說，那是一個白雪公主遇到了自己的白馬王子。失去縣革委會副主任與林瓊姑娘的噩夢已經成為過去，路遙經歷了一段感情由破碎到整合的過程，重新變成了一個閃爍著幸福光芒的路遙，他要向世人宣佈他與另一個姓林的北京姑娘羅曼蒂克的故事。（曉雷《男兒有淚》）
1971年春天，路遙在清澗王家堡的親生母親有病，他回到老家給母親輸血回來，聞頻到街上專門買了雞蛋、菠菜等，想給路遙補充營養，但林達不太會做飯，聞頻只好做了一鍋雞蛋湯了之。做飯不盡如人意的林達，攝影技術卻不錯，那個時期，她為路遙、聞頻以及北京知青拍了不少的照片。
知識分子家庭出生的林達，既有良好的家教和修養，又是個有情有義的知識女性。在與路遙開始戀愛後，她心中有一個結，她感覺必須解開，那就是路遙的初戀——林瓊。
雖然林達知道，那是路遙一段無果的戀情；雖然林達清楚，不是因為她的出現，導致這段戀情的終結，但是，林達仍然想要對女友說個明白，她要有個清清楚楚的交代。
林達風塵僕僕去了銅川的二號信號工廠，找到既是同學、插友，又是女友的林瓊，把她與路遙的相戀情況，一五一十通報給了林瓊。
林瓊一直從曹谷溪每期寄給她的《山花》小報上追蹤著路遙的身影。《山花》上那些不斷刊載出來的路遙的詩文，讓林瓊感受到，路遙曾經經歷的痛苦和失戀的情感危機，這段路的行程泥濘、坎坷、艱辛而且漫長。如今的路遙已經重新踏上了另一條充滿希望與光明的文學之路，林瓊的內心感到十分欣慰。
現在，林達來了，林達的坦誠而真實，讓兩個女孩子有了傾心的交談。
林瓊在為好友祝福的同時，也為得知路遙因失戀受到的創痛而心懷內疚；夜晚，在與林達同睡的床上，她禁不住偷偷地落了淚。她的那位插隊在內蒙古的女友的真誠關愛帶來的故事結局，不是她的這一位好友林達的過錯，應該說這就是命運之神的暗暗撥弄……（曉雷《男兒有淚》）
離開銅川，林達幾經輾轉，回到父母寓居的海濱城市廈門。得到了林瓊理解和祝福的林達，在鼓浪嶼的海島上，內心輕鬆而興致盎然，戀愛的心湧動著有如大海波濤的激情。
林達向母親激動地報告了她與路遙的相戀相愛，她想徵詢母親的意見。
懂得尊重兒女意願、知書達理的母親，讓女兒林達講講路遙是怎樣一個人。女兒便滔滔不絕地講起路遙的才華，路遙的勤奮，路遙的刻苦，以及路遙的堅韌毅力……
母親認真地聽著女兒的講述，問女兒：「你講的都是路遙的優點，路遙有什麼缺點呢？」
林達一時語塞。愣怔著一時想不出路遙有什麼缺點。
母親看著女兒稚嫩清純的眼睛，語重心長地說：「你不知道他的缺點，就說明你並不很瞭解他，你們的事緩一緩為好。你得先冷靜下來，拉開距離之後再看看。從某種意義來說，只有你願意接受和包容他的全部缺點的那個人，才能成為你的生活伴侶……」
母親是林達心目中的導師，林達是母親的孝女，她遵從了母親的意見，回到工作生活的陝北山城，果然與路遙拉開了距離，好久不再同路遙去進那個沖片顯影定影的暗室。舊夢剛剛過去，新夢剛剛開始，難道我又要失去心愛之人？路遙受不了，他對谷溪說：「林達不和我好了……」在谷溪面前，他第二次痛哭流涕，像一個受傷的孩子。
谷溪說：「事情不會這麼簡單，林達不是會突然變卦的人。」
路遙哭著告訴谷溪：「是她母親不同意，林達聽她媽的話……」
「沒這麼嚴重，」谷溪說，「人家的娘問得很好，你總不會沒有缺點？對一個人的認識，總得優點缺點都瞭解才行。」
周圍的人都知道了這個風波，連團委書記也找谷溪說：「林達與路遙快不行了，不行了，咱就叫T詩人上。」
T詩人是另一個北京知青，此時詩歌創作與路遙並駕齊驅，旗鼓相當，與林達也算天生的一對。可谷溪趕緊制止團委書記：「快不敢這樣，不是這麼回事。」他又找來林達說：「你媽的話很好，但並不是不同意你談。我對路遙說了，路遙也同意你媽的話。那你以後就繼續瞭解路遙，愛情的大廈也要建立在堅實的地基上，不能是空中樓閣……」（曉雷《男兒有淚》）
這一年的春節，曹谷溪回到了妻兒生活的劉家溝，與家人團聚，享受緊張工作中難得的清閒與輕鬆。而保持了一段時間距離的路遙和林達，兩人騎了一輛自行車，大年三十回到了郭家溝，看望大伯大媽，與大伯大媽一同過年。
大媽曾在路遙初戀失敗時，關切地詢問過原因。當時，路遙賭氣回答：「人家嫌我衣裳爛！」
這一次，當路遙將北京姑娘林達領進家門時，路遙同樣是那身破衣裳。大媽禁不住瞅著路遙的衣襟，心裡虛虛地，為兒子捏把汗，路遙卻神情自若地笑笑，說：「不怕，咱就是這樣子，誰看上誰來，看不上走她的路！」
正月初一，路遙與林達又一同騎著自行車到劉家溝來看曹谷溪。
谷溪明白，距離就是美的定律發生了作用，距離產生了美，拉開距離的時期已宣告結束，這對情侶已經難以分開了，當著父母的面，他們很難自由自在，而到了友人這裡，總會有他們享受自由的天地。谷溪找大隊把知識青年住過的窯洞收拾打掃了兩孔，安頓他們分別住下，然後就一日三餐地給他們大碗吃羊肉，大碗喝米酒，酒足飯飽之後，就讓他們回到窯洞甜甜蜜蜜，喋喋不休……直到正月初八，春節假滿，谷溪也騎上當初與路遙去新勝古的那輛破自行車，與路遙林達一同回到2排18號，開始新的一年。這一年秋天，林達寫了散文《在燦爛的陽光下》，署名程遠，交給谷溪在《山花》發表。程遠與路遙意思完全相同，林達就用這種特殊方式向世人宣佈，她與路遙的愛情之旅步入大道，以至遙遠……（曉雷《男兒有淚》）
