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在文學創作上不斷取得進步，但是，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也日漸明顯，有機會能到大學學習深造，這是路遙始終沒有斷掉的夢想。
1972年，已經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全國性動盪的狀態有所好轉，各個大學都在數年「停課鬧革命」之後，開始著手籌備招收「工農兵學員」——大學生的工作。當時的很多大學為了慎重起見，在某個系，某個專業，先招收一個學期為一年制的「試點班」。當時提倡「開門辦學」，要求學生要接觸實際，學工學農學軍事。
延安大學中文系，就曾招收了一個一年制的「試點班」。並組織這一期學生專程到群眾創作搞得好，並且編印了頗有名氣的《延安山花》詩集和四開小報《山花》的延川縣，同延川縣工農兵文藝創作組及《山花》小報的編創人員座談。
很多時候，大到歷史事件，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當事情發展到了結局，或是發生了巨變，有了或揚或抑的轉機，作為當事人或是事情的旁觀者，還有那些在回溯歷史中，追問、研究歷史的學者，總是在經意與不經意的回首中，發現事情的發展脈絡，竟然是在一個微小的偶然因素，接著一個微小的偶然因素環環相扣中一路走來的。日常生活由許多的偶然性組成，歷史也毫不例外地由眾多或明或暗如珍珠般的偶然串聯在一起。我們無法否認偶然性的存在，我們也無法迴避偶然因素在歷史上、在日常生活中所擔當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路遙後來能上大學學習深造，可能與這次前來座談的延安大學中文系負責學生工作的系總支副書記申沛昌，有著很大關聯。在這次座談中，申沛昌知道了曹谷溪、白軍民、聞頻等一批扎根延川的文藝創作骨幹，同時，也第一次見到了喜愛文學，以寫詩起步、對散文小說以及歌劇一類創作也有涉獵的路遙。機會終於出現了。
1973年6月底7月初，延川縣的報紙廣播發佈了全國各大學招生的消息。得知消息的路遙喜出望外，幾乎一刻沒有耽誤，就趕回到郭家溝，向所在的劉家圪大隊遞上了自己的《入學申請書》：
大隊黨支部：
為了更好地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論水平，提高專業知識，做又紅又專的革命戰士，特向組織申請報考入學。
如果黨讓我入學，就決心在學校為革命努力奮發學習，爭取優異成績；如果黨讓我繼續留在農村，就一定安心扎根農村，為徹底改變這裡的面貌而不懈地奮鬥。作為黨的一員，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親愛的黨，在留與走的問題上，黨怎樣安排，我就按黨的安排辦，而且要辦好。
附自傳一份。
王路遙
1973.7.3
新中國的高考制度始於1952年，從這一年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高校招生實行的是全國統一命題、一次考試、分批錄取的辦法。有的學校也自主招生，招生工作的原則是階級路線與政治和學業兼顧，生源主要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但是，這一高考制度在1966年戛然而止。到了1971年，無故讓大學停止正常招生5年後，毛澤東發出又一條「最高指示」：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根據這一指示，中國高校開始陸續招收新生。不過招收新生的辦法有了本質的變化，這就是取消了全國統一高考，直接從工人、農民（主要是插隊或回鄉知青，也有少數勞動模範）、解放軍或生產建設兵團中，選拔優秀的青年，直接進入大學學習。
1973年，在中國歷史上是不應該忽略的一年，當時的中國已經經歷了7年的政治動亂。「文化大革命」後的1967年，鄧小平被無端地扣上了「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的帽子，並被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上趕下來。到了1973年2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通知，鄧小平從下放的江西回到北京，再一次受到毛澤東的重用。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就像當初那麼隨意被打倒一樣，鄧小平又戲劇性地復出了。
