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冬天，大學即將放寒假時，《陝西文藝》編輯部主任董得理詢問路遙，願意不願意到編輯部來幫忙工作一段時間？路遙表示願意。
那時候，大學裡提倡「開門辦學」，學生經常到社會上搞各種活動，編輯部也講「開門辦刊物」——走出去，請進來，給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摻沙子」。編輯部利用這種風氣，對外以「工農兵摻沙子」的名義，將一些他們認為有培養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調到編輯部，一方面參與編輯工作，一方面培養提高他們的寫作水平，前後被抽調到《陝西文藝》編輯部的有：路遙、白描、葉延濱、葉詠梅、牛墾、徐岳、王曉新等。
當時，《陝西文藝》編輯部還在西安東木頭市的172號院裡。西安城裡像這樣的老院子很多：大門是老式的高門檻木門，開在街房的西側，院內有幾進土木結構的房屋，因為在原佈局的基礎上拆拆蓋蓋，院落裡已不那麼整齊了，有窗欞敞亮的高大正房，也有低矮簡易的青灰平房，這裡凸出來，那裡凹進去，通道七拐八拐，和普通居民的大雜院差不多。這是當時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的辦公地點。
東木頭市172號院裡，有個東跨院，青磚鋪地，老樹蔥鬱，一排坐南朝北的老式平房古色古香，新創立的《陝西文藝》，就被安置在這個小跨院裡。
說是新創立，實際上是原《延河》的班底，只是不能「復舊」，《延河》的名字不能再叫了。主編王丕祥，副主編賀鴻鈞、王繩武；編輯部主任董得理、楊維新；小說組組長路萌，副組長高彬；詩歌組組長楊進寶；評論組組長陳賢仲。那時我正在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就讀，是一個對文學事業充滿嚮往的青年業餘作者，先是因為投稿關係，幾次充滿敬仰的心情，來到過這個小院。（白描《小院》）
1974年冬天，同樣對文學事業充滿嚮往的青年業餘作者路遙，來到西安，來到東木頭市172號院，在《陝西文藝》編輯部的小說組協助做小說編輯。從這個時候開始，路遙有了接觸柳青、杜鵬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學前輩的機會，有幸得到他們直接的教誨，這些優秀作家的言傳身教，使得路遙的文學創作走向成熟。
在編輯部的日子裡，路遙每月獲得一定的生活補貼，除去吃飯便所剩無幾，嗜煙如命的他，只能抽一些劣質煙。節假日，編輯部的人，總是記著把路遙請到家裡來吃頓飯。
習慣接受貧困的路遙，並不把貧困作為生活的最大困擾，農家子弟的穿戴，衣服上補了一些補丁，吃飯簡單到只能滿足果腹，或是饑一頓飽一頓，這些與當時大多數人的狀態無二。但是，這個普普通通的陝北後生，雖然話不多，但是，時而說出的，便是一些令人沉思的文學創作話題或是對文化專制的思考。在他那標準的陝北後生的臉上，總是籠罩著同他年齡不相符的憂鬱和早熟。
他對稿件的鑒賞能力比有些正式編輯還要強。對一篇稿子的優缺點往往會一針見血地指出。期間，編輯部讓他去了漢中和陝北組稿。他根據自己在各地的見聞，寫了幾篇散文。從幾篇散文中，我發現他的觀察力很敏銳，在篇幅不大的文章中，能傳達出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某種氛圍，其中還不乏某種幽默感。（董得理《燦爛而短促的閃耀》）
那是一段對於路遙來說，十分難得的珍貴日子。不僅因為近距離與敬仰的文學前輩接觸，得到了文學氛圍的熏陶，還因為在那樣一個特殊歲月，看到和感受到文學前輩如何頂著種種風險和壓力，為文學的復興和陝西青年作家的成長傾灑心血與汗水，那也是見證文學在「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中從復甦到取得發展的一段重要歷史，見證在黑雲壓城的處境下前輩老師的正義、堅韌和智慧，目睹他們的奉獻、敬業和辛勞，熟知了他們的快樂、幸福和煩惱。
1975年春天，學校來函要路遙返校，參加畢業前的寫作實習。這段時間裡，路遙創作的散文《燈光閃閃》和《不凍的土地》分別在《陝西文藝》1975年第1期和1975年第5期上刊出。
當時學校安排的寫作實習有兩個方向：一路南下西安，去的學生比較多，由老師帶隊，在一家工廠實習；另一路北上榆林，到榆林報社做新聞寫作實習，從西安回到學校的路遙，選擇了北上。