早在1954年的11月8日，西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撤銷後，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大區作家協會，均改為大區所在地城市的中國作家協會分會，負責聯繫原大區各省、市的作協會員的決定，陝西省成立了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1956年，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批准中國作協西安分會主辦的文學月刊定名為《延河》，由戈壁舟任主編，湯洛、魏鋼焰任副主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後，中國作協西安分會正常的業務活動全部停止，所有人都投入到運動當中。到了這一年的7月12日，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電話指示中國作協西安分會：為了集中力量檢查刊物，省委決定《延河》自1966年8月起，暫時停止出刊。
1972年的秋天，在「文革」初期當作「修正主義的黑窩子」被砸爛的陝西省四個協會——作協、美協、劇協、音協的一部分幹部，從被發配到邊遠農村去勞動改造的各個下放點、疏散地，調回西安，成立了一個「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研究室下面成立了一個基本由原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延河》編輯部的幾位幹部、編輯構成的《陝西文藝》編輯部，因為上級要籌備恢復《延河》文學月刊（自1956年4月至1966年7月，《延河》共出刊124期）。
當時的陝西文學界，與全國其他地方差不多，一場冷霜過後草木凋零，滿目蕭條景象，很多作家還被打倒在地，不知何時能翻身，根本談不上何時能進入創作狀態。而沒有作家隊伍，文學刊物將如何辦？
這是當時「老延河」的編輯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於是，他們分頭到全省各地去作調研，尋找發現作者。只有穩定的作者隊伍，刊物才有稿源的儲備。
1973年春天，編輯部的副主編賀抒玉和編輯問彬（也是兩位女作家），去陝北延安為即將出刊的《陝西文藝》尋找作者組稿，在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工作的曹谷溪極力向他們介紹了當時還到處做臨時工的返鄉青年——路遙。
七十年代初，文學界真可謂鴉雀無聲，許多作家內心都是寂寞的，憂鬱的，忽聞延川縣幾位青年作者辦了一張《山花》小報，異常活躍，像山野中一朵不知名的野花耀人眼目，當時，我正在為剛剛復刊的《延河》籌稿，便和問彬一塊去延川縣看望這幾位《山花》的編輯和撰稿人。
在延川縣一個土窯洞裡，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穿著一身農民式的棉襖，坐在炕頭憨厚地笑著，時而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文學創作問題，一聽就知道，是影射文化專制主義的統治者。我這才注意到，這位青年黑黑的方臉盤上，有一雙聰慧機智的眼睛。他善於思考和提問題的勇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位青年的智商超過了他的年齡，他就是路遙。（賀抒玉《短暫輝煌的一生》）
賀抒玉（作家李若冰的夫人）和問彬（作家杜鵬程的夫人）兩位編輯，經過與路遙接觸，路遙當時的困厄落魄、路遙的思想才能、忠厚深沉給她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們將路遙在1972年12月16日刊發在《山花》上的短篇小說《優勝紅旗》帶回《陝西文藝》編輯部，發表在1973年7月《延河》復刊號——《陝西文藝》上。這是路遙第一篇在公開的省級刊物發表的小說，標誌著他正式踏上了中國當代文壇。