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的鄧小平，首先在全國科技大會上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同時，肯定我國知識分子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
在鄧小平重視知識分子的政策影響之下，這一年的大學入學制度發生了變化。在鄧小平主持下，國務院批轉了《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對兩年前開始實行的採取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進行了修訂，增加了「文化考試」的內容，試圖恢復用知識選拔人才的制度。這一年，高等學校招生除需經過評議推薦及審查、複查外，還要進行語文、數學、理化三科的書面文化考查，由各地、市命題，縣（市）主持，採取開卷考形式。
儘管這次招生對像還只限於知青、青年農民、解放軍等在「三大革命運動」中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但這對當時身在農村的知識青年來說，已是個天大的喜訊：終於可以憑借知識上大學了！無數曾因「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現」等問題而被大學拒之門外的知識青年躊躇滿志，有一種解放了的輕鬆。
但是，鄧小平二次復出後修訂的「高考」政策，只能曇花一現——因為遼寧省的張鐵生在這次考試中交了白卷——實際上不是白卷。張鐵生當時考試的成績是語文：38分，數學：61分，理化：6分。不過，「四人幫」出於政治目的，硬把張鐵生樹為「白卷英雄」。
1973年8月20日，《人民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轉載了遼寧考生張鐵生的信，並加編者按語：
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省。
原來正在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插隊的張鐵生被推薦參加大學招生考試。6月30日，在理化考試時，他僅做了3道小題，其餘一片空白，卻在試卷背面寫了一封信：
尊敬的領導：
書面考試就這麼過去了，對此，我有點感受，願意向領導上談一談。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十八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只在二十七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對於幾何題和今天此捲上的理化題眼瞪著，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不願沒有書本根據的胡答一氣，免得領導判卷費時間。所以自己願意遵守紀律，堅持始終，老老實實地退場。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獃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鑽到小屋子裡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那樣，將受到自己與貧下中農的革命事業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譴責。有一點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我在隊裡是負全面、完全責任的。喜降春雨，人們實在忙，在這個人與集體利益直接矛盾的情況下，這是一場鬥爭（可以說）。我所苦悶的是，幾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些什麼，總覺得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條件來參加學習班的。至於我的基礎知識，考場就是我的母校，這裡的老師們會知道的，記得還總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雖然很淺，但我印象也很淺，有兩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等都清白。對於我這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幾年來真是鍛煉極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飛躍。