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路遙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路遙小說選》自序中有一段話：
我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生於陝北山區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在農村長大並讀完小學，以後到縣城讀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間的大部分時光是在農村和縣城度過的。十七歲之前沒有出過縣境。中學畢業後返鄉勞動，並教過農村小學，在縣城做過各式各樣的臨時性工作。一九七三年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讀書。一九七六年大學畢業後來到省城的文學團體工作。一九八二年成為專業作家。我的生活經歷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從農村到城市的這樣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短短200字的敘述，對於一個黃土高原的農村青年來說，卻是一個苦苦追尋和艱難拚搏的漫長過程。如今，帶著一身陝北黃土地上的泥土和土窯洞的氣息，路遙來到了繁華的古都西安。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城市，筆直的街道，卻有著太多的十字路口。每一個十字路口，都可能邂逅不同的風景，遭遇不同的誘惑，導引不同的方向。在城市裡，迷失其中或沉湎於安樂是很容易發生的。
這個已經站在人生重要轉折點的農村青年，心中剛剛湧起的勝利者的喜悅和得意，頓然消失。
1976年秋天，我在西安市建國路七十一號大院門口，看見一位全身落滿黃土塵末的青年，背著沾滿黃土的行裝，臉龐黑紅，頭髮蓬亂，衣著不整，一眼就看出他是從黃土高原來的，他的外貌顯得土氣十足，這種土氣背後卻蘊藏著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這就是路遙第一次給我的印象。（賀智利《黃土地的兒子》）
這種對路遙形象的勾勒，也許是許多人共有的。不難想像，從一個窮苦的農村青年，經歷了「從農村到城市的這樣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之後，終於踏入城市的紛繁之中，內心湧動著是何等複雜的心緒。
路遙以他質樸、勤勞、紮實、認真的品行，投入工作和創作之中。路遙知道，只有以己為靠，發奮努力，腳踏實地，幹出一番事業，開創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才能向文壇、向同行證明自己的實力。
這時期，陝西文藝創作研究室搬遷到西安建國路71號，一個很大的院子。
這個院子，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抗日英雄高桂滋的公館，公館朝南的隔壁是張學良公館。兩個公館都親歷了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那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因此同時成為國務院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
這個院子，院中有院。文創室機關在前邊大院辦公，《延河》編輯部就在三個四合院的最後一個小四合院辦公。這裡像東木頭市172號的小跨院一樣，青磚鋪地，別有一番清幽古樸的感覺。