1973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重視群眾文藝創作，牢固佔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文章中，表彰束鹿、延川蓬勃開展群眾業餘文藝創作活動時，宣傳介紹了路遙：
劉家圪大隊回鄉知識青年王路遙，在「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中，親眼看到廣大貧下中農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動，他一邊積極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一邊利用業餘時間搞創作，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就寫出50多篇文藝作品，熱情地歌頌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和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多作貢獻的精神風貌，他寫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塞上柳》、《進了劉家峽》以及小說《優勝紅旗》等，已在地方報紙和陝西省文藝刊物上發表。
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極力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各協會正常的文學活動。1973年9月5日，召開了全省文藝創作座談會。這是一次規模很大的會議，地（市）縣專業和業餘作者有150多人出席會議。剛剛被延安大學錄取的路遙也從延安來到西安參加了這個會議。
會議開始討論時，路遙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低著頭靜靜地聽著大家的發言，始終沒有要說些什麼的意思。這讓主持會議的賀抒玉很是為他著急，便點名說：「路遙，你咋老不發言，你可以說說你咋寫的《優勝紅旗》。」
路遙聽到作家前輩賀抒玉點他的名了，急得抬起頭嘟囔著：「我……我不會說！說甚哩嘛！」說罷，又低下頭不再作聲了。
賀抒玉和善地笑笑，說：「路遙是陝北人，陝北人的嘴都笨。不說也行，只要會寫就行！」
《延河》的老編輯董得理對路遙的小說《優勝紅旗》印象深刻，晚上，來到路遙住的房間裡，要認識一下這個來自黃土地上的作者。董得理對路遙的印象是：「整個人給人一種黃土高原的厚重感。絲毫沒有那種所謂的藝術氣質和那種浮泛的才子氣，說起話來也不是那種口若懸河、口齒伶俐的人，說話不急不緩，好像每句話都是經過思考後才說出的。」
出於一個多年做編輯的習性，董得理問路遙，那篇小說是怎麼構思出來的？文學編輯的董得理是想從路遙的敘述中瞭解路遙的文學功底，以便今後在編輯往來時更容易溝通。
路遙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習作，隨便寫的……」
路遙這樣說，其實是對自己的小說處女作並不重視，不像很多作者對自己的作品能在省級刊物上發表抑制不住的喜悅。
路遙沉吟了一會兒，說，我想談談我自己。然後，路遙坦誠而真摯地從他的身世、家庭說起，重點講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當時，「文革」尚未結束，各方面都在繼續革命，仍在高舉「文革」的偉大旗幟，誓將「文革」進行到底。這種情形下，當時只有二十三四歲的路遙，對中國當代史上的這場浩劫，已經開始反思，並予以尖銳地批判。
他的批判不只是從個人經受的磨難出發，而是從國家民族的前途著眼的，我心裡不禁感到有點震驚！這個年輕人不簡單！下放農村三年當中，我對「文革」中發生的各種事情，進行過認真仔細的回憶和思考，我搞清了不少問題，但有很多問題還沒有思考得很清。而他，一個年輕人，思考卻是這麼銳敏而深刻。我清楚地感覺到，坐在我面前的這個陝北小伙子，在文學上蘊藏著某種潛力，一旦具備了必要的條件，他會做出成績來的。（董得理《燦爛而短促的閃耀》）
這次的全省文藝創作座談會，也不都是嚴肅的文學交流和緊張的討論，參與編輯《延安山花》詩集的作家申曉也在會上。申曉和路遙同樣是從陝北黃土地上走出來的青年，兩人自然一見如故。
白天開會，晚上放電影給與會代表看，無非就是看樣板戲翻拍的電影。路遙和申曉一聽說有這樣的活動，便偷偷地溜出賓館，在街上胡逛。走在西大街上，他們倆山裡溝下地神聊。很晚了也不回賓館，像兩個夜遊神。
申曉問路遙：「聽說『文化大革命』中你是紅衛兵頭子？」