與路遙一路北上榆林報社實習的是張子剛、高其國、王雙全、白鳳武、白正明和師剛共7個同學，沒有老師帶隊。榆林報社派了專人做具體指導，由同學分組採訪，寫出初稿後，7個人一起對採訪稿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交還給寫稿人修改，然後再送交報社的編輯去審閱。每次討論稿子，路遙的意見都很有建設性，畢竟是在《陝西文藝》做過實習編輯，對修改文章輕車熟路，實習期間同學寫的好多稿子是按照路遙的意見修改的。
實習期間，路遙一個人來到榆林北面200公里之外的成吉思汗陵，站在這位世界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陵墓前，對於這位蒙古帝國可汗——成吉思汗在13世紀在位期間多次發動對外征服戰爭，征服地域西達西亞、中歐的黑海海濱的傳奇壯舉，路遙欽佩不已。回到榆林後，路遙激動地對一同來實習的同學高其國說：今後，我要寫一篇小說——《成吉思汗》。
1975年秋天，李小巴、董得理等人到陝北的吳堡縣這個被樹立為「農業學大寨」先進縣去採訪。董得理給回到延安大學的路遙寫信，相約一同採訪吳堡縣。路遙回信說，剛好10月份延大中文系同學要到吳堡去採風，搜集民歌，到時候會在吳堡相見。
與同學去吳堡采風的路遙，再次見到了偉大的母親河——黃河。這條在中國歷史上，給人類文明帶來巨大的影響，是中華民族最主要的發源地之一的黃河，對於貧瘠的陝北更是無比重要。黃河，給予陝北人民的是滋潤，是養育，是塑造。陝北人的剛毅、堅定，還有豁達的胸襟，怎能說與偉大的黃河沒有直接的關係呢？
望著波濤起伏的黃河，路遙激動不已，禁不住高聲唱起了《黃河大合唱》中的《保衛黃河》：「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
這時，黃河邊有一長串縴夫走過來。縴夫們喊著號子，低著頭彎著腰，一步一步艱難而頑強地向前拉著纖繩。路遙顧不得挽起褲腳，立馬加入到縴夫的行列，將纖繩挎到肩上，也隨著縴夫的號子吼起來，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向前……
幾天後，在吳堡縣的川口大隊，李小巴、董得理和路遙三個人相遇，他們一同站在了川口的黃土山梁。
山梁緩緩向下，連接著一條古老的綿延了幾千里的河流的一段。站在河岸眺望寬闊的河床，河水浮於濁黃的泥沙之上，如流動的純黃色綢緞，光滑而有質感。沒有洶湧，沒有咆哮，沒有驚濤駭浪，就像一位看盡了世態炎涼、愛恨冷暖的老祖母，慈眉善目，安詳寧靜。
這就是黃河。這就是黃河中最溫柔的一段嗎？
水潤的氣息在乾燥的空氣裡迅速消失。岸邊，風蝕水殘中孤零零佇立著一座不知出現在何年的石頭建築。河水浸漫過的一條條痕跡，依岸逐層向上遞進，幾乎逼近了這座不知名的小小建築。有層次的浸漫水痕高達十多米——是曾經的飽滿激情和血脈賁張的印記哦！
黃河在川口拐了一個彎，由原來的南北流向變成東西流向，河的北面屬山西境地，黃河在這裡變得寬闊而平緩。川口自古就是個重要渡口。
1948年3月23日下午，在吳堡縣的川口渡口，有一支從米脂縣行軍而來的隊伍，分別登上了早已準備好的9條木船。黃河岸的山坡上和河灘地，站滿了送行的人群——那是陝北質樸的鄉親。
身強體壯、彪悍魁梧的船工們古銅色的臉頰在夕陽輝映下，閃亮著健康的光澤，濃黑的眉毛和長長的睫毛都在興奮地跳躍著。
船工們知道，從川口向對岸磧口的擺渡，雖然天天都在發生，但是，今天的擺渡卻是非同尋常。這些即將離開陝北，離開這邊的人，操著不同地方方言，他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那一身灰色的軍裝，難掩他們身上的不凡氣質。他們個個都身經百戰，智勇雙全，有著扭轉乾坤、改寫歷史的本事。
上船的人中，一個高大魁偉、相貌堂堂、有著領袖氣質的中年男人，伸出一雙大手和船工一一握手：「勞累你們了！」然後連連說著「謝謝」。
木船緩緩離開川口，向對岸的山西磧口駛去。那位領袖再次揮動兩隻大手，向依然站在岸上的人群道別。面對陝北大地，這位領袖真誠發出感慨：
「陝北是個好地方！」
這是怎樣的一聲感慨呢？窮山惡水的陝北，拯救的不僅僅是當年跋山涉水，來到這裡落腳的一支疲憊之師，不僅僅是建立在陝北土地上逐漸壯大的一個政權，一支軍隊，而是不久後宣告成立的一個新中國啊！
怎一個好字了得？
木船載著這些改變中國命運的人，離開了左岸，向著右岸駛去。新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也隨著木船一同離岸而去。