小院子裡有四棵樹，一棵紫丁香樹，一棵石榴樹，一棵海棠樹，還有一棵最不好的樹，長得也最高大粗壯的，是泡桐樹。
傻大憨粗的泡桐，在三棵秀麗嬌小、端莊名貴的樹面前一點都不自卑。春天裡，我行我素地開著淡紫色的大喇叭花，之後又辟辟啪啪地將一個個指肚大小的果實砸在人的身上，砸在院子裡。一陣秋風起，又將它那肥大的樹葉落滿了院子。編輯部的人早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一起清掃泡桐的花朵、泡桐的果實、泡桐的樹葉，一年四季都為這棵泡桐樹忙乎，但是大家從不嫌棄它、抱怨它，因為就是這棵最普通的泡桐樹，使夏季的院子陰涼了許多。編輯部的人常在陰涼下，聞著海棠花、紫丁香花的清香，打乒乓球、打克朗棋，開編前會，暢談文壇情況、作家的創作，以及刊用稿子的各自意見。
路遙來到編輯部後，被安排到小說組看初稿。小說組的一間辦公室裡，為他支了一張床，便成為他的宿舍。本來生活就一向湊合，單位又沒有食堂，所以單身的路遙常常是5分錢的鹹菜就能吃幾頓，一小碟油炸花生米也能吃幾天。早飯是肯定不吃的，因為他晚上熬夜，早上起床晚。每天，當整個大院的燈光全部熄滅的時候，小說組的辦公室裡，依然一盞孤燈，燈下是獨坐的路遙，在煙霧繚繞中，看書、寫作、思考。早上睡懶覺便是自然的，一覺醒來常常就到10點左右了。這個時候，他在前一天夜裡塞到烤火爐子裡的紅薯，或是爐蓋上焦乾焦乾的饅頭，便是他的一頓美餐。沒有蔬菜，沒有更多的營養補充。如此簡單湊合，路遙卻最怕上宴席，他覺得宴席既浪費又耽誤時間，即使能改善他的伙食，他也一百個不願意。
因為住的是辦公室，每天路遙慢騰騰地很晚才打開門，不能按時上班，而且辦公室裡滿地是他抽過的煙蒂，難聞的氣味撲鼻而來，自然讓上班的同事很有意見。
這些意見反映到副主編賀抒玉那裡，賀抒玉找到路遙，語重心長地又很嚴厲地批評路遙：費了那麼大的勁兒，好不容易將你要到編輯部來，你為什麼不能按時上班呀？編輯部同事都是按時上班，大家都兢兢業業的，為辦好《延河》而努力，我說你怎麼不按時上班，大家對你有意見啊！
路遙的回答很懇切，他說，老賀你不知道，我每天晚上看書、寫作，幾乎都是凌晨兩點以後才入睡，早上起不來呀！
賀抒玉瞭解到路遙的睡懶覺緣由，心中感慨，這是個勤奮刻苦的好青年，他不是打麻將，也不是喝酒，也不是玩，他在勤奮地努力，他在為他將來的創作做準備。不僅即刻原諒了路遙，還很是感動。
路遙在許多方面都顯得十分執著。幹什麼都想幹得好一些，標準高一些。他在編輯部熬夜寫小說的那段日子，除了早晨起得遲一些，上班遲到一會兒，本職工作未受到什麼影響……他擔任小說組副組長，輪到他主持組裡的集稿發稿工作，我這個終審忽然感到輕鬆許多，他選送的稿子大都可以採用。對有些需要編輯稍作改動的稿子，我們三言兩語就把問題說清了。不需要說很多的話。對有的稿子，他說由他來動。每期發什麼稿子，他根據這一段的要求，從可用的積稿中不斷地搭配組合，直到編前會發排為止。後來我逐漸發現，路遙對那些處境困難的作者的稿子，給予更多的關注，想各種辦法，使其稿件達到發表水平。這可能與他自己曾經經歷過艱難處境的體驗有關吧。他深知人在困難中多麼需要得到別人真誠的幫助啊！苦難誰也不願意去經受，但是經受過苦難的人，身上往往會具有許多美好的東西。比如意志堅強，容易理解人，同情人，肯幫人等等。路遙身上這種品格就顯得很明顯。（董得理《燦爛而短促的閃耀》）
的確，除了上班延誤時間之外，路遙的編輯工作做得專業，也做得認真。做小說組初審編輯時，每天，路遙都將自己埋在大量的初稿中，一篇一篇看過之後，感覺上乘的稿子，他寫好稿簽送交小說組組長路萌。賀抒玉說，路遙總能從一堆初稿中，將優秀的稿子找出來。遇到有些創作基礎的作者來稿，路遙則會認真地寫一封鼓勵作者又意見中肯的退稿信。路遙在延川的兒時夥伴、作家海波還保留著他們當年的通信，從其中的一封信中，路遙做編輯的認真負責可見一斑：