「是咧！咱是貧下中農嘛！毛主席一聲令下，咱窮人家的娃娃能不聽嘛！」
「聽說武鬥中你把谷溪捉住要槍崩咧！」
「你別聽狗日的谷溪瞎說，『文化大革命』中，谷溪是『保皇派』，鐵桿桿的『保皇派』，拿個筆桿子胡揚咧！把我們糟蹋得五馬六道的，我們這派把這黑筆桿子恨死了！不做他做誰咧！要是沒我擋駕，谷溪早就沒命了！」
說到這裡，路遙笑了，「要是谷溪歿了，《山花》也就弄不成了！說不定我這陣正在黃土圪裡受苦咧！咱兩個也就認不得了！」
申曉又問路遙：「你爾格（現在）談對象了沒？」
路遙面有得意：「談了！談成了。北京知青，廈門人，叫林達。」
申曉追問：「長得俊不？」
路遙嘿嘿地笑了，歪著個腦殼子說：「你猜！」
路遙不高的個頭，圓疙瘩子臉，看著路遙的這副模樣，我笑著說：「憑你的樣樣，林達長得也不會俊樣！」
「哎呀，申曉，你咋瞎說咧，林達長得比我強！俊咧！又會寫文章，我們縣通訊組的，谷溪的部下，剛不久在陝報上發了一篇文章，可有才氣咧！」
我問：「路遙，你咋找北京的女娃娃，找個本鄉田地的婆姨多好，咱陝北的女人乖嘛！」
「唉，申曉，你解（發音hai）不開，咱家窮嘛！窮親戚再套上個窮親戚，哪咱是把窮根紮下了，幾輩子也翻不了身……」（申曉《兄弟情深》）
1973年9月，路遙幾經周折，終於如願以償地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讀書。之前，短篇小說《優勝紅旗》也在《陝西文藝》7月的創刊號面世，又參加了全省的文藝創作會議，這樣一些連續性的事件湊到一起，給路遙帶來的鼓舞，決定了他一生的方向，一匹千里馬將要奮蹄馳騁了。
因《優勝紅旗》所顯示出的才氣與潛力，上大學期間路遙就被借到《延河》做了編輯，路遙從此有了接觸柳青、杜鵬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學前輩和理論家的機會，有幸得到他們的直接教誨和滋養。在做編輯過程中，他對作品敏銳的鑒賞能力，使工作多年的老編輯也深感佩服。
在路遙上大學期間，林達仍在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工作。作為初中畢業生，按規定，工資應該是30.5元，或是33.5元，時任延川革委會宣傳組組長的曹谷溪知道，林達的工資，是路遙和林達兩個人共用的。於是，谷溪為林達爭取提高工資到38.5元，這在當時一般的工作人員中，是較高的工資收入。即使是高工資，還需林達精打細算，省吃儉用。首先保證路遙的生活費用，好在那時上大學有助學金，伙食費可以節省許多，但是日常的花費是免不了的。另外，還要讓路遙穿得像樣些、體面些。路遙的大學同學都知道，路遙身上的衣服都是由林達來打理的。剩下的工資才是林達留給自己的，好在那時候普遍不講究穿著，風華正茂的林達，一件衣服經常是穿在好幾個季節裡。
分別的日子裡，路遙、林達兩人鴻雁傳書，你一封我一封地往來不斷，彷彿有說不完的話。路遙寄給林達的信件，時常被林達的知青好友拆開來，大聲朗讀信紙上路遙寫的詩，有時候，也會將錯別字修改了再還給林達。好脾氣的林達從來不為此生氣。
1975年夏，路遙利用暑假同林達一起去了一趟林達的老家福建，去見林達的父母。他在回到延安大學前給申沛昌寫了一封長信，細說了他在沿途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國家面臨的形勢、未來發展的走向。「通篇用的是文學家的激情，寫的是政治家關注的事情」。
讀這封信讓申沛昌明確而肯定：路遙是一個酷愛文學又關注政治的人。
1976年8月，大學畢業的路遙在省作協以及延安方面關愛他的人士多方努力下，成為《延河》編輯部的正式編輯，在一個更高水準的起跑線上開始了他的奮鬥，同時他在曹谷溪的洗相暗室裡開始的愛情，也有了收穫。
1977年仲夏，延安遭遇了一場特大水災，水災過後，路遙來到延安，為《延河》組稿。在延安逗留期間，一天，他來到延安報社，拿出一條剛買的不很長的圍巾，興奮地對延安報社的勁挺說，他要結婚了，這條圍巾是給林達的彩禮。那時，林達還在延川縣委宣傳組，常來延安報社，與報社的人都很熟悉。大家聽到路遙即將結婚的喜訊，都很羨慕他，說他討了一個好婆姨。路遙很滿意地將圍巾先圍在自己脖子上，頭髮梳得油光油光，惹得大夥兒一陣笑。
就是在這一年，路遙找到當時在陝西團省委工作的趙熙，他需要趙熙的幫助，將林達調到西安。
早在1972年，趙熙到延川縣做恢復團組織籌備工作時，就認識了在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工作，文筆很好、勤懇踏實的林達。所以，趙熙沒有猶豫，立即向陝西團省委領導建議，當時剛剛恢復團組織工作的團省委正需要招賢納士，網羅人才，因此不久，林達順利地從延川縣委宣傳組調到了陝西團省委宣傳部工作了，職務是幹事。