在這裡，我沒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麼基礎知識和能力），我感覺並非可恥，可以勉強地應付一下嘛，翻書也能得它幾十分嘛！（沒有意思）但那樣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榮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貧下中農和領導幹部們的滿意地推薦之下，參加了這次學習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張鐵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現在來看張鐵生寫這封信的訴求和心情，也不無實事求是。的確，那個動亂年代，耽誤了很多人的學習時間，沒有準備地倉促上考場，自然會得到不理想的成績。但是因為張鐵生的這封信，加之鄧小平不久再次「下台」，也使剛剛有些起色的恢復「高考」政策發生了逆轉，這封信被毛遠新發現後，張鐵生的人生命運從此被改寫。
1973年，張鐵生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並破例突擊入黨，受到江青的接見。江青稱他是一塊「有稜有角的石頭」，並說：「我要用這塊石頭打人了！」張鐵生入學後，任該學院的黨委副書記。1975年又突擊升任全國人大常委。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後，張鐵生亦隨即被捕，判處有期徒刑18年。
1991年10月，已經41歲的中年人張鐵生在坐牢15年後提前獲釋。
2012年5月21日，《現代快報》以《張鐵生近況：白卷英雄張鐵生持股公司將上市》為題，報道了張鐵生近況：
5月17日晚間，證監會官方網站發佈10家企業招股說明書，禾豐牧業（作者註：全稱遼寧禾豐牧業股份有限公司）位居其中。而在禾豐牧業400多頁的招股說明書中，特別顯眼的是公司第五大自然人股東：張鐵生。因「白卷英雄」一稱家喻戶曉的張鐵生在入獄15年後，下海經商，成為禾豐牧業原始股東。而據該公司招股說明書，張鐵生持有3200多萬股。公司若順利上市，張鐵生身家估計將超過3億。
1973年7月，走出校園已經7個年頭的路遙，雖然文學創作上有了一些成績，但是數理化的課程早已生疏。如今，時間緊迫，路遙要做的不僅是抓緊僅有的一點時間複習功課，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入學考試前的推薦準備工作。
就在路遙將《入學申請書》遞到劉家圪大隊兩天後，劉家圪大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討論了「王路遙同志報考入學問題」。
1973年7月5日晚上，我劉家圪大隊全體社員討論了王路遙同志報考入學的問題。
大家在討論中一致認為：王路遙同志返鄉以來，能認真、刻苦地讀馬列的書，學習毛主席的著作，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努力為貧下中農服務。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中，能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敢於和階級敵人作鬥爭，熱愛集體，愛護公共財產，能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團結一致，共同前進！勇於自我批評。在勞動中，能吃苦，不怕髒，不怕累，從不叫聲苦，鍛煉得很好。並能努力把自己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
所以，全體社員一致推薦王路遙同志報考大學。大隊黨支部、革委會根據全體社員的討論意見，研究決定推薦王路遙同志參加報考。
劉家圪大隊：黨支部革委會
1973．7．5
這個通篇都是套話的會議記錄，蓋上了「城關人民公社劉家圪生產大隊革命委員會」的紅色公章，很快被送達到上一級組織——延川縣城關人民公社革委會。
1973年7月10日，也就是上報公社5天後，一份《高等學校選拔學生登記表》就到了劉家圪大隊選送的路遙手中。劉家圪大隊和延川縣城關人民公社都簽署了同意的意見，並蓋上了大紅公章。
路遙在選拔登記表的「你對上大學的認識和態度」一欄寫道：
社會主義的大學，是培養無產階級又紅又專的人才的學校。工農兵上大學是國家的需要，革命的需要。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教育路線的勝利。如果革命事業和黨需要自己上大學，就決心在學校努力學習，刻苦鑽研，為我們的國家爭氣，為我們黨的事業努力奮鬥，爭取政治思想和事業知識雙豐收，報答黨和毛主席的關懷。