海波：
你好！你的來信收到了，詩稿我交給了詩歌組，據我看，稿子用不成，是趕形勢的，屬「馬後炮」一類。
……
揪出「四人幫」人心大快，首先認識到這是在思想上解放了人民，你在農村時間長，請樸樸實實地寫一點反映農村生活的文章，這對你是有好處的，不要趕時勢，胡湊一篇，以「繁榮文藝創作」，要研究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質，以前關於創作上的一些框框完全可以打破，從研究生活起，然後得出結論……
路遙
1977年8月30日
陝北榆林的作家霍如璧，寫過一篇報告文學，寄到路遙名下，不幾天就被路遙退稿，並在回信中不客氣地指出，這個作品「只有報告，沒有文學」，希望霍如璧下功夫拿出「水平」來。
1977年秋天，《延河》編輯部主任董得理、小說組組長路萌、小說編輯路遙，參加陝西省咸陽地區文化局在西北國棉一廠召開的小說創作會議。當時還是回鄉青年、正在水庫工地當民工的作家黃建國，是作為乾縣文化館推薦的業餘作者有幸參加這個會的。會上，黃建國見到了操著渾厚濃重陝北口音、微微偏著頭不停地吸煙的路遙。
作為咸陽地區十三縣業餘作者中年齡最小的一個，編輯部三個參會的編輯都很重視黃建國，決定將他的一篇兩千字的小說帶回編輯部留用。當三個人得知黃建國這次來咸陽是第一次坐公共汽車時，他們都很驚訝，遂商量讓黃建國會後去西安，到《延河》編輯部改稿。這是給黃建國一次走進大城市的機會。路萌詳細地告訴黃建國乘車路線，路遙則畫了一張線路圖。
幾天後，黃建國來到西安，被安排在省作協隔壁的一個小院住下。路遙過來看望他，並建議他先去興慶公園和動物園逛逛，還叮嚀黃建國，保存好車票、門票，編輯部會給他報銷。於是，黃建國第一次看到了公園裡的湖、動物園裡的大蟒蛇和猴子。兩天後的一大早，路遙神情嚴肅地來找黃建國，告訴了黃建國一個可靠的消息——上大學要考試了。他說，你是繼續在西安停留，還是趕快回去複習功課？這是一件大事。和路遙當年急切上大學的心情一樣，黃建國說，我馬上就坐車回去複習。
這就是那個年代編輯與作者的關係。後來，路遙從看初稿的小說編輯，成為小說組副組長。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已經拖家帶口調到延安報社工作的曹谷溪，正帶著新分來的大學生去富縣採訪。領袖的去世和時局的變幻莫測，讓谷溪的心情越來越沉重，採訪的日子始終心繫著國家的安危。報社打去電話，要曹谷溪停止採訪，立即返回，說是又要聽取重要傳達。這段時間的所謂重要傳達聽得多了，越聽越沒勁兒。曹谷溪遲遲緩緩地回到延安黑龍溝家裡，已經是黑燈瞎火，拉開燈，身子在炕上還沒有放平穩，突然，像一陣風吹開窯門，進來的竟是路遙和聞頻。路遙兩臂叉開舉過頭頂，揮動著，吼叫著：「谷溪，人民勝利了，人民勝利了……」
這簡直是貴人天降，路遙怎麼會在這裡出現？怎麼又是這副架勢？他平日可從來沒有這麼張牙舞爪過，今日是怎麼了？原來他和聞頻一同來延安組稿，現在要向2排18號窯洞的「十二月黨人首領」報告一個特大喜訊：「四人幫」被逮了！路遙眉飛色舞地報告逮捕的過程，曹谷溪的萎靡為之一掃，他從壁櫥裡拿出一瓶白酒，顧不得炒上一盤下酒菜，就與平日不大喝酒的路遙、聞頻，你一口我一口地把這瓶劣等酒喝得一滴不剩。
1977年7月，《陝西文藝》正式恢復了《延河》的老刊名。那段時間直到20世紀80年代，是《延河》自50年代在全國叫紅之後的又一個輝煌時期。僅以編輯陣容而論，《人民文學》當時的資深編輯、後來的副主編崔道怡曾不勝感慨地評價說：
《延河》的編輯力量太讓人羨慕了，在全國所有文學刊物編輯部中，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