來到西安，與路遙相聚的林達，一方面照顧路遙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抓緊時間勤奮刻苦地學習，並參加了自學考試，三年之後，林達獲得大專文憑。
趙熙回憶說，1977年之後的三四年時間裡，雖然「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但是，政治運動神經並沒有完全鬆弛下來。跟不上當時的形勢，要遭批判；跟得太緊了，突然風向轉了，也必然遭致批判。搞得人人自危，神經緊張。但是，林達在陝西團省委工作期間，卻能在政治高壓之下，全身心地投入學習之中，一方面，她不熟悉團省委的人際關係；另一方面，經歷過政治運動的她，毫無參與政治的熱情。趙熙說，只有在參加各種知識競賽時，林達將第一名或者第二名收入囊中時，人們才注意到林達這個女子的不簡單。
年輕時的路遙與妻子林達
1978年1月25日，相戀快八年的路遙和林達，回到延川，在延川縣招待所舉辦了婚禮。那天，有上百人參加了這對新人的婚禮。不是路遙、林達高調，而是他倆的影響力：一個曾經是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又是一位作家；一個是北京下鄉知青，又是一個才女，想低調都難。很多人知道了他們新婚大喜的消息，紛紛趕到婚禮現場來為兩個新人祝福。
他們戀愛有六七年。
林達路遙終於結婚了。這一天是1978年元月25日。
由於路遙在縣裡的知名度很高，轟動了上百人來送禮。
那幾天，佈置洞房的，籌備婚宴的，出出進進，真個忙乎。婚禮約定在晚六點舉行，人們陸陸續續來了。宣傳部的賀陛站在門口招呼著。
路遙來了。林達拖了半小時才到。
她穿著件深紫紅色的棉襖罩衫，翻出淺色的內衣領子。李彥、孟霞陪在左右。文化館的張仁忠擔任司儀，兩位新人坐在事先佈置好的講台前。
先由縣文教局趙如彬給兩位新人佩戴紅花。賀陛代表宣傳部講話，李世旺代表來賓發言。最後是路遙代表林達講話。
有人提議：路遙唱歌，林達作詩。
路遙穿著件略肥大的新藍布制服，頭髮是剛剛理的，有些土氣，但精神煥發。
林達和路遙站在一起，顯得臉色蒼白，他們坐在眾人面前挺不自在。
簡單走了這麼幾個過場，便開始進入宴席，新郎新娘給各桌斟酒。一個小時以後有人開始走了。經多方籌備，多日操辦的婚禮就這麼沒有懸念地結束了。（邢儀《路遙的婚禮》）
那天，在路遙和林達的婚禮上，邢儀為路遙和林達畫了個速寫。路遙當時是穿了一身的新衣服，上身是一件藍色的制服，頭上還戴了藍帽子，喜氣洋洋的滿面紅光。當時兩個人都很拘謹，不像現在這麼開放，一個往這邊擰著，一個往那邊擰著，站得有些距離，中間還不挨上，恨不得這個站在這個桌子角，那個站在那個桌子角。
畫家邢儀，與路遙的妻子林達是清華附中同班同學，插隊開始後，兩人一塊到陝北延川縣的一個生產隊，後來又一前一後到了西安，日常裡兩人都是對方家裡的常客。她是林達最要好的朋友，也是路遙和林達從初戀直到後來十多年家庭生活的見證人。在林達的女友中，沒有哪個人如邢儀這般長久而深入地介入到路遙林達夫婦家庭生活中。（白描《路遙身後的故事》）
大媽李桂英，對兒子的雄心壯志，對兒子創作上的成績懵懂不曉，作為一個農村普通母親，大媽更關心的是兒子的婚事，這是一個大媽最為牽掛在心的大事。
兒子能好上一個北京知青，令大媽欣喜不已。林達來到郭家溝貧寒的窯洞裡，啥活都干，樸樸實實就像個當地女子一樣，只是吃飯不會盤腿坐炕，而要趴在櫃子上。
林達問老人：「這樣子難看不？」老人忙說：「不難看，不難看，自個兒家裡，想咋樣就咋樣。」
林達與老人關係相處得很是親近，多少年來，都是彼此照應。與林達一同下鄉插隊在延川的同學——閨中密友邢儀至今還記得，在延川縣革委會林達住的窯洞裡，林達、路遙、邢儀，還有其他幾個要好的北京知青，常常聚在一塊兒談理想、談抱負，唱蘇聯歌曲和過去的一些老歌。興致最好的時候是聊著唱著同時還有一些東西吃著：炒黃豆、紅薯、黃米糕，還有那在陝北才有的玉米黃——這些吃的東西都是路遙的大媽特意做的，她就像當年給在縣城唸書的兒子送吃食一樣，隔些日子就會挎著蓋塊花布的籃子，給林達送來一堆吃食，她知道北京娃娃就好這些個口味。
路遙與林達的結合，用陝北話說，不僅僅是路遙這個漢子有了個婆姨，它給路遙的信念是，堅定了路遙成就一番事業的決心和勇氣。
1979年11月，路遙與林達的寶貝女兒路遠出生。
其名路遙的第一個字「路」和林達的筆名「程遠」的第二個字「遠」，合為「路遠」。既有紀念二人愛情結晶的意思，又有寄托對於女兒的人生期待：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梁向陽《路遙生平與創作簡表》）