如果黨需要自己繼續留在農村，就安心農村、扎根山區。為改變這裡的面貌而苦幹、實幹一輩子。
一切聽從黨安排。
在「本人志願學習的學校和專業」一欄，路遙填寫的是：
1．北京大學哲學系
2．西北大學中文系（後來修改時加上的）
3．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
路遙的考生登記表層層上報，最終送到中共延川縣委員會。在做著這些必要的報名、推薦功課的同時，路遙還有另外真正的功課要做。雖然這次入學方式是社會推薦選拔為主，文化課考試為輔，而且要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但畢竟是要通過考試選拔入學的。時間無多，從填寫選拔表到考試日期，滿打滿算只有半個月的複習時間，7月24日就將走上考場的路遙，和過去的同學一道開始四處找資料複習功課。
路遙對文史科目和時政內容的複習很是放鬆，畢竟這些科目不是一日之功，這會兒臨時抱佛腳也毫無用處。路遙感覺頭痛的是數理化的學習內容，本來上初中期間，路遙的數理化就學得很是吃力，很多內容不曾學懂過，成績自然很差。現在重新突擊拾起，也是難以速見成效的。為了不至於數理化的考試成績丟分過多，路遙只有求助當年的老師輔導。樊俊成當年的數學老師南海鋒，在那段日子裡給予樊俊成、路遙耐心的輔導。
1973年7月24日，正值中小學的暑假期間，延川縣的招生考點設在延川中學——路遙的母校。參加考試的近1000名報考者中，北京插隊的知青佔了很大比例。
考試兩天，一共考了三門——語文、政治一張卷子，寫一篇批判文章；數學一門；理化一門。
考試試卷由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文教局安排審閱。路遙的語文政治試卷所寫的批判文章標題是：《我從實踐中獲得了真知——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散佈的「天才論」》。
路遙的這張卷面上留下了當時閱卷人在「獲得了」的「得」上打了紅叉的印記，肯定這是一個自己連「的地得」都判斷不清的閱卷人。
這篇批判文章提供的「靶子」同樣是一封信，以寫給「遠方的朋友」的書信體結構作為撰寫批判文章的「靶子」。開頭是：
接到了你的信很高興，你問我「為什麼能在農村寫出歌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歌頌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塑造出許多貧下中農英雄形象的文藝作品，而在我們原來的學校卻不能呢？而那時候，同學們都認為你『天資聰明』呀……」好吧，現在就來回答你的發問。
路遙在這以回信形式寫成的批判文章中，雖然充滿了當時常用的大批判術語，而且引經據典摘錄毛主席的語錄，但是行文中，路遙主要敘述的是自他返鄉後，致力於文學創作初始階段的過程：
1968年，我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到農村插隊落戶，這時候，我除了親自參加體力勞動，參加農村的各種運動外，而且親身感受火一樣的生活，火一樣的鬥爭，親眼看到了貧下中農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無產階級大無畏的精神。有一次，一位貧農老大爺得了重感冒，但他堅持在田地裡幹活不回家養病，這種偉大的精神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促使我把他們寫出來。於是，我就在地頭上，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年過六十不服老，
幹活盡往人前跑。
明明感冒發高燒，
送肥他專揀高山峁……
支書勸，隊長說，
誰說他就和誰「吵」：
咱隊今年過「綱要」，
等靠老天過不了；
革命就要拚命幹，
嘿，老漢走著就想跑。
這首詩受到了貧下中農的歡迎，大隊還把它抄在黑板報上。後來咱們的《延安報》也發表了（這是我第一次在報上發表文章）。當時，我非常激動，這正是在實踐中我獲得了真知，如果不參加生產勞動，不和貧下中農一塊生活一塊戰鬥，哪能寫出這樣的作品？！……
在理化試卷的卷面上，路遙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本人由於職業和工作的關係，7年未能複習化學，只在考試前翻了一下書，這樣容易的題都做不出，實感內疚，如果複習時間放長一點的話，還可以做出的……
三份考試卷子上，按規定沒有姓名，只有編號：133。