其時主編是王丕祥，副主編為賀鴻鈞、董得理、余念。王丕祥早在延安時代就在文藝部門擔任領導，是一位具有很高政策水平和豐富文學工作經驗的老領導；賀鴻鈞即賀抒玉，李若冰的夫人，她早在50年代就是一位令人矚目的小說家；董得理先是畢業於延安大學，新中國成立後又入中央文學講習所深造，既通創作也懂理論，是一位在各方面都有著很高造詣的著名編輯家；余念即玉杲，是40年代就已成名的著名詩人。這三位副主編也都是「老延安」。小說組組長路萌，副組長高彬、路遙，編輯有張文彬、白描、李天芳等等。路萌、高彬也是延安時代的老人手，對文學具有很高的鑒賞水平，辦刊很有一套辦法。張文彬即著名女作家問彬，杜鵬程的夫人。路遙、李天芳等，在當時，他們的創作已如日中天，在全國有著很大影響。詩歌組組長曉雷、編輯聞頻，都是著名詩人。評論組組長陳賢仲，副組長王愚，編輯李星，哪一個都是重量級的評論家，陳賢仲後來調湖北少兒出版社任總編輯，王愚和李星後來分別任《小說評論》主編。難怪崔道怡要發如此感歎，這樣一個編輯陣容，可以稱得上是夢幻組合了。
1978年，路遙與林達結婚之後，編輯部向文創室辦公室負責人申請，為路遙爭取了一間小小的只有10平方米的宿舍，在小說組正對面北一排的磚房最東頭角落，比較陰暗潮濕。
這間小屋子，被路遙戲稱為「王李家圪」，可見是在犄角旮旯的位置。在路遙住進之前，陝西省作家協會第一任主席柯仲平曾經住過此間陋室。
冬天裡一個干冷的早晨，上午8點半了，編輯部的人都聚集在小說組，準備開每月一次的編前會，只有路遙還不見蹤影。9點鐘了，仍不見路遙出現。
王丕祥問，怎麼搞的？路遙這傢伙咋還不來？
有人說，肯定還沒有起床，這傢伙真能睡！
又有人為他辯解，路遙整夜寫東西，睡得晚，這時候肯定起不來床。
深知路遙生活習慣的董得理有些疑惑，不對吧，也該起床了。
王丕祥吩咐編輯部的袁銀波：快去把路遙叫起來！
袁銀波跑到路遙小屋門前，先是「咚咚咚」地敲門，不見回應，又高聲叫著路遙，仍沒有反應，袁銀波扒著窗口向裡張望，但是窗戶紙遮蔽得嚴嚴實實，什麼都看不見。袁銀波反身回到編輯部。
董得理一聽，臉色霎時一變，嘴裡說著：「只怕是出事了！」立即跑向路遙的小屋，大著嗓門高聲叫著路遙，可是裡面沒有一點動靜。董得理急了，喊道：快！快！撬門、砸玻璃！
幾個小伙子「乒乒乓乓」一通，砸爛了窗戶玻璃，從窗戶跳進屋裡，只見路遙正裹著棉襖，穿著襯褲，臉色蒼白，躺倒在門口地上，命若游絲。
原來，路遙開夜車時間太久，睡得很晚，也睡得很沉，取暖的蜂窩煤爐子煙囪堵塞也不知道，滿房子瀰漫了煤氣味兒。天快亮時，路遙感覺頭暈，想爬起來，卻渾身無力地跌落床下，費力爬到門口，既叫不出聲喊人，也站立不起來打開門。好在舊門板的縫隙漏風，才救下他一條性命。
將路遙抬到門外，為他穿好衣服用大衣裹著，要用三輪車送他去醫院，這時，籐椅上的路遙已醒轉過來，堅持不去醫院。
因為路遙的這次煤氣中毒，那天的編前會推遲到了下午。大家都受了一場驚嚇，連連說，路遙福大命大造化大。
1980年，路遙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在《當代》第3期發表之後不久，省作協家屬樓空出一套居室，路遙搬出了這間小屋，搬進了樓房的新居。
如今陝西省作協的四合院早已不存在了，路遙居住過的小屋，也無處可尋，高樓樹立在原來的小院之上，已經完全找不到以往的舊痕跡，歷史的一頁就這樣在地理意義上翻過去了嗎？
六年編輯和寫作的雙重實踐，使得路遙與陝西文藝創作研究室同行以及早就享譽中國文壇的著名作家柳青、胡采、杜鵬程、王汶石、李小巴等人，有機會接觸，甚至得到他們的直接關懷和指導，還有與資深編輯賀抒玉、董得理、張文彬、王愚、李星等交往交流，路遙對文學的理解無疑是潛移默化而且更加深入了，文學的視野更加開闊了，寫作能力也逐漸增強，自信心更足了。六年編輯經歷，成為他馳騁中國文壇的重要基礎和準備。有了這一段經歷，在基本憑實力和經歷積累的文壇生態中，路遙發展的地位和後來起步的平台顯然是大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