20世紀80年代初，林達從陝西團省委宣傳部調到西安電影製片廠銀海雜誌社，做了一名理論編輯。因為不經常坐班，文稿可以拿回家來編輯，這樣就有了更多時間。
1997年，金秋十月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當年的北京知青邢儀拎著畫布和油畫箱，奔赴黃土高原那個通信地址上叫作「延川縣黑龍關鄉劉家圪行政村郭家溝自然村」的小山溝。
邢儀所認識的路遙，不是作家路遙，而是作為朋友的路遙，作為女友丈夫的路遙，也是作為陝北窯洞裡那個樸實老婦人兒子的路遙。
早在女友初戀時，邢儀便與林達去過路遙家，結識了那個養育了一位優秀兒子的母親。從此，黃土地上這位母親的形象便深深地留在她的心裡。1996年，早已回到北京的邢儀與丈夫攜兒子重返陝北。山川依舊，草木相識，然而物是人非，土窯寂寂。兒子英年早逝，老伴也早在十年前故去，陪伴垂暮老人的唯有西天的殘陽和長夜的青燈。（白描《路遙身後的故事》）
這次，邢儀是專程為大媽畫像的。
家中三孔土窯，是幾十年前掏掘的，歲月的風雨早已使土窯破敗不堪：沒有院牆，窯內外的泥皮大片剝落，從來就沒有刷過油漆的門窗更顯粗糙破舊，不知是哪個年節貼在窯門上的對聯，殘片僅存，字隱色褪。兒子英年早逝，老伴也早在十年前故去，陪伴垂暮老人的能有什麼？
兩人自然要說到路遙，談到林達。婆婆對林達這個兒媳婦至今懷有感念的心情。
老人對專程為她畫像的邢儀說，兒子上大學前靠家裡，上大學後靠的是林達，林達是北京人，家裡境況好，在經濟上給了兒子很多接濟，就連背到學校裡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達給準備的。沒有林達，兒子延安城裡唸書，肯定是受惶。兒子生前倆人鬧矛盾，後來有人在她面前對林達說長道短，她不願往耳朵裡聽。老人對邢儀說：「林達棒價。」（「棒價」是陝北土話「好」）林達從北京還托人給她捎來八百塊錢，「人嘛，不貪求啥哩，人家的好處咱要記住。」（白描《路遙身後的故事》）
婚姻的穩固與其說決定於兩人的愛情，不如說取決於日常生活小事的和諧。大多有著藝術氣質的人，在面對庸常的家庭瑣事時，往往無所適從，難以應對。如果兩個都是有藝術氣質的人結合在一起，那這個家庭可能面臨著更多的困惑和問題。
愛情只是感情的事，婚姻卻是感情、理智、意志等多方面都需要合作和投入經營的事。不是路遙、林達他們不努力，也不是他們不投入，而是人終究是要生活在人間的，人間便有許許多多說不清又理不順的困惑和問題。
也許，路遙、林達婚後面對的正是這些困惑和問題。
路遙也是一位重視家庭的人，應當說作為兒子、兄長他盡到了自己的義務。要說他稍有虧欠的，是他的妻子。妻子是位知識兼幹部家庭出身的女子，受過良好教育，工作也不錯。但由於路遙起居無定時，生活無秩序，常常是早晨從中午開始，抽煙打呼嚕，情緒變化無常，這就使妻子為其所累，很難適應其生活的節奏。
和路遙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的女性，是要有犧牲有所放棄的，妻子都做到了。但後來，隨著他的病，和他為病所諱，妻子作為一個社會角色，也許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或者有許多委屈，兩人之間不和也許時有發生，這既怪路遙，也不怪路遙，因為對路遙這個具體的人我們具體地看，要原諒他身上的某些缺點，因為沒有這些缺點，便不成其為路遙，也不能成就一個作家的路遙，當然也不能責怪妻子，責怪便是對她的不公，且應予以同情。給路遙當好妻子，哪個女性也做不到盡善盡美。和路遙共度十幾年，已經難為了她，她不應該受到責備，路遙的獎牌上，肯定有她的付出和功勞。（京夫《孤獨的路遙》）
路遙和林達有著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一個生長在貧苦的鄉村，整個童年不曾吃過一頓飽飯；一個生長在知識分子家庭，是為了理想和抱負，才遠離了城市生活，來到偏僻閉塞的黃土地的；兩個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家庭背景和成長環境不同，思維方式不同，生活觀念不同，飲食習慣也大相逕庭——一個熱衷於揪面片、洋芋擦擦、黑豆錢錢飯、小米粥，一個則喜歡大米飯加炒菜。
每天早上，林達忙完女兒遠遠的早飯，送女兒上學後，自己也騎著一輛自行車趕往工作單位上班。這時候的路遙，剛剛進入夢鄉不久，正打著雷鳴般的呼嚕。
通常情況下，我都是在凌晨兩點到三點左右入睡，有時甚至延伸到四到五點。天亮以後才睡覺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午飯前一個鐘頭起床，於是，早晨才算開始了。