延川縣招生辦不久公佈了考試成績，王路遙的語政分數是83分，數學分數是22分，理化分數是30分，平均分數：45分。
雖然考試成績不盡如人意，但對於路遙來說，短暫的時間裡，能有這樣的成績已實屬不易，比起其他考生的平均分還高出一些。下一步，政審按程序也順利通過，路遙上大學的願望就將實現了。
1973年夏天，在路遙即將報考學校的時候，陝西省作協（當時還是陝西文學創作研究室）的作家李小巴剛好到延川采寫「赤腳醫生」——北京知青孫立哲。在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的辦公室，曹谷溪將路遙引來與李小巴相識。
他（路遙）的話語不多，沒有一句討好的話，他只是說他在上中學時讀過我的作品。
沉鬱、孤傲、自尊、蹙眉思索；雖然是個返鄉青年，但必須保持自己在人格上和任何人的平等——這就是路遙留給我的第一印象。（李小巴《留在我記憶中的》）
接連幾天，路遙都在傍晚的時候，到縣革委會院內的一排窯洞前和李小巴閒談。路遙向李小巴講述他的家世、家境。他說他兄弟姐妹很多，他從小就過繼給伯父，從清澗來到延川；他說清澗和延川的家都很貧困；他說他都窮怕了；他說他硬撐著上完縣中學。
在李小巴眼裡，這個年輕人長得很老成，走起路來總是弓腰駝背。一個多月時間裡，路遙一直穿一件褪了色的已經發白的斜紋布藍制服，戴一頂同樣發白的藍布帽。路遙說他喜歡與眾不同。上中學時就處處顯示自己的個性。他說他家窮，沒好衣服穿，就索性穿一身白土布做的衣服，染都不要染，一身素裹，在校園裡、小縣城裡獨來獨往，腋下夾著一本書，也挺惹人注目。「現在想來很可笑。」他說。
延川縣委書記申和我一塊去學大寨先進典型新勝古大隊，路遙陪我們同去。
陝北老區的貧困令我吃驚。幾次派飯，我吃的都是糠窩窩，鄉親們穿得都很破爛。
我們睡在大隊部的窯裡。頭天晚上，脫衣睡覺時，我發現路遙先把被子蓋在身上，然後再把褲子脫掉拉出來。我有點奇怪。後來我才知道，他沒有內褲。我當時從內心裡同情和喜歡這位青年。但我不能說。我已經感覺到他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
在我逗留在延川縣住在常委院寫《土窯洞裡的赤腳醫生》時，全國高校恢復招考。路遙決定考大學。他幾次到縣革委會院內找我商量。他起初要報考北大，我提醒他說：「你有把握競爭過北京知青嗎？」
他思考了半天。沒有說話。（李小巴《留在我記憶中的》）
那時候，新勝古大隊有一位從關中藍田縣來到延川縣插隊的青年——林萱，後來成了全省的先進典型。可惜，後來，林萱在黃河裡游泳時被漩渦捲走，不幸去世。那天，李小巴和路遙躺在土炕上，因此聊了大半夜。李小巴的感覺中，路遙和大多數北京知青，包括像林萱這樣的陝西知青都不一樣，他很沉靜，並不表現自己是個天真爛漫的理想主義者，也許是他太瞭解自己腳下的這片貧瘠的故土了。然而，路遙的內心深處卻蘊藏著飽滿的激情。
第二天，路遙與李小巴步行去延水關，來到了黃河岸邊。當時，兩人好大一陣子都沒有說話，他們沉默著，肅穆地望著黃河，內心卻像黃河一樣浪花翻捲。他們沉默，是因為知道，黃河，這條母親河，是無法隨便用言語讚美的。任何語言都顯得蒼白無力，只有用野性的嗓子呼喊。當他們坐上擺渡船行到黃河上的時候，路遙用他低沉的嗓音哼唱起《黃河船夫曲》。
這天他們摸黑回到新勝古大隊的窯洞時，路遙終於恢復了一些年輕人該有的輕鬆和開朗。但是，這份開朗的心情很是短暫。上大學的事，正在困擾著年輕的路遙。
路遙以為即使不被北京大學錄取，也許還能被第二志願或是第三志願錄取，然而，意想不到的打擊，幾乎使路遙又一次陷入絕望的痛苦之中。現實的殘酷，更多的時候不容個體去做盤算和思量。
首先來延川縣招生的是陝西師範大學。延川縣革委會首推路遙，可是，陝西師範大學在政審中面對路遙厚厚的檔案材料，瞭解到路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頭頭」，認為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種人」，拒絕錄取他。
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評價一個人主要不是看這個人是否有學識、有才幹，而是要政治上可靠，政審不合格，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被排斥或者被打入「冷宮」，永世不得翻身。