站在川口的渡口，眺望寬闊的黃河，李小巴、董得理和路遙聊起了當年的陝北「鬧紅」，聊起了路遙學校情況，然後他們建議路遙，將川口的歷史與現實結合，寫一篇散文。
離開川口，李小巴、董得理與路遙告別，回到吳堡縣城招待所，路遙和他們同學的采風團也回到縣上。董得理拿出從西安帶來的牛油炒麵款待大家，一人沖了一碗。董得理說，儘管是來「農業學大寨」的先進縣，來的時候，還是帶了點吃的東西。多少年來，一直生活在某些空洞的精神和崇高的號召之中，物質的東西總不那麼豐裕。
董得理這樣說，大家相對會意地笑笑。一邊喝炒麵，一邊閒談。
這時，路遙說，他的稿子寫成了，想讓李小巴和董得理看看。又說，他心裡沒有什麼把握，不知寫得行不行。
李小巴和董得理都很吃驚路遙的寫作速度，也趕緊閱讀起路遙的稿子。二人感覺，文章的基本框架還可以，但是感覺歷史的氛圍不夠充分。建議路遙在一些地方需要加強內容和筆力。第二天，路遙又將修改稿拿來，讓二位審閱，李小巴和董得理看後十分欣慰，不由得將路遙再次打量了好一會兒。
這個看上去有點笨拙的小伙子，悟性卻很高！他不僅善於理解意見，而且還把別人的意見很快化為自己的感覺，很自然地融匯到文章中去。
回到西安後，我和小巴同志分別寫了些段落，連同路遙寫的那部分，組合成一篇3萬多字的訪問記式的散文《吳堡行》在《延河》上發表了（《陝西文藝》1976年1期）。後來這篇散文被北京外文出版社譯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國文學》上登載了。（董得理《燦爛而短促的閃耀》）
這篇文章發表後，內部人一眼就能看出哪部分是路遙執筆的，許是與有名望的成熟的作家共同寫作激發的爭勝心，或是得益於這些作家的啟發和指點，路遙寫作的部分，氣勢獨特，想像力也很奇特，顯現了路遙不同尋常的文學才華。
1975年11月中旬，陝西文創室召開一個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會議已經開始好幾天了，當時在延安大學中文繫上學的路遙，沒有按時到會。那時，在許多青年作者的心目中，全省的文學作者隊伍中，數一數二的就是陳忠實和路遙。因此路遙的遲到，自然要引起人們的注意。後來，路遙終於來了。榆林作者朱合作便跑去看路遙。只見路遙站在樓道裡，身上穿著一件黃大衣。朱合作問路遙，為什麼沒有穿棉襖？路遙說，他沒棉襖。
那時候，像我們這種人，大都是只有棉襖，沒有大衣，可路遙卻是只有大衣沒棉襖，有一點特別。因此，多少年後，我都能回憶起那個穿著黃大衣，站在樓道裡的路遙來。（朱合作《我所親見的路遙》）
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令人難忘的一年。這一年，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件。新年伊始，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消息傳來時，有一個上級指示也隨之下達：不開追悼會、不許戴黑紗。
路遙將上級指示置若罔聞，身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路遙懷著對敬愛的周總理的深厚感情，冒著政治風險，組織全班30名同學，每人捐款5元，買來黑布做了黑紗。同學們佩戴了三天黑紗，以此表達對周恩來總理的無限懷念之情。
這一年的10月，「四人幫」被打倒，幾百萬群眾又一次擁向天安門廣場，歡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1976年是驚心動魄的一年，也是歷史大轉折的開始，中國人情感上在經歷大悲之後，又經歷一場大喜。回過頭來看，這一年彷彿是一場噩夢的尾聲，人們在十年的政治黑暗中，似乎看到了曙光。
1976年，對於個體的路遙來講，也是他短暫一生中重要的一年。
這一年的秋天，路遙將從延安大學畢業，面臨著職業的選擇。
按照當時陝西省教育部門的規定，延安大學畢業的學生，一律不向陝西的關中地區分配，只准分配到陝北各地縣。當時，延安大學有意留他任教，延安地區文創室也想將路遙留在他們那裡。
《延河》編輯部幾位負責人也十分看好路遙這棵好苗子，認為他在文學上定會有大發展。路遙自己的意願，當然是希望到省上的文學單位工作，以實現自己的鴻鵠之志。所以，《延河》決定，把路遙和當年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白描一同調到《延河》工作。
可是，難度非常大。