午飯前這一小時非常忙亂。首先要接連抽三五支香煙。我工作時一天抽兩包煙，直抽得口腔舌頭發苦發麻，根本感覺不來煙味如何。有時思考或寫作特別緊張之際，即使顧不上抽，手裡也要有一支燃燃的煙卷。因此，睡眠之後的幾支煙簡直是一種神仙般的享受。
用燙燙的水好好洗洗臉，緊接著喝一杯濃咖啡，證明自己同別人一樣擁有一個真正的早晨。這時，才徹底醒過來了。（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中午，路遙的早晨真正開始的時候，騎著自行車趕回家的林達，匆忙做飯。做的飯菜可能只適合女兒和林達自己的口味，剛剛睡醒的路遙，家中餐桌的飯菜無法誘惑他坐下來，他就只有上街覓食。簡單的飯是一根大蔥兩個饅頭，複雜的飯也就是一碗麵條。
然後，路遙進入他簡陋的工作室，一屁股坐下來，進入創作狀態就經常忘記了時間，晚飯也就經常給免掉了。
午飯過後，幾乎立刻就撲到桌面上工作。
整個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時間，除過上廁所，幾乎在桌面上頭也不抬。直到吃晚飯，還會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飯後有一兩個小時的消閒時間，看中央電視台半小時的新聞聯播，讀當天的主要報紙，這是一天中最為安逸的一刻。這時也不拒絕來訪。夜晚，當人們又一次入睡的時候，我的思緒再一次活躍起來。如果下午沒完成當天的任務，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後，或者進入閱讀（同時交叉讀多種書），或者詳細考慮明天的工作內容以至全書各種各樣無窮無盡的問題，並隨手在紙上和各式專門的筆記本上記下要點以備日後進一步深思。這時間在好多情況下，思緒會離開作品，離開眼前的現實，穿過深沉寂靜的夜晚，穿過時間的隧道，漫無邊際地向四面八方流淌。人睡前無論如何要讀書，這是最好的安眠藥，直到睡著後書自動從手中脫離為止。（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20世紀80年代，陝西省作家協會新進了幾個沒有成家的年輕人，還有幾個家室在外地的單身漢。由於沒有職工食堂，有一段時間，《延河》編輯部的王觀勝、姚逸仙、許如珍、張艷茜等單身就在一起搭伙做飯。這特殊的「家庭」，常引來一些人做客，路遙就是這個「家庭」的常客。
路遙中午從樓上下來，來到編輯部臨時架起的小灶台前，時常評說著這個家庭成員做飯的水平，還不時地在一旁指導。有一次，他親自上手參與，為大家做了個陝北的揪面片。路遙熟練地和面，然後上灶炒菜、做湯，將一大團面先是抻長了，然後一手托著麵團，一手快速地將面揪成面片狀，丟進熱騰騰的鍋裡，然後將炒好的菜倒進面片鍋中拌勻——香噴噴做了一大鍋，吃得大家直叫好。待每個人一大海碗，不多時把一大鍋面片都吃光，連聲說「好吃」時，路遙欣慰地笑了。路遙說，這是他最愛吃的飯。
那天，路遙自己也吃了一大海碗。
我吃飯從不講究，飲食習慣和一個農民差不多。我喜歡吃故鄉農村的家常便飯，一聽見吃宴會就感到是一種負擔，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蠟，還得陪眾人浪費很長時間。對我來說，最好能在半小時以內吃完一頓飯。有時不得不陪外賓和外地客人上宴會，回來後總得設法搞點饃或麵條才能填飽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愛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費觀念是順其自然，完全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從不刻意計算攀比。可以用一百元錢買一條高級香煙，供「關鍵」的幾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錢買一件仿羊皮夾克穿幾個冬天——當然，從沒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夾克會是假的。
對我來說，飯可以湊合著吃，但煙絕不可以湊合抽。我要抽好煙，而且一個時期（甚至幾年）只固定抽一個牌子的煙。我當時抽雲南玉溪捲煙廠出的四盒裝「恭賀新禧」牌。