從這個意義上講，陝西師範大學從政治上慎重考慮不予錄取路遙，是完全可以理解，並無可厚非的。雖然，當時中央文件有明確規定：在處理「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時，凡初中學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均不予追究；是高中生的，則記錄在案，但不作處理。可是，左一點，總比「右」一點好的實際情況，使許多人對這一政策的掌握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仍然在延川采寫孫立哲的李小巴勸慰路遙，最好還是考延安大學，考延大的保險係數大一些，李小巴設身處地地對路遙說，上大學只是個手段，是為了改變他的生存環境和條件，求得畢業分配後的職業和工作，求得社會身份和位置，由農村青年成為一名國家幹部。用路遙當時自己的話說，就是變成一名「吃公家糧」的人。況且，路遙有志於文學創作，上不上名牌大學無所謂，讀書寫作還是要靠自己。
李小巴的話不無道理，在被陝西師範大學拒絕錄取之後，路遙只有爭取延安大學中文系這個機會了。
但就是這個機會，路遙也險些失去。
延安大學中文系這時接到一份告狀信，內容是揭發路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擔任一派武鬥頭頭，希望延安大學也如陝西師範大學一樣，拒絕招收路遙。
一年前，見到過路遙的延安大學中文系總支副書記申沛昌，當年剛好負責延安大學招生工作。有一天，申沛昌的堂兄、時任中共延川縣委書記的申，來到延安大學找到申沛昌。
申是專程為路遙上大學的事情來找申沛昌的。
申告訴申沛昌，本來縣上是將路遙推薦給陝西師範大學的，但是陝西師範大學顧慮路遙曾做過「造反派」頭頭，而且有人告狀，所以不想在政治上惹麻煩，最終不予錄取。
現在的問題是縣委書記親自找到延安大學，推薦路遙上大學，這可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我和申雖是弟兄，但我們辦事都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實事求是，按政策辦事。我作為招生負責人，仔細詢問了路遙的全面情況，特別問到兩個問題：一是人家告狀的原因和內容；二是縣委的看法和結論。（申沛昌《十五年後憶路遙》）
並不因為延大負責招生的是自己的堂弟，申就忘記了組織原則。申一連三次從延川去延安大學，認真詳細地解釋，路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初中學生」，「清隊」時已作過審查結論，許多報刊對路遙的文學創作情況給予肯定和好評……
申還說，寫告狀信的是當時與路遙對立的另一派群眾組織的人，告狀的原因和內容是路遙在「文化大革命」武鬥中打死了人，有命案在身。但是，延川縣的公檢法機關經過認真調查，認為沒有證據，不予認定。特別是延川縣委再次正式作出結論，路遙在政治上沒有問題，並竭力推薦路遙上大學深造。
如果說，1970年申同志在延川縣革委會核心小組會上，排除來自派性的干擾，秉公執法，免除了路遙有可能蒙受的冤獄之災，那麼，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作為這個縣的縣委書記，申三次親自去延安大學，力薦路遙，更見其非同尋常的膽略和遠見。（曹谷溪《在苦難的烈焰中涅槃》）
聽了申的解釋和說明，申沛昌決定，向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系主任郭玉寶以及當時的延安大學校長張遜斌就這一特殊情況作出報告——建議給有文學才華的路遙機會，錄取他到中文繫上學。
申沛昌的意見，得到了中文系和學校領導的同意和支持。
當時，我們錄取路遙到延大，多少還擔待著一點政治風險。那就是西安的某大學不錄取，延大竟然敢錄取會不會帶來什麼政治上的麻煩（實際上路遙上大學以後，甚至工作以後，那些人仍然還在告狀）。所以我們一方面果斷錄取，另一方面也小心告狀。當時想好了幾條理由：
1．根據延川縣公檢法專案組調查，所告問題可以說事出有因，但沒有能夠成立的證據。不予認定。
2．中共延川縣委有明確的政審結論，不同的群眾組織之間告狀，不影響路遙上大學。
3．我們1972年到延川縣座談調研，已知路遙愛好文學，頗有才華。錄取這樣的學生上大學，或許還能培養成一名有用人才。如果輕率地拒之校門之外，不僅可能斷送他的前程，而且作為教育部門也是一種失職。
4．「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派性勃起，相互告狀、攻擊，司空見慣，不可輕信，更不可把一紙告狀信作為憑證定罪。
事實上由於延大黨委和延大中文繫在錄取路遙這個問題上態度鮮明而堅定，原來擔心的麻煩事情也沒有發生，看來總還是邪不壓正。（申沛昌《十五年後憶路遙》）
經延川縣委和延安大學多方面的努力，1973年8月20日，延安地區革命委員會高等院校招生辦公室，終於在路遙的《高等學校選拔學生登記表》上蓋上紅印並簽署意見：同意上延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