時任編輯部主任的董得理，陪同陝西文藝創作研究室的領導，多次到陝西省高教局做說服解釋工作，目的就是，力求將路遙和白描分配到《延河》工作。終於，他們求才若渴的心情，獲得了省高教局的理解，同意將路遙分配到《延河》編輯部。但是，由於陝西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必須做教學工作，分配白描來《延河》的請求，未能如願。
雖然省高教局已經同意將路遙分配到西安，但是，延安地區的幾個單位卻堅持要將路遙留下來不放。於是，《延河》主編王丕祥和副主編賀抒玉，又一同趕往延安去做說服工作。
王丕祥、賀抒玉找到延安地委宣傳部，找到延安地區教育局的負責人，又找到延安大學的領導。當時的一位領導幽默地說，哈，主編副主編都來了，看這陣勢，就是非要路遙不可了？
延安地委宣傳部、延安地區教育局和延安大學都十分重視《延河》的請求，經過協商，同意並支持將路遙分配到《延河》工作，就連當時想要路遙的延安地區文創室也被兩位主編的誠意感動，作出了讓步。只是有一個條件，當時的延安大學校長張遜斌提出，要等到全部應屆畢業生分配完畢，最後再分配路遙。這樣做，是為了不影響其他同學的情緒。
就這樣，經過多方努力，又等待了半個月之後，1976年9月，路遙正式成為《延河》編輯部小說組一名編輯。
在畢業生登記和鑒定表上，「自我思想總結」一欄，路遙這樣寫道：
三年來，自己對各項政治運動和教育革命的態度是積極的，通過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教育革命和開門辦學，進一步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使自己這個出身好，但少年時期受過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影響的人，又緊緊地投靠在了人民的懷抱，進一步明白了自己肩負著階級的重擔，力爭從思想上和行動上和舊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進行決裂，為共產主義大目標盡力作戰。在正確的思想認識指導下，自己專業學習的態度也基本上是端正的，也是刻苦的。三年收穫不少，但也深感不足，主要是對自己的主觀世界的改造還抓得不夠緊。有決心在今後的生活道路上進步。認真攻讀馬列、毛主席著作，不斷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做舊事物無情的掘墓人，做新事物勇敢的開拓者，跟著黨和毛主席，永遠革命，永遠前進。
這段連篇的套話總結，充分展示的是那個時代的話語特徵和社會狀態——高校教育是與政治生活緊密聯繫的。其中只有兩句話，彷彿可見路遙心理的真實——
做舊事物無情的掘墓人，做新事物勇敢的開拓者。
在「總支（或院）意見」一欄，延大中文系黨總支給路遙的鑒定語是：「生活較散漫。」
這也基本符合路遙三年大學生活的真實狀況。
路遙是在走進陝西省作家協會（當時的陝西文藝創作研究室），進入當時的《陝西文藝》做了小說編輯後，才開始了他一個人生的新時期。在這個時期，路遙的文學創作嶄新的一頁正式展開了。這一頁也和他從農村走向城市同步進行著。
路遙能走上文學道路，與他遇到的許多善良、公正、愛才的「伯樂」有著非常大的關係。這些伯樂可以形成一長串的名字：曹谷溪、聞頻、李小巴、申、申沛昌、董得理（即董墨）、賀抒玉、王丕祥等等，他們總是在路遙最關鍵的時候，站在路遙身邊，給予他最有力的幫助和扶持，並給予他最及時、最正確的引導。
在那個文學饑荒的年代，路遙在這些作家和編輯那裡，聽到了許多陌生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在文學創作方面，甚至在非文學領域，這些作家和資深編輯以他們的文學修養和豐富的知識，給予路遙無私的指教，不僅激活了路遙的文學細胞，也在潛移默化地滋養和豐厚著路遙的內心世界。
當然，路遙能走上文學道路，最根本的還是自己堅定不移地對文學的熱愛和執著，還有他超出常人的勤奮。
在當時的文學背景中，路遙創作的質量和數量都達到了一定的層次，有些作品初步顯露出了路遙渲染氛圍、展開衝突、營造宏大場面的能力。路遙這一階段的創作，亦可以有文學層次的劃分，但總體來看，無論從題材、利益等方面衡量，都顯得膚淺、單薄，烙印著公式化、口號化、概念化的痕跡，自然，它們標誌著路遙職業生涯前的一個重要歷程，但它並不意味路遙已經步入了藝術創作的境界。當時的路遙，確實無法掙脫當時創作思想的束縛，無法超越當時整體水準，時代的局限在路遙身上投下了沉重的陰影。（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