任何意志堅強的人都有某種弱點，都有對某種誘惑的不能抗拒。煙就是一種專門征服人意志的強大武器。（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後來，陝西省作協的年輕人紛紛結婚成家了，家屬在外地的編輯、作家，也都把家屬調到西安了，這個「大家庭」便自動解散了。省作協的三個四合院裡，除了辦公室，住上了幾戶人家，誰家的廚房裡做了麵條或是面片，路遙就可能被請到這家吃上一碗。這時候，路遙就像過年一樣滿足。但更多的時候，因為投入寫作錯過了飯口，夜幕四合時，家家的廚房都熄了火。路遙不到實在忍不住飢餓，是不會再去街道的夜市買上吃的——太耽誤時間了。忍饑挨餓到後半夜，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中。此時的妻子林達和女兒遠遠，正睡得香甜。
在西安當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許多賣吃喝的小攤販都認識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幾乎所有能吃的小攤子，只是人們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想，從外貌上和那種狼吞虎嚥的吃相，他們大概會判斷我是蹬三輪車的師傅。吃這些飯花錢不少，但絕不是一種享受。尤其是衛生，那簡直不能提說，每次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趕緊吞嚥完。時至今日，我從很遠的地方看見夜市，就想嘔吐。（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兩個幾乎缺少柴米油鹽磨合的夫妻，兩個逐漸缺少情感交流的夫妻，兩個見個面面不容易、拉話話更難的夫妻。
身材瘦小的林達，幾乎是一個人支撐著這個家。家中的輕活重活，都要靠她那雙柔弱的肩膀扛著，無論抬煤氣罐上樓，還是冬天取暖生火，往樓上搬蜂窩煤，或是照顧陝北來的路遙兩大家的親戚們……林達都要一一面對。
做一個著名作家的夫人不容易！那耀眼的光環，不僅遮蔽了她的身影，同時，她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總是別人無法透過婚姻的窄門看到的。
1992年初，林達正式提出和路遙協議離婚。之前，林達已經無數次地提出離婚了，但是，路遙對此一直迴避不談。
我不恨林達，也不恨路遙。此時路遙正在寫《早晨從中午開始》的絕筆文章。他把離婚一事的工作交給了我。林達是開通的，她不要任何東西，準備一個人到北京成家立業，因為她是北京知青，回故鄉也一直是她的夢想。就在準備很簡單地了結這樁悲劇之時，路遙住進了醫院。我知道，他這次進去肯定是出不來了。（王天樂《苦難是他永恆的伴侶》）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婚姻家庭的這些不幸被一扇扇門關閉著，也被一把又一把無形的鎖緊鎖著。自尊、名譽，還有其他種種，使得門裡面的世界秘不可宣。路遙和林達的婚姻，無法簡單地用一個誰對誰錯的結論作出判決。這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發生的選擇性錯誤。只能說，兩個不該走在一起的人，在錯誤的年代，錯誤地相遇，並錯誤地結合在一起。但這又絕不是他們的錯誤，要追究，也該是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的錯誤。
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遙和林達後來鬧起矛盾，對此外界多有評論，特別在路遙去世後，一段時間林達在道德輿論上面臨如山的壓力，其實最接近他們夫婦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兩人都是強性子，路遙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學創作，無論對於自身還是對於家庭都很難顧及，而林達也是一個事業心極強的女性，讓她放棄事業心甘情願地去做一個家庭婦女，那萬萬是不可能的。特別要命的是，林達又時時事事極為敏感地保護著她的自尊心和獨立人格意識，比如單位派她出門辦什麼事，別人介紹她「這是路遙夫人，關照點吧」，她就特別反感，似乎她辦事必須憑路遙的面子，而不是憑自己的能力。兩強相遇，日常磕磕碰碰自然難免，其實早在路遙去世前，兩人的矛盾就曾鬧得厲害，甚至考慮過是否分手——這實在是他們性格的悲劇。
如果世人都擁有一種寬容而慈厚的心懷，如果能夠學會理解和體諒人，如果承認林達在路遙成才的艱難旅程中曾給予他無私的奉獻和寶貴的動力，那麼，就誰也別指責，只能在心裡分攤他們的悲哀。（白描《路遙身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